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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報國"：百年回首《大公報》
傅國涌
一、"矮人國"裏的"巨無霸"
1958年，毛澤東對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說，"張季鸞這些人辦報很有一些辦法。我們報紙有自己的傳統，要保持和發揚優良傳統，但別人的報紙，如解放前的《大公報》，也有他們的好經驗，我們一定要把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學過來。"
《大公報》有什麽"好經驗"？留下了一個什麽樣的傳統？1931年5月，胡適爲《大公報》一萬號紀念刊撰文說，大公報之成爲"中國最好的報紙"，"不過是因爲他在這幾年之中做到了兩項最低限度的報紙職務：第一是登載確實的消息，第二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一句話就準確抓住了《大公報》的命脉。
自1902年6月17日英斂之在天津租界創辦《大公報》，中經1926年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人聯手開創《大公報》新局面，提出"四不"方針，爲百年報業開闢出一條"新路徑"，到1941年5月獲得世界性的榮譽，《大公報》把中國民間報紙"文人論政"的傳統推向了峰巔，成爲"矮人國"裏的"巨無霸"（胡適語）、輿論界的"一根柱石"（範旭東語）。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獎狀中說：
"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于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于國內輿論者至巨。該報自于1902年創辦以來，始終能堅守自由進步之政策；在長期作報期間，始終能堅執其積極性新聞之傳統；雖曾遇經濟上之困難，機會上之不便以及外來之威脅，仍能增其威望。……保持其中國報紙中最受敬重最富啓迪意義及編輯最爲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异彩，迄無可以頡頑者。"
"中國報紙獲得國際榮譽獎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 張季鸞面對巨大的榮譽，發表了《本社同人的聲明》社評 ：
"中國報原則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以本報爲例，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于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在一個"大動蕩的時代"，《大公報》始終"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力圖"用輿論的力量糾正這個時代的錯誤、黑暗與罪惡"，不斷地"發表負責任的評論 "，這是王韜、梁啓超以來文人辦報的傳統，也是《大公報》的傳統，是新記《大公報》風靡亂世中國幾十年的關鍵，在整個百年言論史上還沒有另一家報紙曾經攀上這樣的高度。百年回首，我們依然爲此感到驕傲、激動、悲傷，甚至沮喪。
二、前無古人的"四不"
一百年前，英斂之初創《大公報》，以"開風氣，牖民智"的宗旨，標揭"大公"的旗幟，在腐朽、黑暗的皇朝末世以無黨無偏、直言敢諫而著稱。熊少豪在《五十來年北方報紙之事略》中指出"《大公報》創辦之始，宗旨純正，言論激切，一時聲譽雀起，惜鋒芒太露，致遭官府之忌，而惹政客之注意，卒爲某黨所收買，坐是營業日散，銷路日减。"但它"敢言"的精神長久地被人們所記誦。
"辦報非難，持久斯難，而百折不移卒能發揚光大者，斯尤難之難也。"在中國報業史上能歷經風雲變幻、幾度易主堅持下來幷發揚光大，影響了幾個時代的應首推《大公報》。1926年9月1日，《大公報》中斷了一年之後終于續刊，發表由張季鸞執筆的《本社同人之旨趣》（署名"新記公司大公報記者"），提出前無古人的"四不"方針：
"第一不黨。黨非可鄙之辭。各國皆有黨，亦皆有黨報。不黨雲者，特聲明本社對于中國各黨閥排戲，一切無聯帶關係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爲利于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于是矣。
第二不賣。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于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爲金錢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國人士，除同胞關係一點外，一切等于白紙，惟願賴社會公衆之同情，使之繼續成長發達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于報紙固有之職務外，幷無私圖。易言之，對于報紙幷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爲公衆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爲盲信；感情所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于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于盲。"
在風雨如晦、鶏鳴不已的年頭，在邵飄萍、林白水慘遭殺害之後不久，有了這樣的"四不"承諾，人們才有可能瞭解"確實的消息"，讀到"負責任的評論"，這是不幸之中的一幸，是一個多灾多難的民族呈現出的亮色。也正是因爲這樣，《大公報》才迅速從地方報紙"變成一個全國的輿論機關"（胡適）。自近代報紙産生以來，無論上海的《申報》、《時報》、《新聞報》，還是北京的《晨報》等都沒有像《大公報》那樣持久、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大公報》作爲同人經營的民間報紙，總經理兼副總編輯胡政之常說，他們是"文人論政"、"爲民請命"，言論始終是它的生命綫，從張季鸞到王芸生，兩代執筆政的都是具有獨立品格的知識分子，它的言論之所以享譽海內外是因爲：
"一是'公'，指動機無私，評述問題竭力將'我'撇開，盡到客觀的探討。二是'誠'，指誠意，盡研究之功，諳利害得失之數，而發誠心爲國的言論。三是勇，指勇于發表，包含'不畏强權'與'不媚時尚'兩義。重視對政治的言責，與對社會扶助匡道的責任。"
《大公報》的作爲，實際上就是中國報紙要成爲"第四種權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嘗試。今天我們重讀那些激動過一個時代的評論，仍然會被他們的無私、誠意和勇氣所感染，在他們看來這是"現代報紙應盡之職務"，體現了他們"服務社會"的志趣，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深懷文章報國之志"，而沒有個人私利的追求，張季鸞《無我與無私》一文說得很清楚 "根本上說，報紙是公衆的，不是'我'的。譬如發表一主張，當然是爲主張而主張，不要夾雜上自己的名譽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惡愛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張。"他不僅身體力行而且直接影響了後來的大公報人，而今《季鸞文存》、《芸生文存》早已成爲傳世的經典。
三、從張季鸞到王芸生
張季鸞的三"駡"，他對屠殺青年的抗議，對國民黨"以党治國"的明確反對這些就不必說了。"九•一八" 之後，他發表《望軍政各方大覺悟》社評疾言厲色——"國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過去現在政治上負責之人，雖自責亦無法謝國人！"1932年5月 5日，國民黨當局被迫與日本簽定上海停戰協定，兩天后《大公報》發表的《願國民清夜自問》社評直接指出"皆上層社會之罪"，"今執政之人，固昔年從事革命者，其能凜然反省，與民衆共同奮鬥，幸也。不然，惟有望大多數民衆之自爲。……真正救國大業，最後必由民衆自己完成之。至于現在社會優越地位之人，不從速努力，必盡遭淘汰無疑耳。"
1944年以後王芸生開始在重慶《大公報》嚴厲批評時政，12月4日即日寇占領獨山前一天，他發表社評强烈批評國民黨政府，反對"以空間換時間"，主張徹底革新政治，一、"凡國人皆曰可去的人儘量去之……容納黨外人參加國務及政策……"；二、"在民主統一團結抗戰的大原則上宣布黨派問題解决了"；三、"宣布與熱誠助我的盟邦更進一步合作"。同時呼籲蔣介石親自到貴陽督戰。在12月22日的社評《晁錯與馬謖》中，他提出"除權相"、"戮敗將"的主張，矛頭直指孔祥熙、何應欽。
二十多年間，《大公報》從來沒有放弃輿論監督的自覺，保持了"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即使是1935年12月起天津《大公報》發表青年范長江轟動一時的旅行通訊"中國的西北角"，女記者彭子岡爲桂林《大公報》寫的通訊"重慶百箋"，都生動地披露了社會黑暗、官場黑幕等。早在1930年4月11日、6月6日和1931年3月12日，《大公報》就客觀報道了紅軍的消息，幷配發短評贊美紅軍紀律嚴明。1945年9月2日，《大公報》記者采訪米蘇裏號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的報道也與其他報紙不一樣。儀式結束，雖然籠罩在勝利的狂熱氣氛之中，國民黨政府軍令部長徐永昌却"語氣沉重"、感慨地對記者說，"今天無論是投降的日本還是受降的各國，都應該懺悔。"
1945年11月22日，復刊不久的上海《大公報》如實報道了李健吾、金仲華、周建人、徐伯昕、馬叙倫、唐弢、許廣平、傅雷等知識分子簽署的文化界宣言，要求即日廢止新聞檢查制度，禁止一切非法沒收取締書刊行爲，恢復言論出版的完全自由。1948年7月8日，國民黨悍然查封有二十年歷史的民間報紙南京《新民報》，10日，上海《大公報》發表了王芸生執筆的《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社評。隨後又發表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靜等24位新聞界、文化界、法學界人士 的《反對政府違憲摧殘新聞自由，幷爲南京新民報被停刊抗議》。在整個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大動蕩中，《大公報》對那些侵犯人權、魚肉人民的惡劣行徑，幾乎都進行了報道，幷公開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如《莫失盡人心》和《爲江浙人民呼籲》等評論）。
四、"獨立的人格"與"獨立的發言權"
這樣的言論、報道决定了不僅常常會得罪權貴、朝廷，而且也遭到過共産黨的猛烈批判。
1930年，《大公報》因爲客觀報道中原大戰，不見容于南、北軍閥，在蔣介石的南方被扣（因爲4月7日曾全文刊出馮、閻系將領鹿鐘麟領銜勸蔣介石下野的通電，其中有"論者謂善言爲先生說完，惡行爲先生作盡"之句），在閻錫山控制的平津受到"警告"。《大公報》爲此在4月24日公開發表啓事，公布"警告"內容，幷聲明："本報絕不變其獨立公正之立場，决無受任何方面賄賂津貼之情事。地方政令雖願遵守，至于官廳諒解于否，只有聽其自然。"第二天又發表社評《訴之公衆》，再次强調"不賣"的主旨，一時名聲大震，不到半年，發行量就由3萬上升到5萬。
1935年12月3日，張季鸞發表社評《勿自促國家之分裂》，對宋哲元進行了毫不客氣的批評，激怒了這位手握大權的平津頭號人物，遭到停郵處分。南京、上海報界紛紛發表評論聲援，到12月12日才解除。
1943年2月，王芸生發表催人泪下的《看重慶，念中原》社評，蔣介石勃然大怒，下令《大公報》停刊三日。
1946年6月23日，"下關慘案"中《大公報》記者高集遭毆打受傷。
1947年，《大公報》重慶版8名記者及家屬、上海版記者唐振常、駐廣州特派記者陳凡先後被捕。
這是《大公報》堅持"文人論政"，報道"確實的消息"，發表"負責任的評論"的必然結局，最後連王芸生也因發表同情學生運動的社評，1947年12月30日的國民黨《中央日報》社論對他破口大駡。1948年7月，連續發表《在野黨的特權》、《王芸生之第三查》等社論駡王芸生是"新華社的應聲蟲"。
桂林《大公報》向貪污宣戰，當局幾次來報館抓人，徐鑄成說文章是他寫的，如果要抓就抓他。
李純青發表一篇言論激烈的文章，國民黨當局要追究責任，胡政之說："他是我們的人，文章在我們報紙上刊載，一概由我負責。"事後一句話也沒告訴本人。
這就是《大公報》坦然直面權勢的表現。
《大公報》長期堅持國家中心論，在外敵入侵、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它的選擇已永遠載入民族抗戰的史册。從1931年，天津《大公報》作出"明耻教戰"的决策，長篇連載王芸生編著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到1937年12月14日，上海淪爲"孤島"，《大公報》拒絕送檢，斷然停刊，同時發表擲地有聲的兩篇評論《暫別上海讀者》、《不投降論》："我們是中國人，辦的是中國報，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從張季鸞在武漢《大公報》發表的一系列震撼人心、影響至深的社評，到1941年12月13日香港淪陷前夕，《大公報》與讀者悲壯告別，以"留取丹心照汗青"相許。胡政之甚至說，我們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報國仇。
王芸生說過，"我作爲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駡。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大公報》對國共重慶談判雖然充滿希望，王芸生寫過《毛澤東先生來了》等熱情洋溢的社評，稱之爲"大團圓"、"大喜事"，但談判結果一公布，其態度就變得非常冷靜——"檢讀一過，思緒起落，雖百感交集，却一時難以言說，是滿意或失望，只覺得有極大的希望，而不必輕下斷語。"1945年10月25日，他發表《爲交通著急》，11月20日，又發表《質中共》社評。第二天，《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與大公報論國是》，予以嚴厲駁斥。1946年4月16日，《大公報》發表《可耻的長春之戰》，以第三者的立場批評共産黨，《新華日報》則針鋒相對發表了《可耻的大公報社論》。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在國民黨嚴酷的新聞檢查制度下，《大公報》的版面上長期堅持"不用'共匪'、'匪軍'字樣，只用'共黨''共軍'，它承認共産黨是國民黨的反對黨，而不是'土匪'。"比如派曹谷冰到蘇聯采訪，派范長江去西北采訪都是當年罕見的舉措。
作爲具有全國影響的大報，無論是堅持批評當局，還是批評革命黨的立場，甚至在國民黨敗局已定的1948年仍重申"自由主義者的信念"，提出"第三條道路 "。這些完全都是它獨立的選擇。既是大公報人又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李純青回憶，"第一，不論新聞采訪或評論，我不知道有一事一字來自大公報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縱，所有一切宣傳，幾乎全是大公報工作人員主動創作、獨立思考的。我問大公報舊同事，皆如此說。"吳鼎昌離開大公報後"便不再過問大公報的方針及人事經營"。"第二、大公報內沒有一個國民黨組織，幷且絕不允許國民黨員在報社內部活動。……錄用新人必須無黨無派。……大公報稱爲無黨無派的報紙幷不是僞裝，不但言論獨立，組織也名副其實。大公報內雖有地下共産黨員，也沒有組織。"
1943年胡政之公布的《大公報》社訓雖然只有"不私"、"不盲"兩條，但幷不表示他放弃了"不黨"、"不賣"的追求，他們一貫不接受政治津貼，保持經濟獨立，"文章報國"是他們始終如一的理想。就算胡政之最爲人垢病的兩個"污點"，——官方牌價購買20萬美圓外匯、被逼去國民大會簽到也無法遮掩《大公報》"文人論政"的熠熠光芒。
五、"星期論文"的創舉
作爲《大公報》重要言論特色的還有由社外學者執筆的"星期論文"，有人說它與社評、新聞通訊、新聞標題共同構成了《大公報》的"四大特色"，這是《大公報》所獨創，1934年1月1日，《大公報》登出《本報特別啓事》，每星期天請社外名家擔任撰述。張季鸞提出這個設想，一是减輕寫社評的負擔，二是加强與文化教育界的聯繫。從那一天起直到1949年5月，15年間即使炮火連天，敵機轟炸之下也沒有間斷過，共計發表了750篇，作者多達200多人。
最初擔任撰述只有丁文江、胡適、翁文灝、陳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楊振聲、蔣廷黻等8人。此後，任鴻隽、張奚若、吳景超、梁實秋、馬君武、何廉、吳其昌、 陳衡哲、竺可楨、太虛、範旭東、蔣百里、邵力子、穆藕初、孫科、陳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費孝通、蔡尚思等不斷加入。以大學教授及各界名流爲主，還包括個別軍政顯要，左中右各色人等兼收幷蓄（這一點和《大公報》編輯、記者的情况相似，以無黨派的自由知識分子爲主，同時兼容幷包，不少左派記者都在《大公報》成名）。第一篇是胡適當年1月7日發表的《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張奚若、胡適等就獨裁與民主問題進行論戰，其中有些文章也作爲"星期論文"出現。
1944年10月8日，《大公報》發表拉斯基的《對于中國勝利展望的一些感想》，從這一天開始向來請本國學者執筆的"星期論文"將"公開于世界學者"。接著，發表了四位英國學者的論文，還翻譯了一位日本人的論文。這是《大公報》準備"走向世界輿論舞臺的嘗試"。
值得一提的還有知識分子群體聯名發表的文章，1942年5月17日，伍啓元、李樹青、沈來秋、林良桐、張德昌、費孝通、楊西孟、鮑覺民、戴世光……這些來自西南聯大的經濟學和社會學教授聯名發表了《我們對當前物價問題的意見》；1944年5月16日，楊西孟、戴世光、李樹青、鮑覺民、伍啓元等聯署發表《我們對于物價問題的再度呼籲》（未作"星期論文"刊出）；1945年5月20日，"星期論文"再度發表戴世光、鮑覺民、費孝通、伍啓元、楊西孟聯名的《現階段的物價及經濟問題》，提出"消除'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勢"；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任鴻隽、王雲五、宗白華、儲安平、吳世昌、陳銘德、趙超構等20人發表《我們對于雅爾塔秘密協定的抗議》；1946年1月6日，沙學俊、初大告、任美鍔、唐崇禮、幹鋒、呂複、蔣孟引、朱伯康、吳斐丹、程式等十位無黨派教授聯名發表《論今日國是》，提出九點政治主張，要求"國民黨還政（包括軍權）于民"，"共産黨還軍（包括治權）于國"，"實行民主政治和國家統一 "，"實現和平，開始建國"。這些言論矛頭直指權勢集團，就政治、經濟、外交等重大問題表達了他們獨立的看法，幷不一定代表《大公報》的立場，却是《大公報》文人辦報的理想所在，報紙以言論爲重，總編輯主要就是抓言論，自己也筆耕不輟，張季鸞彌留之際還不斷與王芸生討論評論的寫作。
胡政之在1936年說過，"報館比學院更瞭解社會，接觸實際，超然公正，洞察全局。這樣才能把報紙辦成社會嚮導、輿論權威。""我們向來主張學術自由，在政治允許範圍之內，各種學派都可百家幷存，各抒己見，相互探討；爲了民族復興，求同存异。我們的社評和《星期論文》，就是這樣，幷不都順從當局的意圖。正由于我們不是政府機關，不食祿領俸，客觀公正，可以發揮自由思想。"
這番話不僅是胡政之個人的觀點，也是《大公報》始終堅守的信念，——客觀公正，超然獨立，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百家幷存，各抒己見，等。實際上就是追求言論、新聞自由，以實現他們"文章報國之志"。
1935年吳鼎昌入閣做官，公開辭去《大公報》社長一職，離開《大公報》。1941年9月6張季鸞在重慶辭世。整個抗戰期間，即使在極爲惡劣的戰爭環境下《大公報》還到處開花，先後在武漢、重慶、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發行量最高達6萬多份，重慶版的發行量9萬多份。抗戰勝利後，《大公報》最盛期同時在上海、重慶、天津、香港四地出版，發行量達20萬份，這個數字今天看來也許不算什麽，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却差不多是中國報紙所達到的最高記錄。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黯然謝世。作爲《大公報》第二代執筆政者，王芸生1948年11月初悄悄離開上海。1949年2月，天津《大公報》改名《進步日報》，6月17日，上海《大公報》發表《新生宣言》，標志著新記《大公報》時代的正式結束。1957年在《光明日報》的儲安平、《文匯報》的徐鑄成都成爲右派之後，王芸生僅僅因爲毛澤東一言才逃過一劫，1980年 5月30日他在北京病逝。
衆所周知，《大公報》的成功離不開胡政之的經營、張季鸞與王芸生的文章，還有吳鼎昌的資本，但正如老大公報人郭根所說"這固然是成功的因素，但幷非全部。 我覺得《大公報》的成功，大部在于中層幹部的健全。以全國報館來說，沒有一家擁有像《大公報》那樣素質高的中堅分子，無論是內勤與外勤。"在名垂報業史的人物中我們看到了無數大公報人的身影，不管他們最後走上了什麽路，却都作出了各自獨特的貢獻——徐鑄成、張琴南、范長江、孟秋江、曹谷冰、金誠夫、李子寬、徐盈、彭子岡、肖乾、楊剛、王文彬、張高峰……這是一串長長的名單。今天或者明天，我們都不該忘記他們。
時光流逝，這些曾以"文章報國"的大公報人如今大都已離開人世（其中不少人是以自殺方式結束自己寶貴生命的，如楊剛、范長江、孟秋江等），《大公報》也早已只剩下香港一家。在遙遠的南國繁華喧囂之中，回望百年，透過整整一個世紀的塵埃，英斂之時代、張季鸞和胡政之他們的時代都已定格在發黃的歷史畫卷中，但誰也無法抹去這些先人的足迹，無論是悲是喜，是歌是泣，都讓後人神往不已。
2002年5月杭州
（收入 傅國涌《文人的底氣》，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
1947年：傅斯年和中國言論界（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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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傅斯年和中國言論界
傅國涌
"歐美報紙，常常一篇社評可以影響一個內閣或一個部長的去留，中國的言論界則很少有這種力量。這當然非謂言論界本身的不努力，實際上這是中國的社會情形與歐美各國不同的結果。然而我們總希望中國的言論界，能够一天一天發揮更大的威力。我認爲言論自由是要言論界自己去爭的，决不能期望政府來給言論界以'言論自由'。言論界爭取'言論自由'，自然要聯合起來爭，全體起來爭，但是在這爭取'言論自由'的過程中，也得要有幾個硬骨頭的人物來領導一下。但是這種領導言論的責任，也不是隨便什麽人可以負得起來的，還要看這個人的學問識見及聲望地位如何。譬如抨擊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這樣一個普通讀者寫的，恐怕未必能引起這樣大的注意，甚至《大公報》或貴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個普通的新聞記者寫了像傅先生那樣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許多困難了。我認爲傅先生發表了這樣幾篇文章，言論界的風氣很可爲之一變。假如中國能够有十個'傅孟真'，挺著胸脯說硬話，則中國的言論界也不至于像過去那樣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風氣也不至于像過去那樣太不像樣。我們實在希望中國言論界能多幾個'傅孟真'，能這樣，風氣自然可以慢慢的改變過來。"[1]
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許金鏗"的上海讀者寫給《觀察》周刊編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爲題發表在3月8日的《觀察》第二卷第二期"讀者投書"欄。55年後，我讀了還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過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紀評論》周刊第七期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炮轟行政院長宋子文，開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幷不由于革命的勢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潰！"[2]直言國民黨政治上的失敗。宋子文初上臺時，他曾寄予希望，還在《大公報》發表評論說過宋的好話，以爲他和孔祥熙不一樣。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來了，傅斯年無法容忍孔宋這些"侵蝕國家的勢力"，他不願看到政府的垮臺，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須說出真話。他從宋子文的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中國文化修養和態度等五個方面進行批判，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就要跨了。"[3]
一個學者如此直截了當地抨擊政府首腦，在中國是罕見的，一文既出，"各地報章紛紛轉載，舉國注目"。據那天的胡適日記，成舍我主辦的《世界日報》當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這樣聳動視聽的標題。
《世紀評論》是擔任過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經濟學家何廉1947年1月籌款創辦的，由留美政治學博士張純明主編，撰稿人包括蕭公權、吳景超、潘光旦、蔣廷黻、翁文灝等，他們批評時政，倡導民主，言論大膽，很快得到社會公認。何廉回憶："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贊揚《世紀評論》的一封信，……我回信約他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訴我說，他要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按原文發表，不能有一字改動，我立刻表示同意。過了兩天，他把稿子交給總編輯張純明。"《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發表，"不到半天時間，這一期《世紀評論》在上海市面上就見不到了。這幷不是說《世紀評論》的發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從報販手裏全部收買去了。我立刻到《大公報》館找到經理胡霖，把我自己手裏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紀評論》給他看。我告訴他說這一期在市面上誰也買不到了，問他能否在《大公報》上發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這篇文章在《大公報》上發表了"。[4]將刊載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買一空"，《觀察》稱之爲"頗有'寓買于禁'的味道"。
一星期後，傅斯年在《世紀評論》第八期發表《宋子文的失敗》一文，直言："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去，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孔、宋）二人雖不睦，但禍國的事，却也'蕭規曹隨'。"他列舉事實指出孔、宋代表的權貴勢力"斷送中國的經濟命脉"，"簡直把中國葬送在十八層地獄下了"。說到工商貸款，他痛心地說："今天的工貸都成了商貸，而且都成了投機貸。……惟有權門、霸戶、豪勢、或與這些人有關係的，才能得到貸款。""孔宋二氏這樣一貫的做法，簡直是徹底毀壞中國經濟，徹底掃蕩中國工業，徹底使人失業，徹底使全國財富集于私門，流于國外！"
儲安平在2月16日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先生在參政會慷慨陳辭，主張清查宋、孔産業，舉國共鳴。國事如此，憂心如焚，頃聞先生將爲《世紀評論》連寫兩文，促宋下臺，讜論一出，行見全國響應。不知先生擬寫之兩文中，能否分賜一篇惠交敝刊？"[5]3月1日，傅斯年在《觀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發表第三篇檄文《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從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權門資本出發，條分縷析，將當時中國的狀况講得清清楚楚。他不是經濟學家，不過是直言無諱，說出了很多經濟學家不敢說的真相。這樣的文章今天不大讀得到了，我就不怕累贅，多抄幾段：
他指出包括鐵路、銀行、航運等在內的國家資本被"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自然不以孔宋爲限），豪門把持著，于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凍僵著，腐敗著。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循環不已，照道理說，國家必糟"。
關于官僚資本，他一針見血地說："于是乎小官僚資本托庇于大官僚資本，大官僚資本托庇于權門資本。小官僚大官僚資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則由于鼠竊狗偷。無論如何是必須依靠大勢力的，尤其是豪門資本。"
權門資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國家資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護（因保護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資本。爲所欲爲，愈受愈大。用著一批又一批的'機器'（這'機器'在宋氏門下很多是些美國留學生，自以爲瞭解所謂Sound Business的，極膚淺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戰前廣東銀行經理，已經槍斃了的），家奴……"
"今天的官僚資本當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之外，有些在滋長中。兩家的作風幷不盡同。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家是票號'世家'，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爲之處。……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我說到這裏，我想，他該告我誹謗罪了，我却有事實證明。……所以他如以我爲侮辱，必須告我于法院，我很願對簿公庭。"
"宋氏的作風又是一樣。……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爲兩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從電廠到煤礦，說是"國營"，實爲"宋營"。"由准許私人投股之國營，一下而入于中國銀行，又由中國銀行而姓了宋，這中間，也許有他的'合法'手續，凡創朝代都是合法的。""古人說'化家爲國'，現在是'化國爲家'。"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還有人說，孔比他好，這真是全無心肝之論，孔幾乎把抗戰弄跨，每次盟邦幫助，他總有妙用，幷且成了他的續命湯。"
"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在位者要負責任的。……"
"……總而言之，借用二家財産，遠比黃金攏回法幣多，可以平衡今年預算。……所以要徵用，最客氣的辦法是徵用十五年，……這辦法自須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壓倒多數（如非一致）通過。"
他最後說："這篇文字全由我負責，與編輯無涉，另有在《世紀評論》兩文（一卷七期、八期）可與此文參看。"
同一期《觀察》的"觀察文摘"欄即摘載了他在《世紀評論》首發的另兩文。儲安平在《編輯後記》中說："傅孟真先生一連寫了三篇抨擊孔宋豪門資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在1947年的中國，這不是傅斯年一個人孤立的聲音，經濟學家馬寅初等硬骨頭的知識分子也一直在大聲疾呼，抨擊豪門資本，陳雲閣主持的重慶《世界日報》就發出過同樣的聲音，2月16日（即《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首發的第二天）刊出社評《罷免宋子文！》，和傅斯年的文章异曲同工，直接發出了罷免政府首腦的呼號——"總之從政治責任講，宋氏自任行政院以來，對大大小小的問題，不是無政策便是亂幹蠻幹，以致措施乖方、貽害無窮。當前的金融風潮既已經威脅到整個國計民生，追究責任，宋氏萬難脫逃。從政治綱紀講，一國的行政院長，在客觀事實上如已表現出憑藉權勢以操縱市場，擾亂金融，壟斷工商，吞食國計的違法敗紀行徑，則除罷免其官職外，自可沒收其財産，懲治其罪尤。我們本此正義的認識，敢代表全國最大多數善良人民，籲請政府最高當局，當機立斷，迅采立法院與參政會的主張，立即罷免宋子文以謝國人。"[6]
順便說一句，直到1948年1月15日，重慶《世界日報》還發表社評——"清算豪門的時候到了！"正是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說出了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心聲，從而成爲感動了一個時代的文字。
宋子文是一個怪物。作爲顯赫的宋氏家族的長子，他在哈佛大學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惟獨對權力和財富 的貪婪是中國式的。傅斯年說："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踪影的。"《何廉回憶錄》中提到，1945年冬天，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兼最高經濟建設委員會主席，蔣介石要他將戰後五年經濟建設綱要送交宋一份，"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宋子文看過這份綱要後竟然說：'但這是用中文寫的。'他問我有沒有英譯本，我說沒有，他要我爲他譯一份英文本"[7]。1947年3月1日，宋子文在黃金風潮中被迫辭職下臺，離《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發表不過半個月。儘管他的下臺無損于豪門資本的毫末，他繼續做他的"化國爲私"的"宋營"事業。
莫道書生空議論，當年3月8日的《觀察》通訊《宋子文下臺前夕的南京》曾對"傅斯年在參政會和各刊物上抨擊孔宋的怒吼"大爲贊許。親歷過那個時代的何廉也說過，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辭職"是有很大關係的"。自早年求學北大時創辦《新潮》、領導五四學生運動以來，傅斯年即享有盛名。他不是政治家，也無意追逐權位，雖然幷不是沒有機會入閣，但他始終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才能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他曾寫信給亦師亦友的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8]
好一個"永遠在野"，這是一個新型知識分子的自覺選擇。他所夢想的不再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不再是爲"帝者師"，他尋求的不是權力，而是監督和制約權力，做社會的良知。誠如當年那位讀者寫給《觀察》編者的信中所言，一個傅斯年站出來也許沒有什麽，倘若有無數個傅斯年挺身而 出，就會形成一個獨立的、有力量的言論界，使權勢集團懂得有所忌憚。
正是有了這樣的信念，難怪終其一生他只願擔任國民參政員、立法委員，議政而不從政。他知道，知識分子一旦離開現代的大學、報館、出版和研究機構這些新型的職業位置，將會一錢不值，成爲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對象。他是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20世紀的"士"，是五四一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一。透過幾千年歷史的迷霧，他發現"以暴易暴，沒有絲毫長進"，所以堅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學生領袖而學者、而大學校長，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選擇，而是五四一代優秀分子的群體選擇。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後來都沐浴過歐風美雨，飽受西方文明的滋潤，同時對自己苦難的民族懷有深厚的感情。雖然他們大部分走的是學術之路，但他們幷不是枯守書齋之內、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迂腐學者，而是有著堅定的道德理想擔當，有著知識分子天然的社會責任感。在五四以後的30年間，在大時代起伏不定的波濤中，我們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聽到他們的聲音。
在1947年的言論界，傅斯年無疑是個執牛耳的人物，但如果不是何廉、張純明他們的《世紀評論》周刊不改動一字刊登他的宏文，如果不是胡政之的《大公報》無所顧忌地發表他的文章，如果沒有儲安平的《觀察》周刊一口氣刊載他的三篇文章，傅斯年的言論再大膽也只能胎死腹中，根本不可能影響社會。此外，如1947年2月27日發表馬寅初《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的《文匯報》，如重慶《世界日報》等，正是他們共同構成了1947年中國的言論界，他們是那個黑暗歲月中的一道道閃電，他們書寫了民族言論史上一個有聲有色的章節。時光流逝，我們愈加懷念那些知識分子和民間報刊，懷念那個早已消失了的言論界。
【注釋】
◎[1]以下引文未標明出處的均引自《觀察》第二卷影印本，長沙，岳麓書社，1999。
◎[2][3][8]《傅斯年選集》， 334、339、21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4][7] 朱佑慈、楊大寧、胡隆昶：《何廉回憶錄》，276、251頁，王文鈞、俞振基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5]《儲安平文集》，下册，329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6]陳雲閣《重慶世界日報記實》, 轉引自《新聞研究資料》（總第9輯），78頁，新華出版社，1981。
（原載傅國涌《追尋失去的傳統》，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
1947年：傅斯年和中國言論界
傅國涌
"歐美報紙，常常一篇社評可以影響一個內閣或一個部長的去留，中國的言論界則很少有這種力量。這當然非謂言論界本身的不努力，實際上這是中國的社會情形與歐美各國不同的結果。然而我們總希望中國的言論界，能够一天一天發揮更大的威力。我認爲言論自由是要言論界自己去爭的，决不能期望政府來給言論界以'言論自由'。言論界爭取'言論自由'，自然要聯合起來爭，全體起來爭，但是在這爭取'言論自由'的過程中，也得要有幾個硬骨頭的人物來領導一下。但是這種領導言論的責任，也不是隨便什麽人可以負得起來的，還要看這個人的學問識見及聲望地位如何。譬如抨擊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這樣一個普通讀者寫的，恐怕未必能引起這樣大的注意，甚至《大公報》或貴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個普通的新聞記者寫了像傅先生那樣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許多困難了。我認爲傅先生發表了這樣幾篇文章，言論界的風氣很可爲之一變。假如中國能够有十個'傅孟真'，挺著胸脯說硬話，則中國的言論界也不至于像過去那樣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風氣也不至于像過去那樣太不像樣。我們實在希望中國言論界能多幾個'傅孟真'，能這樣，風氣自然可以慢慢的改變過來。"[1]
這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許金鏗"的上海讀者寫給《觀察》周刊編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爲題發表在3月8日的《觀察》第二卷第二期"讀者投書"欄。55年後，我讀了還是感慨不已。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依然是春寒料峭，已過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字孟真）在《世紀評論》周刊第七期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炮轟行政院長宋子文，開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幷不由于革命的勢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潰！"[2]直言國民黨政治上的失敗。宋子文初上臺時，他曾寄予希望，還在《大公報》發表評論說過宋的好話，以爲他和孔祥熙不一樣。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來了，傅斯年無法容忍孔宋這些"侵蝕國家的勢力"，他不願看到政府的垮臺，以免玉石俱焚，所以必須說出真話。他從宋子文的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中國文化修養和態度等五個方面進行批判，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就要跨了。"[3]
一個學者如此直截了當地抨擊政府首腦，在中國是罕見的，一文既出，"各地報章紛紛轉載，舉國注目"。據那天的胡適日記，成舍我主辦的《世界日報》當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這樣聳動視聽的標題。
《世紀評論》是擔任過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經濟學家何廉1947年1月籌款創辦的，由留美政治學博士張純明主編，撰稿人包括蕭公權、吳景超、潘光旦、蔣廷黻、翁文灝等，他們批評時政，倡導民主，言論大膽，很快得到社會公認。何廉回憶："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贊揚《世紀評論》的一封信，……我回信約他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訴我說，他要給《世紀評論》寫稿子，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按原文發表，不能有一字改動，我立刻表示同意。過了兩天，他把稿子交給總編輯張純明。"《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發表，"不到半天時間，這一期《世紀評論》在上海市面上就見不到了。這幷不是說《世紀評論》的發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從報販手裏全部收買去了。我立刻到《大公報》館找到經理胡霖，把我自己手裏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紀評論》給他看。我告訴他說這一期在市面上誰也買不到了，問他能否在《大公報》上發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這篇文章在《大公報》上發表了"。[4]將刊載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買一空"，《觀察》稱之爲"頗有'寓買于禁'的味道"。
一星期後，傅斯年在《世紀評論》第八期發表《宋子文的失敗》一文，直言："自抗戰以後，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去，套購外[匯]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孔、宋）二人雖不睦，但禍國的事，却也'蕭規曹隨'。"他列舉事實指出孔、宋代表的權貴勢力"斷送中國的經濟命脉"，"簡直把中國葬送在十八層地獄下了"。說到工商貸款，他痛心地說："今天的工貸都成了商貸，而且都成了投機貸。……惟有權門、霸戶、豪勢、或與這些人有關係的，才能得到貸款。""孔宋二氏這樣一貫的做法，簡直是徹底毀壞中國經濟，徹底掃蕩中國工業，徹底使人失業，徹底使全國財富集于私門，流于國外！"
儲安平在2月16日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先生在參政會慷慨陳辭，主張清查宋、孔産業，舉國共鳴。國事如此，憂心如焚，頃聞先生將爲《世紀評論》連寫兩文，促宋下臺，讜論一出，行見全國響應。不知先生擬寫之兩文中，能否分賜一篇惠交敝刊？"[5]3月1日，傅斯年在《觀察》周刊（第二卷第一期）發表第三篇檄文《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從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權門資本出發，條分縷析，將當時中國的狀况講得清清楚楚。他不是經濟學家，不過是直言無諱，說出了很多經濟學家不敢說的真相。這樣的文章今天不大讀得到了，我就不怕累贅，多抄幾段：
他指出包括鐵路、銀行、航運等在內的國家資本被"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自然不以孔宋爲限），豪門把持著，于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凍僵著，腐敗著。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循環不已，照道理說，國家必糟"。
關于官僚資本，他一針見血地說："于是乎小官僚資本托庇于大官僚資本，大官僚資本托庇于權門資本。小官僚大官僚資本有些是以'合法'方法聚集的，有些則由于鼠竊狗偷。無論如何是必須依靠大勢力的，尤其是豪門資本。"
權門資本"一方面可以吸收、利用、支配國家資本，一方面可以吸取、保護（因保護而受益）次于他的官僚資本。爲所欲爲，愈受愈大。用著一批又一批的'機器'（這'機器'在宋氏門下很多是些美國留學生，自以爲瞭解所謂Sound Business的，極膚淺的人）爪牙，人狗（例如戰前廣東銀行經理，已經槍斃了的），家奴……"
"今天的官僚資本當然推孔宋二家，二家之外，有些在滋長中。兩家的作風幷不盡同。孔氏有些土貨樣色，號稱他家是票號'世家'，他也有些票號味道，尤其是胡作非爲之處。……這一派是雌兒雛兒一齊下手，以政治勢力，壟斷商務，利則歸己，害則歸國，有時簡直是扒手。我說到這裏，我想，他該告我誹謗罪了，我却有事實證明。……所以他如以我爲侮辱，必須告我于法院，我很願對簿公庭。"
"宋氏的作風又是一樣。……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爲兩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
從電廠到煤礦，說是"國營"，實爲"宋營"。"由准許私人投股之國營，一下而入于中國銀行，又由中國銀行而姓了宋，這中間，也許有他的'合法'手續，凡創朝代都是合法的。""古人說'化家爲國'，現在是'化國爲家'。"
"在今天宋氏暴行之下，還有人說，孔比他好，這真是全無心肝之論，孔幾乎把抗戰弄跨，每次盟邦幫助，他總有妙用，幷且成了他的續命湯。"
"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在位者要負責任的。……"
"……總而言之，借用二家財産，遠比黃金攏回法幣多，可以平衡今年預算。……所以要徵用，最客氣的辦法是徵用十五年，……這辦法自須先有立法程序，我想立法院可以壓倒多數（如非一致）通過。"
他最後說："這篇文字全由我負責，與編輯無涉，另有在《世紀評論》兩文（一卷七期、八期）可與此文參看。"
同一期《觀察》的"觀察文摘"欄即摘載了他在《世紀評論》首發的另兩文。儲安平在《編輯後記》中說："傅孟真先生一連寫了三篇抨擊孔宋豪門資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
在1947年的中國，這不是傅斯年一個人孤立的聲音，經濟學家馬寅初等硬骨頭的知識分子也一直在大聲疾呼，抨擊豪門資本，陳雲閣主持的重慶《世界日報》就發出過同樣的聲音，2月16日（即《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首發的第二天）刊出社評《罷免宋子文！》，和傅斯年的文章异曲同工，直接發出了罷免政府首腦的呼號——"總之從政治責任講，宋氏自任行政院以來，對大大小小的問題，不是無政策便是亂幹蠻幹，以致措施乖方、貽害無窮。當前的金融風潮既已經威脅到整個國計民生，追究責任，宋氏萬難脫逃。從政治綱紀講，一國的行政院長，在客觀事實上如已表現出憑藉權勢以操縱市場，擾亂金融，壟斷工商，吞食國計的違法敗紀行徑，則除罷免其官職外，自可沒收其財産，懲治其罪尤。我們本此正義的認識，敢代表全國最大多數善良人民，籲請政府最高當局，當機立斷，迅采立法院與參政會的主張，立即罷免宋子文以謝國人。"[6]
順便說一句，直到1948年1月15日，重慶《世界日報》還發表社評——"清算豪門的時候到了！"正是那些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說出了千千萬萬老百姓的心聲，從而成爲感動了一個時代的文字。
宋子文是一個怪物。作爲顯赫的宋氏家族的長子，他在哈佛大學接受了最好的教育，"他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惟獨對權力和財富 的貪婪是中國式的。傅斯年說："他的中國文化，請化學家把他分解到一公忽，也不見踪影的。"《何廉回憶錄》中提到，1945年冬天，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長兼最高經濟建設委員會主席，蔣介石要他將戰後五年經濟建設綱要送交宋一份，"使我感到非常有趣的是，宋子文看過這份綱要後竟然說：'但這是用中文寫的。'他問我有沒有英譯本，我說沒有，他要我爲他譯一份英文本"[7]。1947年3月1日，宋子文在黃金風潮中被迫辭職下臺，離《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發表不過半個月。儘管他的下臺無損于豪門資本的毫末，他繼續做他的"化國爲私"的"宋營"事業。
莫道書生空議論，當年3月8日的《觀察》通訊《宋子文下臺前夕的南京》曾對"傅斯年在參政會和各刊物上抨擊孔宋的怒吼"大爲贊許。親歷過那個時代的何廉也說過，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辭職"是有很大關係的"。自早年求學北大時創辦《新潮》、領導五四學生運動以來，傅斯年即享有盛名。他不是政治家，也無意追逐權位，雖然幷不是沒有機會入閣，但他始終相信只有站在政府之外，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才能充分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他曾寫信給亦師亦友的胡適說："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我們是要奮鬥的，惟其如此，應永遠在野，蓋一入政府，無法奮鬥也。"[8]
好一個"永遠在野"，這是一個新型知識分子的自覺選擇。他所夢想的不再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不再是爲"帝者師"，他尋求的不是權力，而是監督和制約權力，做社會的良知。誠如當年那位讀者寫給《觀察》編者的信中所言，一個傅斯年站出來也許沒有什麽，倘若有無數個傅斯年挺身而 出，就會形成一個獨立的、有力量的言論界，使權勢集團懂得有所忌憚。
正是有了這樣的信念，難怪終其一生他只願擔任國民參政員、立法委員，議政而不從政。他知道，知識分子一旦離開現代的大學、報館、出版和研究機構這些新型的職業位置，將會一錢不值，成爲官僚、政客或商人把玩的對象。他是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20世紀的"士"，是五四一代最杰出的代表之一。透過幾千年歷史的迷霧，他發現"以暴易暴，沒有絲毫長進"，所以堅定地信仰以和平方式完成"精神上的革新"。以學生領袖而學者、而大學校長，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選擇，而是五四一代優秀分子的群體選擇。這些五四之子，不少人後來都沐浴過歐風美雨，飽受西方文明的滋潤，同時對自己苦難的民族懷有深厚的感情。雖然他們大部分走的是學術之路，但他們幷不是枯守書齋之內、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迂腐學者，而是有著堅定的道德理想擔當，有著知識分子天然的社會責任感。在五四以後的30年間，在大時代起伏不定的波濤中，我們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聽到他們的聲音。
在1947年的言論界，傅斯年無疑是個執牛耳的人物，但如果不是何廉、張純明他們的《世紀評論》周刊不改動一字刊登他的宏文，如果不是胡政之的《大公報》無所顧忌地發表他的文章，如果沒有儲安平的《觀察》周刊一口氣刊載他的三篇文章，傅斯年的言論再大膽也只能胎死腹中，根本不可能影響社會。此外，如1947年2月27日發表馬寅初《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的《文匯報》，如重慶《世界日報》等，正是他們共同構成了1947年中國的言論界，他們是那個黑暗歲月中的一道道閃電，他們書寫了民族言論史上一個有聲有色的章節。時光流逝，我們愈加懷念那些知識分子和民間報刊，懷念那個早已消失了的言論界。
【注釋】
◎[1]以下引文未標明出處的均引自《觀察》第二卷影印本，長沙，岳麓書社，1999。
◎[2][3][8]《傅斯年選集》， 334、339、21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4][7] 朱佑慈、楊大寧、胡隆昶：《何廉回憶錄》，276、251頁，王文鈞、俞振基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
◎[5]《儲安平文集》，下册，329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6]陳雲閣《重慶世界日報記實》, 轉引自《新聞研究資料》（總第9輯），78頁，新華出版社，1981。
（原載傅國涌《追尋失去的傳統》，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
文化决定命運嗎?――關于亞洲反民主觀的神話（金大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8ddr.html
文化决定命運嗎? ――關于亞洲反民主觀的神話
金大中
[這是金大中當年在當選韓國總統之前發表的與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論爭的文章。]
在發表于《外交》1994年3-4月號上的訪談中，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就西方和東亞社會的文化差异，以及這種差异的政治含義等問題，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見解。雖然他沒有明確說出來，但是貫穿整個訪談的論斷和他以前的實踐記錄清楚地表明，他責備美國人"不要把他們的制度毫無例外地强加于那些根本行不通的社會"，這其實是說西方式的民主在東亞不適用。考慮到他享有世界各國領導人的普遍尊敬，以及《外交》雜志本身的學術聲望，這種論點可能會産生廣泛的影響，因此值得鄭重予以回應。
隨著1991年蘇聯瓦解，社會主義思潮低落了。有人得出結論說，蘇聯的崩潰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的結果。但是，我認爲它象徵了民主對專制的勝利。沒有民主，普魯士德國和明治時代日本的資本主義都導致了悲劇性的後果。在近幾十年裏，許多拉美國家擁抱資本主義而拒絕民主，同樣也可悲地失敗了。與此相反，實行民主資本主義或者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儘管也會遇到暫時的挫折，但是都蒸蒸日上。
儘管有上述明顯的趨勢，仍然有人懷疑民主在亞洲的適用性和前途。這種懷疑主要是由亞洲的威權主義領袖人物挑起的，李光耀是其中最直言不隱的一位。長期以來，他們堅持認爲文化差异使得諸如民主和人權之類的"西方觀念"在東亞不適用。問題是，亞洲是否擁有適合于民主政治的哲學和歷史基礎呢？那裏到底能否實行民主政治呢？
自强處立
李在訪談中一直强調文化因素。我承認文化是重要的，但是光憑文化不能决定一個社會的命運，而且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更重要的是，李關于亞洲文化的觀點不僅論據不足，而且是循環論證的。他認爲，東方社會與西方不同，"相信個人離不開家庭"，而家庭是"建成社會的磚瓦"。然而，作爲工業化的必然結果，家庭本位的東亞社會也迅速地邁向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社會。人類歷史上沒有什麽事物是永恒不變的。
李聲稱，在東方，"統治者或者政府幷不想給一個人以家庭所能給他的東西"。他剛表示過對西方社會道德崩潰的擔心，幷把這種崩潰歸因于太多的民主和太多的個人權利，接著就把那種表面上看來是自立的、家庭爲本的文化引證爲東亞經濟成功的主要原因，幷且嘲笑西方各國政府，據他說他們試圖包辦所有社會問題。于是，按照李光耀的結論，有著多管閑事的政府的西方政治制度，不適合家庭爲本的東亞。他排斥西化，同時却接受現代化和由此而來的生活方式的變化――再一次强烈地暗示，民主在亞洲行不通。
家庭價值（各取所需）
但是，事實正好相反，根據李光耀的說法，亞洲各國政府對私人事務袖手不管，幷且置身于所有社會問題之外，其實不然。對于個人和家庭日常事務，亞洲國家的政府比西方管得更多更細。以韓國爲例，每個家庭都被要求參加每月一度的鄰里大會，以接受政府的訓導和討論地方事務。日本那個權力很大的政府則常常對企業界進行干預，以保護政府心目中的國家利益。這種干預已經發展到引起日本與美國、以及與其他貿易夥伴相互爭吵的程度。而李光耀的新加坡，政府嚴格管理個人行爲――堪稱把社會當作機器來管理的奧威爾式的極端範例。 對這些事實，李視而不見，反而聲稱東亞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他是用這種假論據來爲他拒絕西方民主進行辯護。他甚至不喜歡一人一票原則，說"他在理智上幷不相信"該原則是最好的，這顯然違背了現代民主的根本。
由于不少發達的民主社會出現道德崩潰現象，李的觀點不僅在亞洲相當普遍，而且得到某些西方人的贊同。例如，許多美國人認爲，美國公民邁克爾·費伊由于做了惡作劇而被新加坡當局施以笞刑是罪有應得。但是，道德崩潰不是由于文化固有的弱點，而是工業化的結果，這種現象在亞洲的新興工業國家中也正在出現。事實上，新加坡這個小小的城市國家，需要用近乎極權的警察國家的做法來保持其對公民的控制，這與李光耀所說的政府越是少管家庭事務國家就治理得越好的說法正好相反。救治工業化社會的積弊的辦法，不是靠警察國家的嚴刑峻法，而要靠加强道德教育，高揚精神價值，提升文化和藝術的水準。
先于洛克
李反對把一種外來的制度"毫無例外地强加給那些根本行不通的社會"，對這一點人們幷無异議。問題是，民主政治是不是與亞洲文化根本不相容，以至于沒法推行。進一步說，考慮到李光耀完全不容忍异議的歷史，考慮到許多其他亞洲國家還在持續地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鎮壓，人們不禁要問，民主政治在諸如新加坡這樣的地方是否真的得到過實踐機會。
通過全面的分析，可以明確認定亞洲在趨向民主的哲學和傳統方面具有豐富的遺産。亞洲在民主化方面已經取得很大進步，而且具備了發展民主幷且使之超過西方水平的必要條件。
民主觀念
人們普遍認爲，英國政治學哲學家約翰·洛克爲現代民主奠定了基礎。根據洛克的理論，主權在民，統治者是通過與人民訂立社會契約而獲得授權進行統治的，人民可以撤回其授權。其實，差不多比洛克早兩千年，中國哲學家孟子就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根據孟子的"王道"政治原則，君王是"天子"，上天授權它的兒子推行良好的政治，也就是爲老百姓謀福利。假如他治理不當，人民有權起義，推翻其統治，替天行道。孟子爲弑君行爲正名說，一旦君王違反天意，他就不再享有臣民效忠。孟子說過"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古代中國的"民本政治"哲學認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王應該像尊重上蒼一樣尊重他的人民。
韓國的本土宗教天道教更進一步提出"人即上天"，人們應該像侍奉天尊那樣侍奉他人。這種觀念在1894年激發和促成了近50萬農民揭竿而起，對內反抗封建統治者的剝削，對外抗擊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可以說，沒有別的觀念比儒家學說和天道教的教義更接近于民主的根本。亞洲顯然擁有與西方一樣豐富的民主哲學。
民主機制
亞洲還有大量的民主傳統。當西方還由封建諸侯統治的時候，中國和韓國實行郡縣制已經兩千多年了。秦始皇創立的秦朝推行法治，一視同仁，"王子與庶民同罪"。近1000年來，在中國和韓國，即使是高官顯貴之後裔，如果不通過科舉考試也不能擔任重要官職。嚴格的科舉考試向整個士紳階層開放，他們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從而保證了機會均等和社會的流動性。而這些是大衆民主的核心內容。這種做法與同時代歐洲的世襲分封制形成鮮明對照，在歐洲，血統或多或少地决定了人們的地位。在中國和韓國，强有力的監察大員們可以對王朝的失誤和官員的濫權加以制約。言論自由受到高度民主重視，人們明白國家前途有賴于言路暢通。儒學士人一直受到這種教育，對背離正道的專制君主諍言直諫是一種崇高的責任。許多文人士子和杰出官員，爲維護這種自由表達權而獻出了生命。
民主政治所必須的基本觀念和傳統，在歐洲和亞洲都存在。不過，雖然亞洲的這類觀念比歐洲出現得早，但是確實是歐洲人首先創立了廣泛而有效的代議制民主。選舉制度的發明，可以說是歐洲最了不起的成就。這種制度在別處發展起來的事實，幷不意味著它在亞洲"行不通"。包括新加坡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是在采用"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之後才繁榮起來的，而自由市場體制是民主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還要說明的是，在經濟發展快于政治進步的國家（如德國、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歷史證明，隨著時間推移民主最終會獲得勝利。
亞洲的民主現狀
民主政治在亞洲也行之有效的最好證明是，儘管李光耀這樣的威權主義領導人頑固抵制，亞洲仍然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大步前進。事實上，自1974年以來，與別的地區相比，亞洲的民主化成就最爲輝煌。截止1990年，大多數亞洲國家已經成爲民主政體，而世界民主化的平均水平只有45%。這一成就沒有引起足够注意，是因爲亞洲的經濟成就太突出了。我深信在下個世紀初葉，民主將在整個亞洲扎下根來。到下世紀頭25年結束的時候，亞洲將不僅出現經濟繁榮，而且民主昌盛的時代。
我的樂觀情緒基于這樣幾點理由。亞洲經濟正在從勞動力密集型産業爲主的階段過渡到信息和技術密集型階段。許多專家承認，經濟領域的這種新秩序要求確保有信息交流和從事創造活動的自由。而只有民主社會才能提供這種保障。這樣，除了民主政治，亞洲別無選擇；在全球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這種選擇是生存所必需的。迄今爲止的世界經濟變革已經帶來了更廣泛和更順利的信息交流，從而給亞洲的民主化進程提供了幫助。
自從二戰結束以來，民主實踐在日本和印度一直沒有中斷。在韓國、緬甸、臺灣、泰國、巴基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和其他一些國家，民主政治時常遭到挫折，甚至被中斷。然而大多數這些國家最後還是民主化了。通過選舉和其他民衆運動，復興的"人民權力"得以確立。甚至在泰國，經歷了十届軍人政府之後，文官政府終于出現了。而在長期的一黨專制之後，蒙古政府自願地接受了民主制度。我的樂觀主義的根本理由就在于，亞洲人對民主和人權的重要性的認識日趨加强，幷且願意爲實現這些目標而作出必要的努力。儘管磨難不斷，民主的火焰仍將照耀亞洲大地，因爲它是人民的希望所在。
我們共同擁有一個世界
在亞洲人越來越歡迎民主觀念的時候，他們有機會也有義務向民主先行國家學習。西方在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曾經遇到過不少問題。比如，有啓示意義的一點是，要記住歐洲人是在民族國家的疆域內實行民主制的，在國界以外就不一定了。直到比較晚近的時候，西方民主國家一直偏愛少數有産者階級的利益。通過社會經濟變革使民主惠及社會大衆，這主要是二戰後才發生的事情。今天，我們必須重新振興民主，使之不僅在各國內部，而且在各國之間，包括欠發達國家之間，促進自由、繁榮和公正：促進全球民主。
與其把西方文化作爲經濟劇變所引起的道德失範的替罪羊，不如從亞洲的傳統中尋找可以使民主發展得更好的力量。在亞洲，民主政治可以鼓勵人民更加自立，同時尊重文化價值。這樣的民主才是唯一真實代表人民意願的，不過它需要社會全體成員的充分參與。只有這樣，它才有合法性，才能體現出一個國家的氣魄。
亞洲的威權主義者誤解了有效統治的規則與合法性概念之間的關係。那些保護人們不受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消極後果影響的政策，如果事先沒有得到人們的贊同就不會被有效地執行；同樣是這些政策，如果是經過公衆辯論制定出來的，就會得到亞洲有自豪感和自强精神的人民的有力支持。
全球民主將承認如何處理人與人的關係和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二者之間是有聯繫的，它將促成有利于後代的新政策。隨著大規模的破壞和使所有物種遭殃，我們目前正在威脅自己的生存環境。說我們的民主必定是全球性的，是因爲它强調要把兄弟般的仁愛遍施于天地萬物。
指明達到"天下太平"理想境界的途徑的儒家格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顯示了對清明政治的贊賞。正如這句格言所說的，儒家政治哲學的終及目的是"平天下"。爲此，就要求人們使自己的家庭井然有序（"齊家"），而做到這一點必須提升自我修養（"修身"）。這種政治哲學强調政府的作用，强調爲使天下太平。統治精英必須承擔道德義務。公共安全和國防安全，與水資源和森林資源管理一樣，都被認爲是至關重要的。天下太平的概念可以被解釋爲天下萬物和諧共存。這種認識還可以從喬達摩佛的教導中得到印證，即衆生平等，萬物皆有佛性。
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世界目睹出現了一系列思想革命。中國、印度、希臘和猶太的思想家們共同倡導了這些觀念革新。但是，在過去幾百年中，全世界被希臘與猶太-基督教觀念和傳統所支配，現在已經是世界轉向中國、印度和亞洲其他地方尋求智慧，以進行另一場思想革命的時候了。我們爲之奮鬥的新型民主，要確保每一個人完善自身利益的權利和所有生靈的生存權利。
達到這種新型民主的第一步自然是完全遵循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一國際文件表達對人類尊嚴的根本尊重。在執行《宣言》方面，亞洲國家理應走在前列。
推行亞洲民主運動的主要是一批爲數不多但是卓有成效的有獻身精神的人，他們有的屬于某個政黨，有的是無黨派人士。他們得到了全世界旨在促進民主非政府組織和半官方組織的支持。對于亞洲民主的未來而言，這些都是有希望的迹象。他們正越來越有力地促使政府傾聽人民的心聲，他們應該獲得更多的支持。
在建立牢固的民主制度和增進人權方面，亞洲不能再浪費時間了。最大的障礙不是文化遺産，而是威權主義領導人及其辯護士的抵制。亞洲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區提供很多東西。它趨向民主的哲學和傳統等豐富遺産，可以對全球民主的發展作出意義重大的貢獻。文化幷不决定我們的命運，决定我們命運的是民主。
文化决定命運嗎? ――關于亞洲反民主觀的神話
金大中
[這是金大中當年在當選韓國總統之前發表的與新加坡資政李光耀論爭的文章。]
在發表于《外交》1994年3-4月號上的訪談中，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就西方和東亞社會的文化差异，以及這種差异的政治含義等問題，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見解。雖然他沒有明確說出來，但是貫穿整個訪談的論斷和他以前的實踐記錄清楚地表明，他責備美國人"不要把他們的制度毫無例外地强加于那些根本行不通的社會"，這其實是說西方式的民主在東亞不適用。考慮到他享有世界各國領導人的普遍尊敬，以及《外交》雜志本身的學術聲望，這種論點可能會産生廣泛的影響，因此值得鄭重予以回應。
隨著1991年蘇聯瓦解，社會主義思潮低落了。有人得出結論說，蘇聯的崩潰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的結果。但是，我認爲它象徵了民主對專制的勝利。沒有民主，普魯士德國和明治時代日本的資本主義都導致了悲劇性的後果。在近幾十年裏，許多拉美國家擁抱資本主義而拒絕民主，同樣也可悲地失敗了。與此相反，實行民主資本主義或者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儘管也會遇到暫時的挫折，但是都蒸蒸日上。
儘管有上述明顯的趨勢，仍然有人懷疑民主在亞洲的適用性和前途。這種懷疑主要是由亞洲的威權主義領袖人物挑起的，李光耀是其中最直言不隱的一位。長期以來，他們堅持認爲文化差异使得諸如民主和人權之類的"西方觀念"在東亞不適用。問題是，亞洲是否擁有適合于民主政治的哲學和歷史基礎呢？那裏到底能否實行民主政治呢？
自强處立
李在訪談中一直强調文化因素。我承認文化是重要的，但是光憑文化不能决定一個社會的命運，而且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更重要的是，李關于亞洲文化的觀點不僅論據不足，而且是循環論證的。他認爲，東方社會與西方不同，"相信個人離不開家庭"，而家庭是"建成社會的磚瓦"。然而，作爲工業化的必然結果，家庭本位的東亞社會也迅速地邁向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社會。人類歷史上沒有什麽事物是永恒不變的。
李聲稱，在東方，"統治者或者政府幷不想給一個人以家庭所能給他的東西"。他剛表示過對西方社會道德崩潰的擔心，幷把這種崩潰歸因于太多的民主和太多的個人權利，接著就把那種表面上看來是自立的、家庭爲本的文化引證爲東亞經濟成功的主要原因，幷且嘲笑西方各國政府，據他說他們試圖包辦所有社會問題。于是，按照李光耀的結論，有著多管閑事的政府的西方政治制度，不適合家庭爲本的東亞。他排斥西化，同時却接受現代化和由此而來的生活方式的變化――再一次强烈地暗示，民主在亞洲行不通。
家庭價值（各取所需）
但是，事實正好相反，根據李光耀的說法，亞洲各國政府對私人事務袖手不管，幷且置身于所有社會問題之外，其實不然。對于個人和家庭日常事務，亞洲國家的政府比西方管得更多更細。以韓國爲例，每個家庭都被要求參加每月一度的鄰里大會，以接受政府的訓導和討論地方事務。日本那個權力很大的政府則常常對企業界進行干預，以保護政府心目中的國家利益。這種干預已經發展到引起日本與美國、以及與其他貿易夥伴相互爭吵的程度。而李光耀的新加坡，政府嚴格管理個人行爲――堪稱把社會當作機器來管理的奧威爾式的極端範例。 對這些事實，李視而不見，反而聲稱東亞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他是用這種假論據來爲他拒絕西方民主進行辯護。他甚至不喜歡一人一票原則，說"他在理智上幷不相信"該原則是最好的，這顯然違背了現代民主的根本。
由于不少發達的民主社會出現道德崩潰現象，李的觀點不僅在亞洲相當普遍，而且得到某些西方人的贊同。例如，許多美國人認爲，美國公民邁克爾·費伊由于做了惡作劇而被新加坡當局施以笞刑是罪有應得。但是，道德崩潰不是由于文化固有的弱點，而是工業化的結果，這種現象在亞洲的新興工業國家中也正在出現。事實上，新加坡這個小小的城市國家，需要用近乎極權的警察國家的做法來保持其對公民的控制，這與李光耀所說的政府越是少管家庭事務國家就治理得越好的說法正好相反。救治工業化社會的積弊的辦法，不是靠警察國家的嚴刑峻法，而要靠加强道德教育，高揚精神價值，提升文化和藝術的水準。
先于洛克
李反對把一種外來的制度"毫無例外地强加給那些根本行不通的社會"，對這一點人們幷無异議。問題是，民主政治是不是與亞洲文化根本不相容，以至于沒法推行。進一步說，考慮到李光耀完全不容忍异議的歷史，考慮到許多其他亞洲國家還在持續地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鎮壓，人們不禁要問，民主政治在諸如新加坡這樣的地方是否真的得到過實踐機會。
通過全面的分析，可以明確認定亞洲在趨向民主的哲學和傳統方面具有豐富的遺産。亞洲在民主化方面已經取得很大進步，而且具備了發展民主幷且使之超過西方水平的必要條件。
民主觀念
人們普遍認爲，英國政治學哲學家約翰·洛克爲現代民主奠定了基礎。根據洛克的理論，主權在民，統治者是通過與人民訂立社會契約而獲得授權進行統治的，人民可以撤回其授權。其實，差不多比洛克早兩千年，中國哲學家孟子就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根據孟子的"王道"政治原則，君王是"天子"，上天授權它的兒子推行良好的政治，也就是爲老百姓謀福利。假如他治理不當，人民有權起義，推翻其統治，替天行道。孟子爲弑君行爲正名說，一旦君王違反天意，他就不再享有臣民效忠。孟子說過"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古代中國的"民本政治"哲學認爲，"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王應該像尊重上蒼一樣尊重他的人民。
韓國的本土宗教天道教更進一步提出"人即上天"，人們應該像侍奉天尊那樣侍奉他人。這種觀念在1894年激發和促成了近50萬農民揭竿而起，對內反抗封建統治者的剝削，對外抗擊帝國主義勢力的壓迫。可以說，沒有別的觀念比儒家學說和天道教的教義更接近于民主的根本。亞洲顯然擁有與西方一樣豐富的民主哲學。
民主機制
亞洲還有大量的民主傳統。當西方還由封建諸侯統治的時候，中國和韓國實行郡縣制已經兩千多年了。秦始皇創立的秦朝推行法治，一視同仁，"王子與庶民同罪"。近1000年來，在中國和韓國，即使是高官顯貴之後裔，如果不通過科舉考試也不能擔任重要官職。嚴格的科舉考試向整個士紳階層開放，他們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從而保證了機會均等和社會的流動性。而這些是大衆民主的核心內容。這種做法與同時代歐洲的世襲分封制形成鮮明對照，在歐洲，血統或多或少地决定了人們的地位。在中國和韓國，强有力的監察大員們可以對王朝的失誤和官員的濫權加以制約。言論自由受到高度民主重視，人們明白國家前途有賴于言路暢通。儒學士人一直受到這種教育，對背離正道的專制君主諍言直諫是一種崇高的責任。許多文人士子和杰出官員，爲維護這種自由表達權而獻出了生命。
民主政治所必須的基本觀念和傳統，在歐洲和亞洲都存在。不過，雖然亞洲的這類觀念比歐洲出現得早，但是確實是歐洲人首先創立了廣泛而有效的代議制民主。選舉制度的發明，可以說是歐洲最了不起的成就。這種制度在別處發展起來的事實，幷不意味著它在亞洲"行不通"。包括新加坡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是在采用"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之後才繁榮起來的，而自由市場體制是民主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還要說明的是，在經濟發展快于政治進步的國家（如德國、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歷史證明，隨著時間推移民主最終會獲得勝利。
亞洲的民主現狀
民主政治在亞洲也行之有效的最好證明是，儘管李光耀這樣的威權主義領導人頑固抵制，亞洲仍然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大步前進。事實上，自1974年以來，與別的地區相比，亞洲的民主化成就最爲輝煌。截止1990年，大多數亞洲國家已經成爲民主政體，而世界民主化的平均水平只有45%。這一成就沒有引起足够注意，是因爲亞洲的經濟成就太突出了。我深信在下個世紀初葉，民主將在整個亞洲扎下根來。到下世紀頭25年結束的時候，亞洲將不僅出現經濟繁榮，而且民主昌盛的時代。
我的樂觀情緒基于這樣幾點理由。亞洲經濟正在從勞動力密集型産業爲主的階段過渡到信息和技術密集型階段。許多專家承認，經濟領域的這種新秩序要求確保有信息交流和從事創造活動的自由。而只有民主社會才能提供這種保障。這樣，除了民主政治，亞洲別無選擇；在全球經濟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這種選擇是生存所必需的。迄今爲止的世界經濟變革已經帶來了更廣泛和更順利的信息交流，從而給亞洲的民主化進程提供了幫助。
自從二戰結束以來，民主實踐在日本和印度一直沒有中斷。在韓國、緬甸、臺灣、泰國、巴基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和其他一些國家，民主政治時常遭到挫折，甚至被中斷。然而大多數這些國家最後還是民主化了。通過選舉和其他民衆運動，復興的"人民權力"得以確立。甚至在泰國，經歷了十届軍人政府之後，文官政府終于出現了。而在長期的一黨專制之後，蒙古政府自願地接受了民主制度。我的樂觀主義的根本理由就在于，亞洲人對民主和人權的重要性的認識日趨加强，幷且願意爲實現這些目標而作出必要的努力。儘管磨難不斷，民主的火焰仍將照耀亞洲大地，因爲它是人民的希望所在。
我們共同擁有一個世界
在亞洲人越來越歡迎民主觀念的時候，他們有機會也有義務向民主先行國家學習。西方在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曾經遇到過不少問題。比如，有啓示意義的一點是，要記住歐洲人是在民族國家的疆域內實行民主制的，在國界以外就不一定了。直到比較晚近的時候，西方民主國家一直偏愛少數有産者階級的利益。通過社會經濟變革使民主惠及社會大衆，這主要是二戰後才發生的事情。今天，我們必須重新振興民主，使之不僅在各國內部，而且在各國之間，包括欠發達國家之間，促進自由、繁榮和公正：促進全球民主。
與其把西方文化作爲經濟劇變所引起的道德失範的替罪羊，不如從亞洲的傳統中尋找可以使民主發展得更好的力量。在亞洲，民主政治可以鼓勵人民更加自立，同時尊重文化價值。這樣的民主才是唯一真實代表人民意願的，不過它需要社會全體成員的充分參與。只有這樣，它才有合法性，才能體現出一個國家的氣魄。
亞洲的威權主義者誤解了有效統治的規則與合法性概念之間的關係。那些保護人們不受經濟和社會變革的消極後果影響的政策，如果事先沒有得到人們的贊同就不會被有效地執行；同樣是這些政策，如果是經過公衆辯論制定出來的，就會得到亞洲有自豪感和自强精神的人民的有力支持。
全球民主將承認如何處理人與人的關係和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二者之間是有聯繫的，它將促成有利于後代的新政策。隨著大規模的破壞和使所有物種遭殃，我們目前正在威脅自己的生存環境。說我們的民主必定是全球性的，是因爲它强調要把兄弟般的仁愛遍施于天地萬物。
指明達到"天下太平"理想境界的途徑的儒家格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顯示了對清明政治的贊賞。正如這句格言所說的，儒家政治哲學的終及目的是"平天下"。爲此，就要求人們使自己的家庭井然有序（"齊家"），而做到這一點必須提升自我修養（"修身"）。這種政治哲學强調政府的作用，强調爲使天下太平。統治精英必須承擔道德義務。公共安全和國防安全，與水資源和森林資源管理一樣，都被認爲是至關重要的。天下太平的概念可以被解釋爲天下萬物和諧共存。這種認識還可以從喬達摩佛的教導中得到印證，即衆生平等，萬物皆有佛性。
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世界目睹出現了一系列思想革命。中國、印度、希臘和猶太的思想家們共同倡導了這些觀念革新。但是，在過去幾百年中，全世界被希臘與猶太-基督教觀念和傳統所支配，現在已經是世界轉向中國、印度和亞洲其他地方尋求智慧，以進行另一場思想革命的時候了。我們爲之奮鬥的新型民主，要確保每一個人完善自身利益的權利和所有生靈的生存權利。
達到這種新型民主的第一步自然是完全遵循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一國際文件表達對人類尊嚴的根本尊重。在執行《宣言》方面，亞洲國家理應走在前列。
推行亞洲民主運動的主要是一批爲數不多但是卓有成效的有獻身精神的人，他們有的屬于某個政黨，有的是無黨派人士。他們得到了全世界旨在促進民主非政府組織和半官方組織的支持。對于亞洲民主的未來而言，這些都是有希望的迹象。他們正越來越有力地促使政府傾聽人民的心聲，他們應該獲得更多的支持。
在建立牢固的民主制度和增進人權方面，亞洲不能再浪費時間了。最大的障礙不是文化遺産，而是威權主義領導人及其辯護士的抵制。亞洲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區提供很多東西。它趨向民主的哲學和傳統等豐富遺産，可以對全球民主的發展作出意義重大的貢獻。文化幷不决定我們的命運，决定我們命運的是民主。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的教育背景（傅國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87qq.html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的教育背景
傅國涌
在一個到處是這個"獎"、那個"獎"的時代，許多獎受到社會的普遍質疑，在公衆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無足輕重，但這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屬于少有的受到各方肯定的一個獎項，獲獎者在專業領域的成就都經得起考驗，一直沒有什麽負面的聲音傳出。今年獲獎的是植物學家吳征鎰院士和石油化工催化劑專家閔恩澤院士，從簡歷我們可以看到，吳先生1937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生物系，閔先生1946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化工系。這些年來，獲得過這個獎的科學家，大多數都有和他倆有著相似的教育背景，氣象學家葉篤正1940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數學家吳文俊1940年畢業于交通大學，固體物理學家黃昆1941年畢業于燕京大學，1944年獲西南聯大碩士學位，地球環境學家劉東生1942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系，肝臟外科學家吳孟超1949年畢業于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即使另外幾個比他們年輕的獲獎者，多數也在上世紀40年代受過中學教育。他們擁有如此接近的本土教育背景，幷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其中有許多值得我們今天深思的地方，比如我們的整個教育，我們學術研究環境是否有利于養成一種以求真理、真知爲唯一目標的科學精神，以及科學態度、科學習慣？姑且不說其他領域，就是在爭議性最少的自然科學領域，爲什麽專業上有創造力、有大作爲的科學家，多數却不是我們這個時代培養出來的？
在這個問號的背後，我們不能不追問我們的基礎教育、大學教育，我們的科學教育是不是出了什麽問題？是不是不利于人才特別是具有創造性大才的成長？我關注吳征鎰先生有好幾年了，在編《過去的中學》一書時，曾收入他回憶中學生活的一篇文章，他說自己從初中起就對植物學發生了興趣，1931年他考入有名的揚州中學讀高中，在這所偏重數理化的名校，他數學學得不錯，但他喜歡的是生物學，三位生物老師的名字都留在了他少年的記憶裏，學植物學的志向就此時確立。地理學家施雅風院士也回憶說，自己從初中到高中就已確立專業方向，他們之後都如願進入一流的大學，選擇了喜歡的專業，施先生讀的是浙江大學地理系。
那個時代，不同的學校，無論中小學還是大學，都各有自己的特色與個性，但有一點大致上是相通的，幾乎都是教育家在辦校，學校除了是一個傳承知識的場所，也教會學生求知的方法和途徑，更重要的是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習慣，爲他們打開認識自然、瞭解世界、觀察社會的窗口，給他們一個個眺望世界的平臺，啓迪他們自由的心智，點亮各自心中的那盞燈，鼓勵和激發他們的創造欲，肯定每個人不同的夢想，尊重而不是抹殺他們的個性。在過去的教育譜系裏，不光是名校，就是許許多多普通學校也在相當程度上做到了這些。所以，學校給予莘莘學子的决不只是書本上死的知識，不光是教書同時也是育人，學生不是爲考試而存在的，衡量求知結果的也不只是分數，分數不是决定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上述這些科學家在本國完成大學或研究生教育後，多數還有在國外攻讀博士學位或從事科研的經歷，他們的成就與這些教育背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
當然，即使有了最好的教育背景，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也很難在專業上做出重大貢獻。二十多年前，1939年畢業于西南聯大外語系的王佐良教授就在《光明日報》發表過一篇《關于學術發展之我見》，提出五點看法，一是要有一個適宜學術發展的環境，一個公平、合理、有活力、有創造性的社會，知識分子才能安身立命其中。有自由探討的學術空氣，人才才能脫穎而出。二是要提倡嚴謹的學風，要扎扎實實做學問。三是要在重視自然科學的同時，重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四是要繼續開放、繼續交流。五是要有世界眼光，又要回顧中國學術傳統。
王先生提出的這五條，即使放在今天，我們也一點不會感到過時。缺乏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沒有一個尊重少數、保護少數的寬容的環境，要談什麽科學發展難道不感到奢侈嗎？沒有嚴謹的學風，不遵循基本的科學工作準則，到處是剽竊、抄襲，坑蒙拐騙，華而不實，廉耻喪盡，斯文掃地，哪里還有什麽學術創造可言？更不要說什麽追求真理了。我們只要稍微瞭解一下，就不難發現，許多舊時代過來的自然科學家有很高的文學素養，有些對人文科學興趣濃厚，像竺可楨先生平時讀書就不限于專業書。一些人完全沉溺在本專業之中，往往專業也做得不怎麽樣。開放、交流當然是學術發展的重要一環。世界眼光，中國傳統，這正是當年西南聯大的精神追求。一個人最後的造就，和他的教育背景是很難分開的，尤其在自然科學領域。一個民族的創造力，與它的教育關係同樣深切，教育不上軌道，對一個民族是最大、最深的危機。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的教育背景
傅國涌
在一個到處是這個"獎"、那個"獎"的時代，許多獎受到社會的普遍質疑，在公衆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無足輕重，但這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屬于少有的受到各方肯定的一個獎項，獲獎者在專業領域的成就都經得起考驗，一直沒有什麽負面的聲音傳出。今年獲獎的是植物學家吳征鎰院士和石油化工催化劑專家閔恩澤院士，從簡歷我們可以看到，吳先生1937年畢業于清華大學生物系，閔先生1946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化工系。這些年來，獲得過這個獎的科學家，大多數都有和他倆有著相似的教育背景，氣象學家葉篤正1940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數學家吳文俊1940年畢業于交通大學，固體物理學家黃昆1941年畢業于燕京大學，1944年獲西南聯大碩士學位，地球環境學家劉東生1942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地質系，肝臟外科學家吳孟超1949年畢業于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即使另外幾個比他們年輕的獲獎者，多數也在上世紀40年代受過中學教育。他們擁有如此接近的本土教育背景，幷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其中有許多值得我們今天深思的地方，比如我們的整個教育，我們學術研究環境是否有利于養成一種以求真理、真知爲唯一目標的科學精神，以及科學態度、科學習慣？姑且不說其他領域，就是在爭議性最少的自然科學領域，爲什麽專業上有創造力、有大作爲的科學家，多數却不是我們這個時代培養出來的？
在這個問號的背後，我們不能不追問我們的基礎教育、大學教育，我們的科學教育是不是出了什麽問題？是不是不利于人才特別是具有創造性大才的成長？我關注吳征鎰先生有好幾年了，在編《過去的中學》一書時，曾收入他回憶中學生活的一篇文章，他說自己從初中起就對植物學發生了興趣，1931年他考入有名的揚州中學讀高中，在這所偏重數理化的名校，他數學學得不錯，但他喜歡的是生物學，三位生物老師的名字都留在了他少年的記憶裏，學植物學的志向就此時確立。地理學家施雅風院士也回憶說，自己從初中到高中就已確立專業方向，他們之後都如願進入一流的大學，選擇了喜歡的專業，施先生讀的是浙江大學地理系。
那個時代，不同的學校，無論中小學還是大學，都各有自己的特色與個性，但有一點大致上是相通的，幾乎都是教育家在辦校，學校除了是一個傳承知識的場所，也教會學生求知的方法和途徑，更重要的是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的習慣，爲他們打開認識自然、瞭解世界、觀察社會的窗口，給他們一個個眺望世界的平臺，啓迪他們自由的心智，點亮各自心中的那盞燈，鼓勵和激發他們的創造欲，肯定每個人不同的夢想，尊重而不是抹殺他們的個性。在過去的教育譜系裏，不光是名校，就是許許多多普通學校也在相當程度上做到了這些。所以，學校給予莘莘學子的决不只是書本上死的知識，不光是教書同時也是育人，學生不是爲考試而存在的，衡量求知結果的也不只是分數，分數不是决定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上述這些科學家在本國完成大學或研究生教育後，多數還有在國外攻讀博士學位或從事科研的經歷，他們的成就與這些教育背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
當然，即使有了最好的教育背景，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也很難在專業上做出重大貢獻。二十多年前，1939年畢業于西南聯大外語系的王佐良教授就在《光明日報》發表過一篇《關于學術發展之我見》，提出五點看法，一是要有一個適宜學術發展的環境，一個公平、合理、有活力、有創造性的社會，知識分子才能安身立命其中。有自由探討的學術空氣，人才才能脫穎而出。二是要提倡嚴謹的學風，要扎扎實實做學問。三是要在重視自然科學的同時，重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四是要繼續開放、繼續交流。五是要有世界眼光，又要回顧中國學術傳統。
王先生提出的這五條，即使放在今天，我們也一點不會感到過時。缺乏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沒有一個尊重少數、保護少數的寬容的環境，要談什麽科學發展難道不感到奢侈嗎？沒有嚴謹的學風，不遵循基本的科學工作準則，到處是剽竊、抄襲，坑蒙拐騙，華而不實，廉耻喪盡，斯文掃地，哪里還有什麽學術創造可言？更不要說什麽追求真理了。我們只要稍微瞭解一下，就不難發現，許多舊時代過來的自然科學家有很高的文學素養，有些對人文科學興趣濃厚，像竺可楨先生平時讀書就不限于專業書。一些人完全沉溺在本專業之中，往往專業也做得不怎麽樣。開放、交流當然是學術發展的重要一環。世界眼光，中國傳統，這正是當年西南聯大的精神追求。一個人最後的造就，和他的教育背景是很難分開的，尤其在自然科學領域。一個民族的創造力，與它的教育關係同樣深切，教育不上軌道，對一個民族是最大、最深的危機。
從新文化運動的爭議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袁偉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712a30100dmm9.html
從新文化運動的爭議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
袁偉時
（2009年3月28日在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的報告）
都是同行。很高興有機會向大家請教。
思想文化欠債
有個困擾我多年的問題，是不是中國在思想文化上欠了全人類一筆大債？前一段都在聊，說中國要作爲大國崛起。有些法國的報刊就說，你中國不是一個思想輸出國，現在還要向人家學習，談什麽大國。我認爲他們講的是實話、真話。百年來中國沒有出世界範圍內有影響的大思想家，能够影響人類進程的思想家。近200多年，中國的歷史那麽曲折，全世界很多社會改革方案都到中國來實驗。再加上我們的毛澤東同志膽子很大，做了很多驚天動地的實驗；到後來鄧小平扭轉了歷史行程，又有很大的變化。在這樣一個曲折、複雜的變化裏面，我想有很多內容需要總結，需要從中上升到理論。但這個工作應該講做得很差，沒有真正出一些很重要的學術成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爲中國的學界，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界對人類欠債。這個總結工作必須做；不然的話很可能重蹈覆轍。當然不一定是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但是會有很多類似的錯誤出現。
面對這個任務，廣東人文社會科學能不能作出自己的貢獻？這個很難講。雖然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但是學術上應該講是比較後進的地方，左的勢力很大，守舊的東西很多，真真正正敢開拓的很少見。要寄希望于比我年輕的學者們。我抛磚引玉提出問題。爲什麽選這個題目，主要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我提出這個報告的原因，還在于最近看了一些東西，感到非常奇怪，非常震驚，老在想：爲什麽中國會出現這些玩藝？
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的，表明中國社會在進步，多元的觀點可以發表，這是大好事。但是有一些觀點出在什麽地方呢？出在北京大學的法學院，這是完全出乎預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最近發表的鼓吹國家主義的幾篇文章，值得找來看看。
其中一篇是北大法學院的教授强世功寫的。他提出"中國憲政的特色就是黨政軍三位一體主席制"，一看題目就非常惹人注目。請注意，這裏討論的是憲政問題，不是討論什麽人可以領導黨政軍。1789年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宣告"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這是現代憲政和法學常識。各國憲政都有自己的特點，作爲學者，你說我要推翻現代憲政理論，得拿出經得起推敲的東西來。要另外建一個憲政和法學理論體系，非常偉大，應該熱烈歡迎，期待他做出這樣的貢獻。但是他講的是什麽東西呢？在中國講主席領導下三位一體，一點也不新鮮，不過是明目張膽恢復改革開放以前的個人淩駕于集體以上的體制。這不是要把國家主席推到爐火上烤嗎？理論上站得住嗎？實踐上會帶來什麽後果？堂堂的北大法學院教授提出這樣的理論，我感到很震驚。
中國學術界究竟出了什麽問題？很值得我們深思。
下面我想就新文化運動研究中幾個比較大的爭議提出一些意見，也許有助于大家思考。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
首先，什麽是中國新文化運動？
中國新文化運動是文藝復興以來逐步形成的世界現代文化的延伸，是推動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的先導。這個定義蘊含三點要義：1.中國傳統社會無力自行轉化爲現代社會。2.中西文化有很大的落差。3.思想變革是社會變革的先導。
在西方，是它的文化傳統、社會條件結合，促成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啓蒙運動，推動了現代社會制度的建立。
過去流行一個觀點，假如沒有外敵入侵，中國會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論斷已被歷史事實否定了。上一世紀五零年代開始，爲了"注經"吧，很多歷史學家起勁地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參與的人很多，出了好多書，不少人靠這個評上了教授。不幸，從整體看絕大部分是印刷垃圾，浪費了不少史家的青春。原因在于不敢衝破思想牢籠，沒有認真研究中西社會差別，也沒有認真讀馬、恩。
馬克思老早就講過，作爲資本的因素，資本主義的經濟成份在古代社會就有了。全世界都有；中國先秦殷商，就有資本主義經濟成份。但一個傳統社會要轉變爲現代社會或者是資本主義社會，不是簡單的經濟成份問題，而是社會條件允許不允許把這些經濟因素轉變爲完整的現代社會制度？中國傳統社會沒有分封制，沒有司法獨立和地方自治，衆多因素結合起來，它不可能自行轉化爲一個現代社會。這個論斷首先是由顧准作出的。一些史家不會像顧准那樣思考問題，比較中西社會，學術方向搞錯了。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還有一個前提：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距。這樣講是不是妄自菲薄呢？不，是面對現實。
中國傳統文化有它自己的杰出成就，有些成就到現在還在起作用，比如中醫，而且它是永遠消滅不了的。又比如中國史學典籍的豐富，中國詩詞的成就，我想是其它國家很難比美的。又如獨特的思想資源，豐富的倫理思想，如此等等都不能否定。但另一方面，從理論思維領域，中國古代思想有很大缺陷。
軸心時代——我們的春秋戰國時代，大致相當于古希臘。中國有沒有政治學的觀點？有，各種各樣治國安邦的主張都有，但我們沒有出現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 亞裏士多德那樣完整的理論。我國古代數學有很多成就，但偏重于實際運算，沒有上升爲完整理論。我們沒有《幾何原本》那樣完整的幾何學。中國有邏輯思想的萌芽，一些學者還在《墨子》裏面尋找中國邏輯學的起源，但是有一條學術界是推翻不了的，中國沒有發展出完整的形式邏輯理論。孟子他們論證問題就是不講邏輯的。例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1]一下子就下結論：這是無父無君，沒有邏輯論證過程。科舉制度建立以後，我國知識階層無需接受的數學教育；數學、天文，是少數人的專門學問。西方中世紀講七藝，是知識層一定要學的，其中一項就辯論，實際上是邏輯課程。他們有數學課，有法律課，這在中國的古代教育裏面都是沒有的。爲什麽後來中國不能産生近代科學？那跟我們的教育傳統有關係。
古代落後了，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落後了。承不承認？作爲學者面對這些事實，不能不承認。它不是價值判斷問題。世界上所有民族沒有優劣之分，但是在某一個方面，文化成就和學術，不能講就沒有高低之分了。
17世紀，英國革命爆發了。恰恰這個時候滿清入關，1644年，同一個年代，建立起大清帝國。大家分道揚鏢，走的路完全不同。
17、18世紀三個大革命中誕生的三個文件很重要。英國革命的《權利請願書》；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的《獨立宣言》；1789年法國大革命繼承、總結了英美革命的思想成果，提出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共十七條，西方有的學者提出它有這點、那點不足，我認爲就基本方面而言，它是放諸四海皆准的東西。"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這個結論推翻不了吧。"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無罪推定；"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財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等等。這些有什麽不對？這三大文件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珍貴成果。
爲什麽産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過去說生産力發展推動了生産關係和社會關係的變革，但現在史學界多數人同意的結論是相反的。正是因爲英國確立了比較先進的社會制度，才提供了産業革命賴以産生和發展的制度環境。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C•諾斯說得好：
"産業革命的技術不是出現在結構變遷以前，而是在其之後。儘管火藥、指南針、優良的船舶設計、印刷術和紙張在西歐的擴張中起了作用，但結果却很不相同。與産業革命相聯繫的技術變化要求事先建立一套産權，以提高發明和創新的私人收益率。"[2]
産權得到比較充分的保障，經濟自由、公民的自由得到比較充分的保障，那樣的環境推動了産業革命。用另一諾貝爾經濟學獎（1973年）得主哈耶克的話來說是：
"英國人在18世紀所享有的無可爭議的個人自由造就了一種空前的物質繁榮"。[3]
個人自由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人的切身經驗也證明了這個顛撲不破的結論。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奧秘，無非是改革僵化的制度，逐步擴大了公民的經濟自由。上述三個大革命産生的三個文件內容就是公民的自由訴求及其制度保障。
我們有沒有差距？我們爲什麽從19世紀鴉片戰爭以後追求富强始終受到挫折？說到底是强大的封閉堡壘，思想和制度的堡壘，不願意接受這些人類文明的成果。
文明在繼續前進。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爭論非常激烈：人類往何處去？蘇聯的建立提供了一個答案，過去認爲它標志著人類進入了新階段，現在看來是一個噩夢。歷史證明蘇聯走的那條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代價非常沉重。與此同時，還出現了希特勒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也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同樣是人類的灾難。這些都是事實判斷。
面對這兩個國家的實踐和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羅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它是第二大世界大戰同盟國的旗幟。中國共産黨也明確表態認同四大自由。1945年9月27日路透社記者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爲何？"毛澤東主席的回答是：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産生，幷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林肯的民有、 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4]
什麽是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和不虞匱乏的自由。前兩個自由是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思想的結晶。後兩個自由，是社會主義實驗正面和負面經驗的總結。希特勒的種族屠殺是大恐怖，他還搞意識形態恐怖。蘇聯搞的也是恐怖統治。克格勃怎麽監視老百姓衆所周知，社會精英包括知識階層和黨政軍高級幹部被監視、被屠殺觸目驚心。羅斯福提倡免于恐懼的自由，是針對所謂社會主義的實驗，對它的負面東西作出回應。社會主義是人類對理想社會的追求，是一定會實現的。免于匱乏的自由就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各個領域都應該有比資本主義更大的自由，包括基本生活得到切實保障。在工人運動的威脅 下，俾斯麥德國開始建立福利制度。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社會在福利方面有很多建樹。1929年的大危機以後，羅斯福提出不虞匱乏的自由，體現了社會主義的要求。社會主義理想是對的，但是路徑選擇不同，後果有很大的差別。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過各國政治家和人文、社會學家共同研究，聯合國接連制定了幾個文件和公約，主要有：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1966年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97、1998年，中國政府先後在這兩個公約上簽了字，這就是承認它的基本內容是正確的。中國人應該認真讀讀《世界人權宣言》的序言：
"鑒于對人權的無視和污蔑已發展爲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幷免于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布爲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鑒于爲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
擲地有聲！這些話凝聚了歷史智慧，每一個公民特別是知識階層應該銘記在心。
這些就構成人類文明的新高度。這是又一個高峰。
回顧人類的歷史，要是遵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個人權文件走下去，可以避免很多灾難。否則就會造成對國家、特別是老百姓的福祉很大的損傷。
新文化運動無非就是傳播現代文明的成就。
新文化運動的分期
廣義上來看，中國新文化運動起源于鴉片戰爭前。1833年，德國傳教士郭實獵在廣東創辦了中國第一份現代意義上的雜志：《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介紹世界的先進文化，不但介紹他們的科學技術、而且介紹他們的社會制度。其中最精彩的，是介紹了英國的國會制度、他們的法治。說這些國家有"國之公會"，就是國會；這些國家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實行法治，君主和老百姓都都要受法律的制約。爲什麽要有法治？爲什麽要有國會？核心是人有自主之權，每一個公民都有自由。
此後，不斷有西方傳教士在思想文化領域努力耕耘。他們辦的《萬國公報》成爲中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中國人也做出自己的回應。那個時候，從魏源到王韜，他們都察覺到中國的文明落後了。魏源在《海國圖志》的緒論《籌海篇》和按語中都提出這個問題。談到國家領導人選舉的時候，他說我們古代理想的境界三代之治在美國實現了。他還提出一系列改革自己國家的主張，包括在虎門劃出類似特區的一個地區，讓外國到那裏投資，中國商人也可以在那邊辦廠；不但辦軍事工業，還要辦民用工業；但是不要官僚過多插手。這些思想都是很先進的。
後來王韜在英國和法國考察，給他親友的信中認爲中國不但科學技術落後了，中國人引以爲傲的"道"——文化、道德、教化也落後了。實地看看人家的生活和社會狀况，比較一下，差距非常明顯。 70年代，王韜在香港辦《循環日報》傳播新的文化，新的觀念。但甲午戰爭前，整個新文化傳播工作還處在萌芽階段，主力是西方傳教士。
第二階段，從甲午戰敗到辛亥革命前，以嚴複、康、梁爲思想領袖開展了第一次群衆性的啓蒙運動，傳播新文明的責任從外國的傳教士轉到中國的思想家手上。
甲午戰敗後，必須回答爲什麽中國會被日本打敗？嚴複大喝一聲，"國貴自主、人貴自由"，國家興旺不興旺盛衰關鍵在"自由不自由"。
我想整個二十世紀，我們多數思想家沒有達到嚴複的高度，現在很多所謂知識分子，也沒有達到這個高度。追求國家獨立——國貴自主，沒問題，普遍認同。關鍵是人貴自由。懂不懂得這一條？很多新左派的朋友，很多民族主義者，就不懂得這一條。國家盛衰的關鍵在自由不自由，這裏講的是公民自由不自由。孫中山也不懂得這點。他講中國公民的個人自由太多了，現在要的是國家自由。所謂國家自由是什麽呢？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不通的。馬克思指出，所謂國家自由就是國家可以自由侵犯公民的權利。真是一針見血。國家有獨立問題，但是國家的管理機構——政府不能爲所欲爲，一定要受到法律的約束，要受到公民訴求的約束。
人的自由，人的解放是貫穿新文化運動全過程的基本訴求。離開這個基本點就無法理解19世紀以來的中國啓蒙運動——廣義的新文化運動。
第三階段，辛亥革命後到1927年，就是我們通常講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基本主張是人權與科學，從它創立開始就講，兩者是車之兩輪、人之兩翼，後來才將人權變成民主，變成民主與科學。但是即使講民主與科學的時候也講人權。科學指的是反對迷信，思維方法理性化，是與人的解放相聯繫的，不是所謂唯科學主義。想想後來俯伏在偉人脚下幹了多少荒唐絕倫的事，就不會輕率地嘲笑個性解放了。
第四階段， 1927至1949年。
國民黨建立了全國政權以後，知識階層反抗它的專制統治，要求思想自由。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人權論爭；40年代以《觀察》爲代表的思想文化抗爭；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新篇章。
第五階段，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有過中斷，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文化運動又以各種各樣的形式繼續。
我們現在還在做這個工作。只要承認中國的文化有差距、有落差，與《人權請願書》、《獨立宣言》、《公民權和人權宣言》、《世界人權宣言》等文件有差距，新文化運動就會繼續。現在還應該加上一個歐盟的文件，世界走向一體化、全球化的趨勢，是不可抗拒的。在這樣一個形勢下，對國家所處的地位重新思考，歐洲又一次走在全人類的前面，超越了民族和國家的仇恨，以法國、德國、英國三個國家的世代仇恨化解爲契機，成立了歐盟。儘管有曲折，但是它代表了人類文明的新高度。這就是我們的差距，中國人的學習任務還沒有完成。
注視當前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主張
我們的學術界、思想文化界現在是什麽態度呢？能够清醒的認識到這個基本態勢沒有改變的人恐怕不是太多。相對來講，另外一種聲音非常尖銳。
比如，這幾年甘陽提出一個主張：我們要進行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我們改革開放，學習西方的市場經濟；第二次思想解放就要從西方解放出來。中國不要建立現代國家，中國要建立文明國家，把國家建立在中國幾千年文明的基礎上。更具體講就是要繼承三個傳統，建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非常精彩，要是實現我們都變爲孔老夫子的信徒。但是你要推敲一下，幾千年的中國文明能給中國帶來一個現代社會嗎？這不用討論。甘陽是留學回來的，政治學常識應該學過。他提出這個理論，就是向現代政治學挑戰。他的這個理論要是成立，整個政治學理論要重寫。
一個這樣重大的爭議擺在我們面前。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向何處去？
他的主張有理論，有論證。比如他說土耳其想融入西方，西方不承認它，另一方面它丟掉了伊斯蘭傳統，搞得國內也分裂了。這裏面牽涉到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一些學者常常是眼界和學術基礎受到限制，懂中國歷史的不懂世界歷史。土耳其的歷史是不是他講的這樣的狀况？我們就要回答，土耳其的道路對還是不對，堅持政教分離對還是不對？你光是說它不對不行，要拿出學術成果來。另外他講，梁啓超在辛亥革命以後就講到要警惕土耳其的道路，要回到中華的文明。但是那一段是梁啓超思想走彎路的時期。他要作爲一個參政党的代表去參與袁世凱的政權，反而被袁世凱利用。最後他起來反抗，但他前面和袁世凱合作，政治上沒有起到反對黨的作用，作爲一個不倫不類的參政黨，起了粉飾袁世凱統治的作用。他提出這些思想文化主張事先與袁世凱有默契，是爲他的政治行爲服務的。要拿出東西來證明他這樣講是對民國初年的歷史無知。
基于義憤、討厭他遠遠不够，要拿出學術的成果證明他的東西不對。
他說要繼承三個傳統，即幾千年以儒家爲代表的傳統，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傳統和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傳統。改革開放前毛澤東的傳統要，改革開放後鄧小平的傳統也要。從他來講他有他的邏輯，有學術上的挑戰。學術界要作出回答。
他說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傳統就是平等，我們要繼承這些。那個時候確實有過很多促進社會平等的措施，比如男女平等，從民國時候就開始了。查一查《民法》，保障婚姻自由、保障男女平等，不是人民共和國以後成立以後才有的，爲什麽你不說我繼承國民政府的傳統呢？要是說有新的內容，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新的在哪里呢？經濟領域，是計劃經濟，消滅私有財産，這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沒有的，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也沒有的，你要繼承嗎？在政治領域，是人民民主專政或者說無産階級的全面專政，平等是在全面專政的基礎上來定義的，這個平等不給敵人，你要嗎？誰是敵人是要按照最高指示來界定的，不是法律界定的，這個平等你要嗎？然後在思想文化領域，批判所謂的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甚至自然科學領域也要反對資産階級，要興無滅資，由少數人控制學術文化。知識階層中有平等嗎？這個東西能够給中國的科學、文化帶來繁榮、發展嗎？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又有平等嗎？所以我認爲他是信口開河，是經不起推敲的。
他那個所謂繼承三個傳統的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再進一步推敲問題就更多了。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爲什麽要用儒家來定義國家的性質？儒家定義國家的性質在學術上首先是對憲政理論的挑戰。用一個民族中的一個流派的思想來定義一個國家，也是對世界經驗的忽視。例如一些伊斯蘭國家，政教合一，帶來的是社會的動蕩、教派的紛爭，要不要走向這樣的道路？中國是多民族國家，以漢族的傳統文化作爲立國的思想基礎，那麽，藏族文化和漢族不同，所以藏獨分子提出要單獨立國，新疆少數人要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建立伊斯蘭國家，豈不是有理了嗎？所以我認爲這是非常危險的主張。
他說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是繼承它的"親情"。太有趣了！哪一個民族不講親情？甘陽不是說要從西方思想解放出來嗎？離開來自西方的現代法治觀念講親情會帶來什麽？睜開眼睛看看陳水扁一家子和他的追隨者吧！看看我們周圍的太子、大少、衙內和大小官員的親友故舊怎樣以權謀私吧！
但是諸如此類的主張提出來以後，沒有受到足够的抵制，很少有人公開批評。這些主張同要吸收世界先進文化，建立開放而不是封閉的國家，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思想文化要不要改造
爭論裏面提出的很多問題，不但來自新左派和民族主義，而且來自自由派內部。多年來有些朋友一再否定新文化運動，認爲新文化運動是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這個觀點是威斯康辛大學首先林毓生教授首創的。1988年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傳入中國，當時有兩個學者寫文章批判他，一個是王元化，還有一個是袁偉時。後來王元化先生改變了自己的主張，他在90年代一再反思；袁偉時則頑固不化，連續寫文章和林毓生教授辯論。現在有些朋友繼續提出這個問題，有道理嗎？這裏面有很複雜的理論，牽扯到很多學術問題。
首先從歷史事實來講，無産階級文化革命起源是義和團。用暴力摧毀文化，是從義和團開始的。
其次，新文化運動不管一些人的意見是對還是不對，它是多元的，進行的方式是自由討論，沒有政府權力或社會暴力夾雜在裏面。它的主張對還是不對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開拓了學術文化和言論自由的制度環境，拓展了自由空間。文化是在自由討論、自由選擇、自然更替中向前發展的。錢玄同提出廢除漢字，沒有人聽他的。
再從實踐後果來看看新文化運動。它唯一和權力結合的是通過全國教育會議的討論，建議小學要以白話文爲基本教材，政府接納了這個建議。這是功德無量的成果。 除了這個成果以外，各種現代人文社會科學都是以新文化運動爲發展的契機，帶來中國學術的大發展，大繁榮，還有文學藝術的大發展。說中國文化到這裏就斷裂了，沒那麽回事，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也進入一個新階段，碩果累累。而各種傳統文化究竟是繼續活在日常生活中，還是逐步成爲只有研究者感興趣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典藏，只要沒有暴力介入，是公民自由選擇帶來的趨勢，恐怕任何人都難以扭轉。
但是有很多學術問題需要回答。
第一．是不是凡是革命只能够搞政治革命，不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必然帶來灾難？
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但是伴隨著的必然是思想文化的變革。任何國家的社會變革、政治變革都是以思想爲先導的。沒有啓蒙，沒有思想作爲先導，英國革命、法國革命乃至辛亥革命都是不可能的。這是歷史事實。正如哈耶克說的：
"從長遠來看，人類的事務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昨天的异端會成爲明天的信條。"[5]
問題不在于要不要推動思想變革，而在于你提倡的是什麽思想。如果拼命鼓吹暴力，即使目的是政治革命，代價也是非常沉重的。
第二， 20世紀中國的思想文化變革，梁啓超、魯迅他們提出要個性解放，要改造國民性，這些朋友認爲都錯了。
他們沒有注意到這些思想家、學者提出的主張是推動中國思想文化正常變革、正常更新。沒有先驅們反復呼籲，會有婚姻自由嗎？有男女平等嗎？這些都是以思想變革爲基礎的。
所謂改造國民性實質是推動中國文化從臣民文化轉變爲公民文化，讓中國人成長爲獨立自由的現代公民。內容無可挑剔。
進行的方式是自由呼籲，自由交流，信不信由你；與强迫進行思想改造風馬牛不相及，更與"文化大革命"中用暴力"全面專政"背道而馳。
第三．哈耶克提出啓蒙有兩個傳統，一個是法國的傳統，一個是蘇格蘭的傳統。他認爲現代社會是自發秩序生長過程，思想文化是不能改造的。這個怎麽理解？
先講自發秩序。我剛才講到中國按照它的社會結構，不可能自發發展成爲現代社會。哈耶克自己就說：
"自由主義的中心思想是，在貫徹保護公認的個人私生活領域的公正行爲普遍原則的情况下，十分複雜的人類行爲會自發地形成秩序"。
但他自己也深知"而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之外，幾乎還沒有人理解"法治和守法政府的理想。[6]在另一個世界——拒絕保護個人私生活領域的社會，離開思想文化的改造，離開外來思想的浸潤，顯然不可能自發産生自由秩序。這是中國啓蒙——新文化運動必要和艱難的現實基礎。
進一步要討論對英法不同的啓蒙傳統怎麽看？我認爲哈耶克論斷忽視了兩國思想相互交融的一面。
任何國家的思想文化都是複雜的，而且思想沒有國界，即使在信息傳播比較緩慢的年代也會向周邊地區擴散，英法兩個近鄰更是如此。法國和英國兩個傳統是互相交叉的，法國有過很多很極端的東西，英國則有掘地派、平等派，那些主張一樣是空想的。
英國思想家托馬斯•莫爾1516年發表《烏托邦》一書，主張廢除私有財産，"實行高度集中計劃，把恐怖統治神聖化，是後來一切政治意識形態所不及的。""國內政策是以一種神聖的恐怖來推行的，至于政治討論只有在指定的時間、地點，方能容許。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主義和19、20世紀的其他革命靈性主義之間的關係是十分明顯的。" [7]
至于孟德斯鳩受英國的影響，更是衆所周知的。他寫作《波斯人信札》和《法的精神》的靈感都來自對英國制度的考察。伏爾泰的《哲學通信》也反映了他對英國的深刻認識。1789年法國大革命誕生的《公民權和人權宣言》則繼承了英國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的思想成果，幷且是在美國駐法公使杰斐遜官邸中制定的。
第四，我認爲這些朋友用心良苦，想提醒中國人吸取歷史教訓，避免中國社會再度動蕩，但沒有注意到歷史實際。
法國大革命伴隨恐怖，原因在哪里？首先看法國大革命和英國革命差別在哪里？1793年的雅各賓專政光是在巴黎就殺了17000人，另外一個數字是全國 40000人被殺，當時法國的人口2600萬。英國革命過程相砍相殺，從1640年革命爆發到1688年光榮革命整整花了38年，20多萬人喪生，當時英國人口是450萬。無論殺人的絕對數還是占人口總數的比例，都遠遠超出法國大革命。朱學勤教授認爲接受英國傳統就不會出現人類的灾禍，實際上不是那麽回事，英國革命同樣是血腥的。
一個是歷史實際，再一個是進入到理論層次，值得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深入思考。爲什麽很多人類文明的成就、正確的原則，結果帶來的是恐怖。法國大革命有《公民權和人權宣言》，但是隨之而來的是血腥屠殺，假自由的名義剝奪自由。這不是由于他的原則不對，啓蒙者的主張不對，而是另有原因，我們需要作出答復。
雅各賓專政原因在哪里？一種政治勢力的理想對，但是道路不對，會帶來很大的灾難。任何民族都有從野蠻到文明的過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從野蠻到文明標志在哪里？
英國光榮革命以後走向文明，它的標志是1689年以後，實行法治了，不再訴諸革命解决社會矛盾和衝突。但是不能因此就掩蓋英國革命殘酷的一面。
法國1789年革命，社會一直穩定不下來，到1799年拿坡侖專制結束了這個混亂的局面，但是整個國家還沒有穩定下來，一直到1870年後才穩定，花了 80多年。這是經驗積累過程，也是摸索國家機關如何合理建構的過程。不論法國和英國，如果權力不受到制約，肯定帶來灾難。雅各賓俱樂部，克倫威爾，拿破侖都有不受限制的權力。
中國從辛亥革命算起，進入了革命和戰爭時期。穩定是從文化革命結束後開始的，跟法國所花的時間差不多。這些需要我們在學術上作出回答，原因在哪里？在我看來，所有的國家逐漸告別野蠻、轉化爲現代社會都是長期複雜的過程，成功與否的標志在于那個國家能不能確立法治；所有的社會矛盾、民族的衝突要通過法治途徑解决。人有反抗壓迫包括革命的權利，在歷史的一定階段是合理的，但回過頭來總結歷史經驗，以後解决矛盾不能再走那條路。
[1] 《孟子•滕文公下》。
[2] 道格拉斯•C•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66頁。
[3] 哈耶克：<自由社會的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馮克利譯：《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頁。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北京版第27頁。
[5] 轉引自阿蘭•艾伯斯坦：《哈耶克傳》代序第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北京版。
[6]哈耶克：<自由社會的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馮克利譯：《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頁。
[7] 弗裏德裏希•希爾著，趙複三譯：《歐洲思想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374頁。
從新文化運動的爭議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
袁偉時
（2009年3月28日在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的報告）
都是同行。很高興有機會向大家請教。
思想文化欠債
有個困擾我多年的問題，是不是中國在思想文化上欠了全人類一筆大債？前一段都在聊，說中國要作爲大國崛起。有些法國的報刊就說，你中國不是一個思想輸出國，現在還要向人家學習，談什麽大國。我認爲他們講的是實話、真話。百年來中國沒有出世界範圍內有影響的大思想家，能够影響人類進程的思想家。近200多年，中國的歷史那麽曲折，全世界很多社會改革方案都到中國來實驗。再加上我們的毛澤東同志膽子很大，做了很多驚天動地的實驗；到後來鄧小平扭轉了歷史行程，又有很大的變化。在這樣一個曲折、複雜的變化裏面，我想有很多內容需要總結，需要從中上升到理論。但這個工作應該講做得很差，沒有真正出一些很重要的學術成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爲中國的學界，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界對人類欠債。這個總結工作必須做；不然的話很可能重蹈覆轍。當然不一定是回到計劃經濟時代，但是會有很多類似的錯誤出現。
面對這個任務，廣東人文社會科學能不能作出自己的貢獻？這個很難講。雖然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但是學術上應該講是比較後進的地方，左的勢力很大，守舊的東西很多，真真正正敢開拓的很少見。要寄希望于比我年輕的學者們。我抛磚引玉提出問題。爲什麽選這個題目，主要的原因在這個地方。
我提出這個報告的原因，還在于最近看了一些東西，感到非常奇怪，非常震驚，老在想：爲什麽中國會出現這些玩藝？
有各種各樣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的，表明中國社會在進步，多元的觀點可以發表，這是大好事。但是有一些觀點出在什麽地方呢？出在北京大學的法學院，這是完全出乎預料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最近發表的鼓吹國家主義的幾篇文章，值得找來看看。
其中一篇是北大法學院的教授强世功寫的。他提出"中國憲政的特色就是黨政軍三位一體主席制"，一看題目就非常惹人注目。請注意，這裏討論的是憲政問題，不是討論什麽人可以領導黨政軍。1789年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宣告"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這是現代憲政和法學常識。各國憲政都有自己的特點，作爲學者，你說我要推翻現代憲政理論，得拿出經得起推敲的東西來。要另外建一個憲政和法學理論體系，非常偉大，應該熱烈歡迎，期待他做出這樣的貢獻。但是他講的是什麽東西呢？在中國講主席領導下三位一體，一點也不新鮮，不過是明目張膽恢復改革開放以前的個人淩駕于集體以上的體制。這不是要把國家主席推到爐火上烤嗎？理論上站得住嗎？實踐上會帶來什麽後果？堂堂的北大法學院教授提出這樣的理論，我感到很震驚。
中國學術界究竟出了什麽問題？很值得我們深思。
下面我想就新文化運動研究中幾個比較大的爭議提出一些意見，也許有助于大家思考。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
首先，什麽是中國新文化運動？
中國新文化運動是文藝復興以來逐步形成的世界現代文化的延伸，是推動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的先導。這個定義蘊含三點要義：1.中國傳統社會無力自行轉化爲現代社會。2.中西文化有很大的落差。3.思想變革是社會變革的先導。
在西方，是它的文化傳統、社會條件結合，促成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啓蒙運動，推動了現代社會制度的建立。
過去流行一個觀點，假如沒有外敵入侵，中國會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論斷已被歷史事實否定了。上一世紀五零年代開始，爲了"注經"吧，很多歷史學家起勁地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參與的人很多，出了好多書，不少人靠這個評上了教授。不幸，從整體看絕大部分是印刷垃圾，浪費了不少史家的青春。原因在于不敢衝破思想牢籠，沒有認真研究中西社會差別，也沒有認真讀馬、恩。
馬克思老早就講過，作爲資本的因素，資本主義的經濟成份在古代社會就有了。全世界都有；中國先秦殷商，就有資本主義經濟成份。但一個傳統社會要轉變爲現代社會或者是資本主義社會，不是簡單的經濟成份問題，而是社會條件允許不允許把這些經濟因素轉變爲完整的現代社會制度？中國傳統社會沒有分封制，沒有司法獨立和地方自治，衆多因素結合起來，它不可能自行轉化爲一個現代社會。這個論斷首先是由顧准作出的。一些史家不會像顧准那樣思考問題，比較中西社會，學術方向搞錯了。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還有一個前提：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距。這樣講是不是妄自菲薄呢？不，是面對現實。
中國傳統文化有它自己的杰出成就，有些成就到現在還在起作用，比如中醫，而且它是永遠消滅不了的。又比如中國史學典籍的豐富，中國詩詞的成就，我想是其它國家很難比美的。又如獨特的思想資源，豐富的倫理思想，如此等等都不能否定。但另一方面，從理論思維領域，中國古代思想有很大缺陷。
軸心時代——我們的春秋戰國時代，大致相當于古希臘。中國有沒有政治學的觀點？有，各種各樣治國安邦的主張都有，但我們沒有出現古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 亞裏士多德那樣完整的理論。我國古代數學有很多成就，但偏重于實際運算，沒有上升爲完整理論。我們沒有《幾何原本》那樣完整的幾何學。中國有邏輯思想的萌芽，一些學者還在《墨子》裏面尋找中國邏輯學的起源，但是有一條學術界是推翻不了的，中國沒有發展出完整的形式邏輯理論。孟子他們論證問題就是不講邏輯的。例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1]一下子就下結論：這是無父無君，沒有邏輯論證過程。科舉制度建立以後，我國知識階層無需接受的數學教育；數學、天文，是少數人的專門學問。西方中世紀講七藝，是知識層一定要學的，其中一項就辯論，實際上是邏輯課程。他們有數學課，有法律課，這在中國的古代教育裏面都是沒有的。爲什麽後來中國不能産生近代科學？那跟我們的教育傳統有關係。
古代落後了，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落後了。承不承認？作爲學者面對這些事實，不能不承認。它不是價值判斷問題。世界上所有民族沒有優劣之分，但是在某一個方面，文化成就和學術，不能講就沒有高低之分了。
17世紀，英國革命爆發了。恰恰這個時候滿清入關，1644年，同一個年代，建立起大清帝國。大家分道揚鏢，走的路完全不同。
17、18世紀三個大革命中誕生的三個文件很重要。英國革命的《權利請願書》；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的《獨立宣言》；1789年法國大革命繼承、總結了英美革命的思想成果，提出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共十七條，西方有的學者提出它有這點、那點不足，我認爲就基本方面而言，它是放諸四海皆准的東西。"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這個結論推翻不了吧。"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無罪推定；"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財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等等。這些有什麽不對？這三大文件是人類文明發展的珍貴成果。
爲什麽産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發生？過去說生産力發展推動了生産關係和社會關係的變革，但現在史學界多數人同意的結論是相反的。正是因爲英國確立了比較先進的社會制度，才提供了産業革命賴以産生和發展的制度環境。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C•諾斯說得好：
"産業革命的技術不是出現在結構變遷以前，而是在其之後。儘管火藥、指南針、優良的船舶設計、印刷術和紙張在西歐的擴張中起了作用，但結果却很不相同。與産業革命相聯繫的技術變化要求事先建立一套産權，以提高發明和創新的私人收益率。"[2]
産權得到比較充分的保障，經濟自由、公民的自由得到比較充分的保障，那樣的環境推動了産業革命。用另一諾貝爾經濟學獎（1973年）得主哈耶克的話來說是：
"英國人在18世紀所享有的無可爭議的個人自由造就了一種空前的物質繁榮"。[3]
個人自由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人的切身經驗也證明了這個顛撲不破的結論。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奧秘，無非是改革僵化的制度，逐步擴大了公民的經濟自由。上述三個大革命産生的三個文件內容就是公民的自由訴求及其制度保障。
我們有沒有差距？我們爲什麽從19世紀鴉片戰爭以後追求富强始終受到挫折？說到底是强大的封閉堡壘，思想和制度的堡壘，不願意接受這些人類文明的成果。
文明在繼續前進。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爭論非常激烈：人類往何處去？蘇聯的建立提供了一個答案，過去認爲它標志著人類進入了新階段，現在看來是一個噩夢。歷史證明蘇聯走的那條路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代價非常沉重。與此同時，還出現了希特勒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也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同樣是人類的灾難。這些都是事實判斷。
面對這兩個國家的實踐和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危機，羅斯福提出四大自由。它是第二大世界大戰同盟國的旗幟。中國共産黨也明確表態認同四大自由。1945年9月27日路透社記者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爲何？"毛澤東主席的回答是：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産生，幷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林肯的民有、 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4]
什麽是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免于恐懼的自由和不虞匱乏的自由。前兩個自由是文藝復興以來的現代思想的結晶。後兩個自由，是社會主義實驗正面和負面經驗的總結。希特勒的種族屠殺是大恐怖，他還搞意識形態恐怖。蘇聯搞的也是恐怖統治。克格勃怎麽監視老百姓衆所周知，社會精英包括知識階層和黨政軍高級幹部被監視、被屠殺觸目驚心。羅斯福提倡免于恐懼的自由，是針對所謂社會主義的實驗，對它的負面東西作出回應。社會主義是人類對理想社會的追求，是一定會實現的。免于匱乏的自由就是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各個領域都應該有比資本主義更大的自由，包括基本生活得到切實保障。在工人運動的威脅 下，俾斯麥德國開始建立福利制度。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社會在福利方面有很多建樹。1929年的大危機以後，羅斯福提出不虞匱乏的自由，體現了社會主義的要求。社會主義理想是對的，但是路徑選擇不同，後果有很大的差別。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過各國政治家和人文、社會學家共同研究，聯合國接連制定了幾個文件和公約，主要有：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1966年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97、1998年，中國政府先後在這兩個公約上簽了字，這就是承認它的基本內容是正確的。中國人應該認真讀讀《世界人權宣言》的序言：
"鑒于對人權的無視和污蔑已發展爲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心，而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幷免于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布爲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鑒于爲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
擲地有聲！這些話凝聚了歷史智慧，每一個公民特別是知識階層應該銘記在心。
這些就構成人類文明的新高度。這是又一個高峰。
回顧人類的歷史，要是遵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個人權文件走下去，可以避免很多灾難。否則就會造成對國家、特別是老百姓的福祉很大的損傷。
新文化運動無非就是傳播現代文明的成就。
新文化運動的分期
廣義上來看，中國新文化運動起源于鴉片戰爭前。1833年，德國傳教士郭實獵在廣東創辦了中國第一份現代意義上的雜志：《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介紹世界的先進文化，不但介紹他們的科學技術、而且介紹他們的社會制度。其中最精彩的，是介紹了英國的國會制度、他們的法治。說這些國家有"國之公會"，就是國會；這些國家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實行法治，君主和老百姓都都要受法律的制約。爲什麽要有法治？爲什麽要有國會？核心是人有自主之權，每一個公民都有自由。
此後，不斷有西方傳教士在思想文化領域努力耕耘。他們辦的《萬國公報》成爲中國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重要窗口。
中國人也做出自己的回應。那個時候，從魏源到王韜，他們都察覺到中國的文明落後了。魏源在《海國圖志》的緒論《籌海篇》和按語中都提出這個問題。談到國家領導人選舉的時候，他說我們古代理想的境界三代之治在美國實現了。他還提出一系列改革自己國家的主張，包括在虎門劃出類似特區的一個地區，讓外國到那裏投資，中國商人也可以在那邊辦廠；不但辦軍事工業，還要辦民用工業；但是不要官僚過多插手。這些思想都是很先進的。
後來王韜在英國和法國考察，給他親友的信中認爲中國不但科學技術落後了，中國人引以爲傲的"道"——文化、道德、教化也落後了。實地看看人家的生活和社會狀况，比較一下，差距非常明顯。 70年代，王韜在香港辦《循環日報》傳播新的文化，新的觀念。但甲午戰爭前，整個新文化傳播工作還處在萌芽階段，主力是西方傳教士。
第二階段，從甲午戰敗到辛亥革命前，以嚴複、康、梁爲思想領袖開展了第一次群衆性的啓蒙運動，傳播新文明的責任從外國的傳教士轉到中國的思想家手上。
甲午戰敗後，必須回答爲什麽中國會被日本打敗？嚴複大喝一聲，"國貴自主、人貴自由"，國家興旺不興旺盛衰關鍵在"自由不自由"。
我想整個二十世紀，我們多數思想家沒有達到嚴複的高度，現在很多所謂知識分子，也沒有達到這個高度。追求國家獨立——國貴自主，沒問題，普遍認同。關鍵是人貴自由。懂不懂得這一條？很多新左派的朋友，很多民族主義者，就不懂得這一條。國家盛衰的關鍵在自由不自由，這裏講的是公民自由不自由。孫中山也不懂得這點。他講中國公民的個人自由太多了，現在要的是國家自由。所謂國家自由是什麽呢？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不通的。馬克思指出，所謂國家自由就是國家可以自由侵犯公民的權利。真是一針見血。國家有獨立問題，但是國家的管理機構——政府不能爲所欲爲，一定要受到法律的約束，要受到公民訴求的約束。
人的自由，人的解放是貫穿新文化運動全過程的基本訴求。離開這個基本點就無法理解19世紀以來的中國啓蒙運動——廣義的新文化運動。
第三階段，辛亥革命後到1927年，就是我們通常講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基本主張是人權與科學，從它創立開始就講，兩者是車之兩輪、人之兩翼，後來才將人權變成民主，變成民主與科學。但是即使講民主與科學的時候也講人權。科學指的是反對迷信，思維方法理性化，是與人的解放相聯繫的，不是所謂唯科學主義。想想後來俯伏在偉人脚下幹了多少荒唐絕倫的事，就不會輕率地嘲笑個性解放了。
第四階段， 1927至1949年。
國民黨建立了全國政權以後，知識階層反抗它的專制統治，要求思想自由。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人權論爭；40年代以《觀察》爲代表的思想文化抗爭；都是新文化運動的新篇章。
第五階段，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有過中斷，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文化運動又以各種各樣的形式繼續。
我們現在還在做這個工作。只要承認中國的文化有差距、有落差，與《人權請願書》、《獨立宣言》、《公民權和人權宣言》、《世界人權宣言》等文件有差距，新文化運動就會繼續。現在還應該加上一個歐盟的文件，世界走向一體化、全球化的趨勢，是不可抗拒的。在這樣一個形勢下，對國家所處的地位重新思考，歐洲又一次走在全人類的前面，超越了民族和國家的仇恨，以法國、德國、英國三個國家的世代仇恨化解爲契機，成立了歐盟。儘管有曲折，但是它代表了人類文明的新高度。這就是我們的差距，中國人的學習任務還沒有完成。
注視當前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主張
我們的學術界、思想文化界現在是什麽態度呢？能够清醒的認識到這個基本態勢沒有改變的人恐怕不是太多。相對來講，另外一種聲音非常尖銳。
比如，這幾年甘陽提出一個主張：我們要進行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我們改革開放，學習西方的市場經濟；第二次思想解放就要從西方解放出來。中國不要建立現代國家，中國要建立文明國家，把國家建立在中國幾千年文明的基礎上。更具體講就是要繼承三個傳統，建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非常精彩，要是實現我們都變爲孔老夫子的信徒。但是你要推敲一下，幾千年的中國文明能給中國帶來一個現代社會嗎？這不用討論。甘陽是留學回來的，政治學常識應該學過。他提出這個理論，就是向現代政治學挑戰。他的這個理論要是成立，整個政治學理論要重寫。
一個這樣重大的爭議擺在我們面前。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向何處去？
他的主張有理論，有論證。比如他說土耳其想融入西方，西方不承認它，另一方面它丟掉了伊斯蘭傳統，搞得國內也分裂了。這裏面牽涉到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一些學者常常是眼界和學術基礎受到限制，懂中國歷史的不懂世界歷史。土耳其的歷史是不是他講的這樣的狀况？我們就要回答，土耳其的道路對還是不對，堅持政教分離對還是不對？你光是說它不對不行，要拿出學術成果來。另外他講，梁啓超在辛亥革命以後就講到要警惕土耳其的道路，要回到中華的文明。但是那一段是梁啓超思想走彎路的時期。他要作爲一個參政党的代表去參與袁世凱的政權，反而被袁世凱利用。最後他起來反抗，但他前面和袁世凱合作，政治上沒有起到反對黨的作用，作爲一個不倫不類的參政黨，起了粉飾袁世凱統治的作用。他提出這些思想文化主張事先與袁世凱有默契，是爲他的政治行爲服務的。要拿出東西來證明他這樣講是對民國初年的歷史無知。
基于義憤、討厭他遠遠不够，要拿出學術的成果證明他的東西不對。
他說要繼承三個傳統，即幾千年以儒家爲代表的傳統，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傳統和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傳統。改革開放前毛澤東的傳統要，改革開放後鄧小平的傳統也要。從他來講他有他的邏輯，有學術上的挑戰。學術界要作出回答。
他說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傳統就是平等，我們要繼承這些。那個時候確實有過很多促進社會平等的措施，比如男女平等，從民國時候就開始了。查一查《民法》，保障婚姻自由、保障男女平等，不是人民共和國以後成立以後才有的，爲什麽你不說我繼承國民政府的傳統呢？要是說有新的內容，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新的在哪里呢？經濟領域，是計劃經濟，消滅私有財産，這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沒有的，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也沒有的，你要繼承嗎？在政治領域，是人民民主專政或者說無産階級的全面專政，平等是在全面專政的基礎上來定義的，這個平等不給敵人，你要嗎？誰是敵人是要按照最高指示來界定的，不是法律界定的，這個平等你要嗎？然後在思想文化領域，批判所謂的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甚至自然科學領域也要反對資産階級，要興無滅資，由少數人控制學術文化。知識階層中有平等嗎？這個東西能够給中國的科學、文化帶來繁榮、發展嗎？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又有平等嗎？所以我認爲他是信口開河，是經不起推敲的。
他那個所謂繼承三個傳統的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再進一步推敲問題就更多了。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爲什麽要用儒家來定義國家的性質？儒家定義國家的性質在學術上首先是對憲政理論的挑戰。用一個民族中的一個流派的思想來定義一個國家，也是對世界經驗的忽視。例如一些伊斯蘭國家，政教合一，帶來的是社會的動蕩、教派的紛爭，要不要走向這樣的道路？中國是多民族國家，以漢族的傳統文化作爲立國的思想基礎，那麽，藏族文化和漢族不同，所以藏獨分子提出要單獨立國，新疆少數人要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建立伊斯蘭國家，豈不是有理了嗎？所以我認爲這是非常危險的主張。
他說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是繼承它的"親情"。太有趣了！哪一個民族不講親情？甘陽不是說要從西方思想解放出來嗎？離開來自西方的現代法治觀念講親情會帶來什麽？睜開眼睛看看陳水扁一家子和他的追隨者吧！看看我們周圍的太子、大少、衙內和大小官員的親友故舊怎樣以權謀私吧！
但是諸如此類的主張提出來以後，沒有受到足够的抵制，很少有人公開批評。這些主張同要吸收世界先進文化，建立開放而不是封閉的國家，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思想文化要不要改造
爭論裏面提出的很多問題，不但來自新左派和民族主義，而且來自自由派內部。多年來有些朋友一再否定新文化運動，認爲新文化運動是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這個觀點是威斯康辛大學首先林毓生教授首創的。1988年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傳入中國，當時有兩個學者寫文章批判他，一個是王元化，還有一個是袁偉時。後來王元化先生改變了自己的主張，他在90年代一再反思；袁偉時則頑固不化，連續寫文章和林毓生教授辯論。現在有些朋友繼續提出這個問題，有道理嗎？這裏面有很複雜的理論，牽扯到很多學術問題。
首先從歷史事實來講，無産階級文化革命起源是義和團。用暴力摧毀文化，是從義和團開始的。
其次，新文化運動不管一些人的意見是對還是不對，它是多元的，進行的方式是自由討論，沒有政府權力或社會暴力夾雜在裏面。它的主張對還是不對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開拓了學術文化和言論自由的制度環境，拓展了自由空間。文化是在自由討論、自由選擇、自然更替中向前發展的。錢玄同提出廢除漢字，沒有人聽他的。
再從實踐後果來看看新文化運動。它唯一和權力結合的是通過全國教育會議的討論，建議小學要以白話文爲基本教材，政府接納了這個建議。這是功德無量的成果。 除了這個成果以外，各種現代人文社會科學都是以新文化運動爲發展的契機，帶來中國學術的大發展，大繁榮，還有文學藝術的大發展。說中國文化到這裏就斷裂了，沒那麽回事，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也進入一個新階段，碩果累累。而各種傳統文化究竟是繼續活在日常生活中，還是逐步成爲只有研究者感興趣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典藏，只要沒有暴力介入，是公民自由選擇帶來的趨勢，恐怕任何人都難以扭轉。
但是有很多學術問題需要回答。
第一．是不是凡是革命只能够搞政治革命，不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搞思想文化的革命必然帶來灾難？
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但是伴隨著的必然是思想文化的變革。任何國家的社會變革、政治變革都是以思想爲先導的。沒有啓蒙，沒有思想作爲先導，英國革命、法國革命乃至辛亥革命都是不可能的。這是歷史事實。正如哈耶克說的：
"從長遠來看，人類的事務是受思想力量指引的。""昨天的异端會成爲明天的信條。"[5]
問題不在于要不要推動思想變革，而在于你提倡的是什麽思想。如果拼命鼓吹暴力，即使目的是政治革命，代價也是非常沉重的。
第二， 20世紀中國的思想文化變革，梁啓超、魯迅他們提出要個性解放，要改造國民性，這些朋友認爲都錯了。
他們沒有注意到這些思想家、學者提出的主張是推動中國思想文化正常變革、正常更新。沒有先驅們反復呼籲，會有婚姻自由嗎？有男女平等嗎？這些都是以思想變革爲基礎的。
所謂改造國民性實質是推動中國文化從臣民文化轉變爲公民文化，讓中國人成長爲獨立自由的現代公民。內容無可挑剔。
進行的方式是自由呼籲，自由交流，信不信由你；與强迫進行思想改造風馬牛不相及，更與"文化大革命"中用暴力"全面專政"背道而馳。
第三．哈耶克提出啓蒙有兩個傳統，一個是法國的傳統，一個是蘇格蘭的傳統。他認爲現代社會是自發秩序生長過程，思想文化是不能改造的。這個怎麽理解？
先講自發秩序。我剛才講到中國按照它的社會結構，不可能自發發展成爲現代社會。哈耶克自己就說：
"自由主義的中心思想是，在貫徹保護公認的個人私生活領域的公正行爲普遍原則的情况下，十分複雜的人類行爲會自發地形成秩序"。
但他自己也深知"而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之外，幾乎還沒有人理解"法治和守法政府的理想。[6]在另一個世界——拒絕保護個人私生活領域的社會，離開思想文化的改造，離開外來思想的浸潤，顯然不可能自發産生自由秩序。這是中國啓蒙——新文化運動必要和艱難的現實基礎。
進一步要討論對英法不同的啓蒙傳統怎麽看？我認爲哈耶克論斷忽視了兩國思想相互交融的一面。
任何國家的思想文化都是複雜的，而且思想沒有國界，即使在信息傳播比較緩慢的年代也會向周邊地區擴散，英法兩個近鄰更是如此。法國和英國兩個傳統是互相交叉的，法國有過很多很極端的東西，英國則有掘地派、平等派，那些主張一樣是空想的。
英國思想家托馬斯•莫爾1516年發表《烏托邦》一書，主張廢除私有財産，"實行高度集中計劃，把恐怖統治神聖化，是後來一切政治意識形態所不及的。""國內政策是以一種神聖的恐怖來推行的，至于政治討論只有在指定的時間、地點，方能容許。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主義和19、20世紀的其他革命靈性主義之間的關係是十分明顯的。" [7]
至于孟德斯鳩受英國的影響，更是衆所周知的。他寫作《波斯人信札》和《法的精神》的靈感都來自對英國制度的考察。伏爾泰的《哲學通信》也反映了他對英國的深刻認識。1789年法國大革命誕生的《公民權和人權宣言》則繼承了英國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的思想成果，幷且是在美國駐法公使杰斐遜官邸中制定的。
第四，我認爲這些朋友用心良苦，想提醒中國人吸取歷史教訓，避免中國社會再度動蕩，但沒有注意到歷史實際。
法國大革命伴隨恐怖，原因在哪里？首先看法國大革命和英國革命差別在哪里？1793年的雅各賓專政光是在巴黎就殺了17000人，另外一個數字是全國 40000人被殺，當時法國的人口2600萬。英國革命過程相砍相殺，從1640年革命爆發到1688年光榮革命整整花了38年，20多萬人喪生，當時英國人口是450萬。無論殺人的絕對數還是占人口總數的比例，都遠遠超出法國大革命。朱學勤教授認爲接受英國傳統就不會出現人類的灾禍，實際上不是那麽回事，英國革命同樣是血腥的。
一個是歷史實際，再一個是進入到理論層次，值得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深入思考。爲什麽很多人類文明的成就、正確的原則，結果帶來的是恐怖。法國大革命有《公民權和人權宣言》，但是隨之而來的是血腥屠殺，假自由的名義剝奪自由。這不是由于他的原則不對，啓蒙者的主張不對，而是另有原因，我們需要作出答復。
雅各賓專政原因在哪里？一種政治勢力的理想對，但是道路不對，會帶來很大的灾難。任何民族都有從野蠻到文明的過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從野蠻到文明標志在哪里？
英國光榮革命以後走向文明，它的標志是1689年以後，實行法治了，不再訴諸革命解决社會矛盾和衝突。但是不能因此就掩蓋英國革命殘酷的一面。
法國1789年革命，社會一直穩定不下來，到1799年拿坡侖專制結束了這個混亂的局面，但是整個國家還沒有穩定下來，一直到1870年後才穩定，花了 80多年。這是經驗積累過程，也是摸索國家機關如何合理建構的過程。不論法國和英國，如果權力不受到制約，肯定帶來灾難。雅各賓俱樂部，克倫威爾，拿破侖都有不受限制的權力。
中國從辛亥革命算起，進入了革命和戰爭時期。穩定是從文化革命結束後開始的，跟法國所花的時間差不多。這些需要我們在學術上作出回答，原因在哪里？在我看來，所有的國家逐漸告別野蠻、轉化爲現代社會都是長期複雜的過程，成功與否的標志在于那個國家能不能確立法治；所有的社會矛盾、民族的衝突要通過法治途徑解决。人有反抗壓迫包括革命的權利，在歷史的一定階段是合理的，但回過頭來總結歷史經驗，以後解决矛盾不能再走那條路。
[1] 《孟子•滕文公下》。
[2] 道格拉斯•C•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66頁。
[3] 哈耶克：<自由社會的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馮克利譯：《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1頁。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北京版第27頁。
[5] 轉引自阿蘭•艾伯斯坦：《哈耶克傳》代序第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北京版。
[6]哈耶克：<自由社會的秩序原理>，哈耶克著、馮克利譯：《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頁。
[7] 弗裏德裏希•希爾著，趙複三譯：《歐洲思想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374頁。
公共治理的“二難絕境”之形成：以中國大陸戶籍為例（瀋陽）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5168
公共治理的“二難絕境”之形成：以中國大陸戶籍
瀋陽
作爲中國最重要的公共部門，中國政府幾乎壟斷了中國社會的各種資源，公民權利保障和民意表達管道嚴重缺失，公共政策常常有意忽視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加之腐敗病症未能得到有效醫治，自身行政效率的低下，長此以往，公共政策就難以有效實施，其所面臨的"二難困境"很容易惡化爲"二難絕境"。"二難絕境"的一項重要表現正是人們常常所說的"一放就亂、一收就死"。公共政策的"二難絕境"是類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現代化進程中經常遇到的重大難題，本文以中國的戶籍制度（包括民憤極大的"暫住證"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爲例，對上述問題的産生和出路進行了分析。（1）
一、戶籍管理：由政策走向制度
中國大陸和北韓是目前世界上少數幾個嚴格實施戶籍制度的國家之一。當代中國之實行戶籍制度，與其說是歷史的慣性存在（2），不如說是學習蘇聯經濟計劃經驗、進行經濟建設和政治控制的需要。國民政府敗退到臺灣後，遺留下大量的特務、軍警、官僚、鄉紳等舊勢力，他們隨時準備通過各種手段恢復舊秩序。加强對全國人民的戶口登記和戶籍管理，有利于政府清查人口、"鎮壓反革命"，還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人民跨地區的自由結社。不過此時的中國戶籍本身，沿襲了古代社會，幷不帶有任何福利和特權色彩；城市和鄉村之間，在法律上則是平等的，城鄉人口的流動則不受任何法律政策的禁止。
1950年8月12日，公安系統在內部頒發了《特種人口管理暫行辦法（草案）》，正式開始了對重點人口的管理工作，這是當代中國戶籍制度開始的起點。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頒布了《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這是建國以後最早的一個戶籍法規，基本統一了全國城市的戶口登記制度。1953年4月由政務院頒發了《關于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4年3月由內務部和勞動部聯合發出《繼續貫徹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兩個法規收效甚微。考慮到當時要發展以重工業爲主的工業化建設，迫切需要農民穩定下來，通過辛勤的勞動爲工業化建設提供廉價的經濟資源，政府在公共政策實施過程中就越來越强化對人口流動的控制，進而越來越傾向于將一項既有的政策制度化。1955年6月9日，國務院頒布《關于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開始在全國城鄉全面建立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1956年1月1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農村戶口登記、統計工作和戶籍工作移歸公安部門接辦的通知》。據此，農村戶口的登記、統計工作由內務部和各級民政部門移交公安部和各級公安部門接管辦理。由象徵國家暴力機器的警察部門代替民政部門進行戶籍管理，乃是中國區別于民主國家的重要特徵。
緊接著，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經第一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91次會議審議通過，由國家主席毛澤東以"共和國主席令"的形式頒布施行。此條例對農民進入城鎮作出了約束性限制："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准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這條規定幷非嚴格意義上的國家立法。不過，考慮到當時中國的人治主導的統治方式，公共政策、社會制度，甚至包括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形象、舉止言行幷沒有如現代民主國家那樣有截然相异的區分，一項行政法規確立的公共政策政策就很容易被制度化。通過這一系列的部門立法，1954年憲法第九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自由"被架空、名存實亡。換而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自它正式産生起，就難逃"違憲"之指責。
"大躍進"期間，政府三令五申禁止農村人口外流。當時全國範圍內城鄉糧食嚴重匱乏的嚴峻局面，政府乾脆大量精簡職工，緊縮城鎮人口，大多數日用品以戶口爲依據憑票供應。在精簡過程中，公安部門嚴格執行戶口遷移審批制度，强化了戶籍制度中限制人口自由流動的功能。1963年後，政府以是否吃國家"商品糧"作爲劃分戶口性質的標準，實行"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二元戶籍管理方式。1964年8月，國務院批轉了《公安部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草案）》，該文件明確規定："從農村遷往城市、集鎮，從鎮遷往城市的，要嚴加限制，從小城市遷往大城市，從其它城市遷往北京、上海兩市的，要適當限制。"這一規定促進了當代中國的一個城市政策的形成，即後來所說的"嚴格控制大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 1949年至1978年間，中國長達30年的建設，工業總産值增長了近30倍，市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由10％增至12.9％，城市化率只提高了8個百分點，即城市人口增加了1個億，農村人口增加了3個億。全國80％的人口分散在廣大農村，成爲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的絕對貧困人口。（3）當代中國的城市人口政策完全與現代經濟發展的潮流相悖逆，阻礙了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正是此時，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的戶籍管理制度最後形成。
新中國建國初期農民的大量流入城市，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由于革命勝利系農民支持的結果，長期革命戰爭中農民又被渲染爲新政權的主人，革命勝利後，廣大農民自發地大量涌入城市，給城市的就業、住房、食品供應等方面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應該說，這是大規模戰亂後經濟恢復和城市化發展所帶來的必然現象。從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來看，現代工業的大規模發展需要大量的廉價的自由勞動力。如果政府能够進行因勢利導，是能够大大促進生産的。可是，土地改革後一度實行過的土地私有制，與其說是一個經濟政策，不如說是一個鄉村政治改造工程。一旦以地主爲代表的鄉紳階層被打倒，農民、農村還是被迫納入到社會主義公有制軌道上，通過加强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集體化。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階級，原有城鄉的私有市場體系被摧毀。建國初期，中國農産品供應一直非常緊張，政府必須承擔起當時全國人口的基本物資供應。針對農産品物質供應嚴重不足的經濟現象，政府想出的辦法是通過"統購統銷"從農村榨取農産品、城市根據人口憑票供應基本生活資料，哪怕農民嗷嗷待哺。面對城市商品供應短缺導致的政局亂象，用歷史學者陳永發的話說，盤剝組織化程度不高的農民，對于政府來說，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以公共政策視野來看，這是農業集體化秩序下公共政策面對"二難困境"做出的一個低成本選擇。
一個居民的戶籍屬性（是某地的居民、何種性質的戶口）幾乎完全是世襲的：農民的孩子天然地持有而且只能持有農業戶口。嚴格的戶籍登記和城市准入制度之下，在統制經濟時代（直到1992年市場改革興起），一個農村居民，若要改變自己的生存境遇，必須成爲一個城市居民，而欲成爲城市居民，則非要通過升學、參軍、提幹等途徑不可。以幹部任命爲例，凡是中共治理之下的"國家幹部"無一不是持有城市戶口的。截止到21世紀初期最初幾年，凡是進入大中專普通學校的學生，無一不是放弃農村戶口轉爲城市戶口的，或者本來就是城市戶口的。與戶籍制度相對應，大中學校建立有嚴格的個人檔案制度，檔案記錄了學生的政治立場和官方眼中的异端表現。這些幷非爲本人所知的政治檔案伴隨了學生的全部人生歷程。同樣，農村青年凡是正在服兵役的，無一不是至少要暫時放弃農村戶口的。衆所周知的是，升學、參軍、提幹這些途徑都是被政府所壟斷的。城市戶口乃是社會地位與政治身份的一個重要象徵。總的來說，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其結果是建立了" 農業集體化"的經濟制度），正如陳永發所說的，"不但沒有帶來生産力的解放，反而無意之間使農民農奴化，附著于土地，喪失了經由職業轉變、進而改造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的可能"（4）。
作爲中國社會改造的核心環節，戶籍制度的這種政治控制功能，在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即爲典型。苦于文化大革命導致的經濟蕭條不能爲青年人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加之毛澤東有意將當時已經發送起來的"紅衛兵"引導到一個有利于其統治的生活狀態中去。1968年，"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響徹全國。12月20日，1650萬城市青年，無論是否願意"煉一顆紅心，磨一手老繭"，便被注銷了其代表其相對鄉村優勢的城市戶口，被迫離開父母、離開家鄉發配到農村、邊疆去。且不說這幾年來受盡了多少痛苦，待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多少城市青年被迫通過各種手段（如部分女青年對農村基層官員的"性賄賂"）以獲得一個"回城指標"。戶籍制度帶給中國知識青年的這種痛苦，雖然不能見諸于官方的任何一部史書，却深深地鐫刻于老一輩城市居民的心靈之中，同樣也體現于諸如"知青文學"、"傷痕文學"等頗有當代中國特色的文學作品之中（鄧賢的長篇小說《天堂之門》即爲顯例）。
2006年年初，筆者曾和山東大學的一位張老師一起座談。張老師父親曾參加國民黨某一組織，建國後受到很大政治打壓。張老師雖出生于1950年，但因這家庭"歷史問題"包袱，屢受政治歧視。筆者在和張老師聊起戶籍問題時講起，高考幾乎是農民子女進入城市的唯一有效途徑，這幾年來，我總是夢見自己讀了兩年大學，受到學校虐待，忍受不了，回家重新參加高考，結果數學考了30 分，語文考了50分，連專科學校都上不了了，只好回家務農，可是我又不會幹農活。張老師告訴筆者："這類與戶籍有關的夢我當年也不知做過多少次。作爲已經回到城裏的插隊青年，有段時間夜裏時常會做夢，說是不知什麽原因，我的戶口還在農村，遷不進城，爲此常急得半夜從夢中醒來。"張老師是78級大學生，曾插隊8年，1976年回的城，1978年因政審條件明顯放寬，才得以參加高考幷跨入大學之門。師徒兩代人類似的噩夢，不知在多少國人身上出現過，其根源都是政府的城市人口控制政策。
在任何一個社會裏，無論是什麽樣的資源，都是有限的；尤其是經濟資源，具有不可再生性，這種屬性决定了經濟資源的另一特徵乃是稀缺性。歷經長期戰爭，加之舊中國的確沒有留下多少物質基礎，建國初期，整個中國還沒有一個東方大國所應有的工業化基礎。爲了發展工業化、進而實現富國强兵，通過壓縮消費、擴大積累就被政府提上了工作日程。積累與消費是一組對立統一體：從某種意義上說，壓縮了消費，就可以擴大積累，而積累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加大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這是一個二難選擇，中共深諳這一點。可是他們似乎忽視了，一旦積累超過一定的程度，則會造成大量的貧困的人民，更何况幷不是一投資經濟就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後來的"大躍進"和"大煉鋼鐵"就是證明。這樣，經濟發展最終走入了"二難絕境"，中國人民經歷了最爲嚴重的三年大饑荒。農村的被掠奪，民不聊生之後，政府還要通過戶籍制度禁止農民乞討，如要乞討，則需由基層政權提供一種許可證明，也就是說，乞討，在中國最終也實行了准入制。（5）在這樣一種情况下，跨地區的民間救助活動就很難開展，以至河南信陽這樣的城市渺無人烟。
綜上所述，中國政府在1949年到1956年間的戶口管理方式相當程度上沿襲了1949年以前的制度和政策，那時對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居住幷無限制，更無對農民居民的歧視。因此，政府對人口流動的限制和社會對城鄉居民的歧視是新社會的産物。對于農村居民進入城市的限制則始于"大躍進"和"大躍進"所造成的經濟衰退期間。至于全國範圍內的對農民居民的社會歧視，則是此後多年限制的必然結果。這個轉變本身值得深入分析。從無限制歧視到限制歧視，究竟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結果，還是"大躍進"失敗的結果？抑或是其它因素導致？（6）對此，人們可以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一限制，是所謂"工農聯盟"的階級基礎名存實亡的重大表現：新政權建立于農民對新政權的無私支持基礎之上，新政權也在新社會建立之後背叛了他們，其中核心正是以農業集體化爲基礎、以戶籍制度爲核心、帶有鮮明等級特色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7）
二、戶籍改革：制度走向鬆動
正如歷史學者陳永發所指出的，中國的共産革命必須放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長期脉絡中進行觀察；中共歷史上存在三大問題之一，除去民族主義、思想改造和控制之外，正是基層權力機構。土地革命和改革乃是中共鄉村改造合法性的根本來源，其中重要的環節則是人口管理與民權控制。作爲對中國古代等級制度的一個繼承，以戶籍制度爲核心的城鄉二元治理方式，再也鮮明不過地體現了當時鄉村的社會改造幷沒有徹底摧毀古代留存下來的社會結構，而是進行了有利于全面控制的現代性的改造。對于共産黨政權來說，這種改革最大的"績效"乃是"社會自主力量的窒息"，社會自主力量的這種窒息既在短期內有利于新政權的穩固，又在更遠的時段內成爲新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桎梏。（8）
通過對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過程的模擬，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兩個國家的城市戶口制度的建立與强制推行農業集體化造成的農業萎縮有著直接的關聯，而農業集體化是社會主義的制度需要；農業集體化和"統購統銷"不僅直接剝奪了農民的財産，導致他們的長期貧困化，而且因爲破壞了農業的增長潜力而造成城市農産品供應短缺，由此又産生了限制農民進城的制度，以避免城市農産品需求進一步增加。（9）何以順利實現"統購統銷"？其基礎正是嚴格控制人口流動的戶籍管理制度。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在"大躍進"挫敗過程中被迅速强化，其原因正在此。同時，這又意味著，如果中國經濟要取得實質性的發展，最終要通過放鬆、廢除政府管制開始做起。
1978年，鑒于以往的治理罪錯，政府不得不宣布，全國"知識青年"大返城。1978年的這個决定標志著新中國實行了幾十年的統制經濟發展模式的徹底破産。在此基礎之上，政府痛定思痛，啓動了以社會主義現代化爲目標的改革開放過程，戶籍制度開始走向鬆動。可是，在最初一段時間內，由于工業化發展戰略沒有得到根本轉變，反城市化政策事實上還被延續著。1977 年11月，國務院批轉的《公安部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規定》强調"嚴格控制市、鎮人口，是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一項重要政策"，第一次正式提出嚴格控制"農轉非"。在政策操作上，實行控制"農轉非"指標的方法，"每年批准從農村遷入市鎮和轉爲非農業戶口的職工家屬人數，不得超過非農業人口數的千分之一點五"。這些政策說明了當時政府幷沒有改變舊有的思路，還是習慣性地將生産（積累）與消費、鄉村和城市割裂出來思考。
八十年代的中國農村，農業集體化形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人民公社制度瓦解，農村家庭聯産承包經營制興起，統購統銷制度開始走向廢除。政府對農民進城務工、經商的政策放寬，鄉鎮企業也開始發展了幷被譽爲"三分天下有其一"，推動了農村人口的非農化趨勢和城鎮化的發展。國有企事業單位打破"大鍋飯"、"鐵飯碗"，進行了改制，進一步動搖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統制經濟體制，獨立意義上的社會個體開始出現。這些因素鬆動了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城鄉人口流動日益頻繁。日益擴大的"民工潮"說明長期實行的人口管制制度開始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
政府對戶籍制度進行了一些局部性的調整，如在人員調動和"農轉非"的政策上就有所放寬，如在特定地區實行特殊的遷移政策。從1979年起，政府先後允許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産業區實行特殊的人口遷移政策。這些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特區的起步騰飛。後來的事實表明，只要政府對公民權利减少一些限制，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會快一些。此外，爲了規範人口遷徙，政府還統一規定了遷徙證制度。從1980年7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統一的戶口准遷證，即使用統一格式的"准予遷入證明"："准遷證使用的範圍，從農村遷往市、鎮（含礦區、林區），從鎮遷往市，從小市遷往大市，從其它市遷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幹部、職工、軍人的家屬和其它人員，以及從一般農村遷往市郊、鎮郊農村或國營農場、蔬菜隊、經濟作物區的人員，一律憑准遷證辦理落戶手續。"
政府還調整"農轉非"政策，實行" 自帶口糧戶口"政策。1984年，中共中央發布了一號檔，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帶口糧在城鎮落戶。隨著"農轉非"對象逐漸擴大，控制指針有所調整，控制辦法得到改變，一些地方開始實行當地有效城鎮戶口制度。爲區別于當地居民正式的城鎮戶口，這些地方有效的戶口一般都蓋藍印，因而又稱"藍印戶口"。這個政策說明了當時中國政府仍舊習慣性地將中國公民實行等級化的治理。在這個過程中，各地在實施"農轉非"過程中以出現了全國性的公開買賣戶口的現象。那些利用自己的智慧率先富裕起來的農民，終于獲得了購買城市戶口的機會。筆者的老家就有農民花費20000元錢買一個城市戶口的事情發生，當時的 20000元是一個農民好幾年的積蓄，不過，對城市生活的嚮往促使他們願意花費自己這多年的積蓄。無疑，這是當局對農村的又一次掠奪，自然，政府至今也不可能向人民公布這筆掠奪總的數額。
八十年代最具有開放社會特色的改革是實行身份證制度。1985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規定凡16歲以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均須申領居民身份證。身份證制度的實行，使由以戶爲主的管理模式開始向以人爲主的管理模式轉化，爲人口的證件化管理打下了基礎。不過，這種鬆動終究是有限的。由于"農民工"大量涌入城市，（10）傳統的城市管理越來越困難了，更何况改革開放以後城市管理除了社會治安、還增加了加强對農民夫婦計劃生育工作的管理這一項。于是，適應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這一發展趨勢，加强對戶籍制度的精密化管理呼之欲出。
1982年5月12日，國務院頒布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該行政法規規定，"爲了救濟、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討人員，以維護城市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對下列人員，予以收容、遣送：(一)家居農村流入城市乞討的； (二)城市居民中流浪街頭乞討的；（三)其它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看上去這是一條有利于改善底層人民生活狀况的規定，可是這條法規同樣規定，"收容遣送站對被收容人員應當及時遣送，不得無故延長留站時間。"1985年7月，公安部頒布了《關于城鎮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决定對流動人口實行"暫住證"、"寄住證"制度。如何區分公民的乞討和非乞討行爲，如何定義"其它露宿街頭生活無著"，公民是否有權"流浪街頭乞討"、是否有權"露宿街頭生活無著"，對這些問題，政府做出了耐人尋味却又讓人失望的回答。
暫住證制度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人道主義灾難。由于中國政府報喜不報憂的特點，當代中國研究這個領域內相關資料嚴重缺失，我們無法提供確切的數字證明究竟有多少公民因爲暫住證問題而遭受不公正的對待。筆者寬泛地以爲，由于每個人都要交納一筆費用，這個資料大概相當于全國各地外來勞工的總數值。只要我們將"暫住證"三字輸入互聯網搜索引擎，我們不難發現暫住證制度使中國社會民怨沸騰。首先，暫住證制度意味著中國公民遷移到其戶籍所在地之外的城市生活、工作就必須在當地政府部門辦理暫住證。爲了辦理暫行證，公民必須交納一定數額的費用。這筆費用究竟要收多少，全國各個城市幷沒有統一的規定。
毫無疑問，這項收費加劇了本已貧困的勞工階層的生活負擔。以廣東爲例，根據省政府規定，暫住證收費包括暫住證工本費和治安聯防費兩項。（11）即使嚴格根據省政府有關檔操作，這兩項收費合幷起來，總額達35元以上，占去了一個民工好幾天的收入。可是，地方政府往往不按照這個規定收費。據廣州的《羊城晚報》2002年報導，在深圳，印刷廠的一個工人介紹，"1997年開始辦暫住證，每證交300元暫住人口管理費，每年辦一次"。這筆錢對于一個工人來說，甚至是半個月的工資。如此巨額的收費，"取消對外來工的７項收費後，深圳市僅暫住人員管理費一項每年就可爲民工省下約10億元的財富"。（12）
爲了逃避這項昂貴的收費，外來勞工就要想方設法躲避公安部門、城市管理部門的人口糾查工作。根據《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規定，凡是被公安部門、城市管理部門認定爲"城市流浪乞討人員"的，一律被遣送會原籍。由此，一邊是政府的抓捕，一邊是公民的逃跑，各式各樣的人間悲劇發生了，有摔傷的、有跌進糞坑淹死的。加之城市執法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被捕獲的外來民工，有被執法人員非法傷害致殘的，甚至還有被活活打死的。即使那些沒有收到執法人員非法侵害的，也因爲收容所成爲一個斂財站而必須承擔價格不扉的一筆支出。據《三湘都市報》2003年6月11日"滴血的收容"一文報導，"湖南漣源市收容遣送站是一個很奇怪的單位，正式職工不過 10人，臨時工五六人，但其中站長肖笑華的親屬包括肖笑華本人，就有7人……當地的農民說，站裏的職工獎金和工資一年可以發到三四萬元，而漣源鋼鐵廠(當地人公認的效益很好的企業)的職工一年的工資不過兩萬元"。（13）
在由暫住證問題引起的諸多案件中，反響最大的當屬"孫志剛案件"。孫志剛系湖北一大學畢業生。2003月3月17日晚，孫志剛因未携帶任何證件，在廣州市天河區黃被民警帶回詢問，隨後以"三無"人員身份送至天河區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轉送廣州市收容遣送中轉站。隨後，在執法人員的授意下，孫被8名被收治人員兩度輪番毆打致死。起初當地政府部分官員有意隱瞞該案件真相。後來，在以《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爲代表的大衆媒體的連番報導下，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鑒于《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違憲特徵，三名法學博士以"中國公民"的名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上書，建議對其進行違憲審查。隨後，五位法律專家再次聯合上書，提請對收容遣送制度啓動特別調查程序。在海內外的壓力下，6月20日，國務院頒布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在孫志剛案件的影響下，暫住證在全國範圍從强制辦理向自願辦理轉變，事實上被擱置起來了。部分城市，如遼寧省會瀋陽市，則暫時廢除了暫住證這一明顯有違人權原則的公共政策。
三、公共政策如何應付"二難困境"
中國經歷了長達50多年的社會管制，健全的公民社會遠遠沒有形成。戶籍制度和暫住證固然以不義成分居多。可是，簡單地廢除暫住證制度，同樣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不小的麻煩。據"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2003年8月報導，取消暫住證後，瀋陽市的房地産、人壽保險、社會治安、勞務招聘等各個方面明顯不便。于是，2006年，瀋陽恢復了暫住證制度，仍舊實行廢除之前的强制申報政策，外來人員如果想在瀋陽經商、從業、工商辦照、防疫、保險、子女入學以及申領駕照，就必須持有暫住證了。對于外來人口來說，唯一的變化似乎是現在實行暫住證一證制。中國的戶籍管理改革（包括暫住證制度的改革）轉了一圈，以侵犯公民權利、方便政府工作開始，以侵犯公民權利、方便政府工作終。
2006年發生的一起搶奪案件則讓人對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有了新的隱憂。5月8日，醫學專家鐘南山在廣州街頭被搶手提電腦，警方10天后破案。後來，鐘南山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治安狀况嚴峻和目前沒有有效管理無業游民直接相關，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時候，儘管有不該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廢除收容制度，他有不同看法；當時的收容制度還是比較有效地管理了流動人口，自從廢除後，廣州至今還沒有找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14）作爲第一個呼籲恢復收容制度的公衆人士，鐘南山這個觀點得到了很多人的反對。
在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過程時，公共部門必然面臨著"二難困境"，意即公共政策的結果不可能盡善盡美，必然要在諸多利益主體之間做出抉擇，甚至出于某種願望而對特定人群有所傾斜。公共政策的二難困境根源于人類占有資源的稀缺性和人們智慧的有限性，古今中外皆然。即使美國這樣的後發國家，帶有先發優勢和得天獨厚的地理資源條件，它的政府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人民自由與國家安全等諸多矛盾中依然面臨著艱難的抉擇。因此，中國政府面臨的這個困境，是所有後發國家都不得不認真面對的。况且，相對其他國家和社會來說，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更爲曲折和艱難。首先，這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社會，這個社會積累了大量的智慧與經驗，同時也有大量的來自于歷史方面的負擔，各種傳統的落後的觀念仍然深深地束縛著中國人的現代化改革，如重人情不重規則的儒家意識、迷信權力製造恐懼的法家意識。其二，中國是一個擁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領土的大國，這個國家差不多與現代歐洲差不多大，各地的文化、經濟、民俗等情况差异很大。其三，中國還是一個擁有13億以上人口的大國，這13億人口中，還有大量的文盲與半文盲，他們的道德素質也很難讓人滿意，也很難說有真正的公民生活的技藝。此外，中國還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國民政府未曾留給新中國良好的物質基礎發展工業化。
近代中國革命的邏輯决定了中國的執政黨是一個接受了蘇式共産革命觀點的列寧主義政黨。這個政黨牢牢地控制著國家和社會的一切，它對社會生活的干預幾乎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社會自治組織幾乎被消滅怠盡，人民的自由被壓縮到幾乎不存在的地步，它的權力和權力製造的恐怖陰影深入人們的心靈。在這個政黨內部，也很難說形成了令人滿意的黨內民主制，所謂集中民主制的組織原則演變爲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領袖獨裁制。政府內部拒絕任何形式的實質意義上的分權安排，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中行政權主導、司法權最弱。在國家結構形式上，中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它拒絕任何聯邦制的建設性建議，同時又拒絕任何形式的關于地方與中央的分權安排，由于地方政府的任何一項權力都來自于北京的授予，所以地方的任何改革舉措都可能由于北京的反對而告中斷。這種組織方式加劇了公共政策所面臨的"二難困境"的程度，將大量在一個有序的體制內可以平和面對的兩種價值對立起來極端化抉擇，從而造成了社會有機體的斷裂和現代化進程的挫折。
在這種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下，整個中國的政治生活都形成這麽一個特點：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公民權利"一詞長期不能進入政府和執政黨的視野；國家的公共政策總是著眼于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愛好、著眼于社會秩序的穩固、著眼于國家安全的保障。爲了服從和服務于這樣的工作宗旨，政府傾向于把簡單的事務複雜化、又把複雜的事物簡單化，把暫時的政策制度化、把重要的制度政策化，由此公共政策常常走向極端。換而言之，由于政治領導人的思維是可怕的一元决定論和綫性發展觀--這樣一種思維特點，同樣也符合官方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式。由于嚴格限制公民生活和公民社會的成長，部分有作爲的政府官員最終還會很失望地發現，他們治理下的人民長期沒有機會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不知如何培養自身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甚至還拒絕接受他們期望人民達到的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此時的中國社會，"一放就死，一收就亂"，公共政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進退維谷。由于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追求同樣的思維方式，公共政策的"二難困境"難免不轉化爲"二難絕境"。這個時候，突破現有的教條框框、進行更大意義上的改革，呼之欲出。可是，既然政府的工作目標幷不著眼于公民自由的拓展和人民福利的擴大，一旦改革遭遇了某些挫折，它就很容易回到原有的思路上去，繼續限制公民權利。
中國戶籍管理的變遷即經歷了這麽一個歷程。大致以1978年爲界，在1978年之前，政府越來越傾向將建國初期的一時之計轉變爲基本國策，大約在六十年代初期這一公共政策正式演變爲國家的核心制度之一。1978年前後，中國經濟發展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陷入了極端的貧困狀態，以社會控制爲根本目標、以民權限制爲基本方式的公共政策已經面臨二難絕境。1978年後，在維護舊有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基礎上，政府對戶籍制度進行了修修補補。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共的公共政策，從農業集體化到限制歧視農民，沒有一點是爲農民考慮的，完全是執政黨自私的需要。它執政以來長期對農民實行歧視和盤剝政策，僅在1979到1986年間"趙胡新政"期間稍有改善，以後則迅速恢復原樣。可是，即使是這"新政"期間，還是建立了一個暫住證制度。現代化的美國通過"社會安全卡"對公民實行人口管理、政府幷不强迫公民申領"社會安全卡"，同爲發展中人口大國的印度甚至放弃戶籍制度、不惜大城市人滿爲患而是以市場杠杆對人口流動進行微觀調空，這些改革方向中國政府從來都沒有認真思考過。
對戶籍制度進行修修補補之後，社會經濟還是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既然政府的嚴格統制是中國社會貧窮落後的根源之一，民間社會自然提倡政府進一步還權于民，而不能一如過去，由政府來壟斷全社會資源的分配，以致造成嚴重的"政府失靈"。可是，除非類似戶籍管理這樣的公共政策嚴重損害到了現存的政治秩序的長治久安，哪怕它深深地傷害到了每個公民的自由權利，政府對民間力量和自由派學者的批評意見常常置若罔聞。
"孫志剛案件"的憲政化處理即遭遇了這麽一個來自政府的阻力。在案件的處理過程中，要不是《南方都市報》率先報導了孫志剛，孫志剛案件可能就會像其它案件一樣，成爲過眼烟雲；同樣，要不是衆多媒體將"收容制度"、"暫住證"這些制度性話語與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聯繫起來，幷迅速地將孫志剛案件作爲一個公共話題展開激烈地討論，進而反思中國公共政策問題，孫志剛案件就不會産生那麽大的影響。尤其重要的是，要不是賀衛方、許志永這些法學專業人員的介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這部明顯違憲的行政法規就不可能被廢除。可是，即使如此，國務院還是以頒布《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廢除舊規定的形式不動聲色地規避了"違憲審查"這一實質性解决方法。整個過程中，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未見有任何明顯的作爲。（15）
孫志剛案件的處理鮮明地體現了當今中國社會的專制威權特徵。專制威權政治如何保證公民權利、維護社會公正，進而促進國家的强大，這是一個諸多社會科學工作者苦苦思考的一個老問題。對于這個項目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諸多的學者最後都指出了這麽一點：威權政治必須向憲政民主制度轉變。在這方面，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研究給了我們一些巨大的啓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立足于個人自由的拓展，只有個人自由程度增加了，生産效率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16）。從理想主義的觀點來說，現代民主社會可以充分地集中各種利益群體的意見，在反復協商的基礎上儘量兼顧不同利益群體的需求，從而既能保障個人自由、又能促進社會公正，幷在這一基礎上實現政府能力的加强和國家實力的增强。換而言之，惟其憲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公共政策的"二難困境"才不至于促使社會走向大規模的危機狀態。
在中國社會，弱勢群體之弱，往往不是自由泛濫的結果，而是民權保障的缺失。安徽的小崗農民冒著生命危險搞"單幹"，廣大的"孫志剛"寧可被打死也要進城致富，這一切即體現了人民對公民自由的追求和對政府管制的突破。目前中國的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早已積怒于民間。如果人口流動、改變自身命運的途徑被政府徹底堵死了，當大量的貧困人口將自身貧困原因歸咎于公民權利的被剝奪，進而歸咎于政治參與機會的匱乏，如果政府不能及時引導這股情緒，中國社會就很容易在一場對抗性危機中走向崩潰--這是政府和人民都不願意看到的--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了，才是公共政策更大的"二難絕境"和國家發展的"現代化的陷阱"，才是中國這麽一個大國政府治理的灾難性危機。
當代中國的諸多改革，如賦稅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機構改革，幾乎每項重大的改革都面臨著"一放就死，一收就亂"的危局。1949年以來這將近六十年戶籍管理方式的變遷和時斷時續了二十幾年的改革，只是類似混亂變革的冰山一脚。可是，中國政府多大程度上願意推行更大範圍、更爲深刻的社會變革呢？一個被寄予最大希望的政府，却是一個死也不樂意承擔更大責任的政府，這樣一種局面恰恰是中國這個社會最爲悲凉的悸痛。
引用和注釋
（1）、本文所指的"中國政府"，特指中國大陸政府，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需要指出，如此安排，幷不涉及筆者的國族立場。
（2）《周禮?秋官?司民》裏載："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將人口信息記載在册，政府根據這一檔案對人民進行原始的數字化治理，戶籍制度就形成了。戶籍名册既是古代政權的財産登記薄，又是按尊卑秩序分配社會資源的依據。在這個基礎上，政府根據當時的人口數量向人民徵收沉重的人頭稅。宋昌斌所著的《編戶齊民：戶籍與賦役》（長春出版社，2004年1月）對此有頗爲詳細的叙述。在此，筆者不妨順便指出，古代社會以"士"（即"儒生"）爲主要的官僚選拔來源，而不是類似羅馬帝國以商人爲主要官吏來源，而衆所周知，自隋朝實行"科舉制"後，除非有特殊的背景，士無疑必須通過科舉考試才能成爲政府官員（請參考金觀濤、劉青峰所著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25）。這個治理方式，後來也被中共繼承下來，即後來的"升學"入城以獲得國家幹部資格。總體上來說，古代社會幷沒有嚴格以戶籍爲方法的人口流動控制體系。古代社會控制人民遷徙自由的途徑主要還是通過高賦稅限制商業經濟、强化小農經濟來實現的。不過，即使如此，當代中國的農業集體化制度在强化小農經濟、控制人口流動的功能方面幷不比古代社會遜色。
（3）、此資料引自王海光的《當代中國戶籍制度形成與沿革的宏觀分析》（原載《新華文摘》，2003年第10期，摘自《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3期），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817）。
（4）、陳永發，《中國共産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下兩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二版，頁599。
（5）、對此，在1978年即已成年的老一輩農民深有感觸。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外出乞討，必須持有當地鄉鎮政府開具的介紹信前往，內容含有諸如"茲介紹我大隊 ××社員去貴處討飯"字樣。如沒有這封介紹信，農民外出就算"盲流"，隨時可能會被送到收容遣送站幷被遣送回原籍。而一旦被遣送回原籍，各種政治歧視就可能紛至沓來。
（6）、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大致結束于1956年，兩年後的1958年"大躍進"爆發幷造成了全國範圍內的經濟衰敗。這裏有幾個細節需要注意：1、1957年11月，毛澤東提出用15年的時間在鋼産量和主要工業産品産量方面趕上英國，"全民大煉鋼鐵"開始；2、1958年 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全面大躍進的新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産要大躍進，農業生産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如果以1957年毛澤東的講話爲"大躍進"的開端、以《人民日報》的社論爲"大躍進"全面爆發的標志，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1958年1月頒布這一事實，我們可以肯定對于農村居民進入城市的限制是在"大躍進"之中進行的。可是，這種限制是否與"大躍進"必然相關？社會主義改造與"工業化"同時進行，"一化三改造"重在發展工業，但在狂飈突進中，中共面臨的重要問題是工業資金匱乏。加强對農民進入城市的限制，通過統購統銷以促進農業積累就成爲必然。此外，中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其真正目的是不是圍繞工業化發展需要國家掌控各種資源？換而言之，中共對農民入城的限制其根本動力是工業化需求還是其它因素？在"大躍進"期間，中共提出農業也要大躍進，但事實上農村裏也大煉鋼鐵，那是要農民直接爲工業服務。由此來看，社會主義改造帶有生産關係的變革和經濟資源的掠奪雙重目的。考慮到"大躍進"産生經濟衰敗之後的對農民入城的限制，結合後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轉移經濟困難來考察，筆者傾向于認爲：在當代中國，無論是工業化的順利推進，還是工業化失敗的結果，最終都要農民買單。然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1978年的改革，是否也可以看成中共在此前那多年的折騰之後無法從農村再獲取什麽的結果呢？綜上所述，中共的社會主義改造，除了掠奪資源之外，仍然帶有巨大的政治目的，即生産關係的改造和鄉村的政治控制。社會主義改造，其最終的原動力是工業化（朝鮮戰爭的慘勝深深地刺激了中共的工業化欲望，工業化無疑可以促進富國强兵，也算是現代化的一個指標），至于"大躍進"失敗後的經濟危機轉嫁，則是一個不幸發生的催化劑。由此，以戶籍制度爲中介和依托，嚴格限制農民入城，進而建立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管理和資源配置方式，對于中共來說，就具有關鍵性的意義了。而對于現代中國經濟來說，長期低速發展的癥結也在這裏。
（7）、蘇俄的戰時共産主義政策便是如此。如果戰時共産主義政策是一個孤例，人們還可以理解爲戰爭狀態的需要，况且戰爭結束後一度實行過新經濟政策。可是新經濟政策被廢除後，蘇聯很快就恢復了類似中國戶籍制度這樣的城市戶口控制制度。可以說，加强對農業人口進入城市的限制，通過農業集體化建立統購統銷的資源配置方式，是共産世界非常普遍的跨國制度性現象。而且，凡是嚴格實行類似制度的國家，都曾經産生過大饑荒：20世紀短短一百年不到，蘇聯三十年代如此，中國五十年代末期，北韓九十年代如此。
（8）、這段話幷非陳永發的原話。不過，《中國共産革命七十年》第七章的標題爲即爲"社會自主力量的窒息"，封底亦有此論述，可供讀者參考。
（9）、請參考《中國共産革命七十年》第599頁。
（10）、" 農民工"是頗有中國特色的一個名詞。"農民工"兼有雙重身份：在戶籍上，他首先是一個農民；在工種上，他則是一個工人，不過，他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福利、教育等各種社會經濟權利。除了"農民工"，中國社會還有"農民企業家"等各種稱號。這些稱號也幾乎爲中共首創，幷進入漢語世界，以至現在的不識時務的青年指責他人觀念陳舊很習慣這麽表達："你這個農民"，"QQ太落後了，是農民才用的。我們早就使用MSN了。"
（11）、前者的收費依據是《國家計委、財政部關于暫住證卡收費標準有關問題的通知》（計價格〔2002〕633號），收費標準爲廣州IC卡暫住證每證20元、深圳經濟特區暫住證每證15 元、其它地區暫住證每證５元；後者的收費依據是中央綜治委、國家計委、公安部、財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建設部、國家計生委、國家稅務總局等八部委《關于取消暫住人口管理性收費後進一步加强暫住人口管理工作的通知》（綜治委〔2002〕14號），《廣東省群衆治安聯防組織的規定》（粵府〔1990〕8 號）以及省物價局、省財政廳《關于對暫住人口收取治安聯防費問題的復函》（粵價函〔2003〕41號），收費標準則爲"已向常住人口收取治安聯防費的地方，可參照當地居民的收費標準，對居住半年以上的暫住人口收取治安聯防費。每人每月最高不得超過2.5元，全年不超過30元，具體由各市人民政府確定"。見http://www.gdga.gov.cn/hzzc/hzzcbs/hzzczzz/t20030908_59240.htm。
（12）、廣州《羊城晚報》2002年3月29日報導，見http://news.sohu.com/32/33/news148313332.shtml。
（13）、這是一篇在中國報紙媒體中廣爲傳播、轉載的文章，其出處讀者可以直接將"滴血的收容"五字輸入互聯網搜索引擎中搜索到。
（14）、見廣州《信息時報》6月25日報導，這篇名爲"鐘南山籲'恢復收容' 網友六成支持三成反對"的文章作爲一個公共話題在互聯網世界中被廣泛轉載。
（15）、談及這裏，不得不指出，根據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章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二）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决定、命令"。這意味著諸如《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這樣的行政法規的惡法再違反憲法、再"洪水滔天"，由于人民代表大會及其附屬機構的不作爲，中國人民只能默默忍受。換而言之，公民通過司法維權以决定政府公共政策之存廢，在中國近乎不可能。1989年頒布的這部法律事實上强化了中國行政主導的政府體制，加深了中國公共政策的制度性運行特點，减弱了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的生機與活力。
（16）、〔印〕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頤、于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公共治理的“二難絕境”之形成：以中國大陸戶籍
瀋陽
作爲中國最重要的公共部門，中國政府幾乎壟斷了中國社會的各種資源，公民權利保障和民意表達管道嚴重缺失，公共政策常常有意忽視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加之腐敗病症未能得到有效醫治，自身行政效率的低下，長此以往，公共政策就難以有效實施，其所面臨的"二難困境"很容易惡化爲"二難絕境"。"二難絕境"的一項重要表現正是人們常常所說的"一放就亂、一收就死"。公共政策的"二難絕境"是類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現代化進程中經常遇到的重大難題，本文以中國的戶籍制度（包括民憤極大的"暫住證"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爲例，對上述問題的産生和出路進行了分析。（1）
一、戶籍管理：由政策走向制度
中國大陸和北韓是目前世界上少數幾個嚴格實施戶籍制度的國家之一。當代中國之實行戶籍制度，與其說是歷史的慣性存在（2），不如說是學習蘇聯經濟計劃經驗、進行經濟建設和政治控制的需要。國民政府敗退到臺灣後，遺留下大量的特務、軍警、官僚、鄉紳等舊勢力，他們隨時準備通過各種手段恢復舊秩序。加强對全國人民的戶口登記和戶籍管理，有利于政府清查人口、"鎮壓反革命"，還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人民跨地區的自由結社。不過此時的中國戶籍本身，沿襲了古代社會，幷不帶有任何福利和特權色彩；城市和鄉村之間，在法律上則是平等的，城鄉人口的流動則不受任何法律政策的禁止。
1950年8月12日，公安系統在內部頒發了《特種人口管理暫行辦法（草案）》，正式開始了對重點人口的管理工作，這是當代中國戶籍制度開始的起點。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頒布了《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這是建國以後最早的一個戶籍法規，基本統一了全國城市的戶口登記制度。1953年4月由政務院頒發了《關于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4年3月由內務部和勞動部聯合發出《繼續貫徹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兩個法規收效甚微。考慮到當時要發展以重工業爲主的工業化建設，迫切需要農民穩定下來，通過辛勤的勞動爲工業化建設提供廉價的經濟資源，政府在公共政策實施過程中就越來越强化對人口流動的控制，進而越來越傾向于將一項既有的政策制度化。1955年6月9日，國務院頒布《關于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開始在全國城鄉全面建立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1956年1月13日，國務院發布《關于農村戶口登記、統計工作和戶籍工作移歸公安部門接辦的通知》。據此，農村戶口的登記、統計工作由內務部和各級民政部門移交公安部和各級公安部門接管辦理。由象徵國家暴力機器的警察部門代替民政部門進行戶籍管理，乃是中國區別于民主國家的重要特徵。
緊接著，1958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經第一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91次會議審議通過，由國家主席毛澤東以"共和國主席令"的形式頒布施行。此條例對農民進入城鎮作出了約束性限制："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准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這條規定幷非嚴格意義上的國家立法。不過，考慮到當時中國的人治主導的統治方式，公共政策、社會制度，甚至包括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形象、舉止言行幷沒有如現代民主國家那樣有截然相异的區分，一項行政法規確立的公共政策政策就很容易被制度化。通過這一系列的部門立法，1954年憲法第九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自由"被架空、名存實亡。換而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自它正式産生起，就難逃"違憲"之指責。
"大躍進"期間，政府三令五申禁止農村人口外流。當時全國範圍內城鄉糧食嚴重匱乏的嚴峻局面，政府乾脆大量精簡職工，緊縮城鎮人口，大多數日用品以戶口爲依據憑票供應。在精簡過程中，公安部門嚴格執行戶口遷移審批制度，强化了戶籍制度中限制人口自由流動的功能。1963年後，政府以是否吃國家"商品糧"作爲劃分戶口性質的標準，實行"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二元戶籍管理方式。1964年8月，國務院批轉了《公安部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草案）》，該文件明確規定："從農村遷往城市、集鎮，從鎮遷往城市的，要嚴加限制，從小城市遷往大城市，從其它城市遷往北京、上海兩市的，要適當限制。"這一規定促進了當代中國的一個城市政策的形成，即後來所說的"嚴格控制大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鎮"。 1949年至1978年間，中國長達30年的建設，工業總産值增長了近30倍，市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由10％增至12.9％，城市化率只提高了8個百分點，即城市人口增加了1個億，農村人口增加了3個億。全國80％的人口分散在廣大農村，成爲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的絕對貧困人口。（3）當代中國的城市人口政策完全與現代經濟發展的潮流相悖逆，阻礙了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正是此時，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的戶籍管理制度最後形成。
新中國建國初期農民的大量流入城市，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由于革命勝利系農民支持的結果，長期革命戰爭中農民又被渲染爲新政權的主人，革命勝利後，廣大農民自發地大量涌入城市，給城市的就業、住房、食品供應等方面帶來了巨大的壓力。應該說，這是大規模戰亂後經濟恢復和城市化發展所帶來的必然現象。從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來看，現代工業的大規模發展需要大量的廉價的自由勞動力。如果政府能够進行因勢利導，是能够大大促進生産的。可是，土地改革後一度實行過的土地私有制，與其說是一個經濟政策，不如說是一個鄉村政治改造工程。一旦以地主爲代表的鄉紳階層被打倒，農民、農村還是被迫納入到社會主義公有制軌道上，通過加强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集體化。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階級，原有城鄉的私有市場體系被摧毀。建國初期，中國農産品供應一直非常緊張，政府必須承擔起當時全國人口的基本物資供應。針對農産品物質供應嚴重不足的經濟現象，政府想出的辦法是通過"統購統銷"從農村榨取農産品、城市根據人口憑票供應基本生活資料，哪怕農民嗷嗷待哺。面對城市商品供應短缺導致的政局亂象，用歷史學者陳永發的話說，盤剝組織化程度不高的農民，對于政府來說，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以公共政策視野來看，這是農業集體化秩序下公共政策面對"二難困境"做出的一個低成本選擇。
一個居民的戶籍屬性（是某地的居民、何種性質的戶口）幾乎完全是世襲的：農民的孩子天然地持有而且只能持有農業戶口。嚴格的戶籍登記和城市准入制度之下，在統制經濟時代（直到1992年市場改革興起），一個農村居民，若要改變自己的生存境遇，必須成爲一個城市居民，而欲成爲城市居民，則非要通過升學、參軍、提幹等途徑不可。以幹部任命爲例，凡是中共治理之下的"國家幹部"無一不是持有城市戶口的。截止到21世紀初期最初幾年，凡是進入大中專普通學校的學生，無一不是放弃農村戶口轉爲城市戶口的，或者本來就是城市戶口的。與戶籍制度相對應，大中學校建立有嚴格的個人檔案制度，檔案記錄了學生的政治立場和官方眼中的异端表現。這些幷非爲本人所知的政治檔案伴隨了學生的全部人生歷程。同樣，農村青年凡是正在服兵役的，無一不是至少要暫時放弃農村戶口的。衆所周知的是，升學、參軍、提幹這些途徑都是被政府所壟斷的。城市戶口乃是社會地位與政治身份的一個重要象徵。總的來說，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其結果是建立了" 農業集體化"的經濟制度），正如陳永發所說的，"不但沒有帶來生産力的解放，反而無意之間使農民農奴化，附著于土地，喪失了經由職業轉變、進而改造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的可能"（4）。
作爲中國社會改造的核心環節，戶籍制度的這種政治控制功能，在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即爲典型。苦于文化大革命導致的經濟蕭條不能爲青年人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加之毛澤東有意將當時已經發送起來的"紅衛兵"引導到一個有利于其統治的生活狀態中去。1968年，"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響徹全國。12月20日，1650萬城市青年，無論是否願意"煉一顆紅心，磨一手老繭"，便被注銷了其代表其相對鄉村優勢的城市戶口，被迫離開父母、離開家鄉發配到農村、邊疆去。且不說這幾年來受盡了多少痛苦，待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多少城市青年被迫通過各種手段（如部分女青年對農村基層官員的"性賄賂"）以獲得一個"回城指標"。戶籍制度帶給中國知識青年的這種痛苦，雖然不能見諸于官方的任何一部史書，却深深地鐫刻于老一輩城市居民的心靈之中，同樣也體現于諸如"知青文學"、"傷痕文學"等頗有當代中國特色的文學作品之中（鄧賢的長篇小說《天堂之門》即爲顯例）。
2006年年初，筆者曾和山東大學的一位張老師一起座談。張老師父親曾參加國民黨某一組織，建國後受到很大政治打壓。張老師雖出生于1950年，但因這家庭"歷史問題"包袱，屢受政治歧視。筆者在和張老師聊起戶籍問題時講起，高考幾乎是農民子女進入城市的唯一有效途徑，這幾年來，我總是夢見自己讀了兩年大學，受到學校虐待，忍受不了，回家重新參加高考，結果數學考了30 分，語文考了50分，連專科學校都上不了了，只好回家務農，可是我又不會幹農活。張老師告訴筆者："這類與戶籍有關的夢我當年也不知做過多少次。作爲已經回到城裏的插隊青年，有段時間夜裏時常會做夢，說是不知什麽原因，我的戶口還在農村，遷不進城，爲此常急得半夜從夢中醒來。"張老師是78級大學生，曾插隊8年，1976年回的城，1978年因政審條件明顯放寬，才得以參加高考幷跨入大學之門。師徒兩代人類似的噩夢，不知在多少國人身上出現過，其根源都是政府的城市人口控制政策。
在任何一個社會裏，無論是什麽樣的資源，都是有限的；尤其是經濟資源，具有不可再生性，這種屬性决定了經濟資源的另一特徵乃是稀缺性。歷經長期戰爭，加之舊中國的確沒有留下多少物質基礎，建國初期，整個中國還沒有一個東方大國所應有的工業化基礎。爲了發展工業化、進而實現富國强兵，通過壓縮消費、擴大積累就被政府提上了工作日程。積累與消費是一組對立統一體：從某種意義上說，壓縮了消費，就可以擴大積累，而積累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加大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這是一個二難選擇，中共深諳這一點。可是他們似乎忽視了，一旦積累超過一定的程度，則會造成大量的貧困的人民，更何况幷不是一投資經濟就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後來的"大躍進"和"大煉鋼鐵"就是證明。這樣，經濟發展最終走入了"二難絕境"，中國人民經歷了最爲嚴重的三年大饑荒。農村的被掠奪，民不聊生之後，政府還要通過戶籍制度禁止農民乞討，如要乞討，則需由基層政權提供一種許可證明，也就是說，乞討，在中國最終也實行了准入制。（5）在這樣一種情况下，跨地區的民間救助活動就很難開展，以至河南信陽這樣的城市渺無人烟。
綜上所述，中國政府在1949年到1956年間的戶口管理方式相當程度上沿襲了1949年以前的制度和政策，那時對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居住幷無限制，更無對農民居民的歧視。因此，政府對人口流動的限制和社會對城鄉居民的歧視是新社會的産物。對于農村居民進入城市的限制則始于"大躍進"和"大躍進"所造成的經濟衰退期間。至于全國範圍內的對農民居民的社會歧視，則是此後多年限制的必然結果。這個轉變本身值得深入分析。從無限制歧視到限制歧視，究竟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結果，還是"大躍進"失敗的結果？抑或是其它因素導致？（6）對此，人們可以導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這一限制，是所謂"工農聯盟"的階級基礎名存實亡的重大表現：新政權建立于農民對新政權的無私支持基礎之上，新政權也在新社會建立之後背叛了他們，其中核心正是以農業集體化爲基礎、以戶籍制度爲核心、帶有鮮明等級特色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7）
二、戶籍改革：制度走向鬆動
正如歷史學者陳永發所指出的，中國的共産革命必須放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長期脉絡中進行觀察；中共歷史上存在三大問題之一，除去民族主義、思想改造和控制之外，正是基層權力機構。土地革命和改革乃是中共鄉村改造合法性的根本來源，其中重要的環節則是人口管理與民權控制。作爲對中國古代等級制度的一個繼承，以戶籍制度爲核心的城鄉二元治理方式，再也鮮明不過地體現了當時鄉村的社會改造幷沒有徹底摧毀古代留存下來的社會結構，而是進行了有利于全面控制的現代性的改造。對于共産黨政權來說，這種改革最大的"績效"乃是"社會自主力量的窒息"，社會自主力量的這種窒息既在短期內有利于新政權的穩固，又在更遠的時段內成爲新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桎梏。（8）
通過對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過程的模擬，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兩個國家的城市戶口制度的建立與强制推行農業集體化造成的農業萎縮有著直接的關聯，而農業集體化是社會主義的制度需要；農業集體化和"統購統銷"不僅直接剝奪了農民的財産，導致他們的長期貧困化，而且因爲破壞了農業的增長潜力而造成城市農産品供應短缺，由此又産生了限制農民進城的制度，以避免城市農産品需求進一步增加。（9）何以順利實現"統購統銷"？其基礎正是嚴格控制人口流動的戶籍管理制度。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在"大躍進"挫敗過程中被迅速强化，其原因正在此。同時，這又意味著，如果中國經濟要取得實質性的發展，最終要通過放鬆、廢除政府管制開始做起。
1978年，鑒于以往的治理罪錯，政府不得不宣布，全國"知識青年"大返城。1978年的這個决定標志著新中國實行了幾十年的統制經濟發展模式的徹底破産。在此基礎之上，政府痛定思痛，啓動了以社會主義現代化爲目標的改革開放過程，戶籍制度開始走向鬆動。可是，在最初一段時間內，由于工業化發展戰略沒有得到根本轉變，反城市化政策事實上還被延續著。1977 年11月，國務院批轉的《公安部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規定》强調"嚴格控制市、鎮人口，是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一項重要政策"，第一次正式提出嚴格控制"農轉非"。在政策操作上，實行控制"農轉非"指標的方法，"每年批准從農村遷入市鎮和轉爲非農業戶口的職工家屬人數，不得超過非農業人口數的千分之一點五"。這些政策說明了當時政府幷沒有改變舊有的思路，還是習慣性地將生産（積累）與消費、鄉村和城市割裂出來思考。
八十年代的中國農村，農業集體化形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人民公社制度瓦解，農村家庭聯産承包經營制興起，統購統銷制度開始走向廢除。政府對農民進城務工、經商的政策放寬，鄉鎮企業也開始發展了幷被譽爲"三分天下有其一"，推動了農村人口的非農化趨勢和城鎮化的發展。國有企事業單位打破"大鍋飯"、"鐵飯碗"，進行了改制，進一步動搖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統制經濟體制，獨立意義上的社會個體開始出現。這些因素鬆動了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城鄉人口流動日益頻繁。日益擴大的"民工潮"說明長期實行的人口管制制度開始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
政府對戶籍制度進行了一些局部性的調整，如在人員調動和"農轉非"的政策上就有所放寬，如在特定地區實行特殊的遷移政策。從1979年起，政府先後允許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産業區實行特殊的人口遷移政策。這些政策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特區的起步騰飛。後來的事實表明，只要政府對公民權利减少一些限制，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會快一些。此外，爲了規範人口遷徙，政府還統一規定了遷徙證制度。從1980年7月1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統一的戶口准遷證，即使用統一格式的"准予遷入證明"："准遷證使用的範圍，從農村遷往市、鎮（含礦區、林區），從鎮遷往市，從小市遷往大市，從其它市遷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幹部、職工、軍人的家屬和其它人員，以及從一般農村遷往市郊、鎮郊農村或國營農場、蔬菜隊、經濟作物區的人員，一律憑准遷證辦理落戶手續。"
政府還調整"農轉非"政策，實行" 自帶口糧戶口"政策。1984年，中共中央發布了一號檔，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帶口糧在城鎮落戶。隨著"農轉非"對象逐漸擴大，控制指針有所調整，控制辦法得到改變，一些地方開始實行當地有效城鎮戶口制度。爲區別于當地居民正式的城鎮戶口，這些地方有效的戶口一般都蓋藍印，因而又稱"藍印戶口"。這個政策說明了當時中國政府仍舊習慣性地將中國公民實行等級化的治理。在這個過程中，各地在實施"農轉非"過程中以出現了全國性的公開買賣戶口的現象。那些利用自己的智慧率先富裕起來的農民，終于獲得了購買城市戶口的機會。筆者的老家就有農民花費20000元錢買一個城市戶口的事情發生，當時的 20000元是一個農民好幾年的積蓄，不過，對城市生活的嚮往促使他們願意花費自己這多年的積蓄。無疑，這是當局對農村的又一次掠奪，自然，政府至今也不可能向人民公布這筆掠奪總的數額。
八十年代最具有開放社會特色的改革是實行身份證制度。1985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條例》，規定凡16歲以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均須申領居民身份證。身份證制度的實行，使由以戶爲主的管理模式開始向以人爲主的管理模式轉化，爲人口的證件化管理打下了基礎。不過，這種鬆動終究是有限的。由于"農民工"大量涌入城市，（10）傳統的城市管理越來越困難了，更何况改革開放以後城市管理除了社會治安、還增加了加强對農民夫婦計劃生育工作的管理這一項。于是，適應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這一發展趨勢，加强對戶籍制度的精密化管理呼之欲出。
1982年5月12日，國務院頒布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該行政法規規定，"爲了救濟、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討人員，以維護城市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對下列人員，予以收容、遣送：(一)家居農村流入城市乞討的； (二)城市居民中流浪街頭乞討的；（三)其它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看上去這是一條有利于改善底層人民生活狀况的規定，可是這條法規同樣規定，"收容遣送站對被收容人員應當及時遣送，不得無故延長留站時間。"1985年7月，公安部頒布了《關于城鎮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决定對流動人口實行"暫住證"、"寄住證"制度。如何區分公民的乞討和非乞討行爲，如何定義"其它露宿街頭生活無著"，公民是否有權"流浪街頭乞討"、是否有權"露宿街頭生活無著"，對這些問題，政府做出了耐人尋味却又讓人失望的回答。
暫住證制度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人道主義灾難。由于中國政府報喜不報憂的特點，當代中國研究這個領域內相關資料嚴重缺失，我們無法提供確切的數字證明究竟有多少公民因爲暫住證問題而遭受不公正的對待。筆者寬泛地以爲，由于每個人都要交納一筆費用，這個資料大概相當于全國各地外來勞工的總數值。只要我們將"暫住證"三字輸入互聯網搜索引擎，我們不難發現暫住證制度使中國社會民怨沸騰。首先，暫住證制度意味著中國公民遷移到其戶籍所在地之外的城市生活、工作就必須在當地政府部門辦理暫住證。爲了辦理暫行證，公民必須交納一定數額的費用。這筆費用究竟要收多少，全國各個城市幷沒有統一的規定。
毫無疑問，這項收費加劇了本已貧困的勞工階層的生活負擔。以廣東爲例，根據省政府規定，暫住證收費包括暫住證工本費和治安聯防費兩項。（11）即使嚴格根據省政府有關檔操作，這兩項收費合幷起來，總額達35元以上，占去了一個民工好幾天的收入。可是，地方政府往往不按照這個規定收費。據廣州的《羊城晚報》2002年報導，在深圳，印刷廠的一個工人介紹，"1997年開始辦暫住證，每證交300元暫住人口管理費，每年辦一次"。這筆錢對于一個工人來說，甚至是半個月的工資。如此巨額的收費，"取消對外來工的７項收費後，深圳市僅暫住人員管理費一項每年就可爲民工省下約10億元的財富"。（12）
爲了逃避這項昂貴的收費，外來勞工就要想方設法躲避公安部門、城市管理部門的人口糾查工作。根據《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規定，凡是被公安部門、城市管理部門認定爲"城市流浪乞討人員"的，一律被遣送會原籍。由此，一邊是政府的抓捕，一邊是公民的逃跑，各式各樣的人間悲劇發生了，有摔傷的、有跌進糞坑淹死的。加之城市執法人員的素質參差不齊，被捕獲的外來民工，有被執法人員非法傷害致殘的，甚至還有被活活打死的。即使那些沒有收到執法人員非法侵害的，也因爲收容所成爲一個斂財站而必須承擔價格不扉的一筆支出。據《三湘都市報》2003年6月11日"滴血的收容"一文報導，"湖南漣源市收容遣送站是一個很奇怪的單位，正式職工不過 10人，臨時工五六人，但其中站長肖笑華的親屬包括肖笑華本人，就有7人……當地的農民說，站裏的職工獎金和工資一年可以發到三四萬元，而漣源鋼鐵廠(當地人公認的效益很好的企業)的職工一年的工資不過兩萬元"。（13）
在由暫住證問題引起的諸多案件中，反響最大的當屬"孫志剛案件"。孫志剛系湖北一大學畢業生。2003月3月17日晚，孫志剛因未携帶任何證件，在廣州市天河區黃被民警帶回詢問，隨後以"三無"人員身份送至天河區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轉送廣州市收容遣送中轉站。隨後，在執法人員的授意下，孫被8名被收治人員兩度輪番毆打致死。起初當地政府部分官員有意隱瞞該案件真相。後來，在以《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爲代表的大衆媒體的連番報導下，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鑒于《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違憲特徵，三名法學博士以"中國公民"的名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上書，建議對其進行違憲審查。隨後，五位法律專家再次聯合上書，提請對收容遣送制度啓動特別調查程序。在海內外的壓力下，6月20日，國務院頒布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除。在孫志剛案件的影響下，暫住證在全國範圍從强制辦理向自願辦理轉變，事實上被擱置起來了。部分城市，如遼寧省會瀋陽市，則暫時廢除了暫住證這一明顯有違人權原則的公共政策。
三、公共政策如何應付"二難困境"
中國經歷了長達50多年的社會管制，健全的公民社會遠遠沒有形成。戶籍制度和暫住證固然以不義成分居多。可是，簡單地廢除暫住證制度，同樣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不小的麻煩。據"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2003年8月報導，取消暫住證後，瀋陽市的房地産、人壽保險、社會治安、勞務招聘等各個方面明顯不便。于是，2006年，瀋陽恢復了暫住證制度，仍舊實行廢除之前的强制申報政策，外來人員如果想在瀋陽經商、從業、工商辦照、防疫、保險、子女入學以及申領駕照，就必須持有暫住證了。對于外來人口來說，唯一的變化似乎是現在實行暫住證一證制。中國的戶籍管理改革（包括暫住證制度的改革）轉了一圈，以侵犯公民權利、方便政府工作開始，以侵犯公民權利、方便政府工作終。
2006年發生的一起搶奪案件則讓人對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有了新的隱憂。5月8日，醫學專家鐘南山在廣州街頭被搶手提電腦，警方10天后破案。後來，鐘南山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治安狀况嚴峻和目前沒有有效管理無業游民直接相關，在收容制度存在的時候，儘管有不該收容的人被收容了，但一下子否定和廢除收容制度，他有不同看法；當時的收容制度還是比較有效地管理了流動人口，自從廢除後，廣州至今還沒有找到更有效的管理方式。（14）作爲第一個呼籲恢復收容制度的公衆人士，鐘南山這個觀點得到了很多人的反對。
在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過程時，公共部門必然面臨著"二難困境"，意即公共政策的結果不可能盡善盡美，必然要在諸多利益主體之間做出抉擇，甚至出于某種願望而對特定人群有所傾斜。公共政策的二難困境根源于人類占有資源的稀缺性和人們智慧的有限性，古今中外皆然。即使美國這樣的後發國家，帶有先發優勢和得天獨厚的地理資源條件，它的政府在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人民自由與國家安全等諸多矛盾中依然面臨著艱難的抉擇。因此，中國政府面臨的這個困境，是所有後發國家都不得不認真面對的。况且，相對其他國家和社會來說，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更爲曲折和艱難。首先，這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社會，這個社會積累了大量的智慧與經驗，同時也有大量的來自于歷史方面的負擔，各種傳統的落後的觀念仍然深深地束縛著中國人的現代化改革，如重人情不重規則的儒家意識、迷信權力製造恐懼的法家意識。其二，中國是一個擁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領土的大國，這個國家差不多與現代歐洲差不多大，各地的文化、經濟、民俗等情况差异很大。其三，中國還是一個擁有13億以上人口的大國，這13億人口中，還有大量的文盲與半文盲，他們的道德素質也很難讓人滿意，也很難說有真正的公民生活的技藝。此外，中國還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國民政府未曾留給新中國良好的物質基礎發展工業化。
近代中國革命的邏輯决定了中國的執政黨是一個接受了蘇式共産革命觀點的列寧主義政黨。這個政黨牢牢地控制著國家和社會的一切，它對社會生活的干預幾乎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社會自治組織幾乎被消滅怠盡，人民的自由被壓縮到幾乎不存在的地步，它的權力和權力製造的恐怖陰影深入人們的心靈。在這個政黨內部，也很難說形成了令人滿意的黨內民主制，所謂集中民主制的組織原則演變爲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領袖獨裁制。政府內部拒絕任何形式的實質意義上的分權安排，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中行政權主導、司法權最弱。在國家結構形式上，中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單一制，它拒絕任何聯邦制的建設性建議，同時又拒絕任何形式的關于地方與中央的分權安排，由于地方政府的任何一項權力都來自于北京的授予，所以地方的任何改革舉措都可能由于北京的反對而告中斷。這種組織方式加劇了公共政策所面臨的"二難困境"的程度，將大量在一個有序的體制內可以平和面對的兩種價值對立起來極端化抉擇，從而造成了社會有機體的斷裂和現代化進程的挫折。
在這種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下，整個中國的政治生活都形成這麽一個特點：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公民權利"一詞長期不能進入政府和執政黨的視野；國家的公共政策總是著眼于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愛好、著眼于社會秩序的穩固、著眼于國家安全的保障。爲了服從和服務于這樣的工作宗旨，政府傾向于把簡單的事務複雜化、又把複雜的事物簡單化，把暫時的政策制度化、把重要的制度政策化，由此公共政策常常走向極端。換而言之，由于政治領導人的思維是可怕的一元决定論和綫性發展觀--這樣一種思維特點，同樣也符合官方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式。由于嚴格限制公民生活和公民社會的成長，部分有作爲的政府官員最終還會很失望地發現，他們治理下的人民長期沒有機會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不知如何培養自身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甚至還拒絕接受他們期望人民達到的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此時的中國社會，"一放就死，一收就亂"，公共政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進退維谷。由于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追求同樣的思維方式，公共政策的"二難困境"難免不轉化爲"二難絕境"。這個時候，突破現有的教條框框、進行更大意義上的改革，呼之欲出。可是，既然政府的工作目標幷不著眼于公民自由的拓展和人民福利的擴大，一旦改革遭遇了某些挫折，它就很容易回到原有的思路上去，繼續限制公民權利。
中國戶籍管理的變遷即經歷了這麽一個歷程。大致以1978年爲界，在1978年之前，政府越來越傾向將建國初期的一時之計轉變爲基本國策，大約在六十年代初期這一公共政策正式演變爲國家的核心制度之一。1978年前後，中國經濟發展到了崩潰的邊緣，人民陷入了極端的貧困狀態，以社會控制爲根本目標、以民權限制爲基本方式的公共政策已經面臨二難絕境。1978年後，在維護舊有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基礎上，政府對戶籍制度進行了修修補補。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共的公共政策，從農業集體化到限制歧視農民，沒有一點是爲農民考慮的，完全是執政黨自私的需要。它執政以來長期對農民實行歧視和盤剝政策，僅在1979到1986年間"趙胡新政"期間稍有改善，以後則迅速恢復原樣。可是，即使是這"新政"期間，還是建立了一個暫住證制度。現代化的美國通過"社會安全卡"對公民實行人口管理、政府幷不强迫公民申領"社會安全卡"，同爲發展中人口大國的印度甚至放弃戶籍制度、不惜大城市人滿爲患而是以市場杠杆對人口流動進行微觀調空，這些改革方向中國政府從來都沒有認真思考過。
對戶籍制度進行修修補補之後，社會經濟還是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既然政府的嚴格統制是中國社會貧窮落後的根源之一，民間社會自然提倡政府進一步還權于民，而不能一如過去，由政府來壟斷全社會資源的分配，以致造成嚴重的"政府失靈"。可是，除非類似戶籍管理這樣的公共政策嚴重損害到了現存的政治秩序的長治久安，哪怕它深深地傷害到了每個公民的自由權利，政府對民間力量和自由派學者的批評意見常常置若罔聞。
"孫志剛案件"的憲政化處理即遭遇了這麽一個來自政府的阻力。在案件的處理過程中，要不是《南方都市報》率先報導了孫志剛，孫志剛案件可能就會像其它案件一樣，成爲過眼烟雲；同樣，要不是衆多媒體將"收容制度"、"暫住證"這些制度性話語與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聯繫起來，幷迅速地將孫志剛案件作爲一個公共話題展開激烈地討論，進而反思中國公共政策問題，孫志剛案件就不會産生那麽大的影響。尤其重要的是，要不是賀衛方、許志永這些法學專業人員的介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這部明顯違憲的行政法規就不可能被廢除。可是，即使如此，國務院還是以頒布《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廢除舊規定的形式不動聲色地規避了"違憲審查"這一實質性解决方法。整個過程中，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未見有任何明顯的作爲。（15）
孫志剛案件的處理鮮明地體現了當今中國社會的專制威權特徵。專制威權政治如何保證公民權利、維護社會公正，進而促進國家的强大，這是一個諸多社會科學工作者苦苦思考的一個老問題。對于這個項目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諸多的學者最後都指出了這麽一點：威權政治必須向憲政民主制度轉變。在這方面，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研究給了我們一些巨大的啓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立足于個人自由的拓展，只有個人自由程度增加了，生産效率才能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16）。從理想主義的觀點來說，現代民主社會可以充分地集中各種利益群體的意見，在反復協商的基礎上儘量兼顧不同利益群體的需求，從而既能保障個人自由、又能促進社會公正，幷在這一基礎上實現政府能力的加强和國家實力的增强。換而言之，惟其憲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公共政策的"二難困境"才不至于促使社會走向大規模的危機狀態。
在中國社會，弱勢群體之弱，往往不是自由泛濫的結果，而是民權保障的缺失。安徽的小崗農民冒著生命危險搞"單幹"，廣大的"孫志剛"寧可被打死也要進城致富，這一切即體現了人民對公民自由的追求和對政府管制的突破。目前中國的戶籍制度和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早已積怒于民間。如果人口流動、改變自身命運的途徑被政府徹底堵死了，當大量的貧困人口將自身貧困原因歸咎于公民權利的被剝奪，進而歸咎于政治參與機會的匱乏，如果政府不能及時引導這股情緒，中國社會就很容易在一場對抗性危機中走向崩潰--這是政府和人民都不願意看到的--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了，才是公共政策更大的"二難絕境"和國家發展的"現代化的陷阱"，才是中國這麽一個大國政府治理的灾難性危機。
當代中國的諸多改革，如賦稅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機構改革，幾乎每項重大的改革都面臨著"一放就死，一收就亂"的危局。1949年以來這將近六十年戶籍管理方式的變遷和時斷時續了二十幾年的改革，只是類似混亂變革的冰山一脚。可是，中國政府多大程度上願意推行更大範圍、更爲深刻的社會變革呢？一個被寄予最大希望的政府，却是一個死也不樂意承擔更大責任的政府，這樣一種局面恰恰是中國這個社會最爲悲凉的悸痛。
引用和注釋
（1）、本文所指的"中國政府"，特指中國大陸政府，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需要指出，如此安排，幷不涉及筆者的國族立場。
（2）《周禮?秋官?司民》裏載："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將人口信息記載在册，政府根據這一檔案對人民進行原始的數字化治理，戶籍制度就形成了。戶籍名册既是古代政權的財産登記薄，又是按尊卑秩序分配社會資源的依據。在這個基礎上，政府根據當時的人口數量向人民徵收沉重的人頭稅。宋昌斌所著的《編戶齊民：戶籍與賦役》（長春出版社，2004年1月）對此有頗爲詳細的叙述。在此，筆者不妨順便指出，古代社會以"士"（即"儒生"）爲主要的官僚選拔來源，而不是類似羅馬帝國以商人爲主要官吏來源，而衆所周知，自隋朝實行"科舉制"後，除非有特殊的背景，士無疑必須通過科舉考試才能成爲政府官員（請參考金觀濤、劉青峰所著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25）。這個治理方式，後來也被中共繼承下來，即後來的"升學"入城以獲得國家幹部資格。總體上來說，古代社會幷沒有嚴格以戶籍爲方法的人口流動控制體系。古代社會控制人民遷徙自由的途徑主要還是通過高賦稅限制商業經濟、强化小農經濟來實現的。不過，即使如此，當代中國的農業集體化制度在强化小農經濟、控制人口流動的功能方面幷不比古代社會遜色。
（3）、此資料引自王海光的《當代中國戶籍制度形成與沿革的宏觀分析》（原載《新華文摘》，2003年第10期，摘自《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3期），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817）。
（4）、陳永發，《中國共産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下兩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二版，頁599。
（5）、對此，在1978年即已成年的老一輩農民深有感觸。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民外出乞討，必須持有當地鄉鎮政府開具的介紹信前往，內容含有諸如"茲介紹我大隊 ××社員去貴處討飯"字樣。如沒有這封介紹信，農民外出就算"盲流"，隨時可能會被送到收容遣送站幷被遣送回原籍。而一旦被遣送回原籍，各種政治歧視就可能紛至沓來。
（6）、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大致結束于1956年，兩年後的1958年"大躍進"爆發幷造成了全國範圍內的經濟衰敗。這裏有幾個細節需要注意：1、1957年11月，毛澤東提出用15年的時間在鋼産量和主要工業産品産量方面趕上英國，"全民大煉鋼鐵"開始；2、1958年 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全面大躍進的新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産要大躍進，農業生産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如果以1957年毛澤東的講話爲"大躍進"的開端、以《人民日報》的社論爲"大躍進"全面爆發的標志，結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1958年1月頒布這一事實，我們可以肯定對于農村居民進入城市的限制是在"大躍進"之中進行的。可是，這種限制是否與"大躍進"必然相關？社會主義改造與"工業化"同時進行，"一化三改造"重在發展工業，但在狂飈突進中，中共面臨的重要問題是工業資金匱乏。加强對農民進入城市的限制，通過統購統銷以促進農業積累就成爲必然。此外，中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其真正目的是不是圍繞工業化發展需要國家掌控各種資源？換而言之，中共對農民入城的限制其根本動力是工業化需求還是其它因素？在"大躍進"期間，中共提出農業也要大躍進，但事實上農村裏也大煉鋼鐵，那是要農民直接爲工業服務。由此來看，社會主義改造帶有生産關係的變革和經濟資源的掠奪雙重目的。考慮到"大躍進"産生經濟衰敗之後的對農民入城的限制，結合後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轉移經濟困難來考察，筆者傾向于認爲：在當代中國，無論是工業化的順利推進，還是工業化失敗的結果，最終都要農民買單。然後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1978年的改革，是否也可以看成中共在此前那多年的折騰之後無法從農村再獲取什麽的結果呢？綜上所述，中共的社會主義改造，除了掠奪資源之外，仍然帶有巨大的政治目的，即生産關係的改造和鄉村的政治控制。社會主義改造，其最終的原動力是工業化（朝鮮戰爭的慘勝深深地刺激了中共的工業化欲望，工業化無疑可以促進富國强兵，也算是現代化的一個指標），至于"大躍進"失敗後的經濟危機轉嫁，則是一個不幸發生的催化劑。由此，以戶籍制度爲中介和依托，嚴格限制農民入城，進而建立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管理和資源配置方式，對于中共來說，就具有關鍵性的意義了。而對于現代中國經濟來說，長期低速發展的癥結也在這裏。
（7）、蘇俄的戰時共産主義政策便是如此。如果戰時共産主義政策是一個孤例，人們還可以理解爲戰爭狀態的需要，况且戰爭結束後一度實行過新經濟政策。可是新經濟政策被廢除後，蘇聯很快就恢復了類似中國戶籍制度這樣的城市戶口控制制度。可以說，加强對農業人口進入城市的限制，通過農業集體化建立統購統銷的資源配置方式，是共産世界非常普遍的跨國制度性現象。而且，凡是嚴格實行類似制度的國家，都曾經産生過大饑荒：20世紀短短一百年不到，蘇聯三十年代如此，中國五十年代末期，北韓九十年代如此。
（8）、這段話幷非陳永發的原話。不過，《中國共産革命七十年》第七章的標題爲即爲"社會自主力量的窒息"，封底亦有此論述，可供讀者參考。
（9）、請參考《中國共産革命七十年》第599頁。
（10）、" 農民工"是頗有中國特色的一個名詞。"農民工"兼有雙重身份：在戶籍上，他首先是一個農民；在工種上，他則是一個工人，不過，他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福利、教育等各種社會經濟權利。除了"農民工"，中國社會還有"農民企業家"等各種稱號。這些稱號也幾乎爲中共首創，幷進入漢語世界，以至現在的不識時務的青年指責他人觀念陳舊很習慣這麽表達："你這個農民"，"QQ太落後了，是農民才用的。我們早就使用MSN了。"
（11）、前者的收費依據是《國家計委、財政部關于暫住證卡收費標準有關問題的通知》（計價格〔2002〕633號），收費標準爲廣州IC卡暫住證每證20元、深圳經濟特區暫住證每證15 元、其它地區暫住證每證５元；後者的收費依據是中央綜治委、國家計委、公安部、財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建設部、國家計生委、國家稅務總局等八部委《關于取消暫住人口管理性收費後進一步加强暫住人口管理工作的通知》（綜治委〔2002〕14號），《廣東省群衆治安聯防組織的規定》（粵府〔1990〕8 號）以及省物價局、省財政廳《關于對暫住人口收取治安聯防費問題的復函》（粵價函〔2003〕41號），收費標準則爲"已向常住人口收取治安聯防費的地方，可參照當地居民的收費標準，對居住半年以上的暫住人口收取治安聯防費。每人每月最高不得超過2.5元，全年不超過30元，具體由各市人民政府確定"。見http://www.gdga.gov.cn/hzzc/hzzcbs/hzzczzz/t20030908_59240.htm。
（12）、廣州《羊城晚報》2002年3月29日報導，見http://news.sohu.com/32/33/news148313332.shtml。
（13）、這是一篇在中國報紙媒體中廣爲傳播、轉載的文章，其出處讀者可以直接將"滴血的收容"五字輸入互聯網搜索引擎中搜索到。
（14）、見廣州《信息時報》6月25日報導，這篇名爲"鐘南山籲'恢復收容' 網友六成支持三成反對"的文章作爲一個公共話題在互聯網世界中被廣泛轉載。
（15）、談及這裏，不得不指出，根據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章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二）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决定、命令"。這意味著諸如《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這樣的行政法規的惡法再違反憲法、再"洪水滔天"，由于人民代表大會及其附屬機構的不作爲，中國人民只能默默忍受。換而言之，公民通過司法維權以决定政府公共政策之存廢，在中國近乎不可能。1989年頒布的這部法律事實上强化了中國行政主導的政府體制，加深了中國公共政策的制度性運行特點，减弱了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的生機與活力。
（16）、〔印〕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頤、于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重申給改革一個死刑判决（陳永苗）
博主按：
照慣例，這里只轉載，不發言——也就是說，不做個人價值判斷。但對于此文還是不得不提一下：改革當然有很多問題，甚至有些頗為嚴重，但據此就能聲稱改革已死，革命將至？至少可以肯定一點，若沒有改革，陳先生已被革了命。
改革是什么？當奧巴馬在演講臺上高呼“Change”時，我們能否略微牽強的將其翻譯成“改革”？又或者，將“改革”譯成“Change”？現代社會是一個抹平意識形態、解構的、自我又大眾化的矛盾體，對于中國而言，無論是“革命”還是“改革”，顯然包含了太多意識形態的殘存，如果將其稱為“變化”，或者說，剝下意識形態的外衣，其本質就是“變化”，那么關注的焦點將會轉變，至少不會總被模糊。
在陳先生的文章中，充斥著激烈又有些武斷的遣詞，譬如“全國怨聲載道，說明已經對改革徹底失去了信心”之類，不知他是如何代表了全民發言。
你不能用獨裁者的邏輯反對獨裁。
然而，這篇長文依然有許多討論值得關注，縱然有不嚴謹之處（譬如對于市場經濟的批判），也有些重要問題缺乏論證（譬如計委“秘而不宣的政策”），卻也可以體現一派學者思潮，無論是作為當權者警惕，還是學術觀點激蕩，都不無裨益。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1/200801041241.shtml
重申給改革一個死刑判决
陳永苗
序言：改革之後，我們就沒有了歷史？
革命是現代性的主要內容。現代社會人們要幹的活，首先就是革命，把現代社會從古代社會隔離開來。從1849年到1978年，中國人只幹了這件事。被共産黨折騰得死去活來，奄奄一息的中華民族，1978年在鄧小平的指引下，用改革取代了革命。改革是世俗化的革命，是從馬上的政治烏托邦下降到嘛下的黑沉沉浸透無數人血液的土地上。改革是革命的一個替代品，如今現實已經證明改革幷沒有完成它的使命，那麽替代品就要被真品取代。
著名學者福山大言不慚地宣布歷史已經終結，如今遭人耻笑。鄧小平爲1978年以後的時間烙上一個烙印：改革，可是難道時間因此永遠凝固了麽？1978年後的20年，30年，50年，100年，200年，300年都是改革的時間麽？因爲改革，歷史就終結了不成？
在改革的大道上，不是前進，就是後退，難道就不能跳出改革大道强大磁場麽？改革算一個社會契約，共産黨當局和底層老百姓協商同意用改革取代革命，如今締結契約的基礎情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更。
脚下的大地已經沉淪，底層老百姓再也無法忍受改革騙局。鄧小平先經濟後政治的路徑，難道就是終結歷史的唯一道路？就沒其與身俱來的先天缺陷？ 先經濟後政治的路徑，也僅僅是權宜之計。既然是權宜之計，就是有所取捨，厲害權衡。如今可以看到這個路徑中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制定時間表，很容易被拖延而造成了革命。從最大可能的歷史結果來說，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不過是爲了新的一場，更加血腥撕殺的革命。
改革和革命進行龜兔賽跑，如今快到了終點。改革已經倒在血泊之中，死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槍下，而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窮人反對只對他不利的改革，光付出沒有收穫的改革。全國怨聲載道，說明已經對改革徹底喪失了信心。
“改革軍號”皇甫平自己空穴來風的“改革不可動搖”呐喊，即使假設說有當局的授意，那也是最後的挽歌，夕陽西下最後的挽歌。
改革之後雖然用革命一詞烙印下鐵血一般冷酷無情，幷不是沒有了歷史和時間。已經拋了太多人的頭顱留了太多人的血的革命，讓人們恐懼害怕。但是幷不會因爲恐懼和害怕，革命就消失了，歷史就變得溫暖如春。
改革共識能否修復
改革幾乎都是一池污水，而且污染源頭不可治理，污染還是繼續擴大。繼續維護改革話語，其政治結果與其意圖相反的。因爲專制黑洞的存在，越改革，革命的火藥庫越大。而且已有的改革成果的毀滅指日可待。
從大清帝國末年和俄羅斯帝國晚期的改革歷史來推論，當局不會作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政府機構管理方面有可能下些力氣。按照十一五規劃，頂多是政府機構改革，真是急風症碰上慢郎中。絕大部分的人已經相信：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大可能，有的是只唱空城計，指鹿爲馬虛假立憲。
即使目前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可以力挽狂瀾于既倒？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改革，如果要深化，按照既有的政治結構，除非這些政治體制改革對他們有利，否則他們不會同意，就搞不下去。也就是要老百姓“吐血”支持改革，去贖買，去喂飽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的貪欲。但問題是，即使用全部已有的東西去喂他們，他們不會滿足，也未必會同意。
如果有所推進的話，還是按照有利于權貴資本主義的原則來，按權貴資本主義的需要漸漸放鬆。權貴資本主義獲得的政治權利，會進一步用來剝奪和壓 迫底層老百姓。例如結社自由的大門，是向權貴資本打開的，權貴資本們可以利用結社自由組成商會，用于壓迫工人；對工人關閉，不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對抗權貴資本家。還有戶籍制度的放鬆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最早向農村高學歷高科技人才放開，無非是爲了勞動力。爲發展經濟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具有這種特 征。
正如經濟學論證的，權貴資本家是理性的自私的經濟人，會在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中濫用改革主導權，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例如改革國際慣例就是專挑自己有利的，否定掉不利于自己的。那也就是說，目前在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模式下，即使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幷不能修復改革共識，反而使斷裂越來越大。
即使權貴資本主義妥協步入了民主政體，權貴資本家的優勢沒有消失。他們擁有强大的財力，物力、智力來操縱議會，可以利用民主手段來鞏固不合法的局面，將有的利益格局固定下來或者甚至進一步擴大。將已有的蛋糕分完之後，還會把中國變成“納粹中國”，用底層老百姓當炮灰到國外搶。
對于底層老百姓來說，從1956年以降是一連串不利的事件。在改革的話語下，是吃黃連的啞巴，欣欣然參與改革，確是刀板上的魚肉，總是被人想方設法在宏大話語（例如發展）之下蹂躪和剝奪。底層老百姓是食物鏈中的最末端—蝦米。例如國企，一開始是全民所有，1982年暗中變爲國有，把人民從所有權主體的位置上剔除出去，爲如今的MBO進入個人腰包掃除了障礙。經濟改革是權貴資本主義一項多宏偉，多巧妙的搶劫行動。
權貴資本主義總是操縱民族國家的宏大叙事，爲自己的利益服務，例如國企改革中當財産流入個人腰包中，總是談效率。我一直反駁他們的理由的是，當財産與底層老百姓無關了，那麽效率再高，關老百姓什麽事情，而且再次分配又很差，又不能從效率的提高中獲得什麽利益。還有例如依發展的名義搞拆遷或者民族商業主義，這些都是挂羊皮賣狗肉。
改革共識建立在相對公平之上。個人財富與個人財富的增長之間具有撕裂不了的連帶關係，絕對是社會性的，不是個人的。先富起來是爲了共同富裕，先富起來對尚未富裕起來的人，具有無條件的絕對的連帶義務。所以當經濟學家否認相對公平在維繫改革共識之中的作用，有著其卑鄙的政治動機，就是爲先富起來的人否定掉連帶義務。例如當初國民財富100萬，和現在國民財富到了100億，老百姓幷沒有多大的改變，反而手中的房子和儲蓄，通過拆遷和股市圈錢逐漸流失殆盡，而權貴資本主義却通過非法手段，進入福布斯排名榜，如何還能有改革共識和社會合作？先富起來的人繼續富下去，而老百姓繼續窮，要維繫社會合作，必須均貧富，實現共同富裕的承諾。
對相對公平的徹底撕裂，代表著改革共識的破裂，階級衝突成爲首要的政治問題，一個國家分裂成兩個國家，內戰的爆發指日可待。
張維迎2006年3月11日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的《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說，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實施一項變革政策時，必須本著“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給定的歷史條件下，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把蛋糕做大，實現多贏，使全體民衆和整個社會受益，而不是向後看，糾纏于歷史舊賬。
張維迎是一個有强烈民族責任感的經濟學家。對于經濟學家來說，積累財富具有民族主義的性質，讓國家和民族更加富强。他們是經濟民族主義者。但是如果這樣改革繼續下去，國家和民族不是更加富强，而是內戰和內耗，也就是經濟民族主義的目標更無法達到。而且可以由此推論，這些經濟學家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不僅造成了社會不平等，反而喪失了中華民族崛起的機會。即使內戰被壓制下去，沒有爆發出來，沒有良好的內部秩序的崛起，也是“石墨式”的崛起，而不是“金剛石式”崛起，石墨和金剛石組成物質一樣，但是由于內部結構不同，其堅硬程度相去十萬八千里。爲了轉化內部矛盾，權貴資本主義會把中國變成了法西斯國家，從而造成中華民族的巨大浩劫。
民族和國家的富强，幷不能用福布斯排行榜來衡量，上榜的人越多，內戰的危險越大。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比單純地積累財富更有意義。
請拿出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給我們看
當被拋入改革磁場之中，而且改革意識形態內化到人們的內心時，不管改革的結果是如何殘忍冷酷，挫折打擊是多麽大，都無法熄滅希望之火，反而越燒越旺。挫折打擊越大，成正比，希望之火越旺。
例如毛左派和吳敬璉都是這樣的。毛左派信仰馬克思主義是真理，而中國的現實變的如此差，腐敗如此嚴重，都是偏離馬克思主義造成的，所以藥方還是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之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吳敬璉使勁區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使勁談法制，大聲吆喝什麽“警惕借反思改革而否定改革”。意思是說，市場經濟本來就是好的，但是到了中國變成這個模樣，不能怪市場經濟本身，而應該怪中國這個大染鍋。
國際歌唱得好，從來都沒有救世主。放眼全球，即使最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也沒有好的市場經濟。所謂好的市場經濟是意志的幻象。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也可以以經濟决定論爲基礎，從理論上推出一個憲政來。可是這種思路到了現實就扭曲，扭曲成帶毒刺的無果花。看起來是鮮美的河豚，吃起來却會中毒。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的進路，既然作爲改革的思路，就必須要考慮到其實驗的結果，與理想中的圖景差距多遠。理想多美好，但是現實中結出毒果，這種方案肯定要被拋弃。
別瞎論證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從而給人們一個定心丸或者繼續給人們打氣，致使人們繼續受騙而“希望”下去。如果要區分，就拿出一個來良好的市場經濟來給我們看，而不是畫餅充饑，讓我們望梅止渴。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的進路，在一個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治黑洞之中，理想中的立法，現實中變形了。區分理論途徑和現實那是經濟學精英才能做到的高難度動作，不要指望平民老百姓會去理性地區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繼續忠誠于幷不存在的“夢中情人”。不管經濟學上的論證如何完美，人們有理由恨烏及屋，對壞的市場經濟的憎恨，完全有理由痛恨辱駡經濟學和經濟學家。
理性與直覺
只看到壞的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要爲目前的腐敗和社會不平等承擔一部分責任。所以“社資爭論”有新的含義，與過去不同，不再是渴望中的自由主義和魔鬼一般的社會主義之間的戰爭。好的市場經濟只有在經濟學家的嘴巴上和夢中才有。雖然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絕大多數是拒絕政治體制改革而造成的，但是也不能用“好的市場經濟”來一推了之。當下當壞的市場經濟本身成爲一種暗中阻擋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時，在老百姓心中，市場經濟、經濟改革和經濟學家爲目前的腐敗和社會不平等承擔罪名，幷不冤枉。
有報道說，老百姓越來越對腐敗漠不關心。在改革中屢屢受害的平民老百姓，就像一個痴情女子，被騙了又騙，終于絕望冷漠起來，終于把心背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難道還不會分裂成二個完全不同的國家，一個魔鬼統治的地獄王國，一個人民憧憬中幸福的王國？
都被害成了“祥林嫂”了，底層老百姓又沒有人大和法院可以訴說，媒體又被當局控制之中，借助于網絡發發怨氣，辱駡幾下子都不行，還被經濟學家的理性鎮壓下來，說成非理性，說仇富破壞共同富裕，破壞改革，似乎就成了共和國敵人和犯罪。
在改革之初，先富裕起來的人其富裕是普遍利益，因爲只有他們先富裕起來，才能帶動老百姓共同富裕。鄧小平說的很清楚，帶動共同富裕是他們無條件的義務。這時候知識分子的理性與民衆的直覺發生了對立，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儘管民衆做出這樣那樣的犧牲，但是他們還是樂意的，知識分子的理性論證和說理給了他們共同富裕的希望，爲了長期利益而犧牲短期利益是值得的。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傷害，一次又一次的剝奪，老百姓已經看的很清楚，權貴資本主義是不會讓他們共同富裕的。改革頂多是讓他們餓不死，就是保持一個餓不死活不好的水平。當老百姓瀕臨生存底綫的時候，就放水養魚，一旦存活下來，就開始收緊。國家計委在制定民間經濟政策的時候，有一個秘而不宣的政策，就是不讓民間爭太多的錢。1949年之後土地改革給農民土地和後面收爲合作社後來變爲國有，除了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之外，還有就是政治控制方面的考慮。共同富裕了，錢多了，就要求政治權利了。國富民窮，當局認爲是最穩定的局面。
當一種政策是良好的時候，其內部肌理是和諧的。當經濟學家的理性和民衆直覺處于你死我活的時候，就可以判决改革的死刑。這時候，應該站在那一邊呢，也就是如何决斷呢。
如何决斷取决于對形勢的判斷，是還呆在改革磁場之中，還是跳出三界之外。如果是前者，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對理性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作了很徹底的表達，幷不容易駁倒。張維迎的理性和精英論調看起來很不政治正確，但是在張維迎的內心，肯定覺得很委屈，覺得民衆如此忘恩負義，自己作爲農民的孩子，幷沒有私心，爲國家和民族的進步作出了貢獻，却遭受如此的誤解和辱駡。經濟學家的理性和民衆的直覺的你死我活，外在評價和張維迎的內心自我評價形成的巨大反差，只能說明張維迎已經成爲逆潮而動的反面人物，還對改革中的指點江山激揚國策的美好記憶戀戀不捨。
即使還呆在改革磁場之中，張維迎的理性能說服誰？只有知識分子。
爲了對付極權主義，改革開放的自由主義思潮之中，早前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成爲批判的武器。哈耶克認爲，只有觀念才能改變觀念，但是哈耶克也認爲這個也只有對知識分子有效。哈耶克想改變的是知識分子的觀念，從極權主義的迷夢中掙脫出來。知識分子對民衆有天然的權威，一旦知識分子的觀念改變了，民衆也風行草偃，也就變了。
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中提到的，公共政策應該按照知識分子的理性，而不是民衆的投票，民衆不能理解自己的正確利益，需要經濟學家的代 爲决定。當知識分子的理性或觀念，和民衆的直覺或道德判斷，發生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衝突，經濟學家由人人尊敬的教授淪落爲人人辱駡的野獸，這時候對民衆有天然的權威喪失殆盡，如何用理性引導老百姓？張維迎說，知識分子要用理性引導老百姓，問題是老百姓都把張維迎當成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了，還如何引導。
理性和啓蒙幷不是沒有界限的，不是什麽觀念都可以啓蒙。對于老百姓來說，有一些不可啓蒙的自然正確，只有用利益才能說服。沒有帶來利益，反而喪失很多利益，理性說得天花亂墜，也是白搭。就是在不可啓蒙的地方，張維迎想霸王硬上功。就是全部知識分子聽張維迎的都拚老命維護經濟革命，維護市場經濟，甚至鼓吹政治體制改革，只會造成知識分子和民衆的對立。
張維迎想通過討論形成共識，是在意淫，先不說諸神之爭是不可解决的，即使全部知識分子贊同，民衆也會對全部知識分子和理性開戰，發生叛亂分裂成兩個共和國。討論形成共識，無疑就是想用改革意識形態的壓力，壓倒民衆和爲民衆的代言人，迫使他們放弃自己的利益訴求。即使能够全民參與討論，那也是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操縱之中。張維迎已經說得很清楚，還是要某某人領導改革。
張維迎也提到：對政府官員的既得利益如不補償，他們就會以“暗補”（包括腐敗、子女經商等）來代替明補。張維迎說去滿足，去喂飽，用人血去喂飽，用生命去喂飽他們，他們吃飽了沒有那麽大的欲望了，就變好了。苛政猛于虎，如何可能按照官僚階層的欲望來補償，然後獲得政治改革的機會？張維迎還是必須面對一個心理條件，從毛時代的爲人民服務隱性承諾：政府官員只能大公無私；到了改革時代，人們認爲官員要那麽多錢就下海去，要當官就是要大公無私。
張維迎的補償論用人民授予的權力來敲詐人民，用人民的稅款來進一步威脅人民。張維迎高舉理性大旗和高談贖買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就是他用理性說服老百姓徹底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抗爭去滿足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的貪欲。他的意思是說這個才是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所在，否則權貴資本主義一發怒，一切都玩完了。
仇富有利于共同富裕，而不是不利于。因爲經濟學論證，人性是自私的，那麽肯定不會同意共同富裕，那麽只有政治對抗，只有維權，只有仇恨才有可能讓權貴資本主義妥協下來。血酬定律才是有效的。
補償論不是服從價值判斷而進行的，更大程度上是爲了贖買强勢方操縱公共政策和延誤改革時機的權力，即消除改革的阻力。補償論超越了底綫，超越了改革的正當性，超越了原來的目的。
如果說張維迎的補償論，不局限于對權貴資本主義的贖買，還涉及到對政府機構改革中將要裁减的一般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人員的補償，也是有問題的。這種補償不可能不是建立在相對公平的基礎上，是火上澆油。丁學良告誡說，過度持續不斷給既得利益集團會帶來持續的負效應，這一點在菲律賓等國家看得很清楚。即將頒布實施的《公務員法》將是政治社會穩定程度而劃定公務員的圈子，如果政治形勢穩定，那麽事業單位人員將完全喪失體制中剔除出去的位置，如果政治形勢不穩定，那麽圈子劃大一些。留在圈內的，工資大幅度上漲，剔除在圈外的，就喪失了體制利益。這樣一來，就爲當局帶來來大量有知識有影響力的反對者。喪失體制利益的事業單位的人，他們看到有幸留在圈內的人工資大幅度上漲肯定心理不平衡。
張維迎是知識分子，還是幕僚？知識分子秉持的是正義，維護現代性的根本價值，他的任務是批判政府，而不是爲政府說話。例如戶籍制度改革帶來的管理問題，知識分子就不應該爲政府去考慮，就應該嚴守遷徙自由的底綫，至于如何解决底綫以下的管理問題，交給幕僚去處理，這些管理問題沒有道義上的正當性。而幕僚則是奴才，誰有奶就抱的大腿天經地義，即使出賣靈魂也沒有人奇怪。張維迎明明就是一個幕僚，沒有奶也自覺地擁抱權貴資本主義的大腿，還以民族和國家的立法者自居，覺得民衆冤枉了他，冒充了知識分子。一個農民的孩子，會想方設法去論證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們應該想盡辦法用所有的一切去喂飽一個惡狼，美曰其名理性的自私的經濟人，是他一生的使命，我實在想不通。
權貴資本主義只有貪欲，哪有什麽民族共同利益。他們的理性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何才是他們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讓底層做包身工餓不死，如果餓死了，他們就沒有勞動力了。也就是包身工餓不死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利益最高點，可持續性的長久的利益最高點。
民衆憑什麽聽你的，張維迎們有足够的道義權威麽？當張維迎大聲叫賣理性和共識的時候，他們能够爲權貴資本主義作擔保麽，他們能够拍著胸脯說，沒關係，這些人都聽我的，你們吃不了虧？要不然憑什麽喊話？張維迎貌似公正，不過是禍國殃民。共識和理性，不過是一次一相情願，沉湎于民衆依賴知識精英的過去美好時光，錯把杭州當汴梁，不知今昔何夕。
我小的時候母親給我講的一個故事，記憶猶新。她說有一個古老的鄉村來個一個巫婆，苦口婆心的勸村民向上，說自己能够指引他們上天堂，這些村民相信了，跟著巫婆來到很遠的大山裏，突然巫婆消失了，只看到一座美麗得如夢如幻的城池，城池的前面有兩盞光明無比的明燈，城池的門口有一雄偉的的橋梁通道村民面前，于是村民一個一個通過橋進了城池。母親最後說出來的話讓我吃驚，原來這個城池修煉了千年碩大無朋的蛇妖化成的，兩盞光明無比的明燈是蛇妖的眼 睛，雄偉的的橋梁是蛇精的的舌頭，巫婆是蛇精的化身，這些可憐的村民全部成了蛇妖的晚餐。那麽張維迎是不是化身的巫婆，而權貴資本主義是不是碩大無朋的蛇妖呢？
流血革命
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談到了暴力再分配的革命問題。毫無疑問，從1978年以來，整體上趨于保守，害怕流血。革命在保守主義思想史上沒有正當性，更別說合法性。
保守主義想和革命“離婚”也離不了。革命是無可奈何的，不得不的。如果要發生，只能儘量少流血，很少能做到不流血。不能因爲恐懼流血就從正當性上否定革命，這是極端走火入魔的保守主義。要自覺地擁抱“惡”，要正視革命。而不是目前的保守主義所渲染的，革命就是萬丈深淵，就是世紀的末日。即使就是末日，我們也無可逃避，應該勇敢面對，不是手一揮高喊告別革命，革命就消失了。保守主義的啓蒙，很容易造就一個安全的假相，讓我們迷糊，而不知道灾難即將來臨，也耽擱我們努力的時間。
除了在意識形態層面的革命之外，還有就是底層老百姓在生存底綫以下遭遇死亡時的革命。這種革命如果知識分子不在意識形態層面給與支持，通常被定性爲叛亂和騷亂。成王敗寇，如果徹底顛覆成功，推翻了現政權，那麽知識分子就會在意識形態層面來事後塗脂抹粉。
在人民主權的話語下，由極權主義民主向立憲民主，我不認爲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不需要有意識形態的革命，而是一個公法上的程序，或者普選和多黨制政治技術的實施。也就是即使發生了暴力革命，也是類似英國光榮革命那樣，沒有宗教意識形態內容的革命。也就是我取消了知識分子的革命權。相反我認爲當底層老百姓在生存底綫以下遭遇死亡時，根據天賦生存權原則，有權進行革命或者采取類似革命的政治行動。爲了生存而爆發的革命是正當合法的。也就是說我贊成當 無可奈何的時候，必須用暴力重新分配財産。這是我在2002年3月份在《湘江法律評論》上發表的《暴力革命中的財産權》中，總結歷史上的革命得出的結論。
一個失去正義的國家，是黑暗的國家，是絕望的國家。這時候沒有人能够用反思改革或者改革進入深水區提供的希望來給社會底層一個定心丸。這個定心丸經濟學家的理性能够提供麽，知識分子全社會的共識能够當飯吃麽？經濟改革把美好的憧憬打得粉碎，就造就了這樣的國家。
對于嚴重的社會危機，知識分子能够用精密的學說去描述把握，而底層老百姓則只能宗教來表達其情緒。基督教和其他民間宗教的興起，就是社會危機的體現，還有儒家知識分子自娛自樂的儒家學說，要脫胎換骨成爲儒教，也是這一危機的産物。當美國從“勞動與民主”的共和國開始關心文化政治或文化認同的時候，就是其內部危機的症候。
儒家保守主義的復興，到日後完全可能出現的“納粹中國”，都是爲了轉移內部危機的政治舉措。當改革共識破裂以後，就是前革命階段。革命階段革命是必然的，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告別不了革命，能否做到“冷革命”，例如廣場政治和游行示威，而不流血或者少流血。
底層老百姓，尤其是農民，從土地革命開始，爲了一小塊土地爲共産黨流血賣命，建國後由爲了毛澤東的瘋狂，在大躍進和大饑荒前後死了幾千萬人，幾十年的工農業剪刀差，各種各樣的盤剝，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又被戶籍制度所奴役，爲了生存，不得不在礦井中賣命。現在已經已有的蛋糕就要分完了，權貴資本主義又談什麽中國崛起，難免學納粹德國的資本家讓德國人民去當炮灰一樣，又要爲國家利益和榮耀和一些小利益被騙去當炮灰。難道注定是當炮灰的料？注定是現代化祭壇的犧牲品？
人都是他媽生的，憑什麽底層老百姓就要是現代性食物鏈中的小蝦米？既然都要流血，爲什麽不流權貴資本家的血？少數人的血，比大多數人的血，是可以接受的，反正都要數人頭，那就越少越好。如果流權貴資本家的血可以帶來一個相對穩定的秩序，在都要流血的情况下，就是正當的。即使短暫，也是值得的。 反正流老百姓的血更難帶來結束治亂循環，一樣要內戰。憑什麽就讓我們農民在現代性之下去流血流泪，而且被拋擲在黑暗中，不得喘息呻吟說話。
既然農民都要白白犧牲，革命至少可以造就一小部分農民子弟成爲帝王將相，如此農民整體上總比一無所有好；既然財産權只能通過暴力革命然後由進行分贓，既然注定如此邪惡，既然只有土匪和强盜，那爲什麽還繼續做無辜而善良的農民？
權貴資本家如今不“放血”，那末未來就流血。要麽就流血，要麽“放血”，二者必居其一。
自由主義嫁鶏隨鶏，嫁狗隨狗不成？
自由主義是現代性的主要內容之一，從1849年到今天，它貫穿于整個近現代史，不管是以其本真的面具，還是异化的，例如極權主義的面具出現。整個近現代史，是自由主義的辨證發展史。所以自由主義高于歷史，高于時間，高于革命，高于改革。
1978年之後，共産中國由極權主義進入後極權主義，國家和社會開始分離，市民社會開始形成。借助于這一歷史形勢，自由主義浮出了水面，成爲時代精神。
市場經濟成爲自由主義的春藥，國家和社會的分離讓自由主義覺得立憲事業觸手可及，勝利在望。加上改革後的良好秩序與文革以及歷次政治運動帶來 暴死的危險反差太大，人們于是衷心贊美改革，妖魔化改革之前的時代，進入黑白分明的精神世界之中，要麽社會主義，要麽自由主義。改革時期是被救贖的時間， 有天堂的陽光照亮著，于是人們在改革死亡的彌留之際還充滿著希望，不見棺材不掉泪，死不回頭。
即使情形已經惡化，自由主義不能沉湎于過去美好的記憶和希望之中。我碰到的很多老一輩或者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用自己的生命體驗，真誠而苦口婆心地比較文革和改革，他們的這種比較是自然的，脚踏實地的，堅實的。這些說法可以作爲改革之初的正當性論證。但是在人們徹底對改革失望以後，改革已經成爲歷史騙局以後，這些說法很顯然是不合適宜。
老一輩和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體驗，我不懷疑他們是理性的。可是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例如理性如斯的哈耶克，受到英國女王的接見，就陷入了迷狂，認爲英國女王是當代最有智慧的人之一。還有例如我辦的一個案件，一個無辜受到政府迫害的犯人，當囚禁了十年之後，當政府無可奈何釋放了他，他走出監獄，最感謝的的是政府，是發自內心的感謝。我這裏的意思是說，老一輩和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理性，也可能蒙蔽了一些東西。
蒙蔽了什麽？被拋入改革的强大磁場之中，他們總是說要珍惜當前的美好，可是這種珍惜的願望，往往把壞的事情也往好的地方想，有可能結果造成了病情沒有被及時診斷出來，耽誤了時機，斷送了病人的生命。
與他們不同，我們是文革後出生或者懂事的，沒有他們那一代的沉重的生命體驗。這對于我們來說，是好事也是壞事。好事就是容易看到改革中壞的一面，沒有那多的珍惜和留戀，該告別則告別；壞的是也容易輕浮，輕視他們的生命體驗，妖魔化改革。
如今的時代，幷不是改革初期的憧憬，而是共識破裂後的火藥味。不要喋喋不休地和我們訴說，當初關于改革的夢想和美好記憶。不管如何，對我們訴說，計劃經濟時代糧票如何，改革時代物質如何豐盛，對我們沒有任何吸引力。老一輩生逢改革，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推動改革，也是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已經在歷史殿堂之中，可是也可能因此眼光被蒙蔽，走不出改革，看不到自由主義高于改革。對于他們來說，只能在改革大道上，要麽倒退，要麽前進，倒退就是社會主 義，前進就是市場經濟，此外別無門路。
我們幷不是被改革磁場捕獲的原子。對我們來說，後退到社會主義的“茶馬古道”，還是前進到資本主義的“絲綢之路”，都不是我們的選擇。我們到了拋弃改革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另外開路。
有一點我們很肯定，就是我們沒有陷入輕浮。我們要求的不僅僅那麽多，例如告別糧票，告別計劃經濟，告別暴死的危險。我們要求的，是當局在社會契約中明白說的，親口對我們父輩所承諾的東西，例如平等和政治權利，幷沒有節外生枝。這些是當局的歷史債務，向他們討債天經地義。很明顯，當局不肯履行債務，撕毀契約，老早以前就“預期違約”了，我們父輩是老好人，居于善良的心思，良好的願意，明知可能是騙局也委屈著。可是我們沒有老一輩與當局從文革一起 走出來的共同感，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當局還債就是別囉嗦。
毫無疑問，自由主義附麗在經濟改革之上的希望和美好記憶，內在地自然而然有一層是超越改革的訴求，那就是希望通過改革來成就偉大的立憲事業， 經濟改革僅僅是路徑。關鍵在于羊腸小道也斷裂了，自由主義就不應該是一個衰老的老人，靠記憶和喋喋不休的憶苦思甜來教誨我們，應該拿出自由主義鼻祖洛克他們的抵抗和公民不服從等維權精神來。
德國自由主義大師洪堡警告說，忽視影響到各項社會改革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將會導致這項改革試圖傳播的那些價值的解體。 當市場經濟刺激了自由主義者立憲欲望，豪情萬狀的時候，沒有想到理性啓蒙和目標，可能是提升當下現實，也可能因爲距離太遠而被當下現實詆毀排斥。財産權的啓蒙和傳播很大程度是後者。財産權是對自由主義者最誘惑的一次調情和勾引，但也僅僅是調情和勾引。
自由主義者應該反思自己，找回自己的政治性，把自由主義當作立憲政治的哲學，而不是自足、封閉的體系。自由主義者想借助于市場經濟構建憲政的支柱或者基石的意圖是偉大的，但必然是悲劇。經濟改革整個就是把偉大的美好的毀滅掉的悲劇，整個看起來就像吸食海洛因一樣，精神上飄飄欲仙，結果却是留下可怕的身軀和死亡。
所以光光堅守我們的目標一點也不放鬆，是不妥當的，容易成爲有刺的玫瑰，不合時宜。
自由主義是一個危險的旅程，需要大無畏的勇氣去搏鬥，去遭遇吸納它不喜歡的價值，去適當妥協適應不可改造的社會心理條件。所以要分清楚“應然”和“如何應然”是不同的，要區分韋伯所說的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不僅要堅守目標，還要考慮如何抵達目標。
立憲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基尼係數不能太大，造成社會合作條件的喪失。自由民主和貧富有極大關係，在一個貧富極端分化的社會之中，不可能確立起來。毫無顧忌別人的感受，把目標赤裸裸地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反而功未成身先死。可以判定的是，自由主義把財産權作爲憲政基石已經喪失了良機，已經被權貴資本主義糟蹋了耽擱了。反正我們現在沒有了那種幸運，市場經濟帶來的自由和立憲的憧憬消失了。
用維權壓到市場和啓蒙
壞事都是權貴資本主義幹的，而且還要當好人，把人冤枉殺了，還說是替天行道。權貴資本主義製造中國有歷史以來最巨大的不正義，然後還譴責民衆不理性，在搶光財産之後了，還要搶光民衆的喉嚨。從財産權到舌頭，都要箍制。所以現在頻頻出擊，左右開弓不僅封殺自由主義的網站，連新舊左派的一起幹掉。
當底層民衆不再抱有希望，還能用理性和共識來維繫希望？還談什麽扯淡理性維權、理性討薪。怨恨可以是理性和共識可以解决的？我很清楚地看到一 個對立，知識分子和民衆的對立。知識分子指責民衆不理性、叛亂、騷動，而底層民衆指責知識分子道德敗壞。民衆處于啞巴吃黃連的位置，對于知識分子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這種對立，還表現爲對革命作爲財産權分配方式的正當性爭論。
如果儒教攀上了權貴資本主義，那麽還體現爲基督教與儒教的宗教戰爭。基督教與革命、自由、平等在一起，而儒家與反革命、專制，提倡知識分子的政治領導權在一起。
權貴資本主義是改革的敵人，是人民的公敵，不是領導人，他們爲了個人利益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國家，而且還要進一步摧毀國家，讓國家陷入水深火熱的內戰之中。目前讓他們放血，而不是補償他們，進行公正的再分配才是民族和國家的普遍利益。爲自己贖買是要命不要錢，至少要把基本的社會保障做起來。
權貴資本主義不幹，就要姑息他們？否則改革就改不下去了？這樣的改革不要也罷。因爲即使滿足了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欲望，那麽也是極端扭曲的改革，不但不會帶來和平、秩序，共同富裕，帶來國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相反可能是一兩百年的動亂和民族灾難。
改革開放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于底層民衆之間的“農夫和蛇”的故事。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最肥的“寄生蟲”，我們還期待它成爲社會的主導力量？一個良好的社會却是離不開精英，但是權貴資本主義確是扶不起的阿斗。他們唯利是圖，沒有民族責任感，不斷背叛民族、國家，背叛改革，用宏大叙事甚至犧牲民族國家盡可能地讓自己獨食。其品質之敗壞，責任感之喪失，在人類歷史中數一數二。有歷史感的政治哲學家從來都沒有信任扶持過資本家，都是讓他們自己長大起來去和專制作鬥爭，然後大力鞭撻他們。很奇怪會把這種麻臉婆看作美女，看作精英，看作主導力量。明明是一隻中山餓狼，却看成領頭羊。
張維迎的贖買論實際暗含了一個前提：權力結構既定。從這一點來說，只不過他自認爲通過一種委婉的、統治階層能够接受的方式來表述以達到曲綫救國的目的。張維迎說，在當前有關改革的討論中，一些人全然不考慮政策的可行性，不考慮政策的激勵相容條件是否滿足，習慣于用烏托邦理想蠱惑人心，對解决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有害無益。權力結構正是改革要改掉的東西。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實現改變既定的權力結構，這是底綫，也是改革的正當性來源，不能超越。如果權貴資本主義不幹，那麽不是去姑息他，而是去幹掉他們，革掉他們的命。我們假設一下，如果現在用專制好于無政府來維護“高壓鍋”，到了“高壓鍋”爆炸一天豈不更慘烈，代價更重？所以應該放弃“權力結構既定”原則，應該用維權和基督教去建設公民社會，培養未來承受震蕩的抗震力。
張維迎自覺擁抱權貴資本主義是一種情形，還有一種情况是不自覺的情形。很多知識分子如今越來越保守，與權貴資本主義共鳴，因爲擔心改革大船的沉沒，恐懼革命的來臨。在最危險的時候原來敵對的反而更容易抱成一團。這種抱成一團是基于無中生有的恐懼，自己把自己嚇的，而不是理性。這些人不自覺地排斥來自不可缺少的反對派，不可缺少的對抗，不可缺少的維權運動。
政治就是政治，是硬碰硬的東西，政治力量的對抗博弈。權貴資本主義才不管道義，市場經濟和啓蒙的力量有限。市場經濟和啓蒙的曲綫救國是知識分子一厢情願的東西。
從中國青年報冰點事件的抗爭例子來看，對已有的改革成果的保障，不是深化改革走得通，而是維權運動才能做到。維權運動是繼續擴大改革開放已有的成果，只有從超越改革，才能保存改革的積極成果。維權運動才能爲改革保留一些面子。所以需要的是對抗，而不是妥協，也不是贖買。
在革命尚未爆發之前，我們要做一些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維權，一種遏制革命或者限制革命的現實行動。
政法系挽救自己
所謂的美國的共和和民主之爭，局限在司法審查與民主之間。在民主與精英之爭，從網絡上劉涌再審爭論開始，我堅守司法和法律應該占據政治領導權 的位置，政法系應該成爲主導社會的精英，我幷且認爲自由主義要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時候，必須帶上法律的面具。在司法以外的行政和立法領域，我贊同民主，贊同大衆參與。共和主義和法治就是政法系掌握政治領導權，從而替代啓蒙政黨。
近些年作爲改革開放主導的經濟學知識分子，在現實的控告下，被送上歷史道義法庭，遭受了無盡的辱駡。經濟學知識分子的權威，喪失殆盡。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起主導作用的精英，從文人，到經濟學家，到政法系，一個個沉淪。政法系褒貶不一，還沒最後倒塌。
知識分子作爲理性的代名詞，要引導老百姓，首先要有權威。這個權威還不單純理性能够提供的，更依賴于宗教、歷史、習俗、神話。要引導是首先具有權威，如果喪失就要挽救，而不是自我美化。越自我美化，越自我辯護，其權威越低，這就是張維迎這幾年來的軌迹。
由于改革的死亡，政法系逐漸被架上主導時代主持正義使命的火架。但是政法系的權威幷不足完成這個使命，司法腐敗和作爲政治刀把子的歷史負債，嚴重腐蝕了政法系的權威，所以政法系需要拯救自己。
政法系的自救，應該用全力參與維權運動，其前途不在于成爲政界精英。在政界目前已有的成就，幷不能走得太遠，啓蒙政黨不可能讓出政治領導權給政法系。例如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就在接受新京報采訪的時候，就潑過冷水。
政法系的前途不在廟堂，而在公民社會，而在草根。政法系應該從其他啓蒙知識分子立法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失敗中走出，地位由高高在上的代言人變爲走入民間的代理人。
政法系通過維權運動的自救，也可能遏制經濟學家造成的歷史灾難，從而也挽救經濟學家，從而也挽救整個知識分子的聲譽，彌合了知識分子和底層民衆至今的衝突。不管是啓蒙政黨，例如國民黨或者其後裔，還是80年代的新啓蒙，都是一家人，而政法系却是根本的突破，根本的變遷，是現代性的瓜熟蒂落。
讓改革去死吧，只有改革死了，才能保存住改革的積極成果。就像落葉必須腐化成泥土，才能新生。經濟精英主導的改革倒下了，法律精英主導的維權接力舉起了火把。
由改革時代進入民權或者維權時代：嶄新的時間要開始了。
照慣例，這里只轉載，不發言——也就是說，不做個人價值判斷。但對于此文還是不得不提一下：改革當然有很多問題，甚至有些頗為嚴重，但據此就能聲稱改革已死，革命將至？至少可以肯定一點，若沒有改革，陳先生已被革了命。
改革是什么？當奧巴馬在演講臺上高呼“Change”時，我們能否略微牽強的將其翻譯成“改革”？又或者，將“改革”譯成“Change”？現代社會是一個抹平意識形態、解構的、自我又大眾化的矛盾體，對于中國而言，無論是“革命”還是“改革”，顯然包含了太多意識形態的殘存，如果將其稱為“變化”，或者說，剝下意識形態的外衣，其本質就是“變化”，那么關注的焦點將會轉變，至少不會總被模糊。
在陳先生的文章中，充斥著激烈又有些武斷的遣詞，譬如“全國怨聲載道，說明已經對改革徹底失去了信心”之類，不知他是如何代表了全民發言。
你不能用獨裁者的邏輯反對獨裁。
然而，這篇長文依然有許多討論值得關注，縱然有不嚴謹之處（譬如對于市場經濟的批判），也有些重要問題缺乏論證（譬如計委“秘而不宣的政策”），卻也可以體現一派學者思潮，無論是作為當權者警惕，還是學術觀點激蕩，都不無裨益。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1/200801041241.shtml
重申給改革一個死刑判决
陳永苗
序言：改革之後，我們就沒有了歷史？
革命是現代性的主要內容。現代社會人們要幹的活，首先就是革命，把現代社會從古代社會隔離開來。從1849年到1978年，中國人只幹了這件事。被共産黨折騰得死去活來，奄奄一息的中華民族，1978年在鄧小平的指引下，用改革取代了革命。改革是世俗化的革命，是從馬上的政治烏托邦下降到嘛下的黑沉沉浸透無數人血液的土地上。改革是革命的一個替代品，如今現實已經證明改革幷沒有完成它的使命，那麽替代品就要被真品取代。
著名學者福山大言不慚地宣布歷史已經終結，如今遭人耻笑。鄧小平爲1978年以後的時間烙上一個烙印：改革，可是難道時間因此永遠凝固了麽？1978年後的20年，30年，50年，100年，200年，300年都是改革的時間麽？因爲改革，歷史就終結了不成？
在改革的大道上，不是前進，就是後退，難道就不能跳出改革大道强大磁場麽？改革算一個社會契約，共産黨當局和底層老百姓協商同意用改革取代革命，如今締結契約的基礎情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更。
脚下的大地已經沉淪，底層老百姓再也無法忍受改革騙局。鄧小平先經濟後政治的路徑，難道就是終結歷史的唯一道路？就沒其與身俱來的先天缺陷？ 先經濟後政治的路徑，也僅僅是權宜之計。既然是權宜之計，就是有所取捨，厲害權衡。如今可以看到這個路徑中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制定時間表，很容易被拖延而造成了革命。從最大可能的歷史結果來說，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不過是爲了新的一場，更加血腥撕殺的革命。
改革和革命進行龜兔賽跑，如今快到了終點。改革已經倒在血泊之中，死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槍下，而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窮人反對只對他不利的改革，光付出沒有收穫的改革。全國怨聲載道，說明已經對改革徹底喪失了信心。
“改革軍號”皇甫平自己空穴來風的“改革不可動搖”呐喊，即使假設說有當局的授意，那也是最後的挽歌，夕陽西下最後的挽歌。
改革之後雖然用革命一詞烙印下鐵血一般冷酷無情，幷不是沒有了歷史和時間。已經拋了太多人的頭顱留了太多人的血的革命，讓人們恐懼害怕。但是幷不會因爲恐懼和害怕，革命就消失了，歷史就變得溫暖如春。
改革共識能否修復
改革幾乎都是一池污水，而且污染源頭不可治理，污染還是繼續擴大。繼續維護改革話語，其政治結果與其意圖相反的。因爲專制黑洞的存在，越改革，革命的火藥庫越大。而且已有的改革成果的毀滅指日可待。
從大清帝國末年和俄羅斯帝國晚期的改革歷史來推論，當局不會作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政府機構管理方面有可能下些力氣。按照十一五規劃，頂多是政府機構改革，真是急風症碰上慢郎中。絕大部分的人已經相信：實質性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大可能，有的是只唱空城計，指鹿爲馬虛假立憲。
即使目前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可以力挽狂瀾于既倒？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改革，如果要深化，按照既有的政治結構，除非這些政治體制改革對他們有利，否則他們不會同意，就搞不下去。也就是要老百姓“吐血”支持改革，去贖買，去喂飽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的貪欲。但問題是，即使用全部已有的東西去喂他們，他們不會滿足，也未必會同意。
如果有所推進的話，還是按照有利于權貴資本主義的原則來，按權貴資本主義的需要漸漸放鬆。權貴資本主義獲得的政治權利，會進一步用來剝奪和壓 迫底層老百姓。例如結社自由的大門，是向權貴資本打開的，權貴資本們可以利用結社自由組成商會，用于壓迫工人；對工人關閉，不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對抗權貴資本家。還有戶籍制度的放鬆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最早向農村高學歷高科技人才放開，無非是爲了勞動力。爲發展經濟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就具有這種特 征。
正如經濟學論證的，權貴資本家是理性的自私的經濟人，會在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中濫用改革主導權，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例如改革國際慣例就是專挑自己有利的，否定掉不利于自己的。那也就是說，目前在權貴資本主義主導的模式下，即使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幷不能修復改革共識，反而使斷裂越來越大。
即使權貴資本主義妥協步入了民主政體，權貴資本家的優勢沒有消失。他們擁有强大的財力，物力、智力來操縱議會，可以利用民主手段來鞏固不合法的局面，將有的利益格局固定下來或者甚至進一步擴大。將已有的蛋糕分完之後，還會把中國變成“納粹中國”，用底層老百姓當炮灰到國外搶。
對于底層老百姓來說，從1956年以降是一連串不利的事件。在改革的話語下，是吃黃連的啞巴，欣欣然參與改革，確是刀板上的魚肉，總是被人想方設法在宏大話語（例如發展）之下蹂躪和剝奪。底層老百姓是食物鏈中的最末端—蝦米。例如國企，一開始是全民所有，1982年暗中變爲國有，把人民從所有權主體的位置上剔除出去，爲如今的MBO進入個人腰包掃除了障礙。經濟改革是權貴資本主義一項多宏偉，多巧妙的搶劫行動。
權貴資本主義總是操縱民族國家的宏大叙事，爲自己的利益服務，例如國企改革中當財産流入個人腰包中，總是談效率。我一直反駁他們的理由的是，當財産與底層老百姓無關了，那麽效率再高，關老百姓什麽事情，而且再次分配又很差，又不能從效率的提高中獲得什麽利益。還有例如依發展的名義搞拆遷或者民族商業主義，這些都是挂羊皮賣狗肉。
改革共識建立在相對公平之上。個人財富與個人財富的增長之間具有撕裂不了的連帶關係，絕對是社會性的，不是個人的。先富起來是爲了共同富裕，先富起來對尚未富裕起來的人，具有無條件的絕對的連帶義務。所以當經濟學家否認相對公平在維繫改革共識之中的作用，有著其卑鄙的政治動機，就是爲先富起來的人否定掉連帶義務。例如當初國民財富100萬，和現在國民財富到了100億，老百姓幷沒有多大的改變，反而手中的房子和儲蓄，通過拆遷和股市圈錢逐漸流失殆盡，而權貴資本主義却通過非法手段，進入福布斯排名榜，如何還能有改革共識和社會合作？先富起來的人繼續富下去，而老百姓繼續窮，要維繫社會合作，必須均貧富，實現共同富裕的承諾。
對相對公平的徹底撕裂，代表著改革共識的破裂，階級衝突成爲首要的政治問題，一個國家分裂成兩個國家，內戰的爆發指日可待。
張維迎2006年3月11日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的《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說，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實施一項變革政策時，必須本著“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給定的歷史條件下，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把蛋糕做大，實現多贏，使全體民衆和整個社會受益，而不是向後看，糾纏于歷史舊賬。
張維迎是一個有强烈民族責任感的經濟學家。對于經濟學家來說，積累財富具有民族主義的性質，讓國家和民族更加富强。他們是經濟民族主義者。但是如果這樣改革繼續下去，國家和民族不是更加富强，而是內戰和內耗，也就是經濟民族主義的目標更無法達到。而且可以由此推論，這些經濟學家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不僅造成了社會不平等，反而喪失了中華民族崛起的機會。即使內戰被壓制下去，沒有爆發出來，沒有良好的內部秩序的崛起，也是“石墨式”的崛起，而不是“金剛石式”崛起，石墨和金剛石組成物質一樣，但是由于內部結構不同，其堅硬程度相去十萬八千里。爲了轉化內部矛盾，權貴資本主義會把中國變成了法西斯國家，從而造成中華民族的巨大浩劫。
民族和國家的富强，幷不能用福布斯排行榜來衡量，上榜的人越多，內戰的危險越大。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比單純地積累財富更有意義。
請拿出一個良好的市場經濟給我們看
當被拋入改革磁場之中，而且改革意識形態內化到人們的內心時，不管改革的結果是如何殘忍冷酷，挫折打擊是多麽大，都無法熄滅希望之火，反而越燒越旺。挫折打擊越大，成正比，希望之火越旺。
例如毛左派和吳敬璉都是這樣的。毛左派信仰馬克思主義是真理，而中國的現實變的如此差，腐敗如此嚴重，都是偏離馬克思主義造成的，所以藥方還是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精神之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吳敬璉使勁區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使勁談法制，大聲吆喝什麽“警惕借反思改革而否定改革”。意思是說，市場經濟本來就是好的，但是到了中國變成這個模樣，不能怪市場經濟本身，而應該怪中國這個大染鍋。
國際歌唱得好，從來都沒有救世主。放眼全球，即使最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也沒有好的市場經濟。所謂好的市場經濟是意志的幻象。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也可以以經濟决定論爲基礎，從理論上推出一個憲政來。可是這種思路到了現實就扭曲，扭曲成帶毒刺的無果花。看起來是鮮美的河豚，吃起來却會中毒。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的進路，既然作爲改革的思路，就必須要考慮到其實驗的結果，與理想中的圖景差距多遠。理想多美好，但是現實中結出毒果，這種方案肯定要被拋弃。
別瞎論證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從而給人們一個定心丸或者繼續給人們打氣，致使人們繼續受騙而“希望”下去。如果要區分，就拿出一個來良好的市場經濟來給我們看，而不是畫餅充饑，讓我們望梅止渴。
由福利經濟學到制度經濟學的進路，在一個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治黑洞之中，理想中的立法，現實中變形了。區分理論途徑和現實那是經濟學精英才能做到的高難度動作，不要指望平民老百姓會去理性地區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繼續忠誠于幷不存在的“夢中情人”。不管經濟學上的論證如何完美，人們有理由恨烏及屋，對壞的市場經濟的憎恨，完全有理由痛恨辱駡經濟學和經濟學家。
理性與直覺
只看到壞的市場經濟，所以市場經濟要爲目前的腐敗和社會不平等承擔一部分責任。所以“社資爭論”有新的含義，與過去不同，不再是渴望中的自由主義和魔鬼一般的社會主義之間的戰爭。好的市場經濟只有在經濟學家的嘴巴上和夢中才有。雖然這些嚴重的社會問題絕大多數是拒絕政治體制改革而造成的，但是也不能用“好的市場經濟”來一推了之。當下當壞的市場經濟本身成爲一種暗中阻擋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時，在老百姓心中，市場經濟、經濟改革和經濟學家爲目前的腐敗和社會不平等承擔罪名，幷不冤枉。
有報道說，老百姓越來越對腐敗漠不關心。在改革中屢屢受害的平民老百姓，就像一個痴情女子，被騙了又騙，終于絕望冷漠起來，終于把心背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難道還不會分裂成二個完全不同的國家，一個魔鬼統治的地獄王國，一個人民憧憬中幸福的王國？
都被害成了“祥林嫂”了，底層老百姓又沒有人大和法院可以訴說，媒體又被當局控制之中，借助于網絡發發怨氣，辱駡幾下子都不行，還被經濟學家的理性鎮壓下來，說成非理性，說仇富破壞共同富裕，破壞改革，似乎就成了共和國敵人和犯罪。
在改革之初，先富裕起來的人其富裕是普遍利益，因爲只有他們先富裕起來，才能帶動老百姓共同富裕。鄧小平說的很清楚，帶動共同富裕是他們無條件的義務。這時候知識分子的理性與民衆的直覺發生了對立，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儘管民衆做出這樣那樣的犧牲，但是他們還是樂意的，知識分子的理性論證和說理給了他們共同富裕的希望，爲了長期利益而犧牲短期利益是值得的。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傷害，一次又一次的剝奪，老百姓已經看的很清楚，權貴資本主義是不會讓他們共同富裕的。改革頂多是讓他們餓不死，就是保持一個餓不死活不好的水平。當老百姓瀕臨生存底綫的時候，就放水養魚，一旦存活下來，就開始收緊。國家計委在制定民間經濟政策的時候，有一個秘而不宣的政策，就是不讓民間爭太多的錢。1949年之後土地改革給農民土地和後面收爲合作社後來變爲國有，除了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之外，還有就是政治控制方面的考慮。共同富裕了，錢多了，就要求政治權利了。國富民窮，當局認爲是最穩定的局面。
當一種政策是良好的時候，其內部肌理是和諧的。當經濟學家的理性和民衆直覺處于你死我活的時候，就可以判决改革的死刑。這時候，應該站在那一邊呢，也就是如何决斷呢。
如何决斷取决于對形勢的判斷，是還呆在改革磁場之中，還是跳出三界之外。如果是前者，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對理性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作了很徹底的表達，幷不容易駁倒。張維迎的理性和精英論調看起來很不政治正確，但是在張維迎的內心，肯定覺得很委屈，覺得民衆如此忘恩負義，自己作爲農民的孩子，幷沒有私心，爲國家和民族的進步作出了貢獻，却遭受如此的誤解和辱駡。經濟學家的理性和民衆的直覺的你死我活，外在評價和張維迎的內心自我評價形成的巨大反差，只能說明張維迎已經成爲逆潮而動的反面人物，還對改革中的指點江山激揚國策的美好記憶戀戀不捨。
即使還呆在改革磁場之中，張維迎的理性能說服誰？只有知識分子。
爲了對付極權主義，改革開放的自由主義思潮之中，早前哈耶克的自發秩序成爲批判的武器。哈耶克認爲，只有觀念才能改變觀念，但是哈耶克也認爲這個也只有對知識分子有效。哈耶克想改變的是知識分子的觀念，從極權主義的迷夢中掙脫出來。知識分子對民衆有天然的權威，一旦知識分子的觀念改變了，民衆也風行草偃，也就變了。
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中提到的，公共政策應該按照知識分子的理性，而不是民衆的投票，民衆不能理解自己的正確利益，需要經濟學家的代 爲决定。當知識分子的理性或觀念，和民衆的直覺或道德判斷，發生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衝突，經濟學家由人人尊敬的教授淪落爲人人辱駡的野獸，這時候對民衆有天然的權威喪失殆盡，如何用理性引導老百姓？張維迎說，知識分子要用理性引導老百姓，問題是老百姓都把張維迎當成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了，還如何引導。
理性和啓蒙幷不是沒有界限的，不是什麽觀念都可以啓蒙。對于老百姓來說，有一些不可啓蒙的自然正確，只有用利益才能說服。沒有帶來利益，反而喪失很多利益，理性說得天花亂墜，也是白搭。就是在不可啓蒙的地方，張維迎想霸王硬上功。就是全部知識分子聽張維迎的都拚老命維護經濟革命，維護市場經濟，甚至鼓吹政治體制改革，只會造成知識分子和民衆的對立。
張維迎想通過討論形成共識，是在意淫，先不說諸神之爭是不可解决的，即使全部知識分子贊同，民衆也會對全部知識分子和理性開戰，發生叛亂分裂成兩個共和國。討論形成共識，無疑就是想用改革意識形態的壓力，壓倒民衆和爲民衆的代言人，迫使他們放弃自己的利益訴求。即使能够全民參與討論，那也是在權貴資本主義的操縱之中。張維迎已經說得很清楚，還是要某某人領導改革。
張維迎也提到：對政府官員的既得利益如不補償，他們就會以“暗補”（包括腐敗、子女經商等）來代替明補。張維迎說去滿足，去喂飽，用人血去喂飽，用生命去喂飽他們，他們吃飽了沒有那麽大的欲望了，就變好了。苛政猛于虎，如何可能按照官僚階層的欲望來補償，然後獲得政治改革的機會？張維迎還是必須面對一個心理條件，從毛時代的爲人民服務隱性承諾：政府官員只能大公無私；到了改革時代，人們認爲官員要那麽多錢就下海去，要當官就是要大公無私。
張維迎的補償論用人民授予的權力來敲詐人民，用人民的稅款來進一步威脅人民。張維迎高舉理性大旗和高談贖買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就是他用理性說服老百姓徹底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抗爭去滿足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的貪欲。他的意思是說這個才是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所在，否則權貴資本主義一發怒，一切都玩完了。
仇富有利于共同富裕，而不是不利于。因爲經濟學論證，人性是自私的，那麽肯定不會同意共同富裕，那麽只有政治對抗，只有維權，只有仇恨才有可能讓權貴資本主義妥協下來。血酬定律才是有效的。
補償論不是服從價值判斷而進行的，更大程度上是爲了贖買强勢方操縱公共政策和延誤改革時機的權力，即消除改革的阻力。補償論超越了底綫，超越了改革的正當性，超越了原來的目的。
如果說張維迎的補償論，不局限于對權貴資本主義的贖買，還涉及到對政府機構改革中將要裁减的一般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人員的補償，也是有問題的。這種補償不可能不是建立在相對公平的基礎上，是火上澆油。丁學良告誡說，過度持續不斷給既得利益集團會帶來持續的負效應，這一點在菲律賓等國家看得很清楚。即將頒布實施的《公務員法》將是政治社會穩定程度而劃定公務員的圈子，如果政治形勢穩定，那麽事業單位人員將完全喪失體制中剔除出去的位置，如果政治形勢不穩定，那麽圈子劃大一些。留在圈內的，工資大幅度上漲，剔除在圈外的，就喪失了體制利益。這樣一來，就爲當局帶來來大量有知識有影響力的反對者。喪失體制利益的事業單位的人，他們看到有幸留在圈內的人工資大幅度上漲肯定心理不平衡。
張維迎是知識分子，還是幕僚？知識分子秉持的是正義，維護現代性的根本價值，他的任務是批判政府，而不是爲政府說話。例如戶籍制度改革帶來的管理問題，知識分子就不應該爲政府去考慮，就應該嚴守遷徙自由的底綫，至于如何解决底綫以下的管理問題，交給幕僚去處理，這些管理問題沒有道義上的正當性。而幕僚則是奴才，誰有奶就抱的大腿天經地義，即使出賣靈魂也沒有人奇怪。張維迎明明就是一個幕僚，沒有奶也自覺地擁抱權貴資本主義的大腿，還以民族和國家的立法者自居，覺得民衆冤枉了他，冒充了知識分子。一個農民的孩子，會想方設法去論證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們應該想盡辦法用所有的一切去喂飽一個惡狼，美曰其名理性的自私的經濟人，是他一生的使命，我實在想不通。
權貴資本主義只有貪欲，哪有什麽民族共同利益。他們的理性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何才是他們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讓底層做包身工餓不死，如果餓死了，他們就沒有勞動力了。也就是包身工餓不死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利益最高點，可持續性的長久的利益最高點。
民衆憑什麽聽你的，張維迎們有足够的道義權威麽？當張維迎大聲叫賣理性和共識的時候，他們能够爲權貴資本主義作擔保麽，他們能够拍著胸脯說，沒關係，這些人都聽我的，你們吃不了虧？要不然憑什麽喊話？張維迎貌似公正，不過是禍國殃民。共識和理性，不過是一次一相情願，沉湎于民衆依賴知識精英的過去美好時光，錯把杭州當汴梁，不知今昔何夕。
我小的時候母親給我講的一個故事，記憶猶新。她說有一個古老的鄉村來個一個巫婆，苦口婆心的勸村民向上，說自己能够指引他們上天堂，這些村民相信了，跟著巫婆來到很遠的大山裏，突然巫婆消失了，只看到一座美麗得如夢如幻的城池，城池的前面有兩盞光明無比的明燈，城池的門口有一雄偉的的橋梁通道村民面前，于是村民一個一個通過橋進了城池。母親最後說出來的話讓我吃驚，原來這個城池修煉了千年碩大無朋的蛇妖化成的，兩盞光明無比的明燈是蛇妖的眼 睛，雄偉的的橋梁是蛇精的的舌頭，巫婆是蛇精的化身，這些可憐的村民全部成了蛇妖的晚餐。那麽張維迎是不是化身的巫婆，而權貴資本主義是不是碩大無朋的蛇妖呢？
流血革命
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談到了暴力再分配的革命問題。毫無疑問，從1978年以來，整體上趨于保守，害怕流血。革命在保守主義思想史上沒有正當性，更別說合法性。
保守主義想和革命“離婚”也離不了。革命是無可奈何的，不得不的。如果要發生，只能儘量少流血，很少能做到不流血。不能因爲恐懼流血就從正當性上否定革命，這是極端走火入魔的保守主義。要自覺地擁抱“惡”，要正視革命。而不是目前的保守主義所渲染的，革命就是萬丈深淵，就是世紀的末日。即使就是末日，我們也無可逃避，應該勇敢面對，不是手一揮高喊告別革命，革命就消失了。保守主義的啓蒙，很容易造就一個安全的假相，讓我們迷糊，而不知道灾難即將來臨，也耽擱我們努力的時間。
除了在意識形態層面的革命之外，還有就是底層老百姓在生存底綫以下遭遇死亡時的革命。這種革命如果知識分子不在意識形態層面給與支持，通常被定性爲叛亂和騷亂。成王敗寇，如果徹底顛覆成功，推翻了現政權，那麽知識分子就會在意識形態層面來事後塗脂抹粉。
在人民主權的話語下，由極權主義民主向立憲民主，我不認爲是一個真正的革命，不需要有意識形態的革命，而是一個公法上的程序，或者普選和多黨制政治技術的實施。也就是即使發生了暴力革命，也是類似英國光榮革命那樣，沒有宗教意識形態內容的革命。也就是我取消了知識分子的革命權。相反我認爲當底層老百姓在生存底綫以下遭遇死亡時，根據天賦生存權原則，有權進行革命或者采取類似革命的政治行動。爲了生存而爆發的革命是正當合法的。也就是說我贊成當 無可奈何的時候，必須用暴力重新分配財産。這是我在2002年3月份在《湘江法律評論》上發表的《暴力革命中的財産權》中，總結歷史上的革命得出的結論。
一個失去正義的國家，是黑暗的國家，是絕望的國家。這時候沒有人能够用反思改革或者改革進入深水區提供的希望來給社會底層一個定心丸。這個定心丸經濟學家的理性能够提供麽，知識分子全社會的共識能够當飯吃麽？經濟改革把美好的憧憬打得粉碎，就造就了這樣的國家。
對于嚴重的社會危機，知識分子能够用精密的學說去描述把握，而底層老百姓則只能宗教來表達其情緒。基督教和其他民間宗教的興起，就是社會危機的體現，還有儒家知識分子自娛自樂的儒家學說，要脫胎換骨成爲儒教，也是這一危機的産物。當美國從“勞動與民主”的共和國開始關心文化政治或文化認同的時候，就是其內部危機的症候。
儒家保守主義的復興，到日後完全可能出現的“納粹中國”，都是爲了轉移內部危機的政治舉措。當改革共識破裂以後，就是前革命階段。革命階段革命是必然的，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告別不了革命，能否做到“冷革命”，例如廣場政治和游行示威，而不流血或者少流血。
底層老百姓，尤其是農民，從土地革命開始，爲了一小塊土地爲共産黨流血賣命，建國後由爲了毛澤東的瘋狂，在大躍進和大饑荒前後死了幾千萬人，幾十年的工農業剪刀差，各種各樣的盤剝，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又被戶籍制度所奴役，爲了生存，不得不在礦井中賣命。現在已經已有的蛋糕就要分完了，權貴資本主義又談什麽中國崛起，難免學納粹德國的資本家讓德國人民去當炮灰一樣，又要爲國家利益和榮耀和一些小利益被騙去當炮灰。難道注定是當炮灰的料？注定是現代化祭壇的犧牲品？
人都是他媽生的，憑什麽底層老百姓就要是現代性食物鏈中的小蝦米？既然都要流血，爲什麽不流權貴資本家的血？少數人的血，比大多數人的血，是可以接受的，反正都要數人頭，那就越少越好。如果流權貴資本家的血可以帶來一個相對穩定的秩序，在都要流血的情况下，就是正當的。即使短暫，也是值得的。 反正流老百姓的血更難帶來結束治亂循環，一樣要內戰。憑什麽就讓我們農民在現代性之下去流血流泪，而且被拋擲在黑暗中，不得喘息呻吟說話。
既然農民都要白白犧牲，革命至少可以造就一小部分農民子弟成爲帝王將相，如此農民整體上總比一無所有好；既然財産權只能通過暴力革命然後由進行分贓，既然注定如此邪惡，既然只有土匪和强盜，那爲什麽還繼續做無辜而善良的農民？
權貴資本家如今不“放血”，那末未來就流血。要麽就流血，要麽“放血”，二者必居其一。
自由主義嫁鶏隨鶏，嫁狗隨狗不成？
自由主義是現代性的主要內容之一，從1849年到今天，它貫穿于整個近現代史，不管是以其本真的面具，還是异化的，例如極權主義的面具出現。整個近現代史，是自由主義的辨證發展史。所以自由主義高于歷史，高于時間，高于革命，高于改革。
1978年之後，共産中國由極權主義進入後極權主義，國家和社會開始分離，市民社會開始形成。借助于這一歷史形勢，自由主義浮出了水面，成爲時代精神。
市場經濟成爲自由主義的春藥，國家和社會的分離讓自由主義覺得立憲事業觸手可及，勝利在望。加上改革後的良好秩序與文革以及歷次政治運動帶來 暴死的危險反差太大，人們于是衷心贊美改革，妖魔化改革之前的時代，進入黑白分明的精神世界之中，要麽社會主義，要麽自由主義。改革時期是被救贖的時間， 有天堂的陽光照亮著，于是人們在改革死亡的彌留之際還充滿著希望，不見棺材不掉泪，死不回頭。
即使情形已經惡化，自由主義不能沉湎于過去美好的記憶和希望之中。我碰到的很多老一輩或者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用自己的生命體驗，真誠而苦口婆心地比較文革和改革，他們的這種比較是自然的，脚踏實地的，堅實的。這些說法可以作爲改革之初的正當性論證。但是在人們徹底對改革失望以後，改革已經成爲歷史騙局以後，這些說法很顯然是不合適宜。
老一輩和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體驗，我不懷疑他們是理性的。可是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例如理性如斯的哈耶克，受到英國女王的接見，就陷入了迷狂，認爲英國女王是當代最有智慧的人之一。還有例如我辦的一個案件，一個無辜受到政府迫害的犯人，當囚禁了十年之後，當政府無可奈何釋放了他，他走出監獄，最感謝的的是政府，是發自內心的感謝。我這裏的意思是說，老一輩和中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理性，也可能蒙蔽了一些東西。
蒙蔽了什麽？被拋入改革的强大磁場之中，他們總是說要珍惜當前的美好，可是這種珍惜的願望，往往把壞的事情也往好的地方想，有可能結果造成了病情沒有被及時診斷出來，耽誤了時機，斷送了病人的生命。
與他們不同，我們是文革後出生或者懂事的，沒有他們那一代的沉重的生命體驗。這對于我們來說，是好事也是壞事。好事就是容易看到改革中壞的一面，沒有那多的珍惜和留戀，該告別則告別；壞的是也容易輕浮，輕視他們的生命體驗，妖魔化改革。
如今的時代，幷不是改革初期的憧憬，而是共識破裂後的火藥味。不要喋喋不休地和我們訴說，當初關于改革的夢想和美好記憶。不管如何，對我們訴說，計劃經濟時代糧票如何，改革時代物質如何豐盛，對我們沒有任何吸引力。老一輩生逢改革，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推動改革，也是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已經在歷史殿堂之中，可是也可能因此眼光被蒙蔽，走不出改革，看不到自由主義高于改革。對于他們來說，只能在改革大道上，要麽倒退，要麽前進，倒退就是社會主 義，前進就是市場經濟，此外別無門路。
我們幷不是被改革磁場捕獲的原子。對我們來說，後退到社會主義的“茶馬古道”，還是前進到資本主義的“絲綢之路”，都不是我們的選擇。我們到了拋弃改革的時候了，我們需要另外開路。
有一點我們很肯定，就是我們沒有陷入輕浮。我們要求的不僅僅那麽多，例如告別糧票，告別計劃經濟，告別暴死的危險。我們要求的，是當局在社會契約中明白說的，親口對我們父輩所承諾的東西，例如平等和政治權利，幷沒有節外生枝。這些是當局的歷史債務，向他們討債天經地義。很明顯，當局不肯履行債務，撕毀契約，老早以前就“預期違約”了，我們父輩是老好人，居于善良的心思，良好的願意，明知可能是騙局也委屈著。可是我們沒有老一輩與當局從文革一起 走出來的共同感，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當局還債就是別囉嗦。
毫無疑問，自由主義附麗在經濟改革之上的希望和美好記憶，內在地自然而然有一層是超越改革的訴求，那就是希望通過改革來成就偉大的立憲事業， 經濟改革僅僅是路徑。關鍵在于羊腸小道也斷裂了，自由主義就不應該是一個衰老的老人，靠記憶和喋喋不休的憶苦思甜來教誨我們，應該拿出自由主義鼻祖洛克他們的抵抗和公民不服從等維權精神來。
德國自由主義大師洪堡警告說，忽視影響到各項社會改革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將會導致這項改革試圖傳播的那些價值的解體。 當市場經濟刺激了自由主義者立憲欲望，豪情萬狀的時候，沒有想到理性啓蒙和目標，可能是提升當下現實，也可能因爲距離太遠而被當下現實詆毀排斥。財産權的啓蒙和傳播很大程度是後者。財産權是對自由主義者最誘惑的一次調情和勾引，但也僅僅是調情和勾引。
自由主義者應該反思自己，找回自己的政治性，把自由主義當作立憲政治的哲學，而不是自足、封閉的體系。自由主義者想借助于市場經濟構建憲政的支柱或者基石的意圖是偉大的，但必然是悲劇。經濟改革整個就是把偉大的美好的毀滅掉的悲劇，整個看起來就像吸食海洛因一樣，精神上飄飄欲仙，結果却是留下可怕的身軀和死亡。
所以光光堅守我們的目標一點也不放鬆，是不妥當的，容易成爲有刺的玫瑰，不合時宜。
自由主義是一個危險的旅程，需要大無畏的勇氣去搏鬥，去遭遇吸納它不喜歡的價值，去適當妥協適應不可改造的社會心理條件。所以要分清楚“應然”和“如何應然”是不同的，要區分韋伯所說的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不僅要堅守目標，還要考慮如何抵達目標。
立憲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基尼係數不能太大，造成社會合作條件的喪失。自由民主和貧富有極大關係，在一個貧富極端分化的社會之中，不可能確立起來。毫無顧忌別人的感受，把目標赤裸裸地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反而功未成身先死。可以判定的是，自由主義把財産權作爲憲政基石已經喪失了良機，已經被權貴資本主義糟蹋了耽擱了。反正我們現在沒有了那種幸運，市場經濟帶來的自由和立憲的憧憬消失了。
用維權壓到市場和啓蒙
壞事都是權貴資本主義幹的，而且還要當好人，把人冤枉殺了，還說是替天行道。權貴資本主義製造中國有歷史以來最巨大的不正義，然後還譴責民衆不理性，在搶光財産之後了，還要搶光民衆的喉嚨。從財産權到舌頭，都要箍制。所以現在頻頻出擊，左右開弓不僅封殺自由主義的網站，連新舊左派的一起幹掉。
當底層民衆不再抱有希望，還能用理性和共識來維繫希望？還談什麽扯淡理性維權、理性討薪。怨恨可以是理性和共識可以解决的？我很清楚地看到一 個對立，知識分子和民衆的對立。知識分子指責民衆不理性、叛亂、騷動，而底層民衆指責知識分子道德敗壞。民衆處于啞巴吃黃連的位置，對于知識分子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這種對立，還表現爲對革命作爲財産權分配方式的正當性爭論。
如果儒教攀上了權貴資本主義，那麽還體現爲基督教與儒教的宗教戰爭。基督教與革命、自由、平等在一起，而儒家與反革命、專制，提倡知識分子的政治領導權在一起。
權貴資本主義是改革的敵人，是人民的公敵，不是領導人，他們爲了個人利益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國家，而且還要進一步摧毀國家，讓國家陷入水深火熱的內戰之中。目前讓他們放血，而不是補償他們，進行公正的再分配才是民族和國家的普遍利益。爲自己贖買是要命不要錢，至少要把基本的社會保障做起來。
權貴資本主義不幹，就要姑息他們？否則改革就改不下去了？這樣的改革不要也罷。因爲即使滿足了權貴資本主義無底洞欲望，那麽也是極端扭曲的改革，不但不會帶來和平、秩序，共同富裕，帶來國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相反可能是一兩百年的動亂和民族灾難。
改革開放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于底層民衆之間的“農夫和蛇”的故事。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最肥的“寄生蟲”，我們還期待它成爲社會的主導力量？一個良好的社會却是離不開精英，但是權貴資本主義確是扶不起的阿斗。他們唯利是圖，沒有民族責任感，不斷背叛民族、國家，背叛改革，用宏大叙事甚至犧牲民族國家盡可能地讓自己獨食。其品質之敗壞，責任感之喪失，在人類歷史中數一數二。有歷史感的政治哲學家從來都沒有信任扶持過資本家，都是讓他們自己長大起來去和專制作鬥爭，然後大力鞭撻他們。很奇怪會把這種麻臉婆看作美女，看作精英，看作主導力量。明明是一隻中山餓狼，却看成領頭羊。
張維迎的贖買論實際暗含了一個前提：權力結構既定。從這一點來說，只不過他自認爲通過一種委婉的、統治階層能够接受的方式來表述以達到曲綫救國的目的。張維迎說，在當前有關改革的討論中，一些人全然不考慮政策的可行性，不考慮政策的激勵相容條件是否滿足，習慣于用烏托邦理想蠱惑人心，對解决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有害無益。權力結構正是改革要改掉的東西。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實現改變既定的權力結構，這是底綫，也是改革的正當性來源，不能超越。如果權貴資本主義不幹，那麽不是去姑息他，而是去幹掉他們，革掉他們的命。我們假設一下，如果現在用專制好于無政府來維護“高壓鍋”，到了“高壓鍋”爆炸一天豈不更慘烈，代價更重？所以應該放弃“權力結構既定”原則，應該用維權和基督教去建設公民社會，培養未來承受震蕩的抗震力。
張維迎自覺擁抱權貴資本主義是一種情形，還有一種情况是不自覺的情形。很多知識分子如今越來越保守，與權貴資本主義共鳴，因爲擔心改革大船的沉沒，恐懼革命的來臨。在最危險的時候原來敵對的反而更容易抱成一團。這種抱成一團是基于無中生有的恐懼，自己把自己嚇的，而不是理性。這些人不自覺地排斥來自不可缺少的反對派，不可缺少的對抗，不可缺少的維權運動。
政治就是政治，是硬碰硬的東西，政治力量的對抗博弈。權貴資本主義才不管道義，市場經濟和啓蒙的力量有限。市場經濟和啓蒙的曲綫救國是知識分子一厢情願的東西。
從中國青年報冰點事件的抗爭例子來看，對已有的改革成果的保障，不是深化改革走得通，而是維權運動才能做到。維權運動是繼續擴大改革開放已有的成果，只有從超越改革，才能保存改革的積極成果。維權運動才能爲改革保留一些面子。所以需要的是對抗，而不是妥協，也不是贖買。
在革命尚未爆發之前，我們要做一些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維權，一種遏制革命或者限制革命的現實行動。
政法系挽救自己
所謂的美國的共和和民主之爭，局限在司法審查與民主之間。在民主與精英之爭，從網絡上劉涌再審爭論開始，我堅守司法和法律應該占據政治領導權 的位置，政法系應該成爲主導社會的精英，我幷且認爲自由主義要對公共事務發言的時候，必須帶上法律的面具。在司法以外的行政和立法領域，我贊同民主，贊同大衆參與。共和主義和法治就是政法系掌握政治領導權，從而替代啓蒙政黨。
近些年作爲改革開放主導的經濟學知識分子，在現實的控告下，被送上歷史道義法庭，遭受了無盡的辱駡。經濟學知識分子的權威，喪失殆盡。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起主導作用的精英，從文人，到經濟學家，到政法系，一個個沉淪。政法系褒貶不一，還沒最後倒塌。
知識分子作爲理性的代名詞，要引導老百姓，首先要有權威。這個權威還不單純理性能够提供的，更依賴于宗教、歷史、習俗、神話。要引導是首先具有權威，如果喪失就要挽救，而不是自我美化。越自我美化，越自我辯護，其權威越低，這就是張維迎這幾年來的軌迹。
由于改革的死亡，政法系逐漸被架上主導時代主持正義使命的火架。但是政法系的權威幷不足完成這個使命，司法腐敗和作爲政治刀把子的歷史負債，嚴重腐蝕了政法系的權威，所以政法系需要拯救自己。
政法系的自救，應該用全力參與維權運動，其前途不在于成爲政界精英。在政界目前已有的成就，幷不能走得太遠，啓蒙政黨不可能讓出政治領導權給政法系。例如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就在接受新京報采訪的時候，就潑過冷水。
政法系的前途不在廟堂，而在公民社會，而在草根。政法系應該從其他啓蒙知識分子立法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失敗中走出，地位由高高在上的代言人變爲走入民間的代理人。
政法系通過維權運動的自救，也可能遏制經濟學家造成的歷史灾難，從而也挽救經濟學家，從而也挽救整個知識分子的聲譽，彌合了知識分子和底層民衆至今的衝突。不管是啓蒙政黨，例如國民黨或者其後裔，還是80年代的新啓蒙，都是一家人，而政法系却是根本的突破，根本的變遷，是現代性的瓜熟蒂落。
讓改革去死吧，只有改革死了，才能保存住改革的積極成果。就像落葉必須腐化成泥土，才能新生。經濟精英主導的改革倒下了，法律精英主導的維權接力舉起了火把。
由改革時代進入民權或者維權時代：嶄新的時間要開始了。
我們的孩子在吃錯藥（南方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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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孩子在吃錯藥
——中國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和母愛研究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實習記者 陳小瑾 發自廣州 2009-08-10 17:07:40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語文，是人類教育的基礎學科，也是人類文化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語，指語言和說話；文，指文采和風華。古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語文教育“兼有工具性、人文性和審美性”，最終目的則在于培養人的情操、塑造人的品格。“才如江海文始壯，腹有詩書氣自華！”
小學生的思維發展，正從以具體形象思維爲主要形式，逐步過渡到以抽象邏輯思維爲主。這個過程中，語文教材擔負了巨大的責任。
除此之外，美育應滲透于語文教學的始終。而有教育家指出：“百年現代中國語文教育中，最最缺乏的就是人真實、自由的精神！”
課本中的母親、母愛之于孩子，其意義自不待言。
“第一綫教育研究小組”是一個民間自發的教育學術研究團隊，其成員都是工作在教育一綫的教師。
從去年9月份開始，這個團體自發成立了“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和母愛”研究專題，對目前小學教材中使用較廣的3個版本教材——北京師範大學版、江蘇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裏的相關文章進行分析。
2009年2月，他們近20萬字的研究報告《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刊發在《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上。在報告的最後，他們也推出了他們自己的推薦版。
本刊特摘要編發這組研究文字，幷采訪了相關文章的寫作者，以饗讀者。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幷非完全贊同其中的每一個觀點，而是基于兒童教育的極其重要性，希望能借此引起注意，激發社會的廣泛討論。
蔡朝陽是浙江紹興稷山中學的一名教師，負責母愛專題人教版的評點工作。參加此次母愛專題的研究，源于他初爲人父的感動，他想堅决捍衛孩子“天生擁有自由”，而“現行的幾套主流的小學教材，都存在著很大問題。可以說，我們的孩子現在還在吃毒藥”。
對爲何取名“第一綫”教育研究小組，這個小組的負責人李玉龍說：一是因爲主要成員都是一綫教師；二是期望我們能走在教育的前沿，做些創造性的工作。他是《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的執行主編，曾擔任《教師之友》雜志執行主編。
早在2004年，這個研究小組曾推出了“那一代”專題，對以魏書生、于漪和錢夢龍爲代表的老一代中學語文教師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評判，被論者稱爲“ 自1997年(《北京文學》組織的那次語文討論)以來規模最大、最深刻的一場討論”。當時，國內衆多中小學語文教師都參與了討論。
2008年以來，《讀寫月報新教育》每期推出一個有分量的專題，“母親、母愛”（09年第2期）是其中之一。
這個專題最初是由小組成員之一郭初陽提出的。他在爲雜志撰寫專欄文章時發現有些母親、母愛文本存在“相當問題”。“這些問題不是個別文本存在的，而是普遍性的，不是枝節性的，而是關涉教育理念層面的問題。”
郭初陽原爲杭州外國語學校的語文教師，他的課堂實錄《言說抵抗沉默》出版後，“令中小學教育界人士耳目一新”。“他對教材的審視和反思，無不站在現 代公民和母語教育的立場”，因而被目爲“新生代”教師代表。就在別人都以爲他可以穩穩當當成爲“名師權威”、坐享名利時，他却悄然辭職。
個中原因不得而知，有人說是他對語文教學“義無反顧地反叛”。
負責母愛專題北師大版評點工作的呂棟，同樣是浙江的一名中學教師，他說自己只是在教書之餘，憑著興趣，講一些有關教育的閑言碎語。“我們不是教育專家，是業餘玩票的。”
專題出來後，有人批評他們吹毛求疵，有人批評其“爲批評而批評”，也有人指責評點“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呂棟坦言，他們只是憑自己的直覺和經驗，看到了現有教材中的問題，如果提出的問題能引發讀者對“教育本質”的追尋、對好的教育理念的完善，那麽，目的也就達到了。
他說自己只有一個疑問：兒童文學世界，優秀的文本何其多，“爲什麽偏偏選次一等的、有明顯缺陷的、也許還是很糟糕的文字呢？”
人物周刊：做母愛專題研究的目的是什麽？
李玉龍：具體到“母親、母愛”這個專題，我們希望對現行教材提出一些參考性意見，能直接推進教材變革最好，即使不能，也希望對提高教師“用教材教”的能力有所幫助。
我們相信，一個教師如能讀到我們這些全新的、顛覆性的解讀，也許有助于改進課堂的質量。
人物周刊：你們的研究過程中是否遇到困難？
李玉龍：研究小組沒有任何經費，全憑大家的興趣和熱情。如果說有困難，最大的困難是我們的能力是否匹配我們的研究願望。
當然，有些研究不僅對我們的能力構成挑戰，而且直接挑戰我們的膽量。即以這個母愛專題而論，3個版本的教材都有巨大的發行量，背後關涉3個出版社的發行利益。但到現在爲止，我們還沒有收到3個出版社的反饋。
人物周刊：總的來說，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形象存在什麽問題？
蔡朝陽：小學語文課本中的母親形象不外兩張臉孔：要麽苦大仇深，要麽道德完美如同聖女。很少見到有血有肉的真實的生活中的母親。比 如，比如蘇教版中的《水》、《花瓣飄香》、《沉香救母》等文章，人教版的《玩具櫃檯前的孩子》、北師大版《母親的純淨水》等，其中的母親形象多是身體不健 康的，這些家庭中一直若有若無地彌漫著一種壓抑的氣氛。而人教版《日記兩則》和《看電視》、北師大版《流動的畫》和《媽媽的愛》等，裏面的母親又道德完美 到不近情理毫無邏輯。
但不論苦大仇深還是道德完美，有一點是共同的，她們多數無視孩子的主體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更甚的是以愛的名義，行摧殘之實。
還有一個問題，非常有趣，如果說這些教材中有更具人情味的母親，多是外國母親。這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比如人教版中節選了《愛的教育》中的一段，命 名爲《卡羅納》，那才是一個值得我們尊敬的母親。還有一篇托爾斯泰的《窮人》，人教版和北師大版都選了，表達了那種基于基本人性的飽滿的愛，讀來叫人有一 種深切的感動。
人物周刊：總的來說，小學語文教材中的孩子形象存在什麽問題？
蔡朝陽：基本上都是不快樂的孩子，要麽就是成人化的孩子，總之是非常態的孩子。這些孩子要麽在恐懼中成長，比如北師大版中的《花臉》 一文；要麽被工具化般的蓄養，只有回報父母才是好孩子的唯一標尺，如北師大版中的《三個兒子》。他們被教育要“吃苦”，不斷“吃苦”，却不知道爲什麽要“ 吃苦”，如人教版和北師大版都有的《小獅子》。他們受到冤屈，無處申辯，母親總是用似是而非的理由搪塞，比如蘇教版的《蘑菇該獎給誰》。
這裏我還想講兩個更嚴重的問題。一是教材中兒童視角的缺失。周作人說：“兒童應該讀文學的作品，不可單讀那些商人杜撰的讀本，讀了讀本，雖然說是識字了，却不能讀書，因爲沒有讀書的趣味。”僅就這3套教材的課文來看，有贊美母親的，有提倡發明的，有呼籲保護環境的，有歌頌偉人的……但大部分都重在說教，極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
如蘇教版一年級上册裏的《漢語拼音兒歌》，都處處是教育與禁止：“大喇叭裏正廣播，愛護大佛不要摸”，“弟弟河邊捉蝌蚪，哥哥走來勸阻他。”如北師大版《流動的畫》：“哦，媽媽，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國的畫，千萬不能弄髒它！”枯燥的說教，如何能讓孩子明白，“愛”是個什麽東西，“祖國”又究竟是個什麽概念呢？
林達寫到美國的公民讀本，第一課是“你”，愛國，從個體開始，推己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愛吾愛以及人之愛，也許才能給孩子以切身感受。缺乏兒童靈性的奇思妙想，勉强編出來的擬人童話，既非童謠，也非詩歌的打油之作，成人讀來都覺得乾癟乏味，豈能奢望孩子們喜歡？
二是事實的缺失。可以說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麽開心，但不能捏造事實。北師大版和蘇教版都有愛迪生用智慧救母親的故事，就是一個謊言。還有一類，我不敢確定其描述的是否事實，但因爲文學描寫的拙劣，從而使得故事破綻百出，難以置信。如人教版《日記兩則》和《玩具櫃檯前的孩子》。
人物周刊：你認爲小學教材中應塑造怎樣的母親形象？
蔡朝陽：我們挑選了一些篇目，從這些推薦篇目中，庶幾可以看出我們對一個母親的期待。我們推薦《窗邊的小豆豆》，因爲小豆豆受了正男無理的辱駡，她的媽媽仍是和藹地告誡她：“絕對不可以區分說‘那個人是日本人’或者‘那個人是朝鮮人’。”所謂人性，就體現在媽媽樸實的話中：“大家一樣都是小孩子。”
我們推薦龍應台的《孩子你慢慢來》，在龍應台筆下“安安”的天真之所以打動人，正是因爲龍應台將自己放在了孩子的地位，她能發現幷尊重孩子的天才。我認爲龍應台這本書是所有父母的教科書。我們還選了金子美玲、還有琦君……
其實都不用多說了，閱讀是我們最好的老師。但願我們能讀到更多更好的作品，讓孩子們有一個更快樂更自由的童年。就像顧城詩歌說的：
讓天空永遠藍瓦瓦，
讓太陽永遠笑哈哈，
讓世界上永遠有我，
讓世界上永遠有媽媽。
人物周刊：你認爲當前我國的孩子教育存在哪些問題？
呂棟：不是“哪些”問題，是整個兒的問題。我想，教育部門、教育專家，包括教材編者，不會看不到教育的問題。我相信他們也想改變。在我從教這十幾年裏，就經歷了好幾輪“教改”。如今走到了“課程改革”階段，諸如“素質教育”、“人文素養”之類的詞語，在課程標準和教育部門的文案中高頻度出現，看起來很美，很接軌。但中小學教育的基本實質有沒有大的變化呢？我看變化比較大的只是教材。所謂“教育改革”，也許理解爲教材改革更加準確些吧。
就教材看，公平地說，是進步了。比如，3套小學語文教材中，出現了一些優秀文本——儘管太少；而領袖崇拜、英雄主義情結以及意識形態灌輸的篇目明顯减少——是减少，不是沒有。
問題是教材背後的思維意識，以現代文明的尺度來衡量，仍然滯後。道德說教文本，因爲面目生硬，基本被弃用，但正如你看到的，落後的道德觀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場，比如“孝”，比如“報”，比如“聽話”、“服從”。只是硬度减弱，剛性的道德砝碼變成了軟性的道德誘餌，願者上鈎。這種道德陷阱，在面對尚未完全形成獨立判斷能力的小學生時，殺傷力可想而知。
細讀3套小學語文教材的“母親”文本，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脉絡：以“母親”爲載體，以“母愛”爲餌料，以讀者文摘體的、心靈鶏湯式的語言爲介質，達到規訓的目的。
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中講到，“塔科夫斯基在小時候，他母親就給他讀《戰爭與和平》，從此以後，塔科夫斯基‘再也無法閱讀垃圾’。”我們的編者能不能讓我們的孩子在讀過他們編的課文後，從此弃絕垃圾閱讀呢？
人物周刊：社會應爲這種教育承擔起什麽責任？
呂棟：我時常悲觀地認爲，如果今天社會對教育能够做到零介入，也許才是好事。可惜學校不是空中花園，超負荷的社會壓力，功利性的社會 期待，以及過多的體制化功能，是對教育最大的傷害。我們教育的社會功能被壓縮爲“人材培養”，而非“人的教育”，助長的是鼓勵應試、追逐學歷的社會風氣。 而培養“接班人”的政治目標，則使孩子早早地被體制化。
語文教育專家，每每强調“文道幷重”，要在語文教學中融入德育目標。這個道是什麽道，德育又是什麽樣的德育呢？想想看，“後宰門”孩子一聲“連爺爺，您回來啦”，在臺灣被製成手機鈴聲。是不是有點像笑話？
試想，如果社會不能保護公民自由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那麽我們如何期望孩子的個性得到真正的發展？如果社會奉行的正義模式是“所有動物都平等，但有 的動物更平等”（奧威爾《動物農場》），那麽我們如何讓孩子擁有正直和善良？如果社會不能建立一種體制，可以制止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那麽我們如何讓孩 子相信遵守法律是公民的必要素質？
我們的孩子在吃錯藥
——中國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和母愛研究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實習記者 陳小瑾 發自廣州 2009-08-10 17:07:40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語文，是人類教育的基礎學科，也是人類文化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語，指語言和說話；文，指文采和風華。古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語文教育“兼有工具性、人文性和審美性”，最終目的則在于培養人的情操、塑造人的品格。“才如江海文始壯，腹有詩書氣自華！”
小學生的思維發展，正從以具體形象思維爲主要形式，逐步過渡到以抽象邏輯思維爲主。這個過程中，語文教材擔負了巨大的責任。
除此之外，美育應滲透于語文教學的始終。而有教育家指出：“百年現代中國語文教育中，最最缺乏的就是人真實、自由的精神！”
課本中的母親、母愛之于孩子，其意義自不待言。
“第一綫教育研究小組”是一個民間自發的教育學術研究團隊，其成員都是工作在教育一綫的教師。
從去年9月份開始，這個團體自發成立了“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和母愛”研究專題，對目前小學教材中使用較廣的3個版本教材——北京師範大學版、江蘇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裏的相關文章進行分析。
2009年2月，他們近20萬字的研究報告《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刊發在《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上。在報告的最後，他們也推出了他們自己的推薦版。
本刊特摘要編發這組研究文字，幷采訪了相關文章的寫作者，以饗讀者。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幷非完全贊同其中的每一個觀點，而是基于兒童教育的極其重要性，希望能借此引起注意，激發社會的廣泛討論。
蔡朝陽是浙江紹興稷山中學的一名教師，負責母愛專題人教版的評點工作。參加此次母愛專題的研究，源于他初爲人父的感動，他想堅决捍衛孩子“天生擁有自由”，而“現行的幾套主流的小學教材，都存在著很大問題。可以說，我們的孩子現在還在吃毒藥”。
對爲何取名“第一綫”教育研究小組，這個小組的負責人李玉龍說：一是因爲主要成員都是一綫教師；二是期望我們能走在教育的前沿，做些創造性的工作。他是《讀寫月報新教育》雜志的執行主編，曾擔任《教師之友》雜志執行主編。
早在2004年，這個研究小組曾推出了“那一代”專題，對以魏書生、于漪和錢夢龍爲代表的老一代中學語文教師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評判，被論者稱爲“ 自1997年(《北京文學》組織的那次語文討論)以來規模最大、最深刻的一場討論”。當時，國內衆多中小學語文教師都參與了討論。
2008年以來，《讀寫月報新教育》每期推出一個有分量的專題，“母親、母愛”（09年第2期）是其中之一。
這個專題最初是由小組成員之一郭初陽提出的。他在爲雜志撰寫專欄文章時發現有些母親、母愛文本存在“相當問題”。“這些問題不是個別文本存在的，而是普遍性的，不是枝節性的，而是關涉教育理念層面的問題。”
郭初陽原爲杭州外國語學校的語文教師，他的課堂實錄《言說抵抗沉默》出版後，“令中小學教育界人士耳目一新”。“他對教材的審視和反思，無不站在現 代公民和母語教育的立場”，因而被目爲“新生代”教師代表。就在別人都以爲他可以穩穩當當成爲“名師權威”、坐享名利時，他却悄然辭職。
個中原因不得而知，有人說是他對語文教學“義無反顧地反叛”。
負責母愛專題北師大版評點工作的呂棟，同樣是浙江的一名中學教師，他說自己只是在教書之餘，憑著興趣，講一些有關教育的閑言碎語。“我們不是教育專家，是業餘玩票的。”
專題出來後，有人批評他們吹毛求疵，有人批評其“爲批評而批評”，也有人指責評點“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呂棟坦言，他們只是憑自己的直覺和經驗，看到了現有教材中的問題，如果提出的問題能引發讀者對“教育本質”的追尋、對好的教育理念的完善，那麽，目的也就達到了。
他說自己只有一個疑問：兒童文學世界，優秀的文本何其多，“爲什麽偏偏選次一等的、有明顯缺陷的、也許還是很糟糕的文字呢？”
人物周刊：做母愛專題研究的目的是什麽？
李玉龍：具體到“母親、母愛”這個專題，我們希望對現行教材提出一些參考性意見，能直接推進教材變革最好，即使不能，也希望對提高教師“用教材教”的能力有所幫助。
我們相信，一個教師如能讀到我們這些全新的、顛覆性的解讀，也許有助于改進課堂的質量。
人物周刊：你們的研究過程中是否遇到困難？
李玉龍：研究小組沒有任何經費，全憑大家的興趣和熱情。如果說有困難，最大的困難是我們的能力是否匹配我們的研究願望。
當然，有些研究不僅對我們的能力構成挑戰，而且直接挑戰我們的膽量。即以這個母愛專題而論，3個版本的教材都有巨大的發行量，背後關涉3個出版社的發行利益。但到現在爲止，我們還沒有收到3個出版社的反饋。
人物周刊：總的來說，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形象存在什麽問題？
蔡朝陽：小學語文課本中的母親形象不外兩張臉孔：要麽苦大仇深，要麽道德完美如同聖女。很少見到有血有肉的真實的生活中的母親。比 如，比如蘇教版中的《水》、《花瓣飄香》、《沉香救母》等文章，人教版的《玩具櫃檯前的孩子》、北師大版《母親的純淨水》等，其中的母親形象多是身體不健 康的，這些家庭中一直若有若無地彌漫著一種壓抑的氣氛。而人教版《日記兩則》和《看電視》、北師大版《流動的畫》和《媽媽的愛》等，裏面的母親又道德完美 到不近情理毫無邏輯。
但不論苦大仇深還是道德完美，有一點是共同的，她們多數無視孩子的主體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更甚的是以愛的名義，行摧殘之實。
還有一個問題，非常有趣，如果說這些教材中有更具人情味的母親，多是外國母親。這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比如人教版中節選了《愛的教育》中的一段，命 名爲《卡羅納》，那才是一個值得我們尊敬的母親。還有一篇托爾斯泰的《窮人》，人教版和北師大版都選了，表達了那種基于基本人性的飽滿的愛，讀來叫人有一 種深切的感動。
人物周刊：總的來說，小學語文教材中的孩子形象存在什麽問題？
蔡朝陽：基本上都是不快樂的孩子，要麽就是成人化的孩子，總之是非常態的孩子。這些孩子要麽在恐懼中成長，比如北師大版中的《花臉》 一文；要麽被工具化般的蓄養，只有回報父母才是好孩子的唯一標尺，如北師大版中的《三個兒子》。他們被教育要“吃苦”，不斷“吃苦”，却不知道爲什麽要“ 吃苦”，如人教版和北師大版都有的《小獅子》。他們受到冤屈，無處申辯，母親總是用似是而非的理由搪塞，比如蘇教版的《蘑菇該獎給誰》。
這裏我還想講兩個更嚴重的問題。一是教材中兒童視角的缺失。周作人說：“兒童應該讀文學的作品，不可單讀那些商人杜撰的讀本，讀了讀本，雖然說是識字了，却不能讀書，因爲沒有讀書的趣味。”僅就這3套教材的課文來看，有贊美母親的，有提倡發明的，有呼籲保護環境的，有歌頌偉人的……但大部分都重在說教，極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
如蘇教版一年級上册裏的《漢語拼音兒歌》，都處處是教育與禁止：“大喇叭裏正廣播，愛護大佛不要摸”，“弟弟河邊捉蝌蚪，哥哥走來勸阻他。”如北師大版《流動的畫》：“哦，媽媽，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國的畫，千萬不能弄髒它！”枯燥的說教，如何能讓孩子明白，“愛”是個什麽東西，“祖國”又究竟是個什麽概念呢？
林達寫到美國的公民讀本，第一課是“你”，愛國，從個體開始，推己及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愛吾愛以及人之愛，也許才能給孩子以切身感受。缺乏兒童靈性的奇思妙想，勉强編出來的擬人童話，既非童謠，也非詩歌的打油之作，成人讀來都覺得乾癟乏味，豈能奢望孩子們喜歡？
二是事實的缺失。可以說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麽開心，但不能捏造事實。北師大版和蘇教版都有愛迪生用智慧救母親的故事，就是一個謊言。還有一類，我不敢確定其描述的是否事實，但因爲文學描寫的拙劣，從而使得故事破綻百出，難以置信。如人教版《日記兩則》和《玩具櫃檯前的孩子》。
人物周刊：你認爲小學教材中應塑造怎樣的母親形象？
蔡朝陽：我們挑選了一些篇目，從這些推薦篇目中，庶幾可以看出我們對一個母親的期待。我們推薦《窗邊的小豆豆》，因爲小豆豆受了正男無理的辱駡，她的媽媽仍是和藹地告誡她：“絕對不可以區分說‘那個人是日本人’或者‘那個人是朝鮮人’。”所謂人性，就體現在媽媽樸實的話中：“大家一樣都是小孩子。”
我們推薦龍應台的《孩子你慢慢來》，在龍應台筆下“安安”的天真之所以打動人，正是因爲龍應台將自己放在了孩子的地位，她能發現幷尊重孩子的天才。我認爲龍應台這本書是所有父母的教科書。我們還選了金子美玲、還有琦君……
其實都不用多說了，閱讀是我們最好的老師。但願我們能讀到更多更好的作品，讓孩子們有一個更快樂更自由的童年。就像顧城詩歌說的：
讓天空永遠藍瓦瓦，
讓太陽永遠笑哈哈，
讓世界上永遠有我，
讓世界上永遠有媽媽。
人物周刊：你認爲當前我國的孩子教育存在哪些問題？
呂棟：不是“哪些”問題，是整個兒的問題。我想，教育部門、教育專家，包括教材編者，不會看不到教育的問題。我相信他們也想改變。在我從教這十幾年裏，就經歷了好幾輪“教改”。如今走到了“課程改革”階段，諸如“素質教育”、“人文素養”之類的詞語，在課程標準和教育部門的文案中高頻度出現，看起來很美，很接軌。但中小學教育的基本實質有沒有大的變化呢？我看變化比較大的只是教材。所謂“教育改革”，也許理解爲教材改革更加準確些吧。
就教材看，公平地說，是進步了。比如，3套小學語文教材中，出現了一些優秀文本——儘管太少；而領袖崇拜、英雄主義情結以及意識形態灌輸的篇目明顯减少——是减少，不是沒有。
問題是教材背後的思維意識，以現代文明的尺度來衡量，仍然滯後。道德說教文本，因爲面目生硬，基本被弃用，但正如你看到的，落後的道德觀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場，比如“孝”，比如“報”，比如“聽話”、“服從”。只是硬度减弱，剛性的道德砝碼變成了軟性的道德誘餌，願者上鈎。這種道德陷阱，在面對尚未完全形成獨立判斷能力的小學生時，殺傷力可想而知。
細讀3套小學語文教材的“母親”文本，可以發現這樣一個脉絡：以“母親”爲載體，以“母愛”爲餌料，以讀者文摘體的、心靈鶏湯式的語言爲介質，達到規訓的目的。
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中講到，“塔科夫斯基在小時候，他母親就給他讀《戰爭與和平》，從此以後，塔科夫斯基‘再也無法閱讀垃圾’。”我們的編者能不能讓我們的孩子在讀過他們編的課文後，從此弃絕垃圾閱讀呢？
人物周刊：社會應爲這種教育承擔起什麽責任？
呂棟：我時常悲觀地認爲，如果今天社會對教育能够做到零介入，也許才是好事。可惜學校不是空中花園，超負荷的社會壓力，功利性的社會 期待，以及過多的體制化功能，是對教育最大的傷害。我們教育的社會功能被壓縮爲“人材培養”，而非“人的教育”，助長的是鼓勵應試、追逐學歷的社會風氣。 而培養“接班人”的政治目標，則使孩子早早地被體制化。
語文教育專家，每每强調“文道幷重”，要在語文教學中融入德育目標。這個道是什麽道，德育又是什麽樣的德育呢？想想看，“後宰門”孩子一聲“連爺爺，您回來啦”，在臺灣被製成手機鈴聲。是不是有點像笑話？
試想，如果社會不能保護公民自由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那麽我們如何期望孩子的個性得到真正的發展？如果社會奉行的正義模式是“所有動物都平等，但有 的動物更平等”（奧威爾《動物農場》），那麽我們如何讓孩子擁有正直和善良？如果社會不能建立一種體制，可以制止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那麽我們如何讓孩 子相信遵守法律是公民的必要素質？
調查稱760億地震捐贈80%流入政府財政專戶（中國青年報）
http://news.163.com/09/0812/08/5GGKJ4RV0001124J.html
調查稱760億地震捐贈80%流入政府財政專戶
2009-08-12 08:30:31 來源: 中國青年報(北京)
核心提示：去年汶川地震之後，各地的抗震救灾捐贈款物達到了767.12億元。清華大學的一支團隊調研後發現，這些捐贈款物極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財政專戶，變成了"額外稅收"，由政府統籌用于灾區。
中國青年報8月12日報道 南京一個名叫徐超的乞丐，把自己討來的零錢兌換成百元大鈔，塞進街頭的募捐箱;上海一個外企白領從自己的工資卡上匯出1000元;北京一家報紙的總編輯取出10000元捐作特殊黨費……
去年"5•12"汶川地震之後，類似這樣來自全國各地、各式各樣的抗震救灾捐贈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總數達到了767.12億元(其中捐贈資金約653億元，物資折合約114億元)，被公認創下"中國捐贈史的新紀錄"。
在這個龐大的數目一天天累積的過程中，有些疑問被反復提及：這些錢物流向了哪里?
最近，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一支團隊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研究。根據他們爲期半年的調研，這些來自公衆個人或企業腰包的錢，極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財政專戶，變成了政府的"額外稅收"，由政府部門統籌用于灾區。
這個數據，在這支團隊的負責人鄧國勝看來，很值得玩味。在不少西方國家，救灾時政府一般不接受民間捐贈，即使接受了，也會將錢交由民間組織去花。但在中國，事情顯然不是這樣。
在80%這個數字背後，這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的副教授看到的，是一種不容樂觀的現狀。這是一個隱憂，雖然未必刺激公衆神經，却關乎這個國家正在發生或正要發生的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
被政府壟斷的民間資源
許多人願意用"井噴"這個詞，來形容去年那場大地震激發出的公衆捐贈熱潮。有數據顯示，僅僅去年5~6月，在上海、北京和重慶這些城市的市民中，每10個人裏就有9個爲抗震救灾捐贈了款物。
這些錢也許是通過單位的工會捐了出去，或許是塞進了某個公益機構在路邊設立的一隻不起眼的捐款箱，或許是通過黨組織的特殊黨費交到了中央組織部，又或許是通過銀行或者郵局匯進了某個公益組織的募捐賬戶……
這些錢在全國無數個賬戶之間流動，最後，有一半以上直接進入了政府的賬戶內。這其中包含了全國數千萬黨員捐贈的特殊黨費、各地省級人民政府直接接受的捐贈、以及民政部設立的抗震救灾專戶。
準確地說，在鄧國勝及其同事的調研中，截至去年11月，全國捐贈的資金爲652.5億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約占58%，約379億元。這筆錢，毫無懸念地，由政府部門來使用。
如果說這是"蛋糕"最大的一塊，那麽第二大塊，則是流向各地紅十字會、慈善會以及地方公募基金會的捐款。這一部分占了約31%，約199億元。
儘管根據國務院下達的文件，這筆錢原本可以由這些地方性公益組織自行安排使用，但是鄧國勝團隊在對全國7個省(市)進行的抽樣調查中發現，這些捐款中的大多數，最後仍然交給政府部門去使用了。
這一比例究竟有多高，鄧國勝的團隊沒有給出確切的數字。但在調研中，他們拿到的事實是：在這些省份，這些地方性公益組織募集到的捐款，除去不多的必須按照捐贈者意願進行使用的定向資金外，非定向資金大多轉入當地政府的財政專戶。
事實是：有些省份，非定向資金必須要求轉入政府財政賬戶。有些省份，這些組織可以對受捐資金留有一些使用權，不用全部轉入政府的財政專戶，但通常需要和地方政府一起到灾區開展援建項目。還有些省份，即使不用轉入政府財政專戶，但也仍然由政府統籌使用，然後從這些民間組織報賬。
事實是：有些省份，就連這些公益組織募集來的定向資金，也都要强行轉入政府財政賬戶，由政府按照捐贈人的意願來使用。
事實是：在少數承擔了灾區援建任務的省份，當地政府用于對口援建的資金中，竟然一半以上來自社會捐款，只有不到一半來自政府財政。還有些省份，這一比例甚至更高。
現在，這塊全國救灾捐贈資金的大"蛋糕"只剩最小的一塊，流向了中國紅十字總會、中華慈善總會和16家全國性公募基金會。流到它們盤子裏的，只占整個救灾捐贈資金的約11%。在鄧國勝團隊繪製的表格裏，只有這一塊資金後面，注明的是"自行安排使用"。
但這是怎樣的"自行安排使用"呢?
中國紅十字總會、中華慈善總會這兩家以往具有救灾募款壟斷地位的"官辦民間組織"，總共募集了約63億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兩家機構將募集到的資金層層下撥到地方紅十字會和地方慈善會。基層紅十字會和慈善會往往執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縣衛生局或民政局下屬的一個科室。無論是爲灾民建房、蓋學校，還是蓋醫院，通常，資金最終還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爲項目的實際執行者。
這是一條逆向的資金流動。難怪"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會感嘆說，國際上通行的是政府購買NGO(非政府組織)的服務，比如美國政府購買NGO服務的款額是民間捐贈總額的1.5倍，但中國却正好相反，變成了NGO"購買"政府的服務。"中國公募基金會向社會募捐後，都是和政府合作做項目，在項目落實的時候，幹活的都是公務員。"
儘管沒有更確切的數字，但據鄧國勝粗略估算，全國來自社會和民間的抗震救灾捐贈，最後流向政府、由政府來使用的，極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的團隊調查的幾個省份中，這個比例很高。
沒錢花和愁花錢
某種程度上，鄧國勝對此表示了理解。因爲紅十字會和慈善會這些組織讓地方政府執行項目，便可以將成本轉嫁給地方政府，同時也將風險轉嫁給地方政府，對它們而言，"這不失爲一個省心省力的好辦法"。
然而，"這不是方向。"這位學者搖著頭說。
在他看來，方向應當是"小政府，大社會"，是政府從壟斷走向適度開放。爲什麽不把這些資金拿出來，委托外包給民間組織，從而激發社會的活力呢?鄧國勝反問道。
他相信，在公共服務的提供方面，政府有著自身的局限，"所以我們才要改革，在經濟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在社會領域引入民間組織。"
"一個社會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運作的民間組織，這是公民社會的重要內容。"鄧國勝說。
他認准的大方向是，這個國家在實現"經濟開放"之後，如今到了該走向"社會開放"的時候了。
"5•12"地震之後出現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動"。據不完全統計，奔赴四川一綫參與救灾的民間組織有300多家，介入的志願者更達到300萬人左右。許多人認爲，中國的志願者及民間組織以前所未有的態勢登場，是這個國家"民間力量的第一次集體亮相"。
樂觀者相信，"2008年是中國公民社會元年"。更有研究機構高調宣布，中國已經進入公民社會。
不過鄧國勝審慎地表示幷不認同，因爲事情似乎還不那麽令人樂觀。
自去年8~9月份始，曾活躍在灾區的志願者和民間組織"潮水般"地退却了。在調研中，鄧國勝的團隊瞭解到的數據是，截至今年4月，堅守在灾區的民間組織估計已經不足50家，志願者不到5萬人。
"缺乏資源和資金的支持，難以爲繼，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鄧國勝說。
這場地震，"就像是放大鏡"，將長久以來存在的弊病集中顯現。一直以來，國內草根NGO幾乎 無法獲取本土資源的支持，它們的資金大多來自國外。地震之後，看到民間爆發出驚人的捐款熱情，從事NGO事業近20年的徐永光原本以爲，"這一次中國本土 NGO一定能獲取本土資源支持"，但事後發現，情况幷沒有明顯改觀。
來自民間的捐贈最終大多數流向了政府，流向本土NGO的，少之又少。一個項目能獲得三五百萬元的資助，已經"非常可觀";能獲得一二十萬元資金，也"已經不錯了"。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人們會聽到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憂慮：
一個名叫劉猛的草根NGO負責人憂慮自己快沒錢了。他用自己的數十萬元積蓄維持一個團隊的開支，一度陷入困境，幾乎吃了上頓沒下頓，以至于他的妻子不得不從國外趕回來給他送錢。這個名叫"全國心理援助聯盟"的組織，在都江堰市的板房區內爲灾民做心理援助，最多時有200多個志願者，最後只剩下少數人苦苦支撑。
而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的一位官員則在灾後憂慮說，現在幾百億元的捐款是懸在中國政府頭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機構，平均一個工作人員"攤到"好幾個億的捐款，該怎麽花?
無法確切知道，地震灾區究竟有多少草根NGO像劉猛那樣靠自籌經費、自掏腰包在維持。據在灾區調研的學者們說，"不在少數"。甚至，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郭虹認爲，志願者和NGO大量從灾區撤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資金支持。
"中國公民社會的道路還很漫長"
80%以上的社會捐贈資金最終流向政府，這樣的事實意味著什麽，看起來公衆對此幷不像鄧國勝那樣感到焦慮。
今年5月，鄧國勝團隊與一家市場監測機構聯合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發現，在2000多個有效樣本中，60.8%的受訪者認爲，救灾時，社會捐贈資金應該由政府統籌使用，只有9.7%的人認爲不應該，還有29.1%人表示無所謂。
學者們承認，"弱小，是中國民間組織共同的特徵"。美國一家名叫聯合之路的慈善機構2007年一年就能籌到40億美元，而中國超過1300家基金會同一年只募到約6億美元。
學者們也承認，中國的民間組織執行能力常常還不够强。他們還承認，這些民間組織大多在財務公開、信息透明方面做得不够正規和完善。而間或曝出的醜聞也令它們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在鄧國勝看來，"不能因爲目前沒有能力，就不給你機會。有時候雖然政府能比它們做得更好，但這不是方向。"
否則，政府的大包大攬，將讓這些民間組織的發展陷入惡性循環。"因爲你弱，就不給你機會;不給你機會，你只會更弱。"鄧國勝說。
鄧國勝團隊的調研成果，將于8月12日在北京開幕的"社會組織5•12行動論壇暨公益項目交流展示會"上發布。與這一成果一起亮相的，是其他數位學者圍繞民間組織參與救灾展開的多項調查。
在中國民間力量"集體亮相"一年多之後，由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等21家基金會和NGO聯合發起的這一大型論壇，將對中國NGO參與地震救灾的行動和機制進行總結、反思與展望。
鄧國勝已經不再像一年多前那般樂觀。坐在辦公室裏，這位瘦瘦的學者感嘆說："中國公民社會的道路還很漫長。"
調查稱760億地震捐贈80%流入政府財政專戶
2009-08-12 08:30:31 來源: 中國青年報(北京)
核心提示：去年汶川地震之後，各地的抗震救灾捐贈款物達到了767.12億元。清華大學的一支團隊調研後發現，這些捐贈款物極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財政專戶，變成了"額外稅收"，由政府統籌用于灾區。
中國青年報8月12日報道 南京一個名叫徐超的乞丐，把自己討來的零錢兌換成百元大鈔，塞進街頭的募捐箱;上海一個外企白領從自己的工資卡上匯出1000元;北京一家報紙的總編輯取出10000元捐作特殊黨費……
去年"5•12"汶川地震之後，類似這樣來自全國各地、各式各樣的抗震救灾捐贈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總數達到了767.12億元(其中捐贈資金約653億元，物資折合約114億元)，被公認創下"中國捐贈史的新紀錄"。
在這個龐大的數目一天天累積的過程中，有些疑問被反復提及：這些錢物流向了哪里?
最近，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一支團隊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研究。根據他們爲期半年的調研，這些來自公衆個人或企業腰包的錢，極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財政專戶，變成了政府的"額外稅收"，由政府部門統籌用于灾區。
這個數據，在這支團隊的負責人鄧國勝看來，很值得玩味。在不少西方國家，救灾時政府一般不接受民間捐贈，即使接受了，也會將錢交由民間組織去花。但在中國，事情顯然不是這樣。
在80%這個數字背後，這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的副教授看到的，是一種不容樂觀的現狀。這是一個隱憂，雖然未必刺激公衆神經，却關乎這個國家正在發生或正要發生的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
被政府壟斷的民間資源
許多人願意用"井噴"這個詞，來形容去年那場大地震激發出的公衆捐贈熱潮。有數據顯示，僅僅去年5~6月，在上海、北京和重慶這些城市的市民中，每10個人裏就有9個爲抗震救灾捐贈了款物。
這些錢也許是通過單位的工會捐了出去，或許是塞進了某個公益機構在路邊設立的一隻不起眼的捐款箱，或許是通過黨組織的特殊黨費交到了中央組織部，又或許是通過銀行或者郵局匯進了某個公益組織的募捐賬戶……
這些錢在全國無數個賬戶之間流動，最後，有一半以上直接進入了政府的賬戶內。這其中包含了全國數千萬黨員捐贈的特殊黨費、各地省級人民政府直接接受的捐贈、以及民政部設立的抗震救灾專戶。
準確地說，在鄧國勝及其同事的調研中，截至去年11月，全國捐贈的資金爲652.5億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約占58%，約379億元。這筆錢，毫無懸念地，由政府部門來使用。
如果說這是"蛋糕"最大的一塊，那麽第二大塊，則是流向各地紅十字會、慈善會以及地方公募基金會的捐款。這一部分占了約31%，約199億元。
儘管根據國務院下達的文件，這筆錢原本可以由這些地方性公益組織自行安排使用，但是鄧國勝團隊在對全國7個省(市)進行的抽樣調查中發現，這些捐款中的大多數，最後仍然交給政府部門去使用了。
這一比例究竟有多高，鄧國勝的團隊沒有給出確切的數字。但在調研中，他們拿到的事實是：在這些省份，這些地方性公益組織募集到的捐款，除去不多的必須按照捐贈者意願進行使用的定向資金外，非定向資金大多轉入當地政府的財政專戶。
事實是：有些省份，非定向資金必須要求轉入政府財政賬戶。有些省份，這些組織可以對受捐資金留有一些使用權，不用全部轉入政府的財政專戶，但通常需要和地方政府一起到灾區開展援建項目。還有些省份，即使不用轉入政府財政專戶，但也仍然由政府統籌使用，然後從這些民間組織報賬。
事實是：有些省份，就連這些公益組織募集來的定向資金，也都要强行轉入政府財政賬戶，由政府按照捐贈人的意願來使用。
事實是：在少數承擔了灾區援建任務的省份，當地政府用于對口援建的資金中，竟然一半以上來自社會捐款，只有不到一半來自政府財政。還有些省份，這一比例甚至更高。
現在，這塊全國救灾捐贈資金的大"蛋糕"只剩最小的一塊，流向了中國紅十字總會、中華慈善總會和16家全國性公募基金會。流到它們盤子裏的，只占整個救灾捐贈資金的約11%。在鄧國勝團隊繪製的表格裏，只有這一塊資金後面，注明的是"自行安排使用"。
但這是怎樣的"自行安排使用"呢?
中國紅十字總會、中華慈善總會這兩家以往具有救灾募款壟斷地位的"官辦民間組織"，總共募集了約63億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兩家機構將募集到的資金層層下撥到地方紅十字會和地方慈善會。基層紅十字會和慈善會往往執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縣衛生局或民政局下屬的一個科室。無論是爲灾民建房、蓋學校，還是蓋醫院，通常，資金最終還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爲項目的實際執行者。
這是一條逆向的資金流動。難怪"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會感嘆說，國際上通行的是政府購買NGO(非政府組織)的服務，比如美國政府購買NGO服務的款額是民間捐贈總額的1.5倍，但中國却正好相反，變成了NGO"購買"政府的服務。"中國公募基金會向社會募捐後，都是和政府合作做項目，在項目落實的時候，幹活的都是公務員。"
儘管沒有更確切的數字，但據鄧國勝粗略估算，全國來自社會和民間的抗震救灾捐贈，最後流向政府、由政府來使用的，極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的團隊調查的幾個省份中，這個比例很高。
沒錢花和愁花錢
某種程度上，鄧國勝對此表示了理解。因爲紅十字會和慈善會這些組織讓地方政府執行項目，便可以將成本轉嫁給地方政府，同時也將風險轉嫁給地方政府，對它們而言，"這不失爲一個省心省力的好辦法"。
然而，"這不是方向。"這位學者搖著頭說。
在他看來，方向應當是"小政府，大社會"，是政府從壟斷走向適度開放。爲什麽不把這些資金拿出來，委托外包給民間組織，從而激發社會的活力呢?鄧國勝反問道。
他相信，在公共服務的提供方面，政府有著自身的局限，"所以我們才要改革，在經濟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在社會領域引入民間組織。"
"一個社會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運作的民間組織，這是公民社會的重要內容。"鄧國勝說。
他認准的大方向是，這個國家在實現"經濟開放"之後，如今到了該走向"社會開放"的時候了。
"5•12"地震之後出現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動"。據不完全統計，奔赴四川一綫參與救灾的民間組織有300多家，介入的志願者更達到300萬人左右。許多人認爲，中國的志願者及民間組織以前所未有的態勢登場，是這個國家"民間力量的第一次集體亮相"。
樂觀者相信，"2008年是中國公民社會元年"。更有研究機構高調宣布，中國已經進入公民社會。
不過鄧國勝審慎地表示幷不認同，因爲事情似乎還不那麽令人樂觀。
自去年8~9月份始，曾活躍在灾區的志願者和民間組織"潮水般"地退却了。在調研中，鄧國勝的團隊瞭解到的數據是，截至今年4月，堅守在灾區的民間組織估計已經不足50家，志願者不到5萬人。
"缺乏資源和資金的支持，難以爲繼，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鄧國勝說。
這場地震，"就像是放大鏡"，將長久以來存在的弊病集中顯現。一直以來，國內草根NGO幾乎 無法獲取本土資源的支持，它們的資金大多來自國外。地震之後，看到民間爆發出驚人的捐款熱情，從事NGO事業近20年的徐永光原本以爲，"這一次中國本土 NGO一定能獲取本土資源支持"，但事後發現，情况幷沒有明顯改觀。
來自民間的捐贈最終大多數流向了政府，流向本土NGO的，少之又少。一個項目能獲得三五百萬元的資助，已經"非常可觀";能獲得一二十萬元資金，也"已經不錯了"。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人們會聽到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憂慮：
一個名叫劉猛的草根NGO負責人憂慮自己快沒錢了。他用自己的數十萬元積蓄維持一個團隊的開支，一度陷入困境，幾乎吃了上頓沒下頓，以至于他的妻子不得不從國外趕回來給他送錢。這個名叫"全國心理援助聯盟"的組織，在都江堰市的板房區內爲灾民做心理援助，最多時有200多個志願者，最後只剩下少數人苦苦支撑。
而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的一位官員則在灾後憂慮說，現在幾百億元的捐款是懸在中國政府頭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機構，平均一個工作人員"攤到"好幾個億的捐款，該怎麽花?
無法確切知道，地震灾區究竟有多少草根NGO像劉猛那樣靠自籌經費、自掏腰包在維持。據在灾區調研的學者們說，"不在少數"。甚至，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郭虹認爲，志願者和NGO大量從灾區撤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資金支持。
"中國公民社會的道路還很漫長"
80%以上的社會捐贈資金最終流向政府，這樣的事實意味著什麽，看起來公衆對此幷不像鄧國勝那樣感到焦慮。
今年5月，鄧國勝團隊與一家市場監測機構聯合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發現，在2000多個有效樣本中，60.8%的受訪者認爲，救灾時，社會捐贈資金應該由政府統籌使用，只有9.7%的人認爲不應該，還有29.1%人表示無所謂。
學者們承認，"弱小，是中國民間組織共同的特徵"。美國一家名叫聯合之路的慈善機構2007年一年就能籌到40億美元，而中國超過1300家基金會同一年只募到約6億美元。
學者們也承認，中國的民間組織執行能力常常還不够强。他們還承認，這些民間組織大多在財務公開、信息透明方面做得不够正規和完善。而間或曝出的醜聞也令它們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在鄧國勝看來，"不能因爲目前沒有能力，就不給你機會。有時候雖然政府能比它們做得更好，但這不是方向。"
否則，政府的大包大攬，將讓這些民間組織的發展陷入惡性循環。"因爲你弱，就不給你機會;不給你機會，你只會更弱。"鄧國勝說。
鄧國勝團隊的調研成果，將于8月12日在北京開幕的"社會組織5•12行動論壇暨公益項目交流展示會"上發布。與這一成果一起亮相的，是其他數位學者圍繞民間組織參與救灾展開的多項調查。
在中國民間力量"集體亮相"一年多之後，由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等21家基金會和NGO聯合發起的這一大型論壇，將對中國NGO參與地震救灾的行動和機制進行總結、反思與展望。
鄧國勝已經不再像一年多前那般樂觀。坐在辦公室裏，這位瘦瘦的學者感嘆說："中國公民社會的道路還很漫長。"
從郵政的壟斷與民航的競爭談開去（茅于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3971d0100exmi.html~type=v5_one&label=rela_prevarticle
從郵政的壟斷與民航的競爭談開去
茅于軾
個人可以辦郵政，聽起來似乎是一件新鮮事，可是在美國，不但有私人辦的郵政，甚至還有私人辦的監獄。
美國企業一般以效率高、服務態度好著稱，可是郵政却是例外。究其原因，一是缺乏競爭，二是國家補貼虧損，從業人員拿著鐵飯碗，容易造成效率低服務差。中外如此，很少例外。而中國只是把這一體制的毛病表露得更爲充分罷了。附帶說一句，中國郵政系統設置的標準郵筒的投信口窄小無比，稍厚一些的信就塞不進去。美國標準的投信口可以放進一個小包裹。投信口是郵政爲民衆服務的一個必經通道，通道的大小或許正相當于願意服務的程度。事實上狹窄的投信口確實把許多顧客趕到更遠的郵局服務櫃檯去排隊投郵。在美國大多數的郵局裏辦事也都要排隊，這對于惜時如金的美國人是很難容忍的。所以私人辦郵政的創議很快得到社會輿論的支持而實行起來了。私人辦的專營快遞郵件的全美快郵公司，業務量在１９９０年已超過每天１６萬件，目前已增加到每天１９萬件。只要是下午５點以前投郵的國內郵件，次日下午３點以前必定投達。當然，快遞收費很高，約爲普通郵資的５０倍，不過重量限制寬很多。
此外個別城市出現了投遞本地郵件的公司，收費稍比國家郵局的郵資貴，而效率和服務態度比較好。郵政是成本遞减的行業，即營業量越大，單件成本越低， 所以私人郵遞要擴大其營業量，使成本降到政府辦的郵政成本之下，還需要一段過程。不過，看起來在美國政府獨家辦郵政、定郵資的壟斷時代不會很長了。私人辦公共事業，郵局幷非獨一無二。我們認爲應該由政府辦的事業，在美國往往由私人經辦（這裏所說的私人一般不是指一個資本家，而是以股票方式爲個人所擁有的公司）。市內的公共交通，從地鐵到公共汽車，既有私人辦的也有政府辦的。他們各有自己的收費標準和服務對象，但有一點是共同的：誰也賺不到超額利潤。因爲如果你把價格定高了，馬上會有競爭者占領你的市場。多賺錢的唯一辦法是改善內部經營，使成本比你的競爭者低。一個競爭者比十個物價監督員的力量還要大，這一點我們至今還沒有明白過來。
公共交通、城市清潔、治安管理等都有私人企業，更不用說學校、鐵路、航空了。如果這些企業由獨家承辦，就會出現我們常說的"惹不起，講不通，離不開"的顧客受氣的局面。就拿上面提到的私人辦監獄來說，由于政府辦的監獄缺乏效率，關一名犯人一年要花三四萬美元，于是有私人出來承包。花的錢少，還使犯人滿意。私人企業要想繼續賺錢，就得繼續把監獄辦好。當然首先不能讓犯人逃跑。我們常有一種習慣信念：只要企業是政府辦的，多賺一些錢也無妨，因爲這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因此，不許私營業壟斷是天經地義的，不許政府企業賺錢則有悖于公益。可是嚴格的經濟分析證明，即使賺的錢用之于民，壟斷仍會降低社會經濟效益。 因爲將政府企業以低效率賺的錢用之于民，還不如取消壟斷，發揮競爭使百姓得到的好處來得大。要充分論證這一點，需要動用全套微觀經濟學的邏輯來分析。理論分析有時看起來似與常理相悖，但能從更全面的分析中指出一種政策的利弊。這裏可以看到經濟理論在立法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有關自由貿易的法律，似乎增加了進口，不利于國內行業的發展，但理論分析却指出自由貿易是有利的，因爲它使國內的消費者可以享受廉價的進口商品，幷迫使國內無競爭力的行業改組，從事美國有優勢的産業。 所以美國一些行業工會和地區政治勢力從局部利益出發强烈要求貿易保護，但聯邦政府却不輕易接受，里根和布什總統多次否决了有貿易保護色彩的法案。雖然美國的貿易法案仍對國際貿易有不少限制，但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可以說是貿易障礙最少的國家。因爲保持競爭機制是根本大計。
美國法律對壟斷有極嚴格的限制。１８９０年通過了第一個聯邦反壟斷法，稱爲謝爾曼法案。以後在１９１４年、１９３６年、１９５０年多次修訂補充這些法律。非但不許一家公司獨霸市場，還禁止幾家大企業暗中達成價格和産量的協議，逃避競爭。美國制定反壟斷法的緣由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有政治上的。它反對權力過于集中，從而保障民主政權的穩定。甚至還有道德上的，認爲競爭有利于激發人的奮發向上的精神，而壟斷可能打擊這種精神，叫人垂頭喪氣。ＧＥ（通用電力）和西屋這些大公司的經理在１９６１年就因協商價格被處以徒刑。犯民事案件被處徒刑，可見懲罰是嚴厲的。近幾十年內每年都有幾十家大公司受到指控犯有壟斷經營罪，ＩＢＭ公司的案子拖了十多年至今還在偵訊。微軟涉嫌壟斷一案至今還沒有最後定論。在我國，薄利多銷，常常作爲商業道德的典型來宣傳和提倡，殊不知在美國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中，薄利多銷是企業的競爭以及反壟斷法對競爭的保護的必然結果。
美國百姓從企業競爭中得到什麽好處?我們不妨通過"人民快運航空公司"（Ｐｅｏｐｌｅ＇ｓＥｘｐｒｅｓｓ）的盛衰來考察一番。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出門坐飛機開始普及，而在那之前只有政府要員和大企業家才有條件乘坐飛機。戰爭結束之後，在戰爭中發展起來的航空工業和航空技術，戰爭中培養的大批飛機駕駛員和地勤人員，使得民用航空事業具備了大大發展的條件。但是美國的民航服務却沒有作相應的改變，依然如故地保留著爲上流社會服務的特色。過多的服飾考究的服務員，不必要的奢侈用具，堪稱浪費的過量食品，當然，隨之而來的是高昂的票價，這種貴族化的航空業服務使得大多數中産階級成員也望而却步，同時却因乘客不足造成許多駕駛員失業。航空業的不景氣是自然的了。
在這當口，一些駕駛員和有民航經驗的人組成了"人民快運航空公司"。他們把服務對象瞄準爲廣大的中産階級。中産階級有一定的消費能力，有出門旅行的願望，但對太高的票價還頗爲躊躇，而這一批人爲數極大。人民快運公司改掉了貴族標準的陳規陋習。他們取消機上服務員，而由地勤和空勤人員兼任，誰有空誰就當服務員；托運行李要另外付錢，把節省的艙位用作貨運；甚至還取消了飛機中的免費飲料，誰要喝要拿錢來買（這一規定一直維持到１９８６年公司關門）。結果票價降低了幾乎一半，因爲票價低，飛機的滿員率大大提高。即使收一半的價錢公司仍有盈餘。人民快運公司由于適應潮流，薄利多銷，短短幾年內就從幾架舊飛機的底子發展到擁資十幾億美元的大事業，與泛美、聯合、西北等最重要的航空公司幷駕齊驅。其他公司仿效人民快運公司的經驗，調整了自己的經營方針，趕了上來。而人民快運公司却沒有及時察覺到這種形勢變化，終于在１９８６年歇業。它雖然退出了競爭舞台，但是它扭轉了美國民航的經營方針，使得乘飛機旅行成爲絕大多數美國人能够享用得起的一種便利。１９８６年美國乘飛機出門的人次超過４億，現在已經達到６億，航空業的競爭功不可沒。
從郵政的壟斷與民航的競爭談開去
茅于軾
個人可以辦郵政，聽起來似乎是一件新鮮事，可是在美國，不但有私人辦的郵政，甚至還有私人辦的監獄。
美國企業一般以效率高、服務態度好著稱，可是郵政却是例外。究其原因，一是缺乏競爭，二是國家補貼虧損，從業人員拿著鐵飯碗，容易造成效率低服務差。中外如此，很少例外。而中國只是把這一體制的毛病表露得更爲充分罷了。附帶說一句，中國郵政系統設置的標準郵筒的投信口窄小無比，稍厚一些的信就塞不進去。美國標準的投信口可以放進一個小包裹。投信口是郵政爲民衆服務的一個必經通道，通道的大小或許正相當于願意服務的程度。事實上狹窄的投信口確實把許多顧客趕到更遠的郵局服務櫃檯去排隊投郵。在美國大多數的郵局裏辦事也都要排隊，這對于惜時如金的美國人是很難容忍的。所以私人辦郵政的創議很快得到社會輿論的支持而實行起來了。私人辦的專營快遞郵件的全美快郵公司，業務量在１９９０年已超過每天１６萬件，目前已增加到每天１９萬件。只要是下午５點以前投郵的國內郵件，次日下午３點以前必定投達。當然，快遞收費很高，約爲普通郵資的５０倍，不過重量限制寬很多。
此外個別城市出現了投遞本地郵件的公司，收費稍比國家郵局的郵資貴，而效率和服務態度比較好。郵政是成本遞减的行業，即營業量越大，單件成本越低， 所以私人郵遞要擴大其營業量，使成本降到政府辦的郵政成本之下，還需要一段過程。不過，看起來在美國政府獨家辦郵政、定郵資的壟斷時代不會很長了。私人辦公共事業，郵局幷非獨一無二。我們認爲應該由政府辦的事業，在美國往往由私人經辦（這裏所說的私人一般不是指一個資本家，而是以股票方式爲個人所擁有的公司）。市內的公共交通，從地鐵到公共汽車，既有私人辦的也有政府辦的。他們各有自己的收費標準和服務對象，但有一點是共同的：誰也賺不到超額利潤。因爲如果你把價格定高了，馬上會有競爭者占領你的市場。多賺錢的唯一辦法是改善內部經營，使成本比你的競爭者低。一個競爭者比十個物價監督員的力量還要大，這一點我們至今還沒有明白過來。
公共交通、城市清潔、治安管理等都有私人企業，更不用說學校、鐵路、航空了。如果這些企業由獨家承辦，就會出現我們常說的"惹不起，講不通，離不開"的顧客受氣的局面。就拿上面提到的私人辦監獄來說，由于政府辦的監獄缺乏效率，關一名犯人一年要花三四萬美元，于是有私人出來承包。花的錢少，還使犯人滿意。私人企業要想繼續賺錢，就得繼續把監獄辦好。當然首先不能讓犯人逃跑。我們常有一種習慣信念：只要企業是政府辦的，多賺一些錢也無妨，因爲這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因此，不許私營業壟斷是天經地義的，不許政府企業賺錢則有悖于公益。可是嚴格的經濟分析證明，即使賺的錢用之于民，壟斷仍會降低社會經濟效益。 因爲將政府企業以低效率賺的錢用之于民，還不如取消壟斷，發揮競爭使百姓得到的好處來得大。要充分論證這一點，需要動用全套微觀經濟學的邏輯來分析。理論分析有時看起來似與常理相悖，但能從更全面的分析中指出一種政策的利弊。這裏可以看到經濟理論在立法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有關自由貿易的法律，似乎增加了進口，不利于國內行業的發展，但理論分析却指出自由貿易是有利的，因爲它使國內的消費者可以享受廉價的進口商品，幷迫使國內無競爭力的行業改組，從事美國有優勢的産業。 所以美國一些行業工會和地區政治勢力從局部利益出發强烈要求貿易保護，但聯邦政府却不輕易接受，里根和布什總統多次否决了有貿易保護色彩的法案。雖然美國的貿易法案仍對國際貿易有不少限制，但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可以說是貿易障礙最少的國家。因爲保持競爭機制是根本大計。
美國法律對壟斷有極嚴格的限制。１８９０年通過了第一個聯邦反壟斷法，稱爲謝爾曼法案。以後在１９１４年、１９３６年、１９５０年多次修訂補充這些法律。非但不許一家公司獨霸市場，還禁止幾家大企業暗中達成價格和産量的協議，逃避競爭。美國制定反壟斷法的緣由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有政治上的。它反對權力過于集中，從而保障民主政權的穩定。甚至還有道德上的，認爲競爭有利于激發人的奮發向上的精神，而壟斷可能打擊這種精神，叫人垂頭喪氣。ＧＥ（通用電力）和西屋這些大公司的經理在１９６１年就因協商價格被處以徒刑。犯民事案件被處徒刑，可見懲罰是嚴厲的。近幾十年內每年都有幾十家大公司受到指控犯有壟斷經營罪，ＩＢＭ公司的案子拖了十多年至今還在偵訊。微軟涉嫌壟斷一案至今還沒有最後定論。在我國，薄利多銷，常常作爲商業道德的典型來宣傳和提倡，殊不知在美國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中，薄利多銷是企業的競爭以及反壟斷法對競爭的保護的必然結果。
美國百姓從企業競爭中得到什麽好處?我們不妨通過"人民快運航空公司"（Ｐｅｏｐｌｅ＇ｓＥｘｐｒｅｓｓ）的盛衰來考察一番。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出門坐飛機開始普及，而在那之前只有政府要員和大企業家才有條件乘坐飛機。戰爭結束之後，在戰爭中發展起來的航空工業和航空技術，戰爭中培養的大批飛機駕駛員和地勤人員，使得民用航空事業具備了大大發展的條件。但是美國的民航服務却沒有作相應的改變，依然如故地保留著爲上流社會服務的特色。過多的服飾考究的服務員，不必要的奢侈用具，堪稱浪費的過量食品，當然，隨之而來的是高昂的票價，這種貴族化的航空業服務使得大多數中産階級成員也望而却步，同時却因乘客不足造成許多駕駛員失業。航空業的不景氣是自然的了。
在這當口，一些駕駛員和有民航經驗的人組成了"人民快運航空公司"。他們把服務對象瞄準爲廣大的中産階級。中産階級有一定的消費能力，有出門旅行的願望，但對太高的票價還頗爲躊躇，而這一批人爲數極大。人民快運公司改掉了貴族標準的陳規陋習。他們取消機上服務員，而由地勤和空勤人員兼任，誰有空誰就當服務員；托運行李要另外付錢，把節省的艙位用作貨運；甚至還取消了飛機中的免費飲料，誰要喝要拿錢來買（這一規定一直維持到１９８６年公司關門）。結果票價降低了幾乎一半，因爲票價低，飛機的滿員率大大提高。即使收一半的價錢公司仍有盈餘。人民快運公司由于適應潮流，薄利多銷，短短幾年內就從幾架舊飛機的底子發展到擁資十幾億美元的大事業，與泛美、聯合、西北等最重要的航空公司幷駕齊驅。其他公司仿效人民快運公司的經驗，調整了自己的經營方針，趕了上來。而人民快運公司却沒有及時察覺到這種形勢變化，終于在１９８６年歇業。它雖然退出了競爭舞台，但是它扭轉了美國民航的經營方針，使得乘飛機旅行成爲絕大多數美國人能够享用得起的一種便利。１９８６年美國乘飛機出門的人次超過４億，現在已經達到６億，航空業的競爭功不可沒。
遙想季鸞當年（傅國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es50.html
遙想季鸞當年
傅國涌
1941年9月，張季鸞撒手而去，告別了他主持筆政達15年的《大公報》，告別了30年的言論生涯，書生意氣，兩袖清風，質本潔來還潔去，他在遺囑中仍孜 孜以民族之獨立自由爲念。在他謝世之後，國共兩黨、政要名流、社會各界無不同聲悲悼，盛况空前，幾乎只有蔡元培去世時可以相比（王芝琛《一代報人張季鸞的 逝世》，載《老照片》第三十五輯）。蔣介石在唁電中稱他爲"一代論宗"，他筆下的文字也幷不像他自己說的，"早晨還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而是如胡政之在《季鸞文存》序言中所說，"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
遙想季鸞當年，在那個動蕩不安的亂世中國，始終以辦報爲唯一職業，擎起一支禿筆，以他獨有的才華、人格和執著將"文人論政"的傳統推向了一個高峰，大大拓展了議論國事的公共空間，爲凝聚社會人心、重塑社會良知提供了一個言論的平臺，樹立起了一種新的批評模式，使權勢集團在理性、正義的言論面前懂得有所忌憚，使普通百姓在瞭解社會、辨別是非時有所依據。從1926年到1941年，他和胡政之等共同努力，把《大公報》這份民間報紙辦成舉國輿論的重心，對于形成一個有全國影響的言論界産生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公報》之所以成爲蔣介石每日必讀的報紙，不是因爲它向權力獻媚，而恰恰是它堅持了獨立的言論品格，它對國計民生的關懷，對言論自由始終如一的追求，以及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處處體現出來的健全的愛國熱情，和認真負責的精神。
毫無疑問，在張季鸞執筆的年代，他就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議論國事、文章報國的榜樣。與他同時代的魯迅則開創了另外一種雜文的傳統，以曲折、隱晦的手法轉彎抹角地針砭時弊、諷刺現實。毋庸諱言，就當時的影響而言，張季鸞言論的影響遠在魯迅的雜文之上（魯迅的文學成就和思想價值另當別論）。魯迅承認自己的文字往往"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他自稱是"上了鐐銬的跳舞"，類似于"植物被壓在石頭下，只好彎曲的生長"。魯迅對張季鸞他們的貢獻當然是不屑的，當胡適、羅隆基等知識分子在《新月》以真姓名和直截了當的言論批評國民黨政權時，他嗤之以鼻，嘲弄他們是賈府的"焦大"，焦大的駡是要賈府好，他們之間的矛盾只是主奴之間有些"隔膜"，做奴才的"越俎代庖"、"不識諱忌"，"要知道現在雖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說開去，是連性命都要送掉的。"
學者李歐梵在《"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一文中指出，"魯迅的問題就在于他爲了怕送掉性命而沒有'說開去'！"這不是"說"或"不說"的問題，而是"如何說"、"如何'說開去'，如何找尋空隙，建立一個說話的新模式"，在這個問題上，魯迅"沒有太大的貢獻"，"魯迅在這個時期的'說法'和所寫的游戲文章（特別是和檢查官作的語言捉迷藏游戲），幷沒有建立一個新的公共論政的模式。"總之，魯迅式的雜文無助于開創真正的"批評空間"， 建立起一個健康的言論界，當然這是持"魯迅中心論"者所不能同意的。
1936年、1941年，魯迅和張季鸞相繼去世。在以後的歲月裏，張季鸞被世人遺忘了，魯迅則成了現代"聖人"，張季鸞被遺忘的過程也正是言論界在中國消失的過程。雜文倒是斷斷續續有過幾度的繁榮，甚至有人爲雜文付出了沉重代價，如"文革"之初的"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雜文凸顯、言論淡出（乃至絕迹）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何謂言論？言論就是直接的、公開的批評，而不是影射或隱喻，不是"石頭下彎曲的生長"。正是因爲沒有正常的言論空間，缺乏公開表達意見的公共平臺，人們才會以雜文的曲筆形式來表達自己要說的話，不由自主地選擇魯迅的傳統而不是張季鸞的傳統。
近年來，雜文越來越明顯有向言論轉化的趨勢，"時評"的形式也正越來越受到新聞媒體的重視。儘管很多"時評"寫得象雜文一樣，但新聞界畢竟已重新認識到了時評的重要性。在《２１世紀經濟報道》等一些報紙上，"社評"這個久違的名詞也出現了。多一點直接的言論，少一點曲折的雜文，回到我們曾經的傳統，回到張季鸞，這是一個健康言論界得以産生的前提。但我們確實無法知道，在經歷了那麽多的風雨滄桑之後，張季鸞還能回到我們中間嗎？《季鸞文存》還能激動這個古老的民族嗎？
遙想季鸞當年
傅國涌
1941年9月，張季鸞撒手而去，告別了他主持筆政達15年的《大公報》，告別了30年的言論生涯，書生意氣，兩袖清風，質本潔來還潔去，他在遺囑中仍孜 孜以民族之獨立自由爲念。在他謝世之後，國共兩黨、政要名流、社會各界無不同聲悲悼，盛况空前，幾乎只有蔡元培去世時可以相比（王芝琛《一代報人張季鸞的 逝世》，載《老照片》第三十五輯）。蔣介石在唁電中稱他爲"一代論宗"，他筆下的文字也幷不像他自己說的，"早晨還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而是如胡政之在《季鸞文存》序言中所說，"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
遙想季鸞當年，在那個動蕩不安的亂世中國，始終以辦報爲唯一職業，擎起一支禿筆，以他獨有的才華、人格和執著將"文人論政"的傳統推向了一個高峰，大大拓展了議論國事的公共空間，爲凝聚社會人心、重塑社會良知提供了一個言論的平臺，樹立起了一種新的批評模式，使權勢集團在理性、正義的言論面前懂得有所忌憚，使普通百姓在瞭解社會、辨別是非時有所依據。從1926年到1941年，他和胡政之等共同努力，把《大公報》這份民間報紙辦成舉國輿論的重心，對于形成一個有全國影響的言論界産生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公報》之所以成爲蔣介石每日必讀的報紙，不是因爲它向權力獻媚，而恰恰是它堅持了獨立的言論品格，它對國計民生的關懷，對言論自由始終如一的追求，以及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處處體現出來的健全的愛國熱情，和認真負責的精神。
毫無疑問，在張季鸞執筆的年代，他就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議論國事、文章報國的榜樣。與他同時代的魯迅則開創了另外一種雜文的傳統，以曲折、隱晦的手法轉彎抹角地針砭時弊、諷刺現實。毋庸諱言，就當時的影響而言，張季鸞言論的影響遠在魯迅的雜文之上（魯迅的文學成就和思想價值另當別論）。魯迅承認自己的文字往往"吞吞吐吐"，"含糊的居多"，他自稱是"上了鐐銬的跳舞"，類似于"植物被壓在石頭下，只好彎曲的生長"。魯迅對張季鸞他們的貢獻當然是不屑的，當胡適、羅隆基等知識分子在《新月》以真姓名和直截了當的言論批評國民黨政權時，他嗤之以鼻，嘲弄他們是賈府的"焦大"，焦大的駡是要賈府好，他們之間的矛盾只是主奴之間有些"隔膜"，做奴才的"越俎代庖"、"不識諱忌"，"要知道現在雖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說開去，是連性命都要送掉的。"
學者李歐梵在《"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一文中指出，"魯迅的問題就在于他爲了怕送掉性命而沒有'說開去'！"這不是"說"或"不說"的問題，而是"如何說"、"如何'說開去'，如何找尋空隙，建立一個說話的新模式"，在這個問題上，魯迅"沒有太大的貢獻"，"魯迅在這個時期的'說法'和所寫的游戲文章（特別是和檢查官作的語言捉迷藏游戲），幷沒有建立一個新的公共論政的模式。"總之，魯迅式的雜文無助于開創真正的"批評空間"， 建立起一個健康的言論界，當然這是持"魯迅中心論"者所不能同意的。
1936年、1941年，魯迅和張季鸞相繼去世。在以後的歲月裏，張季鸞被世人遺忘了，魯迅則成了現代"聖人"，張季鸞被遺忘的過程也正是言論界在中國消失的過程。雜文倒是斷斷續續有過幾度的繁榮，甚至有人爲雜文付出了沉重代價，如"文革"之初的"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雜文凸顯、言論淡出（乃至絕迹）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何謂言論？言論就是直接的、公開的批評，而不是影射或隱喻，不是"石頭下彎曲的生長"。正是因爲沒有正常的言論空間，缺乏公開表達意見的公共平臺，人們才會以雜文的曲筆形式來表達自己要說的話，不由自主地選擇魯迅的傳統而不是張季鸞的傳統。
近年來，雜文越來越明顯有向言論轉化的趨勢，"時評"的形式也正越來越受到新聞媒體的重視。儘管很多"時評"寫得象雜文一樣，但新聞界畢竟已重新認識到了時評的重要性。在《２１世紀經濟報道》等一些報紙上，"社評"這個久違的名詞也出現了。多一點直接的言論，少一點曲折的雜文，回到我們曾經的傳統，回到張季鸞，這是一個健康言論界得以産生的前提。但我們確實無法知道，在經歷了那麽多的風雨滄桑之後，張季鸞還能回到我們中間嗎？《季鸞文存》還能激動這個古老的民族嗎？
Live Not By Lies（Alexander Solzhenitsyn）
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9/07/live_not_by_lies.html
Live Not By Lies
活著，幷且不撒謊
作者：[俄羅斯]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
譯者：阮一峰
原載1974年2月18日《華盛頓郵報》，A26版
At one time we dared not even to whisper. Now we write and read samizdat, and sometimes when we gather in the smoking room at the Science Institute we complain frankly to one another: What kind of tricks are they playing on us, and where are they dragging us? gratuitous boasting of cosmic achievements while there is poverty and destruction at home. Propping up remote, uncivilized regimes. Fanning up civil war. And we recklessly fostered Mao Tse-tung at our expense-- and it will be we who are sent to war against him, and will have to go. Is there any way out? And they put on trial anybody they want and they put sane people in asylums--always they, and we are powerless.
有一段時間，我們不敢說話，只是偷偷地通過地下出版物交流思想。我們偶爾會聚在科學院的吸烟室，互相抱怨："政府到底在玩什麽把戲？到底想把我們怎樣？"周圍是鋪天蓋地的對全宇宙最高成就的吹噓，而現實中的貧窮和墮落却隨處可見。這個政府還扶植那些落後國家的傀儡政府，煽動內戰。我們還傻乎乎地出錢，把毛澤東培育起來。最終，還是我們這些人被送上戰場，去與他作戰，他們逼著你去。我們有出路嗎？他們想審判誰，就審判誰。他們把正常人關進瘋人院。他們掌握一切，我們無能爲力。
Things have almost reached rock bottom. A universal spiritual death has already touched us all, and physical death will soon flare up and consume us both and our children--but as before we still smile in a cowardly way and mumble without tounges tied. But what can we do to stop it? We haven't the strength?
情况已經糟到不能再糟了。一場全面性的精神死亡，正降臨到我們所有人頭上。肉體的死亡很快也會來臨，我們和我們的子孫都無路可逃。但是我們一如既往，還在怯弱地裝出笑容，毫不費力地表示順從。我們能够阻止這一切嗎？我們真的沒有力量嗎？
We have been so hopelessly dehumanized that for today's modest ration of food we are willing to abandon all our principles, our souls, and all the efforts of our predecessors and all opportunities for our descendants--but just don't disturb our fragile existence. We lack staunchness, pride and enthusiasm. We don't even fear universal nuclear death, and we don't fear a third world war. We have already taken refuge in the crevices. We just fear acts of civil courage.
爲了得到自己那份吃不飽的口糧，我們無可救藥地就把人性拋弃了，把我們所有的原則、我們的靈魂、前人的所有抗爭、後人的所有機會都拋弃了，只爲了讓自己能够可憐地生存下去。我們缺乏忠誠、自豪感和熱忱。我們不害怕核武器，也不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已經是廢墟中的難民了。我們只害怕作爲一個公民， 做出有勇氣的行爲。
We fear only to lag behind the herd and to take a step alone-and suddenly find ourselves without white bread, without heating gas and without a Moscow registration.
我們害怕落在人群的後面，走出自己獨立的一步。我們害怕一夜之間就失去了麵包、失去了暖氣、失去了莫斯科的戶口。
We have been indoctrinated in political courses, and in just the same way was fostered the idea to live comfortably, and all will be well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You can't escape your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onditions. Everyday life defines consciousness. What does it have to do with us? W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我們一直在各種政治學習中被洗腦，一直被教導要活得順從，你想要好好活著就要聽話。個人無法逃脫他的時代和社會。每天的生活都在考驗一個人的良知。他們想把我們怎麽樣？我們真的無能無力嗎？
But we can--everything. But we lie to ourselves for assurance. And it is not they who are to blame for everything-we ourselves, only we. One can object: But actually toy can think anything you like. Gags have been stuffed into our mouths. Nobody wants to listen to us and nobody asks us. How can we force them to listen? It is impossible to change their minds.
不，我們可以的，可以做到每件事。但是爲了不自找麻煩，我們寧願對自己撒謊。該被譴責的人，不是他們，而是我們自己。但是，你能够做到反對，即使一個傀儡也能自由思想。我們的嘴被封住了，沒人想聽我們的意見，也沒人來問我們。我們怎樣才能强迫他們傾聽我們的聲音？改變他們的心意是不可能的。
It would be natural to vote them out of office-but there are not elections in our country. In the West people know about strikes and protest demonstrations-but we are too oppressed, and it is a horrible prospect for us: How can one suddenly renounce a job and take to the streets? Yet the other fatal paths probed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by our bitter Russian history are, nevertheless, not for us, and truly we don't need them.
在選舉中，不把票投給他們是很自然的想法。但是我們的國家沒有選舉。在西方，人們可以罷工和上街抗議，但是在我們這裏，這些是被鎮壓的。對我們來說，有些事情哪怕只是想一想，都很恐怖，要是一個人突然辭去工作，走上街頭，會怎樣？上個世紀，在俄羅斯苦難的歷史中，人們嘗試過其他更激進的道路，但是這些道路對我們不合適，我們真的不需要這些方法。
Now that the axes have done their work, when everything which was sown has sprouted anew, we can see that the young and presumptuous people who thought they would make out country just and happy through terror, bloody rebellion and civil war were themselves misled. No thanks, fathers of education! Now we know that infamous methods breed infamous results. Let our hands be clean!
靠斧頭辦事的年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一切與以前完全不同了，只有那些少不更事和自以爲是的人，才會以爲通過恐怖主義可以達到目的。流血的暴動和內戰都已經行不通了。如果有人還要教導我們這樣做，我們只能說謝謝。現在我們知道，壞的方法只會導致壞的結果。請讓我們保持清白！
The circle--is it closed? And is there really no way out? And is there only one thing left for us to do, to wait without taking action? Maybe something will happen by itself? It will never happen as long as we daily acknowledge, extol, and strengthen--and do not sever ourselves from--the most perceptible of its aspects: Lies.
出口是不是已經關上了？真的沒有其他路出去嗎？我們是不是只能眼睜睜地坐著不動？幻想美好的結果會自然而然地發生？只要我們日復一日地選擇接受謊言、贊美謊言、加强謊言（而不是與它决裂），那麽就不會有不一樣的事情發生，生活就不會有任何不同。
When violence intrudes into peaceful life, its face glows with self-confidence, as if it were carrying a banner and shouting: ``I am violence. Run away, make way for me--I will crush you.'' But violence quickly grows old. And it has lost confidence in itself, and in order to maintain a respectable face it summons falsehood as its ally--since violence lays its ponderous paw not every day and not on every shoulder. It demands from us only obedience to lies and daily participation in lies--all loyalty lies in that.
起初，暴政剛剛出現的時候，它的臉上洋溢著自信，好像揮舞著旗幟，高喊："我是暴政。滾開，爲我讓路。我將捏死你們。"但是，暴政很快就會衰老，對自己失去自信，爲了維持臉面，它只好找到謊言作爲同盟，因爲它無力將可怕的爪牙每時每刻放在每個人的肩頭。它要求我們服從謊言，要求我們永久性成爲謊言的 一份子。這就是它所要求的全部忠誠。
And the simplest and most accessible key to our self-neglected liberation lies right here: Personal non-participation in lies. Though lies conceal everything, though lies embrace everything, but not with any help from me.
要想找回我們自暴自弃的自由，最簡單、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你作爲個人絕不參與謊言。雖然謊言遮天蔽日，無處不在，但是休想從我這裏得到支持。
This opens a breach in the imaginary encirclement caused by our inaction. It is the easiest thing to do for us, but the most devastating for the lies. Because when people renounce lies it simply cuts short their existence. Like an infection, they can exist only in a living organism.
只要我們不合作，鐵筒一般的包圍圈就有一個缺口。這是我們能做到的最簡單的事情，但是對于謊言，却是最具有毀滅性。因爲只要人們不說謊，謊言就無法存在。它就像一種傳染病，只活在那些願意說謊的人身上。
We do not exhort ourselves. We have not sufficiently matured to march into the squares and shout the truth our loud or to express aloud what we think. It's not necessary.
我們幷不做出激烈的舉動。情况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允許我們走上廣場，大聲喊出真相，或者大聲表達我們的心聲的地步。這樣做是不必要的。
It's dangerous. But let us refuse to say that which we do not think.
雖然有危險，但是讓我們拒絕說出我們不認同的話。
This is our path, the easiest and most accessible one,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out inherent cowardice, already well rooted. And it is much easier--it's dangerous even to say this--than the sort of civil disobedience which Gandhi advocated.
這就是我們的道路，最爲簡單易行，只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內在的、已經植根于我們天性之中的怯弱就行了。它比甘地提倡的不合作主義，還要容易做到得多，雖然這樣說幷不可取。
Our path is to talk away from the gangrenous boundary. If we did not paste together the dead bones and scales of ideology, if we did not sew together the rotting rags, we would be astonished how quickly the lies would be rendered helpless and subside.
我們的道路，就是不說那些已經爛掉的東西。只要我們不把已經死亡的意識形態的骨骸重新拼起來，只要我們不把爛麻袋重新縫起來，我們就會看到，謊言枯萎和崩潰的速度是多麽驚人。
That which should be naked would then really appear naked before the whole world.
讓那些原來就該暴露的東西，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So in our timidity, let each of us make a choice: Whether consciously, to remain a servant of falsehood--of course, it is not out of inclination, but to feed one's family, that one raises his children in the spirit of lies--or to shrug off the lies and become an honest man worthy of respect both by one's children and contemporaries.
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是膽怯的，但是讓我們做出一個選擇。要麽你自覺地作爲一個謊言的僕人（當然，這幷非由于你贊成謊言，而是由于你要養家，你不得不在謊言之中把孩子們養大），要麽你就脫掉謊言的外套，變成一個忠實于自己的人，得到你的孩子和同時代人的尊重。
And from that day onward he:
從今以後，你
* Will not henceforth write, sign, or print in any way a single phrase which in his opinion distorts the truth.
* 不以任何方式書寫、簽署、發表任何一句在你看來不是真話的句子。
* Will utter such a phrase neither in private conversation not in the presence of many people, neither on his own behalf not at the prompting of someone else, either in the role of agitator, teacher, educator, not in a theatrical role.
* 不在私下或公開場合，以宣傳、指導、教授、文藝演出的形式，自己說出或鼓動他人說出，任何一句在你看來不是真話的句子。
* Will not depict, foster or broadcast a single idea which he can only see is false or a distortion of the truth whether it be in painting, sculpture, photography, technical science, or music.
* 不描述、培育、傳播任何一個你認爲是謊言或是歪曲真相的思想，不管它的形式是繪畫、雕塑、攝影、科技、或者音樂。
* Will not cite out of context, either orally or written, a single quotation so as to please someone, to feather his own nest, to achieve success in his work, if he does not share completely the idea which is quoted, or if it does not accurately reflect the matter at issue.
* 不以口頭或書面的形式，不爲了個人利益或個人成功，引用任何一句取悅他人的話，除非你完全認同你所要引用的話，或者它確實準確反映了實情。
* Will not allow himself to be compelled to attend demonstrations or meetings if they are contrary to his desire or will, will neither take into hand not raise into the air a poster or slogan which he does not completely accept.
* 不參加任何違背你心意的集會或游行，也不舉手贊同任何一個你不完全接受標語或口號。
* Will not raise his hand to vote for a proposal with which he does not sincerely sympathize, will vote neither openly nor secretly for a person whom he considers unworthy or of doubtful abilities.
* 不舉手爲任何一個你不真心支持的提議背書，不公開或秘密投票給任何一個你覺得不值得或懷疑其能力的人。
* Will not allow himself to be dragged to a meeting where there can be expected a forced or distorted discussion of a question.
* 不同意被拉去參加任何一場可能强奸民意或歪曲事實的討論會。
* Will immediately talk out of a meeting, session, lecture, performance or film showing if he hears a speaker tell lies, or purvey ideological nonsense or shameless propaganda.
* 如果聽到任何一個發言者公然說謊，或者傳播意識形態垃圾和無耻的洗腦宣傳，你應當立即退出該會議、講座、演出、或者電影放映場合。
* Will not subscribe to or buy a newspaper or magazine in which information is distorted and primary facts are concealed.
* 不訂閱或購買任何歪曲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報紙或雜志。
Of course we have not listed all of the possible and necessary deviations from falsehood. But a person who purifies himself will easily distinguish other instances with his purified outlook.
當然，我們不可能羅列全所有可能的和現實中的謊言的變種。但是，一個純潔地活著的人，應該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什麽是真的，什麽是假的。
No, it will not be the same for everybody at first. Some, at first, will lose their jobs. For young people who want to live with truth, this will, in the beginning, complicate their young lives very much, because the required recitations are stuffed with li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hoice.
如果你這樣選擇，那麽從一開始，你的生活就將發生巨變。對于某些人來說，他們很快就會失去工作。對于那些想尋找真相的年輕人，他們的青春歲月很快就將變得非常坎坷，因爲要求背誦的內容中充滿了謊言，你不得不做出選擇。
But there are no loopholes for anybody who wants to be honest. On any given day any one of us will be confronted with at least one of the above-mentioned choices even in the most secure of the technical sciences. Either truth or falsehood: Toward spiritual independence or toward spiritual servitude.
對于所有那些想要誠實生活的人，是沒有第三條路的。任何一天，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面臨著至少一種上述選擇，即使是在最沒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科技領域也是如此。要麽選擇真相，要麽選擇謊言，要麽選擇精神的獨立，要麽選擇精神的奴役。
And he who is not sufficiently courageous even to defend his soul- don't let him be proud of his ``progressive'' views,and don't let him boast that he is an academician or a people's artist, a merited figure, or a general--let him say to himself: I am in the herd, and a coward. It's all the same to me as long as I'm fed and warm.
任何一個膽小到不敢捍衛自己靈魂的人，就不配說自己有"進步的"觀點，就不配自稱爲學者、藝術家、將軍、或者其他尊稱。他只能對自己說:"我是一個聽話的人，我是一個懦夫。只要能够吃飽穿暖，讓我說什麽做什麽都可以。"
Even this path, which is the most modest of all paths of resistance, will not be easy for us. But it is much easier than self-immolation or a hunger strike: The flames will not envelope your body, your eyeballs, will not burst from the heat, and brown bread and clean water will always be available to your family.
即使這樣一種反抗是所有反抗中最輕微的，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它還是比自我犧牲或者絕食要容易得多，你的身體和你的眼睛不會受到傷害，你家不會被斷暖氣，也不會被切斷麵包和清潔的飲用水的供應。
A great people of Europe, the Czhechoslovaks, whom we betrayed and deceived: Haven't they shown us how a vulnerable breast can stand up even against tanks if there is a worthy heart within it?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歐洲偉大的人民，我們背叛和欺騙了他們。他們向我們證明了，只要有一顆勇敢的心，即使最柔弱的軀體，也是能够站起來對抗坦克的。（譯注：此處指1968年的布拉克之春。）
You say it will not be easy? But it will be easiest of all possible resources. It will not be an easy choice for a body, but it is only one for a soul. No, it is not an easy path. But there are already people, even dozens of them, who over the years have maintained all these points and live by the truth.
你說這樣做很困難？但它是所有可能的方法中最容易的一種。對于你的肉體，這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但是對于你的靈魂，這是唯一的選擇。已經有這樣的人，數量甚至已經達到了幾十個，他們已經堅持上面的標準許多年，只說真話而活著。
So you will not be the first to take this path, but will join those who have already taken it. This path will be easier and shorter for all of us if we take it by mutual efforts and in close rank. If there are thousands of us,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do anything with us. If there are tens of thousands of us, then we would not even recognize our country.
所以，你不是第一個采用這種方法的人，你將成爲已經這樣做的人們中的一員。如果我們共同努力，密切合作，這條道路將變得更容易和更短一些，對我們所 有人都是如此。如果這樣的人達到了幾千個，他們就對我們無計可施。如果這樣的人達到了幾萬個，那麽我們將發現我們的國家變得完全不一樣了。
If we are too frightened, then we should stop complaining that someone is suffocating us. We ourselves are doing it. let us then bow down even more, let us wait, and our brothers the biologists will help to bring nearer the day when they are able to read our thoughts are worthless and hopeless.
如果我們被嚇破了膽，那麽我們就不要再抱怨，別人在壓迫我們，是我們自己在這樣做。我們只好彎下腰等著，讓生物學家把我們的猴子兄弟變得更進化一些，等到那一天，它們可以讀懂我們的思想是多麽的沒有價值和沒有希望。
And if we get cold feet, even taking this step, then we are worthless and hopeless, and the scorn of Pushkin should be directed to us:
如果我們臨陣退縮，連不參與撒謊都不敢做，那麽我們就是沒有價值和沒有希望的。普希金的諷刺用在我們頭上正合適：
``Why should cattle have the gifts of freedom?
"爲什麽要給畜牲自由？"
``Their heritag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s the belled yoke and the lash.''
"它們一代代的命運就是套上枷鎖，接受鞭撻。"
Live Not By Lies
活著，幷且不撒謊
作者：[俄羅斯]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
譯者：阮一峰
原載1974年2月18日《華盛頓郵報》，A26版
At one time we dared not even to whisper. Now we write and read samizdat, and sometimes when we gather in the smoking room at the Science Institute we complain frankly to one another: What kind of tricks are they playing on us, and where are they dragging us? gratuitous boasting of cosmic achievements while there is poverty and destruction at home. Propping up remote, uncivilized regimes. Fanning up civil war. And we recklessly fostered Mao Tse-tung at our expense-- and it will be we who are sent to war against him, and will have to go. Is there any way out? And they put on trial anybody they want and they put sane people in asylums--always they, and we are powerless.
有一段時間，我們不敢說話，只是偷偷地通過地下出版物交流思想。我們偶爾會聚在科學院的吸烟室，互相抱怨："政府到底在玩什麽把戲？到底想把我們怎樣？"周圍是鋪天蓋地的對全宇宙最高成就的吹噓，而現實中的貧窮和墮落却隨處可見。這個政府還扶植那些落後國家的傀儡政府，煽動內戰。我們還傻乎乎地出錢，把毛澤東培育起來。最終，還是我們這些人被送上戰場，去與他作戰，他們逼著你去。我們有出路嗎？他們想審判誰，就審判誰。他們把正常人關進瘋人院。他們掌握一切，我們無能爲力。
Things have almost reached rock bottom. A universal spiritual death has already touched us all, and physical death will soon flare up and consume us both and our children--but as before we still smile in a cowardly way and mumble without tounges tied. But what can we do to stop it? We haven't the strength?
情况已經糟到不能再糟了。一場全面性的精神死亡，正降臨到我們所有人頭上。肉體的死亡很快也會來臨，我們和我們的子孫都無路可逃。但是我們一如既往，還在怯弱地裝出笑容，毫不費力地表示順從。我們能够阻止這一切嗎？我們真的沒有力量嗎？
We have been so hopelessly dehumanized that for today's modest ration of food we are willing to abandon all our principles, our souls, and all the efforts of our predecessors and all opportunities for our descendants--but just don't disturb our fragile existence. We lack staunchness, pride and enthusiasm. We don't even fear universal nuclear death, and we don't fear a third world war. We have already taken refuge in the crevices. We just fear acts of civil courage.
爲了得到自己那份吃不飽的口糧，我們無可救藥地就把人性拋弃了，把我們所有的原則、我們的靈魂、前人的所有抗爭、後人的所有機會都拋弃了，只爲了讓自己能够可憐地生存下去。我們缺乏忠誠、自豪感和熱忱。我們不害怕核武器，也不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已經是廢墟中的難民了。我們只害怕作爲一個公民， 做出有勇氣的行爲。
We fear only to lag behind the herd and to take a step alone-and suddenly find ourselves without white bread, without heating gas and without a Moscow registration.
我們害怕落在人群的後面，走出自己獨立的一步。我們害怕一夜之間就失去了麵包、失去了暖氣、失去了莫斯科的戶口。
We have been indoctrinated in political courses, and in just the same way was fostered the idea to live comfortably, and all will be well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You can't escape your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onditions. Everyday life defines consciousness. What does it have to do with us? We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我們一直在各種政治學習中被洗腦，一直被教導要活得順從，你想要好好活著就要聽話。個人無法逃脫他的時代和社會。每天的生活都在考驗一個人的良知。他們想把我們怎麽樣？我們真的無能無力嗎？
But we can--everything. But we lie to ourselves for assurance. And it is not they who are to blame for everything-we ourselves, only we. One can object: But actually toy can think anything you like. Gags have been stuffed into our mouths. Nobody wants to listen to us and nobody asks us. How can we force them to listen? It is impossible to change their minds.
不，我們可以的，可以做到每件事。但是爲了不自找麻煩，我們寧願對自己撒謊。該被譴責的人，不是他們，而是我們自己。但是，你能够做到反對，即使一個傀儡也能自由思想。我們的嘴被封住了，沒人想聽我們的意見，也沒人來問我們。我們怎樣才能强迫他們傾聽我們的聲音？改變他們的心意是不可能的。
It would be natural to vote them out of office-but there are not elections in our country. In the West people know about strikes and protest demonstrations-but we are too oppressed, and it is a horrible prospect for us: How can one suddenly renounce a job and take to the streets? Yet the other fatal paths probed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by our bitter Russian history are, nevertheless, not for us, and truly we don't need them.
在選舉中，不把票投給他們是很自然的想法。但是我們的國家沒有選舉。在西方，人們可以罷工和上街抗議，但是在我們這裏，這些是被鎮壓的。對我們來說，有些事情哪怕只是想一想，都很恐怖，要是一個人突然辭去工作，走上街頭，會怎樣？上個世紀，在俄羅斯苦難的歷史中，人們嘗試過其他更激進的道路，但是這些道路對我們不合適，我們真的不需要這些方法。
Now that the axes have done their work, when everything which was sown has sprouted anew, we can see that the young and presumptuous people who thought they would make out country just and happy through terror, bloody rebellion and civil war were themselves misled. No thanks, fathers of education! Now we know that infamous methods breed infamous results. Let our hands be clean!
靠斧頭辦事的年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一切與以前完全不同了，只有那些少不更事和自以爲是的人，才會以爲通過恐怖主義可以達到目的。流血的暴動和內戰都已經行不通了。如果有人還要教導我們這樣做，我們只能說謝謝。現在我們知道，壞的方法只會導致壞的結果。請讓我們保持清白！
The circle--is it closed? And is there really no way out? And is there only one thing left for us to do, to wait without taking action? Maybe something will happen by itself? It will never happen as long as we daily acknowledge, extol, and strengthen--and do not sever ourselves from--the most perceptible of its aspects: Lies.
出口是不是已經關上了？真的沒有其他路出去嗎？我們是不是只能眼睜睜地坐著不動？幻想美好的結果會自然而然地發生？只要我們日復一日地選擇接受謊言、贊美謊言、加强謊言（而不是與它决裂），那麽就不會有不一樣的事情發生，生活就不會有任何不同。
When violence intrudes into peaceful life, its face glows with self-confidence, as if it were carrying a banner and shouting: ``I am violence. Run away, make way for me--I will crush you.'' But violence quickly grows old. And it has lost confidence in itself, and in order to maintain a respectable face it summons falsehood as its ally--since violence lays its ponderous paw not every day and not on every shoulder. It demands from us only obedience to lies and daily participation in lies--all loyalty lies in that.
起初，暴政剛剛出現的時候，它的臉上洋溢著自信，好像揮舞著旗幟，高喊："我是暴政。滾開，爲我讓路。我將捏死你們。"但是，暴政很快就會衰老，對自己失去自信，爲了維持臉面，它只好找到謊言作爲同盟，因爲它無力將可怕的爪牙每時每刻放在每個人的肩頭。它要求我們服從謊言，要求我們永久性成爲謊言的 一份子。這就是它所要求的全部忠誠。
And the simplest and most accessible key to our self-neglected liberation lies right here: Personal non-participation in lies. Though lies conceal everything, though lies embrace everything, but not with any help from me.
要想找回我們自暴自弃的自由，最簡單、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你作爲個人絕不參與謊言。雖然謊言遮天蔽日，無處不在，但是休想從我這裏得到支持。
This opens a breach in the imaginary encirclement caused by our inaction. It is the easiest thing to do for us, but the most devastating for the lies. Because when people renounce lies it simply cuts short their existence. Like an infection, they can exist only in a living organism.
只要我們不合作，鐵筒一般的包圍圈就有一個缺口。這是我們能做到的最簡單的事情，但是對于謊言，却是最具有毀滅性。因爲只要人們不說謊，謊言就無法存在。它就像一種傳染病，只活在那些願意說謊的人身上。
We do not exhort ourselves. We have not sufficiently matured to march into the squares and shout the truth our loud or to express aloud what we think. It's not necessary.
我們幷不做出激烈的舉動。情况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允許我們走上廣場，大聲喊出真相，或者大聲表達我們的心聲的地步。這樣做是不必要的。
It's dangerous. But let us refuse to say that which we do not think.
雖然有危險，但是讓我們拒絕說出我們不認同的話。
This is our path, the easiest and most accessible one,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out inherent cowardice, already well rooted. And it is much easier--it's dangerous even to say this--than the sort of civil disobedience which Gandhi advocated.
這就是我們的道路，最爲簡單易行，只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內在的、已經植根于我們天性之中的怯弱就行了。它比甘地提倡的不合作主義，還要容易做到得多，雖然這樣說幷不可取。
Our path is to talk away from the gangrenous boundary. If we did not paste together the dead bones and scales of ideology, if we did not sew together the rotting rags, we would be astonished how quickly the lies would be rendered helpless and subside.
我們的道路，就是不說那些已經爛掉的東西。只要我們不把已經死亡的意識形態的骨骸重新拼起來，只要我們不把爛麻袋重新縫起來，我們就會看到，謊言枯萎和崩潰的速度是多麽驚人。
That which should be naked would then really appear naked before the whole world.
讓那些原來就該暴露的東西，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So in our timidity, let each of us make a choice: Whether consciously, to remain a servant of falsehood--of course, it is not out of inclination, but to feed one's family, that one raises his children in the spirit of lies--or to shrug off the lies and become an honest man worthy of respect both by one's children and contemporaries.
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是膽怯的，但是讓我們做出一個選擇。要麽你自覺地作爲一個謊言的僕人（當然，這幷非由于你贊成謊言，而是由于你要養家，你不得不在謊言之中把孩子們養大），要麽你就脫掉謊言的外套，變成一個忠實于自己的人，得到你的孩子和同時代人的尊重。
And from that day onward he:
從今以後，你
* Will not henceforth write, sign, or print in any way a single phrase which in his opinion distorts the truth.
* 不以任何方式書寫、簽署、發表任何一句在你看來不是真話的句子。
* Will utter such a phrase neither in private conversation not in the presence of many people, neither on his own behalf not at the prompting of someone else, either in the role of agitator, teacher, educator, not in a theatrical role.
* 不在私下或公開場合，以宣傳、指導、教授、文藝演出的形式，自己說出或鼓動他人說出，任何一句在你看來不是真話的句子。
* Will not depict, foster or broadcast a single idea which he can only see is false or a distortion of the truth whether it be in painting, sculpture, photography, technical science, or music.
* 不描述、培育、傳播任何一個你認爲是謊言或是歪曲真相的思想，不管它的形式是繪畫、雕塑、攝影、科技、或者音樂。
* Will not cite out of context, either orally or written, a single quotation so as to please someone, to feather his own nest, to achieve success in his work, if he does not share completely the idea which is quoted, or if it does not accurately reflect the matter at issue.
* 不以口頭或書面的形式，不爲了個人利益或個人成功，引用任何一句取悅他人的話，除非你完全認同你所要引用的話，或者它確實準確反映了實情。
* Will not allow himself to be compelled to attend demonstrations or meetings if they are contrary to his desire or will, will neither take into hand not raise into the air a poster or slogan which he does not completely accept.
* 不參加任何違背你心意的集會或游行，也不舉手贊同任何一個你不完全接受標語或口號。
* Will not raise his hand to vote for a proposal with which he does not sincerely sympathize, will vote neither openly nor secretly for a person whom he considers unworthy or of doubtful abilities.
* 不舉手爲任何一個你不真心支持的提議背書，不公開或秘密投票給任何一個你覺得不值得或懷疑其能力的人。
* Will not allow himself to be dragged to a meeting where there can be expected a forced or distorted discussion of a question.
* 不同意被拉去參加任何一場可能强奸民意或歪曲事實的討論會。
* Will immediately talk out of a meeting, session, lecture, performance or film showing if he hears a speaker tell lies, or purvey ideological nonsense or shameless propaganda.
* 如果聽到任何一個發言者公然說謊，或者傳播意識形態垃圾和無耻的洗腦宣傳，你應當立即退出該會議、講座、演出、或者電影放映場合。
* Will not subscribe to or buy a newspaper or magazine in which information is distorted and primary facts are concealed.
* 不訂閱或購買任何歪曲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報紙或雜志。
Of course we have not listed all of the possible and necessary deviations from falsehood. But a person who purifies himself will easily distinguish other instances with his purified outlook.
當然，我們不可能羅列全所有可能的和現實中的謊言的變種。但是，一個純潔地活著的人，應該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什麽是真的，什麽是假的。
No, it will not be the same for everybody at first. Some, at first, will lose their jobs. For young people who want to live with truth, this will, in the beginning, complicate their young lives very much, because the required recitations are stuffed with lie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hoice.
如果你這樣選擇，那麽從一開始，你的生活就將發生巨變。對于某些人來說，他們很快就會失去工作。對于那些想尋找真相的年輕人，他們的青春歲月很快就將變得非常坎坷，因爲要求背誦的內容中充滿了謊言，你不得不做出選擇。
But there are no loopholes for anybody who wants to be honest. On any given day any one of us will be confronted with at least one of the above-mentioned choices even in the most secure of the technical sciences. Either truth or falsehood: Toward spiritual independence or toward spiritual servitude.
對于所有那些想要誠實生活的人，是沒有第三條路的。任何一天，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面臨著至少一種上述選擇，即使是在最沒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科技領域也是如此。要麽選擇真相，要麽選擇謊言，要麽選擇精神的獨立，要麽選擇精神的奴役。
And he who is not sufficiently courageous even to defend his soul- don't let him be proud of his ``progressive'' views,and don't let him boast that he is an academician or a people's artist, a merited figure, or a general--let him say to himself: I am in the herd, and a coward. It's all the same to me as long as I'm fed and warm.
任何一個膽小到不敢捍衛自己靈魂的人，就不配說自己有"進步的"觀點，就不配自稱爲學者、藝術家、將軍、或者其他尊稱。他只能對自己說:"我是一個聽話的人，我是一個懦夫。只要能够吃飽穿暖，讓我說什麽做什麽都可以。"
Even this path, which is the most modest of all paths of resistance, will not be easy for us. But it is much easier than self-immolation or a hunger strike: The flames will not envelope your body, your eyeballs, will not burst from the heat, and brown bread and clean water will always be available to your family.
即使這樣一種反抗是所有反抗中最輕微的，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它還是比自我犧牲或者絕食要容易得多，你的身體和你的眼睛不會受到傷害，你家不會被斷暖氣，也不會被切斷麵包和清潔的飲用水的供應。
A great people of Europe, the Czhechoslovaks, whom we betrayed and deceived: Haven't they shown us how a vulnerable breast can stand up even against tanks if there is a worthy heart within it?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歐洲偉大的人民，我們背叛和欺騙了他們。他們向我們證明了，只要有一顆勇敢的心，即使最柔弱的軀體，也是能够站起來對抗坦克的。（譯注：此處指1968年的布拉克之春。）
You say it will not be easy? But it will be easiest of all possible resources. It will not be an easy choice for a body, but it is only one for a soul. No, it is not an easy path. But there are already people, even dozens of them, who over the years have maintained all these points and live by the truth.
你說這樣做很困難？但它是所有可能的方法中最容易的一種。對于你的肉體，這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但是對于你的靈魂，這是唯一的選擇。已經有這樣的人，數量甚至已經達到了幾十個，他們已經堅持上面的標準許多年，只說真話而活著。
So you will not be the first to take this path, but will join those who have already taken it. This path will be easier and shorter for all of us if we take it by mutual efforts and in close rank. If there are thousands of us,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do anything with us. If there are tens of thousands of us, then we would not even recognize our country.
所以，你不是第一個采用這種方法的人，你將成爲已經這樣做的人們中的一員。如果我們共同努力，密切合作，這條道路將變得更容易和更短一些，對我們所 有人都是如此。如果這樣的人達到了幾千個，他們就對我們無計可施。如果這樣的人達到了幾萬個，那麽我們將發現我們的國家變得完全不一樣了。
If we are too frightened, then we should stop complaining that someone is suffocating us. We ourselves are doing it. let us then bow down even more, let us wait, and our brothers the biologists will help to bring nearer the day when they are able to read our thoughts are worthless and hopeless.
如果我們被嚇破了膽，那麽我們就不要再抱怨，別人在壓迫我們，是我們自己在這樣做。我們只好彎下腰等著，讓生物學家把我們的猴子兄弟變得更進化一些，等到那一天，它們可以讀懂我們的思想是多麽的沒有價值和沒有希望。
And if we get cold feet, even taking this step, then we are worthless and hopeless, and the scorn of Pushkin should be directed to us:
如果我們臨陣退縮，連不參與撒謊都不敢做，那麽我們就是沒有價值和沒有希望的。普希金的諷刺用在我們頭上正合適：
``Why should cattle have the gifts of freedom?
"爲什麽要給畜牲自由？"
``Their heritag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s the belled yoke and the lash.''
"它們一代代的命運就是套上枷鎖，接受鞭撻。"
一國兩版 （賀衛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0euzv.html
一國兩版
賀衛方
旅美歷史學家徐中約先生的經典著作《中國近代史》終于被翻譯成中文，幷且在香港和大陸分別出版繁體字版和簡體字版（計秋楓、朱慶葆譯，茅家琦、錢乘旦校，徐中約審訂。繁體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簡體版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我在多年前搜集林則徐翻譯國際法相關資料時，曾拜讀過徐先生關于近代中外關係史的大作，看到《中國近代史》出版，譯校者足够專業，而且又是作者親自審訂，就毫不猶豫地掏出六十餘元買了一本。
回來後翻閱，看到書前有出版者署名的一篇"出版前言"，其中說"作者浸淫西方學術多年，其理論立場、觀點、思想傾向及批評標準與我們不盡相同。經版權所有者授權，我們對本書的一些內容進行了適當而審慎的編輯處理，其不妥之處還請讀者見諒。"于是就對比了一下不同版本。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本來的四十二章，居然遭到大砍大殺，只剩下二十九章。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十年"之後，就直接進入到"中國重入國際社會"，中間近三十年的歷史完全删除殆盡！
整章連片地砍殺之外，還有不間斷的字句删改。下面是作者全書最後一節"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的一部分，我用紅色字標出删改的部分，可以看出這種所謂"適當而審慎的編輯處理"到了這怎樣令人震驚的程度。
如果中國經濟按年增長率8%的速度持續下去，到2020年它的經濟力量可能變成世界第一。在政治上，中國政府正在尋求用一種結合的哲學取代行將朽木的共産主義意識形態【改爲"一種統合的哲學"】。這種哲學看起來應類似一種包含著傳統儒學、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少許反映歷史上王朝觀念的"大中華主義"】所組成的混合體。與此同時，爲了保持經濟勢頭的强勁，政府積極推進市場經濟體制，【幷實施那種新型買辦式的、以利潤爲中心的准資本主義】。對于不能盈利的國有企業，政府將出售給私人股東；爲鼓勵個人購買住房，政府通過抵押貸款予以資助。軍事上的投入也一直在穩步【合理】進行，使中國在國際政治中不失爲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國共産黨已經從一個革命組織變成了執政的政黨。它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提高民衆生活水平，幷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它不再宣揚自己是"無産階級的先鋒隊"，也不再推崇第三世界的立場，而是渴望將中國提升到第一世界的前列。的確，追求財富、權勢和國際尊敬，已經取代了對馬克思主義烏托邦的理念。】
【經由十五届黨代會（1997年9月）和全國人大（1998年3月）所選定的党和政府領導人，大部分都是年紀更輕、教育程度更高的都市化的技術官僚。前四位領導人：國家主席江澤民、副主席胡錦濤、總理朱熔基、人大委員長李鵬，都是大學畢業的工程師，他們將毫不猶豫地在二十一世紀將中國帶入科學和資訊新時代。
黨對人們生活的控制已大大放鬆，但依舊戒心十足地保持著它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任何异議都是不允許的。一些异見人士在經過了長期刑罰以後以"保外就醫"的理由驅逐到國外；宗教迫害依然存在。】
民衆對此有何看法？【他們對缺乏政治自由感到遺憾，但還是接受了這是爲換取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的代價。他們覺得生活總的來說要比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任何一段時期都自由得多。】他們有了選擇工作、夥伴和居住的自由，可以購買汽車、旅行，生活水平確實得到大大提高。在過去，許多休閑享受被禁止，現在則聽憑自便。他們普遍持有樂觀的看法，認爲自己的國家注定要起飛，明天的生活會更美好。他們渴望像其他文明國家居民那樣生活。由于政府不再負責畢業分配，大學畢業生面對著恩更多的經濟上選擇。【他們變得更加實際，忙于謀劃自己的事業，夢想著賺錢或者出國深造。他們沒有時間爲政治原因去參加游行和示威。】
人民憎惡任何社會大動亂，【例如文化大革命，】或導致社會和經濟的大混亂的秩序破壞，就像共産黨垮臺【改爲"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所出現的那樣。他們【不主張在中國以暴力推翻共産主義體制，但】主張內部【和平】變革，使它能更清醒、更敏銳地應付時代的挑戰。通過【微小】進步的積累過程，一個更自由【改爲"美好"】的政治制度最終一定會出現。他們希望中國融入到世界主流之中。
他們對香港回歸、中國成爲區域强國，以及到2020年將成爲令人刮目相看的世界强國而感到驕傲。他們贊成與臺灣和平統一，但不要設時間表。他們相信時間會站在他們一邊，最終這兩者會變爲一體。
中國社會已變得越來越富裕，尤其是在大城市、沿海地區和南方。【領導層將會越來越多地感受到來自】日趨文明的社會裏那些新生中産階級【改爲"層"】的壓力。新的富裕階層――企業家、金融家、投資人、電腦大亨、公司經理和商業巨頭――會要求更大的政治參與和法治【，同時也會要求立法和預算上的發言權。政府將被迫在一定程度上給予言論、集會、出版的自由和宗教信仰、創作、藝術表達及地方選舉的自由】。通過靜悄悄的和平演變【改爲"改革"】，一種中國式的、有節制的民主政體將應運而生。如果它是某種類似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學者和政治家們所追求的那種政體――中西文化精華的結合，完全現代化同時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一定會爲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
我的疑問是，這樣的删改法，果真得到了原著版權持有人牛津大學出版社同意了麽？徐中約教授已于2005年去世，簡體字版標注他審訂，這種删改歪曲難道都經過他的審訂？假如作者審訂的只是未加删改的香港版，你怎麽可以在這種面目全非的版本上說經過作者審訂？據今年3月2日《新華日報》報道，本譯本"榮獲第四届'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國家圖書館居然如此鼓勵這種肢解閹割式的譯本（報道說"文津獎評審委員會對中譯本給予了充分肯定"），還有沒有最基本的學術精神與文化立場？
一國兩版
賀衛方
旅美歷史學家徐中約先生的經典著作《中國近代史》終于被翻譯成中文，幷且在香港和大陸分別出版繁體字版和簡體字版（計秋楓、朱慶葆譯，茅家琦、錢乘旦校，徐中約審訂。繁體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簡體版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我在多年前搜集林則徐翻譯國際法相關資料時，曾拜讀過徐先生關于近代中外關係史的大作，看到《中國近代史》出版，譯校者足够專業，而且又是作者親自審訂，就毫不猶豫地掏出六十餘元買了一本。
回來後翻閱，看到書前有出版者署名的一篇"出版前言"，其中說"作者浸淫西方學術多年，其理論立場、觀點、思想傾向及批評標準與我們不盡相同。經版權所有者授權，我們對本書的一些內容進行了適當而審慎的編輯處理，其不妥之處還請讀者見諒。"于是就對比了一下不同版本。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本來的四十二章，居然遭到大砍大殺，只剩下二十九章。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十年"之後，就直接進入到"中國重入國際社會"，中間近三十年的歷史完全删除殆盡！
整章連片地砍殺之外，還有不間斷的字句删改。下面是作者全書最後一節"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的一部分，我用紅色字標出删改的部分，可以看出這種所謂"適當而審慎的編輯處理"到了這怎樣令人震驚的程度。
如果中國經濟按年增長率8%的速度持續下去，到2020年它的經濟力量可能變成世界第一。在政治上，中國政府正在尋求用一種結合的哲學取代行將朽木的共産主義意識形態【改爲"一種統合的哲學"】。這種哲學看起來應類似一種包含著傳統儒學、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少許反映歷史上王朝觀念的"大中華主義"】所組成的混合體。與此同時，爲了保持經濟勢頭的强勁，政府積極推進市場經濟體制，【幷實施那種新型買辦式的、以利潤爲中心的准資本主義】。對于不能盈利的國有企業，政府將出售給私人股東；爲鼓勵個人購買住房，政府通過抵押貸款予以資助。軍事上的投入也一直在穩步【合理】進行，使中國在國際政治中不失爲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國共産黨已經從一個革命組織變成了執政的政黨。它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提高民衆生活水平，幷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它不再宣揚自己是"無産階級的先鋒隊"，也不再推崇第三世界的立場，而是渴望將中國提升到第一世界的前列。的確，追求財富、權勢和國際尊敬，已經取代了對馬克思主義烏托邦的理念。】
【經由十五届黨代會（1997年9月）和全國人大（1998年3月）所選定的党和政府領導人，大部分都是年紀更輕、教育程度更高的都市化的技術官僚。前四位領導人：國家主席江澤民、副主席胡錦濤、總理朱熔基、人大委員長李鵬，都是大學畢業的工程師，他們將毫不猶豫地在二十一世紀將中國帶入科學和資訊新時代。
黨對人們生活的控制已大大放鬆，但依舊戒心十足地保持著它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任何异議都是不允許的。一些异見人士在經過了長期刑罰以後以"保外就醫"的理由驅逐到國外；宗教迫害依然存在。】
民衆對此有何看法？【他們對缺乏政治自由感到遺憾，但還是接受了這是爲換取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的代價。他們覺得生活總的來說要比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任何一段時期都自由得多。】他們有了選擇工作、夥伴和居住的自由，可以購買汽車、旅行，生活水平確實得到大大提高。在過去，許多休閑享受被禁止，現在則聽憑自便。他們普遍持有樂觀的看法，認爲自己的國家注定要起飛，明天的生活會更美好。他們渴望像其他文明國家居民那樣生活。由于政府不再負責畢業分配，大學畢業生面對著恩更多的經濟上選擇。【他們變得更加實際，忙于謀劃自己的事業，夢想著賺錢或者出國深造。他們沒有時間爲政治原因去參加游行和示威。】
人民憎惡任何社會大動亂，【例如文化大革命，】或導致社會和經濟的大混亂的秩序破壞，就像共産黨垮臺【改爲"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所出現的那樣。他們【不主張在中國以暴力推翻共産主義體制，但】主張內部【和平】變革，使它能更清醒、更敏銳地應付時代的挑戰。通過【微小】進步的積累過程，一個更自由【改爲"美好"】的政治制度最終一定會出現。他們希望中國融入到世界主流之中。
他們對香港回歸、中國成爲區域强國，以及到2020年將成爲令人刮目相看的世界强國而感到驕傲。他們贊成與臺灣和平統一，但不要設時間表。他們相信時間會站在他們一邊，最終這兩者會變爲一體。
中國社會已變得越來越富裕，尤其是在大城市、沿海地區和南方。【領導層將會越來越多地感受到來自】日趨文明的社會裏那些新生中産階級【改爲"層"】的壓力。新的富裕階層――企業家、金融家、投資人、電腦大亨、公司經理和商業巨頭――會要求更大的政治參與和法治【，同時也會要求立法和預算上的發言權。政府將被迫在一定程度上給予言論、集會、出版的自由和宗教信仰、創作、藝術表達及地方選舉的自由】。通過靜悄悄的和平演變【改爲"改革"】，一種中國式的、有節制的民主政體將應運而生。如果它是某種類似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學者和政治家們所追求的那種政體――中西文化精華的結合，完全現代化同時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它一定會爲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
我的疑問是，這樣的删改法，果真得到了原著版權持有人牛津大學出版社同意了麽？徐中約教授已于2005年去世，簡體字版標注他審訂，這種删改歪曲難道都經過他的審訂？假如作者審訂的只是未加删改的香港版，你怎麽可以在這種面目全非的版本上說經過作者審訂？據今年3月2日《新華日報》報道，本譯本"榮獲第四届'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國家圖書館居然如此鼓勵這種肢解閹割式的譯本（報道說"文津獎評審委員會對中譯本給予了充分肯定"），還有沒有最基本的學術精神與文化立場？
爲了他老人家能够放心的“吞雲吐霧”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21606
爲了他老人家能够放心的"吞雲吐霧"
內容摘要 : 他們像地下工作者一樣遵守党的紀律，保守秘密，對自己做的事情始終保持沉默，他們的婚嫁對象也要經過組織的嚴格考察，他們的子女從未進過南長街80號的這扇大門，他們不能接打一個電話。沒有人知道他們的默默奉獻。
四川什邡種烟歷史近200年，以質地優良的什邡烟葉爲原料製成的什邡雪茄，被譽爲世界三大名牌雪茄之一。什邡捲烟廠于1918年創辦，從50年代末期開始，賀龍元帥抽的雪茄烟，就是該廠工人范國榮等人卷制的。
由什邡烟廠給中央領導生産特供烟，便是由賀龍元帥提議，經中央辦公廳和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研究以後决定下來的。1964年秋季的一天，什邡捲烟廠的黨委書記通知幾個技術好的師傅："明天休息一天。到倉庫裏帶些最好的烟葉，帶上洗漱用品，不用帶鋪蓋卷，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務。"
當天入選的成員是劉宗貴、薑躍秀、黃炳福、范國榮4位師傅，都是政治合格、技術過硬、經驗豐富的老師傅。一開始，他們也不知道此行是幹什麽，到成都後才知道是要給賀龍造烟。他們在成都待了4個月左右，每天工作8個小時，每人每天要生産100至200支雪茄烟。
終于忙完了，4名師傅又返回什邡捲烟廠。不久，廠裏的黨委書記通知他們："毛主席平常抽的是紙烟，現在犯了咳嗽病，賀龍元帥建議毛主席抽雪茄。毛主席試過之後感覺不錯。現在，咱們廠開始給毛主席製作雪茄。"
生産特供烟是一個新課題，爲確保落實好這項政治任務，什邡捲烟廠專門設立了特供烟捲制組。特供烟捲制組設在廠長辦公的小院內。經過技術攻關，什 邡捲烟廠一共研製出了35個配方，在樣品試製成功之後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號成爲選定産品，毛澤東選定的是2號烟，屬于味道比較淡、有食指 那麽粗的中號雪茄，而賀龍吸的是33號烟，味道非常濃。不久廠方接到通知，按中央首長選定的1、2、13、33號進行生産。
爲毛澤東特製雪茄烟，對製作技術的要求特別嚴格：首先在選料上，"特供"嚴于"出口"。要選上好的烟葉，先進行粗加工：去烟梗；爲了增加濕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後用特級花茶漂，此環節中的具體操作，要根據天氣的不同而變化。之後是晾曬、卷制，最後放在烘箱裏烘乾，10支1包，裝進烟盒， 要派專人送到北京。
做雪茄不但味道要好，對烟灰的要求也相當高，烟灰大致有3種：麻灰色、黑灰色、白色。好的雪茄烟，烟灰不但雪白，落到地上還要保持完整的烟的形狀。爲了鑒定是否"接火、灰白、香足、味濃"，每支烟要剪下尖部點燃品嘗。卷特供烟的師傅最多時僅4人，難以應付，廠領導有空兒時也來吸，曾發生過吸至暈 倒要吃生米急救的事。後來，用土制工具代替人吸。繼而又采用草灰水浸泡以解决灰白問題，才解决了這一難題。特供烟全用手工卷制，單人日産僅爲20至30 支。包裝用白盒，編號封條，由專人送到成都軍區政治部，一月一次。
特供烟組的工人一天做多少支，上級過問不嚴，但一旦發生質量問題，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有一次，幾支燃不著的烟被國家衛生部封條蓋章退回來，按照 烟上的次號，很快查出是誰做的，幷立即將其撤出特供烟組。另一次，國務院開會，中央領導人正抽著，烟頭彈出火花，將臺布燒了一洞。電話立即打到成都軍區， 軍區派員到廠查訪，檢驗的結果是烟芯太細和外皮筋未鏟平。廠裏針對這兩點改進工藝，類似情况再未發生。
對于什邡捲烟廠來說，給党和國家領導人造烟，當然是安全最重要，爲此，廠裏專門安排了兩個房間，成立了生産小組。這兩個房間的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圍拉著鋼絲網。進屋以後，特製的烟放在一個上鎖的大鐵櫃子裏，鐵櫃子裏還有一個上鎖的小櫃子。逢年過節放假的時候，門窗要貼上封條。有一次，放假結束，師傅們來上班，把門上的封條拆了，進門開燈。手在門口墻上一摸，燈繩沒有了。向廠裏彙報後，縣公安局來人了，成都軍區也立刻派人過來了。封條、門鎖完 好，可燈繩沒了，是怎麽回事呢？經過反復檢查，才發現燈繩被老鼠叼走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送京的特供烟停止使用，爲了確保毛澤東吸食雪茄烟的安全，中央辦公廳决定將卷制組舉遷北京。
在毛澤東停吸什邡雪茄烟期間，爲解决他的抽烟問題，中央辦公廳和北京市委的領導多次討論，最後决定派北京的烟草技工到什邡"取經"。1971年末，中央辦公廳的孟景雲、北京烟廠的孫正興兩名幹部以及從烟廠抽來的兩名老工人一同前往四川。在什邡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中，北京的兩位"老學生"潜心學習著四川師傅的每一點手藝。可是20天過去了，他們終究不得不說"實在學不會"。中央辦公廳和北京市委再次召開討論會，會上有人提議：請四川師傅來京做烟。
于是，孟景雲等再次南下，在什邡烟廠經過嚴格政審，幷征得本人同意，選中黃炳福、薑躍秀、劉宗貴、范國榮等幾位廠裏技術高超的骨幹。1972年3月，這幾位四川師傅舉家遷至首都北京。
基于特製烟生産場地既要方便，又要安全，生産小組放弃了在人員衆多的北京烟廠"落戶"的打算，而選擇了僻靜的南長街80號。舉世聞名的南長街 81號中南海對面的這座內外套雙層四合院，原是匈牙利大使居住的地方。關于生産小組的管理，1971年11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房管局、公安局、計委以及烟廠的有關領導開會，宣布由中央警衛團的危德純負責小組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公安局的柏寶英負責小組的安全保衛工作。小組還有從北京烟廠選來的兩位輔導工，一名 1939年入黨的炊事員及兩名鍋爐工。會議向小組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質量、保數量。
黃炳福等人一到南長街80號，內外院已裝修一新，幷已决定將原爲生活區的內院改作生産區用。由于南北氣候、水質存在著差异，生産前要先做實驗。 黃炳福在烟廠期間一直從事高級雪茄配方工作，他們根據毛澤東的吸食習慣和身體狀况，在13號雪茄烟的基礎上，通過對上千種中草藥篩選和極爲特殊的工藝處理，經過幾個月的反復試驗，終于研製出專供毛澤東個人吸用的特供2號雪茄烟。當時，毛澤東常在頤年堂點上一支特製的雪茄烟接見外賓和組織會議，所以，特供2號雪茄烟取名爲"頤年世紀"。
給這樣一個新産生的小單位定什麽名稱，當時頗費了一番思索。基于不搞對外牌號、便于內部稱呼聯絡等因素，生産小組對外叫"360信箱"（小組的通訊地址），對內則稱"132"。直觀地說，這個名字只是兩種烟的型號，即13號和2號。
在這個專門制烟的屋子裏，共有13個職工。除了從什邡捲烟廠調來的3個人，還有經過精心挑選的1個保安、1個厨師、1個開車的司機、2個鍋爐工、1個支部書記，外帶4個學徒。該小組在近6年的生産中只卷過13號和2號這兩種型號的雪茄烟。2號烟特供毛澤東，13號烟供給李先念等其他領導人。因此，更確切地講，"132"應被寫作"13•2"。
"13•2"工作由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生産原料仍由四川供，輔助材料在當地購買，特供烟月産15至20條。內部紀律十分嚴格，不能向外打電 話，外出要請假，回來要彙報，不准會客。作息和學習制度也過硬，早上6點20分起床，冬天掃雪，夏天擦灰，晚上9點半睡覺。8小時工作制，上、下午各做一 次工間操。每天用90分鐘學毛著、學《反杜林論》。每周一次黨員會，一次民主生活會，用"老三篇"對照檢查自己。
"文革"給"132"小組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他們像地下工作者一樣遵守党的紀律，保守秘密，對自己做的事情始終保持沉默，他們的婚嫁對象也要經過組織的嚴格考察，他們的子女從未進過南長街80號的這扇大門，他們不能接打一個電話。沒有人知道他們的默默奉獻。
毛澤東于1976年9月逝世後，特供烟的生産幷沒有停止。爲了外事的需要，北京捲烟廠一直承擔著這一特殊任務。80年代初，北京捲烟廠與中南海警衛局商談商標注册事宜，隨著注册的成功，北京捲烟廠將當時爲毛澤東主席提供的捲烟起名爲"中南海"，特供烟也"舊貌換新顔"。商標在圖案設計上保持了中國的傳統藝術風格，以大紅底色幷輔以金色，表現了中華民族喜慶、吉利的特點。特別是以毛澤東親筆書寫的"中南海"3字作爲商標更是中國古老文化的精髓，采用考究的紅色銅版紙印製的中南海烟標，使人聯想起那段火紅的歷史。十三大、十四大、亞運會、國慶45周年慶典以及招待外賓等場合，特製紅"中南海"都是專用烟。
來源：《今晚報》
爲了他老人家能够放心的"吞雲吐霧"
內容摘要 : 他們像地下工作者一樣遵守党的紀律，保守秘密，對自己做的事情始終保持沉默，他們的婚嫁對象也要經過組織的嚴格考察，他們的子女從未進過南長街80號的這扇大門，他們不能接打一個電話。沒有人知道他們的默默奉獻。
四川什邡種烟歷史近200年，以質地優良的什邡烟葉爲原料製成的什邡雪茄，被譽爲世界三大名牌雪茄之一。什邡捲烟廠于1918年創辦，從50年代末期開始，賀龍元帥抽的雪茄烟，就是該廠工人范國榮等人卷制的。
由什邡烟廠給中央領導生産特供烟，便是由賀龍元帥提議，經中央辦公廳和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研究以後决定下來的。1964年秋季的一天，什邡捲烟廠的黨委書記通知幾個技術好的師傅："明天休息一天。到倉庫裏帶些最好的烟葉，帶上洗漱用品，不用帶鋪蓋卷，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務。"
當天入選的成員是劉宗貴、薑躍秀、黃炳福、范國榮4位師傅，都是政治合格、技術過硬、經驗豐富的老師傅。一開始，他們也不知道此行是幹什麽，到成都後才知道是要給賀龍造烟。他們在成都待了4個月左右，每天工作8個小時，每人每天要生産100至200支雪茄烟。
終于忙完了，4名師傅又返回什邡捲烟廠。不久，廠裏的黨委書記通知他們："毛主席平常抽的是紙烟，現在犯了咳嗽病，賀龍元帥建議毛主席抽雪茄。毛主席試過之後感覺不錯。現在，咱們廠開始給毛主席製作雪茄。"
生産特供烟是一個新課題，爲確保落實好這項政治任務，什邡捲烟廠專門設立了特供烟捲制組。特供烟捲制組設在廠長辦公的小院內。經過技術攻關，什 邡捲烟廠一共研製出了35個配方，在樣品試製成功之後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號成爲選定産品，毛澤東選定的是2號烟，屬于味道比較淡、有食指 那麽粗的中號雪茄，而賀龍吸的是33號烟，味道非常濃。不久廠方接到通知，按中央首長選定的1、2、13、33號進行生産。
爲毛澤東特製雪茄烟，對製作技術的要求特別嚴格：首先在選料上，"特供"嚴于"出口"。要選上好的烟葉，先進行粗加工：去烟梗；爲了增加濕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後用特級花茶漂，此環節中的具體操作，要根據天氣的不同而變化。之後是晾曬、卷制，最後放在烘箱裏烘乾，10支1包，裝進烟盒， 要派專人送到北京。
做雪茄不但味道要好，對烟灰的要求也相當高，烟灰大致有3種：麻灰色、黑灰色、白色。好的雪茄烟，烟灰不但雪白，落到地上還要保持完整的烟的形狀。爲了鑒定是否"接火、灰白、香足、味濃"，每支烟要剪下尖部點燃品嘗。卷特供烟的師傅最多時僅4人，難以應付，廠領導有空兒時也來吸，曾發生過吸至暈 倒要吃生米急救的事。後來，用土制工具代替人吸。繼而又采用草灰水浸泡以解决灰白問題，才解决了這一難題。特供烟全用手工卷制，單人日産僅爲20至30 支。包裝用白盒，編號封條，由專人送到成都軍區政治部，一月一次。
特供烟組的工人一天做多少支，上級過問不嚴，但一旦發生質量問題，定要查個水落石出。有一次，幾支燃不著的烟被國家衛生部封條蓋章退回來，按照 烟上的次號，很快查出是誰做的，幷立即將其撤出特供烟組。另一次，國務院開會，中央領導人正抽著，烟頭彈出火花，將臺布燒了一洞。電話立即打到成都軍區， 軍區派員到廠查訪，檢驗的結果是烟芯太細和外皮筋未鏟平。廠裏針對這兩點改進工藝，類似情况再未發生。
對于什邡捲烟廠來說，給党和國家領導人造烟，當然是安全最重要，爲此，廠裏專門安排了兩個房間，成立了生産小組。這兩個房間的安全措施非常到位，周圍拉著鋼絲網。進屋以後，特製的烟放在一個上鎖的大鐵櫃子裏，鐵櫃子裏還有一個上鎖的小櫃子。逢年過節放假的時候，門窗要貼上封條。有一次，放假結束，師傅們來上班，把門上的封條拆了，進門開燈。手在門口墻上一摸，燈繩沒有了。向廠裏彙報後，縣公安局來人了，成都軍區也立刻派人過來了。封條、門鎖完 好，可燈繩沒了，是怎麽回事呢？經過反復檢查，才發現燈繩被老鼠叼走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送京的特供烟停止使用，爲了確保毛澤東吸食雪茄烟的安全，中央辦公廳决定將卷制組舉遷北京。
在毛澤東停吸什邡雪茄烟期間，爲解决他的抽烟問題，中央辦公廳和北京市委的領導多次討論，最後决定派北京的烟草技工到什邡"取經"。1971年末，中央辦公廳的孟景雲、北京烟廠的孫正興兩名幹部以及從烟廠抽來的兩名老工人一同前往四川。在什邡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中，北京的兩位"老學生"潜心學習著四川師傅的每一點手藝。可是20天過去了，他們終究不得不說"實在學不會"。中央辦公廳和北京市委再次召開討論會，會上有人提議：請四川師傅來京做烟。
于是，孟景雲等再次南下，在什邡烟廠經過嚴格政審，幷征得本人同意，選中黃炳福、薑躍秀、劉宗貴、范國榮等幾位廠裏技術高超的骨幹。1972年3月，這幾位四川師傅舉家遷至首都北京。
基于特製烟生産場地既要方便，又要安全，生産小組放弃了在人員衆多的北京烟廠"落戶"的打算，而選擇了僻靜的南長街80號。舉世聞名的南長街 81號中南海對面的這座內外套雙層四合院，原是匈牙利大使居住的地方。關于生産小組的管理，1971年11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房管局、公安局、計委以及烟廠的有關領導開會，宣布由中央警衛團的危德純負責小組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公安局的柏寶英負責小組的安全保衛工作。小組還有從北京烟廠選來的兩位輔導工，一名 1939年入黨的炊事員及兩名鍋爐工。會議向小組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質量、保數量。
黃炳福等人一到南長街80號，內外院已裝修一新，幷已决定將原爲生活區的內院改作生産區用。由于南北氣候、水質存在著差异，生産前要先做實驗。 黃炳福在烟廠期間一直從事高級雪茄配方工作，他們根據毛澤東的吸食習慣和身體狀况，在13號雪茄烟的基礎上，通過對上千種中草藥篩選和極爲特殊的工藝處理，經過幾個月的反復試驗，終于研製出專供毛澤東個人吸用的特供2號雪茄烟。當時，毛澤東常在頤年堂點上一支特製的雪茄烟接見外賓和組織會議，所以，特供2號雪茄烟取名爲"頤年世紀"。
給這樣一個新産生的小單位定什麽名稱，當時頗費了一番思索。基于不搞對外牌號、便于內部稱呼聯絡等因素，生産小組對外叫"360信箱"（小組的通訊地址），對內則稱"132"。直觀地說，這個名字只是兩種烟的型號，即13號和2號。
在這個專門制烟的屋子裏，共有13個職工。除了從什邡捲烟廠調來的3個人，還有經過精心挑選的1個保安、1個厨師、1個開車的司機、2個鍋爐工、1個支部書記，外帶4個學徒。該小組在近6年的生産中只卷過13號和2號這兩種型號的雪茄烟。2號烟特供毛澤東，13號烟供給李先念等其他領導人。因此，更確切地講，"132"應被寫作"13•2"。
"13•2"工作由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生産原料仍由四川供，輔助材料在當地購買，特供烟月産15至20條。內部紀律十分嚴格，不能向外打電 話，外出要請假，回來要彙報，不准會客。作息和學習制度也過硬，早上6點20分起床，冬天掃雪，夏天擦灰，晚上9點半睡覺。8小時工作制，上、下午各做一 次工間操。每天用90分鐘學毛著、學《反杜林論》。每周一次黨員會，一次民主生活會，用"老三篇"對照檢查自己。
"文革"給"132"小組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他們像地下工作者一樣遵守党的紀律，保守秘密，對自己做的事情始終保持沉默，他們的婚嫁對象也要經過組織的嚴格考察，他們的子女從未進過南長街80號的這扇大門，他們不能接打一個電話。沒有人知道他們的默默奉獻。
毛澤東于1976年9月逝世後，特供烟的生産幷沒有停止。爲了外事的需要，北京捲烟廠一直承擔著這一特殊任務。80年代初，北京捲烟廠與中南海警衛局商談商標注册事宜，隨著注册的成功，北京捲烟廠將當時爲毛澤東主席提供的捲烟起名爲"中南海"，特供烟也"舊貌換新顔"。商標在圖案設計上保持了中國的傳統藝術風格，以大紅底色幷輔以金色，表現了中華民族喜慶、吉利的特點。特別是以毛澤東親筆書寫的"中南海"3字作爲商標更是中國古老文化的精髓，采用考究的紅色銅版紙印製的中南海烟標，使人聯想起那段火紅的歷史。十三大、十四大、亞運會、國慶45周年慶典以及招待外賓等場合，特製紅"中南海"都是專用烟。
來源：《今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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