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易富賢）

博主按：此文邏輯硬傷很多——甚至無法忍受讀完——之所以轉載，實因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觀點，而且文中數據也值得參考，如果屬實的話。

轉自http://www.weekmag.info/html/4472.htm

歷史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

易富賢 2008-11-18

　　——中國人口問題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

　　1、問題的提出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後來流傳甚廣的文章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意思是1959年毛澤東 “錯批”了馬寅初，從而導致“誤增”了三億人口。舉國上下爲此“嚴重失誤”痛心疾首。在此背景下，經過先期試點，中國于1980年全面推行獨生子女政策。從此之後，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因于“人口過多”。

　　“人口問題是個筐，什麽都可以往裏裝”！在一般人眼裏，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人多爲患。

　　近年電力短缺、糧食短缺，人們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但其實真正原因是1998年以後的幾年間電力投資銳减和糧食政策失誤。

　　現在就業壓力大，人們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其實人口决定消費，消費决定生産，生産决定就業。减少人口减少消費，哪里還有就業機會？巴西面積相當于美國的91%，自然資源豐富，氣候良好，人口只相當于美國的60%，但巴西生活水平比美國差多了，失業率是美國的2倍多。生活水平比中國好不了多少，綜合國力還不如中國。因此中國目前的失業率幷不是因爲人口過多，而是由于産業結構改變，减少人口幷不能降低失業率。

　　很大程度是因爲1979年以來的教育失誤，教育投入之少世所罕見，全世界190多個國家中有170多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但我國却沒有（名義上有），近年高校又盲目擴招，導致大學生和低素質人找不到工作，技術工人却奇缺，結構性民工荒已經開始。

　　春運期間火車擁擠，人們將之歸因于人口過多，其實真實原因是中國人均擁有鐵路才5．5厘米，不及一支過濾嘴香烟長，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後，幷且世界上有幾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西部與東部之間世界之最的巨大人員流動，而且集中在春節前後一兩周這樣短的期間？

　　中國近年城市環境污染嚴重，人們也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其實任何國家在工程化過程中隨著農村人口大量進城，都曾出現過城市環境污染，幷且中國環境污染更主要的原因是粗放型的發展模式，是中國成爲世界工廠的後果（意味著中國現在的環境污染部分是發達國家轉嫁過來的）。即便如此，近年來中國森林面積在持續增長，沙化土地開始减少。

　　有人認爲，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人口過剩，1980年才不得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是對毛澤東錯誤的人口政策的“補救”，要是沒有毛澤東的鼓勵生育也就沒有後面的計劃生育了。

　　總之，人們認爲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因爲毛澤東沒有采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反而鼓勵生育造成的，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的話，中國生活水平早就趕上美國了，也沒有就業壓力，沒有環境污染了。

　　中國人口問題真的是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的嗎？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控制人口會怎麽樣？接下來筆者將從多個方面探討中國人口問題的來龍去脉。

　　2、人口迷霧的透視器——以人爲本的HDI發展觀

　　中國人口問題迷霧（“人工”成分比較多）重重，也正是因爲有迷霧，一切社會問題都被或有意或無意地往這個迷霧裏推。人口問題成了一切問題的遮羞布，“人口過多”的迷霧掩蓋了無數失誤。透視這個迷霧既有利于還原歷史，更有利于展望將來。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大量偶然現象背後，往往隱藏著必然規律。其實社會學也可以借鑒醫學的思維。醫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找出與疾病正相關或者負相關的症狀或體液指標，據此來診斷疾病、預測疾病的預後，相關係數越高，診斷越準確。生育率降低是“疾病”，但這個疾病可以用幷發的“症狀”來診斷。既然生育率隨著社會發展程度的提高而降低，那麽就可以用反映社會發展的指標來診斷生育率。筆者比較了聯合國公布的多項社會發展的指標，發現多項指標都與生育率負相關，但只有人類發展指數（HDI）與生育率的相關性最强，相關係數高達-0.916，是診斷生育率的最好指標。

　　首先簡要介紹一下人類發展指數：

　　長期以來，國民生産總值（GDP）是反映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有些政治家將人均GDP的提高作爲政績的唯一指標。盲目追求人均GDP必然導致粗放型的發展模式：粗放式地利用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粗放式地污染環境，忽略人的本身發展（比如捨不得在教育和科研等方面投資）。這種粗放型“以物爲本 ”的發展觀已經嚴重透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潜力，已經威脅到社會的和諧穩定。

　　對于西方國家本身來說，由于過度注重“物”，而不是注重“人”，生育率不斷下降，人口本身的再生産都面臨危機，這表明近代西方文明主導的“以物爲本”的發展觀已經陷入危機。

　　由于注意到“以物爲本”的GDP發展觀的缺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等人開始積極倡導一種“以人爲本”式的發展觀，幷于1990年發起了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系列書籍的寫作和出版，以倡導和推行這種新的人類發展觀。這一系列的報告在新的高度上重新提出了古代思想家如亞裏士多德等人的以“人”爲發展的中心的思想，提出了經濟發展爲人的全面進步服務的主張。根據這種新的發展觀，人類發展就是拓展人的選擇的過程，其中最爲重要的是長壽而健康、接受教育、享受到體面的生活，其它的選擇包括政治自由、有保障的人權和自尊等等。Amartya Sen說：“人類發展戰略是以人爲中心的發展戰略，人類發展體現了以商品爲中心戰略的發展向以人爲中心戰略的發展的轉變。發展的政策目標應當是增强人們的能力滿足需求，而不只是GDP增長。”[1] 這種“以人爲本” 的新型發展觀近年來已經爲我國政府所采納。

　　從食古不化到食洋不化，經過近百年的痛苦實踐到現在回歸古代哲人的“以人爲本”、“和諧社會”，表明中國式的道路探索已取得可喜的進展。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自1990年以來，每年發布《人類發展報告》，其中一個關鍵指標是人類發展指數（HDI），該指數由反映人類生活質量的三大要素指標（出生時預期壽命、受教育程度、實際人均GDP）合成一個複合指數，通常作爲衡量人類發展的綜合尺度。HDI的三個方面的指標：一是指人均收入，通常是指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國際美元值，反映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可資利用的物質財富的多少；二是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以反映衛生發展狀况；三是總入學率和識字率，以反映教育發展水平[2].

　　由于人類發展層次多元化， HDI 將人類發展僅區分爲三個維度，似乎太簡化了。但 UNDP 認爲在發展過程中，這三個範疇對人類而言是最必要的和最基礎的，如果這些基本範疇無法獲得良好的發展，其它的發展層次必然無法達到或沒有意義。UNDP 經由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分析後指出， HDI 的三個成分近乎等權重的綫性組合解釋了88%的一般化變异數，大大强化了 HDI 在此議題上的客觀代表性[3].

　　聯合國根據不同的發展水平將世界各國分爲三類：一是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0.5之間；二是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51～0.80之間；三是高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81～1.0之間。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資料[4]，筆者比較了聯合國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和地區的HDI（2003年）和 TFR（2000-2005年），發現HDI越高，TFR越低，二者直綫負相關，相關係數高達-0.916.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生育率都非常高。比如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HDI在0.9以上，但平均總和生育率不到1.5；布隆迪、尼日爾、塞拉利昂等非洲國家的HDI在0.3左右，平均總和生育率在 7.0左右。也大概就是民間所說的“越窮越生”（但越生不一定越窮，而是“有子窮不久，無子富不長”）。

　　雖然總體來說，HDI越高TFR越低，但是由于區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別，在同等HDI的情况下，TFR幷不完全一致。

　　表3.1不同類型國家的HDI（2003年）和TFR（2000-2005年）

　　資料來源：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5年公布的2003年人類發展報告[4]

　　幾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中華文化圈國家和地區（韓國、香港、臺灣、泰國、越南等）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在一個國家內部，華人生育率比其他民族低）；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但原蘇聯國家中的穆斯林國家除外）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高；穆斯林國家的生育率遠遠比其他國家高。後行國家達到相同的HDI時候，生育率要比先行國家當年要低。比如日本生育率只有1.29，臺灣、韓國不到1.2，香港只有0.9；而歐美主要大國中，美國生育率有2.1，法國1.9，英國1.7.

　　筆者根據聯合國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和地區的以購買力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國際美元值（2003年）和 TFR（2000-2005）繪製相關圖。發現人均GDP確實與TFR負相關，但相關係數只有-0.656 （即使$5000以內區域相關性比較好，相關係數也只有-0.74），相關程度不高；而HDI與TFR的相關係數高達-0.916，相關程度極高。可見用人均GDP研究人口遠沒有用HDI可靠。

　　3、社會發展水平决定了解放初中國的高生育率

　　中國人口在停滯了一百多年後，于1949年後再次快速增長，由1949年的5.4億增加到1959年的6.6億，1970年的8.25 億，1976年的9.33億，再到1980年的9.87億。一些人産生了恐慌心理，驚呼中國已人滿爲患了，幷不假思索將人口問題歸到毛澤東身上，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廣爲流傳。中國大陸人口由1950年的5.52億增加到1980年的9.87億，增加1.79倍；與此同時中國臺灣地區的人口 798萬增加到1785萬，增加2.24倍，大陸怪毛澤東，那麽臺灣怪誰？1950年中國人口爲5.52億，全球25.2億，中國占全球的 21.9%，1980年中國人口爲9.87億，全球44億，中國人口占全球的22.4%.說明中國人口增長與全球同步，中國怪毛澤東，那麽全球怪誰？

　　上文已經提到人類發展指數與生育率高度負相關。縱向來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隨著HDI的提高，進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 0.51-0.8）行列後，都經歷過從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轉化（從“窗口期”進入S形頂端）。HDI 0.5是個分水嶺，低于0.5的國家，生育率都在5、6左右，而HDI超過0.5之後，生育率都將快速下降。就像感冒，有高度規律性，只要沒有嚴重幷發症，沒有必要特殊治療，不用藥七天好，用藥也是七天好。巫師、庸醫往往利用這個規律，貪天之功，將感冒的痊愈歸功于自己的水平。

　　中國的HDI在1950年才0.159（印度0.16），經過25年的努力，在1975年HDI達到0.525（相當于美國1880年左右的水平、印度1992年的水平）。就是說中國在1970年之前屬于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在這個發展層次的國家都是6.0以上的高生育率。而1970年之後，中國已經步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即使不實行計劃生育，生育率也會急劇下降的。

　　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是憑减少人口提高HDI的。美國HDI從1870年的0.467（中國1960年代水平）增加到1913年的 0.733（中國2001年的水平），花了43年；日本HDI從1870年的0.160（相當于中國1950年水平）升高到1950年的0.607（中國 1987年水平），花了80年。

　　4、中國人口“過剩”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嗎？

　　新中國成立之際，美國艾奇遜暗示，中國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糧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才有出路。艾奇遜的這些言論在當時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中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毛澤東針對艾奇遜的觀點，針鋒相對地指出：“革命的發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緣故麽？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麽？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麽？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麽？”、“中國人口衆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産”、“革命加生産即能解决吃飯問題”、“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産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迹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衆多、物産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1980年代，毛澤東的上述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爭論，被一些人認爲是毛澤東主張人口越多越好、鼓勵生育的主要根據。

　　其實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只是爲了消除艾奇遜言論的負面影響，幷不表示真的鼓勵生育。同樣，針對核威脅，毛澤東也說過“不怕死人”的話。說什麽幷不表示做什麽，要看當時說的目的。

　　幷且毛澤東否定中國人口過剩的觀點本身幷沒有錯。三聯書店在2000年出版了《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作者爲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之子李中清。在這本書中，作者用詳盡的數據和嚴謹的分析，證明了中國在過去的三百年間，即使在清朝後期，也根本沒有過“人口過剩”。馬爾薩斯的中國人口觀完全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極度無知的基礎上。

　　18世紀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中國婦女平均只生育6個孩子，說明中國婦女現實極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有人將中國人口問題歸因于毛澤東時期鼓勵生育政策。其實中國只在1953年之前鼓勵過生育（戰後大多數國家都這樣）。但1950年到1953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這幾年分別爲5.81，5.7，6.47，6.05），與1949年之前沒有差別，也與當時的韓國、越南、泰國、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國臺灣沒有差別（這些國家和地區當時的生育率都在6.0左右）。難道這些國家和地區也鼓勵生育了？可見中國當時鼓勵生育成效不大（因爲當時本身就接近極限生育水平，再鼓勵也沒有用；何况當時也沒有明確鼓勵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張）。在1971年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之前，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與印度、韓國、越南、泰國、巴西相比仍然沒有明顯差別。1971年，以國務院批轉衛生部、商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爲標志，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1973年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面開始，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中國生育率從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與現在印度差不多）。

　　可見中國人口“問題”幷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

　　此外，醫學條件也不允許中國在1950年代就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當時中國連避孕套都不能生産，絕大多數婦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只有頂級醫院能做人工流産手術，總不能將育齡婦女都置于生命危險之中吧？總不能將生下來的孩子都掐死吧？在1970年代中國醫學條件才開始成熟，避孕措施才有條件普及，才能比較安全地實行計劃生育。要說毛澤東在人口問題有失誤的話，就是不應該在1973年全面實行計劃生育，雖然當時是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到他1976年去世，幷沒有少生多少孩子，但是爲1980年代的極端計劃生育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

　　即便當時中國沒有毛澤東，而是一個西方式的議會，馬寅初的提議既違反西式的“人權”法則，又違反中式傳統道德，有一絲一毫通過的可能嗎？所以將人口問題算在毛澤東身上加以譴責是十足的誣衊。

　　5、解放後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社會發展超前于經濟發展

　　既然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那麽爲什麽中國人口在解放後快速增長？

　　我們來分析一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三個指標。HDI主要用三個維度來評價人類發展：能否過一個長壽而健康的生活，是否接受很好的教育，是否擁有體面的生活水平。因此，這個指數不僅包括收入本身，而且包括預期壽命、入學率和識字率等其他指標。

　　毛澤東在人口方面幷沒有錯

　　建國初嬰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兒童死亡率都非常高。1949年以後，由于戰亂的結束，幷因爲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建設（袁隆平認爲70年代的農田水利建設是歷史上最好的）和建立農村醫療體制（經過2003年SARS的流行，中國政府重新認識到農村醫療體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痛，决定重新建立農村醫療體制），醫療衛生等方面得到長足的發展（中國的醫療衛生和教育當時在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死亡率（包括嬰幼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急劇下降，壽命顯著延長，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1981年的68歲（接近當時發達國家水平；印度當時只有54歲），再到現在的72 歲，而世界平均預期壽命只從1949年的47歲延長到1976年的58歲、現在的67歲，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延長明顯快于世界平均水平，這些足以說明當時中國的醫療體制的正確性。而印度預期壽命現在都還不到64歲。幷且中國的這種社會進步主要是在1979年之前所取得的。可見當時社會發展明顯超前于經濟發展。最近世界銀行仍然高度評價中國當時的醫療進步[5].

　　而根據聯合國發展署2005年的資料，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發展（醫療、教育等）明顯落後于經濟發展。中國在發展方面取得的顯著進步沒有使貧困人口受益，特別是沒有能够將創造的財富和提高的收入轉化爲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在廢除了公費合作醫療體制之後，中國７０％到８０％的農村家庭沒有醫療保險，這方面的缺失導致了嬰兒的不必要死亡。在1970年代中國預期壽命比韓國長0.6歲，現在則比韓國短5.4歲。1981年以來中國預期壽命只延長了4歲，而印度則延長了10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王慧炯在評述聯合國報告時表示，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發展很快，衛生醫療却是倒退的。

　　雖然中國婦女生育率與越南、泰國、巴西、印度等地區沒有明顯差別，相對于中國本國1949年前也沒有明顯變化，但由于死亡率降低、壽命延長，人口快速增加，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5億增加到1970年的8.5億、1980年的10億。換句話說，1949年後中國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爲 “死的太少”（尤其是嬰幼兒死亡率大爲降低），而不是“生的太多”。

　　一定要將現在的人口壓力歸因于毛澤東的話，那只能怪他將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降低太多了、將壽命增加得太多了。如果中國沒有建立起赤脚醫生制度，中國的嬰幼兒死亡率與印度、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的話，那麽現在在世的各位相當部分可能早在嬰幼兒時期就夭折了。

　　其實毛澤東時代的那種將社會發展超前于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提高教育和醫療水平，降低嬰幼兒死亡率等），是不利于當時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爲要將嬰兒撫養成人需要付出撫養成本和教育成本，“十年育樹，百年育人”，這些投入需要20年才能轉化爲經濟力。對當時的困難，熬一熬也就過來了，從民族長遠利益來看，那些投入是戰略投資。人口從來就是戰略資源，只是很多人視而不見。中國人均GDP比突尼斯等很多窮國還少，但中國領導人仍然能够得到國際社會尊重，出訪美國等國可以到一流大學演說，而非洲小國領導可以嗎？海外中國人仍然感到祖國的强大。誠如仲大軍先生所指出：“改革開放這麽多年來，中國與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麽？（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資源），實際上是人口，充沛的勞動力資源。就是仗著如此大量的勞動大軍，中國成了世界工廠，成了世界生産基地。一旦中國人口這一寶貴資源减少，影響的將不僅是中國社會和中國經濟，而是整個全球經濟”。爲政者將這個優勢發揮到了極至，却說什麽人多是問題。可以說，現在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飯”，但現在的計劃生育却是“斷子孫的根”。

　　有人說國際社會譴責中國計劃生育是爲了增加中國人口，好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其實西方國家都希望人民幣升值，希望中國政府提高工人工資。人民幣升值、工人工資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超過一定程度後，中國還有什麽可與國際社會競爭？中國還有多少企業能够挺過去？企業挺不住，意味著更多的失業！

　　6、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會怎麽樣？

　　1949年中國人口5.5億，解放後中國人口迅速增長，1953年，中國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總計601，938，035人，估計每年要增加1，200萬人到1，300萬人，增殖率爲千分之二十。歷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變成社會問題了。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論”，他說：“中國人口這樣發展下去，十年後有八億一千萬，五十年後多少？嚇死人！二十六億一千九百萬”，他提出“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的主張。雖然他一直說他的“新人口論”有別于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于1798年發表的《人口論》，但事實上仍然不過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變種。1959年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批判。

　　1979年夏天，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審閱有關馬寅初的材料時，含著眼泪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于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共産黨應該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筆者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因爲胡耀邦以親民著稱，能够爲在紋革中被整倒的高幹和知識分子平反，能够制定給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難道對數億生命竟然如此漠視？

　　稍後《光明日報》發表了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一文，指出1959年“錯批”馬寅初導致“誤增”三億人口。中國人口1959年6.6億，1979年9.709億。就是說依照馬寅初的理論到1979年中國人口只能在6.7億左右，這意味著中國人口在壽命大幅度延長的情况下零增長。“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從此廣爲流傳。

　　馬寅初老先生關注的是人口數量和增長率而不是人口結構，是通過减少新生人口來降低人口總量，實現人口的零增長，他主張每對夫婦只生育兩個孩子。筆者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他那個時候提倡的生育兩個與現在生育兩個意義完全不一樣，建國初嬰兒死亡率爲20%（現在2.55%），孕産婦死亡率爲 1500/10萬（現在50.2/10萬），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25-30%（2003年2.99%），我國人民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增加到現在的72歲。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維持人口總量不增加，後面的計劃生育政策與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一脉相承的。事實上，除了馬寅初外，當時主張計劃生育的還有劭力子，劭力子見到人家生了一個孩子後，就說：不要再生了。馬老先生提出的生2個，在當時是錯誤的（當時高嬰幼兒死亡率、高孕産婦死亡率），在現在也是錯誤的（現在至少有12.5%的不孕人口，幷且單身和丁克很多，只願意生一個的不少，總和生育率連1.7都難以達到）。

　　在馬寅初提出人口論的40年前孫中山擔憂亡國滅種，在馬寅初提出人口論的3年後中國人口還接近負增長。馬寅初隻看到1949年以來幾年的快速增長，就提出限制人口增長；而毛澤東却從歷史眼光看到中國自1800年以來人口增加緩慢（中華民族占全球比例自從1800年以來下降一半），而沒有立即限制人口增長（幷且當時國際形勢不容樂觀，誰也難以斷言今後沒有戰爭）。

　　第4次和第5次人口普查數據均顯示1959年到1979年共出生4.57億人口，按照光明日報的說法，不批馬寅初的話，人口會少增加三億，就是說要是依照馬寅初的觀點，其中3億是不應該出生的。換句話說，2005年26到46歲之間人口應該爲1.57億而不是現在的4.57億（65%的人口不應該出生）。這3億人口大都已經結婚，1959年左右出生的婦女生育高峰在1984年左右，統計局資料顯示1984年總和生育率爲2.35；而1979年左右出生的婦女除了少部分沒有生育外，大多數都已經生育，平均生育率可能還不到1.3.粗略假定這個群體平均生育率爲1994年水平（當時總和生育率爲 1.56），就是說假設這3億人口中的1.5億婦女平均每人已經生育1.56個孩子，那麽共有2.34億孩子。這些所謂“誤增”的三億人加上他們已經出生的子女總共5.34億人口，雖然只占中國2005年底總人口的41%，但却占了中國46歲以下（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1959年以後出生人口共9.3億）人口的57%，他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和可持續發展的潜力。

　　多出的這3億青壯年人口，都是各部門各行業的主力！這意味著現在的勞動骨幹有一大半本來是不應該出生到這個世界上的。沒有這三億年輕勞動人口，現在中國怎麽發展？經濟實力還能排世界第四？沒有這“多出的”3億及其2億多子女，中國確實達到某些人宣稱的“理想人口”7億多的水平，但2005年60 歲以上人口同樣有1.45億（都是1945年以前出生的），比例高達18.1%！現在國家只承擔城市人口中四千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幷且由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農民通過廉價勞動力支持國家基礎建設，幷且是義務兵的主要來源，要是沒有2.5億農民工所創造的財富，政府財政就無法運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于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沒有這“誤增”的三億青壯年勞動人口，老年人怎麽活？總理怎麽當？中國今後怎麽持續發展？現在（2007年）48歲以下的人在嘮叨“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時，可曾想到要是當年沒批馬寅初的話，你們中的一大半都是不可能出生的。想到這裏，背後冷颼颼的，毛骨悚然！說嚴重點，馬寅初的理論與馬爾薩斯理論一樣是反人類的。我不清楚當年批馬寅初的具體動機是什麽，但不論如何是歪打正著。不批馬寅初人口論，天理不容！

　　减少這三億人口真的能讓中國富强嗎？城市化和工業化是歷史趨勢。减少這三億人口以後，中國人口總數仍然不少（到現在還會有近8億），還是不能像中東那樣靠出賣原始資源致富（俄羅斯人口稀少、資源豐富，幷且人口從1992年以來就不斷减少，但也沒有靠出賣資源而發財），還得靠廉價勞動力起家進行原始積累，比如前些年的基礎設施和重工業建設。城市化和工業化就會滯後，就業率不一定比現在高，經濟就無法起飛，整體國力肯定是大幅度下降的。沒有這三億青壯年勞動人口，中國就沒有勞動力優勢，外國企業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涌向中國。就算人均勞動力收入會有所增加，但與現在一樣多的老年人需要贍養，實際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現在高。人均養老比增加，意味著有相當部分勞動力時間需要花費在侍候老人方面，創造財富的時間大爲减少。

　　有人因爲現在的農民工收入不高，就以爲他們創造的財富不多。事實上農民工的超低工資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致。但作爲國家，農民工創造的全部財富都是計算進了GDP的。沒有那些農民工，現在的“富人”不會富，國家也不會富。

　　在1959年采納馬寅初理論後，即使到1979年後也一直依照馬寅初的生育2個的理論，那麽考慮到至少15%的不孕、單身、丁克等不育人口（其實光不孕家庭就占12.5%，幷且正不斷上升），不考慮嬰幼兒和孕産婦死亡情况，那麽生育率也只能在1.7.這1.57億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人口中有婦女7700萬，生育孩子1.3億。以婦女平均生育年齡爲25歲計算，那麽1954年到1958年出生的婦女生孩子也在1979年之後，這個年齡段婦女4363萬，以1.7的生育率計算，生育7418萬個孩子。就是說以馬寅初的理論，從1979年到2004年只能出生2.05億孩子。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從1979年到2000年出生4.239億，加上國家統計局顯示的2001年到2004年這幾年出生的五千萬左右，共出生4.8億左右，比馬寅初理論要求的2.05億多出2.75億。2005年初有13億人口，扣去這2.75億，也扣除1959年到1979年多出生的3億，等于7.25億，就是說按照馬寅初的2胎理論，中國2005年初只能有7.25億人口，確實是接近零增長。那麽2005年中國60歲和65歲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別爲20%和14% （目前實際分別只有11%和7.8%），65歲以上老年人比例高于美國目前的12% （美國的養老金制度已經建立70多年），相當于日本（現在爲15%）1996年水平（日本在1996年的時候人均GDP爲38555美元）。

　　上面是粗測馬寅初理論的後果，我們再分幾種情况細測馬寅初理論的後果。依照馬寅初的理論，每對夫婦生育只能生育兩個孩子，就是說政策生育率爲 2.0.光明日報的文章聲稱推行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從1959年到1979年會少生３億，可能是考慮到當時的高嬰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兒童死亡率。有人會說，即使有嬰兒、兒童死亡，但還可以再生（其實生育時間是有限的，補生幷不一定成功）。那麽我們就分幾種情况分析馬寅初人口論的後果：

　　1、假設光明日報的說法是對的，將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億按比例减少三億後，1980年後仍然繼續馬寅初的“只允許生育2胎 ”（每個婦女最多只生育2個孩子）的政策，不生育人口（不育不孕症、單身、丁克）在1980年到2000年以10%計算，2000年以後以15%計算（現在光是不育不孕症人群比例就高達12.5%；但1980年代發病率要低一些，幷且1980年代丁克思想還沒有流行）。

　　2、假設光明日報的說法是對的，將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億按比例减少三億後，1980年停止計劃生育，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兩個孩子（由于有單身、丁克，幷且一些隻願意生育1個孩子，就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個孩子，另外一些人生育4、5個孩子）。關于這個方案需要說明：如果從1959 年到1979年實行馬寅初的計劃生育方案，生育觀念已經不可逆地改變了很多（比如中國1980年代開始的嚴厲計劃生育，使得生育觀念在1990年代就發生質的變化；越南1988年開始計劃生育，生育觀念幾年後就發生質的變化），生育願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撫養比又顯著增加，生育願望就更加下降，1980年停止計劃生育的話，即使1980年代生育率還可能稍微高于2.0，但1990年之後需要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能使得生育率保持在2.0.

　　3、1959年後一直允許生育2胎，不考慮嬰、幼兒和孕産婦死亡情况，不生育人口1959年到1979年以5%計算（當時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只有2%左右，但仍然有單身），1980年到2000年以10%計算，2000年以後以15%計算。

　　4、在“誤增3億”和“獨生子女政策”後，現在開始停止計劃生育，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兩個孩子（在目前的生育意願下，需要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行）。

　　說明：生育婦女結構模擬1986年的偏正態人口結構，未知人口的出生性別比以105：100計算。根據馬寅初理論，第1個方案是最悲觀的方案（到1979年扎扎實實少生3億），第3個方案是最樂觀的方案（到1979年只少生2.2億），最有可能的情况介于第1個方案和第3個方案之間。另外，還要考慮到馬寅初時代的中國政治現實：那個時候農村也是集體經濟，在政策壓力下很少有超生（就像現在城市人不敢超生一樣；1973年開始計劃生育，允許生育兩三個，全國總和生育率在1979年就只有2.75，1980年只有2.2了）。

　　1959年之後的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人口總數預測

　　沒有這3億“誤增”出來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國現在確實達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的7-8億人口，但這7-8億却是老年化的8億，是不可持續發展的7-8億（能够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經很低了，幷且生育意願很低）。

　　19世紀初中國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接近40%，在20世紀初降低到25%左右，現在降低到20%.要是當年依照馬寅初的理論，現在中國人口只有不到8億，只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世界人口到2050年却仍然會增加到90億，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將急劇下降到不足8%.泱泱大民族就這樣淪落爲小民族了。

　　計生委資料顯示[6]：200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1.45億，65歲以上老年人1.01億，分別是1945和1940年以前出生的；2015年的1.35億65歲以上老人、2.13億60歲以上老人是在1950年之前出生的，與毛澤東沒有關係；2024年的1.95億左右的65歲以上老人、2.9億60歲以上老人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與毛是否采納馬寅初的理論控制人口沒有關係。同理，2045年及以前的65歲以上老人都是 1980年以前出生的，不受1980年代開始的極端計劃生育所影響，筆者在《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麽樣？》一章分析了沒有1980年代開始的極端計劃生育會怎麽樣。

　　要想證明馬寅初理論是正確的，就得說明如何養這麽多老年人。事實是按照馬寅初的理論根本養不了這些老年人。

　　2024年及以前的65歲以上老人都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與當時是否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沒有關係，不同的方案雖不能改變老年人數目，但却通過改變總人口數目而决定了今後的老年人比例。

　　即使在1979年之前依照馬寅初理論控制人口，而在1980年之後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到2024年也不會達到8億，如何養活超過25% 的65歲以上老年人？即使退休年齡延遲到75歲（一大半人到死都拿不到退休金），社會也無法運轉。由于持續的低生育意願和低生育率，人口結構一步步老化，經濟規模和人口數量在全球的份額也一步步下降。

　　目前是9個勞動年齡人口（18-64歲）對應一個老年人口，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于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依照馬寅初理論，到2024年是2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怎麽養老？

　　馬寅初人口論錯就錯在在戰後壽命延長的情况下謀求人口零增長。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和現在的72歲，在這種情况下人口零增長意味著什麽？等壽命平穩下來後人口結構會是什麽樣？

　　人們往往後悔沒有做某事，其實更應該慶幸幸虧沒有做某事。

　　1959年後不同生育方案下一個65歲及以上老人對應的勞動人口（18-64歲）數

　　任何一個命題都是靠歷史鑒定的。打個比喻，一個工廠要長期存在和持續發展，就必須老中青三結合。師傅教徒弟時，要費心費時，甚至影響師傅的工作效率。要是只考慮當年的生産的話，就根本沒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慮企業的長期發展，必須不斷吸收新的力量。否則人才結構會斷代，那時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經驗的師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訓練才能真正成材）。

　　計劃生育一方面省一筆費用（養育小孩的費用），另一方面母親减少養育小孩的誤工時間，理論上、表面上用這個時間工作可以增加社會財富，也就是人口學界所謂的“人口紅利”。但是相對于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來說，計劃生育其實幷沒有爲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任何貢獻，却透支了今後可持續發展的潜力。現在計生委用目前的“人口紅利”來“檢驗”計劃生育政策，說計劃生育是何等的“正確”。十年育樹，百年育人，人口問題本身是慢性問題，等真正的檢驗官 “時間”來到的時候，計劃生育的决策者和計生委官員已經享受完榮譽和利益後在另外一個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本身就會有就業壓力（這個壓力不是人口本身，而是社會發展模式的轉變所固有的，歐洲、美國都曾經歷過這段時間），計劃生育使得中國婦女勞動參入率罕見地高，大大加重了就業壓力、增加離婚率。經濟學認爲，養育3個孩子的花費只是1個孩子的1.6倍，這還不計算精力上面的節省。另一方面，却因爲“獨柴難燒、獨子難教”，花了高額費用後往往難以得到預期的教育效果。獨生子女政策搞了20多年了，少生了20多年的孩子，我們來看看：

　　孩子少了，上學應該更容易了吧，應該真正實施免費義務教育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工作應該更好找了吧，收入應該更多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 醫療應該更有保障了吧，看病住院不用擔心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住房壓力應該更小了吧，人人有其屋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環境美化得更好了吧，污染應該沒有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父母壓力小了吧，大家應該都小康了吧？沒有！

　　再來看看

　　孩子少了，學費更高了。

　　孩子少了，房子更貴了。

　　孩子少了，醫療更享受不了了。

　　孩子少了，環境更破壞了。

　　指望計劃生育减少人口來提高生活水平、發展經濟，搞這種全世界僅有的大試驗純粹扯淡！

　　北宋政治家和史學家司馬光在寫給他兒子司馬康的一封家書《訓儉示康》中，提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著名論斷。隨著經濟的發展，心理撫養能力反而是下降的，總撫養比是不斷降低的，生育願望是不斷降低的，這也是發達國家不要小孩、家庭越來越小的原因之一。計劃生育暫時地使中國由儉入奢，人爲地增加社會培養成本。經濟越發達，養育小孩的相對成本越高，計劃生育使中國在低成本的時候限制對未來勞動力的培養，等今後高成本的時候中國又無力鼓勵生育小孩。

　　總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齡結構，生育率在2.1左右才能保證下一代相對這一代不會减少也不會增加。1971年前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有5.8左右（每個婦女平均生育5.8個孩子），2000年國家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金指標）顯示總和生育率只有1.22.5.8的生育率意味著我們這一代是上一代的 2.76倍；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計算，我們的下一代只是我們的58%.可以看出現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們的晚年又多麽凄慘。少壯不努力（生兩三個孩子），老大徒傷悲。

　　政府的職責是引導民衆發展經濟，儘量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要是通過編造人口過多的謊言，降低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當政府領導，明朝末年的張獻忠在四川就當過一次，他就是通過殺人來减少人口、利用已有財富。客觀上中國的人口已經很多了，不可能像切蛋糕一樣把現有的13 億在保持年齡結構不變的情况降下來，應該從這個客觀事實出發，找出提高生活水平的辦法（無論是人均土地還是人均耕地，中國都不比日本、韓國和歐洲很多國家少）。要是中國不算“地大物博”，還有幾個國家算“地大物博”？

　　中國以前“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人口衆多”的宣傳本身就是一種自信的表現；但後面爲了實行計劃生育，却不惜隱瞞數據，灌輸“人均不足”觀念。要是連人口資源都不善于利用，對其他資源肯定也是粗放式利用。我國的資源利用效率遠遠低于國際水平，也低于印度、泰國等發展中國家水平。以這種粗放利用資源的方式，人口减少一半都不够。用“人口過多”來掩蓋這種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實在不值得！計生委在宣傳“計劃生育的偉大貢獻”的時候，讓人聞到了“焚琴煮鶴 ”的味道。

　　凡事皆有個度，過猶不及。1979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只稍微高于世代更替水平，通過發展經濟就完全可以在短期內將生育率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毛澤東的人口政策和經濟發展已經將高生育率這條“蛇”打死，1980年代根本沒有必要實行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198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是打“死蛇 ”。少出生1.3億（最悲觀估計也不超過2.2億）人口，大大加重了今後的老年化。

　　作爲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當時提出那個可以導致亡國的“新人口論” 從學術討論上來說幷不爲過，但馬寅初在接受了計劃生育先驅者的榮譽的時候，就注定了要爲這個事情承擔歷史的責任。歷史和現實表明，馬寅初的所謂的人口理論是錯誤的，以馬寅初理論和宋健的“人口控制論”爲依據的1980年代以後的嚴厲/極端計劃生育政策更是荒謬絕倫。以减少新生人口爲標志的獨生子女政策是作爲基本國策出現的，决策者竟然把通過降低新生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爲基本國策！即使是窮瘋了，也不能幹斷子絕孫的事情。以急劇壓縮人口規模、催生畸形人口結構爲代價提高生活水平，和過把癮就死沒什麽區別。一票否决制否决的是民族的未來。强制結扎其實就是結扎中華民族的持續發展。

　　毛澤東的直覺勝過馬寅初的學問！馬寅初作爲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徵，我不知道具體原因，但要是僅僅因爲是在人口問題上用一個錯誤的理論與毛澤東爭執，那只能說明中國自由主義的淺薄。最近二十多年的宣傳也都同情馬寅初，却無視3億生命！

　　1980年左右多位學者提出中國最適人口爲7億，爲計劃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有學者甚至提出無嬰年的方案。現在李偉雄、李小平等人仍然堅持要將中國人口降低到5億、3億。計劃生育不就是民族自殺嗎？鼓勵個人自殺是犯罪，難道鼓勵民族自殺反而成了功臣（一大批學者步步高升）？

　　毛澤東在一些方面可能做得不好，但在人口、醫療、高科技發展、能源開發、民族工業建立等方面是沒有錯的，我們要一分爲二地看。要是在人口、醫療等方面反毛，只能說明反對者的淺薄。唐代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複哀後人也”。“後人複哀後人”，正好反映了中國歷史在變中保持不變的宿命。以人爲本、可持續發展才能終結這種宿命。

　　1959－1961年大躍進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既因天灾，也因人禍，但具體數目還有爭議。但1980年代以來的計劃生育却是减少了1.3億（最悲觀估計也不超過2.2億）人口，姑且不談這個。1980年之前中國出生性別比一直是正常的，但是現在公認的未來數千萬光棍意味著什麽？數千萬女嬰到哪里去了？這還只是被迫“自願”的。還有更多的强制墮胎手術，這些都已經是有生命了的！

　　馬寅初人口論無非就是照搬了一點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却被樹爲什麽偉大的英雄。對馬爾薩斯人口論，馬克思批判過；恩格斯批判過；孫中山批判過；毛澤東也批判過，但中國1980年代還是采納了馬爾薩斯理論控制人口。

　　馬寅初提出的“對只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加以獎勵，而對超過兩個孩子的父母要抽稅。”這一明顯帶有“行政命令”與“計劃經濟”色彩的建議，當時幷沒有被政府采納。很明顯這是1980年代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後，“獨生子女費”與“超生罰款”的理論依據。

　　有人說：馬寅初僅僅是一個學者，學者的理論是否會成爲國策，取决于决策者是否采納。如果采納了，由此産生的功勞是决策者的，過失也應當是决策者的；讓學者來負責，于法于理，都說不過去；學者的理論，只要不違反法律，就應當讓人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如果要求學者的理論一定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才能發表，那以後誰還敢說話？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僅僅是一家之言，過去批他，是政治環境和學術環境不正常的表現，現在，爲什麽又拿他當替罪羊？孔子認爲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譯文：君子憂患的事有三件；未曾聽說的事和知識怕不能聽到，要通過多種途徑聽到正確的觀點；聽到之後怕不能學到，要努力學到；學到之後怕不能做到，要想方設法做到）。學者正確意見，决策者不能裝聾作啞而不采納；學者的錯誤觀點，决策者不能不加辯白就一味采納。要是馬寅初的觀點是錯誤的，决策者不采納就是。既然决策者采納一個錯誤觀點，就應該由决策者負責，而不能由學者負責。

　　這些話確實有些道理，但决策者不是全才，對很多事情是外行，需要一些嚴謹的學者作參謀，需要一些正確的理論作指導。允許學者犯錯誤，但不等于縱容犯錯誤。涉及民族長遠利益的學術研究需要非常嚴謹，至少方向不能錯，但計劃生育的幾個理論連人口結構都沒有考慮，老年化都沒有考慮（就更沒有考慮改變全球民族構成的問題），能算嚴謹嗎？這些人能算人口學家嗎？都讓决策者承擔責任也不太公平，學者就沒有責任心了。學者不能光是想著憑藉理論步步高升，而不想到後果。計劃生育是專家誤國的典型！

　　筆者說的是批馬寅初人口論，不是批馬寅初本人。事實上，毛澤東也只批了馬的人口論，批馬寅初是在1959年，馬寅初于1960年自己到教育部提出口頭辭職。這個時候的馬寅初已經78歲了（哪個大學有80歲的校長？），後面一直仍留下一個全國政協常委的名義。馬寅初仍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比老帥日子還好過），1980年代實行極端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馬寅初擔任人口學會名譽會長，享年100歲。

　　國際上人口學都還屬于幼稚學科，遠沒有完善，比如聯合國對于人口預測就從來沒有準確過，說明人口學界缺乏新思維。中國在1980年代人口學起步時候將馬寅初搬上神龕，采納馬寅初、馬爾薩斯的觀點建立起中國的人口學科（宋健研究人口最早起源于對馬寅初的景仰；田雪原研究人口起源于爲馬寅初平反整理資料），導致中國人口學先天不足，一開始就走向了錯誤方向。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現在民族急性自殺的1.2-1.3的生育率，某些人口學者難辭其咎！

　　既然馬寅初作爲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象徵，不批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不澄清事實，就不會有爲人口政策伸張正義的那一天，人口政策就難以撥亂。

　　注釋：

　　1.劉志軍.論人類安全的理念淵源.國際問題論壇. 2005年夏季號.

　　2.胡鞍鋼， 熊義志.全面開發人力資源：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第一目標. “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强國” 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

　　3.吳隆杰. 我國人文發展指數的國際比較研究.中國可持續發展，2005，（1）：5-8.

　　4. 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

　　5.中國農村衛生――簡報系列. 世界銀行

　　6. 2001-2050年老年人口和老齡化程度預測.國家計生委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