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9f89b75e6c9f529f
調查：一個農民工家庭的經濟賬目
楊銀波
鄭萬賢、吳婉琴、鄭忠杰，一個來自四川省自貢市小鎮的普通農民工家庭。數十年以來，三人含辛茹苦、彼此扶助、相依爲伴，從自貢到貴陽、昆明、南寧、厦門、寧波、北京等地，再到廣東佛山打工，現暫住于佛山市南海區郊區。
鄭萬賢，１９５３年出生，系建築民工，工資沒準兒，有活幹的時候３０—３５元/天。吳婉琴，原籍貴州，１９５８年出生，因病暫停務工四年，做家務活，無任何收入。鄭忠杰，１９８０年出生，職業中專學校畢業，１７歲出社會，其後學會開車，目前在爲一家生意不錯的花生油廠送貨，工資加上獎金、外水，一個月的收入能維持在３８００元左右。
在南海區郊區的老鄉裏面，鄭萬賢一家是頗有些威望的。他們的伙食標準不亞于本地城市居民，也經常資助生活困難的老鄉，爲人正直、隨和、大方。由于結識一些本地朋友，他們連房租費都免了，許多人對此羡慕不已。然而，一個偶然的飯桌機遇，他們遇到了我。通過一番深入的調查，我見證了衆人羡慕之余的民工生存危機。吳婉琴記錄的家庭經濟賬目，是我發現這種危機的重要證據。
（一）巨大的支出
鄭萬賢一家２００４年的支出：
１月，生活費４６８•９元，煤氣費６０元，水電費５２元，醫療費５６６元，外用１６９•５元，共計１３１６•４元；
２月，生活費４５７•７元，煤氣費６０元，水電費３６元，醫療費３０４元，外用１０２元，共計９７７•７元；
３月，生活費５２１•６元，煤氣費６５元，水電費３１元，醫療費４７３•９元，外用１９００元，共計２９９１•５元；
４月，生活費８４１•２元，煤氣費１３７元，水電費３２•５元，醫療費４４５•５元，外用３５２•６元，共計１８０８•８元；
５月，生活費７１０元，煤氣費８２元，水電費４１元，醫療費６２０元，外用５５７•７元，共計２０１０•７元；
６月，生活費５５４•１元，煤氣費８０元，水電費４７•５元，醫療費５７７元，外用８８３•８元，共計２１４２•４元；
７月，生活費５４０元，煤氣費２１元，水電費３９•７元，醫療費２８９•５元，外用１２１２•９元，共計２１０３•１元；
８月，生活費５６８•７元，煤氣費８７元，水電費４６元，醫療費３９４•５元，外用２８４•１元，共計１３８０•３元；
９月，生活費７７８元，煤氣費９０元，水電費４４元，醫療費２４０元，外用３６７元，共計１５１９元；
１０月，生活費８８８•６元，煤氣費１０３元，水電費４４元，醫療費２７９元，外用７２４•６元，共計２０３９•２元；
１１月，生活費７３７元，煤氣費１０３元，水電費３７元，醫療費１４４•５元，外用９５１•９元，共計１９３６•４元；
１２月，生活費７２２•５元，煤氣費９８元，水電費３９元，醫療費２５７元，外用４５０•５元，共計１５６７元。
合計：生活費７８０６•３元，煤氣費９８６元，水電費４５２•７元（三項相加，總生活費爲９２４５元），醫療費４５９０•９元，外用７９５６•６元，共計２１７９２•５元。這裏的“醫療費”特指吳婉琴的醫療費。鄭萬賢、鄭忠杰的醫療費，計算在“生活費”之中。
鄭萬賢一家２００５年（截至６月９日）的支出：
１月，生活費５６１•７元，醫療費１９０元，外用４７８•３元，共計１２３０元；
２月，生活費７９４•１元，醫療費１２２元，外用６５７•５元，共計１５７３•６元；
３月，生活費６２０•８元，醫療費２２２元，外用３０７•７元，共計１１５０•５元；
４月，生活費６８９元，醫療費３０５•５元，外用１２９７•４元，共計２２９１•８元；
５月，生活費６７０元，醫療費９９５元，外用２７８•３元，共計１９４３•３元；
６月１日—６月９日，生活費２１１元，醫療費１７４•５元，外用７９０•５元，共計１１７６元；
合計：生活費３５４６•６元，醫療費２００９元，外用３８０９•７元，共計９３６５•３元。這裏的“生活費”包括“煤氣費”、“水電費”、“鄭萬賢、鄭忠杰的醫療費”在內。
在這兩筆合計支出（２１７９２•５元、９３６５•３元）之外，另有一筆特殊支出：資助費。鄭萬賢一家樂善好施，救濟窮人，無數小額費用的資助和人情客往，均沒有上帳，其它一些相對較大的賬目有：２００４年２月，資助貴州民工周宏生２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４月，資助四川民工秦海３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５月，資助重慶民工蒲元進３００元，資助貴州民工王昭華２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７月，資助四川民工肖玉蓮２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８月，借助鄭萬賢的六弟鄭希賢３０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借助四川民工曾慶良２５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資助貴州民工李新寶２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１月，資助鄭萬賢的侄女鄭佳慧６００元，資助河南民工王顧忠４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３月，借助吳婉琴的八弟吳江４０００元，資助吳婉琴的外侄兒吳曉東４５０元；２００５年４月，資助貴州民工劉培德２５０元；２００５年６月，資助重慶民工陳輝３００元。資助費共計：１３０５０元。
綜合以上所有費用計算，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１７•３個月），鄭萬賢一家的總支出爲：４４２０７•８元，即２５５５•３元/月，８５•２元/日。
（二）沉重的負擔
從賬目本身來看，還能看出其它三個具體情况。
一、鄭萬賢一家的生活安排得不錯。他們每日都有蔬菜、肉類、水果、營養食品、小吃，有時也有鶏蛋，家中準備了４０公斤/ 桶的“怡寶”礦泉水和２４瓶/箱的“純生”啤酒。所挑大米的價格是１•５元/斤，一個月三個人共吃５０斤大米。他們非常好客，因而伙食開支也很大，以２００５年爲例：２月４日，肉類３４•５元；２月１０日，肉類７５元；２月１２日，肉類７１元；３月２０日，肉類２９元；４月１２日，肉類４９元；４月２７日，肉類４８元；５月２９日，肉類２８元……。而附近的民工，則大多是另一個狀况：幾兩肉，幾兩燒酒，黃瓜、芹菜、茄子、藤菜，三個人的家庭，頂多１０元/天的伙食。
二、鄭萬賢一家的醫療支出巨大。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吳婉琴的醫療總費用是６５９９•９元，即３８１•４元/ 月，１２•７元/天。吳婉琴說：“我的病很麻煩，現在又準備在一個湖南醫生那裏醫治，五天拿一次藥，每次都是３００多塊錢，一共要醫三個月。”如此算來，三個月之後，吳婉琴的醫療費用又要增加將近６０００元。體重只有８０斤的她，不敢到大醫院治療，這讓剩餘積蓄不多的鄭忠杰很爲難。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６月９日，她這最近九天的醫療費用分別是：１２元，３９元，６元，１２元，１８元，６０元，１２元，１５•５元（６月６日，無醫療費）。合計１７４•５元，即１９•４元/天。
鄭萬賢、鄭忠杰也時而生病。其中：
（１）鄭萬賢的醫療費用。２００４年：４月４日，１５元；４月６日，６元；４月７日，２０元；４月１０日，２０元；４月１９日，３元；５月３日，１２元；５月２３日，５７元；６月１日，３０元；８月３０日，３２•５元；９月１日，１０元；１２月１日，１２•５元。２００５年：２月７日，１５元；３月２４日，１３•５元；４月１４日，１５元；４月３０日，４０元；５月７日，１１元；５月９日，６０元；５月３１日，５０元。合計：４２０•５元。
（２）鄭忠杰的醫療費用。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１日，８元；４月１１日，８•５元；５月８日，４６•５元；５月１２日，４０元；６月５日，１４•５元；６月６日，１４•５元；６月１３日，１４•５元；９月１日，３２元；１０月３日，３６元；１０月４日，３８元；１０月６日，５６元；１０月２８日，１０元；１１月７日，８３•５元；１２月１日，２•５元。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５元；１月２日，５元；１月５日，１４•５元；４月１１日，８元；４月１２日，１３元；４月１３日，２０元；４月１５日，３６元。合計：４９６元。
三、鄭萬賢一家資助支出最大，其次爲生活和外用的支出。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全家總支出爲４４２０７•８元，其中資助費（１３０５０元）占２９•５２％，生活費（１２７９１•６元）占２８•９３％，外用費占（１１７６６•３元）占２６•６２％，醫療費（６５９９•９元）占１４•９３％。在資助費當中，其實還有一筆費用沒有上賬，那就是對鄭萬賢的父親鄭澤泰和母親郭雲素的贍養費（注：吳婉琴的父親吳承海和母親羅祺太已去世）。這筆贍養費包括贍養本身的費用，以及父母的醫療費用，他們每次匯款都是由父母平均享用。２００４年：２月５日，寄去５００元；６月７日，寄去３００元；９月２９日，寄去６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寄去４００元。６月３日，寄去５００元。合計：２３００元，即１３２•９元/月，父母每人６６•５元/月。
（三）家庭的背景
這是一個極有實力的農民工家庭，２５歲的鄭忠杰是家中最大的經濟支柱。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當時年僅２２歲的鄭忠杰從北京一家工廠車間退出，來到佛山從頭開始。他的一切經濟收入，全部交由母親吳婉琴保管，身上從來沒有超過１００元現金。鄭忠杰說：“我在家中實行的是絕對的公有制，父親是私有制，母親是股份制、救助制。”之所以選擇這種規則，他說：“父母都是５０歲上下的人了，從個人來說我是報父母恩，從家庭形勢來說，負擔越來越重，我必須先扛重的一頭。” 有多重？我問。——“起碼占９０％以上吧。”經調查，事實確實如此。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６月，鄭忠杰辛辛苦苦掙的金錢總額共有１１•６萬元，即３５９１•３元/ 月，１１９•７元/天。而現年５２歲的鄭萬賢則是有錢則花，又好賭成癮，廣交酒肉朋友，幾乎是入不出敷。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初—１２月底，鄭萬賢在佛山市南海區幾個建築工地負責打水泥，本來應有２９４０元工資，但最後拿回家的只有４６０元（這將近三個月的車費還是全由兒子鄭忠杰負擔）。２００３年３月中旬，已無事可做兩個多月的鄭萬賢又到廣州市白雲區負責建築打雜，幹了１５天，又回家休息。１９天后，又到一個廠房當看守員，幹了４４天。這總計５９天的工資本應有１９６０元，但最後拿回家的只有３２０元。這樣的例子很多，幾乎次次如此。一年１２月，鄭萬賢真正在做工的時間不超過８個月。按照他自己的技術實力和人緣脉搏，即使一年只做８個月，也應有１萬元的剩餘錢。然而實情是，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６月，他真正拿回家的錢只有３４３０元，即１０６•２元 /月，３•５元/天，等于掙一包烟的烟錢。
鄭萬賢是個很特別的人物。說他特別，是基于三點：第一，他有一個不簡單的兒子；第二，他自己的朋友貫通三教九流；第三，確實够豪爽够仗義，具有類似北方漢子血性——甚至可以說是“俠義”——的種種特徵。說他是個人物，是因爲他的事情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在來自貴州、四川、重慶的部分打工人裏面很有號召力，別人辦不了的事情，只要他出面，都容易解决。這個人，經歷的苦難非常多，在江湖上有一幫很講義氣的打工兄弟，許多感恩待德的兄弟寧願自己吃虧也要給鄭萬賢一個面子。但鄭萬賢本身幷非要圖任何實際回報，許多事情都是本著“搭把手、幫個忙”的心態，助親屬、老鄉、朋友一臂之力。鄭忠杰也傳承了父親的這一特點，但他做事很謹慎，多了點書生氣，少了點江湖氣，想到的事情多，做到的事情少。不過，一旦輪到資助他人，父子兩人則都是全無怨言，責無旁貸。
（四）潜藏的危機
一、救助制度。首先，我對鄭萬賢一家對弱勢群體的大力扶助深感欽佩。那２９•５２％的支出比例，而且不求實際所獲，處在他們這樣一個艱辛奮鬥的農民工家庭，其實已經在精神層面上超過了許許多多的慈善家。但是，這也恰好反面證實了弱勢群體的救助機制幷沒有有活力地運轉起來，他們這叫“自助”——民工救助民工。而民工這個群體，在整個中國的經濟地位實際上是非常低的，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遠遠低于江蘇、浙江、福建一帶，可是許許多多的工廠竟連最低工資標準都達不到。有的工廠很狡猾，乾脆就把工資定在最低工資標準，然後又百般克扣工資，表面上是走上合法，而表面的背後則是合法背後的非法。民工這種經濟地位，迫切地需要一個深入他們內心，幷成爲求援習慣的有生命力的機制。
二、民工劣根。我必須非常痛心地指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可以部分回答“爲什麽民工無法融入城市秩序”。農民從農村來到城市、郊區打工，這是勞動力的轉移，也是群體性的習俗、習慣、心理、語言、思想等的轉移。然而，相對保守的農村秩序，從農村進入城市、郊區，在短時間內幷沒有改變傳統，而是幾乎原原本本地把它們帶到了城市秩序的邊緣。這些外來工聚集的地方明顯地形成兩套秩序：一，城市秩序，講究規則、程序，即地上秩序、中心秩序、明秩序；二，農村秩序，講究鄉情、扎堆，即地下秩序、邊緣秩序、暗秩序。鄭萬賢的好賭、醺酒，其實對于他們自己的家庭來說，也是一種灾難。鄭忠杰面對任何坎坷都能看得開，唯獨父親內心的貪欲、不服輸、無中生有的懷疑、好大喜功的排場，以及重複得不厭其煩的“老子整天都憂愁得很”的話，使得他深感民工自身的病疾不淺，必須重新認識這個特殊的弱勢群體。
三、未來風險。鄭忠杰已經盡到了他的最大努力，經濟收入在短時之內無法再增加，但三個很現實的問題已經擺在他的面前：第一，他還沒有結婚；第二，他還沒有一棟樓房；第三，他母親的病極難徹底治愈。別人也給他自己加上了一個問題：鄭忠杰的身體狀况很危險。據調查，鄭忠杰將剩餘積蓄寄回老家，由三姑鄭修英保存，只有４•９萬元。一旦上述四個問題當中的任何一個突然來臨，鄭忠杰也只有望而生畏。在目前暫無風險的情形下，他也意識到這個家庭的“抵抗力”是不牢靠的。當然，這不僅僅是因爲經濟的緣故。另一個原因是鄭萬賢、吳婉琴的夫妻情感矛盾，觀念很不相同的兩個人曾經積下了多年的矛盾和恩怨。身爲兒子的鄭忠杰，因此在家中扮演了這樣一些非常重要的角色：經濟主力，母親保護者，父親溝通者，决策主導者，以及觀念、信息、情感的傳播者，甚至是——教育者。一旦鄭忠杰有什麽重大突變，那麽這個家庭就很有可能走向分裂、分散，甚至父母內鬥。
四、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的這次細緻調查和統計，使鄭萬賢一家關起門來爭論了六個多小時，問題的焦點集中于“如何有原則地减少支出”。我當場說的是這幾點：第一，資源短缺，錢要花在刀口上，１００塊錢辦一件事和５０塊錢辦兩件事，這是有巨大差別的，所以花錢一定要講效率，不要浪費資源。第二，强大的經濟實力幷不能保證家庭的穩定，這就像經濟再發展也無法保證國家的穩定一樣，所以彼此平等、團結、理解、關心、量力而爲、表達意志，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家庭規則，是自由而民主的家庭制度。第三，“單贏”只是“最一般”的局面，你們家不是避難所、救助站，而應成爲互惠互利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說讓你們在民工身上掙錢，而是讓你們和民工一起掙錢，創造共同利益價值。只有這樣，單贏才會走上雙贏、多贏。否則，即便是一個輸得連褲子都沒得穿的賭徒，他也會找到你們求助，然而這幷不一定是在幫他。我這個人也樂善好施，人家都說我不是活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中的人，而是一個十足的傻瓜，所以你們的問題其實也成了我的問題。要解决它，一定要用自己的頭腦。
2005/6月23日
貪官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冉云飛）
轉自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ab397f634ca970ec
貪官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冉云飛
貪官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哪里呢？這個問題當然不會是公務員考試題目。我也沒有什麽標準答案貢獻各位，但我將做一點可能的證明，證明他們的愛國主義基地在哪里。你或許會說在中國，每個省都應該有吧。你說對了，因爲愛國主義基地是各種公款旅游和各種學校組織學生花家長錢的“好去處”，哪一個省不建立一兩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來爲地方增加公款腐敗出行的機會，增加給學生洗腦讓其愚蠢的去處呢？我原想北京軍事歷史博物館、革命歷史博物館、毛澤東停尸房（這是描述事實，紀念堂是情感指向）等。但後來上網一查，查到一個令“崇毛者”可能氣憤的消息，至少一百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名單裏，沒有毛澤東停尸房。想在他媽媽的大學裏建立毛澤東思想研究系的毛新宇博士，應該立馬去起訴中央“社精辦”。
誰談愛國最多，誰談愛國時最高調，甚至覺得全國就數他最愛國，他應當在全國愛國排行榜名列前矛，這樣的人，你一去查，他保准就是貪官。因爲表演性和欺騙性是貪官的一大本領。從馬列斯毛，到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到科學發展觀，到八榮八耻，他們最愛說，他們說得也比誰都多，但你只要查他，十有九個就可以入獄。他們上午還在參加保鮮活動，下午就可能被雙規（我反對不經法律的共産黨的私刑），這就是他們生活的演戲性質。中國的官員是愛國不離口，說得最多的人，但他們是最貪瀆的一群。如果你不幸遇到這樣的人，當上一個屁大點的芝麻小官，就不忘給你表演愛國主義的倒挂金鈎，你以爲他射門很精彩，這個進球百分百世界波，其實它是那只馬拉多納的上帝之手。而對常年愛國不離口的人，見面說上兩句，就因某句話，就說你不愛國的人，你一定得注意，這樣的十有九個不是比傻，就是一個不誠實的人，同時他一旦有機會，他就有當貪官的潜質，因爲他的表演性和欺騙性，假戲真做的本領實在高明。明顯的缺點是，太過套路化，讓稍有腦子的人就能辯明其間真僞，讓人感到不屑噁心。
這幾年貪官的外逃越來越多，他們席捲巨額財産而逃，使整個社會納稅人蒙受巨大的損失，更使普通民衆爲他們巨額的貪瀆而買單。因爲替盛産貪官的中國源源不斷地買單，所以普通民衆成了十足的奴隸，成了他們的“包身工”。這些貪官外逃，他們的步驟是（當上官以前的套路暫省略）：剛開始就瘋狂地貪，在貪的過程中，他必定有機會到國外公費考察；一考察，他就發覺幾個問題，一是國外的官員不好當，受制約太多，世界最好的職業就是在中國當官，因爲沒有諸種質詢而相對輕鬆，而油水最爲充足，各種貪腐的收入最爲豐沛；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國外的官員下班後不像中國官員被上一級像狗一樣使喚，這使他覺得自由、尊嚴還是有一點好處的。沒有辦法，中國的制度本來就是貪污制度，這樣的制度漏洞明顯就是培養貪官的制度，于是他回國後越加貪，貪到一定程度，就覺得風險越高，先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出國，使自己變成裸官；變成裸官後，就更加起盡地做愛國主義宣傳，狠命地學習八榮八耻，裝假表演就比誰都起盡。表演到某一天再出去考察後，就埋身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中，不再回來，把一個他愛得破破爛爛的國讓別人去愛。這些愛國主義貪官把人生設計得真是聰明之極：錢與自由，魚與熊掌，都可兼得，愛國而且主義真是何其有用啊！
最近據說創造了一種對貪官的勸說模式，即把貪官從歐美他們真愛的愛國主義基地勸回來。據說成本高、違背法律、效果小而倍受民衆的批評，而高檢院還爲這個“創新”不被接納而委屈，只差哭鼻子呢？你們這些人民真是太難侍侯了。我們容易嗎？貪官創造性地逃跑，我們也沒轍，只有如此勤勉工作才對得起黨和人民了。我認爲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確有創新精神，他們對貪官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偉大模式，這勸回模式的名字叫“肉包子打狗”模式。大批的貪官全家外逃到西方去愛中國，把歐美搞成他們的愛國主義基地，其實也幷不是壞事。我們應該繼續讓大批貪官外逃，把世界各地都建成中國的愛國主義基地。因爲有不少貪官即便出去了都還說他是很愛國的（言外之意是否有不愛“偉光正”的黨，那就不得而知了）。即便如此，這些貪官基本都是黨員，讓中國共産黨黨員充滿世界，讓中國貪官充滿世界各地（連那些你一輩子沒聽說過的小國都有中國貪官開拓者的足迹）。直到有一天，那些貪圖我們派去貪官們資産之小便宜的人才後悔莫及，才知道這是中國人對人類的偉大貢獻，正符合毛澤東所謂“中國應該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簡言之，貪官應該成爲中國的大宗出口商品。多年以來，我們不是說資本主義在和平演變我們嗎？爲什麽我們不以攻代守呢？進攻是最好的防禦，想來和平演變我們中國，沒門！讓我們把這些特殊材料製成的貪官派到世界各地，讓紅旗充滿世界，讓中國貪官充滿世界，使世界各地特別是歐美成爲中國的愛國主義基地。你看不僅是貪官是愛國的，就是其中一些移民了西方多年的中國人，也還是很愛中國的，好像他們移民西方的目的就是爲了更好的愛中國。天可憐見，自己生存的這塊土地即移住國（好在移住國幷不小肚鶏腸，否則要出機器。如果有人移住中國，却說愛自己的原住國，那麽一定會被很多人喊他滾出去，因爲像我這樣本來就是中國的人經常都得接受“滾”出去的問候），他都不愛，却愛我們這苦難深重的中國，真是令我這沒邏輯感的人感動得一塌糊塗。基于此同樣是人的道理，我們怎能懷疑貪官移居國外的目的同樣是爲了更好地愛中國這個偉大的道理呢？
通過以上的論證，我們又可以宣布幾條重大發現，而這些重大發現對論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莫大的好處：你資本主義可以輸出高科技，我們社會主義可以輸出貪官（再好的高科技我們都可以把你貪垮）；你們有在自己國內的愛國者，我們中國有在你們國家的愛國者，住在你們那裏吃在你們那裏（當然納稅也在你們那裏，就是這一點他們不够愛我們中國），却一輩子身在曹營心在漢，你們能做到嗎？沒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哪能做如此無本買賣？你們自吹你們的人民自由平等富有，我們却可以派出許多貪官前來解救你們于水深火熱之中。西人或問，你們的貪官是能量大，也能在我們這裏愛你們中國，但你們怎麽能把他們弄回去發揮更大作用呢？那還不簡單嗎？縱使他們是孫悟空，我們却是如來佛；縱使他們是風箏，我們手中有的是綫。再不濟，我們還有最狠的招，讓他們吸够了你們國家的油水再回中國爲國家建設再創新功，因爲我們有偉大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用“肉包子打狗”的方式把貪官勸回國。
延伸閱讀
附錄一：貪腐無罪，外逃有獎！
附錄二：非常不完全貪官光榮榜
序號 姓名 行業 出逃前職位 外逃年齡 逃往地 涉案金額
1 盧萬里 政府 貴州省交通廳廳長 57歲 斐濟 5500萬元
2 余振東 國企 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行長 38歲 美國 4.83億美元
3 于志安 國企 武漢長江動力集團公司董事長 63歲 菲律賓 1億元
4 丁嵐 國企 中國銀行北京勁松分理處主任 36歲 泰國 1.95億元
5 程三昌 國企 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長 61歲 新西蘭 1000萬元
6 蔣基芳 國企 河南烟*專賣局局長、烟*公司經理、黨組書記 59歲 美國 2億元
7 童言白 國企 河南高速公路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53歲 澳大利亞 不詳
8 董明玉 國企 河南服裝進出口公司總經理 55歲 美國 不詳
9 陳新 國企 中國工商銀行重慶九龍坡支行幹部 35歲 越南、緬甸 4000萬元
10 楊秀珠 政府 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 58歲 美國 2億元
11 羅慶昌 國企 雲南省旅游集團公司董事長 42歲 美國 3385萬元
12 陳傳柏 國企 昆明捲烟廠廠長 61歲 美國 1600萬元
13 陸海鶯 國企 雲南省證券公司總經理 49歲 美國 8000萬元
14 閉東晨 國企 雲南省五礦公司分公司副經理 27歲 不詳 3263.2萬元
15 高山 國企 中國銀行哈爾濱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長 43歲 加拿大 8.39億元
16 謝炳峰麥容輝國企 中國銀行南海支行丹灶辦事處信貸員 28歲 28歲 泰國 5250萬元
17 蕭洪彬 國企 上海大東江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43歲 澳大利亞 騙匯7.6億美元
18 汪峰 政府 廣東佛山南海市口岸辦公室副主任 31歲 新西蘭 3000萬元
19 陳安民 國企 陝西咸陽無綫電二廠廠長 45歲 匈牙利 200萬元
20 尹國强 國企 北京市九龍商貿責任公司經理 42歲 羅馬尼亞 711萬元
21 錢宏 國企 上海康泰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 46歲 巴拿馬 5億元
22 徐曉軒 國企 福建八閩通信機電設備有限公司經理 40歲 澳大利亞 4.6億元
23 黃清洲 國企 廣東國際投資公司香港分公司副總經理 47歲 泰國 13億港幣
24 付普照 國企 陝西西安普照實業公司總經理 45歲 緬甸 詐騙4035萬元
25 余艾青 國企 北京赤艾商社經理 34歲 俄羅斯 詐騙900萬元
26 藍甫 政府 建省厦門市副市長 59歲 澳大利亞 505.76萬
27 仰融 國企 上海華晨集團董事長金杯客車董事長 46歲 美國 不詳
28 陳滿雄 國企 廣東省中山市實業發展總公司經理 40歲 泰國 4.2億元
29 周長青 國企 陝西省西安市機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兼汽車銷售公司經理 44歲厄瓜多爾 5515萬元
30 鐘武劍 國企 海南省橡膠中心批發市場總裁 46歲 加拿大 5億元
31 王德寶 國企 吉林省東遼縣生産資料公司駐滿洲里辦事處副主任 30歲 俄羅斯 125萬元
32 楊彥軍 國企 北京市房山區河北信用分社會計 32歲 蒙古 200萬元
33 鄭治新 政府 雲南思茅地區孟連縣國家稅務局出納員 36歲 緬甸 67萬元
34 方勇 國企 浙江省寧波市交通銀行辦事員 25歲 加拿大 141萬元
35 李化學 國企 北京城鄉建設集團副總經理 43歲 澳大利亞 1333萬元
36 金力成 國企 浙江瑞安市建設銀行莘騰分理處副主任 33歲 柬埔寨 123萬元
37 艾合買提.依不拉音國企 新疆建設兵團農行烏魯木齊支行辦事員 31歲 俄羅斯 233.8萬元
38 林進財陳國强國企 建行東莞分行金庫保管員 30歲 31歲 泰國 950萬元
39 馬衛紅 國企 雲南省祥雲縣醫藥公司批發部主任 38歲 緬甸 39萬元
40 劉佐卿 國企 黑龍江省石油公司原總經理 49歲 美國 1億元
附錄三：百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北 京
天安門廣場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革命博物館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故宮博物院 圓明園遺址公園 八達嶺長城 周口店遺址博物館
天 津
盤山烈士陵園
河 北
樂亭•李大釗紀念館 涉縣•129師司令部舊址 唐縣•白求恩、柯棣華紀念館 清苑•冉莊地道戰遺址 平山•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 隆化•董存瑞烈士陵園
山 西
陽泉•“百團大戰”紀念館（碑） 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八路軍總部舊址） 文水•劉胡蘭紀念館
內蒙古
呼和浩特•烏蘭夫同志紀念館
遼 寧
瀋陽•“九.一八”事變博物館 大連•旅順萬忠墓紀念館 錦州•遼沈戰役紀念館 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 撫順•雷鋒紀念館
吉 林
通化•楊靖宇烈士陵園
黑龍江
哈爾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 哈爾濱•東北烈士紀念館 大慶•鐵人王進喜同志紀念館 黑河•璦琿歷史陳列館
上 海
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 宋慶齡陵園 龍華烈士陵園 上海博物館
江 蘇
南京•中山陵 淮安•周恩來紀念館（故居） 鹽城•新四軍紀念館 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 徐州•淮海戰役烈士紀念塔（館） 南京•《南京條約》史料陳列館
浙 江
紹興•魯迅故居及紀念館 紹興•禹陵 嘉興•南湖革命紀念館 寧波•鎮海口海防遺址 余姚•河姆渡遺址博物館
安 徽
歙縣•陶行知紀念館
福 建
上杭•古田會議紀念館 福州•林則徐紀念館 厦門•陳嘉庚生平事迹陳列館 厦門•鄭成功紀念館 泉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江 西
萍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 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 寧岡•井岡山革命紀念館 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
山 東
聊城•孔繁森同志紀念館 棗莊•台兒莊大戰紀念館 威海•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 曲阜•孔子故居
河 南
林州•紅旗渠紀念館 蘭考•焦裕祿烈士陵園 安陽•殷墟博物苑
湖 北
武漢•二七紀念館 武漢•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武漢•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 蘄春•李時珍紀念館 紅安•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革命烈士陵園
湖 南
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 寧鄉•劉少奇同志紀念館 炎陵•炎帝陵
廣 東
廣州•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廣州起義烈士陵園 廣州•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紀念館 東莞•鴉片戰爭博物館（虎門炮臺）
廣 西
百色•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軍部舊址 興安•紅軍長征突破湘江歷史紀念碑園
海 南
瓊山•中國工農紅軍瓊崖縱隊改編舊址
四 川
廣安•鄧小平同志舊居 儀隴•朱德故居暨朱德銅像紀念園 宜賓•趙一曼紀念館 中江•黃繼光紀念館 都江堰•都江堰水利工程
重 慶
紅岩革命紀念館 銅梁•丘少雲烈士紀念館 歌樂山烈士陵園
雲 南
昆明•“一二•一”四烈士墓及“一二•一”運動紀念館
西 藏
乃東•山南烈士陵園 江孜•江孜抗英遺址
陝 西
延安•延安革命紀念館 西安•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 西安•西安事變紀念館 西安•陝西歷史博物館 西安•西安半坡博物館 臨潼•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黃陵•黃帝陵
寧 夏
銀川•寧夏博物館
甘 肅
嘉峪關•嘉峪關 會寧•會寧紅軍會師舊址 敦煌•莫高窟
青 海
西寧•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
新 疆
烏魯木齊•烏魯木齊市革命烈士陵園
貴 州
遵義•遵義會議紀念館
2008年11月14日9：10分于成都
貪官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冉云飛
貪官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哪里呢？這個問題當然不會是公務員考試題目。我也沒有什麽標準答案貢獻各位，但我將做一點可能的證明，證明他們的愛國主義基地在哪里。你或許會說在中國，每個省都應該有吧。你說對了，因爲愛國主義基地是各種公款旅游和各種學校組織學生花家長錢的“好去處”，哪一個省不建立一兩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來爲地方增加公款腐敗出行的機會，增加給學生洗腦讓其愚蠢的去處呢？我原想北京軍事歷史博物館、革命歷史博物館、毛澤東停尸房（這是描述事實，紀念堂是情感指向）等。但後來上網一查，查到一個令“崇毛者”可能氣憤的消息，至少一百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名單裏，沒有毛澤東停尸房。想在他媽媽的大學裏建立毛澤東思想研究系的毛新宇博士，應該立馬去起訴中央“社精辦”。
誰談愛國最多，誰談愛國時最高調，甚至覺得全國就數他最愛國，他應當在全國愛國排行榜名列前矛，這樣的人，你一去查，他保准就是貪官。因爲表演性和欺騙性是貪官的一大本領。從馬列斯毛，到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到科學發展觀，到八榮八耻，他們最愛說，他們說得也比誰都多，但你只要查他，十有九個就可以入獄。他們上午還在參加保鮮活動，下午就可能被雙規（我反對不經法律的共産黨的私刑），這就是他們生活的演戲性質。中國的官員是愛國不離口，說得最多的人，但他們是最貪瀆的一群。如果你不幸遇到這樣的人，當上一個屁大點的芝麻小官，就不忘給你表演愛國主義的倒挂金鈎，你以爲他射門很精彩，這個進球百分百世界波，其實它是那只馬拉多納的上帝之手。而對常年愛國不離口的人，見面說上兩句，就因某句話，就說你不愛國的人，你一定得注意，這樣的十有九個不是比傻，就是一個不誠實的人，同時他一旦有機會，他就有當貪官的潜質，因爲他的表演性和欺騙性，假戲真做的本領實在高明。明顯的缺點是，太過套路化，讓稍有腦子的人就能辯明其間真僞，讓人感到不屑噁心。
這幾年貪官的外逃越來越多，他們席捲巨額財産而逃，使整個社會納稅人蒙受巨大的損失，更使普通民衆爲他們巨額的貪瀆而買單。因爲替盛産貪官的中國源源不斷地買單，所以普通民衆成了十足的奴隸，成了他們的“包身工”。這些貪官外逃，他們的步驟是（當上官以前的套路暫省略）：剛開始就瘋狂地貪，在貪的過程中，他必定有機會到國外公費考察；一考察，他就發覺幾個問題，一是國外的官員不好當，受制約太多，世界最好的職業就是在中國當官，因爲沒有諸種質詢而相對輕鬆，而油水最爲充足，各種貪腐的收入最爲豐沛；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國外的官員下班後不像中國官員被上一級像狗一樣使喚，這使他覺得自由、尊嚴還是有一點好處的。沒有辦法，中國的制度本來就是貪污制度，這樣的制度漏洞明顯就是培養貪官的制度，于是他回國後越加貪，貪到一定程度，就覺得風險越高，先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出國，使自己變成裸官；變成裸官後，就更加起盡地做愛國主義宣傳，狠命地學習八榮八耻，裝假表演就比誰都起盡。表演到某一天再出去考察後，就埋身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中，不再回來，把一個他愛得破破爛爛的國讓別人去愛。這些愛國主義貪官把人生設計得真是聰明之極：錢與自由，魚與熊掌，都可兼得，愛國而且主義真是何其有用啊！
最近據說創造了一種對貪官的勸說模式，即把貪官從歐美他們真愛的愛國主義基地勸回來。據說成本高、違背法律、效果小而倍受民衆的批評，而高檢院還爲這個“創新”不被接納而委屈，只差哭鼻子呢？你們這些人民真是太難侍侯了。我們容易嗎？貪官創造性地逃跑，我們也沒轍，只有如此勤勉工作才對得起黨和人民了。我認爲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確有創新精神，他們對貪官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偉大模式，這勸回模式的名字叫“肉包子打狗”模式。大批的貪官全家外逃到西方去愛中國，把歐美搞成他們的愛國主義基地，其實也幷不是壞事。我們應該繼續讓大批貪官外逃，把世界各地都建成中國的愛國主義基地。因爲有不少貪官即便出去了都還說他是很愛國的（言外之意是否有不愛“偉光正”的黨，那就不得而知了）。即便如此，這些貪官基本都是黨員，讓中國共産黨黨員充滿世界，讓中國貪官充滿世界各地（連那些你一輩子沒聽說過的小國都有中國貪官開拓者的足迹）。直到有一天，那些貪圖我們派去貪官們資産之小便宜的人才後悔莫及，才知道這是中國人對人類的偉大貢獻，正符合毛澤東所謂“中國應該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簡言之，貪官應該成爲中國的大宗出口商品。多年以來，我們不是說資本主義在和平演變我們嗎？爲什麽我們不以攻代守呢？進攻是最好的防禦，想來和平演變我們中國，沒門！讓我們把這些特殊材料製成的貪官派到世界各地，讓紅旗充滿世界，讓中國貪官充滿世界，使世界各地特別是歐美成爲中國的愛國主義基地。你看不僅是貪官是愛國的，就是其中一些移民了西方多年的中國人，也還是很愛中國的，好像他們移民西方的目的就是爲了更好的愛中國。天可憐見，自己生存的這塊土地即移住國（好在移住國幷不小肚鶏腸，否則要出機器。如果有人移住中國，却說愛自己的原住國，那麽一定會被很多人喊他滾出去，因爲像我這樣本來就是中國的人經常都得接受“滾”出去的問候），他都不愛，却愛我們這苦難深重的中國，真是令我這沒邏輯感的人感動得一塌糊塗。基于此同樣是人的道理，我們怎能懷疑貪官移居國外的目的同樣是爲了更好地愛中國這個偉大的道理呢？
通過以上的論證，我們又可以宣布幾條重大發現，而這些重大發現對論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莫大的好處：你資本主義可以輸出高科技，我們社會主義可以輸出貪官（再好的高科技我們都可以把你貪垮）；你們有在自己國內的愛國者，我們中國有在你們國家的愛國者，住在你們那裏吃在你們那裏（當然納稅也在你們那裏，就是這一點他們不够愛我們中國），却一輩子身在曹營心在漢，你們能做到嗎？沒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哪能做如此無本買賣？你們自吹你們的人民自由平等富有，我們却可以派出許多貪官前來解救你們于水深火熱之中。西人或問，你們的貪官是能量大，也能在我們這裏愛你們中國，但你們怎麽能把他們弄回去發揮更大作用呢？那還不簡單嗎？縱使他們是孫悟空，我們却是如來佛；縱使他們是風箏，我們手中有的是綫。再不濟，我們還有最狠的招，讓他們吸够了你們國家的油水再回中國爲國家建設再創新功，因爲我們有偉大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用“肉包子打狗”的方式把貪官勸回國。
延伸閱讀
附錄一：貪腐無罪，外逃有獎！
附錄二：非常不完全貪官光榮榜
序號 姓名 行業 出逃前職位 外逃年齡 逃往地 涉案金額
1 盧萬里 政府 貴州省交通廳廳長 57歲 斐濟 5500萬元
2 余振東 國企 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行長 38歲 美國 4.83億美元
3 于志安 國企 武漢長江動力集團公司董事長 63歲 菲律賓 1億元
4 丁嵐 國企 中國銀行北京勁松分理處主任 36歲 泰國 1.95億元
5 程三昌 國企 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長 61歲 新西蘭 1000萬元
6 蔣基芳 國企 河南烟*專賣局局長、烟*公司經理、黨組書記 59歲 美國 2億元
7 童言白 國企 河南高速公路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53歲 澳大利亞 不詳
8 董明玉 國企 河南服裝進出口公司總經理 55歲 美國 不詳
9 陳新 國企 中國工商銀行重慶九龍坡支行幹部 35歲 越南、緬甸 4000萬元
10 楊秀珠 政府 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 58歲 美國 2億元
11 羅慶昌 國企 雲南省旅游集團公司董事長 42歲 美國 3385萬元
12 陳傳柏 國企 昆明捲烟廠廠長 61歲 美國 1600萬元
13 陸海鶯 國企 雲南省證券公司總經理 49歲 美國 8000萬元
14 閉東晨 國企 雲南省五礦公司分公司副經理 27歲 不詳 3263.2萬元
15 高山 國企 中國銀行哈爾濱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長 43歲 加拿大 8.39億元
16 謝炳峰麥容輝國企 中國銀行南海支行丹灶辦事處信貸員 28歲 28歲 泰國 5250萬元
17 蕭洪彬 國企 上海大東江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43歲 澳大利亞 騙匯7.6億美元
18 汪峰 政府 廣東佛山南海市口岸辦公室副主任 31歲 新西蘭 3000萬元
19 陳安民 國企 陝西咸陽無綫電二廠廠長 45歲 匈牙利 200萬元
20 尹國强 國企 北京市九龍商貿責任公司經理 42歲 羅馬尼亞 711萬元
21 錢宏 國企 上海康泰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 46歲 巴拿馬 5億元
22 徐曉軒 國企 福建八閩通信機電設備有限公司經理 40歲 澳大利亞 4.6億元
23 黃清洲 國企 廣東國際投資公司香港分公司副總經理 47歲 泰國 13億港幣
24 付普照 國企 陝西西安普照實業公司總經理 45歲 緬甸 詐騙4035萬元
25 余艾青 國企 北京赤艾商社經理 34歲 俄羅斯 詐騙900萬元
26 藍甫 政府 建省厦門市副市長 59歲 澳大利亞 505.76萬
27 仰融 國企 上海華晨集團董事長金杯客車董事長 46歲 美國 不詳
28 陳滿雄 國企 廣東省中山市實業發展總公司經理 40歲 泰國 4.2億元
29 周長青 國企 陝西省西安市機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兼汽車銷售公司經理 44歲厄瓜多爾 5515萬元
30 鐘武劍 國企 海南省橡膠中心批發市場總裁 46歲 加拿大 5億元
31 王德寶 國企 吉林省東遼縣生産資料公司駐滿洲里辦事處副主任 30歲 俄羅斯 125萬元
32 楊彥軍 國企 北京市房山區河北信用分社會計 32歲 蒙古 200萬元
33 鄭治新 政府 雲南思茅地區孟連縣國家稅務局出納員 36歲 緬甸 67萬元
34 方勇 國企 浙江省寧波市交通銀行辦事員 25歲 加拿大 141萬元
35 李化學 國企 北京城鄉建設集團副總經理 43歲 澳大利亞 1333萬元
36 金力成 國企 浙江瑞安市建設銀行莘騰分理處副主任 33歲 柬埔寨 123萬元
37 艾合買提.依不拉音國企 新疆建設兵團農行烏魯木齊支行辦事員 31歲 俄羅斯 233.8萬元
38 林進財陳國强國企 建行東莞分行金庫保管員 30歲 31歲 泰國 950萬元
39 馬衛紅 國企 雲南省祥雲縣醫藥公司批發部主任 38歲 緬甸 39萬元
40 劉佐卿 國企 黑龍江省石油公司原總經理 49歲 美國 1億元
附錄三：百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北 京
天安門廣場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革命博物館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故宮博物院 圓明園遺址公園 八達嶺長城 周口店遺址博物館
天 津
盤山烈士陵園
河 北
樂亭•李大釗紀念館 涉縣•129師司令部舊址 唐縣•白求恩、柯棣華紀念館 清苑•冉莊地道戰遺址 平山•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 隆化•董存瑞烈士陵園
山 西
陽泉•“百團大戰”紀念館（碑） 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八路軍總部舊址） 文水•劉胡蘭紀念館
內蒙古
呼和浩特•烏蘭夫同志紀念館
遼 寧
瀋陽•“九.一八”事變博物館 大連•旅順萬忠墓紀念館 錦州•遼沈戰役紀念館 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 撫順•雷鋒紀念館
吉 林
通化•楊靖宇烈士陵園
黑龍江
哈爾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 哈爾濱•東北烈士紀念館 大慶•鐵人王進喜同志紀念館 黑河•璦琿歷史陳列館
上 海
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 宋慶齡陵園 龍華烈士陵園 上海博物館
江 蘇
南京•中山陵 淮安•周恩來紀念館（故居） 鹽城•新四軍紀念館 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 徐州•淮海戰役烈士紀念塔（館） 南京•《南京條約》史料陳列館
浙 江
紹興•魯迅故居及紀念館 紹興•禹陵 嘉興•南湖革命紀念館 寧波•鎮海口海防遺址 余姚•河姆渡遺址博物館
安 徽
歙縣•陶行知紀念館
福 建
上杭•古田會議紀念館 福州•林則徐紀念館 厦門•陳嘉庚生平事迹陳列館 厦門•鄭成功紀念館 泉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江 西
萍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 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 寧岡•井岡山革命紀念館 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
山 東
聊城•孔繁森同志紀念館 棗莊•台兒莊大戰紀念館 威海•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 曲阜•孔子故居
河 南
林州•紅旗渠紀念館 蘭考•焦裕祿烈士陵園 安陽•殷墟博物苑
湖 北
武漢•二七紀念館 武漢•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武漢•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 蘄春•李時珍紀念館 紅安•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革命烈士陵園
湖 南
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 寧鄉•劉少奇同志紀念館 炎陵•炎帝陵
廣 東
廣州•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廣州起義烈士陵園 廣州•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紀念館 東莞•鴉片戰爭博物館（虎門炮臺）
廣 西
百色•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軍部舊址 興安•紅軍長征突破湘江歷史紀念碑園
海 南
瓊山•中國工農紅軍瓊崖縱隊改編舊址
四 川
廣安•鄧小平同志舊居 儀隴•朱德故居暨朱德銅像紀念園 宜賓•趙一曼紀念館 中江•黃繼光紀念館 都江堰•都江堰水利工程
重 慶
紅岩革命紀念館 銅梁•丘少雲烈士紀念館 歌樂山烈士陵園
雲 南
昆明•“一二•一”四烈士墓及“一二•一”運動紀念館
西 藏
乃東•山南烈士陵園 江孜•江孜抗英遺址
陝 西
延安•延安革命紀念館 西安•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 西安•西安事變紀念館 西安•陝西歷史博物館 西安•西安半坡博物館 臨潼•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黃陵•黃帝陵
寧 夏
銀川•寧夏博物館
甘 肅
嘉峪關•嘉峪關 會寧•會寧紅軍會師舊址 敦煌•莫高窟
青 海
西寧•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
新 疆
烏魯木齊•烏魯木齊市革命烈士陵園
貴 州
遵義•遵義會議紀念館
2008年11月14日9：10分于成都
歷史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易富賢）
博主按：此文邏輯硬傷很多——甚至無法忍受讀完——之所以轉載，實因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觀點，而且文中數據也值得參考，如果屬實的話。
轉自http://www.weekmag.info/html/4472.htm
歷史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
易富賢 2008-11-18
——中國人口問題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
1、問題的提出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後來流傳甚廣的文章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意思是1959年毛澤東 “錯批”了馬寅初，從而導致“誤增”了三億人口。舉國上下爲此“嚴重失誤”痛心疾首。在此背景下，經過先期試點，中國于1980年全面推行獨生子女政策。從此之後，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因于“人口過多”。
“人口問題是個筐，什麽都可以往裏裝”！在一般人眼裏，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人多爲患。
近年電力短缺、糧食短缺，人們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但其實真正原因是1998年以後的幾年間電力投資銳减和糧食政策失誤。
現在就業壓力大，人們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其實人口决定消費，消費决定生産，生産决定就業。减少人口减少消費，哪里還有就業機會？巴西面積相當于美國的91%，自然資源豐富，氣候良好，人口只相當于美國的60%，但巴西生活水平比美國差多了，失業率是美國的2倍多。生活水平比中國好不了多少，綜合國力還不如中國。因此中國目前的失業率幷不是因爲人口過多，而是由于産業結構改變，减少人口幷不能降低失業率。
很大程度是因爲1979年以來的教育失誤，教育投入之少世所罕見，全世界190多個國家中有170多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但我國却沒有（名義上有），近年高校又盲目擴招，導致大學生和低素質人找不到工作，技術工人却奇缺，結構性民工荒已經開始。
春運期間火車擁擠，人們將之歸因于人口過多，其實真實原因是中國人均擁有鐵路才5．5厘米，不及一支過濾嘴香烟長，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後，幷且世界上有幾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西部與東部之間世界之最的巨大人員流動，而且集中在春節前後一兩周這樣短的期間？
中國近年城市環境污染嚴重，人們也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其實任何國家在工程化過程中隨著農村人口大量進城，都曾出現過城市環境污染，幷且中國環境污染更主要的原因是粗放型的發展模式，是中國成爲世界工廠的後果（意味著中國現在的環境污染部分是發達國家轉嫁過來的）。即便如此，近年來中國森林面積在持續增長，沙化土地開始减少。
有人認爲，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人口過剩，1980年才不得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是對毛澤東錯誤的人口政策的“補救”，要是沒有毛澤東的鼓勵生育也就沒有後面的計劃生育了。
總之，人們認爲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因爲毛澤東沒有采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反而鼓勵生育造成的，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的話，中國生活水平早就趕上美國了，也沒有就業壓力，沒有環境污染了。
中國人口問題真的是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的嗎？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控制人口會怎麽樣？接下來筆者將從多個方面探討中國人口問題的來龍去脉。
2、人口迷霧的透視器——以人爲本的HDI發展觀
中國人口問題迷霧（“人工”成分比較多）重重，也正是因爲有迷霧，一切社會問題都被或有意或無意地往這個迷霧裏推。人口問題成了一切問題的遮羞布，“人口過多”的迷霧掩蓋了無數失誤。透視這個迷霧既有利于還原歷史，更有利于展望將來。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大量偶然現象背後，往往隱藏著必然規律。其實社會學也可以借鑒醫學的思維。醫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找出與疾病正相關或者負相關的症狀或體液指標，據此來診斷疾病、預測疾病的預後，相關係數越高，診斷越準確。生育率降低是“疾病”，但這個疾病可以用幷發的“症狀”來診斷。既然生育率隨著社會發展程度的提高而降低，那麽就可以用反映社會發展的指標來診斷生育率。筆者比較了聯合國公布的多項社會發展的指標，發現多項指標都與生育率負相關，但只有人類發展指數（HDI）與生育率的相關性最强，相關係數高達-0.916，是診斷生育率的最好指標。
首先簡要介紹一下人類發展指數：
長期以來，國民生産總值（GDP）是反映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有些政治家將人均GDP的提高作爲政績的唯一指標。盲目追求人均GDP必然導致粗放型的發展模式：粗放式地利用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粗放式地污染環境，忽略人的本身發展（比如捨不得在教育和科研等方面投資）。這種粗放型“以物爲本 ”的發展觀已經嚴重透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潜力，已經威脅到社會的和諧穩定。
對于西方國家本身來說，由于過度注重“物”，而不是注重“人”，生育率不斷下降，人口本身的再生産都面臨危機，這表明近代西方文明主導的“以物爲本”的發展觀已經陷入危機。
由于注意到“以物爲本”的GDP發展觀的缺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等人開始積極倡導一種“以人爲本”式的發展觀，幷于1990年發起了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系列書籍的寫作和出版，以倡導和推行這種新的人類發展觀。這一系列的報告在新的高度上重新提出了古代思想家如亞裏士多德等人的以“人”爲發展的中心的思想，提出了經濟發展爲人的全面進步服務的主張。根據這種新的發展觀，人類發展就是拓展人的選擇的過程，其中最爲重要的是長壽而健康、接受教育、享受到體面的生活，其它的選擇包括政治自由、有保障的人權和自尊等等。Amartya Sen說：“人類發展戰略是以人爲中心的發展戰略，人類發展體現了以商品爲中心戰略的發展向以人爲中心戰略的發展的轉變。發展的政策目標應當是增强人們的能力滿足需求，而不只是GDP增長。”[1] 這種“以人爲本” 的新型發展觀近年來已經爲我國政府所采納。
從食古不化到食洋不化，經過近百年的痛苦實踐到現在回歸古代哲人的“以人爲本”、“和諧社會”，表明中國式的道路探索已取得可喜的進展。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自1990年以來，每年發布《人類發展報告》，其中一個關鍵指標是人類發展指數（HDI），該指數由反映人類生活質量的三大要素指標（出生時預期壽命、受教育程度、實際人均GDP）合成一個複合指數，通常作爲衡量人類發展的綜合尺度。HDI的三個方面的指標：一是指人均收入，通常是指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國際美元值，反映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可資利用的物質財富的多少；二是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以反映衛生發展狀况；三是總入學率和識字率，以反映教育發展水平[2].
由于人類發展層次多元化， HDI 將人類發展僅區分爲三個維度，似乎太簡化了。但 UNDP 認爲在發展過程中，這三個範疇對人類而言是最必要的和最基礎的，如果這些基本範疇無法獲得良好的發展，其它的發展層次必然無法達到或沒有意義。UNDP 經由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分析後指出， HDI 的三個成分近乎等權重的綫性組合解釋了88%的一般化變异數，大大强化了 HDI 在此議題上的客觀代表性[3].
聯合國根據不同的發展水平將世界各國分爲三類：一是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0.5之間；二是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51～0.80之間；三是高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81～1.0之間。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資料[4]，筆者比較了聯合國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和地區的HDI（2003年）和 TFR（2000-2005年），發現HDI越高，TFR越低，二者直綫負相關，相關係數高達-0.916.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生育率都非常高。比如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HDI在0.9以上，但平均總和生育率不到1.5；布隆迪、尼日爾、塞拉利昂等非洲國家的HDI在0.3左右，平均總和生育率在 7.0左右。也大概就是民間所說的“越窮越生”（但越生不一定越窮，而是“有子窮不久，無子富不長”）。
雖然總體來說，HDI越高TFR越低，但是由于區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別，在同等HDI的情况下，TFR幷不完全一致。
表3.1不同類型國家的HDI（2003年）和TFR（2000-2005年）
資料來源：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5年公布的2003年人類發展報告[4]
幾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中華文化圈國家和地區（韓國、香港、臺灣、泰國、越南等）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在一個國家內部，華人生育率比其他民族低）；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但原蘇聯國家中的穆斯林國家除外）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高；穆斯林國家的生育率遠遠比其他國家高。後行國家達到相同的HDI時候，生育率要比先行國家當年要低。比如日本生育率只有1.29，臺灣、韓國不到1.2，香港只有0.9；而歐美主要大國中，美國生育率有2.1，法國1.9，英國1.7.
筆者根據聯合國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和地區的以購買力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國際美元值（2003年）和 TFR（2000-2005）繪製相關圖。發現人均GDP確實與TFR負相關，但相關係數只有-0.656 （即使$5000以內區域相關性比較好，相關係數也只有-0.74），相關程度不高；而HDI與TFR的相關係數高達-0.916，相關程度極高。可見用人均GDP研究人口遠沒有用HDI可靠。
3、社會發展水平决定了解放初中國的高生育率
中國人口在停滯了一百多年後，于1949年後再次快速增長，由1949年的5.4億增加到1959年的6.6億，1970年的8.25 億，1976年的9.33億，再到1980年的9.87億。一些人産生了恐慌心理，驚呼中國已人滿爲患了，幷不假思索將人口問題歸到毛澤東身上，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廣爲流傳。中國大陸人口由1950年的5.52億增加到1980年的9.87億，增加1.79倍；與此同時中國臺灣地區的人口 798萬增加到1785萬，增加2.24倍，大陸怪毛澤東，那麽臺灣怪誰？1950年中國人口爲5.52億，全球25.2億，中國占全球的 21.9%，1980年中國人口爲9.87億，全球44億，中國人口占全球的22.4%.說明中國人口增長與全球同步，中國怪毛澤東，那麽全球怪誰？
上文已經提到人類發展指數與生育率高度負相關。縱向來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隨著HDI的提高，進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 0.51-0.8）行列後，都經歷過從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轉化（從“窗口期”進入S形頂端）。HDI 0.5是個分水嶺，低于0.5的國家，生育率都在5、6左右，而HDI超過0.5之後，生育率都將快速下降。就像感冒，有高度規律性，只要沒有嚴重幷發症，沒有必要特殊治療，不用藥七天好，用藥也是七天好。巫師、庸醫往往利用這個規律，貪天之功，將感冒的痊愈歸功于自己的水平。
中國的HDI在1950年才0.159（印度0.16），經過25年的努力，在1975年HDI達到0.525（相當于美國1880年左右的水平、印度1992年的水平）。就是說中國在1970年之前屬于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在這個發展層次的國家都是6.0以上的高生育率。而1970年之後，中國已經步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即使不實行計劃生育，生育率也會急劇下降的。
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是憑减少人口提高HDI的。美國HDI從1870年的0.467（中國1960年代水平）增加到1913年的 0.733（中國2001年的水平），花了43年；日本HDI從1870年的0.160（相當于中國1950年水平）升高到1950年的0.607（中國 1987年水平），花了80年。
4、中國人口“過剩”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嗎？
新中國成立之際，美國艾奇遜暗示，中國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糧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才有出路。艾奇遜的這些言論在當時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中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毛澤東針對艾奇遜的觀點，針鋒相對地指出：“革命的發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緣故麽？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麽？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麽？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麽？”、“中國人口衆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産”、“革命加生産即能解决吃飯問題”、“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産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迹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衆多、物産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1980年代，毛澤東的上述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爭論，被一些人認爲是毛澤東主張人口越多越好、鼓勵生育的主要根據。
其實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只是爲了消除艾奇遜言論的負面影響，幷不表示真的鼓勵生育。同樣，針對核威脅，毛澤東也說過“不怕死人”的話。說什麽幷不表示做什麽，要看當時說的目的。
幷且毛澤東否定中國人口過剩的觀點本身幷沒有錯。三聯書店在2000年出版了《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作者爲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之子李中清。在這本書中，作者用詳盡的數據和嚴謹的分析，證明了中國在過去的三百年間，即使在清朝後期，也根本沒有過“人口過剩”。馬爾薩斯的中國人口觀完全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極度無知的基礎上。
18世紀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中國婦女平均只生育6個孩子，說明中國婦女現實極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有人將中國人口問題歸因于毛澤東時期鼓勵生育政策。其實中國只在1953年之前鼓勵過生育（戰後大多數國家都這樣）。但1950年到1953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這幾年分別爲5.81，5.7，6.47，6.05），與1949年之前沒有差別，也與當時的韓國、越南、泰國、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國臺灣沒有差別（這些國家和地區當時的生育率都在6.0左右）。難道這些國家和地區也鼓勵生育了？可見中國當時鼓勵生育成效不大（因爲當時本身就接近極限生育水平，再鼓勵也沒有用；何况當時也沒有明確鼓勵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張）。在1971年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之前，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與印度、韓國、越南、泰國、巴西相比仍然沒有明顯差別。1971年，以國務院批轉衛生部、商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爲標志，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1973年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面開始，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中國生育率從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與現在印度差不多）。
可見中國人口“問題”幷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
此外，醫學條件也不允許中國在1950年代就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當時中國連避孕套都不能生産，絕大多數婦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只有頂級醫院能做人工流産手術，總不能將育齡婦女都置于生命危險之中吧？總不能將生下來的孩子都掐死吧？在1970年代中國醫學條件才開始成熟，避孕措施才有條件普及，才能比較安全地實行計劃生育。要說毛澤東在人口問題有失誤的話，就是不應該在1973年全面實行計劃生育，雖然當時是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到他1976年去世，幷沒有少生多少孩子，但是爲1980年代的極端計劃生育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
即便當時中國沒有毛澤東，而是一個西方式的議會，馬寅初的提議既違反西式的“人權”法則，又違反中式傳統道德，有一絲一毫通過的可能嗎？所以將人口問題算在毛澤東身上加以譴責是十足的誣衊。
5、解放後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社會發展超前于經濟發展
既然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那麽爲什麽中國人口在解放後快速增長？
我們來分析一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三個指標。HDI主要用三個維度來評價人類發展：能否過一個長壽而健康的生活，是否接受很好的教育，是否擁有體面的生活水平。因此，這個指數不僅包括收入本身，而且包括預期壽命、入學率和識字率等其他指標。
毛澤東在人口方面幷沒有錯
建國初嬰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兒童死亡率都非常高。1949年以後，由于戰亂的結束，幷因爲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建設（袁隆平認爲70年代的農田水利建設是歷史上最好的）和建立農村醫療體制（經過2003年SARS的流行，中國政府重新認識到農村醫療體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痛，决定重新建立農村醫療體制），醫療衛生等方面得到長足的發展（中國的醫療衛生和教育當時在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死亡率（包括嬰幼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急劇下降，壽命顯著延長，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1981年的68歲（接近當時發達國家水平；印度當時只有54歲），再到現在的72 歲，而世界平均預期壽命只從1949年的47歲延長到1976年的58歲、現在的67歲，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延長明顯快于世界平均水平，這些足以說明當時中國的醫療體制的正確性。而印度預期壽命現在都還不到64歲。幷且中國的這種社會進步主要是在1979年之前所取得的。可見當時社會發展明顯超前于經濟發展。最近世界銀行仍然高度評價中國當時的醫療進步[5].
而根據聯合國發展署2005年的資料，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發展（醫療、教育等）明顯落後于經濟發展。中國在發展方面取得的顯著進步沒有使貧困人口受益，特別是沒有能够將創造的財富和提高的收入轉化爲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在廢除了公費合作醫療體制之後，中國７０％到８０％的農村家庭沒有醫療保險，這方面的缺失導致了嬰兒的不必要死亡。在1970年代中國預期壽命比韓國長0.6歲，現在則比韓國短5.4歲。1981年以來中國預期壽命只延長了4歲，而印度則延長了10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王慧炯在評述聯合國報告時表示，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發展很快，衛生醫療却是倒退的。
雖然中國婦女生育率與越南、泰國、巴西、印度等地區沒有明顯差別，相對于中國本國1949年前也沒有明顯變化，但由于死亡率降低、壽命延長，人口快速增加，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5億增加到1970年的8.5億、1980年的10億。換句話說，1949年後中國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爲 “死的太少”（尤其是嬰幼兒死亡率大爲降低），而不是“生的太多”。
一定要將現在的人口壓力歸因于毛澤東的話，那只能怪他將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降低太多了、將壽命增加得太多了。如果中國沒有建立起赤脚醫生制度，中國的嬰幼兒死亡率與印度、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的話，那麽現在在世的各位相當部分可能早在嬰幼兒時期就夭折了。
其實毛澤東時代的那種將社會發展超前于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提高教育和醫療水平，降低嬰幼兒死亡率等），是不利于當時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爲要將嬰兒撫養成人需要付出撫養成本和教育成本，“十年育樹，百年育人”，這些投入需要20年才能轉化爲經濟力。對當時的困難，熬一熬也就過來了，從民族長遠利益來看，那些投入是戰略投資。人口從來就是戰略資源，只是很多人視而不見。中國人均GDP比突尼斯等很多窮國還少，但中國領導人仍然能够得到國際社會尊重，出訪美國等國可以到一流大學演說，而非洲小國領導可以嗎？海外中國人仍然感到祖國的强大。誠如仲大軍先生所指出：“改革開放這麽多年來，中國與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麽？（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資源），實際上是人口，充沛的勞動力資源。就是仗著如此大量的勞動大軍，中國成了世界工廠，成了世界生産基地。一旦中國人口這一寶貴資源减少，影響的將不僅是中國社會和中國經濟，而是整個全球經濟”。爲政者將這個優勢發揮到了極至，却說什麽人多是問題。可以說，現在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飯”，但現在的計劃生育却是“斷子孫的根”。
有人說國際社會譴責中國計劃生育是爲了增加中國人口，好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其實西方國家都希望人民幣升值，希望中國政府提高工人工資。人民幣升值、工人工資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超過一定程度後，中國還有什麽可與國際社會競爭？中國還有多少企業能够挺過去？企業挺不住，意味著更多的失業！
6、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會怎麽樣？
1949年中國人口5.5億，解放後中國人口迅速增長，1953年，中國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總計601，938，035人，估計每年要增加1，200萬人到1，300萬人，增殖率爲千分之二十。歷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變成社會問題了。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論”，他說：“中國人口這樣發展下去，十年後有八億一千萬，五十年後多少？嚇死人！二十六億一千九百萬”，他提出“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的主張。雖然他一直說他的“新人口論”有別于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于1798年發表的《人口論》，但事實上仍然不過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變種。1959年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批判。
1979年夏天，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審閱有關馬寅初的材料時，含著眼泪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于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共産黨應該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筆者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因爲胡耀邦以親民著稱，能够爲在紋革中被整倒的高幹和知識分子平反，能够制定給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難道對數億生命竟然如此漠視？
稍後《光明日報》發表了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一文，指出1959年“錯批”馬寅初導致“誤增”三億人口。中國人口1959年6.6億，1979年9.709億。就是說依照馬寅初的理論到1979年中國人口只能在6.7億左右，這意味著中國人口在壽命大幅度延長的情况下零增長。“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從此廣爲流傳。
馬寅初老先生關注的是人口數量和增長率而不是人口結構，是通過减少新生人口來降低人口總量，實現人口的零增長，他主張每對夫婦只生育兩個孩子。筆者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他那個時候提倡的生育兩個與現在生育兩個意義完全不一樣，建國初嬰兒死亡率爲20%（現在2.55%），孕産婦死亡率爲 1500/10萬（現在50.2/10萬），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25-30%（2003年2.99%），我國人民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增加到現在的72歲。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維持人口總量不增加，後面的計劃生育政策與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一脉相承的。事實上，除了馬寅初外，當時主張計劃生育的還有劭力子，劭力子見到人家生了一個孩子後，就說：不要再生了。馬老先生提出的生2個，在當時是錯誤的（當時高嬰幼兒死亡率、高孕産婦死亡率），在現在也是錯誤的（現在至少有12.5%的不孕人口，幷且單身和丁克很多，只願意生一個的不少，總和生育率連1.7都難以達到）。
在馬寅初提出人口論的40年前孫中山擔憂亡國滅種，在馬寅初提出人口論的3年後中國人口還接近負增長。馬寅初隻看到1949年以來幾年的快速增長，就提出限制人口增長；而毛澤東却從歷史眼光看到中國自1800年以來人口增加緩慢（中華民族占全球比例自從1800年以來下降一半），而沒有立即限制人口增長（幷且當時國際形勢不容樂觀，誰也難以斷言今後沒有戰爭）。
第4次和第5次人口普查數據均顯示1959年到1979年共出生4.57億人口，按照光明日報的說法，不批馬寅初的話，人口會少增加三億，就是說要是依照馬寅初的觀點，其中3億是不應該出生的。換句話說，2005年26到46歲之間人口應該爲1.57億而不是現在的4.57億（65%的人口不應該出生）。這3億人口大都已經結婚，1959年左右出生的婦女生育高峰在1984年左右，統計局資料顯示1984年總和生育率爲2.35；而1979年左右出生的婦女除了少部分沒有生育外，大多數都已經生育，平均生育率可能還不到1.3.粗略假定這個群體平均生育率爲1994年水平（當時總和生育率爲 1.56），就是說假設這3億人口中的1.5億婦女平均每人已經生育1.56個孩子，那麽共有2.34億孩子。這些所謂“誤增”的三億人加上他們已經出生的子女總共5.34億人口，雖然只占中國2005年底總人口的41%，但却占了中國46歲以下（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1959年以後出生人口共9.3億）人口的57%，他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和可持續發展的潜力。
多出的這3億青壯年人口，都是各部門各行業的主力！這意味著現在的勞動骨幹有一大半本來是不應該出生到這個世界上的。沒有這三億年輕勞動人口，現在中國怎麽發展？經濟實力還能排世界第四？沒有這“多出的”3億及其2億多子女，中國確實達到某些人宣稱的“理想人口”7億多的水平，但2005年60 歲以上人口同樣有1.45億（都是1945年以前出生的），比例高達18.1%！現在國家只承擔城市人口中四千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幷且由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農民通過廉價勞動力支持國家基礎建設，幷且是義務兵的主要來源，要是沒有2.5億農民工所創造的財富，政府財政就無法運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于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沒有這“誤增”的三億青壯年勞動人口，老年人怎麽活？總理怎麽當？中國今後怎麽持續發展？現在（2007年）48歲以下的人在嘮叨“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時，可曾想到要是當年沒批馬寅初的話，你們中的一大半都是不可能出生的。想到這裏，背後冷颼颼的，毛骨悚然！說嚴重點，馬寅初的理論與馬爾薩斯理論一樣是反人類的。我不清楚當年批馬寅初的具體動機是什麽，但不論如何是歪打正著。不批馬寅初人口論，天理不容！
减少這三億人口真的能讓中國富强嗎？城市化和工業化是歷史趨勢。减少這三億人口以後，中國人口總數仍然不少（到現在還會有近8億），還是不能像中東那樣靠出賣原始資源致富（俄羅斯人口稀少、資源豐富，幷且人口從1992年以來就不斷减少，但也沒有靠出賣資源而發財），還得靠廉價勞動力起家進行原始積累，比如前些年的基礎設施和重工業建設。城市化和工業化就會滯後，就業率不一定比現在高，經濟就無法起飛，整體國力肯定是大幅度下降的。沒有這三億青壯年勞動人口，中國就沒有勞動力優勢，外國企業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涌向中國。就算人均勞動力收入會有所增加，但與現在一樣多的老年人需要贍養，實際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現在高。人均養老比增加，意味著有相當部分勞動力時間需要花費在侍候老人方面，創造財富的時間大爲减少。
有人因爲現在的農民工收入不高，就以爲他們創造的財富不多。事實上農民工的超低工資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致。但作爲國家，農民工創造的全部財富都是計算進了GDP的。沒有那些農民工，現在的“富人”不會富，國家也不會富。
在1959年采納馬寅初理論後，即使到1979年後也一直依照馬寅初的生育2個的理論，那麽考慮到至少15%的不孕、單身、丁克等不育人口（其實光不孕家庭就占12.5%，幷且正不斷上升），不考慮嬰幼兒和孕産婦死亡情况，那麽生育率也只能在1.7.這1.57億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人口中有婦女7700萬，生育孩子1.3億。以婦女平均生育年齡爲25歲計算，那麽1954年到1958年出生的婦女生孩子也在1979年之後，這個年齡段婦女4363萬，以1.7的生育率計算，生育7418萬個孩子。就是說以馬寅初的理論，從1979年到2004年只能出生2.05億孩子。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從1979年到2000年出生4.239億，加上國家統計局顯示的2001年到2004年這幾年出生的五千萬左右，共出生4.8億左右，比馬寅初理論要求的2.05億多出2.75億。2005年初有13億人口，扣去這2.75億，也扣除1959年到1979年多出生的3億，等于7.25億，就是說按照馬寅初的2胎理論，中國2005年初只能有7.25億人口，確實是接近零增長。那麽2005年中國60歲和65歲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別爲20%和14% （目前實際分別只有11%和7.8%），65歲以上老年人比例高于美國目前的12% （美國的養老金制度已經建立70多年），相當于日本（現在爲15%）1996年水平（日本在1996年的時候人均GDP爲38555美元）。
上面是粗測馬寅初理論的後果，我們再分幾種情况細測馬寅初理論的後果。依照馬寅初的理論，每對夫婦生育只能生育兩個孩子，就是說政策生育率爲 2.0.光明日報的文章聲稱推行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從1959年到1979年會少生３億，可能是考慮到當時的高嬰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兒童死亡率。有人會說，即使有嬰兒、兒童死亡，但還可以再生（其實生育時間是有限的，補生幷不一定成功）。那麽我們就分幾種情况分析馬寅初人口論的後果：
1、假設光明日報的說法是對的，將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億按比例减少三億後，1980年後仍然繼續馬寅初的“只允許生育2胎 ”（每個婦女最多只生育2個孩子）的政策，不生育人口（不育不孕症、單身、丁克）在1980年到2000年以10%計算，2000年以後以15%計算（現在光是不育不孕症人群比例就高達12.5%；但1980年代發病率要低一些，幷且1980年代丁克思想還沒有流行）。
2、假設光明日報的說法是對的，將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億按比例减少三億後，1980年停止計劃生育，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兩個孩子（由于有單身、丁克，幷且一些隻願意生育1個孩子，就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個孩子，另外一些人生育4、5個孩子）。關于這個方案需要說明：如果從1959 年到1979年實行馬寅初的計劃生育方案，生育觀念已經不可逆地改變了很多（比如中國1980年代開始的嚴厲計劃生育，使得生育觀念在1990年代就發生質的變化；越南1988年開始計劃生育，生育觀念幾年後就發生質的變化），生育願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撫養比又顯著增加，生育願望就更加下降，1980年停止計劃生育的話，即使1980年代生育率還可能稍微高于2.0，但1990年之後需要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能使得生育率保持在2.0.
3、1959年後一直允許生育2胎，不考慮嬰、幼兒和孕産婦死亡情况，不生育人口1959年到1979年以5%計算（當時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只有2%左右，但仍然有單身），1980年到2000年以10%計算，2000年以後以15%計算。
4、在“誤增3億”和“獨生子女政策”後，現在開始停止計劃生育，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兩個孩子（在目前的生育意願下，需要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行）。
說明：生育婦女結構模擬1986年的偏正態人口結構，未知人口的出生性別比以105：100計算。根據馬寅初理論，第1個方案是最悲觀的方案（到1979年扎扎實實少生3億），第3個方案是最樂觀的方案（到1979年只少生2.2億），最有可能的情况介于第1個方案和第3個方案之間。另外，還要考慮到馬寅初時代的中國政治現實：那個時候農村也是集體經濟，在政策壓力下很少有超生（就像現在城市人不敢超生一樣；1973年開始計劃生育，允許生育兩三個，全國總和生育率在1979年就只有2.75，1980年只有2.2了）。
1959年之後的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人口總數預測
沒有這3億“誤增”出來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國現在確實達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的7-8億人口，但這7-8億却是老年化的8億，是不可持續發展的7-8億（能够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經很低了，幷且生育意願很低）。
19世紀初中國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接近40%，在20世紀初降低到25%左右，現在降低到20%.要是當年依照馬寅初的理論，現在中國人口只有不到8億，只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世界人口到2050年却仍然會增加到90億，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將急劇下降到不足8%.泱泱大民族就這樣淪落爲小民族了。
計生委資料顯示[6]：200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1.45億，65歲以上老年人1.01億，分別是1945和1940年以前出生的；2015年的1.35億65歲以上老人、2.13億60歲以上老人是在1950年之前出生的，與毛澤東沒有關係；2024年的1.95億左右的65歲以上老人、2.9億60歲以上老人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與毛是否采納馬寅初的理論控制人口沒有關係。同理，2045年及以前的65歲以上老人都是 1980年以前出生的，不受1980年代開始的極端計劃生育所影響，筆者在《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麽樣？》一章分析了沒有1980年代開始的極端計劃生育會怎麽樣。
要想證明馬寅初理論是正確的，就得說明如何養這麽多老年人。事實是按照馬寅初的理論根本養不了這些老年人。
2024年及以前的65歲以上老人都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與當時是否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沒有關係，不同的方案雖不能改變老年人數目，但却通過改變總人口數目而决定了今後的老年人比例。
即使在1979年之前依照馬寅初理論控制人口，而在1980年之後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到2024年也不會達到8億，如何養活超過25% 的65歲以上老年人？即使退休年齡延遲到75歲（一大半人到死都拿不到退休金），社會也無法運轉。由于持續的低生育意願和低生育率，人口結構一步步老化，經濟規模和人口數量在全球的份額也一步步下降。
目前是9個勞動年齡人口（18-64歲）對應一個老年人口，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于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依照馬寅初理論，到2024年是2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怎麽養老？
馬寅初人口論錯就錯在在戰後壽命延長的情况下謀求人口零增長。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和現在的72歲，在這種情况下人口零增長意味著什麽？等壽命平穩下來後人口結構會是什麽樣？
人們往往後悔沒有做某事，其實更應該慶幸幸虧沒有做某事。
1959年後不同生育方案下一個65歲及以上老人對應的勞動人口（18-64歲）數
任何一個命題都是靠歷史鑒定的。打個比喻，一個工廠要長期存在和持續發展，就必須老中青三結合。師傅教徒弟時，要費心費時，甚至影響師傅的工作效率。要是只考慮當年的生産的話，就根本沒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慮企業的長期發展，必須不斷吸收新的力量。否則人才結構會斷代，那時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經驗的師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訓練才能真正成材）。
計劃生育一方面省一筆費用（養育小孩的費用），另一方面母親减少養育小孩的誤工時間，理論上、表面上用這個時間工作可以增加社會財富，也就是人口學界所謂的“人口紅利”。但是相對于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來說，計劃生育其實幷沒有爲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任何貢獻，却透支了今後可持續發展的潜力。現在計生委用目前的“人口紅利”來“檢驗”計劃生育政策，說計劃生育是何等的“正確”。十年育樹，百年育人，人口問題本身是慢性問題，等真正的檢驗官 “時間”來到的時候，計劃生育的决策者和計生委官員已經享受完榮譽和利益後在另外一個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本身就會有就業壓力（這個壓力不是人口本身，而是社會發展模式的轉變所固有的，歐洲、美國都曾經歷過這段時間），計劃生育使得中國婦女勞動參入率罕見地高，大大加重了就業壓力、增加離婚率。經濟學認爲，養育3個孩子的花費只是1個孩子的1.6倍，這還不計算精力上面的節省。另一方面，却因爲“獨柴難燒、獨子難教”，花了高額費用後往往難以得到預期的教育效果。獨生子女政策搞了20多年了，少生了20多年的孩子，我們來看看：
孩子少了，上學應該更容易了吧，應該真正實施免費義務教育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工作應該更好找了吧，收入應該更多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 醫療應該更有保障了吧，看病住院不用擔心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住房壓力應該更小了吧，人人有其屋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環境美化得更好了吧，污染應該沒有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父母壓力小了吧，大家應該都小康了吧？沒有！
再來看看
孩子少了，學費更高了。
孩子少了，房子更貴了。
孩子少了，醫療更享受不了了。
孩子少了，環境更破壞了。
指望計劃生育减少人口來提高生活水平、發展經濟，搞這種全世界僅有的大試驗純粹扯淡！
北宋政治家和史學家司馬光在寫給他兒子司馬康的一封家書《訓儉示康》中，提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著名論斷。隨著經濟的發展，心理撫養能力反而是下降的，總撫養比是不斷降低的，生育願望是不斷降低的，這也是發達國家不要小孩、家庭越來越小的原因之一。計劃生育暫時地使中國由儉入奢，人爲地增加社會培養成本。經濟越發達，養育小孩的相對成本越高，計劃生育使中國在低成本的時候限制對未來勞動力的培養，等今後高成本的時候中國又無力鼓勵生育小孩。
總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齡結構，生育率在2.1左右才能保證下一代相對這一代不會减少也不會增加。1971年前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有5.8左右（每個婦女平均生育5.8個孩子），2000年國家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金指標）顯示總和生育率只有1.22.5.8的生育率意味著我們這一代是上一代的 2.76倍；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計算，我們的下一代只是我們的58%.可以看出現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們的晚年又多麽凄慘。少壯不努力（生兩三個孩子），老大徒傷悲。
政府的職責是引導民衆發展經濟，儘量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要是通過編造人口過多的謊言，降低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當政府領導，明朝末年的張獻忠在四川就當過一次，他就是通過殺人來减少人口、利用已有財富。客觀上中國的人口已經很多了，不可能像切蛋糕一樣把現有的13 億在保持年齡結構不變的情况降下來，應該從這個客觀事實出發，找出提高生活水平的辦法（無論是人均土地還是人均耕地，中國都不比日本、韓國和歐洲很多國家少）。要是中國不算“地大物博”，還有幾個國家算“地大物博”？
中國以前“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人口衆多”的宣傳本身就是一種自信的表現；但後面爲了實行計劃生育，却不惜隱瞞數據，灌輸“人均不足”觀念。要是連人口資源都不善于利用，對其他資源肯定也是粗放式利用。我國的資源利用效率遠遠低于國際水平，也低于印度、泰國等發展中國家水平。以這種粗放利用資源的方式，人口减少一半都不够。用“人口過多”來掩蓋這種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實在不值得！計生委在宣傳“計劃生育的偉大貢獻”的時候，讓人聞到了“焚琴煮鶴 ”的味道。
凡事皆有個度，過猶不及。1979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只稍微高于世代更替水平，通過發展經濟就完全可以在短期內將生育率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毛澤東的人口政策和經濟發展已經將高生育率這條“蛇”打死，1980年代根本沒有必要實行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198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是打“死蛇 ”。少出生1.3億（最悲觀估計也不超過2.2億）人口，大大加重了今後的老年化。
作爲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當時提出那個可以導致亡國的“新人口論” 從學術討論上來說幷不爲過，但馬寅初在接受了計劃生育先驅者的榮譽的時候，就注定了要爲這個事情承擔歷史的責任。歷史和現實表明，馬寅初的所謂的人口理論是錯誤的，以馬寅初理論和宋健的“人口控制論”爲依據的1980年代以後的嚴厲/極端計劃生育政策更是荒謬絕倫。以减少新生人口爲標志的獨生子女政策是作爲基本國策出現的，决策者竟然把通過降低新生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爲基本國策！即使是窮瘋了，也不能幹斷子絕孫的事情。以急劇壓縮人口規模、催生畸形人口結構爲代價提高生活水平，和過把癮就死沒什麽區別。一票否决制否决的是民族的未來。强制結扎其實就是結扎中華民族的持續發展。
毛澤東的直覺勝過馬寅初的學問！馬寅初作爲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徵，我不知道具體原因，但要是僅僅因爲是在人口問題上用一個錯誤的理論與毛澤東爭執，那只能說明中國自由主義的淺薄。最近二十多年的宣傳也都同情馬寅初，却無視3億生命！
1980年左右多位學者提出中國最適人口爲7億，爲計劃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有學者甚至提出無嬰年的方案。現在李偉雄、李小平等人仍然堅持要將中國人口降低到5億、3億。計劃生育不就是民族自殺嗎？鼓勵個人自殺是犯罪，難道鼓勵民族自殺反而成了功臣（一大批學者步步高升）？
毛澤東在一些方面可能做得不好，但在人口、醫療、高科技發展、能源開發、民族工業建立等方面是沒有錯的，我們要一分爲二地看。要是在人口、醫療等方面反毛，只能說明反對者的淺薄。唐代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複哀後人也”。“後人複哀後人”，正好反映了中國歷史在變中保持不變的宿命。以人爲本、可持續發展才能終結這種宿命。
1959－1961年大躍進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既因天灾，也因人禍，但具體數目還有爭議。但1980年代以來的計劃生育却是减少了1.3億（最悲觀估計也不超過2.2億）人口，姑且不談這個。1980年之前中國出生性別比一直是正常的，但是現在公認的未來數千萬光棍意味著什麽？數千萬女嬰到哪里去了？這還只是被迫“自願”的。還有更多的强制墮胎手術，這些都已經是有生命了的！
馬寅初人口論無非就是照搬了一點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却被樹爲什麽偉大的英雄。對馬爾薩斯人口論，馬克思批判過；恩格斯批判過；孫中山批判過；毛澤東也批判過，但中國1980年代還是采納了馬爾薩斯理論控制人口。
馬寅初提出的“對只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加以獎勵，而對超過兩個孩子的父母要抽稅。”這一明顯帶有“行政命令”與“計劃經濟”色彩的建議，當時幷沒有被政府采納。很明顯這是1980年代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後，“獨生子女費”與“超生罰款”的理論依據。
有人說：馬寅初僅僅是一個學者，學者的理論是否會成爲國策，取决于决策者是否采納。如果采納了，由此産生的功勞是决策者的，過失也應當是决策者的；讓學者來負責，于法于理，都說不過去；學者的理論，只要不違反法律，就應當讓人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如果要求學者的理論一定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才能發表，那以後誰還敢說話？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僅僅是一家之言，過去批他，是政治環境和學術環境不正常的表現，現在，爲什麽又拿他當替罪羊？孔子認爲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譯文：君子憂患的事有三件；未曾聽說的事和知識怕不能聽到，要通過多種途徑聽到正確的觀點；聽到之後怕不能學到，要努力學到；學到之後怕不能做到，要想方設法做到）。學者正確意見，决策者不能裝聾作啞而不采納；學者的錯誤觀點，决策者不能不加辯白就一味采納。要是馬寅初的觀點是錯誤的，决策者不采納就是。既然决策者采納一個錯誤觀點，就應該由决策者負責，而不能由學者負責。
這些話確實有些道理，但决策者不是全才，對很多事情是外行，需要一些嚴謹的學者作參謀，需要一些正確的理論作指導。允許學者犯錯誤，但不等于縱容犯錯誤。涉及民族長遠利益的學術研究需要非常嚴謹，至少方向不能錯，但計劃生育的幾個理論連人口結構都沒有考慮，老年化都沒有考慮（就更沒有考慮改變全球民族構成的問題），能算嚴謹嗎？這些人能算人口學家嗎？都讓决策者承擔責任也不太公平，學者就沒有責任心了。學者不能光是想著憑藉理論步步高升，而不想到後果。計劃生育是專家誤國的典型！
筆者說的是批馬寅初人口論，不是批馬寅初本人。事實上，毛澤東也只批了馬的人口論，批馬寅初是在1959年，馬寅初于1960年自己到教育部提出口頭辭職。這個時候的馬寅初已經78歲了（哪個大學有80歲的校長？），後面一直仍留下一個全國政協常委的名義。馬寅初仍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比老帥日子還好過），1980年代實行極端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馬寅初擔任人口學會名譽會長，享年100歲。
國際上人口學都還屬于幼稚學科，遠沒有完善，比如聯合國對于人口預測就從來沒有準確過，說明人口學界缺乏新思維。中國在1980年代人口學起步時候將馬寅初搬上神龕，采納馬寅初、馬爾薩斯的觀點建立起中國的人口學科（宋健研究人口最早起源于對馬寅初的景仰；田雪原研究人口起源于爲馬寅初平反整理資料），導致中國人口學先天不足，一開始就走向了錯誤方向。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現在民族急性自殺的1.2-1.3的生育率，某些人口學者難辭其咎！
既然馬寅初作爲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象徵，不批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不澄清事實，就不會有爲人口政策伸張正義的那一天，人口政策就難以撥亂。
注釋：
1.劉志軍.論人類安全的理念淵源.國際問題論壇. 2005年夏季號.
2.胡鞍鋼， 熊義志.全面開發人力資源：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第一目標. “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强國” 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
3.吳隆杰. 我國人文發展指數的國際比較研究.中國可持續發展，2005，（1）：5-8.
4. 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
5.中國農村衛生――簡報系列. 世界銀行
6. 2001-2050年老年人口和老齡化程度預測.國家計生委2003年
轉自http://www.weekmag.info/html/4472.htm
歷史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
易富賢 2008-11-18
——中國人口問題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
1、問題的提出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後來流傳甚廣的文章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意思是1959年毛澤東 “錯批”了馬寅初，從而導致“誤增”了三億人口。舉國上下爲此“嚴重失誤”痛心疾首。在此背景下，經過先期試點，中國于1980年全面推行獨生子女政策。從此之後，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因于“人口過多”。
“人口問題是個筐，什麽都可以往裏裝”！在一般人眼裏，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人多爲患。
近年電力短缺、糧食短缺，人們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但其實真正原因是1998年以後的幾年間電力投資銳减和糧食政策失誤。
現在就業壓力大，人們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其實人口决定消費，消費决定生産，生産决定就業。减少人口减少消費，哪里還有就業機會？巴西面積相當于美國的91%，自然資源豐富，氣候良好，人口只相當于美國的60%，但巴西生活水平比美國差多了，失業率是美國的2倍多。生活水平比中國好不了多少，綜合國力還不如中國。因此中國目前的失業率幷不是因爲人口過多，而是由于産業結構改變，减少人口幷不能降低失業率。
很大程度是因爲1979年以來的教育失誤，教育投入之少世所罕見，全世界190多個國家中有170多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但我國却沒有（名義上有），近年高校又盲目擴招，導致大學生和低素質人找不到工作，技術工人却奇缺，結構性民工荒已經開始。
春運期間火車擁擠，人們將之歸因于人口過多，其實真實原因是中國人均擁有鐵路才5．5厘米，不及一支過濾嘴香烟長，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後，幷且世界上有幾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西部與東部之間世界之最的巨大人員流動，而且集中在春節前後一兩周這樣短的期間？
中國近年城市環境污染嚴重，人們也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其實任何國家在工程化過程中隨著農村人口大量進城，都曾出現過城市環境污染，幷且中國環境污染更主要的原因是粗放型的發展模式，是中國成爲世界工廠的後果（意味著中國現在的環境污染部分是發達國家轉嫁過來的）。即便如此，近年來中國森林面積在持續增長，沙化土地開始减少。
有人認爲，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人口過剩，1980年才不得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是對毛澤東錯誤的人口政策的“補救”，要是沒有毛澤東的鼓勵生育也就沒有後面的計劃生育了。
總之，人們認爲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因爲毛澤東沒有采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反而鼓勵生育造成的，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的話，中國生活水平早就趕上美國了，也沒有就業壓力，沒有環境污染了。
中國人口問題真的是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的嗎？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控制人口會怎麽樣？接下來筆者將從多個方面探討中國人口問題的來龍去脉。
2、人口迷霧的透視器——以人爲本的HDI發展觀
中國人口問題迷霧（“人工”成分比較多）重重，也正是因爲有迷霧，一切社會問題都被或有意或無意地往這個迷霧裏推。人口問題成了一切問題的遮羞布，“人口過多”的迷霧掩蓋了無數失誤。透視這個迷霧既有利于還原歷史，更有利于展望將來。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大量偶然現象背後，往往隱藏著必然規律。其實社會學也可以借鑒醫學的思維。醫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找出與疾病正相關或者負相關的症狀或體液指標，據此來診斷疾病、預測疾病的預後，相關係數越高，診斷越準確。生育率降低是“疾病”，但這個疾病可以用幷發的“症狀”來診斷。既然生育率隨著社會發展程度的提高而降低，那麽就可以用反映社會發展的指標來診斷生育率。筆者比較了聯合國公布的多項社會發展的指標，發現多項指標都與生育率負相關，但只有人類發展指數（HDI）與生育率的相關性最强，相關係數高達-0.916，是診斷生育率的最好指標。
首先簡要介紹一下人類發展指數：
長期以來，國民生産總值（GDP）是反映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有些政治家將人均GDP的提高作爲政績的唯一指標。盲目追求人均GDP必然導致粗放型的發展模式：粗放式地利用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粗放式地污染環境，忽略人的本身發展（比如捨不得在教育和科研等方面投資）。這種粗放型“以物爲本 ”的發展觀已經嚴重透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潜力，已經威脅到社會的和諧穩定。
對于西方國家本身來說，由于過度注重“物”，而不是注重“人”，生育率不斷下降，人口本身的再生産都面臨危機，這表明近代西方文明主導的“以物爲本”的發展觀已經陷入危機。
由于注意到“以物爲本”的GDP發展觀的缺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等人開始積極倡導一種“以人爲本”式的發展觀，幷于1990年發起了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系列書籍的寫作和出版，以倡導和推行這種新的人類發展觀。這一系列的報告在新的高度上重新提出了古代思想家如亞裏士多德等人的以“人”爲發展的中心的思想，提出了經濟發展爲人的全面進步服務的主張。根據這種新的發展觀，人類發展就是拓展人的選擇的過程，其中最爲重要的是長壽而健康、接受教育、享受到體面的生活，其它的選擇包括政治自由、有保障的人權和自尊等等。Amartya Sen說：“人類發展戰略是以人爲中心的發展戰略，人類發展體現了以商品爲中心戰略的發展向以人爲中心戰略的發展的轉變。發展的政策目標應當是增强人們的能力滿足需求，而不只是GDP增長。”[1] 這種“以人爲本” 的新型發展觀近年來已經爲我國政府所采納。
從食古不化到食洋不化，經過近百年的痛苦實踐到現在回歸古代哲人的“以人爲本”、“和諧社會”，表明中國式的道路探索已取得可喜的進展。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自1990年以來，每年發布《人類發展報告》，其中一個關鍵指標是人類發展指數（HDI），該指數由反映人類生活質量的三大要素指標（出生時預期壽命、受教育程度、實際人均GDP）合成一個複合指數，通常作爲衡量人類發展的綜合尺度。HDI的三個方面的指標：一是指人均收入，通常是指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國際美元值，反映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可資利用的物質財富的多少；二是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以反映衛生發展狀况；三是總入學率和識字率，以反映教育發展水平[2].
由于人類發展層次多元化， HDI 將人類發展僅區分爲三個維度，似乎太簡化了。但 UNDP 認爲在發展過程中，這三個範疇對人類而言是最必要的和最基礎的，如果這些基本範疇無法獲得良好的發展，其它的發展層次必然無法達到或沒有意義。UNDP 經由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分析後指出， HDI 的三個成分近乎等權重的綫性組合解釋了88%的一般化變异數，大大强化了 HDI 在此議題上的客觀代表性[3].
聯合國根據不同的發展水平將世界各國分爲三類：一是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0.5之間；二是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51～0.80之間；三是高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81～1.0之間。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資料[4]，筆者比較了聯合國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和地區的HDI（2003年）和 TFR（2000-2005年），發現HDI越高，TFR越低，二者直綫負相關，相關係數高達-0.916.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生育率都非常高。比如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HDI在0.9以上，但平均總和生育率不到1.5；布隆迪、尼日爾、塞拉利昂等非洲國家的HDI在0.3左右，平均總和生育率在 7.0左右。也大概就是民間所說的“越窮越生”（但越生不一定越窮，而是“有子窮不久，無子富不長”）。
雖然總體來說，HDI越高TFR越低，但是由于區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別，在同等HDI的情况下，TFR幷不完全一致。
表3.1不同類型國家的HDI（2003年）和TFR（2000-2005年）
資料來源：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5年公布的2003年人類發展報告[4]
幾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中華文化圈國家和地區（韓國、香港、臺灣、泰國、越南等）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在一個國家內部，華人生育率比其他民族低）；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但原蘇聯國家中的穆斯林國家除外）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高；穆斯林國家的生育率遠遠比其他國家高。後行國家達到相同的HDI時候，生育率要比先行國家當年要低。比如日本生育率只有1.29，臺灣、韓國不到1.2，香港只有0.9；而歐美主要大國中，美國生育率有2.1，法國1.9，英國1.7.
筆者根據聯合國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和地區的以購買力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國際美元值（2003年）和 TFR（2000-2005）繪製相關圖。發現人均GDP確實與TFR負相關，但相關係數只有-0.656 （即使$5000以內區域相關性比較好，相關係數也只有-0.74），相關程度不高；而HDI與TFR的相關係數高達-0.916，相關程度極高。可見用人均GDP研究人口遠沒有用HDI可靠。
3、社會發展水平决定了解放初中國的高生育率
中國人口在停滯了一百多年後，于1949年後再次快速增長，由1949年的5.4億增加到1959年的6.6億，1970年的8.25 億，1976年的9.33億，再到1980年的9.87億。一些人産生了恐慌心理，驚呼中國已人滿爲患了，幷不假思索將人口問題歸到毛澤東身上，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廣爲流傳。中國大陸人口由1950年的5.52億增加到1980年的9.87億，增加1.79倍；與此同時中國臺灣地區的人口 798萬增加到1785萬，增加2.24倍，大陸怪毛澤東，那麽臺灣怪誰？1950年中國人口爲5.52億，全球25.2億，中國占全球的 21.9%，1980年中國人口爲9.87億，全球44億，中國人口占全球的22.4%.說明中國人口增長與全球同步，中國怪毛澤東，那麽全球怪誰？
上文已經提到人類發展指數與生育率高度負相關。縱向來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隨著HDI的提高，進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 0.51-0.8）行列後，都經歷過從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轉化（從“窗口期”進入S形頂端）。HDI 0.5是個分水嶺，低于0.5的國家，生育率都在5、6左右，而HDI超過0.5之後，生育率都將快速下降。就像感冒，有高度規律性，只要沒有嚴重幷發症，沒有必要特殊治療，不用藥七天好，用藥也是七天好。巫師、庸醫往往利用這個規律，貪天之功，將感冒的痊愈歸功于自己的水平。
中國的HDI在1950年才0.159（印度0.16），經過25年的努力，在1975年HDI達到0.525（相當于美國1880年左右的水平、印度1992年的水平）。就是說中國在1970年之前屬于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在這個發展層次的國家都是6.0以上的高生育率。而1970年之後，中國已經步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即使不實行計劃生育，生育率也會急劇下降的。
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是憑减少人口提高HDI的。美國HDI從1870年的0.467（中國1960年代水平）增加到1913年的 0.733（中國2001年的水平），花了43年；日本HDI從1870年的0.160（相當于中國1950年水平）升高到1950年的0.607（中國 1987年水平），花了80年。
4、中國人口“過剩”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嗎？
新中國成立之際，美國艾奇遜暗示，中國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糧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才有出路。艾奇遜的這些言論在當時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中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毛澤東針對艾奇遜的觀點，針鋒相對地指出：“革命的發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緣故麽？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麽？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麽？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麽？”、“中國人口衆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産”、“革命加生産即能解决吃飯問題”、“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産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迹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衆多、物産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1980年代，毛澤東的上述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爭論，被一些人認爲是毛澤東主張人口越多越好、鼓勵生育的主要根據。
其實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只是爲了消除艾奇遜言論的負面影響，幷不表示真的鼓勵生育。同樣，針對核威脅，毛澤東也說過“不怕死人”的話。說什麽幷不表示做什麽，要看當時說的目的。
幷且毛澤東否定中國人口過剩的觀點本身幷沒有錯。三聯書店在2000年出版了《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作者爲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之子李中清。在這本書中，作者用詳盡的數據和嚴謹的分析，證明了中國在過去的三百年間，即使在清朝後期，也根本沒有過“人口過剩”。馬爾薩斯的中國人口觀完全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極度無知的基礎上。
18世紀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中國婦女平均只生育6個孩子，說明中國婦女現實極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有人將中國人口問題歸因于毛澤東時期鼓勵生育政策。其實中國只在1953年之前鼓勵過生育（戰後大多數國家都這樣）。但1950年到1953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這幾年分別爲5.81，5.7，6.47，6.05），與1949年之前沒有差別，也與當時的韓國、越南、泰國、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國臺灣沒有差別（這些國家和地區當時的生育率都在6.0左右）。難道這些國家和地區也鼓勵生育了？可見中國當時鼓勵生育成效不大（因爲當時本身就接近極限生育水平，再鼓勵也沒有用；何况當時也沒有明確鼓勵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張）。在1971年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之前，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與印度、韓國、越南、泰國、巴西相比仍然沒有明顯差別。1971年，以國務院批轉衛生部、商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爲標志，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1973年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面開始，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中國生育率從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與現在印度差不多）。
可見中國人口“問題”幷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
此外，醫學條件也不允許中國在1950年代就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當時中國連避孕套都不能生産，絕大多數婦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只有頂級醫院能做人工流産手術，總不能將育齡婦女都置于生命危險之中吧？總不能將生下來的孩子都掐死吧？在1970年代中國醫學條件才開始成熟，避孕措施才有條件普及，才能比較安全地實行計劃生育。要說毛澤東在人口問題有失誤的話，就是不應該在1973年全面實行計劃生育，雖然當時是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到他1976年去世，幷沒有少生多少孩子，但是爲1980年代的極端計劃生育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
即便當時中國沒有毛澤東，而是一個西方式的議會，馬寅初的提議既違反西式的“人權”法則，又違反中式傳統道德，有一絲一毫通過的可能嗎？所以將人口問題算在毛澤東身上加以譴責是十足的誣衊。
5、解放後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社會發展超前于經濟發展
既然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那麽爲什麽中國人口在解放後快速增長？
我們來分析一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三個指標。HDI主要用三個維度來評價人類發展：能否過一個長壽而健康的生活，是否接受很好的教育，是否擁有體面的生活水平。因此，這個指數不僅包括收入本身，而且包括預期壽命、入學率和識字率等其他指標。
毛澤東在人口方面幷沒有錯
建國初嬰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兒童死亡率都非常高。1949年以後，由于戰亂的結束，幷因爲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建設（袁隆平認爲70年代的農田水利建設是歷史上最好的）和建立農村醫療體制（經過2003年SARS的流行，中國政府重新認識到農村醫療體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痛，决定重新建立農村醫療體制），醫療衛生等方面得到長足的發展（中國的醫療衛生和教育當時在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死亡率（包括嬰幼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急劇下降，壽命顯著延長，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1981年的68歲（接近當時發達國家水平；印度當時只有54歲），再到現在的72 歲，而世界平均預期壽命只從1949年的47歲延長到1976年的58歲、現在的67歲，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延長明顯快于世界平均水平，這些足以說明當時中國的醫療體制的正確性。而印度預期壽命現在都還不到64歲。幷且中國的這種社會進步主要是在1979年之前所取得的。可見當時社會發展明顯超前于經濟發展。最近世界銀行仍然高度評價中國當時的醫療進步[5].
而根據聯合國發展署2005年的資料，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發展（醫療、教育等）明顯落後于經濟發展。中國在發展方面取得的顯著進步沒有使貧困人口受益，特別是沒有能够將創造的財富和提高的收入轉化爲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在廢除了公費合作醫療體制之後，中國７０％到８０％的農村家庭沒有醫療保險，這方面的缺失導致了嬰兒的不必要死亡。在1970年代中國預期壽命比韓國長0.6歲，現在則比韓國短5.4歲。1981年以來中國預期壽命只延長了4歲，而印度則延長了10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王慧炯在評述聯合國報告時表示，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發展很快，衛生醫療却是倒退的。
雖然中國婦女生育率與越南、泰國、巴西、印度等地區沒有明顯差別，相對于中國本國1949年前也沒有明顯變化，但由于死亡率降低、壽命延長，人口快速增加，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5億增加到1970年的8.5億、1980年的10億。換句話說，1949年後中國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爲 “死的太少”（尤其是嬰幼兒死亡率大爲降低），而不是“生的太多”。
一定要將現在的人口壓力歸因于毛澤東的話，那只能怪他將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降低太多了、將壽命增加得太多了。如果中國沒有建立起赤脚醫生制度，中國的嬰幼兒死亡率與印度、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的話，那麽現在在世的各位相當部分可能早在嬰幼兒時期就夭折了。
其實毛澤東時代的那種將社會發展超前于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提高教育和醫療水平，降低嬰幼兒死亡率等），是不利于當時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爲要將嬰兒撫養成人需要付出撫養成本和教育成本，“十年育樹，百年育人”，這些投入需要20年才能轉化爲經濟力。對當時的困難，熬一熬也就過來了，從民族長遠利益來看，那些投入是戰略投資。人口從來就是戰略資源，只是很多人視而不見。中國人均GDP比突尼斯等很多窮國還少，但中國領導人仍然能够得到國際社會尊重，出訪美國等國可以到一流大學演說，而非洲小國領導可以嗎？海外中國人仍然感到祖國的强大。誠如仲大軍先生所指出：“改革開放這麽多年來，中國與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麽？（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資源），實際上是人口，充沛的勞動力資源。就是仗著如此大量的勞動大軍，中國成了世界工廠，成了世界生産基地。一旦中國人口這一寶貴資源减少，影響的將不僅是中國社會和中國經濟，而是整個全球經濟”。爲政者將這個優勢發揮到了極至，却說什麽人多是問題。可以說，現在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飯”，但現在的計劃生育却是“斷子孫的根”。
有人說國際社會譴責中國計劃生育是爲了增加中國人口，好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其實西方國家都希望人民幣升值，希望中國政府提高工人工資。人民幣升值、工人工資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超過一定程度後，中國還有什麽可與國際社會競爭？中國還有多少企業能够挺過去？企業挺不住，意味著更多的失業！
6、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會怎麽樣？
1949年中國人口5.5億，解放後中國人口迅速增長，1953年，中國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總計601，938，035人，估計每年要增加1，200萬人到1，300萬人，增殖率爲千分之二十。歷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變成社會問題了。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論”，他說：“中國人口這樣發展下去，十年後有八億一千萬，五十年後多少？嚇死人！二十六億一千九百萬”，他提出“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的主張。雖然他一直說他的“新人口論”有別于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于1798年發表的《人口論》，但事實上仍然不過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變種。1959年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批判。
1979年夏天，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審閱有關馬寅初的材料時，含著眼泪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于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共産黨應該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筆者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因爲胡耀邦以親民著稱，能够爲在紋革中被整倒的高幹和知識分子平反，能够制定給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難道對數億生命竟然如此漠視？
稍後《光明日報》發表了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一文，指出1959年“錯批”馬寅初導致“誤增”三億人口。中國人口1959年6.6億，1979年9.709億。就是說依照馬寅初的理論到1979年中國人口只能在6.7億左右，這意味著中國人口在壽命大幅度延長的情况下零增長。“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從此廣爲流傳。
馬寅初老先生關注的是人口數量和增長率而不是人口結構，是通過减少新生人口來降低人口總量，實現人口的零增長，他主張每對夫婦只生育兩個孩子。筆者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他那個時候提倡的生育兩個與現在生育兩個意義完全不一樣，建國初嬰兒死亡率爲20%（現在2.55%），孕産婦死亡率爲 1500/10萬（現在50.2/10萬），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25-30%（2003年2.99%），我國人民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增加到現在的72歲。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維持人口總量不增加，後面的計劃生育政策與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一脉相承的。事實上，除了馬寅初外，當時主張計劃生育的還有劭力子，劭力子見到人家生了一個孩子後，就說：不要再生了。馬老先生提出的生2個，在當時是錯誤的（當時高嬰幼兒死亡率、高孕産婦死亡率），在現在也是錯誤的（現在至少有12.5%的不孕人口，幷且單身和丁克很多，只願意生一個的不少，總和生育率連1.7都難以達到）。
在馬寅初提出人口論的40年前孫中山擔憂亡國滅種，在馬寅初提出人口論的3年後中國人口還接近負增長。馬寅初隻看到1949年以來幾年的快速增長，就提出限制人口增長；而毛澤東却從歷史眼光看到中國自1800年以來人口增加緩慢（中華民族占全球比例自從1800年以來下降一半），而沒有立即限制人口增長（幷且當時國際形勢不容樂觀，誰也難以斷言今後沒有戰爭）。
第4次和第5次人口普查數據均顯示1959年到1979年共出生4.57億人口，按照光明日報的說法，不批馬寅初的話，人口會少增加三億，就是說要是依照馬寅初的觀點，其中3億是不應該出生的。換句話說，2005年26到46歲之間人口應該爲1.57億而不是現在的4.57億（65%的人口不應該出生）。這3億人口大都已經結婚，1959年左右出生的婦女生育高峰在1984年左右，統計局資料顯示1984年總和生育率爲2.35；而1979年左右出生的婦女除了少部分沒有生育外，大多數都已經生育，平均生育率可能還不到1.3.粗略假定這個群體平均生育率爲1994年水平（當時總和生育率爲 1.56），就是說假設這3億人口中的1.5億婦女平均每人已經生育1.56個孩子，那麽共有2.34億孩子。這些所謂“誤增”的三億人加上他們已經出生的子女總共5.34億人口，雖然只占中國2005年底總人口的41%，但却占了中國46歲以下（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1959年以後出生人口共9.3億）人口的57%，他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和可持續發展的潜力。
多出的這3億青壯年人口，都是各部門各行業的主力！這意味著現在的勞動骨幹有一大半本來是不應該出生到這個世界上的。沒有這三億年輕勞動人口，現在中國怎麽發展？經濟實力還能排世界第四？沒有這“多出的”3億及其2億多子女，中國確實達到某些人宣稱的“理想人口”7億多的水平，但2005年60 歲以上人口同樣有1.45億（都是1945年以前出生的），比例高達18.1%！現在國家只承擔城市人口中四千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幷且由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農民通過廉價勞動力支持國家基礎建設，幷且是義務兵的主要來源，要是沒有2.5億農民工所創造的財富，政府財政就無法運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于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沒有這“誤增”的三億青壯年勞動人口，老年人怎麽活？總理怎麽當？中國今後怎麽持續發展？現在（2007年）48歲以下的人在嘮叨“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時，可曾想到要是當年沒批馬寅初的話，你們中的一大半都是不可能出生的。想到這裏，背後冷颼颼的，毛骨悚然！說嚴重點，馬寅初的理論與馬爾薩斯理論一樣是反人類的。我不清楚當年批馬寅初的具體動機是什麽，但不論如何是歪打正著。不批馬寅初人口論，天理不容！
减少這三億人口真的能讓中國富强嗎？城市化和工業化是歷史趨勢。减少這三億人口以後，中國人口總數仍然不少（到現在還會有近8億），還是不能像中東那樣靠出賣原始資源致富（俄羅斯人口稀少、資源豐富，幷且人口從1992年以來就不斷减少，但也沒有靠出賣資源而發財），還得靠廉價勞動力起家進行原始積累，比如前些年的基礎設施和重工業建設。城市化和工業化就會滯後，就業率不一定比現在高，經濟就無法起飛，整體國力肯定是大幅度下降的。沒有這三億青壯年勞動人口，中國就沒有勞動力優勢，外國企業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涌向中國。就算人均勞動力收入會有所增加，但與現在一樣多的老年人需要贍養，實際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現在高。人均養老比增加，意味著有相當部分勞動力時間需要花費在侍候老人方面，創造財富的時間大爲减少。
有人因爲現在的農民工收入不高，就以爲他們創造的財富不多。事實上農民工的超低工資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致。但作爲國家，農民工創造的全部財富都是計算進了GDP的。沒有那些農民工，現在的“富人”不會富，國家也不會富。
在1959年采納馬寅初理論後，即使到1979年後也一直依照馬寅初的生育2個的理論，那麽考慮到至少15%的不孕、單身、丁克等不育人口（其實光不孕家庭就占12.5%，幷且正不斷上升），不考慮嬰幼兒和孕産婦死亡情况，那麽生育率也只能在1.7.這1.57億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人口中有婦女7700萬，生育孩子1.3億。以婦女平均生育年齡爲25歲計算，那麽1954年到1958年出生的婦女生孩子也在1979年之後，這個年齡段婦女4363萬，以1.7的生育率計算，生育7418萬個孩子。就是說以馬寅初的理論，從1979年到2004年只能出生2.05億孩子。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從1979年到2000年出生4.239億，加上國家統計局顯示的2001年到2004年這幾年出生的五千萬左右，共出生4.8億左右，比馬寅初理論要求的2.05億多出2.75億。2005年初有13億人口，扣去這2.75億，也扣除1959年到1979年多出生的3億，等于7.25億，就是說按照馬寅初的2胎理論，中國2005年初只能有7.25億人口，確實是接近零增長。那麽2005年中國60歲和65歲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別爲20%和14% （目前實際分別只有11%和7.8%），65歲以上老年人比例高于美國目前的12% （美國的養老金制度已經建立70多年），相當于日本（現在爲15%）1996年水平（日本在1996年的時候人均GDP爲38555美元）。
上面是粗測馬寅初理論的後果，我們再分幾種情况細測馬寅初理論的後果。依照馬寅初的理論，每對夫婦生育只能生育兩個孩子，就是說政策生育率爲 2.0.光明日報的文章聲稱推行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從1959年到1979年會少生３億，可能是考慮到當時的高嬰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兒童死亡率。有人會說，即使有嬰兒、兒童死亡，但還可以再生（其實生育時間是有限的，補生幷不一定成功）。那麽我們就分幾種情况分析馬寅初人口論的後果：
1、假設光明日報的說法是對的，將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億按比例减少三億後，1980年後仍然繼續馬寅初的“只允許生育2胎 ”（每個婦女最多只生育2個孩子）的政策，不生育人口（不育不孕症、單身、丁克）在1980年到2000年以10%計算，2000年以後以15%計算（現在光是不育不孕症人群比例就高達12.5%；但1980年代發病率要低一些，幷且1980年代丁克思想還沒有流行）。
2、假設光明日報的說法是對的，將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億按比例减少三億後，1980年停止計劃生育，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兩個孩子（由于有單身、丁克，幷且一些隻願意生育1個孩子，就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個孩子，另外一些人生育4、5個孩子）。關于這個方案需要說明：如果從1959 年到1979年實行馬寅初的計劃生育方案，生育觀念已經不可逆地改變了很多（比如中國1980年代開始的嚴厲計劃生育，使得生育觀念在1990年代就發生質的變化；越南1988年開始計劃生育，生育觀念幾年後就發生質的變化），生育願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撫養比又顯著增加，生育願望就更加下降，1980年停止計劃生育的話，即使1980年代生育率還可能稍微高于2.0，但1990年之後需要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能使得生育率保持在2.0.
3、1959年後一直允許生育2胎，不考慮嬰、幼兒和孕産婦死亡情况，不生育人口1959年到1979年以5%計算（當時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只有2%左右，但仍然有單身），1980年到2000年以10%計算，2000年以後以15%計算。
4、在“誤增3億”和“獨生子女政策”後，現在開始停止計劃生育，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兩個孩子（在目前的生育意願下，需要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行）。
說明：生育婦女結構模擬1986年的偏正態人口結構，未知人口的出生性別比以105：100計算。根據馬寅初理論，第1個方案是最悲觀的方案（到1979年扎扎實實少生3億），第3個方案是最樂觀的方案（到1979年只少生2.2億），最有可能的情况介于第1個方案和第3個方案之間。另外，還要考慮到馬寅初時代的中國政治現實：那個時候農村也是集體經濟，在政策壓力下很少有超生（就像現在城市人不敢超生一樣；1973年開始計劃生育，允許生育兩三個，全國總和生育率在1979年就只有2.75，1980年只有2.2了）。
1959年之後的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人口總數預測
沒有這3億“誤增”出來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國現在確實達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的7-8億人口，但這7-8億却是老年化的8億，是不可持續發展的7-8億（能够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經很低了，幷且生育意願很低）。
19世紀初中國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接近40%，在20世紀初降低到25%左右，現在降低到20%.要是當年依照馬寅初的理論，現在中國人口只有不到8億，只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世界人口到2050年却仍然會增加到90億，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將急劇下降到不足8%.泱泱大民族就這樣淪落爲小民族了。
計生委資料顯示[6]：200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1.45億，65歲以上老年人1.01億，分別是1945和1940年以前出生的；2015年的1.35億65歲以上老人、2.13億60歲以上老人是在1950年之前出生的，與毛澤東沒有關係；2024年的1.95億左右的65歲以上老人、2.9億60歲以上老人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與毛是否采納馬寅初的理論控制人口沒有關係。同理，2045年及以前的65歲以上老人都是 1980年以前出生的，不受1980年代開始的極端計劃生育所影響，筆者在《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麽樣？》一章分析了沒有1980年代開始的極端計劃生育會怎麽樣。
要想證明馬寅初理論是正確的，就得說明如何養這麽多老年人。事實是按照馬寅初的理論根本養不了這些老年人。
2024年及以前的65歲以上老人都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與當時是否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沒有關係，不同的方案雖不能改變老年人數目，但却通過改變總人口數目而决定了今後的老年人比例。
即使在1979年之前依照馬寅初理論控制人口，而在1980年之後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到2024年也不會達到8億，如何養活超過25% 的65歲以上老年人？即使退休年齡延遲到75歲（一大半人到死都拿不到退休金），社會也無法運轉。由于持續的低生育意願和低生育率，人口結構一步步老化，經濟規模和人口數量在全球的份額也一步步下降。
目前是9個勞動年齡人口（18-64歲）對應一個老年人口，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于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依照馬寅初理論，到2024年是2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怎麽養老？
馬寅初人口論錯就錯在在戰後壽命延長的情况下謀求人口零增長。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和現在的72歲，在這種情况下人口零增長意味著什麽？等壽命平穩下來後人口結構會是什麽樣？
人們往往後悔沒有做某事，其實更應該慶幸幸虧沒有做某事。
1959年後不同生育方案下一個65歲及以上老人對應的勞動人口（18-64歲）數
任何一個命題都是靠歷史鑒定的。打個比喻，一個工廠要長期存在和持續發展，就必須老中青三結合。師傅教徒弟時，要費心費時，甚至影響師傅的工作效率。要是只考慮當年的生産的話，就根本沒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慮企業的長期發展，必須不斷吸收新的力量。否則人才結構會斷代，那時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經驗的師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訓練才能真正成材）。
計劃生育一方面省一筆費用（養育小孩的費用），另一方面母親减少養育小孩的誤工時間，理論上、表面上用這個時間工作可以增加社會財富，也就是人口學界所謂的“人口紅利”。但是相對于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來說，計劃生育其實幷沒有爲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任何貢獻，却透支了今後可持續發展的潜力。現在計生委用目前的“人口紅利”來“檢驗”計劃生育政策，說計劃生育是何等的“正確”。十年育樹，百年育人，人口問題本身是慢性問題，等真正的檢驗官 “時間”來到的時候，計劃生育的决策者和計生委官員已經享受完榮譽和利益後在另外一個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本身就會有就業壓力（這個壓力不是人口本身，而是社會發展模式的轉變所固有的，歐洲、美國都曾經歷過這段時間），計劃生育使得中國婦女勞動參入率罕見地高，大大加重了就業壓力、增加離婚率。經濟學認爲，養育3個孩子的花費只是1個孩子的1.6倍，這還不計算精力上面的節省。另一方面，却因爲“獨柴難燒、獨子難教”，花了高額費用後往往難以得到預期的教育效果。獨生子女政策搞了20多年了，少生了20多年的孩子，我們來看看：
孩子少了，上學應該更容易了吧，應該真正實施免費義務教育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工作應該更好找了吧，收入應該更多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 醫療應該更有保障了吧，看病住院不用擔心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住房壓力應該更小了吧，人人有其屋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環境美化得更好了吧，污染應該沒有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父母壓力小了吧，大家應該都小康了吧？沒有！
再來看看
孩子少了，學費更高了。
孩子少了，房子更貴了。
孩子少了，醫療更享受不了了。
孩子少了，環境更破壞了。
指望計劃生育减少人口來提高生活水平、發展經濟，搞這種全世界僅有的大試驗純粹扯淡！
北宋政治家和史學家司馬光在寫給他兒子司馬康的一封家書《訓儉示康》中，提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著名論斷。隨著經濟的發展，心理撫養能力反而是下降的，總撫養比是不斷降低的，生育願望是不斷降低的，這也是發達國家不要小孩、家庭越來越小的原因之一。計劃生育暫時地使中國由儉入奢，人爲地增加社會培養成本。經濟越發達，養育小孩的相對成本越高，計劃生育使中國在低成本的時候限制對未來勞動力的培養，等今後高成本的時候中國又無力鼓勵生育小孩。
總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齡結構，生育率在2.1左右才能保證下一代相對這一代不會减少也不會增加。1971年前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有5.8左右（每個婦女平均生育5.8個孩子），2000年國家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金指標）顯示總和生育率只有1.22.5.8的生育率意味著我們這一代是上一代的 2.76倍；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計算，我們的下一代只是我們的58%.可以看出現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們的晚年又多麽凄慘。少壯不努力（生兩三個孩子），老大徒傷悲。
政府的職責是引導民衆發展經濟，儘量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要是通過編造人口過多的謊言，降低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當政府領導，明朝末年的張獻忠在四川就當過一次，他就是通過殺人來减少人口、利用已有財富。客觀上中國的人口已經很多了，不可能像切蛋糕一樣把現有的13 億在保持年齡結構不變的情况降下來，應該從這個客觀事實出發，找出提高生活水平的辦法（無論是人均土地還是人均耕地，中國都不比日本、韓國和歐洲很多國家少）。要是中國不算“地大物博”，還有幾個國家算“地大物博”？
中國以前“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人口衆多”的宣傳本身就是一種自信的表現；但後面爲了實行計劃生育，却不惜隱瞞數據，灌輸“人均不足”觀念。要是連人口資源都不善于利用，對其他資源肯定也是粗放式利用。我國的資源利用效率遠遠低于國際水平，也低于印度、泰國等發展中國家水平。以這種粗放利用資源的方式，人口减少一半都不够。用“人口過多”來掩蓋這種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實在不值得！計生委在宣傳“計劃生育的偉大貢獻”的時候，讓人聞到了“焚琴煮鶴 ”的味道。
凡事皆有個度，過猶不及。1979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只稍微高于世代更替水平，通過發展經濟就完全可以在短期內將生育率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毛澤東的人口政策和經濟發展已經將高生育率這條“蛇”打死，1980年代根本沒有必要實行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198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是打“死蛇 ”。少出生1.3億（最悲觀估計也不超過2.2億）人口，大大加重了今後的老年化。
作爲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當時提出那個可以導致亡國的“新人口論” 從學術討論上來說幷不爲過，但馬寅初在接受了計劃生育先驅者的榮譽的時候，就注定了要爲這個事情承擔歷史的責任。歷史和現實表明，馬寅初的所謂的人口理論是錯誤的，以馬寅初理論和宋健的“人口控制論”爲依據的1980年代以後的嚴厲/極端計劃生育政策更是荒謬絕倫。以减少新生人口爲標志的獨生子女政策是作爲基本國策出現的，决策者竟然把通過降低新生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爲基本國策！即使是窮瘋了，也不能幹斷子絕孫的事情。以急劇壓縮人口規模、催生畸形人口結構爲代價提高生活水平，和過把癮就死沒什麽區別。一票否决制否决的是民族的未來。强制結扎其實就是結扎中華民族的持續發展。
毛澤東的直覺勝過馬寅初的學問！馬寅初作爲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徵，我不知道具體原因，但要是僅僅因爲是在人口問題上用一個錯誤的理論與毛澤東爭執，那只能說明中國自由主義的淺薄。最近二十多年的宣傳也都同情馬寅初，却無視3億生命！
1980年左右多位學者提出中國最適人口爲7億，爲計劃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有學者甚至提出無嬰年的方案。現在李偉雄、李小平等人仍然堅持要將中國人口降低到5億、3億。計劃生育不就是民族自殺嗎？鼓勵個人自殺是犯罪，難道鼓勵民族自殺反而成了功臣（一大批學者步步高升）？
毛澤東在一些方面可能做得不好，但在人口、醫療、高科技發展、能源開發、民族工業建立等方面是沒有錯的，我們要一分爲二地看。要是在人口、醫療等方面反毛，只能說明反對者的淺薄。唐代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複哀後人也”。“後人複哀後人”，正好反映了中國歷史在變中保持不變的宿命。以人爲本、可持續發展才能終結這種宿命。
1959－1961年大躍進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既因天灾，也因人禍，但具體數目還有爭議。但1980年代以來的計劃生育却是减少了1.3億（最悲觀估計也不超過2.2億）人口，姑且不談這個。1980年之前中國出生性別比一直是正常的，但是現在公認的未來數千萬光棍意味著什麽？數千萬女嬰到哪里去了？這還只是被迫“自願”的。還有更多的强制墮胎手術，這些都已經是有生命了的！
馬寅初人口論無非就是照搬了一點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却被樹爲什麽偉大的英雄。對馬爾薩斯人口論，馬克思批判過；恩格斯批判過；孫中山批判過；毛澤東也批判過，但中國1980年代還是采納了馬爾薩斯理論控制人口。
馬寅初提出的“對只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加以獎勵，而對超過兩個孩子的父母要抽稅。”這一明顯帶有“行政命令”與“計劃經濟”色彩的建議，當時幷沒有被政府采納。很明顯這是1980年代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後，“獨生子女費”與“超生罰款”的理論依據。
有人說：馬寅初僅僅是一個學者，學者的理論是否會成爲國策，取决于决策者是否采納。如果采納了，由此産生的功勞是决策者的，過失也應當是决策者的；讓學者來負責，于法于理，都說不過去；學者的理論，只要不違反法律，就應當讓人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如果要求學者的理論一定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才能發表，那以後誰還敢說話？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僅僅是一家之言，過去批他，是政治環境和學術環境不正常的表現，現在，爲什麽又拿他當替罪羊？孔子認爲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譯文：君子憂患的事有三件；未曾聽說的事和知識怕不能聽到，要通過多種途徑聽到正確的觀點；聽到之後怕不能學到，要努力學到；學到之後怕不能做到，要想方設法做到）。學者正確意見，决策者不能裝聾作啞而不采納；學者的錯誤觀點，决策者不能不加辯白就一味采納。要是馬寅初的觀點是錯誤的，决策者不采納就是。既然决策者采納一個錯誤觀點，就應該由决策者負責，而不能由學者負責。
這些話確實有些道理，但决策者不是全才，對很多事情是外行，需要一些嚴謹的學者作參謀，需要一些正確的理論作指導。允許學者犯錯誤，但不等于縱容犯錯誤。涉及民族長遠利益的學術研究需要非常嚴謹，至少方向不能錯，但計劃生育的幾個理論連人口結構都沒有考慮，老年化都沒有考慮（就更沒有考慮改變全球民族構成的問題），能算嚴謹嗎？這些人能算人口學家嗎？都讓决策者承擔責任也不太公平，學者就沒有責任心了。學者不能光是想著憑藉理論步步高升，而不想到後果。計劃生育是專家誤國的典型！
筆者說的是批馬寅初人口論，不是批馬寅初本人。事實上，毛澤東也只批了馬的人口論，批馬寅初是在1959年，馬寅初于1960年自己到教育部提出口頭辭職。這個時候的馬寅初已經78歲了（哪個大學有80歲的校長？），後面一直仍留下一個全國政協常委的名義。馬寅初仍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比老帥日子還好過），1980年代實行極端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馬寅初擔任人口學會名譽會長，享年100歲。
國際上人口學都還屬于幼稚學科，遠沒有完善，比如聯合國對于人口預測就從來沒有準確過，說明人口學界缺乏新思維。中國在1980年代人口學起步時候將馬寅初搬上神龕，采納馬寅初、馬爾薩斯的觀點建立起中國的人口學科（宋健研究人口最早起源于對馬寅初的景仰；田雪原研究人口起源于爲馬寅初平反整理資料），導致中國人口學先天不足，一開始就走向了錯誤方向。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現在民族急性自殺的1.2-1.3的生育率，某些人口學者難辭其咎！
既然馬寅初作爲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象徵，不批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不澄清事實，就不會有爲人口政策伸張正義的那一天，人口政策就難以撥亂。
注釋：
1.劉志軍.論人類安全的理念淵源.國際問題論壇. 2005年夏季號.
2.胡鞍鋼， 熊義志.全面開發人力資源：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第一目標. “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强國” 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
3.吳隆杰. 我國人文發展指數的國際比較研究.中國可持續發展，2005，（1）：5-8.
4. 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
5.中國農村衛生――簡報系列. 世界銀行
6. 2001-2050年老年人口和老齡化程度預測.國家計生委2003年
英國才有“特供”（梁文道）
轉自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10/1005_23_816341.shtml
英國才有“特供”
梁文道 2008年10月05日
很久以前，有人遞了一根烟給我，他神秘兮兮地叫我趕緊嘗嘗:“這是特別做給‘上頭’抽的，外面沒得賣”；這就是我的第一根“中華牌”了。後來，“中華牌”變得一點也不稀奇，滿街都是，而我們這些“港燦”此時也早已發現，真正做給“上頭”的其實是一種叫做“熊猫”的烟。孰料去年開始，連香港機場免稅店也在賣“ 熊猫”了，而且還是那種傳說中的黃色包裝。起初大夥兒還不相信，怎麽“上頭”抽的烟就能這樣拿到街上賣呢？果然，又有一個朋友（同樣很神秘地）提醒我:“ 別傻了，真正的‘特供’哪能這麽容易讓你見著。”
“特供”，特別製造以供應上峰的産品簡稱。多麽奇怪的東西呀，我小時候還一直以爲英國才有這種事呢，因爲英國是個有皇室的國家。想當年，香港不少商品都喜歡標榜自己是“皇室御用”，我一直很納悶，爲什麽我們小老百姓也能隨便買到女皇她老人家的專用貨呢？後來我才知道皇室“禦”用不是皇室“專”用，一字之差，其异遠矣。
其實，許多君主立憲國都還保有“皇室御用”的貨品，英文叫做RoyalWarrant，字面的意思是“皇家認證”，和“特供”不可同日而語。且以英國爲例，它最早起源于1155年的亨利二世，是一種頒給商人和專門服務業的榮譽。按照“皇家商人認證委員會”的規定，商家若是想得到這個頭銜，它必須連續服務皇室成員至少五年，方可具備入圍的基本資格。女王、王夫和太子看得上的，當然是好東西，所以擁有這項榮譽的商人莫不以之爲質量的保證，品牌的廣告。
因此“皇家認證”絕對不是“特供”，它不是專門做給皇家專用的物品，因爲這玩意的宣傳效力正在于讓你知道你買回去的一塊肥皂和女皇御用的完全相同。例如“皇室認證石油産品供貨商”林頓能源公司，難道它會爲了皇室特製一批街上買不到的石油嗎？又如“皇室認證報刊供貨商”瓊斯雅留公司，本來就是英國最有名的報刊零售遞送行；我想他們發給女皇的《泰晤士報》該不會和我看到的不同吧！而且這琳琅滿目的商品服務全部都要付費，就算天王老子也一樣要掏出真金白銀。
前陣子網上流傳“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的消息，許多網民都很憤慨，憑什麽有些人喝的牛奶就是和我們不一樣呢。後來官方還特地出來否認有這個機構。其實我就知道這是個謠傳，好歹我們是共和國，怎麽可能會有這模擬丹麥、英國和日本這些君主立憲國的“特供”呢？
可那些“沒有包裝的熊猫”與“瓶底印了面小國旗的茅臺”又是怎麽回事？莫非它們全是子虛烏有的民間傳說？假如這都是謠言，假如我那些說話特別小聲的朋友原來全在撒謊，爲什麽我們又一直願意去相信“特供”的存在呢？也許這說明了大家的國民意識有問題，分明活在人人平等的共和國，心裏却總還殘留著君高民卑的封建思想。
英國才有“特供”
梁文道 2008年10月05日
很久以前，有人遞了一根烟給我，他神秘兮兮地叫我趕緊嘗嘗:“這是特別做給‘上頭’抽的，外面沒得賣”；這就是我的第一根“中華牌”了。後來，“中華牌”變得一點也不稀奇，滿街都是，而我們這些“港燦”此時也早已發現，真正做給“上頭”的其實是一種叫做“熊猫”的烟。孰料去年開始，連香港機場免稅店也在賣“ 熊猫”了，而且還是那種傳說中的黃色包裝。起初大夥兒還不相信，怎麽“上頭”抽的烟就能這樣拿到街上賣呢？果然，又有一個朋友（同樣很神秘地）提醒我:“ 別傻了，真正的‘特供’哪能這麽容易讓你見著。”
“特供”，特別製造以供應上峰的産品簡稱。多麽奇怪的東西呀，我小時候還一直以爲英國才有這種事呢，因爲英國是個有皇室的國家。想當年，香港不少商品都喜歡標榜自己是“皇室御用”，我一直很納悶，爲什麽我們小老百姓也能隨便買到女皇她老人家的專用貨呢？後來我才知道皇室“禦”用不是皇室“專”用，一字之差，其异遠矣。
其實，許多君主立憲國都還保有“皇室御用”的貨品，英文叫做RoyalWarrant，字面的意思是“皇家認證”，和“特供”不可同日而語。且以英國爲例，它最早起源于1155年的亨利二世，是一種頒給商人和專門服務業的榮譽。按照“皇家商人認證委員會”的規定，商家若是想得到這個頭銜，它必須連續服務皇室成員至少五年，方可具備入圍的基本資格。女王、王夫和太子看得上的，當然是好東西，所以擁有這項榮譽的商人莫不以之爲質量的保證，品牌的廣告。
因此“皇家認證”絕對不是“特供”，它不是專門做給皇家專用的物品，因爲這玩意的宣傳效力正在于讓你知道你買回去的一塊肥皂和女皇御用的完全相同。例如“皇室認證石油産品供貨商”林頓能源公司，難道它會爲了皇室特製一批街上買不到的石油嗎？又如“皇室認證報刊供貨商”瓊斯雅留公司，本來就是英國最有名的報刊零售遞送行；我想他們發給女皇的《泰晤士報》該不會和我看到的不同吧！而且這琳琅滿目的商品服務全部都要付費，就算天王老子也一樣要掏出真金白銀。
前陣子網上流傳“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的消息，許多網民都很憤慨，憑什麽有些人喝的牛奶就是和我們不一樣呢。後來官方還特地出來否認有這個機構。其實我就知道這是個謠傳，好歹我們是共和國，怎麽可能會有這模擬丹麥、英國和日本這些君主立憲國的“特供”呢？
可那些“沒有包裝的熊猫”與“瓶底印了面小國旗的茅臺”又是怎麽回事？莫非它們全是子虛烏有的民間傳說？假如這都是謠言，假如我那些說話特別小聲的朋友原來全在撒謊，爲什麽我們又一直願意去相信“特供”的存在呢？也許這說明了大家的國民意識有問題，分明活在人人平等的共和國，心裏却總還殘留著君高民卑的封建思想。
澳門大步跨入和諧社會（沈宇哲）
轉自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6a72d307e4645127
澳門大步跨入和諧社會
沈宇哲 2008-10-26
自本月20日，澳門特區政府宣布，特首何厚鏵周三將提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計劃幷展開大範圍的社會咨詢後，外電最關心的倒不是澳門本地對二十三條立法可能會有的抗爭，而是第一時間聯想起2003年香港50萬人大游行，幷間接導致前特首董建華下臺的慘痛經歷。港島瞬間也有陰謀論開始流傳，謂之“中央準備敲山震虎，借推動澳門立法最終迫使香港就範”等等，因爲人們普遍認爲就兩大特區的“反動程度”而言，二十三條明顯就是爲香港量身定做的，澳門就算立了法也是個沒什麽用的花瓶。
澳門立法過關已成定局
果不其然，22日當天香港政府正式闢謠澄清港府現階段沒有計劃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開展立法工作，即便日後考慮爲《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工作時，必定會與社會各界充分溝通，全力爭取整體社會對立法建議的理解和共識。值得注意的是，緊接著港府聲明之後新華社專訪了香港中聯辦負責人，北京官方不僅完全認同港府的說法，還特別提及香港目前正遭遇金融海嘯的侵擾，理當同心協力、共度難關，以此打消港人的疑心。
直到目前爲止，澳門民間對政府版本的《維護國家安全法》意見幷非外界早前預料的那麽强烈，該草案不僅得到了何厚鏵政府高官的支持，也贏得了澳門立法會的正面評價，連同何鴻燊等著名富商都開口贊成，而澳門的民主派都對立法計劃持謹慎態度，未有情緒化反應。相對而言，香港的“反對派”連日來紛紛打起預防針，呼籲港人時刻警惕曾蔭權“包藏禍心”，要堅决阻止港府步董建華後塵的“野心”。
據未經證實的坊間傳聞指出，爲了徹底切斷澳門民主派借二十三條立法與香港“反對派”合流，幷借機生事，北京與澳門政府甚至打算采取“兩重分割法”的防火墻來隔離澳門立法對港人自由可能存在的威脅，意即時間上的分割與法例涵蓋內容的分割，其一是指港、澳兩地的立法時間將會完全分開，雙方在時間上幷無任何關連，只會按照兩地的情况進行，澳門進行立法，香港毋須跟隨，以體現“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的精神。其二原本澳門法例是會在整個澳門特區實行，覆蓋所有人，但現在澳門初步傾向切斷地方聯繫，即是法例只會規範澳門人，日後香港人到澳門，將不受23條條例的約束。不管上述傳聞是否爲真，起碼證明了北京與何厚鏵政府强勢推動法例過關的“决心”，也就是說哪怕天塌下來，二十三條這次必須要過。
北京先易後難 文火慢燉
當初香港的二十三條立法功敗垂成，與董建華政府的顢頇、愚蠢有著直接關係，加上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發表公開講話頻頻激怒港人，港府瞬間變成了人民公敵。此時此景，如今的澳門是不可能重演的。
一、何厚鏵卸任在即，無欲無求只圖報恩。離何厚鏵的任期届滿只有一年了，歷數他治理澳門的得失，博彩業的輝煌與歐文龍的驚天弊案同時纏繞著何厚鏵，却仍獲北京無怨無悔繼續力挺。輿論一般都只注意香港受到祖國多少恩惠，CEPA、自由行等等惠港措施的出臺都是幫助香港經濟繁榮的“靈丹妙藥”，却鮮少看到北京在澳門身上傾注的大量心血，何厚鏵有一大半的政績都是在中央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完成的。現在，何特首即將卸任，無論如何都到該報恩的時候了，而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履行澳門特區的憲政義務是北京唯一希望獲得的回報。
二、外資賭商緩慢滲透，京城警鈴大作。今年四月間，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自下達澳門博彩業不准再擴張的“最高命令”，轟動一時。北京除了考慮到澳門整體經濟結構過分依賴賭博業的隱患外，還對以美國賭商爲主的外資開始接觸特定的澳門政界人物，尋求政治代理人，進而染指立法會選舉的“小動作”警覺不已。所以《基本法》二十三條中的“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就爲北京規範外資在澳門的角色定位提供了法理依據，現在只差細化法條就可大功告成。
三、民主派不成氣候，不足爲慮。澳門很難有數得上名號的反對派，更沒有黎智英這般以反共爲己任的“反動媒體”，一般來說只要政府施政還過得去，澳門市民也懶得去關心民主普選。加上澳門的國際能見度和香港根本不是一個級別的，近幾年也就是五一大游行比較能吸引國際媒體的眼球。所以何厚鏵政府在客觀上有推動國家安全立法的民間基礎。
澳門警方濫權隱憂 或釀執法冤案
此次澳門政府公布的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七宗罪”具體是：叛國、分裂國家、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及在澳門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爲。其中最受人矚目的是觸犯國安法後最高可判刑25年，數罪幷罰者可上升到30年，就算有犯罪的“預備行爲”，亦可判入獄3 年。只是這“預備行爲”是什麽意思，市民還不得而知。此外，國家機密定義權歸中央政府所有，而內地的國家機密定義歷來沒有章法，缺乏透明；外國政治組織的性質如何界定，怎麽樣的聯繫才算不犯法，草案中引起的法律見解爭議到處都是。
那麽多灰色空間，使得民間人士不得不擔心一向辦事粗暴、蠻橫無理的澳門警察會不會“製造冤獄”，而這種擔心也幷非杞人憂天。據澳門媒體披露，就在特區政府决定啓動爲二十三條立法工作前夕，發生了某網民因張貼文章而遭警方傳喚（警方新聞稿使用了“拘捕”一詞），但澳門檢察院却以“證據不足”爲由予以退回，要求補充證據的事件（檢察院新聞稿也使用了“嫌犯”一詞）。具有强烈對比意義的是，何厚鏵在解釋國安法時特別强調喊口號和寫文章都不算違法，更不會被引用《維護國家安全法》入罪，加上有司法程序作出保障，居民和團體享有的權利不會受到影響。兩厢一比，確實令人憂心澳門司法機關的法律理解能力是否跟得上形勢？
之所以要對國安法的條例內容錙銖必較，就是因爲澳門實行的是大陸法系，而香港則是師承英國的普通法系（亦稱海洋法系），大陸法系要求法官遵從法律明文辦理案件，沒有立法權，幷且只能嚴格執行法律規定，不得擅自創造法律、違背立法精神，所作的解釋幷無法律約束力。大陸法系中，若法條出現爭議，解釋法律的責任在立法機關，而普通法系主要由案例累積而成，判例對以後同類訴訟有約束力，因此法律條文字眼要很仔細，法官按需要會對條文作大量解釋。
這樣一來，如果任由模糊地帶長期存在，難保澳門立法會哪一天會解釋出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條例，這對國安法是否侵犯澳門市民的言論及新聞自由起到了不可預測的關鍵變數。總之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何厚鏵卸任前，他一定會帶領澳門54萬市民擁抱和諧社會，提早香港好幾步進入“一國兩制”的新階段。
澳門大步跨入和諧社會
沈宇哲 2008-10-26
自本月20日，澳門特區政府宣布，特首何厚鏵周三將提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計劃幷展開大範圍的社會咨詢後，外電最關心的倒不是澳門本地對二十三條立法可能會有的抗爭，而是第一時間聯想起2003年香港50萬人大游行，幷間接導致前特首董建華下臺的慘痛經歷。港島瞬間也有陰謀論開始流傳，謂之“中央準備敲山震虎，借推動澳門立法最終迫使香港就範”等等，因爲人們普遍認爲就兩大特區的“反動程度”而言，二十三條明顯就是爲香港量身定做的，澳門就算立了法也是個沒什麽用的花瓶。
澳門立法過關已成定局
果不其然，22日當天香港政府正式闢謠澄清港府現階段沒有計劃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開展立法工作，即便日後考慮爲《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工作時，必定會與社會各界充分溝通，全力爭取整體社會對立法建議的理解和共識。值得注意的是，緊接著港府聲明之後新華社專訪了香港中聯辦負責人，北京官方不僅完全認同港府的說法，還特別提及香港目前正遭遇金融海嘯的侵擾，理當同心協力、共度難關，以此打消港人的疑心。
直到目前爲止，澳門民間對政府版本的《維護國家安全法》意見幷非外界早前預料的那麽强烈，該草案不僅得到了何厚鏵政府高官的支持，也贏得了澳門立法會的正面評價，連同何鴻燊等著名富商都開口贊成，而澳門的民主派都對立法計劃持謹慎態度，未有情緒化反應。相對而言，香港的“反對派”連日來紛紛打起預防針，呼籲港人時刻警惕曾蔭權“包藏禍心”，要堅决阻止港府步董建華後塵的“野心”。
據未經證實的坊間傳聞指出，爲了徹底切斷澳門民主派借二十三條立法與香港“反對派”合流，幷借機生事，北京與澳門政府甚至打算采取“兩重分割法”的防火墻來隔離澳門立法對港人自由可能存在的威脅，意即時間上的分割與法例涵蓋內容的分割，其一是指港、澳兩地的立法時間將會完全分開，雙方在時間上幷無任何關連，只會按照兩地的情况進行，澳門進行立法，香港毋須跟隨，以體現“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的精神。其二原本澳門法例是會在整個澳門特區實行，覆蓋所有人，但現在澳門初步傾向切斷地方聯繫，即是法例只會規範澳門人，日後香港人到澳門，將不受23條條例的約束。不管上述傳聞是否爲真，起碼證明了北京與何厚鏵政府强勢推動法例過關的“决心”，也就是說哪怕天塌下來，二十三條這次必須要過。
北京先易後難 文火慢燉
當初香港的二十三條立法功敗垂成，與董建華政府的顢頇、愚蠢有著直接關係，加上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發表公開講話頻頻激怒港人，港府瞬間變成了人民公敵。此時此景，如今的澳門是不可能重演的。
一、何厚鏵卸任在即，無欲無求只圖報恩。離何厚鏵的任期届滿只有一年了，歷數他治理澳門的得失，博彩業的輝煌與歐文龍的驚天弊案同時纏繞著何厚鏵，却仍獲北京無怨無悔繼續力挺。輿論一般都只注意香港受到祖國多少恩惠，CEPA、自由行等等惠港措施的出臺都是幫助香港經濟繁榮的“靈丹妙藥”，却鮮少看到北京在澳門身上傾注的大量心血，何厚鏵有一大半的政績都是在中央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完成的。現在，何特首即將卸任，無論如何都到該報恩的時候了，而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履行澳門特區的憲政義務是北京唯一希望獲得的回報。
二、外資賭商緩慢滲透，京城警鈴大作。今年四月間，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自下達澳門博彩業不准再擴張的“最高命令”，轟動一時。北京除了考慮到澳門整體經濟結構過分依賴賭博業的隱患外，還對以美國賭商爲主的外資開始接觸特定的澳門政界人物，尋求政治代理人，進而染指立法會選舉的“小動作”警覺不已。所以《基本法》二十三條中的“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就爲北京規範外資在澳門的角色定位提供了法理依據，現在只差細化法條就可大功告成。
三、民主派不成氣候，不足爲慮。澳門很難有數得上名號的反對派，更沒有黎智英這般以反共爲己任的“反動媒體”，一般來說只要政府施政還過得去，澳門市民也懶得去關心民主普選。加上澳門的國際能見度和香港根本不是一個級別的，近幾年也就是五一大游行比較能吸引國際媒體的眼球。所以何厚鏵政府在客觀上有推動國家安全立法的民間基礎。
澳門警方濫權隱憂 或釀執法冤案
此次澳門政府公布的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七宗罪”具體是：叛國、分裂國家、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及在澳門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爲。其中最受人矚目的是觸犯國安法後最高可判刑25年，數罪幷罰者可上升到30年，就算有犯罪的“預備行爲”，亦可判入獄3 年。只是這“預備行爲”是什麽意思，市民還不得而知。此外，國家機密定義權歸中央政府所有，而內地的國家機密定義歷來沒有章法，缺乏透明；外國政治組織的性質如何界定，怎麽樣的聯繫才算不犯法，草案中引起的法律見解爭議到處都是。
那麽多灰色空間，使得民間人士不得不擔心一向辦事粗暴、蠻橫無理的澳門警察會不會“製造冤獄”，而這種擔心也幷非杞人憂天。據澳門媒體披露，就在特區政府决定啓動爲二十三條立法工作前夕，發生了某網民因張貼文章而遭警方傳喚（警方新聞稿使用了“拘捕”一詞），但澳門檢察院却以“證據不足”爲由予以退回，要求補充證據的事件（檢察院新聞稿也使用了“嫌犯”一詞）。具有强烈對比意義的是，何厚鏵在解釋國安法時特別强調喊口號和寫文章都不算違法，更不會被引用《維護國家安全法》入罪，加上有司法程序作出保障，居民和團體享有的權利不會受到影響。兩厢一比，確實令人憂心澳門司法機關的法律理解能力是否跟得上形勢？
之所以要對國安法的條例內容錙銖必較，就是因爲澳門實行的是大陸法系，而香港則是師承英國的普通法系（亦稱海洋法系），大陸法系要求法官遵從法律明文辦理案件，沒有立法權，幷且只能嚴格執行法律規定，不得擅自創造法律、違背立法精神，所作的解釋幷無法律約束力。大陸法系中，若法條出現爭議，解釋法律的責任在立法機關，而普通法系主要由案例累積而成，判例對以後同類訴訟有約束力，因此法律條文字眼要很仔細，法官按需要會對條文作大量解釋。
這樣一來，如果任由模糊地帶長期存在，難保澳門立法會哪一天會解釋出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條例，這對國安法是否侵犯澳門市民的言論及新聞自由起到了不可預測的關鍵變數。總之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何厚鏵卸任前，他一定會帶領澳門54萬市民擁抱和諧社會，提早香港好幾步進入“一國兩制”的新階段。
改革開放三十年（朱學勤）
轉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36a8301008nks.html
改革開放三十年
朱學勤
【主持人：】各位南都的讀者、各位廣州的市民，很高興又在這個周六的上午和大家相聚在嶺南大講壇。今天來了這麽多的朋友，除了現場的朋友，還有很多的網友也在關注今天的演講，昨天晚上我特意上天涯網看了一下，預告我們這個講座，已經有上百網友已經向朱老師提出了很多的問題。
回到今天的這個主題，“激蕩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總結”，我們回望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我個人覺得是要放在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大轉型的過程中來看這30年，我們的大轉型其實就是讓中國從傳統的皇權專制社會向現代民主社會轉型，這一百多年的過程中，有揚帆啓航的時候，也有觸礁擱淺的時候，也有走回頭路的時候。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這艘大船重新走向現代化方向，揚帆重新啓航。站在這30年的節點上，回望過去30年中國所發生的事，我們站在現在，看現在是什麽樣的位置，展望未來中國以後應該往何處去呢？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請到了著名歷史學家，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老師，給我們解答很多的問題。
朱老師大家很熟悉了，他長期從事近代史以及社會思潮的研究，是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他的很多書籍在座很多聽衆可能都詳細的閱讀了，我就不詳細的介紹了。下面把時間留給朱學勤老師，讓他給我們帶來一場精彩的演講，大家歡迎朱老師。
三十年來的中國改革，有兩個階段
【朱學勤：】明年就是改革開放30周年的紀念日了，我想到了這個關鍵時候，社會上有各種聲音出來，關于改革開放的第三次辯論，從前兩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第三場辯論是相對前面兩場辯論而言的，前面兩場辯論我就不重複了，第三場辯論是從郎咸平的講演開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點私交，當郎咸平在報紙上作爲財政專家、公司法專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時我是非常贊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評面擴大，擴大到否定整個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贊成了。我們兩個人曾經在上海有過一次深入的交談，從上半夜一直談到下半夜，我跟他說老朗老朗啊，你畢竟是從外面回來，不知道三十年中國是怎麽走過來的，你僅僅從三十年來官方的文件、三十年來人民日報、求是雜志這些主流媒體的文字記錄來判斷三十年中國，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爲三十年來中國基本的發展就是多幹少說、只幹不說、幹了再說。
與郎咸平對立的觀點，後來起來反駁郎咸平對三十年改革開放全盤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從總體來說是贊成改革開放立場的，但是我對皇甫平的觀點也有保留，“兩平”之爭在價值判斷上針鋒相對，一邊說改革開放糟的很，一邊說改革開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在價值判斷上針鋒相對，却共享的歷史前提是一致的。什麽歷史前提呢？就是他們都認爲三十年來中國是只有一場改革，一場改革貫穿三十年。你要麽說它好的很，要麽說它糟的很。我說先不要下價值判斷，首先進行歷史學的事實還原，三十年來中國是只有這一場改革嗎？還是有另外一個面貌？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溝通的一個最基本的觀點。我的觀點是：
三十年來中國是有兩場改革，而不是一場改革。或者說，三十年來的中國改革，有兩個階段。
結束文革：從廣場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一階段改革，經過三年徘徊，第二階段改革重新起步。兩場改革之前當然有聯繫，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産物，但是無可否認，兩場改革之間有斷裂，有相當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國者，好也罷壞也罷，更多的是與第二階段改革相聯，而不是與第一階段改革相聯。如果不把這個歷史事實還原出來，有十個皇甫平，一百個、一萬個，發表一百篇、一萬篇當年解放日報的評論文章，也不足以說服廣大的民衆。這就是我的基本觀點。
中國的改革爲什麽啓動，首先就是要回顧它是被文革逼出來的。文革與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爲什麽我們說文革結束不能僅僅歸咎于四人幫、不能僅僅歸咎于四人幫後面有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支持，因爲文革實際上是更大範圍、更長時段激進革命運動的終結——從1789年法國革命到1989年蘇共解體，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歷史單元，兩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從來沒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齊的歷史單元，讓世人選擇應該改革什麽、放弃什麽、選擇什麽。從1789年開始的激進革命運動，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國發生“熱月”事變，雅克賓派專政嘎然而止。然後是社會還俗大潮，所謂社會還俗，單個人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會厭煩世俗的生活，會出家，出家會厭煩，然後還俗，社會也是，在一個癲狂的時代整個社會出家，進入超凡入聖的年月，但是社會不會持續太久，時間長了，總會産生從廣場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歸運動。這一場從廣場到厨房、從革命到世俗的轉折。革命幾乎席捲了20世紀大半個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的歷史含量極其豐富，我們有機會可以專門來分析歷史的這一天，從正面、反面、側面、負面，多方面的解析歷史這一天裏的信息。和我們今天議題有關的，我點到一句，點到爲止：這一天僅僅是長達半個多世紀激進革命的終點，結束了中國激進的革命，社會大還俗，群衆從廣場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變發起者幾乎沒有歷史自覺。他們結束文革之後還是進行文革路綫，所謂三年徘徊。此後的路綫可以看出中國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這樣才能理解爲什麽他們抓了四人幫，可是此後三年的路綫幷沒有改變。改革是在那三年當中孕育起來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對文革的否定，也是拖著一個長長的文革尾巴，歷史在斷裂中相連。
第一場改革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歲月
這樣進入歷史的脉絡，就可以理解第一場改革爲什麽發生，第一場改革爲什麽中斷。第一場改革如果說有一個歷史的天幕，歷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隱隱約約來昭示人間中國這場改革的總背景的話，那一行字當然是“文革不能再發生了”，正是因爲文革天怨人怒，在黨內的上層下層，從國內到海外，都有從文革到改革的呼聲和動力。第一場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這個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軍，記住我說的是解散文革——中國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鏟除的。改革在黨內的開明取向的黨員和黨內外有强烈改革願望的知識分子，還有社會底層，主要是農民，這三者當中結成了一個廣泛的同盟。
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 年，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記憶深刻的。我們簡單的說一下，在一個人的身上，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所謂返老還童的奇迹，但是我們確實在一個民族的身上看到過返老還童的短暫的歲月，那個十一年。我爲什麽這麽說呢？我們都是過來人，不僅僅是在物質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內心深處，整個民族已經走向了灾難的深淵，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陰霾，這個民族還有沒有前途。就是那樣的一個暮氣沉沉的時代，突然迎來了一個大家好像都年輕了十歲的返老還童的青春浪漫歲月，我們都記得那個歲月大學課堂裏兩代大學生聚集一堂，三十歲以上已經拖家帶口的大學生，還有就是應届大學生，那時那一個圖書館說明天早上我們再增加社會的閱覽證50張、 100張，半夜圖書館門口就排起長龍，我們都記得新華書店突然說明天可以發行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小說，哇，長龍又出現了，還有電影院播放已經禁演十七年的電影，哪怕是洪湖赤衛隊，也會排起長龍。那個時候，整個民族突然變年輕了。那個時候如果要尋找一個背景音樂的話，我想最好的背景音樂就是城鄉共鳴、老少皆宜的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個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歲月，這個黨、這個民族非常幸運，這個黨、這個民族出現了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黃金領導層，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因爲那個時候還是一個人治階段，領導人怎麽樣，要比今天更有力量來决定社會的基本面貌。
我想鄧的作用，大家都不會質疑了，我只舉一個例子。三中全會上曾經討論過以陳雲同志出來掌舵，而三中全會的時候當時鄧小平還沒有全部恢復名譽，他正處在局外人向局內逐漸走進的階段當中，這是一。第二，三中全會說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那麽在黨內，大家公認的懂經濟的人是陳雲，而不是其他人。所以這兩個因素放在那裏，三中全會上元老派，老幹部，一度盼望是陳雲出來掌舵，這個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陳雲表態說從經濟建設方面來說，我確實够格可以掌這個舵，但是我們這麽黨、這麽大的國家，總要有一個領過兵、帶過軍隊、打過仗的人出來掌舵，我什麽都不缺，就缺後面這一條。他說，如果是按照這一條來找掌舵人，那當然是鄧小平。
鄧的作用是無可置疑。三架馬車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說了，相對于趙紫陽來說，我想這兩個人正好是一個互補，耀邦是火熱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個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個中國社會滿目瘡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麽多挫折，黨內那麽多幹部，包括老幹部，從那麽多整人的左傾運動中走出來，那麽多人都整過人，也被人整過，每一個人的內心都留有政治運動的陰霾，而唯獨耀邦是一個异數，是一個罕見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沒有經歷過這些運動，是一個透明的人格，滿身陽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時髦話來說就是一個“陽光青年”，這樣的人在那個時代出現，起什麽作用呢？其實他是把這個黨、這個民族所剩無己的道德資源、道德剩餘、道德殘餘凝聚起來，從文革走向改革，沒有這樣的一個人，這個社會凝聚不起來，這個黨也凝聚不起來，他的火熱般的激情是起這個作用，也是無法代替的。
那趙紫陽正好跟耀邦形成一個對應、互補，如果說這一邊是火熱的激情，那趙紫陽就是冰雪般的聰明。他沒有讀過大學，按照他的學歷來說，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參加了革命。但是後來無論是在廣東，還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總理、總書記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學家、第一流的經濟學家，那種交流之透徹，使人不得不驚嘆這個沒有讀過多少書的領導人悟性第一流。
我第一次訪問臺灣的時候，臺灣中研院的院長，現在已經退下來了，李遠哲，他跟我談過。我說你是華人世界當中的諾貝爾獎獲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陸來，見過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的三代領導人，你談一談私下個人跟他們接觸的體會。李遠哲那天談的很動感情，本來根據議程是二十分鐘結束，二十分鐘時秘書進來提醒結束，結果李院長說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陸來的教授談的很投機，要結束我自然就結束了。我們談了四十分鐘，他就跟我說了跟這三位大陸領導人的交流體會。他說鄧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說爲什麽這麽說呢？他說有一次鄧小平一上來就很坦率甚至帶有質問的口氣說臺灣爲什麽要獨立？鄧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說過“他是開鋼鐵公司的”，黨內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對抗的兩個人，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鄧小平，所以鄧小平見到李遠哲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是這句話，我一點也不奇怪。李遠哲也是一個直來直去的人，最後鄧小平聽完之後臉色放緩，就說了一句，這麽說來，臺灣回歸不是我們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遠哲說是，要留給下一代人解决了。當時鄧小平結束這一場談話，只是長嘆一聲，哎呀，總是要葉落歸根嘛，就是這樣結束的。所以李遠哲說鄧小平這個人，一有胸懷二有膽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說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李遠哲還說他每一次見趙紫陽，都是把當時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動態整理出來，帶給他，告訴他中國人在哪些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頭趕上。他沒有聽不懂的地方。
第一場改革的隱患只是觀念風暴而和千百萬民衆當下的利益結合不緊密
但是第一場改革它是有隱患的，第一個隱患它的動力更多來自于改革派的官員和社會上的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觀念風暴，你去看那個時候所謂的啓蒙作品，和千百萬民衆當下的利益結合不緊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報的言論版，每一個話題和當下發生的時政、新聞，和民衆在社會具體運作當中的權益、損益是結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經歷過那個歲月，也經歷過啓蒙，那個啓蒙是懸空在天上的，和千百萬民衆的利益有結合，但是結合的不緊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總的發展趨勢是很明白的，擺脫計劃經濟，趨向于非計劃經濟的模式，但是非計劃經濟的模式是什麽呢，黨內是前後徘徊的，開始說是學匈牙利模式，後來說學新加坡模式，後來在黨的文件裏一步步靠近新經濟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時，檢索黨的文件，今天我想起來都是繞來繞去的繞口令，開始是說“公有制前提下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商品經濟”，後來又說是“政府制訂計劃、計劃指導市場、市場影響企業”等等。有四個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這四個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場經濟，這四個字始終沒有堂堂正正出現在黨的綱領性文件裏，這是第二個隱患。
第三個隱患，剛才我說到歷史在斷裂中連續，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場改革改變了政策，改變了經濟政策，但是還沒有真正觸動政治體制，尤其是鄧小平說的党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實際上沒有觸及。當剛剛要觸及的時候，一連串的事件發生了。
那麽發生的原因，我們不從個人品質上去找，至少是你這個體制，從文革中來，選擇了新的經濟政策，但是這個體制沒有改變啊。我們的歷史是在斷裂中相聯的，儘管第一場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標，第一經濟體制改革，第二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曾經有過兩個小高潮，都是以鄧小平的講話爲標志，1980年鄧小平有一場講話《論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經催促要設立專門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機構，提出各種各樣的草案、方案出來，他自己個人的論述，多次切入舊的政治體制的命脉，他曾經說過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在英國、美國、法國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爲那裏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經說過，我們要尋找到一個制度，這個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壞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壞事。他還說過，一個黨、一個民族千百萬人把他們的榮枯興衰命運維繫于我一身，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鄧小平的很多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現在都還沒有失去光彩，但是經濟體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體制改革提出目標，還沒有觸動就中斷了。
改革中斷，徘徊三年，重新啓動
第二階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斷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啓動的。
當時江澤民新任總書記的，第一個七一講話我們記憶猶新，1989年7月1日在黨校說的話，提出分清兩種改革觀，一種是社會主義改革觀，一種是資本主義改革觀，要把反和平演變作爲黨的教育堅持到底，，要把個體戶——當時沒有民營企業家一說，因爲那時還談不上民營企業家，都是年廣九、傻子瓜子、個體戶這樣的人，要把個體戶罰的傾家蕩産！而2002年第二個7月1日講話，講的是“三個代表”，要歡迎資本家入黨。兩相比較，可以說明在這個歷史階段裏，中國發生了多麽大的變化。
鄧在辭去所有職務之後，三年閉門不出，我相信他在自己院子裏想到的事情，總結的歷史，不亞于文革時他在南昌著名的鄧小平小道上來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1992 年鄧複出重新推動改革，他已經是垂暮之年，接近90歲了。他肯定要總結的是前段改革的經驗教訓在哪里，第二場改革從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場改革改變了三年徘徊，使中國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鄧小平來說，最後推一把中國，時間之窗留給他只有兩年，他聰明也好，幸運也好，他抓住了這兩年。這兩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從某種意義來說，那是鄧小平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有作爲和爲幸運的兩年，爲什麽這麽說？前面幾起幾落我們不說了，就說第一場改革雖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牽制、拉扯，左的這一面是反對他的經濟體制的改革，所謂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還要有政治體制改革。十一年裏，兩種聲音來回拉扯，兩三年就有一個小事件，兩三年就會有一個小風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說是單年自由化、雙年反自由化。階段性的拉鋸，沒有一年平息過，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時候，我們看到右的聲音沒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鴉雀無聲。左的聲音呢，由于自然規律的作用，突然雕零了。
時間之窗給鄧小平打開只有兩年，他抓住了這個兩年，南巡之路是鄧晚年的“天鵝之舞”，從某種意義來說，真正的鄧小平時代，好壞我們且不論，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執行他改革意圖的時代，其實還不是第一階段改革，是第二階段改革，是他行將去世之前的兩年，和去世之後出現的。所以鄧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沒有鄧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臨的。
第二階段改革和第一階段改革重要的差別，就在于歷史背景劇變。前一場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發生了，第二場改革的發生背景是89政治風波不能再發生了。如此一來，第二階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階段改革不具備的特點：那就是經濟體制改革大踏步的前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幅度、廣度、深度遠遠超過第一場改革。讓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場經濟寫進黨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十四大上，那時離89風波幷不遠，這當然是鄧南巡推動的結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而現在突然市場經濟噴薄而出，寫進了黨的最高文件。
此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國超過了英國，國民經濟總規模達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過德國，成爲第三。經濟體制的改革突飛猛進，非第一階段改革可以比擬的，正是這個東西迅速改變了中國人既貧既弱的情况。李鴻章臨死的時候，以他的歷史眼光洞見到此後中國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自己沒有親身經歷，以後中國老是在變，變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鴻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國才開始變。實現三千年之未有大變局的，就是我們親身經歷的當下三十年中國。
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上拔地而起，所謂趕英超美，那是毛澤東時代提出的藍圖，用他的錯誤方針、錯誤的方法趕英超美，一個跟頭跌入三年大饑荒，而真正實現趕英超美，倒是鄧小平去世之後的05、06年，雖然這個事沒有廣泛的宣傳，但是我自己從小記得毛的口號，看著這個口號怎麽幾經波折，最後實現趕上英國，極其驚訝，中國就這麽趕上了英國？你要想想，當初是1840年英國在廣州這個地方敲開中國的大門，而中國趕上英國，是我們在 05、06年發生的事情。
中國的大版圖上，出現了一個沿海大外灘。外灘我們都知道，小外灘是上海黃埔江邊的某一段，我說大外灘，那就是從渤海灣經過長三角，再到珠三角，這一個大的外灘。這個大外灘出現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觀，很多歐美訪問者認爲，你們已經跟世界發達地區接軌了，你們不要再享受所謂不發達地區、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灘濃縮到小外灘，我一直說這麽一個笑話。只要有外國朋友，尤其是臺灣朋友來，我總是帶著他們開車，從延安東路高架猛一拐彎，看到外灘璀璨的燈火：那邊是92年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新群樓，像是曼哈頓一樣，這邊是30年代上海的歐洲老建築，臺灣的學生經過這裏，一拐彎老是會“哇”地驚呼一聲。老聽他們這麽喊，于是我說，就把這個地方命名爲“哇”！這個“哇”縮龍成寸，是把世界濃縮在這裏。老外灘是老歐洲的一個縮影，陸家嘴金融區的燈火是曼哈頓風格的縮影，一個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黃埔江。黃埔江兩岸分別是老歐洲和新美國，整個世界就濃縮在這麽一平方公里之內。但這僅僅是外灘中國，從這裏開車行程半天，你會看到內陸中國，那就是另外一幅圖畫了。
第二階段改革功不可沒，。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說法：當下是中國五千年來最黑暗的時期。最黑暗的中國我沒有經歷過，但是較黑暗的時期我經歷過。當下中國有沒有問題呢？肯定有，這也就是我對“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開放到了第三場辯論，爲什麽越來越多的民衆會發出不滿之聲？
第二階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階段改革它的動力來至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淵，參與改革的人是千百萬的民衆。當然一馬當先，是黨內的改革派、官員，還有就是持開放取向的知識分子，有觀念風暴。那時改革的願景，是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階段改革呢？它的動力來自于政府和資本的結合。我們看一看政府行爲，第一階段改革的時候政府各級官員是游移的，是有顧慮的。第二階段改革時，政府各級官員下海的積極性相當强烈 ——幷不是改變身份弃政投商，當然有很大一部分人這樣做了，而是政府部門職能轉向招商引資。我走了很多地方，發現省、地、縣很多各級官員最關心的就是這個 “招商引資”，這成了各級政府最關心的事情，以至于一個經濟學家，復旦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跟我說，改革的動力來自于哪里呢，就來自于各個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資公司，省和省之間就是兩個大型投資公司的競爭，動力來自于這個。
千百萬的民衆産發生被改革開放拋弃的離弃感
1989 年海外資本撤離，當時鄧說過一句狠話，“資本家資本家，我就不相信資本回來以後，資本家的政府不回來”，大幅度降低海外資本投資的門檻，幾乎是零門檻。經短暫撤離，海外資本一個回撲，遠遠超過第一階段改革。我在歐洲訪問的時候，歐洲人告訴我，爲什麽歐洲的高稅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來自于你們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崛起給歐洲的剩餘資本找到了新的投資場所，這個投資場所遭遇不到工會的糾纏，所以歐洲工人要繼續罷工，提高工資，歐洲的資本家第一話時，你要罷工，我工廠就遷到東歐去，第二句話是，再不行我遷到中國去！到後面這句話提出來，歐洲的工人階級全部沒脾氣，降低自己談判門檻，留住工廠、留住資本。
第二階段改革時，中國成爲了全世界資本投資的天堂。開始幾年，總共是1.3萬億美金捲土重來。資本家回來了，資本家政府也回來了，現在任何一個歐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國的薩科齊來訪問，不帶人權官員帶企業家，來要大量訂單。鄧小平就是這樣打破西方的經濟封鎖。
無論是怎樣的歷史學家，都沒有預見過會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地方發生這樣一件事，可謂奇觀：一個是權，一個是錢，它們緊緊擁抱在一起！自有資本主義運動以來，包括英國工業革命在內，從來沒有見到過如此動力，這兩個人類歷史上最有影響的力量結合起來，在中國搞市場經濟，這在其他國家是沒有過的，資本主義所經之國沒有一個國家發生兩部發動機幷成一個，成爲一個大馬力發動機，沒有這樣的事情。權、錢結合，在中國形成這一場市場經濟的風暴，它造成的社會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見，它使中國付出怎樣的社會代價，大家都可以看得見。
更重要的是，當資本如入無人之境，大踏步回歸中國時，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或極其緩慢，遠遠落後于經濟體制改革。這是第二階段改革的第二個秘密。第一階段改革是有雙向目標在那裏的，第二階段改革只有一項目標，經濟體制改革，而政治體制改革進度極其緩慢，權力不受監督、不受制約，成爲官員權力的盛大節日。那當然會造成制度性腐敗，會發生千百萬民衆被剝奪感，被改革開放拋弃的那種離弃感。
如果計算數字的話，至少沿海地區大多數中國家庭，絕對收入在上升，但是你問他的主觀感受，所謂幸福指數的話，倒反而不如第一階段改革。這二者之間的剪刀差就是這樣出現的。
允諾的鎮痛作用消失，社會公信力喪失
我剛才從臺灣回來，我在臺灣和臺灣的學界、學生交流，在我之前到那裏去講學的是美國大牌的中國學研究通，黎安友先生。他在臺灣清華大學中國當代講座，有一個講稿，我去的時候正好出版，他給當代中國下的定義是：有韌性的威權主義。我不贊成這個定義。爲什麽不贊成？這句話裏主語是“威權主義”，這是跟東亞四小龍相比，“有韌性”這一定語，當然是指中國堅持改革。定義中國爲“威權主義”，本身我就不贊成。東亞四小龍無一例外，全是右翼政權、右翼意識形態主導，而中國的意識形態雖然發生大幅度萎縮，但核心結構還在，實際上是一場左翼政權。左翼意識形態組織的原始積累，在本質上跟亞洲四小龍不一樣。所以對這個主語，我就不贊成，沒有區分政權和意識形態左右之間本質性差別。
左翼意識形態組織的這場原始積累，這是中國第二階段改革的第三個秘密。它當然有便利。它的便利是什麽呢？因爲左翼意識形態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放在那裏，我們總是要實現共産主義的，每一個人到時候都會有麵包的，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隻鶏的，每一家的車庫裏都有一輛車的，這是共産主義。這個左翼意識形態可以給原始積累過程中千百萬弱勢階層起一種鎮痛的作用，因爲有一種允諾在嘛，我們最終是代表你們的根本利益嘛。時間長了，鎮痛作用消失减弱，老百姓開始不相信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這個便利性就走向了反面，造成整個社會意識形態、政府公信力的嚴重喪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却又裝作相信，而主流意識形態又裝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兩邊都在“裝”，這是當下中國公信力喪失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隨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車沒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這麽粗野，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個公信力喪失，老百姓覺得沒有什麽可信了。
全世界都在談中國，但是中國關于這一場崛起，有沒有自己的話語系統呢？世界上關于中國的變革有各種各樣的定義，有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還有說中國是有韌性的威權主義，但是中國把自己這一場劇變說清楚了嗎？中國失去了說清楚自己的能力。發生這麽大的變化，中國人滿身是嘴，反而說不清楚自己，你看滑稽不滑稽？
第二階段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了“市場列寧主義”
不是有韌性的威權主義，那麽是什麽呢？我也不隱瞞自己的學術觀點，我願意把這個觀點提交給廣東的朋友來批評。我認爲第二階段改革塑造了中國、改變了中國的結構，這場轉變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市場列寧主義——“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市場成了我們馬上就可以觸摸到的現實，但是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從列寧主義而來，沒有發生變化。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結合，市場和列寧主義居然能結合。有朋友說，列寧當年也設計過新經濟政策啊？對，那是短暫的政策設計，那和中國當下現實不可比擬。所以用新經濟政策來解釋當下中國，是沒有說服力的，是捉襟見肘的。
我覺得既要承認已經變化了的，還要直面沒有變化的，你老老實實的承認，這是一個市場列寧主義的結構，這樣才能使我們能够維護該變的、已變的，對還沒有變的，當變則變，應該改變的是政治體制。我們和東亞四小龍的差別就凸現在這裏。東亞四小龍是右翼威權，那個政治體制和市場結構沒有根本性的衝突，甚至說右翼威權本身沒有破壞過市場結構，是先有市場結構，後有威權。中國不是，中國在1949年以後，一面倒，曾經采納過以俄爲師的東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曾經在那個時代創造過一個巨大的國有資産。這是不能用東亞四小龍不能解釋的巨大現實。只有市場列寧主義，才能解釋中國和東亞右翼威權的差异。
同時，我們跟東歐的差异在哪里呢？我們在49年之後確實是同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但是在1978年之後中國是最早進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場經濟那一頭摸索。市場化的取向有別于東歐，列寧主義政治結構跟東歐基本一致，以東歐模式也同樣不能解釋中國。
1989 年之後，蘇東先是實現了民主化，然後實現市場化，對那個龐大的國有資産實行民主體制底下的市場化的改革。中國實際上是派出過代表團到德國去參觀、訪問，訪問什麽呢？關心德國統一之後，怎麽處置東德巨大的國有資産？德國成立一個信托局，對東德的國有資産實行市場拍賣，競價拍賣。中國實際上面臨同樣的問題。于是我們也拍賣，也化整爲零，表面來說中國和東歐在1989之後不又殊途同歸了嗎？不。德國信托局是提供上下兩塊夾板，下面這一塊是社會保障，東德的居民都享受西德居民此前已經積累起的社會保障，保證你工廠拍賣之後不會流離失所；上面這一塊是什麽呢？給每一個東德公民像西德公民一樣的政治權利，在政治上你是有總經理、老闆一樣的政治權利，這個政治權利包含你基本的罷工權利。當然他們也遇到過很多的問題，但有沒有這兩塊夾板，是造成同樣是市場化，但中國與東歐的改革發生完全不同社會後果的根本原因。
中國呢？只學當中這一塊，上下兩塊，沒有了。你這樣來處置當中這一塊國有資産，才會出現這麽多民怨、民憤，才會出現這麽廣泛的剝離感、被離弃感，這是第二階段改革出現這麽多社會弊端的原因。
總而言之，形塑今日之中國者，第二階段改革也，非第一階段改革也。所以我同意爲改革開放辯護，但有一個前提，要還原三十年中國的歷史真相。只有這樣，你才能够說服民衆。如果眉毛鬍子一把抓，用第一階段改革殘留在民間的那個溫馨的回憶，來粉飾、遮蔽第二階段改革的弊端，那麽完全可以預見，辯論進行下去，改革方將會處于越來越被動的地位。現在，爭論不過出現一個短暫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關于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何去何從、何利何弊，肯定會成爲一個大熱點。改革派要想在三十年的時候，還能够像此前一樣立于不敗之地，必須要向老百姓說實話、說真話，在說實話、真話的前提下，將政治體制改革提上來，重建第一場改革那樣的上下共識。
中國此後還是會有艱難曲折，甚至大的顛撲。總得來說，市場化這一塊已經渡過了不可逆的拐點，這是讓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氣的地方。至于說另一塊怎麽改，是否能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平順的一個轉折，我想這是各級官員應該考慮的問題，從最高當局，一直到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應該考慮的問題。走的好、走不好，關係到我們下一代人。
一個不是結束的結束，我只能引用溫家寶在今年三月份記者招待會上的一句話。中國的前途在哪里？溫家寶說，要問開化的大地，要問解凍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別處，就在我們每一個人之間。
【現場提問1：】
【主持人：】感謝朱老師爲我們帶來的精彩演講，激蕩改革三十年，朱老師現場也給我們激蕩了兩個小時。朱老師在演講中給我們回顧了三十年來兩次的改革，而我們現在正處于第二次改革的征途中，第二次改革往何處去，第二次改革要達到什麽樣的一個目標，朱老師在演講中已經對第一次改革以及第二次改革做了分析。
接下來是互動時間。
【現場提問1：】感謝朱教授過來給我們打氣，瞭解了上層一些决策的過程。我想知道的是，陳雲老先生他在第一次改革，以及他在過世之後的安排，做出了怎樣的貢獻？
【朱學勤：】哎呀，非常尖銳的問題。
你剛才說我透露了中央决策的過程，我不是，談不上，我只不過是注意這三十年中國從上到下的一些重大的關節。對陳雲的評價，我是這樣的，陳雲的經濟思想我是不贊成的，大家都知道，你可以讀陳雲的文選，鳥籠經濟設置是載入陳雲文選的，在經濟思想上，我覺得鄧小平的思想要比他更開放一些。正是因爲最後鄧小平更開放的經濟思想占了上風，中國才會有第二場改革，才把中國改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陳雲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場改革它是雙峰政治，相比我們理解下的法治狀况下的憲政民主有很大的不同，雙峰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弊端，這個大家都知道的，第一場改革之所以那樣結束，跟雙峰政治都是有關係的。但是反過來說，雙峰政治是在中國制度化的政治文明還不發達的時候，以人治形式出現的一種平衡，或者說是牽制，這種牽制和平衡不至于使任何一方的意見走向極端，避免了一些更大的代價，這個也是第一場改革，我覺得我們應該尊重事實。
陳雲他的經濟思想我不贊成，但是在人的問題上他還是比較公道的，例如關于像是李銳、朱厚澤黨內老同志，還有于光遠，是否要開除黨籍的問題上，陳雲做的批示，說我們不能再做今天整人家，明天再給人家平反的傻事了，才保住了這幾個黨內老幹部的黨籍，在這些問題上反而顯得他公允、厚道一面。對陳雲這樣已經去世的老一輩的革命領袖來講，我可以坦率說，我可以不同意他的經濟思想，但是另外一些方面，我反而更尊重他、更尊敬他。關于這個問題，我簡單回答到這裏。
【現場提問2：】第二個問題，我們經過二百年歷史，可能社會進入一個平靜的時期，我們過去的三十年裏，提供了什麽樣的東西，能够讓我們更加好的完成接下來的三十年時間呢？通過您剛才所講的，我體會到很多，想問的是，這三十年，能够給我們提供好的一面是什麽呢？
【朱學勤：】你的問題很大啊，既有過去也有未來。謝謝你記得我書中的小細節，文革中一幫知識青年這樣扒火車，還能遇到那麽好心的鐵路工作人員的提醒，可見這次文革中人性也沒有磨滅，再引申下去怎麽看文革，你是這樣的問題對吧。第二個問題，改革開放未來還要走，未來怎麽吸收此前三十年的經驗，走的更好。一個是問文革，一個是問改革。我盡可能的來回答你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文革我是徹底否定派，但是我堅决不同意，以文革的方式來否定文革，我跟大部分否定文革派知識分子的潜在分歧，我認爲文革要否定，但是這個否定不能建立在妖魔化的基礎上，你妖魔化、漫畫化文革，你可以取一時否定之短效，但是長遠來說，不能說服民衆，尤其是對民衆有具體記憶的民衆。你這樣取得文革被否定的成果，是廉價的，也是非常容易被推翻的。
這個教訓實際上現在也在，今天關于爲文革鳴怨叫屈的網站、博客很多了，還有很多朋友來上海找我，我覺得文革對中國造成的結果是浩劫，但是文革當中很多具體的參與者，文革的普通老百姓，他們的心靈世界，到現在還沒有被最終徹底、如實的揭示。我們看法國革命結束之後，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系列小說，講到法國革命，以及此後的顛顛撲撲，是多麽真實的歷史畫卷，只有這樣，把否定文革建立在更艱難、更困難、復原歷史真相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從此睡得著覺、吃得下飯，文革不會再來了。如果簡單化漫畫化文革的結果，就會使文革成爲部分青年、部分人的一些溫馨回憶，一說到改革有問題，就要到那裏尋找精神的依托，總是以文革糾改革之偏，這樣思潮上的逆流。這是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第二個問題，改革開放三十年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敗的地方，那成功的地方，我剛才也說了，只幹不說、多幹少說、幹了再說，這是成功的地方，使我們走上了一條代價較小、摩擦係數較低的一條道路，但是這樣的一個做法有大問題，大問題是什麽呢？就是你所言所行之間有巨大的分裂。
我跟郎咸平那天晚上的談話，我跟他說，只幹不說是有問題的，你可以這樣幹一代人，幹三十年，但是不能幹第二代人，幹第二個三十年，因爲普通老百姓都在覺醒，騙是騙不出一個現代化的，這樣可能騙出一個現代化的陷井，第二個三十年應該向老百姓說實話、允許老百姓實話，使你的所言所行緊密結合，這樣才可以經得起風浪，才可以凝聚人心。說的尖銳一些，我們的改革走了很光滑、摩擦係數很小的國家機會主義的路綫，機會主義是好名詞啊，至少是中性名詞，走了一條國家機會主義的路綫，避免了蘇東這樣大規模的顛撲，但是國家機會主義是特殊階段、特殊時期的改革策略，你不能成爲一個民族的精神結合總的圖譜，如果成爲精神總的圖譜，這個民族可能就在物質上翻身了，但是在精神上會萬劫不復，這樣一個民族的崛起，在這個民族之外會引起更多人的疑慮，這一條路是不能再走下去了。
我希望吸取前三十年改革流過血這個慘痛的代價，使將來中國繼續改革時，盡可能爭取一個和平、轉折的局面，不要再流血。我們說最樸素的語言，剛才主持人說，南方都市報發表過我的文章，我是爲你們感召，今天中國大地，盡可能說真話，說真話幅度最大的報紙就是南方都市報。我把我在其他地方發表可能有難度的文章，拿到你們這裏發，果然發了。
那一篇文章，當然你們也要做技術處理，我也同意做技術處理，我那個被做技術處理的話裏，意思也包含著對這個同學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我希望今後的中國，真的是一個有理性的中國，而不是一個喪失理性、忽冷忽熱的中國。
我非常贊成、非常珍惜南都負責任、有理性的言論立場，希望更多的讀者接受這樣的立場，希望中國更多的傳媒接受這樣的立場，這樣在後面第二個三十年的改革當中，我們有可能避免第一個三十年曾經付出的那些代價。謝謝。
【現場提問3：】
【主持人：】剛才在和朱老師互動的過程中，已經有很多現場觀衆遞上了枝條。這樣的一個問題很有意思，季衛東先生曾經在北大的演講說過，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民主化最大成果。他在報告中提到，任仲夷老先生的改革思想值得重視，他向請問朱老師，對于黨內民主的發展，以及黨內同志有怎樣的建議？
【朱學勤：】我非常敬重任仲夷老先生，如果沒有任仲夷老先生在廣東開闢出來的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沒有任仲夷老先生的思想遺澤，我想廣東不會這個情况，非常感謝任仲夷。我也讀到《同舟共濟》上任仲夷老先生最後的思想，我非常的贊成，黨內民主啊，我想任仲夷老先生是總結自己一生的從政經驗，最後告知世人的一個想法。
我注意到任仲夷的部下在海外寫的回憶錄，那個人現在到海外去了。他在回憶錄這樣說，他說任仲夷老先生離休以後，對于繼任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當時看到真的是驚心動魄，他說，“我已經安全著陸了，你呢？”，就問這個繼任者，當時我看了之後真的是震撼，甚至是毛骨悚然，一個爲黨、爲國家奮鬥一輩子的老幹部，把自己的離休看作是安全著陸？我想要民主不僅僅是草民的要求，我相信是千百萬官員的要求，民主不僅僅是保護草民，也是保護官員的，有了憲政有了民主，官員從政才會有安全感，才不會說離休的時候是安全著陸的感覺。我們今天說民主，要對老百姓說，對自己說，更重要也要爭取說服官員，民主不僅僅是給老百姓調皮搗蛋的，民主也是讓您老人家安全著陸的一個制度，民主能够給你安全感。
另外具體的黨內民主，我覺得毛澤東這個人也說大實話，生前他曾經說過，“黨內無派、黨外無黨，千奇百怪”，這個話也不是他發明的，是廣東這個地方第一次國民革命時胡漢民的原話，他以這個話向國民黨的獨裁傾向抗爭的，毛澤東參加過第一次國民革命，在廣州做過國民黨的大官，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代部長，很熟悉當年國民黨元老之間的有個性的話。等到他掌權，不經意也會跳出這樣一句話，所以他心裏也很明白，黨內肯定是要有派別的，這個派別不僅僅是權力上的，權力再分配造成的派別，很重要的，即使沒有權力之爭，也會有政策之爭的。我們總結全世界，總是有左右兩種傾向，紅綠燈的作用，是間斷性的讓那邊的人走，然後再另外一邊的人走，紅綠燈就是天然的民主，避免大家在十字路口打成一團。
我在歐洲的時候曾經問過一個不是學文科的，學鐵道設計的中國女企業家，我問她，你到法國十幾年了，她開闢了一個農場，很成功，雇傭了法國人做她的農工，法國國家電視臺也報道過。這個女同胞臉曬的很黑，一看不是萬惡的資本家，而是辛勤的農婦。我說你對法國的制度、西方的制度瞭如指掌，我問你一句話，兩黨制是什麽，她說我看兩党制，老百姓是這樣選擇的，或者兩黨制總是有必要的，左派天然是傾向于分錢的，看看此前右派錢賺多了，缸裏的米要出來了，這時老百姓就趕緊選左派了，慢慢的錢分完了，老百姓趕緊投票，選右派，因爲右派是賺錢的。所以選了一段左派，給大家分錢，分了四年、八年，馬上老百姓又要選右派，右派是給大家賺錢的。所以這是創造財富、分配財富人的天然要求，也是來自于人性當中，有的人天然的保守派的成分多一些，另外一批人天然的就是左翼政黨的成分多一點。我們七千萬人的黨內，肯定也是有這種天然的區別的。黨內民主非常必要，而且應該從黨內民主做起。如果黨內有兩種政治傾向的人，他們有合法的表達，我想中國共産黨的代表性不僅不會削弱，而且會大大的增加，這是何樂而不爲的事情呢？
【現場提問4：】作爲一個學生我提出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剛才你說89學潮主要是因爲政治體制改革未變，所以造成這樣的情况，但是我們知道文化對學潮也是有很大的衝擊，今天基本上您是從政治、經濟兩個方面來談的，可以簡單概括一下這三十年來文化的脉絡嗎。
第二個問題，剛才您說到市場化進程得到您的比較高的評價，但是我認爲市場化使得經濟得到復蘇，但是我們是過度市場化，勢必帶來很多社會問題，比如說農民工的問題，還有房價的問題、大學生失業等問題，在社會問題沒有解决的情况下，我們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會導致政治體制承受能力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限制市場化，以此拉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或者我們先要解决民生問題，是否第三次改革是民生改革呢，以此促進市場、政治、民衆的需要呢。謝謝老師。
【朱學勤：】這兩個問題都很大啊，一個是文化，一個是民生，怎麽解决。文化呢，我確實有意識的沒有講文化，後來有一個朋友提問的時候涉及到傳統文化的興起，我沒有回答，因爲要回答這個問題，又需要三個小時。你們知道，我在文化問題上的看法，我是很不贊成80年代以來的文化决定論，我對90年代以來的傳統文化熱，也是既有同情也有保留的，我認爲當下的中國，基本性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不是文化的問題。
我一直在反對文化决定論，我認爲這是知識分子自己沒有搞清楚，散布的一個文化迷霧，只要有可能，就在分析文化决定論的錯謬和害處。至于說傳統文化論爲什麽同情呢？1919年到五四運動到今天以來，激進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文化革命，爲什麽席捲了二十世紀大半葉，五四運動的片面性，對傳統文化的粗暴否定，使得這個反彈總得有一天要抬頭的，今天果然抬頭了。
但是更大的是保留，保留的是什麽呢？傳統文學說到底就是今天的國學論，國學論說到底是儒家文化論，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他自己說修身治家平國治天下，我認爲儒家文化可以用來修身，但是不足以治家，因爲這個家，上下兩代的代溝，觀念有多大的差异，你用儒家的兄孝子賢等東西，維持不住現代社會的家庭關係的，只可以用來調節自己個人的倫理修養，很難推及到第二、第三人中去，所以我說它是可以修身，不足以治家、齊國，治天下更是妄想。
還有就是民生問題，在政治制度不觸動的情况下我們改善民生問題，可以不可以。當然可以，現在很多官員也是希望這樣，但是我是有保留的。爲什麽呢？我舉一個前車之鑒，在中國這次崛起之前，有兩個國家也是垂直緯度崛起過，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日本。日本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說，今天先說德國，德國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崛起的速度遠遠超過今天的中國。其中一個原因，俾斯麥，他在位的時候，做過一件事，相當于你剛才說的不觸動政治體制，改善民生的做法，今天我們要求社會保障、社會保險等等，但是你們知道不知道，社會保障、社會保險，最早形成體系是在哪里嗎？是在德國，在俾斯麥時期，俾斯麥和威廉一世兩個人，出于貴族階層對子民的體恤，親手創建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但是帝國體制政治體制不能改革，這個結果就形成了什麽呢？自上而下 N次福利的王朝社會主義，德國普通民衆對王朝的感恩。後來到希特勒時代，又變成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時期普通工人享受到的福利，就是民生改善，超過了俾斯麥，俾斯麥的帶薪休假、工人在地中海大規模的渡假村，包括我們今天須臾不可離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行駛的大衆汽車，爲什麽叫大衆呢？就是給普通民衆生産國民車啊，後來就生産坦克了。
一方面從俾斯麥到希特勒，走的就是一條不變體制，只改善民生的道路，所以從王朝社會主義到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這樣在國內調動千百萬民衆對它的認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有這麽大的戰鬥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一國掃平歐洲無敵手，這麽大的戰鬥力的原因就在于普通民衆對于王朝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感恩涕零，穿上軍裝的工人和農夫，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王朝社會主義的信奉者，所以這個國家的軍隊才有這麽强的戰鬥力，最後把德國引到哪里去了呢？引向戰爭的深淵，不僅給整個世界造成了浩劫，也給本國人民造成了浩劫。
所以非常感謝這位女同學提出的問題，有機會闡述這個觀點，民生問題必須要重視，但是不改變體制，只改變民生，最後的結果可能是父權政治、可能是王朝社會主義。
【本文爲朱學勤12月15日在廣州嶺南大講壇的演講完整版】
改革開放三十年
朱學勤
【主持人：】各位南都的讀者、各位廣州的市民，很高興又在這個周六的上午和大家相聚在嶺南大講壇。今天來了這麽多的朋友，除了現場的朋友，還有很多的網友也在關注今天的演講，昨天晚上我特意上天涯網看了一下，預告我們這個講座，已經有上百網友已經向朱老師提出了很多的問題。
回到今天的這個主題，“激蕩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總結”，我們回望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我個人覺得是要放在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大轉型的過程中來看這30年，我們的大轉型其實就是讓中國從傳統的皇權專制社會向現代民主社會轉型，這一百多年的過程中，有揚帆啓航的時候，也有觸礁擱淺的時候，也有走回頭路的時候。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這艘大船重新走向現代化方向，揚帆重新啓航。站在這30年的節點上，回望過去30年中國所發生的事，我們站在現在，看現在是什麽樣的位置，展望未來中國以後應該往何處去呢？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請到了著名歷史學家，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老師，給我們解答很多的問題。
朱老師大家很熟悉了，他長期從事近代史以及社會思潮的研究，是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他的很多書籍在座很多聽衆可能都詳細的閱讀了，我就不詳細的介紹了。下面把時間留給朱學勤老師，讓他給我們帶來一場精彩的演講，大家歡迎朱老師。
三十年來的中國改革，有兩個階段
【朱學勤：】明年就是改革開放30周年的紀念日了，我想到了這個關鍵時候，社會上有各種聲音出來，關于改革開放的第三次辯論，從前兩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第三場辯論是相對前面兩場辯論而言的，前面兩場辯論我就不重複了，第三場辯論是從郎咸平的講演開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點私交，當郎咸平在報紙上作爲財政專家、公司法專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時我是非常贊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評面擴大，擴大到否定整個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贊成了。我們兩個人曾經在上海有過一次深入的交談，從上半夜一直談到下半夜，我跟他說老朗老朗啊，你畢竟是從外面回來，不知道三十年中國是怎麽走過來的，你僅僅從三十年來官方的文件、三十年來人民日報、求是雜志這些主流媒體的文字記錄來判斷三十年中國，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爲三十年來中國基本的發展就是多幹少說、只幹不說、幹了再說。
與郎咸平對立的觀點，後來起來反駁郎咸平對三十年改革開放全盤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從總體來說是贊成改革開放立場的，但是我對皇甫平的觀點也有保留，“兩平”之爭在價值判斷上針鋒相對，一邊說改革開放糟的很，一邊說改革開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在價值判斷上針鋒相對，却共享的歷史前提是一致的。什麽歷史前提呢？就是他們都認爲三十年來中國是只有一場改革，一場改革貫穿三十年。你要麽說它好的很，要麽說它糟的很。我說先不要下價值判斷，首先進行歷史學的事實還原，三十年來中國是只有這一場改革嗎？還是有另外一個面貌？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溝通的一個最基本的觀點。我的觀點是：
三十年來中國是有兩場改革，而不是一場改革。或者說，三十年來的中國改革，有兩個階段。
結束文革：從廣場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一階段改革，經過三年徘徊，第二階段改革重新起步。兩場改革之前當然有聯繫，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産物，但是無可否認，兩場改革之間有斷裂，有相當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國者，好也罷壞也罷，更多的是與第二階段改革相聯，而不是與第一階段改革相聯。如果不把這個歷史事實還原出來，有十個皇甫平，一百個、一萬個，發表一百篇、一萬篇當年解放日報的評論文章，也不足以說服廣大的民衆。這就是我的基本觀點。
中國的改革爲什麽啓動，首先就是要回顧它是被文革逼出來的。文革與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爲什麽我們說文革結束不能僅僅歸咎于四人幫、不能僅僅歸咎于四人幫後面有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支持，因爲文革實際上是更大範圍、更長時段激進革命運動的終結——從1789年法國革命到1989年蘇共解體，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歷史單元，兩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從來沒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齊的歷史單元，讓世人選擇應該改革什麽、放弃什麽、選擇什麽。從1789年開始的激進革命運動，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國發生“熱月”事變，雅克賓派專政嘎然而止。然後是社會還俗大潮，所謂社會還俗，單個人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會厭煩世俗的生活，會出家，出家會厭煩，然後還俗，社會也是，在一個癲狂的時代整個社會出家，進入超凡入聖的年月，但是社會不會持續太久，時間長了，總會産生從廣場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歸運動。這一場從廣場到厨房、從革命到世俗的轉折。革命幾乎席捲了20世紀大半個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的歷史含量極其豐富，我們有機會可以專門來分析歷史的這一天，從正面、反面、側面、負面，多方面的解析歷史這一天裏的信息。和我們今天議題有關的，我點到一句，點到爲止：這一天僅僅是長達半個多世紀激進革命的終點，結束了中國激進的革命，社會大還俗，群衆從廣場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變發起者幾乎沒有歷史自覺。他們結束文革之後還是進行文革路綫，所謂三年徘徊。此後的路綫可以看出中國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這樣才能理解爲什麽他們抓了四人幫，可是此後三年的路綫幷沒有改變。改革是在那三年當中孕育起來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對文革的否定，也是拖著一個長長的文革尾巴，歷史在斷裂中相連。
第一場改革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歲月
這樣進入歷史的脉絡，就可以理解第一場改革爲什麽發生，第一場改革爲什麽中斷。第一場改革如果說有一個歷史的天幕，歷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隱隱約約來昭示人間中國這場改革的總背景的話，那一行字當然是“文革不能再發生了”，正是因爲文革天怨人怒，在黨內的上層下層，從國內到海外，都有從文革到改革的呼聲和動力。第一場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這個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軍，記住我說的是解散文革——中國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鏟除的。改革在黨內的開明取向的黨員和黨內外有强烈改革願望的知識分子，還有社會底層，主要是農民，這三者當中結成了一個廣泛的同盟。
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 年，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記憶深刻的。我們簡單的說一下，在一個人的身上，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所謂返老還童的奇迹，但是我們確實在一個民族的身上看到過返老還童的短暫的歲月，那個十一年。我爲什麽這麽說呢？我們都是過來人，不僅僅是在物質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內心深處，整個民族已經走向了灾難的深淵，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陰霾，這個民族還有沒有前途。就是那樣的一個暮氣沉沉的時代，突然迎來了一個大家好像都年輕了十歲的返老還童的青春浪漫歲月，我們都記得那個歲月大學課堂裏兩代大學生聚集一堂，三十歲以上已經拖家帶口的大學生，還有就是應届大學生，那時那一個圖書館說明天早上我們再增加社會的閱覽證50張、 100張，半夜圖書館門口就排起長龍，我們都記得新華書店突然說明天可以發行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小說，哇，長龍又出現了，還有電影院播放已經禁演十七年的電影，哪怕是洪湖赤衛隊，也會排起長龍。那個時候，整個民族突然變年輕了。那個時候如果要尋找一個背景音樂的話，我想最好的背景音樂就是城鄉共鳴、老少皆宜的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個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歲月，這個黨、這個民族非常幸運，這個黨、這個民族出現了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黃金領導層，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因爲那個時候還是一個人治階段，領導人怎麽樣，要比今天更有力量來决定社會的基本面貌。
我想鄧的作用，大家都不會質疑了，我只舉一個例子。三中全會上曾經討論過以陳雲同志出來掌舵，而三中全會的時候當時鄧小平還沒有全部恢復名譽，他正處在局外人向局內逐漸走進的階段當中，這是一。第二，三中全會說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那麽在黨內，大家公認的懂經濟的人是陳雲，而不是其他人。所以這兩個因素放在那裏，三中全會上元老派，老幹部，一度盼望是陳雲出來掌舵，這個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陳雲表態說從經濟建設方面來說，我確實够格可以掌這個舵，但是我們這麽黨、這麽大的國家，總要有一個領過兵、帶過軍隊、打過仗的人出來掌舵，我什麽都不缺，就缺後面這一條。他說，如果是按照這一條來找掌舵人，那當然是鄧小平。
鄧的作用是無可置疑。三架馬車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說了，相對于趙紫陽來說，我想這兩個人正好是一個互補，耀邦是火熱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個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個中國社會滿目瘡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麽多挫折，黨內那麽多幹部，包括老幹部，從那麽多整人的左傾運動中走出來，那麽多人都整過人，也被人整過，每一個人的內心都留有政治運動的陰霾，而唯獨耀邦是一個异數，是一個罕見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沒有經歷過這些運動，是一個透明的人格，滿身陽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時髦話來說就是一個“陽光青年”，這樣的人在那個時代出現，起什麽作用呢？其實他是把這個黨、這個民族所剩無己的道德資源、道德剩餘、道德殘餘凝聚起來，從文革走向改革，沒有這樣的一個人，這個社會凝聚不起來，這個黨也凝聚不起來，他的火熱般的激情是起這個作用，也是無法代替的。
那趙紫陽正好跟耀邦形成一個對應、互補，如果說這一邊是火熱的激情，那趙紫陽就是冰雪般的聰明。他沒有讀過大學，按照他的學歷來說，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參加了革命。但是後來無論是在廣東，還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總理、總書記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學家、第一流的經濟學家，那種交流之透徹，使人不得不驚嘆這個沒有讀過多少書的領導人悟性第一流。
我第一次訪問臺灣的時候，臺灣中研院的院長，現在已經退下來了，李遠哲，他跟我談過。我說你是華人世界當中的諾貝爾獎獲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陸來，見過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的三代領導人，你談一談私下個人跟他們接觸的體會。李遠哲那天談的很動感情，本來根據議程是二十分鐘結束，二十分鐘時秘書進來提醒結束，結果李院長說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陸來的教授談的很投機，要結束我自然就結束了。我們談了四十分鐘，他就跟我說了跟這三位大陸領導人的交流體會。他說鄧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說爲什麽這麽說呢？他說有一次鄧小平一上來就很坦率甚至帶有質問的口氣說臺灣爲什麽要獨立？鄧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說過“他是開鋼鐵公司的”，黨內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對抗的兩個人，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鄧小平，所以鄧小平見到李遠哲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是這句話，我一點也不奇怪。李遠哲也是一個直來直去的人，最後鄧小平聽完之後臉色放緩，就說了一句，這麽說來，臺灣回歸不是我們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遠哲說是，要留給下一代人解决了。當時鄧小平結束這一場談話，只是長嘆一聲，哎呀，總是要葉落歸根嘛，就是這樣結束的。所以李遠哲說鄧小平這個人，一有胸懷二有膽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說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李遠哲還說他每一次見趙紫陽，都是把當時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動態整理出來，帶給他，告訴他中國人在哪些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頭趕上。他沒有聽不懂的地方。
第一場改革的隱患只是觀念風暴而和千百萬民衆當下的利益結合不緊密
但是第一場改革它是有隱患的，第一個隱患它的動力更多來自于改革派的官員和社會上的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觀念風暴，你去看那個時候所謂的啓蒙作品，和千百萬民衆當下的利益結合不緊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報的言論版，每一個話題和當下發生的時政、新聞，和民衆在社會具體運作當中的權益、損益是結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經歷過那個歲月，也經歷過啓蒙，那個啓蒙是懸空在天上的，和千百萬民衆的利益有結合，但是結合的不緊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總的發展趨勢是很明白的，擺脫計劃經濟，趨向于非計劃經濟的模式，但是非計劃經濟的模式是什麽呢，黨內是前後徘徊的，開始說是學匈牙利模式，後來說學新加坡模式，後來在黨的文件裏一步步靠近新經濟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時，檢索黨的文件，今天我想起來都是繞來繞去的繞口令，開始是說“公有制前提下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商品經濟”，後來又說是“政府制訂計劃、計劃指導市場、市場影響企業”等等。有四個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這四個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場經濟，這四個字始終沒有堂堂正正出現在黨的綱領性文件裏，這是第二個隱患。
第三個隱患，剛才我說到歷史在斷裂中連續，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場改革改變了政策，改變了經濟政策，但是還沒有真正觸動政治體制，尤其是鄧小平說的党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實際上沒有觸及。當剛剛要觸及的時候，一連串的事件發生了。
那麽發生的原因，我們不從個人品質上去找，至少是你這個體制，從文革中來，選擇了新的經濟政策，但是這個體制沒有改變啊。我們的歷史是在斷裂中相聯的，儘管第一場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標，第一經濟體制改革，第二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曾經有過兩個小高潮，都是以鄧小平的講話爲標志，1980年鄧小平有一場講話《論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經催促要設立專門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機構，提出各種各樣的草案、方案出來，他自己個人的論述，多次切入舊的政治體制的命脉，他曾經說過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在英國、美國、法國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爲那裏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經說過，我們要尋找到一個制度，這個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壞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壞事。他還說過，一個黨、一個民族千百萬人把他們的榮枯興衰命運維繫于我一身，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鄧小平的很多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現在都還沒有失去光彩，但是經濟體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體制改革提出目標，還沒有觸動就中斷了。
改革中斷，徘徊三年，重新啓動
第二階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斷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啓動的。
當時江澤民新任總書記的，第一個七一講話我們記憶猶新，1989年7月1日在黨校說的話，提出分清兩種改革觀，一種是社會主義改革觀，一種是資本主義改革觀，要把反和平演變作爲黨的教育堅持到底，，要把個體戶——當時沒有民營企業家一說，因爲那時還談不上民營企業家，都是年廣九、傻子瓜子、個體戶這樣的人，要把個體戶罰的傾家蕩産！而2002年第二個7月1日講話，講的是“三個代表”，要歡迎資本家入黨。兩相比較，可以說明在這個歷史階段裏，中國發生了多麽大的變化。
鄧在辭去所有職務之後，三年閉門不出，我相信他在自己院子裏想到的事情，總結的歷史，不亞于文革時他在南昌著名的鄧小平小道上來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1992 年鄧複出重新推動改革，他已經是垂暮之年，接近90歲了。他肯定要總結的是前段改革的經驗教訓在哪里，第二場改革從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場改革改變了三年徘徊，使中國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鄧小平來說，最後推一把中國，時間之窗留給他只有兩年，他聰明也好，幸運也好，他抓住了這兩年。這兩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從某種意義來說，那是鄧小平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有作爲和爲幸運的兩年，爲什麽這麽說？前面幾起幾落我們不說了，就說第一場改革雖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牽制、拉扯，左的這一面是反對他的經濟體制的改革，所謂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還要有政治體制改革。十一年裏，兩種聲音來回拉扯，兩三年就有一個小事件，兩三年就會有一個小風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說是單年自由化、雙年反自由化。階段性的拉鋸，沒有一年平息過，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時候，我們看到右的聲音沒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鴉雀無聲。左的聲音呢，由于自然規律的作用，突然雕零了。
時間之窗給鄧小平打開只有兩年，他抓住了這個兩年，南巡之路是鄧晚年的“天鵝之舞”，從某種意義來說，真正的鄧小平時代，好壞我們且不論，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執行他改革意圖的時代，其實還不是第一階段改革，是第二階段改革，是他行將去世之前的兩年，和去世之後出現的。所以鄧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沒有鄧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臨的。
第二階段改革和第一階段改革重要的差別，就在于歷史背景劇變。前一場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發生了，第二場改革的發生背景是89政治風波不能再發生了。如此一來，第二階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階段改革不具備的特點：那就是經濟體制改革大踏步的前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幅度、廣度、深度遠遠超過第一場改革。讓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場經濟寫進黨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十四大上，那時離89風波幷不遠，這當然是鄧南巡推動的結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而現在突然市場經濟噴薄而出，寫進了黨的最高文件。
此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國超過了英國，國民經濟總規模達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過德國，成爲第三。經濟體制的改革突飛猛進，非第一階段改革可以比擬的，正是這個東西迅速改變了中國人既貧既弱的情况。李鴻章臨死的時候，以他的歷史眼光洞見到此後中國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自己沒有親身經歷，以後中國老是在變，變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鴻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國才開始變。實現三千年之未有大變局的，就是我們親身經歷的當下三十年中國。
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上拔地而起，所謂趕英超美，那是毛澤東時代提出的藍圖，用他的錯誤方針、錯誤的方法趕英超美，一個跟頭跌入三年大饑荒，而真正實現趕英超美，倒是鄧小平去世之後的05、06年，雖然這個事沒有廣泛的宣傳，但是我自己從小記得毛的口號，看著這個口號怎麽幾經波折，最後實現趕上英國，極其驚訝，中國就這麽趕上了英國？你要想想，當初是1840年英國在廣州這個地方敲開中國的大門，而中國趕上英國，是我們在 05、06年發生的事情。
中國的大版圖上，出現了一個沿海大外灘。外灘我們都知道，小外灘是上海黃埔江邊的某一段，我說大外灘，那就是從渤海灣經過長三角，再到珠三角，這一個大的外灘。這個大外灘出現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觀，很多歐美訪問者認爲，你們已經跟世界發達地區接軌了，你們不要再享受所謂不發達地區、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灘濃縮到小外灘，我一直說這麽一個笑話。只要有外國朋友，尤其是臺灣朋友來，我總是帶著他們開車，從延安東路高架猛一拐彎，看到外灘璀璨的燈火：那邊是92年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新群樓，像是曼哈頓一樣，這邊是30年代上海的歐洲老建築，臺灣的學生經過這裏，一拐彎老是會“哇”地驚呼一聲。老聽他們這麽喊，于是我說，就把這個地方命名爲“哇”！這個“哇”縮龍成寸，是把世界濃縮在這裏。老外灘是老歐洲的一個縮影，陸家嘴金融區的燈火是曼哈頓風格的縮影，一個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黃埔江。黃埔江兩岸分別是老歐洲和新美國，整個世界就濃縮在這麽一平方公里之內。但這僅僅是外灘中國，從這裏開車行程半天，你會看到內陸中國，那就是另外一幅圖畫了。
第二階段改革功不可沒，。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說法：當下是中國五千年來最黑暗的時期。最黑暗的中國我沒有經歷過，但是較黑暗的時期我經歷過。當下中國有沒有問題呢？肯定有，這也就是我對“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開放到了第三場辯論，爲什麽越來越多的民衆會發出不滿之聲？
第二階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階段改革它的動力來至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淵，參與改革的人是千百萬的民衆。當然一馬當先，是黨內的改革派、官員，還有就是持開放取向的知識分子，有觀念風暴。那時改革的願景，是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階段改革呢？它的動力來自于政府和資本的結合。我們看一看政府行爲，第一階段改革的時候政府各級官員是游移的，是有顧慮的。第二階段改革時，政府各級官員下海的積極性相當强烈 ——幷不是改變身份弃政投商，當然有很大一部分人這樣做了，而是政府部門職能轉向招商引資。我走了很多地方，發現省、地、縣很多各級官員最關心的就是這個 “招商引資”，這成了各級政府最關心的事情，以至于一個經濟學家，復旦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跟我說，改革的動力來自于哪里呢，就來自于各個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資公司，省和省之間就是兩個大型投資公司的競爭，動力來自于這個。
千百萬的民衆産發生被改革開放拋弃的離弃感
1989 年海外資本撤離，當時鄧說過一句狠話，“資本家資本家，我就不相信資本回來以後，資本家的政府不回來”，大幅度降低海外資本投資的門檻，幾乎是零門檻。經短暫撤離，海外資本一個回撲，遠遠超過第一階段改革。我在歐洲訪問的時候，歐洲人告訴我，爲什麽歐洲的高稅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來自于你們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崛起給歐洲的剩餘資本找到了新的投資場所，這個投資場所遭遇不到工會的糾纏，所以歐洲工人要繼續罷工，提高工資，歐洲的資本家第一話時，你要罷工，我工廠就遷到東歐去，第二句話是，再不行我遷到中國去！到後面這句話提出來，歐洲的工人階級全部沒脾氣，降低自己談判門檻，留住工廠、留住資本。
第二階段改革時，中國成爲了全世界資本投資的天堂。開始幾年，總共是1.3萬億美金捲土重來。資本家回來了，資本家政府也回來了，現在任何一個歐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國的薩科齊來訪問，不帶人權官員帶企業家，來要大量訂單。鄧小平就是這樣打破西方的經濟封鎖。
無論是怎樣的歷史學家，都沒有預見過會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地方發生這樣一件事，可謂奇觀：一個是權，一個是錢，它們緊緊擁抱在一起！自有資本主義運動以來，包括英國工業革命在內，從來沒有見到過如此動力，這兩個人類歷史上最有影響的力量結合起來，在中國搞市場經濟，這在其他國家是沒有過的，資本主義所經之國沒有一個國家發生兩部發動機幷成一個，成爲一個大馬力發動機，沒有這樣的事情。權、錢結合，在中國形成這一場市場經濟的風暴，它造成的社會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見，它使中國付出怎樣的社會代價，大家都可以看得見。
更重要的是，當資本如入無人之境，大踏步回歸中國時，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或極其緩慢，遠遠落後于經濟體制改革。這是第二階段改革的第二個秘密。第一階段改革是有雙向目標在那裏的，第二階段改革只有一項目標，經濟體制改革，而政治體制改革進度極其緩慢，權力不受監督、不受制約，成爲官員權力的盛大節日。那當然會造成制度性腐敗，會發生千百萬民衆被剝奪感，被改革開放拋弃的那種離弃感。
如果計算數字的話，至少沿海地區大多數中國家庭，絕對收入在上升，但是你問他的主觀感受，所謂幸福指數的話，倒反而不如第一階段改革。這二者之間的剪刀差就是這樣出現的。
允諾的鎮痛作用消失，社會公信力喪失
我剛才從臺灣回來，我在臺灣和臺灣的學界、學生交流，在我之前到那裏去講學的是美國大牌的中國學研究通，黎安友先生。他在臺灣清華大學中國當代講座，有一個講稿，我去的時候正好出版，他給當代中國下的定義是：有韌性的威權主義。我不贊成這個定義。爲什麽不贊成？這句話裏主語是“威權主義”，這是跟東亞四小龍相比，“有韌性”這一定語，當然是指中國堅持改革。定義中國爲“威權主義”，本身我就不贊成。東亞四小龍無一例外，全是右翼政權、右翼意識形態主導，而中國的意識形態雖然發生大幅度萎縮，但核心結構還在，實際上是一場左翼政權。左翼意識形態組織的原始積累，在本質上跟亞洲四小龍不一樣。所以對這個主語，我就不贊成，沒有區分政權和意識形態左右之間本質性差別。
左翼意識形態組織的這場原始積累，這是中國第二階段改革的第三個秘密。它當然有便利。它的便利是什麽呢？因爲左翼意識形態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放在那裏，我們總是要實現共産主義的，每一個人到時候都會有麵包的，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隻鶏的，每一家的車庫裏都有一輛車的，這是共産主義。這個左翼意識形態可以給原始積累過程中千百萬弱勢階層起一種鎮痛的作用，因爲有一種允諾在嘛，我們最終是代表你們的根本利益嘛。時間長了，鎮痛作用消失减弱，老百姓開始不相信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這個便利性就走向了反面，造成整個社會意識形態、政府公信力的嚴重喪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却又裝作相信，而主流意識形態又裝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兩邊都在“裝”，這是當下中國公信力喪失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隨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車沒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這麽粗野，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個公信力喪失，老百姓覺得沒有什麽可信了。
全世界都在談中國，但是中國關于這一場崛起，有沒有自己的話語系統呢？世界上關于中國的變革有各種各樣的定義，有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還有說中國是有韌性的威權主義，但是中國把自己這一場劇變說清楚了嗎？中國失去了說清楚自己的能力。發生這麽大的變化，中國人滿身是嘴，反而說不清楚自己，你看滑稽不滑稽？
第二階段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了“市場列寧主義”
不是有韌性的威權主義，那麽是什麽呢？我也不隱瞞自己的學術觀點，我願意把這個觀點提交給廣東的朋友來批評。我認爲第二階段改革塑造了中國、改變了中國的結構，這場轉變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市場列寧主義——“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市場成了我們馬上就可以觸摸到的現實，但是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從列寧主義而來，沒有發生變化。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結合，市場和列寧主義居然能結合。有朋友說，列寧當年也設計過新經濟政策啊？對，那是短暫的政策設計，那和中國當下現實不可比擬。所以用新經濟政策來解釋當下中國，是沒有說服力的，是捉襟見肘的。
我覺得既要承認已經變化了的，還要直面沒有變化的，你老老實實的承認，這是一個市場列寧主義的結構，這樣才能使我們能够維護該變的、已變的，對還沒有變的，當變則變，應該改變的是政治體制。我們和東亞四小龍的差別就凸現在這裏。東亞四小龍是右翼威權，那個政治體制和市場結構沒有根本性的衝突，甚至說右翼威權本身沒有破壞過市場結構，是先有市場結構，後有威權。中國不是，中國在1949年以後，一面倒，曾經采納過以俄爲師的東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曾經在那個時代創造過一個巨大的國有資産。這是不能用東亞四小龍不能解釋的巨大現實。只有市場列寧主義，才能解釋中國和東亞右翼威權的差异。
同時，我們跟東歐的差异在哪里呢？我們在49年之後確實是同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但是在1978年之後中國是最早進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場經濟那一頭摸索。市場化的取向有別于東歐，列寧主義政治結構跟東歐基本一致，以東歐模式也同樣不能解釋中國。
1989 年之後，蘇東先是實現了民主化，然後實現市場化，對那個龐大的國有資産實行民主體制底下的市場化的改革。中國實際上是派出過代表團到德國去參觀、訪問，訪問什麽呢？關心德國統一之後，怎麽處置東德巨大的國有資産？德國成立一個信托局，對東德的國有資産實行市場拍賣，競價拍賣。中國實際上面臨同樣的問題。于是我們也拍賣，也化整爲零，表面來說中國和東歐在1989之後不又殊途同歸了嗎？不。德國信托局是提供上下兩塊夾板，下面這一塊是社會保障，東德的居民都享受西德居民此前已經積累起的社會保障，保證你工廠拍賣之後不會流離失所；上面這一塊是什麽呢？給每一個東德公民像西德公民一樣的政治權利，在政治上你是有總經理、老闆一樣的政治權利，這個政治權利包含你基本的罷工權利。當然他們也遇到過很多的問題，但有沒有這兩塊夾板，是造成同樣是市場化，但中國與東歐的改革發生完全不同社會後果的根本原因。
中國呢？只學當中這一塊，上下兩塊，沒有了。你這樣來處置當中這一塊國有資産，才會出現這麽多民怨、民憤，才會出現這麽廣泛的剝離感、被離弃感，這是第二階段改革出現這麽多社會弊端的原因。
總而言之，形塑今日之中國者，第二階段改革也，非第一階段改革也。所以我同意爲改革開放辯護，但有一個前提，要還原三十年中國的歷史真相。只有這樣，你才能够說服民衆。如果眉毛鬍子一把抓，用第一階段改革殘留在民間的那個溫馨的回憶，來粉飾、遮蔽第二階段改革的弊端，那麽完全可以預見，辯論進行下去，改革方將會處于越來越被動的地位。現在，爭論不過出現一個短暫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關于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何去何從、何利何弊，肯定會成爲一個大熱點。改革派要想在三十年的時候，還能够像此前一樣立于不敗之地，必須要向老百姓說實話、說真話，在說實話、真話的前提下，將政治體制改革提上來，重建第一場改革那樣的上下共識。
中國此後還是會有艱難曲折，甚至大的顛撲。總得來說，市場化這一塊已經渡過了不可逆的拐點，這是讓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氣的地方。至于說另一塊怎麽改，是否能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平順的一個轉折，我想這是各級官員應該考慮的問題，從最高當局，一直到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應該考慮的問題。走的好、走不好，關係到我們下一代人。
一個不是結束的結束，我只能引用溫家寶在今年三月份記者招待會上的一句話。中國的前途在哪里？溫家寶說，要問開化的大地，要問解凍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別處，就在我們每一個人之間。
【現場提問1：】
【主持人：】感謝朱老師爲我們帶來的精彩演講，激蕩改革三十年，朱老師現場也給我們激蕩了兩個小時。朱老師在演講中給我們回顧了三十年來兩次的改革，而我們現在正處于第二次改革的征途中，第二次改革往何處去，第二次改革要達到什麽樣的一個目標，朱老師在演講中已經對第一次改革以及第二次改革做了分析。
接下來是互動時間。
【現場提問1：】感謝朱教授過來給我們打氣，瞭解了上層一些决策的過程。我想知道的是，陳雲老先生他在第一次改革，以及他在過世之後的安排，做出了怎樣的貢獻？
【朱學勤：】哎呀，非常尖銳的問題。
你剛才說我透露了中央决策的過程，我不是，談不上，我只不過是注意這三十年中國從上到下的一些重大的關節。對陳雲的評價，我是這樣的，陳雲的經濟思想我是不贊成的，大家都知道，你可以讀陳雲的文選，鳥籠經濟設置是載入陳雲文選的，在經濟思想上，我覺得鄧小平的思想要比他更開放一些。正是因爲最後鄧小平更開放的經濟思想占了上風，中國才會有第二場改革，才把中國改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陳雲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場改革它是雙峰政治，相比我們理解下的法治狀况下的憲政民主有很大的不同，雙峰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弊端，這個大家都知道的，第一場改革之所以那樣結束，跟雙峰政治都是有關係的。但是反過來說，雙峰政治是在中國制度化的政治文明還不發達的時候，以人治形式出現的一種平衡，或者說是牽制，這種牽制和平衡不至于使任何一方的意見走向極端，避免了一些更大的代價，這個也是第一場改革，我覺得我們應該尊重事實。
陳雲他的經濟思想我不贊成，但是在人的問題上他還是比較公道的，例如關于像是李銳、朱厚澤黨內老同志，還有于光遠，是否要開除黨籍的問題上，陳雲做的批示，說我們不能再做今天整人家，明天再給人家平反的傻事了，才保住了這幾個黨內老幹部的黨籍，在這些問題上反而顯得他公允、厚道一面。對陳雲這樣已經去世的老一輩的革命領袖來講，我可以坦率說，我可以不同意他的經濟思想，但是另外一些方面，我反而更尊重他、更尊敬他。關于這個問題，我簡單回答到這裏。
【現場提問2：】第二個問題，我們經過二百年歷史，可能社會進入一個平靜的時期，我們過去的三十年裏，提供了什麽樣的東西，能够讓我們更加好的完成接下來的三十年時間呢？通過您剛才所講的，我體會到很多，想問的是，這三十年，能够給我們提供好的一面是什麽呢？
【朱學勤：】你的問題很大啊，既有過去也有未來。謝謝你記得我書中的小細節，文革中一幫知識青年這樣扒火車，還能遇到那麽好心的鐵路工作人員的提醒，可見這次文革中人性也沒有磨滅，再引申下去怎麽看文革，你是這樣的問題對吧。第二個問題，改革開放未來還要走，未來怎麽吸收此前三十年的經驗，走的更好。一個是問文革，一個是問改革。我盡可能的來回答你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文革我是徹底否定派，但是我堅决不同意，以文革的方式來否定文革，我跟大部分否定文革派知識分子的潜在分歧，我認爲文革要否定，但是這個否定不能建立在妖魔化的基礎上，你妖魔化、漫畫化文革，你可以取一時否定之短效，但是長遠來說，不能說服民衆，尤其是對民衆有具體記憶的民衆。你這樣取得文革被否定的成果，是廉價的，也是非常容易被推翻的。
這個教訓實際上現在也在，今天關于爲文革鳴怨叫屈的網站、博客很多了，還有很多朋友來上海找我，我覺得文革對中國造成的結果是浩劫，但是文革當中很多具體的參與者，文革的普通老百姓，他們的心靈世界，到現在還沒有被最終徹底、如實的揭示。我們看法國革命結束之後，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系列小說，講到法國革命，以及此後的顛顛撲撲，是多麽真實的歷史畫卷，只有這樣，把否定文革建立在更艱難、更困難、復原歷史真相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從此睡得著覺、吃得下飯，文革不會再來了。如果簡單化漫畫化文革的結果，就會使文革成爲部分青年、部分人的一些溫馨回憶，一說到改革有問題，就要到那裏尋找精神的依托，總是以文革糾改革之偏，這樣思潮上的逆流。這是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第二個問題，改革開放三十年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敗的地方，那成功的地方，我剛才也說了，只幹不說、多幹少說、幹了再說，這是成功的地方，使我們走上了一條代價較小、摩擦係數較低的一條道路，但是這樣的一個做法有大問題，大問題是什麽呢？就是你所言所行之間有巨大的分裂。
我跟郎咸平那天晚上的談話，我跟他說，只幹不說是有問題的，你可以這樣幹一代人，幹三十年，但是不能幹第二代人，幹第二個三十年，因爲普通老百姓都在覺醒，騙是騙不出一個現代化的，這樣可能騙出一個現代化的陷井，第二個三十年應該向老百姓說實話、允許老百姓實話，使你的所言所行緊密結合，這樣才可以經得起風浪，才可以凝聚人心。說的尖銳一些，我們的改革走了很光滑、摩擦係數很小的國家機會主義的路綫，機會主義是好名詞啊，至少是中性名詞，走了一條國家機會主義的路綫，避免了蘇東這樣大規模的顛撲，但是國家機會主義是特殊階段、特殊時期的改革策略，你不能成爲一個民族的精神結合總的圖譜，如果成爲精神總的圖譜，這個民族可能就在物質上翻身了，但是在精神上會萬劫不復，這樣一個民族的崛起，在這個民族之外會引起更多人的疑慮，這一條路是不能再走下去了。
我希望吸取前三十年改革流過血這個慘痛的代價，使將來中國繼續改革時，盡可能爭取一個和平、轉折的局面，不要再流血。我們說最樸素的語言，剛才主持人說，南方都市報發表過我的文章，我是爲你們感召，今天中國大地，盡可能說真話，說真話幅度最大的報紙就是南方都市報。我把我在其他地方發表可能有難度的文章，拿到你們這裏發，果然發了。
那一篇文章，當然你們也要做技術處理，我也同意做技術處理，我那個被做技術處理的話裏，意思也包含著對這個同學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我希望今後的中國，真的是一個有理性的中國，而不是一個喪失理性、忽冷忽熱的中國。
我非常贊成、非常珍惜南都負責任、有理性的言論立場，希望更多的讀者接受這樣的立場，希望中國更多的傳媒接受這樣的立場，這樣在後面第二個三十年的改革當中，我們有可能避免第一個三十年曾經付出的那些代價。謝謝。
【現場提問3：】
【主持人：】剛才在和朱老師互動的過程中，已經有很多現場觀衆遞上了枝條。這樣的一個問題很有意思，季衛東先生曾經在北大的演講說過，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民主化最大成果。他在報告中提到，任仲夷老先生的改革思想值得重視，他向請問朱老師，對于黨內民主的發展，以及黨內同志有怎樣的建議？
【朱學勤：】我非常敬重任仲夷老先生，如果沒有任仲夷老先生在廣東開闢出來的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沒有任仲夷老先生的思想遺澤，我想廣東不會這個情况，非常感謝任仲夷。我也讀到《同舟共濟》上任仲夷老先生最後的思想，我非常的贊成，黨內民主啊，我想任仲夷老先生是總結自己一生的從政經驗，最後告知世人的一個想法。
我注意到任仲夷的部下在海外寫的回憶錄，那個人現在到海外去了。他在回憶錄這樣說，他說任仲夷老先生離休以後，對于繼任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當時看到真的是驚心動魄，他說，“我已經安全著陸了，你呢？”，就問這個繼任者，當時我看了之後真的是震撼，甚至是毛骨悚然，一個爲黨、爲國家奮鬥一輩子的老幹部，把自己的離休看作是安全著陸？我想要民主不僅僅是草民的要求，我相信是千百萬官員的要求，民主不僅僅是保護草民，也是保護官員的，有了憲政有了民主，官員從政才會有安全感，才不會說離休的時候是安全著陸的感覺。我們今天說民主，要對老百姓說，對自己說，更重要也要爭取說服官員，民主不僅僅是給老百姓調皮搗蛋的，民主也是讓您老人家安全著陸的一個制度，民主能够給你安全感。
另外具體的黨內民主，我覺得毛澤東這個人也說大實話，生前他曾經說過，“黨內無派、黨外無黨，千奇百怪”，這個話也不是他發明的，是廣東這個地方第一次國民革命時胡漢民的原話，他以這個話向國民黨的獨裁傾向抗爭的，毛澤東參加過第一次國民革命，在廣州做過國民黨的大官，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代部長，很熟悉當年國民黨元老之間的有個性的話。等到他掌權，不經意也會跳出這樣一句話，所以他心裏也很明白，黨內肯定是要有派別的，這個派別不僅僅是權力上的，權力再分配造成的派別，很重要的，即使沒有權力之爭，也會有政策之爭的。我們總結全世界，總是有左右兩種傾向，紅綠燈的作用，是間斷性的讓那邊的人走，然後再另外一邊的人走，紅綠燈就是天然的民主，避免大家在十字路口打成一團。
我在歐洲的時候曾經問過一個不是學文科的，學鐵道設計的中國女企業家，我問她，你到法國十幾年了，她開闢了一個農場，很成功，雇傭了法國人做她的農工，法國國家電視臺也報道過。這個女同胞臉曬的很黑，一看不是萬惡的資本家，而是辛勤的農婦。我說你對法國的制度、西方的制度瞭如指掌，我問你一句話，兩黨制是什麽，她說我看兩党制，老百姓是這樣選擇的，或者兩黨制總是有必要的，左派天然是傾向于分錢的，看看此前右派錢賺多了，缸裏的米要出來了，這時老百姓就趕緊選左派了，慢慢的錢分完了，老百姓趕緊投票，選右派，因爲右派是賺錢的。所以選了一段左派，給大家分錢，分了四年、八年，馬上老百姓又要選右派，右派是給大家賺錢的。所以這是創造財富、分配財富人的天然要求，也是來自于人性當中，有的人天然的保守派的成分多一些，另外一批人天然的就是左翼政黨的成分多一點。我們七千萬人的黨內，肯定也是有這種天然的區別的。黨內民主非常必要，而且應該從黨內民主做起。如果黨內有兩種政治傾向的人，他們有合法的表達，我想中國共産黨的代表性不僅不會削弱，而且會大大的增加，這是何樂而不爲的事情呢？
【現場提問4：】作爲一個學生我提出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剛才你說89學潮主要是因爲政治體制改革未變，所以造成這樣的情况，但是我們知道文化對學潮也是有很大的衝擊，今天基本上您是從政治、經濟兩個方面來談的，可以簡單概括一下這三十年來文化的脉絡嗎。
第二個問題，剛才您說到市場化進程得到您的比較高的評價，但是我認爲市場化使得經濟得到復蘇，但是我們是過度市場化，勢必帶來很多社會問題，比如說農民工的問題，還有房價的問題、大學生失業等問題，在社會問題沒有解决的情况下，我們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會導致政治體制承受能力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限制市場化，以此拉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或者我們先要解决民生問題，是否第三次改革是民生改革呢，以此促進市場、政治、民衆的需要呢。謝謝老師。
【朱學勤：】這兩個問題都很大啊，一個是文化，一個是民生，怎麽解决。文化呢，我確實有意識的沒有講文化，後來有一個朋友提問的時候涉及到傳統文化的興起，我沒有回答，因爲要回答這個問題，又需要三個小時。你們知道，我在文化問題上的看法，我是很不贊成80年代以來的文化决定論，我對90年代以來的傳統文化熱，也是既有同情也有保留的，我認爲當下的中國，基本性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不是文化的問題。
我一直在反對文化决定論，我認爲這是知識分子自己沒有搞清楚，散布的一個文化迷霧，只要有可能，就在分析文化决定論的錯謬和害處。至于說傳統文化論爲什麽同情呢？1919年到五四運動到今天以來，激進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文化革命，爲什麽席捲了二十世紀大半葉，五四運動的片面性，對傳統文化的粗暴否定，使得這個反彈總得有一天要抬頭的，今天果然抬頭了。
但是更大的是保留，保留的是什麽呢？傳統文學說到底就是今天的國學論，國學論說到底是儒家文化論，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他自己說修身治家平國治天下，我認爲儒家文化可以用來修身，但是不足以治家，因爲這個家，上下兩代的代溝，觀念有多大的差异，你用儒家的兄孝子賢等東西，維持不住現代社會的家庭關係的，只可以用來調節自己個人的倫理修養，很難推及到第二、第三人中去，所以我說它是可以修身，不足以治家、齊國，治天下更是妄想。
還有就是民生問題，在政治制度不觸動的情况下我們改善民生問題，可以不可以。當然可以，現在很多官員也是希望這樣，但是我是有保留的。爲什麽呢？我舉一個前車之鑒，在中國這次崛起之前，有兩個國家也是垂直緯度崛起過，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日本。日本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說，今天先說德國，德國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崛起的速度遠遠超過今天的中國。其中一個原因，俾斯麥，他在位的時候，做過一件事，相當于你剛才說的不觸動政治體制，改善民生的做法，今天我們要求社會保障、社會保險等等，但是你們知道不知道，社會保障、社會保險，最早形成體系是在哪里嗎？是在德國，在俾斯麥時期，俾斯麥和威廉一世兩個人，出于貴族階層對子民的體恤，親手創建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但是帝國體制政治體制不能改革，這個結果就形成了什麽呢？自上而下 N次福利的王朝社會主義，德國普通民衆對王朝的感恩。後來到希特勒時代，又變成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時期普通工人享受到的福利，就是民生改善，超過了俾斯麥，俾斯麥的帶薪休假、工人在地中海大規模的渡假村，包括我們今天須臾不可離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行駛的大衆汽車，爲什麽叫大衆呢？就是給普通民衆生産國民車啊，後來就生産坦克了。
一方面從俾斯麥到希特勒，走的就是一條不變體制，只改善民生的道路，所以從王朝社會主義到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這樣在國內調動千百萬民衆對它的認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有這麽大的戰鬥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一國掃平歐洲無敵手，這麽大的戰鬥力的原因就在于普通民衆對于王朝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感恩涕零，穿上軍裝的工人和農夫，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王朝社會主義的信奉者，所以這個國家的軍隊才有這麽强的戰鬥力，最後把德國引到哪里去了呢？引向戰爭的深淵，不僅給整個世界造成了浩劫，也給本國人民造成了浩劫。
所以非常感謝這位女同學提出的問題，有機會闡述這個觀點，民生問題必須要重視，但是不改變體制，只改變民生，最後的結果可能是父權政治、可能是王朝社會主義。
【本文爲朱學勤12月15日在廣州嶺南大講壇的演講完整版】
讓“書記猛獸們”歇歇腳吧！（張輝）
轉自 http://feeds.feedburner.com/freemoren 關鍵詞有編輯
讓“書記猛獸們”歇歇腳吧！
張輝
縣委書記的性質
根據中·共的章程，中·共的縣委書記是縣党部的一把手，和村書記、鄉書記、市書記、省書記以及總書記都一樣，是中·共內部割據管理的核心。縣委書記就是一個縣的中·共黨員的核心。
根據中·共現行憲法的序言，別人和別的組織不能代表先進生産力、先進文化和中國人的根本利益，只能又中·共來代表。別人不能是“領導中國的核心力量”，只能是中·共；別人的主義不能指導人們的思想，只能又中·共的主義來做“指導人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憲法的序言是否和正文一樣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這很值得商榷。
根據各級政府的組織規則，中國的各級政府的首腦應該是村長、鄉長、縣長、市長、省長和總理，但是中·共憲法的序言規定了黨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就造成了一個實質的後果，各級行政長官上面都壓了一個書記。這個書記在各級政府的規則裏面不承擔責任，也不具有權力，但是在行政工作中村長、鄉長、縣長、市長、省長和總理做什麽事情，都繞不過他們。
雖然中·共現行的選舉制度不盡如人意，村長、鄉長、縣長、市長、省長和總理們，還是通過選舉進行任命的。但是，中·共的各級書記職位的來源，基本都是由他們內部組織篩選後由上級書記來任命，然後再舉手通過。也就是說書記來源于上級書記。
如果可以把縣長比喻爲兩千年專制社會的七品縣令，那麽書記可以比喻爲什麽呢？想來想去，只能比喻爲七品縣太爺，但是縣委書記一定比縣太爺有過之而無不及。縣令對縣太爺只需要盡孝心，縣太爺不幹政的情况下，縣令的工作一般無須請示縣太爺。眼下的縣長們却必須聽從縣委書記指示，甚至更多的縣委書記都不需要指示縣長，而是直接在行政系統中發號施令。縣長如此，村長、鄉長、市長、省長和總理們也都是如此。國家主席劉·少·奇稍微不聽党的主席毛·澤·東的話，就要被奪權，還可以被迫害致死，就是明證。
所以，本朝的官員要是和往朝的官員進行比較，村長、鄉長、縣長、市長、省長和總理們是沒資格去比較的，只能讓村書記、鄉書記、縣書記、市書記、省書記以及總書記去比較。縣書記和七品縣令是平級，總·書·記和皇帝是平級。
縣委書記和古代的七品縣令
自有科舉以來，縣令的選拔任命，首先要過考試一關，監考是皇帝主持，任免也根據皇權的需要。現在的情况是，哪怕你是一個鄉的文書，或者是一個市的調研員，或者是首長的生活秘書（近似于古代的太監），只要能被更高的書記看中，就可以去做縣委書記。升遷無序是縣委書記超越古代的七品縣令的一個重大看點。
古有 “破家的縣令”，今有縣委書記。但縣令權力和地位與時下的縣委書記是小巫見大巫。縣委書記一上任，可以把管下的局長們大換血，任免自如，也可以把前任的大政方針徹底推翻重來。考察舊時政制，兩千年專制體制中的縣令不具有這樣大的權力。權力範圍更大是縣委書記超越古代的七品縣令的一個另重大看點。
縣委書記的亂政典型
廢除了中國古人的科舉制，又不實行西方先進的選舉制，只在二者中取其糟舶，此爲目前政制的主要特點。升遷無序和權力無邊這兩個看點使縣委書記們給歷史帶來了滑稽的一頁。縣委書記沒有最牛，只有更牛。以下縣委書記可以進入“滑稽列傳”。
一，“彭水詩案”。重慶市彭水縣公務員秦中飛填了一首詞《沁園春•彭水》：“……看今日彭水，滿眼瘴氣，官民衝突，不可開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炮……”。寫完了覺得挺好玩，就用手機和聊天工具發給朋友網友欣賞。這下捅了馬蜂窩，秦中飛因“誹謗罪”立即由公安局國保大隊立案偵察，幷刑事拘留，然後移交檢察院逮捕，同時，收到這條短信的四十余人遭到警察傳訊。這一切都來源于一個縣委書記的指示。
二，“稷山文案”。 三名地方官員因匿名舉報縣委書記涉嫌不法而引發的山西省稷山縣“誹謗案”。中共稷山縣委書記李潤山，冒天下之大不韙，利用手中掌控的公權力，竟然動用國家機器，以法律的名義，如願以償地把“政敵”給判了刑。
三，“孟州書案”。河南孟州的六位農民舉報村長辦酒廠的經濟問題，無權無勢的他們印發了小册子《正義的呼喚》，批評孟州市副市長、市委統統部原副部長等幾名官員！他們的正義沒得到呼喚，倒被呼喚進了監獄，遭了半年牢獄之灾！這還不算，他們可憐巴巴兩次被拉出去游街！法院給他們的罪名是“誹謗罪”！這也是來源于縣委書記的指示。
四，“儋州歌案”。因對海南儋州市政府將那大二中高中部遷到海南中學東坡學校的决定持反對意見，兩位老師在網上發帖，以對唱山歌的形式發表言論。儋州警方以涉嫌對市領導進行人身攻擊、“誹謗”市領導名譽爲由，將兩位教師處以15日行政拘留的處罰。這也是來源于市委書記的指示。
五，“高唐網案”， 山東高唐三位市民在網上議論本地政事，觸怒了當地領導，被政法機關刑事拘留多日，甚至險遭起訴。事情敗露後，買通百度和其他媒體進行消息封鎖，雇請數百人進行網絡删貼，導致全國網民大圍剿。這也是來源于縣委書記的指示。
六，“趙俊萍案”。遼寧西豐縣的女企業家趙俊萍的沈豐加油站列入被拆遷範圍後，西豐縣拆遷辦委托縣房産局房産評估事務所對沈豐加油站評估，評估值爲364萬元。據說是數額太高，開發商不同意。于是又組織第二次評估，這次評估的價值僅爲22萬元，兩次竟然相差了340多萬元！由于趙俊萍要討個說法，她便被西豐縣警方從北京抓回，目前已經被羈押9個月。犯强縣太爺者雖遠猶誅。
七，“朱文娜案”。 因一篇報道涉及遼寧省西豐縣縣委書記張志國，西豐警方以“涉嫌誹謗罪”對采寫報道的《法人》雜志社記者朱文娜立案調查，幷進京拘傳。後當地公安機關撤銷立案、撤銷拘傳。此舉在社會上産生强烈反響，遭受質疑。
七品縣委書記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唯我獨尊，不可一世，神聖不可侵犯。縣委書記只要一聲令下，立刻一呼百應，公安局作爲重大案件即刻偵破，檢察院立即起訴，人民法院也毫不拖泥帶水，立馬審判，整個政法系統都扮演著縣委書記家丁的角色。總而言之，在一縣之內，縣委書記想幹什麽幾乎都不會遇到阻力。只要覺得必要，“文字獄” 立刻可以製造出來。美國總統的權力處處受制，真不如本朝的一個縣委書記。
既然千夫所指的文字獄都可以製造出來，縣委書記們的其他亂政行爲就不用一一點撥了。但不用點撥幷不是沒有，文字獄只是縣委書記們亂政的冰山一角，各種腐敗與專制都在各種書記們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從秦始皇以來的專制制度如果象現在一樣瞎搞，別說維持兩千多年，連幾十年也維持不了。中國古代社會意識形態對民衆來說必須要有說服力才行，至少要能自圓其說，取得百姓的相對支持。現在是把“中學爲體”和“西學爲用”加以結合，思想專制和暴力專制同時壓在百姓身上，比兩千年來只重不輕。
縣委書記亂政是對公民社會的倒行逆施
公民社會是現代社會的政治走向，不管是你標榜的社會主義，還是你蔑稱的資本主義，都要被改良和革命推向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特點是每一個公民都真的具有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幷由需要憲政來保障。爲了保障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憲政的根本是否認任何不受約束的權力，幷保證一切權力來自公民。
縣委書記，還有村書記、鄉書記、市書記、省書記以及總書記，他們在自己的轄地裏都是一方諸侯，决斷一切，上無天，下無民。上面的書記敢給人定“煽動罪”，中間的書記就敢給人定“誹謗罪”，下麵的書記就敢給人定“腹誹罪”，在基層不用你開口，領導感覺到你對他不滿意，就設法打擊你，這已經司空見慣了。社會在這樣一種機制下運轉，怎麽能走向公民社會呢？荒唐的事情總在發生，即使往昔的專制時代也不會出現的荒唐不斷出現。
社會主義是公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資本主義是私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專制主義是官威神聖不可侵犯。民衆往往寄希望于新來的書記，這個書記不行，就等下一個書記來，或者等上級書記開恩。誰來縛住書記這頭瘋狂的猛獸？村書記這頭猛獸如果等鄉書記來縛住，那鄉書記呢？那縣書記呢，那市書記呢？那省書記呢？後面的不說了，嗯，今天天氣不錯。
好在民衆已經覺醒，人們逐漸認識到，公民社會只能依靠公民的自我崛起，幷在崛起中縛住一切社會森林中狂囂的猛獸。長夜漫漫，大澤鄉的大雨正在傾盆。
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在縣委書記們製造的多起文字獄事件中，當地民衆迫于壓力基本噤聲，但書記們的地盤畢竟小于廣大網民的地盤，壓力越大，各地網民的聲援力度就越大。縣委書記們“老虎屁股”以前“摸不得”，現在通過網絡開始被人摸了，獅子和大象的屁股被人摸的時候也就不遠了。網絡給了網民們一個怒吼的戰場，那裏有猛獸大家就去那裏“爆吧”，集中優勢兵力，進行大兵團作戰，對一切亂政行爲進行圍剿。
網民的自發行動表現出了“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氣概，這種氣概所帶來的行爲正在成爲一種公民自助和互助機制。有了這種公民自助和互助機制，那個“從不追求自身利益”的巨大組織就不能創造永遠正確的神話，那些書記們也不能自說自話。
讓網民們的自發行動來得更自覺一些吧，讓“書記猛獸們”歇歇脚吧！
2008年1月10日
讓“書記猛獸們”歇歇腳吧！
張輝
縣委書記的性質
根據中·共的章程，中·共的縣委書記是縣党部的一把手，和村書記、鄉書記、市書記、省書記以及總書記都一樣，是中·共內部割據管理的核心。縣委書記就是一個縣的中·共黨員的核心。
根據中·共現行憲法的序言，別人和別的組織不能代表先進生産力、先進文化和中國人的根本利益，只能又中·共來代表。別人不能是“領導中國的核心力量”，只能是中·共；別人的主義不能指導人們的思想，只能又中·共的主義來做“指導人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憲法的序言是否和正文一樣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這很值得商榷。
根據各級政府的組織規則，中國的各級政府的首腦應該是村長、鄉長、縣長、市長、省長和總理，但是中·共憲法的序言規定了黨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就造成了一個實質的後果，各級行政長官上面都壓了一個書記。這個書記在各級政府的規則裏面不承擔責任，也不具有權力，但是在行政工作中村長、鄉長、縣長、市長、省長和總理做什麽事情，都繞不過他們。
雖然中·共現行的選舉制度不盡如人意，村長、鄉長、縣長、市長、省長和總理們，還是通過選舉進行任命的。但是，中·共的各級書記職位的來源，基本都是由他們內部組織篩選後由上級書記來任命，然後再舉手通過。也就是說書記來源于上級書記。
如果可以把縣長比喻爲兩千年專制社會的七品縣令，那麽書記可以比喻爲什麽呢？想來想去，只能比喻爲七品縣太爺，但是縣委書記一定比縣太爺有過之而無不及。縣令對縣太爺只需要盡孝心，縣太爺不幹政的情况下，縣令的工作一般無須請示縣太爺。眼下的縣長們却必須聽從縣委書記指示，甚至更多的縣委書記都不需要指示縣長，而是直接在行政系統中發號施令。縣長如此，村長、鄉長、市長、省長和總理們也都是如此。國家主席劉·少·奇稍微不聽党的主席毛·澤·東的話，就要被奪權，還可以被迫害致死，就是明證。
所以，本朝的官員要是和往朝的官員進行比較，村長、鄉長、縣長、市長、省長和總理們是沒資格去比較的，只能讓村書記、鄉書記、縣書記、市書記、省書記以及總書記去比較。縣書記和七品縣令是平級，總·書·記和皇帝是平級。
縣委書記和古代的七品縣令
自有科舉以來，縣令的選拔任命，首先要過考試一關，監考是皇帝主持，任免也根據皇權的需要。現在的情况是，哪怕你是一個鄉的文書，或者是一個市的調研員，或者是首長的生活秘書（近似于古代的太監），只要能被更高的書記看中，就可以去做縣委書記。升遷無序是縣委書記超越古代的七品縣令的一個重大看點。
古有 “破家的縣令”，今有縣委書記。但縣令權力和地位與時下的縣委書記是小巫見大巫。縣委書記一上任，可以把管下的局長們大換血，任免自如，也可以把前任的大政方針徹底推翻重來。考察舊時政制，兩千年專制體制中的縣令不具有這樣大的權力。權力範圍更大是縣委書記超越古代的七品縣令的一個另重大看點。
縣委書記的亂政典型
廢除了中國古人的科舉制，又不實行西方先進的選舉制，只在二者中取其糟舶，此爲目前政制的主要特點。升遷無序和權力無邊這兩個看點使縣委書記們給歷史帶來了滑稽的一頁。縣委書記沒有最牛，只有更牛。以下縣委書記可以進入“滑稽列傳”。
一，“彭水詩案”。重慶市彭水縣公務員秦中飛填了一首詞《沁園春•彭水》：“……看今日彭水，滿眼瘴氣，官民衝突，不可開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炮……”。寫完了覺得挺好玩，就用手機和聊天工具發給朋友網友欣賞。這下捅了馬蜂窩，秦中飛因“誹謗罪”立即由公安局國保大隊立案偵察，幷刑事拘留，然後移交檢察院逮捕，同時，收到這條短信的四十余人遭到警察傳訊。這一切都來源于一個縣委書記的指示。
二，“稷山文案”。 三名地方官員因匿名舉報縣委書記涉嫌不法而引發的山西省稷山縣“誹謗案”。中共稷山縣委書記李潤山，冒天下之大不韙，利用手中掌控的公權力，竟然動用國家機器，以法律的名義，如願以償地把“政敵”給判了刑。
三，“孟州書案”。河南孟州的六位農民舉報村長辦酒廠的經濟問題，無權無勢的他們印發了小册子《正義的呼喚》，批評孟州市副市長、市委統統部原副部長等幾名官員！他們的正義沒得到呼喚，倒被呼喚進了監獄，遭了半年牢獄之灾！這還不算，他們可憐巴巴兩次被拉出去游街！法院給他們的罪名是“誹謗罪”！這也是來源于縣委書記的指示。
四，“儋州歌案”。因對海南儋州市政府將那大二中高中部遷到海南中學東坡學校的决定持反對意見，兩位老師在網上發帖，以對唱山歌的形式發表言論。儋州警方以涉嫌對市領導進行人身攻擊、“誹謗”市領導名譽爲由，將兩位教師處以15日行政拘留的處罰。這也是來源于市委書記的指示。
五，“高唐網案”， 山東高唐三位市民在網上議論本地政事，觸怒了當地領導，被政法機關刑事拘留多日，甚至險遭起訴。事情敗露後，買通百度和其他媒體進行消息封鎖，雇請數百人進行網絡删貼，導致全國網民大圍剿。這也是來源于縣委書記的指示。
六，“趙俊萍案”。遼寧西豐縣的女企業家趙俊萍的沈豐加油站列入被拆遷範圍後，西豐縣拆遷辦委托縣房産局房産評估事務所對沈豐加油站評估，評估值爲364萬元。據說是數額太高，開發商不同意。于是又組織第二次評估，這次評估的價值僅爲22萬元，兩次竟然相差了340多萬元！由于趙俊萍要討個說法，她便被西豐縣警方從北京抓回，目前已經被羈押9個月。犯强縣太爺者雖遠猶誅。
七，“朱文娜案”。 因一篇報道涉及遼寧省西豐縣縣委書記張志國，西豐警方以“涉嫌誹謗罪”對采寫報道的《法人》雜志社記者朱文娜立案調查，幷進京拘傳。後當地公安機關撤銷立案、撤銷拘傳。此舉在社會上産生强烈反響，遭受質疑。
七品縣委書記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唯我獨尊，不可一世，神聖不可侵犯。縣委書記只要一聲令下，立刻一呼百應，公安局作爲重大案件即刻偵破，檢察院立即起訴，人民法院也毫不拖泥帶水，立馬審判，整個政法系統都扮演著縣委書記家丁的角色。總而言之，在一縣之內，縣委書記想幹什麽幾乎都不會遇到阻力。只要覺得必要，“文字獄” 立刻可以製造出來。美國總統的權力處處受制，真不如本朝的一個縣委書記。
既然千夫所指的文字獄都可以製造出來，縣委書記們的其他亂政行爲就不用一一點撥了。但不用點撥幷不是沒有，文字獄只是縣委書記們亂政的冰山一角，各種腐敗與專制都在各種書記們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從秦始皇以來的專制制度如果象現在一樣瞎搞，別說維持兩千多年，連幾十年也維持不了。中國古代社會意識形態對民衆來說必須要有說服力才行，至少要能自圓其說，取得百姓的相對支持。現在是把“中學爲體”和“西學爲用”加以結合，思想專制和暴力專制同時壓在百姓身上，比兩千年來只重不輕。
縣委書記亂政是對公民社會的倒行逆施
公民社會是現代社會的政治走向，不管是你標榜的社會主義，還是你蔑稱的資本主義，都要被改良和革命推向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特點是每一個公民都真的具有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幷由需要憲政來保障。爲了保障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憲政的根本是否認任何不受約束的權力，幷保證一切權力來自公民。
縣委書記，還有村書記、鄉書記、市書記、省書記以及總書記，他們在自己的轄地裏都是一方諸侯，决斷一切，上無天，下無民。上面的書記敢給人定“煽動罪”，中間的書記就敢給人定“誹謗罪”，下麵的書記就敢給人定“腹誹罪”，在基層不用你開口，領導感覺到你對他不滿意，就設法打擊你，這已經司空見慣了。社會在這樣一種機制下運轉，怎麽能走向公民社會呢？荒唐的事情總在發生，即使往昔的專制時代也不會出現的荒唐不斷出現。
社會主義是公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資本主義是私有財産神聖不可侵犯，專制主義是官威神聖不可侵犯。民衆往往寄希望于新來的書記，這個書記不行，就等下一個書記來，或者等上級書記開恩。誰來縛住書記這頭瘋狂的猛獸？村書記這頭猛獸如果等鄉書記來縛住，那鄉書記呢？那縣書記呢，那市書記呢？那省書記呢？後面的不說了，嗯，今天天氣不錯。
好在民衆已經覺醒，人們逐漸認識到，公民社會只能依靠公民的自我崛起，幷在崛起中縛住一切社會森林中狂囂的猛獸。長夜漫漫，大澤鄉的大雨正在傾盆。
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在縣委書記們製造的多起文字獄事件中，當地民衆迫于壓力基本噤聲，但書記們的地盤畢竟小于廣大網民的地盤，壓力越大，各地網民的聲援力度就越大。縣委書記們“老虎屁股”以前“摸不得”，現在通過網絡開始被人摸了，獅子和大象的屁股被人摸的時候也就不遠了。網絡給了網民們一個怒吼的戰場，那裏有猛獸大家就去那裏“爆吧”，集中優勢兵力，進行大兵團作戰，對一切亂政行爲進行圍剿。
網民的自發行動表現出了“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氣概，這種氣概所帶來的行爲正在成爲一種公民自助和互助機制。有了這種公民自助和互助機制，那個“從不追求自身利益”的巨大組織就不能創造永遠正確的神話，那些書記們也不能自說自話。
讓網民們的自發行動來得更自覺一些吧，讓“書記猛獸們”歇歇脚吧！
2008年1月10日
整頓網絡，保住“好干部”林嘉祥？（長平）
轉自 http://www.changp.com/?p=409
整頓網絡，保住“好干部”林嘉祥？
長平
全國政協委員、交通運輸部海事局常務副局長劉功臣在兩會上接受采訪時說，林嘉祥是個好幹部，“網絡是可以殺人的，他就是個倒黴蛋”，因此，“整頓網絡的力度遠遠不够”。（見3月6日《新快報》報道）
林嘉祥是誰呢？網民們大概都還沒有忘記。去年10月29日晚，在深圳一家酒樓餐廳，一個11歲的女孩被陌生的叔叔要求帶路去厠所。很快，女孩跑回父母的包間哭訴，聲稱受到怪叔叔騷擾。隨後他的父母與怪叔叔爭吵，怪叔叔口裏說出了更怪的話，在網絡上引起轟動。這位怪叔叔就是林嘉祥，時任深圳海事局黨組書記、副局長。後經警方調查，林嘉祥猥褻罪不成立，但屬酒後行爲失當。隨後，他被撤銷海事局的領導職務。
林嘉祥應該是對網絡貢獻最大的人之一。這兩年出了很多大事，但多數事件對網絡只能貢獻一個詞，比如“周老虎”、“俯臥撑”、“躲猫猫”等，林嘉祥事件一口氣貢獻了好幾個經典網絡詞彙（短語），我們不妨重溫一下——在與小女孩父母的爭吵過程中，他說：“我就是幹了，怎麽樣？要多少錢你們開個價吧。我給錢嘛!”“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來的，級別和你們市長一樣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麽樣，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敢跟我鬥，看我怎麽收拾你們。”其中被網民們提煉的詞彙（短語）有：“我就是幹了”、“和市長級別一樣高”、“北京來的怪叔叔”、“屁民”等等。這些詞彙（短語）至今還常常被引用。
劉功臣委員替他辯解說，事後警方調查顯示，林嘉祥只是問了小姑娘“在哪里上學”之類的話，“問的時候拍了小姑娘一下，喝酒了手重嘛”；同時警方調查了156個目擊者，他幷沒有說“交通部派來的，和你們市長級別一樣高”那句話。我理解警方需要認定他的行爲的性質，但不理解爲什麽要花大力氣調查那句話。也不知道在否認那句話的同時，有沒有發布其他幾句驚人語錄的調查結論。至少錄像上顯示，他是一直在爭吵著，那麽爭吵的話是什麽呢？當著一百多個人的面，一口氣說了這麽多震撼人心的話，就算只說了其中一半，那也是很了不起的演講了。而這樣的幹部，在劉委員眼裏是一個“很好的幹部”，我真不知道交通部裏那些“一般好”的幹部，甚至“不太好”的幹部，都是些什麽樣子。
可以肯定的是，林嘉祥幷非完全沒說這些話，否則交通部對他的處分也就太奇怪了，簡直是網絡第一大冤案。在劉委員的邏輯中，交通部似乎是迫于網絡輿論的壓力，給了林嘉祥一個完全錯誤的處分。假如是這樣，首先不是網絡在殺人，而是交通部的領導借網絡之手在殺人，而林嘉祥居然也就接受了。這就從另一個層面印證了他說的話：“我就是幹了，怎麽樣？”“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只不過說話的人不是他，而是他的上級了。真希望劉委員冤枉了組織。
我倒是理解劉委員說的“他就是個倒霉蛋”。站在官員的立場看，所有被網絡人肉搜索出來的官場醜聞都不過是倒霉而已。有沒有比南京“周至尊”更生活奢侈的官員？有沒有比江西新余幾個公務員更腐敗的出國考察？有沒有比林嘉祥更“重”的手拍在小姑娘的身上？有沒有比他更驚人的恐嚇語言？熟悉官場的人都知道，那真是太多了，他們這幾位的確是太“冤”了。這種“因爲有比我更壞的，所以我就不算壞”的邏輯，正是很多貪官心安理得的理論基礎。但正義不是這樣要求的，法律也不是這樣設計的。只要你犯的事情屬實，就沒有冤枉你。至于倒霉不倒霉，只要世界上還有犯了錯誤沒有承擔責任的人，還有犯了罪逍遙法外的人，所有受到處分的人、進了監獄的人都可以認爲自己倒霉。
最有意思的是，劉委員認爲，“我覺得現在的公務員是弱勢群體”。他的邏輯是，誰都可能會喝多的，誰會可能會吵架的，爲什麽公務員亂來一下就會引起這樣大的反彈？這個問題很關鍵，大概很多官員都和劉委員一樣沒有弄明白。公務員尤其是其中的官員，的確是與衆不同的。首先，你們用的是納稅人的錢，拿人錢財替人消灾，而不要拿人錢財來欺負人。其次，最重要的是，你們手裏掌握著納稅人的授權。一個農民工喝醉了酒可能也會說“你們算個屁”，但大家都知道他只是說說而已；而一個位高權重的人，他說的話就可能是真的。這個事件引起這麽大的反響，我曾經說過，就在于民衆從生活經驗中知道，林嘉祥說的句句都是大實話。很多官僚就是這樣理解社會，處理人際關係，運用權力的。我說，“他們對網友們的反應反倒可能想不通：這有什麽好驚訝的呢？”（見2008年11月2日《東方早報》），從劉委員的反應看，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最要命的是，劉委員認爲，林嘉祥事件是受部分“仇官仇政府”的網民煽動的結果，幷順勢得出結論說“目前國內整頓網絡的力度遠遠不够”。“仇官仇政府”，聽起來很嚇人，體現了劉委員的“仇網絡”情結。好在已經有人論證過了，所謂的“仇富”只是大家痛恨有些富人不光彩的致富手段，幷沒有多少人仇視比爾•蓋茨這樣的富人。網民們喜歡的官員和政府也不少，痛恨的只是權力被濫用的現象。如果早一點加大力度“整頓”網絡，林嘉祥這樣的“好幹部”可能是被保住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官場的驕橫跋扈只會因此而增多。
整頓網絡，保住“好干部”林嘉祥？
長平
全國政協委員、交通運輸部海事局常務副局長劉功臣在兩會上接受采訪時說，林嘉祥是個好幹部，“網絡是可以殺人的，他就是個倒黴蛋”，因此，“整頓網絡的力度遠遠不够”。（見3月6日《新快報》報道）
林嘉祥是誰呢？網民們大概都還沒有忘記。去年10月29日晚，在深圳一家酒樓餐廳，一個11歲的女孩被陌生的叔叔要求帶路去厠所。很快，女孩跑回父母的包間哭訴，聲稱受到怪叔叔騷擾。隨後他的父母與怪叔叔爭吵，怪叔叔口裏說出了更怪的話，在網絡上引起轟動。這位怪叔叔就是林嘉祥，時任深圳海事局黨組書記、副局長。後經警方調查，林嘉祥猥褻罪不成立，但屬酒後行爲失當。隨後，他被撤銷海事局的領導職務。
林嘉祥應該是對網絡貢獻最大的人之一。這兩年出了很多大事，但多數事件對網絡只能貢獻一個詞，比如“周老虎”、“俯臥撑”、“躲猫猫”等，林嘉祥事件一口氣貢獻了好幾個經典網絡詞彙（短語），我們不妨重溫一下——在與小女孩父母的爭吵過程中，他說：“我就是幹了，怎麽樣？要多少錢你們開個價吧。我給錢嘛!”“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來的，級別和你們市長一樣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麽樣，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敢跟我鬥，看我怎麽收拾你們。”其中被網民們提煉的詞彙（短語）有：“我就是幹了”、“和市長級別一樣高”、“北京來的怪叔叔”、“屁民”等等。這些詞彙（短語）至今還常常被引用。
劉功臣委員替他辯解說，事後警方調查顯示，林嘉祥只是問了小姑娘“在哪里上學”之類的話，“問的時候拍了小姑娘一下，喝酒了手重嘛”；同時警方調查了156個目擊者，他幷沒有說“交通部派來的，和你們市長級別一樣高”那句話。我理解警方需要認定他的行爲的性質，但不理解爲什麽要花大力氣調查那句話。也不知道在否認那句話的同時，有沒有發布其他幾句驚人語錄的調查結論。至少錄像上顯示，他是一直在爭吵著，那麽爭吵的話是什麽呢？當著一百多個人的面，一口氣說了這麽多震撼人心的話，就算只說了其中一半，那也是很了不起的演講了。而這樣的幹部，在劉委員眼裏是一個“很好的幹部”，我真不知道交通部裏那些“一般好”的幹部，甚至“不太好”的幹部，都是些什麽樣子。
可以肯定的是，林嘉祥幷非完全沒說這些話，否則交通部對他的處分也就太奇怪了，簡直是網絡第一大冤案。在劉委員的邏輯中，交通部似乎是迫于網絡輿論的壓力，給了林嘉祥一個完全錯誤的處分。假如是這樣，首先不是網絡在殺人，而是交通部的領導借網絡之手在殺人，而林嘉祥居然也就接受了。這就從另一個層面印證了他說的話：“我就是幹了，怎麽樣？”“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只不過說話的人不是他，而是他的上級了。真希望劉委員冤枉了組織。
我倒是理解劉委員說的“他就是個倒霉蛋”。站在官員的立場看，所有被網絡人肉搜索出來的官場醜聞都不過是倒霉而已。有沒有比南京“周至尊”更生活奢侈的官員？有沒有比江西新余幾個公務員更腐敗的出國考察？有沒有比林嘉祥更“重”的手拍在小姑娘的身上？有沒有比他更驚人的恐嚇語言？熟悉官場的人都知道，那真是太多了，他們這幾位的確是太“冤”了。這種“因爲有比我更壞的，所以我就不算壞”的邏輯，正是很多貪官心安理得的理論基礎。但正義不是這樣要求的，法律也不是這樣設計的。只要你犯的事情屬實，就沒有冤枉你。至于倒霉不倒霉，只要世界上還有犯了錯誤沒有承擔責任的人，還有犯了罪逍遙法外的人，所有受到處分的人、進了監獄的人都可以認爲自己倒霉。
最有意思的是，劉委員認爲，“我覺得現在的公務員是弱勢群體”。他的邏輯是，誰都可能會喝多的，誰會可能會吵架的，爲什麽公務員亂來一下就會引起這樣大的反彈？這個問題很關鍵，大概很多官員都和劉委員一樣沒有弄明白。公務員尤其是其中的官員，的確是與衆不同的。首先，你們用的是納稅人的錢，拿人錢財替人消灾，而不要拿人錢財來欺負人。其次，最重要的是，你們手裏掌握著納稅人的授權。一個農民工喝醉了酒可能也會說“你們算個屁”，但大家都知道他只是說說而已；而一個位高權重的人，他說的話就可能是真的。這個事件引起這麽大的反響，我曾經說過，就在于民衆從生活經驗中知道，林嘉祥說的句句都是大實話。很多官僚就是這樣理解社會，處理人際關係，運用權力的。我說，“他們對網友們的反應反倒可能想不通：這有什麽好驚訝的呢？”（見2008年11月2日《東方早報》），從劉委員的反應看，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最要命的是，劉委員認爲，林嘉祥事件是受部分“仇官仇政府”的網民煽動的結果，幷順勢得出結論說“目前國內整頓網絡的力度遠遠不够”。“仇官仇政府”，聽起來很嚇人，體現了劉委員的“仇網絡”情結。好在已經有人論證過了，所謂的“仇富”只是大家痛恨有些富人不光彩的致富手段，幷沒有多少人仇視比爾•蓋茨這樣的富人。網民們喜歡的官員和政府也不少，痛恨的只是權力被濫用的現象。如果早一點加大力度“整頓”網絡，林嘉祥這樣的“好幹部”可能是被保住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官場的驕橫跋扈只會因此而增多。
美國是如何治理礦難的（南方報系）
轉自 http://www.infzm.com/content/25593
美國是如何治理礦難的
田雷 2009-03-18
如何從根本上杜絕礦難這樣的人間悲劇？進而言之，如何盡可能地控制現代社會中的工業事故？這不僅是當下中國所面臨的一道治理難題，也是每一個工業化國家必然經歷的轉型陣痛。《事故共和國》所記述的正是美國在遭遇工業事故危機時留下的一曲動人的法治故事。對于正受困于工業事故泥淖的中國來說，這本書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他山之石”。“工作，再工作，最後掙錢買下你的墓地”，這句美國工人曾經的口頭禪將我們拉回到20世紀初年的美國工廠：這裏沒有工傷保險，只有危險的工作環境；這裏沒有安全生産的設施，只有用漫長工作時間換取的一點微薄薪俸。自由勞動的契約理論遮蔽了勞資之間的天壤之別。如果你不願做好這份工，你身後還有無數夢想著在新世界追求自由的移民大軍。統計數據折射出其時工業生産的恐怖狀况。在賓夕法尼亞州東部的煤礦中，每年有6%的工人在礦山事故中喪生。而1907年西弗吉尼亞州的一次礦難更是奪去361名礦工的生命。
《事故共和國》的故事上起南北戰爭硝烟落幕，下至羅斯福新政帷幕初啓，包含了整個進步主義時代的制度努力。從原著中可以看到，建設一個安全的工業生産體制絕不是一蹴而就的社會工程。而維特教授在寫給中文讀者的序言中亦特別指出：“從賓夕法尼亞與西弗吉尼亞州深入地下的煤礦，到紐約市高樓內的紡織血汗工廠，從匹茲堡市的軋鋼廠，到布法羅市的鐵路，新的立法如要掃蕩美國工業世界的邊角縫隙，强大的制度能力是不可或缺的。”美國是這樣，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在任何一個國家，工業生産的安全規制都是現代社會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
近半個世紀的制度努力終于開花結果。美國的工業事故傷亡率在1910年前後出現拐點：“20世紀初，美國每年有23000名工人在工作中失去生命；而在今天，即便美國經濟有了質的飛躍，美國人口數量有了3倍的增幅，但美國工人的年度死亡數量却維持在5000人左右。”美國的經驗在于何處？維特教授提醒中文讀者留意的一句話正道出問題的癥結：“防止鐵路事故的最好方法就是將公司董事捆綁在每輛火車的車頭處。”要有效地降低現代工業體系的風險事故，關鍵在于讓最有能力預防事故的主體承擔起事故的成本。在複雜的現代工業場所內，工人個體只是機器大生産之流水綫上的一道工序。他們不再是作坊生産時代中控制生産過程的小業主，也無力充當防止事故發生的適格主體。經濟發展的成本不應該讓“殘疾的工人”或“貧困的寡婦”來擔負，而應該轉移給那些真正控制生産過程的工廠主和管理者。如果法律公正地分配現代工業活動附屬的事故成本，就可以塑造一種既有安全又無損效率的生産體制，一種勞資兩利的生産體制。在這一意義上，安全和效率幷不是魚和熊掌的取捨關係。如果法律將事故成本由勞方分配給資方，那麽對于資方而言，一種事故最小化的生産體制反而正是最有效率的機制。
正因此，美國事故法改革的努力是一個多面向的立體故事。“過度危險的工作條件拖累了生産，造成了高成本的勞工流失，降低了工人學習新技術的激勵。因此，美國故事中的參與者幷沒有局限于理想主義的改革者，還包括生意人和管理者，他們認識到，如果沒有工作安全領域內的效率，他們關于生産體制的效率夢想可以說是遙不可及。”在事故法改革的舞臺上，我們可以發現法律人的侵權法變革、工人的合作保險運動、工廠管理者的科學管理運動、改革政治家們的工人賠償立法。但是，如果我們不去糾纏于改革過程中的反復、挫敗和險阻，而是直接跳到故事的結尾處，上述的努力在政策試錯後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這就是建立起現代工業事故賠償體制。在工業事故發生後，工人及其家庭不再需要在法庭上證明雇主的過錯來獲得救濟，而是向工業委員會主張自己的工傷事實來獲取賠償。繁瑣的司法程序精簡爲輕便的行政程序。對于工傷案件中“殘疾的工人”或“貧窮的寡婦”來說，等米下鍋的處境讓他們無力支付高額的訴訟費用。只有一種開放、高效以及公正的救濟機制才對他們構成了“運送正義的方式”。
在維特的理論框架內，工業事故賠償體制的意義甚至已外溢出工業經濟領域。工業事故危機催生了美國現代社會政策的試驗期，工業事故法改革的試驗，奠定了現代國家建設的根基，塑造了現代社會政策的邏輯。20世紀初的大西洋兩岸都有著國家的契約隱喻：英國的梅因爵士將現代社會的發展比作“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美國的奴隸制辯論更是將自由勞動和自由契約推向神壇。社會結構建立在契約之上，國家的職能也只是“執行契約”。而事故法改革却開啓了一場“侵權吞幷契約”的反向運動，工業事故由此從工人與雇主間的兩造關係轉變爲工人與國家間的集體關係。
用羅斯福總統的話來說，現代國家變成了“巨型的互助合作組織”。正是工人賠償制度的建立，現代國家第一次走進了普通民衆的家庭。工業事故賠償“一頭連著美國普通的工人階級家庭，一頭連著美國的法律制度”。從1914年至1915年，在紐約州工人賠償委員會的第一個工作年度，委員會平均每天收到約 1000件的賠償請求，“在這中間，約有150件認定爲應予賠償。”爲了讓普通工人理解到現代國家的運作以及權利，委員會開展了“普法教育”，認爲“需要通過傳單、報紙，在車間內、在公共集會中，進行一場持久的教育運動”。賠償委員會的普法運動與事故受害者的權利主張構成了一種互動。正是在這一“潤物細無聲”的過程中，事故賠償體制奠定了現代共和國的制度基礎，疏導了美國現代社會政策的政策過程，改變了現代國家與普通公民之間的關係定位。
每當灾難降臨或悲劇發生，政治討論的話語就不再充斥著個人從自身出發的利益算計，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基于公共利益和社會命運的思辨。也是在這樣的“憲法時刻”，偉大的政治家借助人民之力將進步改革提上議事日程，經由人民手中的選票給改革帶來正當性的背書，那些反對改革的保守甚至反動勢力，則被碾在歷史的車輪之下。1911年3月，紐約市的三角工廠大火奪去146名年輕女工的鮮活生命。無良雇主以防盜爲名鎖住工場通道，女工們在密閉的工作場所內葬身火海，或爲避開火舌的侵蝕而在毫無生還可能的情况下由9層高樓縱身跳下。這場“改變美國的大火”開動了紐約州臃腫的政治機器，最終寫下了“新政的第一日”。
“多難興邦”！要翻開中國工業安全新政的新一頁，當然已經無需一次新的礦難事故。要塑造一個安全的工作場所，我們却必須寫下一個複式結構的故事，而串聯起這一結構的主綫也正是維特教授一再强調的：“安全的才是有效率的。”
美國是如何治理礦難的
田雷 2009-03-18
如何從根本上杜絕礦難這樣的人間悲劇？進而言之，如何盡可能地控制現代社會中的工業事故？這不僅是當下中國所面臨的一道治理難題，也是每一個工業化國家必然經歷的轉型陣痛。《事故共和國》所記述的正是美國在遭遇工業事故危機時留下的一曲動人的法治故事。對于正受困于工業事故泥淖的中國來說，這本書提供了可資借鑒的“他山之石”。“工作，再工作，最後掙錢買下你的墓地”，這句美國工人曾經的口頭禪將我們拉回到20世紀初年的美國工廠：這裏沒有工傷保險，只有危險的工作環境；這裏沒有安全生産的設施，只有用漫長工作時間換取的一點微薄薪俸。自由勞動的契約理論遮蔽了勞資之間的天壤之別。如果你不願做好這份工，你身後還有無數夢想著在新世界追求自由的移民大軍。統計數據折射出其時工業生産的恐怖狀况。在賓夕法尼亞州東部的煤礦中，每年有6%的工人在礦山事故中喪生。而1907年西弗吉尼亞州的一次礦難更是奪去361名礦工的生命。
《事故共和國》的故事上起南北戰爭硝烟落幕，下至羅斯福新政帷幕初啓，包含了整個進步主義時代的制度努力。從原著中可以看到，建設一個安全的工業生産體制絕不是一蹴而就的社會工程。而維特教授在寫給中文讀者的序言中亦特別指出：“從賓夕法尼亞與西弗吉尼亞州深入地下的煤礦，到紐約市高樓內的紡織血汗工廠，從匹茲堡市的軋鋼廠，到布法羅市的鐵路，新的立法如要掃蕩美國工業世界的邊角縫隙，强大的制度能力是不可或缺的。”美國是這樣，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在任何一個國家，工業生産的安全規制都是現代社會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
近半個世紀的制度努力終于開花結果。美國的工業事故傷亡率在1910年前後出現拐點：“20世紀初，美國每年有23000名工人在工作中失去生命；而在今天，即便美國經濟有了質的飛躍，美國人口數量有了3倍的增幅，但美國工人的年度死亡數量却維持在5000人左右。”美國的經驗在于何處？維特教授提醒中文讀者留意的一句話正道出問題的癥結：“防止鐵路事故的最好方法就是將公司董事捆綁在每輛火車的車頭處。”要有效地降低現代工業體系的風險事故，關鍵在于讓最有能力預防事故的主體承擔起事故的成本。在複雜的現代工業場所內，工人個體只是機器大生産之流水綫上的一道工序。他們不再是作坊生産時代中控制生産過程的小業主，也無力充當防止事故發生的適格主體。經濟發展的成本不應該讓“殘疾的工人”或“貧困的寡婦”來擔負，而應該轉移給那些真正控制生産過程的工廠主和管理者。如果法律公正地分配現代工業活動附屬的事故成本，就可以塑造一種既有安全又無損效率的生産體制，一種勞資兩利的生産體制。在這一意義上，安全和效率幷不是魚和熊掌的取捨關係。如果法律將事故成本由勞方分配給資方，那麽對于資方而言，一種事故最小化的生産體制反而正是最有效率的機制。
正因此，美國事故法改革的努力是一個多面向的立體故事。“過度危險的工作條件拖累了生産，造成了高成本的勞工流失，降低了工人學習新技術的激勵。因此，美國故事中的參與者幷沒有局限于理想主義的改革者，還包括生意人和管理者，他們認識到，如果沒有工作安全領域內的效率，他們關于生産體制的效率夢想可以說是遙不可及。”在事故法改革的舞臺上，我們可以發現法律人的侵權法變革、工人的合作保險運動、工廠管理者的科學管理運動、改革政治家們的工人賠償立法。但是，如果我們不去糾纏于改革過程中的反復、挫敗和險阻，而是直接跳到故事的結尾處，上述的努力在政策試錯後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這就是建立起現代工業事故賠償體制。在工業事故發生後，工人及其家庭不再需要在法庭上證明雇主的過錯來獲得救濟，而是向工業委員會主張自己的工傷事實來獲取賠償。繁瑣的司法程序精簡爲輕便的行政程序。對于工傷案件中“殘疾的工人”或“貧窮的寡婦”來說，等米下鍋的處境讓他們無力支付高額的訴訟費用。只有一種開放、高效以及公正的救濟機制才對他們構成了“運送正義的方式”。
在維特的理論框架內，工業事故賠償體制的意義甚至已外溢出工業經濟領域。工業事故危機催生了美國現代社會政策的試驗期，工業事故法改革的試驗，奠定了現代國家建設的根基，塑造了現代社會政策的邏輯。20世紀初的大西洋兩岸都有著國家的契約隱喻：英國的梅因爵士將現代社會的發展比作“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美國的奴隸制辯論更是將自由勞動和自由契約推向神壇。社會結構建立在契約之上，國家的職能也只是“執行契約”。而事故法改革却開啓了一場“侵權吞幷契約”的反向運動，工業事故由此從工人與雇主間的兩造關係轉變爲工人與國家間的集體關係。
用羅斯福總統的話來說，現代國家變成了“巨型的互助合作組織”。正是工人賠償制度的建立，現代國家第一次走進了普通民衆的家庭。工業事故賠償“一頭連著美國普通的工人階級家庭，一頭連著美國的法律制度”。從1914年至1915年，在紐約州工人賠償委員會的第一個工作年度，委員會平均每天收到約 1000件的賠償請求，“在這中間，約有150件認定爲應予賠償。”爲了讓普通工人理解到現代國家的運作以及權利，委員會開展了“普法教育”，認爲“需要通過傳單、報紙，在車間內、在公共集會中，進行一場持久的教育運動”。賠償委員會的普法運動與事故受害者的權利主張構成了一種互動。正是在這一“潤物細無聲”的過程中，事故賠償體制奠定了現代共和國的制度基礎，疏導了美國現代社會政策的政策過程，改變了現代國家與普通公民之間的關係定位。
每當灾難降臨或悲劇發生，政治討論的話語就不再充斥著個人從自身出發的利益算計，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基于公共利益和社會命運的思辨。也是在這樣的“憲法時刻”，偉大的政治家借助人民之力將進步改革提上議事日程，經由人民手中的選票給改革帶來正當性的背書，那些反對改革的保守甚至反動勢力，則被碾在歷史的車輪之下。1911年3月，紐約市的三角工廠大火奪去146名年輕女工的鮮活生命。無良雇主以防盜爲名鎖住工場通道，女工們在密閉的工作場所內葬身火海，或爲避開火舌的侵蝕而在毫無生還可能的情况下由9層高樓縱身跳下。這場“改變美國的大火”開動了紐約州臃腫的政治機器，最終寫下了“新政的第一日”。
“多難興邦”！要翻開中國工業安全新政的新一頁，當然已經無需一次新的礦難事故。要塑造一個安全的工作場所，我們却必須寫下一個複式結構的故事，而串聯起這一結構的主綫也正是維特教授一再强調的：“安全的才是有效率的。”
拷問死刑（賀衛方）
轉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0bu1t.html
拷問死刑
——我們爲什麽要廢除這一野蠻的刑罰
演講人：賀衛方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
主持人：游偉 華東政法學院教授
地點：華東政法學院交誼樓講堂
時間：2005年12月15日
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討論一個沉重的話題——死刑問題。大家知道，死刑可以說是全世界許多國家都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世界上有不少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廢除死刑或者基本廢除死刑的國家已經達到了120個以上，但是，另外有一些國家還在判决和執行死刑，比方說美國。美國是保留死刑的國家，這在世界發達國家中是很少見的。這個國家是在1976年恢復了死刑，前不久剛剛處决了1976年以來的第1000個死刑犯。76年到現在已經是30年的時間，美國總共處决了1000名死刑犯，這也就意味著在美國每年大概有30左右個人被執行死刑，在我們看來，美國這樣一個大的國家，死刑執行的幷不多，每年才30幾個。我們國家在唐朝的時候也曾經有過一年判死刑僅僅29例這樣的歷史性的紀錄。唐朝的人口數量大概是在五千萬左右，比起今天的美國來當然是少了許多，不過，我們不能忽略時代的差异。在那樣的一個時代，一年只判處這麽少的死刑，也算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奇迹了。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正在進行一項改革，那就是收回死刑復核權，進一步地激發了人們對死刑問題的關注，許許多多的人都在期盼著死刑相關制度的改革能够避免錯案的發生。我們都知道，去年曾經有過一些個關于死刑案件的報道，這些報道引發了人們對死刑問題的憂慮，那就是一些不該被判處死刑的人被槍斃了，過了十年或是過了幾年以後，真凶落網，真相大白，司法機關鑄成大錯。因此，改革的一個最基本的動因也許就是如何通過更嚴格的復核制度避免錯殺。
我們也關注如何减少死刑的數量的問題。中國每年執行死刑的數量有多少？游偉老師（按：游偉，刑法專家，華東政法學院教授，本次講座的主持人）是死刑問題的專家，可能你知道，我不知道，而且你也別告訴我，我不想知道，知道了沒有什麽好處，知道的機密太多，就容易泄漏國家機密，容易出現嚴重的問題。到底執行了多少死刑，我們是一個保密的數字，而且千方百計地，想方設法地不讓國際社會知道。有些國際組織試圖瞭解我們到底執行了多少死刑。過去他們的方式是通過對報紙的報道進行一些統計。我們過去非常地炫耀自己的執行死刑，比方說把一些執行死刑的情况在報紙或電視上報道。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昨天宣布了17名罪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然後，南京市中院又判决了多少，還有，成都中院又執行了多少。那麽他們會把這報紙上的數字加一加，這數字讓他們感到很震驚。現在呢，我們的報紙一律不允許報道被執行的數字。基本上是，上海市一中院宣布，一批罪犯被執行死刑，然後，成都中院又一批，南寧中院又一批，結果外國組織加一加，這一批一批這麽加，加不出個數來，不知道到底是多少人。總而言之，中國死刑執行的數字或許比世界上其他的所有國家的總和還要多得多。大家知道印度是一個可以和我們相比較的國家，印度的人口也很多，那麽，到底印度有多少人被執行死刑？據說他們從80年代開始一直受到一 個問題的困擾，那就是他們的劊子手數量太少，不久前我看到一則報道，印度全國只剩下五個人勝任執行死刑這工作，因爲他們是絞刑，不是槍斃，槍斃比較簡單，“砰”地一槍就打死了。但是絞刑需要一定的技術，這是一個需要訓練的活兒，需要通過學徒一代代地傳下去的活兒。但是他們現在全國只剩下很少幾個劊子手了。這幾個人的積極性還不高，有一個人一直鬧著要退休。在印度要執行一個死刑很難，只要這個被執行死刑的人說：“我冤枉啊！”然後，法院就立即命令說不準執行，看一看是否冤枉，一查可能五年十年時間又過去了。所以他們現在，監獄裏邊有好多的人在等著執行死刑，有人已經等了十多年了，還在監獄裏邊等著、排隊，每年執行不了幾個。但是，我們國家情况非常地不一樣。最高法院收回死刑的復核權，大家知道，這被渲染成爲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中間的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但是，實際上這樣的一個改革幷不是體制上的一個多麽大的變化，或者說，它只不過是回歸了我們1980年 就生效的《刑事訴訟法》所做的一個最基本的規定，那就是所有的死刑犯罪必須由最高人民法院來進行死刑的復核。一審如果是中級法院的話，二審就是高級法院， 高級法院之後，所有被二審維持原來死刑判决的案件還必須再提交最高法院復核。在復核時，最高法院應對原審判决是否建立在確鑿的證據基礎上，法官對于法律的解釋是否妥當等等進行再審查。當時有許多學者認爲這是借鑒了我們中國古典制度的傳統，因爲古典制度的運行過程中，皇帝對于死刑的判决享有一個終極性的審查權力。所以爲了慎重地對待死刑，1980年《刑事訴訟法》作出了這樣的一個規定。諷刺的是，這個規定墨汁未幹，馬上就開始了嚴打，很快，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把一些經常發生的也很嚴重的犯罪，比方說殺人，放火，搶劫等等重大犯罪的死刑復核權下放到了各個省的高級法院。這樣一來，各個省的高級法院成了事實上的兩個機構的合一，那就是，它既是一個受理二審案件的上訴法院，同時也是一個行使死刑復核職能的機關。 現實中，有許多法院把這兩個職能乾脆交由同一撥人來行使，如此就導致了死刑復核程序的形同虛設，導致了我們國家死刑數字不斷攀升。
你們知道這裏邊暗含著一個立法上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是這個國家的基本法律之一，所謂基本法律是由全國人大全體會議來進行審議和通過的。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這樣的一個全國人大常設的執行機關却可以修改我們的基本法，把基本法中所規定的死刑復核程序加以修改。這從另外一個側面凸顯出：在這個國家，法律是什麽實在是不必太當真。法律不就是那幾個人說說的事情而已麽？于是，這個國家就沒有什麽人把基本法甚至包括憲法當回事兒。
現在終于做出這樣的一個改革，我相信這樣的一個變革跟國外的壓力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每年殺這麽多人，已經成爲人權方面一個嚴重的問題。最高法院最近緊鑼密鼓地在研究如何設計一個合理的死刑復核程序，我自己也參加了學術界的幾次相關的研討會，我知道最高法院馬上要招兵買馬了，至少在北京地區，學刑法和刑訴法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獲得了一個特別好的機會，可以進最高法院。有幾個這方面的同行都感到特別開心，因爲他們的弟子就業的問題一下子就能够得到解决，坐直通車到最高法院去。前不久我還跟一位朋友說，你們這簡直完全是亂來嘛，我們 《法官法》明確地規定，上級法院的法官應當從下級法院的優秀法官中遴選。這樣的一個規則現在又一次被我們的最高法院自己給踐踏了。他說你也是站著說話不腰 疼，最高法院只有通過這種辦法才能够解决一下編制的問題。我們從下級法院進人，找一個資深的法官來，他們拖兒帶女的，我們最高法院沒有辦法給他們的家屬孩子解决就業或者上學等問題。所以，選擇研究生是一種最簡單的辦法。我說，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研究生剛剛畢業，你們知道，他對死刑的嚴峻性有多少認識？他比較年輕，沒有豐富的司法經驗，他如何去敏銳地覺察出原審判决中存在著的證據缺陷？如何去細緻地發現法解釋學上不易察覺的含糊？他們說也顧不了這麽多了， 反正先把人進來再說。這也是我們國家制度方面一直以來的一個缺陷。
另一方面，最高法院自己在死刑復核上也沒有多少經驗，除了個別犯罪種類，比方說經濟犯罪或者說像間諜這一類的犯罪，判處死刑是由最高法院復核。即使是最高法院原有的那些法官，他們中的許多人本身也不知道怎麽進行死刑復核。所以，我們就開始密切地關注，他們能否通過收回死刑復核權來有效地减少中國執行死刑的數量？而且减少誤判？他們如何進行死刑復核？復核法官是否要到外地去？還是在北京？如果在北京進行死刑復核的話，全國的死刑犯都要押解到北京去，那北京城裏就會有太多的死刑犯，那肯定是令我們黨中央國務院很不高興的一件事 情，本來上訪的人已經鬧得很窩心了，又把那死刑犯都搞到北京來（笑聲）。所以，看起來不能搞到北京去進行死刑復核。那到外地去，最高法院的法官天天坐著飛機在天上飛，你們知道，有些死囚，囚禁他們的地方往往是一些縣級的或者市級的看守所。最高法院有多少財政支持來做這樣一件事情？我們還關注是不是每一個死刑犯都要受到當面的訊問，如果仍然是書面審查的話，又如何能够保證所有的錯案不會發生？所有的這些問題現在都在緊鑼密鼓地研究過程中，有關的制度現在還沒有出臺。那麽下一步怎麽辦？溫家寶總理在回答記者是否會廢除死刑的提問的時候說：我們的國情决定了我們不能够廢除死刑，但我們一定要想方設法地保證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這是溫總理表達的一個態度。看起來在中國目前的情况下，我們的决策部門不準備廢除死刑。儘管如此，我想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時刻，一個需要我們更徹底地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刻：中國是不是有可能廢除死刑？
在座的有法院的法官，有檢察院的檢察官，有不少實務部門的朋友，也包括我們在座的各位同學。我今天晚上在這裏談一下在這方面的粗淺的，缺乏深入研究的，經常表達了自己的一種感情的或者是感覺的看法。我要跟各位朋友各位同學說的是，我真的不是一個刑法方面的專家，之所以今天選擇這樣一個題目在這裏做講座，是因爲我覺得，不僅僅是刑法學家、刑訴法學家，而且包括從事法理學、法律史研究，乃至從事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心理學等等研究的人，大家實在是需要一塊兒來研究死刑的問題。我特別高興我的同事，北京大學哲學系的何懷宏教授最近正在北京的一家報紙《新京報》上發表系列文章對死刑的問題進行反思。我也很想發表這類文章，不過，某些報紙似乎自我審查太過，設置了不少禁區，例如憲政，例如司法獨立。死刑問題可以談，但是只能談死刑復核程序如何健全，我說，那個我不擅長。我擅長談廢除死刑的問題，他們說那不行，那不可以（笑）。所 以，我只好做一個“嘴力勞動者”，用自己的言說來表達自己對這樣一個問題的關注。
我想，我們可以簡要地分析一下，死刑這樣的一種刑罰，它的性質到底是怎樣 的，爲什麽我們必須廢除死刑？我相信在我沒有講之前，在座的可能不會有多少人會贊成立即無條件徹底廢除死刑。你們會覺得很奇怪，中國現在的殺人犯罪這麽多，經濟犯罪愈演愈烈，現在要廢除死刑，這簡直是白日做夢，而且是完全地對這個國家不負責。我們今天晚上想來簡要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我希望在我講完後，游偉老師能做一個的評論。
爲什麽要廢除死刑？第一個理由就像許多人已經指出的那樣，是死刑很難起到我們預期的遏制犯罪的效果。
我們經常把死刑視爲一種具有工具化意義的懲罰，就是說判决死刑不僅僅是爲了懲罰犯罪人本人，而且爲了殺一儆百，殺鶏儆猴。讓別的人從中汲取教訓。我們看到了研究死刑的專家或者國外的一些數據報告表明，在已經廢除了死刑的國家裏，廢除死刑以後，嚴重犯罪的比例幷沒有多少變化，也就是說，廢除死刑幷沒有導致嚴重犯罪的大規模上升。有時候有一點上下的小幅波動。在一些聯邦制國家，有些州廢除了死刑，有些州沒有廢除死刑，人們發現，兩個州的犯罪比例也沒有太大變化。很有意思的是，有一個廢除死刑的國家——立陶宛——在廢除死刑後，像殺人這樣的嚴重犯罪的數字下降了。這是值得我們玩味和思考的問題。爲什麽執行死刑幷沒有起到我們所希望它起到的那種作用，也就是遏制犯罪？
一位著名的法國文學家也是哲學家，許多朋友可能讀過他的書，加繆（Albert Camus）， 他有一部小說《局外人》，他還寫過另外一篇不短的文章《關于斷頭臺的思考》。《局外人》講的就是一個死刑犯的心路歷程。小說背景是法國的殖民地阿爾及爾， 有一個年輕人，早上接到他母親死去的噩耗，然後他就趕快回去處理他母親的後事，在停放他母親尸體的房間裏邊還抽了一棵烟，這被視爲是大逆不道。他還表現得很冷漠，他母親下葬的時候，他幷沒有哭。辦完了喪事，他又回到了阿爾及爾的市區，下班後又去游泳，就在當天。游泳過程中，看到他從前的一個女朋友也在游泳，突然兩個人在水裏邊四個眼睛一對又恢復了以前的情感。然後兩個人又一起到電影院裏看了一部喜劇片。他媽媽當天剛下葬，他就看一個喜劇片。看完以後，兩個人就回去自己演了一點兒特殊的“喜劇”（笑聲）。後來周末的時候，他們幾個朋友一塊兒到一個地方去玩，玩的過程中跟別人發生了衝突，結果這個人用他朋友 的手槍把另外一個人給一槍打死了。結果，就進入法庭。“局外人”的意思仿佛是，在法庭的審理過程中間，他忽然發現法庭的程序之于他是如此陌生，他發現好像審判的對象不是他，他自己想說話的時候，他的律師說，你不要說，你說會有問題的，我來說。他說這是我的事啊，這不是你的事。他說，不，不，不，你別說。整個的法庭程序提到的很多問題，比方說，他在他母親旁邊抽了一顆烟，都被視爲他的冷漠，最後必然會走向殺人犯罪道路的一個象徵。那麽這個人最後是被判處死刑了。當然這個過程中說了很多很值得我們反思的話。
在《關于斷頭臺的思考》一文中，加繆曾經提到過英國在二十世紀初有關死刑犯的一個統計數字。過去的死刑執行情况大家知道，是一種節日化的執行，執行死刑是城市人的節日。大家在一個城市的廣場上，架起高高的行刑台，所有的人裏三層外三層的，大家看著執行死刑的過程。英國有人做一個統計，問那些即將被執行死刑的人：你以前看沒看過執行死刑的場面？出人意料的結果是，超過70％ 的人都說看見過，其中不少人還看過多次。有人去看，看完了幷沒有受到足够的震懾，後來又殺人去了。殺人的犯罪，怎樣的因素是可以遏制，怎樣的因素是不可能 遏制的？就在今年，我們馬上要過去的這一年的年初，在浙江杭州市發生了一起殺人犯罪，有一個某大學的女大學生，據說長得還很漂亮的一個校花，出去考六級考 試，這一出去就沒再回來，人們說六級考試害死人（笑聲）。她打個車去到考試的地方，考完又打個車再回來。回來的路上，前面有個大卡車忽然運行軌迹很不規范，于是司機爲了躲避那個大卡車，狠打了一把方向盤，導致這位女大學生腦袋磕在玻璃上，很疼。女大學生馬上問：你怎麽開車的?!司機說：你看前面那輛大卡車，我這不是爲了咱們的安全嗎？大學生的優越感一下子顯示出來了，說：你們這種人，就是素質最差的一些人，你什麽啊，爲了躲車，你看你這車開的……越講越難聽。司機小夥子忍氣吞聲。結果到了這個女生住所地，女生要下車之前看看表上反映多少錢，發現是18塊錢。女生說：我這不是第一次走這條路了，我每次都是16塊錢，你這憑什麽是18塊錢？！司機說，這是表的問題，表就顯示的是18塊錢，你說怎麽辦？女生說：我就給你16塊錢，你剛才還磕了我一下，給你16塊 錢就不錯了。司機也來氣了，少一分錢你也別想下去，兩個人就爭爭爭。最後，這個女生居然一伸手，準備去抓這個司機的臉。司機這個時候一下子爆發了，回過頭，一把把這個女生的脖子給掐住了，等他意識到發生了問題的時候，悲劇已經發生了，掐死了。這個小夥子已經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了。現在，我們就祈求他的靈魂安寧吧。
在北京前不久又發生了一件事情。跟我住同一個院的一個小姑娘在公共汽車上被掐死了。是清華大學一位73歲的老教授的女兒，才13歲不滿14歲。老兩口帶著女兒出去辦事，到了公共汽車上一看，都坐滿了人。73歲的老者，身體有點兒不好，他的老伴就問：有沒有人幫幫忙，讓個座？讓我們家老頭子能够坐下。就在售票員的旁邊有一個座位，特別有意思，這個位子上坐著一位穿著北京公交系統制服的40多歲的女性。然後那老太太就說，你不能起來，讓我們家老頭坐？這個女的眼睛一橫，說：憑什麽？！北京人說話，真是損人啊。她說了一句很難聽的話，老太太說你憑什麽這麽說？如何如何，就吵了起來。吵起來就吵起來唄，結果這個售票員本人看到了她的同伴好像受到了某種委屈，就開始報復。這種報復方法很獨特，就叫他們每個人多花一塊錢買票。他們上車的那一站只需要買一塊錢的票，但如果在前面那一站上，就要買兩塊錢的票，差一站就差一塊錢。售票員硬說他們就是從前面那站上的，發生了很大的爭議。這個13歲的小女孩說：你們這幫子人都是社會素質最差的一批人。這樣一說，40多歲的這位女售票員忍無可忍，一下子把這個小女孩給掐住了。接著一看這小女孩身體一軟就倒在了地上，這把掐得真是厲害。老頭老太太一看女兒成這個樣子馬上就說，趕快搶救我的女兒啊，趕快想辦法送醫院。前邊那司機說，還送醫院呢，咱們到總站去交了罰款再說吧。最後的結果是，下一站的時候，門終于打開了，老頭老 太太送女兒上醫院，結果醫生說其實已經死了。小女孩就這麽死了，現在掐死人這位婦女已經被抓起來了，還不知道怎麽判。
現實生活中，殺人犯罪到底發生在陌生人之間多還是熟人之間多？即使在我們國家，有關的統計數據已經表明，60%甚至70%以上的犯罪是發生在熟人之間的。一個家庭內部，你們聽說過一個母親把孩子給打死，你們發現夫婦倆經常一個把另一個給處死。但是許多情况下，發生在熟人之間的殺人甚至包括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的殺人，都是一種激情之下的殺人。殺人的時候，腦袋一片空白。沒有辦法通過死刑來遏制殺人的犯罪。其他的犯罪，死刑能不能遏制？我們可以說，只要一個事實就可以有效地說明死刑的無效。那就是：判了死刑以後我們不得不判更多的死刑。當我們不斷地通過死刑去鎮壓那些個犯罪的時候，你就會知道，死刑是無效的。死刑如果是有效的話，我們判了死刑以後，就應該不再發生這樣的事情。比方說，成克杰先生被判處死刑，但是官場上的貪污受賄情况却愈演愈烈。那真正給人的感覺是大家都變成了革命烈士，死怕什麽？砍頭只當風吹帽（笑聲），爲了錢，我怕什麽？這樣的一種情况是值得我們去關注的。
第二個原因，爲什麽應當廢除死刑，是因爲死刑不僅僅不能够遏止犯罪，反而會激發犯罪。
我在這裏邊，引了孟德斯鳩的話：在一個國家裏，如果盜竊十塊錢和謀殺國王都是死刑的話，那麽人們都去謀殺國王。因爲謀殺國王可以把國庫給盜竊了，自己就當國王了，這多好，那不僅僅是腰纏萬貫的事情了。民間的說法是：殺一個够本，殺倆賺一個。一不做，二不休。
你們知道，當你——別，抱歉——當我犯了一個必須用判處死刑的方式來加以處罰的罪行，我犯了第一次的話，我就完全沒有了一點點害怕，我就開始不斷地犯第二次、第三次。爲什麽會出現爲數不少的那樣一種犯罪？比方說入室搶劫，過去的時候，人們到屋裏邊去就是搶點兒錢，偷點兒錢，但是現在，入室的盜竊或者是搶劫往往伴隨著殺人，因爲涉及到死刑的問題。反正大不了就是一死，你把房子裏的人給殺掉，反而會把證人給殺了，沒有人看到過我犯罪。如果留著這樣的一個活口那麽很可怕的。于是這就激發了更多的犯罪。
我們可以看到意大利著名的法學家貝卡利亞（Cesare Becacaria） 的《犯罪與刑罰》，這位偉大的哲人的著作，薄薄的一本小書。在今天，一個人如果一輩子隻寫這麽一本小書的話，連教授也評不上，但是貝卡利亞成爲我們人類曆史上，尤其是我們法律人的歷史上非常光輝燦爛的一個名字。他不斷地激發一代一代的後來人投身到廢除酷刑和死刑的運動中。貝卡利亞說：“人的心靈就像液體一 樣，總是順應著他周圍的事物，隨著刑場變得日益殘酷，這些心靈也變得麻木不仁了。嚴峻的刑罰造成這樣一種局面：罪犯所面臨的惡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規避刑罰。爲了擺脫一次犯罪的刑罰，人們會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罰最殘酷的國家和年代，往往也是行爲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國家和年代。”這是爲什麽死刑會更多地去激發犯罪。這是我們對人性的觀察能够得出的一個結論。
（聶樹斌的照片）這張照片不大清楚，如果清楚的話，你們會看到這個小夥子長得非常漂亮，很陽光很燦爛的樣子。這是河北省的一個農家孩子，他叫聶樹斌。你們看到過《南方周末》和其他一些報紙的報道。聶樹斌先生的事情是在今年的2月份被發現的。在河南省鄭州那個地方發現了一起犯罪，犯罪人來自河北，到河南來作案，警方在審訊他的時候，他交待說，在十年前河北省石家莊市郊區的某一個農田裏邊强奸和殺害了一位女性。河南省警察很高興，這個好，十年前的案子現在都破了。打電話給河北省警方，河北省警方的回答把他們嚇壞了：“十年前我們已經把那起犯罪的被告人判處死刑了。”河南省這邊趕快把罪犯押解到那兒去，然後兩邊警方同時讓罪犯做一個現場的指認，結果發現正是當年的那起犯罪發生的地方，各種情節也都相當的一致。這真是令人震驚。媒體把這樣的一個事件報道出來了，人們就想，這是怎麽回事？爲什麽會發生這樣的情况？
你們看得到這位母親，聶樹斌的母親，撲到在他兒子的低矮的墳頭上哭喊著。他的兒子不滿21歲 就被執行死刑了，十年來，這個家庭蒙受了多少屈辱，他的兒子是以强奸殺人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被害人的家庭當然會認爲就是他本人所犯的罪行。所以這個 家庭十一年來在人們面前抬不起頭來，而且誰有能力叫他死去的兒子複生？一聲聲，一聲聲，來自母親的呼喚……旁邊這張照片是一張報紙，一點兒都看不清楚，題目是《青紗帳迷案》，作者是一位警察，他也參與了案件的偵破，文章裏邊說經過警察連續幾天的突擊審訊，罪犯終于在公安機關的面前低下了他高傲的頭，交待了他殘忍的犯罪罪行。現在這個案件，你們知道，還有點兒不了了之。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在我看來必須要由一個超然的機構來進行調查——當年到底是怎麽回事，但是，我們現在是由河北省有關部門，政法委組織了一個由公安部門、法院、檢察院人員組成的一個調查組對這個事情進行調查。差不多是當年製造這起冤案的人現在在調查這起冤案。所以他們已經告訴大家說，這個案子是後邊這個人胡說八道，這個案子判得一點兒問題都沒有。所以現在有關的問題還在爭執中。這位可憐的母親，仍然還沒有得到一個清楚的結論。
爲什麽會出現冤案？爲什麽會出現屈打成招的現象？我們這個國家有許多因素使得這種屈打成招變得很經常。（ppt上一張殘忍的刑訊逼供時的照片）是的，刑訊逼供導致了太多的冤案發生。現在有一些人還爲刑訊逼供辯護，說刑訊逼供有它可理解的地方。我們國家有關的經費緊張，沒有其他國家那麽先進的器材，于是我們就打吧，不打如何肯招？如果這張照片更清楚的話，你們可以看到被刑訊的人手銬部位的斑斑血迹。他一定要使勁兒把自己的兩隻手緊緊地扣在一起，否則的話手銬就會直接變成連接他兩隻手的唯一途徑，這是很可怕的。刑訊逼供，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久治不愈的頑症。爲什麽要刑訊逼供？我們都知道，有時候口供能够使得我們瞭解有關的犯罪的事實，有些個案件有疑難的時候，真的是沒有辦法去調查，沒有辦法去瞭解。于是，“打”就變成了很好的一種方式。法國著名的作家，也是一個哲人蒙田曾經說過一句巧妙的話：刑訊逼供不足以考察一個案件的事實，而只能够考察一個人的忍耐力。能忍耐的人不說實話，不能忍耐的人說的是假話（笑聲）。好像得到的都是虛假的東西。但是我們也都知道，刑訊逼供實際上對于執法部門來說的確能够獲得案件的一些真實的情况。一般的犯罪人都有一種僥幸的心理，都希望能够逃脫有關的懲罰，那麽，打，就變得無法忍受。這是蒙田引用的羅馬人的說法：嚴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實，不能忍痛者吐不實。這個巧妙的翻譯，我們要感謝錢鍾書先生。
（佘祥林的一張照片）上面這個人是佘祥林，是今年湖北省震驚全國的另外一起冤案的主角。湖北省的有關部門還是法外開了點恩，他本來是被指控故意殺害了他的妻子。但是最後湖北省高院，湖北省政法委員會用了一個巧妙的招數，說這個案件實在是有一些個疑點，最後就把它放到了基層法院進行一審，佘祥林的律師就告訴他：你死不了了。佘祥林還很奇怪，這是怎麽回事？律師說：一審如果是基層法院的話，就不會被判死刑。結果，果然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佘祥林先生何等的好命啊，十一年後，他的太太居然又回來了，那個被說成是他太太的那具尸體， 不知道是誰人的尸體，這就意味著另外一起犯罪沒有被偵查。她的太太因爲精神病出走，後來又回來，這才發現了這樣一起重大的冤案。在今年的11月11號，宣布無罪的佘祥林先生到北京去了，因爲他的這個案件在整個的報道過程中，《新京報》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新京報》是南方報業集團在北京辦的一份報紙，是現在在北京非常受關注的一份報紙，而且是真的想做一點兒事的報紙，儘管我現在在那裏發表不了文章（笑聲）。他們對這個案件進行了連篇累牘的報道，引發人們對 于佘祥林冤案本身的廣泛關注。11月11號他參加了《新京報》兩周年的紀念活動。第二天，感謝《新京報》的一些朋友，我們在一起坐下來聊一聊天兒。我見到佘祥林，覺得這個人已經不是一個特別正常的人。你們看到他伸出的食指，實際上是一半的，他告訴我說，賀老師，沒有辦法忍受。十天十夜的時間，公安部門不讓我睡覺。用個大燈照著他，毆打他，什麽辦法都能想得出來，他說實在是沒有辦法不說。最後的結果就是，你們要什麽吧？要什麽我說什麽。最後就交待，交待完了以後又翻供，你們知道，不打了以後，感覺好一點了就開始說，那不是我，那不是我！那就再打。手指頭都被打掉了，這不算是最嚴重的。我過去曾經接受過一個上訪的材料，來自山東濟南的一個老工程師，他的兒子被公安部門抓去以後就沒有回來，後來他們看到自己的兒子已經是慘不忍睹。身體被各種火棍戳的都是洞，四個手指頭都被搞沒了，這樣的一種情况真的是讓人覺得震撼。
我們如何去避免刑訊逼供？現在不僅不能克服，而且刑訊逼供的手段又在不斷地得到改進。過去所有的那些方法我們現在都能够用得到。刑訊逼供的各種方式大家可以去研究，是一門專門的學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有一位我非常尊重的老 輩學者周葉謙教授，他已經去世了，是一位滿腹經綸的人，但是他的肚子裏邊裝的學問最多的一個門類就是刑訊的方法（笑聲）。他對中國古代各種各樣的刑訊方法如數家珍，跟你娓娓道來，當然聽得你毛骨悚然（笑聲）。我們現在在這個基礎上又有所發展有所創新，用句時髦的話叫“與時俱進”（笑聲）。刑訊如何能叫別人看不出傷痕來，但是叫你內部發生了很嚴重的問題。拿著大燈照這種事兒，在古代沒辦法，古代沒電（笑聲）。現在拿著個大燈，刺得你沒有辦法。佘祥林說他現在不敢到光綫太强的地方去，他要躲避這種强光，因爲他的眼睛一看到這種强光就受不了。他不願意去見人，他覺得自己已經是一個不完整的人，他在監獄期間，他的母親堅定地相信她的兒子是冤枉的，老太太不斷地去上訪告狀。最後的結果是他的母親被抓到看守所裏邊關了三個月，老太太被關了三個月以後放出來，不久就告別人世了。佘祥林說：“我把我的母親害了，我不知道怎麽去面對我的家人。”他說他現在一回到家就天天呆在家裏，不出門，不願意去見人。而且一出門，一見到陌生的人，就願意往墻角上溜。或者說一見到別人就願意蹲在那個地方，你們知道監獄裏邊只要一見到看守所的人馬上就要蹲下去。這真的是對人的心靈的一種摧殘， 而且最可怕的是，這樣的一種方式，摧殘了整個民族的心靈。難道說，那些嚴刑拷打自己同類的警察在心理上會是健康的麽？可怕的是，運用這種殘酷手段的機構還在不斷蔓延。我到一個縣去，遇到一個警察，這個警察跟我講，工商部門也把人抓起來打，那個警察非常憤怒地說：“怎麽能够這樣呢？我們打人是正常的，他們怎 麽也打？！”（笑聲）你們知道，包括有些個別地方檢察部門，他們也利用對人羈押的這樣一種空間實行刑訊逼供，甚至紀委，也一樣做這樣的事。過去有一位瀋陽檢察院的檢察長被指控犯罪，最後在南京這個地方指定管轄，南京檢察院的朋友跟我說，這會兒他才嘗到刑訊逼供的滋味，不讓睡覺的滋味。那真的是非常的殘酷。這種情况下，可以說是讓整個民族的心靈都變得非常的麻木。當我們想像著一個警察在殘酷地毆打自己的同類的時候，我們不免想起孟子的話：如果人沒有惻隱之心的話，他跟禽獸之間還有什麽差別呢？
毫無疑問，刑訊逼供導致了大量的冤假錯案。雲南省的杜培武案件。他被指控殺害了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同事。杜培武先生本人是個警察，他的妻子也是一個警察。他的妻子跟她的同事在車裏邊被人打死了，被懷疑是杜培武幹的。法院判决的結果證明，這個案件的確有重大的疑問，但是杜培武最後還是被判决死刑，不過是緩期兩年執行。當然杜培武比起佘祥林先生來說幸運多了，好像是一年左右的時間，真凶就落網了，杜培武就出來了。杜培武也一樣地說他是如何遭受那麽嚴重的刑訊，他本人也是一個警察，真的是警察開始打警察了。所以，我們今天這樣的一個司法體制的運行情况，不可避免地導致相當比例的死刑判决是錯案。死刑如果是錯案，跟別的都不一樣。我們的何勤華院長總結華東政法學院2005年的工作，何院長可以說，我們的工作，95%還是做得不錯的，但是5%這個方面還是有一些缺陷，有一些問題，比方說松江校區離得太遠了，校車的安排還需要改進……這當然是比較正常的情况。就刑事判决而言，有期徒刑我們也可以容忍某些缺陷，例如其中有5%的徒刑判得過重，甚至不該判得判了，我們都有機會在一定程度上來挽回損失。當然，對于佘祥林來說，有一些損失簡直是永遠不可挽回，但是，現在佘祥林先生大概能够得到90萬人民幣的撫慰。90萬是買不回來他的有些損失的，但是好歹我們能够安慰他一下，他所到之處大家都伸出溫暖的手向他表達一種同情心，同時也表達一種大難不死以後一種慶幸的心理。但是，死了的人呢？聶樹斌先生呢？這是永遠不可挽回的！我們的法院院長不能够說我們今年判了100多起死刑案件，95%都是正確的，5%是錯誤的，所以成績還是主要的（笑聲）。人頭不比韭菜，割下來還可以重新生長。人頭落地，永遠不可以復原，這是我們之所以說死刑需要我們特別慎重對待的一個原因。
（一張西方攝影家拍攝的清末刑場斬首的照片）對不起，選這張照片讓我心中很不安，因爲它太恐怖了。這是西方人拍的，上個世紀末期，中國執行死刑的一個場景。前面那個人的腦袋已經被劊子手給砍掉了，你們注意後邊那個張著嘴的人， 正在等待著被執行的人，那樣的場景真的是，他的嘴張得就跟字母“O”一樣。他們是故意把先執行的那 個人放在他前邊，然後接下來再執行他，你們可以看到周邊的裏三層外三層，高處站著的那麽多的人，大家都在看著這場屠殺的表演。我們在研究古羅馬史的時候， 有許多人說因爲角鬥這樣的一種方式，而使得羅馬人的心靈越來越麻木，越來越不人道，越來越殘忍。那麽我們說，這樣的死刑執行也是非常非常的殘忍，也是在鼓勵著嗜血的殘忍的國民心態。
（另一張照片，一位美麗的姑娘被執行死刑前的照片）這張不那麽恐怖，但是她的表情也許給人一種更加慘淡的感覺。她似乎在笑，不，這樣的笑容看起來比哭還令人難過。這是發生在廣東的一個案件，這個女士來自河南省。她跟她的男朋友一塊兒謀殺了另外一個女士，這是個很奇怪的案件。這個女的跟她的男朋友已經吹掉了，然後接著跟另外一個有家庭的男士保持曖昧關係。那個男士的太太瞭解到這個情况以後怒不可遏，就威脅這個女的，如果不結束他們兩人的關係就如何如何。結果這個女的把她從前的男朋友叫來說：咱們倆把那個黃臉婆給殺了吧。然後他們倆果然把這個人給騙到賓館裏邊，由這個男的把這個女的給殺掉了。結果是這兩個人一塊兒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個是執行前的一個場景。你們看她脖子上還纏著 一根繩。我們現在執行死刑當然不是公開進行了。但是在前不久的嚴打期間還有許多地方通過公審大會來把死刑犯展現在更多的人面前，以便起到一種威懾的作用。 但是這樣的做法實際上在客觀上鼓勵著這個國家的一種殘忍的國民心態。貝卡利亞說：當政府殘忍地對待國民的時候，國民也會殘忍地對待政府，或者說殘忍地相互對待。我認爲這是我們所說的死刑鼓勵嗜血的心態的問題。
接下來第五個理由：國家是否有殺人的正當性？政府或者國家的存在對于我們 來說是必要的。關于國家是如何起源的，我在這兒不需要說那些很理論性的東西。社會契約論告訴我們，國家是爲了我們本身的利益，爲了我們的安全，爲了我們的自由而設立的。政府的存在本身有著前提性的條件，人民各轉讓一部分權利給政府，但是，人民在轉讓權利的時候，絕對沒有把自己的生命轉讓給政府。這是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來出發得出的一個結論：政府沒有殺人的正當性。
另外一個就是說政府殺人似乎是以惡治惡。你把別人給殺了，好，政府說，我把你也給殺了，因爲我要禁止殺人。但是禁止殺人的政府自己却殺人，這不是一個悖論嗎？這點我不想展開來說，因爲大家可以看有關的關于死刑廢除方面的一些個論證。這個問題其實非常地有說服力但是非常學理化。也許，對民衆來說，這是特別不具有說服力的。
死刑侵犯人的尊嚴，這是死刑應當廢除的第六個理由。死刑的執行過程帶有相當大的殘忍。我們知道，它是對人的一種威脅和震懾。我們國家執行死刑跟西方國家執行死刑的時間，我發現有個差別。西方國家，我看有一些書，他們通常是早晨的時候跟你說：一會兒走吧哈，大限就到了。是你早晨一覺醒來的時候他要告訴你一會兒執行死刑。但是我們國家不是的，我們國家是頭天晚上就告訴你（笑聲）。德國存在主義哲學說：對死亡的恐懼是一切創造的源泉。我們因爲怕死，所以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要留下更多的痕迹。我們正常人都害怕死。因爲死亡這個東西實在是太神秘了。人爲什麽會生在這個世界上，人爲什麽要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死了以後，到哪兒去了呢？英國BBC曾經做過一個專題節目，就是體驗死亡。采訪那些個死過的人，就是那些個從死神的邊上給撈回來的那種人。在醫院裏邊，眼看就要死了，又給搶救過來了，那時，會有怎樣的一種感受？一般的人回答都是：好像有一個漆黑的洞，身體就不斷地往下墜，速度越來越快，眼看著在遙遠的地方有一點點光亮出現了，一下子就活過來了。還有人說在飛翔，但都有人說是有個黑洞。現在，還沒有任何實證的研究告訴我們死以後到底是怎麽回事（笑聲）。我們還會再以某種方式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嗎？我們會不會變做一隻小鳥，飛到蘇州河上空，看一看萬航渡路華東政法學院的校園，看著莘莘學子仍然在很好地學習，感到很寬慰：我過去在這兒做過講座（笑聲，掌聲）。有人說是靈魂不滅，有人說人死如燈滅，死了就沒了，我總不相信人死了就沒了，我總相信他還會以某種方式繼續存在在這個世界上。但不管怎麽說，死這個東西令人恐懼，讓人 覺得害怕。正常的死亡我們都害怕。我看有一些老人怕死，天天嘴裏念叨，快死了，但是天天想辦法搞點這個吃點那個，以延緩死亡的到來。還有人去追求長生不老之術，都是怕死。但是，這種死畢竟還是正常死亡。七八十歲，八九十歲，前不久，費孝通教授去世了，高夀，大家都覺得“仁者壽”。
但是，另外一種死亡不一樣。那就是，頭天晚上跟你說，今天晚上想吃點兒什 麽（笑聲）？抽烟的人，抽吧。要烟？中華？好，給你！辦一桌好飯，可以吃，隨便吃，但是不允許喝酒，我聽說是不允許喝酒，在座的法院的法官告訴我是不是可以喝點酒。要是我的話，我就希望能喝點酒（笑聲）。但是，那一桌好飯，有許多人壓根吃不下。因爲他知道這是最後一頓晚餐了，第二天就要死了。這是有計劃的死亡，一般的人死亡都是無計劃的，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死了。這個是有計劃地告訴你，第二天要死，而且這種死法是多麽的殘忍，是被一顆子彈給打死。所以有許多人一下子精神全崩潰了，因爲，要死了。有些人就是什麽話也不說，眼睛呆呆地盯著前方，那個眼神令人恐懼，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麽，有時候他腦子可能什麽也沒想。有些人就不停地哭啊哭，恨不得把這輩子的冤屈和下輩子的冤屈一塊哭完。有些人在哈哈大笑，怎麽會這麽笑法？有些人在不停地寫啊寫，好像要把所有的心裏話都給寫出來。那天晚上真的是，你們知道有個歌劇的選段叫《今夜無人入睡》。有幾個第二天要被執行死刑的人還可以睡一晚上？第二天要被執行死刑了。朋友們請注意，我給大家選的這張圖片，這個人的膝蓋那裏系著繩子。兩條褲管那個地方都用一條紅色的繩子給系住。爲什麽要系住？因爲往往被執行死刑前，有許多 人大小便已經失禁了，爲了不至于搞得髒兮兮的，于是就把它扎起來，扎起來就沒事了，再把他拖到刑場上。有些人已經渾身都癱軟了，真的是被拖著去的。這樣的一種死刑執行，真的是對人的尊嚴的一種侵犯，這是死了幾回了？你在街上殺一個人，一刀子就把他給捅死了，他根本還來不及恐懼。但是我們的法院要殺一個人，這過程複雜得很。一審法院判决死刑立即執行，這不是說來幾個法警“怦”一槍就把你給打死了，那倒也痛快。不。他叫你等著。你還有權上訴。自己已經是半個人到了閻王殿那地方去了，但是還抱一綫希望，能否上訴成功？但是最後還是不成功，這一段時間飽受心靈的折磨。最後，死去。我們不知道被子彈打死那是怎樣的一 種滋味，沒有人能够跟我們描述。那種殘忍，哪里是殺一個人償一條命？這簡直是把一個人不知道殺了幾次。我相信這是對人的尊嚴的一種侵犯。
人，不管他多麽罪大惡極，不管他犯下了多麽嚴重的罪行，他仍然是人，他是我們的同類，我們的同胞。他們當然享有人所應當享有的尊嚴。我們看到古代還有過賜死，喝毒酒死去，但是現在這樣的一顆子彈，真的是讓人覺得沒有尊嚴。
殺人償命，是，殺人還可以說償命，但是經濟犯罪爲什麽要判死刑呢？（兩張照片）兩個警察之間的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成克杰先生，全國人大前副委員長，党和國家領導人之一，因爲收受不正當的金錢賄賂據說達到了三千萬，但是這個數字一直搞得不是特別地清楚。跟他一塊兒犯罪的人叫李平——旁邊的這位相貌姣好的女士，是他的相好，相當于萊溫斯基之于克林頓（笑聲）。李平女士跟成克杰表示將來他們要結婚，然後成克杰就開始叫李平做許多的事情。在成克杰作廣西自治區政府主席期間，他們一塊兒做了不少事情，他們又分別做了不少事情。這個案件一審判處死刑之後，我曾經寫過一封信給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希望最高法院能够關注這個案件審理過程中的一種嚴重地違反司法本身應該遵循的程序的問題，比方說，他們兩個人爲什麽不能在一起接受審判？他們的審判是互相封閉的隔開的。他們屬于共同犯罪，你們知道，共同犯罪在許多情况下，幾位被告人之間，與其說他們在跟檢察官發生衝突，不如說他們經常是相互之間發生衝突，要搞清楚到底是誰犯了這項罪，如果要是跟成克杰毫無關係的話，那麽李平必須要承擔責任。但是，這個案件的審理過程居然是完全分開。成克杰的律師想要見一下李平是見不到的。接下來，案件的判决幾乎都是依據李平女士的證詞。判决書的每個自然段開始的時候都幾乎是說：證人李平說，如何如何；證人李平交待說，如何如何。我自己覺得這個是太可怕了。因爲李平很可能爲了爭取自己的刑罰更輕，本能地願意把更多的罪行推到成克杰的身上。那麽，寫了這麽一封信寄給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一位領導說，當時我們接到你的信，大家傳著看了一下子，然後笑了笑，也就過去了（笑聲）。成克杰被判處死刑，這是我們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年以後判决死刑立即執行的級別最高的人物。
經濟犯罪，你們知道，一個人貪圖的是金錢，你給他的最大懲罰是把他罰的傾家蕩産，你把他判處死刑了，到底有多大的必要和價值？我自己總覺得人命價值遠遠高于任何金錢，不是金錢可以衡量的。他僅僅是因爲貪污了一些錢，你就把他判 處死刑。這還是輕的呢，過去上海曾經處决過一個也是長得很漂亮的幼兒園的會計。她只是貪污了21萬塊錢，就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了。人命啊！人的命，價值到底幾何？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這個問題如果要是在網上公開討論的話，這條理由最容易引發民憤，老百姓會覺得你又站在貪官立場上了。過去我們有些刑法學家們在鼓吹這條的時候，都有在網上被口水給淹死了好幾條命的那種感覺（笑聲）。因爲老百姓不能够忍受對貪官污吏的這樣的一種放縱。在他們看來是放縱，但是實際上讓他們財産全部喪失，然後讓他們在監獄裏邊終日以泪洗面，我相信這樣的懲罰也許幷不輕鬆，也許幷不見得比死刑更輕。經濟犯罪不應該判决死刑是我們這裏說的第七個廢除死刑的主張。
死刑之所以應該廢除的第八個原因是，死刑經常被用于實現刑法之外的一些目的。
（油畫：蘇格拉底臨刑前）這張圖片上中間那位正在準備喝毒酒的，還在侃侃而談的，就是我們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殉道者蘇格拉底先生。蘇格拉底當然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同時他也是一個民主的敵人。他最不喜歡的制度就是民主政體，他認爲，正是因爲這樣的民主政體才使雅典走向了衰落。所以老頭子終其一生，天天在街上就給人宣揚民主的壞處，攻擊他的國家。而且他那個攻擊法特別富有說服力。他往往在街上遇到一個人攔下來就問：你能告訴我什麽是善嗎？那個人就開始回答什麽是善，回答的過程中間又有破綻，他接著問那個破綻，到底爲什麽是那樣的，那個人再接著告訴他，一直到最後，那個人說：蘇格拉底，我不懂（笑聲）。蘇格拉底到處跟人家說：我什麽都不懂。但實際上，人們最後的結論是：他，是一個最有知識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間流行的說法叫知識越多越反動。這種人的頭腦比較複雜，而且這種人相信精英政治，他相信一個國家的治理是需要專業人才的，是需要精英的。我們修鞋的時候找這個城市最好的修鞋匠，我們理髮的時候找這個城市最好的理髮師，我們做衣服的時候找這個城市最好的裁縫。但是，我們治理國家的時候，修鞋的、理髮的、裁縫都來了，說：我們都能治理國家！這是什麽道理？！所以蘇格拉底最不喜歡這樣的民主，不斷地對其進行攻擊，于是他被指控犯有兩項罪 名：一條是蠱惑年輕人，一條是瀆神。最後面臨著雅典法庭的審判，你們知道，雅典的法庭，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法院的法庭。我們國家的法院不能够叫人民法院， 因爲人民法院這個意思啊，直接用西方文字來表達，你們知道，就是相當于外行人來審理案件的法院（笑聲）。雅典是這樣的一個真正的人民法院。老百姓在街上抽簽，誰抽到誰去參與案件的審理。所以審理蘇格拉底這個案件的是一個由500多人組成的大法庭，有人把它翻譯成“陪審團”，其實是錯誤的。因爲雅典那個審判團不是陪審。陪審是有主審法官，旁邊有個陪審團。蘇格拉底案件的五百多人就是審理案件的法官。對蘇格拉底來說，他面對著非常尷尬的一個選擇。你們知道，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發現有許多人的眼神流露出對他的同情，有許多人覺得不應該判這樣的人死刑。因爲這樣的人是我們雅典難得的一個牛虻式的角色。他不斷地讓我們對自己有所警醒，他讓我們瞭解到自己幷沒有很多的知識，這樣的人不應該被判處死刑。但是蘇格拉底 呢？如果雅典的人民法院最後判决的結果是他不被判死刑，他甚至是無罪的，對蘇格拉底來說，很麻煩的是，這證明了雅典的人民法院以及雅典的民主是特別地富于寬容精神，是特別偉大的一種制度。而他一輩子的奮鬥目標就是論證民主是一件壞的東西。這個太矛盾了。他如果想不死的話，他就要最後證明雅典的民主是好的。 最後的結果是，他毅然决然地選擇了死亡，用自己的死，來把雅典的城邦和雅典的民主永遠釘在歷史的耻辱柱上。他的目標實現了。經過兩次投票，在審理過程中間，他不斷地發表一些讓人覺得非常富于冒犯性的言論。但是第一次的投票結果，仍然還是有大多數人認爲不應該判他死刑。蘇格拉底一看，不好，然後，又要求進行另外一輪辯論，這輪辯論他變得更加富于侵犯性，更加惡意傷人，說是你們應該把我供奉起來，我是雅典最偉大的英雄，如何如何。結果，把更多的人給激怒了。最後，大概是二百八十多票對二百三十多票的結果。這個具體數字我記不清了，反正贊成判處死刑的人僅僅多不多的票數。最後，判處死刑。過了幾天，他的朋友克裏同（Crito）到監獄裏邊去探望他，然後說：“蘇老師啊，我已經想了許多的辦法，已經買通了有關的人員，我們可以越獄逃出去，到美國避難去。”（笑聲）你們都知道，那番對話，也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經典對話。蘇格拉底雄辯地論證了爲什麽一個人不應該越獄，爲什麽一個人應當遵守那些看來對他有害的法律，在我看來，這就是社會契約論比較早期的某種表達。
蘇格拉底的死本身也是由于政見不同所帶來的一種迫害。一個從事思想的人， 怎麽可能被判處死刑？同樣因爲政見不同或是思想不同而判處死刑的，還有我們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夫子所判處的那起死刑，孔子當了魯國司寇，七天，就株殺少正卯。少正卯是什麽樣的人？少正卯本人跟孔子一樣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孔子是我們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民辦教師，少正卯也是另外一位民辦教師。他們兩個人都願意召集一幫年輕人，對他們進行教育。後來孔子教而優則仕了。在判處少正卯死刑的那個判决書裏邊，我發現孔子列舉的幾項罪名基本上沒有任何一條是殺人、越貨、搶劫這樣的罪名。少正卯的罪名是什麽？“心達而險”，是說他這個心啊，有點兒陰險，心陰險是什麽罪名？“行辟而堅”，行爲有點兒怪癖，而且這個怪癖的習慣還很嚴重。“言僞而辯”，他論證一個不真實的命題搞得大家都相信是真的。“記醜而博”，這是什麽意思？我們現在手機偶爾會收到一些個黃段子，不僅是黃段子， 有些政治性的，挖苦領導人那種段子，少正卯就是這種人，對這種段子記得特別多（笑聲），講演的時候經常能給學生們講一講，大家哈哈大笑一番（笑聲）。有一個細節還是很值得我們關注的，在孔子做教師期間，少正卯在他附近也開了另外一所學校。讀《論語》你們都知道，孔子似乎很不喜歡口才好的人，“剛毅木訥，近于仁”，他喜歡這種人，意志堅定但是沒有話的人。“巧言令色，鮮矣仁”，他不喜歡這種人。他認爲，仁者很少有口才很好的。你看，像鄧析、公孫龍這樣的人，說什麽“白馬非馬”，辯論白馬非馬。是啊，這個東西很有意思，這跟人的常識不一樣，白馬怎麽不是馬了？我們在街上看到一匹馬，你敢說這不是馬？不，它不是馬，它是白馬（笑聲）。白馬不是馬呀，對啊。你們這一輩子看到許多中國人，許多德國人，許多法國人，美國人，我問你，你們看到過人嗎？（笑聲）。從來沒見 過“人”，所以白馬非馬，中國人非人（笑聲）。當年鄧析這樣的人，他就是開了一個律師培訓班（笑聲），然後，辯論，今天你站在原告的立場上，明天你站在被告的立場上，同一個命題，大家辯來辯去。這裏訓練的人，每一個都伶牙俐齒的。但是，這却讓一些人憂心忡忡。儒家這派的人物，覺得這簡直是壞心術的做法。于是，鄧析先生被判處死刑了，少正卯也被判處死刑了。這幾起大的死刑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們中華民族後來的發展方向。例如，這個國家沒有任何公開辯論。 你們看到法庭上有律師嗎？沒有，中國傳統的法庭上是不存在律師這個職業的，因爲律師要辯論，我們最不喜歡辯論。古希臘人經常在廣場上跟大家發表演說，我們有過廣場演說嗎？沒有，我們國家的城市也沒什麽廣場。大家在一塊兒就喝酒，或者是就起義，大家在一塊兒，“反了吧”，然後就反了（笑聲）。整個的歷史，就是“這裏的黎明靜悄悄”。或者是忍氣吞聲，或者就是揭竿而起。這是中國的一個很大的問題，這甚至是我們政治的一種品質，一種風格。直到今天，你看到過我們的人大辯論嗎？我們人大沒有辯論，只有發言。發言是什麽？大家拿著稿子在那兒說，我們工作取得了怎樣的成績。你看到國家領導人之間會辯論嗎？沒有，我們的政治是完全排斥辯論和富于生氣的言說的。我們的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不崇尚辯論。所以，少正卯、鄧析這樣的人，因爲他們崇尚辯術，最後被判處死刑了。蘇格拉底的這起死刑，會令我們永遠扼腕嘆息。我們會覺得雅典的民主最後怎麽會犯這樣的錯誤？
（一張耶穌的照片）這個，耶穌基督被吊在十字架上。宗教的迫害，也是人類很多死刑的一種根源。
（四個人物的照片）這幾個人呢，可能許多人都能够認出來。這個左上角的人是羅伯斯庇爾，法國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個法學家，他是個律師出身的人。羅伯斯庇爾不斷地發動對貴族的殺戮。判處了許多人死刑，但是最後有一天，他本人也被判處死刑了。下邊這個是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這也是一個根本不把死刑當回事兒的人，看著大刀朝他砍來，他說：“不亦快哉，快哉！快哉！”這也是一個湖南人的典型。在座的如果有來自湖南的朋友的話，你們完全可以以他爲自豪，真的是一個仁人志士。但是我前一段時間在《法制日報》上發表一小篇文章，最後一句話就是“假如清朝已經廢除了死刑，何至于33歲的譚嗣同就血灑菜市口？” 我想間接地表達一下對廢除死刑的一種呼喚，結果那個編輯眼光如炬，明察秋毫，把我最後一句話給删掉了（笑聲）。這個禮拜六又會發表一篇文章，這次我已經怒不可遏了。我寫文章經常會寫到淩晨兩點鐘左右。我說，我點燈熬油寫這樣的文章，最後你們還給我砍來砍去的，這次你們要是給我砍掉一個字，今後我就再也不在你們那兒發表文章了！結果他們說，好好，一個字都不删（笑聲）。
布哈林，蘇聯共産黨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大概在1938年， 被斯大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布哈林臨死的時候，口授一份遺囑給他的太太，讓他太太一定要記住，其中有一句話：同志們，告別了，永別了，在你們向共産主義前進時高舉的紅色旗幟上有我布哈林的一滴鮮血。布哈林是多麽受列寧賞識的一位理論家，但是，列寧越喜歡的人，斯大林越嫉恨。因爲對他形成了直接的威脅。所以，1938年的時候被作爲人民公敵判處死刑。斯大林治下判處死刑的人遠遠超過沙皇期間所殺害的人的數量。簡直可以說是空前絕後，比希特勒殺的人都不少，真正是殺人如麻。
這一位是張志新烈士。1975年被執行死刑。是一位非常端莊秀美的女士。大學期間就非常喜歡拉小提琴。畢業以後分到了遼寧省委組織部，在遼寧省委組織部期間，文化大革命發生了。她自己對于打倒劉少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認爲劉少奇不應該被打倒，打倒劉少奇是錯誤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應該被發動的。結果，被人告發了，被判處無期徒刑。在監獄裏邊接著發表了一些言論，一直到了1975年的時候，被執行死刑。張志新烈士被執行死刑之前，當天的早晨，有關的醫療部門被命令過來，首先把她的喉管給割開。因爲把喉管割開，一個人就不能够喊一些個反動口號，或者喊一些令人尷尬的口號，比方說“打倒某某某”之類。張志新烈士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在執行死刑前被割斷喉管的人。做醫療工作的人怎麽可以做這樣的事情？！古希臘學醫學的人最後要宣誓——希波克拉底誓言，一個人永遠不能做殺人的事情，不能够幫助別人去死亡。但是，我們看到了，文革期間是何等的一種殘忍？我剛才說，我們這個國家的死刑鼓勵人們 的一種殺戮，人們的一種殘忍的心態，嗜血的心態。文革期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活活打死了多少人？有一個貧下中農的老大爺，他怎麽至于死亡？到人民公社去請一尊毛主席的塑像，當時，毛主席的半身塑像很流行。在像現在這樣的一個數九隆冬，北風怒號，他把毛主席的塑像抱著回來，路太遠了，走著走著手就凍僵 了，他就想，怎麽才能把手揣在袖口裏邊？一摸，兜裏有一根麻繩，這就把毛主席的脖子給栓起來了（笑聲），背到後邊去，可以了，就把毛主席背著這麽走了。結 果，被貧下中農發現了，現行反革命，這不是要吊死毛主席嗎？（笑聲）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那個時候，紅衛兵最可怕了，高中生啊。高中生居然能够把他們校長的太太給活活打死，還逼迫他們的校長抱著太太的尸體跳舞給學生看。北京郊區的一個村子裏邊，地富反壞右被集中起來，也是大冬天。北京的大冬天。把他們脫光了衣服放到外面去凍，凍僵了以後再回來用火盆烤，烤完了以後再送出去凍，一直把他們全部折磨死。所以，我們這個民族啊，大家想想，我們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有一些東西讓人覺得，怎麽會那麽殘忍？比方說四五個彪形大漢在街上毆打一位婦女，然後旁邊的人圍觀，不予干預。我們說偉大燦爛的中華文明，建設和諧社會，和諧個鬼？（笑聲，掌聲）。所以，我們不斷地看到了這樣的一種政治的悲劇：死刑用于政治的迫害。
我們最後看一看第九條廢除死刑的理由。如果有死刑的話，我們就必須保留一 種特殊的職業，那就是劊子手。劊子手就是以殺害自己同類爲生的那些人。有些人當然是業餘兼職（笑聲）。中國傳統社會有許多劊子手是業餘兼職，平常殺猪，需要的時候再殺人（笑聲），殺人給的報酬比殺猪高一些而已。但是有許多國家特別職業化，劊子手就是殺人的。現在殺人都是用警察來殺人。（照片一張）我們可以 看到一個殺人的場景，可能看不清楚，也是一位女性，被打死那樣的一個片斷。加繆發現殺人的人能够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他們之間互相說話像黑話一樣的，你聽 不懂。“你昨天那個包裹卸得真是，很利落！”包裹是什麽意思？就是腦袋。你們知道連一般人殺動物都是需要一些個勇氣的。我們看到有許多人不殺生，他們連鶏 都不殺。有些農村要把一輩子一起幹活的那頭牛給殺掉的話，大家都不殺，最後，讓共産黨員去殺吧（笑聲，掌聲）所以，牛尚如此，人何以堪？人殺人，殺自己的 同類，這是怎樣的一種職業？因爲這個執行的過程會讓人有一些恐懼。有的時候一槍打不死。有一個人被執行的時候，後邊開了一槍沒打死，這個被執行的人回過頭 來說：“小子，准點兒哎！”（笑聲）結果把那個打槍的人一下子下癱倒在地上了（笑聲）。所以，因爲我們保留死刑，就必須保留這樣的一種職業？我們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展示。
請原諒我今天晚上更多的是從一個人的角度去說死刑的問題而不是從一個法律職業者的角度去說死刑問題。我想喚起人們對死刑問題的關注。我相信像我們這樣的學校，如果大家將來從事法律工作，都能够把廢除死刑作爲追求的目標，那麽我們這個國家廢除死刑就爲期不遠了。當然我相信這肯定是一項很艱難的事業。這個事業我覺得沒有二十年左右的時間的努力可能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目標，但是，即使這樣還取决于我們許多人是否去關注它，是否去呼喚它。在國內，有一些研究死刑問題的專家，比方說在湖南的丘興隆教授，湘潭大學法學院的院長，他在死刑研究方面非常地有功力，發表了很好的文章，有一些很好的演講。還有西北政法學院的賈宇教授、最高法院的胡雲騰博士等，都爲死刑問題作過很多呼籲。
我作爲一個從事法律史和司法制度研究的學者也願意加入到這兒來，是因爲我每每看到那些被錯殺的案例，每每想到也許這個世界上，咱們的國家的範圍之內，也許每天被殺的人中間都有不該被殺的人，這種不該殺有可能是他最不至死，雖然有罪，但不應該被判處死刑；另外一種情况就是完全無辜，但是被判處了死刑，我相信今年被揭露出來的幾起事件也許只是冰山一角。
我們人類這個世界上，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最基本的同情，我們固然應該同情那些受害者，但是我們也應該同情那些犯罪人，我們應當同情人本身而不應該過多地去區分他們中間到底是什麽人群。只有同情心越來越多，只有人的尊嚴越來越得到樹立，我們才能够真正地構成一個和諧社會。
在這個世界，在某個角落，如果有一位兒子被冤殺掉的母親仍然在哭泣，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不會得到安寧。
謝謝大家！
鳥尚如此，人何以堪……
拷問死刑
——我們爲什麽要廢除這一野蠻的刑罰
演講人：賀衛方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
主持人：游偉 華東政法學院教授
地點：華東政法學院交誼樓講堂
時間：2005年12月15日
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討論一個沉重的話題——死刑問題。大家知道，死刑可以說是全世界許多國家都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世界上有不少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廢除死刑或者基本廢除死刑的國家已經達到了120個以上，但是，另外有一些國家還在判决和執行死刑，比方說美國。美國是保留死刑的國家，這在世界發達國家中是很少見的。這個國家是在1976年恢復了死刑，前不久剛剛處决了1976年以來的第1000個死刑犯。76年到現在已經是30年的時間，美國總共處决了1000名死刑犯，這也就意味著在美國每年大概有30左右個人被執行死刑，在我們看來，美國這樣一個大的國家，死刑執行的幷不多，每年才30幾個。我們國家在唐朝的時候也曾經有過一年判死刑僅僅29例這樣的歷史性的紀錄。唐朝的人口數量大概是在五千萬左右，比起今天的美國來當然是少了許多，不過，我們不能忽略時代的差异。在那樣的一個時代，一年只判處這麽少的死刑，也算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奇迹了。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正在進行一項改革，那就是收回死刑復核權，進一步地激發了人們對死刑問題的關注，許許多多的人都在期盼著死刑相關制度的改革能够避免錯案的發生。我們都知道，去年曾經有過一些個關于死刑案件的報道，這些報道引發了人們對死刑問題的憂慮，那就是一些不該被判處死刑的人被槍斃了，過了十年或是過了幾年以後，真凶落網，真相大白，司法機關鑄成大錯。因此，改革的一個最基本的動因也許就是如何通過更嚴格的復核制度避免錯殺。
我們也關注如何减少死刑的數量的問題。中國每年執行死刑的數量有多少？游偉老師（按：游偉，刑法專家，華東政法學院教授，本次講座的主持人）是死刑問題的專家，可能你知道，我不知道，而且你也別告訴我，我不想知道，知道了沒有什麽好處，知道的機密太多，就容易泄漏國家機密，容易出現嚴重的問題。到底執行了多少死刑，我們是一個保密的數字，而且千方百計地，想方設法地不讓國際社會知道。有些國際組織試圖瞭解我們到底執行了多少死刑。過去他們的方式是通過對報紙的報道進行一些統計。我們過去非常地炫耀自己的執行死刑，比方說把一些執行死刑的情况在報紙或電視上報道。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昨天宣布了17名罪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然後，南京市中院又判决了多少，還有，成都中院又執行了多少。那麽他們會把這報紙上的數字加一加，這數字讓他們感到很震驚。現在呢，我們的報紙一律不允許報道被執行的數字。基本上是，上海市一中院宣布，一批罪犯被執行死刑，然後，成都中院又一批，南寧中院又一批，結果外國組織加一加，這一批一批這麽加，加不出個數來，不知道到底是多少人。總而言之，中國死刑執行的數字或許比世界上其他的所有國家的總和還要多得多。大家知道印度是一個可以和我們相比較的國家，印度的人口也很多，那麽，到底印度有多少人被執行死刑？據說他們從80年代開始一直受到一 個問題的困擾，那就是他們的劊子手數量太少，不久前我看到一則報道，印度全國只剩下五個人勝任執行死刑這工作，因爲他們是絞刑，不是槍斃，槍斃比較簡單，“砰”地一槍就打死了。但是絞刑需要一定的技術，這是一個需要訓練的活兒，需要通過學徒一代代地傳下去的活兒。但是他們現在全國只剩下很少幾個劊子手了。這幾個人的積極性還不高，有一個人一直鬧著要退休。在印度要執行一個死刑很難，只要這個被執行死刑的人說：“我冤枉啊！”然後，法院就立即命令說不準執行，看一看是否冤枉，一查可能五年十年時間又過去了。所以他們現在，監獄裏邊有好多的人在等著執行死刑，有人已經等了十多年了，還在監獄裏邊等著、排隊，每年執行不了幾個。但是，我們國家情况非常地不一樣。最高法院收回死刑的復核權，大家知道，這被渲染成爲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中間的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但是，實際上這樣的一個改革幷不是體制上的一個多麽大的變化，或者說，它只不過是回歸了我們1980年 就生效的《刑事訴訟法》所做的一個最基本的規定，那就是所有的死刑犯罪必須由最高人民法院來進行死刑的復核。一審如果是中級法院的話，二審就是高級法院， 高級法院之後，所有被二審維持原來死刑判决的案件還必須再提交最高法院復核。在復核時，最高法院應對原審判决是否建立在確鑿的證據基礎上，法官對于法律的解釋是否妥當等等進行再審查。當時有許多學者認爲這是借鑒了我們中國古典制度的傳統，因爲古典制度的運行過程中，皇帝對于死刑的判决享有一個終極性的審查權力。所以爲了慎重地對待死刑，1980年《刑事訴訟法》作出了這樣的一個規定。諷刺的是，這個規定墨汁未幹，馬上就開始了嚴打，很快，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把一些經常發生的也很嚴重的犯罪，比方說殺人，放火，搶劫等等重大犯罪的死刑復核權下放到了各個省的高級法院。這樣一來，各個省的高級法院成了事實上的兩個機構的合一，那就是，它既是一個受理二審案件的上訴法院，同時也是一個行使死刑復核職能的機關。 現實中，有許多法院把這兩個職能乾脆交由同一撥人來行使，如此就導致了死刑復核程序的形同虛設，導致了我們國家死刑數字不斷攀升。
你們知道這裏邊暗含著一個立法上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是這個國家的基本法律之一，所謂基本法律是由全國人大全體會議來進行審議和通過的。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這樣的一個全國人大常設的執行機關却可以修改我們的基本法，把基本法中所規定的死刑復核程序加以修改。這從另外一個側面凸顯出：在這個國家，法律是什麽實在是不必太當真。法律不就是那幾個人說說的事情而已麽？于是，這個國家就沒有什麽人把基本法甚至包括憲法當回事兒。
現在終于做出這樣的一個改革，我相信這樣的一個變革跟國外的壓力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每年殺這麽多人，已經成爲人權方面一個嚴重的問題。最高法院最近緊鑼密鼓地在研究如何設計一個合理的死刑復核程序，我自己也參加了學術界的幾次相關的研討會，我知道最高法院馬上要招兵買馬了，至少在北京地區，學刑法和刑訴法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獲得了一個特別好的機會，可以進最高法院。有幾個這方面的同行都感到特別開心，因爲他們的弟子就業的問題一下子就能够得到解决，坐直通車到最高法院去。前不久我還跟一位朋友說，你們這簡直完全是亂來嘛，我們 《法官法》明確地規定，上級法院的法官應當從下級法院的優秀法官中遴選。這樣的一個規則現在又一次被我們的最高法院自己給踐踏了。他說你也是站著說話不腰 疼，最高法院只有通過這種辦法才能够解决一下編制的問題。我們從下級法院進人，找一個資深的法官來，他們拖兒帶女的，我們最高法院沒有辦法給他們的家屬孩子解决就業或者上學等問題。所以，選擇研究生是一種最簡單的辦法。我說，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研究生剛剛畢業，你們知道，他對死刑的嚴峻性有多少認識？他比較年輕，沒有豐富的司法經驗，他如何去敏銳地覺察出原審判决中存在著的證據缺陷？如何去細緻地發現法解釋學上不易察覺的含糊？他們說也顧不了這麽多了， 反正先把人進來再說。這也是我們國家制度方面一直以來的一個缺陷。
另一方面，最高法院自己在死刑復核上也沒有多少經驗，除了個別犯罪種類，比方說經濟犯罪或者說像間諜這一類的犯罪，判處死刑是由最高法院復核。即使是最高法院原有的那些法官，他們中的許多人本身也不知道怎麽進行死刑復核。所以，我們就開始密切地關注，他們能否通過收回死刑復核權來有效地减少中國執行死刑的數量？而且减少誤判？他們如何進行死刑復核？復核法官是否要到外地去？還是在北京？如果在北京進行死刑復核的話，全國的死刑犯都要押解到北京去，那北京城裏就會有太多的死刑犯，那肯定是令我們黨中央國務院很不高興的一件事 情，本來上訪的人已經鬧得很窩心了，又把那死刑犯都搞到北京來（笑聲）。所以，看起來不能搞到北京去進行死刑復核。那到外地去，最高法院的法官天天坐著飛機在天上飛，你們知道，有些死囚，囚禁他們的地方往往是一些縣級的或者市級的看守所。最高法院有多少財政支持來做這樣一件事情？我們還關注是不是每一個死刑犯都要受到當面的訊問，如果仍然是書面審查的話，又如何能够保證所有的錯案不會發生？所有的這些問題現在都在緊鑼密鼓地研究過程中，有關的制度現在還沒有出臺。那麽下一步怎麽辦？溫家寶總理在回答記者是否會廢除死刑的提問的時候說：我們的國情决定了我們不能够廢除死刑，但我們一定要想方設法地保證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這是溫總理表達的一個態度。看起來在中國目前的情况下，我們的决策部門不準備廢除死刑。儘管如此，我想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時刻，一個需要我們更徹底地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刻：中國是不是有可能廢除死刑？
在座的有法院的法官，有檢察院的檢察官，有不少實務部門的朋友，也包括我們在座的各位同學。我今天晚上在這裏談一下在這方面的粗淺的，缺乏深入研究的，經常表達了自己的一種感情的或者是感覺的看法。我要跟各位朋友各位同學說的是，我真的不是一個刑法方面的專家，之所以今天選擇這樣一個題目在這裏做講座，是因爲我覺得，不僅僅是刑法學家、刑訴法學家，而且包括從事法理學、法律史研究，乃至從事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心理學等等研究的人，大家實在是需要一塊兒來研究死刑的問題。我特別高興我的同事，北京大學哲學系的何懷宏教授最近正在北京的一家報紙《新京報》上發表系列文章對死刑的問題進行反思。我也很想發表這類文章，不過，某些報紙似乎自我審查太過，設置了不少禁區，例如憲政，例如司法獨立。死刑問題可以談，但是只能談死刑復核程序如何健全，我說，那個我不擅長。我擅長談廢除死刑的問題，他們說那不行，那不可以（笑）。所 以，我只好做一個“嘴力勞動者”，用自己的言說來表達自己對這樣一個問題的關注。
我想，我們可以簡要地分析一下，死刑這樣的一種刑罰，它的性質到底是怎樣 的，爲什麽我們必須廢除死刑？我相信在我沒有講之前，在座的可能不會有多少人會贊成立即無條件徹底廢除死刑。你們會覺得很奇怪，中國現在的殺人犯罪這麽多，經濟犯罪愈演愈烈，現在要廢除死刑，這簡直是白日做夢，而且是完全地對這個國家不負責。我們今天晚上想來簡要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我希望在我講完後，游偉老師能做一個的評論。
爲什麽要廢除死刑？第一個理由就像許多人已經指出的那樣，是死刑很難起到我們預期的遏制犯罪的效果。
我們經常把死刑視爲一種具有工具化意義的懲罰，就是說判决死刑不僅僅是爲了懲罰犯罪人本人，而且爲了殺一儆百，殺鶏儆猴。讓別的人從中汲取教訓。我們看到了研究死刑的專家或者國外的一些數據報告表明，在已經廢除了死刑的國家裏，廢除死刑以後，嚴重犯罪的比例幷沒有多少變化，也就是說，廢除死刑幷沒有導致嚴重犯罪的大規模上升。有時候有一點上下的小幅波動。在一些聯邦制國家，有些州廢除了死刑，有些州沒有廢除死刑，人們發現，兩個州的犯罪比例也沒有太大變化。很有意思的是，有一個廢除死刑的國家——立陶宛——在廢除死刑後，像殺人這樣的嚴重犯罪的數字下降了。這是值得我們玩味和思考的問題。爲什麽執行死刑幷沒有起到我們所希望它起到的那種作用，也就是遏制犯罪？
一位著名的法國文學家也是哲學家，許多朋友可能讀過他的書，加繆（Albert Camus）， 他有一部小說《局外人》，他還寫過另外一篇不短的文章《關于斷頭臺的思考》。《局外人》講的就是一個死刑犯的心路歷程。小說背景是法國的殖民地阿爾及爾， 有一個年輕人，早上接到他母親死去的噩耗，然後他就趕快回去處理他母親的後事，在停放他母親尸體的房間裏邊還抽了一棵烟，這被視爲是大逆不道。他還表現得很冷漠，他母親下葬的時候，他幷沒有哭。辦完了喪事，他又回到了阿爾及爾的市區，下班後又去游泳，就在當天。游泳過程中，看到他從前的一個女朋友也在游泳，突然兩個人在水裏邊四個眼睛一對又恢復了以前的情感。然後兩個人又一起到電影院裏看了一部喜劇片。他媽媽當天剛下葬，他就看一個喜劇片。看完以後，兩個人就回去自己演了一點兒特殊的“喜劇”（笑聲）。後來周末的時候，他們幾個朋友一塊兒到一個地方去玩，玩的過程中跟別人發生了衝突，結果這個人用他朋友 的手槍把另外一個人給一槍打死了。結果，就進入法庭。“局外人”的意思仿佛是，在法庭的審理過程中間，他忽然發現法庭的程序之于他是如此陌生，他發現好像審判的對象不是他，他自己想說話的時候，他的律師說，你不要說，你說會有問題的，我來說。他說這是我的事啊，這不是你的事。他說，不，不，不，你別說。整個的法庭程序提到的很多問題，比方說，他在他母親旁邊抽了一顆烟，都被視爲他的冷漠，最後必然會走向殺人犯罪道路的一個象徵。那麽這個人最後是被判處死刑了。當然這個過程中說了很多很值得我們反思的話。
在《關于斷頭臺的思考》一文中，加繆曾經提到過英國在二十世紀初有關死刑犯的一個統計數字。過去的死刑執行情况大家知道，是一種節日化的執行，執行死刑是城市人的節日。大家在一個城市的廣場上，架起高高的行刑台，所有的人裏三層外三層的，大家看著執行死刑的過程。英國有人做一個統計，問那些即將被執行死刑的人：你以前看沒看過執行死刑的場面？出人意料的結果是，超過70％ 的人都說看見過，其中不少人還看過多次。有人去看，看完了幷沒有受到足够的震懾，後來又殺人去了。殺人的犯罪，怎樣的因素是可以遏制，怎樣的因素是不可能 遏制的？就在今年，我們馬上要過去的這一年的年初，在浙江杭州市發生了一起殺人犯罪，有一個某大學的女大學生，據說長得還很漂亮的一個校花，出去考六級考 試，這一出去就沒再回來，人們說六級考試害死人（笑聲）。她打個車去到考試的地方，考完又打個車再回來。回來的路上，前面有個大卡車忽然運行軌迹很不規范，于是司機爲了躲避那個大卡車，狠打了一把方向盤，導致這位女大學生腦袋磕在玻璃上，很疼。女大學生馬上問：你怎麽開車的?!司機說：你看前面那輛大卡車，我這不是爲了咱們的安全嗎？大學生的優越感一下子顯示出來了，說：你們這種人，就是素質最差的一些人，你什麽啊，爲了躲車，你看你這車開的……越講越難聽。司機小夥子忍氣吞聲。結果到了這個女生住所地，女生要下車之前看看表上反映多少錢，發現是18塊錢。女生說：我這不是第一次走這條路了，我每次都是16塊錢，你這憑什麽是18塊錢？！司機說，這是表的問題，表就顯示的是18塊錢，你說怎麽辦？女生說：我就給你16塊錢，你剛才還磕了我一下，給你16塊 錢就不錯了。司機也來氣了，少一分錢你也別想下去，兩個人就爭爭爭。最後，這個女生居然一伸手，準備去抓這個司機的臉。司機這個時候一下子爆發了，回過頭，一把把這個女生的脖子給掐住了，等他意識到發生了問題的時候，悲劇已經發生了，掐死了。這個小夥子已經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了。現在，我們就祈求他的靈魂安寧吧。
在北京前不久又發生了一件事情。跟我住同一個院的一個小姑娘在公共汽車上被掐死了。是清華大學一位73歲的老教授的女兒，才13歲不滿14歲。老兩口帶著女兒出去辦事，到了公共汽車上一看，都坐滿了人。73歲的老者，身體有點兒不好，他的老伴就問：有沒有人幫幫忙，讓個座？讓我們家老頭子能够坐下。就在售票員的旁邊有一個座位，特別有意思，這個位子上坐著一位穿著北京公交系統制服的40多歲的女性。然後那老太太就說，你不能起來，讓我們家老頭坐？這個女的眼睛一橫，說：憑什麽？！北京人說話，真是損人啊。她說了一句很難聽的話，老太太說你憑什麽這麽說？如何如何，就吵了起來。吵起來就吵起來唄，結果這個售票員本人看到了她的同伴好像受到了某種委屈，就開始報復。這種報復方法很獨特，就叫他們每個人多花一塊錢買票。他們上車的那一站只需要買一塊錢的票，但如果在前面那一站上，就要買兩塊錢的票，差一站就差一塊錢。售票員硬說他們就是從前面那站上的，發生了很大的爭議。這個13歲的小女孩說：你們這幫子人都是社會素質最差的一批人。這樣一說，40多歲的這位女售票員忍無可忍，一下子把這個小女孩給掐住了。接著一看這小女孩身體一軟就倒在了地上，這把掐得真是厲害。老頭老太太一看女兒成這個樣子馬上就說，趕快搶救我的女兒啊，趕快想辦法送醫院。前邊那司機說，還送醫院呢，咱們到總站去交了罰款再說吧。最後的結果是，下一站的時候，門終于打開了，老頭老 太太送女兒上醫院，結果醫生說其實已經死了。小女孩就這麽死了，現在掐死人這位婦女已經被抓起來了，還不知道怎麽判。
現實生活中，殺人犯罪到底發生在陌生人之間多還是熟人之間多？即使在我們國家，有關的統計數據已經表明，60%甚至70%以上的犯罪是發生在熟人之間的。一個家庭內部，你們聽說過一個母親把孩子給打死，你們發現夫婦倆經常一個把另一個給處死。但是許多情况下，發生在熟人之間的殺人甚至包括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的殺人，都是一種激情之下的殺人。殺人的時候，腦袋一片空白。沒有辦法通過死刑來遏制殺人的犯罪。其他的犯罪，死刑能不能遏制？我們可以說，只要一個事實就可以有效地說明死刑的無效。那就是：判了死刑以後我們不得不判更多的死刑。當我們不斷地通過死刑去鎮壓那些個犯罪的時候，你就會知道，死刑是無效的。死刑如果是有效的話，我們判了死刑以後，就應該不再發生這樣的事情。比方說，成克杰先生被判處死刑，但是官場上的貪污受賄情况却愈演愈烈。那真正給人的感覺是大家都變成了革命烈士，死怕什麽？砍頭只當風吹帽（笑聲），爲了錢，我怕什麽？這樣的一種情况是值得我們去關注的。
第二個原因，爲什麽應當廢除死刑，是因爲死刑不僅僅不能够遏止犯罪，反而會激發犯罪。
我在這裏邊，引了孟德斯鳩的話：在一個國家裏，如果盜竊十塊錢和謀殺國王都是死刑的話，那麽人們都去謀殺國王。因爲謀殺國王可以把國庫給盜竊了，自己就當國王了，這多好，那不僅僅是腰纏萬貫的事情了。民間的說法是：殺一個够本，殺倆賺一個。一不做，二不休。
你們知道，當你——別，抱歉——當我犯了一個必須用判處死刑的方式來加以處罰的罪行，我犯了第一次的話，我就完全沒有了一點點害怕，我就開始不斷地犯第二次、第三次。爲什麽會出現爲數不少的那樣一種犯罪？比方說入室搶劫，過去的時候，人們到屋裏邊去就是搶點兒錢，偷點兒錢，但是現在，入室的盜竊或者是搶劫往往伴隨著殺人，因爲涉及到死刑的問題。反正大不了就是一死，你把房子裏的人給殺掉，反而會把證人給殺了，沒有人看到過我犯罪。如果留著這樣的一個活口那麽很可怕的。于是這就激發了更多的犯罪。
我們可以看到意大利著名的法學家貝卡利亞（Cesare Becacaria） 的《犯罪與刑罰》，這位偉大的哲人的著作，薄薄的一本小書。在今天，一個人如果一輩子隻寫這麽一本小書的話，連教授也評不上，但是貝卡利亞成爲我們人類曆史上，尤其是我們法律人的歷史上非常光輝燦爛的一個名字。他不斷地激發一代一代的後來人投身到廢除酷刑和死刑的運動中。貝卡利亞說：“人的心靈就像液體一 樣，總是順應著他周圍的事物，隨著刑場變得日益殘酷，這些心靈也變得麻木不仁了。嚴峻的刑罰造成這樣一種局面：罪犯所面臨的惡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規避刑罰。爲了擺脫一次犯罪的刑罰，人們會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罰最殘酷的國家和年代，往往也是行爲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國家和年代。”這是爲什麽死刑會更多地去激發犯罪。這是我們對人性的觀察能够得出的一個結論。
（聶樹斌的照片）這張照片不大清楚，如果清楚的話，你們會看到這個小夥子長得非常漂亮，很陽光很燦爛的樣子。這是河北省的一個農家孩子，他叫聶樹斌。你們看到過《南方周末》和其他一些報紙的報道。聶樹斌先生的事情是在今年的2月份被發現的。在河南省鄭州那個地方發現了一起犯罪，犯罪人來自河北，到河南來作案，警方在審訊他的時候，他交待說，在十年前河北省石家莊市郊區的某一個農田裏邊强奸和殺害了一位女性。河南省警察很高興，這個好，十年前的案子現在都破了。打電話給河北省警方，河北省警方的回答把他們嚇壞了：“十年前我們已經把那起犯罪的被告人判處死刑了。”河南省這邊趕快把罪犯押解到那兒去，然後兩邊警方同時讓罪犯做一個現場的指認，結果發現正是當年的那起犯罪發生的地方，各種情節也都相當的一致。這真是令人震驚。媒體把這樣的一個事件報道出來了，人們就想，這是怎麽回事？爲什麽會發生這樣的情况？
你們看得到這位母親，聶樹斌的母親，撲到在他兒子的低矮的墳頭上哭喊著。他的兒子不滿21歲 就被執行死刑了，十年來，這個家庭蒙受了多少屈辱，他的兒子是以强奸殺人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被害人的家庭當然會認爲就是他本人所犯的罪行。所以這個 家庭十一年來在人們面前抬不起頭來，而且誰有能力叫他死去的兒子複生？一聲聲，一聲聲，來自母親的呼喚……旁邊這張照片是一張報紙，一點兒都看不清楚，題目是《青紗帳迷案》，作者是一位警察，他也參與了案件的偵破，文章裏邊說經過警察連續幾天的突擊審訊，罪犯終于在公安機關的面前低下了他高傲的頭，交待了他殘忍的犯罪罪行。現在這個案件，你們知道，還有點兒不了了之。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在我看來必須要由一個超然的機構來進行調查——當年到底是怎麽回事，但是，我們現在是由河北省有關部門，政法委組織了一個由公安部門、法院、檢察院人員組成的一個調查組對這個事情進行調查。差不多是當年製造這起冤案的人現在在調查這起冤案。所以他們已經告訴大家說，這個案子是後邊這個人胡說八道，這個案子判得一點兒問題都沒有。所以現在有關的問題還在爭執中。這位可憐的母親，仍然還沒有得到一個清楚的結論。
爲什麽會出現冤案？爲什麽會出現屈打成招的現象？我們這個國家有許多因素使得這種屈打成招變得很經常。（ppt上一張殘忍的刑訊逼供時的照片）是的，刑訊逼供導致了太多的冤案發生。現在有一些人還爲刑訊逼供辯護，說刑訊逼供有它可理解的地方。我們國家有關的經費緊張，沒有其他國家那麽先進的器材，于是我們就打吧，不打如何肯招？如果這張照片更清楚的話，你們可以看到被刑訊的人手銬部位的斑斑血迹。他一定要使勁兒把自己的兩隻手緊緊地扣在一起，否則的話手銬就會直接變成連接他兩隻手的唯一途徑，這是很可怕的。刑訊逼供，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久治不愈的頑症。爲什麽要刑訊逼供？我們都知道，有時候口供能够使得我們瞭解有關的犯罪的事實，有些個案件有疑難的時候，真的是沒有辦法去調查，沒有辦法去瞭解。于是，“打”就變成了很好的一種方式。法國著名的作家，也是一個哲人蒙田曾經說過一句巧妙的話：刑訊逼供不足以考察一個案件的事實，而只能够考察一個人的忍耐力。能忍耐的人不說實話，不能忍耐的人說的是假話（笑聲）。好像得到的都是虛假的東西。但是我們也都知道，刑訊逼供實際上對于執法部門來說的確能够獲得案件的一些真實的情况。一般的犯罪人都有一種僥幸的心理，都希望能够逃脫有關的懲罰，那麽，打，就變得無法忍受。這是蒙田引用的羅馬人的說法：嚴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實，不能忍痛者吐不實。這個巧妙的翻譯，我們要感謝錢鍾書先生。
（佘祥林的一張照片）上面這個人是佘祥林，是今年湖北省震驚全國的另外一起冤案的主角。湖北省的有關部門還是法外開了點恩，他本來是被指控故意殺害了他的妻子。但是最後湖北省高院，湖北省政法委員會用了一個巧妙的招數，說這個案件實在是有一些個疑點，最後就把它放到了基層法院進行一審，佘祥林的律師就告訴他：你死不了了。佘祥林還很奇怪，這是怎麽回事？律師說：一審如果是基層法院的話，就不會被判死刑。結果，果然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佘祥林先生何等的好命啊，十一年後，他的太太居然又回來了，那個被說成是他太太的那具尸體， 不知道是誰人的尸體，這就意味著另外一起犯罪沒有被偵查。她的太太因爲精神病出走，後來又回來，這才發現了這樣一起重大的冤案。在今年的11月11號，宣布無罪的佘祥林先生到北京去了，因爲他的這個案件在整個的報道過程中，《新京報》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新京報》是南方報業集團在北京辦的一份報紙，是現在在北京非常受關注的一份報紙，而且是真的想做一點兒事的報紙，儘管我現在在那裏發表不了文章（笑聲）。他們對這個案件進行了連篇累牘的報道，引發人們對 于佘祥林冤案本身的廣泛關注。11月11號他參加了《新京報》兩周年的紀念活動。第二天，感謝《新京報》的一些朋友，我們在一起坐下來聊一聊天兒。我見到佘祥林，覺得這個人已經不是一個特別正常的人。你們看到他伸出的食指，實際上是一半的，他告訴我說，賀老師，沒有辦法忍受。十天十夜的時間，公安部門不讓我睡覺。用個大燈照著他，毆打他，什麽辦法都能想得出來，他說實在是沒有辦法不說。最後的結果就是，你們要什麽吧？要什麽我說什麽。最後就交待，交待完了以後又翻供，你們知道，不打了以後，感覺好一點了就開始說，那不是我，那不是我！那就再打。手指頭都被打掉了，這不算是最嚴重的。我過去曾經接受過一個上訪的材料，來自山東濟南的一個老工程師，他的兒子被公安部門抓去以後就沒有回來，後來他們看到自己的兒子已經是慘不忍睹。身體被各種火棍戳的都是洞，四個手指頭都被搞沒了，這樣的一種情况真的是讓人覺得震撼。
我們如何去避免刑訊逼供？現在不僅不能克服，而且刑訊逼供的手段又在不斷地得到改進。過去所有的那些方法我們現在都能够用得到。刑訊逼供的各種方式大家可以去研究，是一門專門的學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有一位我非常尊重的老 輩學者周葉謙教授，他已經去世了，是一位滿腹經綸的人，但是他的肚子裏邊裝的學問最多的一個門類就是刑訊的方法（笑聲）。他對中國古代各種各樣的刑訊方法如數家珍，跟你娓娓道來，當然聽得你毛骨悚然（笑聲）。我們現在在這個基礎上又有所發展有所創新，用句時髦的話叫“與時俱進”（笑聲）。刑訊如何能叫別人看不出傷痕來，但是叫你內部發生了很嚴重的問題。拿著大燈照這種事兒，在古代沒辦法，古代沒電（笑聲）。現在拿著個大燈，刺得你沒有辦法。佘祥林說他現在不敢到光綫太强的地方去，他要躲避這種强光，因爲他的眼睛一看到這種强光就受不了。他不願意去見人，他覺得自己已經是一個不完整的人，他在監獄期間，他的母親堅定地相信她的兒子是冤枉的，老太太不斷地去上訪告狀。最後的結果是他的母親被抓到看守所裏邊關了三個月，老太太被關了三個月以後放出來，不久就告別人世了。佘祥林說：“我把我的母親害了，我不知道怎麽去面對我的家人。”他說他現在一回到家就天天呆在家裏，不出門，不願意去見人。而且一出門，一見到陌生的人，就願意往墻角上溜。或者說一見到別人就願意蹲在那個地方，你們知道監獄裏邊只要一見到看守所的人馬上就要蹲下去。這真的是對人的心靈的一種摧殘， 而且最可怕的是，這樣的一種方式，摧殘了整個民族的心靈。難道說，那些嚴刑拷打自己同類的警察在心理上會是健康的麽？可怕的是，運用這種殘酷手段的機構還在不斷蔓延。我到一個縣去，遇到一個警察，這個警察跟我講，工商部門也把人抓起來打，那個警察非常憤怒地說：“怎麽能够這樣呢？我們打人是正常的，他們怎 麽也打？！”（笑聲）你們知道，包括有些個別地方檢察部門，他們也利用對人羈押的這樣一種空間實行刑訊逼供，甚至紀委，也一樣做這樣的事。過去有一位瀋陽檢察院的檢察長被指控犯罪，最後在南京這個地方指定管轄，南京檢察院的朋友跟我說，這會兒他才嘗到刑訊逼供的滋味，不讓睡覺的滋味。那真的是非常的殘酷。這種情况下，可以說是讓整個民族的心靈都變得非常的麻木。當我們想像著一個警察在殘酷地毆打自己的同類的時候，我們不免想起孟子的話：如果人沒有惻隱之心的話，他跟禽獸之間還有什麽差別呢？
毫無疑問，刑訊逼供導致了大量的冤假錯案。雲南省的杜培武案件。他被指控殺害了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同事。杜培武先生本人是個警察，他的妻子也是一個警察。他的妻子跟她的同事在車裏邊被人打死了，被懷疑是杜培武幹的。法院判决的結果證明，這個案件的確有重大的疑問，但是杜培武最後還是被判决死刑，不過是緩期兩年執行。當然杜培武比起佘祥林先生來說幸運多了，好像是一年左右的時間，真凶就落網了，杜培武就出來了。杜培武也一樣地說他是如何遭受那麽嚴重的刑訊，他本人也是一個警察，真的是警察開始打警察了。所以，我們今天這樣的一個司法體制的運行情况，不可避免地導致相當比例的死刑判决是錯案。死刑如果是錯案，跟別的都不一樣。我們的何勤華院長總結華東政法學院2005年的工作，何院長可以說，我們的工作，95%還是做得不錯的，但是5%這個方面還是有一些缺陷，有一些問題，比方說松江校區離得太遠了，校車的安排還需要改進……這當然是比較正常的情况。就刑事判决而言，有期徒刑我們也可以容忍某些缺陷，例如其中有5%的徒刑判得過重，甚至不該判得判了，我們都有機會在一定程度上來挽回損失。當然，對于佘祥林來說，有一些損失簡直是永遠不可挽回，但是，現在佘祥林先生大概能够得到90萬人民幣的撫慰。90萬是買不回來他的有些損失的，但是好歹我們能够安慰他一下，他所到之處大家都伸出溫暖的手向他表達一種同情心，同時也表達一種大難不死以後一種慶幸的心理。但是，死了的人呢？聶樹斌先生呢？這是永遠不可挽回的！我們的法院院長不能够說我們今年判了100多起死刑案件，95%都是正確的，5%是錯誤的，所以成績還是主要的（笑聲）。人頭不比韭菜，割下來還可以重新生長。人頭落地，永遠不可以復原，這是我們之所以說死刑需要我們特別慎重對待的一個原因。
（一張西方攝影家拍攝的清末刑場斬首的照片）對不起，選這張照片讓我心中很不安，因爲它太恐怖了。這是西方人拍的，上個世紀末期，中國執行死刑的一個場景。前面那個人的腦袋已經被劊子手給砍掉了，你們注意後邊那個張著嘴的人， 正在等待著被執行的人，那樣的場景真的是，他的嘴張得就跟字母“O”一樣。他們是故意把先執行的那 個人放在他前邊，然後接下來再執行他，你們可以看到周邊的裏三層外三層，高處站著的那麽多的人，大家都在看著這場屠殺的表演。我們在研究古羅馬史的時候， 有許多人說因爲角鬥這樣的一種方式，而使得羅馬人的心靈越來越麻木，越來越不人道，越來越殘忍。那麽我們說，這樣的死刑執行也是非常非常的殘忍，也是在鼓勵著嗜血的殘忍的國民心態。
（另一張照片，一位美麗的姑娘被執行死刑前的照片）這張不那麽恐怖，但是她的表情也許給人一種更加慘淡的感覺。她似乎在笑，不，這樣的笑容看起來比哭還令人難過。這是發生在廣東的一個案件，這個女士來自河南省。她跟她的男朋友一塊兒謀殺了另外一個女士，這是個很奇怪的案件。這個女的跟她的男朋友已經吹掉了，然後接著跟另外一個有家庭的男士保持曖昧關係。那個男士的太太瞭解到這個情况以後怒不可遏，就威脅這個女的，如果不結束他們兩人的關係就如何如何。結果這個女的把她從前的男朋友叫來說：咱們倆把那個黃臉婆給殺了吧。然後他們倆果然把這個人給騙到賓館裏邊，由這個男的把這個女的給殺掉了。結果是這兩個人一塊兒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這個是執行前的一個場景。你們看她脖子上還纏著 一根繩。我們現在執行死刑當然不是公開進行了。但是在前不久的嚴打期間還有許多地方通過公審大會來把死刑犯展現在更多的人面前，以便起到一種威懾的作用。 但是這樣的做法實際上在客觀上鼓勵著這個國家的一種殘忍的國民心態。貝卡利亞說：當政府殘忍地對待國民的時候，國民也會殘忍地對待政府，或者說殘忍地相互對待。我認爲這是我們所說的死刑鼓勵嗜血的心態的問題。
接下來第五個理由：國家是否有殺人的正當性？政府或者國家的存在對于我們 來說是必要的。關于國家是如何起源的，我在這兒不需要說那些很理論性的東西。社會契約論告訴我們，國家是爲了我們本身的利益，爲了我們的安全，爲了我們的自由而設立的。政府的存在本身有著前提性的條件，人民各轉讓一部分權利給政府，但是，人民在轉讓權利的時候，絕對沒有把自己的生命轉讓給政府。這是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來出發得出的一個結論：政府沒有殺人的正當性。
另外一個就是說政府殺人似乎是以惡治惡。你把別人給殺了，好，政府說，我把你也給殺了，因爲我要禁止殺人。但是禁止殺人的政府自己却殺人，這不是一個悖論嗎？這點我不想展開來說，因爲大家可以看有關的關于死刑廢除方面的一些個論證。這個問題其實非常地有說服力但是非常學理化。也許，對民衆來說，這是特別不具有說服力的。
死刑侵犯人的尊嚴，這是死刑應當廢除的第六個理由。死刑的執行過程帶有相當大的殘忍。我們知道，它是對人的一種威脅和震懾。我們國家執行死刑跟西方國家執行死刑的時間，我發現有個差別。西方國家，我看有一些書，他們通常是早晨的時候跟你說：一會兒走吧哈，大限就到了。是你早晨一覺醒來的時候他要告訴你一會兒執行死刑。但是我們國家不是的，我們國家是頭天晚上就告訴你（笑聲）。德國存在主義哲學說：對死亡的恐懼是一切創造的源泉。我們因爲怕死，所以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要留下更多的痕迹。我們正常人都害怕死。因爲死亡這個東西實在是太神秘了。人爲什麽會生在這個世界上，人爲什麽要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死了以後，到哪兒去了呢？英國BBC曾經做過一個專題節目，就是體驗死亡。采訪那些個死過的人，就是那些個從死神的邊上給撈回來的那種人。在醫院裏邊，眼看就要死了，又給搶救過來了，那時，會有怎樣的一種感受？一般的人回答都是：好像有一個漆黑的洞，身體就不斷地往下墜，速度越來越快，眼看著在遙遠的地方有一點點光亮出現了，一下子就活過來了。還有人說在飛翔，但都有人說是有個黑洞。現在，還沒有任何實證的研究告訴我們死以後到底是怎麽回事（笑聲）。我們還會再以某種方式存在在這個世界上嗎？我們會不會變做一隻小鳥，飛到蘇州河上空，看一看萬航渡路華東政法學院的校園，看著莘莘學子仍然在很好地學習，感到很寬慰：我過去在這兒做過講座（笑聲，掌聲）。有人說是靈魂不滅，有人說人死如燈滅，死了就沒了，我總不相信人死了就沒了，我總相信他還會以某種方式繼續存在在這個世界上。但不管怎麽說，死這個東西令人恐懼，讓人 覺得害怕。正常的死亡我們都害怕。我看有一些老人怕死，天天嘴裏念叨，快死了，但是天天想辦法搞點這個吃點那個，以延緩死亡的到來。還有人去追求長生不老之術，都是怕死。但是，這種死畢竟還是正常死亡。七八十歲，八九十歲，前不久，費孝通教授去世了，高夀，大家都覺得“仁者壽”。
但是，另外一種死亡不一樣。那就是，頭天晚上跟你說，今天晚上想吃點兒什 麽（笑聲）？抽烟的人，抽吧。要烟？中華？好，給你！辦一桌好飯，可以吃，隨便吃，但是不允許喝酒，我聽說是不允許喝酒，在座的法院的法官告訴我是不是可以喝點酒。要是我的話，我就希望能喝點酒（笑聲）。但是，那一桌好飯，有許多人壓根吃不下。因爲他知道這是最後一頓晚餐了，第二天就要死了。這是有計劃的死亡，一般的人死亡都是無計劃的，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死了。這個是有計劃地告訴你，第二天要死，而且這種死法是多麽的殘忍，是被一顆子彈給打死。所以有許多人一下子精神全崩潰了，因爲，要死了。有些人就是什麽話也不說，眼睛呆呆地盯著前方，那個眼神令人恐懼，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麽，有時候他腦子可能什麽也沒想。有些人就不停地哭啊哭，恨不得把這輩子的冤屈和下輩子的冤屈一塊哭完。有些人在哈哈大笑，怎麽會這麽笑法？有些人在不停地寫啊寫，好像要把所有的心裏話都給寫出來。那天晚上真的是，你們知道有個歌劇的選段叫《今夜無人入睡》。有幾個第二天要被執行死刑的人還可以睡一晚上？第二天要被執行死刑了。朋友們請注意，我給大家選的這張圖片，這個人的膝蓋那裏系著繩子。兩條褲管那個地方都用一條紅色的繩子給系住。爲什麽要系住？因爲往往被執行死刑前，有許多 人大小便已經失禁了，爲了不至于搞得髒兮兮的，于是就把它扎起來，扎起來就沒事了，再把他拖到刑場上。有些人已經渾身都癱軟了，真的是被拖著去的。這樣的一種死刑執行，真的是對人的尊嚴的一種侵犯，這是死了幾回了？你在街上殺一個人，一刀子就把他給捅死了，他根本還來不及恐懼。但是我們的法院要殺一個人，這過程複雜得很。一審法院判决死刑立即執行，這不是說來幾個法警“怦”一槍就把你給打死了，那倒也痛快。不。他叫你等著。你還有權上訴。自己已經是半個人到了閻王殿那地方去了，但是還抱一綫希望，能否上訴成功？但是最後還是不成功，這一段時間飽受心靈的折磨。最後，死去。我們不知道被子彈打死那是怎樣的一 種滋味，沒有人能够跟我們描述。那種殘忍，哪里是殺一個人償一條命？這簡直是把一個人不知道殺了幾次。我相信這是對人的尊嚴的一種侵犯。
人，不管他多麽罪大惡極，不管他犯下了多麽嚴重的罪行，他仍然是人，他是我們的同類，我們的同胞。他們當然享有人所應當享有的尊嚴。我們看到古代還有過賜死，喝毒酒死去，但是現在這樣的一顆子彈，真的是讓人覺得沒有尊嚴。
殺人償命，是，殺人還可以說償命，但是經濟犯罪爲什麽要判死刑呢？（兩張照片）兩個警察之間的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成克杰先生，全國人大前副委員長，党和國家領導人之一，因爲收受不正當的金錢賄賂據說達到了三千萬，但是這個數字一直搞得不是特別地清楚。跟他一塊兒犯罪的人叫李平——旁邊的這位相貌姣好的女士，是他的相好，相當于萊溫斯基之于克林頓（笑聲）。李平女士跟成克杰表示將來他們要結婚，然後成克杰就開始叫李平做許多的事情。在成克杰作廣西自治區政府主席期間，他們一塊兒做了不少事情，他們又分別做了不少事情。這個案件一審判處死刑之後，我曾經寫過一封信給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希望最高法院能够關注這個案件審理過程中的一種嚴重地違反司法本身應該遵循的程序的問題，比方說，他們兩個人爲什麽不能在一起接受審判？他們的審判是互相封閉的隔開的。他們屬于共同犯罪，你們知道，共同犯罪在許多情况下，幾位被告人之間，與其說他們在跟檢察官發生衝突，不如說他們經常是相互之間發生衝突，要搞清楚到底是誰犯了這項罪，如果要是跟成克杰毫無關係的話，那麽李平必須要承擔責任。但是，這個案件的審理過程居然是完全分開。成克杰的律師想要見一下李平是見不到的。接下來，案件的判决幾乎都是依據李平女士的證詞。判决書的每個自然段開始的時候都幾乎是說：證人李平說，如何如何；證人李平交待說，如何如何。我自己覺得這個是太可怕了。因爲李平很可能爲了爭取自己的刑罰更輕，本能地願意把更多的罪行推到成克杰的身上。那麽，寫了這麽一封信寄給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一位領導說，當時我們接到你的信，大家傳著看了一下子，然後笑了笑，也就過去了（笑聲）。成克杰被判處死刑，這是我們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年以後判决死刑立即執行的級別最高的人物。
經濟犯罪，你們知道，一個人貪圖的是金錢，你給他的最大懲罰是把他罰的傾家蕩産，你把他判處死刑了，到底有多大的必要和價值？我自己總覺得人命價值遠遠高于任何金錢，不是金錢可以衡量的。他僅僅是因爲貪污了一些錢，你就把他判 處死刑。這還是輕的呢，過去上海曾經處决過一個也是長得很漂亮的幼兒園的會計。她只是貪污了21萬塊錢，就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了。人命啊！人的命，價值到底幾何？但是，我要告訴大家的是，這個問題如果要是在網上公開討論的話，這條理由最容易引發民憤，老百姓會覺得你又站在貪官立場上了。過去我們有些刑法學家們在鼓吹這條的時候，都有在網上被口水給淹死了好幾條命的那種感覺（笑聲）。因爲老百姓不能够忍受對貪官污吏的這樣的一種放縱。在他們看來是放縱，但是實際上讓他們財産全部喪失，然後讓他們在監獄裏邊終日以泪洗面，我相信這樣的懲罰也許幷不輕鬆，也許幷不見得比死刑更輕。經濟犯罪不應該判决死刑是我們這裏說的第七個廢除死刑的主張。
死刑之所以應該廢除的第八個原因是，死刑經常被用于實現刑法之外的一些目的。
（油畫：蘇格拉底臨刑前）這張圖片上中間那位正在準備喝毒酒的，還在侃侃而談的，就是我們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殉道者蘇格拉底先生。蘇格拉底當然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同時他也是一個民主的敵人。他最不喜歡的制度就是民主政體，他認爲，正是因爲這樣的民主政體才使雅典走向了衰落。所以老頭子終其一生，天天在街上就給人宣揚民主的壞處，攻擊他的國家。而且他那個攻擊法特別富有說服力。他往往在街上遇到一個人攔下來就問：你能告訴我什麽是善嗎？那個人就開始回答什麽是善，回答的過程中間又有破綻，他接著問那個破綻，到底爲什麽是那樣的，那個人再接著告訴他，一直到最後，那個人說：蘇格拉底，我不懂（笑聲）。蘇格拉底到處跟人家說：我什麽都不懂。但實際上，人們最後的結論是：他，是一個最有知識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間流行的說法叫知識越多越反動。這種人的頭腦比較複雜，而且這種人相信精英政治，他相信一個國家的治理是需要專業人才的，是需要精英的。我們修鞋的時候找這個城市最好的修鞋匠，我們理髮的時候找這個城市最好的理髮師，我們做衣服的時候找這個城市最好的裁縫。但是，我們治理國家的時候，修鞋的、理髮的、裁縫都來了，說：我們都能治理國家！這是什麽道理？！所以蘇格拉底最不喜歡這樣的民主，不斷地對其進行攻擊，于是他被指控犯有兩項罪 名：一條是蠱惑年輕人，一條是瀆神。最後面臨著雅典法庭的審判，你們知道，雅典的法庭，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法院的法庭。我們國家的法院不能够叫人民法院， 因爲人民法院這個意思啊，直接用西方文字來表達，你們知道，就是相當于外行人來審理案件的法院（笑聲）。雅典是這樣的一個真正的人民法院。老百姓在街上抽簽，誰抽到誰去參與案件的審理。所以審理蘇格拉底這個案件的是一個由500多人組成的大法庭，有人把它翻譯成“陪審團”，其實是錯誤的。因爲雅典那個審判團不是陪審。陪審是有主審法官，旁邊有個陪審團。蘇格拉底案件的五百多人就是審理案件的法官。對蘇格拉底來說，他面對著非常尷尬的一個選擇。你們知道，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發現有許多人的眼神流露出對他的同情，有許多人覺得不應該判這樣的人死刑。因爲這樣的人是我們雅典難得的一個牛虻式的角色。他不斷地讓我們對自己有所警醒，他讓我們瞭解到自己幷沒有很多的知識，這樣的人不應該被判處死刑。但是蘇格拉底 呢？如果雅典的人民法院最後判决的結果是他不被判死刑，他甚至是無罪的，對蘇格拉底來說，很麻煩的是，這證明了雅典的人民法院以及雅典的民主是特別地富于寬容精神，是特別偉大的一種制度。而他一輩子的奮鬥目標就是論證民主是一件壞的東西。這個太矛盾了。他如果想不死的話，他就要最後證明雅典的民主是好的。 最後的結果是，他毅然决然地選擇了死亡，用自己的死，來把雅典的城邦和雅典的民主永遠釘在歷史的耻辱柱上。他的目標實現了。經過兩次投票，在審理過程中間，他不斷地發表一些讓人覺得非常富于冒犯性的言論。但是第一次的投票結果，仍然還是有大多數人認爲不應該判他死刑。蘇格拉底一看，不好，然後，又要求進行另外一輪辯論，這輪辯論他變得更加富于侵犯性，更加惡意傷人，說是你們應該把我供奉起來，我是雅典最偉大的英雄，如何如何。結果，把更多的人給激怒了。最後，大概是二百八十多票對二百三十多票的結果。這個具體數字我記不清了，反正贊成判處死刑的人僅僅多不多的票數。最後，判處死刑。過了幾天，他的朋友克裏同（Crito）到監獄裏邊去探望他，然後說：“蘇老師啊，我已經想了許多的辦法，已經買通了有關的人員，我們可以越獄逃出去，到美國避難去。”（笑聲）你們都知道，那番對話，也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經典對話。蘇格拉底雄辯地論證了爲什麽一個人不應該越獄，爲什麽一個人應當遵守那些看來對他有害的法律，在我看來，這就是社會契約論比較早期的某種表達。
蘇格拉底的死本身也是由于政見不同所帶來的一種迫害。一個從事思想的人， 怎麽可能被判處死刑？同樣因爲政見不同或是思想不同而判處死刑的，還有我們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夫子所判處的那起死刑，孔子當了魯國司寇，七天，就株殺少正卯。少正卯是什麽樣的人？少正卯本人跟孔子一樣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孔子是我們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民辦教師，少正卯也是另外一位民辦教師。他們兩個人都願意召集一幫年輕人，對他們進行教育。後來孔子教而優則仕了。在判處少正卯死刑的那個判决書裏邊，我發現孔子列舉的幾項罪名基本上沒有任何一條是殺人、越貨、搶劫這樣的罪名。少正卯的罪名是什麽？“心達而險”，是說他這個心啊，有點兒陰險，心陰險是什麽罪名？“行辟而堅”，行爲有點兒怪癖，而且這個怪癖的習慣還很嚴重。“言僞而辯”，他論證一個不真實的命題搞得大家都相信是真的。“記醜而博”，這是什麽意思？我們現在手機偶爾會收到一些個黃段子，不僅是黃段子， 有些政治性的，挖苦領導人那種段子，少正卯就是這種人，對這種段子記得特別多（笑聲），講演的時候經常能給學生們講一講，大家哈哈大笑一番（笑聲）。有一個細節還是很值得我們關注的，在孔子做教師期間，少正卯在他附近也開了另外一所學校。讀《論語》你們都知道，孔子似乎很不喜歡口才好的人，“剛毅木訥，近于仁”，他喜歡這種人，意志堅定但是沒有話的人。“巧言令色，鮮矣仁”，他不喜歡這種人。他認爲，仁者很少有口才很好的。你看，像鄧析、公孫龍這樣的人，說什麽“白馬非馬”，辯論白馬非馬。是啊，這個東西很有意思，這跟人的常識不一樣，白馬怎麽不是馬了？我們在街上看到一匹馬，你敢說這不是馬？不，它不是馬，它是白馬（笑聲）。白馬不是馬呀，對啊。你們這一輩子看到許多中國人，許多德國人，許多法國人，美國人，我問你，你們看到過人嗎？（笑聲）。從來沒見 過“人”，所以白馬非馬，中國人非人（笑聲）。當年鄧析這樣的人，他就是開了一個律師培訓班（笑聲），然後，辯論，今天你站在原告的立場上，明天你站在被告的立場上，同一個命題，大家辯來辯去。這裏訓練的人，每一個都伶牙俐齒的。但是，這却讓一些人憂心忡忡。儒家這派的人物，覺得這簡直是壞心術的做法。于是，鄧析先生被判處死刑了，少正卯也被判處死刑了。這幾起大的死刑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們中華民族後來的發展方向。例如，這個國家沒有任何公開辯論。 你們看到法庭上有律師嗎？沒有，中國傳統的法庭上是不存在律師這個職業的，因爲律師要辯論，我們最不喜歡辯論。古希臘人經常在廣場上跟大家發表演說，我們有過廣場演說嗎？沒有，我們國家的城市也沒什麽廣場。大家在一塊兒就喝酒，或者是就起義，大家在一塊兒，“反了吧”，然後就反了（笑聲）。整個的歷史，就是“這裏的黎明靜悄悄”。或者是忍氣吞聲，或者就是揭竿而起。這是中國的一個很大的問題，這甚至是我們政治的一種品質，一種風格。直到今天，你看到過我們的人大辯論嗎？我們人大沒有辯論，只有發言。發言是什麽？大家拿著稿子在那兒說，我們工作取得了怎樣的成績。你看到國家領導人之間會辯論嗎？沒有，我們的政治是完全排斥辯論和富于生氣的言說的。我們的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不崇尚辯論。所以，少正卯、鄧析這樣的人，因爲他們崇尚辯術，最後被判處死刑了。蘇格拉底的這起死刑，會令我們永遠扼腕嘆息。我們會覺得雅典的民主最後怎麽會犯這樣的錯誤？
（一張耶穌的照片）這個，耶穌基督被吊在十字架上。宗教的迫害，也是人類很多死刑的一種根源。
（四個人物的照片）這幾個人呢，可能許多人都能够認出來。這個左上角的人是羅伯斯庇爾，法國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個法學家，他是個律師出身的人。羅伯斯庇爾不斷地發動對貴族的殺戮。判處了許多人死刑，但是最後有一天，他本人也被判處死刑了。下邊這個是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這也是一個根本不把死刑當回事兒的人，看著大刀朝他砍來，他說：“不亦快哉，快哉！快哉！”這也是一個湖南人的典型。在座的如果有來自湖南的朋友的話，你們完全可以以他爲自豪，真的是一個仁人志士。但是我前一段時間在《法制日報》上發表一小篇文章，最後一句話就是“假如清朝已經廢除了死刑，何至于33歲的譚嗣同就血灑菜市口？” 我想間接地表達一下對廢除死刑的一種呼喚，結果那個編輯眼光如炬，明察秋毫，把我最後一句話給删掉了（笑聲）。這個禮拜六又會發表一篇文章，這次我已經怒不可遏了。我寫文章經常會寫到淩晨兩點鐘左右。我說，我點燈熬油寫這樣的文章，最後你們還給我砍來砍去的，這次你們要是給我砍掉一個字，今後我就再也不在你們那兒發表文章了！結果他們說，好好，一個字都不删（笑聲）。
布哈林，蘇聯共産黨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大概在1938年， 被斯大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布哈林臨死的時候，口授一份遺囑給他的太太，讓他太太一定要記住，其中有一句話：同志們，告別了，永別了，在你們向共産主義前進時高舉的紅色旗幟上有我布哈林的一滴鮮血。布哈林是多麽受列寧賞識的一位理論家，但是，列寧越喜歡的人，斯大林越嫉恨。因爲對他形成了直接的威脅。所以，1938年的時候被作爲人民公敵判處死刑。斯大林治下判處死刑的人遠遠超過沙皇期間所殺害的人的數量。簡直可以說是空前絕後，比希特勒殺的人都不少，真正是殺人如麻。
這一位是張志新烈士。1975年被執行死刑。是一位非常端莊秀美的女士。大學期間就非常喜歡拉小提琴。畢業以後分到了遼寧省委組織部，在遼寧省委組織部期間，文化大革命發生了。她自己對于打倒劉少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認爲劉少奇不應該被打倒，打倒劉少奇是錯誤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應該被發動的。結果，被人告發了，被判處無期徒刑。在監獄裏邊接著發表了一些言論，一直到了1975年的時候，被執行死刑。張志新烈士被執行死刑之前，當天的早晨，有關的醫療部門被命令過來，首先把她的喉管給割開。因爲把喉管割開，一個人就不能够喊一些個反動口號，或者喊一些令人尷尬的口號，比方說“打倒某某某”之類。張志新烈士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在執行死刑前被割斷喉管的人。做醫療工作的人怎麽可以做這樣的事情？！古希臘學醫學的人最後要宣誓——希波克拉底誓言，一個人永遠不能做殺人的事情，不能够幫助別人去死亡。但是，我們看到了，文革期間是何等的一種殘忍？我剛才說，我們這個國家的死刑鼓勵人們 的一種殺戮，人們的一種殘忍的心態，嗜血的心態。文革期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活活打死了多少人？有一個貧下中農的老大爺，他怎麽至于死亡？到人民公社去請一尊毛主席的塑像，當時，毛主席的半身塑像很流行。在像現在這樣的一個數九隆冬，北風怒號，他把毛主席的塑像抱著回來，路太遠了，走著走著手就凍僵 了，他就想，怎麽才能把手揣在袖口裏邊？一摸，兜裏有一根麻繩，這就把毛主席的脖子給栓起來了（笑聲），背到後邊去，可以了，就把毛主席背著這麽走了。結 果，被貧下中農發現了，現行反革命，這不是要吊死毛主席嗎？（笑聲）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那個時候，紅衛兵最可怕了，高中生啊。高中生居然能够把他們校長的太太給活活打死，還逼迫他們的校長抱著太太的尸體跳舞給學生看。北京郊區的一個村子裏邊，地富反壞右被集中起來，也是大冬天。北京的大冬天。把他們脫光了衣服放到外面去凍，凍僵了以後再回來用火盆烤，烤完了以後再送出去凍，一直把他們全部折磨死。所以，我們這個民族啊，大家想想，我們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有一些東西讓人覺得，怎麽會那麽殘忍？比方說四五個彪形大漢在街上毆打一位婦女，然後旁邊的人圍觀，不予干預。我們說偉大燦爛的中華文明，建設和諧社會，和諧個鬼？（笑聲，掌聲）。所以，我們不斷地看到了這樣的一種政治的悲劇：死刑用于政治的迫害。
我們最後看一看第九條廢除死刑的理由。如果有死刑的話，我們就必須保留一 種特殊的職業，那就是劊子手。劊子手就是以殺害自己同類爲生的那些人。有些人當然是業餘兼職（笑聲）。中國傳統社會有許多劊子手是業餘兼職，平常殺猪，需要的時候再殺人（笑聲），殺人給的報酬比殺猪高一些而已。但是有許多國家特別職業化，劊子手就是殺人的。現在殺人都是用警察來殺人。（照片一張）我們可以 看到一個殺人的場景，可能看不清楚，也是一位女性，被打死那樣的一個片斷。加繆發現殺人的人能够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他們之間互相說話像黑話一樣的，你聽 不懂。“你昨天那個包裹卸得真是，很利落！”包裹是什麽意思？就是腦袋。你們知道連一般人殺動物都是需要一些個勇氣的。我們看到有許多人不殺生，他們連鶏 都不殺。有些農村要把一輩子一起幹活的那頭牛給殺掉的話，大家都不殺，最後，讓共産黨員去殺吧（笑聲，掌聲）所以，牛尚如此，人何以堪？人殺人，殺自己的 同類，這是怎樣的一種職業？因爲這個執行的過程會讓人有一些恐懼。有的時候一槍打不死。有一個人被執行的時候，後邊開了一槍沒打死，這個被執行的人回過頭 來說：“小子，准點兒哎！”（笑聲）結果把那個打槍的人一下子下癱倒在地上了（笑聲）。所以，因爲我們保留死刑，就必須保留這樣的一種職業？我們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展示。
請原諒我今天晚上更多的是從一個人的角度去說死刑的問題而不是從一個法律職業者的角度去說死刑問題。我想喚起人們對死刑問題的關注。我相信像我們這樣的學校，如果大家將來從事法律工作，都能够把廢除死刑作爲追求的目標，那麽我們這個國家廢除死刑就爲期不遠了。當然我相信這肯定是一項很艱難的事業。這個事業我覺得沒有二十年左右的時間的努力可能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目標，但是，即使這樣還取决于我們許多人是否去關注它，是否去呼喚它。在國內，有一些研究死刑問題的專家，比方說在湖南的丘興隆教授，湘潭大學法學院的院長，他在死刑研究方面非常地有功力，發表了很好的文章，有一些很好的演講。還有西北政法學院的賈宇教授、最高法院的胡雲騰博士等，都爲死刑問題作過很多呼籲。
我作爲一個從事法律史和司法制度研究的學者也願意加入到這兒來，是因爲我每每看到那些被錯殺的案例，每每想到也許這個世界上，咱們的國家的範圍之內，也許每天被殺的人中間都有不該被殺的人，這種不該殺有可能是他最不至死，雖然有罪，但不應該被判處死刑；另外一種情况就是完全無辜，但是被判處了死刑，我相信今年被揭露出來的幾起事件也許只是冰山一角。
我們人類這個世界上，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這種最基本的同情，我們固然應該同情那些受害者，但是我們也應該同情那些犯罪人，我們應當同情人本身而不應該過多地去區分他們中間到底是什麽人群。只有同情心越來越多，只有人的尊嚴越來越得到樹立，我們才能够真正地構成一個和諧社會。
在這個世界，在某個角落，如果有一位兒子被冤殺掉的母親仍然在哭泣，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都不會得到安寧。
謝謝大家！
鳥尚如此，人何以堪……
見到了當年“七七憲章”的成員（崔衛平）
轉自http://www.cuiweiping.net/blogs/cuiweiping/archives/133494.aspx
見到了當年“七七憲章”的成員
崔衛平
聽說安排裏有與當年“七七憲章”成員的見面，心中便十分喜悅。在《無權者的權力》一文中，哈維爾曾經這樣介紹“七七憲章”的成員們：這些人實際上是一些科學家、社會學家、詩人或者工人，擁有他們自己的思想邏輯及他們自己的工作和行爲；而在簽章上簽名，只是做自己覺得應該做的事情而已。他們幷非是一些專業的牢 騷客。事實上他們往往在成了“持异議者”很長時間之後，才發覺自己已經成了這樣的人。即便如此，他們也不是立志要成爲這樣的人，就算他們將一天二十四個小 時全部花費在這項事業上面，這也不是一種職業，而毋寧說是一種存在的態度。這種態度就是要活得真誠磊落，生活在真實中。同樣，他們也是一群有六情七欲的 人，他們只是說出了其他人不能說和不敢說的話而已。
這樣一種人，他們即使不去簽名，也有自己的許多工作要做；同樣，即使簽完名之後，也幷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工作和創造的狀態，除非情况進一步惡化，使得他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以及有人一再干擾他們，不允許他們回到自己的軌道。簡言之，他們是一些在人格上和工作上都十分獨立的人們，他們有自己的事情好做，對周圍環境有自己的獨立判斷，對于民族的現狀與未來擁有道德感和責任感。因此，他們是一些對于權力沒有欲望的人們，他們熱愛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這就從根本上 區別于傳統上的所謂“職業革命家”，後者不僅在于他們的目標僅僅是爲了奪取政權，也在于除了從事日常生活之外的“革命”之外，他們就不知道有什麽其他的事 情可以做，不習慣也沒有能力從事任何別樣工作，這種人是最容易對于權力上癮的。他們對于權力沒有免疫力，最終走上了一條與自己的初衷正好相反的道路。
這樣一種“英雄讀本”，與此前接觸到的完全不一樣，當然內心裏也十分認同和贊賞。
3月14日下午，電影節再度安排觀看中國導演黃文海的紀錄片《我們》，那天到場的約有200人，你不能不佩服布拉格觀衆的熱情，這樣一部記錄當下中國政治語境的影片，即便在中國觀衆眼裏，也會顯得有些沉悶，他們居然安靜地坐著從頭看到尾。當燈光亮起，主持人宣布現在開始討論，馬上有一位美麗的老太太站起來說，對于影片中反復討論的所有問題，尤其是那些場面，她感到十分親切，因爲這也是她們當年同樣 經歷的。她座位的周圍還有一些老人，我憑嗅覺就知道他們來了，儘管電影節事先幷沒有確切告訴我們“七七憲章”的成員們也會來觀看電影。
影片的放映地點其實是民族劇院，見面安排在其中的一個小劇場，我們三人，他們一共六人。美麗的老太太果然在其中，她的眼角與嘴角彎彎向上翹著，始終像是在微 笑。在她旁邊坐著一位先生，看上去十分眼熟，心裏想著那也許是伊萬•克裏瑪，但是比較以前看過的照片，面前的這位顯得秀氣多了，後來證實果然是他。1997年試譯出版的他的那本隨筆集《布拉格精神》，其中描繪不事誇張不失分寸的這個城市的精神，令人神往不已。他曾說布拉格作家由哈謝克與卡夫卡兩個傳統構成，按此來劃分，那麽他應該算是更加接近卡夫卡冷隽內向的傳統。幾年前中國一下子出版了他的五本小說。
後來美麗老太太給了我一張名片，才得知她與克裏瑪先生是一對夫婦。其餘還有兩位同樣美麗的老太太，坐在那裏頭部和腰板挺得筆直，衣著花色典雅而浪漫。另兩位先生顯得更加蒼老凝重，有一位駝背得厲害。我們雙雙坐在那裏，未等開口，便能够感到有一種能量在互相之間傳遞，那是天然的理解、默契、信任、友善，我甚至 感到老人們慈祥中有一種愛憐在內，仿佛眼睜睜看到年輕一輩掉在泥溝裏又無能爲力。看年齡，他們應該在七十歲左右或者更加年長。
首先是美麗的克裏瑪太太問候中國朋友，幷說中國是一個大國，這樣一個大國，能够向捷克這樣的小國學習，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馬上就有坐在她身邊的另一位漂亮太太說，在民主和自由的問題上，不分大國小國。然後他們分別向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一、你們這些簽名者互相之間認識不認識？二，你們現在的處境如何，簽了名之後怎麽樣？三、我們是因爲道德的原因而簽名，而你們爲什麽要簽名呢？答曰，就第一批303人來說，幷不全都認識，但是其中至少有幾十個互相之間是好朋友。至于第二個問題和第三個問題，我們就各人的情况，分別做了回答。
然後是徐友漁先生發問，他一口氣提了兩個非常困難的問題：一、爭取民主的過程那樣漫長，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成員內部之間互相“內鬥”的情况？二、你們在實現自己的目標之後，會不會有失落感？根據許多地方的經驗，一些爭取民主自由的人，當自由民主實現之後，感到無事可做。徐先生的表達應該比我這裏轉述的要複雜得多，乃至令我們的翻譯婭娜一下子感到語塞。這樣的問題，對于這位年輕姑娘來說，不僅是沒有思想準備，也許完全沒有聽說過，我自己也多少覺得有些突 兀。此時有人提醒友漁，最好他自己用英文將這兩個問題再復述一遍，以便對方回答。友漁應該至少重複了後一個問題。
因爲交流産生的障礙，對方的回答也不是那麽響亮。對于“內鬥”的問題，答曰，不是完全沒有，但是不嚴重、不重要，因爲他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對于“失落”的 問題，基本上是否定的，即認爲即使民主勝利之後，他們也幷不因此而感到自己從此變得無用，這幷不構成問題。友漁對這樣的答復感到不甚滿意，他始終認爲對他 的問題的翻譯是不得要領的，但他也認爲這樣的問題，是根據中國的情况而提出的。
我本人傾向于儘管存在交流的問題，但是這樣的回答，幷不超出我的理解和想像。我曾經講述過在波蘭米奇尼克這樣的知識分子，在團結工會內部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防止瓦文薩過度掌握權力，但是捷克的情况不一樣。缺少權力欲望是他們共同的特點。第一眼見到哈維爾的直接印象是——這是一個生性弱弱的人，隨時準備從不 得不扮演的角色當中逃離，又仿佛同時穿著一件緊身衣，將自己深深隱藏在裏面，他裏面的那個自我迄今完好無損。其實當面的那個問題是這樣提出來的：即使您當完總統，但是從您身上仍然看不出來您曾經大權在握。那麽，什麽是您一生中貫穿始終的東西？您是怎樣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他的回答是“冒險性”，“冒險性”即“開拓性”，我很能理解這位曾經的劇作家對于因循守舊、成規陋習的反感。
至于“失落感”的問題，我也可以提供旁證。就是這位伊萬•克裏瑪先生在一次訪談中特地回答了這個問題：89年之後，沒有了對立面，他是否感覺寫作不是那麽來勁？克裏瑪先生回答道，不是那樣的，正是89年之後，他寫的比從前快多了，産量高多了。他幷沒有感到自由帶來失重，而認定取消審查制度對于作家的想像力來說，肯定是一件好東西。
接著我開始向這些前輩們發問，當年他們每一個人簽署“七七憲章”時，正在做什麽？他們稱“每個人的情况不一樣。”于是請他們一一介紹。第一位是伊萬•克裏瑪 先生，他是一位小說家，簽名之後去了美國，一年之後回來丟掉了工作，加入了體力勞動者的行列，第二位是他的美麗太太，當時是記者，簽完名之後丟掉飯碗，開始自己做心理咨詢，目前這位太太還在做這項工作。第三位說話的太太也是從事心理工作的，第四位是家庭婦女，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誰，氣質俱佳，暗花的大披肩令 她風度翩翩。第五位、第六位都是神職人員，簽完名之後一位失去了工作，另外一位仍然當牧師但是他的孩子因此受連累，而沒有能够升上大學。
我又繼續問道，那麽你們這些人在89年天鵝絨革命之後，有補償嗎？答曰分兩種情况：凡是那些坐了牢的，得到一定的補償，而沒有坐牢而丟掉工作的，則沒有補償。徐友漁這時候接著問道：那些人爲什麽不去申請補償呢？衆人笑了起來，沒有具體回答。
這時候莫少平律師提出那個轉型社會最爲尖銳的問題：對于當時那些身居高位而進行政治迫害的人們，有沒有對他們繩之以法？回答是基本上沒有，只是處理了幾個警察。順便地說，這件事情在1991年哈維爾在與米奇尼克的談話中是這樣解釋的：“我們不能打開無法無天的復仇和迫害之門。……關鍵是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我們必須采取一種文化的、文明的立場而不是逃避過去。我們必須正視我們的過去，給它們命名，作出結論和實行正義。但是我們必須誠懇地去做，有節制和得當，寬宏大量和富有想像力。如果是面對懺悔和表達悔恨，必須有寬恕的空間。”
後來我聽說了這樣一件事情。當年有一個自由歐洲電臺（許多在國內不能發表的東西，都在這個電臺廣播）的播音員，後來發現其實是一名秘密警察，當時給判了四年徒刑，不知爲什麽沒有服刑。但是前兩年，此人因爲經濟的問題，真正被抓進牢裏。
我繼而又問，那麽，事情過去許多年了，從你們現在的角度，是不是對于當年如此寬宏大量的做法有所遺憾或者後悔呢？馬上有人答道：good question!（好問題！）而他們最終的回答則是猶豫的，乃至我現在想不起來他們的準確回答。能够從中體會到的是，他們對于當年的做法，不是沒有反省和重新考慮。我曾經見到一位當過七七憲章發言人的牧師，他認爲他們當年如此寬鬆的解决方法不一定很好。
最後我又問了一個問題，你們最終有多少人跟著哈維爾進了總統府？他們一開始顯得不理解這個問題，于是又將問題重複了一遍。答曰，在近兩千的簽名人士中，只有二十位進了城堡，其餘各幹各的，比如克裏瑪先生繼續寫他的小說。沒有任何其他特殊待遇。第二天我在伊萬•克裏瑪先生的家中，克裏瑪夫人特地向我講起憲章運 動中除了那些知識分子，還有一些自願擔當打字員的女性，這些人籍籍無名，但是同樣遭到迫害，對于她們的任何補償也沒有，現在她們年事已高生活在布拉格，有 些甚至面臨經濟困難。對于這些默默無聞的人們，是應該特別要記取的。
面對這些像鄰居伯伯阿姨一樣的長輩，覺得非常溫暖親切。在七七憲章之前，他們是普通人，做著自己的事情；簽完名乃至遭受迫害之後，他們還是普通人，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任何了不起；直至歷史最終朝著他們希望的方向實現了，他們更加是普通人，沒有參加任何權力的分配，繼續他們默默無聞的生活。
過了兩天之後，我們又見到一位當年的憲章人士，他講了哈維爾當年的一則軼事。秘密警察當然很關心這些憲章人士在搞什麽活動。爲了破壞這些人士互相之間人與人的聯繫，警察把這些人家中的電話大多給撤了，但是唯獨沒有撤掉哈維爾先生。因爲哈維爾先生堅持認爲自己的一切行動，都是符合當時捷克法律的，都是光明正大的，所以不怕別人知道什麽，實際上也沒有任何秘密活動。警察留此一人的意思很顯然，希望從哈維爾先生家的電話中得知什麽他們正在尋找的東西。當然任何人都 不希望別人在監視自己的言行，哪怕它們都是光明磊落的。于是大家能够想出的辦法是，如果朋友們要聚會談什麽事情，幷不事先告訴哈維爾先生，而是去他家直接將他帶走。如此說來，此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哈維爾先生，他被朋友帶走也十分像被警察帶走，因爲都是去一個不知道終點的地方。
見到了當年“七七憲章”的成員
崔衛平
聽說安排裏有與當年“七七憲章”成員的見面，心中便十分喜悅。在《無權者的權力》一文中，哈維爾曾經這樣介紹“七七憲章”的成員們：這些人實際上是一些科學家、社會學家、詩人或者工人，擁有他們自己的思想邏輯及他們自己的工作和行爲；而在簽章上簽名，只是做自己覺得應該做的事情而已。他們幷非是一些專業的牢 騷客。事實上他們往往在成了“持异議者”很長時間之後，才發覺自己已經成了這樣的人。即便如此，他們也不是立志要成爲這樣的人，就算他們將一天二十四個小 時全部花費在這項事業上面，這也不是一種職業，而毋寧說是一種存在的態度。這種態度就是要活得真誠磊落，生活在真實中。同樣，他們也是一群有六情七欲的 人，他們只是說出了其他人不能說和不敢說的話而已。
這樣一種人，他們即使不去簽名，也有自己的許多工作要做；同樣，即使簽完名之後，也幷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工作和創造的狀態，除非情况進一步惡化，使得他們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以及有人一再干擾他們，不允許他們回到自己的軌道。簡言之，他們是一些在人格上和工作上都十分獨立的人們，他們有自己的事情好做，對周圍環境有自己的獨立判斷，對于民族的現狀與未來擁有道德感和責任感。因此，他們是一些對于權力沒有欲望的人們，他們熱愛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這就從根本上 區別于傳統上的所謂“職業革命家”，後者不僅在于他們的目標僅僅是爲了奪取政權，也在于除了從事日常生活之外的“革命”之外，他們就不知道有什麽其他的事 情可以做，不習慣也沒有能力從事任何別樣工作，這種人是最容易對于權力上癮的。他們對于權力沒有免疫力，最終走上了一條與自己的初衷正好相反的道路。
這樣一種“英雄讀本”，與此前接觸到的完全不一樣，當然內心裏也十分認同和贊賞。
3月14日下午，電影節再度安排觀看中國導演黃文海的紀錄片《我們》，那天到場的約有200人，你不能不佩服布拉格觀衆的熱情，這樣一部記錄當下中國政治語境的影片，即便在中國觀衆眼裏，也會顯得有些沉悶，他們居然安靜地坐著從頭看到尾。當燈光亮起，主持人宣布現在開始討論，馬上有一位美麗的老太太站起來說，對于影片中反復討論的所有問題，尤其是那些場面，她感到十分親切，因爲這也是她們當年同樣 經歷的。她座位的周圍還有一些老人，我憑嗅覺就知道他們來了，儘管電影節事先幷沒有確切告訴我們“七七憲章”的成員們也會來觀看電影。
影片的放映地點其實是民族劇院，見面安排在其中的一個小劇場，我們三人，他們一共六人。美麗的老太太果然在其中，她的眼角與嘴角彎彎向上翹著，始終像是在微 笑。在她旁邊坐著一位先生，看上去十分眼熟，心裏想著那也許是伊萬•克裏瑪，但是比較以前看過的照片，面前的這位顯得秀氣多了，後來證實果然是他。1997年試譯出版的他的那本隨筆集《布拉格精神》，其中描繪不事誇張不失分寸的這個城市的精神，令人神往不已。他曾說布拉格作家由哈謝克與卡夫卡兩個傳統構成，按此來劃分，那麽他應該算是更加接近卡夫卡冷隽內向的傳統。幾年前中國一下子出版了他的五本小說。
後來美麗老太太給了我一張名片，才得知她與克裏瑪先生是一對夫婦。其餘還有兩位同樣美麗的老太太，坐在那裏頭部和腰板挺得筆直，衣著花色典雅而浪漫。另兩位先生顯得更加蒼老凝重，有一位駝背得厲害。我們雙雙坐在那裏，未等開口，便能够感到有一種能量在互相之間傳遞，那是天然的理解、默契、信任、友善，我甚至 感到老人們慈祥中有一種愛憐在內，仿佛眼睜睜看到年輕一輩掉在泥溝裏又無能爲力。看年齡，他們應該在七十歲左右或者更加年長。
首先是美麗的克裏瑪太太問候中國朋友，幷說中國是一個大國，這樣一個大國，能够向捷克這樣的小國學習，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馬上就有坐在她身邊的另一位漂亮太太說，在民主和自由的問題上，不分大國小國。然後他們分別向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一、你們這些簽名者互相之間認識不認識？二，你們現在的處境如何，簽了名之後怎麽樣？三、我們是因爲道德的原因而簽名，而你們爲什麽要簽名呢？答曰，就第一批303人來說，幷不全都認識，但是其中至少有幾十個互相之間是好朋友。至于第二個問題和第三個問題，我們就各人的情况，分別做了回答。
然後是徐友漁先生發問，他一口氣提了兩個非常困難的問題：一、爭取民主的過程那樣漫長，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成員內部之間互相“內鬥”的情况？二、你們在實現自己的目標之後，會不會有失落感？根據許多地方的經驗，一些爭取民主自由的人，當自由民主實現之後，感到無事可做。徐先生的表達應該比我這裏轉述的要複雜得多，乃至令我們的翻譯婭娜一下子感到語塞。這樣的問題，對于這位年輕姑娘來說，不僅是沒有思想準備，也許完全沒有聽說過，我自己也多少覺得有些突 兀。此時有人提醒友漁，最好他自己用英文將這兩個問題再復述一遍，以便對方回答。友漁應該至少重複了後一個問題。
因爲交流産生的障礙，對方的回答也不是那麽響亮。對于“內鬥”的問題，答曰，不是完全沒有，但是不嚴重、不重要，因爲他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對于“失落”的 問題，基本上是否定的，即認爲即使民主勝利之後，他們也幷不因此而感到自己從此變得無用，這幷不構成問題。友漁對這樣的答復感到不甚滿意，他始終認爲對他 的問題的翻譯是不得要領的，但他也認爲這樣的問題，是根據中國的情况而提出的。
我本人傾向于儘管存在交流的問題，但是這樣的回答，幷不超出我的理解和想像。我曾經講述過在波蘭米奇尼克這樣的知識分子，在團結工會內部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防止瓦文薩過度掌握權力，但是捷克的情况不一樣。缺少權力欲望是他們共同的特點。第一眼見到哈維爾的直接印象是——這是一個生性弱弱的人，隨時準備從不 得不扮演的角色當中逃離，又仿佛同時穿著一件緊身衣，將自己深深隱藏在裏面，他裏面的那個自我迄今完好無損。其實當面的那個問題是這樣提出來的：即使您當完總統，但是從您身上仍然看不出來您曾經大權在握。那麽，什麽是您一生中貫穿始終的東西？您是怎樣概括自己的一生的？他的回答是“冒險性”，“冒險性”即“開拓性”，我很能理解這位曾經的劇作家對于因循守舊、成規陋習的反感。
至于“失落感”的問題，我也可以提供旁證。就是這位伊萬•克裏瑪先生在一次訪談中特地回答了這個問題：89年之後，沒有了對立面，他是否感覺寫作不是那麽來勁？克裏瑪先生回答道，不是那樣的，正是89年之後，他寫的比從前快多了，産量高多了。他幷沒有感到自由帶來失重，而認定取消審查制度對于作家的想像力來說，肯定是一件好東西。
接著我開始向這些前輩們發問，當年他們每一個人簽署“七七憲章”時，正在做什麽？他們稱“每個人的情况不一樣。”于是請他們一一介紹。第一位是伊萬•克裏瑪 先生，他是一位小說家，簽名之後去了美國，一年之後回來丟掉了工作，加入了體力勞動者的行列，第二位是他的美麗太太，當時是記者，簽完名之後丟掉飯碗，開始自己做心理咨詢，目前這位太太還在做這項工作。第三位說話的太太也是從事心理工作的，第四位是家庭婦女，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誰，氣質俱佳，暗花的大披肩令 她風度翩翩。第五位、第六位都是神職人員，簽完名之後一位失去了工作，另外一位仍然當牧師但是他的孩子因此受連累，而沒有能够升上大學。
我又繼續問道，那麽你們這些人在89年天鵝絨革命之後，有補償嗎？答曰分兩種情况：凡是那些坐了牢的，得到一定的補償，而沒有坐牢而丟掉工作的，則沒有補償。徐友漁這時候接著問道：那些人爲什麽不去申請補償呢？衆人笑了起來，沒有具體回答。
這時候莫少平律師提出那個轉型社會最爲尖銳的問題：對于當時那些身居高位而進行政治迫害的人們，有沒有對他們繩之以法？回答是基本上沒有，只是處理了幾個警察。順便地說，這件事情在1991年哈維爾在與米奇尼克的談話中是這樣解釋的：“我們不能打開無法無天的復仇和迫害之門。……關鍵是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我們必須采取一種文化的、文明的立場而不是逃避過去。我們必須正視我們的過去，給它們命名，作出結論和實行正義。但是我們必須誠懇地去做，有節制和得當，寬宏大量和富有想像力。如果是面對懺悔和表達悔恨，必須有寬恕的空間。”
後來我聽說了這樣一件事情。當年有一個自由歐洲電臺（許多在國內不能發表的東西，都在這個電臺廣播）的播音員，後來發現其實是一名秘密警察，當時給判了四年徒刑，不知爲什麽沒有服刑。但是前兩年，此人因爲經濟的問題，真正被抓進牢裏。
我繼而又問，那麽，事情過去許多年了，從你們現在的角度，是不是對于當年如此寬宏大量的做法有所遺憾或者後悔呢？馬上有人答道：good question!（好問題！）而他們最終的回答則是猶豫的，乃至我現在想不起來他們的準確回答。能够從中體會到的是，他們對于當年的做法，不是沒有反省和重新考慮。我曾經見到一位當過七七憲章發言人的牧師，他認爲他們當年如此寬鬆的解决方法不一定很好。
最後我又問了一個問題，你們最終有多少人跟著哈維爾進了總統府？他們一開始顯得不理解這個問題，于是又將問題重複了一遍。答曰，在近兩千的簽名人士中，只有二十位進了城堡，其餘各幹各的，比如克裏瑪先生繼續寫他的小說。沒有任何其他特殊待遇。第二天我在伊萬•克裏瑪先生的家中，克裏瑪夫人特地向我講起憲章運 動中除了那些知識分子，還有一些自願擔當打字員的女性，這些人籍籍無名，但是同樣遭到迫害，對于她們的任何補償也沒有，現在她們年事已高生活在布拉格，有 些甚至面臨經濟困難。對于這些默默無聞的人們，是應該特別要記取的。
面對這些像鄰居伯伯阿姨一樣的長輩，覺得非常溫暖親切。在七七憲章之前，他們是普通人，做著自己的事情；簽完名乃至遭受迫害之後，他們還是普通人，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任何了不起；直至歷史最終朝著他們希望的方向實現了，他們更加是普通人，沒有參加任何權力的分配，繼續他們默默無聞的生活。
過了兩天之後，我們又見到一位當年的憲章人士，他講了哈維爾當年的一則軼事。秘密警察當然很關心這些憲章人士在搞什麽活動。爲了破壞這些人士互相之間人與人的聯繫，警察把這些人家中的電話大多給撤了，但是唯獨沒有撤掉哈維爾先生。因爲哈維爾先生堅持認爲自己的一切行動，都是符合當時捷克法律的，都是光明正大的，所以不怕別人知道什麽，實際上也沒有任何秘密活動。警察留此一人的意思很顯然，希望從哈維爾先生家的電話中得知什麽他們正在尋找的東西。當然任何人都 不希望別人在監視自己的言行，哪怕它們都是光明磊落的。于是大家能够想出的辦法是，如果朋友們要聚會談什麽事情，幷不事先告訴哈維爾先生，而是去他家直接將他帶走。如此說來，此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哈維爾先生，他被朋友帶走也十分像被警察帶走，因爲都是去一個不知道終點的地方。
訂閱：
文章 (Atom)
發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