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了當年“七七憲章”的成員（崔衛平）

轉自http://www.cuiweiping.net/blogs/cuiweiping/archives/133494.aspx

見到了當年“七七憲章”的成員

崔衛平

聽說安排裏有與當年“七七憲章”成員的見面，心中便十分喜悅。在《無權者的權力》一文中，哈維爾曾經這樣介紹“七七憲章”的成員們：這些人實際上是一些科學家、社會學家、詩人或者工人，擁有他們自己的思想邏輯及他們自己的工作和行爲；而在簽章上簽名，只是做自己覺得應該做的事情而已。他們幷非是一些專業的牢 騷客。事實上他們往往在成了“持异議者”很長時間之後，才發覺自己已經成了這樣的人。即便如此，他們也不是立志要成爲這樣的人，就算他們將一天二十四個小 時全部花費在這項事業上面，這也不是一種職業，而毋寧說是一種存在的態度。這種態度就是要活得真誠磊落，生活在真實中。同樣，他們也是一群有六情七欲的 人，他們只是說出了其他人不能說和不敢說的話而已。

這樣一種人，他們即使不去簽名，也有自己的許多工作要做；同樣，即使簽完名之後，也幷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工作和創造的狀態，除非情况進一步惡化，使得他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以及有人一再干擾他們，不允許他們回到自己的軌道。簡言之，他們是一些在人格上和工作上都十分獨立的人們，他們有自己的事情好做，對周圍環境有自己的獨立判斷，對于民族的現狀與未來擁有道德感和責任感。因此，他們是一些對于權力沒有欲望的人們，他們熱愛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這就從根本上 區別于傳統上的所謂“職業革命家”，後者不僅在于他們的目標僅僅是爲了奪取政權，也在于除了從事日常生活之外的“革命”之外，他們就不知道有什麽其他的事 情可以做，不習慣也沒有能力從事任何別樣工作，這種人是最容易對于權力上癮的。他們對于權力沒有免疫力，最終走上了一條與自己的初衷正好相反的道路。

這樣一種“英雄讀本”，與此前接觸到的完全不一樣，當然內心裏也十分認同和贊賞。

3月14日下午，電影節再度安排觀看中國導演黃文海的紀錄片《我們》，那天到場的約有200人，你不能不佩服布拉格觀衆的熱情，這樣一部記錄當下中國政治語境的影片，即便在中國觀衆眼裏，也會顯得有些沉悶，他們居然安靜地坐著從頭看到尾。當燈光亮起，主持人宣布現在開始討論，馬上有一位美麗的老太太站起來說，對于影片中反復討論的所有問題，尤其是那些場面，她感到十分親切，因爲這也是她們當年同樣 經歷的。她座位的周圍還有一些老人，我憑嗅覺就知道他們來了，儘管電影節事先幷沒有確切告訴我們“七七憲章”的成員們也會來觀看電影。

影片的放映地點其實是民族劇院，見面安排在其中的一個小劇場，我們三人，他們一共六人。美麗的老太太果然在其中，她的眼角與嘴角彎彎向上翹著，始終像是在微 笑。在她旁邊坐著一位先生，看上去十分眼熟，心裏想著那也許是伊萬•克裏瑪，但是比較以前看過的照片，面前的這位顯得秀氣多了，後來證實果然是他。1997年試譯出版的他的那本隨筆集《布拉格精神》，其中描繪不事誇張不失分寸的這個城市的精神，令人神往不已。他曾說布拉格作家由哈謝克與卡夫卡兩個傳統構成，按此來劃分，那麽他應該算是更加接近卡夫卡冷隽內向的傳統。幾年前中國一下子出版了他的五本小說。

後來美麗老太太給了我一張名片，才得知她與克裏瑪先生是一對夫婦。其餘還有兩位同樣美麗的老太太，坐在那裏頭部和腰板挺得筆直，衣著花色典雅而浪漫。另兩位先生顯得更加蒼老凝重，有一位駝背得厲害。我們雙雙坐在那裏，未等開口，便能够感到有一種能量在互相之間傳遞，那是天然的理解、默契、信任、友善，我甚至 感到老人們慈祥中有一種愛憐在內，仿佛眼睜睜看到年輕一輩掉在泥溝裏又無能爲力。看年齡，他們應該在七十歲左右或者更加年長。

首先是美麗的克裏瑪太太問候中國朋友，幷說中國是一個大國，這樣一個大國，能够向捷克這樣的小國學習，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馬上就有坐在她身邊的另一位漂亮太太說，在民主和自由的問題上，不分大國小國。然後他們分別向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一、你們這些簽名者互相之間認識不認識？二，你們現在的處境如何，簽了名之後怎麽樣？三、我們是因爲道德的原因而簽名，而你們爲什麽要簽名呢？答曰，就第一批303人來說，幷不全都認識，但是其中至少有幾十個互相之間是好朋友。至于第二個問題和第三個問題，我們就各人的情况，分別做了回答。

然後是徐友漁先生發問，他一口氣提了兩個非常困難的問題：一、爭取民主的過程那樣漫長，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成員內部之間互相“內鬥”的情况？二、你們在實現自己的目標之後，會不會有失落感？根據許多地方的經驗，一些爭取民主自由的人，當自由民主實現之後，感到無事可做。徐先生的表達應該比我這裏轉述的要複雜得多，乃至令我們的翻譯婭娜一下子感到語塞。這樣的問題，對于這位年輕姑娘來說，不僅是沒有思想準備，也許完全沒有聽說過，我自己也多少覺得有些突 兀。此時有人提醒友漁，最好他自己用英文將這兩個問題再復述一遍，以便對方回答。友漁應該至少重複了後一個問題。

因爲交流産生的障礙，對方的回答也不是那麽響亮。對于“內鬥”的問題，答曰，不是完全沒有，但是不嚴重、不重要，因爲他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對于“失落”的 問題，基本上是否定的，即認爲即使民主勝利之後，他們也幷不因此而感到自己從此變得無用，這幷不構成問題。友漁對這樣的答復感到不甚滿意，他始終認爲對他 的問題的翻譯是不得要領的，但他也認爲這樣的問題，是根據中國的情况而提出的。

我本人傾向于儘管存在交流的問題，但是這樣的回答，幷不超出我的理解和想像。我曾經講述過在波蘭米奇尼克這樣的知識分子，在團結工會內部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防止瓦文薩過度掌握權力，但是捷克的情况不一樣。缺少權力欲望是他們共同的特點。第一眼見到哈維爾的直接印象是——這是一個生性弱弱的人，隨時準備從不 得不扮演的角色當中逃離，又仿佛同時穿著一件緊身衣，將自己深深隱藏在裏面，他裏面的那個自我迄今完好無損。其實當面的那個問題是這樣提出來的：即使您當完總統，但是從您身上仍然看不出來您曾經大權在握。那麽，什麽是您一生中貫穿始終的東西？您是怎樣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他的回答是“冒險性”，“冒險性”即“開拓性”，我很能理解這位曾經的劇作家對于因循守舊、成規陋習的反感。

至于“失落感”的問題，我也可以提供旁證。就是這位伊萬•克裏瑪先生在一次訪談中特地回答了這個問題：89年之後，沒有了對立面，他是否感覺寫作不是那麽來勁？克裏瑪先生回答道，不是那樣的，正是89年之後，他寫的比從前快多了，産量高多了。他幷沒有感到自由帶來失重，而認定取消審查制度對于作家的想像力來說，肯定是一件好東西。

接著我開始向這些前輩們發問，當年他們每一個人簽署“七七憲章”時，正在做什麽？他們稱“每個人的情况不一樣。”于是請他們一一介紹。第一位是伊萬•克裏瑪 先生，他是一位小說家，簽名之後去了美國，一年之後回來丟掉了工作，加入了體力勞動者的行列，第二位是他的美麗太太，當時是記者，簽完名之後丟掉飯碗，開始自己做心理咨詢，目前這位太太還在做這項工作。第三位說話的太太也是從事心理工作的，第四位是家庭婦女，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誰，氣質俱佳，暗花的大披肩令 她風度翩翩。第五位、第六位都是神職人員，簽完名之後一位失去了工作，另外一位仍然當牧師但是他的孩子因此受連累，而沒有能够升上大學。

我又繼續問道，那麽你們這些人在89年天鵝絨革命之後，有補償嗎？答曰分兩種情况：凡是那些坐了牢的，得到一定的補償，而沒有坐牢而丟掉工作的，則沒有補償。徐友漁這時候接著問道：那些人爲什麽不去申請補償呢？衆人笑了起來，沒有具體回答。

這時候莫少平律師提出那個轉型社會最爲尖銳的問題：對于當時那些身居高位而進行政治迫害的人們，有沒有對他們繩之以法？回答是基本上沒有，只是處理了幾個警察。順便地說，這件事情在1991年哈維爾在與米奇尼克的談話中是這樣解釋的：“我們不能打開無法無天的復仇和迫害之門。……關鍵是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我們必須采取一種文化的、文明的立場而不是逃避過去。我們必須正視我們的過去，給它們命名，作出結論和實行正義。但是我們必須誠懇地去做，有節制和得當，寬宏大量和富有想像力。如果是面對懺悔和表達悔恨，必須有寬恕的空間。”

後來我聽說了這樣一件事情。當年有一個自由歐洲電臺（許多在國內不能發表的東西，都在這個電臺廣播）的播音員，後來發現其實是一名秘密警察，當時給判了四年徒刑，不知爲什麽沒有服刑。但是前兩年，此人因爲經濟的問題，真正被抓進牢裏。

我繼而又問，那麽，事情過去許多年了，從你們現在的角度，是不是對于當年如此寬宏大量的做法有所遺憾或者後悔呢？馬上有人答道：good question!（好問題！）而他們最終的回答則是猶豫的，乃至我現在想不起來他們的準確回答。能够從中體會到的是，他們對于當年的做法，不是沒有反省和重新考慮。我曾經見到一位當過七七憲章發言人的牧師，他認爲他們當年如此寬鬆的解决方法不一定很好。

最後我又問了一個問題，你們最終有多少人跟著哈維爾進了總統府？他們一開始顯得不理解這個問題，于是又將問題重複了一遍。答曰，在近兩千的簽名人士中，只有二十位進了城堡，其餘各幹各的，比如克裏瑪先生繼續寫他的小說。沒有任何其他特殊待遇。第二天我在伊萬•克裏瑪先生的家中，克裏瑪夫人特地向我講起憲章運 動中除了那些知識分子，還有一些自願擔當打字員的女性，這些人籍籍無名，但是同樣遭到迫害，對于她們的任何補償也沒有，現在她們年事已高生活在布拉格，有 些甚至面臨經濟困難。對于這些默默無聞的人們，是應該特別要記取的。

面對這些像鄰居伯伯阿姨一樣的長輩，覺得非常溫暖親切。在七七憲章之前，他們是普通人，做著自己的事情；簽完名乃至遭受迫害之後，他們還是普通人，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任何了不起；直至歷史最終朝著他們希望的方向實現了，他們更加是普通人，沒有參加任何權力的分配，繼續他們默默無聞的生活。

過了兩天之後，我們又見到一位當年的憲章人士，他講了哈維爾當年的一則軼事。秘密警察當然很關心這些憲章人士在搞什麽活動。爲了破壞這些人士互相之間人與人的聯繫，警察把這些人家中的電話大多給撤了，但是唯獨沒有撤掉哈維爾先生。因爲哈維爾先生堅持認爲自己的一切行動，都是符合當時捷克法律的，都是光明正大的，所以不怕別人知道什麽，實際上也沒有任何秘密活動。警察留此一人的意思很顯然，希望從哈維爾先生家的電話中得知什麽他們正在尋找的東西。當然任何人都 不希望別人在監視自己的言行，哪怕它們都是光明磊落的。于是大家能够想出的辦法是，如果朋友們要聚會談什麽事情，幷不事先告訴哈維爾先生，而是去他家直接將他帶走。如此說來，此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哈維爾先生，他被朋友帶走也十分像被警察帶走，因爲都是去一個不知道終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