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如何治理礦難的（南方報系）

轉自 http://www.infzm.com/content/25593

美國是如何治理礦難的

田雷 2009-03-18

如何從根本上杜絕礦難這樣的人間悲劇？進而言之，如何盡可能地控制現代社會中的工業事故？這不僅是當下中國所面臨的一道治理難題，也是每一個工業化國家必然經歷的轉型陣痛。《事故共和國》所記述的正是美國在遭遇工業事故危機時留下的一曲動人的法治故事。對于正受困于工業事故泥淖的中國來說，這本書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他山之石”。“工作，再工作，最後掙錢買下你的墓地”，這句美國工人曾經的口頭禪將我們拉回到20世紀初年的美國工廠：這裏沒有工傷保險，只有危險的工作環境；這裏沒有安全生産的設施，只有用漫長工作時間換取的一點微薄薪俸。自由勞動的契約理論遮蔽了勞資之間的天壤之別。如果你不願做好這份工，你身後還有無數夢想著在新世界追求自由的移民大軍。統計數據折射出其時工業生産的恐怖狀况。在賓夕法尼亞州東部的煤礦中，每年有6%的工人在礦山事故中喪生。而1907年西弗吉尼亞州的一次礦難更是奪去361名礦工的生命。

《事故共和國》的故事上起南北戰爭硝烟落幕，下至羅斯福新政帷幕初啓，包含了整個進步主義時代的制度努力。從原著中可以看到，建設一個安全的工業生産體制絕不是一蹴而就的社會工程。而維特教授在寫給中文讀者的序言中亦特別指出：“從賓夕法尼亞與西弗吉尼亞州深入地下的煤礦，到紐約市高樓內的紡織血汗工廠，從匹茲堡市的軋鋼廠，到布法羅市的鐵路，新的立法如要掃蕩美國工業世界的邊角縫隙，强大的制度能力是不可或缺的。”美國是這樣，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在任何一個國家，工業生産的安全規制都是現代社會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

近半個世紀的制度努力終于開花結果。美國的工業事故傷亡率在1910年前後出現拐點：“20世紀初，美國每年有23000名工人在工作中失去生命；而在今天，即便美國經濟有了質的飛躍，美國人口數量有了3倍的增幅，但美國工人的年度死亡數量却維持在5000人左右。”美國的經驗在于何處？維特教授提醒中文讀者留意的一句話正道出問題的癥結：“防止鐵路事故的最好方法就是將公司董事捆綁在每輛火車的車頭處。”要有效地降低現代工業體系的風險事故，關鍵在于讓最有能力預防事故的主體承擔起事故的成本。在複雜的現代工業場所內，工人個體只是機器大生産之流水綫上的一道工序。他們不再是作坊生産時代中控制生産過程的小業主，也無力充當防止事故發生的適格主體。經濟發展的成本不應該讓“殘疾的工人”或“貧困的寡婦”來擔負，而應該轉移給那些真正控制生産過程的工廠主和管理者。如果法律公正地分配現代工業活動附屬的事故成本，就可以塑造一種既有安全又無損效率的生産體制，一種勞資兩利的生産體制。在這一意義上，安全和效率幷不是魚和熊掌的取捨關係。如果法律將事故成本由勞方分配給資方，那麽對于資方而言，一種事故最小化的生産體制反而正是最有效率的機制。

正因此，美國事故法改革的努力是一個多面向的立體故事。“過度危險的工作條件拖累了生産，造成了高成本的勞工流失，降低了工人學習新技術的激勵。因此，美國故事中的參與者幷沒有局限于理想主義的改革者，還包括生意人和管理者，他們認識到，如果沒有工作安全領域內的效率，他們關于生産體制的效率夢想可以說是遙不可及。”在事故法改革的舞臺上，我們可以發現法律人的侵權法變革、工人的合作保險運動、工廠管理者的科學管理運動、改革政治家們的工人賠償立法。但是，如果我們不去糾纏于改革過程中的反復、挫敗和險阻，而是直接跳到故事的結尾處，上述的努力在政策試錯後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這就是建立起現代工業事故賠償體制。在工業事故發生後，工人及其家庭不再需要在法庭上證明雇主的過錯來獲得救濟，而是向工業委員會主張自己的工傷事實來獲取賠償。繁瑣的司法程序精簡爲輕便的行政程序。對于工傷案件中“殘疾的工人”或“貧窮的寡婦”來說，等米下鍋的處境讓他們無力支付高額的訴訟費用。只有一種開放、高效以及公正的救濟機制才對他們構成了“運送正義的方式”。

在維特的理論框架內，工業事故賠償體制的意義甚至已外溢出工業經濟領域。工業事故危機催生了美國現代社會政策的試驗期，工業事故法改革的試驗，奠定了現代國家建設的根基，塑造了現代社會政策的邏輯。20世紀初的大西洋兩岸都有著國家的契約隱喻：英國的梅因爵士將現代社會的發展比作“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美國的奴隸制辯論更是將自由勞動和自由契約推向神壇。社會結構建立在契約之上，國家的職能也只是“執行契約”。而事故法改革却開啓了一場“侵權吞幷契約”的反向運動，工業事故由此從工人與雇主間的兩造關係轉變爲工人與國家間的集體關係。

用羅斯福總統的話來說，現代國家變成了“巨型的互助合作組織”。正是工人賠償制度的建立，現代國家第一次走進了普通民衆的家庭。工業事故賠償“一頭連著美國普通的工人階級家庭，一頭連著美國的法律制度”。從1914年至1915年，在紐約州工人賠償委員會的第一個工作年度，委員會平均每天收到約 1000件的賠償請求，“在這中間，約有150件認定爲應予賠償。”爲了讓普通工人理解到現代國家的運作以及權利，委員會開展了“普法教育”，認爲“需要通過傳單、報紙，在車間內、在公共集會中，進行一場持久的教育運動”。賠償委員會的普法運動與事故受害者的權利主張構成了一種互動。正是在這一“潤物細無聲”的過程中，事故賠償體制奠定了現代共和國的制度基礎，疏導了美國現代社會政策的政策過程，改變了現代國家與普通公民之間的關係定位。

每當灾難降臨或悲劇發生，政治討論的話語就不再充斥著個人從自身出發的利益算計，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基于公共利益和社會命運的思辨。也是在這樣的“憲法時刻”，偉大的政治家借助人民之力將進步改革提上議事日程，經由人民手中的選票給改革帶來正當性的背書，那些反對改革的保守甚至反動勢力，則被碾在歷史的車輪之下。1911年3月，紐約市的三角工廠大火奪去146名年輕女工的鮮活生命。無良雇主以防盜爲名鎖住工場通道，女工們在密閉的工作場所內葬身火海，或爲避開火舌的侵蝕而在毫無生還可能的情况下由9層高樓縱身跳下。這場“改變美國的大火”開動了紐約州臃腫的政治機器，最終寫下了“新政的第一日”。

“多難興邦”！要翻開中國工業安全新政的新一頁，當然已經無需一次新的礦難事故。要塑造一個安全的工作場所，我們却必須寫下一個複式結構的故事，而串聯起這一結構的主綫也正是維特教授一再强調的：“安全的才是有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