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點主編李大同博客被删 轉發文章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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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訊（編者注：24日，在刊發《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遭封殺的報道後，24日或25日，冰點主編李大同的個人博客被删。究竟李大同文章的什麽內容令當局惱羞成怒，現轉發李大同文章兩篇，請讀者明析。）
後記
李大同 2005-12-28
10年過去了，《冰點》報道由“軟”開始，越來越“硬”。這或許不是我的初衷，而是中國社會的現實逼著我這樣做。這樣做幷非件件都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有些報道刊發後，久久聽不到任何動靜，令人絕望。譬如《槍聲響過之後》（2003年3月19日《冰點》）。
我已經從業26年，繼續挺在新聞“一綫”的時日也許不多了。當我離開一綫壕溝後撤的時候，我希望能像馬克思寫完《哥達綱領批判》後那樣說：“不管怎麽樣，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
當代中國有許多重大的、甚至是潮流性的事件在發生；代表性人物在涌現；批評、質疑在進行；歷史真像在披露；歷史人物、事件在被重新審視和評價。一份負責任的主流大報對所有這些關乎國家命運、民族未來的大事，原本都應該及時報道，但現行體制使我們尚難以做到這一點。我們往往難以在第一時間以報道的方式來干預現實，來推動社會的進步。但是，中國社會畢竟在進步，即便我們不能完全按照職業準則來達到理想的境界，我們至少應該有所記錄。我們應該記錄下後人必須審視的那些“大事”，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是失職。
呂日周是山西省長治市市委書記。他是官員隊伍裏的一個异類，帶頭在報紙上公開進行批評；他勤政愛民，在長治主政期間，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用“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來評價。
無庸諱言，他之所以被新聞界所關注，首先——甚至主要——是因爲他支持公開的輿論監督，幷身體力行。各種各樣的非主流報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大量在刊登關于呂日周的報道，關于呂日周的爭論，在各大網站上也層出不窮。
按職業標準，呂日周早已不是“冰點”，而是名副其實的“焦點”，在那麽多的報道之後，《冰點》本沒有理由再去報道他。但是，我很快就發現，這樣一個完全值得深入報道的党的幹部，在所有中央級媒介上，竟然沒有絲毫的動靜。據我所知，有關部門幷沒有“不許加以報道”的指令，但所有中央媒介仿佛都心領神會，統一“保持沉默”。要問爲什麽，沒有別的解釋，只因爲他不按傳統的“官場規矩”出牌，他是官場中的另類。在呂日周大刀闊斧地進行官場改革時，一位縣委書記曾流著眼泪對他道出實質：呂書記，你這樣做，是得了民心，失了官心呀！
我認爲，這種沉默是中央級主流媒介的耻辱。如果沒有人做，那我就應該做！不僅要做，還要做得精彩。我請本報大牌記者盧躍剛親自出馬，告訴他：放開了寫，一個版不够，就兩個版。
2002年10月9日、16日，《冰點》以兩個版的規模報道了《呂日周在長治》。各大網站紛紛全文轉載，網友跟貼無數。
我終于完成了這次記錄，呂日周對中國改革的意義要遠遠超過焦裕祿、孔繁森等等的幹部楷模。這樣的記錄會讓一些人不高興，幾乎就在同一時間，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采訪的關于呂日周的報道就未能播出。
SARS襲擊中國，暴露出中國行政體制的種種弊端。本來，通過這次事件，主流媒介應當從頭梳理SARS疫情發現後的每一環節，報道中國的官僚機構相對應做出的是什麽樣的反應，從而徹底診斷出體制的弊端，才好對症下藥。實際上，SARS危機幾乎可以說全面反映了我國體制、信息渠道、民族性、社區建設、城市與農村的醫療衛生機制等等方面潜伏的大問題。這才是SARS報道的真正的價值所在。
可惜，中國的媒介慣性太大，幾乎條件反射般地將原本性質爲灾難、反思性的報道，變臉爲對醫護人員的英雄頌歌。在這次SARS危機中，絕大部分醫護人員的表現確實令人敬佩，但這仍屬于他們的本職工作。
在一窩蜂似的英雄贊歌中，真正需要關注的SARS患者們被忽略了。他們因人爲的信息閉塞，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患病，在長達半個多月的時間裏，得不到任何救助。很多人因此而死去，很多家庭只剩下了孤兒。
報社內沒有人要求《冰點》做SARS報道，但是我不能坐視，我必須有所記錄。
2003年5月14日，《冰點》刊發《瘟疫警告人類》，概述了人類歷史上危害極大的幾次瘟疫的發生原因及應對措施。
5月28日，《冰點》刊發了上海著名學者許紀霖上萬字的反思文章《非典時刻的反思》。這篇文章後來被讀者稱爲是“非典反思文章中最獨樹一幟的”，“特棒”。 沒想到，這篇文章竟受到了有關部門的通報批評。可在通報之後，很多人甚至有些著名的老同志都來索取這期報紙，這或許能够說明一些什麽。
6月18日，SARS危機已近尾聲，按照常例，又到了大規模表彰英模的時候，《冰點》刊出報道《生命備忘錄》，詳細記載了SARS猖獗期間，北京兩個普通家庭的悲慘命運：一戶全家11人，8人感染，3人死亡；另一戶，父母雙亡，只留下一個上高中的兒子。他們之所以死亡，都是因爲患輕微小病，進入毫無防護的人 民醫院求診，感染SARS，又在很長時間裏，因局勢失控得不到有效救治，最終死去。他們本不應該死。
在采訪中，本報記者從醫護人員那裏得知，他們曾被命令作假病歷，向世界衛生組織隱瞞患病人數，“像薩達姆一樣用救護車拉著SARS病人滿街亂竄”，以躲避世界衛生組織的現場視察。在聽到中央撤消北京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兩個高官職務的消息時，有位醫生告訴記者，他的眼泪一下就下來了。他說，再不撤掉他們，不知還要死多少人呢！
這不是直接干預現實的報道，而是記錄。但就在《生命備忘錄》發表之後，中央各媒體的同行們紛紛給我來電話，說是“絕了”，“你們竟能刊出這樣的報道”。一個大學新聞系主任對我說，“還是《中國青年報》！還是《冰點》！”事後記者被告知，很多醫護人員將這篇報道複印幾十份，送給親友們；301醫院的蔣彥永大夫第一個向世界披露了北京SARS疫情的真相，從而被民間稱爲“民族英雄”。他的兒媳打來電話說，老人家拿到這張報紙，一字一句地讀完……
三峽工程，投資達上千億，移民上百萬，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影響、泥沙卵石長期淤積的前景、防洪發電的真實效應、以及有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等等問題上，都存在著激烈的爭論。令人遺憾的是，所有反對派的聲音都無法出現在主流媒介上。
2003年6月，長江三峽二期工程結束，蓄水至海拔135米，“高峽出平湖”，主流媒體上又是一片贊美之辭。我不能再繼續沉默，對三峽工程的反對意見應該、也必須有公開的記錄。
7 月2日，《冰點》發表《三峽工程答疑錄》。這是本報記者盧躍剛采訪三峽工程頂級專家潘家錚的實錄。事前，我交待躍剛，盡可能將潘家錚能够回答的置疑盡數提出，尤其是黃萬里先生的名字和否定性意見。從技術上說，這些置疑只有依靠潘家錚的“圓滿回答”才能記錄下來，否則，它們雖然汗牛充棟般地充斥于網上，却在主流媒介上永無出頭之日。
《答疑錄》發表了。淩晨，我上網瀏覽時，看到新浪、搜狐均在頭條位置全文刊登。網友們的跟貼仿佛與我心有靈犀。他們贊嘆：好記者！好文章！我們10年以後再看。躍剛甚至接到不少國外讀者的電話，告訴他，這是反對派的意見第一次如此完整地出現在中國的主流媒介上。
……
我們報道。我們記錄。
不是因爲我們是一些好事之徒，僅僅因爲，這是我們對公衆、對國家、對歷史、對未來應該承擔一份責任。
按照和出版社的約定，本書篇幅已經嚴重“超載”。但是，我實際上只講了很少一部分“冰點故事”。
《冰點》從創辦至今，已經有500多期，每期一個整版，也就是500多萬字；每一篇《冰點》報道都有可講的故事，都有發表它的理由。在這本書裏，我只能挑最重要的講。
希望在這本書裏看到新聞運作“技術訣竅”的讀者，必定會失望了。在這些叙述當中，當然會涉及到某些職業技術問題，但那些不是我想著重講述的。
怎麽回事？每一期冰點都要出點故事？
李大同 2006-01-17 22:58:40
本文地址：http://blog.chinabbs.com/article/6766.html（該文于24日或25日被删）
1月11日，冰點特稿登了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袁先生依據扎實的史料，對初中歷史教科書提出批評。文章上大樣送總編輯審，總編輯不同意發，理由是教科書是國家行爲，不能批評。我不同意這個理由，黨史不好說，難道晚清史還不能討論嗎？袁先生的文章不過提供了一些史學界人所共知的史料和結論，怎麽就不能發表呢？當然，這顛覆了中學歷史教科書的說法，但《走向共和》顛覆得更徹底呀，那不也在中央電視臺一套讓億萬人民觀看嗎？
這個理由看來說服了總編輯，終于同意略作删節發表。
好嘛，這還真惹出麻煩，先是某部一個通報批評，然後又聽說一幫編教科書的“專家”向中央領導寫信告狀。風波正在醞釀，我們等著瞧。有本事公開出來辯論呀，冰點照樣提供版面，可惜，這夥人只會暗中告刁狀。
我比較有興趣的，是讀者的反映。讀者在不同的網站上，有涇渭分明的立場，比較知識化的網站網友，譬如“世紀學堂”、“和訊”等，大多支持袁先生；而新浪網友，絕大多數則用最肮髒的話駡袁先生是“漢奸”。
最有意思的是一個老讀者給我的電話，先是說袁先生是“帝國主義立場”，然後又說“我現在知道報紙掌握在什麽人手裏了”。我問“你認爲我是什麽人呢”，他支支吾吾說不出來。
我的眼泪都要笑出來了……
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袁偉時）
轉自 http://zqb.cyol.com/gb/zqb/2006-01/11/content_118530.htm
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中山大學教授 袁偉時 2006年01月11日 冰點特稿第574期
21世紀的中國人，面對的是順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趨勢。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進入了關鍵時刻。在這個年代，决定公民和國家發展成敗的最重要條件是制度環境，但公民的心智狀態對自己乃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難後，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灾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20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
“以史爲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屈辱、挫折、兵連禍結、前仆後繼，一部中國近代史蘊藏著多少血泪和經驗教訓！我們有責任將歷史真實告訴我們的青少年，讓他們永志不忘。這是幫助他們成爲現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純潔的孩子吞食的竟是變味乃至有意無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讓偏見伴隨終生，甚至因而誤入歧途。
現在是正視我們自己的歷史教科書問題的時候了。現從幾個具體的歷史事件談起。
火燒圓明園是不是無法避免的？
火燒圓明園是英法侵略軍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事情爲什麽會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過去了，我們理應冷靜地考察雙方的應對得失，吸取教訓，讓各國人民更好地共處。這一事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惡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著的《中國歷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它是這樣評述這次戰爭的：
一、關于戰爭起因。
這部教科書寫道：“1856年3月，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潜入廣西西林地區胡作非爲，被當地官吏處死。這就是所謂的‘馬神甫事件’。後來，法國以此爲借口，夥同英國發動侵略戰爭。同年10月，廣州水師在中國商船‘亞羅號’上，緝捕了海盜和水手。英國領事無端干涉，硬說‘亞羅號’是英國船要求中國方面釋放被捕的人，幷向英方賠禮道歉。兩廣總督葉名琛怕事態擴大，釋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絕道歉。這就是所謂的‘亞羅號事件’。1856年10月，英國首先挑起戰爭，炮轟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
這裏說的亞羅號事件大體符合歷史事實。至于殺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筆糊塗賬。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廣西西林代理知縣張鳴鳳所殺的。直至法國公使查問，張鳴鳳仍然矢口否認，說根本沒有這回事。致使廣西按察使和兩廣總督到了1858年初還信以爲真，據此回答法國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訂立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法國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雙方“議定界址內”活動，“法蘭西無論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拿，但應解送近口法蘭西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法蘭西人，以傷兩國和好。”
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傳教，《黃埔條約》訂立後仍不離開，這是違反條約的錯誤行爲。但把他處死，顯然是西林地方官員的行爲，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直至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教科書對此事的評述是不準確的。
還要指出，教科書隻字不提引發這次戰爭的兩條根本原因：一是英國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實履行《江寧條約》的規定，其中重要一點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當時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儘管也有過大小不一的糾紛，但都一一化解，沒有釀成巨禍。惟獨在廣州，却驚動朝野上下，鬧得天翻地覆，開各地反入城鬥爭的先河，歷時十多年無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見。
二是《望厦條約》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關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黃埔條約》亦規定：“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本屬平常外交事務，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雙方的矛盾。
關于挑起這次戰爭的原因，當時的有識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內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說：“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藉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葉名琛）複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益知中國易與，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粵民激于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衆 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爲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于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晚清曾國藩、李鴻章、馮桂芬、 郭嵩燾等人屢以“勿以小嫌釀大釁”相告誡，其中就包含了以廣州反入城鬥爭爲開端的慘痛教訓。
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就比大陸編得高明。它把這次戰爭的起因歸結爲四點：1．外人入城問題。2．續修條約問題。3．阿羅號船事件。4．馬賴神父事件。這樣說符合歷史實際，無損中國國家利益，有利于年輕一代學會冷靜地分析歷史問題，顯示出編者是合格的歷史學家。令人不解的是：爲什麽不向這些本國的同行學習呢？
二、關于戰爭過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臨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國先後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雖然喪失了不少權利，問題總算有個著落，雙方還議定翌年在北京互換批准書，徹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純屬程序性的最後一步還會節外生枝，招來更大灾禍！教科書是這樣寫的：“1859年，英國公使和法國公使各率一支艦隊北上大沽口，準備進京換約。清政府指定換約代表由北塘登陸，經天津至北京，幷要求各兵船武裝人員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堅持要從大沽口溯白河進京。他們蠻橫地率艦隊闖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臺的士兵開炮打擊入侵者。炮彈準確地落在侵略軍的軍艦上，打沉了四艘，打壞了六艘，其餘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戰的同時，侵略軍900人企圖登陸，也被打退。侵略軍死傷幾百人。大沽一帶人民冒著槍林彈雨，給戰士送餅送面，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在編者筆下，這是一曲愛國英雄進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問。
從後果看，這一仗顯然打錯了。翌年，英法聯軍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圓明園被燒。續訂《北京條約》，不但規定原訂的《天津條約》繼續有效，還招來其他新損失：對英法的賠款分別由四百萬兩和二百萬兩一律增至各八百萬兩；割讓九龍司；允許法籍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幷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 ”，爲日後連綿不斷的教案種下禍根。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
人們理所當然應該追問：公使走哪條路進京，真有那麽重要，乃至不惜一戰？雙方意見分歧有沒有認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開炮還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這是觸犯軍紀造成嚴重後果的大錯，能算是愛國英雄的義舉嗎？如屬後者，是奉了什麽樣的命令？
復查史實，這根本不是什麽愛國英雄的壯舉，而是愚昧的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親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書說的走哪條路進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繞個大彎進天津。當時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燾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記錄：1859年4月10日“怡親王至營……言奉旨密商一語：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須是名正言順，須緩緩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繞道至天津……辯論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條約》訂立後，他更具體叙述了當時的情况：“夷禍成于僧邸之誘擊。去歲之役，先後奉詔旨十餘，飭令迎出攔江沙外曉諭。洎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薄而擊之。僕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曾國藩對他的幕僚說過：“咸豐九年，洋人來換和約，僧忠親王誘而擊沉其船，天下稱快。十年，夷人複至……京師不守，幾喪天下。某謂僧邸此敗，義當殺身以謝天下矣。”他們說的情况，同當時在現場的英國公使卜魯斯的報告如出一 轍。英法軍艦6月16日已經到達，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隸總督恒福的照會，而當時軍事行動已經開始。這些史料可以歸納爲這麽幾點：
1．咸豐皇帝决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悄悄”襲擊洋鬼子。同時，他又十餘次下令，要先“曉諭”洋人，先禮後兵。
2．僧格林沁忠實執行了“悄悄擊之”的旨意，但沒有事先曉諭；也堅决拒絕手下大臣的勸阻；幷且是要洋人從北塘登陸，繞道至天津的設計者。
3．對這一喪權辱國的橫禍，以曾國藩、郭嵩燾、吳汝綸等爲代表（還包括李鴻章、馮桂芬等人）的比較清醒的官僚和士紳，已經有過嚴厲的批評和諷喻。
令人震驚的是：時至20世紀90年代，我們的教科書，仍然按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調子唱歌，不同之處僅在把“鄉勇”換成“士兵”！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回答火燒圓明園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問題了。面對咄咄逼人的强敵，作爲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沖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而當時的政府和士紳，完全被極端的情緒支配，在小事上製造違約的蠢行，結果釀成大禍。如果清政府决策層和有關的地方督撫不是那麽愚昧，這場灾禍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認識水平和專制的决策程序，是歷史的積澱，不是朝夕所能改變；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爲文明之師；于是，這場灾禍又是難以避免的。
是愛國壯舉還是有悖文明行爲
再來看看教科書的作者對義和團事件的評述吧。
教科書正確揭露了“八國聯軍侵占北京以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在八國聯軍進攻天津的時候……（俄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海蘭泡大屠殺慘案。俄國軍隊還强占了中國江東六十四屯，殘酷屠殺當地居民。”此外的論述只能說是錯誤連篇。
一、教科書沒有隻字提及義和團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的極端愚昧的行爲。
義和團毀電綫、毀學校、拆鐵路、燒洋貨、殺洋人和與外國人及外國文化有點關係的中國人……凡沾點洋氣的物和人，必徹底消滅而後快。即使義和團真的立下了“扶清滅洋”的偉大功勛，也不能回避它的這些反文明、反人類的錯誤，何况正是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灾難！這些都是衆所周知的史實，也是中國人 不能忘記的國耻，而我們的少年兒童必讀的教科書却偏偏閉口不談。
教科書也談到拆毀鐵路。它是怎麽說的呢？“1900年6月……八國侵略軍2000多人，由英國海軍司令西摩爾率領，從大沽經天津向北京進犯。義和團拆毀從天津到北京的鐵道，奮起狙擊侵略軍。侵略軍在廊坊一帶被義和團包圍，死傷多人，狼狽逃回天津。”如此說來，拆毀鐵路不過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實際情况怎樣？
1900年5月28日（陰曆五月初一），直隸總督裕祿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十九夜（5月27日）先聞涿州至琉璃河一帶猝被拳匪將鐵路焚毀，詎今早由 琉璃河至長辛店一百餘裏沿途鐵道車站橋梁幷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燒”。與此同時，各地紛紛告急：“刻下電綫又阻……至長辛店綫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綫， 被匪徒砍斷，所有電均被阻滯。”他們破壞這些設施完全出于對外來事物的敵視，而不是爲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應急行動。同時，這類行動波及各地，不是局 部性的偶發現象。也就是說，這是蓄意破壞財産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說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勛。從時間看，西摩爾軍從出發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間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毀鐵路、電綫，焚燒車站、搶掠財産的急報，已紛至沓來。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後，這個次序 是歷史事實，無法也不應修改。
二、教科書也沒有譴責清政府高級官員及義和團亂殺無辜，燒殺搶掠的野蠻、殘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撫毓賢的作爲。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將太原洋人辦的醫院燒掉，同時“將省中洋人，誘令遷居一處。當于教堂內搜出婦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數人，而五六歲十餘歲至二三十歲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動聲色，帶領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處，親自兜拿。該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數人，冒死突進，將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惡相濟的教民十七名，一齊擒獲，立即綁赴市曹，同時正法”；“壽陽縣秦錫圭拿獲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來，一幷將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門教堂亦爲拳民焚燒，省城洋人教堂已無遺迹”。當時的報刊還報道：“寓晋西人，得京師亂耗。群求毓賢保護。不料竟誘聚而殲之，且手刃數人焉。”
毓賢的行爲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進取的頑固分子，都是傳統文化中最落後、野蠻的成分的繼承者，這類頑固官僚趁機爲非作歹的事例不勝枚舉。例如，輔國公載瀾是奉旨會同載勛、剛毅“統率”京津義和團的宗室，其殘暴就不讓毓賢：“京師亂起，載瀾從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氈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論，撲殺之，雖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義和團的所作所爲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參加義和團的民衆都視爲匪徒，他們不少是盲從的愚民，但混迹其間的確實不少是土匪和流氓。總計在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間，被殺外國人231名，其中兒童53名。他們大都死于義和團之手。至于中國的教徒（教民）和所謂“二毛子”被殺的，更是沒有算清的糊塗賬，其中絕大部分是被義和團殺死的，官兵也殺了一些。僅山西一省，就有中國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殺。奉天（遼寧） 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隸（河北）全省殺人焚屋之案，幾于無縣無之。其殺人多者，一縣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搶劫、焚毀教民家室至一千餘家 之衆”。
“受害最烈”的北京，當時有關人士留下不少實錄：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爲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幷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法國天主堂在西安門內西什庫，剛相（剛毅）嘗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實不敢前，嘩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無以塞後意，乃噪而出永定門。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縶以來；僞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爲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 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毓鼎上疏力爭之，謂：‘謀亂當有據，羸翁弱婦，非謀亂之人；優裝玩具，非謀亂之物……’疏入，獄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點中，團匪燒大栅欄德記藥房，延燒糧食店、燈市街、觀音寺、珠寶市……共計店鋪四千餘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會救火”。這個京師最繁華的地區于是毀于一旦。總的說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這是所謂義和團“革命”的後果之一。
開頭，民衆與傳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們後來的作爲遠遠超過與外來宗教矛盾的界綫。事件過後直至民國初年，朝野各界將這個組織定性爲拳匪是有足够根據的。
三、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它對慈禧的專制淫威惹來滔天大禍竟隻字不提！
義和團興起之初，袁世凱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謂能避槍炮。然迭與鄉團、教民、兵役格鬥，一遇槍炮，輒傷斃多人，瓦解鼠竄……其藉以動人者，謂圖滅洋教。 然上年春夏間，在曹州、濟寧各屬，掠教民一千一百餘家，幷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間在東陽、濟南各屬，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內多擄架勒贖之 案，直與盜匪無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凱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裕祿等等）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慈禧充耳不聞，比較清醒的衆多大臣只好保持緘默，品質不良之輩則乘風轉舵，諂上邀寵（如裕祿）。
一個在六年前連一個“敢于犯上”的“蕞爾小國”———日本都無法招架的弱國，居然要同時向包括日本在內的11國宣戰！《國際法》傳入中國60年後，竟要派兵圍攻駐華使館！
爲了决定和戰大計，從1900年6月16日開始，慈禧一連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開御前會議。在會上吏部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人先後提出不能聽信邪術、不可圍攻使館、不能主動對外宣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袁昶和許景澄在兩人聯名的奏摺中寫道：“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構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爲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爲大耻，聯合一氣，致死報復……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慈禧不但不接納這些淺顯的常識，而且大發專制淫威，把他們的腦袋砍掉！
同時，包括毓賢殺洋人在內的罪行，大都發生在6月21日下詔與各國宣戰、6月24日命各省督撫殺洋人以後。首犯是慈禧，毓賢、載漪等人不過是凶狠的執行者。
四、教科書對一些史料的運用也很不嚴肅。
“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孩童個個拿起刀，保國逞英雄。”教科書以突出位置刊載了這一歌謠，說是“義和團歌謠”。可是，筆者孤陋寡聞，讀過的現存義和團傳單、揭帖等書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爲根據的史料。而後來調查的所謂口頭傳說，往往是後人加工乃至創造的，根本不足爲憑。
教科書又說：“北京東單西裱胡同有座于謙廟。爲了學習于謙的愛國精神，1900年4月，義和團進城後，把神壇設在這裏。”一切學術觀點都應拒絕牽强附會，要經得起反駁。載漪、載瀾等禍國殃民的滿清權貴家裏都設有義和團神壇，這又是向他們學習什麽？
在我國，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外，還有一套可供選用的沿海地區教材。號稱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實錯誤更嚴重，是非觀念更加糊塗。
例如，對義和團事件的論述，它增加了這麽兩句話：“6月中旬以後，義和團群衆開始圍攻侵略者據點西什庫教堂和外國使館區。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給被圍困的侵略者送去糧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問。”每句話都錯得一塌糊塗！
首先要問：西什庫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嗎？在義和團事件前，這不過是普通的法國天主教堂，沒有材料足以證明它是“侵略者據點”。義和團期間，從1900年 6月13日起幾天內就將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樓燒毀，連帶燒掉數千家民居和商店，劫餘的西什庫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國人和中國教民。這個 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維持正常社會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殺，于理于法都無可指責。說這個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完全是信口開河。
其次，圍攻東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軍和榮祿的武衛中軍，是他們犯下的罪行，義和團則是助紂爲虐。含糊其詞，仿佛此舉是義和團自發的愛國義舉，不但歪曲了歷史真相，也掩蓋了清政府踐踏國際法的罪行。再次，對西什庫教堂和使館區的進攻，充分體現了專制統治者極端愚昧無知和殘暴；時至20世紀 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這是對國際法的無知，已經淪爲對國耻的頌揚，也忘記了“反對封建專制”的責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確實曾派人給被圍困的外國使館送過生活日用品，這是奉旨公開進行的，說是“暗中”于史無據。當時，清政府內部比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 要求按照國際慣例保護外國外交人員和外國人；東南各省的督撫甚至公開聲明不再承認6月21日宣戰後的“僞詔”。迫于這些壓力，加上她色厲內荏，要預留“轉圜”餘地，不得不作出這樣的姿態。不管是真是假，這是清政府內部理性尚未完全泯滅的表現。把它與義和團的行動對舉而意含貶損，顯然是很不恰當的。
對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評述比較全面的同樣是香港的教科書。它既譴責義和團“大肆排外，殺教士、教民，連藏洋書、戴眼鏡的人都不放過，且到處破壞，燒教堂、拆電綫、毀鐵路。”“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殺”；也指出“當時聯軍紀律極壞，任意焚掠屠殺，其中以俄、德兩國軍隊及英國的印度兵最爲殘暴。”細緻分析了義和團産生的背景：1．民族情緒。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頻生。還全面論述了辛丑條約的內容及它對當時和日後中國的深遠影響。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部教科書說的是真實的歷史。
如何面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狀况
出現這些現象與中國長期處于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境遇息息相關。面對如是現實，可以有不同的心態。
西方的入侵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國的表像破裂，大量民衆在生死綫上掙扎。人們順理成章把這種狀况歸罪于“洋鬼子”；也譴責統治者腐朽、愚昧、軟弱。一個辯論不休難于取得共識的問題是：內因還是外因是導致這個狀况的主要根源？
其實，完全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問題：這個狀况遲遲不能改變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說這是因爲帝國主義者太凶狠了，這等于什麽都沒有說。經過長期、複雜、 反復的博弈過程，在國際關係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較合乎多數人和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當這個狀况尚未出現以前，不會有救世主從天而降，慷慨代你維護國家利益。問題只能歸結爲面對這樣的現實，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內外的經驗證明：後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况，改變被動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國內的改革。這是一個社會運行機制的全面改造過程。對那些文化自成體系，而對外來文化深閉固拒的國家說來，這是十分艱難的過程。以中國來說，從鴉片戰爭算起至20世紀初實行新政，僅是辯論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過革命手段還是通過漸進的改革開闢前進道路，更是頭緒繁複。不過，有一條是肯定無疑的：必須千方百計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爲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充分的時間。如果此說大致不差，回頭再看義和團，對內，它是與社會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反動事件。對外，亂殺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極端愚蠢危害中國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個流行多年爲義和團事件辯護的論斷：義和團避免了中國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歷史學家李時岳先生已經詳盡地駁斥了這一詭辯。不但4億5千萬兩賠款 （相當于當時將近6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進中國人的胸膛，而且給沙俄藉口，趁機製造了海蘭泡和江東64屯慘案，7000多中國人被殺， 江東領土全被吞沒，大量俄軍進占東北；華北地區在戰爭中死傷燒殺的損失難以數計。戰後的瓜分陰謀更沒有停止：英軍進攻西藏，占領拉薩；德國派炮艦進入洞庭湖，幷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英國則相應要求租借舟山群島作爲“補償”！
有人喜歡援引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的這麽一段話：“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爲下策。”證明義和團化解了瓜分圖謀。李時岳先生說得好：“瓦德西個人的觀感幷不能代表德國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爲對華政策的基點，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的行動就是證明。只是由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瓜分才沒有實行。”
把視野放得更寬一些，問題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和義和團事件是一條割不斷的歷史鏈條。說得更準確一些是：甲午戰爭徹底暴露了大清帝國的腐朽，不少知識階層從幾十年迷夢中驚醒，反思自强運動不敢觸及“自由不自由”這個根本問題的錯誤，形成了第一次群衆性啓蒙運動，改革也有新進展。是學習西方徹底改革，還是固守傳統，不准變革，成了中國盛衰的關鍵，也是解讀這段歷史的基本綫索。不幸，體現甲午戰敗後的變革進程進入高潮的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戊戌政變標志著學西方、求變革的挫折和倒退；義和團事件不過是政變後固守傳統反對變革的反動逆流的巔峰。換句話說，義和團事件對外使中國在被奴役的附屬國的道路上繼續沉淪，對內則舉目皆是國破家亡的圖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態
2000～2001年之間，引起中國人關注的一個國際事件，是日本的教科書問題。一部右翼勢力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掩蓋歷史真相，否認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韓兩國政府和人民在內的海內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議。這是伸張正義的鬥爭，而且這是20年間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現新修教科書歪曲歷史，一再在日本國內外激起公憤。這一日本思想文化領域的頑症，促使許多人形成一個極爲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懺悔意識。人們還進一步追問：爲什麽會出現這樣死不認罪的現象？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國的教科書問題，一個合理的推斷是，我們的近代史觀也有類似的問題。當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國是被侵略者，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兩者也有共同點：社會的主流文化都對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的有識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這些先驅用心良苦，但他們沒有進一步追問：决定國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麽？可以說，國民性是一國公民思維和行爲方式的特點。任何民族都是從吃人生番演變過來的。作爲一個群體，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蠻孑遺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傳統和制度制約的自我淨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損害的屈辱，給中國人構築了新的思想定勢。這突出地表現在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因爲“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國人怎麽做都是有理，都應歌頌。這是愛國主義的要求。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就是以此爲指導思想的。熱愛自己的祖國，理所當然。可是，如何愛國，却有兩種不同的選擇。一種是盲目煽動民族情緒；中國傳統文化中“嚴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异”等觀念已經深入骨髓。時至今日，餘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國必對；反列强、反洋人就是愛國。在史料選擇和運用 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國的就用。另一種選擇是：以理性的態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靜、客觀、全面地看待和處理一切涉外矛盾。
現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們認同這個基本觀點，就應該引導中國人往這條道上走，讓理性、寬容內在化，成爲中國人的國民性，以利各國人民和各種文 化和諧共處。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代，企業之間和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不可能泯滅；理性地認識和化解矛盾對任何國家和企業都是最好的選擇。如果一涉外就是“ 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類文明的結晶，社會運行的規則。國際條約是有法律效力的。人們可以指責這些規則和條約是列强主導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國和貧苦民衆。人們應該不斷批判和揭露它的謬誤，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規則，修訂新的條約。可是，在沒有修改以前，我們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則就會造成不應有的混亂，歸根到底不利于弱國和多數民衆。
19、20世紀中國人幹了不少“無法無天”的事，義和團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視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蠻的行爲說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紀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張遵守現行國際條約的觀點視爲應該嚴加批判的賣國投降觀點！
說到底，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須清醒地看到，在社會領域，只有引發制度變革的行動，才稱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都不符合這個要求。這樣的歪曲實際是把革命粗鄙化，遲早總要付出代價。
不能輕視這些錯誤教育的後果。違反常識理性，以“革命”的名義故意歪曲歷史真相，歌頌義和團的直接惡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無遺。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是義和團行動的翻版；“破四舊”和“反帝”、“反修”中體現的清除外來事物的瘋狂，這些行動體現的內在理路，也與義和團的“滅洋”如出一轍。
上述教科書的編寫所呈現的理路，也沒有什麽不同。它們的共同點是：1．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2．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3．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用這樣的理路潜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爲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以利于現代化事業，現在是糾正這些謬誤的時候了。
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
中山大學教授 袁偉時 2006年01月11日 冰點特稿第574期
21世紀的中國人，面對的是順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趨勢。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進入了關鍵時刻。在這個年代，决定公民和國家發展成敗的最重要條件是制度環境，但公民的心智狀態對自己乃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難後，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灾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20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
“以史爲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屈辱、挫折、兵連禍結、前仆後繼，一部中國近代史蘊藏著多少血泪和經驗教訓！我們有責任將歷史真實告訴我們的青少年，讓他們永志不忘。這是幫助他們成爲現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純潔的孩子吞食的竟是變味乃至有意無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讓偏見伴隨終生，甚至因而誤入歧途。
現在是正視我們自己的歷史教科書問題的時候了。現從幾個具體的歷史事件談起。
火燒圓明園是不是無法避免的？
火燒圓明園是英法侵略軍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事情爲什麽會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過去了，我們理應冷靜地考察雙方的應對得失，吸取教訓，讓各國人民更好地共處。這一事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惡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著的《中國歷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它是這樣評述這次戰爭的：
一、關于戰爭起因。
這部教科書寫道：“1856年3月，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潜入廣西西林地區胡作非爲，被當地官吏處死。這就是所謂的‘馬神甫事件’。後來，法國以此爲借口，夥同英國發動侵略戰爭。同年10月，廣州水師在中國商船‘亞羅號’上，緝捕了海盜和水手。英國領事無端干涉，硬說‘亞羅號’是英國船要求中國方面釋放被捕的人，幷向英方賠禮道歉。兩廣總督葉名琛怕事態擴大，釋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絕道歉。這就是所謂的‘亞羅號事件’。1856年10月，英國首先挑起戰爭，炮轟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
這裏說的亞羅號事件大體符合歷史事實。至于殺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筆糊塗賬。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廣西西林代理知縣張鳴鳳所殺的。直至法國公使查問，張鳴鳳仍然矢口否認，說根本沒有這回事。致使廣西按察使和兩廣總督到了1858年初還信以爲真，據此回答法國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訂立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法國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雙方“議定界址內”活動，“法蘭西無論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拿，但應解送近口法蘭西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法蘭西人，以傷兩國和好。”
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傳教，《黃埔條約》訂立後仍不離開，這是違反條約的錯誤行爲。但把他處死，顯然是西林地方官員的行爲，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直至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教科書對此事的評述是不準確的。
還要指出，教科書隻字不提引發這次戰爭的兩條根本原因：一是英國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實履行《江寧條約》的規定，其中重要一點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當時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儘管也有過大小不一的糾紛，但都一一化解，沒有釀成巨禍。惟獨在廣州，却驚動朝野上下，鬧得天翻地覆，開各地反入城鬥爭的先河，歷時十多年無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見。
二是《望厦條約》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關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黃埔條約》亦規定：“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本屬平常外交事務，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雙方的矛盾。
關于挑起這次戰爭的原因，當時的有識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內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說：“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藉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葉名琛）複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益知中國易與，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粵民激于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衆 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爲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于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晚清曾國藩、李鴻章、馮桂芬、 郭嵩燾等人屢以“勿以小嫌釀大釁”相告誡，其中就包含了以廣州反入城鬥爭爲開端的慘痛教訓。
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就比大陸編得高明。它把這次戰爭的起因歸結爲四點：1．外人入城問題。2．續修條約問題。3．阿羅號船事件。4．馬賴神父事件。這樣說符合歷史實際，無損中國國家利益，有利于年輕一代學會冷靜地分析歷史問題，顯示出編者是合格的歷史學家。令人不解的是：爲什麽不向這些本國的同行學習呢？
二、關于戰爭過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臨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國先後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雖然喪失了不少權利，問題總算有個著落，雙方還議定翌年在北京互換批准書，徹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純屬程序性的最後一步還會節外生枝，招來更大灾禍！教科書是這樣寫的：“1859年，英國公使和法國公使各率一支艦隊北上大沽口，準備進京換約。清政府指定換約代表由北塘登陸，經天津至北京，幷要求各兵船武裝人員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堅持要從大沽口溯白河進京。他們蠻橫地率艦隊闖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臺的士兵開炮打擊入侵者。炮彈準確地落在侵略軍的軍艦上，打沉了四艘，打壞了六艘，其餘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戰的同時，侵略軍900人企圖登陸，也被打退。侵略軍死傷幾百人。大沽一帶人民冒著槍林彈雨，給戰士送餅送面，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在編者筆下，這是一曲愛國英雄進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問。
從後果看，這一仗顯然打錯了。翌年，英法聯軍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圓明園被燒。續訂《北京條約》，不但規定原訂的《天津條約》繼續有效，還招來其他新損失：對英法的賠款分別由四百萬兩和二百萬兩一律增至各八百萬兩；割讓九龍司；允許法籍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幷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 ”，爲日後連綿不斷的教案種下禍根。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
人們理所當然應該追問：公使走哪條路進京，真有那麽重要，乃至不惜一戰？雙方意見分歧有沒有認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開炮還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這是觸犯軍紀造成嚴重後果的大錯，能算是愛國英雄的義舉嗎？如屬後者，是奉了什麽樣的命令？
復查史實，這根本不是什麽愛國英雄的壯舉，而是愚昧的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親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書說的走哪條路進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繞個大彎進天津。當時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燾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記錄：1859年4月10日“怡親王至營……言奉旨密商一語：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須是名正言順，須緩緩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繞道至天津……辯論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條約》訂立後，他更具體叙述了當時的情况：“夷禍成于僧邸之誘擊。去歲之役，先後奉詔旨十餘，飭令迎出攔江沙外曉諭。洎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薄而擊之。僕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曾國藩對他的幕僚說過：“咸豐九年，洋人來換和約，僧忠親王誘而擊沉其船，天下稱快。十年，夷人複至……京師不守，幾喪天下。某謂僧邸此敗，義當殺身以謝天下矣。”他們說的情况，同當時在現場的英國公使卜魯斯的報告如出一 轍。英法軍艦6月16日已經到達，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隸總督恒福的照會，而當時軍事行動已經開始。這些史料可以歸納爲這麽幾點：
1．咸豐皇帝决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悄悄”襲擊洋鬼子。同時，他又十餘次下令，要先“曉諭”洋人，先禮後兵。
2．僧格林沁忠實執行了“悄悄擊之”的旨意，但沒有事先曉諭；也堅决拒絕手下大臣的勸阻；幷且是要洋人從北塘登陸，繞道至天津的設計者。
3．對這一喪權辱國的橫禍，以曾國藩、郭嵩燾、吳汝綸等爲代表（還包括李鴻章、馮桂芬等人）的比較清醒的官僚和士紳，已經有過嚴厲的批評和諷喻。
令人震驚的是：時至20世紀90年代，我們的教科書，仍然按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調子唱歌，不同之處僅在把“鄉勇”換成“士兵”！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回答火燒圓明園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問題了。面對咄咄逼人的强敵，作爲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沖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而當時的政府和士紳，完全被極端的情緒支配，在小事上製造違約的蠢行，結果釀成大禍。如果清政府决策層和有關的地方督撫不是那麽愚昧，這場灾禍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認識水平和專制的决策程序，是歷史的積澱，不是朝夕所能改變；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爲文明之師；于是，這場灾禍又是難以避免的。
是愛國壯舉還是有悖文明行爲
再來看看教科書的作者對義和團事件的評述吧。
教科書正確揭露了“八國聯軍侵占北京以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在八國聯軍進攻天津的時候……（俄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海蘭泡大屠殺慘案。俄國軍隊還强占了中國江東六十四屯，殘酷屠殺當地居民。”此外的論述只能說是錯誤連篇。
一、教科書沒有隻字提及義和團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的極端愚昧的行爲。
義和團毀電綫、毀學校、拆鐵路、燒洋貨、殺洋人和與外國人及外國文化有點關係的中國人……凡沾點洋氣的物和人，必徹底消滅而後快。即使義和團真的立下了“扶清滅洋”的偉大功勛，也不能回避它的這些反文明、反人類的錯誤，何况正是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灾難！這些都是衆所周知的史實，也是中國人 不能忘記的國耻，而我們的少年兒童必讀的教科書却偏偏閉口不談。
教科書也談到拆毀鐵路。它是怎麽說的呢？“1900年6月……八國侵略軍2000多人，由英國海軍司令西摩爾率領，從大沽經天津向北京進犯。義和團拆毀從天津到北京的鐵道，奮起狙擊侵略軍。侵略軍在廊坊一帶被義和團包圍，死傷多人，狼狽逃回天津。”如此說來，拆毀鐵路不過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實際情况怎樣？
1900年5月28日（陰曆五月初一），直隸總督裕祿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十九夜（5月27日）先聞涿州至琉璃河一帶猝被拳匪將鐵路焚毀，詎今早由 琉璃河至長辛店一百餘裏沿途鐵道車站橋梁幷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燒”。與此同時，各地紛紛告急：“刻下電綫又阻……至長辛店綫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綫， 被匪徒砍斷，所有電均被阻滯。”他們破壞這些設施完全出于對外來事物的敵視，而不是爲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應急行動。同時，這類行動波及各地，不是局 部性的偶發現象。也就是說，這是蓄意破壞財産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說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勛。從時間看，西摩爾軍從出發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間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毀鐵路、電綫，焚燒車站、搶掠財産的急報，已紛至沓來。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後，這個次序 是歷史事實，無法也不應修改。
二、教科書也沒有譴責清政府高級官員及義和團亂殺無辜，燒殺搶掠的野蠻、殘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撫毓賢的作爲。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將太原洋人辦的醫院燒掉，同時“將省中洋人，誘令遷居一處。當于教堂內搜出婦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數人，而五六歲十餘歲至二三十歲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動聲色，帶領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處，親自兜拿。該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數人，冒死突進，將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惡相濟的教民十七名，一齊擒獲，立即綁赴市曹，同時正法”；“壽陽縣秦錫圭拿獲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來，一幷將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門教堂亦爲拳民焚燒，省城洋人教堂已無遺迹”。當時的報刊還報道：“寓晋西人，得京師亂耗。群求毓賢保護。不料竟誘聚而殲之，且手刃數人焉。”
毓賢的行爲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進取的頑固分子，都是傳統文化中最落後、野蠻的成分的繼承者，這類頑固官僚趁機爲非作歹的事例不勝枚舉。例如，輔國公載瀾是奉旨會同載勛、剛毅“統率”京津義和團的宗室，其殘暴就不讓毓賢：“京師亂起，載瀾從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氈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論，撲殺之，雖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義和團的所作所爲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參加義和團的民衆都視爲匪徒，他們不少是盲從的愚民，但混迹其間的確實不少是土匪和流氓。總計在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間，被殺外國人231名，其中兒童53名。他們大都死于義和團之手。至于中國的教徒（教民）和所謂“二毛子”被殺的，更是沒有算清的糊塗賬，其中絕大部分是被義和團殺死的，官兵也殺了一些。僅山西一省，就有中國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殺。奉天（遼寧） 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隸（河北）全省殺人焚屋之案，幾于無縣無之。其殺人多者，一縣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搶劫、焚毀教民家室至一千餘家 之衆”。
“受害最烈”的北京，當時有關人士留下不少實錄：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爲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幷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法國天主堂在西安門內西什庫，剛相（剛毅）嘗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實不敢前，嘩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無以塞後意，乃噪而出永定門。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縶以來；僞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爲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 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毓鼎上疏力爭之，謂：‘謀亂當有據，羸翁弱婦，非謀亂之人；優裝玩具，非謀亂之物……’疏入，獄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點中，團匪燒大栅欄德記藥房，延燒糧食店、燈市街、觀音寺、珠寶市……共計店鋪四千餘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會救火”。這個京師最繁華的地區于是毀于一旦。總的說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這是所謂義和團“革命”的後果之一。
開頭，民衆與傳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們後來的作爲遠遠超過與外來宗教矛盾的界綫。事件過後直至民國初年，朝野各界將這個組織定性爲拳匪是有足够根據的。
三、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它對慈禧的專制淫威惹來滔天大禍竟隻字不提！
義和團興起之初，袁世凱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謂能避槍炮。然迭與鄉團、教民、兵役格鬥，一遇槍炮，輒傷斃多人，瓦解鼠竄……其藉以動人者，謂圖滅洋教。 然上年春夏間，在曹州、濟寧各屬，掠教民一千一百餘家，幷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間在東陽、濟南各屬，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內多擄架勒贖之 案，直與盜匪無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凱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裕祿等等）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慈禧充耳不聞，比較清醒的衆多大臣只好保持緘默，品質不良之輩則乘風轉舵，諂上邀寵（如裕祿）。
一個在六年前連一個“敢于犯上”的“蕞爾小國”———日本都無法招架的弱國，居然要同時向包括日本在內的11國宣戰！《國際法》傳入中國60年後，竟要派兵圍攻駐華使館！
爲了决定和戰大計，從1900年6月16日開始，慈禧一連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開御前會議。在會上吏部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人先後提出不能聽信邪術、不可圍攻使館、不能主動對外宣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袁昶和許景澄在兩人聯名的奏摺中寫道：“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構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爲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爲大耻，聯合一氣，致死報復……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慈禧不但不接納這些淺顯的常識，而且大發專制淫威，把他們的腦袋砍掉！
同時，包括毓賢殺洋人在內的罪行，大都發生在6月21日下詔與各國宣戰、6月24日命各省督撫殺洋人以後。首犯是慈禧，毓賢、載漪等人不過是凶狠的執行者。
四、教科書對一些史料的運用也很不嚴肅。
“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孩童個個拿起刀，保國逞英雄。”教科書以突出位置刊載了這一歌謠，說是“義和團歌謠”。可是，筆者孤陋寡聞，讀過的現存義和團傳單、揭帖等書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爲根據的史料。而後來調查的所謂口頭傳說，往往是後人加工乃至創造的，根本不足爲憑。
教科書又說：“北京東單西裱胡同有座于謙廟。爲了學習于謙的愛國精神，1900年4月，義和團進城後，把神壇設在這裏。”一切學術觀點都應拒絕牽强附會，要經得起反駁。載漪、載瀾等禍國殃民的滿清權貴家裏都設有義和團神壇，這又是向他們學習什麽？
在我國，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外，還有一套可供選用的沿海地區教材。號稱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實錯誤更嚴重，是非觀念更加糊塗。
例如，對義和團事件的論述，它增加了這麽兩句話：“6月中旬以後，義和團群衆開始圍攻侵略者據點西什庫教堂和外國使館區。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給被圍困的侵略者送去糧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問。”每句話都錯得一塌糊塗！
首先要問：西什庫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嗎？在義和團事件前，這不過是普通的法國天主教堂，沒有材料足以證明它是“侵略者據點”。義和團期間，從1900年 6月13日起幾天內就將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樓燒毀，連帶燒掉數千家民居和商店，劫餘的西什庫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國人和中國教民。這個 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維持正常社會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殺，于理于法都無可指責。說這個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完全是信口開河。
其次，圍攻東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軍和榮祿的武衛中軍，是他們犯下的罪行，義和團則是助紂爲虐。含糊其詞，仿佛此舉是義和團自發的愛國義舉，不但歪曲了歷史真相，也掩蓋了清政府踐踏國際法的罪行。再次，對西什庫教堂和使館區的進攻，充分體現了專制統治者極端愚昧無知和殘暴；時至20世紀 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這是對國際法的無知，已經淪爲對國耻的頌揚，也忘記了“反對封建專制”的責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確實曾派人給被圍困的外國使館送過生活日用品，這是奉旨公開進行的，說是“暗中”于史無據。當時，清政府內部比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 要求按照國際慣例保護外國外交人員和外國人；東南各省的督撫甚至公開聲明不再承認6月21日宣戰後的“僞詔”。迫于這些壓力，加上她色厲內荏，要預留“轉圜”餘地，不得不作出這樣的姿態。不管是真是假，這是清政府內部理性尚未完全泯滅的表現。把它與義和團的行動對舉而意含貶損，顯然是很不恰當的。
對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評述比較全面的同樣是香港的教科書。它既譴責義和團“大肆排外，殺教士、教民，連藏洋書、戴眼鏡的人都不放過，且到處破壞，燒教堂、拆電綫、毀鐵路。”“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殺”；也指出“當時聯軍紀律極壞，任意焚掠屠殺，其中以俄、德兩國軍隊及英國的印度兵最爲殘暴。”細緻分析了義和團産生的背景：1．民族情緒。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頻生。還全面論述了辛丑條約的內容及它對當時和日後中國的深遠影響。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部教科書說的是真實的歷史。
如何面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狀况
出現這些現象與中國長期處于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境遇息息相關。面對如是現實，可以有不同的心態。
西方的入侵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國的表像破裂，大量民衆在生死綫上掙扎。人們順理成章把這種狀况歸罪于“洋鬼子”；也譴責統治者腐朽、愚昧、軟弱。一個辯論不休難于取得共識的問題是：內因還是外因是導致這個狀况的主要根源？
其實，完全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問題：這個狀况遲遲不能改變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說這是因爲帝國主義者太凶狠了，這等于什麽都沒有說。經過長期、複雜、 反復的博弈過程，在國際關係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較合乎多數人和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當這個狀况尚未出現以前，不會有救世主從天而降，慷慨代你維護國家利益。問題只能歸結爲面對這樣的現實，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內外的經驗證明：後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况，改變被動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國內的改革。這是一個社會運行機制的全面改造過程。對那些文化自成體系，而對外來文化深閉固拒的國家說來，這是十分艱難的過程。以中國來說，從鴉片戰爭算起至20世紀初實行新政，僅是辯論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過革命手段還是通過漸進的改革開闢前進道路，更是頭緒繁複。不過，有一條是肯定無疑的：必須千方百計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爲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充分的時間。如果此說大致不差，回頭再看義和團，對內，它是與社會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反動事件。對外，亂殺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極端愚蠢危害中國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個流行多年爲義和團事件辯護的論斷：義和團避免了中國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歷史學家李時岳先生已經詳盡地駁斥了這一詭辯。不但4億5千萬兩賠款 （相當于當時將近6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進中國人的胸膛，而且給沙俄藉口，趁機製造了海蘭泡和江東64屯慘案，7000多中國人被殺， 江東領土全被吞沒，大量俄軍進占東北；華北地區在戰爭中死傷燒殺的損失難以數計。戰後的瓜分陰謀更沒有停止：英軍進攻西藏，占領拉薩；德國派炮艦進入洞庭湖，幷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英國則相應要求租借舟山群島作爲“補償”！
有人喜歡援引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的這麽一段話：“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爲下策。”證明義和團化解了瓜分圖謀。李時岳先生說得好：“瓦德西個人的觀感幷不能代表德國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爲對華政策的基點，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的行動就是證明。只是由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瓜分才沒有實行。”
把視野放得更寬一些，問題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和義和團事件是一條割不斷的歷史鏈條。說得更準確一些是：甲午戰爭徹底暴露了大清帝國的腐朽，不少知識階層從幾十年迷夢中驚醒，反思自强運動不敢觸及“自由不自由”這個根本問題的錯誤，形成了第一次群衆性啓蒙運動，改革也有新進展。是學習西方徹底改革，還是固守傳統，不准變革，成了中國盛衰的關鍵，也是解讀這段歷史的基本綫索。不幸，體現甲午戰敗後的變革進程進入高潮的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戊戌政變標志著學西方、求變革的挫折和倒退；義和團事件不過是政變後固守傳統反對變革的反動逆流的巔峰。換句話說，義和團事件對外使中國在被奴役的附屬國的道路上繼續沉淪，對內則舉目皆是國破家亡的圖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態
2000～2001年之間，引起中國人關注的一個國際事件，是日本的教科書問題。一部右翼勢力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掩蓋歷史真相，否認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韓兩國政府和人民在內的海內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議。這是伸張正義的鬥爭，而且這是20年間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現新修教科書歪曲歷史，一再在日本國內外激起公憤。這一日本思想文化領域的頑症，促使許多人形成一個極爲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懺悔意識。人們還進一步追問：爲什麽會出現這樣死不認罪的現象？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國的教科書問題，一個合理的推斷是，我們的近代史觀也有類似的問題。當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國是被侵略者，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兩者也有共同點：社會的主流文化都對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的有識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這些先驅用心良苦，但他們沒有進一步追問：决定國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麽？可以說，國民性是一國公民思維和行爲方式的特點。任何民族都是從吃人生番演變過來的。作爲一個群體，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蠻孑遺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傳統和制度制約的自我淨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損害的屈辱，給中國人構築了新的思想定勢。這突出地表現在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因爲“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國人怎麽做都是有理，都應歌頌。這是愛國主義的要求。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就是以此爲指導思想的。熱愛自己的祖國，理所當然。可是，如何愛國，却有兩種不同的選擇。一種是盲目煽動民族情緒；中國傳統文化中“嚴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异”等觀念已經深入骨髓。時至今日，餘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國必對；反列强、反洋人就是愛國。在史料選擇和運用 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國的就用。另一種選擇是：以理性的態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靜、客觀、全面地看待和處理一切涉外矛盾。
現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們認同這個基本觀點，就應該引導中國人往這條道上走，讓理性、寬容內在化，成爲中國人的國民性，以利各國人民和各種文 化和諧共處。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代，企業之間和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不可能泯滅；理性地認識和化解矛盾對任何國家和企業都是最好的選擇。如果一涉外就是“ 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類文明的結晶，社會運行的規則。國際條約是有法律效力的。人們可以指責這些規則和條約是列强主導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國和貧苦民衆。人們應該不斷批判和揭露它的謬誤，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規則，修訂新的條約。可是，在沒有修改以前，我們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則就會造成不應有的混亂，歸根到底不利于弱國和多數民衆。
19、20世紀中國人幹了不少“無法無天”的事，義和團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視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蠻的行爲說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紀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張遵守現行國際條約的觀點視爲應該嚴加批判的賣國投降觀點！
說到底，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須清醒地看到，在社會領域，只有引發制度變革的行動，才稱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都不符合這個要求。這樣的歪曲實際是把革命粗鄙化，遲早總要付出代價。
不能輕視這些錯誤教育的後果。違反常識理性，以“革命”的名義故意歪曲歷史真相，歌頌義和團的直接惡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無遺。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是義和團行動的翻版；“破四舊”和“反帝”、“反修”中體現的清除外來事物的瘋狂，這些行動體現的內在理路，也與義和團的“滅洋”如出一轍。
上述教科書的編寫所呈現的理路，也沒有什麽不同。它們的共同點是：1．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2．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3．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用這樣的理路潜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爲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以利于現代化事業，現在是糾正這些謬誤的時候了。
精神病專家爲何被指精神病？（南方報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17091
精神病專家爲何被指精神病？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柴會群，實習生 呂健 2008-09-11 09:08:28 來源:南方周末
這是一起有關精神病鑒定的離奇官司：
國內知名的精神病專家，在給有關領導寫信反映問題之後，被自家醫院定性爲精神病患者，幷寫在了該院回復給上級部門的文件上。
該文件認定精神病的依據，竟然是另一名精神病醫生的幾句私下閑聊……
8月下旬，西安市雁塔區法院對一起名譽侵權案進行一審判决。判定原告司法精神病學專家紀術茂敗訴。紀隨後提起上訴，使得這起特殊的名譽侵權案趨于複雜。
紀術茂是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的退休醫生，是一名具有全國影響的精神病學專家，現爲中華精神科學會司法精神病學學組副組長。從業四十多年來，紀先後主持鑒定兩千餘個司法精神病案例。
兩年多前，紀本人所在的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在發給主管部門的一份文件中，指稱紀術茂有精神病。紀術茂得知後，于今年2月以侵權爲由狀告醫院。認爲被告利用行政權力，以文件形式侵害其人格尊嚴和名譽。
精神病醫生被所在醫院發文指稱精神病，幷將醫院告上法庭，這在國內尚屬首例。
醫院發文認定精神病
南方周末記者看到，這份文件編號爲“市精衛字[2005]53號”，（以下簡稱53號文件），簽發人是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黨委書記張啓英，簽發時間是 2005年9月。文件中提到“紀術茂同志心胸狹窄、嫉妒心强”，此外還引用一位精神科醫生的說法：“紀術茂主任可能腦動脉硬化，出現了明顯的偏執、贅述、 邏輯倒錯性思維、矛盾思維、虛構等精神症狀。”而院方也稱“覺得的確如此”，幷稱“隨著時間的推移症狀越來越明顯了”等。
53號文件除了指稱紀術茂有精神病之外，還提到紀術茂“多次設法誘導現任司法鑒定科××主任出錯誤的鑒定報告，干擾正常工作”。紀術茂認爲，這種說法性質十分嚴重，因爲司法精神鑒定報告是判斷犯罪嫌疑人有罪無罪和罪輕重至關重要的依據，一旦出錯，往往就意味著冤假錯案。
紀術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據他後來瞭解，53號文件共印發了三十餘份，多半已散發出去。
信訪引來“精神病”定性
69歲的紀術茂被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認爲是該院的“特殊人物”。南方周末記者調查得知，紀術茂在退休、科研、科室設置等問題上與院長師建國産生矛盾。紀術茂認爲自己受到不公正對待，遂給有關領導寫信反映。信件被轉至西安市衛生局，後者遂要求院方對紀所反映問題進行調查。53號文件是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針對紀術茂信件內容給西安市衛生局的報告。
紀術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53號文件發出一年之後他才知道。一年多來，自己在圈內備受冷落，甚至招來多種异樣眼光，系由此引起。紀術茂在起訴書中稱，在得知自己被醫院發文認定有“精神病”之後，他視力、聽力均有所下降，經常徹夜失眠。
聽說紀術茂得了“精神病”，許多業內人士深感訝异。就在去年11月，紀術茂還在第十届全國司法精神病學會議上發言，此前還負責起草評定精神病人刑事責任能力大綱。紀術茂本人則稱，就在醫院發文稱他有精神病前不久，他還應邀赴北京參與一起對外籍人員的司法精神鑒定工作。
院方稱文件沒有擴散
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辯稱，53號文件是針對紀術茂的“控訴書”，應衛生局領導所作的調查報告。報告幷非“無中生有、顛倒黑白”。以文件形式向上級彙報調查結果也沒有錯。此外除了西安市衛生局，再沒有給任何其他單位或個人遞交過。
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黨委書記張啓英不願就此事接受采訪，他只是對南方周末記者稱，53號文件是在醫院辦公會上通過，他僅僅負責簽發。據他解釋，因爲紀術茂到處“告狀”，西安市衛生局要求醫院查，醫院才發出這樣一個文。文件只發給了衛生局，沒有擴散。當看到南方周末記者手中拿著這份文件的複印件時，張神色緊張，稱誰擴散出去誰負責。
而新華社記者出具書面證據稱，2006年8月去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采訪時，院長師建國讓辦公室主任拿來53號文件交到其手中，以助其“對紀術茂有所瞭解”。
幾句私下閑聊成了“鑒定依據”
紀術茂有無精神病問題成爲本案焦點。53號文件指稱紀術茂有精神病的根據，是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醫生樊作澎的有關陳述。樊作澎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說，2004年他與紀在西安一個學術會議上見面，感覺對方在退休問題上有些偏執，幷在私下聊天時談了些看法。樊說，他幷不認爲紀術茂有精神病，也不知道西 安市精神衛生中心將自己的話寫進了文件。“把我私下聊天時的一些看法寫進文件不合適。”樊作澍說。
著名司法精神病學專家、華西醫院劉協和教授對南方周末記者稱，由于精神病問題涉及個人名譽及其他權益，對其認定是件相當嚴肅的事情，只有專門的司法精神鑒定機構才能認定一個人是否有精神病。即便是精神病院出具的診斷書，也不具備法律效力。
法律應杜絕鑒定隨意性
一審法院認爲，涉及紀術茂個人健康問題未經有關部門鑒定，將被告單位自己的看法寫在文件上，表述語氣情緒化，顯屬不妥。不過法院仍認爲，文件只是應主管部 門的調查要求，提供給其主管部門，後雖提供給新華社記者，也未産生嚴重的不良後果。因此，該份文件不構成對紀術茂名譽權的侵害，遂判原告敗訴。
律師陳志華認爲，精神病稱謂在現實中帶有明顯的人格貶損意味，幷不是一般的“個人健康問題”，而是直接關係到人格尊嚴和名譽權。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陳說，近年來，媒體曾相繼披露多起以精神病名義侵犯公民權利的案例。而精神病醫生被自家醫院未經鑒定被扣上“精神病”帽子，且以文件形式向上級報告，尚未聞先例。主管部門對此亦未追究，當事人訴之法院又判敗訴，更讓人大跌眼鏡。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認爲，紀術茂名譽權案充分暴露出當前對精神病認定的隨意和混亂。我國目前除非涉及刑事案件，尚無法規對公民精神病鑒 定的啓動、程序、主體、相關責任等作出規範，“精神病”往往成爲强勢機關或個人對付弱勢群體的“法寶”。“紀術茂僅僅被指稱有精神病，而沒有被强制當成精 神病人送院‘治療’相比較一些更爲惡劣的案例，已算幸運。”該人士說。
精神病專家爲何被指精神病？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柴會群，實習生 呂健 2008-09-11 09:08:28 來源:南方周末
這是一起有關精神病鑒定的離奇官司：
國內知名的精神病專家，在給有關領導寫信反映問題之後，被自家醫院定性爲精神病患者，幷寫在了該院回復給上級部門的文件上。
該文件認定精神病的依據，竟然是另一名精神病醫生的幾句私下閑聊……
8月下旬，西安市雁塔區法院對一起名譽侵權案進行一審判决。判定原告司法精神病學專家紀術茂敗訴。紀隨後提起上訴，使得這起特殊的名譽侵權案趨于複雜。
紀術茂是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的退休醫生，是一名具有全國影響的精神病學專家，現爲中華精神科學會司法精神病學學組副組長。從業四十多年來，紀先後主持鑒定兩千餘個司法精神病案例。
兩年多前，紀本人所在的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在發給主管部門的一份文件中，指稱紀術茂有精神病。紀術茂得知後，于今年2月以侵權爲由狀告醫院。認爲被告利用行政權力，以文件形式侵害其人格尊嚴和名譽。
精神病醫生被所在醫院發文指稱精神病，幷將醫院告上法庭，這在國內尚屬首例。
醫院發文認定精神病
南方周末記者看到，這份文件編號爲“市精衛字[2005]53號”，（以下簡稱53號文件），簽發人是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黨委書記張啓英，簽發時間是 2005年9月。文件中提到“紀術茂同志心胸狹窄、嫉妒心强”，此外還引用一位精神科醫生的說法：“紀術茂主任可能腦動脉硬化，出現了明顯的偏執、贅述、 邏輯倒錯性思維、矛盾思維、虛構等精神症狀。”而院方也稱“覺得的確如此”，幷稱“隨著時間的推移症狀越來越明顯了”等。
53號文件除了指稱紀術茂有精神病之外，還提到紀術茂“多次設法誘導現任司法鑒定科××主任出錯誤的鑒定報告，干擾正常工作”。紀術茂認爲，這種說法性質十分嚴重，因爲司法精神鑒定報告是判斷犯罪嫌疑人有罪無罪和罪輕重至關重要的依據，一旦出錯，往往就意味著冤假錯案。
紀術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據他後來瞭解，53號文件共印發了三十餘份，多半已散發出去。
信訪引來“精神病”定性
69歲的紀術茂被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認爲是該院的“特殊人物”。南方周末記者調查得知，紀術茂在退休、科研、科室設置等問題上與院長師建國産生矛盾。紀術茂認爲自己受到不公正對待，遂給有關領導寫信反映。信件被轉至西安市衛生局，後者遂要求院方對紀所反映問題進行調查。53號文件是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針對紀術茂信件內容給西安市衛生局的報告。
紀術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53號文件發出一年之後他才知道。一年多來，自己在圈內備受冷落，甚至招來多種异樣眼光，系由此引起。紀術茂在起訴書中稱，在得知自己被醫院發文認定有“精神病”之後，他視力、聽力均有所下降，經常徹夜失眠。
聽說紀術茂得了“精神病”，許多業內人士深感訝异。就在去年11月，紀術茂還在第十届全國司法精神病學會議上發言，此前還負責起草評定精神病人刑事責任能力大綱。紀術茂本人則稱，就在醫院發文稱他有精神病前不久，他還應邀赴北京參與一起對外籍人員的司法精神鑒定工作。
院方稱文件沒有擴散
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辯稱，53號文件是針對紀術茂的“控訴書”，應衛生局領導所作的調查報告。報告幷非“無中生有、顛倒黑白”。以文件形式向上級彙報調查結果也沒有錯。此外除了西安市衛生局，再沒有給任何其他單位或個人遞交過。
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黨委書記張啓英不願就此事接受采訪，他只是對南方周末記者稱，53號文件是在醫院辦公會上通過，他僅僅負責簽發。據他解釋，因爲紀術茂到處“告狀”，西安市衛生局要求醫院查，醫院才發出這樣一個文。文件只發給了衛生局，沒有擴散。當看到南方周末記者手中拿著這份文件的複印件時，張神色緊張，稱誰擴散出去誰負責。
而新華社記者出具書面證據稱，2006年8月去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采訪時，院長師建國讓辦公室主任拿來53號文件交到其手中，以助其“對紀術茂有所瞭解”。
幾句私下閑聊成了“鑒定依據”
紀術茂有無精神病問題成爲本案焦點。53號文件指稱紀術茂有精神病的根據，是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醫生樊作澎的有關陳述。樊作澎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說，2004年他與紀在西安一個學術會議上見面，感覺對方在退休問題上有些偏執，幷在私下聊天時談了些看法。樊說，他幷不認爲紀術茂有精神病，也不知道西 安市精神衛生中心將自己的話寫進了文件。“把我私下聊天時的一些看法寫進文件不合適。”樊作澍說。
著名司法精神病學專家、華西醫院劉協和教授對南方周末記者稱，由于精神病問題涉及個人名譽及其他權益，對其認定是件相當嚴肅的事情，只有專門的司法精神鑒定機構才能認定一個人是否有精神病。即便是精神病院出具的診斷書，也不具備法律效力。
法律應杜絕鑒定隨意性
一審法院認爲，涉及紀術茂個人健康問題未經有關部門鑒定，將被告單位自己的看法寫在文件上，表述語氣情緒化，顯屬不妥。不過法院仍認爲，文件只是應主管部 門的調查要求，提供給其主管部門，後雖提供給新華社記者，也未産生嚴重的不良後果。因此，該份文件不構成對紀術茂名譽權的侵害，遂判原告敗訴。
律師陳志華認爲，精神病稱謂在現實中帶有明顯的人格貶損意味，幷不是一般的“個人健康問題”，而是直接關係到人格尊嚴和名譽權。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
陳說，近年來，媒體曾相繼披露多起以精神病名義侵犯公民權利的案例。而精神病醫生被自家醫院未經鑒定被扣上“精神病”帽子，且以文件形式向上級報告，尚未聞先例。主管部門對此亦未追究，當事人訴之法院又判敗訴，更讓人大跌眼鏡。
另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法律界人士認爲，紀術茂名譽權案充分暴露出當前對精神病認定的隨意和混亂。我國目前除非涉及刑事案件，尚無法規對公民精神病鑒 定的啓動、程序、主體、相關責任等作出規範，“精神病”往往成爲强勢機關或個人對付弱勢群體的“法寶”。“紀術茂僅僅被指稱有精神病，而沒有被强制當成精 神病人送院‘治療’相比較一些更爲惡劣的案例，已算幸運。”該人士說。
牟其中獄中歲月（南方報系）
牟其中獄中歲月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張華，特約撰稿 王坤祚 發自武漢 2009-04-01 17:56:36
■在多數同監犯人的眼中，牟其中就像是個外星來客，他在起初幾年間，鮮與同室的其他人交流。大多數時間，他都在反思、讀書、寫作，每天的寫作時間超過12小時
■爲了鍛煉好身體，牟其中在獄中每天的運動量驚人。他堅持每天早上繞著監獄內的小籃球場跑幾十圈，午休後就來回爬樓梯——六層樓上下十幾趟，高度相當于爬了一座紐約帝國大厦
■一天自由活動期間，唐萬新靠近牟其中，主動向其示好，表示要借手機給牟打。高出唐萬新整整一個頭的牟其中，側著臉，瞄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聲，不加理睬
2009年3月5日下午，雨後初晴的武漢，空氣分外清新。湯遜湖畔湖北洪山監獄餐廳前的廣場上，有一位高個子的老人正聚精會神地讀著當期的《南方周末》，他的滿頭白髮與周圍冬青和栀子樹的翠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他讀完報紙，頗爲感慨地對身邊一位犯人說：“當一個大國的領導人，真是太累太累。”
廣場上正在散步的另外兩位犯人聽了，禁不住啞然失笑。而他却一臉嚴肅。
這位老人便是目前中國監獄關押的最著名犯人之一的牟其中。2000年5月，他以信用證詐騙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後被改判18年有期徒刑。
牟其中在獄中已呆了十年，他始終保持著對外部世界的關注，幷寫下了數百萬字的手稿。有人說他是“六十多歲的身體，三十來歲的心臟”。這或許正是當下一些知名企業家慕名前往探訪的原因之一。
孤傲寡言
2009年，牟其中69歲。
這是一位極爲孤獨的老人。在多數同監犯人的眼中，牟其中就像是個外星來客，他在起初幾年間，鮮與同室的其他人交流。大多數時間，他都在反思、讀書、寫作，每天的寫作時間超過12小時。牟其中撰寫的大都是政論或是經濟類的文章。
上世紀70年代他第一次遭遇了牢獄之灾，彼時他因爲批判文化大革命而被投入監獄，甚至被判了死刑，5年後平反出獄。之後他成立中德商店，聲稱要做“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不料1983年因涉嫌“投機倒把”再次入獄，這一次他在獄中只呆了一年。出獄後他把之前的中德商店升級爲“中德實業開發總公 司”，5年後在天津成立了南德經濟集團。
在洪山監獄是他的第三次鐵窗之旅。洪山監獄關押的許多是原來行政級別較高的犯人。牟其中入獄後曾享受過一段時間獨居一室的待遇，後調至另一房間。
牟其中鮮與獄友講起他執掌南德時的經歷。有時，他有點悶了，也會與一兩位相對熟識的獄友聊天，他對曾在洪山監獄服刑六年的獄友鄭毅說：“我出去以後，會興辦一所最現代化的南德醫院，對富人提供最高貴的服務，對窮人收取最廉價的費用。”
鄭毅聽了之後默不作聲。他熟悉牟其中的秉性。實際上洪山監獄裏不少人都知道牟其中的這一宏願。有人甚至預言，牟其中刑滿釋放時，將會有上百家媒體記者和三十多位大名鼎鼎的企業家前來接他。
顯然，牟其中的這種風格與入獄前別無二致。他的特立獨行，他的桀驁不遜，皆延續至今。
他常會主動向境遇不佳的獄友問寒問暖，雖然話不多；獄友們尊稱他爲“牟老”。
南方周末記者在湖北采訪時得知，在考核甚爲嚴格的洪山監獄，牟其中從未有過違紀的行爲發生，幷多次獲得表揚。這也使得他繼無期徒刑改爲18年有期徒刑之後，又獲得了减刑的機會。
爲了鍛煉好身體，牟其中在獄中每天的運動量驚人。他堅持每天早上繞著監獄內的小籃球場跑幾十圈，午休後就來回爬樓梯——六層樓梯上下十幾趟，高度相 當于爬了一座紐約帝國大厦。他習慣綁條毛巾在手腕上，邊運動邊擦汗。更爲令人驚愕的是，無論數九寒天，還是春寒料峭，他都堅持洗冷水澡，做自編的體操。
于是，十年前牟其中顯得臃腫的體態，特別是他的“啤酒肚”，現在已經看不見了。他的身高超過一米八，現在的體重爲一百七十斤左右。
牟其中的訴訟委托代理人夏宗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牟其中是一個樂觀的人。但他幷非沒有傷心的時候。據牟其中的獄友回憶，他與其在國外的兩個兒子通電話後，常會哭。
獄中反思
除了《人民日報》、《湖北日報》等監獄訂閱的報紙外，牟其中在獄中還訂了《南方周末》和《21世紀經濟報道》。他也常托獄友通過有關渠道幫他借書來讀。有趣的是，他習慣站著閱讀，以“保持頭腦清醒”。
“中國經濟最嚴重的時刻還沒有到來。”去年8月，牟其中對獄友鄭毅說。儘管身陷囹圄，他依然密切關注眼下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有時，他可能也會想，如果南德集團存活至今的話，會是什麽樣的情形。
上世紀整個90年代，南德一直是中國商界一個標志性符號，牟其中用輕工産品換俄羅斯飛機、發射衛星、開發滿洲里等令人嘆爲觀止的事件，轟動海內外， 也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中國十佳民營企業家”“中國改革開放十大風雲人物”等贊譽紛至沓來，直到南德事發，牟其中于1999年被捕入獄。
“我不著急中國趕超不了美國，我著急的是，中國人學不會做一個好富人的本領。”牟其中感慨道，“做好一個窮人，有骨氣就行了，而做好一個富人，則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靈魂。”
令人深思的是，從1999年英國小夥胡潤第一次把“富豪榜”的概念帶到中國，至今的十年間，“落馬”的富豪數不勝數，2000年前後有李經緯、仰融、楊斌等人，近兩年更有黃光裕、劉根山等大腕；當然，個中原因各不相同。
實際上，牟其中可以說是富豪榜上第一位落馬者。十年前胡潤發布處女作“中國內地50富豪榜”前幾天，才知道了牟其中被捕的消息，但總不能發布一紙“49富豪榜”吧，于是只好讓牟其中繼續榜上有名（第16位，財富10億元人民幣），不過在榜末注明有關原因。
“中國商人很難做到獨善其身，而與政治家爲伍又前途未蔔，做到像洛克菲勒家庭一樣代代相傳就更難了。”牟其中在獄中說。
類似富有哲理的“名言”，牟其中總是妙語如珠，這得歸功于他在監獄中閱讀與反思。當他在獄中奮筆疾書時，他的獄友從不敢打擾他。《中國企業家》雜志社長劉東華曾在牟其中入獄前和他接觸過，之後感嘆：這個人與一般企業家最大的不同是思維超前，他是在生産思想而非別的東西。
十年後，這句話似乎同樣適用。牟其中在監獄裏源源不斷地生産的這些思想，有人認爲“已經過時了”，有人則奉爲圭臬，更多的人感到困惑，譬如，牟其中心裏一邊充滿了政治情懷，一邊又不時表現出對政治的排斥情緒……
先鋒者的悲劇
牟其中在洪山監獄修心養性，而他的江湖地位却幷沒有就此消逝。
2007年，國內另一位曾蜚聲中國企業界的犯人來到了洪山監獄。雖然後來在此處只呆了很短一段時間，但他進來伊始時有一件高興的事，即終于可以見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商界前輩牟其中了。
此人是一位小個子，名叫唐萬新，即原“德隆系”掌門人，多年前叱咤風雲的資本大鰐。德隆曾是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唐萬新曾被譽爲“中國第一悍莊 ”，在最鼎盛時期的2003年，唐萬新名列“資本控制50强”的首位，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共計逾200億元人民幣的市值。次年，德隆系崩塌，不久唐萬新入獄。
牟其中比唐萬新年長24歲，兩人都屬龍。一位屬中國改革開放最早一批企業家，一生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一位是前者是資本市場梟雄人物之一，這兩個人在獄中的相遇，無疑非常具有戲劇性。
一天自由活動期間，唐萬新靠近牟其中，主動向其示好，表示要借手機給牟打。高出唐萬新整整一個頭的牟其中，側著臉，瞄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聲，不加理睬。
這時，唐萬新羞得像個小女孩兒一樣，臉倏的一下紅了。
後來，牟其中對獄友鄭毅說，他不喜歡唐萬新，他認爲唐萬新當年的做法是“劫貧濟富”。
更富對比性的是，牟其中在獄中的最初幾年，曾有機會獲准保外就醫，但他拒絕了。他堅稱自己無罪，稱要清清白白地走出去。此後幾年，牟其中通過律師、訴訟委托代理人等不斷依法申訴，至今未果。
而被判8年有期徒刑的唐萬新，于2008年下半年獲准離開湖北蔡甸監獄，到北京保外就醫，然而今年3月20日，據財經網報道，在各方壓力下，唐萬新被有關部門要求重新回到獄中服刑。
唐萬新之外，一些當下的成功人士，亦慕名前來洪山監獄探訪牟其中。近年來有王石、馮侖、蘭世立以及IT界兩位知名的企業家等。
王石是牟其中在獄中比較推崇的企業家。馮侖曾是牟其中當年在南德的得力愛將之一，不過後來兩人之間産生了一些恩怨；儘管如此，牟其中看到馮侖前來探望自己時，仍甚爲感動。
然而，不久後，牟其中在獄中讀到馮侖所作的《野蠻生長》一書中提到他的文章後，頓感不爽，對于馮侖稱自己是“南德歷史上第一位炒老闆的人”及其它一些細節時，牟其中非常憤怒，痛斥馮侖抬高自己、貶低他人，遂寫下萬字長文加以回應。
不過，馮侖在文章中所言的“商業上的合理性和制度上的允許程度是直接相關的，必須有很好的配合；牟其中的悲劇性在于要用衝撞體制的辦法不斷證明自己的强大……”坊間評價稱其一語中的。
實際上，這些探望者無形中構築出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綫：他們分別是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生人，在當下的中國企業界均有一席地位，却不約而同渴望見上這位生于上世紀40年代、名叫牟其中的獄中老人一面，不能不引人深思。
牟其中說：“我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試驗者、捍衛者。”但某種意義上，他也是一位失敗者。《激蕩三十年》的作者吳曉波稱他是一個典型的“集思想啓蒙的先知者與商業運作的蒙昧自大者于一身”的人。
鄭毅對此景象的感慨更是始于獄中，他甚至在獄中的時候，就有意持續觀察牟其中，幷寫下了一部名爲《牟其中評傳》、數十萬字的作品。
這部作品的開篇寫道：“牟其中先前之所以成功，是改革開放巨潮的推動使然，而不是他真的就具有孫猴子的本領，他忽略的恰恰是常識。而常識往往比理論更重要，更接近真理。”
2009年3月26日，南方周末記者離開武漢的時候，鄭毅看了一下時間，用手指了一下洪山監獄的方向說：“牟其中現在又開始大爬樓梯了。”他接著說：“每層樓梯都有監獄人員對之照看、照料，畢竟，牟其中就快70歲了。”
這一天的下午，武漢突然下起雨來。洪山監獄籠罩在一層薄霧之中。沒有人知道，這時的牟其中，注視著窗外的大雨，他又在思考著什麽。
（應被采訪者要求，文中鄭毅爲化名）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張華，特約撰稿 王坤祚 發自武漢 2009-04-01 17:56:36
■在多數同監犯人的眼中，牟其中就像是個外星來客，他在起初幾年間，鮮與同室的其他人交流。大多數時間，他都在反思、讀書、寫作，每天的寫作時間超過12小時
■爲了鍛煉好身體，牟其中在獄中每天的運動量驚人。他堅持每天早上繞著監獄內的小籃球場跑幾十圈，午休後就來回爬樓梯——六層樓上下十幾趟，高度相當于爬了一座紐約帝國大厦
■一天自由活動期間，唐萬新靠近牟其中，主動向其示好，表示要借手機給牟打。高出唐萬新整整一個頭的牟其中，側著臉，瞄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聲，不加理睬
2009年3月5日下午，雨後初晴的武漢，空氣分外清新。湯遜湖畔湖北洪山監獄餐廳前的廣場上，有一位高個子的老人正聚精會神地讀著當期的《南方周末》，他的滿頭白髮與周圍冬青和栀子樹的翠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他讀完報紙，頗爲感慨地對身邊一位犯人說：“當一個大國的領導人，真是太累太累。”
廣場上正在散步的另外兩位犯人聽了，禁不住啞然失笑。而他却一臉嚴肅。
這位老人便是目前中國監獄關押的最著名犯人之一的牟其中。2000年5月，他以信用證詐騙罪被判處無期徒刑。 後被改判18年有期徒刑。
牟其中在獄中已呆了十年，他始終保持著對外部世界的關注，幷寫下了數百萬字的手稿。有人說他是“六十多歲的身體，三十來歲的心臟”。這或許正是當下一些知名企業家慕名前往探訪的原因之一。
孤傲寡言
2009年，牟其中69歲。
這是一位極爲孤獨的老人。在多數同監犯人的眼中，牟其中就像是個外星來客，他在起初幾年間，鮮與同室的其他人交流。大多數時間，他都在反思、讀書、寫作，每天的寫作時間超過12小時。牟其中撰寫的大都是政論或是經濟類的文章。
上世紀70年代他第一次遭遇了牢獄之灾，彼時他因爲批判文化大革命而被投入監獄，甚至被判了死刑，5年後平反出獄。之後他成立中德商店，聲稱要做“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不料1983年因涉嫌“投機倒把”再次入獄，這一次他在獄中只呆了一年。出獄後他把之前的中德商店升級爲“中德實業開發總公 司”，5年後在天津成立了南德經濟集團。
在洪山監獄是他的第三次鐵窗之旅。洪山監獄關押的許多是原來行政級別較高的犯人。牟其中入獄後曾享受過一段時間獨居一室的待遇，後調至另一房間。
牟其中鮮與獄友講起他執掌南德時的經歷。有時，他有點悶了，也會與一兩位相對熟識的獄友聊天，他對曾在洪山監獄服刑六年的獄友鄭毅說：“我出去以後，會興辦一所最現代化的南德醫院，對富人提供最高貴的服務，對窮人收取最廉價的費用。”
鄭毅聽了之後默不作聲。他熟悉牟其中的秉性。實際上洪山監獄裏不少人都知道牟其中的這一宏願。有人甚至預言，牟其中刑滿釋放時，將會有上百家媒體記者和三十多位大名鼎鼎的企業家前來接他。
顯然，牟其中的這種風格與入獄前別無二致。他的特立獨行，他的桀驁不遜，皆延續至今。
他常會主動向境遇不佳的獄友問寒問暖，雖然話不多；獄友們尊稱他爲“牟老”。
南方周末記者在湖北采訪時得知，在考核甚爲嚴格的洪山監獄，牟其中從未有過違紀的行爲發生，幷多次獲得表揚。這也使得他繼無期徒刑改爲18年有期徒刑之後，又獲得了减刑的機會。
爲了鍛煉好身體，牟其中在獄中每天的運動量驚人。他堅持每天早上繞著監獄內的小籃球場跑幾十圈，午休後就來回爬樓梯——六層樓梯上下十幾趟，高度相 當于爬了一座紐約帝國大厦。他習慣綁條毛巾在手腕上，邊運動邊擦汗。更爲令人驚愕的是，無論數九寒天，還是春寒料峭，他都堅持洗冷水澡，做自編的體操。
于是，十年前牟其中顯得臃腫的體態，特別是他的“啤酒肚”，現在已經看不見了。他的身高超過一米八，現在的體重爲一百七十斤左右。
牟其中的訴訟委托代理人夏宗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牟其中是一個樂觀的人。但他幷非沒有傷心的時候。據牟其中的獄友回憶，他與其在國外的兩個兒子通電話後，常會哭。
獄中反思
除了《人民日報》、《湖北日報》等監獄訂閱的報紙外，牟其中在獄中還訂了《南方周末》和《21世紀經濟報道》。他也常托獄友通過有關渠道幫他借書來讀。有趣的是，他習慣站著閱讀，以“保持頭腦清醒”。
“中國經濟最嚴重的時刻還沒有到來。”去年8月，牟其中對獄友鄭毅說。儘管身陷囹圄，他依然密切關注眼下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有時，他可能也會想，如果南德集團存活至今的話，會是什麽樣的情形。
上世紀整個90年代，南德一直是中國商界一個標志性符號，牟其中用輕工産品換俄羅斯飛機、發射衛星、開發滿洲里等令人嘆爲觀止的事件，轟動海內外， 也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中國十佳民營企業家”“中國改革開放十大風雲人物”等贊譽紛至沓來，直到南德事發，牟其中于1999年被捕入獄。
“我不著急中國趕超不了美國，我著急的是，中國人學不會做一個好富人的本領。”牟其中感慨道，“做好一個窮人，有骨氣就行了，而做好一個富人，則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靈魂。”
令人深思的是，從1999年英國小夥胡潤第一次把“富豪榜”的概念帶到中國，至今的十年間，“落馬”的富豪數不勝數，2000年前後有李經緯、仰融、楊斌等人，近兩年更有黃光裕、劉根山等大腕；當然，個中原因各不相同。
實際上，牟其中可以說是富豪榜上第一位落馬者。十年前胡潤發布處女作“中國內地50富豪榜”前幾天，才知道了牟其中被捕的消息，但總不能發布一紙“49富豪榜”吧，于是只好讓牟其中繼續榜上有名（第16位，財富10億元人民幣），不過在榜末注明有關原因。
“中國商人很難做到獨善其身，而與政治家爲伍又前途未蔔，做到像洛克菲勒家庭一樣代代相傳就更難了。”牟其中在獄中說。
類似富有哲理的“名言”，牟其中總是妙語如珠，這得歸功于他在監獄中閱讀與反思。當他在獄中奮筆疾書時，他的獄友從不敢打擾他。《中國企業家》雜志社長劉東華曾在牟其中入獄前和他接觸過，之後感嘆：這個人與一般企業家最大的不同是思維超前，他是在生産思想而非別的東西。
十年後，這句話似乎同樣適用。牟其中在監獄裏源源不斷地生産的這些思想，有人認爲“已經過時了”，有人則奉爲圭臬，更多的人感到困惑，譬如，牟其中心裏一邊充滿了政治情懷，一邊又不時表現出對政治的排斥情緒……
先鋒者的悲劇
牟其中在洪山監獄修心養性，而他的江湖地位却幷沒有就此消逝。
2007年，國內另一位曾蜚聲中國企業界的犯人來到了洪山監獄。雖然後來在此處只呆了很短一段時間，但他進來伊始時有一件高興的事，即終于可以見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商界前輩牟其中了。
此人是一位小個子，名叫唐萬新，即原“德隆系”掌門人，多年前叱咤風雲的資本大鰐。德隆曾是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唐萬新曾被譽爲“中國第一悍莊 ”，在最鼎盛時期的2003年，唐萬新名列“資本控制50强”的首位，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共計逾200億元人民幣的市值。次年，德隆系崩塌，不久唐萬新入獄。
牟其中比唐萬新年長24歲，兩人都屬龍。一位屬中國改革開放最早一批企業家，一生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一位是前者是資本市場梟雄人物之一，這兩個人在獄中的相遇，無疑非常具有戲劇性。
一天自由活動期間，唐萬新靠近牟其中，主動向其示好，表示要借手機給牟打。高出唐萬新整整一個頭的牟其中，側著臉，瞄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聲，不加理睬。
這時，唐萬新羞得像個小女孩兒一樣，臉倏的一下紅了。
後來，牟其中對獄友鄭毅說，他不喜歡唐萬新，他認爲唐萬新當年的做法是“劫貧濟富”。
更富對比性的是，牟其中在獄中的最初幾年，曾有機會獲准保外就醫，但他拒絕了。他堅稱自己無罪，稱要清清白白地走出去。此後幾年，牟其中通過律師、訴訟委托代理人等不斷依法申訴，至今未果。
而被判8年有期徒刑的唐萬新，于2008年下半年獲准離開湖北蔡甸監獄，到北京保外就醫，然而今年3月20日，據財經網報道，在各方壓力下，唐萬新被有關部門要求重新回到獄中服刑。
唐萬新之外，一些當下的成功人士，亦慕名前來洪山監獄探訪牟其中。近年來有王石、馮侖、蘭世立以及IT界兩位知名的企業家等。
王石是牟其中在獄中比較推崇的企業家。馮侖曾是牟其中當年在南德的得力愛將之一，不過後來兩人之間産生了一些恩怨；儘管如此，牟其中看到馮侖前來探望自己時，仍甚爲感動。
然而，不久後，牟其中在獄中讀到馮侖所作的《野蠻生長》一書中提到他的文章後，頓感不爽，對于馮侖稱自己是“南德歷史上第一位炒老闆的人”及其它一些細節時，牟其中非常憤怒，痛斥馮侖抬高自己、貶低他人，遂寫下萬字長文加以回應。
不過，馮侖在文章中所言的“商業上的合理性和制度上的允許程度是直接相關的，必須有很好的配合；牟其中的悲劇性在于要用衝撞體制的辦法不斷證明自己的强大……”坊間評價稱其一語中的。
實際上，這些探望者無形中構築出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綫：他們分別是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生人，在當下的中國企業界均有一席地位，却不約而同渴望見上這位生于上世紀40年代、名叫牟其中的獄中老人一面，不能不引人深思。
牟其中說：“我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試驗者、捍衛者。”但某種意義上，他也是一位失敗者。《激蕩三十年》的作者吳曉波稱他是一個典型的“集思想啓蒙的先知者與商業運作的蒙昧自大者于一身”的人。
鄭毅對此景象的感慨更是始于獄中，他甚至在獄中的時候，就有意持續觀察牟其中，幷寫下了一部名爲《牟其中評傳》、數十萬字的作品。
這部作品的開篇寫道：“牟其中先前之所以成功，是改革開放巨潮的推動使然，而不是他真的就具有孫猴子的本領，他忽略的恰恰是常識。而常識往往比理論更重要，更接近真理。”
2009年3月26日，南方周末記者離開武漢的時候，鄭毅看了一下時間，用手指了一下洪山監獄的方向說：“牟其中現在又開始大爬樓梯了。”他接著說：“每層樓梯都有監獄人員對之照看、照料，畢竟，牟其中就快70歲了。”
這一天的下午，武漢突然下起雨來。洪山監獄籠罩在一層薄霧之中。沒有人知道，這時的牟其中，注視著窗外的大雨，他又在思考著什麽。
（應被采訪者要求，文中鄭毅爲化名）
牢中生死錄（南方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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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頭獄霸之治】牢中生死錄
作者: 口述：鄭言水 采訪：南方周末記者 黃秀麗 發自北京 2009-03-25 23:03:03
■編者按：南方周末的這組系列報道，欲通過還原牢頭獄霸真實的生存土壤，來尋找治理之策。
牢頭獄霸的社會之痛綿延古今中外，尤其在當下的中國，又糾結産生于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若干不足。對此，最高檢的官員也坦承“牢頭獄霸長期存在”，幷將在全國範圍內加强打擊。
我們寧願相信，近段時間屢被曝光的看守所死人事件，幷非是因爲看守所的管理變糟了，而是因爲媒體更爲開放了，才使這多年的痼疾得以見于天下，幷刺激輿論從沉痛中尋找制度出路。
看守所死人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除了純暴力打死的，還有兩個原因是，犯人精神極度緊張、營養極度缺乏……我是當兵的出身，身體棒棒的，那麽殘酷的訓練都經受得起，進來却連續7天盜汗，極度虛弱。要是適應不了環境，沒調整好，就走了……
鄭言水，曾在某看守所蹲過3年冤獄，後被無罪釋放。他在看守所從“新收”（黑話，指新進看守所的人）混到了號長（即俗稱的牢頭），幾曆死生。2009年3月下旬，他向南方周末記者作了口述。
號裏，一個叢林法則的小社會
打了一次架，人家就不敢小看我了。在號裏如果是軟蛋，那就有洗不完的衣服，洗不完的碗。
2001年3月9日上午9點多，我被警察帶進了看守所。警察檢查完身體，按規定搜走了我的腰帶、皮帶後，我拎著褲子、光著脚進了“倉”。福州將監舍稱作“倉庫”，嫌疑人出監、入監稱作“進倉”、“出倉”。
大鐵門裏面，房間有二十幾平方米，呆了二十七八個人，大家忙著做燈花、編織、穿珠子，後來我知道這是看守所規定的勞動任務。房間有六七米高，只有一個窗戶，幾乎不見陽光。
我的到來讓大家很興奮。“脫衣服，澆頭。”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說，後來我知道他是號長。屋裏有個天井，我被叫到天井中央“過關”。凉水澆了二三十桶，3月份還很冷，我全身都凍硬了。還有二十多個人圍著我，盯著我看，我脫光了站在那裏，恐懼到了極點……
後來我知道“澆頭”還算好的，我們這裏是幹部號，關著公務員、外籍人員、老人以及一些托人關照過的嫌疑人。看守所裏有兩個幹部號，其他都是大號，關的就是殺人、搶劫等刑事犯罪嫌疑人，新入號的犯人過關的方式就是挨打，類似《水滸傳》裏的“殺威棒”。
澆完頭，號長叫我過去問案情。他聽完了之後說了聲“很麻煩”，就叫我去勞動。穿了一上午珠子，中午一口飯沒吃下去。晚上10點多，大家陸續睡下 了，50厘米高的大通鋪上擠擠挨挨地睡了十幾個人，連一隻脚都插不進去。這時號長發話了，你睡“海山”吧。我就拿了生産用的紙皮鋪到“海山”邊。“海山” 原來是本市最豪華的賓館，在這裏指的是茅坑，故意諷刺的。因爲鋪位有限，有一半的犯人要睡到通道和“海山”邊。人多的時候，連“海山”邊都睡不下，只能在墻上靠著，或者輪流值班，輪流睡覺。
剛開始幾天很害怕，後來慢慢適應了，發現這是個很特殊的社會。號裏有28個人，分爲3個等級，從高到低分別爲“一斤”、“二斤”、“三斤”。“一斤 ”是號長和當頭的幾個人，即“高層”，“二斤”是中層，“三斤”是新來的和地位低下的嫌疑人。號長通常是幹部（指警察）指定的，其他“一斤”、“二斤”和 “三斤”是自動形成的。决定等級高低因素有多種，包括拳頭有多硬，和幹部、號長關係好壞等，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案情，詐騙、强奸等嫌疑人被認爲人品有問題，是混不上“一斤”、“二斤”的。
起初也有人欺負我，有天輪到一個合同詐騙嫌疑人值班分飯菜。菜是煮土豆，他分給我的只有湯。我火起：“你不要狗眼看人低！”他說：“你新來的要怎 樣？”兩三個人就圍過來了，我這邊也有兩三個人，打起來了。幾分鐘之後，幹部來了，用警棍在鐵門上敲，警告我們。號長也過來調解。
打了一次架，人家就不敢小看我了。在“海山”邊睡了半個月，就去睡通道，差不多睡了一年。在號裏如果是軟蛋，那就有洗不完的衣服，洗不完的碗。有一 個房管局的前科長就比較軟蛋，總是受人欺負，這種人是多數。如果你有錢，可以買些東西來孝敬“號長”以及其他“一斤”、“二斤”，這樣日子就好過點。要是既沒錢又沒身份，只能掃地，幫人捶背，洗短褲，非常痛苦。
號長，微小的權力被無限放大
幷不是所有的牢頭（號長）都是獄霸。只有當牢頭太淩厲霸道，警察又不够負責任時，才會變成“獄霸”。
在這個看守所，一個警察要管兩個號，每個號都有二三十人，直接管理是不可能的，都通過號長來遙控。所以，一個號長素質高低，對看守所的秩序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比如新來的犯人能否“服水土”，關鍵要靠號長的調教。
做號長意味著有利益上的好處。在外面，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計的資源在這裏被無限放大，成爲人人羡慕的東西。號長，吃東西會多一點，少幹點活，晚上睡覺 位置大一點。看守所裏不許給家人寫信，只能寄明信片，但號長就有每月給家人寫一兩封信的“特權”。這些在外面都是很小的事情，在裏面就不得了。多寫張明信 片有什麽？在裏面都是一根根救命稻草，你想撈都撈不著的。
當號長還有一個好處，每天都“出倉”兩次，向幹部彙報工作。這是了不得的待遇，絕大多數的犯人，無論關幾年，只有進倉、出倉兩次。
老號長走了之後，幹部覺得我威信還行，讓我當號長。我就是爲了出去透透風，才同意當號長的。在倉裏呆著只能看三四米遠的地方，眼睛都半瞎了。
我能出去，還能打聽一些外面的信息，嫌疑人與世隔絕，我回來講給他們聽，人家都很羡慕。
號長也掌握著資源分配的權力。比如睡覺，每天晚上，睡床上和海山，天差地別。晚上值班分成早、中、晚三班，中班正好是半夜，是最難受的，怎麽排班，也是號長一句話；飯菜很差，一菜一湯，青菜都煮黃了，可是能否吃到一口菜，也得號長說了算。
號長可以决定你能否給家裏郵寄明信片。幹部把明信片分給號長，要是號長給使點小動作，就會根本寄不出去。點點滴滴的權力，外人看起來很可笑，但對嫌疑人來說就很重要。
號長和幹部的關係很微妙。幹部利用號長來管犯人，需要給號長一些好處。如果幹部向犯人索取一些利益，或者犯人要跟家裏人取得聯繫，都得號長“牽綫搭橋”。號長跟幹部合夥搞這些事是違法的，我在這裏呆了3年，有好幾個警察進去了。
到了後期，我們吃上了“幹部菜”，這是幹部給我們做的大好事。一個月交800到1000塊，中午和晚上能吃上5塊錢那種盒飯。號裏有三分之一的人吃，其他的人眼巴巴地看著我們吃，吃剩下的他們就分了。
幷不是所有的牢頭（號長）都是獄霸。牢頭要維護監管秩序，也要有正義感和同情心。有的號長在外面撈，在裏面也撈，太淩厲霸道，如果警察又不够負責任時，號長就會變成“獄霸”。不過號長要是民憤太大，警察也怕出事，會把你換掉。
爲什麽會莫名其妙地死人
看守所死人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裏生存環境太惡劣了。除了純暴力打死的，還有兩個原因，犯人精神極度緊張、營養極度缺乏。
我只當了一年的號長，就堅决不再當了。二十多人呆在一個房間裏，吃喝拉撒都在一起，哪能不打架？如果號長威懾力不够，就管不住犯人。通常幹部會派幾個比較凶悍的犯人給號長撑腰。遇到事了，是打還是不打？很爲難。
號裏有一個“小山東”，身高一米八二，二十七八歲，以前是當保安的，很壯。他在大號裏被人把脾臟打壞了。脾臟摘除後，瘦了好幾十斤，每天弓著腰，飯量一點點。他給我們看傷疤，有十幾厘米長。他要是再放在大號裏，就被人打死了。幹部號這種事比較少，就是衝突起來强度也比較低。幹部才把他調過來。大號很恐怖，打架的，鬥毆的，强奸的，搶劫的，都有。
白天幹部盯著監控屏幕，號裏發生异常立刻就趕過來；晚上就是犯人自己管犯人。晚上出了事情，比如打架要把人打死了，或者有人病得很重，號長就帶領大家拍床板“喊號”，幹部就會跑過來處理。“喊號”天天都有的，經常聽見隔壁發生騷亂的聲音。
號裏莫名其妙地死人很常見。每隔一段時間，看守所的醫生就來發維生素B、D呀，我們問怎麽回事呀？醫生說又死了個人，解剖了都不知道什麽原因，可能號裏營養不好，趕緊給大家補充些營養，以防萬一。
看守所裏兩三年都吃不到一口青菜。這裏關了很多處級、廳局級的人物，大家經常談拌空心菜，都會流口水。我在這裏呆了半年頭髮就白了，一方面是因爲愁案子，另一方面營養太差。
看守所死人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裏生存環境太惡劣了。除了純暴力打死的，還有兩個原因，犯人精神極度緊張、營養極度缺乏。比如說剛進來的嫌疑人生命是最脆弱的。經過審訊的高壓，嫌疑人身心俱疲，沒吃沒喝，精神高度緊張，不堪一擊，在外面可能20拳都打不死，進來一個指頭就戳死了。我是當兵的出身，身體棒棒的，那麽殘酷的訓練都經受得起，進來却連續7天盜汗，極度虛弱。要是適應不了環境，沒調整好，就走了。
我們這裏從不放風，一個個皮膚雪白雪白的。曬太陽怎麽曬？冬天的上午，有一縷陽光從窗戶射進來，總共也就十幾分鐘，大家就輪流曬一會兒。這是最讓我刻骨銘心的。
幹部是不會進號的，除非搜查違禁品。那時候武警手持衝鋒槍沖進號裏，大家抱頭蹲在墻角，要是哪個人抬起頭，橡皮棍就敲過來了，那真是奇耻大辱。我們這些人還不是犯人，是嫌疑人哪。
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
我們最羡慕的是一個外籍華人。他是個詐騙嫌疑人。每個月，該國領事館駐廣州的領事都會飛過來看他，我們感到他們把人看得最重。“坐牢”3年，我腦海裏經常會浮現《水滸傳》描寫獄卒的細節，一千年過去了，獄卒除了衣服穿得不一樣，有多少本質區別呢。
在號裏所有的信息外面的人都不會知道。按照規定，嫌疑人不可以會見家人，就是律師，我也是三個多月後第一次見。出來之後我才知道，這都是律師申請了好多次看守所才同意的。一年大約只能見一兩次，每次都高興得不得了。會面大約有半個小時，除了案子，沒法談別的。警察在旁邊，提到別的就會打斷。再說，這些東西跟律師講了有什麽用呢？
我們最羡慕的是一個外籍華人。他是個詐騙犯，關了兩年。詐騙罪是最讓號裏人瞧不起的，但他屬于“一斤”、“二斤”的人物，連警察都畏懼他三分。因爲，每個月，該國領事館駐廣州的領事都會飛過來看他，雷打不動，他每次都很驕傲地出去。我們問他，每個月都看你，哪有那麽多話說？他說不過就是問是不是挨打之類的，就是一句話不說，人家也來看，這是規矩。這個形式代表了很多很多內容。我們感到他們把人看得最重。
（應當事人要求，鄭言水爲化名）
【牢頭獄霸之治】牢中生死錄
作者: 口述：鄭言水 采訪：南方周末記者 黃秀麗 發自北京 2009-03-25 23:03:03
■編者按：南方周末的這組系列報道，欲通過還原牢頭獄霸真實的生存土壤，來尋找治理之策。
牢頭獄霸的社會之痛綿延古今中外，尤其在當下的中國，又糾結産生于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若干不足。對此，最高檢的官員也坦承“牢頭獄霸長期存在”，幷將在全國範圍內加强打擊。
我們寧願相信，近段時間屢被曝光的看守所死人事件，幷非是因爲看守所的管理變糟了，而是因爲媒體更爲開放了，才使這多年的痼疾得以見于天下，幷刺激輿論從沉痛中尋找制度出路。
看守所死人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除了純暴力打死的，還有兩個原因是，犯人精神極度緊張、營養極度缺乏……我是當兵的出身，身體棒棒的，那麽殘酷的訓練都經受得起，進來却連續7天盜汗，極度虛弱。要是適應不了環境，沒調整好，就走了……
鄭言水，曾在某看守所蹲過3年冤獄，後被無罪釋放。他在看守所從“新收”（黑話，指新進看守所的人）混到了號長（即俗稱的牢頭），幾曆死生。2009年3月下旬，他向南方周末記者作了口述。
號裏，一個叢林法則的小社會
打了一次架，人家就不敢小看我了。在號裏如果是軟蛋，那就有洗不完的衣服，洗不完的碗。
2001年3月9日上午9點多，我被警察帶進了看守所。警察檢查完身體，按規定搜走了我的腰帶、皮帶後，我拎著褲子、光著脚進了“倉”。福州將監舍稱作“倉庫”，嫌疑人出監、入監稱作“進倉”、“出倉”。
大鐵門裏面，房間有二十幾平方米，呆了二十七八個人，大家忙著做燈花、編織、穿珠子，後來我知道這是看守所規定的勞動任務。房間有六七米高，只有一個窗戶，幾乎不見陽光。
我的到來讓大家很興奮。“脫衣服，澆頭。”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說，後來我知道他是號長。屋裏有個天井，我被叫到天井中央“過關”。凉水澆了二三十桶，3月份還很冷，我全身都凍硬了。還有二十多個人圍著我，盯著我看，我脫光了站在那裏，恐懼到了極點……
後來我知道“澆頭”還算好的，我們這裏是幹部號，關著公務員、外籍人員、老人以及一些托人關照過的嫌疑人。看守所裏有兩個幹部號，其他都是大號，關的就是殺人、搶劫等刑事犯罪嫌疑人，新入號的犯人過關的方式就是挨打，類似《水滸傳》裏的“殺威棒”。
澆完頭，號長叫我過去問案情。他聽完了之後說了聲“很麻煩”，就叫我去勞動。穿了一上午珠子，中午一口飯沒吃下去。晚上10點多，大家陸續睡下 了，50厘米高的大通鋪上擠擠挨挨地睡了十幾個人，連一隻脚都插不進去。這時號長發話了，你睡“海山”吧。我就拿了生産用的紙皮鋪到“海山”邊。“海山” 原來是本市最豪華的賓館，在這裏指的是茅坑，故意諷刺的。因爲鋪位有限，有一半的犯人要睡到通道和“海山”邊。人多的時候，連“海山”邊都睡不下，只能在墻上靠著，或者輪流值班，輪流睡覺。
剛開始幾天很害怕，後來慢慢適應了，發現這是個很特殊的社會。號裏有28個人，分爲3個等級，從高到低分別爲“一斤”、“二斤”、“三斤”。“一斤 ”是號長和當頭的幾個人，即“高層”，“二斤”是中層，“三斤”是新來的和地位低下的嫌疑人。號長通常是幹部（指警察）指定的，其他“一斤”、“二斤”和 “三斤”是自動形成的。决定等級高低因素有多種，包括拳頭有多硬，和幹部、號長關係好壞等，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案情，詐騙、强奸等嫌疑人被認爲人品有問題，是混不上“一斤”、“二斤”的。
起初也有人欺負我，有天輪到一個合同詐騙嫌疑人值班分飯菜。菜是煮土豆，他分給我的只有湯。我火起：“你不要狗眼看人低！”他說：“你新來的要怎 樣？”兩三個人就圍過來了，我這邊也有兩三個人，打起來了。幾分鐘之後，幹部來了，用警棍在鐵門上敲，警告我們。號長也過來調解。
打了一次架，人家就不敢小看我了。在“海山”邊睡了半個月，就去睡通道，差不多睡了一年。在號裏如果是軟蛋，那就有洗不完的衣服，洗不完的碗。有一 個房管局的前科長就比較軟蛋，總是受人欺負，這種人是多數。如果你有錢，可以買些東西來孝敬“號長”以及其他“一斤”、“二斤”，這樣日子就好過點。要是既沒錢又沒身份，只能掃地，幫人捶背，洗短褲，非常痛苦。
號長，微小的權力被無限放大
幷不是所有的牢頭（號長）都是獄霸。只有當牢頭太淩厲霸道，警察又不够負責任時，才會變成“獄霸”。
在這個看守所，一個警察要管兩個號，每個號都有二三十人，直接管理是不可能的，都通過號長來遙控。所以，一個號長素質高低，對看守所的秩序起著相當關鍵的作用。比如新來的犯人能否“服水土”，關鍵要靠號長的調教。
做號長意味著有利益上的好處。在外面，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計的資源在這裏被無限放大，成爲人人羡慕的東西。號長，吃東西會多一點，少幹點活，晚上睡覺 位置大一點。看守所裏不許給家人寫信，只能寄明信片，但號長就有每月給家人寫一兩封信的“特權”。這些在外面都是很小的事情，在裏面就不得了。多寫張明信 片有什麽？在裏面都是一根根救命稻草，你想撈都撈不著的。
當號長還有一個好處，每天都“出倉”兩次，向幹部彙報工作。這是了不得的待遇，絕大多數的犯人，無論關幾年，只有進倉、出倉兩次。
老號長走了之後，幹部覺得我威信還行，讓我當號長。我就是爲了出去透透風，才同意當號長的。在倉裏呆著只能看三四米遠的地方，眼睛都半瞎了。
我能出去，還能打聽一些外面的信息，嫌疑人與世隔絕，我回來講給他們聽，人家都很羡慕。
號長也掌握著資源分配的權力。比如睡覺，每天晚上，睡床上和海山，天差地別。晚上值班分成早、中、晚三班，中班正好是半夜，是最難受的，怎麽排班，也是號長一句話；飯菜很差，一菜一湯，青菜都煮黃了，可是能否吃到一口菜，也得號長說了算。
號長可以决定你能否給家裏郵寄明信片。幹部把明信片分給號長，要是號長給使點小動作，就會根本寄不出去。點點滴滴的權力，外人看起來很可笑，但對嫌疑人來說就很重要。
號長和幹部的關係很微妙。幹部利用號長來管犯人，需要給號長一些好處。如果幹部向犯人索取一些利益，或者犯人要跟家裏人取得聯繫，都得號長“牽綫搭橋”。號長跟幹部合夥搞這些事是違法的，我在這裏呆了3年，有好幾個警察進去了。
到了後期，我們吃上了“幹部菜”，這是幹部給我們做的大好事。一個月交800到1000塊，中午和晚上能吃上5塊錢那種盒飯。號裏有三分之一的人吃，其他的人眼巴巴地看著我們吃，吃剩下的他們就分了。
幷不是所有的牢頭（號長）都是獄霸。牢頭要維護監管秩序，也要有正義感和同情心。有的號長在外面撈，在裏面也撈，太淩厲霸道，如果警察又不够負責任時，號長就會變成“獄霸”。不過號長要是民憤太大，警察也怕出事，會把你換掉。
爲什麽會莫名其妙地死人
看守所死人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裏生存環境太惡劣了。除了純暴力打死的，還有兩個原因，犯人精神極度緊張、營養極度缺乏。
我只當了一年的號長，就堅决不再當了。二十多人呆在一個房間裏，吃喝拉撒都在一起，哪能不打架？如果號長威懾力不够，就管不住犯人。通常幹部會派幾個比較凶悍的犯人給號長撑腰。遇到事了，是打還是不打？很爲難。
號裏有一個“小山東”，身高一米八二，二十七八歲，以前是當保安的，很壯。他在大號裏被人把脾臟打壞了。脾臟摘除後，瘦了好幾十斤，每天弓著腰，飯量一點點。他給我們看傷疤，有十幾厘米長。他要是再放在大號裏，就被人打死了。幹部號這種事比較少，就是衝突起來强度也比較低。幹部才把他調過來。大號很恐怖，打架的，鬥毆的，强奸的，搶劫的，都有。
白天幹部盯著監控屏幕，號裏發生异常立刻就趕過來；晚上就是犯人自己管犯人。晚上出了事情，比如打架要把人打死了，或者有人病得很重，號長就帶領大家拍床板“喊號”，幹部就會跑過來處理。“喊號”天天都有的，經常聽見隔壁發生騷亂的聲音。
號裏莫名其妙地死人很常見。每隔一段時間，看守所的醫生就來發維生素B、D呀，我們問怎麽回事呀？醫生說又死了個人，解剖了都不知道什麽原因，可能號裏營養不好，趕緊給大家補充些營養，以防萬一。
看守所裏兩三年都吃不到一口青菜。這裏關了很多處級、廳局級的人物，大家經常談拌空心菜，都會流口水。我在這裏呆了半年頭髮就白了，一方面是因爲愁案子，另一方面營養太差。
看守所死人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裏生存環境太惡劣了。除了純暴力打死的，還有兩個原因，犯人精神極度緊張、營養極度缺乏。比如說剛進來的嫌疑人生命是最脆弱的。經過審訊的高壓，嫌疑人身心俱疲，沒吃沒喝，精神高度緊張，不堪一擊，在外面可能20拳都打不死，進來一個指頭就戳死了。我是當兵的出身，身體棒棒的，那麽殘酷的訓練都經受得起，進來却連續7天盜汗，極度虛弱。要是適應不了環境，沒調整好，就走了。
我們這裏從不放風，一個個皮膚雪白雪白的。曬太陽怎麽曬？冬天的上午，有一縷陽光從窗戶射進來，總共也就十幾分鐘，大家就輪流曬一會兒。這是最讓我刻骨銘心的。
幹部是不會進號的，除非搜查違禁品。那時候武警手持衝鋒槍沖進號裏，大家抱頭蹲在墻角，要是哪個人抬起頭，橡皮棍就敲過來了，那真是奇耻大辱。我們這些人還不是犯人，是嫌疑人哪。
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
我們最羡慕的是一個外籍華人。他是個詐騙嫌疑人。每個月，該國領事館駐廣州的領事都會飛過來看他，我們感到他們把人看得最重。“坐牢”3年，我腦海裏經常會浮現《水滸傳》描寫獄卒的細節，一千年過去了，獄卒除了衣服穿得不一樣，有多少本質區別呢。
在號裏所有的信息外面的人都不會知道。按照規定，嫌疑人不可以會見家人，就是律師，我也是三個多月後第一次見。出來之後我才知道，這都是律師申請了好多次看守所才同意的。一年大約只能見一兩次，每次都高興得不得了。會面大約有半個小時，除了案子，沒法談別的。警察在旁邊，提到別的就會打斷。再說，這些東西跟律師講了有什麽用呢？
我們最羡慕的是一個外籍華人。他是個詐騙犯，關了兩年。詐騙罪是最讓號裏人瞧不起的，但他屬于“一斤”、“二斤”的人物，連警察都畏懼他三分。因爲，每個月，該國領事館駐廣州的領事都會飛過來看他，雷打不動，他每次都很驕傲地出去。我們問他，每個月都看你，哪有那麽多話說？他說不過就是問是不是挨打之類的，就是一句話不說，人家也來看，這是規矩。這個形式代表了很多很多內容。我們感到他們把人看得最重。
（應當事人要求，鄭言水爲化名）
外在威脅（梁文道）
轉自 文道新浪博客，原文已被刪除
外在威脅
梁文道
俄羅斯總統普京指揮的「統一俄羅斯」黨剛剛贏得了杜馬大選，而且贏得相當輕鬆。雖然「統一俄羅斯」的候選人拒絕參加電視辯論，但還是有些俄羅斯人居然在事後調查裏表示「統一俄羅斯」的表現較佳！明明沒有上電視辯論，卻讓人覺得他們上過，還要贏了辯論，可見普京和「統一俄羅斯」的魅力實在已經到了一個能夠製造幻覺的地步了。正因如此，外界才更是不解為何普京在競選過程要那麼賣力，四處張揚外國威脅論（所謂「外國」其實也就是美國），把對手一一打成外國野心勢力的傀儡。一般認為，這是為了把他的聲勢抬得更高，使他在明年卸任總統之後不管是做總理還是一個普通的議員，都能挾龐大民望繼續實際地控制政局。
為了一個特定的政治目的，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不惜打造一個外敵出來，以此向內凝聚自己的支持者，這本是政客常用的手段。但它的前提必須是民眾要有相應的心理，對世界也得有能夠配合的看法，覺得自己的社群自己的國家處在外敵環伺的狀態，感到無時無刻不是最危險的時候。只有如此，當權者才能輕易召喚起大眾的危機感，將政局導向非常的狀態。而我們知道，在最不正常的緊急狀態下（例如頒佈戒嚴令的時候），出於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目的，任何有礙於此等目的之實現的行動都是可以被禁止的。為了安全，人民不可以集會；為了安全，傳媒必須受限；為了安全，意見不能自由表達。換句話說，在國家安全面前，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等基本人權和其他價值都是可以先放到一邊去的。由於這等非正常狀態把國家安全的定義和維護它的方法都交到了當權者手中，所以一個有心鞏固權力的人自然喜歡散佈緊張的情緒，提醒大家外部威脅的存在，就像家長強調暗夜街道的危險，好叫孩子不要太心野。當恐懼成為普遍的情緒，當外敵的存在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利於當權者的緊急狀態就很容易出現了。
恐懼往往來自無知，所以那種外在的威脅是不能說破不可細究的，必須讓它保持在一個模糊的狀態。外在的威脅愈是難以捉摸，它就愈是難以防範，它愈是難以防範，我們就要更依賴那些好像能夠辨認它捕捉它的人了。同時，外在威脅如此含糊，它的詮釋空間自然不小，於是誰掌握到詮釋它的權力，誰就可以指揮大家應該警惕什麼，我們又應該往那個方向走了。我們不用追問俄羅斯人為什麼會害怕，他們為什麼那麼相信普京提供的外在威脅論，因此我們應該先檢查一下自己。
在皇后碼頭存廢之爭的後期，曾經有一位評論專欄作者提出警告：美國正是透過一些非政府組織，以環保和保育議題的包裝，介入他國的內部事務，製造政治事端。這位元作者一沒有指明那些組織是哪些組織，二沒有說明他們產生政治事端的機制流程，最後更沒有告訴大家保育皇后碼頭的呼聲背後到底有沒有他所說的這些外國勢力。他只是想含混地散佈一種氣氛，讓大家感到即便是保存皇后碼頭如此本土的小事也離不開可怕的外國勢力。似乎只要染上了外國勢力，想要保留皇后碼頭的任何主張都會變得十分可疑。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兩點：一、除了當權者，其他人也會採用外在威脅論的論述，因為它似乎是種有效的辯論方式。二、它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內外的分別，安全與不穩的對比實在太重要了，只要這個基本點一樹立，任何正常的推理論據都可棄之不顧。所以你用不著說皇后碼頭有多重要，多有意義，我也用不著跟你爭辯每一條論據，我只要影射你背後可能還有外在勢力就夠了。「別有用心」這四個字的妙處就在於我們可以從猜測一個人的動機去全盤否定他實際說出來的話，既省事又方便。
可是，難道外國勢力就只是一種出於野心或者政治企圖的陰謀虛構嗎？再具體點說吧，難道今天的美國就真的沒有透過種種手段去干涉和影響我們的政局嗎？當然不，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學者的讀者一定知道美國總是善於利用媒體，智囊機構和各式偽裝成私人企業或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去達成它的目的。冷戰以後，更有不少新土出的文獻和研究證明既使是美國現代藝術的崛起，也離不開中央情報局的推波助瀾，因為他們想要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戰勝共黨國家，標榜「自由世界」的優秀（見Frances Stonor Sauders）所著的Who Paid The Piper？及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然而，我還是要指出理性的懷疑精神與批判態度，還是和陰謀論式的外在威脅論不同的。前者的懷疑是要有理性去支撐有證據去證明的，而後者則不需要理由也不用提出證據。喬姆斯基和Frances Stonor Sauders等人的美國威脅論要靠大量的資料和整全的理論架構去建築起來，因此也是可以被證偽的，你能夠舉出相反的例證與推理去駁斥它（事實上，這麼做的人也不少）。但是陰謀版的外國威脅論卻是不能證偽的，它給出的只是一堆有待細考的蛛絲馬跡，和一連串的暗示。陰謀版的外國威脅論甚至不是一種論證方式，它只是一種氣氛，它的效果不是來自論據，而是來自一種情緒的感染。它以建立在無知上的恐慌取消了一切推理和證據的必要。
外在威脅
梁文道
俄羅斯總統普京指揮的「統一俄羅斯」黨剛剛贏得了杜馬大選，而且贏得相當輕鬆。雖然「統一俄羅斯」的候選人拒絕參加電視辯論，但還是有些俄羅斯人居然在事後調查裏表示「統一俄羅斯」的表現較佳！明明沒有上電視辯論，卻讓人覺得他們上過，還要贏了辯論，可見普京和「統一俄羅斯」的魅力實在已經到了一個能夠製造幻覺的地步了。正因如此，外界才更是不解為何普京在競選過程要那麼賣力，四處張揚外國威脅論（所謂「外國」其實也就是美國），把對手一一打成外國野心勢力的傀儡。一般認為，這是為了把他的聲勢抬得更高，使他在明年卸任總統之後不管是做總理還是一個普通的議員，都能挾龐大民望繼續實際地控制政局。
為了一個特定的政治目的，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不惜打造一個外敵出來，以此向內凝聚自己的支持者，這本是政客常用的手段。但它的前提必須是民眾要有相應的心理，對世界也得有能夠配合的看法，覺得自己的社群自己的國家處在外敵環伺的狀態，感到無時無刻不是最危險的時候。只有如此，當權者才能輕易召喚起大眾的危機感，將政局導向非常的狀態。而我們知道，在最不正常的緊急狀態下（例如頒佈戒嚴令的時候），出於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目的，任何有礙於此等目的之實現的行動都是可以被禁止的。為了安全，人民不可以集會；為了安全，傳媒必須受限；為了安全，意見不能自由表達。換句話說，在國家安全面前，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等基本人權和其他價值都是可以先放到一邊去的。由於這等非正常狀態把國家安全的定義和維護它的方法都交到了當權者手中，所以一個有心鞏固權力的人自然喜歡散佈緊張的情緒，提醒大家外部威脅的存在，就像家長強調暗夜街道的危險，好叫孩子不要太心野。當恐懼成為普遍的情緒，當外敵的存在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利於當權者的緊急狀態就很容易出現了。
恐懼往往來自無知，所以那種外在的威脅是不能說破不可細究的，必須讓它保持在一個模糊的狀態。外在的威脅愈是難以捉摸，它就愈是難以防範，它愈是難以防範，我們就要更依賴那些好像能夠辨認它捕捉它的人了。同時，外在威脅如此含糊，它的詮釋空間自然不小，於是誰掌握到詮釋它的權力，誰就可以指揮大家應該警惕什麼，我們又應該往那個方向走了。我們不用追問俄羅斯人為什麼會害怕，他們為什麼那麼相信普京提供的外在威脅論，因此我們應該先檢查一下自己。
在皇后碼頭存廢之爭的後期，曾經有一位評論專欄作者提出警告：美國正是透過一些非政府組織，以環保和保育議題的包裝，介入他國的內部事務，製造政治事端。這位元作者一沒有指明那些組織是哪些組織，二沒有說明他們產生政治事端的機制流程，最後更沒有告訴大家保育皇后碼頭的呼聲背後到底有沒有他所說的這些外國勢力。他只是想含混地散佈一種氣氛，讓大家感到即便是保存皇后碼頭如此本土的小事也離不開可怕的外國勢力。似乎只要染上了外國勢力，想要保留皇后碼頭的任何主張都會變得十分可疑。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兩點：一、除了當權者，其他人也會採用外在威脅論的論述，因為它似乎是種有效的辯論方式。二、它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內外的分別，安全與不穩的對比實在太重要了，只要這個基本點一樹立，任何正常的推理論據都可棄之不顧。所以你用不著說皇后碼頭有多重要，多有意義，我也用不著跟你爭辯每一條論據，我只要影射你背後可能還有外在勢力就夠了。「別有用心」這四個字的妙處就在於我們可以從猜測一個人的動機去全盤否定他實際說出來的話，既省事又方便。
可是，難道外國勢力就只是一種出於野心或者政治企圖的陰謀虛構嗎？再具體點說吧，難道今天的美國就真的沒有透過種種手段去干涉和影響我們的政局嗎？當然不，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學者的讀者一定知道美國總是善於利用媒體，智囊機構和各式偽裝成私人企業或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去達成它的目的。冷戰以後，更有不少新土出的文獻和研究證明既使是美國現代藝術的崛起，也離不開中央情報局的推波助瀾，因為他們想要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戰勝共黨國家，標榜「自由世界」的優秀（見Frances Stonor Sauders）所著的Who Paid The Piper？及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然而，我還是要指出理性的懷疑精神與批判態度，還是和陰謀論式的外在威脅論不同的。前者的懷疑是要有理性去支撐有證據去證明的，而後者則不需要理由也不用提出證據。喬姆斯基和Frances Stonor Sauders等人的美國威脅論要靠大量的資料和整全的理論架構去建築起來，因此也是可以被證偽的，你能夠舉出相反的例證與推理去駁斥它（事實上，這麼做的人也不少）。但是陰謀版的外國威脅論卻是不能證偽的，它給出的只是一堆有待細考的蛛絲馬跡，和一連串的暗示。陰謀版的外國威脅論甚至不是一種論證方式，它只是一種氣氛，它的效果不是來自論據，而是來自一種情緒的感染。它以建立在無知上的恐慌取消了一切推理和證據的必要。
張季鸞如何駁斥希特勒？（傅國涌）
轉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bpx6.html
民國故事：張季鸞如何駁斥希特勒？
傅國涌
上世紀三十年代算得上是中德關係的黃金時代，大批德國專家、軍人受雇于當時的南京政府及軍隊，中國大量從德國進口機器、武器，不僅官方關係密切，民間的友誼往來也很多。當時正逢希特勒在德國政壇上崛起，幷掌握政權，法西斯主義一度令國民黨內許多人乃至一些知識精英迷醉和嚮往。直到1937年12月日軍兵臨南京城下，德國大使還在出面調停。中德關係真正出現大轉折是在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向全世界做的那次著名廣播演說之後。這次演講一直持續了3個多小時，其中大部分內容都是關于德國內政的，外交方面對中德關係雖隻字未談，但對中國人而言，有很致命的內容，因爲其中傷及了中國的主權與尊嚴，一是他在演說中攻擊國聯，說國聯成了幾個强國的工具，德國反對國聯，現在已决定就要承認“滿洲國”。二是他認爲亞洲的危機就是共産黨，在痛駡了一番蘇聯之後，他稱許日本是安定東亞的力量。對于日本全面侵略中國，在中國燒殺搶掠，造成南京大屠殺等驚人事件，他完全忽略不計，同時，毫不顧惜中德之間長期建立起來的關係，公開向全世界表明支持日本侵華的立場。
第二天，“報人中的報人”、主持漢口《大公報》筆政的張季鸞就在報上發表了第一篇評論《中德關係大變化》，他在譴責了希特勒的講話是自食五年前“不承認”的約言，是“獎勵罪惡”之後，理性地指出，這只能代表國社黨，不能代表一般德國人，“我們深知多年來有不少的德國文化界、軍事界的名流同情中國，贊助中國，也認識中國。幷有不少的工商業家願助中國發展實業。而在中國各公私機關服務的德國客卿，都是非常勤勞、非常努力。……德國國防軍幹部多年同情中國，對于中國國軍的建設，與以精神的援助。這些情形，是中國國民一般感念的。”沒過幾個月，希特勒政府就正式召回在華的德國顧問團，理由是要嚴守中立，當然，在承認“滿洲國”之後還說什麽“中立”，自然不能自圓其說。這個顧問團在華已有近 10年歷史，最多時有60多人，當時還有30多人，幾任總顧問塞克特大將、法根豪森大將都是享有國際聲望的軍事家，其他顧問大多也是學有專長的退伍軍官，他們都同情中國的處境，抗日戰爭爆發後依然願意做中國患難中的朋友，奉召回國實出于無奈。
張季鸞對希特勒的駁斥主要是1938年2月24日發表的《“文化”及“人道”》這篇社評， “餘始終認爲日本是做‘文化’及‘人道’保障的一個力量。”這是希特勒演講中贊美日本的一句話，他爲此詰問希特勒，在德語中“文化”和“人道”到底是什麽意思？在華的德國人很多，還有使領館、新聞記者，身爲德國元首，希特勒一定知道日本在中國的所作所爲，包括殺害大量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任意地殺戮平民，奸淫中國婦女，幷以殘忍的手段殺死，乃至割乳毀陰、暴尸市上，這種暴行不是個別的、偶然的，在各個廣大的占領區域內都是如此。難道這就是德國元首所贊美的 “文化”和“人道”嗎？這是一種什麽樣的“保障”？他接著指斥：
“我們願正告希特勒先生：老實說，承認僞國，中國人還不怒。因爲揭穿了講，國際上只是論利害，你們勾結日本，是你們的事，收回失土，是我們的事。……我們的領土主權畢竟在自己守不守，不在別人認不認。所以承認僞國這件事，中國人失望則有之，憤怒則不必。其所不能不憤慨，同時不能不好笑者，就是這恭維日本的一套說詞。德元首的權力雖大，但斷不能以一手遮盡天下人耳目，不能把世界人類共同觀念中的‘人道’、‘文化’這樣逆解。”
季鸞先生見識高遠，能見常人不能見，足以成爲新聞從業者永遠的範式。在民族危亡續絕的關頭，他耿耿在念的竟是這些普世公認的“人道”、“文化”價值不容褻瀆，所以，他要堂堂正正地忠告權傾一時、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要想幫助日本儘管去援助好了，却不必套上“人道”、“文化”的美名。
民國故事：張季鸞如何駁斥希特勒？
傅國涌
上世紀三十年代算得上是中德關係的黃金時代，大批德國專家、軍人受雇于當時的南京政府及軍隊，中國大量從德國進口機器、武器，不僅官方關係密切，民間的友誼往來也很多。當時正逢希特勒在德國政壇上崛起，幷掌握政權，法西斯主義一度令國民黨內許多人乃至一些知識精英迷醉和嚮往。直到1937年12月日軍兵臨南京城下，德國大使還在出面調停。中德關係真正出現大轉折是在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向全世界做的那次著名廣播演說之後。這次演講一直持續了3個多小時，其中大部分內容都是關于德國內政的，外交方面對中德關係雖隻字未談，但對中國人而言，有很致命的內容，因爲其中傷及了中國的主權與尊嚴，一是他在演說中攻擊國聯，說國聯成了幾個强國的工具，德國反對國聯，現在已决定就要承認“滿洲國”。二是他認爲亞洲的危機就是共産黨，在痛駡了一番蘇聯之後，他稱許日本是安定東亞的力量。對于日本全面侵略中國，在中國燒殺搶掠，造成南京大屠殺等驚人事件，他完全忽略不計，同時，毫不顧惜中德之間長期建立起來的關係，公開向全世界表明支持日本侵華的立場。
第二天，“報人中的報人”、主持漢口《大公報》筆政的張季鸞就在報上發表了第一篇評論《中德關係大變化》，他在譴責了希特勒的講話是自食五年前“不承認”的約言，是“獎勵罪惡”之後，理性地指出，這只能代表國社黨，不能代表一般德國人，“我們深知多年來有不少的德國文化界、軍事界的名流同情中國，贊助中國，也認識中國。幷有不少的工商業家願助中國發展實業。而在中國各公私機關服務的德國客卿，都是非常勤勞、非常努力。……德國國防軍幹部多年同情中國，對于中國國軍的建設，與以精神的援助。這些情形，是中國國民一般感念的。”沒過幾個月，希特勒政府就正式召回在華的德國顧問團，理由是要嚴守中立，當然，在承認“滿洲國”之後還說什麽“中立”，自然不能自圓其說。這個顧問團在華已有近 10年歷史，最多時有60多人，當時還有30多人，幾任總顧問塞克特大將、法根豪森大將都是享有國際聲望的軍事家，其他顧問大多也是學有專長的退伍軍官，他們都同情中國的處境，抗日戰爭爆發後依然願意做中國患難中的朋友，奉召回國實出于無奈。
張季鸞對希特勒的駁斥主要是1938年2月24日發表的《“文化”及“人道”》這篇社評， “餘始終認爲日本是做‘文化’及‘人道’保障的一個力量。”這是希特勒演講中贊美日本的一句話，他爲此詰問希特勒，在德語中“文化”和“人道”到底是什麽意思？在華的德國人很多，還有使領館、新聞記者，身爲德國元首，希特勒一定知道日本在中國的所作所爲，包括殺害大量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任意地殺戮平民，奸淫中國婦女，幷以殘忍的手段殺死，乃至割乳毀陰、暴尸市上，這種暴行不是個別的、偶然的，在各個廣大的占領區域內都是如此。難道這就是德國元首所贊美的 “文化”和“人道”嗎？這是一種什麽樣的“保障”？他接著指斥：
“我們願正告希特勒先生：老實說，承認僞國，中國人還不怒。因爲揭穿了講，國際上只是論利害，你們勾結日本，是你們的事，收回失土，是我們的事。……我們的領土主權畢竟在自己守不守，不在別人認不認。所以承認僞國這件事，中國人失望則有之，憤怒則不必。其所不能不憤慨，同時不能不好笑者，就是這恭維日本的一套說詞。德元首的權力雖大，但斷不能以一手遮盡天下人耳目，不能把世界人類共同觀念中的‘人道’、‘文化’這樣逆解。”
季鸞先生見識高遠，能見常人不能見，足以成爲新聞從業者永遠的範式。在民族危亡續絕的關頭，他耿耿在念的竟是這些普世公認的“人道”、“文化”價值不容褻瀆，所以，他要堂堂正正地忠告權傾一時、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要想幫助日本儘管去援助好了，却不必套上“人道”、“文化”的美名。
生物尚求多樣，況乎文化（梁文道）
轉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782760100cbav.html
生物尚求多樣，況乎文化
梁文道
說起民族文化，原來還有人相信粗糙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為各個民族間的關係也一定是彼此競爭優勝劣汰。再加上史達林式的民族消亡論的影響，於是就有人主張漢人的“中華文化”硬是了得，其他各族不得不服，早早漢化方為上策。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拜讀人類學者蔡華教授《一個無父無夫的社會》時的震撼經驗。雖然納西摩梭人的故事早已名聞遐邇，“走婚”的傳說也令許多人浮想聯翩，但卻是這部著作令我第一次發現摩梭人社會結構之獨特，沒想到就在中國，我們終於找到了可以改寫整個人類學的無婚姻社會的存在證據，它讓我發現，自己習以為常的社會生活，原來沒有我所想的那麼自然那麼標準。
假如我有一個孩子，我一定也要讓他知道摩梭人的故事。讓他曉得，我們習慣的正常其實不是惟一。如果孩子稍微懂事了，開始和我一起聽我心愛的爵士樂唱片，我一定要告訴他，我當年第一次見識到新疆“木卡姆”的感受。那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事了，我還在讀中學，香港大會堂有幾場“十二木卡姆”的演出。音樂會結束之際，那幾位樂手突然來了一大段即興演出，在場的資深樂迷一下子全熱起來了。孩子，你或許不知道，中國也有這麼一種音樂，它的即興火花完全不下於歷史上第一流的爵士大師。
孩子或許會開始翻我的書，覺得幾本禪宗漫畫入門真有意思，裏頭的公案怎麼會如此古怪。然後，我會告訴他一則伊斯蘭蘇非派的聖哲傳說。有一天，老師正在閉門靜修，一個冒失的弟子跑去敲門。老師問：“是誰？”小徒弟想也不想便答：“是我呀，師父。”於是老師把他打發走了。隔了一陣子，徒弟略有所悟，又去敲門。老師就問：“是誰？”這回小徒弟福至心靈地答道：“是你。”老師很高興，然後告訴門外的弟子：“進來吧，因為這間房子容不下兩個我。”怎麼樣？孩子，想不到伊斯蘭也有這麼“禪”的東西吧？你知道蘇非派曾經在新疆顯赫一時嗎？
如果孩子長大了，居然和我一樣迷上了哲學，他或許也會和我年輕的時候一樣，嫌中國哲學不夠理論化，邏輯的成分不足。這時，我將向他介紹藏傳佛教格魯派開宗祖師宗喀巴的著作，讓他瞭解藏傳金剛乘的知識論是何等地複雜何等地嚴密，然後他將明白為什麼西方學者會把宗喀巴稱作“東方的康得”。
當然，身為漢人，我也會把握機會教他一點儒家的道理，雖然我可不敢要他走我幼時走過的路，天天吃力地背誦四書。但是，我一定會盡力告訴他什麼叫做“和而不同”。陸象山說得好，“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而焦循解釋“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時把“攻”訓為治學的“治”，也就是要告訴我們面對異端的說法時不要執一，於是衝突之害自然就能避免了。
假如你問：“什麼是中國？”孩子，這就是中國了。你我何其幸運，生在這樣的一個國度，同時擁有儒家、道家、伊斯蘭和藏傳佛教等深厚的傳統可以學習，有幾十個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可以繼承，有大陸的本土左翼思想脈絡，有香港的英式法治文化，有臺灣的民主實驗……這一切一切都是中國。想像一下，它們的交流衝撞，會爆發出何等巨大的能量呢？我們為什麼熱愛中國？那是因為它的多元是如此地美麗。
生物尚求多樣，況乎文化
梁文道
說起民族文化，原來還有人相信粗糙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為各個民族間的關係也一定是彼此競爭優勝劣汰。再加上史達林式的民族消亡論的影響，於是就有人主張漢人的“中華文化”硬是了得，其他各族不得不服，早早漢化方為上策。
這讓我想起幾年前拜讀人類學者蔡華教授《一個無父無夫的社會》時的震撼經驗。雖然納西摩梭人的故事早已名聞遐邇，“走婚”的傳說也令許多人浮想聯翩，但卻是這部著作令我第一次發現摩梭人社會結構之獨特，沒想到就在中國，我們終於找到了可以改寫整個人類學的無婚姻社會的存在證據，它讓我發現，自己習以為常的社會生活，原來沒有我所想的那麼自然那麼標準。
假如我有一個孩子，我一定也要讓他知道摩梭人的故事。讓他曉得，我們習慣的正常其實不是惟一。如果孩子稍微懂事了，開始和我一起聽我心愛的爵士樂唱片，我一定要告訴他，我當年第一次見識到新疆“木卡姆”的感受。那是上個世紀80年代的事了，我還在讀中學，香港大會堂有幾場“十二木卡姆”的演出。音樂會結束之際，那幾位樂手突然來了一大段即興演出，在場的資深樂迷一下子全熱起來了。孩子，你或許不知道，中國也有這麼一種音樂，它的即興火花完全不下於歷史上第一流的爵士大師。
孩子或許會開始翻我的書，覺得幾本禪宗漫畫入門真有意思，裏頭的公案怎麼會如此古怪。然後，我會告訴他一則伊斯蘭蘇非派的聖哲傳說。有一天，老師正在閉門靜修，一個冒失的弟子跑去敲門。老師問：“是誰？”小徒弟想也不想便答：“是我呀，師父。”於是老師把他打發走了。隔了一陣子，徒弟略有所悟，又去敲門。老師就問：“是誰？”這回小徒弟福至心靈地答道：“是你。”老師很高興，然後告訴門外的弟子：“進來吧，因為這間房子容不下兩個我。”怎麼樣？孩子，想不到伊斯蘭也有這麼“禪”的東西吧？你知道蘇非派曾經在新疆顯赫一時嗎？
如果孩子長大了，居然和我一樣迷上了哲學，他或許也會和我年輕的時候一樣，嫌中國哲學不夠理論化，邏輯的成分不足。這時，我將向他介紹藏傳佛教格魯派開宗祖師宗喀巴的著作，讓他瞭解藏傳金剛乘的知識論是何等地複雜何等地嚴密，然後他將明白為什麼西方學者會把宗喀巴稱作“東方的康得”。
當然，身為漢人，我也會把握機會教他一點儒家的道理，雖然我可不敢要他走我幼時走過的路，天天吃力地背誦四書。但是，我一定會盡力告訴他什麼叫做“和而不同”。陸象山說得好，“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而焦循解釋“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時把“攻”訓為治學的“治”，也就是要告訴我們面對異端的說法時不要執一，於是衝突之害自然就能避免了。
假如你問：“什麼是中國？”孩子，這就是中國了。你我何其幸運，生在這樣的一個國度，同時擁有儒家、道家、伊斯蘭和藏傳佛教等深厚的傳統可以學習，有幾十個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可以繼承，有大陸的本土左翼思想脈絡，有香港的英式法治文化，有臺灣的民主實驗……這一切一切都是中國。想像一下，它們的交流衝撞，會爆發出何等巨大的能量呢？我們為什麼熱愛中國？那是因為它的多元是如此地美麗。
臥底（章詒和）
臥底
章詒和 2009-04-01 16:18:57 來源:南方周末
誰能相信，自父親戴上右派帽子以後，我家裏就有了個臥底。他就是翻譯家、出版家馮亦代，人稱“好人馮二哥”。
我覺得自己經歷了許多事，心已變硬，情也冷去。不想“臥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將我擊倒在地。一連數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專家、學者朱正先生 告訴我：情况確鑿，證據就是馮亦代在生前以極大勇氣出版的《悔餘日錄》（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書只注日期和頁碼）。讀後，全身癱軟，一張報紙都舉它不起。因爲他的這個“角色”，與章家兩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誼以及那笑臉後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無論如何也聯繫不上。可證據就擺在那裏 ，你不信也得信，你無法接受也要接受。難道傷天害理之灾，裂骨錐心之痛，就是我的命運?
1958：進了章家大門
馮亦代是母親（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與父親幷無往來。反右剛結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學習會上，母親見他一個人呆在旮旯兒，無人理睬，很可憐。散會後，二人一前一後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親快步靠近他，問：“亦代，你好嗎？”
馮亦代說：“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親又問：“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讓母親很同情，分手時對他說：“亦代，有空來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鈞）歡迎你。”
回到家中，母親把馮亦代的情况告訴了父親。父親說：“好呀，請他來呀。”
他很快便來了，不僅章伯鈞歡迎他，全家都歡迎他。他一來，父親和他談天說地，母親給他遞上烟茶。馮亦代非常感動。他能從上午坐到下午，或從下午坐到 晚上，比自己的家還舒服。他頭一次來，父母就留飯。說是多一個人無非多一雙筷子。其實，馮亦代來，餐桌都要添一兩個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魚、火腿湯是常有的。再說了，我家的厨子手藝是有名的。喝上兩杯陳年黃酒，臉，紅紅的；心，暖暖的。馮亦代進入了酒飽微醺的境界。
告辭的時候，他雖不能像羅隆基那樣，坐著父親的小轎車回家。但是，一到晚間，父親都會叫我：“小愚，你送馮伯伯到公共汽車站。”
他住西四前紗絡胡同，我家住地安門，有13路可搭乘往來。月色下，細雨中，寒風裏，總是我挽著他。我們走得很慢，送一程，說一路，說海明威，談麒麟童，聊張大千。與一個如父如兄的人融洽親密，馮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馮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來了，比約定的時間早些。父親還在南書房收拾舊書，母親在客廳接待他。二人坐定，馮亦代看著茶杯裏的一片片淡綠淡黃。叫了聲：“李大姐……”遂哽咽起來。
母親關切道：“亦代，發生了什麽事嗎？”
“我沒有事。”馮亦代起身，站到母親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說著，熱泪從面頰滾落。
他走後，母親把這個場景講了出來。父親聽了，對我說：“小愚，知道了吧，這就叫人情冷暖，世態炎凉。”
父母也需要馮亦代，誰也不能獨居海上孤島。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閑談，微風送來幽幽花香，茶几上擺著茶點、汽水。我不是挨著“馮伯伯”坐，就是端個小板凳靠著父親。章伯鈞談興上來，海闊天空，評時政，講舊事，滔滔不絕。自1957年夏季，一座無形高墻，把章伯鈞、羅隆基阻隔在紅塵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飛翔。孤獨的他，太想說點什麽了，哪怕只有一個朋友。
買到鰣魚，母親會叫他；螃蟹肥了，約他來吃；家裏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製的蘿蔔糕，章家給他留著。不久，三年大饑荒來了。父母照樣留飯。高價肉，高級點心，我們吃，他也吃。時間長了，馮亦代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飯，大家到了東飯廳，面對香噴噴的滿桌飯菜，他高聲道：“你們家的糧票，都叫我吃光了。”說這話的時候，用手指著鼻子，滿臉通紅。
父親拍著他肩膀，說：“坐，坐，有飯大家吃。吃到無飯爲止。”
他在我家流的眼泪是真的嗎？人心，究竟是怎樣的構造?
父親成右派之後，受降職降薪處分。但家裏依舊保留了許多的服務和警衛人員。馮亦代登門，是要在傳達室登記的。來的鐘點，走的時刻，所在單位等項內容，一一記錄在案，然後報告上去。要不然，聶紺弩怎麽不去拜訪詩好、字好、學問也好的陳銘樞呢？陳銘樞最欣賞聶紺弩，說聶的許多高論可入《世說新語》，可就是因爲進門要填會客單，懂得情報的聶紺弩便沒有登門。1965年陳銘樞病逝，聶紺弩去了。
會客單的作用，大了！沒過多久，上面就對常去章家的馮亦代，有了“興趣”和“關注”。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個叫彭奇的人與馮聯絡（前後共有彭、劉、張、王等四人與之聯絡——筆者注）。會見前，馮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宮”理髮店理髮，又帶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計劃。談話從從十點半至十一點四十，地點在彭的家裏。當天，馮亦代在日記裏寫道：“和他的談話是愉快的，他勉勵我必須使自己的心情舒暢，而達到這一點便必須信任黨，向前看。他 說想過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這樣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黨，把自己從右派這個圈子跳出來，踏實地工作，不要表現自己，不要因群衆的一些意見而 煩惱，而只要脚踏實地地工作學習和改造。他說我過去的毛病就在于不踏實，表現自己的‘左’、進步，而不是有切切實實的收穫的。他的話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實 上他上次對我說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實，我在想了之後，而且照他的話去做，不考慮同志們對我的觀感，特別是他們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進步這一 點之後，我已感到和同志們的關係自然得多了，也比較有些自信（當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這段文字至少明確了以下幾點：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質極其特殊，屬于秘密聯繫，垂直領導。要知道，經過反右運動，民盟中央實權已轉移到交叉成員（即中共、民盟雙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裏。馮的工作跳過了這些民盟中央頂級交叉成員，直屬某部領導。二、馮必須信任黨。三、馮必須心情舒暢， 從右派圈子裏跳出。四、馮不要表現自己。五、馮不考慮同志們對自己的觀感。政治好比游戲，有玩游戲的，有給游戲制定規矩的。玩得好，有實惠。玩到最後，你不玩都不行了，因爲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後。馮是願意玩游戲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給馮定下的游戲規則。乍看，挺奇怪的：怎麽“心情舒暢”也成了一條規矩，細想，却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鈞聊天，總不能一臉死板，談吐乾癟吧？人得輕鬆，輕鬆狀態下才能在“隨意”或“無意”中，把章引入預先設立的話題，套出所需內容來。“不考慮同志們對自己的觀感”，也是一條，當然啦，總往大右派家裏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應和反感，這就要頂住，就要不考慮別人“對自己的觀感”。
馮亦代毫不遲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嘗試進入了角色:“彭奇同志說錯誤是犯了，現在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以後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計較個人， 看到整個集體的前途，個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裏有吳晗同志的時事報告，去聽了，心裏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之感，對于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頭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請不要誤會，這裏寫的“心裏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之感”，决非指吳晗報告的心得，而是在聽報告的場合裏，他探得某個或某幾個民主人士的“動態”。馮亦代是一旦有收穫，就惦記著彙報：“昨晚今晨都打了電話給彭奇同志，沒有在，中午他來了電話，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來了電話，心才安下來。昨晚的會有了個好開端，因此必須把情况和他談一下。 ”[1958.7.23.p44]
隔三差五，馮亦代就向他的上綫彙報。這是積極，但也不都是積極。自年輕時期參加青紅幫，參加國民黨，參加民盟，馮亦代的個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擔的這份工作來看，則是以往任何一個時期所沒有的。此刻，他像孤獨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領入了沙漠，沒有同伴，沒有路標。極目遠望，惟有一輪紅日，高懸于空。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只有獨自行走。况且他也力圖通過這條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轉變命運。幸而，他後面有一個能擺布他、驅動他的强有力的存在。 日記中，馮亦代爲啥要隨時隨地鞭策自己，檢討自己，鼓勵自己？我想，他是要借此消除或壓制來自心底的膽怯、猶豫和動搖。這是文人的特性。其內心深處，恐怕是對政治鬥爭的恐懼。上面自能揣度馮“惶惶不可終日”的心理，及時對症下藥。比如，推薦他看根據柯羅連科所作改編的電影《漫長的 路》[1958.8.15.p60]；比如，把馮請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談話，讓馮“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傾吐出來，而他（彭）也及時地幫助我，給我指示，我覺得我的思想開了竅”[1958.8.13.p59]。讓馮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經衰弱比較厲害，什麽事情都神經質得很”的時候，某部張副部長 借著做報告的空隙，接見了他。“他對我的態度，使我很興奮！”[1958.8.20.p64]
1958年國慶節頭一天，他參加單位工會組織的聚餐，大概備受冷落，鬱悶而歸。深受刺激的馮亦代决定打翻身仗，决心用行動爭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 一定要爭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麽時候呢？這就使我處于一種焦慮的心情中，彭奇同志這幾天沒有空，我多麽想和他談談！”[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與馮亦代進行有針對性的談話。談話中彭沒有回答摘帽子的問題，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還沒有政治挂帥，還沒有真正一切跟著黨的指示 走，還沒有做黨的馴服工具……其次他談到目前的趨勢是一切打破常規進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縛在常規裏面不能符合當前政治運動的要求”。“我沒有做到一個黨的馴服工具應做的事。這一晚和他談到十一點鐘，從他家出來，我心裏又溫暖又愉快，因爲他給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沒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給我剝了一層皮，是醜惡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爲了不再埋沒蓬蒿，陷落泥淖，馮亦代咬牙也得幹下去了。
社會主義學院·費孝通
畢竟馮亦代不是大右派，要想搜集到大右派和大知識分子的動態，就需要爲他鋪設臺階。反右之後，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專門辦了一期“右派班”。學員個個大名鼎鼎：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費孝通、錢端升、錢偉長、儲安平、龍雲、陳銘樞、黃紹竑、譚惕吾、陳銘德、鄧季惺、林漢達等。派馮亦代到這個班裏來， 不就一下子够得著所有對象了嗎？聽到這個消息，馮寫道：“一方面由衷地對黨懷著感謝，因爲給予我這樣一個可以加速改造的機會，一方面又覺得工作的責任很重，怕自己完不成黨交給我的任務。夜裏久久不能睡去，但心裏有個信念，党既然信任我，交給我這個工作，我無論如何要不惜犧牲一切來完成這個任務。……彭奇同志給我打電話也說有什麽意見，我說沒有，的確沒有，因爲這正是我報答黨、爲黨工作的大好機會。”[1958.11.29.p130]
與彭見面後，他又說：“我心裏十分愉快，感到黨給我的信任培養，這次再不努力工作，我真太不像個人了，我一定要盡我的力量，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工作是艱巨而且陌生的，但想到黨會指導我怎樣去做，我便安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興奮。不要緊張，工作時一定得鎮定，這是個艱巨的鬥爭，需要細心與機智，這是我最缺乏的……記住記住！”[1958.12.1.pp131—132]這期學員，真是各色人等，一應俱全。胡聊瞎扯，閑談熱議，成了馮亦代們（肯定不止他一人） 施展手段的好時機。戴罪立功，正逢其時。馮亦代刺探的第一個對象是費孝通。這也是上面的鋪排，把他和費孝通、潘光旦等人編排在一組。假如，馮不是章伯鈞家的座上客，恐怕就會有另一種分組方法了。
工作迅速展開。人之所以爲人，就在于有個極其複雜的內心世界。馮亦代在一番積極主動之後，接著就有掙扎：“這幾天睡得很壞，一睡就是不斷地做夢…… 趁看病之便，回編輯部去了一次，但心裏覺得不好受——好像那種負罪的感覺又回來了。”[1958.12.23.p147]用別人的血，去洗自己的罪，去洗權力者的手，能不痛苦嗎？馮亦代是痛苦的，但痛苦之後，他又上路了：
1958年12月12日：下午去西苑人民公社勞動……後來和費孝通合成一組，因爲他有繩子，而我找到了扁擔……[p140]
1958年12月13日：回家之後就打電話給老彭，約定明天見面談談。[p141]
1958年12月22日：上午還是和費（孝通——筆者注）潘（光旦——筆者注）合作讀文件……晚上打了電話給老彭，他不在，由老張接的，我請他給我個回電。我想和他談談。[p146]
1958年12月25日：今天沒有大組會，還是自由結合的閱讀文件，我和費、潘、李（景漢——筆者注）三人把《關于人民公社的若干問題》念完了，一共歸幷爲十個問題，向大組提出。……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由老張同志約定明天晚上去談談。[p149]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去見了老彭，談了一個小時，把今後該做的談了，幷知道學院在一月底放假……關心我的健康和家庭情况，心裏很感動。[pp149—150]
1958年12月27日：下午去費、潘家裏，談了快兩個鐘點。[p150]
1958年12月29日：上午學院中打掃寢室，我除了把休息室搞乾淨外，還幫著費、潘去做了一工，因爲潘是一條腿，而費則受了凉，氣喘又開始了。回家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把情况和老張同志談了。[pp151—152]
1959年1月19日：下午自由小組對筆記，我和費、潘、浦、李在一塊，沒有對完就下課了。回家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以後他來了電話，就在八點半去看他，談了些情况。[p164]
1959年1月20日：下午在家寫材料，四點半前送出。[p165]
1959年1月23日:今天是自己準備辯論的題目，我和費、潘、李三人合成一個小組。從討論和爭論中……晚上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p167]
1959年1月31日：休息後，給費作錯誤認識提意見……晚上安娜回來了，把我的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訴她。她說“這是黨給你的又一次考驗，你必須小心工作，不要再蹈以前飄飄然的覆轍”。[p170]
1959年2月2日：下午則給孝通和張紀域所寫錯誤認識提意見。晚上寫一信給彭，送到他家裏。[p171]
1960年8月5日：孝通和光旦都不住在城裏，所以均未達到目的。[p257]
費孝通的性格是友善後面含傲氣，平實裏頭有嚴謹。他對晚輩後生是熱情的，也是愛護的。但對同輩，如果你不是學者、教授，則有所選擇，很可能會客客氣氣地冷淡而去。要成爲知己，就更爲不易了。對像章伯鈞這樣的從政者，他是不大看得起的。父親藏書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費孝通眼裏，章伯鈞不過是“玩書”。 言外之意，章不讀書。我在報紙上看了他關于“玩書”的談話，一點也不生氣。學者理所當然地讀書萬卷。章伯鈞乃“馬路政客”（反右批判語），理所當然地不學無術。那麽馮亦代呢？非學非仕，搞西方文學，沒去過西方；搞翻譯工作，沒有過像樣的作品。就憑這麽個低起點，要獲得頂級學者費孝通的認可，還要能够跨進費家門，比接近一向慷慨大度的章伯鈞，不知要難上多少倍。用心機，細思量，登門時“帶了幾條鹽魚去，做去訪之由頭也”[p168]。聚餐後，“去王府井大街，陪孝通買藥……”[p182]藥買不到，第二天自掏腰包“到八面槽給孝通去買藥……”[p183]又 “去國際友人服務處買了兩罐果子醬給孝通送去”[p204]，還“送《十八家詩鈔》”[p221]。費孝通的親人病逝，他到“嘉興寺殯儀館，替孝通去打聽 一下骨灰盒的事情”[p209]。費孝通夫人腿脚有了毛病，他“去北綫閣中醫研究院給費太太打聽風濕性關節炎門診事，又到協和醫院去問了一下 ”[p211]。他能“把他（孝通）托洗的衣服拿去（洗）了”[p326]。除此以外，馮亦代還給費孝通搞些文娛活動，如通過老劉“給費（全家）弄電影票 《雪崩》[p251]、《萬水千山》的戲票”。[p257]。
更爲重要的是，馮亦代能判別出費孝通和章伯鈞對個人政治前途的不同態度。費是進取的，章則消極得多，甚至繼續玩他的“一貫兩面派手法”（反右批判語）。針對費孝通的上進要求，馮亦代常給費的發言、檢查、思想彙報正面提出意見。這一手，比幾條鹽魚厲害多了！1959年2月26日下午，政協禮堂開座談會，費孝通發了言，馮聽得極其認真，既挑出某些字的毛病，又誇他“對于如何篡奪党的領導權”一段講得真好。第二天，“張執一部長請了他們幾個搞社會主義的人吃飯，他（費——筆者注）很興奮。”[p187]中國戲曲的劇種有三百多個，成就最高的是昆腔（昆曲之前身），人稱水磨腔，一句十八彎，婉轉迤邐，真是動人。馮亦代下的“水磨工夫”最終打動了費氏夫婦。春暖花開的日子裏，馮亦代受邀“在他家吃了午飯，和費太太一直談到五時才坐車回來。他家院子裏的桃花盛開，丁香都已露青了，一派春色……”[pp204—205]當然，費家庭院的美景是背景，引出費孝通的談話興致才是“關目”。一回到家，他不忘的仍是“送一封信給彭、劉”[p205]。
如此盡心賣力，上面也未必完全滿意。就在送果子醬的那天，馮亦代在費家從上午坐到下午。能坐那麽久，是因爲他接受了特定任務。所謂的特定任務，今天看來就有點可笑。即在國內外發生大事或有了新政策的第一時間，需要搜集民主人士、知名學者的態度、言論和反應，提供上去。請看當時的日記：“在他家吃了午飯，和費太太一直談到五時才坐車回來。……送了一封信給彭、劉。晚上想了想最近這一段時間的工作，覺得缺點很多，特別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够敏感，如這次的阿伊問題，等老劉提出了，才認識到工作中根本沒有想到這點，其次則是談話的辦法不多，不能得到對方確切的意見，這兩方面都是需要急起直追，加以改進的，晚上把這些意見告訴彭、劉。”[1959.3.24.pp204—205]的確，難爲馮亦代了，父親對中東問題是最關心的。這也是他和羅隆基就國際形勢爭論不休的話題。馮到我家做客，根本無須誘導，章伯鈞會自動打開話匣子，無奈費孝通是學者。
馮亦代都打到費、潘家裏去了，成爲坐探。活兒能白乾嗎？于是上面讓彭奇請他到“森隆晚餐”，飯桌上，詢問到馮亦代的經濟情况。這令馮“十分感動”， 說：“黨對我是仁至義盡，自己如不再好好改造，做好工作，真成忘恩負義之徒了，夜間想了許多對不起黨的地方，心裏很難受，久久不能入睡，到清晨四時就醒 了，以後就再睡不著了。一定要絕對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做好黨交給我的工作，對得起黨。”[p161]繼而，彭又與馮亦代“談了如何幫助馮浩（馮之子）的升學問題和馮陶（馮之女）的入團問題。……這次談話使我很興奮”，“日益體會到黨對我的援救的那種溫暖的關懷。”[pp197—198]老劉知道馮亦代喜歡藝術，多次請他一家人看歌劇《茶花女》[p235]、僮劇《劉三姐》[p257]、越劇《小忽雷》[p275]、蓋叫天的京劇《武松打店》[p328]， 再後來，老劉還與馮氏全家觀賞芭蕾舞劇《天鵝湖》[p326]、舞劇《魚美人》[p301]，馮亦代特別對兒女講了戲票的來歷，叫他們也跟著感動：“感謝黨給我們的照顧。”[p301]
是溫暖，還是殘酷？總之，馮亦代的生活完全轉變了。回家尋情，出家尋夢。有誰知道他尋的是什麽？
到章伯鈞家臥底
馮亦代輕易走進章家門，上面很滿意。爲了有利于工作，某部搭台架橋，將其調入民盟中央辦盟刊。這樣，就有了更寬的接觸面，也有了更多的表演機會。
馮亦代的特徵是：對所有人都好，善意溢于神態。這大概也是被他的工作性質所决定的。他關注的人大多爲民盟中央成員和文化精英，政界人物有羅隆基、葉篤義、費孝通、潘光旦、錢端升、浦熙修、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儲安平、劉王立明、陶大鏞、李景漢、吳景超、張志和、譚惕吾等。文化界人士有錢鍾書、黃苗子、 吳祖光、丁聰、董樂山。但重點只有一個,那就是章伯鈞。《悔餘日錄》裏，由于彙報父親的文字密度太大,又太顯眼，馮亦代就以“章”、“李”、“章李”、“ 李章”、“立早”、“地安門”等字詞輪換使用。越到後來，“地安門”出現得越多。
章伯鈞不同于費孝通，不煩勞朋友買藥，洗衣，買果子醬，打聽醫院，張羅骨灰盒。由于馮亦代長于編輯業務，章伯鈞又懶于寫思想彙報。所以，父親有幾次請他幫忙代勞。遇到這個情况，馮亦代事先還要請示。“上午和彭通了個電話，十時去章家，給他抄了份‘認識’，到四時才回家。 ”[1959.2.11.p177]章伯鈞不思上進，連羅隆基都不如。他把時間都用來買古籍、藏字畫、玩古董、聽戲、聚餐、聊天。看書，也是看綫裝書或德文書。對此，馮是有記錄的：“十時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點半才離去，看了他的日本畫的收藏，都是複印品，但印刷是十分精緻的。他收藏了一本哥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紀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蝕銅版印的，畫得十分樸素，但刻工十分精細，看了使人愛不釋手。”[1959.3.21.p203]又如，“ 晚去李章處喝蛤蚧酒，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發熱。”[1961.12.24.p343]
的確，到章家臥底，馮亦代用不著帶鹽魚，他要帶的是腦子、記性。因爲呆的時間長，章伯鈞議論多，有時還遇到其他右派分子，馮亦代便覺腦子不够用了。 在1959年2月10日的日記裏，他寫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陳銘德，談了一下午才回來，寫了封信給老彭。必須練習自己的記憶力，而且在記憶言語中能够有所分辨，這是做好工作的關鍵。”[p176]“從上午九時半出門，十時到達，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聽他談話，要記住這些話真困難，是前後不連貫，但也有 一根無形的條，那就是不滿意。但不是那麽明顯的。”[1959.3.3.pp190—191]本是朋友串門，章伯鈞說話自然無主題、無中心，東一錘子、西 一榔頭。馮亦代不能當場記錄，事後追記，難免疏漏。
爲提高職業水平，他很注意研讀相關書籍。比如，一次“去東安市場逛書店，買了一本《一個肅反工作者的手記》，回來即一口氣讀完，十分有興趣 ”[1959.4.6.pp211—212]，“看了一本好書，是索菲諾夫的《捷爾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對于契卡一段，更須好好研究，從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1961.3.13.p308]他還閱讀了尼基福羅夫的《布爾什維克的地下活動年代》等書籍。人的興趣是惟一可以保持終生的東西。瞿秋白從容就義前，惦記的是家鄉的豆腐，說“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在黑黑的牢房，書寫白白的豆腐。他的靈魂由一個政治人物還原到情感柔軟的書生，讀後不覺泪下。于是，我真的奇怪了：馮亦代——一個搞歐美文學的人，讀這些蹩脚貨，何以總是屢屢地“令人興奮”呢？
“誰知我汗血功？誰憐我千里才？”馮亦代的勞動强度也够大的。比如1960年3月16日這天，大概是公布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之際。馮亦代馬不停蹄，上午去看王達仁，下午三時看錢端升，原定五時去陳銘德家，後來，在錢家呆得過久，才作罷。但第二天，上午去看陳銘德，下午三時去章家，一直到晚九時半才回 家。第三天，就忙著彙報。再說了，馮亦代的工作也身不由己。每一步，都是上面鋪排好的。比如1960年10月10日，原擬去找章，電話中知道章伯鈞有事，“便得另日去看他，通知了老劉同志”[p275]。又如1961年6月13日：“晚上原擬去地安門，但打電話去，他們有客就不去了，這幾次都不凑巧， 總是碰到他有客在座，所以要談的總談不起來，今天則又有客。工作推不動有些心焦。”[p322]
告密是一個人內心裏陰暗成分的表現，實質上是人性的扭曲。馮亦代的性格是在那個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點一點扭曲的。暗中所爲之事，他不以爲耻，反以爲榮。他真不知耻嗎？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會說：“我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發給一個勛章報上刊登出來是不可能的，這樣不啻是告訴別人自己是個什麽人， 而且以後就不用再想幹這一行了。”[1961.8.19.p335]但是，他的政治觀念在一系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徹底轉變了。覺得自己真的錯了， 組織是對的。所以，一旦讓他爲組織做事，自會感到無比榮耀。即使告密也光榮，因爲那是“保衛黨的工作”[p258]。這樣，“耻”就轉化爲“榮”了。他說：“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經消除了那種腐朽的感傷的情緒，我覺得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 ”[1960.8.3.p256]他自認爲“是在第一綫作戰”[p288]的“一個保衛工作者”[p258]，于是，心中“也就釋然了”[p335]。靈魂裏也沒了耻感。他忠心耿耿，在日記裏把“臥底”工作，叫“家裏”的工作，列在首位。他所熱愛的文學及翻譯工作，則被排到了末尾。但到了某個時刻，他又有些清醒。1961年12月19日，他在劇場見到作家楊沫的丈夫馬建民（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一見面，馬校長就希望馮亦代能去北師大講講現代英美文學。回到家中，他在日記裏嘆道：“‘半生誤我是虛名’，拿什麽講呢？近十年來簡直什麽也沒有看……這苦味只有自己知道了。”[p342]
人生有信條，思想有取向，行爲有準則。那麽，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當告密成爲一種政治榮耀和義務之後，告密者的心裏，就不會有負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對頭號大右派章伯鈞，馮亦代生髮出的是蔑視與鄙弃（儘管消受了你的 好烟好酒和饑荒年月的好茶飯）。優越感的來由極其簡單：我受組織的信任，你受我的監視。你是右派，我已不是。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復叮囑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認爲馮很有可能還會因爲出色的告密，而産生成就感和歸屬感，要知道他是在爲政治權威盡義務。日記裏對同類的鄙視，俯拾即是：
章伯鈞今天來學習了，見了我寒暄一番，說“我沒有領導好，使你們出了偏差”，還是當時副主席的派頭。[1958.12.16.p143]
下午去章家，聽了一下午的廢話，但有一句話，却使我十分注意，那就是他說在思想上必須力爭上游，我不知他指的什麽？……晚上寫了信給彭。[1959.2.18.pp181—182]
晚上去章家，聽他的廢話，到十時半才回家。[1959.4.24.p221]
上午十一時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時才回來，我真討厭他的資産階級面目，但爲了工作，我必須處理得好，同時這也是給我的反面教材，對我改造有好處。立場黨性就是在這種方面得到考驗。[1960.1.26.p233]
晚去地安門，瞎談一氣。[1960.9.2.p263]
我想，馮亦代在日記裏，對父母用辭輕蔑也許還有一個因素。這是他不願意說出來的。那就是章伯鈞對他的譯作評價不高，有過多次批評。
父親看了他的幾篇譯作後，說：“亦代呀，翻譯水平最後還是要看你的母語水平。你的中文要從底子上好好弄一下。”他的臉驀地紅了，什麽都沒說，大概也沒跟老劉說。
母親則認爲他的字寫得太差。說：“亦代，你的字怎麽沒骨頭？”馮亦代隨即說：“李大姐，你來教我寫字吧。”
“我找些碑帖來，你先臨摹一段時間。”母親說罷，沒幾天就把碑帖給他準備好了。
父親借給他的古書，馮亦代是還的。母親借的碑帖，不還。催了多次，他只是笑著說：“我還在練習呢！”二十年以後，母親每提起這件事，都氣呼呼的，心疼得要死。
樹要皮，人要臉。文人要緊的是文字、文章，此乃臉面、體面之所在。父母揭了他的短，雖屬無意，但馮亦代還是很受傷。所以，朱正先生認爲在他的日記裏“對章的敵意是很深的”。怎麽能沒有敵意呢？
父親總是直呼其名地指責人和事，特別是三年大饑荒時期，其批評之尖銳不下于聶紺弩。1957年前，毛澤東就知道章伯鈞在背後駡共産黨。因此，馮的密告材料相比于其他監視章伯鈞的人，數量、質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績了！大概到了1961年，上面便不叫他做無償勞動了。“晚上和老劉同志談了將近二小 時，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裏給了我一些費用，老劉同志說有什麽個人的花費，也可以用。不過我總覺得能够不用家裏的錢最好。 ”[1961.8.7.p332]某部內部舉辦電影晚會和幹部晚會，破例叫他參加[p324、p353]；贈送最熱門的世乒賽票[p312]；之後是調整工資，恢復十五級每月124元[p340]；老劉多次與他和他的家人吃大同酒家，1961年的新年前夕，劉馮兩家人吃全聚德烤鴨，他“心裏十分感動，喝得醉醺醺的”[p291]。如此看來，他們幾乎成爲同志加戰友了。馮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長期性和工作對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 年7月2日，老劉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開的問題”[p254]。他立即表態：“爲了工作，公不公開不是問題。”[p254]
盡了心力之後，馮亦代覺得自己應該申請加入共産黨。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請。以後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活得像個布爾什維克……我想總有一天我會爭取到這份光榮的。”[p281]1961年4月25日，“想再次申請入黨。”[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記裏，他寫明 “党的四十周年誕辰的時候，我拿什麽獻禮的問題。我想再提一次入黨的申請，把我的餘生無條件地獻給黨，獻給革命。”[p323]不知爲什麽，他的申請始終 未獲批准。
1978：他結束了黑暗
1967年，父親和他都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關進機關的牛棚。母親天天下午去探視，去的時候，不忘帶些吃的。第一天，因爲毫無準備就拿了一塊紅薯。此後，母親就專門去買些罐頭、水果、餅乾。父親總把這些食品藏得好好的。他悄悄對母親說：“亦代和我關在一起。很奇怪，他的老婆和孩子怎麽不來看他？”“一 次都不來看？”母親問。
父親說：“是的。所以，你送來的東西，我要乘人不防備，偷偷給他一半。”
我和馮亦代有單獨的往來。看展覽，看戲，一起吃飯，一起逛動物園。他送我許多書。如巴烏托夫斯基的《金薔薇》、錢鍾書的《管錐編》、愛倫堡的《人生·歲月·生活》。大概是1959年，上海滑稽戲《滿意不滿意》來京，在東華門的兒童影劇院演出。全劇用上海話對白，他見我不懂，就在耳邊當起翻譯。一路看下來，很辛苦。我喜歡他辛苦。1963年年底，我要去四川工作了。父母捨不得我離開，他也捨不得，到火車站送行。我也憂傷，時間一點點積攢著依戀和難舍。到了四川，給父母寫信的同時，也給他寫信。即使到了監獄，也不忘問候他。在給母親的信裏，總要附上一句：“馮伯伯好不好，還來咱們家嗎？”母親忍不住 了，在一封回信裏說：你現在是犯人，不要詢問別人的情况。我知道，這裏指的別人，就是馮亦代。
1978年我出獄回京。他陪母親一道在火車站接我，見我消瘦又憔悴，他眼圈紅了。母親告訴我，每年父親的誕辰日，馮亦代都會陪自己到老山紀念堂掃墓。這一年的十月初一，我和母親去掃墓，馮亦代早早到了。見到我，他說：“你回來了，這是我最後一次祭掃。”
他的目光望著遠處，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語：“伯老，真是好人，他對我真好。”
1980年代，他主編《讀書》雜志，鋒頭極健，像完全換了一個人。每一期都送給我，我們也恢復了通信。幾十年間，馮亦代給我的信函有數百封，但自這段時期起，他的信越寫越好,因爲他走出了陰影，也結束了內心的黑暗。比如1980年8月的一封:“……人總得憑一些希望生活，哪怕是一些虛無漂渺的希望， 而生活下去。少年時我有各種美好的希望，我迷戀于一個新的社會，最美滿的高度的精神生活。十年動亂，使我幻滅，哀莫大于心死。但是你回來了。我似乎又有了 希望。我是搞文字的，我希望有個傳人，我一直喜歡你的靈氣，所以我希望你是一個動筆的人……我到車站去迎你，看見你那雙呆澀的眼睛，我真想抱著你痛哭一 場。我怕你這十年的坎坷毀滅了你的靈性。我知道一個人幻滅的痛苦。我要彌補你心靈裏的傷痕。這就是我新生的希望。”接著，他去美國訪問，又給我寫了長信， 說：“飛機在高空長驅又盤旋，我想起了受苦而可愛的小愚……”
1990年代，馮亦代與演員黃宗英結婚的前幾天，把我叫到位于小西天的家中。發如雪，鬢已霜，屋裏響著小提琴曲，我總覺得他有什麽事要告訴我。在送我出門的時候，突然激動起來，握著我的手說：“小愚，我人生的最後一本書，你來給我出版吧。”
洪荒之後，馮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對冤魂遍野、落英雕謝，他悚然而驚，開始正視自己以密告爲能事的歷史，悔疚不已。他無力探究一生，只有公開那段日記。他所說的最後一本書，難道就是這本《悔餘日錄》？他沒有勇氣直面我，選擇公布于社會，也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馮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會形勢也起了巨大變化。但成功的光環無法銷蝕有耻有痛的記憶。一個人不論你做過什麽，能够反躬自問，就好。
2009年3月于北京守愚齋
章詒和 2009-04-01 16:18:57 來源:南方周末
誰能相信，自父親戴上右派帽子以後，我家裏就有了個臥底。他就是翻譯家、出版家馮亦代，人稱“好人馮二哥”。
我覺得自己經歷了許多事，心已變硬，情也冷去。不想“臥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將我擊倒在地。一連數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專家、學者朱正先生 告訴我：情况確鑿，證據就是馮亦代在生前以極大勇氣出版的《悔餘日錄》（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書只注日期和頁碼）。讀後，全身癱軟，一張報紙都舉它不起。因爲他的這個“角色”，與章家兩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誼以及那笑臉後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無論如何也聯繫不上。可證據就擺在那裏 ，你不信也得信，你無法接受也要接受。難道傷天害理之灾，裂骨錐心之痛，就是我的命運?
1958：進了章家大門
馮亦代是母親（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與父親幷無往來。反右剛結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學習會上，母親見他一個人呆在旮旯兒，無人理睬，很可憐。散會後，二人一前一後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親快步靠近他，問：“亦代，你好嗎？”
馮亦代說：“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親又問：“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讓母親很同情，分手時對他說：“亦代，有空來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鈞）歡迎你。”
回到家中，母親把馮亦代的情况告訴了父親。父親說：“好呀，請他來呀。”
他很快便來了，不僅章伯鈞歡迎他，全家都歡迎他。他一來，父親和他談天說地，母親給他遞上烟茶。馮亦代非常感動。他能從上午坐到下午，或從下午坐到 晚上，比自己的家還舒服。他頭一次來，父母就留飯。說是多一個人無非多一雙筷子。其實，馮亦代來，餐桌都要添一兩個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魚、火腿湯是常有的。再說了，我家的厨子手藝是有名的。喝上兩杯陳年黃酒，臉，紅紅的；心，暖暖的。馮亦代進入了酒飽微醺的境界。
告辭的時候，他雖不能像羅隆基那樣，坐著父親的小轎車回家。但是，一到晚間，父親都會叫我：“小愚，你送馮伯伯到公共汽車站。”
他住西四前紗絡胡同，我家住地安門，有13路可搭乘往來。月色下，細雨中，寒風裏，總是我挽著他。我們走得很慢，送一程，說一路，說海明威，談麒麟童，聊張大千。與一個如父如兄的人融洽親密，馮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馮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來了，比約定的時間早些。父親還在南書房收拾舊書，母親在客廳接待他。二人坐定，馮亦代看著茶杯裏的一片片淡綠淡黃。叫了聲：“李大姐……”遂哽咽起來。
母親關切道：“亦代，發生了什麽事嗎？”
“我沒有事。”馮亦代起身，站到母親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說著，熱泪從面頰滾落。
他走後，母親把這個場景講了出來。父親聽了，對我說：“小愚，知道了吧，這就叫人情冷暖，世態炎凉。”
父母也需要馮亦代，誰也不能獨居海上孤島。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閑談，微風送來幽幽花香，茶几上擺著茶點、汽水。我不是挨著“馮伯伯”坐，就是端個小板凳靠著父親。章伯鈞談興上來，海闊天空，評時政，講舊事，滔滔不絕。自1957年夏季，一座無形高墻，把章伯鈞、羅隆基阻隔在紅塵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飛翔。孤獨的他，太想說點什麽了，哪怕只有一個朋友。
買到鰣魚，母親會叫他；螃蟹肥了，約他來吃；家裏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製的蘿蔔糕，章家給他留著。不久，三年大饑荒來了。父母照樣留飯。高價肉，高級點心，我們吃，他也吃。時間長了，馮亦代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飯，大家到了東飯廳，面對香噴噴的滿桌飯菜，他高聲道：“你們家的糧票，都叫我吃光了。”說這話的時候，用手指著鼻子，滿臉通紅。
父親拍著他肩膀，說：“坐，坐，有飯大家吃。吃到無飯爲止。”
他在我家流的眼泪是真的嗎？人心，究竟是怎樣的構造?
父親成右派之後，受降職降薪處分。但家裏依舊保留了許多的服務和警衛人員。馮亦代登門，是要在傳達室登記的。來的鐘點，走的時刻，所在單位等項內容，一一記錄在案，然後報告上去。要不然，聶紺弩怎麽不去拜訪詩好、字好、學問也好的陳銘樞呢？陳銘樞最欣賞聶紺弩，說聶的許多高論可入《世說新語》，可就是因爲進門要填會客單，懂得情報的聶紺弩便沒有登門。1965年陳銘樞病逝，聶紺弩去了。
會客單的作用，大了！沒過多久，上面就對常去章家的馮亦代，有了“興趣”和“關注”。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個叫彭奇的人與馮聯絡（前後共有彭、劉、張、王等四人與之聯絡——筆者注）。會見前，馮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宮”理髮店理髮，又帶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計劃。談話從從十點半至十一點四十，地點在彭的家裏。當天，馮亦代在日記裏寫道：“和他的談話是愉快的，他勉勵我必須使自己的心情舒暢，而達到這一點便必須信任黨，向前看。他 說想過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這樣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黨，把自己從右派這個圈子跳出來，踏實地工作，不要表現自己，不要因群衆的一些意見而 煩惱，而只要脚踏實地地工作學習和改造。他說我過去的毛病就在于不踏實，表現自己的‘左’、進步，而不是有切切實實的收穫的。他的話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實 上他上次對我說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實，我在想了之後，而且照他的話去做，不考慮同志們對我的觀感，特別是他們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進步這一 點之後，我已感到和同志們的關係自然得多了，也比較有些自信（當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這段文字至少明確了以下幾點：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質極其特殊，屬于秘密聯繫，垂直領導。要知道，經過反右運動，民盟中央實權已轉移到交叉成員（即中共、民盟雙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裏。馮的工作跳過了這些民盟中央頂級交叉成員，直屬某部領導。二、馮必須信任黨。三、馮必須心情舒暢， 從右派圈子裏跳出。四、馮不要表現自己。五、馮不考慮同志們對自己的觀感。政治好比游戲，有玩游戲的，有給游戲制定規矩的。玩得好，有實惠。玩到最後，你不玩都不行了，因爲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後。馮是願意玩游戲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給馮定下的游戲規則。乍看，挺奇怪的：怎麽“心情舒暢”也成了一條規矩，細想，却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鈞聊天，總不能一臉死板，談吐乾癟吧？人得輕鬆，輕鬆狀態下才能在“隨意”或“無意”中，把章引入預先設立的話題，套出所需內容來。“不考慮同志們對自己的觀感”，也是一條，當然啦，總往大右派家裏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應和反感，這就要頂住，就要不考慮別人“對自己的觀感”。
馮亦代毫不遲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嘗試進入了角色:“彭奇同志說錯誤是犯了，現在認識了自己的錯誤，以後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計較個人， 看到整個集體的前途，個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裏有吳晗同志的時事報告，去聽了，心裏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之感，對于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頭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請不要誤會，這裏寫的“心裏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之感”，决非指吳晗報告的心得，而是在聽報告的場合裏，他探得某個或某幾個民主人士的“動態”。馮亦代是一旦有收穫，就惦記著彙報：“昨晚今晨都打了電話給彭奇同志，沒有在，中午他來了電話，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來了電話，心才安下來。昨晚的會有了個好開端，因此必須把情况和他談一下。 ”[1958.7.23.p44]
隔三差五，馮亦代就向他的上綫彙報。這是積極，但也不都是積極。自年輕時期參加青紅幫，參加國民黨，參加民盟，馮亦代的個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擔的這份工作來看，則是以往任何一個時期所沒有的。此刻，他像孤獨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領入了沙漠，沒有同伴，沒有路標。極目遠望，惟有一輪紅日，高懸于空。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只有獨自行走。况且他也力圖通過這條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轉變命運。幸而，他後面有一個能擺布他、驅動他的强有力的存在。 日記中，馮亦代爲啥要隨時隨地鞭策自己，檢討自己，鼓勵自己？我想，他是要借此消除或壓制來自心底的膽怯、猶豫和動搖。這是文人的特性。其內心深處，恐怕是對政治鬥爭的恐懼。上面自能揣度馮“惶惶不可終日”的心理，及時對症下藥。比如，推薦他看根據柯羅連科所作改編的電影《漫長的 路》[1958.8.15.p60]；比如，把馮請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談話，讓馮“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傾吐出來，而他（彭）也及時地幫助我，給我指示，我覺得我的思想開了竅”[1958.8.13.p59]。讓馮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經衰弱比較厲害，什麽事情都神經質得很”的時候，某部張副部長 借著做報告的空隙，接見了他。“他對我的態度，使我很興奮！”[1958.8.20.p64]
1958年國慶節頭一天，他參加單位工會組織的聚餐，大概備受冷落，鬱悶而歸。深受刺激的馮亦代决定打翻身仗，决心用行動爭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 一定要爭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麽時候呢？這就使我處于一種焦慮的心情中，彭奇同志這幾天沒有空，我多麽想和他談談！”[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與馮亦代進行有針對性的談話。談話中彭沒有回答摘帽子的問題，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還沒有政治挂帥，還沒有真正一切跟著黨的指示 走，還沒有做黨的馴服工具……其次他談到目前的趨勢是一切打破常規進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縛在常規裏面不能符合當前政治運動的要求”。“我沒有做到一個黨的馴服工具應做的事。這一晚和他談到十一點鐘，從他家出來，我心裏又溫暖又愉快，因爲他給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沒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給我剝了一層皮，是醜惡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爲了不再埋沒蓬蒿，陷落泥淖，馮亦代咬牙也得幹下去了。
社會主義學院·費孝通
畢竟馮亦代不是大右派，要想搜集到大右派和大知識分子的動態，就需要爲他鋪設臺階。反右之後，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專門辦了一期“右派班”。學員個個大名鼎鼎：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費孝通、錢端升、錢偉長、儲安平、龍雲、陳銘樞、黃紹竑、譚惕吾、陳銘德、鄧季惺、林漢達等。派馮亦代到這個班裏來， 不就一下子够得著所有對象了嗎？聽到這個消息，馮寫道：“一方面由衷地對黨懷著感謝，因爲給予我這樣一個可以加速改造的機會，一方面又覺得工作的責任很重，怕自己完不成黨交給我的任務。夜裏久久不能睡去，但心裏有個信念，党既然信任我，交給我這個工作，我無論如何要不惜犧牲一切來完成這個任務。……彭奇同志給我打電話也說有什麽意見，我說沒有，的確沒有，因爲這正是我報答黨、爲黨工作的大好機會。”[1958.11.29.p130]
與彭見面後，他又說：“我心裏十分愉快，感到黨給我的信任培養，這次再不努力工作，我真太不像個人了，我一定要盡我的力量，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工作是艱巨而且陌生的，但想到黨會指導我怎樣去做，我便安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興奮。不要緊張，工作時一定得鎮定，這是個艱巨的鬥爭，需要細心與機智，這是我最缺乏的……記住記住！”[1958.12.1.pp131—132]這期學員，真是各色人等，一應俱全。胡聊瞎扯，閑談熱議，成了馮亦代們（肯定不止他一人） 施展手段的好時機。戴罪立功，正逢其時。馮亦代刺探的第一個對象是費孝通。這也是上面的鋪排，把他和費孝通、潘光旦等人編排在一組。假如，馮不是章伯鈞家的座上客，恐怕就會有另一種分組方法了。
工作迅速展開。人之所以爲人，就在于有個極其複雜的內心世界。馮亦代在一番積極主動之後，接著就有掙扎：“這幾天睡得很壞，一睡就是不斷地做夢…… 趁看病之便，回編輯部去了一次，但心裏覺得不好受——好像那種負罪的感覺又回來了。”[1958.12.23.p147]用別人的血，去洗自己的罪，去洗權力者的手，能不痛苦嗎？馮亦代是痛苦的，但痛苦之後，他又上路了：
1958年12月12日：下午去西苑人民公社勞動……後來和費孝通合成一組，因爲他有繩子，而我找到了扁擔……[p140]
1958年12月13日：回家之後就打電話給老彭，約定明天見面談談。[p141]
1958年12月22日：上午還是和費（孝通——筆者注）潘（光旦——筆者注）合作讀文件……晚上打了電話給老彭，他不在，由老張接的，我請他給我個回電。我想和他談談。[p146]
1958年12月25日：今天沒有大組會，還是自由結合的閱讀文件，我和費、潘、李（景漢——筆者注）三人把《關于人民公社的若干問題》念完了，一共歸幷爲十個問題，向大組提出。……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由老張同志約定明天晚上去談談。[p149]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去見了老彭，談了一個小時，把今後該做的談了，幷知道學院在一月底放假……關心我的健康和家庭情况，心裏很感動。[pp149—150]
1958年12月27日：下午去費、潘家裏，談了快兩個鐘點。[p150]
1958年12月29日：上午學院中打掃寢室，我除了把休息室搞乾淨外，還幫著費、潘去做了一工，因爲潘是一條腿，而費則受了凉，氣喘又開始了。回家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把情况和老張同志談了。[pp151—152]
1959年1月19日：下午自由小組對筆記，我和費、潘、浦、李在一塊，沒有對完就下課了。回家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以後他來了電話，就在八點半去看他，談了些情况。[p164]
1959年1月20日：下午在家寫材料，四點半前送出。[p165]
1959年1月23日:今天是自己準備辯論的題目，我和費、潘、李三人合成一個小組。從討論和爭論中……晚上打了電話給彭，他不在。[p167]
1959年1月31日：休息後，給費作錯誤認識提意見……晚上安娜回來了，把我的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訴她。她說“這是黨給你的又一次考驗，你必須小心工作，不要再蹈以前飄飄然的覆轍”。[p170]
1959年2月2日：下午則給孝通和張紀域所寫錯誤認識提意見。晚上寫一信給彭，送到他家裏。[p171]
1960年8月5日：孝通和光旦都不住在城裏，所以均未達到目的。[p257]
費孝通的性格是友善後面含傲氣，平實裏頭有嚴謹。他對晚輩後生是熱情的，也是愛護的。但對同輩，如果你不是學者、教授，則有所選擇，很可能會客客氣氣地冷淡而去。要成爲知己，就更爲不易了。對像章伯鈞這樣的從政者，他是不大看得起的。父親藏書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費孝通眼裏，章伯鈞不過是“玩書”。 言外之意，章不讀書。我在報紙上看了他關于“玩書”的談話，一點也不生氣。學者理所當然地讀書萬卷。章伯鈞乃“馬路政客”（反右批判語），理所當然地不學無術。那麽馮亦代呢？非學非仕，搞西方文學，沒去過西方；搞翻譯工作，沒有過像樣的作品。就憑這麽個低起點，要獲得頂級學者費孝通的認可，還要能够跨進費家門，比接近一向慷慨大度的章伯鈞，不知要難上多少倍。用心機，細思量，登門時“帶了幾條鹽魚去，做去訪之由頭也”[p168]。聚餐後，“去王府井大街，陪孝通買藥……”[p182]藥買不到，第二天自掏腰包“到八面槽給孝通去買藥……”[p183]又 “去國際友人服務處買了兩罐果子醬給孝通送去”[p204]，還“送《十八家詩鈔》”[p221]。費孝通的親人病逝，他到“嘉興寺殯儀館，替孝通去打聽 一下骨灰盒的事情”[p209]。費孝通夫人腿脚有了毛病，他“去北綫閣中醫研究院給費太太打聽風濕性關節炎門診事，又到協和醫院去問了一下 ”[p211]。他能“把他（孝通）托洗的衣服拿去（洗）了”[p326]。除此以外，馮亦代還給費孝通搞些文娛活動，如通過老劉“給費（全家）弄電影票 《雪崩》[p251]、《萬水千山》的戲票”。[p257]。
更爲重要的是，馮亦代能判別出費孝通和章伯鈞對個人政治前途的不同態度。費是進取的，章則消極得多，甚至繼續玩他的“一貫兩面派手法”（反右批判語）。針對費孝通的上進要求，馮亦代常給費的發言、檢查、思想彙報正面提出意見。這一手，比幾條鹽魚厲害多了！1959年2月26日下午，政協禮堂開座談會，費孝通發了言，馮聽得極其認真，既挑出某些字的毛病，又誇他“對于如何篡奪党的領導權”一段講得真好。第二天，“張執一部長請了他們幾個搞社會主義的人吃飯，他（費——筆者注）很興奮。”[p187]中國戲曲的劇種有三百多個，成就最高的是昆腔（昆曲之前身），人稱水磨腔，一句十八彎，婉轉迤邐，真是動人。馮亦代下的“水磨工夫”最終打動了費氏夫婦。春暖花開的日子裏，馮亦代受邀“在他家吃了午飯，和費太太一直談到五時才坐車回來。他家院子裏的桃花盛開，丁香都已露青了，一派春色……”[pp204—205]當然，費家庭院的美景是背景，引出費孝通的談話興致才是“關目”。一回到家，他不忘的仍是“送一封信給彭、劉”[p205]。
如此盡心賣力，上面也未必完全滿意。就在送果子醬的那天，馮亦代在費家從上午坐到下午。能坐那麽久，是因爲他接受了特定任務。所謂的特定任務，今天看來就有點可笑。即在國內外發生大事或有了新政策的第一時間，需要搜集民主人士、知名學者的態度、言論和反應，提供上去。請看當時的日記：“在他家吃了午飯，和費太太一直談到五時才坐車回來。……送了一封信給彭、劉。晚上想了想最近這一段時間的工作，覺得缺點很多，特別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够敏感，如這次的阿伊問題，等老劉提出了，才認識到工作中根本沒有想到這點，其次則是談話的辦法不多，不能得到對方確切的意見，這兩方面都是需要急起直追，加以改進的，晚上把這些意見告訴彭、劉。”[1959.3.24.pp204—205]的確，難爲馮亦代了，父親對中東問題是最關心的。這也是他和羅隆基就國際形勢爭論不休的話題。馮到我家做客，根本無須誘導，章伯鈞會自動打開話匣子，無奈費孝通是學者。
馮亦代都打到費、潘家裏去了，成爲坐探。活兒能白乾嗎？于是上面讓彭奇請他到“森隆晚餐”，飯桌上，詢問到馮亦代的經濟情况。這令馮“十分感動”， 說：“黨對我是仁至義盡，自己如不再好好改造，做好工作，真成忘恩負義之徒了，夜間想了許多對不起黨的地方，心裏很難受，久久不能入睡，到清晨四時就醒 了，以後就再睡不著了。一定要絕對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做好黨交給我的工作，對得起黨。”[p161]繼而，彭又與馮亦代“談了如何幫助馮浩（馮之子）的升學問題和馮陶（馮之女）的入團問題。……這次談話使我很興奮”，“日益體會到黨對我的援救的那種溫暖的關懷。”[pp197—198]老劉知道馮亦代喜歡藝術，多次請他一家人看歌劇《茶花女》[p235]、僮劇《劉三姐》[p257]、越劇《小忽雷》[p275]、蓋叫天的京劇《武松打店》[p328]， 再後來，老劉還與馮氏全家觀賞芭蕾舞劇《天鵝湖》[p326]、舞劇《魚美人》[p301]，馮亦代特別對兒女講了戲票的來歷，叫他們也跟著感動：“感謝黨給我們的照顧。”[p301]
是溫暖，還是殘酷？總之，馮亦代的生活完全轉變了。回家尋情，出家尋夢。有誰知道他尋的是什麽？
到章伯鈞家臥底
馮亦代輕易走進章家門，上面很滿意。爲了有利于工作，某部搭台架橋，將其調入民盟中央辦盟刊。這樣，就有了更寬的接觸面，也有了更多的表演機會。
馮亦代的特徵是：對所有人都好，善意溢于神態。這大概也是被他的工作性質所决定的。他關注的人大多爲民盟中央成員和文化精英，政界人物有羅隆基、葉篤義、費孝通、潘光旦、錢端升、浦熙修、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儲安平、劉王立明、陶大鏞、李景漢、吳景超、張志和、譚惕吾等。文化界人士有錢鍾書、黃苗子、 吳祖光、丁聰、董樂山。但重點只有一個,那就是章伯鈞。《悔餘日錄》裏，由于彙報父親的文字密度太大,又太顯眼，馮亦代就以“章”、“李”、“章李”、“ 李章”、“立早”、“地安門”等字詞輪換使用。越到後來，“地安門”出現得越多。
章伯鈞不同于費孝通，不煩勞朋友買藥，洗衣，買果子醬，打聽醫院，張羅骨灰盒。由于馮亦代長于編輯業務，章伯鈞又懶于寫思想彙報。所以，父親有幾次請他幫忙代勞。遇到這個情况，馮亦代事先還要請示。“上午和彭通了個電話，十時去章家，給他抄了份‘認識’，到四時才回家。 ”[1959.2.11.p177]章伯鈞不思上進，連羅隆基都不如。他把時間都用來買古籍、藏字畫、玩古董、聽戲、聚餐、聊天。看書，也是看綫裝書或德文書。對此，馮是有記錄的：“十時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點半才離去，看了他的日本畫的收藏，都是複印品，但印刷是十分精緻的。他收藏了一本哥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紀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蝕銅版印的，畫得十分樸素，但刻工十分精細，看了使人愛不釋手。”[1959.3.21.p203]又如，“ 晚去李章處喝蛤蚧酒，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發熱。”[1961.12.24.p343]
的確，到章家臥底，馮亦代用不著帶鹽魚，他要帶的是腦子、記性。因爲呆的時間長，章伯鈞議論多，有時還遇到其他右派分子，馮亦代便覺腦子不够用了。 在1959年2月10日的日記裏，他寫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陳銘德，談了一下午才回來，寫了封信給老彭。必須練習自己的記憶力，而且在記憶言語中能够有所分辨，這是做好工作的關鍵。”[p176]“從上午九時半出門，十時到達，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聽他談話，要記住這些話真困難，是前後不連貫，但也有 一根無形的條，那就是不滿意。但不是那麽明顯的。”[1959.3.3.pp190—191]本是朋友串門，章伯鈞說話自然無主題、無中心，東一錘子、西 一榔頭。馮亦代不能當場記錄，事後追記，難免疏漏。
爲提高職業水平，他很注意研讀相關書籍。比如，一次“去東安市場逛書店，買了一本《一個肅反工作者的手記》，回來即一口氣讀完，十分有興趣 ”[1959.4.6.pp211—212]，“看了一本好書，是索菲諾夫的《捷爾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對于契卡一段，更須好好研究，從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1961.3.13.p308]他還閱讀了尼基福羅夫的《布爾什維克的地下活動年代》等書籍。人的興趣是惟一可以保持終生的東西。瞿秋白從容就義前，惦記的是家鄉的豆腐，說“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在黑黑的牢房，書寫白白的豆腐。他的靈魂由一個政治人物還原到情感柔軟的書生，讀後不覺泪下。于是，我真的奇怪了：馮亦代——一個搞歐美文學的人，讀這些蹩脚貨，何以總是屢屢地“令人興奮”呢？
“誰知我汗血功？誰憐我千里才？”馮亦代的勞動强度也够大的。比如1960年3月16日這天，大概是公布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之際。馮亦代馬不停蹄，上午去看王達仁，下午三時看錢端升，原定五時去陳銘德家，後來，在錢家呆得過久，才作罷。但第二天，上午去看陳銘德，下午三時去章家，一直到晚九時半才回 家。第三天，就忙著彙報。再說了，馮亦代的工作也身不由己。每一步，都是上面鋪排好的。比如1960年10月10日，原擬去找章，電話中知道章伯鈞有事，“便得另日去看他，通知了老劉同志”[p275]。又如1961年6月13日：“晚上原擬去地安門，但打電話去，他們有客就不去了，這幾次都不凑巧， 總是碰到他有客在座，所以要談的總談不起來，今天則又有客。工作推不動有些心焦。”[p322]
告密是一個人內心裏陰暗成分的表現，實質上是人性的扭曲。馮亦代的性格是在那個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點一點扭曲的。暗中所爲之事，他不以爲耻，反以爲榮。他真不知耻嗎？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會說：“我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發給一個勛章報上刊登出來是不可能的，這樣不啻是告訴別人自己是個什麽人， 而且以後就不用再想幹這一行了。”[1961.8.19.p335]但是，他的政治觀念在一系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徹底轉變了。覺得自己真的錯了， 組織是對的。所以，一旦讓他爲組織做事，自會感到無比榮耀。即使告密也光榮，因爲那是“保衛黨的工作”[p258]。這樣，“耻”就轉化爲“榮”了。他說：“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經消除了那種腐朽的感傷的情緒，我覺得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 ”[1960.8.3.p256]他自認爲“是在第一綫作戰”[p288]的“一個保衛工作者”[p258]，于是，心中“也就釋然了”[p335]。靈魂裏也沒了耻感。他忠心耿耿，在日記裏把“臥底”工作，叫“家裏”的工作，列在首位。他所熱愛的文學及翻譯工作，則被排到了末尾。但到了某個時刻，他又有些清醒。1961年12月19日，他在劇場見到作家楊沫的丈夫馬建民（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一見面，馬校長就希望馮亦代能去北師大講講現代英美文學。回到家中，他在日記裏嘆道：“‘半生誤我是虛名’，拿什麽講呢？近十年來簡直什麽也沒有看……這苦味只有自己知道了。”[p342]
人生有信條，思想有取向，行爲有準則。那麽，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當告密成爲一種政治榮耀和義務之後，告密者的心裏，就不會有負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對頭號大右派章伯鈞，馮亦代生髮出的是蔑視與鄙弃（儘管消受了你的 好烟好酒和饑荒年月的好茶飯）。優越感的來由極其簡單：我受組織的信任，你受我的監視。你是右派，我已不是。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復叮囑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認爲馮很有可能還會因爲出色的告密，而産生成就感和歸屬感，要知道他是在爲政治權威盡義務。日記裏對同類的鄙視，俯拾即是：
章伯鈞今天來學習了，見了我寒暄一番，說“我沒有領導好，使你們出了偏差”，還是當時副主席的派頭。[1958.12.16.p143]
下午去章家，聽了一下午的廢話，但有一句話，却使我十分注意，那就是他說在思想上必須力爭上游，我不知他指的什麽？……晚上寫了信給彭。[1959.2.18.pp181—182]
晚上去章家，聽他的廢話，到十時半才回家。[1959.4.24.p221]
上午十一時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時才回來，我真討厭他的資産階級面目，但爲了工作，我必須處理得好，同時這也是給我的反面教材，對我改造有好處。立場黨性就是在這種方面得到考驗。[1960.1.26.p233]
晚去地安門，瞎談一氣。[1960.9.2.p263]
我想，馮亦代在日記裏，對父母用辭輕蔑也許還有一個因素。這是他不願意說出來的。那就是章伯鈞對他的譯作評價不高，有過多次批評。
父親看了他的幾篇譯作後，說：“亦代呀，翻譯水平最後還是要看你的母語水平。你的中文要從底子上好好弄一下。”他的臉驀地紅了，什麽都沒說，大概也沒跟老劉說。
母親則認爲他的字寫得太差。說：“亦代，你的字怎麽沒骨頭？”馮亦代隨即說：“李大姐，你來教我寫字吧。”
“我找些碑帖來，你先臨摹一段時間。”母親說罷，沒幾天就把碑帖給他準備好了。
父親借給他的古書，馮亦代是還的。母親借的碑帖，不還。催了多次，他只是笑著說：“我還在練習呢！”二十年以後，母親每提起這件事，都氣呼呼的，心疼得要死。
樹要皮，人要臉。文人要緊的是文字、文章，此乃臉面、體面之所在。父母揭了他的短，雖屬無意，但馮亦代還是很受傷。所以，朱正先生認爲在他的日記裏“對章的敵意是很深的”。怎麽能沒有敵意呢？
父親總是直呼其名地指責人和事，特別是三年大饑荒時期，其批評之尖銳不下于聶紺弩。1957年前，毛澤東就知道章伯鈞在背後駡共産黨。因此，馮的密告材料相比于其他監視章伯鈞的人，數量、質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績了！大概到了1961年，上面便不叫他做無償勞動了。“晚上和老劉同志談了將近二小 時，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裏給了我一些費用，老劉同志說有什麽個人的花費，也可以用。不過我總覺得能够不用家裏的錢最好。 ”[1961.8.7.p332]某部內部舉辦電影晚會和幹部晚會，破例叫他參加[p324、p353]；贈送最熱門的世乒賽票[p312]；之後是調整工資，恢復十五級每月124元[p340]；老劉多次與他和他的家人吃大同酒家，1961年的新年前夕，劉馮兩家人吃全聚德烤鴨，他“心裏十分感動，喝得醉醺醺的”[p291]。如此看來，他們幾乎成爲同志加戰友了。馮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長期性和工作對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 年7月2日，老劉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開的問題”[p254]。他立即表態：“爲了工作，公不公開不是問題。”[p254]
盡了心力之後，馮亦代覺得自己應該申請加入共産黨。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請。以後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活得像個布爾什維克……我想總有一天我會爭取到這份光榮的。”[p281]1961年4月25日，“想再次申請入黨。”[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記裏，他寫明 “党的四十周年誕辰的時候，我拿什麽獻禮的問題。我想再提一次入黨的申請，把我的餘生無條件地獻給黨，獻給革命。”[p323]不知爲什麽，他的申請始終 未獲批准。
1978：他結束了黑暗
1967年，父親和他都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關進機關的牛棚。母親天天下午去探視，去的時候，不忘帶些吃的。第一天，因爲毫無準備就拿了一塊紅薯。此後，母親就專門去買些罐頭、水果、餅乾。父親總把這些食品藏得好好的。他悄悄對母親說：“亦代和我關在一起。很奇怪，他的老婆和孩子怎麽不來看他？”“一 次都不來看？”母親問。
父親說：“是的。所以，你送來的東西，我要乘人不防備，偷偷給他一半。”
我和馮亦代有單獨的往來。看展覽，看戲，一起吃飯，一起逛動物園。他送我許多書。如巴烏托夫斯基的《金薔薇》、錢鍾書的《管錐編》、愛倫堡的《人生·歲月·生活》。大概是1959年，上海滑稽戲《滿意不滿意》來京，在東華門的兒童影劇院演出。全劇用上海話對白，他見我不懂，就在耳邊當起翻譯。一路看下來，很辛苦。我喜歡他辛苦。1963年年底，我要去四川工作了。父母捨不得我離開，他也捨不得，到火車站送行。我也憂傷，時間一點點積攢著依戀和難舍。到了四川，給父母寫信的同時，也給他寫信。即使到了監獄，也不忘問候他。在給母親的信裏，總要附上一句：“馮伯伯好不好，還來咱們家嗎？”母親忍不住 了，在一封回信裏說：你現在是犯人，不要詢問別人的情况。我知道，這裏指的別人，就是馮亦代。
1978年我出獄回京。他陪母親一道在火車站接我，見我消瘦又憔悴，他眼圈紅了。母親告訴我，每年父親的誕辰日，馮亦代都會陪自己到老山紀念堂掃墓。這一年的十月初一，我和母親去掃墓，馮亦代早早到了。見到我，他說：“你回來了，這是我最後一次祭掃。”
他的目光望著遠處，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語：“伯老，真是好人，他對我真好。”
1980年代，他主編《讀書》雜志，鋒頭極健，像完全換了一個人。每一期都送給我，我們也恢復了通信。幾十年間，馮亦代給我的信函有數百封，但自這段時期起，他的信越寫越好,因爲他走出了陰影，也結束了內心的黑暗。比如1980年8月的一封:“……人總得憑一些希望生活，哪怕是一些虛無漂渺的希望， 而生活下去。少年時我有各種美好的希望，我迷戀于一個新的社會，最美滿的高度的精神生活。十年動亂，使我幻滅，哀莫大于心死。但是你回來了。我似乎又有了 希望。我是搞文字的，我希望有個傳人，我一直喜歡你的靈氣，所以我希望你是一個動筆的人……我到車站去迎你，看見你那雙呆澀的眼睛，我真想抱著你痛哭一 場。我怕你這十年的坎坷毀滅了你的靈性。我知道一個人幻滅的痛苦。我要彌補你心靈裏的傷痕。這就是我新生的希望。”接著，他去美國訪問，又給我寫了長信， 說：“飛機在高空長驅又盤旋，我想起了受苦而可愛的小愚……”
1990年代，馮亦代與演員黃宗英結婚的前幾天，把我叫到位于小西天的家中。發如雪，鬢已霜，屋裏響著小提琴曲，我總覺得他有什麽事要告訴我。在送我出門的時候，突然激動起來，握著我的手說：“小愚，我人生的最後一本書，你來給我出版吧。”
洪荒之後，馮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對冤魂遍野、落英雕謝，他悚然而驚，開始正視自己以密告爲能事的歷史，悔疚不已。他無力探究一生，只有公開那段日記。他所說的最後一本書，難道就是這本《悔餘日錄》？他沒有勇氣直面我，選擇公布于社會，也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馮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會形勢也起了巨大變化。但成功的光環無法銷蝕有耻有痛的記憶。一個人不論你做過什麽，能够反躬自問，就好。
2009年3月于北京守愚齋
堵死爲貪官開脫的門道（南方報系）
堵死爲貪官開脫的門道——最高法、最高檢規範官員輕判的幕後故事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黃秀麗 發自北京 2009-04-01 21:16:31 來源:南方周末
"貪官重罪輕判常引發衆議。他們靠的是什麽門路，鑽的是什麽漏洞？當這些被一一揭開時，防範官員輕判的新司法解釋也應運而生……"
官員重罪輕判？民衆輕罪重判？這樣的案例屢見報端，幷時時引發衆議。
對此，連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長苗有水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也不諱言：“近幾年職務犯罪判得比較輕，老百姓有意見。”
但苗有水指出，這樣的情况有望徹底改觀。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了一項新的司法解釋——《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該司法解釋旨在防範濫用“自首”、“立功”等而使貪官得以輕刑的現象。苗有水參與了《意見》制定。他和數位司法界權威人士向南方周末講述了制定該《意見》背後的故事。
官員輕判觸動兩高
參加調研的一位最高法審判員表示：全國各地的職務犯罪適用輕刑比例普遍偏高，幷呈上升趨勢。
據法制日報披露，國內因重大責任事故而瀆職犯罪的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和宣告緩刑的比例更高達95.6％。
早在2006年底，“官員輕判”現象就進入了最高法院的視野。對苗有水觸動最大的就是某國家部委派駐幹部勾結當地企業受賄的案件。
該派駐幹部被辦案機關查出涉嫌受賄100萬元、50萬元的小車一部，公訴時變成受賄37萬，車輛屬于借用，判决時又降到10萬餘元，最後又因“雙規 ”期間“如實交代罪行”被認定爲自首，最後獲刑一年，緩刑一年。緩刑意味著不用蹲監獄。“這樣的受賄額，如查實，刑期應在10年以上。我們認爲這個案子判得有嚴重問題，不應該認定自首。”苗有水回憶。
但這樣的案子要改判却有難度。因爲官員一旦得到輕判，就不可能再作申訴，最高法院就很難通過發回重審、提審等程序來糾正某個具體的判决錯誤。而檢察院往往在起訴時就定了自首情節，也不可能提起抗訴。
于是，這個離奇的案件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意見》的直接動因之一。
對這類“蟒蛇進去，蚯蚓出來”的貪官輕刑現象，最高法院已調研了兩年。
參加調研的一位最高法審判員表示：全國各地的職務犯罪適用輕刑比例普遍偏高，幷呈上升趨勢。相關數據顯示：某省2003年至2006年6月，三級法院對貪污、受賄、瀆職等職務犯罪作出的生效判决，三千余名被告中緩刑、免刑以及宣告無罪有近一半。另一省2001年至2006年6月，職務犯罪生效判决涉及的四千余被告，緩、免刑及宣告無罪共占近六成。
而據法制日報披露，國內因重大責任事故而瀆職犯罪的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和宣告緩刑的比例更高達95.6％。
由于對官員濫用輕判，還出現了苗若水所稱的“刑罰分配不合理，罪行不均衡”現象。最高法在調研中發現，在國內某地有兩起貪污案件，一件受賄額是10 萬元，沒有法定减輕情節，另一起受賄額是100萬元。結果前者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後者12年。10萬元和100萬元竟然只有兩年的差別。
爲貪官緩刑各地有“高招”
各地法院不少判决都不知不覺地“突破”了《緩刑規定》，致使官員重罪輕判。
如某區法院審理黃某貪污農用救灾款，獲刑一年，緩刑一年。“挪用救灾款是很嚴重的，應該從重，怎麽能緩刑呢？”該人士評介。
是誰在爲“官員輕判”鋪路？
據權威知情者透露，首先是各地五花八門的內部規定。刑法規定的貪污賄賂的立案標準是5000元，但有的地方檢察院規定爲3萬元，有的地方法院的免刑標準則是自首、退贓，受賄金額5萬元以下，緩刑標準則爲10萬元以下；有的沿海發達地區立案標準爲5萬元以上，緩刑的標準爲20萬元以下；還有法院以10 萬元以上立案，緩刑標準爲30萬元以下。
這些做法幷不符合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確適用緩刑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緩刑規定》）。《緩刑規定》對職務犯罪不適用緩刑的情况有明確界定，例如，貪污、受賄1萬元以上，沒有投案自首和立功表現的，就不能用緩刑。
但各地法院不少判决都不知不覺地“突破”了《緩刑規定》，致使官員重罪輕判。對此情况，一權威知情者向南方周末舉例稱：
某區法院審理黃某貪污農用救灾款，獲刑一年，緩刑一年。“挪用救灾款是很嚴重的，應該從重，怎麽能緩刑呢？”該人士評介。
某鐵路法院判的案子，一個乘警和小偷勾結，爲小偷行竊提供保護，幷按四六比例分贓，“很惡劣的事情啊，比小偷還惡劣，居然也判了緩刑”。
一名被告人先後51次挪用公款15萬餘元，法院沒有“看出”這屬于司法解釋規定的情節嚴重，對被告人處以緩刑……“實際上，原來有關緩刑的司法解釋已經被擱置。”最高法院審判人員認爲。
案外因素被認爲是擱置的原因之一。一位權威知情者認爲：“這不能完全歸咎于法院，和司法部門的思路有關。”一些司法人員認爲犯罪分子被剝奪了職務，失去了再次犯罪的前提，無法再危害社會，所以從寬掌握適用緩刑的標準。他認爲另一原因是，“因爲有很多人爲貪官疏通關係”導致“標準被瓦解”。
怎樣杜絕“僞自首”與“假立功”？
官員輕判的案件中，有法院自行認定從輕處罰情節的，也有檢察院在起訴書中就已認定的。
而據知情人透露，關于自首的認定，往往由紀檢部門的一紙證明决定，證明沒有具體內容，“如果地方黨委說要定爲自首，法院是沒有辦法的”。
自首、立功、坦白、退贓“四要素”，是從輕處罰的法定情節。刑法規定，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就可以緩刑。這是涉嫌職務犯罪的官員們千方百計尋找“四要素”的原因。
相當多的職務犯罪案例都是紀檢部門先調查，移交給司法部門的。法院判處緩刑的重要依據是被告人在“雙規”期間如實交代了罪行，屬于自首。上文提及的某部派駐幹部受賄案中，自首就是這麽認定的。“關于這個問題一直有兩方面的意見。”苗有水介紹說。一方反對自首，他們認爲，紀檢部門懷疑某人職務犯罪，要求其在規定的時間交代問題，他已經被辦案機關控制了，有義務交代罪行。這種交代不符合刑法67條規定的自動投案。
一方贊同自首。他們認爲紀檢部門不是司法機關，被控制者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前交代，應認定爲自首。
兩方面的爭論一直不休，各省做法各不相同，甚至同一個省不同的城市也標準不一。通常西部地區職務犯罪發案率較低，數額大的也少，偏向于一律不認定自首。而沿海地區，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職務犯罪較多，屬于贊同“一律認定自首”。
兩高的《意見》否定了“一律認定自首”的做法，幷對自首條件做了細化。
意見規定：沒有自動投案，在辦案機關調查談話、訊問、采取調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間，犯罪分子如實交代辦案機關掌握的綫索所針對的事實的，不能認定爲自首。“《意見》强調的是向辦案機關投案，辦案機關不僅是司法機關，也包含了紀檢部門。”苗有水說。將紀檢部門納入進來，有益于辦案程序的規範。
官員輕判的案件中，有法院自行認定從輕處罰情節的，也有檢察院在起訴書中就已認定的。而據知情人透露，關于自首的認定，往往由紀檢部門的一紙證明决定，證明沒有具體內容，“如果地方黨委說要定爲自首，法院是沒有辦法的”。一些官員被雙規後，拒不交代，調查人員花了力氣才促使對方交代的，通常就不被認定爲自首；如果積極配合，認定自首的可能性就較大，“自首可能成了一種誘供的手段，甚至一種交易”。
針對這種情况，《意見》規定：對于具有自首情節的犯罪分子，辦案機關移送案件時應當予以說明幷移交相關證據材料。這就是對隨意認定自首的一種限制。
除自首外，立功的認定也是花樣繁多。
權威知情者向南方周末詳解了4條規定反映出來的以往的立功認定漏洞：
非法手段：有的人在取保候審期間，人身自由了，就找到某執法人員行賄，購買一些犯罪分子的資料。比如花錢向禁毒局的官員買他人販毒的綫索，這就屬于重大立功，很可能免于刑事處罰。
職務獲取：有的人本身就是執法人員，本來就掌握著一些他人的犯罪綫索，“雙規”後拿出來舉報。
勾結監管人員：有的嫌疑人親屬找到了犯罪綫索，于是買通看守所的監管者，內外勾結，把信息傳遞給嫌疑人。
借用朋友：有的人通過擔任公職人員的朋友，獲取犯罪綫索後舉報。
“凡是有行政處罰權的部門，都可能掌握他人犯罪的綫索，官員落馬了，就會想方設法向他們受賄。”知情人說。這被稱爲“假立功”，在司法實踐中幷不少見，地方法院也有法官因爲辦“假立功”而落馬的。
對此，《意見》亦一一作了禁止性規定，有以下情况的，不能被認定爲立功：（1）本人通過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徑獲取的；（2）本人因原擔任的查禁犯罪等職務獲取的；（3）他人違反監管規定向犯罪分子提供的；（4）負有查禁犯罪活動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提供的。
司法系統的權威人士介紹，由于《意見》以上內容也涉及了對“雙規”辦案中的程序規範，其有益嘗試也得到了中紀委的認可。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黃秀麗 發自北京 2009-04-01 21:16:31 來源:南方周末
"貪官重罪輕判常引發衆議。他們靠的是什麽門路，鑽的是什麽漏洞？當這些被一一揭開時，防範官員輕判的新司法解釋也應運而生……"
官員重罪輕判？民衆輕罪重判？這樣的案例屢見報端，幷時時引發衆議。
對此，連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長苗有水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也不諱言：“近幾年職務犯罪判得比較輕，老百姓有意見。”
但苗有水指出，這樣的情况有望徹底改觀。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了一項新的司法解釋——《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該司法解釋旨在防範濫用“自首”、“立功”等而使貪官得以輕刑的現象。苗有水參與了《意見》制定。他和數位司法界權威人士向南方周末講述了制定該《意見》背後的故事。
官員輕判觸動兩高
參加調研的一位最高法審判員表示：全國各地的職務犯罪適用輕刑比例普遍偏高，幷呈上升趨勢。
據法制日報披露，國內因重大責任事故而瀆職犯罪的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和宣告緩刑的比例更高達95.6％。
早在2006年底，“官員輕判”現象就進入了最高法院的視野。對苗有水觸動最大的就是某國家部委派駐幹部勾結當地企業受賄的案件。
該派駐幹部被辦案機關查出涉嫌受賄100萬元、50萬元的小車一部，公訴時變成受賄37萬，車輛屬于借用，判决時又降到10萬餘元，最後又因“雙規 ”期間“如實交代罪行”被認定爲自首，最後獲刑一年，緩刑一年。緩刑意味著不用蹲監獄。“這樣的受賄額，如查實，刑期應在10年以上。我們認爲這個案子判得有嚴重問題，不應該認定自首。”苗有水回憶。
但這樣的案子要改判却有難度。因爲官員一旦得到輕判，就不可能再作申訴，最高法院就很難通過發回重審、提審等程序來糾正某個具體的判决錯誤。而檢察院往往在起訴時就定了自首情節，也不可能提起抗訴。
于是，這個離奇的案件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意見》的直接動因之一。
對這類“蟒蛇進去，蚯蚓出來”的貪官輕刑現象，最高法院已調研了兩年。
參加調研的一位最高法審判員表示：全國各地的職務犯罪適用輕刑比例普遍偏高，幷呈上升趨勢。相關數據顯示：某省2003年至2006年6月，三級法院對貪污、受賄、瀆職等職務犯罪作出的生效判决，三千余名被告中緩刑、免刑以及宣告無罪有近一半。另一省2001年至2006年6月，職務犯罪生效判决涉及的四千余被告，緩、免刑及宣告無罪共占近六成。
而據法制日報披露，國內因重大責任事故而瀆職犯罪的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和宣告緩刑的比例更高達95.6％。
由于對官員濫用輕判，還出現了苗若水所稱的“刑罰分配不合理，罪行不均衡”現象。最高法在調研中發現，在國內某地有兩起貪污案件，一件受賄額是10 萬元，沒有法定减輕情節，另一起受賄額是100萬元。結果前者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後者12年。10萬元和100萬元竟然只有兩年的差別。
爲貪官緩刑各地有“高招”
各地法院不少判决都不知不覺地“突破”了《緩刑規定》，致使官員重罪輕判。
如某區法院審理黃某貪污農用救灾款，獲刑一年，緩刑一年。“挪用救灾款是很嚴重的，應該從重，怎麽能緩刑呢？”該人士評介。
是誰在爲“官員輕判”鋪路？
據權威知情者透露，首先是各地五花八門的內部規定。刑法規定的貪污賄賂的立案標準是5000元，但有的地方檢察院規定爲3萬元，有的地方法院的免刑標準則是自首、退贓，受賄金額5萬元以下，緩刑標準則爲10萬元以下；有的沿海發達地區立案標準爲5萬元以上，緩刑的標準爲20萬元以下；還有法院以10 萬元以上立案，緩刑標準爲30萬元以下。
這些做法幷不符合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確適用緩刑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緩刑規定》）。《緩刑規定》對職務犯罪不適用緩刑的情况有明確界定，例如，貪污、受賄1萬元以上，沒有投案自首和立功表現的，就不能用緩刑。
但各地法院不少判决都不知不覺地“突破”了《緩刑規定》，致使官員重罪輕判。對此情况，一權威知情者向南方周末舉例稱：
某區法院審理黃某貪污農用救灾款，獲刑一年，緩刑一年。“挪用救灾款是很嚴重的，應該從重，怎麽能緩刑呢？”該人士評介。
某鐵路法院判的案子，一個乘警和小偷勾結，爲小偷行竊提供保護，幷按四六比例分贓，“很惡劣的事情啊，比小偷還惡劣，居然也判了緩刑”。
一名被告人先後51次挪用公款15萬餘元，法院沒有“看出”這屬于司法解釋規定的情節嚴重，對被告人處以緩刑……“實際上，原來有關緩刑的司法解釋已經被擱置。”最高法院審判人員認爲。
案外因素被認爲是擱置的原因之一。一位權威知情者認爲：“這不能完全歸咎于法院，和司法部門的思路有關。”一些司法人員認爲犯罪分子被剝奪了職務，失去了再次犯罪的前提，無法再危害社會，所以從寬掌握適用緩刑的標準。他認爲另一原因是，“因爲有很多人爲貪官疏通關係”導致“標準被瓦解”。
怎樣杜絕“僞自首”與“假立功”？
官員輕判的案件中，有法院自行認定從輕處罰情節的，也有檢察院在起訴書中就已認定的。
而據知情人透露，關于自首的認定，往往由紀檢部門的一紙證明决定，證明沒有具體內容，“如果地方黨委說要定爲自首，法院是沒有辦法的”。
自首、立功、坦白、退贓“四要素”，是從輕處罰的法定情節。刑法規定，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就可以緩刑。這是涉嫌職務犯罪的官員們千方百計尋找“四要素”的原因。
相當多的職務犯罪案例都是紀檢部門先調查，移交給司法部門的。法院判處緩刑的重要依據是被告人在“雙規”期間如實交代了罪行，屬于自首。上文提及的某部派駐幹部受賄案中，自首就是這麽認定的。“關于這個問題一直有兩方面的意見。”苗有水介紹說。一方反對自首，他們認爲，紀檢部門懷疑某人職務犯罪，要求其在規定的時間交代問題，他已經被辦案機關控制了，有義務交代罪行。這種交代不符合刑法67條規定的自動投案。
一方贊同自首。他們認爲紀檢部門不是司法機關，被控制者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前交代，應認定爲自首。
兩方面的爭論一直不休，各省做法各不相同，甚至同一個省不同的城市也標準不一。通常西部地區職務犯罪發案率較低，數額大的也少，偏向于一律不認定自首。而沿海地區，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職務犯罪較多，屬于贊同“一律認定自首”。
兩高的《意見》否定了“一律認定自首”的做法，幷對自首條件做了細化。
意見規定：沒有自動投案，在辦案機關調查談話、訊問、采取調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期間，犯罪分子如實交代辦案機關掌握的綫索所針對的事實的，不能認定爲自首。“《意見》强調的是向辦案機關投案，辦案機關不僅是司法機關，也包含了紀檢部門。”苗有水說。將紀檢部門納入進來，有益于辦案程序的規範。
官員輕判的案件中，有法院自行認定從輕處罰情節的，也有檢察院在起訴書中就已認定的。而據知情人透露，關于自首的認定，往往由紀檢部門的一紙證明决定，證明沒有具體內容，“如果地方黨委說要定爲自首，法院是沒有辦法的”。一些官員被雙規後，拒不交代，調查人員花了力氣才促使對方交代的，通常就不被認定爲自首；如果積極配合，認定自首的可能性就較大，“自首可能成了一種誘供的手段，甚至一種交易”。
針對這種情况，《意見》規定：對于具有自首情節的犯罪分子，辦案機關移送案件時應當予以說明幷移交相關證據材料。這就是對隨意認定自首的一種限制。
除自首外，立功的認定也是花樣繁多。
權威知情者向南方周末詳解了4條規定反映出來的以往的立功認定漏洞：
非法手段：有的人在取保候審期間，人身自由了，就找到某執法人員行賄，購買一些犯罪分子的資料。比如花錢向禁毒局的官員買他人販毒的綫索，這就屬于重大立功，很可能免于刑事處罰。
職務獲取：有的人本身就是執法人員，本來就掌握著一些他人的犯罪綫索，“雙規”後拿出來舉報。
勾結監管人員：有的嫌疑人親屬找到了犯罪綫索，于是買通看守所的監管者，內外勾結，把信息傳遞給嫌疑人。
借用朋友：有的人通過擔任公職人員的朋友，獲取犯罪綫索後舉報。
“凡是有行政處罰權的部門，都可能掌握他人犯罪的綫索，官員落馬了，就會想方設法向他們受賄。”知情人說。這被稱爲“假立功”，在司法實踐中幷不少見，地方法院也有法官因爲辦“假立功”而落馬的。
對此，《意見》亦一一作了禁止性規定，有以下情况的，不能被認定爲立功：（1）本人通過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徑獲取的；（2）本人因原擔任的查禁犯罪等職務獲取的；（3）他人違反監管規定向犯罪分子提供的；（4）負有查禁犯罪活動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提供的。
司法系統的權威人士介紹，由于《意見》以上內容也涉及了對“雙規”辦案中的程序規範，其有益嘗試也得到了中紀委的認可。
公款吃喝玩樂，與GDP一齊增長（于澤遠）
博主按：以下兩文，一篇在2007年，一篇是2009年，均是于澤遠先生發于《聯合早報》的新聞報道。
中國官員吃喝玩樂 耗掉國家三成收入
于澤遠 2007-08-26
官方媒體推測，中國公款出國費用每年超過4000億（人民幣，下同，約830億新元），如果按照每人每次出國消費5萬元計算，每年公款出國人數高達800萬人次。
公款出國、公車消費及公款吃喝招待費，這“三駕馬車”每年要花掉中國財政收入的30%。去年全國財政收入爲3萬9373億2000萬元，全國財政支出達4萬422億7300萬元。
公款出國多遭輿論詬病主要是因爲多數打著考察、交流名義的出國活動實爲“公款旅游”。在許多地區，“出國考察”已經成爲官員的變相福利，“出國考察”的地點、次數和消費規模則按照官員的級別進行分配。
人民日報社下屬的《江南時報》昨天發表時評文章說，雖然公款出國浪費巨大，讓一些人中飽私囊，却無法認定爲貪污，只能算是違紀行爲，因此公款出國愈演愈烈。
有關人士對本報說，事實上，絕大多數官員利用公款出國旅游連違紀都不算，除了得到媒體和公衆的一些“口水”之外，總是“高興而去，滿載而歸”。
不久前安徽省副檢察長徐文艾因出國旅游被撤職，幷不是因爲他出國旅游出了麻煩，而是因爲他率領的“考察團”居然試圖以僞造的邀請函進入芬蘭，結果被芬蘭邊防官員識破而被拒絕入境。而這件事又“不巧”被媒體曝光，在輿論的壓力下，徐文艾才因“違紀”受到撤職處分。
媒體披露，目前中國專門從事公務出國的旅行社已有上百家，這些機構一般都是通過行賄獲得業務。徐文艾率領的考察團就是廣州中介業務員賄賂安徽檢察院辦公室副主任葉彬11萬元攬來的。
這些專吃公款旅游的旅行社還開發出“一條龍”服務：包括安排行程，辦理邀請函，代寫出國申請等等。旅行社還替“考察團”炮製一套用于給外事部門審批的行程，裏面安排了很多考察內容，另一套才是真正的旅游路綫；在出國回來之後，還代寫考察報告，提供“公務考察照片”等。
《江南時報》的文章指出，出國旅游等行爲雖然沒有直接將國有財産占爲己有，但是吃喝玩樂的好處都占全了，和“貪污”只有程序差別，沒有實質差別。
由于公費出國規模越來越大，費用越來越高，有的官員爲了出國甚至要挪用其他款項，包括挪用稅收、土地開發收入，動用留存外匯，動用人民幣買入外匯作經費，侵吞行政和其他公共項目經費等。
中國高層爲限制出國考察潮已多次出臺相關規定，但這些規定的操作性、可監督性都很模糊，各級官員出國考察熱一直沒有降溫，有些地方甚至已經擴大到鄉鎮一級。
北京有關學者指出，公共財政大量流向出國旅游，與中國預算制度的缺陷有重要關係。目前，預算支出科目主要是按經費性質進行分類，把各項支出劃分爲行政費、事業費等等，造成“外行看不懂，內行說不清”，出國考察費用便趁機混入其中。
同時，作爲公民的納稅人管不了官員，官員不向納稅人負責，也是導致官員無所顧忌地拿公款頻繁出國旅游的重要原因。
中國黨政機關有四大“公”害
于澤遠 2009-04-01
中國官方媒體披露，儘管高層近來多次嚴令各地削减行政開支，但地方黨政機關仍然習慣于大手大脚揮霍公款。其中，“過洋癮（公款出國旅游）”、“闊衙門（超標準興建辦公樓）”、“嘴巴上的腐敗（公款吃喝）”、“屁股上的腐敗（公車超標私用）”，被民衆譏諷爲四大“公”害。
新華社下屬的《半月談》近日報道，爲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央層層禁令、道道緊箍，嚴令過緊日子。各地政府也紛紛表態，今年公務消費要“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然而，一些害上富貴病、奢華症的基層黨政機關仍然習慣于大手大脚揮霍公款，視財政“珍珠如土金如鐵”。
林曉是江西省直機關下屬某事業單位的一名科員。今年春節前，單位領導通知小林去安排招待飯局，“找一家有特色的酒店，揀好的點。”小林按要求預訂了南昌市紅角洲芭蕉殿餐廳。368元（人民幣，下同，約82新元）一斤的澳大利亞大龍蝦，800多元一斤的象拔蚌……11個人一頓飯下來，整整花去了5700 元。
3月13日晚，半月談記者在南昌市紅角洲一帶暗訪時發現，由于瀕臨贛江，這裏已經成了高檔餐飲一條街，一棟棟別墅酒店一字排開，入夜燈火輝煌，馬路兩邊挂著“贛M”牌照的省直單位車輛比比皆是。
在河南鄭州，一家專門經營燕鮑翅的高檔酒樓今春又開新店。一名韓姓業務員透露，不算酒水，每人的用餐標準至少是三四百元，一桌菜一般都要三五千元，她手機裏的客戶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黨政官員占有不小比重，“我們店生意一直很火，沒感到經濟危機對我們有什麽影響”。
今年1月21日，“某市審計局用公款接待的消費賬單”在網上被貼出後，浙江東陽市一位局級幹部打抱不平：“現在哪個政府機關不是公款接待賬單一大沓？這是官場潜規則，只不過心照不宣罷了。”
中國監察部部長、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馼坦言：公款吃喝這個問題我們多次强調、一直在抓，但是總體效果不理想。（博主按：靠强调就管用，咱早和谐了；即便是抓奶，不用点劲儿恐怕也不出水呀。）
在“過洋癮”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門都將出國考察作爲“幹部待遇”發放，不同行政級別的領導，出國考察的機會也各不相同。歲末年初，“提醒”相應級別幹部“完成出國指標”，就成爲一些政府外事部門的“服務日程”。臺盟中央近日向全國政協提案說：“目前有些官員公費出國考察已經變异爲公款旅游、購物、安排子女留學，甚至是部分貪官斂財或外逃途徑。
根據中紀委等部門對全國公車使用情况的調查統計，到2007年11月30日，全國公務車約爲522萬輛。以一輛公務車一年全部費用(含司機工資福利費、車輛保養維修費等)約6萬至10萬元計算，全國每年公車開支在4000億元以上，成爲行政成本的一個“大漏斗”。
學者：財政不公開潜規則盛行
今年兩會前，中辦、國辦發出通知，要求自通知下發之日起到2010年底，各級黨政機關一律不得新建辦公樓，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江蘇某縣投資上億元建設的“市民文化中心”工程，建著建著就“變臉”，最後成了縣政府豪華辦公大樓；江西某鎮只有100多人的鎮政府，新落成的辦公樓高達六層，建築面積5000多平方米。由于人少房多，鎮黨委書記和鎮長各占三間用房，外面是接待室，中間是辦公室，里間還配有洗手間的臥室。
對于四大“公”害，鄭州大學公共事業管理系主任胡揚認爲，雖然各級人大每年都要審議各級財政預决算，但公共財政開支中有很大一塊預算外資金不在審議範圍，即使是預算內部分也是粗綫條，具體科目根本無從監督。能否治本取决于敢不敢充分公開黨政機關財政開支，接受社會和人大代表監督。
北京有關學者對本報說，中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潜規則維持運行，財政不公開正是潜規則得以發揮作用重要條件，各級黨政機關當然不敢公開財政開支。
中國官員吃喝玩樂 耗掉國家三成收入
于澤遠 2007-08-26
官方媒體推測，中國公款出國費用每年超過4000億（人民幣，下同，約830億新元），如果按照每人每次出國消費5萬元計算，每年公款出國人數高達800萬人次。
公款出國、公車消費及公款吃喝招待費，這“三駕馬車”每年要花掉中國財政收入的30%。去年全國財政收入爲3萬9373億2000萬元，全國財政支出達4萬422億7300萬元。
公款出國多遭輿論詬病主要是因爲多數打著考察、交流名義的出國活動實爲“公款旅游”。在許多地區，“出國考察”已經成爲官員的變相福利，“出國考察”的地點、次數和消費規模則按照官員的級別進行分配。
人民日報社下屬的《江南時報》昨天發表時評文章說，雖然公款出國浪費巨大，讓一些人中飽私囊，却無法認定爲貪污，只能算是違紀行爲，因此公款出國愈演愈烈。
有關人士對本報說，事實上，絕大多數官員利用公款出國旅游連違紀都不算，除了得到媒體和公衆的一些“口水”之外，總是“高興而去，滿載而歸”。
不久前安徽省副檢察長徐文艾因出國旅游被撤職，幷不是因爲他出國旅游出了麻煩，而是因爲他率領的“考察團”居然試圖以僞造的邀請函進入芬蘭，結果被芬蘭邊防官員識破而被拒絕入境。而這件事又“不巧”被媒體曝光，在輿論的壓力下，徐文艾才因“違紀”受到撤職處分。
媒體披露，目前中國專門從事公務出國的旅行社已有上百家，這些機構一般都是通過行賄獲得業務。徐文艾率領的考察團就是廣州中介業務員賄賂安徽檢察院辦公室副主任葉彬11萬元攬來的。
這些專吃公款旅游的旅行社還開發出“一條龍”服務：包括安排行程，辦理邀請函，代寫出國申請等等。旅行社還替“考察團”炮製一套用于給外事部門審批的行程，裏面安排了很多考察內容，另一套才是真正的旅游路綫；在出國回來之後，還代寫考察報告，提供“公務考察照片”等。
《江南時報》的文章指出，出國旅游等行爲雖然沒有直接將國有財産占爲己有，但是吃喝玩樂的好處都占全了，和“貪污”只有程序差別，沒有實質差別。
由于公費出國規模越來越大，費用越來越高，有的官員爲了出國甚至要挪用其他款項，包括挪用稅收、土地開發收入，動用留存外匯，動用人民幣買入外匯作經費，侵吞行政和其他公共項目經費等。
中國高層爲限制出國考察潮已多次出臺相關規定，但這些規定的操作性、可監督性都很模糊，各級官員出國考察熱一直沒有降溫，有些地方甚至已經擴大到鄉鎮一級。
北京有關學者指出，公共財政大量流向出國旅游，與中國預算制度的缺陷有重要關係。目前，預算支出科目主要是按經費性質進行分類，把各項支出劃分爲行政費、事業費等等，造成“外行看不懂，內行說不清”，出國考察費用便趁機混入其中。
同時，作爲公民的納稅人管不了官員，官員不向納稅人負責，也是導致官員無所顧忌地拿公款頻繁出國旅游的重要原因。
中國黨政機關有四大“公”害
于澤遠 2009-04-01
中國官方媒體披露，儘管高層近來多次嚴令各地削减行政開支，但地方黨政機關仍然習慣于大手大脚揮霍公款。其中，“過洋癮（公款出國旅游）”、“闊衙門（超標準興建辦公樓）”、“嘴巴上的腐敗（公款吃喝）”、“屁股上的腐敗（公車超標私用）”，被民衆譏諷爲四大“公”害。
新華社下屬的《半月談》近日報道，爲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中央層層禁令、道道緊箍，嚴令過緊日子。各地政府也紛紛表態，今年公務消費要“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然而，一些害上富貴病、奢華症的基層黨政機關仍然習慣于大手大脚揮霍公款，視財政“珍珠如土金如鐵”。
林曉是江西省直機關下屬某事業單位的一名科員。今年春節前，單位領導通知小林去安排招待飯局，“找一家有特色的酒店，揀好的點。”小林按要求預訂了南昌市紅角洲芭蕉殿餐廳。368元（人民幣，下同，約82新元）一斤的澳大利亞大龍蝦，800多元一斤的象拔蚌……11個人一頓飯下來，整整花去了5700 元。
3月13日晚，半月談記者在南昌市紅角洲一帶暗訪時發現，由于瀕臨贛江，這裏已經成了高檔餐飲一條街，一棟棟別墅酒店一字排開，入夜燈火輝煌，馬路兩邊挂著“贛M”牌照的省直單位車輛比比皆是。
在河南鄭州，一家專門經營燕鮑翅的高檔酒樓今春又開新店。一名韓姓業務員透露，不算酒水，每人的用餐標準至少是三四百元，一桌菜一般都要三五千元，她手機裏的客戶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黨政官員占有不小比重，“我們店生意一直很火，沒感到經濟危機對我們有什麽影響”。
今年1月21日，“某市審計局用公款接待的消費賬單”在網上被貼出後，浙江東陽市一位局級幹部打抱不平：“現在哪個政府機關不是公款接待賬單一大沓？這是官場潜規則，只不過心照不宣罷了。”
中國監察部部長、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馼坦言：公款吃喝這個問題我們多次强調、一直在抓，但是總體效果不理想。（博主按：靠强调就管用，咱早和谐了；即便是抓奶，不用点劲儿恐怕也不出水呀。）
在“過洋癮”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門都將出國考察作爲“幹部待遇”發放，不同行政級別的領導，出國考察的機會也各不相同。歲末年初，“提醒”相應級別幹部“完成出國指標”，就成爲一些政府外事部門的“服務日程”。臺盟中央近日向全國政協提案說：“目前有些官員公費出國考察已經變异爲公款旅游、購物、安排子女留學，甚至是部分貪官斂財或外逃途徑。
根據中紀委等部門對全國公車使用情况的調查統計，到2007年11月30日，全國公務車約爲522萬輛。以一輛公務車一年全部費用(含司機工資福利費、車輛保養維修費等)約6萬至10萬元計算，全國每年公車開支在4000億元以上，成爲行政成本的一個“大漏斗”。
學者：財政不公開潜規則盛行
今年兩會前，中辦、國辦發出通知，要求自通知下發之日起到2010年底，各級黨政機關一律不得新建辦公樓，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江蘇某縣投資上億元建設的“市民文化中心”工程，建著建著就“變臉”，最後成了縣政府豪華辦公大樓；江西某鎮只有100多人的鎮政府，新落成的辦公樓高達六層，建築面積5000多平方米。由于人少房多，鎮黨委書記和鎮長各占三間用房，外面是接待室，中間是辦公室，里間還配有洗手間的臥室。
對于四大“公”害，鄭州大學公共事業管理系主任胡揚認爲，雖然各級人大每年都要審議各級財政預决算，但公共財政開支中有很大一塊預算外資金不在審議範圍，即使是預算內部分也是粗綫條，具體科目根本無從監督。能否治本取决于敢不敢充分公開黨政機關財政開支，接受社會和人大代表監督。
北京有關學者對本報說，中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潜規則維持運行，財政不公開正是潜規則得以發揮作用重要條件，各級黨政機關當然不敢公開財政開支。
一個農民工家庭的經濟賬目（楊銀波）
转自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9f89b75e6c9f529f
調查：一個農民工家庭的經濟賬目
楊銀波
鄭萬賢、吳婉琴、鄭忠杰，一個來自四川省自貢市小鎮的普通農民工家庭。數十年以來，三人含辛茹苦、彼此扶助、相依爲伴，從自貢到貴陽、昆明、南寧、厦門、寧波、北京等地，再到廣東佛山打工，現暫住于佛山市南海區郊區。
鄭萬賢，１９５３年出生，系建築民工，工資沒準兒，有活幹的時候３０—３５元/天。吳婉琴，原籍貴州，１９５８年出生，因病暫停務工四年，做家務活，無任何收入。鄭忠杰，１９８０年出生，職業中專學校畢業，１７歲出社會，其後學會開車，目前在爲一家生意不錯的花生油廠送貨，工資加上獎金、外水，一個月的收入能維持在３８００元左右。
在南海區郊區的老鄉裏面，鄭萬賢一家是頗有些威望的。他們的伙食標準不亞于本地城市居民，也經常資助生活困難的老鄉，爲人正直、隨和、大方。由于結識一些本地朋友，他們連房租費都免了，許多人對此羡慕不已。然而，一個偶然的飯桌機遇，他們遇到了我。通過一番深入的調查，我見證了衆人羡慕之余的民工生存危機。吳婉琴記錄的家庭經濟賬目，是我發現這種危機的重要證據。
（一）巨大的支出
鄭萬賢一家２００４年的支出：
１月，生活費４６８•９元，煤氣費６０元，水電費５２元，醫療費５６６元，外用１６９•５元，共計１３１６•４元；
２月，生活費４５７•７元，煤氣費６０元，水電費３６元，醫療費３０４元，外用１０２元，共計９７７•７元；
３月，生活費５２１•６元，煤氣費６５元，水電費３１元，醫療費４７３•９元，外用１９００元，共計２９９１•５元；
４月，生活費８４１•２元，煤氣費１３７元，水電費３２•５元，醫療費４４５•５元，外用３５２•６元，共計１８０８•８元；
５月，生活費７１０元，煤氣費８２元，水電費４１元，醫療費６２０元，外用５５７•７元，共計２０１０•７元；
６月，生活費５５４•１元，煤氣費８０元，水電費４７•５元，醫療費５７７元，外用８８３•８元，共計２１４２•４元；
７月，生活費５４０元，煤氣費２１元，水電費３９•７元，醫療費２８９•５元，外用１２１２•９元，共計２１０３•１元；
８月，生活費５６８•７元，煤氣費８７元，水電費４６元，醫療費３９４•５元，外用２８４•１元，共計１３８０•３元；
９月，生活費７７８元，煤氣費９０元，水電費４４元，醫療費２４０元，外用３６７元，共計１５１９元；
１０月，生活費８８８•６元，煤氣費１０３元，水電費４４元，醫療費２７９元，外用７２４•６元，共計２０３９•２元；
１１月，生活費７３７元，煤氣費１０３元，水電費３７元，醫療費１４４•５元，外用９５１•９元，共計１９３６•４元；
１２月，生活費７２２•５元，煤氣費９８元，水電費３９元，醫療費２５７元，外用４５０•５元，共計１５６７元。
合計：生活費７８０６•３元，煤氣費９８６元，水電費４５２•７元（三項相加，總生活費爲９２４５元），醫療費４５９０•９元，外用７９５６•６元，共計２１７９２•５元。這裏的“醫療費”特指吳婉琴的醫療費。鄭萬賢、鄭忠杰的醫療費，計算在“生活費”之中。
鄭萬賢一家２００５年（截至６月９日）的支出：
１月，生活費５６１•７元，醫療費１９０元，外用４７８•３元，共計１２３０元；
２月，生活費７９４•１元，醫療費１２２元，外用６５７•５元，共計１５７３•６元；
３月，生活費６２０•８元，醫療費２２２元，外用３０７•７元，共計１１５０•５元；
４月，生活費６８９元，醫療費３０５•５元，外用１２９７•４元，共計２２９１•８元；
５月，生活費６７０元，醫療費９９５元，外用２７８•３元，共計１９４３•３元；
６月１日—６月９日，生活費２１１元，醫療費１７４•５元，外用７９０•５元，共計１１７６元；
合計：生活費３５４６•６元，醫療費２００９元，外用３８０９•７元，共計９３６５•３元。這裏的“生活費”包括“煤氣費”、“水電費”、“鄭萬賢、鄭忠杰的醫療費”在內。
在這兩筆合計支出（２１７９２•５元、９３６５•３元）之外，另有一筆特殊支出：資助費。鄭萬賢一家樂善好施，救濟窮人，無數小額費用的資助和人情客往，均沒有上帳，其它一些相對較大的賬目有：２００４年２月，資助貴州民工周宏生２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４月，資助四川民工秦海３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５月，資助重慶民工蒲元進３００元，資助貴州民工王昭華２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７月，資助四川民工肖玉蓮２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８月，借助鄭萬賢的六弟鄭希賢３０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借助四川民工曾慶良２５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資助貴州民工李新寶２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１月，資助鄭萬賢的侄女鄭佳慧６００元，資助河南民工王顧忠４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３月，借助吳婉琴的八弟吳江４０００元，資助吳婉琴的外侄兒吳曉東４５０元；２００５年４月，資助貴州民工劉培德２５０元；２００５年６月，資助重慶民工陳輝３００元。資助費共計：１３０５０元。
綜合以上所有費用計算，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１７•３個月），鄭萬賢一家的總支出爲：４４２０７•８元，即２５５５•３元/月，８５•２元/日。
（二）沉重的負擔
從賬目本身來看，還能看出其它三個具體情况。
一、鄭萬賢一家的生活安排得不錯。他們每日都有蔬菜、肉類、水果、營養食品、小吃，有時也有鶏蛋，家中準備了４０公斤/ 桶的“怡寶”礦泉水和２４瓶/箱的“純生”啤酒。所挑大米的價格是１•５元/斤，一個月三個人共吃５０斤大米。他們非常好客，因而伙食開支也很大，以２００５年爲例：２月４日，肉類３４•５元；２月１０日，肉類７５元；２月１２日，肉類７１元；３月２０日，肉類２９元；４月１２日，肉類４９元；４月２７日，肉類４８元；５月２９日，肉類２８元……。而附近的民工，則大多是另一個狀况：幾兩肉，幾兩燒酒，黃瓜、芹菜、茄子、藤菜，三個人的家庭，頂多１０元/天的伙食。
二、鄭萬賢一家的醫療支出巨大。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吳婉琴的醫療總費用是６５９９•９元，即３８１•４元/ 月，１２•７元/天。吳婉琴說：“我的病很麻煩，現在又準備在一個湖南醫生那裏醫治，五天拿一次藥，每次都是３００多塊錢，一共要醫三個月。”如此算來，三個月之後，吳婉琴的醫療費用又要增加將近６０００元。體重只有８０斤的她，不敢到大醫院治療，這讓剩餘積蓄不多的鄭忠杰很爲難。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６月９日，她這最近九天的醫療費用分別是：１２元，３９元，６元，１２元，１８元，６０元，１２元，１５•５元（６月６日，無醫療費）。合計１７４•５元，即１９•４元/天。
鄭萬賢、鄭忠杰也時而生病。其中：
（１）鄭萬賢的醫療費用。２００４年：４月４日，１５元；４月６日，６元；４月７日，２０元；４月１０日，２０元；４月１９日，３元；５月３日，１２元；５月２３日，５７元；６月１日，３０元；８月３０日，３２•５元；９月１日，１０元；１２月１日，１２•５元。２００５年：２月７日，１５元；３月２４日，１３•５元；４月１４日，１５元；４月３０日，４０元；５月７日，１１元；５月９日，６０元；５月３１日，５０元。合計：４２０•５元。
（２）鄭忠杰的醫療費用。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１日，８元；４月１１日，８•５元；５月８日，４６•５元；５月１２日，４０元；６月５日，１４•５元；６月６日，１４•５元；６月１３日，１４•５元；９月１日，３２元；１０月３日，３６元；１０月４日，３８元；１０月６日，５６元；１０月２８日，１０元；１１月７日，８３•５元；１２月１日，２•５元。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５元；１月２日，５元；１月５日，１４•５元；４月１１日，８元；４月１２日，１３元；４月１３日，２０元；４月１５日，３６元。合計：４９６元。
三、鄭萬賢一家資助支出最大，其次爲生活和外用的支出。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全家總支出爲４４２０７•８元，其中資助費（１３０５０元）占２９•５２％，生活費（１２７９１•６元）占２８•９３％，外用費占（１１７６６•３元）占２６•６２％，醫療費（６５９９•９元）占１４•９３％。在資助費當中，其實還有一筆費用沒有上賬，那就是對鄭萬賢的父親鄭澤泰和母親郭雲素的贍養費（注：吳婉琴的父親吳承海和母親羅祺太已去世）。這筆贍養費包括贍養本身的費用，以及父母的醫療費用，他們每次匯款都是由父母平均享用。２００４年：２月５日，寄去５００元；６月７日，寄去３００元；９月２９日，寄去６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寄去４００元。６月３日，寄去５００元。合計：２３００元，即１３２•９元/月，父母每人６６•５元/月。
（三）家庭的背景
這是一個極有實力的農民工家庭，２５歲的鄭忠杰是家中最大的經濟支柱。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當時年僅２２歲的鄭忠杰從北京一家工廠車間退出，來到佛山從頭開始。他的一切經濟收入，全部交由母親吳婉琴保管，身上從來沒有超過１００元現金。鄭忠杰說：“我在家中實行的是絕對的公有制，父親是私有制，母親是股份制、救助制。”之所以選擇這種規則，他說：“父母都是５０歲上下的人了，從個人來說我是報父母恩，從家庭形勢來說，負擔越來越重，我必須先扛重的一頭。” 有多重？我問。——“起碼占９０％以上吧。”經調查，事實確實如此。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６月，鄭忠杰辛辛苦苦掙的金錢總額共有１１•６萬元，即３５９１•３元/ 月，１１９•７元/天。而現年５２歲的鄭萬賢則是有錢則花，又好賭成癮，廣交酒肉朋友，幾乎是入不出敷。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初—１２月底，鄭萬賢在佛山市南海區幾個建築工地負責打水泥，本來應有２９４０元工資，但最後拿回家的只有４６０元（這將近三個月的車費還是全由兒子鄭忠杰負擔）。２００３年３月中旬，已無事可做兩個多月的鄭萬賢又到廣州市白雲區負責建築打雜，幹了１５天，又回家休息。１９天后，又到一個廠房當看守員，幹了４４天。這總計５９天的工資本應有１９６０元，但最後拿回家的只有３２０元。這樣的例子很多，幾乎次次如此。一年１２月，鄭萬賢真正在做工的時間不超過８個月。按照他自己的技術實力和人緣脉搏，即使一年只做８個月，也應有１萬元的剩餘錢。然而實情是，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６月，他真正拿回家的錢只有３４３０元，即１０６•２元 /月，３•５元/天，等于掙一包烟的烟錢。
鄭萬賢是個很特別的人物。說他特別，是基于三點：第一，他有一個不簡單的兒子；第二，他自己的朋友貫通三教九流；第三，確實够豪爽够仗義，具有類似北方漢子血性——甚至可以說是“俠義”——的種種特徵。說他是個人物，是因爲他的事情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在來自貴州、四川、重慶的部分打工人裏面很有號召力，別人辦不了的事情，只要他出面，都容易解决。這個人，經歷的苦難非常多，在江湖上有一幫很講義氣的打工兄弟，許多感恩待德的兄弟寧願自己吃虧也要給鄭萬賢一個面子。但鄭萬賢本身幷非要圖任何實際回報，許多事情都是本著“搭把手、幫個忙”的心態，助親屬、老鄉、朋友一臂之力。鄭忠杰也傳承了父親的這一特點，但他做事很謹慎，多了點書生氣，少了點江湖氣，想到的事情多，做到的事情少。不過，一旦輪到資助他人，父子兩人則都是全無怨言，責無旁貸。
（四）潜藏的危機
一、救助制度。首先，我對鄭萬賢一家對弱勢群體的大力扶助深感欽佩。那２９•５２％的支出比例，而且不求實際所獲，處在他們這樣一個艱辛奮鬥的農民工家庭，其實已經在精神層面上超過了許許多多的慈善家。但是，這也恰好反面證實了弱勢群體的救助機制幷沒有有活力地運轉起來，他們這叫“自助”——民工救助民工。而民工這個群體，在整個中國的經濟地位實際上是非常低的，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遠遠低于江蘇、浙江、福建一帶，可是許許多多的工廠竟連最低工資標準都達不到。有的工廠很狡猾，乾脆就把工資定在最低工資標準，然後又百般克扣工資，表面上是走上合法，而表面的背後則是合法背後的非法。民工這種經濟地位，迫切地需要一個深入他們內心，幷成爲求援習慣的有生命力的機制。
二、民工劣根。我必須非常痛心地指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可以部分回答“爲什麽民工無法融入城市秩序”。農民從農村來到城市、郊區打工，這是勞動力的轉移，也是群體性的習俗、習慣、心理、語言、思想等的轉移。然而，相對保守的農村秩序，從農村進入城市、郊區，在短時間內幷沒有改變傳統，而是幾乎原原本本地把它們帶到了城市秩序的邊緣。這些外來工聚集的地方明顯地形成兩套秩序：一，城市秩序，講究規則、程序，即地上秩序、中心秩序、明秩序；二，農村秩序，講究鄉情、扎堆，即地下秩序、邊緣秩序、暗秩序。鄭萬賢的好賭、醺酒，其實對于他們自己的家庭來說，也是一種灾難。鄭忠杰面對任何坎坷都能看得開，唯獨父親內心的貪欲、不服輸、無中生有的懷疑、好大喜功的排場，以及重複得不厭其煩的“老子整天都憂愁得很”的話，使得他深感民工自身的病疾不淺，必須重新認識這個特殊的弱勢群體。
三、未來風險。鄭忠杰已經盡到了他的最大努力，經濟收入在短時之內無法再增加，但三個很現實的問題已經擺在他的面前：第一，他還沒有結婚；第二，他還沒有一棟樓房；第三，他母親的病極難徹底治愈。別人也給他自己加上了一個問題：鄭忠杰的身體狀况很危險。據調查，鄭忠杰將剩餘積蓄寄回老家，由三姑鄭修英保存，只有４•９萬元。一旦上述四個問題當中的任何一個突然來臨，鄭忠杰也只有望而生畏。在目前暫無風險的情形下，他也意識到這個家庭的“抵抗力”是不牢靠的。當然，這不僅僅是因爲經濟的緣故。另一個原因是鄭萬賢、吳婉琴的夫妻情感矛盾，觀念很不相同的兩個人曾經積下了多年的矛盾和恩怨。身爲兒子的鄭忠杰，因此在家中扮演了這樣一些非常重要的角色：經濟主力，母親保護者，父親溝通者，决策主導者，以及觀念、信息、情感的傳播者，甚至是——教育者。一旦鄭忠杰有什麽重大突變，那麽這個家庭就很有可能走向分裂、分散，甚至父母內鬥。
四、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的這次細緻調查和統計，使鄭萬賢一家關起門來爭論了六個多小時，問題的焦點集中于“如何有原則地减少支出”。我當場說的是這幾點：第一，資源短缺，錢要花在刀口上，１００塊錢辦一件事和５０塊錢辦兩件事，這是有巨大差別的，所以花錢一定要講效率，不要浪費資源。第二，强大的經濟實力幷不能保證家庭的穩定，這就像經濟再發展也無法保證國家的穩定一樣，所以彼此平等、團結、理解、關心、量力而爲、表達意志，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家庭規則，是自由而民主的家庭制度。第三，“單贏”只是“最一般”的局面，你們家不是避難所、救助站，而應成爲互惠互利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說讓你們在民工身上掙錢，而是讓你們和民工一起掙錢，創造共同利益價值。只有這樣，單贏才會走上雙贏、多贏。否則，即便是一個輸得連褲子都沒得穿的賭徒，他也會找到你們求助，然而這幷不一定是在幫他。我這個人也樂善好施，人家都說我不是活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中的人，而是一個十足的傻瓜，所以你們的問題其實也成了我的問題。要解决它，一定要用自己的頭腦。
2005/6月23日
調查：一個農民工家庭的經濟賬目
楊銀波
鄭萬賢、吳婉琴、鄭忠杰，一個來自四川省自貢市小鎮的普通農民工家庭。數十年以來，三人含辛茹苦、彼此扶助、相依爲伴，從自貢到貴陽、昆明、南寧、厦門、寧波、北京等地，再到廣東佛山打工，現暫住于佛山市南海區郊區。
鄭萬賢，１９５３年出生，系建築民工，工資沒準兒，有活幹的時候３０—３５元/天。吳婉琴，原籍貴州，１９５８年出生，因病暫停務工四年，做家務活，無任何收入。鄭忠杰，１９８０年出生，職業中專學校畢業，１７歲出社會，其後學會開車，目前在爲一家生意不錯的花生油廠送貨，工資加上獎金、外水，一個月的收入能維持在３８００元左右。
在南海區郊區的老鄉裏面，鄭萬賢一家是頗有些威望的。他們的伙食標準不亞于本地城市居民，也經常資助生活困難的老鄉，爲人正直、隨和、大方。由于結識一些本地朋友，他們連房租費都免了，許多人對此羡慕不已。然而，一個偶然的飯桌機遇，他們遇到了我。通過一番深入的調查，我見證了衆人羡慕之余的民工生存危機。吳婉琴記錄的家庭經濟賬目，是我發現這種危機的重要證據。
（一）巨大的支出
鄭萬賢一家２００４年的支出：
１月，生活費４６８•９元，煤氣費６０元，水電費５２元，醫療費５６６元，外用１６９•５元，共計１３１６•４元；
２月，生活費４５７•７元，煤氣費６０元，水電費３６元，醫療費３０４元，外用１０２元，共計９７７•７元；
３月，生活費５２１•６元，煤氣費６５元，水電費３１元，醫療費４７３•９元，外用１９００元，共計２９９１•５元；
４月，生活費８４１•２元，煤氣費１３７元，水電費３２•５元，醫療費４４５•５元，外用３５２•６元，共計１８０８•８元；
５月，生活費７１０元，煤氣費８２元，水電費４１元，醫療費６２０元，外用５５７•７元，共計２０１０•７元；
６月，生活費５５４•１元，煤氣費８０元，水電費４７•５元，醫療費５７７元，外用８８３•８元，共計２１４２•４元；
７月，生活費５４０元，煤氣費２１元，水電費３９•７元，醫療費２８９•５元，外用１２１２•９元，共計２１０３•１元；
８月，生活費５６８•７元，煤氣費８７元，水電費４６元，醫療費３９４•５元，外用２８４•１元，共計１３８０•３元；
９月，生活費７７８元，煤氣費９０元，水電費４４元，醫療費２４０元，外用３６７元，共計１５１９元；
１０月，生活費８８８•６元，煤氣費１０３元，水電費４４元，醫療費２７９元，外用７２４•６元，共計２０３９•２元；
１１月，生活費７３７元，煤氣費１０３元，水電費３７元，醫療費１４４•５元，外用９５１•９元，共計１９３６•４元；
１２月，生活費７２２•５元，煤氣費９８元，水電費３９元，醫療費２５７元，外用４５０•５元，共計１５６７元。
合計：生活費７８０６•３元，煤氣費９８６元，水電費４５２•７元（三項相加，總生活費爲９２４５元），醫療費４５９０•９元，外用７９５６•６元，共計２１７９２•５元。這裏的“醫療費”特指吳婉琴的醫療費。鄭萬賢、鄭忠杰的醫療費，計算在“生活費”之中。
鄭萬賢一家２００５年（截至６月９日）的支出：
１月，生活費５６１•７元，醫療費１９０元，外用４７８•３元，共計１２３０元；
２月，生活費７９４•１元，醫療費１２２元，外用６５７•５元，共計１５７３•６元；
３月，生活費６２０•８元，醫療費２２２元，外用３０７•７元，共計１１５０•５元；
４月，生活費６８９元，醫療費３０５•５元，外用１２９７•４元，共計２２９１•８元；
５月，生活費６７０元，醫療費９９５元，外用２７８•３元，共計１９４３•３元；
６月１日—６月９日，生活費２１１元，醫療費１７４•５元，外用７９０•５元，共計１１７６元；
合計：生活費３５４６•６元，醫療費２００９元，外用３８０９•７元，共計９３６５•３元。這裏的“生活費”包括“煤氣費”、“水電費”、“鄭萬賢、鄭忠杰的醫療費”在內。
在這兩筆合計支出（２１７９２•５元、９３６５•３元）之外，另有一筆特殊支出：資助費。鄭萬賢一家樂善好施，救濟窮人，無數小額費用的資助和人情客往，均沒有上帳，其它一些相對較大的賬目有：２００４年２月，資助貴州民工周宏生２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４月，資助四川民工秦海３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５月，資助重慶民工蒲元進３００元，資助貴州民工王昭華２５０元；２００４年７月，資助四川民工肖玉蓮２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８月，借助鄭萬賢的六弟鄭希賢３０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借助四川民工曾慶良２５００元；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資助貴州民工李新寶２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１月，資助鄭萬賢的侄女鄭佳慧６００元，資助河南民工王顧忠４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３月，借助吳婉琴的八弟吳江４０００元，資助吳婉琴的外侄兒吳曉東４５０元；２００５年４月，資助貴州民工劉培德２５０元；２００５年６月，資助重慶民工陳輝３００元。資助費共計：１３０５０元。
綜合以上所有費用計算，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１７•３個月），鄭萬賢一家的總支出爲：４４２０７•８元，即２５５５•３元/月，８５•２元/日。
（二）沉重的負擔
從賬目本身來看，還能看出其它三個具體情况。
一、鄭萬賢一家的生活安排得不錯。他們每日都有蔬菜、肉類、水果、營養食品、小吃，有時也有鶏蛋，家中準備了４０公斤/ 桶的“怡寶”礦泉水和２４瓶/箱的“純生”啤酒。所挑大米的價格是１•５元/斤，一個月三個人共吃５０斤大米。他們非常好客，因而伙食開支也很大，以２００５年爲例：２月４日，肉類３４•５元；２月１０日，肉類７５元；２月１２日，肉類７１元；３月２０日，肉類２９元；４月１２日，肉類４９元；４月２７日，肉類４８元；５月２９日，肉類２８元……。而附近的民工，則大多是另一個狀况：幾兩肉，幾兩燒酒，黃瓜、芹菜、茄子、藤菜，三個人的家庭，頂多１０元/天的伙食。
二、鄭萬賢一家的醫療支出巨大。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吳婉琴的醫療總費用是６５９９•９元，即３８１•４元/ 月，１２•７元/天。吳婉琴說：“我的病很麻煩，現在又準備在一個湖南醫生那裏醫治，五天拿一次藥，每次都是３００多塊錢，一共要醫三個月。”如此算來，三個月之後，吳婉琴的醫療費用又要增加將近６０００元。體重只有８０斤的她，不敢到大醫院治療，這讓剩餘積蓄不多的鄭忠杰很爲難。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６月９日，她這最近九天的醫療費用分別是：１２元，３９元，６元，１２元，１８元，６０元，１２元，１５•５元（６月６日，無醫療費）。合計１７４•５元，即１９•４元/天。
鄭萬賢、鄭忠杰也時而生病。其中：
（１）鄭萬賢的醫療費用。２００４年：４月４日，１５元；４月６日，６元；４月７日，２０元；４月１０日，２０元；４月１９日，３元；５月３日，１２元；５月２３日，５７元；６月１日，３０元；８月３０日，３２•５元；９月１日，１０元；１２月１日，１２•５元。２００５年：２月７日，１５元；３月２４日，１３•５元；４月１４日，１５元；４月３０日，４０元；５月７日，１１元；５月９日，６０元；５月３１日，５０元。合計：４２０•５元。
（２）鄭忠杰的醫療費用。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１日，８元；４月１１日，８•５元；５月８日，４６•５元；５月１２日，４０元；６月５日，１４•５元；６月６日，１４•５元；６月１３日，１４•５元；９月１日，３２元；１０月３日，３６元；１０月４日，３８元；１０月６日，５６元；１０月２８日，１０元；１１月７日，８３•５元；１２月１日，２•５元。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５元；１月２日，５元；１月５日，１４•５元；４月１１日，８元；４月１２日，１３元；４月１３日，２０元；４月１５日，３６元。合計：４９６元。
三、鄭萬賢一家資助支出最大，其次爲生活和外用的支出。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９日，全家總支出爲４４２０７•８元，其中資助費（１３０５０元）占２９•５２％，生活費（１２７９１•６元）占２８•９３％，外用費占（１１７６６•３元）占２６•６２％，醫療費（６５９９•９元）占１４•９３％。在資助費當中，其實還有一筆費用沒有上賬，那就是對鄭萬賢的父親鄭澤泰和母親郭雲素的贍養費（注：吳婉琴的父親吳承海和母親羅祺太已去世）。這筆贍養費包括贍養本身的費用，以及父母的醫療費用，他們每次匯款都是由父母平均享用。２００４年：２月５日，寄去５００元；６月７日，寄去３００元；９月２９日，寄去６００元。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２日，寄去４００元。６月３日，寄去５００元。合計：２３００元，即１３２•９元/月，父母每人６６•５元/月。
（三）家庭的背景
這是一個極有實力的農民工家庭，２５歲的鄭忠杰是家中最大的經濟支柱。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當時年僅２２歲的鄭忠杰從北京一家工廠車間退出，來到佛山從頭開始。他的一切經濟收入，全部交由母親吳婉琴保管，身上從來沒有超過１００元現金。鄭忠杰說：“我在家中實行的是絕對的公有制，父親是私有制，母親是股份制、救助制。”之所以選擇這種規則，他說：“父母都是５０歲上下的人了，從個人來說我是報父母恩，從家庭形勢來說，負擔越來越重，我必須先扛重的一頭。” 有多重？我問。——“起碼占９０％以上吧。”經調查，事實確實如此。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６月，鄭忠杰辛辛苦苦掙的金錢總額共有１１•６萬元，即３５９１•３元/ 月，１１９•７元/天。而現年５２歲的鄭萬賢則是有錢則花，又好賭成癮，廣交酒肉朋友，幾乎是入不出敷。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初—１２月底，鄭萬賢在佛山市南海區幾個建築工地負責打水泥，本來應有２９４０元工資，但最後拿回家的只有４６０元（這將近三個月的車費還是全由兒子鄭忠杰負擔）。２００３年３月中旬，已無事可做兩個多月的鄭萬賢又到廣州市白雲區負責建築打雜，幹了１５天，又回家休息。１９天后，又到一個廠房當看守員，幹了４４天。這總計５９天的工資本應有１９６０元，但最後拿回家的只有３２０元。這樣的例子很多，幾乎次次如此。一年１２月，鄭萬賢真正在做工的時間不超過８個月。按照他自己的技術實力和人緣脉搏，即使一年只做８個月，也應有１萬元的剩餘錢。然而實情是，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５年６月，他真正拿回家的錢只有３４３０元，即１０６•２元 /月，３•５元/天，等于掙一包烟的烟錢。
鄭萬賢是個很特別的人物。說他特別，是基于三點：第一，他有一個不簡單的兒子；第二，他自己的朋友貫通三教九流；第三，確實够豪爽够仗義，具有類似北方漢子血性——甚至可以說是“俠義”——的種種特徵。說他是個人物，是因爲他的事情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在來自貴州、四川、重慶的部分打工人裏面很有號召力，別人辦不了的事情，只要他出面，都容易解决。這個人，經歷的苦難非常多，在江湖上有一幫很講義氣的打工兄弟，許多感恩待德的兄弟寧願自己吃虧也要給鄭萬賢一個面子。但鄭萬賢本身幷非要圖任何實際回報，許多事情都是本著“搭把手、幫個忙”的心態，助親屬、老鄉、朋友一臂之力。鄭忠杰也傳承了父親的這一特點，但他做事很謹慎，多了點書生氣，少了點江湖氣，想到的事情多，做到的事情少。不過，一旦輪到資助他人，父子兩人則都是全無怨言，責無旁貸。
（四）潜藏的危機
一、救助制度。首先，我對鄭萬賢一家對弱勢群體的大力扶助深感欽佩。那２９•５２％的支出比例，而且不求實際所獲，處在他們這樣一個艱辛奮鬥的農民工家庭，其實已經在精神層面上超過了許許多多的慈善家。但是，這也恰好反面證實了弱勢群體的救助機制幷沒有有活力地運轉起來，他們這叫“自助”——民工救助民工。而民工這個群體，在整個中國的經濟地位實際上是非常低的，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各地區最低工資標準遠遠低于江蘇、浙江、福建一帶，可是許許多多的工廠竟連最低工資標準都達不到。有的工廠很狡猾，乾脆就把工資定在最低工資標準，然後又百般克扣工資，表面上是走上合法，而表面的背後則是合法背後的非法。民工這種經濟地位，迫切地需要一個深入他們內心，幷成爲求援習慣的有生命力的機制。
二、民工劣根。我必須非常痛心地指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可以部分回答“爲什麽民工無法融入城市秩序”。農民從農村來到城市、郊區打工，這是勞動力的轉移，也是群體性的習俗、習慣、心理、語言、思想等的轉移。然而，相對保守的農村秩序，從農村進入城市、郊區，在短時間內幷沒有改變傳統，而是幾乎原原本本地把它們帶到了城市秩序的邊緣。這些外來工聚集的地方明顯地形成兩套秩序：一，城市秩序，講究規則、程序，即地上秩序、中心秩序、明秩序；二，農村秩序，講究鄉情、扎堆，即地下秩序、邊緣秩序、暗秩序。鄭萬賢的好賭、醺酒，其實對于他們自己的家庭來說，也是一種灾難。鄭忠杰面對任何坎坷都能看得開，唯獨父親內心的貪欲、不服輸、無中生有的懷疑、好大喜功的排場，以及重複得不厭其煩的“老子整天都憂愁得很”的話，使得他深感民工自身的病疾不淺，必須重新認識這個特殊的弱勢群體。
三、未來風險。鄭忠杰已經盡到了他的最大努力，經濟收入在短時之內無法再增加，但三個很現實的問題已經擺在他的面前：第一，他還沒有結婚；第二，他還沒有一棟樓房；第三，他母親的病極難徹底治愈。別人也給他自己加上了一個問題：鄭忠杰的身體狀况很危險。據調查，鄭忠杰將剩餘積蓄寄回老家，由三姑鄭修英保存，只有４•９萬元。一旦上述四個問題當中的任何一個突然來臨，鄭忠杰也只有望而生畏。在目前暫無風險的情形下，他也意識到這個家庭的“抵抗力”是不牢靠的。當然，這不僅僅是因爲經濟的緣故。另一個原因是鄭萬賢、吳婉琴的夫妻情感矛盾，觀念很不相同的兩個人曾經積下了多年的矛盾和恩怨。身爲兒子的鄭忠杰，因此在家中扮演了這樣一些非常重要的角色：經濟主力，母親保護者，父親溝通者，决策主導者，以及觀念、信息、情感的傳播者，甚至是——教育者。一旦鄭忠杰有什麽重大突變，那麽這個家庭就很有可能走向分裂、分散，甚至父母內鬥。
四、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的這次細緻調查和統計，使鄭萬賢一家關起門來爭論了六個多小時，問題的焦點集中于“如何有原則地减少支出”。我當場說的是這幾點：第一，資源短缺，錢要花在刀口上，１００塊錢辦一件事和５０塊錢辦兩件事，這是有巨大差別的，所以花錢一定要講效率，不要浪費資源。第二，强大的經濟實力幷不能保證家庭的穩定，這就像經濟再發展也無法保證國家的穩定一樣，所以彼此平等、團結、理解、關心、量力而爲、表達意志，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家庭規則，是自由而民主的家庭制度。第三，“單贏”只是“最一般”的局面，你們家不是避難所、救助站，而應成爲互惠互利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說讓你們在民工身上掙錢，而是讓你們和民工一起掙錢，創造共同利益價值。只有這樣，單贏才會走上雙贏、多贏。否則，即便是一個輸得連褲子都沒得穿的賭徒，他也會找到你們求助，然而這幷不一定是在幫他。我這個人也樂善好施，人家都說我不是活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世界中的人，而是一個十足的傻瓜，所以你們的問題其實也成了我的問題。要解决它，一定要用自己的頭腦。
2005/6月23日
貪官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冉云飛）
轉自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ab397f634ca970ec
貪官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冉云飛
貪官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哪里呢？這個問題當然不會是公務員考試題目。我也沒有什麽標準答案貢獻各位，但我將做一點可能的證明，證明他們的愛國主義基地在哪里。你或許會說在中國，每個省都應該有吧。你說對了，因爲愛國主義基地是各種公款旅游和各種學校組織學生花家長錢的“好去處”，哪一個省不建立一兩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來爲地方增加公款腐敗出行的機會，增加給學生洗腦讓其愚蠢的去處呢？我原想北京軍事歷史博物館、革命歷史博物館、毛澤東停尸房（這是描述事實，紀念堂是情感指向）等。但後來上網一查，查到一個令“崇毛者”可能氣憤的消息，至少一百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名單裏，沒有毛澤東停尸房。想在他媽媽的大學裏建立毛澤東思想研究系的毛新宇博士，應該立馬去起訴中央“社精辦”。
誰談愛國最多，誰談愛國時最高調，甚至覺得全國就數他最愛國，他應當在全國愛國排行榜名列前矛，這樣的人，你一去查，他保准就是貪官。因爲表演性和欺騙性是貪官的一大本領。從馬列斯毛，到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到科學發展觀，到八榮八耻，他們最愛說，他們說得也比誰都多，但你只要查他，十有九個就可以入獄。他們上午還在參加保鮮活動，下午就可能被雙規（我反對不經法律的共産黨的私刑），這就是他們生活的演戲性質。中國的官員是愛國不離口，說得最多的人，但他們是最貪瀆的一群。如果你不幸遇到這樣的人，當上一個屁大點的芝麻小官，就不忘給你表演愛國主義的倒挂金鈎，你以爲他射門很精彩，這個進球百分百世界波，其實它是那只馬拉多納的上帝之手。而對常年愛國不離口的人，見面說上兩句，就因某句話，就說你不愛國的人，你一定得注意，這樣的十有九個不是比傻，就是一個不誠實的人，同時他一旦有機會，他就有當貪官的潜質，因爲他的表演性和欺騙性，假戲真做的本領實在高明。明顯的缺點是，太過套路化，讓稍有腦子的人就能辯明其間真僞，讓人感到不屑噁心。
這幾年貪官的外逃越來越多，他們席捲巨額財産而逃，使整個社會納稅人蒙受巨大的損失，更使普通民衆爲他們巨額的貪瀆而買單。因爲替盛産貪官的中國源源不斷地買單，所以普通民衆成了十足的奴隸，成了他們的“包身工”。這些貪官外逃，他們的步驟是（當上官以前的套路暫省略）：剛開始就瘋狂地貪，在貪的過程中，他必定有機會到國外公費考察；一考察，他就發覺幾個問題，一是國外的官員不好當，受制約太多，世界最好的職業就是在中國當官，因爲沒有諸種質詢而相對輕鬆，而油水最爲充足，各種貪腐的收入最爲豐沛；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國外的官員下班後不像中國官員被上一級像狗一樣使喚，這使他覺得自由、尊嚴還是有一點好處的。沒有辦法，中國的制度本來就是貪污制度，這樣的制度漏洞明顯就是培養貪官的制度，于是他回國後越加貪，貪到一定程度，就覺得風險越高，先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出國，使自己變成裸官；變成裸官後，就更加起盡地做愛國主義宣傳，狠命地學習八榮八耻，裝假表演就比誰都起盡。表演到某一天再出去考察後，就埋身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中，不再回來，把一個他愛得破破爛爛的國讓別人去愛。這些愛國主義貪官把人生設計得真是聰明之極：錢與自由，魚與熊掌，都可兼得，愛國而且主義真是何其有用啊！
最近據說創造了一種對貪官的勸說模式，即把貪官從歐美他們真愛的愛國主義基地勸回來。據說成本高、違背法律、效果小而倍受民衆的批評，而高檢院還爲這個“創新”不被接納而委屈，只差哭鼻子呢？你們這些人民真是太難侍侯了。我們容易嗎？貪官創造性地逃跑，我們也沒轍，只有如此勤勉工作才對得起黨和人民了。我認爲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確有創新精神，他們對貪官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偉大模式，這勸回模式的名字叫“肉包子打狗”模式。大批的貪官全家外逃到西方去愛中國，把歐美搞成他們的愛國主義基地，其實也幷不是壞事。我們應該繼續讓大批貪官外逃，把世界各地都建成中國的愛國主義基地。因爲有不少貪官即便出去了都還說他是很愛國的（言外之意是否有不愛“偉光正”的黨，那就不得而知了）。即便如此，這些貪官基本都是黨員，讓中國共産黨黨員充滿世界，讓中國貪官充滿世界各地（連那些你一輩子沒聽說過的小國都有中國貪官開拓者的足迹）。直到有一天，那些貪圖我們派去貪官們資産之小便宜的人才後悔莫及，才知道這是中國人對人類的偉大貢獻，正符合毛澤東所謂“中國應該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簡言之，貪官應該成爲中國的大宗出口商品。多年以來，我們不是說資本主義在和平演變我們嗎？爲什麽我們不以攻代守呢？進攻是最好的防禦，想來和平演變我們中國，沒門！讓我們把這些特殊材料製成的貪官派到世界各地，讓紅旗充滿世界，讓中國貪官充滿世界，使世界各地特別是歐美成爲中國的愛國主義基地。你看不僅是貪官是愛國的，就是其中一些移民了西方多年的中國人，也還是很愛中國的，好像他們移民西方的目的就是爲了更好的愛中國。天可憐見，自己生存的這塊土地即移住國（好在移住國幷不小肚鶏腸，否則要出機器。如果有人移住中國，却說愛自己的原住國，那麽一定會被很多人喊他滾出去，因爲像我這樣本來就是中國的人經常都得接受“滾”出去的問候），他都不愛，却愛我們這苦難深重的中國，真是令我這沒邏輯感的人感動得一塌糊塗。基于此同樣是人的道理，我們怎能懷疑貪官移居國外的目的同樣是爲了更好地愛中國這個偉大的道理呢？
通過以上的論證，我們又可以宣布幾條重大發現，而這些重大發現對論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莫大的好處：你資本主義可以輸出高科技，我們社會主義可以輸出貪官（再好的高科技我們都可以把你貪垮）；你們有在自己國內的愛國者，我們中國有在你們國家的愛國者，住在你們那裏吃在你們那裏（當然納稅也在你們那裏，就是這一點他們不够愛我們中國），却一輩子身在曹營心在漢，你們能做到嗎？沒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哪能做如此無本買賣？你們自吹你們的人民自由平等富有，我們却可以派出許多貪官前來解救你們于水深火熱之中。西人或問，你們的貪官是能量大，也能在我們這裏愛你們中國，但你們怎麽能把他們弄回去發揮更大作用呢？那還不簡單嗎？縱使他們是孫悟空，我們却是如來佛；縱使他們是風箏，我們手中有的是綫。再不濟，我們還有最狠的招，讓他們吸够了你們國家的油水再回中國爲國家建設再創新功，因爲我們有偉大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用“肉包子打狗”的方式把貪官勸回國。
延伸閱讀
附錄一：貪腐無罪，外逃有獎！
附錄二：非常不完全貪官光榮榜
序號 姓名 行業 出逃前職位 外逃年齡 逃往地 涉案金額
1 盧萬里 政府 貴州省交通廳廳長 57歲 斐濟 5500萬元
2 余振東 國企 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行長 38歲 美國 4.83億美元
3 于志安 國企 武漢長江動力集團公司董事長 63歲 菲律賓 1億元
4 丁嵐 國企 中國銀行北京勁松分理處主任 36歲 泰國 1.95億元
5 程三昌 國企 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長 61歲 新西蘭 1000萬元
6 蔣基芳 國企 河南烟*專賣局局長、烟*公司經理、黨組書記 59歲 美國 2億元
7 童言白 國企 河南高速公路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53歲 澳大利亞 不詳
8 董明玉 國企 河南服裝進出口公司總經理 55歲 美國 不詳
9 陳新 國企 中國工商銀行重慶九龍坡支行幹部 35歲 越南、緬甸 4000萬元
10 楊秀珠 政府 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 58歲 美國 2億元
11 羅慶昌 國企 雲南省旅游集團公司董事長 42歲 美國 3385萬元
12 陳傳柏 國企 昆明捲烟廠廠長 61歲 美國 1600萬元
13 陸海鶯 國企 雲南省證券公司總經理 49歲 美國 8000萬元
14 閉東晨 國企 雲南省五礦公司分公司副經理 27歲 不詳 3263.2萬元
15 高山 國企 中國銀行哈爾濱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長 43歲 加拿大 8.39億元
16 謝炳峰麥容輝國企 中國銀行南海支行丹灶辦事處信貸員 28歲 28歲 泰國 5250萬元
17 蕭洪彬 國企 上海大東江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43歲 澳大利亞 騙匯7.6億美元
18 汪峰 政府 廣東佛山南海市口岸辦公室副主任 31歲 新西蘭 3000萬元
19 陳安民 國企 陝西咸陽無綫電二廠廠長 45歲 匈牙利 200萬元
20 尹國强 國企 北京市九龍商貿責任公司經理 42歲 羅馬尼亞 711萬元
21 錢宏 國企 上海康泰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 46歲 巴拿馬 5億元
22 徐曉軒 國企 福建八閩通信機電設備有限公司經理 40歲 澳大利亞 4.6億元
23 黃清洲 國企 廣東國際投資公司香港分公司副總經理 47歲 泰國 13億港幣
24 付普照 國企 陝西西安普照實業公司總經理 45歲 緬甸 詐騙4035萬元
25 余艾青 國企 北京赤艾商社經理 34歲 俄羅斯 詐騙900萬元
26 藍甫 政府 建省厦門市副市長 59歲 澳大利亞 505.76萬
27 仰融 國企 上海華晨集團董事長金杯客車董事長 46歲 美國 不詳
28 陳滿雄 國企 廣東省中山市實業發展總公司經理 40歲 泰國 4.2億元
29 周長青 國企 陝西省西安市機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兼汽車銷售公司經理 44歲厄瓜多爾 5515萬元
30 鐘武劍 國企 海南省橡膠中心批發市場總裁 46歲 加拿大 5億元
31 王德寶 國企 吉林省東遼縣生産資料公司駐滿洲里辦事處副主任 30歲 俄羅斯 125萬元
32 楊彥軍 國企 北京市房山區河北信用分社會計 32歲 蒙古 200萬元
33 鄭治新 政府 雲南思茅地區孟連縣國家稅務局出納員 36歲 緬甸 67萬元
34 方勇 國企 浙江省寧波市交通銀行辦事員 25歲 加拿大 141萬元
35 李化學 國企 北京城鄉建設集團副總經理 43歲 澳大利亞 1333萬元
36 金力成 國企 浙江瑞安市建設銀行莘騰分理處副主任 33歲 柬埔寨 123萬元
37 艾合買提.依不拉音國企 新疆建設兵團農行烏魯木齊支行辦事員 31歲 俄羅斯 233.8萬元
38 林進財陳國强國企 建行東莞分行金庫保管員 30歲 31歲 泰國 950萬元
39 馬衛紅 國企 雲南省祥雲縣醫藥公司批發部主任 38歲 緬甸 39萬元
40 劉佐卿 國企 黑龍江省石油公司原總經理 49歲 美國 1億元
附錄三：百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北 京
天安門廣場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革命博物館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故宮博物院 圓明園遺址公園 八達嶺長城 周口店遺址博物館
天 津
盤山烈士陵園
河 北
樂亭•李大釗紀念館 涉縣•129師司令部舊址 唐縣•白求恩、柯棣華紀念館 清苑•冉莊地道戰遺址 平山•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 隆化•董存瑞烈士陵園
山 西
陽泉•“百團大戰”紀念館（碑） 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八路軍總部舊址） 文水•劉胡蘭紀念館
內蒙古
呼和浩特•烏蘭夫同志紀念館
遼 寧
瀋陽•“九.一八”事變博物館 大連•旅順萬忠墓紀念館 錦州•遼沈戰役紀念館 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 撫順•雷鋒紀念館
吉 林
通化•楊靖宇烈士陵園
黑龍江
哈爾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 哈爾濱•東北烈士紀念館 大慶•鐵人王進喜同志紀念館 黑河•璦琿歷史陳列館
上 海
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 宋慶齡陵園 龍華烈士陵園 上海博物館
江 蘇
南京•中山陵 淮安•周恩來紀念館（故居） 鹽城•新四軍紀念館 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 徐州•淮海戰役烈士紀念塔（館） 南京•《南京條約》史料陳列館
浙 江
紹興•魯迅故居及紀念館 紹興•禹陵 嘉興•南湖革命紀念館 寧波•鎮海口海防遺址 余姚•河姆渡遺址博物館
安 徽
歙縣•陶行知紀念館
福 建
上杭•古田會議紀念館 福州•林則徐紀念館 厦門•陳嘉庚生平事迹陳列館 厦門•鄭成功紀念館 泉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江 西
萍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 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 寧岡•井岡山革命紀念館 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
山 東
聊城•孔繁森同志紀念館 棗莊•台兒莊大戰紀念館 威海•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 曲阜•孔子故居
河 南
林州•紅旗渠紀念館 蘭考•焦裕祿烈士陵園 安陽•殷墟博物苑
湖 北
武漢•二七紀念館 武漢•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武漢•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 蘄春•李時珍紀念館 紅安•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革命烈士陵園
湖 南
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 寧鄉•劉少奇同志紀念館 炎陵•炎帝陵
廣 東
廣州•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廣州起義烈士陵園 廣州•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紀念館 東莞•鴉片戰爭博物館（虎門炮臺）
廣 西
百色•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軍部舊址 興安•紅軍長征突破湘江歷史紀念碑園
海 南
瓊山•中國工農紅軍瓊崖縱隊改編舊址
四 川
廣安•鄧小平同志舊居 儀隴•朱德故居暨朱德銅像紀念園 宜賓•趙一曼紀念館 中江•黃繼光紀念館 都江堰•都江堰水利工程
重 慶
紅岩革命紀念館 銅梁•丘少雲烈士紀念館 歌樂山烈士陵園
雲 南
昆明•“一二•一”四烈士墓及“一二•一”運動紀念館
西 藏
乃東•山南烈士陵園 江孜•江孜抗英遺址
陝 西
延安•延安革命紀念館 西安•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 西安•西安事變紀念館 西安•陝西歷史博物館 西安•西安半坡博物館 臨潼•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黃陵•黃帝陵
寧 夏
銀川•寧夏博物館
甘 肅
嘉峪關•嘉峪關 會寧•會寧紅軍會師舊址 敦煌•莫高窟
青 海
西寧•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
新 疆
烏魯木齊•烏魯木齊市革命烈士陵園
貴 州
遵義•遵義會議紀念館
2008年11月14日9：10分于成都
貪官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冉云飛
貪官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哪里呢？這個問題當然不會是公務員考試題目。我也沒有什麽標準答案貢獻各位，但我將做一點可能的證明，證明他們的愛國主義基地在哪里。你或許會說在中國，每個省都應該有吧。你說對了，因爲愛國主義基地是各種公款旅游和各種學校組織學生花家長錢的“好去處”，哪一個省不建立一兩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來爲地方增加公款腐敗出行的機會，增加給學生洗腦讓其愚蠢的去處呢？我原想北京軍事歷史博物館、革命歷史博物館、毛澤東停尸房（這是描述事實，紀念堂是情感指向）等。但後來上網一查，查到一個令“崇毛者”可能氣憤的消息，至少一百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名單裏，沒有毛澤東停尸房。想在他媽媽的大學裏建立毛澤東思想研究系的毛新宇博士，應該立馬去起訴中央“社精辦”。
誰談愛國最多，誰談愛國時最高調，甚至覺得全國就數他最愛國，他應當在全國愛國排行榜名列前矛，這樣的人，你一去查，他保准就是貪官。因爲表演性和欺騙性是貪官的一大本領。從馬列斯毛，到鄧小平理論，到三個代表，到科學發展觀，到八榮八耻，他們最愛說，他們說得也比誰都多，但你只要查他，十有九個就可以入獄。他們上午還在參加保鮮活動，下午就可能被雙規（我反對不經法律的共産黨的私刑），這就是他們生活的演戲性質。中國的官員是愛國不離口，說得最多的人，但他們是最貪瀆的一群。如果你不幸遇到這樣的人，當上一個屁大點的芝麻小官，就不忘給你表演愛國主義的倒挂金鈎，你以爲他射門很精彩，這個進球百分百世界波，其實它是那只馬拉多納的上帝之手。而對常年愛國不離口的人，見面說上兩句，就因某句話，就說你不愛國的人，你一定得注意，這樣的十有九個不是比傻，就是一個不誠實的人，同時他一旦有機會，他就有當貪官的潜質，因爲他的表演性和欺騙性，假戲真做的本領實在高明。明顯的缺點是，太過套路化，讓稍有腦子的人就能辯明其間真僞，讓人感到不屑噁心。
這幾年貪官的外逃越來越多，他們席捲巨額財産而逃，使整個社會納稅人蒙受巨大的損失，更使普通民衆爲他們巨額的貪瀆而買單。因爲替盛産貪官的中國源源不斷地買單，所以普通民衆成了十足的奴隸，成了他們的“包身工”。這些貪官外逃，他們的步驟是（當上官以前的套路暫省略）：剛開始就瘋狂地貪，在貪的過程中，他必定有機會到國外公費考察；一考察，他就發覺幾個問題，一是國外的官員不好當，受制約太多，世界最好的職業就是在中國當官，因爲沒有諸種質詢而相對輕鬆，而油水最爲充足，各種貪腐的收入最爲豐沛；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國外的官員下班後不像中國官員被上一級像狗一樣使喚，這使他覺得自由、尊嚴還是有一點好處的。沒有辦法，中國的制度本來就是貪污制度，這樣的制度漏洞明顯就是培養貪官的制度，于是他回國後越加貪，貪到一定程度，就覺得風險越高，先把自己的老婆孩子送出國，使自己變成裸官；變成裸官後，就更加起盡地做愛國主義宣傳，狠命地學習八榮八耻，裝假表演就比誰都起盡。表演到某一天再出去考察後，就埋身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中，不再回來，把一個他愛得破破爛爛的國讓別人去愛。這些愛國主義貪官把人生設計得真是聰明之極：錢與自由，魚與熊掌，都可兼得，愛國而且主義真是何其有用啊！
最近據說創造了一種對貪官的勸說模式，即把貪官從歐美他們真愛的愛國主義基地勸回來。據說成本高、違背法律、效果小而倍受民衆的批評，而高檢院還爲這個“創新”不被接納而委屈，只差哭鼻子呢？你們這些人民真是太難侍侯了。我們容易嗎？貪官創造性地逃跑，我們也沒轍，只有如此勤勉工作才對得起黨和人民了。我認爲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確有創新精神，他們對貪官創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偉大模式，這勸回模式的名字叫“肉包子打狗”模式。大批的貪官全家外逃到西方去愛中國，把歐美搞成他們的愛國主義基地，其實也幷不是壞事。我們應該繼續讓大批貪官外逃，把世界各地都建成中國的愛國主義基地。因爲有不少貪官即便出去了都還說他是很愛國的（言外之意是否有不愛“偉光正”的黨，那就不得而知了）。即便如此，這些貪官基本都是黨員，讓中國共産黨黨員充滿世界，讓中國貪官充滿世界各地（連那些你一輩子沒聽說過的小國都有中國貪官開拓者的足迹）。直到有一天，那些貪圖我們派去貪官們資産之小便宜的人才後悔莫及，才知道這是中國人對人類的偉大貢獻，正符合毛澤東所謂“中國應該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簡言之，貪官應該成爲中國的大宗出口商品。多年以來，我們不是說資本主義在和平演變我們嗎？爲什麽我們不以攻代守呢？進攻是最好的防禦，想來和平演變我們中國，沒門！讓我們把這些特殊材料製成的貪官派到世界各地，讓紅旗充滿世界，讓中國貪官充滿世界，使世界各地特別是歐美成爲中國的愛國主義基地。你看不僅是貪官是愛國的，就是其中一些移民了西方多年的中國人，也還是很愛中國的，好像他們移民西方的目的就是爲了更好的愛中國。天可憐見，自己生存的這塊土地即移住國（好在移住國幷不小肚鶏腸，否則要出機器。如果有人移住中國，却說愛自己的原住國，那麽一定會被很多人喊他滾出去，因爲像我這樣本來就是中國的人經常都得接受“滾”出去的問候），他都不愛，却愛我們這苦難深重的中國，真是令我這沒邏輯感的人感動得一塌糊塗。基于此同樣是人的道理，我們怎能懷疑貪官移居國外的目的同樣是爲了更好地愛中國這個偉大的道理呢？
通過以上的論證，我們又可以宣布幾條重大發現，而這些重大發現對論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莫大的好處：你資本主義可以輸出高科技，我們社會主義可以輸出貪官（再好的高科技我們都可以把你貪垮）；你們有在自己國內的愛國者，我們中國有在你們國家的愛國者，住在你們那裏吃在你們那裏（當然納稅也在你們那裏，就是這一點他們不够愛我們中國），却一輩子身在曹營心在漢，你們能做到嗎？沒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哪能做如此無本買賣？你們自吹你們的人民自由平等富有，我們却可以派出許多貪官前來解救你們于水深火熱之中。西人或問，你們的貪官是能量大，也能在我們這裏愛你們中國，但你們怎麽能把他們弄回去發揮更大作用呢？那還不簡單嗎？縱使他們是孫悟空，我們却是如來佛；縱使他們是風箏，我們手中有的是綫。再不濟，我們還有最狠的招，讓他們吸够了你們國家的油水再回中國爲國家建設再創新功，因爲我們有偉大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用“肉包子打狗”的方式把貪官勸回國。
延伸閱讀
附錄一：貪腐無罪，外逃有獎！
附錄二：非常不完全貪官光榮榜
序號 姓名 行業 出逃前職位 外逃年齡 逃往地 涉案金額
1 盧萬里 政府 貴州省交通廳廳長 57歲 斐濟 5500萬元
2 余振東 國企 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行長 38歲 美國 4.83億美元
3 于志安 國企 武漢長江動力集團公司董事長 63歲 菲律賓 1億元
4 丁嵐 國企 中國銀行北京勁松分理處主任 36歲 泰國 1.95億元
5 程三昌 國企 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長 61歲 新西蘭 1000萬元
6 蔣基芳 國企 河南烟*專賣局局長、烟*公司經理、黨組書記 59歲 美國 2億元
7 童言白 國企 河南高速公路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53歲 澳大利亞 不詳
8 董明玉 國企 河南服裝進出口公司總經理 55歲 美國 不詳
9 陳新 國企 中國工商銀行重慶九龍坡支行幹部 35歲 越南、緬甸 4000萬元
10 楊秀珠 政府 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 58歲 美國 2億元
11 羅慶昌 國企 雲南省旅游集團公司董事長 42歲 美國 3385萬元
12 陳傳柏 國企 昆明捲烟廠廠長 61歲 美國 1600萬元
13 陸海鶯 國企 雲南省證券公司總經理 49歲 美國 8000萬元
14 閉東晨 國企 雲南省五礦公司分公司副經理 27歲 不詳 3263.2萬元
15 高山 國企 中國銀行哈爾濱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長 43歲 加拿大 8.39億元
16 謝炳峰麥容輝國企 中國銀行南海支行丹灶辦事處信貸員 28歲 28歲 泰國 5250萬元
17 蕭洪彬 國企 上海大東江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43歲 澳大利亞 騙匯7.6億美元
18 汪峰 政府 廣東佛山南海市口岸辦公室副主任 31歲 新西蘭 3000萬元
19 陳安民 國企 陝西咸陽無綫電二廠廠長 45歲 匈牙利 200萬元
20 尹國强 國企 北京市九龍商貿責任公司經理 42歲 羅馬尼亞 711萬元
21 錢宏 國企 上海康泰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 46歲 巴拿馬 5億元
22 徐曉軒 國企 福建八閩通信機電設備有限公司經理 40歲 澳大利亞 4.6億元
23 黃清洲 國企 廣東國際投資公司香港分公司副總經理 47歲 泰國 13億港幣
24 付普照 國企 陝西西安普照實業公司總經理 45歲 緬甸 詐騙4035萬元
25 余艾青 國企 北京赤艾商社經理 34歲 俄羅斯 詐騙900萬元
26 藍甫 政府 建省厦門市副市長 59歲 澳大利亞 505.76萬
27 仰融 國企 上海華晨集團董事長金杯客車董事長 46歲 美國 不詳
28 陳滿雄 國企 廣東省中山市實業發展總公司經理 40歲 泰國 4.2億元
29 周長青 國企 陝西省西安市機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兼汽車銷售公司經理 44歲厄瓜多爾 5515萬元
30 鐘武劍 國企 海南省橡膠中心批發市場總裁 46歲 加拿大 5億元
31 王德寶 國企 吉林省東遼縣生産資料公司駐滿洲里辦事處副主任 30歲 俄羅斯 125萬元
32 楊彥軍 國企 北京市房山區河北信用分社會計 32歲 蒙古 200萬元
33 鄭治新 政府 雲南思茅地區孟連縣國家稅務局出納員 36歲 緬甸 67萬元
34 方勇 國企 浙江省寧波市交通銀行辦事員 25歲 加拿大 141萬元
35 李化學 國企 北京城鄉建設集團副總經理 43歲 澳大利亞 1333萬元
36 金力成 國企 浙江瑞安市建設銀行莘騰分理處副主任 33歲 柬埔寨 123萬元
37 艾合買提.依不拉音國企 新疆建設兵團農行烏魯木齊支行辦事員 31歲 俄羅斯 233.8萬元
38 林進財陳國强國企 建行東莞分行金庫保管員 30歲 31歲 泰國 950萬元
39 馬衛紅 國企 雲南省祥雲縣醫藥公司批發部主任 38歲 緬甸 39萬元
40 劉佐卿 國企 黑龍江省石油公司原總經理 49歲 美國 1億元
附錄三：百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北 京
天安門廣場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中國革命博物館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故宮博物院 圓明園遺址公園 八達嶺長城 周口店遺址博物館
天 津
盤山烈士陵園
河 北
樂亭•李大釗紀念館 涉縣•129師司令部舊址 唐縣•白求恩、柯棣華紀念館 清苑•冉莊地道戰遺址 平山•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 隆化•董存瑞烈士陵園
山 西
陽泉•“百團大戰”紀念館（碑） 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八路軍總部舊址） 文水•劉胡蘭紀念館
內蒙古
呼和浩特•烏蘭夫同志紀念館
遼 寧
瀋陽•“九.一八”事變博物館 大連•旅順萬忠墓紀念館 錦州•遼沈戰役紀念館 丹東•抗美援朝紀念館 撫順•雷鋒紀念館
吉 林
通化•楊靖宇烈士陵園
黑龍江
哈爾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 哈爾濱•東北烈士紀念館 大慶•鐵人王進喜同志紀念館 黑河•璦琿歷史陳列館
上 海
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 宋慶齡陵園 龍華烈士陵園 上海博物館
江 蘇
南京•中山陵 淮安•周恩來紀念館（故居） 鹽城•新四軍紀念館 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 徐州•淮海戰役烈士紀念塔（館） 南京•《南京條約》史料陳列館
浙 江
紹興•魯迅故居及紀念館 紹興•禹陵 嘉興•南湖革命紀念館 寧波•鎮海口海防遺址 余姚•河姆渡遺址博物館
安 徽
歙縣•陶行知紀念館
福 建
上杭•古田會議紀念館 福州•林則徐紀念館 厦門•陳嘉庚生平事迹陳列館 厦門•鄭成功紀念館 泉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江 西
萍鄉•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 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 寧岡•井岡山革命紀念館 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紀念館
山 東
聊城•孔繁森同志紀念館 棗莊•台兒莊大戰紀念館 威海•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 曲阜•孔子故居
河 南
林州•紅旗渠紀念館 蘭考•焦裕祿烈士陵園 安陽•殷墟博物苑
湖 北
武漢•二七紀念館 武漢•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武漢•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 蘄春•李時珍紀念館 紅安•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革命烈士陵園
湖 南
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 寧鄉•劉少奇同志紀念館 炎陵•炎帝陵
廣 東
廣州•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廣州起義烈士陵園 廣州•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紀念館 東莞•鴉片戰爭博物館（虎門炮臺）
廣 西
百色•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軍部舊址 興安•紅軍長征突破湘江歷史紀念碑園
海 南
瓊山•中國工農紅軍瓊崖縱隊改編舊址
四 川
廣安•鄧小平同志舊居 儀隴•朱德故居暨朱德銅像紀念園 宜賓•趙一曼紀念館 中江•黃繼光紀念館 都江堰•都江堰水利工程
重 慶
紅岩革命紀念館 銅梁•丘少雲烈士紀念館 歌樂山烈士陵園
雲 南
昆明•“一二•一”四烈士墓及“一二•一”運動紀念館
西 藏
乃東•山南烈士陵園 江孜•江孜抗英遺址
陝 西
延安•延安革命紀念館 西安•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 西安•西安事變紀念館 西安•陝西歷史博物館 西安•西安半坡博物館 臨潼•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黃陵•黃帝陵
寧 夏
銀川•寧夏博物館
甘 肅
嘉峪關•嘉峪關 會寧•會寧紅軍會師舊址 敦煌•莫高窟
青 海
西寧•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
新 疆
烏魯木齊•烏魯木齊市革命烈士陵園
貴 州
遵義•遵義會議紀念館
2008年11月14日9：10分于成都
歷史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易富賢）
博主按：此文邏輯硬傷很多——甚至無法忍受讀完——之所以轉載，實因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觀點，而且文中數據也值得參考，如果屬實的話。
轉自http://www.weekmag.info/html/4472.htm
歷史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
易富賢 2008-11-18
——中國人口問題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
1、問題的提出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後來流傳甚廣的文章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意思是1959年毛澤東 “錯批”了馬寅初，從而導致“誤增”了三億人口。舉國上下爲此“嚴重失誤”痛心疾首。在此背景下，經過先期試點，中國于1980年全面推行獨生子女政策。從此之後，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因于“人口過多”。
“人口問題是個筐，什麽都可以往裏裝”！在一般人眼裏，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人多爲患。
近年電力短缺、糧食短缺，人們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但其實真正原因是1998年以後的幾年間電力投資銳减和糧食政策失誤。
現在就業壓力大，人們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其實人口决定消費，消費决定生産，生産决定就業。减少人口减少消費，哪里還有就業機會？巴西面積相當于美國的91%，自然資源豐富，氣候良好，人口只相當于美國的60%，但巴西生活水平比美國差多了，失業率是美國的2倍多。生活水平比中國好不了多少，綜合國力還不如中國。因此中國目前的失業率幷不是因爲人口過多，而是由于産業結構改變，减少人口幷不能降低失業率。
很大程度是因爲1979年以來的教育失誤，教育投入之少世所罕見，全世界190多個國家中有170多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但我國却沒有（名義上有），近年高校又盲目擴招，導致大學生和低素質人找不到工作，技術工人却奇缺，結構性民工荒已經開始。
春運期間火車擁擠，人們將之歸因于人口過多，其實真實原因是中國人均擁有鐵路才5．5厘米，不及一支過濾嘴香烟長，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後，幷且世界上有幾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西部與東部之間世界之最的巨大人員流動，而且集中在春節前後一兩周這樣短的期間？
中國近年城市環境污染嚴重，人們也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其實任何國家在工程化過程中隨著農村人口大量進城，都曾出現過城市環境污染，幷且中國環境污染更主要的原因是粗放型的發展模式，是中國成爲世界工廠的後果（意味著中國現在的環境污染部分是發達國家轉嫁過來的）。即便如此，近年來中國森林面積在持續增長，沙化土地開始减少。
有人認爲，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人口過剩，1980年才不得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是對毛澤東錯誤的人口政策的“補救”，要是沒有毛澤東的鼓勵生育也就沒有後面的計劃生育了。
總之，人們認爲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因爲毛澤東沒有采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反而鼓勵生育造成的，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的話，中國生活水平早就趕上美國了，也沒有就業壓力，沒有環境污染了。
中國人口問題真的是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的嗎？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控制人口會怎麽樣？接下來筆者將從多個方面探討中國人口問題的來龍去脉。
2、人口迷霧的透視器——以人爲本的HDI發展觀
中國人口問題迷霧（“人工”成分比較多）重重，也正是因爲有迷霧，一切社會問題都被或有意或無意地往這個迷霧裏推。人口問題成了一切問題的遮羞布，“人口過多”的迷霧掩蓋了無數失誤。透視這個迷霧既有利于還原歷史，更有利于展望將來。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大量偶然現象背後，往往隱藏著必然規律。其實社會學也可以借鑒醫學的思維。醫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找出與疾病正相關或者負相關的症狀或體液指標，據此來診斷疾病、預測疾病的預後，相關係數越高，診斷越準確。生育率降低是“疾病”，但這個疾病可以用幷發的“症狀”來診斷。既然生育率隨著社會發展程度的提高而降低，那麽就可以用反映社會發展的指標來診斷生育率。筆者比較了聯合國公布的多項社會發展的指標，發現多項指標都與生育率負相關，但只有人類發展指數（HDI）與生育率的相關性最强，相關係數高達-0.916，是診斷生育率的最好指標。
首先簡要介紹一下人類發展指數：
長期以來，國民生産總值（GDP）是反映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有些政治家將人均GDP的提高作爲政績的唯一指標。盲目追求人均GDP必然導致粗放型的發展模式：粗放式地利用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粗放式地污染環境，忽略人的本身發展（比如捨不得在教育和科研等方面投資）。這種粗放型“以物爲本 ”的發展觀已經嚴重透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潜力，已經威脅到社會的和諧穩定。
對于西方國家本身來說，由于過度注重“物”，而不是注重“人”，生育率不斷下降，人口本身的再生産都面臨危機，這表明近代西方文明主導的“以物爲本”的發展觀已經陷入危機。
由于注意到“以物爲本”的GDP發展觀的缺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等人開始積極倡導一種“以人爲本”式的發展觀，幷于1990年發起了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系列書籍的寫作和出版，以倡導和推行這種新的人類發展觀。這一系列的報告在新的高度上重新提出了古代思想家如亞裏士多德等人的以“人”爲發展的中心的思想，提出了經濟發展爲人的全面進步服務的主張。根據這種新的發展觀，人類發展就是拓展人的選擇的過程，其中最爲重要的是長壽而健康、接受教育、享受到體面的生活，其它的選擇包括政治自由、有保障的人權和自尊等等。Amartya Sen說：“人類發展戰略是以人爲中心的發展戰略，人類發展體現了以商品爲中心戰略的發展向以人爲中心戰略的發展的轉變。發展的政策目標應當是增强人們的能力滿足需求，而不只是GDP增長。”[1] 這種“以人爲本” 的新型發展觀近年來已經爲我國政府所采納。
從食古不化到食洋不化，經過近百年的痛苦實踐到現在回歸古代哲人的“以人爲本”、“和諧社會”，表明中國式的道路探索已取得可喜的進展。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自1990年以來，每年發布《人類發展報告》，其中一個關鍵指標是人類發展指數（HDI），該指數由反映人類生活質量的三大要素指標（出生時預期壽命、受教育程度、實際人均GDP）合成一個複合指數，通常作爲衡量人類發展的綜合尺度。HDI的三個方面的指標：一是指人均收入，通常是指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國際美元值，反映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可資利用的物質財富的多少；二是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以反映衛生發展狀况；三是總入學率和識字率，以反映教育發展水平[2].
由于人類發展層次多元化， HDI 將人類發展僅區分爲三個維度，似乎太簡化了。但 UNDP 認爲在發展過程中，這三個範疇對人類而言是最必要的和最基礎的，如果這些基本範疇無法獲得良好的發展，其它的發展層次必然無法達到或沒有意義。UNDP 經由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分析後指出， HDI 的三個成分近乎等權重的綫性組合解釋了88%的一般化變异數，大大强化了 HDI 在此議題上的客觀代表性[3].
聯合國根據不同的發展水平將世界各國分爲三類：一是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0.5之間；二是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51～0.80之間；三是高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81～1.0之間。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資料[4]，筆者比較了聯合國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和地區的HDI（2003年）和 TFR（2000-2005年），發現HDI越高，TFR越低，二者直綫負相關，相關係數高達-0.916.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生育率都非常高。比如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HDI在0.9以上，但平均總和生育率不到1.5；布隆迪、尼日爾、塞拉利昂等非洲國家的HDI在0.3左右，平均總和生育率在 7.0左右。也大概就是民間所說的“越窮越生”（但越生不一定越窮，而是“有子窮不久，無子富不長”）。
雖然總體來說，HDI越高TFR越低，但是由于區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別，在同等HDI的情况下，TFR幷不完全一致。
表3.1不同類型國家的HDI（2003年）和TFR（2000-2005年）
資料來源：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5年公布的2003年人類發展報告[4]
幾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中華文化圈國家和地區（韓國、香港、臺灣、泰國、越南等）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在一個國家內部，華人生育率比其他民族低）；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但原蘇聯國家中的穆斯林國家除外）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高；穆斯林國家的生育率遠遠比其他國家高。後行國家達到相同的HDI時候，生育率要比先行國家當年要低。比如日本生育率只有1.29，臺灣、韓國不到1.2，香港只有0.9；而歐美主要大國中，美國生育率有2.1，法國1.9，英國1.7.
筆者根據聯合國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和地區的以購買力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國際美元值（2003年）和 TFR（2000-2005）繪製相關圖。發現人均GDP確實與TFR負相關，但相關係數只有-0.656 （即使$5000以內區域相關性比較好，相關係數也只有-0.74），相關程度不高；而HDI與TFR的相關係數高達-0.916，相關程度極高。可見用人均GDP研究人口遠沒有用HDI可靠。
3、社會發展水平决定了解放初中國的高生育率
中國人口在停滯了一百多年後，于1949年後再次快速增長，由1949年的5.4億增加到1959年的6.6億，1970年的8.25 億，1976年的9.33億，再到1980年的9.87億。一些人産生了恐慌心理，驚呼中國已人滿爲患了，幷不假思索將人口問題歸到毛澤東身上，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廣爲流傳。中國大陸人口由1950年的5.52億增加到1980年的9.87億，增加1.79倍；與此同時中國臺灣地區的人口 798萬增加到1785萬，增加2.24倍，大陸怪毛澤東，那麽臺灣怪誰？1950年中國人口爲5.52億，全球25.2億，中國占全球的 21.9%，1980年中國人口爲9.87億，全球44億，中國人口占全球的22.4%.說明中國人口增長與全球同步，中國怪毛澤東，那麽全球怪誰？
上文已經提到人類發展指數與生育率高度負相關。縱向來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隨著HDI的提高，進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 0.51-0.8）行列後，都經歷過從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轉化（從“窗口期”進入S形頂端）。HDI 0.5是個分水嶺，低于0.5的國家，生育率都在5、6左右，而HDI超過0.5之後，生育率都將快速下降。就像感冒，有高度規律性，只要沒有嚴重幷發症，沒有必要特殊治療，不用藥七天好，用藥也是七天好。巫師、庸醫往往利用這個規律，貪天之功，將感冒的痊愈歸功于自己的水平。
中國的HDI在1950年才0.159（印度0.16），經過25年的努力，在1975年HDI達到0.525（相當于美國1880年左右的水平、印度1992年的水平）。就是說中國在1970年之前屬于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在這個發展層次的國家都是6.0以上的高生育率。而1970年之後，中國已經步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即使不實行計劃生育，生育率也會急劇下降的。
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是憑减少人口提高HDI的。美國HDI從1870年的0.467（中國1960年代水平）增加到1913年的 0.733（中國2001年的水平），花了43年；日本HDI從1870年的0.160（相當于中國1950年水平）升高到1950年的0.607（中國 1987年水平），花了80年。
4、中國人口“過剩”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嗎？
新中國成立之際，美國艾奇遜暗示，中國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糧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才有出路。艾奇遜的這些言論在當時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中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毛澤東針對艾奇遜的觀點，針鋒相對地指出：“革命的發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緣故麽？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麽？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麽？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麽？”、“中國人口衆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産”、“革命加生産即能解决吃飯問題”、“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産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迹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衆多、物産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1980年代，毛澤東的上述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爭論，被一些人認爲是毛澤東主張人口越多越好、鼓勵生育的主要根據。
其實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只是爲了消除艾奇遜言論的負面影響，幷不表示真的鼓勵生育。同樣，針對核威脅，毛澤東也說過“不怕死人”的話。說什麽幷不表示做什麽，要看當時說的目的。
幷且毛澤東否定中國人口過剩的觀點本身幷沒有錯。三聯書店在2000年出版了《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作者爲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之子李中清。在這本書中，作者用詳盡的數據和嚴謹的分析，證明了中國在過去的三百年間，即使在清朝後期，也根本沒有過“人口過剩”。馬爾薩斯的中國人口觀完全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極度無知的基礎上。
18世紀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中國婦女平均只生育6個孩子，說明中國婦女現實極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有人將中國人口問題歸因于毛澤東時期鼓勵生育政策。其實中國只在1953年之前鼓勵過生育（戰後大多數國家都這樣）。但1950年到1953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這幾年分別爲5.81，5.7，6.47，6.05），與1949年之前沒有差別，也與當時的韓國、越南、泰國、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國臺灣沒有差別（這些國家和地區當時的生育率都在6.0左右）。難道這些國家和地區也鼓勵生育了？可見中國當時鼓勵生育成效不大（因爲當時本身就接近極限生育水平，再鼓勵也沒有用；何况當時也沒有明確鼓勵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張）。在1971年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之前，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與印度、韓國、越南、泰國、巴西相比仍然沒有明顯差別。1971年，以國務院批轉衛生部、商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爲標志，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1973年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面開始，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中國生育率從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與現在印度差不多）。
可見中國人口“問題”幷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
此外，醫學條件也不允許中國在1950年代就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當時中國連避孕套都不能生産，絕大多數婦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只有頂級醫院能做人工流産手術，總不能將育齡婦女都置于生命危險之中吧？總不能將生下來的孩子都掐死吧？在1970年代中國醫學條件才開始成熟，避孕措施才有條件普及，才能比較安全地實行計劃生育。要說毛澤東在人口問題有失誤的話，就是不應該在1973年全面實行計劃生育，雖然當時是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到他1976年去世，幷沒有少生多少孩子，但是爲1980年代的極端計劃生育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
即便當時中國沒有毛澤東，而是一個西方式的議會，馬寅初的提議既違反西式的“人權”法則，又違反中式傳統道德，有一絲一毫通過的可能嗎？所以將人口問題算在毛澤東身上加以譴責是十足的誣衊。
5、解放後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社會發展超前于經濟發展
既然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那麽爲什麽中國人口在解放後快速增長？
我們來分析一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三個指標。HDI主要用三個維度來評價人類發展：能否過一個長壽而健康的生活，是否接受很好的教育，是否擁有體面的生活水平。因此，這個指數不僅包括收入本身，而且包括預期壽命、入學率和識字率等其他指標。
毛澤東在人口方面幷沒有錯
建國初嬰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兒童死亡率都非常高。1949年以後，由于戰亂的結束，幷因爲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建設（袁隆平認爲70年代的農田水利建設是歷史上最好的）和建立農村醫療體制（經過2003年SARS的流行，中國政府重新認識到農村醫療體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痛，决定重新建立農村醫療體制），醫療衛生等方面得到長足的發展（中國的醫療衛生和教育當時在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死亡率（包括嬰幼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急劇下降，壽命顯著延長，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1981年的68歲（接近當時發達國家水平；印度當時只有54歲），再到現在的72 歲，而世界平均預期壽命只從1949年的47歲延長到1976年的58歲、現在的67歲，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延長明顯快于世界平均水平，這些足以說明當時中國的醫療體制的正確性。而印度預期壽命現在都還不到64歲。幷且中國的這種社會進步主要是在1979年之前所取得的。可見當時社會發展明顯超前于經濟發展。最近世界銀行仍然高度評價中國當時的醫療進步[5].
而根據聯合國發展署2005年的資料，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發展（醫療、教育等）明顯落後于經濟發展。中國在發展方面取得的顯著進步沒有使貧困人口受益，特別是沒有能够將創造的財富和提高的收入轉化爲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在廢除了公費合作醫療體制之後，中國７０％到８０％的農村家庭沒有醫療保險，這方面的缺失導致了嬰兒的不必要死亡。在1970年代中國預期壽命比韓國長0.6歲，現在則比韓國短5.4歲。1981年以來中國預期壽命只延長了4歲，而印度則延長了10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王慧炯在評述聯合國報告時表示，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發展很快，衛生醫療却是倒退的。
雖然中國婦女生育率與越南、泰國、巴西、印度等地區沒有明顯差別，相對于中國本國1949年前也沒有明顯變化，但由于死亡率降低、壽命延長，人口快速增加，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5億增加到1970年的8.5億、1980年的10億。換句話說，1949年後中國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爲 “死的太少”（尤其是嬰幼兒死亡率大爲降低），而不是“生的太多”。
一定要將現在的人口壓力歸因于毛澤東的話，那只能怪他將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降低太多了、將壽命增加得太多了。如果中國沒有建立起赤脚醫生制度，中國的嬰幼兒死亡率與印度、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的話，那麽現在在世的各位相當部分可能早在嬰幼兒時期就夭折了。
其實毛澤東時代的那種將社會發展超前于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提高教育和醫療水平，降低嬰幼兒死亡率等），是不利于當時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爲要將嬰兒撫養成人需要付出撫養成本和教育成本，“十年育樹，百年育人”，這些投入需要20年才能轉化爲經濟力。對當時的困難，熬一熬也就過來了，從民族長遠利益來看，那些投入是戰略投資。人口從來就是戰略資源，只是很多人視而不見。中國人均GDP比突尼斯等很多窮國還少，但中國領導人仍然能够得到國際社會尊重，出訪美國等國可以到一流大學演說，而非洲小國領導可以嗎？海外中國人仍然感到祖國的强大。誠如仲大軍先生所指出：“改革開放這麽多年來，中國與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麽？（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資源），實際上是人口，充沛的勞動力資源。就是仗著如此大量的勞動大軍，中國成了世界工廠，成了世界生産基地。一旦中國人口這一寶貴資源减少，影響的將不僅是中國社會和中國經濟，而是整個全球經濟”。爲政者將這個優勢發揮到了極至，却說什麽人多是問題。可以說，現在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飯”，但現在的計劃生育却是“斷子孫的根”。
有人說國際社會譴責中國計劃生育是爲了增加中國人口，好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其實西方國家都希望人民幣升值，希望中國政府提高工人工資。人民幣升值、工人工資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超過一定程度後，中國還有什麽可與國際社會競爭？中國還有多少企業能够挺過去？企業挺不住，意味著更多的失業！
6、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會怎麽樣？
1949年中國人口5.5億，解放後中國人口迅速增長，1953年，中國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總計601，938，035人，估計每年要增加1，200萬人到1，300萬人，增殖率爲千分之二十。歷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變成社會問題了。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論”，他說：“中國人口這樣發展下去，十年後有八億一千萬，五十年後多少？嚇死人！二十六億一千九百萬”，他提出“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的主張。雖然他一直說他的“新人口論”有別于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于1798年發表的《人口論》，但事實上仍然不過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變種。1959年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批判。
1979年夏天，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審閱有關馬寅初的材料時，含著眼泪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于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共産黨應該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筆者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因爲胡耀邦以親民著稱，能够爲在紋革中被整倒的高幹和知識分子平反，能够制定給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難道對數億生命竟然如此漠視？
稍後《光明日報》發表了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一文，指出1959年“錯批”馬寅初導致“誤增”三億人口。中國人口1959年6.6億，1979年9.709億。就是說依照馬寅初的理論到1979年中國人口只能在6.7億左右，這意味著中國人口在壽命大幅度延長的情况下零增長。“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從此廣爲流傳。
馬寅初老先生關注的是人口數量和增長率而不是人口結構，是通過减少新生人口來降低人口總量，實現人口的零增長，他主張每對夫婦只生育兩個孩子。筆者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他那個時候提倡的生育兩個與現在生育兩個意義完全不一樣，建國初嬰兒死亡率爲20%（現在2.55%），孕産婦死亡率爲 1500/10萬（現在50.2/10萬），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25-30%（2003年2.99%），我國人民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增加到現在的72歲。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維持人口總量不增加，後面的計劃生育政策與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一脉相承的。事實上，除了馬寅初外，當時主張計劃生育的還有劭力子，劭力子見到人家生了一個孩子後，就說：不要再生了。馬老先生提出的生2個，在當時是錯誤的（當時高嬰幼兒死亡率、高孕産婦死亡率），在現在也是錯誤的（現在至少有12.5%的不孕人口，幷且單身和丁克很多，只願意生一個的不少，總和生育率連1.7都難以達到）。
在馬寅初提出人口論的40年前孫中山擔憂亡國滅種，在馬寅初提出人口論的3年後中國人口還接近負增長。馬寅初隻看到1949年以來幾年的快速增長，就提出限制人口增長；而毛澤東却從歷史眼光看到中國自1800年以來人口增加緩慢（中華民族占全球比例自從1800年以來下降一半），而沒有立即限制人口增長（幷且當時國際形勢不容樂觀，誰也難以斷言今後沒有戰爭）。
第4次和第5次人口普查數據均顯示1959年到1979年共出生4.57億人口，按照光明日報的說法，不批馬寅初的話，人口會少增加三億，就是說要是依照馬寅初的觀點，其中3億是不應該出生的。換句話說，2005年26到46歲之間人口應該爲1.57億而不是現在的4.57億（65%的人口不應該出生）。這3億人口大都已經結婚，1959年左右出生的婦女生育高峰在1984年左右，統計局資料顯示1984年總和生育率爲2.35；而1979年左右出生的婦女除了少部分沒有生育外，大多數都已經生育，平均生育率可能還不到1.3.粗略假定這個群體平均生育率爲1994年水平（當時總和生育率爲 1.56），就是說假設這3億人口中的1.5億婦女平均每人已經生育1.56個孩子，那麽共有2.34億孩子。這些所謂“誤增”的三億人加上他們已經出生的子女總共5.34億人口，雖然只占中國2005年底總人口的41%，但却占了中國46歲以下（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1959年以後出生人口共9.3億）人口的57%，他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和可持續發展的潜力。
多出的這3億青壯年人口，都是各部門各行業的主力！這意味著現在的勞動骨幹有一大半本來是不應該出生到這個世界上的。沒有這三億年輕勞動人口，現在中國怎麽發展？經濟實力還能排世界第四？沒有這“多出的”3億及其2億多子女，中國確實達到某些人宣稱的“理想人口”7億多的水平，但2005年60 歲以上人口同樣有1.45億（都是1945年以前出生的），比例高達18.1%！現在國家只承擔城市人口中四千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幷且由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農民通過廉價勞動力支持國家基礎建設，幷且是義務兵的主要來源，要是沒有2.5億農民工所創造的財富，政府財政就無法運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于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沒有這“誤增”的三億青壯年勞動人口，老年人怎麽活？總理怎麽當？中國今後怎麽持續發展？現在（2007年）48歲以下的人在嘮叨“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時，可曾想到要是當年沒批馬寅初的話，你們中的一大半都是不可能出生的。想到這裏，背後冷颼颼的，毛骨悚然！說嚴重點，馬寅初的理論與馬爾薩斯理論一樣是反人類的。我不清楚當年批馬寅初的具體動機是什麽，但不論如何是歪打正著。不批馬寅初人口論，天理不容！
减少這三億人口真的能讓中國富强嗎？城市化和工業化是歷史趨勢。减少這三億人口以後，中國人口總數仍然不少（到現在還會有近8億），還是不能像中東那樣靠出賣原始資源致富（俄羅斯人口稀少、資源豐富，幷且人口從1992年以來就不斷减少，但也沒有靠出賣資源而發財），還得靠廉價勞動力起家進行原始積累，比如前些年的基礎設施和重工業建設。城市化和工業化就會滯後，就業率不一定比現在高，經濟就無法起飛，整體國力肯定是大幅度下降的。沒有這三億青壯年勞動人口，中國就沒有勞動力優勢，外國企業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涌向中國。就算人均勞動力收入會有所增加，但與現在一樣多的老年人需要贍養，實際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現在高。人均養老比增加，意味著有相當部分勞動力時間需要花費在侍候老人方面，創造財富的時間大爲减少。
有人因爲現在的農民工收入不高，就以爲他們創造的財富不多。事實上農民工的超低工資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致。但作爲國家，農民工創造的全部財富都是計算進了GDP的。沒有那些農民工，現在的“富人”不會富，國家也不會富。
在1959年采納馬寅初理論後，即使到1979年後也一直依照馬寅初的生育2個的理論，那麽考慮到至少15%的不孕、單身、丁克等不育人口（其實光不孕家庭就占12.5%，幷且正不斷上升），不考慮嬰幼兒和孕産婦死亡情况，那麽生育率也只能在1.7.這1.57億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人口中有婦女7700萬，生育孩子1.3億。以婦女平均生育年齡爲25歲計算，那麽1954年到1958年出生的婦女生孩子也在1979年之後，這個年齡段婦女4363萬，以1.7的生育率計算，生育7418萬個孩子。就是說以馬寅初的理論，從1979年到2004年只能出生2.05億孩子。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從1979年到2000年出生4.239億，加上國家統計局顯示的2001年到2004年這幾年出生的五千萬左右，共出生4.8億左右，比馬寅初理論要求的2.05億多出2.75億。2005年初有13億人口，扣去這2.75億，也扣除1959年到1979年多出生的3億，等于7.25億，就是說按照馬寅初的2胎理論，中國2005年初只能有7.25億人口，確實是接近零增長。那麽2005年中國60歲和65歲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別爲20%和14% （目前實際分別只有11%和7.8%），65歲以上老年人比例高于美國目前的12% （美國的養老金制度已經建立70多年），相當于日本（現在爲15%）1996年水平（日本在1996年的時候人均GDP爲38555美元）。
上面是粗測馬寅初理論的後果，我們再分幾種情况細測馬寅初理論的後果。依照馬寅初的理論，每對夫婦生育只能生育兩個孩子，就是說政策生育率爲 2.0.光明日報的文章聲稱推行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從1959年到1979年會少生３億，可能是考慮到當時的高嬰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兒童死亡率。有人會說，即使有嬰兒、兒童死亡，但還可以再生（其實生育時間是有限的，補生幷不一定成功）。那麽我們就分幾種情况分析馬寅初人口論的後果：
1、假設光明日報的說法是對的，將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億按比例减少三億後，1980年後仍然繼續馬寅初的“只允許生育2胎 ”（每個婦女最多只生育2個孩子）的政策，不生育人口（不育不孕症、單身、丁克）在1980年到2000年以10%計算，2000年以後以15%計算（現在光是不育不孕症人群比例就高達12.5%；但1980年代發病率要低一些，幷且1980年代丁克思想還沒有流行）。
2、假設光明日報的說法是對的，將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億按比例减少三億後，1980年停止計劃生育，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兩個孩子（由于有單身、丁克，幷且一些隻願意生育1個孩子，就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個孩子，另外一些人生育4、5個孩子）。關于這個方案需要說明：如果從1959 年到1979年實行馬寅初的計劃生育方案，生育觀念已經不可逆地改變了很多（比如中國1980年代開始的嚴厲計劃生育，使得生育觀念在1990年代就發生質的變化；越南1988年開始計劃生育，生育觀念幾年後就發生質的變化），生育願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撫養比又顯著增加，生育願望就更加下降，1980年停止計劃生育的話，即使1980年代生育率還可能稍微高于2.0，但1990年之後需要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能使得生育率保持在2.0.
3、1959年後一直允許生育2胎，不考慮嬰、幼兒和孕産婦死亡情况，不生育人口1959年到1979年以5%計算（當時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只有2%左右，但仍然有單身），1980年到2000年以10%計算，2000年以後以15%計算。
4、在“誤增3億”和“獨生子女政策”後，現在開始停止計劃生育，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兩個孩子（在目前的生育意願下，需要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行）。
說明：生育婦女結構模擬1986年的偏正態人口結構，未知人口的出生性別比以105：100計算。根據馬寅初理論，第1個方案是最悲觀的方案（到1979年扎扎實實少生3億），第3個方案是最樂觀的方案（到1979年只少生2.2億），最有可能的情况介于第1個方案和第3個方案之間。另外，還要考慮到馬寅初時代的中國政治現實：那個時候農村也是集體經濟，在政策壓力下很少有超生（就像現在城市人不敢超生一樣；1973年開始計劃生育，允許生育兩三個，全國總和生育率在1979年就只有2.75，1980年只有2.2了）。
1959年之後的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人口總數預測
沒有這3億“誤增”出來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國現在確實達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的7-8億人口，但這7-8億却是老年化的8億，是不可持續發展的7-8億（能够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經很低了，幷且生育意願很低）。
19世紀初中國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接近40%，在20世紀初降低到25%左右，現在降低到20%.要是當年依照馬寅初的理論，現在中國人口只有不到8億，只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世界人口到2050年却仍然會增加到90億，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將急劇下降到不足8%.泱泱大民族就這樣淪落爲小民族了。
計生委資料顯示[6]：200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1.45億，65歲以上老年人1.01億，分別是1945和1940年以前出生的；2015年的1.35億65歲以上老人、2.13億60歲以上老人是在1950年之前出生的，與毛澤東沒有關係；2024年的1.95億左右的65歲以上老人、2.9億60歲以上老人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與毛是否采納馬寅初的理論控制人口沒有關係。同理，2045年及以前的65歲以上老人都是 1980年以前出生的，不受1980年代開始的極端計劃生育所影響，筆者在《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麽樣？》一章分析了沒有1980年代開始的極端計劃生育會怎麽樣。
要想證明馬寅初理論是正確的，就得說明如何養這麽多老年人。事實是按照馬寅初的理論根本養不了這些老年人。
2024年及以前的65歲以上老人都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與當時是否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沒有關係，不同的方案雖不能改變老年人數目，但却通過改變總人口數目而决定了今後的老年人比例。
即使在1979年之前依照馬寅初理論控制人口，而在1980年之後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到2024年也不會達到8億，如何養活超過25% 的65歲以上老年人？即使退休年齡延遲到75歲（一大半人到死都拿不到退休金），社會也無法運轉。由于持續的低生育意願和低生育率，人口結構一步步老化，經濟規模和人口數量在全球的份額也一步步下降。
目前是9個勞動年齡人口（18-64歲）對應一個老年人口，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于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依照馬寅初理論，到2024年是2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怎麽養老？
馬寅初人口論錯就錯在在戰後壽命延長的情况下謀求人口零增長。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和現在的72歲，在這種情况下人口零增長意味著什麽？等壽命平穩下來後人口結構會是什麽樣？
人們往往後悔沒有做某事，其實更應該慶幸幸虧沒有做某事。
1959年後不同生育方案下一個65歲及以上老人對應的勞動人口（18-64歲）數
任何一個命題都是靠歷史鑒定的。打個比喻，一個工廠要長期存在和持續發展，就必須老中青三結合。師傅教徒弟時，要費心費時，甚至影響師傅的工作效率。要是只考慮當年的生産的話，就根本沒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慮企業的長期發展，必須不斷吸收新的力量。否則人才結構會斷代，那時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經驗的師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訓練才能真正成材）。
計劃生育一方面省一筆費用（養育小孩的費用），另一方面母親减少養育小孩的誤工時間，理論上、表面上用這個時間工作可以增加社會財富，也就是人口學界所謂的“人口紅利”。但是相對于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來說，計劃生育其實幷沒有爲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任何貢獻，却透支了今後可持續發展的潜力。現在計生委用目前的“人口紅利”來“檢驗”計劃生育政策，說計劃生育是何等的“正確”。十年育樹，百年育人，人口問題本身是慢性問題，等真正的檢驗官 “時間”來到的時候，計劃生育的决策者和計生委官員已經享受完榮譽和利益後在另外一個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本身就會有就業壓力（這個壓力不是人口本身，而是社會發展模式的轉變所固有的，歐洲、美國都曾經歷過這段時間），計劃生育使得中國婦女勞動參入率罕見地高，大大加重了就業壓力、增加離婚率。經濟學認爲，養育3個孩子的花費只是1個孩子的1.6倍，這還不計算精力上面的節省。另一方面，却因爲“獨柴難燒、獨子難教”，花了高額費用後往往難以得到預期的教育效果。獨生子女政策搞了20多年了，少生了20多年的孩子，我們來看看：
孩子少了，上學應該更容易了吧，應該真正實施免費義務教育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工作應該更好找了吧，收入應該更多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 醫療應該更有保障了吧，看病住院不用擔心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住房壓力應該更小了吧，人人有其屋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環境美化得更好了吧，污染應該沒有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父母壓力小了吧，大家應該都小康了吧？沒有！
再來看看
孩子少了，學費更高了。
孩子少了，房子更貴了。
孩子少了，醫療更享受不了了。
孩子少了，環境更破壞了。
指望計劃生育减少人口來提高生活水平、發展經濟，搞這種全世界僅有的大試驗純粹扯淡！
北宋政治家和史學家司馬光在寫給他兒子司馬康的一封家書《訓儉示康》中，提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著名論斷。隨著經濟的發展，心理撫養能力反而是下降的，總撫養比是不斷降低的，生育願望是不斷降低的，這也是發達國家不要小孩、家庭越來越小的原因之一。計劃生育暫時地使中國由儉入奢，人爲地增加社會培養成本。經濟越發達，養育小孩的相對成本越高，計劃生育使中國在低成本的時候限制對未來勞動力的培養，等今後高成本的時候中國又無力鼓勵生育小孩。
總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齡結構，生育率在2.1左右才能保證下一代相對這一代不會减少也不會增加。1971年前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有5.8左右（每個婦女平均生育5.8個孩子），2000年國家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金指標）顯示總和生育率只有1.22.5.8的生育率意味著我們這一代是上一代的 2.76倍；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計算，我們的下一代只是我們的58%.可以看出現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們的晚年又多麽凄慘。少壯不努力（生兩三個孩子），老大徒傷悲。
政府的職責是引導民衆發展經濟，儘量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要是通過編造人口過多的謊言，降低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當政府領導，明朝末年的張獻忠在四川就當過一次，他就是通過殺人來减少人口、利用已有財富。客觀上中國的人口已經很多了，不可能像切蛋糕一樣把現有的13 億在保持年齡結構不變的情况降下來，應該從這個客觀事實出發，找出提高生活水平的辦法（無論是人均土地還是人均耕地，中國都不比日本、韓國和歐洲很多國家少）。要是中國不算“地大物博”，還有幾個國家算“地大物博”？
中國以前“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人口衆多”的宣傳本身就是一種自信的表現；但後面爲了實行計劃生育，却不惜隱瞞數據，灌輸“人均不足”觀念。要是連人口資源都不善于利用，對其他資源肯定也是粗放式利用。我國的資源利用效率遠遠低于國際水平，也低于印度、泰國等發展中國家水平。以這種粗放利用資源的方式，人口减少一半都不够。用“人口過多”來掩蓋這種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實在不值得！計生委在宣傳“計劃生育的偉大貢獻”的時候，讓人聞到了“焚琴煮鶴 ”的味道。
凡事皆有個度，過猶不及。1979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只稍微高于世代更替水平，通過發展經濟就完全可以在短期內將生育率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毛澤東的人口政策和經濟發展已經將高生育率這條“蛇”打死，1980年代根本沒有必要實行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198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是打“死蛇 ”。少出生1.3億（最悲觀估計也不超過2.2億）人口，大大加重了今後的老年化。
作爲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當時提出那個可以導致亡國的“新人口論” 從學術討論上來說幷不爲過，但馬寅初在接受了計劃生育先驅者的榮譽的時候，就注定了要爲這個事情承擔歷史的責任。歷史和現實表明，馬寅初的所謂的人口理論是錯誤的，以馬寅初理論和宋健的“人口控制論”爲依據的1980年代以後的嚴厲/極端計劃生育政策更是荒謬絕倫。以减少新生人口爲標志的獨生子女政策是作爲基本國策出現的，决策者竟然把通過降低新生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爲基本國策！即使是窮瘋了，也不能幹斷子絕孫的事情。以急劇壓縮人口規模、催生畸形人口結構爲代價提高生活水平，和過把癮就死沒什麽區別。一票否决制否决的是民族的未來。强制結扎其實就是結扎中華民族的持續發展。
毛澤東的直覺勝過馬寅初的學問！馬寅初作爲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徵，我不知道具體原因，但要是僅僅因爲是在人口問題上用一個錯誤的理論與毛澤東爭執，那只能說明中國自由主義的淺薄。最近二十多年的宣傳也都同情馬寅初，却無視3億生命！
1980年左右多位學者提出中國最適人口爲7億，爲計劃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有學者甚至提出無嬰年的方案。現在李偉雄、李小平等人仍然堅持要將中國人口降低到5億、3億。計劃生育不就是民族自殺嗎？鼓勵個人自殺是犯罪，難道鼓勵民族自殺反而成了功臣（一大批學者步步高升）？
毛澤東在一些方面可能做得不好，但在人口、醫療、高科技發展、能源開發、民族工業建立等方面是沒有錯的，我們要一分爲二地看。要是在人口、醫療等方面反毛，只能說明反對者的淺薄。唐代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複哀後人也”。“後人複哀後人”，正好反映了中國歷史在變中保持不變的宿命。以人爲本、可持續發展才能終結這種宿命。
1959－1961年大躍進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既因天灾，也因人禍，但具體數目還有爭議。但1980年代以來的計劃生育却是减少了1.3億（最悲觀估計也不超過2.2億）人口，姑且不談這個。1980年之前中國出生性別比一直是正常的，但是現在公認的未來數千萬光棍意味著什麽？數千萬女嬰到哪里去了？這還只是被迫“自願”的。還有更多的强制墮胎手術，這些都已經是有生命了的！
馬寅初人口論無非就是照搬了一點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却被樹爲什麽偉大的英雄。對馬爾薩斯人口論，馬克思批判過；恩格斯批判過；孫中山批判過；毛澤東也批判過，但中國1980年代還是采納了馬爾薩斯理論控制人口。
馬寅初提出的“對只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加以獎勵，而對超過兩個孩子的父母要抽稅。”這一明顯帶有“行政命令”與“計劃經濟”色彩的建議，當時幷沒有被政府采納。很明顯這是1980年代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後，“獨生子女費”與“超生罰款”的理論依據。
有人說：馬寅初僅僅是一個學者，學者的理論是否會成爲國策，取决于决策者是否采納。如果采納了，由此産生的功勞是决策者的，過失也應當是决策者的；讓學者來負責，于法于理，都說不過去；學者的理論，只要不違反法律，就應當讓人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如果要求學者的理論一定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才能發表，那以後誰還敢說話？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僅僅是一家之言，過去批他，是政治環境和學術環境不正常的表現，現在，爲什麽又拿他當替罪羊？孔子認爲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譯文：君子憂患的事有三件；未曾聽說的事和知識怕不能聽到，要通過多種途徑聽到正確的觀點；聽到之後怕不能學到，要努力學到；學到之後怕不能做到，要想方設法做到）。學者正確意見，决策者不能裝聾作啞而不采納；學者的錯誤觀點，决策者不能不加辯白就一味采納。要是馬寅初的觀點是錯誤的，决策者不采納就是。既然决策者采納一個錯誤觀點，就應該由决策者負責，而不能由學者負責。
這些話確實有些道理，但决策者不是全才，對很多事情是外行，需要一些嚴謹的學者作參謀，需要一些正確的理論作指導。允許學者犯錯誤，但不等于縱容犯錯誤。涉及民族長遠利益的學術研究需要非常嚴謹，至少方向不能錯，但計劃生育的幾個理論連人口結構都沒有考慮，老年化都沒有考慮（就更沒有考慮改變全球民族構成的問題），能算嚴謹嗎？這些人能算人口學家嗎？都讓决策者承擔責任也不太公平，學者就沒有責任心了。學者不能光是想著憑藉理論步步高升，而不想到後果。計劃生育是專家誤國的典型！
筆者說的是批馬寅初人口論，不是批馬寅初本人。事實上，毛澤東也只批了馬的人口論，批馬寅初是在1959年，馬寅初于1960年自己到教育部提出口頭辭職。這個時候的馬寅初已經78歲了（哪個大學有80歲的校長？），後面一直仍留下一個全國政協常委的名義。馬寅初仍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比老帥日子還好過），1980年代實行極端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馬寅初擔任人口學會名譽會長，享年100歲。
國際上人口學都還屬于幼稚學科，遠沒有完善，比如聯合國對于人口預測就從來沒有準確過，說明人口學界缺乏新思維。中國在1980年代人口學起步時候將馬寅初搬上神龕，采納馬寅初、馬爾薩斯的觀點建立起中國的人口學科（宋健研究人口最早起源于對馬寅初的景仰；田雪原研究人口起源于爲馬寅初平反整理資料），導致中國人口學先天不足，一開始就走向了錯誤方向。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現在民族急性自殺的1.2-1.3的生育率，某些人口學者難辭其咎！
既然馬寅初作爲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象徵，不批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不澄清事實，就不會有爲人口政策伸張正義的那一天，人口政策就難以撥亂。
注釋：
1.劉志軍.論人類安全的理念淵源.國際問題論壇. 2005年夏季號.
2.胡鞍鋼， 熊義志.全面開發人力資源：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第一目標. “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强國” 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
3.吳隆杰. 我國人文發展指數的國際比較研究.中國可持續發展，2005，（1）：5-8.
4. 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
5.中國農村衛生――簡報系列. 世界銀行
6. 2001-2050年老年人口和老齡化程度預測.國家計生委2003年
轉自http://www.weekmag.info/html/4472.htm
歷史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
易富賢 2008-11-18
——中國人口問題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
1、問題的提出
1979年8月5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後來流傳甚廣的文章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意思是1959年毛澤東 “錯批”了馬寅初，從而導致“誤增”了三億人口。舉國上下爲此“嚴重失誤”痛心疾首。在此背景下，經過先期試點，中國于1980年全面推行獨生子女政策。從此之後，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因于“人口過多”。
“人口問題是個筐，什麽都可以往裏裝”！在一般人眼裏，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人多爲患。
近年電力短缺、糧食短缺，人們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但其實真正原因是1998年以後的幾年間電力投資銳减和糧食政策失誤。
現在就業壓力大，人們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其實人口决定消費，消費决定生産，生産决定就業。减少人口减少消費，哪里還有就業機會？巴西面積相當于美國的91%，自然資源豐富，氣候良好，人口只相當于美國的60%，但巴西生活水平比美國差多了，失業率是美國的2倍多。生活水平比中國好不了多少，綜合國力還不如中國。因此中國目前的失業率幷不是因爲人口過多，而是由于産業結構改變，减少人口幷不能降低失業率。
很大程度是因爲1979年以來的教育失誤，教育投入之少世所罕見，全世界190多個國家中有170多個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但我國却沒有（名義上有），近年高校又盲目擴招，導致大學生和低素質人找不到工作，技術工人却奇缺，結構性民工荒已經開始。
春運期間火車擁擠，人們將之歸因于人口過多，其實真實原因是中國人均擁有鐵路才5．5厘米，不及一支過濾嘴香烟長，在世界上排在100位之後，幷且世界上有幾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西部與東部之間世界之最的巨大人員流動，而且集中在春節前後一兩周這樣短的期間？
中國近年城市環境污染嚴重，人們也將之歸罪于人口過多，其實任何國家在工程化過程中隨著農村人口大量進城，都曾出現過城市環境污染，幷且中國環境污染更主要的原因是粗放型的發展模式，是中國成爲世界工廠的後果（意味著中國現在的環境污染部分是發達國家轉嫁過來的）。即便如此，近年來中國森林面積在持續增長，沙化土地開始减少。
有人認爲，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人口過剩，1980年才不得不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是對毛澤東錯誤的人口政策的“補救”，要是沒有毛澤東的鼓勵生育也就沒有後面的計劃生育了。
總之，人們認爲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因爲毛澤東沒有采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反而鼓勵生育造成的，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的話，中國生活水平早就趕上美國了，也沒有就業壓力，沒有環境污染了。
中國人口問題真的是毛澤東鼓勵生育造成的嗎？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控制人口會怎麽樣？接下來筆者將從多個方面探討中國人口問題的來龍去脉。
2、人口迷霧的透視器——以人爲本的HDI發展觀
中國人口問題迷霧（“人工”成分比較多）重重，也正是因爲有迷霧，一切社會問題都被或有意或無意地往這個迷霧裏推。人口問題成了一切問題的遮羞布，“人口過多”的迷霧掩蓋了無數失誤。透視這個迷霧既有利于還原歷史，更有利于展望將來。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大量偶然現象背後，往往隱藏著必然規律。其實社會學也可以借鑒醫學的思維。醫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找出與疾病正相關或者負相關的症狀或體液指標，據此來診斷疾病、預測疾病的預後，相關係數越高，診斷越準確。生育率降低是“疾病”，但這個疾病可以用幷發的“症狀”來診斷。既然生育率隨著社會發展程度的提高而降低，那麽就可以用反映社會發展的指標來診斷生育率。筆者比較了聯合國公布的多項社會發展的指標，發現多項指標都與生育率負相關，但只有人類發展指數（HDI）與生育率的相關性最强，相關係數高達-0.916，是診斷生育率的最好指標。
首先簡要介紹一下人類發展指數：
長期以來，國民生産總值（GDP）是反映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有些政治家將人均GDP的提高作爲政績的唯一指標。盲目追求人均GDP必然導致粗放型的發展模式：粗放式地利用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粗放式地污染環境，忽略人的本身發展（比如捨不得在教育和科研等方面投資）。這種粗放型“以物爲本 ”的發展觀已經嚴重透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潜力，已經威脅到社會的和諧穩定。
對于西方國家本身來說，由于過度注重“物”，而不是注重“人”，生育率不斷下降，人口本身的再生産都面臨危機，這表明近代西方文明主導的“以物爲本”的發展觀已經陷入危機。
由于注意到“以物爲本”的GDP發展觀的缺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等人開始積極倡導一種“以人爲本”式的發展觀，幷于1990年發起了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R）》系列書籍的寫作和出版，以倡導和推行這種新的人類發展觀。這一系列的報告在新的高度上重新提出了古代思想家如亞裏士多德等人的以“人”爲發展的中心的思想，提出了經濟發展爲人的全面進步服務的主張。根據這種新的發展觀，人類發展就是拓展人的選擇的過程，其中最爲重要的是長壽而健康、接受教育、享受到體面的生活，其它的選擇包括政治自由、有保障的人權和自尊等等。Amartya Sen說：“人類發展戰略是以人爲中心的發展戰略，人類發展體現了以商品爲中心戰略的發展向以人爲中心戰略的發展的轉變。發展的政策目標應當是增强人們的能力滿足需求，而不只是GDP增長。”[1] 這種“以人爲本” 的新型發展觀近年來已經爲我國政府所采納。
從食古不化到食洋不化，經過近百年的痛苦實踐到現在回歸古代哲人的“以人爲本”、“和諧社會”，表明中國式的道路探索已取得可喜的進展。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自1990年以來，每年發布《人類發展報告》，其中一個關鍵指標是人類發展指數（HDI），該指數由反映人類生活質量的三大要素指標（出生時預期壽命、受教育程度、實際人均GDP）合成一個複合指數，通常作爲衡量人類發展的綜合尺度。HDI的三個方面的指標：一是指人均收入，通常是指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國際美元值，反映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可資利用的物質財富的多少；二是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以反映衛生發展狀况；三是總入學率和識字率，以反映教育發展水平[2].
由于人類發展層次多元化， HDI 將人類發展僅區分爲三個維度，似乎太簡化了。但 UNDP 認爲在發展過程中，這三個範疇對人類而言是最必要的和最基礎的，如果這些基本範疇無法獲得良好的發展，其它的發展層次必然無法達到或沒有意義。UNDP 經由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分析後指出， HDI 的三個成分近乎等權重的綫性組合解釋了88%的一般化變异數，大大强化了 HDI 在此議題上的客觀代表性[3].
聯合國根據不同的發展水平將世界各國分爲三類：一是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0.5之間；二是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51～0.80之間；三是高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在0.81～1.0之間。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資料[4]，筆者比較了聯合國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和地區的HDI（2003年）和 TFR（2000-2005年），發現HDI越高，TFR越低，二者直綫負相關，相關係數高達-0.916.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生育率都非常高。比如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HDI在0.9以上，但平均總和生育率不到1.5；布隆迪、尼日爾、塞拉利昂等非洲國家的HDI在0.3左右，平均總和生育率在 7.0左右。也大概就是民間所說的“越窮越生”（但越生不一定越窮，而是“有子窮不久，無子富不長”）。
雖然總體來說，HDI越高TFR越低，但是由于區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別，在同等HDI的情况下，TFR幷不完全一致。
表3.1不同類型國家的HDI（2003年）和TFR（2000-2005年）
資料來源：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5年公布的2003年人類發展報告[4]
幾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中，中華文化圈國家和地區（韓國、香港、臺灣、泰國、越南等）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在一個國家內部，華人生育率比其他民族低）；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但原蘇聯國家中的穆斯林國家除外）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拉美和加勒比海國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高；穆斯林國家的生育率遠遠比其他國家高。後行國家達到相同的HDI時候，生育率要比先行國家當年要低。比如日本生育率只有1.29，臺灣、韓國不到1.2，香港只有0.9；而歐美主要大國中，美國生育率有2.1，法國1.9，英國1.7.
筆者根據聯合國2005年公布的人口超過500萬的國家和地區的以購買力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國際美元值（2003年）和 TFR（2000-2005）繪製相關圖。發現人均GDP確實與TFR負相關，但相關係數只有-0.656 （即使$5000以內區域相關性比較好，相關係數也只有-0.74），相關程度不高；而HDI與TFR的相關係數高達-0.916，相關程度極高。可見用人均GDP研究人口遠沒有用HDI可靠。
3、社會發展水平决定了解放初中國的高生育率
中國人口在停滯了一百多年後，于1949年後再次快速增長，由1949年的5.4億增加到1959年的6.6億，1970年的8.25 億，1976年的9.33億，再到1980年的9.87億。一些人産生了恐慌心理，驚呼中國已人滿爲患了，幷不假思索將人口問題歸到毛澤東身上，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廣爲流傳。中國大陸人口由1950年的5.52億增加到1980年的9.87億，增加1.79倍；與此同時中國臺灣地區的人口 798萬增加到1785萬，增加2.24倍，大陸怪毛澤東，那麽臺灣怪誰？1950年中國人口爲5.52億，全球25.2億，中國占全球的 21.9%，1980年中國人口爲9.87億，全球44億，中國人口占全球的22.4%.說明中國人口增長與全球同步，中國怪毛澤東，那麽全球怪誰？
上文已經提到人類發展指數與生育率高度負相關。縱向來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隨著HDI的提高，進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HDI 0.51-0.8）行列後，都經歷過從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轉化（從“窗口期”進入S形頂端）。HDI 0.5是個分水嶺，低于0.5的國家，生育率都在5、6左右，而HDI超過0.5之後，生育率都將快速下降。就像感冒，有高度規律性，只要沒有嚴重幷發症，沒有必要特殊治療，不用藥七天好，用藥也是七天好。巫師、庸醫往往利用這個規律，貪天之功，將感冒的痊愈歸功于自己的水平。
中國的HDI在1950年才0.159（印度0.16），經過25年的努力，在1975年HDI達到0.525（相當于美國1880年左右的水平、印度1992年的水平）。就是說中國在1970年之前屬于低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在這個發展層次的國家都是6.0以上的高生育率。而1970年之後，中國已經步入中等水平人類發展國家，即使不實行計劃生育，生育率也會急劇下降的。
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是憑减少人口提高HDI的。美國HDI從1870年的0.467（中國1960年代水平）增加到1913年的 0.733（中國2001年的水平），花了43年；日本HDI從1870年的0.160（相當于中國1950年水平）升高到1950年的0.607（中國 1987年水平），花了80年。
4、中國人口“過剩”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嗎？
新中國成立之際，美國艾奇遜暗示，中國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糧食問題，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只有靠美國的麵粉才有出路。艾奇遜的這些言論在當時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中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毛澤東針對艾奇遜的觀點，針鋒相對地指出：“革命的發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緣故麽？古今中外有過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麽？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麽？美國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麽？”、“中國人口衆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辦法，這辦法就是生産”、“革命加生産即能解决吃飯問題”、“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産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迹也可以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衆多、物産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1980年代，毛澤東的上述觀點引起了很大的爭論，被一些人認爲是毛澤東主張人口越多越好、鼓勵生育的主要根據。
其實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只是爲了消除艾奇遜言論的負面影響，幷不表示真的鼓勵生育。同樣，針對核威脅，毛澤東也說過“不怕死人”的話。說什麽幷不表示做什麽，要看當時說的目的。
幷且毛澤東否定中國人口過剩的觀點本身幷沒有錯。三聯書店在2000年出版了《人類的四分之一：馬爾薩斯的神話與中國的現實》，作者爲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之子李中清。在這本書中，作者用詳盡的數據和嚴謹的分析，證明了中國在過去的三百年間，即使在清朝後期，也根本沒有過“人口過剩”。馬爾薩斯的中國人口觀完全建立在對中國歷史和現實極度無知的基礎上。
18世紀全球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中國婦女平均只生育6個孩子，說明中國婦女現實極限生育率只能在6.0左右。有人將中國人口問題歸因于毛澤東時期鼓勵生育政策。其實中國只在1953年之前鼓勵過生育（戰後大多數國家都這樣）。但1950年到1953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這幾年分別爲5.81，5.7，6.47，6.05），與1949年之前沒有差別，也與當時的韓國、越南、泰國、巴西、印度、新加坡、中國臺灣沒有差別（這些國家和地區當時的生育率都在6.0左右）。難道這些國家和地區也鼓勵生育了？可見中國當時鼓勵生育成效不大（因爲當時本身就接近極限生育水平，再鼓勵也沒有用；何况當時也沒有明確鼓勵生育和增加人口的政策和主張）。在1971年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之前，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6.0左右）與印度、韓國、越南、泰國、巴西相比仍然沒有明顯差別。1971年，以國務院批轉衛生部、商業部、燃料化學工業部《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爲標志，中國開始推行計劃生育，1973年全國城鄉計劃生育工作全面開始，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中國生育率從1973年的4.54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與現在印度差不多）。
可見中國人口“問題”幷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
此外，醫學條件也不允許中國在1950年代就開始實行計劃生育，當時中國連避孕套都不能生産，絕大多數婦女都是靠接生婆接生，只有頂級醫院能做人工流産手術，總不能將育齡婦女都置于生命危險之中吧？總不能將生下來的孩子都掐死吧？在1970年代中國醫學條件才開始成熟，避孕措施才有條件普及，才能比較安全地實行計劃生育。要說毛澤東在人口問題有失誤的話，就是不應該在1973年全面實行計劃生育，雖然當時是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到他1976年去世，幷沒有少生多少孩子，但是爲1980年代的極端計劃生育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
即便當時中國沒有毛澤東，而是一個西方式的議會，馬寅初的提議既違反西式的“人權”法則，又違反中式傳統道德，有一絲一毫通過的可能嗎？所以將人口問題算在毛澤東身上加以譴責是十足的誣衊。
5、解放後中國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社會發展超前于經濟發展
既然不是因爲毛澤東鼓勵生育，那麽爲什麽中國人口在解放後快速增長？
我們來分析一下人類發展指數（HDI）的三個指標。HDI主要用三個維度來評價人類發展：能否過一個長壽而健康的生活，是否接受很好的教育，是否擁有體面的生活水平。因此，這個指數不僅包括收入本身，而且包括預期壽命、入學率和識字率等其他指標。
毛澤東在人口方面幷沒有錯
建國初嬰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兒童死亡率都非常高。1949年以後，由于戰亂的結束，幷因爲大力發展農田水利建設（袁隆平認爲70年代的農田水利建設是歷史上最好的）和建立農村醫療體制（經過2003年SARS的流行，中國政府重新認識到農村醫療體制的重要性，痛定思痛，决定重新建立農村醫療體制），醫療衛生等方面得到長足的發展（中國的醫療衛生和教育當時在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死亡率（包括嬰幼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急劇下降，壽命顯著延長，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1981年的68歲（接近當時發達國家水平；印度當時只有54歲），再到現在的72 歲，而世界平均預期壽命只從1949年的47歲延長到1976年的58歲、現在的67歲，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延長明顯快于世界平均水平，這些足以說明當時中國的醫療體制的正確性。而印度預期壽命現在都還不到64歲。幷且中國的這種社會進步主要是在1979年之前所取得的。可見當時社會發展明顯超前于經濟發展。最近世界銀行仍然高度評價中國當時的醫療進步[5].
而根據聯合國發展署2005年的資料，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發展（醫療、教育等）明顯落後于經濟發展。中國在發展方面取得的顯著進步沒有使貧困人口受益，特別是沒有能够將創造的財富和提高的收入轉化爲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在廢除了公費合作醫療體制之後，中國７０％到８０％的農村家庭沒有醫療保險，這方面的缺失導致了嬰兒的不必要死亡。在1970年代中國預期壽命比韓國長0.6歲，現在則比韓國短5.4歲。1981年以來中國預期壽命只延長了4歲，而印度則延長了10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王慧炯在評述聯合國報告時表示，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經濟發展很快，衛生醫療却是倒退的。
雖然中國婦女生育率與越南、泰國、巴西、印度等地區沒有明顯差別，相對于中國本國1949年前也沒有明顯變化，但由于死亡率降低、壽命延長，人口快速增加，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5億增加到1970年的8.5億、1980年的10億。換句話說，1949年後中國人口快速增加，更大程度是因爲 “死的太少”（尤其是嬰幼兒死亡率大爲降低），而不是“生的太多”。
一定要將現在的人口壓力歸因于毛澤東的話，那只能怪他將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降低太多了、將壽命增加得太多了。如果中國沒有建立起赤脚醫生制度，中國的嬰幼兒死亡率與印度、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的話，那麽現在在世的各位相當部分可能早在嬰幼兒時期就夭折了。
其實毛澤東時代的那種將社會發展超前于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提高教育和醫療水平，降低嬰幼兒死亡率等），是不利于當時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爲要將嬰兒撫養成人需要付出撫養成本和教育成本，“十年育樹，百年育人”，這些投入需要20年才能轉化爲經濟力。對當時的困難，熬一熬也就過來了，從民族長遠利益來看，那些投入是戰略投資。人口從來就是戰略資源，只是很多人視而不見。中國人均GDP比突尼斯等很多窮國還少，但中國領導人仍然能够得到國際社會尊重，出訪美國等國可以到一流大學演說，而非洲小國領導可以嗎？海外中國人仍然感到祖國的强大。誠如仲大軍先生所指出：“改革開放這麽多年來，中國與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麽？（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資源），實際上是人口，充沛的勞動力資源。就是仗著如此大量的勞動大軍，中國成了世界工廠，成了世界生産基地。一旦中國人口這一寶貴資源减少，影響的將不僅是中國社會和中國經濟，而是整個全球經濟”。爲政者將這個優勢發揮到了極至，却說什麽人多是問題。可以說，現在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飯”，但現在的計劃生育却是“斷子孫的根”。
有人說國際社會譴責中國計劃生育是爲了增加中國人口，好剝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其實西方國家都希望人民幣升值，希望中國政府提高工人工資。人民幣升值、工人工資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超過一定程度後，中國還有什麽可與國際社會競爭？中國還有多少企業能够挺過去？企業挺不住，意味著更多的失業！
6、要是當年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會怎麽樣？
1949年中國人口5.5億，解放後中國人口迅速增長，1953年，中國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國人口總計601，938，035人，估計每年要增加1，200萬人到1，300萬人，增殖率爲千分之二十。歷史上一直缺乏的人口一下子變成社會問題了。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新人口論”，他說：“中國人口這樣發展下去，十年後有八億一千萬，五十年後多少？嚇死人！二十六億一千九百萬”，他提出“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的主張。雖然他一直說他的“新人口論”有別于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于1798年發表的《人口論》，但事實上仍然不過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變種。1959年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遭到批判。
1979年夏天，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在審閱有關馬寅初的材料時，含著眼泪說：“當年毛主席要是肯聽馬寅初一句話，中國今天的人口何至于會突破十億大關啊！批錯一個人，增加幾億人。我們再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了。共産黨應該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學家和知識分子了！”。筆者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因爲胡耀邦以親民著稱，能够爲在紋革中被整倒的高幹和知識分子平反，能够制定給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難道對數億生命竟然如此漠視？
稍後《光明日報》發表了 “錯批一人誤增三億”一文，指出1959年“錯批”馬寅初導致“誤增”三億人口。中國人口1959年6.6億，1979年9.709億。就是說依照馬寅初的理論到1979年中國人口只能在6.7億左右，這意味著中國人口在壽命大幅度延長的情况下零增長。“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謠言從此廣爲流傳。
馬寅初老先生關注的是人口數量和增長率而不是人口結構，是通過减少新生人口來降低人口總量，實現人口的零增長，他主張每對夫婦只生育兩個孩子。筆者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他那個時候提倡的生育兩個與現在生育兩個意義完全不一樣，建國初嬰兒死亡率爲20%（現在2.55%），孕産婦死亡率爲 1500/10萬（現在50.2/10萬），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25-30%（2003年2.99%），我國人民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5歲增加到現在的72歲。馬寅初的主要思想是維持人口總量不增加，後面的計劃生育政策與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一脉相承的。事實上，除了馬寅初外，當時主張計劃生育的還有劭力子，劭力子見到人家生了一個孩子後，就說：不要再生了。馬老先生提出的生2個，在當時是錯誤的（當時高嬰幼兒死亡率、高孕産婦死亡率），在現在也是錯誤的（現在至少有12.5%的不孕人口，幷且單身和丁克很多，只願意生一個的不少，總和生育率連1.7都難以達到）。
在馬寅初提出人口論的40年前孫中山擔憂亡國滅種，在馬寅初提出人口論的3年後中國人口還接近負增長。馬寅初隻看到1949年以來幾年的快速增長，就提出限制人口增長；而毛澤東却從歷史眼光看到中國自1800年以來人口增加緩慢（中華民族占全球比例自從1800年以來下降一半），而沒有立即限制人口增長（幷且當時國際形勢不容樂觀，誰也難以斷言今後沒有戰爭）。
第4次和第5次人口普查數據均顯示1959年到1979年共出生4.57億人口，按照光明日報的說法，不批馬寅初的話，人口會少增加三億，就是說要是依照馬寅初的觀點，其中3億是不應該出生的。換句話說，2005年26到46歲之間人口應該爲1.57億而不是現在的4.57億（65%的人口不應該出生）。這3億人口大都已經結婚，1959年左右出生的婦女生育高峰在1984年左右，統計局資料顯示1984年總和生育率爲2.35；而1979年左右出生的婦女除了少部分沒有生育外，大多數都已經生育，平均生育率可能還不到1.3.粗略假定這個群體平均生育率爲1994年水平（當時總和生育率爲 1.56），就是說假設這3億人口中的1.5億婦女平均每人已經生育1.56個孩子，那麽共有2.34億孩子。這些所謂“誤增”的三億人加上他們已經出生的子女總共5.34億人口，雖然只占中國2005年底總人口的41%，但却占了中國46歲以下（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1959年以後出生人口共9.3億）人口的57%，他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和可持續發展的潜力。
多出的這3億青壯年人口，都是各部門各行業的主力！這意味著現在的勞動骨幹有一大半本來是不應該出生到這個世界上的。沒有這三億年輕勞動人口，現在中國怎麽發展？經濟實力還能排世界第四？沒有這“多出的”3億及其2億多子女，中國確實達到某些人宣稱的“理想人口”7億多的水平，但2005年60 歲以上人口同樣有1.45億（都是1945年以前出生的），比例高達18.1%！現在國家只承擔城市人口中四千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幷且由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農民通過廉價勞動力支持國家基礎建設，幷且是義務兵的主要來源，要是沒有2.5億農民工所創造的財富，政府財政就無法運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于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沒有這“誤增”的三億青壯年勞動人口，老年人怎麽活？總理怎麽當？中國今後怎麽持續發展？現在（2007年）48歲以下的人在嘮叨“錯批一人誤增三億”時，可曾想到要是當年沒批馬寅初的話，你們中的一大半都是不可能出生的。想到這裏，背後冷颼颼的，毛骨悚然！說嚴重點，馬寅初的理論與馬爾薩斯理論一樣是反人類的。我不清楚當年批馬寅初的具體動機是什麽，但不論如何是歪打正著。不批馬寅初人口論，天理不容！
减少這三億人口真的能讓中國富强嗎？城市化和工業化是歷史趨勢。减少這三億人口以後，中國人口總數仍然不少（到現在還會有近8億），還是不能像中東那樣靠出賣原始資源致富（俄羅斯人口稀少、資源豐富，幷且人口從1992年以來就不斷减少，但也沒有靠出賣資源而發財），還得靠廉價勞動力起家進行原始積累，比如前些年的基礎設施和重工業建設。城市化和工業化就會滯後，就業率不一定比現在高，經濟就無法起飛，整體國力肯定是大幅度下降的。沒有這三億青壯年勞動人口，中國就沒有勞動力優勢，外國企業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涌向中國。就算人均勞動力收入會有所增加，但與現在一樣多的老年人需要贍養，實際生活水平不一定比現在高。人均養老比增加，意味著有相當部分勞動力時間需要花費在侍候老人方面，創造財富的時間大爲减少。
有人因爲現在的農民工收入不高，就以爲他們創造的財富不多。事實上農民工的超低工資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所致。但作爲國家，農民工創造的全部財富都是計算進了GDP的。沒有那些農民工，現在的“富人”不會富，國家也不會富。
在1959年采納馬寅初理論後，即使到1979年後也一直依照馬寅初的生育2個的理論，那麽考慮到至少15%的不孕、單身、丁克等不育人口（其實光不孕家庭就占12.5%，幷且正不斷上升），不考慮嬰幼兒和孕産婦死亡情况，那麽生育率也只能在1.7.這1.57億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人口中有婦女7700萬，生育孩子1.3億。以婦女平均生育年齡爲25歲計算，那麽1954年到1958年出生的婦女生孩子也在1979年之後，這個年齡段婦女4363萬，以1.7的生育率計算，生育7418萬個孩子。就是說以馬寅初的理論，從1979年到2004年只能出生2.05億孩子。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從1979年到2000年出生4.239億，加上國家統計局顯示的2001年到2004年這幾年出生的五千萬左右，共出生4.8億左右，比馬寅初理論要求的2.05億多出2.75億。2005年初有13億人口，扣去這2.75億，也扣除1959年到1979年多出生的3億，等于7.25億，就是說按照馬寅初的2胎理論，中國2005年初只能有7.25億人口，確實是接近零增長。那麽2005年中國60歲和65歲以上老年人比例分別爲20%和14% （目前實際分別只有11%和7.8%），65歲以上老年人比例高于美國目前的12% （美國的養老金制度已經建立70多年），相當于日本（現在爲15%）1996年水平（日本在1996年的時候人均GDP爲38555美元）。
上面是粗測馬寅初理論的後果，我們再分幾種情况細測馬寅初理論的後果。依照馬寅初的理論，每對夫婦生育只能生育兩個孩子，就是說政策生育率爲 2.0.光明日報的文章聲稱推行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從1959年到1979年會少生３億，可能是考慮到當時的高嬰兒死亡率、孕産婦死亡率、兒童死亡率。有人會說，即使有嬰兒、兒童死亡，但還可以再生（其實生育時間是有限的，補生幷不一定成功）。那麽我們就分幾種情况分析馬寅初人口論的後果：
1、假設光明日報的說法是對的，將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億按比例减少三億後，1980年後仍然繼續馬寅初的“只允許生育2胎 ”（每個婦女最多只生育2個孩子）的政策，不生育人口（不育不孕症、單身、丁克）在1980年到2000年以10%計算，2000年以後以15%計算（現在光是不育不孕症人群比例就高達12.5%；但1980年代發病率要低一些，幷且1980年代丁克思想還沒有流行）。
2、假設光明日報的說法是對的，將1959年到1979年出生的4.57億按比例减少三億後，1980年停止計劃生育，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兩個孩子（由于有單身、丁克，幷且一些隻願意生育1個孩子，就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個孩子，另外一些人生育4、5個孩子）。關于這個方案需要說明：如果從1959 年到1979年實行馬寅初的計劃生育方案，生育觀念已經不可逆地改變了很多（比如中國1980年代開始的嚴厲計劃生育，使得生育觀念在1990年代就發生質的變化；越南1988年開始計劃生育，生育觀念幾年後就發生質的變化），生育願望肯定下降不少，而撫養比又顯著增加，生育願望就更加下降，1980年停止計劃生育的話，即使1980年代生育率還可能稍微高于2.0，但1990年之後需要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能使得生育率保持在2.0.
3、1959年後一直允許生育2胎，不考慮嬰、幼兒和孕産婦死亡情况，不生育人口1959年到1979年以5%計算（當時不育不孕症發病率只有2%左右，但仍然有單身），1980年到2000年以10%計算，2000年以後以15%計算。
4、在“誤增3億”和“獨生子女政策”後，現在開始停止計劃生育，平均每個婦女生育兩個孩子（在目前的生育意願下，需要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才行）。
說明：生育婦女結構模擬1986年的偏正態人口結構，未知人口的出生性別比以105：100計算。根據馬寅初理論，第1個方案是最悲觀的方案（到1979年扎扎實實少生3億），第3個方案是最樂觀的方案（到1979年只少生2.2億），最有可能的情况介于第1個方案和第3個方案之間。另外，還要考慮到馬寅初時代的中國政治現實：那個時候農村也是集體經濟，在政策壓力下很少有超生（就像現在城市人不敢超生一樣；1973年開始計劃生育，允許生育兩三個，全國總和生育率在1979年就只有2.75，1980年只有2.2了）。
1959年之後的不同生育方案下的人口總數預測
沒有這3億“誤增”出來的人口及其子女，中國現在確實達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的7-8億人口，但這7-8億却是老年化的8億，是不可持續發展的7-8億（能够生育下一代的人口比例已經很低了，幷且生育意願很低）。
19世紀初中國占全球人口的比例接近40%，在20世紀初降低到25%左右，現在降低到20%.要是當年依照馬寅初的理論，現在中國人口只有不到8億，只占全球人口的13%；而世界人口到2050年却仍然會增加到90億，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將急劇下降到不足8%.泱泱大民族就這樣淪落爲小民族了。
計生委資料顯示[6]：200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1.45億，65歲以上老年人1.01億，分別是1945和1940年以前出生的；2015年的1.35億65歲以上老人、2.13億60歲以上老人是在1950年之前出生的，與毛澤東沒有關係；2024年的1.95億左右的65歲以上老人、2.9億60歲以上老人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與毛是否采納馬寅初的理論控制人口沒有關係。同理，2045年及以前的65歲以上老人都是 1980年以前出生的，不受1980年代開始的極端計劃生育所影響，筆者在《要是當年中國不實行計劃生育會怎麽樣？》一章分析了沒有1980年代開始的極端計劃生育會怎麽樣。
要想證明馬寅初理論是正確的，就得說明如何養這麽多老年人。事實是按照馬寅初的理論根本養不了這些老年人。
2024年及以前的65歲以上老人都是在1959年之前出生的，與當時是否采納馬寅初人口論沒有關係，不同的方案雖不能改變老年人數目，但却通過改變總人口數目而决定了今後的老年人比例。
即使在1979年之前依照馬寅初理論控制人口，而在1980年之後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人口到2024年也不會達到8億，如何養活超過25% 的65歲以上老年人？即使退休年齡延遲到75歲（一大半人到死都拿不到退休金），社會也無法運轉。由于持續的低生育意願和低生育率，人口結構一步步老化，經濟規模和人口數量在全球的份額也一步步下降。
目前是9個勞動年齡人口（18-64歲）對應一個老年人口，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于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依照馬寅初理論，到2024年是2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怎麽養老？
馬寅初人口論錯就錯在在戰後壽命延長的情况下謀求人口零增長。平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35歲延長到1976年的65歲和現在的72歲，在這種情况下人口零增長意味著什麽？等壽命平穩下來後人口結構會是什麽樣？
人們往往後悔沒有做某事，其實更應該慶幸幸虧沒有做某事。
1959年後不同生育方案下一個65歲及以上老人對應的勞動人口（18-64歲）數
任何一個命題都是靠歷史鑒定的。打個比喻，一個工廠要長期存在和持續發展，就必須老中青三結合。師傅教徒弟時，要費心費時，甚至影響師傅的工作效率。要是只考慮當年的生産的話，就根本沒有必要招收新徒弟。但要考慮企業的長期發展，必須不斷吸收新的力量。否則人才結構會斷代，那時候再招收徒弟就晚了（一方面有經驗的師傅退休了，另一方面新手需要多年的訓練才能真正成材）。
計劃生育一方面省一筆費用（養育小孩的費用），另一方面母親减少養育小孩的誤工時間，理論上、表面上用這個時間工作可以增加社會財富，也就是人口學界所謂的“人口紅利”。但是相對于沒有實行計劃生育的印度來說，計劃生育其實幷沒有爲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任何貢獻，却透支了今後可持續發展的潜力。現在計生委用目前的“人口紅利”來“檢驗”計劃生育政策，說計劃生育是何等的“正確”。十年育樹，百年育人，人口問題本身是慢性問題，等真正的檢驗官 “時間”來到的時候，計劃生育的决策者和計生委官員已經享受完榮譽和利益後在另外一個世界“管他洪水滔滔”了。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本身就會有就業壓力（這個壓力不是人口本身，而是社會發展模式的轉變所固有的，歐洲、美國都曾經歷過這段時間），計劃生育使得中國婦女勞動參入率罕見地高，大大加重了就業壓力、增加離婚率。經濟學認爲，養育3個孩子的花費只是1個孩子的1.6倍，這還不計算精力上面的節省。另一方面，却因爲“獨柴難燒、獨子難教”，花了高額費用後往往難以得到預期的教育效果。獨生子女政策搞了20多年了，少生了20多年的孩子，我們來看看：
孩子少了，上學應該更容易了吧，應該真正實施免費義務教育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工作應該更好找了吧，收入應該更多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 醫療應該更有保障了吧，看病住院不用擔心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住房壓力應該更小了吧，人人有其屋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環境美化得更好了吧，污染應該沒有了吧？沒有！
孩子少了，父母壓力小了吧，大家應該都小康了吧？沒有！
再來看看
孩子少了，學費更高了。
孩子少了，房子更貴了。
孩子少了，醫療更享受不了了。
孩子少了，環境更破壞了。
指望計劃生育减少人口來提高生活水平、發展經濟，搞這種全世界僅有的大試驗純粹扯淡！
北宋政治家和史學家司馬光在寫給他兒子司馬康的一封家書《訓儉示康》中，提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著名論斷。隨著經濟的發展，心理撫養能力反而是下降的，總撫養比是不斷降低的，生育願望是不斷降低的，這也是發達國家不要小孩、家庭越來越小的原因之一。計劃生育暫時地使中國由儉入奢，人爲地增加社會培養成本。經濟越發達，養育小孩的相對成本越高，計劃生育使中國在低成本的時候限制對未來勞動力的培養，等今後高成本的時候中國又無力鼓勵生育小孩。
總和生育率反映的是年齡結構，生育率在2.1左右才能保證下一代相對這一代不會减少也不會增加。1971年前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有5.8左右（每個婦女平均生育5.8個孩子），2000年國家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金指標）顯示總和生育率只有1.22.5.8的生育率意味著我們這一代是上一代的 2.76倍；以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計算，我們的下一代只是我們的58%.可以看出現在老年人多舒服，而我們的晚年又多麽凄慘。少壯不努力（生兩三個孩子），老大徒傷悲。
政府的職責是引導民衆發展經濟，儘量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要是通過編造人口過多的謊言，降低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人都可以當政府領導，明朝末年的張獻忠在四川就當過一次，他就是通過殺人來减少人口、利用已有財富。客觀上中國的人口已經很多了，不可能像切蛋糕一樣把現有的13 億在保持年齡結構不變的情况降下來，應該從這個客觀事實出發，找出提高生活水平的辦法（無論是人均土地還是人均耕地，中國都不比日本、韓國和歐洲很多國家少）。要是中國不算“地大物博”，還有幾個國家算“地大物博”？
中國以前“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人口衆多”的宣傳本身就是一種自信的表現；但後面爲了實行計劃生育，却不惜隱瞞數據，灌輸“人均不足”觀念。要是連人口資源都不善于利用，對其他資源肯定也是粗放式利用。我國的資源利用效率遠遠低于國際水平，也低于印度、泰國等發展中國家水平。以這種粗放利用資源的方式，人口减少一半都不够。用“人口過多”來掩蓋這種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實在不值得！計生委在宣傳“計劃生育的偉大貢獻”的時候，讓人聞到了“焚琴煮鶴 ”的味道。
凡事皆有個度，過猶不及。1979年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只稍微高于世代更替水平，通過發展經濟就完全可以在短期內將生育率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毛澤東的人口政策和經濟發展已經將高生育率這條“蛇”打死，1980年代根本沒有必要實行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198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是打“死蛇 ”。少出生1.3億（最悲觀估計也不超過2.2億）人口，大大加重了今後的老年化。
作爲一個年近八旬的老人，當時提出那個可以導致亡國的“新人口論” 從學術討論上來說幷不爲過，但馬寅初在接受了計劃生育先驅者的榮譽的時候，就注定了要爲這個事情承擔歷史的責任。歷史和現實表明，馬寅初的所謂的人口理論是錯誤的，以馬寅初理論和宋健的“人口控制論”爲依據的1980年代以後的嚴厲/極端計劃生育政策更是荒謬絕倫。以减少新生人口爲標志的獨生子女政策是作爲基本國策出現的，决策者竟然把通過降低新生人口的增長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爲基本國策！即使是窮瘋了，也不能幹斷子絕孫的事情。以急劇壓縮人口規模、催生畸形人口結構爲代價提高生活水平，和過把癮就死沒什麽區別。一票否决制否决的是民族的未來。强制結扎其實就是結扎中華民族的持續發展。
毛澤東的直覺勝過馬寅初的學問！馬寅初作爲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徵，我不知道具體原因，但要是僅僅因爲是在人口問題上用一個錯誤的理論與毛澤東爭執，那只能說明中國自由主義的淺薄。最近二十多年的宣傳也都同情馬寅初，却無視3億生命！
1980年左右多位學者提出中國最適人口爲7億，爲計劃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有學者甚至提出無嬰年的方案。現在李偉雄、李小平等人仍然堅持要將中國人口降低到5億、3億。計劃生育不就是民族自殺嗎？鼓勵個人自殺是犯罪，難道鼓勵民族自殺反而成了功臣（一大批學者步步高升）？
毛澤東在一些方面可能做得不好，但在人口、醫療、高科技發展、能源開發、民族工業建立等方面是沒有錯的，我們要一分爲二地看。要是在人口、醫療等方面反毛，只能說明反對者的淺薄。唐代杜牧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複哀後人也”。“後人複哀後人”，正好反映了中國歷史在變中保持不變的宿命。以人爲本、可持續發展才能終結這種宿命。
1959－1961年大躍進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既因天灾，也因人禍，但具體數目還有爭議。但1980年代以來的計劃生育却是减少了1.3億（最悲觀估計也不超過2.2億）人口，姑且不談這個。1980年之前中國出生性別比一直是正常的，但是現在公認的未來數千萬光棍意味著什麽？數千萬女嬰到哪里去了？這還只是被迫“自願”的。還有更多的强制墮胎手術，這些都已經是有生命了的！
馬寅初人口論無非就是照搬了一點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却被樹爲什麽偉大的英雄。對馬爾薩斯人口論，馬克思批判過；恩格斯批判過；孫中山批判過；毛澤東也批判過，但中國1980年代還是采納了馬爾薩斯理論控制人口。
馬寅初提出的“對只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加以獎勵，而對超過兩個孩子的父母要抽稅。”這一明顯帶有“行政命令”與“計劃經濟”色彩的建議，當時幷沒有被政府采納。很明顯這是1980年代獨生子女政策實施後，“獨生子女費”與“超生罰款”的理論依據。
有人說：馬寅初僅僅是一個學者，學者的理論是否會成爲國策，取决于决策者是否采納。如果采納了，由此産生的功勞是决策者的，過失也應當是决策者的；讓學者來負責，于法于理，都說不過去；學者的理論，只要不違反法律，就應當讓人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如果要求學者的理論一定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才能發表，那以後誰還敢說話？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僅僅是一家之言，過去批他，是政治環境和學術環境不正常的表現，現在，爲什麽又拿他當替罪羊？孔子認爲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譯文：君子憂患的事有三件；未曾聽說的事和知識怕不能聽到，要通過多種途徑聽到正確的觀點；聽到之後怕不能學到，要努力學到；學到之後怕不能做到，要想方設法做到）。學者正確意見，决策者不能裝聾作啞而不采納；學者的錯誤觀點，决策者不能不加辯白就一味采納。要是馬寅初的觀點是錯誤的，决策者不采納就是。既然决策者采納一個錯誤觀點，就應該由决策者負責，而不能由學者負責。
這些話確實有些道理，但决策者不是全才，對很多事情是外行，需要一些嚴謹的學者作參謀，需要一些正確的理論作指導。允許學者犯錯誤，但不等于縱容犯錯誤。涉及民族長遠利益的學術研究需要非常嚴謹，至少方向不能錯，但計劃生育的幾個理論連人口結構都沒有考慮，老年化都沒有考慮（就更沒有考慮改變全球民族構成的問題），能算嚴謹嗎？這些人能算人口學家嗎？都讓决策者承擔責任也不太公平，學者就沒有責任心了。學者不能光是想著憑藉理論步步高升，而不想到後果。計劃生育是專家誤國的典型！
筆者說的是批馬寅初人口論，不是批馬寅初本人。事實上，毛澤東也只批了馬的人口論，批馬寅初是在1959年，馬寅初于1960年自己到教育部提出口頭辭職。這個時候的馬寅初已經78歲了（哪個大學有80歲的校長？），後面一直仍留下一個全國政協常委的名義。馬寅初仍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比老帥日子還好過），1980年代實行極端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馬寅初擔任人口學會名譽會長，享年100歲。
國際上人口學都還屬于幼稚學科，遠沒有完善，比如聯合國對于人口預測就從來沒有準確過，說明人口學界缺乏新思維。中國在1980年代人口學起步時候將馬寅初搬上神龕，采納馬寅初、馬爾薩斯的觀點建立起中國的人口學科（宋健研究人口最早起源于對馬寅初的景仰；田雪原研究人口起源于爲馬寅初平反整理資料），導致中國人口學先天不足，一開始就走向了錯誤方向。苛刻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現在民族急性自殺的1.2-1.3的生育率，某些人口學者難辭其咎！
既然馬寅初作爲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象徵，不批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不澄清事實，就不會有爲人口政策伸張正義的那一天，人口政策就難以撥亂。
注釋：
1.劉志軍.論人類安全的理念淵源.國際問題論壇. 2005年夏季號.
2.胡鞍鋼， 熊義志.全面開發人力資源：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第一目標. “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强國” 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
3.吳隆杰. 我國人文發展指數的國際比較研究.中國可持續發展，2005，（1）：5-8.
4. 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
5.中國農村衛生――簡報系列. 世界銀行
6. 2001-2050年老年人口和老齡化程度預測.國家計生委2003年
英國才有“特供”（梁文道）
轉自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10/1005_23_816341.shtml
英國才有“特供”
梁文道 2008年10月05日
很久以前，有人遞了一根烟給我，他神秘兮兮地叫我趕緊嘗嘗:“這是特別做給‘上頭’抽的，外面沒得賣”；這就是我的第一根“中華牌”了。後來，“中華牌”變得一點也不稀奇，滿街都是，而我們這些“港燦”此時也早已發現，真正做給“上頭”的其實是一種叫做“熊猫”的烟。孰料去年開始，連香港機場免稅店也在賣“ 熊猫”了，而且還是那種傳說中的黃色包裝。起初大夥兒還不相信，怎麽“上頭”抽的烟就能這樣拿到街上賣呢？果然，又有一個朋友（同樣很神秘地）提醒我:“ 別傻了，真正的‘特供’哪能這麽容易讓你見著。”
“特供”，特別製造以供應上峰的産品簡稱。多麽奇怪的東西呀，我小時候還一直以爲英國才有這種事呢，因爲英國是個有皇室的國家。想當年，香港不少商品都喜歡標榜自己是“皇室御用”，我一直很納悶，爲什麽我們小老百姓也能隨便買到女皇她老人家的專用貨呢？後來我才知道皇室“禦”用不是皇室“專”用，一字之差，其异遠矣。
其實，許多君主立憲國都還保有“皇室御用”的貨品，英文叫做RoyalWarrant，字面的意思是“皇家認證”，和“特供”不可同日而語。且以英國爲例，它最早起源于1155年的亨利二世，是一種頒給商人和專門服務業的榮譽。按照“皇家商人認證委員會”的規定，商家若是想得到這個頭銜，它必須連續服務皇室成員至少五年，方可具備入圍的基本資格。女王、王夫和太子看得上的，當然是好東西，所以擁有這項榮譽的商人莫不以之爲質量的保證，品牌的廣告。
因此“皇家認證”絕對不是“特供”，它不是專門做給皇家專用的物品，因爲這玩意的宣傳效力正在于讓你知道你買回去的一塊肥皂和女皇御用的完全相同。例如“皇室認證石油産品供貨商”林頓能源公司，難道它會爲了皇室特製一批街上買不到的石油嗎？又如“皇室認證報刊供貨商”瓊斯雅留公司，本來就是英國最有名的報刊零售遞送行；我想他們發給女皇的《泰晤士報》該不會和我看到的不同吧！而且這琳琅滿目的商品服務全部都要付費，就算天王老子也一樣要掏出真金白銀。
前陣子網上流傳“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的消息，許多網民都很憤慨，憑什麽有些人喝的牛奶就是和我們不一樣呢。後來官方還特地出來否認有這個機構。其實我就知道這是個謠傳，好歹我們是共和國，怎麽可能會有這模擬丹麥、英國和日本這些君主立憲國的“特供”呢？
可那些“沒有包裝的熊猫”與“瓶底印了面小國旗的茅臺”又是怎麽回事？莫非它們全是子虛烏有的民間傳說？假如這都是謠言，假如我那些說話特別小聲的朋友原來全在撒謊，爲什麽我們又一直願意去相信“特供”的存在呢？也許這說明了大家的國民意識有問題，分明活在人人平等的共和國，心裏却總還殘留著君高民卑的封建思想。
英國才有“特供”
梁文道 2008年10月05日
很久以前，有人遞了一根烟給我，他神秘兮兮地叫我趕緊嘗嘗:“這是特別做給‘上頭’抽的，外面沒得賣”；這就是我的第一根“中華牌”了。後來，“中華牌”變得一點也不稀奇，滿街都是，而我們這些“港燦”此時也早已發現，真正做給“上頭”的其實是一種叫做“熊猫”的烟。孰料去年開始，連香港機場免稅店也在賣“ 熊猫”了，而且還是那種傳說中的黃色包裝。起初大夥兒還不相信，怎麽“上頭”抽的烟就能這樣拿到街上賣呢？果然，又有一個朋友（同樣很神秘地）提醒我:“ 別傻了，真正的‘特供’哪能這麽容易讓你見著。”
“特供”，特別製造以供應上峰的産品簡稱。多麽奇怪的東西呀，我小時候還一直以爲英國才有這種事呢，因爲英國是個有皇室的國家。想當年，香港不少商品都喜歡標榜自己是“皇室御用”，我一直很納悶，爲什麽我們小老百姓也能隨便買到女皇她老人家的專用貨呢？後來我才知道皇室“禦”用不是皇室“專”用，一字之差，其异遠矣。
其實，許多君主立憲國都還保有“皇室御用”的貨品，英文叫做RoyalWarrant，字面的意思是“皇家認證”，和“特供”不可同日而語。且以英國爲例，它最早起源于1155年的亨利二世，是一種頒給商人和專門服務業的榮譽。按照“皇家商人認證委員會”的規定，商家若是想得到這個頭銜，它必須連續服務皇室成員至少五年，方可具備入圍的基本資格。女王、王夫和太子看得上的，當然是好東西，所以擁有這項榮譽的商人莫不以之爲質量的保證，品牌的廣告。
因此“皇家認證”絕對不是“特供”，它不是專門做給皇家專用的物品，因爲這玩意的宣傳效力正在于讓你知道你買回去的一塊肥皂和女皇御用的完全相同。例如“皇室認證石油産品供貨商”林頓能源公司，難道它會爲了皇室特製一批街上買不到的石油嗎？又如“皇室認證報刊供貨商”瓊斯雅留公司，本來就是英國最有名的報刊零售遞送行；我想他們發給女皇的《泰晤士報》該不會和我看到的不同吧！而且這琳琅滿目的商品服務全部都要付費，就算天王老子也一樣要掏出真金白銀。
前陣子網上流傳“國務院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的消息，許多網民都很憤慨，憑什麽有些人喝的牛奶就是和我們不一樣呢。後來官方還特地出來否認有這個機構。其實我就知道這是個謠傳，好歹我們是共和國，怎麽可能會有這模擬丹麥、英國和日本這些君主立憲國的“特供”呢？
可那些“沒有包裝的熊猫”與“瓶底印了面小國旗的茅臺”又是怎麽回事？莫非它們全是子虛烏有的民間傳說？假如這都是謠言，假如我那些說話特別小聲的朋友原來全在撒謊，爲什麽我們又一直願意去相信“特供”的存在呢？也許這說明了大家的國民意識有問題，分明活在人人平等的共和國，心裏却總還殘留著君高民卑的封建思想。
澳門大步跨入和諧社會（沈宇哲）
轉自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6a72d307e4645127
澳門大步跨入和諧社會
沈宇哲 2008-10-26
自本月20日，澳門特區政府宣布，特首何厚鏵周三將提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計劃幷展開大範圍的社會咨詢後，外電最關心的倒不是澳門本地對二十三條立法可能會有的抗爭，而是第一時間聯想起2003年香港50萬人大游行，幷間接導致前特首董建華下臺的慘痛經歷。港島瞬間也有陰謀論開始流傳，謂之“中央準備敲山震虎，借推動澳門立法最終迫使香港就範”等等，因爲人們普遍認爲就兩大特區的“反動程度”而言，二十三條明顯就是爲香港量身定做的，澳門就算立了法也是個沒什麽用的花瓶。
澳門立法過關已成定局
果不其然，22日當天香港政府正式闢謠澄清港府現階段沒有計劃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開展立法工作，即便日後考慮爲《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工作時，必定會與社會各界充分溝通，全力爭取整體社會對立法建議的理解和共識。值得注意的是，緊接著港府聲明之後新華社專訪了香港中聯辦負責人，北京官方不僅完全認同港府的說法，還特別提及香港目前正遭遇金融海嘯的侵擾，理當同心協力、共度難關，以此打消港人的疑心。
直到目前爲止，澳門民間對政府版本的《維護國家安全法》意見幷非外界早前預料的那麽强烈，該草案不僅得到了何厚鏵政府高官的支持，也贏得了澳門立法會的正面評價，連同何鴻燊等著名富商都開口贊成，而澳門的民主派都對立法計劃持謹慎態度，未有情緒化反應。相對而言，香港的“反對派”連日來紛紛打起預防針，呼籲港人時刻警惕曾蔭權“包藏禍心”，要堅决阻止港府步董建華後塵的“野心”。
據未經證實的坊間傳聞指出，爲了徹底切斷澳門民主派借二十三條立法與香港“反對派”合流，幷借機生事，北京與澳門政府甚至打算采取“兩重分割法”的防火墻來隔離澳門立法對港人自由可能存在的威脅，意即時間上的分割與法例涵蓋內容的分割，其一是指港、澳兩地的立法時間將會完全分開，雙方在時間上幷無任何關連，只會按照兩地的情况進行，澳門進行立法，香港毋須跟隨，以體現“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的精神。其二原本澳門法例是會在整個澳門特區實行，覆蓋所有人，但現在澳門初步傾向切斷地方聯繫，即是法例只會規範澳門人，日後香港人到澳門，將不受23條條例的約束。不管上述傳聞是否爲真，起碼證明了北京與何厚鏵政府强勢推動法例過關的“决心”，也就是說哪怕天塌下來，二十三條這次必須要過。
北京先易後難 文火慢燉
當初香港的二十三條立法功敗垂成，與董建華政府的顢頇、愚蠢有著直接關係，加上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發表公開講話頻頻激怒港人，港府瞬間變成了人民公敵。此時此景，如今的澳門是不可能重演的。
一、何厚鏵卸任在即，無欲無求只圖報恩。離何厚鏵的任期届滿只有一年了，歷數他治理澳門的得失，博彩業的輝煌與歐文龍的驚天弊案同時纏繞著何厚鏵，却仍獲北京無怨無悔繼續力挺。輿論一般都只注意香港受到祖國多少恩惠，CEPA、自由行等等惠港措施的出臺都是幫助香港經濟繁榮的“靈丹妙藥”，却鮮少看到北京在澳門身上傾注的大量心血，何厚鏵有一大半的政績都是在中央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完成的。現在，何特首即將卸任，無論如何都到該報恩的時候了，而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履行澳門特區的憲政義務是北京唯一希望獲得的回報。
二、外資賭商緩慢滲透，京城警鈴大作。今年四月間，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自下達澳門博彩業不准再擴張的“最高命令”，轟動一時。北京除了考慮到澳門整體經濟結構過分依賴賭博業的隱患外，還對以美國賭商爲主的外資開始接觸特定的澳門政界人物，尋求政治代理人，進而染指立法會選舉的“小動作”警覺不已。所以《基本法》二十三條中的“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就爲北京規範外資在澳門的角色定位提供了法理依據，現在只差細化法條就可大功告成。
三、民主派不成氣候，不足爲慮。澳門很難有數得上名號的反對派，更沒有黎智英這般以反共爲己任的“反動媒體”，一般來說只要政府施政還過得去，澳門市民也懶得去關心民主普選。加上澳門的國際能見度和香港根本不是一個級別的，近幾年也就是五一大游行比較能吸引國際媒體的眼球。所以何厚鏵政府在客觀上有推動國家安全立法的民間基礎。
澳門警方濫權隱憂 或釀執法冤案
此次澳門政府公布的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七宗罪”具體是：叛國、分裂國家、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及在澳門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爲。其中最受人矚目的是觸犯國安法後最高可判刑25年，數罪幷罰者可上升到30年，就算有犯罪的“預備行爲”，亦可判入獄3 年。只是這“預備行爲”是什麽意思，市民還不得而知。此外，國家機密定義權歸中央政府所有，而內地的國家機密定義歷來沒有章法，缺乏透明；外國政治組織的性質如何界定，怎麽樣的聯繫才算不犯法，草案中引起的法律見解爭議到處都是。
那麽多灰色空間，使得民間人士不得不擔心一向辦事粗暴、蠻橫無理的澳門警察會不會“製造冤獄”，而這種擔心也幷非杞人憂天。據澳門媒體披露，就在特區政府决定啓動爲二十三條立法工作前夕，發生了某網民因張貼文章而遭警方傳喚（警方新聞稿使用了“拘捕”一詞），但澳門檢察院却以“證據不足”爲由予以退回，要求補充證據的事件（檢察院新聞稿也使用了“嫌犯”一詞）。具有强烈對比意義的是，何厚鏵在解釋國安法時特別强調喊口號和寫文章都不算違法，更不會被引用《維護國家安全法》入罪，加上有司法程序作出保障，居民和團體享有的權利不會受到影響。兩厢一比，確實令人憂心澳門司法機關的法律理解能力是否跟得上形勢？
之所以要對國安法的條例內容錙銖必較，就是因爲澳門實行的是大陸法系，而香港則是師承英國的普通法系（亦稱海洋法系），大陸法系要求法官遵從法律明文辦理案件，沒有立法權，幷且只能嚴格執行法律規定，不得擅自創造法律、違背立法精神，所作的解釋幷無法律約束力。大陸法系中，若法條出現爭議，解釋法律的責任在立法機關，而普通法系主要由案例累積而成，判例對以後同類訴訟有約束力，因此法律條文字眼要很仔細，法官按需要會對條文作大量解釋。
這樣一來，如果任由模糊地帶長期存在，難保澳門立法會哪一天會解釋出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條例，這對國安法是否侵犯澳門市民的言論及新聞自由起到了不可預測的關鍵變數。總之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何厚鏵卸任前，他一定會帶領澳門54萬市民擁抱和諧社會，提早香港好幾步進入“一國兩制”的新階段。
澳門大步跨入和諧社會
沈宇哲 2008-10-26
自本月20日，澳門特區政府宣布，特首何厚鏵周三將提出《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計劃幷展開大範圍的社會咨詢後，外電最關心的倒不是澳門本地對二十三條立法可能會有的抗爭，而是第一時間聯想起2003年香港50萬人大游行，幷間接導致前特首董建華下臺的慘痛經歷。港島瞬間也有陰謀論開始流傳，謂之“中央準備敲山震虎，借推動澳門立法最終迫使香港就範”等等，因爲人們普遍認爲就兩大特區的“反動程度”而言，二十三條明顯就是爲香港量身定做的，澳門就算立了法也是個沒什麽用的花瓶。
澳門立法過關已成定局
果不其然，22日當天香港政府正式闢謠澄清港府現階段沒有計劃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開展立法工作，即便日後考慮爲《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工作時，必定會與社會各界充分溝通，全力爭取整體社會對立法建議的理解和共識。值得注意的是，緊接著港府聲明之後新華社專訪了香港中聯辦負責人，北京官方不僅完全認同港府的說法，還特別提及香港目前正遭遇金融海嘯的侵擾，理當同心協力、共度難關，以此打消港人的疑心。
直到目前爲止，澳門民間對政府版本的《維護國家安全法》意見幷非外界早前預料的那麽强烈，該草案不僅得到了何厚鏵政府高官的支持，也贏得了澳門立法會的正面評價，連同何鴻燊等著名富商都開口贊成，而澳門的民主派都對立法計劃持謹慎態度，未有情緒化反應。相對而言，香港的“反對派”連日來紛紛打起預防針，呼籲港人時刻警惕曾蔭權“包藏禍心”，要堅决阻止港府步董建華後塵的“野心”。
據未經證實的坊間傳聞指出，爲了徹底切斷澳門民主派借二十三條立法與香港“反對派”合流，幷借機生事，北京與澳門政府甚至打算采取“兩重分割法”的防火墻來隔離澳門立法對港人自由可能存在的威脅，意即時間上的分割與法例涵蓋內容的分割，其一是指港、澳兩地的立法時間將會完全分開，雙方在時間上幷無任何關連，只會按照兩地的情况進行，澳門進行立法，香港毋須跟隨，以體現“港人治港”和“澳人治澳”的精神。其二原本澳門法例是會在整個澳門特區實行，覆蓋所有人，但現在澳門初步傾向切斷地方聯繫，即是法例只會規範澳門人，日後香港人到澳門，將不受23條條例的約束。不管上述傳聞是否爲真，起碼證明了北京與何厚鏵政府强勢推動法例過關的“决心”，也就是說哪怕天塌下來，二十三條這次必須要過。
北京先易後難 文火慢燉
當初香港的二十三條立法功敗垂成，與董建華政府的顢頇、愚蠢有著直接關係，加上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發表公開講話頻頻激怒港人，港府瞬間變成了人民公敵。此時此景，如今的澳門是不可能重演的。
一、何厚鏵卸任在即，無欲無求只圖報恩。離何厚鏵的任期届滿只有一年了，歷數他治理澳門的得失，博彩業的輝煌與歐文龍的驚天弊案同時纏繞著何厚鏵，却仍獲北京無怨無悔繼續力挺。輿論一般都只注意香港受到祖國多少恩惠，CEPA、自由行等等惠港措施的出臺都是幫助香港經濟繁榮的“靈丹妙藥”，却鮮少看到北京在澳門身上傾注的大量心血，何厚鏵有一大半的政績都是在中央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完成的。現在，何特首即將卸任，無論如何都到該報恩的時候了，而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履行澳門特區的憲政義務是北京唯一希望獲得的回報。
二、外資賭商緩慢滲透，京城警鈴大作。今年四月間，國家主席胡錦濤親自下達澳門博彩業不准再擴張的“最高命令”，轟動一時。北京除了考慮到澳門整體經濟結構過分依賴賭博業的隱患外，還對以美國賭商爲主的外資開始接觸特定的澳門政界人物，尋求政治代理人，進而染指立法會選舉的“小動作”警覺不已。所以《基本法》二十三條中的“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就爲北京規範外資在澳門的角色定位提供了法理依據，現在只差細化法條就可大功告成。
三、民主派不成氣候，不足爲慮。澳門很難有數得上名號的反對派，更沒有黎智英這般以反共爲己任的“反動媒體”，一般來說只要政府施政還過得去，澳門市民也懶得去關心民主普選。加上澳門的國際能見度和香港根本不是一個級別的，近幾年也就是五一大游行比較能吸引國際媒體的眼球。所以何厚鏵政府在客觀上有推動國家安全立法的民間基礎。
澳門警方濫權隱憂 或釀執法冤案
此次澳門政府公布的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七宗罪”具體是：叛國、分裂國家、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煽動叛亂、竊取國家機密、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及在澳門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爲。其中最受人矚目的是觸犯國安法後最高可判刑25年，數罪幷罰者可上升到30年，就算有犯罪的“預備行爲”，亦可判入獄3 年。只是這“預備行爲”是什麽意思，市民還不得而知。此外，國家機密定義權歸中央政府所有，而內地的國家機密定義歷來沒有章法，缺乏透明；外國政治組織的性質如何界定，怎麽樣的聯繫才算不犯法，草案中引起的法律見解爭議到處都是。
那麽多灰色空間，使得民間人士不得不擔心一向辦事粗暴、蠻橫無理的澳門警察會不會“製造冤獄”，而這種擔心也幷非杞人憂天。據澳門媒體披露，就在特區政府决定啓動爲二十三條立法工作前夕，發生了某網民因張貼文章而遭警方傳喚（警方新聞稿使用了“拘捕”一詞），但澳門檢察院却以“證據不足”爲由予以退回，要求補充證據的事件（檢察院新聞稿也使用了“嫌犯”一詞）。具有强烈對比意義的是，何厚鏵在解釋國安法時特別强調喊口號和寫文章都不算違法，更不會被引用《維護國家安全法》入罪，加上有司法程序作出保障，居民和團體享有的權利不會受到影響。兩厢一比，確實令人憂心澳門司法機關的法律理解能力是否跟得上形勢？
之所以要對國安法的條例內容錙銖必較，就是因爲澳門實行的是大陸法系，而香港則是師承英國的普通法系（亦稱海洋法系），大陸法系要求法官遵從法律明文辦理案件，沒有立法權，幷且只能嚴格執行法律規定，不得擅自創造法律、違背立法精神，所作的解釋幷無法律約束力。大陸法系中，若法條出現爭議，解釋法律的責任在立法機關，而普通法系主要由案例累積而成，判例對以後同類訴訟有約束力，因此法律條文字眼要很仔細，法官按需要會對條文作大量解釋。
這樣一來，如果任由模糊地帶長期存在，難保澳門立法會哪一天會解釋出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條例，這對國安法是否侵犯澳門市民的言論及新聞自由起到了不可預測的關鍵變數。總之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何厚鏵卸任前，他一定會帶領澳門54萬市民擁抱和諧社會，提早香港好幾步進入“一國兩制”的新階段。
改革開放三十年（朱學勤）
轉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736a8301008nks.html
改革開放三十年
朱學勤
【主持人：】各位南都的讀者、各位廣州的市民，很高興又在這個周六的上午和大家相聚在嶺南大講壇。今天來了這麽多的朋友，除了現場的朋友，還有很多的網友也在關注今天的演講，昨天晚上我特意上天涯網看了一下，預告我們這個講座，已經有上百網友已經向朱老師提出了很多的問題。
回到今天的這個主題，“激蕩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總結”，我們回望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我個人覺得是要放在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大轉型的過程中來看這30年，我們的大轉型其實就是讓中國從傳統的皇權專制社會向現代民主社會轉型，這一百多年的過程中，有揚帆啓航的時候，也有觸礁擱淺的時候，也有走回頭路的時候。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這艘大船重新走向現代化方向，揚帆重新啓航。站在這30年的節點上，回望過去30年中國所發生的事，我們站在現在，看現在是什麽樣的位置，展望未來中國以後應該往何處去呢？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請到了著名歷史學家，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老師，給我們解答很多的問題。
朱老師大家很熟悉了，他長期從事近代史以及社會思潮的研究，是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他的很多書籍在座很多聽衆可能都詳細的閱讀了，我就不詳細的介紹了。下面把時間留給朱學勤老師，讓他給我們帶來一場精彩的演講，大家歡迎朱老師。
三十年來的中國改革，有兩個階段
【朱學勤：】明年就是改革開放30周年的紀念日了，我想到了這個關鍵時候，社會上有各種聲音出來，關于改革開放的第三次辯論，從前兩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第三場辯論是相對前面兩場辯論而言的，前面兩場辯論我就不重複了，第三場辯論是從郎咸平的講演開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點私交，當郎咸平在報紙上作爲財政專家、公司法專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時我是非常贊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評面擴大，擴大到否定整個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贊成了。我們兩個人曾經在上海有過一次深入的交談，從上半夜一直談到下半夜，我跟他說老朗老朗啊，你畢竟是從外面回來，不知道三十年中國是怎麽走過來的，你僅僅從三十年來官方的文件、三十年來人民日報、求是雜志這些主流媒體的文字記錄來判斷三十年中國，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爲三十年來中國基本的發展就是多幹少說、只幹不說、幹了再說。
與郎咸平對立的觀點，後來起來反駁郎咸平對三十年改革開放全盤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從總體來說是贊成改革開放立場的，但是我對皇甫平的觀點也有保留，“兩平”之爭在價值判斷上針鋒相對，一邊說改革開放糟的很，一邊說改革開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在價值判斷上針鋒相對，却共享的歷史前提是一致的。什麽歷史前提呢？就是他們都認爲三十年來中國是只有一場改革，一場改革貫穿三十年。你要麽說它好的很，要麽說它糟的很。我說先不要下價值判斷，首先進行歷史學的事實還原，三十年來中國是只有這一場改革嗎？還是有另外一個面貌？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溝通的一個最基本的觀點。我的觀點是：
三十年來中國是有兩場改革，而不是一場改革。或者說，三十年來的中國改革，有兩個階段。
結束文革：從廣場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一階段改革，經過三年徘徊，第二階段改革重新起步。兩場改革之前當然有聯繫，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産物，但是無可否認，兩場改革之間有斷裂，有相當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國者，好也罷壞也罷，更多的是與第二階段改革相聯，而不是與第一階段改革相聯。如果不把這個歷史事實還原出來，有十個皇甫平，一百個、一萬個，發表一百篇、一萬篇當年解放日報的評論文章，也不足以說服廣大的民衆。這就是我的基本觀點。
中國的改革爲什麽啓動，首先就是要回顧它是被文革逼出來的。文革與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爲什麽我們說文革結束不能僅僅歸咎于四人幫、不能僅僅歸咎于四人幫後面有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支持，因爲文革實際上是更大範圍、更長時段激進革命運動的終結——從1789年法國革命到1989年蘇共解體，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歷史單元，兩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從來沒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齊的歷史單元，讓世人選擇應該改革什麽、放弃什麽、選擇什麽。從1789年開始的激進革命運動，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國發生“熱月”事變，雅克賓派專政嘎然而止。然後是社會還俗大潮，所謂社會還俗，單個人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會厭煩世俗的生活，會出家，出家會厭煩，然後還俗，社會也是，在一個癲狂的時代整個社會出家，進入超凡入聖的年月，但是社會不會持續太久，時間長了，總會産生從廣場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歸運動。這一場從廣場到厨房、從革命到世俗的轉折。革命幾乎席捲了20世紀大半個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的歷史含量極其豐富，我們有機會可以專門來分析歷史的這一天，從正面、反面、側面、負面，多方面的解析歷史這一天裏的信息。和我們今天議題有關的，我點到一句，點到爲止：這一天僅僅是長達半個多世紀激進革命的終點，結束了中國激進的革命，社會大還俗，群衆從廣場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變發起者幾乎沒有歷史自覺。他們結束文革之後還是進行文革路綫，所謂三年徘徊。此後的路綫可以看出中國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這樣才能理解爲什麽他們抓了四人幫，可是此後三年的路綫幷沒有改變。改革是在那三年當中孕育起來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對文革的否定，也是拖著一個長長的文革尾巴，歷史在斷裂中相連。
第一場改革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歲月
這樣進入歷史的脉絡，就可以理解第一場改革爲什麽發生，第一場改革爲什麽中斷。第一場改革如果說有一個歷史的天幕，歷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隱隱約約來昭示人間中國這場改革的總背景的話，那一行字當然是“文革不能再發生了”，正是因爲文革天怨人怒，在黨內的上層下層，從國內到海外，都有從文革到改革的呼聲和動力。第一場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這個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軍，記住我說的是解散文革——中國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鏟除的。改革在黨內的開明取向的黨員和黨內外有强烈改革願望的知識分子，還有社會底層，主要是農民，這三者當中結成了一個廣泛的同盟。
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 年，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記憶深刻的。我們簡單的說一下，在一個人的身上，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所謂返老還童的奇迹，但是我們確實在一個民族的身上看到過返老還童的短暫的歲月，那個十一年。我爲什麽這麽說呢？我們都是過來人，不僅僅是在物質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內心深處，整個民族已經走向了灾難的深淵，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陰霾，這個民族還有沒有前途。就是那樣的一個暮氣沉沉的時代，突然迎來了一個大家好像都年輕了十歲的返老還童的青春浪漫歲月，我們都記得那個歲月大學課堂裏兩代大學生聚集一堂，三十歲以上已經拖家帶口的大學生，還有就是應届大學生，那時那一個圖書館說明天早上我們再增加社會的閱覽證50張、 100張，半夜圖書館門口就排起長龍，我們都記得新華書店突然說明天可以發行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小說，哇，長龍又出現了，還有電影院播放已經禁演十七年的電影，哪怕是洪湖赤衛隊，也會排起長龍。那個時候，整個民族突然變年輕了。那個時候如果要尋找一個背景音樂的話，我想最好的背景音樂就是城鄉共鳴、老少皆宜的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個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歲月，這個黨、這個民族非常幸運，這個黨、這個民族出現了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黃金領導層，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因爲那個時候還是一個人治階段，領導人怎麽樣，要比今天更有力量來决定社會的基本面貌。
我想鄧的作用，大家都不會質疑了，我只舉一個例子。三中全會上曾經討論過以陳雲同志出來掌舵，而三中全會的時候當時鄧小平還沒有全部恢復名譽，他正處在局外人向局內逐漸走進的階段當中，這是一。第二，三中全會說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那麽在黨內，大家公認的懂經濟的人是陳雲，而不是其他人。所以這兩個因素放在那裏，三中全會上元老派，老幹部，一度盼望是陳雲出來掌舵，這個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陳雲表態說從經濟建設方面來說，我確實够格可以掌這個舵，但是我們這麽黨、這麽大的國家，總要有一個領過兵、帶過軍隊、打過仗的人出來掌舵，我什麽都不缺，就缺後面這一條。他說，如果是按照這一條來找掌舵人，那當然是鄧小平。
鄧的作用是無可置疑。三架馬車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說了，相對于趙紫陽來說，我想這兩個人正好是一個互補，耀邦是火熱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個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個中國社會滿目瘡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麽多挫折，黨內那麽多幹部，包括老幹部，從那麽多整人的左傾運動中走出來，那麽多人都整過人，也被人整過，每一個人的內心都留有政治運動的陰霾，而唯獨耀邦是一個异數，是一個罕見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沒有經歷過這些運動，是一個透明的人格，滿身陽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時髦話來說就是一個“陽光青年”，這樣的人在那個時代出現，起什麽作用呢？其實他是把這個黨、這個民族所剩無己的道德資源、道德剩餘、道德殘餘凝聚起來，從文革走向改革，沒有這樣的一個人，這個社會凝聚不起來，這個黨也凝聚不起來，他的火熱般的激情是起這個作用，也是無法代替的。
那趙紫陽正好跟耀邦形成一個對應、互補，如果說這一邊是火熱的激情，那趙紫陽就是冰雪般的聰明。他沒有讀過大學，按照他的學歷來說，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參加了革命。但是後來無論是在廣東，還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總理、總書記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學家、第一流的經濟學家，那種交流之透徹，使人不得不驚嘆這個沒有讀過多少書的領導人悟性第一流。
我第一次訪問臺灣的時候，臺灣中研院的院長，現在已經退下來了，李遠哲，他跟我談過。我說你是華人世界當中的諾貝爾獎獲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陸來，見過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的三代領導人，你談一談私下個人跟他們接觸的體會。李遠哲那天談的很動感情，本來根據議程是二十分鐘結束，二十分鐘時秘書進來提醒結束，結果李院長說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陸來的教授談的很投機，要結束我自然就結束了。我們談了四十分鐘，他就跟我說了跟這三位大陸領導人的交流體會。他說鄧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說爲什麽這麽說呢？他說有一次鄧小平一上來就很坦率甚至帶有質問的口氣說臺灣爲什麽要獨立？鄧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說過“他是開鋼鐵公司的”，黨內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對抗的兩個人，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鄧小平，所以鄧小平見到李遠哲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是這句話，我一點也不奇怪。李遠哲也是一個直來直去的人，最後鄧小平聽完之後臉色放緩，就說了一句，這麽說來，臺灣回歸不是我們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遠哲說是，要留給下一代人解决了。當時鄧小平結束這一場談話，只是長嘆一聲，哎呀，總是要葉落歸根嘛，就是這樣結束的。所以李遠哲說鄧小平這個人，一有胸懷二有膽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說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李遠哲還說他每一次見趙紫陽，都是把當時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動態整理出來，帶給他，告訴他中國人在哪些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頭趕上。他沒有聽不懂的地方。
第一場改革的隱患只是觀念風暴而和千百萬民衆當下的利益結合不緊密
但是第一場改革它是有隱患的，第一個隱患它的動力更多來自于改革派的官員和社會上的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觀念風暴，你去看那個時候所謂的啓蒙作品，和千百萬民衆當下的利益結合不緊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報的言論版，每一個話題和當下發生的時政、新聞，和民衆在社會具體運作當中的權益、損益是結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經歷過那個歲月，也經歷過啓蒙，那個啓蒙是懸空在天上的，和千百萬民衆的利益有結合，但是結合的不緊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總的發展趨勢是很明白的，擺脫計劃經濟，趨向于非計劃經濟的模式，但是非計劃經濟的模式是什麽呢，黨內是前後徘徊的，開始說是學匈牙利模式，後來說學新加坡模式，後來在黨的文件裏一步步靠近新經濟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時，檢索黨的文件，今天我想起來都是繞來繞去的繞口令，開始是說“公有制前提下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商品經濟”，後來又說是“政府制訂計劃、計劃指導市場、市場影響企業”等等。有四個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這四個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場經濟，這四個字始終沒有堂堂正正出現在黨的綱領性文件裏，這是第二個隱患。
第三個隱患，剛才我說到歷史在斷裂中連續，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場改革改變了政策，改變了經濟政策，但是還沒有真正觸動政治體制，尤其是鄧小平說的党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實際上沒有觸及。當剛剛要觸及的時候，一連串的事件發生了。
那麽發生的原因，我們不從個人品質上去找，至少是你這個體制，從文革中來，選擇了新的經濟政策，但是這個體制沒有改變啊。我們的歷史是在斷裂中相聯的，儘管第一場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標，第一經濟體制改革，第二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曾經有過兩個小高潮，都是以鄧小平的講話爲標志，1980年鄧小平有一場講話《論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經催促要設立專門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機構，提出各種各樣的草案、方案出來，他自己個人的論述，多次切入舊的政治體制的命脉，他曾經說過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在英國、美國、法國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爲那裏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經說過，我們要尋找到一個制度，這個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壞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壞事。他還說過，一個黨、一個民族千百萬人把他們的榮枯興衰命運維繫于我一身，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鄧小平的很多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現在都還沒有失去光彩，但是經濟體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體制改革提出目標，還沒有觸動就中斷了。
改革中斷，徘徊三年，重新啓動
第二階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斷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啓動的。
當時江澤民新任總書記的，第一個七一講話我們記憶猶新，1989年7月1日在黨校說的話，提出分清兩種改革觀，一種是社會主義改革觀，一種是資本主義改革觀，要把反和平演變作爲黨的教育堅持到底，，要把個體戶——當時沒有民營企業家一說，因爲那時還談不上民營企業家，都是年廣九、傻子瓜子、個體戶這樣的人，要把個體戶罰的傾家蕩産！而2002年第二個7月1日講話，講的是“三個代表”，要歡迎資本家入黨。兩相比較，可以說明在這個歷史階段裏，中國發生了多麽大的變化。
鄧在辭去所有職務之後，三年閉門不出，我相信他在自己院子裏想到的事情，總結的歷史，不亞于文革時他在南昌著名的鄧小平小道上來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1992 年鄧複出重新推動改革，他已經是垂暮之年，接近90歲了。他肯定要總結的是前段改革的經驗教訓在哪里，第二場改革從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場改革改變了三年徘徊，使中國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鄧小平來說，最後推一把中國，時間之窗留給他只有兩年，他聰明也好，幸運也好，他抓住了這兩年。這兩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從某種意義來說，那是鄧小平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有作爲和爲幸運的兩年，爲什麽這麽說？前面幾起幾落我們不說了，就說第一場改革雖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牽制、拉扯，左的這一面是反對他的經濟體制的改革，所謂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還要有政治體制改革。十一年裏，兩種聲音來回拉扯，兩三年就有一個小事件，兩三年就會有一個小風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說是單年自由化、雙年反自由化。階段性的拉鋸，沒有一年平息過，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時候，我們看到右的聲音沒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鴉雀無聲。左的聲音呢，由于自然規律的作用，突然雕零了。
時間之窗給鄧小平打開只有兩年，他抓住了這個兩年，南巡之路是鄧晚年的“天鵝之舞”，從某種意義來說，真正的鄧小平時代，好壞我們且不論，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執行他改革意圖的時代，其實還不是第一階段改革，是第二階段改革，是他行將去世之前的兩年，和去世之後出現的。所以鄧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沒有鄧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臨的。
第二階段改革和第一階段改革重要的差別，就在于歷史背景劇變。前一場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發生了，第二場改革的發生背景是89政治風波不能再發生了。如此一來，第二階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階段改革不具備的特點：那就是經濟體制改革大踏步的前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幅度、廣度、深度遠遠超過第一場改革。讓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場經濟寫進黨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十四大上，那時離89風波幷不遠，這當然是鄧南巡推動的結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而現在突然市場經濟噴薄而出，寫進了黨的最高文件。
此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國超過了英國，國民經濟總規模達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過德國，成爲第三。經濟體制的改革突飛猛進，非第一階段改革可以比擬的，正是這個東西迅速改變了中國人既貧既弱的情况。李鴻章臨死的時候，以他的歷史眼光洞見到此後中國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自己沒有親身經歷，以後中國老是在變，變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鴻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國才開始變。實現三千年之未有大變局的，就是我們親身經歷的當下三十年中國。
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上拔地而起，所謂趕英超美，那是毛澤東時代提出的藍圖，用他的錯誤方針、錯誤的方法趕英超美，一個跟頭跌入三年大饑荒，而真正實現趕英超美，倒是鄧小平去世之後的05、06年，雖然這個事沒有廣泛的宣傳，但是我自己從小記得毛的口號，看著這個口號怎麽幾經波折，最後實現趕上英國，極其驚訝，中國就這麽趕上了英國？你要想想，當初是1840年英國在廣州這個地方敲開中國的大門，而中國趕上英國，是我們在 05、06年發生的事情。
中國的大版圖上，出現了一個沿海大外灘。外灘我們都知道，小外灘是上海黃埔江邊的某一段，我說大外灘，那就是從渤海灣經過長三角，再到珠三角，這一個大的外灘。這個大外灘出現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觀，很多歐美訪問者認爲，你們已經跟世界發達地區接軌了，你們不要再享受所謂不發達地區、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灘濃縮到小外灘，我一直說這麽一個笑話。只要有外國朋友，尤其是臺灣朋友來，我總是帶著他們開車，從延安東路高架猛一拐彎，看到外灘璀璨的燈火：那邊是92年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新群樓，像是曼哈頓一樣，這邊是30年代上海的歐洲老建築，臺灣的學生經過這裏，一拐彎老是會“哇”地驚呼一聲。老聽他們這麽喊，于是我說，就把這個地方命名爲“哇”！這個“哇”縮龍成寸，是把世界濃縮在這裏。老外灘是老歐洲的一個縮影，陸家嘴金融區的燈火是曼哈頓風格的縮影，一個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黃埔江。黃埔江兩岸分別是老歐洲和新美國，整個世界就濃縮在這麽一平方公里之內。但這僅僅是外灘中國，從這裏開車行程半天，你會看到內陸中國，那就是另外一幅圖畫了。
第二階段改革功不可沒，。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說法：當下是中國五千年來最黑暗的時期。最黑暗的中國我沒有經歷過，但是較黑暗的時期我經歷過。當下中國有沒有問題呢？肯定有，這也就是我對“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開放到了第三場辯論，爲什麽越來越多的民衆會發出不滿之聲？
第二階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階段改革它的動力來至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淵，參與改革的人是千百萬的民衆。當然一馬當先，是黨內的改革派、官員，還有就是持開放取向的知識分子，有觀念風暴。那時改革的願景，是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階段改革呢？它的動力來自于政府和資本的結合。我們看一看政府行爲，第一階段改革的時候政府各級官員是游移的，是有顧慮的。第二階段改革時，政府各級官員下海的積極性相當强烈 ——幷不是改變身份弃政投商，當然有很大一部分人這樣做了，而是政府部門職能轉向招商引資。我走了很多地方，發現省、地、縣很多各級官員最關心的就是這個 “招商引資”，這成了各級政府最關心的事情，以至于一個經濟學家，復旦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跟我說，改革的動力來自于哪里呢，就來自于各個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資公司，省和省之間就是兩個大型投資公司的競爭，動力來自于這個。
千百萬的民衆産發生被改革開放拋弃的離弃感
1989 年海外資本撤離，當時鄧說過一句狠話，“資本家資本家，我就不相信資本回來以後，資本家的政府不回來”，大幅度降低海外資本投資的門檻，幾乎是零門檻。經短暫撤離，海外資本一個回撲，遠遠超過第一階段改革。我在歐洲訪問的時候，歐洲人告訴我，爲什麽歐洲的高稅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來自于你們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崛起給歐洲的剩餘資本找到了新的投資場所，這個投資場所遭遇不到工會的糾纏，所以歐洲工人要繼續罷工，提高工資，歐洲的資本家第一話時，你要罷工，我工廠就遷到東歐去，第二句話是，再不行我遷到中國去！到後面這句話提出來，歐洲的工人階級全部沒脾氣，降低自己談判門檻，留住工廠、留住資本。
第二階段改革時，中國成爲了全世界資本投資的天堂。開始幾年，總共是1.3萬億美金捲土重來。資本家回來了，資本家政府也回來了，現在任何一個歐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國的薩科齊來訪問，不帶人權官員帶企業家，來要大量訂單。鄧小平就是這樣打破西方的經濟封鎖。
無論是怎樣的歷史學家，都沒有預見過會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地方發生這樣一件事，可謂奇觀：一個是權，一個是錢，它們緊緊擁抱在一起！自有資本主義運動以來，包括英國工業革命在內，從來沒有見到過如此動力，這兩個人類歷史上最有影響的力量結合起來，在中國搞市場經濟，這在其他國家是沒有過的，資本主義所經之國沒有一個國家發生兩部發動機幷成一個，成爲一個大馬力發動機，沒有這樣的事情。權、錢結合，在中國形成這一場市場經濟的風暴，它造成的社會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見，它使中國付出怎樣的社會代價，大家都可以看得見。
更重要的是，當資本如入無人之境，大踏步回歸中國時，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或極其緩慢，遠遠落後于經濟體制改革。這是第二階段改革的第二個秘密。第一階段改革是有雙向目標在那裏的，第二階段改革只有一項目標，經濟體制改革，而政治體制改革進度極其緩慢，權力不受監督、不受制約，成爲官員權力的盛大節日。那當然會造成制度性腐敗，會發生千百萬民衆被剝奪感，被改革開放拋弃的那種離弃感。
如果計算數字的話，至少沿海地區大多數中國家庭，絕對收入在上升，但是你問他的主觀感受，所謂幸福指數的話，倒反而不如第一階段改革。這二者之間的剪刀差就是這樣出現的。
允諾的鎮痛作用消失，社會公信力喪失
我剛才從臺灣回來，我在臺灣和臺灣的學界、學生交流，在我之前到那裏去講學的是美國大牌的中國學研究通，黎安友先生。他在臺灣清華大學中國當代講座，有一個講稿，我去的時候正好出版，他給當代中國下的定義是：有韌性的威權主義。我不贊成這個定義。爲什麽不贊成？這句話裏主語是“威權主義”，這是跟東亞四小龍相比，“有韌性”這一定語，當然是指中國堅持改革。定義中國爲“威權主義”，本身我就不贊成。東亞四小龍無一例外，全是右翼政權、右翼意識形態主導，而中國的意識形態雖然發生大幅度萎縮，但核心結構還在，實際上是一場左翼政權。左翼意識形態組織的原始積累，在本質上跟亞洲四小龍不一樣。所以對這個主語，我就不贊成，沒有區分政權和意識形態左右之間本質性差別。
左翼意識形態組織的這場原始積累，這是中國第二階段改革的第三個秘密。它當然有便利。它的便利是什麽呢？因爲左翼意識形態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放在那裏，我們總是要實現共産主義的，每一個人到時候都會有麵包的，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隻鶏的，每一家的車庫裏都有一輛車的，這是共産主義。這個左翼意識形態可以給原始積累過程中千百萬弱勢階層起一種鎮痛的作用，因爲有一種允諾在嘛，我們最終是代表你們的根本利益嘛。時間長了，鎮痛作用消失减弱，老百姓開始不相信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這個便利性就走向了反面，造成整個社會意識形態、政府公信力的嚴重喪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却又裝作相信，而主流意識形態又裝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兩邊都在“裝”，這是當下中國公信力喪失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隨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車沒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這麽粗野，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個公信力喪失，老百姓覺得沒有什麽可信了。
全世界都在談中國，但是中國關于這一場崛起，有沒有自己的話語系統呢？世界上關于中國的變革有各種各樣的定義，有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還有說中國是有韌性的威權主義，但是中國把自己這一場劇變說清楚了嗎？中國失去了說清楚自己的能力。發生這麽大的變化，中國人滿身是嘴，反而說不清楚自己，你看滑稽不滑稽？
第二階段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了“市場列寧主義”
不是有韌性的威權主義，那麽是什麽呢？我也不隱瞞自己的學術觀點，我願意把這個觀點提交給廣東的朋友來批評。我認爲第二階段改革塑造了中國、改變了中國的結構，這場轉變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市場列寧主義——“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市場成了我們馬上就可以觸摸到的現實，但是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從列寧主義而來，沒有發生變化。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結合，市場和列寧主義居然能結合。有朋友說，列寧當年也設計過新經濟政策啊？對，那是短暫的政策設計，那和中國當下現實不可比擬。所以用新經濟政策來解釋當下中國，是沒有說服力的，是捉襟見肘的。
我覺得既要承認已經變化了的，還要直面沒有變化的，你老老實實的承認，這是一個市場列寧主義的結構，這樣才能使我們能够維護該變的、已變的，對還沒有變的，當變則變，應該改變的是政治體制。我們和東亞四小龍的差別就凸現在這裏。東亞四小龍是右翼威權，那個政治體制和市場結構沒有根本性的衝突，甚至說右翼威權本身沒有破壞過市場結構，是先有市場結構，後有威權。中國不是，中國在1949年以後，一面倒，曾經采納過以俄爲師的東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曾經在那個時代創造過一個巨大的國有資産。這是不能用東亞四小龍不能解釋的巨大現實。只有市場列寧主義，才能解釋中國和東亞右翼威權的差异。
同時，我們跟東歐的差异在哪里呢？我們在49年之後確實是同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但是在1978年之後中國是最早進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場經濟那一頭摸索。市場化的取向有別于東歐，列寧主義政治結構跟東歐基本一致，以東歐模式也同樣不能解釋中國。
1989 年之後，蘇東先是實現了民主化，然後實現市場化，對那個龐大的國有資産實行民主體制底下的市場化的改革。中國實際上是派出過代表團到德國去參觀、訪問，訪問什麽呢？關心德國統一之後，怎麽處置東德巨大的國有資産？德國成立一個信托局，對東德的國有資産實行市場拍賣，競價拍賣。中國實際上面臨同樣的問題。于是我們也拍賣，也化整爲零，表面來說中國和東歐在1989之後不又殊途同歸了嗎？不。德國信托局是提供上下兩塊夾板，下面這一塊是社會保障，東德的居民都享受西德居民此前已經積累起的社會保障，保證你工廠拍賣之後不會流離失所；上面這一塊是什麽呢？給每一個東德公民像西德公民一樣的政治權利，在政治上你是有總經理、老闆一樣的政治權利，這個政治權利包含你基本的罷工權利。當然他們也遇到過很多的問題，但有沒有這兩塊夾板，是造成同樣是市場化，但中國與東歐的改革發生完全不同社會後果的根本原因。
中國呢？只學當中這一塊，上下兩塊，沒有了。你這樣來處置當中這一塊國有資産，才會出現這麽多民怨、民憤，才會出現這麽廣泛的剝離感、被離弃感，這是第二階段改革出現這麽多社會弊端的原因。
總而言之，形塑今日之中國者，第二階段改革也，非第一階段改革也。所以我同意爲改革開放辯護，但有一個前提，要還原三十年中國的歷史真相。只有這樣，你才能够說服民衆。如果眉毛鬍子一把抓，用第一階段改革殘留在民間的那個溫馨的回憶，來粉飾、遮蔽第二階段改革的弊端，那麽完全可以預見，辯論進行下去，改革方將會處于越來越被動的地位。現在，爭論不過出現一個短暫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關于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何去何從、何利何弊，肯定會成爲一個大熱點。改革派要想在三十年的時候，還能够像此前一樣立于不敗之地，必須要向老百姓說實話、說真話，在說實話、真話的前提下，將政治體制改革提上來，重建第一場改革那樣的上下共識。
中國此後還是會有艱難曲折，甚至大的顛撲。總得來說，市場化這一塊已經渡過了不可逆的拐點，這是讓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氣的地方。至于說另一塊怎麽改，是否能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平順的一個轉折，我想這是各級官員應該考慮的問題，從最高當局，一直到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應該考慮的問題。走的好、走不好，關係到我們下一代人。
一個不是結束的結束，我只能引用溫家寶在今年三月份記者招待會上的一句話。中國的前途在哪里？溫家寶說，要問開化的大地，要問解凍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別處，就在我們每一個人之間。
【現場提問1：】
【主持人：】感謝朱老師爲我們帶來的精彩演講，激蕩改革三十年，朱老師現場也給我們激蕩了兩個小時。朱老師在演講中給我們回顧了三十年來兩次的改革，而我們現在正處于第二次改革的征途中，第二次改革往何處去，第二次改革要達到什麽樣的一個目標，朱老師在演講中已經對第一次改革以及第二次改革做了分析。
接下來是互動時間。
【現場提問1：】感謝朱教授過來給我們打氣，瞭解了上層一些决策的過程。我想知道的是，陳雲老先生他在第一次改革，以及他在過世之後的安排，做出了怎樣的貢獻？
【朱學勤：】哎呀，非常尖銳的問題。
你剛才說我透露了中央决策的過程，我不是，談不上，我只不過是注意這三十年中國從上到下的一些重大的關節。對陳雲的評價，我是這樣的，陳雲的經濟思想我是不贊成的，大家都知道，你可以讀陳雲的文選，鳥籠經濟設置是載入陳雲文選的，在經濟思想上，我覺得鄧小平的思想要比他更開放一些。正是因爲最後鄧小平更開放的經濟思想占了上風，中國才會有第二場改革，才把中國改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陳雲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場改革它是雙峰政治，相比我們理解下的法治狀况下的憲政民主有很大的不同，雙峰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弊端，這個大家都知道的，第一場改革之所以那樣結束，跟雙峰政治都是有關係的。但是反過來說，雙峰政治是在中國制度化的政治文明還不發達的時候，以人治形式出現的一種平衡，或者說是牽制，這種牽制和平衡不至于使任何一方的意見走向極端，避免了一些更大的代價，這個也是第一場改革，我覺得我們應該尊重事實。
陳雲他的經濟思想我不贊成，但是在人的問題上他還是比較公道的，例如關于像是李銳、朱厚澤黨內老同志，還有于光遠，是否要開除黨籍的問題上，陳雲做的批示，說我們不能再做今天整人家，明天再給人家平反的傻事了，才保住了這幾個黨內老幹部的黨籍，在這些問題上反而顯得他公允、厚道一面。對陳雲這樣已經去世的老一輩的革命領袖來講，我可以坦率說，我可以不同意他的經濟思想，但是另外一些方面，我反而更尊重他、更尊敬他。關于這個問題，我簡單回答到這裏。
【現場提問2：】第二個問題，我們經過二百年歷史，可能社會進入一個平靜的時期，我們過去的三十年裏，提供了什麽樣的東西，能够讓我們更加好的完成接下來的三十年時間呢？通過您剛才所講的，我體會到很多，想問的是，這三十年，能够給我們提供好的一面是什麽呢？
【朱學勤：】你的問題很大啊，既有過去也有未來。謝謝你記得我書中的小細節，文革中一幫知識青年這樣扒火車，還能遇到那麽好心的鐵路工作人員的提醒，可見這次文革中人性也沒有磨滅，再引申下去怎麽看文革，你是這樣的問題對吧。第二個問題，改革開放未來還要走，未來怎麽吸收此前三十年的經驗，走的更好。一個是問文革，一個是問改革。我盡可能的來回答你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文革我是徹底否定派，但是我堅决不同意，以文革的方式來否定文革，我跟大部分否定文革派知識分子的潜在分歧，我認爲文革要否定，但是這個否定不能建立在妖魔化的基礎上，你妖魔化、漫畫化文革，你可以取一時否定之短效，但是長遠來說，不能說服民衆，尤其是對民衆有具體記憶的民衆。你這樣取得文革被否定的成果，是廉價的，也是非常容易被推翻的。
這個教訓實際上現在也在，今天關于爲文革鳴怨叫屈的網站、博客很多了，還有很多朋友來上海找我，我覺得文革對中國造成的結果是浩劫，但是文革當中很多具體的參與者，文革的普通老百姓，他們的心靈世界，到現在還沒有被最終徹底、如實的揭示。我們看法國革命結束之後，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系列小說，講到法國革命，以及此後的顛顛撲撲，是多麽真實的歷史畫卷，只有這樣，把否定文革建立在更艱難、更困難、復原歷史真相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從此睡得著覺、吃得下飯，文革不會再來了。如果簡單化漫畫化文革的結果，就會使文革成爲部分青年、部分人的一些溫馨回憶，一說到改革有問題，就要到那裏尋找精神的依托，總是以文革糾改革之偏，這樣思潮上的逆流。這是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第二個問題，改革開放三十年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敗的地方，那成功的地方，我剛才也說了，只幹不說、多幹少說、幹了再說，這是成功的地方，使我們走上了一條代價較小、摩擦係數較低的一條道路，但是這樣的一個做法有大問題，大問題是什麽呢？就是你所言所行之間有巨大的分裂。
我跟郎咸平那天晚上的談話，我跟他說，只幹不說是有問題的，你可以這樣幹一代人，幹三十年，但是不能幹第二代人，幹第二個三十年，因爲普通老百姓都在覺醒，騙是騙不出一個現代化的，這樣可能騙出一個現代化的陷井，第二個三十年應該向老百姓說實話、允許老百姓實話，使你的所言所行緊密結合，這樣才可以經得起風浪，才可以凝聚人心。說的尖銳一些，我們的改革走了很光滑、摩擦係數很小的國家機會主義的路綫，機會主義是好名詞啊，至少是中性名詞，走了一條國家機會主義的路綫，避免了蘇東這樣大規模的顛撲，但是國家機會主義是特殊階段、特殊時期的改革策略，你不能成爲一個民族的精神結合總的圖譜，如果成爲精神總的圖譜，這個民族可能就在物質上翻身了，但是在精神上會萬劫不復，這樣一個民族的崛起，在這個民族之外會引起更多人的疑慮，這一條路是不能再走下去了。
我希望吸取前三十年改革流過血這個慘痛的代價，使將來中國繼續改革時，盡可能爭取一個和平、轉折的局面，不要再流血。我們說最樸素的語言，剛才主持人說，南方都市報發表過我的文章，我是爲你們感召，今天中國大地，盡可能說真話，說真話幅度最大的報紙就是南方都市報。我把我在其他地方發表可能有難度的文章，拿到你們這裏發，果然發了。
那一篇文章，當然你們也要做技術處理，我也同意做技術處理，我那個被做技術處理的話裏，意思也包含著對這個同學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我希望今後的中國，真的是一個有理性的中國，而不是一個喪失理性、忽冷忽熱的中國。
我非常贊成、非常珍惜南都負責任、有理性的言論立場，希望更多的讀者接受這樣的立場，希望中國更多的傳媒接受這樣的立場，這樣在後面第二個三十年的改革當中，我們有可能避免第一個三十年曾經付出的那些代價。謝謝。
【現場提問3：】
【主持人：】剛才在和朱老師互動的過程中，已經有很多現場觀衆遞上了枝條。這樣的一個問題很有意思，季衛東先生曾經在北大的演講說過，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民主化最大成果。他在報告中提到，任仲夷老先生的改革思想值得重視，他向請問朱老師，對于黨內民主的發展，以及黨內同志有怎樣的建議？
【朱學勤：】我非常敬重任仲夷老先生，如果沒有任仲夷老先生在廣東開闢出來的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沒有任仲夷老先生的思想遺澤，我想廣東不會這個情况，非常感謝任仲夷。我也讀到《同舟共濟》上任仲夷老先生最後的思想，我非常的贊成，黨內民主啊，我想任仲夷老先生是總結自己一生的從政經驗，最後告知世人的一個想法。
我注意到任仲夷的部下在海外寫的回憶錄，那個人現在到海外去了。他在回憶錄這樣說，他說任仲夷老先生離休以後，對于繼任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當時看到真的是驚心動魄，他說，“我已經安全著陸了，你呢？”，就問這個繼任者，當時我看了之後真的是震撼，甚至是毛骨悚然，一個爲黨、爲國家奮鬥一輩子的老幹部，把自己的離休看作是安全著陸？我想要民主不僅僅是草民的要求，我相信是千百萬官員的要求，民主不僅僅是保護草民，也是保護官員的，有了憲政有了民主，官員從政才會有安全感，才不會說離休的時候是安全著陸的感覺。我們今天說民主，要對老百姓說，對自己說，更重要也要爭取說服官員，民主不僅僅是給老百姓調皮搗蛋的，民主也是讓您老人家安全著陸的一個制度，民主能够給你安全感。
另外具體的黨內民主，我覺得毛澤東這個人也說大實話，生前他曾經說過，“黨內無派、黨外無黨，千奇百怪”，這個話也不是他發明的，是廣東這個地方第一次國民革命時胡漢民的原話，他以這個話向國民黨的獨裁傾向抗爭的，毛澤東參加過第一次國民革命，在廣州做過國民黨的大官，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代部長，很熟悉當年國民黨元老之間的有個性的話。等到他掌權，不經意也會跳出這樣一句話，所以他心裏也很明白，黨內肯定是要有派別的，這個派別不僅僅是權力上的，權力再分配造成的派別，很重要的，即使沒有權力之爭，也會有政策之爭的。我們總結全世界，總是有左右兩種傾向，紅綠燈的作用，是間斷性的讓那邊的人走，然後再另外一邊的人走，紅綠燈就是天然的民主，避免大家在十字路口打成一團。
我在歐洲的時候曾經問過一個不是學文科的，學鐵道設計的中國女企業家，我問她，你到法國十幾年了，她開闢了一個農場，很成功，雇傭了法國人做她的農工，法國國家電視臺也報道過。這個女同胞臉曬的很黑，一看不是萬惡的資本家，而是辛勤的農婦。我說你對法國的制度、西方的制度瞭如指掌，我問你一句話，兩黨制是什麽，她說我看兩党制，老百姓是這樣選擇的，或者兩黨制總是有必要的，左派天然是傾向于分錢的，看看此前右派錢賺多了，缸裏的米要出來了，這時老百姓就趕緊選左派了，慢慢的錢分完了，老百姓趕緊投票，選右派，因爲右派是賺錢的。所以選了一段左派，給大家分錢，分了四年、八年，馬上老百姓又要選右派，右派是給大家賺錢的。所以這是創造財富、分配財富人的天然要求，也是來自于人性當中，有的人天然的保守派的成分多一些，另外一批人天然的就是左翼政黨的成分多一點。我們七千萬人的黨內，肯定也是有這種天然的區別的。黨內民主非常必要，而且應該從黨內民主做起。如果黨內有兩種政治傾向的人，他們有合法的表達，我想中國共産黨的代表性不僅不會削弱，而且會大大的增加，這是何樂而不爲的事情呢？
【現場提問4：】作爲一個學生我提出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剛才你說89學潮主要是因爲政治體制改革未變，所以造成這樣的情况，但是我們知道文化對學潮也是有很大的衝擊，今天基本上您是從政治、經濟兩個方面來談的，可以簡單概括一下這三十年來文化的脉絡嗎。
第二個問題，剛才您說到市場化進程得到您的比較高的評價，但是我認爲市場化使得經濟得到復蘇，但是我們是過度市場化，勢必帶來很多社會問題，比如說農民工的問題，還有房價的問題、大學生失業等問題，在社會問題沒有解决的情况下，我們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會導致政治體制承受能力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限制市場化，以此拉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或者我們先要解决民生問題，是否第三次改革是民生改革呢，以此促進市場、政治、民衆的需要呢。謝謝老師。
【朱學勤：】這兩個問題都很大啊，一個是文化，一個是民生，怎麽解决。文化呢，我確實有意識的沒有講文化，後來有一個朋友提問的時候涉及到傳統文化的興起，我沒有回答，因爲要回答這個問題，又需要三個小時。你們知道，我在文化問題上的看法，我是很不贊成80年代以來的文化决定論，我對90年代以來的傳統文化熱，也是既有同情也有保留的，我認爲當下的中國，基本性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不是文化的問題。
我一直在反對文化决定論，我認爲這是知識分子自己沒有搞清楚，散布的一個文化迷霧，只要有可能，就在分析文化决定論的錯謬和害處。至于說傳統文化論爲什麽同情呢？1919年到五四運動到今天以來，激進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文化革命，爲什麽席捲了二十世紀大半葉，五四運動的片面性，對傳統文化的粗暴否定，使得這個反彈總得有一天要抬頭的，今天果然抬頭了。
但是更大的是保留，保留的是什麽呢？傳統文學說到底就是今天的國學論，國學論說到底是儒家文化論，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他自己說修身治家平國治天下，我認爲儒家文化可以用來修身，但是不足以治家，因爲這個家，上下兩代的代溝，觀念有多大的差异，你用儒家的兄孝子賢等東西，維持不住現代社會的家庭關係的，只可以用來調節自己個人的倫理修養，很難推及到第二、第三人中去，所以我說它是可以修身，不足以治家、齊國，治天下更是妄想。
還有就是民生問題，在政治制度不觸動的情况下我們改善民生問題，可以不可以。當然可以，現在很多官員也是希望這樣，但是我是有保留的。爲什麽呢？我舉一個前車之鑒，在中國這次崛起之前，有兩個國家也是垂直緯度崛起過，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日本。日本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說，今天先說德國，德國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崛起的速度遠遠超過今天的中國。其中一個原因，俾斯麥，他在位的時候，做過一件事，相當于你剛才說的不觸動政治體制，改善民生的做法，今天我們要求社會保障、社會保險等等，但是你們知道不知道，社會保障、社會保險，最早形成體系是在哪里嗎？是在德國，在俾斯麥時期，俾斯麥和威廉一世兩個人，出于貴族階層對子民的體恤，親手創建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但是帝國體制政治體制不能改革，這個結果就形成了什麽呢？自上而下 N次福利的王朝社會主義，德國普通民衆對王朝的感恩。後來到希特勒時代，又變成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時期普通工人享受到的福利，就是民生改善，超過了俾斯麥，俾斯麥的帶薪休假、工人在地中海大規模的渡假村，包括我們今天須臾不可離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行駛的大衆汽車，爲什麽叫大衆呢？就是給普通民衆生産國民車啊，後來就生産坦克了。
一方面從俾斯麥到希特勒，走的就是一條不變體制，只改善民生的道路，所以從王朝社會主義到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這樣在國內調動千百萬民衆對它的認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有這麽大的戰鬥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一國掃平歐洲無敵手，這麽大的戰鬥力的原因就在于普通民衆對于王朝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感恩涕零，穿上軍裝的工人和農夫，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王朝社會主義的信奉者，所以這個國家的軍隊才有這麽强的戰鬥力，最後把德國引到哪里去了呢？引向戰爭的深淵，不僅給整個世界造成了浩劫，也給本國人民造成了浩劫。
所以非常感謝這位女同學提出的問題，有機會闡述這個觀點，民生問題必須要重視，但是不改變體制，只改變民生，最後的結果可能是父權政治、可能是王朝社會主義。
【本文爲朱學勤12月15日在廣州嶺南大講壇的演講完整版】
改革開放三十年
朱學勤
【主持人：】各位南都的讀者、各位廣州的市民，很高興又在這個周六的上午和大家相聚在嶺南大講壇。今天來了這麽多的朋友，除了現場的朋友，還有很多的網友也在關注今天的演講，昨天晚上我特意上天涯網看了一下，預告我們這個講座，已經有上百網友已經向朱老師提出了很多的問題。
回到今天的這個主題，“激蕩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總結”，我們回望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我個人覺得是要放在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大轉型的過程中來看這30年，我們的大轉型其實就是讓中國從傳統的皇權專制社會向現代民主社會轉型，這一百多年的過程中，有揚帆啓航的時候，也有觸礁擱淺的時候，也有走回頭路的時候。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這艘大船重新走向現代化方向，揚帆重新啓航。站在這30年的節點上，回望過去30年中國所發生的事，我們站在現在，看現在是什麽樣的位置，展望未來中國以後應該往何處去呢？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請到了著名歷史學家，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老師，給我們解答很多的問題。
朱老師大家很熟悉了，他長期從事近代史以及社會思潮的研究，是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他的很多書籍在座很多聽衆可能都詳細的閱讀了，我就不詳細的介紹了。下面把時間留給朱學勤老師，讓他給我們帶來一場精彩的演講，大家歡迎朱老師。
三十年來的中國改革，有兩個階段
【朱學勤：】明年就是改革開放30周年的紀念日了，我想到了這個關鍵時候，社會上有各種聲音出來，關于改革開放的第三次辯論，從前兩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第三場辯論是相對前面兩場辯論而言的，前面兩場辯論我就不重複了，第三場辯論是從郎咸平的講演開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點私交，當郎咸平在報紙上作爲財政專家、公司法專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時我是非常贊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評面擴大，擴大到否定整個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贊成了。我們兩個人曾經在上海有過一次深入的交談，從上半夜一直談到下半夜，我跟他說老朗老朗啊，你畢竟是從外面回來，不知道三十年中國是怎麽走過來的，你僅僅從三十年來官方的文件、三十年來人民日報、求是雜志這些主流媒體的文字記錄來判斷三十年中國，你肯定就是找不准脉搏，因爲三十年來中國基本的發展就是多幹少說、只幹不說、幹了再說。
與郎咸平對立的觀點，後來起來反駁郎咸平對三十年改革開放全盤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從總體來說是贊成改革開放立場的，但是我對皇甫平的觀點也有保留，“兩平”之爭在價值判斷上針鋒相對，一邊說改革開放糟的很，一邊說改革開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在價值判斷上針鋒相對，却共享的歷史前提是一致的。什麽歷史前提呢？就是他們都認爲三十年來中國是只有一場改革，一場改革貫穿三十年。你要麽說它好的很，要麽說它糟的很。我說先不要下價值判斷，首先進行歷史學的事實還原，三十年來中國是只有這一場改革嗎？還是有另外一個面貌？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溝通的一個最基本的觀點。我的觀點是：
三十年來中國是有兩場改革，而不是一場改革。或者說，三十年來的中國改革，有兩個階段。
結束文革：從廣場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一階段改革，經過三年徘徊，第二階段改革重新起步。兩場改革之前當然有聯繫，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産物，但是無可否認，兩場改革之間有斷裂，有相當大的差异。形成今日之中國者，好也罷壞也罷，更多的是與第二階段改革相聯，而不是與第一階段改革相聯。如果不把這個歷史事實還原出來，有十個皇甫平，一百個、一萬個，發表一百篇、一萬篇當年解放日報的評論文章，也不足以說服廣大的民衆。這就是我的基本觀點。
中國的改革爲什麽啓動，首先就是要回顧它是被文革逼出來的。文革與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爲什麽我們說文革結束不能僅僅歸咎于四人幫、不能僅僅歸咎于四人幫後面有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支持，因爲文革實際上是更大範圍、更長時段激進革命運動的終結——從1789年法國革命到1989年蘇共解體，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歷史單元，兩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從來沒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齊的歷史單元，讓世人選擇應該改革什麽、放弃什麽、選擇什麽。從1789年開始的激進革命運動，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國發生“熱月”事變，雅克賓派專政嘎然而止。然後是社會還俗大潮，所謂社會還俗，單個人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會厭煩世俗的生活，會出家，出家會厭煩，然後還俗，社會也是，在一個癲狂的時代整個社會出家，進入超凡入聖的年月，但是社會不會持續太久，時間長了，總會産生從廣場重回厨房的世俗性返歸運動。這一場從廣場到厨房、從革命到世俗的轉折。革命幾乎席捲了20世紀大半個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的歷史含量極其豐富，我們有機會可以專門來分析歷史的這一天，從正面、反面、側面、負面，多方面的解析歷史這一天裏的信息。和我們今天議題有關的，我點到一句，點到爲止：這一天僅僅是長達半個多世紀激進革命的終點，結束了中國激進的革命，社會大還俗，群衆從廣場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變發起者幾乎沒有歷史自覺。他們結束文革之後還是進行文革路綫，所謂三年徘徊。此後的路綫可以看出中國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這樣才能理解爲什麽他們抓了四人幫，可是此後三年的路綫幷沒有改變。改革是在那三年當中孕育起來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對文革的否定，也是拖著一個長長的文革尾巴，歷史在斷裂中相連。
第一場改革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歲月
這樣進入歷史的脉絡，就可以理解第一場改革爲什麽發生，第一場改革爲什麽中斷。第一場改革如果說有一個歷史的天幕，歷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隱隱約約來昭示人間中國這場改革的總背景的話，那一行字當然是“文革不能再發生了”，正是因爲文革天怨人怒，在黨內的上層下層，從國內到海外，都有從文革到改革的呼聲和動力。第一場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這個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軍，記住我說的是解散文革——中國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鏟除的。改革在黨內的開明取向的黨員和黨內外有强烈改革願望的知識分子，還有社會底層，主要是農民，這三者當中結成了一個廣泛的同盟。
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 年，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記憶深刻的。我們簡單的說一下，在一個人的身上，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所謂返老還童的奇迹，但是我們確實在一個民族的身上看到過返老還童的短暫的歲月，那個十一年。我爲什麽這麽說呢？我們都是過來人，不僅僅是在物質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內心深處，整個民族已經走向了灾難的深淵，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陰霾，這個民族還有沒有前途。就是那樣的一個暮氣沉沉的時代，突然迎來了一個大家好像都年輕了十歲的返老還童的青春浪漫歲月，我們都記得那個歲月大學課堂裏兩代大學生聚集一堂，三十歲以上已經拖家帶口的大學生，還有就是應届大學生，那時那一個圖書館說明天早上我們再增加社會的閱覽證50張、 100張，半夜圖書館門口就排起長龍，我們都記得新華書店突然說明天可以發行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小說，哇，長龍又出現了，還有電影院播放已經禁演十七年的電影，哪怕是洪湖赤衛隊，也會排起長龍。那個時候，整個民族突然變年輕了。那個時候如果要尋找一個背景音樂的話，我想最好的背景音樂就是城鄉共鳴、老少皆宜的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個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歲月，這個黨、這個民族非常幸運，這個黨、這個民族出現了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黃金領導層，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因爲那個時候還是一個人治階段，領導人怎麽樣，要比今天更有力量來决定社會的基本面貌。
我想鄧的作用，大家都不會質疑了，我只舉一個例子。三中全會上曾經討論過以陳雲同志出來掌舵，而三中全會的時候當時鄧小平還沒有全部恢復名譽，他正處在局外人向局內逐漸走進的階段當中，這是一。第二，三中全會說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那麽在黨內，大家公認的懂經濟的人是陳雲，而不是其他人。所以這兩個因素放在那裏，三中全會上元老派，老幹部，一度盼望是陳雲出來掌舵，這個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陳雲表態說從經濟建設方面來說，我確實够格可以掌這個舵，但是我們這麽黨、這麽大的國家，總要有一個領過兵、帶過軍隊、打過仗的人出來掌舵，我什麽都不缺，就缺後面這一條。他說，如果是按照這一條來找掌舵人，那當然是鄧小平。
鄧的作用是無可置疑。三架馬車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說了，相對于趙紫陽來說，我想這兩個人正好是一個互補，耀邦是火熱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個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個中國社會滿目瘡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麽多挫折，黨內那麽多幹部，包括老幹部，從那麽多整人的左傾運動中走出來，那麽多人都整過人，也被人整過，每一個人的內心都留有政治運動的陰霾，而唯獨耀邦是一個异數，是一個罕見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沒有經歷過這些運動，是一個透明的人格，滿身陽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時髦話來說就是一個“陽光青年”，這樣的人在那個時代出現，起什麽作用呢？其實他是把這個黨、這個民族所剩無己的道德資源、道德剩餘、道德殘餘凝聚起來，從文革走向改革，沒有這樣的一個人，這個社會凝聚不起來，這個黨也凝聚不起來，他的火熱般的激情是起這個作用，也是無法代替的。
那趙紫陽正好跟耀邦形成一個對應、互補，如果說這一邊是火熱的激情，那趙紫陽就是冰雪般的聰明。他沒有讀過大學，按照他的學歷來說，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參加了革命。但是後來無論是在廣東，還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總理、總書記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學家、第一流的經濟學家，那種交流之透徹，使人不得不驚嘆這個沒有讀過多少書的領導人悟性第一流。
我第一次訪問臺灣的時候，臺灣中研院的院長，現在已經退下來了，李遠哲，他跟我談過。我說你是華人世界當中的諾貝爾獎獲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陸來，見過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的三代領導人，你談一談私下個人跟他們接觸的體會。李遠哲那天談的很動感情，本來根據議程是二十分鐘結束，二十分鐘時秘書進來提醒結束，結果李院長說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陸來的教授談的很投機，要結束我自然就結束了。我們談了四十分鐘，他就跟我說了跟這三位大陸領導人的交流體會。他說鄧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說爲什麽這麽說呢？他說有一次鄧小平一上來就很坦率甚至帶有質問的口氣說臺灣爲什麽要獨立？鄧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說過“他是開鋼鐵公司的”，黨內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對抗的兩個人，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鄧小平，所以鄧小平見到李遠哲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是這句話，我一點也不奇怪。李遠哲也是一個直來直去的人，最後鄧小平聽完之後臉色放緩，就說了一句，這麽說來，臺灣回歸不是我們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遠哲說是，要留給下一代人解决了。當時鄧小平結束這一場談話，只是長嘆一聲，哎呀，總是要葉落歸根嘛，就是這樣結束的。所以李遠哲說鄧小平這個人，一有胸懷二有膽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說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李遠哲還說他每一次見趙紫陽，都是把當時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動態整理出來，帶給他，告訴他中國人在哪些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頭趕上。他沒有聽不懂的地方。
第一場改革的隱患只是觀念風暴而和千百萬民衆當下的利益結合不緊密
但是第一場改革它是有隱患的，第一個隱患它的動力更多來自于改革派的官員和社會上的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觀念風暴，你去看那個時候所謂的啓蒙作品，和千百萬民衆當下的利益結合不緊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報的言論版，每一個話題和當下發生的時政、新聞，和民衆在社會具體運作當中的權益、損益是結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經歷過那個歲月，也經歷過啓蒙，那個啓蒙是懸空在天上的，和千百萬民衆的利益有結合，但是結合的不緊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總的發展趨勢是很明白的，擺脫計劃經濟，趨向于非計劃經濟的模式，但是非計劃經濟的模式是什麽呢，黨內是前後徘徊的，開始說是學匈牙利模式，後來說學新加坡模式，後來在黨的文件裏一步步靠近新經濟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時，檢索黨的文件，今天我想起來都是繞來繞去的繞口令，開始是說“公有制前提下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商品經濟”，後來又說是“政府制訂計劃、計劃指導市場、市場影響企業”等等。有四個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這四個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場經濟，這四個字始終沒有堂堂正正出現在黨的綱領性文件裏，這是第二個隱患。
第三個隱患，剛才我說到歷史在斷裂中連續，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場改革改變了政策，改變了經濟政策，但是還沒有真正觸動政治體制，尤其是鄧小平說的党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實際上沒有觸及。當剛剛要觸及的時候，一連串的事件發生了。
那麽發生的原因，我們不從個人品質上去找，至少是你這個體制，從文革中來，選擇了新的經濟政策，但是這個體制沒有改變啊。我們的歷史是在斷裂中相聯的，儘管第一場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標，第一經濟體制改革，第二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曾經有過兩個小高潮，都是以鄧小平的講話爲標志，1980年鄧小平有一場講話《論党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經催促要設立專門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機構，提出各種各樣的草案、方案出來，他自己個人的論述，多次切入舊的政治體制的命脉，他曾經說過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在英國、美國、法國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爲那裏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經說過，我們要尋找到一個制度，這個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壞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壞事。他還說過，一個黨、一個民族千百萬人把他們的榮枯興衰命運維繫于我一身，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鄧小平的很多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現在都還沒有失去光彩，但是經濟體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體制改革提出目標，還沒有觸動就中斷了。
改革中斷，徘徊三年，重新啓動
第二階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斷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啓動的。
當時江澤民新任總書記的，第一個七一講話我們記憶猶新，1989年7月1日在黨校說的話，提出分清兩種改革觀，一種是社會主義改革觀，一種是資本主義改革觀，要把反和平演變作爲黨的教育堅持到底，，要把個體戶——當時沒有民營企業家一說，因爲那時還談不上民營企業家，都是年廣九、傻子瓜子、個體戶這樣的人，要把個體戶罰的傾家蕩産！而2002年第二個7月1日講話，講的是“三個代表”，要歡迎資本家入黨。兩相比較，可以說明在這個歷史階段裏，中國發生了多麽大的變化。
鄧在辭去所有職務之後，三年閉門不出，我相信他在自己院子裏想到的事情，總結的歷史，不亞于文革時他在南昌著名的鄧小平小道上來回散步想到的事情。
1992 年鄧複出重新推動改革，他已經是垂暮之年，接近90歲了。他肯定要總結的是前段改革的經驗教訓在哪里，第二場改革從哪里起步。正是第二場改革改變了三年徘徊，使中國又一次踏上改革的道路。但是在鄧小平來說，最後推一把中國，時間之窗留給他只有兩年，他聰明也好，幸運也好，他抓住了這兩年。這兩年相比前面的十一年，從某種意義來說，那是鄧小平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有作爲和爲幸運的兩年，爲什麽這麽說？前面幾起幾落我們不說了，就說第一場改革雖然是他掌舵，但是他受多方面的力量牽制、拉扯，左的這一面是反對他的經濟體制的改革，所謂右的一面，是要求他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還要有政治體制改革。十一年裏，兩種聲音來回拉扯，兩三年就有一個小事件，兩三年就會有一個小風波，以至于八十年代大家都說是單年自由化、雙年反自由化。階段性的拉鋸，沒有一年平息過，而到了92年改革重新起步的時候，我們看到右的聲音沒有了，一巴掌打下去了，鴉雀無聲。左的聲音呢，由于自然規律的作用，突然雕零了。
時間之窗給鄧小平打開只有兩年，他抓住了這個兩年，南巡之路是鄧晚年的“天鵝之舞”，從某種意義來說，真正的鄧小平時代，好壞我們且不論，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執行他改革意圖的時代，其實還不是第一階段改革，是第二階段改革，是他行將去世之前的兩年，和去世之後出現的。所以鄧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沒有鄧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臨的。
第二階段改革和第一階段改革重要的差別，就在于歷史背景劇變。前一場改革的背景是文革不能再發生了，第二場改革的發生背景是89政治風波不能再發生了。如此一來，第二階段改革就有很多第一階段改革不具備的特點：那就是經濟體制改革大踏步的前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幅度、廣度、深度遠遠超過第一場改革。讓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場經濟寫進黨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十四大上，那時離89風波幷不遠，這當然是鄧南巡推動的結果。你想前面十一年，呼之欲出、呼之不出，而現在突然市場經濟噴薄而出，寫進了黨的最高文件。
此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到了2006年中國超過了英國，國民經濟總規模達到了世界第四，明年就有可能超過德國，成爲第三。經濟體制的改革突飛猛進，非第一階段改革可以比擬的，正是這個東西迅速改變了中國人既貧既弱的情况。李鴻章臨死的時候，以他的歷史眼光洞見到此後中國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自己沒有親身經歷，以後中國老是在變，變了一半就被打回去。李鴻章去世一百多年，中國才開始變。實現三千年之未有大變局的，就是我們親身經歷的當下三十年中國。
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上拔地而起，所謂趕英超美，那是毛澤東時代提出的藍圖，用他的錯誤方針、錯誤的方法趕英超美，一個跟頭跌入三年大饑荒，而真正實現趕英超美，倒是鄧小平去世之後的05、06年，雖然這個事沒有廣泛的宣傳，但是我自己從小記得毛的口號，看著這個口號怎麽幾經波折，最後實現趕上英國，極其驚訝，中國就這麽趕上了英國？你要想想，當初是1840年英國在廣州這個地方敲開中國的大門，而中國趕上英國，是我們在 05、06年發生的事情。
中國的大版圖上，出現了一個沿海大外灘。外灘我們都知道，小外灘是上海黃埔江邊的某一段，我說大外灘，那就是從渤海灣經過長三角，再到珠三角，這一個大的外灘。這個大外灘出現的城市群落，它的外觀，很多歐美訪問者認爲，你們已經跟世界發達地區接軌了，你們不要再享受所謂不發達地區、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了。
大外灘濃縮到小外灘，我一直說這麽一個笑話。只要有外國朋友，尤其是臺灣朋友來，我總是帶著他們開車，從延安東路高架猛一拐彎，看到外灘璀璨的燈火：那邊是92年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新群樓，像是曼哈頓一樣，這邊是30年代上海的歐洲老建築，臺灣的學生經過這裏，一拐彎老是會“哇”地驚呼一聲。老聽他們這麽喊，于是我說，就把這個地方命名爲“哇”！這個“哇”縮龍成寸，是把世界濃縮在這裏。老外灘是老歐洲的一個縮影，陸家嘴金融區的燈火是曼哈頓風格的縮影，一個微型的大西洋就是黃埔江。黃埔江兩岸分別是老歐洲和新美國，整個世界就濃縮在這麽一平方公里之內。但這僅僅是外灘中國，從這裏開車行程半天，你會看到內陸中國，那就是另外一幅圖畫了。
第二階段改革功不可沒，。我不同意郎咸平的說法：當下是中國五千年來最黑暗的時期。最黑暗的中國我沒有經歷過，但是較黑暗的時期我經歷過。當下中國有沒有問題呢？肯定有，這也就是我對“皇甫平”之所以有保留的地方：改革開放到了第三場辯論，爲什麽越來越多的民衆會發出不滿之聲？
第二階段改革有很多秘密。第一階段改革它的動力來至于大家要走出文革的深淵，參與改革的人是千百萬的民衆。當然一馬當先，是黨內的改革派、官員，還有就是持開放取向的知識分子，有觀念風暴。那時改革的願景，是每一個中國老百姓都相信的。但是第二階段改革呢？它的動力來自于政府和資本的結合。我們看一看政府行爲，第一階段改革的時候政府各級官員是游移的，是有顧慮的。第二階段改革時，政府各級官員下海的積極性相當强烈 ——幷不是改變身份弃政投商，當然有很大一部分人這樣做了，而是政府部門職能轉向招商引資。我走了很多地方，發現省、地、縣很多各級官員最關心的就是這個 “招商引資”，這成了各級政府最關心的事情，以至于一個經濟學家，復旦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跟我說，改革的動力來自于哪里呢，就來自于各個省市政府都成了大型投資公司，省和省之間就是兩個大型投資公司的競爭，動力來自于這個。
千百萬的民衆産發生被改革開放拋弃的離弃感
1989 年海外資本撤離，當時鄧說過一句狠話，“資本家資本家，我就不相信資本回來以後，資本家的政府不回來”，大幅度降低海外資本投資的門檻，幾乎是零門檻。經短暫撤離，海外資本一個回撲，遠遠超過第一階段改革。我在歐洲訪問的時候，歐洲人告訴我，爲什麽歐洲的高稅收、高福利搞不下去，要改革？原因之一，就來自于你們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崛起給歐洲的剩餘資本找到了新的投資場所，這個投資場所遭遇不到工會的糾纏，所以歐洲工人要繼續罷工，提高工資，歐洲的資本家第一話時，你要罷工，我工廠就遷到東歐去，第二句話是，再不行我遷到中國去！到後面這句話提出來，歐洲的工人階級全部沒脾氣，降低自己談判門檻，留住工廠、留住資本。
第二階段改革時，中國成爲了全世界資本投資的天堂。開始幾年，總共是1.3萬億美金捲土重來。資本家回來了，資本家政府也回來了，現在任何一個歐洲的政府，包括最近一次法國的薩科齊來訪問，不帶人權官員帶企業家，來要大量訂單。鄧小平就是這樣打破西方的經濟封鎖。
無論是怎樣的歷史學家，都沒有預見過會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地方發生這樣一件事，可謂奇觀：一個是權，一個是錢，它們緊緊擁抱在一起！自有資本主義運動以來，包括英國工業革命在內，從來沒有見到過如此動力，這兩個人類歷史上最有影響的力量結合起來，在中國搞市場經濟，這在其他國家是沒有過的，資本主義所經之國沒有一個國家發生兩部發動機幷成一個，成爲一個大馬力發動機，沒有這樣的事情。權、錢結合，在中國形成這一場市場經濟的風暴，它造成的社會弊端，大家都可以看得見，它使中國付出怎樣的社會代價，大家都可以看得見。
更重要的是，當資本如入無人之境，大踏步回歸中國時，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止步不前，或極其緩慢，遠遠落後于經濟體制改革。這是第二階段改革的第二個秘密。第一階段改革是有雙向目標在那裏的，第二階段改革只有一項目標，經濟體制改革，而政治體制改革進度極其緩慢，權力不受監督、不受制約，成爲官員權力的盛大節日。那當然會造成制度性腐敗，會發生千百萬民衆被剝奪感，被改革開放拋弃的那種離弃感。
如果計算數字的話，至少沿海地區大多數中國家庭，絕對收入在上升，但是你問他的主觀感受，所謂幸福指數的話，倒反而不如第一階段改革。這二者之間的剪刀差就是這樣出現的。
允諾的鎮痛作用消失，社會公信力喪失
我剛才從臺灣回來，我在臺灣和臺灣的學界、學生交流，在我之前到那裏去講學的是美國大牌的中國學研究通，黎安友先生。他在臺灣清華大學中國當代講座，有一個講稿，我去的時候正好出版，他給當代中國下的定義是：有韌性的威權主義。我不贊成這個定義。爲什麽不贊成？這句話裏主語是“威權主義”，這是跟東亞四小龍相比，“有韌性”這一定語，當然是指中國堅持改革。定義中國爲“威權主義”，本身我就不贊成。東亞四小龍無一例外，全是右翼政權、右翼意識形態主導，而中國的意識形態雖然發生大幅度萎縮，但核心結構還在，實際上是一場左翼政權。左翼意識形態組織的原始積累，在本質上跟亞洲四小龍不一樣。所以對這個主語，我就不贊成，沒有區分政權和意識形態左右之間本質性差別。
左翼意識形態組織的這場原始積累，這是中國第二階段改革的第三個秘密。它當然有便利。它的便利是什麽呢？因爲左翼意識形態有一個宏大的願景放在那裏，我們總是要實現共産主義的，每一個人到時候都會有麵包的，每一家的厨房都有一隻鶏的，每一家的車庫裏都有一輛車的，這是共産主義。這個左翼意識形態可以給原始積累過程中千百萬弱勢階層起一種鎮痛的作用，因爲有一種允諾在嘛，我們最終是代表你們的根本利益嘛。時間長了，鎮痛作用消失减弱，老百姓開始不相信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這個便利性就走向了反面，造成整個社會意識形態、政府公信力的嚴重喪失。大家不相信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却又裝作相信，而主流意識形態又裝作人家都是相信我的，兩邊都在“裝”，這是當下中國公信力喪失的根源。不要怪老百姓隨地吐痰、不要怪老百姓上車沒有秩序，不要怪老百姓這麽粗野，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個公信力喪失，老百姓覺得沒有什麽可信了。
全世界都在談中國，但是中國關于這一場崛起，有沒有自己的話語系統呢？世界上關于中國的變革有各種各樣的定義，有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還有說中國是有韌性的威權主義，但是中國把自己這一場劇變說清楚了嗎？中國失去了說清楚自己的能力。發生這麽大的變化，中國人滿身是嘴，反而說不清楚自己，你看滑稽不滑稽？
第二階段改革的根本秘密，是形成了“市場列寧主義”
不是有韌性的威權主義，那麽是什麽呢？我也不隱瞞自己的學術觀點，我願意把這個觀點提交給廣東的朋友來批評。我認爲第二階段改革塑造了中國、改變了中國的結構，這場轉變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市場列寧主義——“From Marxleninism to MarketLeninism”。市場成了我們馬上就可以觸摸到的現實，但是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從列寧主義而來，沒有發生變化。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結合，市場和列寧主義居然能結合。有朋友說，列寧當年也設計過新經濟政策啊？對，那是短暫的政策設計，那和中國當下現實不可比擬。所以用新經濟政策來解釋當下中國，是沒有說服力的，是捉襟見肘的。
我覺得既要承認已經變化了的，還要直面沒有變化的，你老老實實的承認，這是一個市場列寧主義的結構，這樣才能使我們能够維護該變的、已變的，對還沒有變的，當變則變，應該改變的是政治體制。我們和東亞四小龍的差別就凸現在這裏。東亞四小龍是右翼威權，那個政治體制和市場結構沒有根本性的衝突，甚至說右翼威權本身沒有破壞過市場結構，是先有市場結構，後有威權。中國不是，中國在1949年以後，一面倒，曾經采納過以俄爲師的東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曾經在那個時代創造過一個巨大的國有資産。這是不能用東亞四小龍不能解釋的巨大現實。只有市場列寧主義，才能解釋中國和東亞右翼威權的差异。
同時，我們跟東歐的差异在哪里呢？我們在49年之後確實是同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但是在1978年之後中國是最早進行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方向是往市場經濟那一頭摸索。市場化的取向有別于東歐，列寧主義政治結構跟東歐基本一致，以東歐模式也同樣不能解釋中國。
1989 年之後，蘇東先是實現了民主化，然後實現市場化，對那個龐大的國有資産實行民主體制底下的市場化的改革。中國實際上是派出過代表團到德國去參觀、訪問，訪問什麽呢？關心德國統一之後，怎麽處置東德巨大的國有資産？德國成立一個信托局，對東德的國有資産實行市場拍賣，競價拍賣。中國實際上面臨同樣的問題。于是我們也拍賣，也化整爲零，表面來說中國和東歐在1989之後不又殊途同歸了嗎？不。德國信托局是提供上下兩塊夾板，下面這一塊是社會保障，東德的居民都享受西德居民此前已經積累起的社會保障，保證你工廠拍賣之後不會流離失所；上面這一塊是什麽呢？給每一個東德公民像西德公民一樣的政治權利，在政治上你是有總經理、老闆一樣的政治權利，這個政治權利包含你基本的罷工權利。當然他們也遇到過很多的問題，但有沒有這兩塊夾板，是造成同樣是市場化，但中國與東歐的改革發生完全不同社會後果的根本原因。
中國呢？只學當中這一塊，上下兩塊，沒有了。你這樣來處置當中這一塊國有資産，才會出現這麽多民怨、民憤，才會出現這麽廣泛的剝離感、被離弃感，這是第二階段改革出現這麽多社會弊端的原因。
總而言之，形塑今日之中國者，第二階段改革也，非第一階段改革也。所以我同意爲改革開放辯護，但有一個前提，要還原三十年中國的歷史真相。只有這樣，你才能够說服民衆。如果眉毛鬍子一把抓，用第一階段改革殘留在民間的那個溫馨的回憶，來粉飾、遮蔽第二階段改革的弊端，那麽完全可以預見，辯論進行下去，改革方將會處于越來越被動的地位。現在，爭論不過出現一個短暫的休止符，到明年2008年，我相信關于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何去何從、何利何弊，肯定會成爲一個大熱點。改革派要想在三十年的時候，還能够像此前一樣立于不敗之地，必須要向老百姓說實話、說真話，在說實話、真話的前提下，將政治體制改革提上來，重建第一場改革那樣的上下共識。
中國此後還是會有艱難曲折，甚至大的顛撲。總得來說，市場化這一塊已經渡過了不可逆的拐點，這是讓我感到稍稍放心、稍稍透一口氣的地方。至于說另一塊怎麽改，是否能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平順的一個轉折，我想這是各級官員應該考慮的問題，從最高當局，一直到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應該考慮的問題。走的好、走不好，關係到我們下一代人。
一個不是結束的結束，我只能引用溫家寶在今年三月份記者招待會上的一句話。中國的前途在哪里？溫家寶說，要問開化的大地，要問解凍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別處，就在我們每一個人之間。
【現場提問1：】
【主持人：】感謝朱老師爲我們帶來的精彩演講，激蕩改革三十年，朱老師現場也給我們激蕩了兩個小時。朱老師在演講中給我們回顧了三十年來兩次的改革，而我們現在正處于第二次改革的征途中，第二次改革往何處去，第二次改革要達到什麽樣的一個目標，朱老師在演講中已經對第一次改革以及第二次改革做了分析。
接下來是互動時間。
【現場提問1：】感謝朱教授過來給我們打氣，瞭解了上層一些决策的過程。我想知道的是，陳雲老先生他在第一次改革，以及他在過世之後的安排，做出了怎樣的貢獻？
【朱學勤：】哎呀，非常尖銳的問題。
你剛才說我透露了中央决策的過程，我不是，談不上，我只不過是注意這三十年中國從上到下的一些重大的關節。對陳雲的評價，我是這樣的，陳雲的經濟思想我是不贊成的，大家都知道，你可以讀陳雲的文選，鳥籠經濟設置是載入陳雲文選的，在經濟思想上，我覺得鄧小平的思想要比他更開放一些。正是因爲最後鄧小平更開放的經濟思想占了上風，中國才會有第二場改革，才把中國改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陳雲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場改革它是雙峰政治，相比我們理解下的法治狀况下的憲政民主有很大的不同，雙峰政治造成了很大的弊端，這個大家都知道的，第一場改革之所以那樣結束，跟雙峰政治都是有關係的。但是反過來說，雙峰政治是在中國制度化的政治文明還不發達的時候，以人治形式出現的一種平衡，或者說是牽制，這種牽制和平衡不至于使任何一方的意見走向極端，避免了一些更大的代價，這個也是第一場改革，我覺得我們應該尊重事實。
陳雲他的經濟思想我不贊成，但是在人的問題上他還是比較公道的，例如關于像是李銳、朱厚澤黨內老同志，還有于光遠，是否要開除黨籍的問題上，陳雲做的批示，說我們不能再做今天整人家，明天再給人家平反的傻事了，才保住了這幾個黨內老幹部的黨籍，在這些問題上反而顯得他公允、厚道一面。對陳雲這樣已經去世的老一輩的革命領袖來講，我可以坦率說，我可以不同意他的經濟思想，但是另外一些方面，我反而更尊重他、更尊敬他。關于這個問題，我簡單回答到這裏。
【現場提問2：】第二個問題，我們經過二百年歷史，可能社會進入一個平靜的時期，我們過去的三十年裏，提供了什麽樣的東西，能够讓我們更加好的完成接下來的三十年時間呢？通過您剛才所講的，我體會到很多，想問的是，這三十年，能够給我們提供好的一面是什麽呢？
【朱學勤：】你的問題很大啊，既有過去也有未來。謝謝你記得我書中的小細節，文革中一幫知識青年這樣扒火車，還能遇到那麽好心的鐵路工作人員的提醒，可見這次文革中人性也沒有磨滅，再引申下去怎麽看文革，你是這樣的問題對吧。第二個問題，改革開放未來還要走，未來怎麽吸收此前三十年的經驗，走的更好。一個是問文革，一個是問改革。我盡可能的來回答你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文革我是徹底否定派，但是我堅决不同意，以文革的方式來否定文革，我跟大部分否定文革派知識分子的潜在分歧，我認爲文革要否定，但是這個否定不能建立在妖魔化的基礎上，你妖魔化、漫畫化文革，你可以取一時否定之短效，但是長遠來說，不能說服民衆，尤其是對民衆有具體記憶的民衆。你這樣取得文革被否定的成果，是廉價的，也是非常容易被推翻的。
這個教訓實際上現在也在，今天關于爲文革鳴怨叫屈的網站、博客很多了，還有很多朋友來上海找我，我覺得文革對中國造成的結果是浩劫，但是文革當中很多具體的參與者，文革的普通老百姓，他們的心靈世界，到現在還沒有被最終徹底、如實的揭示。我們看法國革命結束之後，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系列小說，講到法國革命，以及此後的顛顛撲撲，是多麽真實的歷史畫卷，只有這樣，把否定文革建立在更艱難、更困難、復原歷史真相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從此睡得著覺、吃得下飯，文革不會再來了。如果簡單化漫畫化文革的結果，就會使文革成爲部分青年、部分人的一些溫馨回憶，一說到改革有問題，就要到那裏尋找精神的依托，總是以文革糾改革之偏，這樣思潮上的逆流。這是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第二個問題，改革開放三十年既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敗的地方，那成功的地方，我剛才也說了，只幹不說、多幹少說、幹了再說，這是成功的地方，使我們走上了一條代價較小、摩擦係數較低的一條道路，但是這樣的一個做法有大問題，大問題是什麽呢？就是你所言所行之間有巨大的分裂。
我跟郎咸平那天晚上的談話，我跟他說，只幹不說是有問題的，你可以這樣幹一代人，幹三十年，但是不能幹第二代人，幹第二個三十年，因爲普通老百姓都在覺醒，騙是騙不出一個現代化的，這樣可能騙出一個現代化的陷井，第二個三十年應該向老百姓說實話、允許老百姓實話，使你的所言所行緊密結合，這樣才可以經得起風浪，才可以凝聚人心。說的尖銳一些，我們的改革走了很光滑、摩擦係數很小的國家機會主義的路綫，機會主義是好名詞啊，至少是中性名詞，走了一條國家機會主義的路綫，避免了蘇東這樣大規模的顛撲，但是國家機會主義是特殊階段、特殊時期的改革策略，你不能成爲一個民族的精神結合總的圖譜，如果成爲精神總的圖譜，這個民族可能就在物質上翻身了，但是在精神上會萬劫不復，這樣一個民族的崛起，在這個民族之外會引起更多人的疑慮，這一條路是不能再走下去了。
我希望吸取前三十年改革流過血這個慘痛的代價，使將來中國繼續改革時，盡可能爭取一個和平、轉折的局面，不要再流血。我們說最樸素的語言，剛才主持人說，南方都市報發表過我的文章，我是爲你們感召，今天中國大地，盡可能說真話，說真話幅度最大的報紙就是南方都市報。我把我在其他地方發表可能有難度的文章，拿到你們這裏發，果然發了。
那一篇文章，當然你們也要做技術處理，我也同意做技術處理，我那個被做技術處理的話裏，意思也包含著對這個同學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我希望今後的中國，真的是一個有理性的中國，而不是一個喪失理性、忽冷忽熱的中國。
我非常贊成、非常珍惜南都負責任、有理性的言論立場，希望更多的讀者接受這樣的立場，希望中國更多的傳媒接受這樣的立場，這樣在後面第二個三十年的改革當中，我們有可能避免第一個三十年曾經付出的那些代價。謝謝。
【現場提問3：】
【主持人：】剛才在和朱老師互動的過程中，已經有很多現場觀衆遞上了枝條。這樣的一個問題很有意思，季衛東先生曾經在北大的演講說過，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民主化最大成果。他在報告中提到，任仲夷老先生的改革思想值得重視，他向請問朱老師，對于黨內民主的發展，以及黨內同志有怎樣的建議？
【朱學勤：】我非常敬重任仲夷老先生，如果沒有任仲夷老先生在廣東開闢出來的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沒有任仲夷老先生的思想遺澤，我想廣東不會這個情况，非常感謝任仲夷。我也讀到《同舟共濟》上任仲夷老先生最後的思想，我非常的贊成，黨內民主啊，我想任仲夷老先生是總結自己一生的從政經驗，最後告知世人的一個想法。
我注意到任仲夷的部下在海外寫的回憶錄，那個人現在到海外去了。他在回憶錄這樣說，他說任仲夷老先生離休以後，對于繼任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我當時看到真的是驚心動魄，他說，“我已經安全著陸了，你呢？”，就問這個繼任者，當時我看了之後真的是震撼，甚至是毛骨悚然，一個爲黨、爲國家奮鬥一輩子的老幹部，把自己的離休看作是安全著陸？我想要民主不僅僅是草民的要求，我相信是千百萬官員的要求，民主不僅僅是保護草民，也是保護官員的，有了憲政有了民主，官員從政才會有安全感，才不會說離休的時候是安全著陸的感覺。我們今天說民主，要對老百姓說，對自己說，更重要也要爭取說服官員，民主不僅僅是給老百姓調皮搗蛋的，民主也是讓您老人家安全著陸的一個制度，民主能够給你安全感。
另外具體的黨內民主，我覺得毛澤東這個人也說大實話，生前他曾經說過，“黨內無派、黨外無黨，千奇百怪”，這個話也不是他發明的，是廣東這個地方第一次國民革命時胡漢民的原話，他以這個話向國民黨的獨裁傾向抗爭的，毛澤東參加過第一次國民革命，在廣州做過國民黨的大官，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代部長，很熟悉當年國民黨元老之間的有個性的話。等到他掌權，不經意也會跳出這樣一句話，所以他心裏也很明白，黨內肯定是要有派別的，這個派別不僅僅是權力上的，權力再分配造成的派別，很重要的，即使沒有權力之爭，也會有政策之爭的。我們總結全世界，總是有左右兩種傾向，紅綠燈的作用，是間斷性的讓那邊的人走，然後再另外一邊的人走，紅綠燈就是天然的民主，避免大家在十字路口打成一團。
我在歐洲的時候曾經問過一個不是學文科的，學鐵道設計的中國女企業家，我問她，你到法國十幾年了，她開闢了一個農場，很成功，雇傭了法國人做她的農工，法國國家電視臺也報道過。這個女同胞臉曬的很黑，一看不是萬惡的資本家，而是辛勤的農婦。我說你對法國的制度、西方的制度瞭如指掌，我問你一句話，兩黨制是什麽，她說我看兩党制，老百姓是這樣選擇的，或者兩黨制總是有必要的，左派天然是傾向于分錢的，看看此前右派錢賺多了，缸裏的米要出來了，這時老百姓就趕緊選左派了，慢慢的錢分完了，老百姓趕緊投票，選右派，因爲右派是賺錢的。所以選了一段左派，給大家分錢，分了四年、八年，馬上老百姓又要選右派，右派是給大家賺錢的。所以這是創造財富、分配財富人的天然要求，也是來自于人性當中，有的人天然的保守派的成分多一些，另外一批人天然的就是左翼政黨的成分多一點。我們七千萬人的黨內，肯定也是有這種天然的區別的。黨內民主非常必要，而且應該從黨內民主做起。如果黨內有兩種政治傾向的人，他們有合法的表達，我想中國共産黨的代表性不僅不會削弱，而且會大大的增加，這是何樂而不爲的事情呢？
【現場提問4：】作爲一個學生我提出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剛才你說89學潮主要是因爲政治體制改革未變，所以造成這樣的情况，但是我們知道文化對學潮也是有很大的衝擊，今天基本上您是從政治、經濟兩個方面來談的，可以簡單概括一下這三十年來文化的脉絡嗎。
第二個問題，剛才您說到市場化進程得到您的比較高的評價，但是我認爲市場化使得經濟得到復蘇，但是我們是過度市場化，勢必帶來很多社會問題，比如說農民工的問題，還有房價的問題、大學生失業等問題，在社會問題沒有解决的情况下，我們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必然會導致政治體制承受能力的問題，我們是否可以限制市場化，以此拉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或者我們先要解决民生問題，是否第三次改革是民生改革呢，以此促進市場、政治、民衆的需要呢。謝謝老師。
【朱學勤：】這兩個問題都很大啊，一個是文化，一個是民生，怎麽解决。文化呢，我確實有意識的沒有講文化，後來有一個朋友提問的時候涉及到傳統文化的興起，我沒有回答，因爲要回答這個問題，又需要三個小時。你們知道，我在文化問題上的看法，我是很不贊成80年代以來的文化决定論，我對90年代以來的傳統文化熱，也是既有同情也有保留的，我認爲當下的中國，基本性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不是文化的問題。
我一直在反對文化决定論，我認爲這是知識分子自己沒有搞清楚，散布的一個文化迷霧，只要有可能，就在分析文化决定論的錯謬和害處。至于說傳統文化論爲什麽同情呢？1919年到五四運動到今天以來，激進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文化革命，爲什麽席捲了二十世紀大半葉，五四運動的片面性，對傳統文化的粗暴否定，使得這個反彈總得有一天要抬頭的，今天果然抬頭了。
但是更大的是保留，保留的是什麽呢？傳統文學說到底就是今天的國學論，國學論說到底是儒家文化論，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他自己說修身治家平國治天下，我認爲儒家文化可以用來修身，但是不足以治家，因爲這個家，上下兩代的代溝，觀念有多大的差异，你用儒家的兄孝子賢等東西，維持不住現代社會的家庭關係的，只可以用來調節自己個人的倫理修養，很難推及到第二、第三人中去，所以我說它是可以修身，不足以治家、齊國，治天下更是妄想。
還有就是民生問題，在政治制度不觸動的情况下我們改善民生問題，可以不可以。當然可以，現在很多官員也是希望這樣，但是我是有保留的。爲什麽呢？我舉一個前車之鑒，在中國這次崛起之前，有兩個國家也是垂直緯度崛起過，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日本。日本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說，今天先說德國，德國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崛起的速度遠遠超過今天的中國。其中一個原因，俾斯麥，他在位的時候，做過一件事，相當于你剛才說的不觸動政治體制，改善民生的做法，今天我們要求社會保障、社會保險等等，但是你們知道不知道，社會保障、社會保險，最早形成體系是在哪里嗎？是在德國，在俾斯麥時期，俾斯麥和威廉一世兩個人，出于貴族階層對子民的體恤，親手創建了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但是帝國體制政治體制不能改革，這個結果就形成了什麽呢？自上而下 N次福利的王朝社會主義，德國普通民衆對王朝的感恩。後來到希特勒時代，又變成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時期普通工人享受到的福利，就是民生改善，超過了俾斯麥，俾斯麥的帶薪休假、工人在地中海大規模的渡假村，包括我們今天須臾不可離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行駛的大衆汽車，爲什麽叫大衆呢？就是給普通民衆生産國民車啊，後來就生産坦克了。
一方面從俾斯麥到希特勒，走的就是一條不變體制，只改善民生的道路，所以從王朝社會主義到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這樣在國內調動千百萬民衆對它的認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有這麽大的戰鬥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一國掃平歐洲無敵手，這麽大的戰鬥力的原因就在于普通民衆對于王朝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感恩涕零，穿上軍裝的工人和農夫，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王朝社會主義的信奉者，所以這個國家的軍隊才有這麽强的戰鬥力，最後把德國引到哪里去了呢？引向戰爭的深淵，不僅給整個世界造成了浩劫，也給本國人民造成了浩劫。
所以非常感謝這位女同學提出的問題，有機會闡述這個觀點，民生問題必須要重視，但是不改變體制，只改變民生，最後的結果可能是父權政治、可能是王朝社會主義。
【本文爲朱學勤12月15日在廣州嶺南大講壇的演講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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