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
李慎之
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
二十年以前，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破四舊"的名義把中國傳統文化加以"封資修"、"大洋古"之名予以毀滅性的打擊，因此，作爲對這種大破壞的反作用，在中國大陸掀起過一陣"文化熱"。此之所謂文化大體就是指的中國的傳統文化。人們發現，傳統文化不但幷不如文化大革命所認爲的那樣壞，而且爲了救治文化大革命的禍殃，還迫切需要恢復提倡"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傳統文化。但是，同時也有另一種認識産生，認爲文化大革命固然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名義發動的，實際上却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最最反動黑暗的東西。八十年代上半期，很有一些論證文化大革命爲"封建社會主義"，論證應當"建立社會主義高度民主"的文章發表在像《人民日報》這樣的權威報刊上，不過這陣風刮得幷不長，熱鬧了沒有幾天，很快就過去了。
從九十年代開始，我就漸漸形成了一種看法，朦朦朧朧地認爲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是不同的。後來知道龐朴同志也有相似的看法，他還把這個意思寫成論文，在1993年"東亞經濟社會思想與現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發表，後來又發表在同年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題目就叫做《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很受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
龐朴同志套用中國古老的說法，說："文化傳統是形而上的道，傳統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離道。"我的看法相似而不相同，至于到底什麽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龐朴同志幷無具體說明。我以爲，傳統文化就是中國自古以來形形色色的文化現象之總和，其中任何一種，不論從今人看來是好是壞，是優是劣，只要沒有消失，或者基本上沒有受到（1840年以來）强勢的西方文化的徹底改造的都算。但是它又是一個變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古老的東西只要慢慢失傳了，如《周禮》中的許多規矩、制度，也就從傳統文化變成已死的"文化遺迹"了；外來的東西，只要被中國人廣泛接受了，與中國文化接軌而融合，它就可以稱是融入中國的傳統文化了。比如西服、芭蕾舞……，我們今天是沒有人會把它看成是傳統文化的，但是再過若干年，它們就可能像我們今天看胡琴、金剛經……一樣認爲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了。文化傳統則不然。它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它的影響幾乎貫穿于一切傳統文化之中，它支配著中國人的行爲、思想以至靈魂。它是不變的，或者是極難變的，如龐朴同志所說的是一種惰性力量（或曰慣性力量），"任你風吹雨打，我自巋然不動"。
因此，傳統文化是豐富的、複雜的、可以變動不居的；而文化傳統應該是穩定的、恒久單一的。它應該是中國人幾千年傳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習慣、思維定勢。根據我近年的觀察與研究，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專制主義"。爲什麽說中國的文化傳統是專制主義？這個問題太大。我只能依靠權威學者的結論來作我的根據，就是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的一段話。他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爲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出的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爲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爲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對于主宰了中國人傳統文化的三綱六紀，我還要引用中國近代第一位"儒學名臣"曾國藩在他家書裏的話再作進一步的說明。他說："羅婿性情可慮，然此亦無可如何之事。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地維之所賴以立，天柱之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爾當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氣爲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功夫。"（曾文正公全集•家訓卷下，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時）曾國藩這段話把三綱都提到天的高度。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後最高的概念，確實只有希臘柏拉圖所說的Idea可以相比，因此，把三綱六紀（六紀指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說稱之爲"形而上的"也是完全可以的。
我過去常常引用宋朝文天祥的《正氣歌》，以爲他所歌頌的"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岳，上則爲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也是極具形而上意味的中國民族精神。實際上，它也是專制主義下的愛國忠君的表現。只要再往下看："……爲嚴將軍頭，爲稽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顔常山舌。……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系命，道義爲之根。……"就足以證明了。這些話跟明朝人的話"萬古綱常維宇宙，一生節烈凜星辰"，再到上引清朝人曾國藩的話是一脉相承的一個意思。
當然，經過這一百年的西化，中國已經沒有皇帝了，父母、夫妻之間的關係也有了很大的改變。比如歷來被認爲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的一個孝字，現在已經幾乎聽不到看不見而被洋裏洋氣的"愛心"代替了。但是只要一加審視，三綱在歷史上就不是平等的，作爲政治範疇的專制主義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不是子事父的"孝"和妻事夫的"順"可比的，這是沒有制約的權力結構的本性决定的。這一點只要看《紅樓夢》裏賈元春省親這一幕就明白了。不是她先向長輩請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要跪迎她這位貴妃，這就叫做"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禮"。因此，在皇帝被推翻以後的一百多年裏，老百姓對人主的"忠"，作爲一種意識形態，仍然長存不衰，而且變本加厲。我是清朝覆亡十二年以後才出生的，然而我記得在小學讀書的時候還學過一首歌，雖然連調子都記不起來了，但是有一句"把生命交托給總理"却還記得很清楚。總理指的是國民黨的總理孫中山。他都已死了，而他的在天之靈却還要管治著中國的芸芸衆生。我在上初中的時候，學過一首歌，頭幾句就是"大哉中華，代有賢能，蔣公中正，今日救星"，歌頌的是既非國家元首，又非政府首腦，可是却在實際上統治著中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至于以後高唱《東方紅》，歌頌"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怕一直到今天還可以說是無人不曉。
說專制主義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還决不是僅指這些形式，而是指它的實際影響。雖然可以同意多數世人的見解，認爲中國傳統文化不是一種宗教的文化，必須看到，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强烈的意識形態的文化。這個意識形態就是主義，譯成洋文就是totalism，autocracy，tyranny，authoritarianism，despotism，totalitarianism，absolutism……這些詞程度有强弱，範圍有大小，但是基本意義差不多，而中國的專制主義，因爲時代的不同，內容也多少有些變化，但是大體上也差不多。它完全控制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各種表現，尤其是支配了中國政教禮俗。它實際上就是歷來所說的名教、禮教、禮法。我現在特別拈出"政教禮俗"這四個字，以爲可以說得更全面、更明白些。凡是能决定支配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政教禮俗的，就是意識形態。
非常特殊的是：就專制主義之作爲意識形態而論，不論是中國文化的大傳統還是小傳統，也不論大小傳統怎樣劃分，基本上都是一樣的。隨便舉一個例子，一個多世紀以前，被正統的清朝與儒家視爲异端的"太平天國革命"，實行的"萬事爺哥朕作主"，"敬主方是真敬天"，"只有人錯無天錯，只有臣錯無主錯"那一套。其他的武林、黑道……就不用提了。中國人之接受專制主義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這裏特別要提到的是，中共元老李維漢在1980年5月24日特意求見鄧小平，向他提出，所以出現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悲劇是因爲中國的封建遺毒太深。因此建議鄧小平"補上肅清封建遺毒這一課"。鄧小平完全同意李維漢的意見，幷在6月27日指示在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的報告時，特別提出要"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可見剛剛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惡夢的中共元老們對傳統意識形態的毒害是有共識的。他們之所謂封建主義就是我所說的專制主義。不過所謂"肅清"的工作後來也幷沒有堅持下去，而是不了了之。其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因爲這個專制主義的傳統太深，深到不易認識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觸動的程度。
附帶說一句，本來也可以以別的概念來總結中國的文化傳統，如由範文瀾發明而後來得到顧准贊同的"史官文化"，又如中國人自古以來各派各家都標榜的"道"，或者宋以後的"理"，甚至"天人合一"、"實用理性"、"憂患意識"、"樂感文化"……等等。但是認真研究一下，這些概念實在都是過分抽象，因而暖昧不清；或者信口開合；言人人殊（中國人的"道"不知有多少種說法，甚至一個人都有好幾種不同的說法），真是"子之所謂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只有"專制主義"這一概念才能滿足"文化傳統"的定義各方面的要求。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的主流正脉正是一種政治的文化，權力的文化。
作爲意識形態的專制主義
"意識形態"一詞，據《漢語大辭典》的解釋："指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對于世界和社會的系統的看法和見解，包括政治、法律、藝術、宗教、哲學、道德等思想觀點。"這個解釋大概受到日本人的影響。事實上，"意識形態"這個詞也正是日本人藉與中國人共用的漢文，對西文ideology的翻譯，其實不但文理欠通，意思也不確切。據英國的牛津字典，ideology的解釋是：Asystemofideasandideals，especially onewhichforms the basisofeconomicorpolitical theory andpolicy。照美國的韋伯斯特字典的解釋是：Asystematicbodyofconceptsespecialy about human life or cultu。另一個解釋是：The integrated assertions ，theories and aims that constitute a socialpolitical program。三者大意差不多。如果用中文簡單地陳述，就是一整套關于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教條和理論。中國的專制主義恰好符合這個解釋。
在上述列舉的西文與中文專制主義對應的詞中，我的朋友、去年逝世的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最愛用的是第一個詞totalism，他譯之爲"全能主義"，因爲皇帝老子什麽都要管，實際上也就是"權力通吃"。藉此，也可以更清楚地明白專制主義的涵義。不要忘了，不過幾十年以前，全國各地，不分東西南北，普通人家的堂屋正中，還都是供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的。
海外華人學者有把ideology按聲音譯成"意底牢結"或"義諦牢結"的，倒也尚能傳神達意。它真是牢牢地固結在一起，不用極大的力量，不經過長期的沖激，不經過內部的腐爛，確實是攻不破的。所以，意識形態很近似于中國古人所謂"道統"。爲了與之相區別，又因爲近代的西化了的中國人好談"理論"，我主張譯爲"理統"。比如《德意志意識形態》就以譯作《德意志理統》爲好。
所謂專制主義，只是用一個名詞來說。它也可以一分爲二地說，那就是在上的一方面是專制主義，而在下的一方面是奴隸主義。專制主義就這個意義上說是一個合二而一的結構。它决定了中國的政教禮俗，也因之而决定了中國的國民性。在這方面迄今爲止看得最深最透的是魯迅，他所創造的阿Q就是長期的專制主義統治下中國國民性的典型。阿Q明明是奴隸，可又老想當主子，後來又因爲加入"革命"而威風了幾天，于是又大擺其主子的架子，最後還是以亂黨的身份被殺了頭。魯迅說，對中國老百姓而言，中國歷史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實際上就是皇權趨于穩定或皇權遭到破壞的時代。這實在是一針見血，鞭辟入裏的話。
中國專制主義的歷史
中國專制主義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呢？我想避開一切可能的爭議，截斷衆流：定爲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稱帝時算起。這樣二千二百年的歷史也已經是世界上資格最老的了。當然別的國家在宗法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階段，也有專制主義的因素，但是它們持續的時間大多沒有中國長。中國的專制主義在秦始皇以前當然也有根子，然而只有到秦始皇的集中統一，才出現了大成至上的專制主義，以前的那一段算不算都不致影響大局。
秦始皇幷吞六國，統一天下（其實只是中國，不過在當時已經是世界上版圖最大、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國了），確實是中國歷史上、甚至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當時他當秦王已經有二十五年了，統一中國以後，他首先就讓群臣給自己上尊號爲"皇帝"。這是合遠古所謂三皇五帝而言，其尊貴是從來沒有的。皇帝自稱曰"朕"，歷來稱爲"民"的百姓則更名"黔首"。他既然掃滅諸候，幷吞六國，就索性廢除了有近千年歷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縣制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每郡又分爲若干縣，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統治，同時統一全國的文字與度量衡，築馳道通到全國各地。這就是所謂"車同軌，書同文字"，或者是所謂"混一車書"，"幷冠帶之倫"。在兩千年前，秦始皇的這些作爲確實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在當時是有其合理性的。所以唐朝的李白說："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明朝的李贄則尊之爲"千古一帝"。這些都是他應得的贊揚，但是到二十世紀，秦始皇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就已經不折不扣地是落後而且反動的了，只是他的偉烈豐功却還是壓在中國人的心頭，而始終不敢改弦更張，或者雖有改變而又藉尸還魂，變本加厲。
自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帝國爲止，兩千一百多年間的中國政治制度，除了漢初有過若干年分封諸王的反復外，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也就是王夫之所說的"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由于意識形態的支配作用，中國經濟制度基本上也沒有什麽大的變化。這就是有名的中國停滯論。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學術界受馬列主義的影響，以所謂五階段論（即認爲人類歷史發展必然經過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共産主義五個階段的理論）的影響。不斷有人論證，到明朝末葉即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不是受到西方侵略，中國自己也會發展出資本主義來。但是這只是一種無法證明的假設。而據另外一些學者如傅築夫、顧准等人的研究，則中國早在周秦即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就是因爲政治上的極權專制主義而始終發展不起來，一直到西方帝國主義以大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以後，資本主義才得以艱難地成長，却又因爲政治制度的束縛而始終不能順暢地發展。我是比較相信後一種說法的。
中國專制主義的理論
前面已經談到，中國專制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理論體系（我主張稱之爲理統），然則它的理論是什麽呢？
歷來作爲主導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正脉是儒家。唐朝的韓愈與宋朝的朱熹甚至製造出一個道統來，把《尚書•大禹謨》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說成是"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珂"的所謂"十六字心傳"，是以後又經韓愈、朱嘉傳之後世的"道統"。事實上，即使不說這只是虛妄的捏造，光把儒家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正脉，也是極其偏頗的。應該明確，法家在締造中國文化傳統亦即專制主義傳統的過程中，其作用决不亞于儒家。儒法互補，儒法交融，這才構成中國專制主義的核心理論，才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道統，或曰理統。首先，不但秦始皇在建立大帝國的時候，就純粹是按法家的思想統治天下的，而且秦之所以富强，以至被六國視爲"虎狼之秦"，又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勵精圖治一百多年的結果，商鞅當然是儒家所鄙視的法家。法家雖然刻薄寡恩，但是在兩千幾百年前要做到富國强兵還真是有辦法。不過，秦政苛暴，二世而亡，從統一算起享國才十五年。漢承秦制，後世又承秦漢的制度，雖不無斟酌損益，但是到底沒有什麽根本的變動。所以譚嗣同說"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澤東也說"百代皆行秦政制"，實在是千真萬確的。雖然毛澤東自己實行專制主義，還要揚法批儒，無非是進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場，給自己的行爲尋找一個中國自己的道統作根據。但是他明確指出法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地位，看到大反傳統的五四先賢所沒有看到的東西，在學術上倒是頗有貢獻的。
不過，法家相信"仁義惠愛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畢竟太肅殺了一點，施政效果也可以從秦二世而亡這一點上證明不怎麽樣。因此，到漢文帝的時候，賈誼作《過秦論》就批評秦"仁義不施"；到漢武帝時，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歷朝歷代都尊崇儒學，孔子也一直被追尊追封，直到"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而法家則自秦以後即不得其傳，沒有一個學統，道統亦隱而不見。于是形成一種成見，認爲儒學是中國學術的正統。其實，法家的思想早已融化于"百代皆行"的"秦政制"中而千古不能廢了。以至北宋的蘇東坡都說："讀書萬卷不學律，致君澤民總無術"，"儒主禮樂而法崇刑賞"。儒家的作用不過是替法家冷酷無情的專制主義爲之"節文"，爲之"緣飾"，使之增加一點"仁義"，罩上一層"溫情脉脉的面紗"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中國都有"儒表法裏"，"外儒內法"，或"陽儒陰法"的說法，實在是不錯的。事實上，漢武帝的玄孫，後武帝十三年當皇帝的宣帝就對自己的太子說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前漢書•元帝紀）所謂霸道與王道雜用，說的就是法家與儒家幷用。這一點，歷代最高統治者都是十分明白的。再看一看號稱尊崇儒學的明朝的開國之君朱元璋，竟因爲看到孟子書中有對帝王不敬的話而勃然大怒，差一點把他永遠革出孔廟，就更加清楚了。
南宋的儒學領袖朱熹對這種情况很不滿意，只能慨嘆："（從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這實際上就是承認儒家的"德治"或"禮治"的理想始終未能實行。不過，認真說起來，法家也有理由對這千五百年之間的治道表示不滿意，因爲"哪怕你銅墻鐵壁，哪怕你皇親國戚"的"鐵面無私"的"法治"理想（注意：此之所渭"法治"只是法家反對儒家的"德治"、"禮治"的說法，决不是建立在現代民主制度上的"法治"），也從來沒有得到貫徹，在朝廷執法的過程中，也不知有多少"拉關係，托人情"的循私枉法的事例，中國的專制主義實際上也就是在這種不儒不法，亦儒亦法的狀况下延續了下來。而且儒家也自有其嚴酷的一面，它與法家都尊崇絕對皇權。即以上面所說的自以爲中興儒學，傳承道統的韓愈而言，他在著名的《原道》中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一個"誅"字，實在是够鮮血淋淋、殺氣騰騰的。就是這個韓愈，硬是替兩千多年前的周文王做了一首向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殷紂王認罪效忠的《拘幽操》，說什麽"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作爲忠君的最高典範，作爲後人學習的榜樣。這原本應該是十分可耻的一句話，倒成爲千年來中國人的最高道德準則。不過，據我的同學唐振常教授的考證，韓愈此話"是微詞，是反語，是消極的咒駡"。但是我本來幷不知道這些，倒確實是靠了這兩句話發揚自己的奴性即阿Q性，才渡過了被劃爲右派後思想上極其艱難的最初兩年。我確信還有不少與我抱同樣心理的人。我們都可以說是以親身的經驗驗證了專制主義主宰中國人靈魂的實際的。
中國人總是把佛教融人中國文化評價得非常高，以爲中國文化特別富有包容性，殊不知釋氏與道家所謂"二氏之學"雖說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活有相當大的影響，對儒學的精緻化與形而上學化有所推動，但是對中國整個社會的政教禮俗來說，與儒家和法家的主流作用是無法相比的。印度人欣賞的"佛法平等"，硬是被中國的專制主義擠得無影無踪（當然也是因爲中國社會的不平等遠不如印度的種姓制度嚴酷）。倒是佛教給中國引入了印度的地獄與西天極樂世界的信仰，對中國人相信因果報應的心理有極大的影響，而且還帶動了所謂"中國真正的本土宗教道教"的發展，又從而帶動了一大批"邪教"從白蓮教到義和團……的發展。這些在中國歷史上對人民的實際生活也起過不小的作用，但是始終取代不了儒法交用、政教合一的正統地位。
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
世界上許多國家、許多民族都曾有過專制主義的歷史，若不是如此，洋文裏怎麽會有上面舉出來的那麽多名詞呢？要比較各自的特點，非學貫中西不可，我實在是沒有這個學力，但是籠而統之，對中國的專制主義也勉强可以說出一些特點來。
第一是資格特別老。從秦始皇稱帝算起，專制主義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歷史，這個歷史比起世界上的大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已經長得多了。
第二是儒家雖然未必能如康有爲、陳煥章以及今天有些人主張的那樣，就是一種宗教，但是它確實具有某種神學的品格。本來從孔孟起，儒學就把天或道與人事相聯繫，特別是從董仲舒開始，把皇權與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高的概念天或者道具體地聯繫起來，形成一套頗爲完整而又精微奧妙的理論，使皇權具有神聖的意味。從來皇帝的尊號中都有"奉天承運"、"繼天立極"這樣的字樣。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發迹的人，只要一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戴上這樣神聖的光環。我瞭解外國的情况很少，只知道在基督教或者伊斯蘭教的國家中，王權或皇權都要受到上帝或安拉或者他們的僕人教會的制約，基督教國家的國王或皇帝登位後還要由教會來加冕。中國的皇帝則是直接通于天的，他是唯一的"天子"，是天在人世間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當然的聖人，一切都由他作主。藉外來的術語來說，中國實行的是一種政教合一的專制主義。其實，因爲中國的政與教由于儒法兩家都有"君師合一"的傳統，歷來就分不清楚，所以也許還不如說"政教混一"更爲確切。
第三個特點就是把專制主義人情化，也就是有名的"政治倫理化，倫理政治化"。三綱六紀本來就是從家人父子的親情出發的，所謂"孝弟其仁之本歟"；再轉到忠君上，所謂"近之事父，遠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再轉到天的頭上，所謂"王道之三綱，可求之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樣就構成了一個循環糾結怎麽樣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網，而最後落實到皇帝的絕對專制上。
在外國的專制主義下，老百姓都稱爲"臣民"（subject），現在有的學者也把這套到中國人身上，說中國人只有臣民心態而沒有公民意識，中國的出路就在讓臣民社會演化爲公民社會。其實說中國老百姓是"臣民"還是不够確切，中國老百姓的實際地位是"子民"，是無法翻譯成洋文的。歷來說"天子撫育萬民"，皇帝是上天的兒子，又是百姓的嚴父，百姓對皇上的依附關係因此又比外國的臣民對君主的依附更深一層。
這一傳統之深可以從前幾年還唱徹神州大地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還有"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党來比母親……"的歌聲中得到充分的證明。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在被打成右派或三反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以後，一面表示服罪，一面在內心對自己說："被黨打了，就跟被爹娘打；還能怎麽樣呢？"這些話在當時是不能公開的，那樣就是不服罪，就是繼續反黨。等到平反以後把這些思想公開出來，却又居然被認爲是"政治覺悟真高"的標志。在專制主義統治下，中國人幷沒有"公民"的覺悟，只有"子民"的順從。
第四個特點是"大一統"。《春秋公羊傳》固然有大一統的說法，認爲周天子應當做到"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但是只有到秦始皇才在事實上做到，以後就成爲定制。雖然中國的歷史上分分合合，正如《三國演義》上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畢竟是合多分少。即使是分的時候，其中一個比較强的國家也總是要處心積慮，力爭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封閉或半封閉的國家，地處亞洲的東方，至少從秦起就是世界第一大國，作爲主體民族的漢民族又老早就是世界第一大民族。所以中國雖然一再被北方來的游牧民族所征服，可他們又都不得不"師漢法"，也就是學習漢民族的文化以統治漢民族，金元之際爲一代儒宗的元遺山甚至還夥同別人請蒙古的忽必烈爲"儒教大宗師"呢！
第五個特點就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這也是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廢封建，立郡縣而形成的。中國歷史上屢次受到外族的人侵。但是任何文化較低的北方游牧民族都不能改變而只得接受中國的皇權專制主義。事實上，古代西方的羅馬帝國，也是因爲北方蠻族的入侵而滅亡的，這些蠻族的文化也遠低于羅馬帝國，他們也不得不被羅馬的文化所同化，但是他們不是化于羅馬的政治制度而是化于羅馬人信奉的基督教。結果是成立了許多分立的封建小國。雖然其中也有一些戴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爲共主，但是第一，這只是一部分國家；第二，羅馬皇帝的統治是鬆鬆垮垮的。因此，據後人研究，歐洲的封建國家倒是比較容易産生民主主義的。中國則不然，自秦始皇以後，地方行政長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層層節制，最高權力集中在"執長策以禦天下"的皇帝一身，統治力量要强得多，嚴密得多。兩千多年來一直是如此，民主思想根本沒有産生的空間。直到現在，"父母官"三個字，還是挂在人們嘴上，壓在人們心頭。這些所謂"親民之官"固然也有好人，但是往往是更加專橫，更加殘暴，到今日而尤甚。
中國專制主義的第六個特點，也是最可惡、最黑暗的一個特點，就是思想統制或曰愚民政策，其實它本來就是政治上的大一統必有的一個組成部分。"自是而相非，自貴而相賤"，本是人性中固有的陰暗面，因此現代民主制度首先必須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以相互寬容作爲民主的第一要義，而中國的文化傳統則反之。且不說秦始皇以前的孔子即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就有"息邪說，放淫詞"的話，至少那時還容許"百家爭鳴"，雖然爭鳴的內容一概都是"人君南面之術"。秦始皇是完全靠法家的理論立國的。他稱帝以後，除了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以外，還燔百家"以愚黔首"；"以吏爲師"以統一思想，終于達到"偶語者弃市，腹誹者誅，道路以目"的程度。以後，法家之治漸漸儒化，情况當然要好一點，但是總的來說仍然是實行的"輿論一律"，到後來更發明了開科取士的方法，又進而發明了八股制藝。天下士子都得"爲聖人立言"，"非聖人之言不敢言"。至于以言獲罪，以文字賈禍的則代不絕書，而以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專政"達到頂峰。
由于以上的六個特點而有了第七個特點，即中國專制主義的生命力特別頑强。這一點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明白的事實。請看1911年10月10日辛亥起義推翻帝制，中國成爲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以後，人們本來滿以爲專制已經結束，民主馬上可以實現了，殊不知不過三年（1915年）就發生了袁世凱稱帝的活劇，雖然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下臺而且病死了，但是次年（1917年）又發生了張勛擁戴溥儀復辟的短命鬧劇。以後經過十年的軍閥混戰，好容易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統一了中國，但是不久就暴露出其法西斯獨裁的本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結果却迎來了1957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極左路綫，毛澤東自稱"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中國人民一百幾十年的維新、革命幷沒有改變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的本質，只是革掉了一個皇帝。反觀同在亞洲的日本，照說也是一個專制主義的國家，而且它的天皇據說還是天照大神"萬世一系"的子孫，實際上則是京都由"將軍"主政，各地由"大名"統治的封建國家。自從1854年被美國海軍打開國門以後，經過所謂的"尊王攘夷"到"大政奉還"，到1868年不過十幾年的功夫就實行了明治維新，正式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當然日本的民主是很不成熟的，後來軍部專權，實行侵略政策，又敗于同盟國之手，又在美國的占領下重訂憲法，實行了第二次開國。到目前的世紀之交，在信息時代的大形勢的壓力下，日本又在醞釀"第三次開國"了。可以預計，日本將進一步民主化，人民將得到更多的自由。同日本對比起來，中國停滯的主要原因只能歸咎于我們的專制主義文化積澱太厚。
中國專制主義的支持力量
在中國，專制主義還受到許多强大的思潮以至現實力量的支持。計劃經濟是對專制主義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現代專制主義的基礎。這點應該是自明之理了。用最簡單明白的話講，就是計劃經濟只有一個老闆，即國家。沒有國家的恩賜，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飯票。所以現在有人質疑二十世紀下半期中國人普遍地軟弱、奴性，沒人格以至無耻，這是無論如何不能深責的，因爲任何人敢不服從，就得面臨沒有飯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問題，而求生的本能又是每一個人都有的。這番道理在中國改行市場經濟以後漸漸地有人懂得了，但是中國迄今還沒有進行認真的反思甚至拒絕懺悔，這才是中國的耻辱。
專制主義還容易受到十九世紀以來因爲遭到外國侵略而義憤填膺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的支持。正如一百年前如狂飈突起的義和團的口號"扶清滅洋"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反專制的啓蒙運動，不過它確實是以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開頭。以後的幾十年有"救亡壓倒啓蒙"之說，也幷非無稽之談。任何一個專制政府，只要把民衆的怒火引到外國頭上去，它就可以壓倒民衆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强自己的統治。一個新興的政治力量只要能利用民衆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可以取得政權。一句"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立刻可以使聽衆百脉僨張，滿座若狂。中國人民歷來是講究"夷夏之辨"的，可又是歷來不講究專制與民主的區別的。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要比對專制還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萬倍。
集體主義是支持專制主義的又一個强大力量。中國傳統文化中從來沒有"個人主義"的觀念，就同根本沒有"自由"與"人權"的觀念一樣。雖然戰國時候有個"楊朱爲我"，但是其思想從未發育成一種有效的政治、倫理思想，而且很快就被孟子將他同墨子一起斥爲"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駡倒了。"大公無私"，"爲集體而犧牲個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狠鬥私字一閃念"，好像誰都認爲是高尚的道德行爲。"識大體，顧大局"更是被認爲是高貴的情操，然而就在這種情操之中，人都變成了奴隸。上面所說的風陽縣小崗村十八戶農民决定擺脫人民公社的嚴酷束縛，自己謀一條生路而按血手印决定分田單幹的時候，他們是自覺地在"犯罪"。二十多年過去了，他們開闢的道路給改革開放帶來了巨大的成績，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居然還沒有人把他們的行爲所代表的理性的力量作出像樣的總結。
當然，中國的專制主義也受到中國的傳統哲學的支持。這樣說有點像同語反復，似乎幷無多少新意。所以值得一提，只是因爲中國專制主義不但是由上面說過的那些法家的和儒家的思想家或哲學家，如董仲舒、韓愈、朱熹、曾國藩所提倡，甚至鑄造的，它還受到其他各派的思想家，如陰陽家和讖緯學的附和，也受到道家或釋氏的消極的支持。現在是有人從老莊禪宗中間發現了所謂"消極的自由"，即使此言屬實，他們反正是到現在都沒有發展成爲足以與專制主義對立或者足以消解專制主義的積極的自由。甚至近百年來被認爲代表下層人民利益、許多老共産黨員（包括少年時的我）所推崇的墨家，也一樣是十足的專制主義者，主張"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一部中國哲學史或者中國思想史怎麽樣也脫不了專制主義統治一切的模式。正是因爲這個緣故，事情才會如魯迅所說："可憐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裏似的，無不失了顔色。""民主"一辭，明明是外來的，到了中國，便成了"爲民作主"；"法治"一辭在今天的中國，也明明是ruleoflaw的翻譯，但是沒過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國"，變成rulebylaw了。中國的意識形態的惰性或曰慣性簡直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專制主義、封建主義、皇權主義
對中國專制主義的歷史、理論、特點討論了一番之後，應該討論一下它同封建主義、皇權主義的關係。
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因爲受馬列主義的强力影響，中國人一直把秦始皇以後到鴉片戰爭爲止的兩千年歷史稱之爲封建主義階段；把1840年到1949年（因爲外國帝國主義的入侵以及本國資本主義的生長）稱之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階段。其實這是很大的誤解，是極不準確的，是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謂人類歷史發展的"五階段論"推導出來的。中國自己的傳統則歷來都把秦始皇一統天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以前稱爲封建時代。從社會制度上說它與馬克思所說的封建主義，也就是西方一般史學家普遍說的封建主義基本一致，甚至也與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各地由"大名"統治的封建制度基本一致，而與秦始皇建立的郡縣制大不相同。所以發生這樣的誤解都是因爲用"五階段論"硬套的結果，也可以說是文化專制主義的結果。到現在，半個世紀過去，衆口一詞，己經積非成是，積重難返了。流風所及，老百姓把一切傳統的東西，包括風俗習慣，都冠之以封建的形容詞，如坐花轎、拜天地、裹小脚、燒香祭祖、求神拜佛……等一概稱之爲封建思想、封建迷信。五十年前有一位衛生部長甚至把中醫稱爲"封建醫"，引起上下的反對，于是改口。在我的記憶中，這是唯一得到糾正的一例。
照國際通例，封建主義主要指的是一種社會制度，而專制主義主要指的是一種政治制度。所以專制主義可以發生在經濟相當發達的地方，如德國與蘇聯，而封建主義則無論如何是與現代社會不能相容的。
我的總的看法是：人類社會在過去幾百萬年的發展道路，或曰發展模式是很不相同的，最明顯的不同就是本來同源共祖的人類居然能分化出白人、黑人、黃人等膚色形貌不同的人來。因此即使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後，也很難說五種制度能够包括一切。封建制度廢除以後的中國的中古社會就是相當獨特的一種，是不能硬歸入歐洲中古的封建社會一類的。到底它是什麽樣的社會形態，有待認真深人細緻的研究。但是作爲數量占人類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時間長達兩千年的一種模式，完全可以而且應當自立名目。我歷來認爲，最好就稱之爲帝國主義，因爲民國以來已有不少學者稱周朝爲封建而以秦漢爲帝國，但是因爲與世界上已經約定俗成而且意思另有所指的imperialism犯重，所以只好稱之爲皇權主義，也可以稱之爲皇權專制主義，或者絕對皇權主義。我杜撰了一個英文譯名emperorism，以此來稱呼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形態，以代替名實相乖的封建主義（feudalism）。十幾年來也曾多次就教于同道諸君子，沒有遭到什麽反對。只有一個人認爲以稱郡縣制爲好，但是它不好翻譯成外文，無法與外國交流，無法在世界文化中獨樹一幟，而且不能表示與近代國家一般都有的地方行政區劃不同的特點，也不能表示皇帝老子"予一人撫有萬方"的威嚴。想來想去就還是以皇權主義爲好。請高明指教。
俄國雖然現在由普京起自稱是一個歐洲國家，但是它的文化與社會制度也自有特點，因此决定了它在二十世紀走了近八十年的極權主義的道路，在此以前，它的社會——政治制度被稱爲沙皇主義，我以爲它也是有資格與中國皇權主義的社會——政治模式幷立的。
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光憑全球化這個"化"字，當然可以使世界上許多國家會有許多方面歸于趨同，比如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但是它是不是會達到全球一道同風，我還是有懷疑。既然同源共祖的人類，進化的過程中會變得"殊方异俗"，甚至"殊形异相"，難道在將來真的會回到一個模式裏去嗎？把未來的世界看成是一個大體相同，然而各民族又各有特點的"和而不同"的世界，似乎要合理一些。全人類的發展道路可以大致一樣，但不會完全一樣。畢竟按生物進化的過程說，不論是全體生物，還是某一物種，都是越進化就殊异性越大。各個民族在各個階段，各有自己的形式是可以想像需要研究的。
中國的專制主義與現代化
中國的現代化如果從1840年算起，也已經有一百六十年了，在物質方面是有成就的，而且可以說是成績大大的，比如一百年前，中國人連火柴、洋襪都造不出來，但是中國現在已屬于少數幾個能造兩彈一星（核彈、導彈、衛星）的國家之列了。在精神方面，也可以說有許多的收穫。比如1901年底才由皇上"勸諭女子勿再纏足"，現在可以說已經看不到多少小脚老太太了。其他種種"解放"，也真是不勝枚舉，觸目皆是。但是，如果我們深入觀察中國人的內心，就必須承認，中國人的政治文化變化很少。最近看到報上有青年幹部說："看看他們現在對上級說話的態度，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他的意思是說上下關係已經很民主了。我却很懷疑，不一樣的恐怕只是失去了中國曾經十分講究的禮貌與規矩而趨于隨便與粗野，不變的却是首長的自以爲是和下屬的曲意逢迎。證據真是隨處可見，只要打開電視，翻開報紙，看看上面的新聞報道和評論文章，都是只見千士之諾諾，不見一士之諤諤。又比如，現在的社會，真可以說是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所以能出現這種現象，又是因爲存在著廣泛的以權謀私的可能性，而所以可能大規模地以權謀私又必然是因爲公權力行爲缺乏公開性或透明度的結果。這恰好就是專制主義存在的明證。
這樣的社會不但在精神上與現代社會的標準相距甚遠，而且在物質上，也就是在經濟建設上，即使能取得若干進展，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持久的。經濟，尤其是現代經濟的發展，首先要依靠的是個人有充分的自由，有充分的安全保障，也就是民主和法治。飲水思源，中國二十年來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從1978年安徵風陽縣小崗村十八戶農民按血手印分田單幹開始的。這既說明了人民對自由的渴望何等强烈，也說明了自由的價值何等偉大。要知道，這一點求自由的精神是從當年幾乎是世界上最貧窮、最落後的小崗村到當今世界上最富裕、最先進的矽谷是完全貫通的。1925年，魯迅在回答《京報副刊》關于青年必讀書的問題時，勸中國人"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這話在當時倒還沒有引起多大的反對，現在則成了魯迅的一大罪狀。我自己對中國書是讀得不算多的，但是對外國書讀得更少，對魯迅的回答既沒有反對過，也沒有深究過。一直到近兩年，我才漸漸悟到專制主義、奴隸主義的氣息幾乎彌漫在各色各樣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只要一接觸就會受感染而不自覺，我自己即是中毒甚深的人。魯迅的話固然是憤激的話，然而却是一個只有對個人自由與個性解放有深刻覺悟的人才說得出來的話。當代中國人對魯迅的垢病，只能說明中國人的總體覺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去了，這真是可悲的事。
中國現代化的前瞻
我曾經相信過魯迅的話，認爲中國要現代化"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較量，外之既不後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我也曾服膺過陳寅恪的話，認爲中國今後"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經過近幾年的觀察與思考，我現在認爲，所謂"固有之血脉"或者"本民族之地位"必須分清是傳統文化還是文化傳統。如果是前者，可繼承發揚的當然是極多的；如果是指後者，那麽，我認爲無論如何不能繼承作爲頑固的意識形態的專制主義。專制主義是只能否定，談不上繼承的。
只要拔除了專制主義這個毒根，中國傳統文化中不但不受意識形態污染的廣大部分，從文學藝術到科學技術，可以而且應該繼承發揚，即使是儒家與法家的學說，也都有應該繼承的因素。比如儒家的"民本主義"固然不等于民主主義，但它幷不難轉化出民主主義來。古人的許多嘉言彝行都應當成爲中國未來的民主主義的源頭。我曾說過："孔顔孟曾、程朱陸王的思想，只有在中國徹底清除了專制主義之後，才能大放光彩。正像基督教只有在革掉了教會與教皇的專橫腐敗以後發揚光大一樣。"即使是法家，其"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話也可以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接軌。不過要注意，說"王子犯法"，而不說"皇帝犯法"，就表示統治者是高居于法律之上的，因此還不是現代的法治而只是專制主義者的法制，要警惕！最近在報上看到有人主張加强德治。我完全贊成這個意見，不過要指出，認真的德治只有在完全的法治的基礎上才有可能發揮好作用，否則難免不成爲專制主義的幫凶。孔子的一些話，像"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還有孟子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簡直可以說完全與現代的個人主義相通。同樣孟子給"大丈夫"下的定義："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不但在歷史上已爲士所取法，在明天還可以爲更多的人取法。更不用說像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樣的話，已經被世界公認爲"全球倫理"的"金規則"了。這些都是必須放到中國未來的公民教科書裏去的內容。
中國要否定專制主義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制度的改革，一條是進行啓蒙教育。前一條如果機緣凑巧也許可以速成。後一條則必然是一個長期的耐心的過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
要有一批人長期潜下心來做認真細緻的啓蒙工作，實際上就是要變中國人現有的"子民心態"爲"公民意識"……現在大家都說中國人的素質低，其實所謂素質低，就是缺乏公民意識。要提高人民的素質只有大規模地、長時期地，扎扎實實地、認認真真地進行這幾十年社會上、學校裏根本不存在、甚至沒有聽說過的公民教育。
中國爲什麽要現代化？現在在多數人心目中，現代化只有物質的標準，只是幾十年前鄉下人對城裏人的觀念"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延長與放大。殊不知中國人所以要現代化根本上是爲了要做現代化的人——獨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一百多年前，嚴複在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後成爲第一個看出中國的病根在人的不自由，以後，他又成爲第一個把西方關于"自由"的學說介紹進中國的人。但他在翻譯穆勒的《論自由》一書的時候，竟因爲擔心"中文自由常含放誕、恣睢、無忌憚諸劣義"，而費盡心思改譯爲《群己權界論》。我們應該理解他的心情，繼承他的遺志，做好啓蒙工作。個人與他人的權利如何劃分，如何劃定界限，確實是公民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還不是全部內容。在幾千年的專制制度下培育出來的順民與刁民還必須分清個人的權利與國家的權力的範圍，還有許多其他重要的東西。可以說，凡是應該歸入公民教育的內容，幾乎沒有一條是不重要的。
要注意，上面所說的兩條道路有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說要民主化必須有合格的公民；一方面又說沒有合格的公民就不能民主化，兩者頂牛。實際的解决辦法是：只有先實行制度的民主化，然後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
我是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從大學畢業的，畢業後不久就到戰時首都重慶，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新華日報》工作。正好趕上舉世矚目的國共談判。我當然沒有資格躬逢其盛，但也算得是一個就近的觀察者。當時雙方"鬥爭的焦點"是國民黨要把持政權，幷且以政府的名義要解散或者收編共産黨的軍隊；共産黨則主張成立聯合政府，要國民黨開放政權，開放民主。其中有一個到今天看起來還特別有意思的論點是：國民黨認爲中國人民的素質太低，實行不了民主；而共産黨的反論則是，要學會游泳只有跳到水裏去才能學會，不實行民主，人民的素質永遠不會提高。奇妙的是半個多世紀過去，國民黨的論點現在成了共産黨的論點，而大批的知識分子，從當年的國民黨人和黨外人士到今天的共産黨人和黨外人士，雖然身份變了一個個兒，但是論點却完全一致，都是認爲中國人素質太低，短期內不能實行民主。這個觀點是康梁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癌疾，中國要有前途，必須打破這個只能引人走入死胡同而且永遠轉不出來的論點，歷史是人幹出來的，不是摳書本、講死道理摳出來的。當然，如果機緣凑巧中國能够迅速民主化了，可以預言那個民主大概也是很不如人意的民主。然而我們只能以此爲起點，認認真真地進行公民教育，既是大刀闊斧地也是一點一滴地剔除中國人靈魂裏的專制主義的毒素，使中國的民主逐步健全起來，正規起來，再在大體上實現了民主，亦即人民已取得了基本自由的條件下，完成完全的法治。中國的志士仁人只有以此爲目標，有努力奮鬥幾十年的思想準備來建設中國的民主。
人類的文明史證明：所有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莫不以保護人民的自由與公民權利爲第一任務。歷史也已經證明：只有人民最自由的國家才能成爲最穩定、最繁榮、最强盛的國家。
二○○○年五月十五日
原載于《戰略與管理》2000年第4期
蘇哈托將軍的英雄泪！—— 一個記者半世紀的觀察（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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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哈托將軍的英雄泪！—— 一個記者半世紀的觀察
陳加昌（新加坡記者）
印尼共和國第二任總統蘇哈托將軍在位32年，自1998年辭去總統職務將政權移交給文人副總統哈比比後不久，身體欠佳長年臥病，于昨天（27日）與世長辭，享年86歲。
蘇哈托從開國元勛第一任總統蘇卡諾（蘇加諾）1966年不名譽被逼下臺接過政權初期，東南亞地區是風雲激蕩險惡時刻，說是大動亂年代實不爲過，只有身曆這個嚴峻時期的人才能體驗到。
此時，印尼經過印共發動的"9•30"（1965年9月30日）政變，經蘇哈托率領他指揮的"戰略後備部隊"敉平（政變中有6名高級將領爲印共冷血殘酷殺害）。
蘇哈托將軍接過政權是翌年年初的事。印尼有1億人口和約1萬個分散在印尼海面的大小群島，此時的印尼經前總統蘇卡諾長達17年（1949-66）統治堆積下國內千瘡萬孔的弊病，一手製造的"內亂外患"，使到這個東南亞面積最大、人口第一的國家，嚴格說來實己徘徊在崩潰邊緣。
北京懷疑美國策動政變
蘇哈托可說是"時勢造英雄"，而蘇卡諾是"英雄造時勢"。蘇哈托接手後，首先急務便是結束前政府推動的"粉碎馬來西亞"軍政對抗的政策及與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恢復正常關係，作爲與鄰國交睦的首要外交工作，這是他突破區域外交孤立的第一步。
這個時候國內問題更是千頭萬緒，例如：灾後急需重建、國內經濟面臨破産、對外積欠天文數字貸款、利息無法償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民不聊生外，治安上更有印共殘餘與因政變掀起的瘋狂 "排華浪潮"，造成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反共主流的陸軍，從一開始的政變就對中共曾插手于"9•30"事件有所懷疑是發生"排華"的主因。
這裏有一段"秘辛"。筆者于1978年某日在東京"大倉酒店"訪問蘇卡諾的日本籍太太蒂薇夫人，蒂薇夫人透露了一段話。她在印尼政變前後一直是蘇卡諾四位夫人中最受寵愛的妻妾，她對政變應該有所"感受"。她說，"9•30"政變前兩天，她應北京政府邀請與印尼官方代表團近百人到北京參加"十一"國慶慶典。"9•30"當天，印尼代表團接到雅加達發生事故的簡短電報，接著就沒有下文。
這位蘇卡諾的第三夫人說，中國總理周恩來這時也聞訊而 "大爲光火"，問印尼代表團團長的外交部次長耶泰伊："究竟是發生了什麽事，又是美國中情局幹的好事？"過後印尼外交部次長回國後向團內同人說，北京懷疑是美國中情局所爲，可是在國內，有人懷疑政變的背後主使者是中國。
蒂薇夫人說當時有這種看法的人認爲蘇卡諾此時的健康己經每况愈下，因爲一直有北京派來的醫療團照顧，而"9•30"事件的影子就脫不了印共，而印共涉及政變背後的影子就被人懷疑是中國了。其實，從政變到政變流産時的局面極爲混亂，一時有蘇卡諾的侍衛長溫東上校軟禁總統，後來又有解救總統脫險之說，實情撲朔迷離，迄今近半世紀仍舊是個謎。
蒂薇夫人對筆者說過的話，在她半年前出版的《蒂薇•蘇卡諾》自傳中，也有一段相似的重述。
建立國內新秩序，加入亞細安
話題扯回蘇哈托上臺後，領導國家身負艱钜重任，他面對堆積如山的國內外難題，一反前總統的作風，按部就班推行"發展與安定"國家的新秩序政策，鞏固政權清理內部，將軍隊、警察、情治系統集中在國內治安上。
上臺第二年（1967）東南亞五國（印尼、泰國、菲律浜、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成立"亞細安"。五國此時對區域新發展，新氣象有所期待。雖然如此對印尼國土之大人口之衆，對其國內情勢還是不够明朗，對新領導人仍然有受到威脅的感覚而存有戒心。
當時北方印支半島美軍全面參與的越南戰爭繼續迅速升級，雖然令區內各國感到不安，但因地理上尚有一段距離，尤其是新馬人民對越戰多持"隔岸觀火"的態度，因此比較關心的仍是崛起的印尼新軍人政府權力變局，對本地區動向的影響。人們關心的是：新軍人政權是否繼續玩前任政權的"强人政治"，對鄰國是否在明裏或暗中進行强勢威權，走回老路做起新的"老大"來。蘇哈托有條件如此做，盡可如此做，鄰國也沒有能力和他爭執。不過，這些想法後來證明是多慮了。
在英文表達方面，蘇哈托與各國首長聚會會談時比較吃虧，但不因此失去心態的平衡，他能不卑不亢，入情入理（或透過通譯）與各方交談自如，遇有議題爭執出現，從未趾高氣揚，以溫文平易近人常帶笑顔的"儒將"風度待人，使到與會首長感到輕鬆自然，容易跟他建立互信合作關係。
亞細安成立40多年，今天順利成長到10個會員國和區域外多個"東西對話國"，蘇哈托從未以本地區"大哥"自居去干預組織的事務。或有影響亞細安的意圖。他不製造爭執議題，他沒有前總統難捉摸的暴燥脾氣，也沒有滔滔雄辯、煽動人心的口才，多年表現出的是遠視的政治眼光和智慧，說他是背後平衡的定力也不爲過。他是位"賢者長者"。
1980年代初，筆者曾以友人身分協助在泰柬邊境營寨的一位柬埔寨政要將一封親筆函送交蘇哈托總統。這封信是尋求亞細安五國首長（其他三函分別轉交，泰國除外）協助他領導的抗越及享桑林政權展開的救國運動。筆者由印尼的同事安排在雅加達高爾夫球場與蘇哈托晤面。這一天，蘇哈托總統和三位球伴（政治與安全統籌部長蘇多摩中將，國家石油公司總裁蘇多沃中將和華商钜子哈山）。筆者與另三位同業在蘇哈托一組的後頭。球打玩休息時，筆者將函件親手呈交給他，周圍只有三兩位便衣守衛，氣氛輕鬆。蘇哈托以溫文謙和興奮的態度接過信，說了一句；"我每個星期四下午會在這裏，你可以常來打球。"雖然是初次私下會面，蘇哈托給人留下的親和感是非常深刻的。
蘇哈托與李光耀的交往
內政方面，蘇哈托實行的是表面民主體制（政黨政治）背後却受到專制控制的"强人政治"。他的權力核心由一個軍人"專業集團"（Golka）一黨獨大負責運作。他限制華人參政，但與特定的華商往來甚密，這些華商也因此受到恩惠，共享國家經濟發展所得的成果，也因這樣召來國內外不少人對他和家族頗多雜聲和怨言。他一生褒多于貶，終于晚年黯然下臺。
至于早年與新加坡關係的改善，確實是往後區域安定的一個重要關鍵。它開始于1970年代初期，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當時）到印尼作三天的官式訪問。
這一年，周圍新局依然風雲嚴峻，餘雲（疑雲）滯留，李光耀總理在"形勢比人强"的情况下親自駕臨雅加達郊外的"英雄冢"向五年前（1968年）爲新加坡處死的兩名陸戰隊人員的墳前獻上花圈。
這兩名陸戰隊員是前政權蘇卡諾總統軍事對抗馬來西亞成立聯邦初期奉命潜入新加坡，在烏節路一所大厦放置炸彈後被捕，經新加坡法庭判處絞刑。是次爆炸中有多名無辜市民傷亡，大厦被炸毀一角。兩名陸戰隊員受刑前，新上任的蘇哈托總統親函李光耀總理，請求法外開恩特赦未遂。行刑後，蘇哈托總統派出專機來新將兩名陸戰員的尸體運送回國安葬，在印尼國內引起軍民一陣騷動，軍方以榮譽儀式將兩名陸戰隊員隆重安葬于"英雄冢"。事後，蘇哈托本人亦未有劇烈的反應，默然接受新加坡的决定和國際公法。
李光耀總理到達印尼第一工作便是彎下身段獻上花圈，神情嚴粛，他的膽識和擔當一時使到陷入穀底的兩國關係産生了外交新局效果，突顯李光耀處在惡劣情勢中"不入虎穴……"的大智大勇。以當時的環境，新加坡被認爲是被包圍在不同種族和宗教國之間的險峻區域中。
一分具權威的印尼報紙爲李光耀這一次的外交表現發表評論說："兩國（過去）再多次談商改善關係的努力都沒有這短短15分鐘來得有效"（指獻上花圈短短的一刻鐘）。
李光耀總理爲了承擔國家重任，忍辱負重苦心用盡，使15分鐘的瞬間換來化解兩國舊疑"一笑泯恩仇"，往後成了與蘇哈托"四隻眼睛"的"刎頸之交"，建立兩國間長久的諒解，互信合作及共同建造本區域長期安穩局面的良性基礎。
那時新加坡也面對與印尼極度重要和敏感的共同課題，那便是與中國建交的事，它涉及兩國切身相關的安全利益。
印尼有"9•30"事件背景，對中國當時內部的混亂和所謂的"革命輸出"之說仍然存有很大的戒心。而新加坡則因是華人主體結構，自獨主建國以來一直受到意識型態極爲尖銳的本區域諸國深慮將變成"第三中國"，此事于是又成了考驗新加坡高層的政治智慧。爲了令各國放心，避免各國疑慮，新加坡先和印尼有了 "默契"，再公開宣告國際，鄭重表明會在亞細安各國都承認中國之後：也就是印尼與中國複交之後才與中國談建交，堅守了新加坡這個立場和承諾。
新加坡獨立後出生的國人，可能未必清楚這段曲折外交，以及當年印尼和新加坡領袖們面對的挑戰。
李資政到蘇哈托病榻問候
李光耀資政不久前專程飛到雅加達蘇哈托的病榻向他作最後的探望和致敬。過後李資政說了很感傷的話。他提醒"人們不應抹殺他（蘇哈托）執政32年對印尼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建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而是應該肯定他的功績，幷給予他應有的榮耀和尊敬。"（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及文萊蘇丹波基亞也先後到印尼向他致敬和探望）。
蘇哈托去矣，在國內他留下的是"32年功名塵與土"，晚年是"悲劇"人物。對區域和平安定的貢獻，他留下的是軍人政治家偉人的胸襟與風範！
蘇哈托將軍的英雄泪！—— 一個記者半世紀的觀察
陳加昌（新加坡記者）
印尼共和國第二任總統蘇哈托將軍在位32年，自1998年辭去總統職務將政權移交給文人副總統哈比比後不久，身體欠佳長年臥病，于昨天（27日）與世長辭，享年86歲。
蘇哈托從開國元勛第一任總統蘇卡諾（蘇加諾）1966年不名譽被逼下臺接過政權初期，東南亞地區是風雲激蕩險惡時刻，說是大動亂年代實不爲過，只有身曆這個嚴峻時期的人才能體驗到。
此時，印尼經過印共發動的"9•30"（1965年9月30日）政變，經蘇哈托率領他指揮的"戰略後備部隊"敉平（政變中有6名高級將領爲印共冷血殘酷殺害）。
蘇哈托將軍接過政權是翌年年初的事。印尼有1億人口和約1萬個分散在印尼海面的大小群島，此時的印尼經前總統蘇卡諾長達17年（1949-66）統治堆積下國內千瘡萬孔的弊病，一手製造的"內亂外患"，使到這個東南亞面積最大、人口第一的國家，嚴格說來實己徘徊在崩潰邊緣。
北京懷疑美國策動政變
蘇哈托可說是"時勢造英雄"，而蘇卡諾是"英雄造時勢"。蘇哈托接手後，首先急務便是結束前政府推動的"粉碎馬來西亞"軍政對抗的政策及與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恢復正常關係，作爲與鄰國交睦的首要外交工作，這是他突破區域外交孤立的第一步。
這個時候國內問題更是千頭萬緒，例如：灾後急需重建、國內經濟面臨破産、對外積欠天文數字貸款、利息無法償還、貨幣貶值、通貨膨脹、民不聊生外，治安上更有印共殘餘與因政變掀起的瘋狂 "排華浪潮"，造成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反共主流的陸軍，從一開始的政變就對中共曾插手于"9•30"事件有所懷疑是發生"排華"的主因。
這裏有一段"秘辛"。筆者于1978年某日在東京"大倉酒店"訪問蘇卡諾的日本籍太太蒂薇夫人，蒂薇夫人透露了一段話。她在印尼政變前後一直是蘇卡諾四位夫人中最受寵愛的妻妾，她對政變應該有所"感受"。她說，"9•30"政變前兩天，她應北京政府邀請與印尼官方代表團近百人到北京參加"十一"國慶慶典。"9•30"當天，印尼代表團接到雅加達發生事故的簡短電報，接著就沒有下文。
這位蘇卡諾的第三夫人說，中國總理周恩來這時也聞訊而 "大爲光火"，問印尼代表團團長的外交部次長耶泰伊："究竟是發生了什麽事，又是美國中情局幹的好事？"過後印尼外交部次長回國後向團內同人說，北京懷疑是美國中情局所爲，可是在國內，有人懷疑政變的背後主使者是中國。
蒂薇夫人說當時有這種看法的人認爲蘇卡諾此時的健康己經每况愈下，因爲一直有北京派來的醫療團照顧，而"9•30"事件的影子就脫不了印共，而印共涉及政變背後的影子就被人懷疑是中國了。其實，從政變到政變流産時的局面極爲混亂，一時有蘇卡諾的侍衛長溫東上校軟禁總統，後來又有解救總統脫險之說，實情撲朔迷離，迄今近半世紀仍舊是個謎。
蒂薇夫人對筆者說過的話，在她半年前出版的《蒂薇•蘇卡諾》自傳中，也有一段相似的重述。
建立國內新秩序，加入亞細安
話題扯回蘇哈托上臺後，領導國家身負艱钜重任，他面對堆積如山的國內外難題，一反前總統的作風，按部就班推行"發展與安定"國家的新秩序政策，鞏固政權清理內部，將軍隊、警察、情治系統集中在國內治安上。
上臺第二年（1967）東南亞五國（印尼、泰國、菲律浜、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成立"亞細安"。五國此時對區域新發展，新氣象有所期待。雖然如此對印尼國土之大人口之衆，對其國內情勢還是不够明朗，對新領導人仍然有受到威脅的感覚而存有戒心。
當時北方印支半島美軍全面參與的越南戰爭繼續迅速升級，雖然令區內各國感到不安，但因地理上尚有一段距離，尤其是新馬人民對越戰多持"隔岸觀火"的態度，因此比較關心的仍是崛起的印尼新軍人政府權力變局，對本地區動向的影響。人們關心的是：新軍人政權是否繼續玩前任政權的"强人政治"，對鄰國是否在明裏或暗中進行强勢威權，走回老路做起新的"老大"來。蘇哈托有條件如此做，盡可如此做，鄰國也沒有能力和他爭執。不過，這些想法後來證明是多慮了。
在英文表達方面，蘇哈托與各國首長聚會會談時比較吃虧，但不因此失去心態的平衡，他能不卑不亢，入情入理（或透過通譯）與各方交談自如，遇有議題爭執出現，從未趾高氣揚，以溫文平易近人常帶笑顔的"儒將"風度待人，使到與會首長感到輕鬆自然，容易跟他建立互信合作關係。
亞細安成立40多年，今天順利成長到10個會員國和區域外多個"東西對話國"，蘇哈托從未以本地區"大哥"自居去干預組織的事務。或有影響亞細安的意圖。他不製造爭執議題，他沒有前總統難捉摸的暴燥脾氣，也沒有滔滔雄辯、煽動人心的口才，多年表現出的是遠視的政治眼光和智慧，說他是背後平衡的定力也不爲過。他是位"賢者長者"。
1980年代初，筆者曾以友人身分協助在泰柬邊境營寨的一位柬埔寨政要將一封親筆函送交蘇哈托總統。這封信是尋求亞細安五國首長（其他三函分別轉交，泰國除外）協助他領導的抗越及享桑林政權展開的救國運動。筆者由印尼的同事安排在雅加達高爾夫球場與蘇哈托晤面。這一天，蘇哈托總統和三位球伴（政治與安全統籌部長蘇多摩中將，國家石油公司總裁蘇多沃中將和華商钜子哈山）。筆者與另三位同業在蘇哈托一組的後頭。球打玩休息時，筆者將函件親手呈交給他，周圍只有三兩位便衣守衛，氣氛輕鬆。蘇哈托以溫文謙和興奮的態度接過信，說了一句；"我每個星期四下午會在這裏，你可以常來打球。"雖然是初次私下會面，蘇哈托給人留下的親和感是非常深刻的。
蘇哈托與李光耀的交往
內政方面，蘇哈托實行的是表面民主體制（政黨政治）背後却受到專制控制的"强人政治"。他的權力核心由一個軍人"專業集團"（Golka）一黨獨大負責運作。他限制華人參政，但與特定的華商往來甚密，這些華商也因此受到恩惠，共享國家經濟發展所得的成果，也因這樣召來國內外不少人對他和家族頗多雜聲和怨言。他一生褒多于貶，終于晚年黯然下臺。
至于早年與新加坡關係的改善，確實是往後區域安定的一個重要關鍵。它開始于1970年代初期，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當時）到印尼作三天的官式訪問。
這一年，周圍新局依然風雲嚴峻，餘雲（疑雲）滯留，李光耀總理在"形勢比人强"的情况下親自駕臨雅加達郊外的"英雄冢"向五年前（1968年）爲新加坡處死的兩名陸戰隊人員的墳前獻上花圈。
這兩名陸戰隊員是前政權蘇卡諾總統軍事對抗馬來西亞成立聯邦初期奉命潜入新加坡，在烏節路一所大厦放置炸彈後被捕，經新加坡法庭判處絞刑。是次爆炸中有多名無辜市民傷亡，大厦被炸毀一角。兩名陸戰隊員受刑前，新上任的蘇哈托總統親函李光耀總理，請求法外開恩特赦未遂。行刑後，蘇哈托總統派出專機來新將兩名陸戰員的尸體運送回國安葬，在印尼國內引起軍民一陣騷動，軍方以榮譽儀式將兩名陸戰隊員隆重安葬于"英雄冢"。事後，蘇哈托本人亦未有劇烈的反應，默然接受新加坡的决定和國際公法。
李光耀總理到達印尼第一工作便是彎下身段獻上花圈，神情嚴粛，他的膽識和擔當一時使到陷入穀底的兩國關係産生了外交新局效果，突顯李光耀處在惡劣情勢中"不入虎穴……"的大智大勇。以當時的環境，新加坡被認爲是被包圍在不同種族和宗教國之間的險峻區域中。
一分具權威的印尼報紙爲李光耀這一次的外交表現發表評論說："兩國（過去）再多次談商改善關係的努力都沒有這短短15分鐘來得有效"（指獻上花圈短短的一刻鐘）。
李光耀總理爲了承擔國家重任，忍辱負重苦心用盡，使15分鐘的瞬間換來化解兩國舊疑"一笑泯恩仇"，往後成了與蘇哈托"四隻眼睛"的"刎頸之交"，建立兩國間長久的諒解，互信合作及共同建造本區域長期安穩局面的良性基礎。
那時新加坡也面對與印尼極度重要和敏感的共同課題，那便是與中國建交的事，它涉及兩國切身相關的安全利益。
印尼有"9•30"事件背景，對中國當時內部的混亂和所謂的"革命輸出"之說仍然存有很大的戒心。而新加坡則因是華人主體結構，自獨主建國以來一直受到意識型態極爲尖銳的本區域諸國深慮將變成"第三中國"，此事于是又成了考驗新加坡高層的政治智慧。爲了令各國放心，避免各國疑慮，新加坡先和印尼有了 "默契"，再公開宣告國際，鄭重表明會在亞細安各國都承認中國之後：也就是印尼與中國複交之後才與中國談建交，堅守了新加坡這個立場和承諾。
新加坡獨立後出生的國人，可能未必清楚這段曲折外交，以及當年印尼和新加坡領袖們面對的挑戰。
李資政到蘇哈托病榻問候
李光耀資政不久前專程飛到雅加達蘇哈托的病榻向他作最後的探望和致敬。過後李資政說了很感傷的話。他提醒"人們不應抹殺他（蘇哈托）執政32年對印尼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建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而是應該肯定他的功績，幷給予他應有的榮耀和尊敬。"（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及文萊蘇丹波基亞也先後到印尼向他致敬和探望）。
蘇哈托去矣，在國內他留下的是"32年功名塵與土"，晚年是"悲劇"人物。對區域和平安定的貢獻，他留下的是軍人政治家偉人的胸襟與風範！
1943年：史迪威日記中的蔣介石（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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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史迪威日記中的蔣介石
傅國涌
1943年，無論對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說，還是對中國抗日戰爭來說都具有轉折意義，兩次安排戰後世界格局（包括東方格局）的會議——德黑蘭會議和開羅會議在這一年召開。《南方周末》做過"三個癸未年"的專題，六十年前，也即上一個癸未年裏，蔣介石拋出了《中國之命運》，也是那一年，他代表中國出席了著名的"開羅會議"，中國跌跌撞撞成了"四强"之一，蔣介石也勉强成了"四巨頭"之一。臨危受命從美國來到中國指揮中緬印戰區對日作戰的史迪威將軍，曾與蔣有過頻繁接觸，他們曾産生許多矛盾、摩擦，他筆下的蔣介石是由許多細節構成的，是活生生的，不是歷史教科書式的。《史迪威日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不僅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瞭解蔣介石和1943年的中國，也促使我們更清醒地反思這個有幾千年專制歷史的古老大國。
史迪威經常在日記中把蔣介石叫做"花生米"，在1月19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
"金錢、影響和職位是領導人唯一考慮的事情。陰謀詭計，欺騙出賣，虛假報道。索要他們能得到的任何東西；他們獨一無二的念頭是讓別人打仗；對他們的 '英勇鬥爭'做假宣傳；'領袖們'對人民漠不關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稅，全然愚蠢無知的參謀機構，無力控制派系爭鬥，繼續壓迫民衆。拯救他們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從。'知識分子'和富人把他們寶貝的崽子送去美國，農家子弟離家去死——沒有關懷、訓練或領導。而我們則處于這樣一種位置：只能支持這個腐敗的政權幷贊美其挂名首腦，那個英明的愛國者和戰士——'花生米'。天啊。"（170—171頁）
此外，共産黨始終是蔣的心頭大患，史迪威6月21日的日記中記下了蔣的話："不能降低對陝西軍隊的供應；我們必須監督那些魔鬼共産黨人。"（186頁）
在一個美國職業軍人的眼中，一方面，幾乎人人都在蔣的面前唯唯諾諾，大氣也不敢出。1月26日，史迪威和蔣一起進餐，就領教了"那種氣氛"，"很簡單的飯菜，沒有什麽儀式，但是天啊！那種氣氛。在這個至高無上的人面前沒人敢說一句話或發表一個觀點。寂默一直延續到一顆智慧之珠落下，或是某個魯莽的外國人詢問西瓜是否出自哈密。你從僵直的姿勢和緊張的表情中可以想見，汗水正從這些傢伙們的後背淌下。一旦最終開了腔，這一榮譽的接受者就會低聲恭敬地做出明瞭的回答。沒有爭論，沒有提問：只有毫無表情的臉和冰冷的端莊舉止。"（173—174頁）
7月7日，美國政府命令史迪威授予蔣"榮譽軍團總司令勛章"，他在日記中說："'花生米'遲到了一個半小時。在儀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邊的每個人又都成了石頭。何像雕像般坐在那裏，根本沒有張嘴。"（189頁）
那些部下在蔣面前"沒人敢說一句話或發表一個觀點"，"都成了石頭"，這只是表面的一套，他們背後幷不執行蔣的主張，也沒有人對他講真話，陽奉陰違成了他們奉行的不二哲學。實際上蔣介石治下的中國——"到處都在扯皮、瞎忙。……我面對的只是拖延、虛僞、懶散遲鈍和麻木不仁。此外還有陰謀、對抗、欺騙和阻礙。"（10月24日，208—209頁）
3月4日，史迪威和一個有名望的中國人交談後，在日記中寫道："他證實了我全部的最悲觀的觀點。'花生米'其實算不上獨裁者。他發布命令。每個人都鞠躬言'是'。但誰也不幹什麽。他瞭解盜竊和腐敗的全部情况，但他沒有治愈這一問題的力量。……他也瞭解全部惡劣條件，但他做不了什麽。……挽救中國的不是軍隊進行的戰爭，而是國家的遼闊面積和交通的不便。"（176頁）
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記中記錄了一位中國內閣官員的談話，其中這樣評論蔣介石——"他想成爲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領袖，一位哲人。但他沒受過教育！如果他受過4年大學教育，他也許就能理解現代世界的情况，但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對此一無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話，情况是會好一些的，因爲他想幹好。沒人對他講真話……沒人。他不愛聽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講他愛聽的。不可能和他講理……跟孫中山可以……但這個人！如果誰頂撞了他，他會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繞著圈子避開危險和難題。他不瞭解事情的進展情况。他大量發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個人都唯唯諾諾，他從不知道實際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們議論。于是他竭力阻止他們講話。這很愚蠢。這就像是不打死響尾蛇却又不想讓它出響動。他沒有理由怕什麽。讓他們說好了。他也不必怕共産黨。他本可以利用他們。"
"如果倒退50年，'花生米'也許是個可以接受的領袖。但他缺乏教育這一條妨礙了他在現代情况下的作爲。甚至找不到一個更强些的。"
史迪威接著寫道："戰爭之後中國將會遇到極大的麻煩。'花生米'只明白他身邊發生的事，而這個國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頑固、愚蠢、無知、不容他人、專橫、不講道理、無法說通、忘恩負義而又貪婪無比。"（191頁）
史迪威日記中不斷地指責蔣的忘恩負義和貪婪。早在1月30日，他在和蔣見面後就這樣寫，"他酸得像醋。對美國沒有一句感激之言。只是想從我們手裏得到東西。"（174—175頁）類似的話他曾幾次在日記中提及。7月12日，在蔣終于書面同意了他提出的對緬作戰計劃（"索茜計劃"）後，史迪威日記中說："這樣一個污水池……如此頑固、無知和極度忘恩負義。"（189頁）
蔣以爲通過讓史迪威擔任他的聯合參謀長就會讓史接受他的命令，對此，史在9月4日的日記中嘲笑蔣——"他也太愚蠢了。他不理解我還有別的身份，如顧問團美國代表、美軍司令、租借物資分配人。"史既不根據蔣的旨意分配租借物資，也不容許蔣隨意動用美國部隊，蔣"氣得發瘋"，"發脾氣"，却無可奈何。而圍繞著蔣身邊的多是"只會言是的人、寄生蟲、盲目崇拜者和馬屁精"，他們在蔣的面前誠惶誠恐，"咬著指甲、渾身發抖"。在1943年的重慶，史迪威幾乎成爲"唯一一個讓他得知全部真相的人"，那些真相常常使蔣"發瘋"，蔣也懷疑其真實性，"而且肯定有許多人對他說我在撒謊。這對他們來說是必需的，因爲我攻擊了那些假報告、怯懦行爲、玩忽職守、走私、偷盜以及諸如此類的不正當行爲。我有足够的證據使他相信，至少在這些案子上情况是真實的。"（196頁）
6月18日，他記下了寫給史迪威夫人的一封信："在回國愉快了一陣之後又一次踏上了糞堆。……回來後發現蔣仍同以前一樣——一條貪婪、偏執、忘恩負義的小響尾蛇。此處在宜昌事件中一片驚慌。他極爲緊張，甚至將茶壺和花瓶摔到來訪者身上。"
宜昌事件指的是史迪威離開中國期間，日本人向宜昌發起過一次强攻，奪走了上萬中國人的生命。這一行動曾嚇壞了蔣介石，他以爲日本人試圖從長江三峽溯江而上，打開通向重慶的門戶。
另有一件小事也暴露了蔣性格中易怒、瑣碎的一面。開羅會議歸來不久，12月的某一天，蔣出席陸軍大學畢業典禮：
"在'花生米'登上講壇時樂隊指揮數著1—2—3，不幸的是樂隊在數到2時就奏起了音樂。'花生米'怒氣衝衝地讓樂隊停止演奏，對樂隊指揮一陣大駡：'要麽開始就奏樂，要麽從3開始。別從2開始！'後來，一個發言人從褲兜裏掏出了講稿。這又惹火了'花生米'。他對他一陣大駡，對他說，在外國你可以往褲兜裏放手帕但不能放講稿。講稿應放在外衣的下兜，如果是秘密的就放在外衣的上兜裏。再後來，有個人在儀式的過程中絆了一下，'花生米'大怒，大叫道他應該槍斃……槍斃，用他最高的調門重複地喊著。"（229—230頁）
6月25日，史迪威在與軍政部長何應欽開會時，驚訝地發現蔣竟然沒有與何討論過重要的"索茜計劃"，"顯然，如果何不知道，軍政部裏是沒人知道了，那麽，'花生米'同誰協商呢？同厨師，也許，或是他的夥伴，上帝。這高于一切。這個自大的小東西將决定幾個國家的命運。"（186頁）作爲一個美國人，史迪威想不明白的是，蔣處理軍政大事居然可以繞開正常體制，策劃于密室之中。他嘲弄、感嘆——"這個偉大的獨裁者，他讓他的部隊忍饑挨餓，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187頁）9月13日，史記下了一位中國官員的話："他[蔣]以爲他是主的化身。實際上他是個頑固的小蠢驢。"（199頁）蔣的特務無所不在，戴笠甚至在史迪威的房子裏安插間諜，蔣只相信身邊的人、秘密警察、嫡系軍隊，以爲憑他們就可以高枕無憂，永葆權力。還有一些事可以證實這個體制的荒唐，當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陷于僵局之時，出面周旋的是兩位受美國教育的女人，一位是被史迪威叫做"白雪公主"或"梅"的宋美齡，一位是被他叫做"埃拉"或"姐姐" 的宋藹齡，她們的權勢炙手可熱，戰爭和政治仿佛只是她們的"家庭事務"。從宋藹齡當面指責"花生米"，就可以看出這一點（10月17日）。 "'花生米'越來越不像是個獨裁者，倒更像是個政治上的騎墻派。他除了樹立了他的聲譽之外沒有什麽權力，他的家人瞭解這一點。……再者，'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復無常和怪誕。梅[蔣介石夫人]總是說，他很難把握，……他得出結論時不太考慮證據"。（ 9月25日，201—202頁）12月16日，兩個女人當面告訴史迪威，"她們已近乎精神崩潰。不能入睡。梅說昨天夜裏她祈求了他[蔣]。對我說她做了 '一切努力，就差殺了他'。埃拉說，他在煩的時候就裝出一副高貴的姿態。"（230—231頁）她們的努力是有效的，1943年將要告終之際，蔣介石終于授予史迪威指揮使用中國駐印部隊的全權，他在12月19日的日記中說："一個多月以前我差點被趕走，現在他却給了我一張空白支票。"（233頁）
好景不長，1944年10月，史與蔣的衝突已不可調和，史最終被解職離開中國。9月26日的史迪威日記不無凄凉："兩年零八個月的奮鬥，得到的是一個嘴巴。日本人廣播說我陰謀廢黜蔣介石，自己在中國當王。聰明極了。僅此就可使蔣介石産生疑團。（或是重慶製造的，以使他的行爲顯得有理？）"（292 頁）當然，這已是後話。
2003年4月28日
1943年：史迪威日記中的蔣介石
傅國涌
1943年，無論對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說，還是對中國抗日戰爭來說都具有轉折意義，兩次安排戰後世界格局（包括東方格局）的會議——德黑蘭會議和開羅會議在這一年召開。《南方周末》做過"三個癸未年"的專題，六十年前，也即上一個癸未年裏，蔣介石拋出了《中國之命運》，也是那一年，他代表中國出席了著名的"開羅會議"，中國跌跌撞撞成了"四强"之一，蔣介石也勉强成了"四巨頭"之一。臨危受命從美國來到中國指揮中緬印戰區對日作戰的史迪威將軍，曾與蔣有過頻繁接觸，他們曾産生許多矛盾、摩擦，他筆下的蔣介石是由許多細節構成的，是活生生的，不是歷史教科書式的。《史迪威日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不僅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瞭解蔣介石和1943年的中國，也促使我們更清醒地反思這個有幾千年專制歷史的古老大國。
史迪威經常在日記中把蔣介石叫做"花生米"，在1月19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
"金錢、影響和職位是領導人唯一考慮的事情。陰謀詭計，欺騙出賣，虛假報道。索要他們能得到的任何東西；他們獨一無二的念頭是讓別人打仗；對他們的 '英勇鬥爭'做假宣傳；'領袖們'對人民漠不關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稅，全然愚蠢無知的參謀機構，無力控制派系爭鬥，繼續壓迫民衆。拯救他們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從。'知識分子'和富人把他們寶貝的崽子送去美國，農家子弟離家去死——沒有關懷、訓練或領導。而我們則處于這樣一種位置：只能支持這個腐敗的政權幷贊美其挂名首腦，那個英明的愛國者和戰士——'花生米'。天啊。"（170—171頁）
此外，共産黨始終是蔣的心頭大患，史迪威6月21日的日記中記下了蔣的話："不能降低對陝西軍隊的供應；我們必須監督那些魔鬼共産黨人。"（186頁）
在一個美國職業軍人的眼中，一方面，幾乎人人都在蔣的面前唯唯諾諾，大氣也不敢出。1月26日，史迪威和蔣一起進餐，就領教了"那種氣氛"，"很簡單的飯菜，沒有什麽儀式，但是天啊！那種氣氛。在這個至高無上的人面前沒人敢說一句話或發表一個觀點。寂默一直延續到一顆智慧之珠落下，或是某個魯莽的外國人詢問西瓜是否出自哈密。你從僵直的姿勢和緊張的表情中可以想見，汗水正從這些傢伙們的後背淌下。一旦最終開了腔，這一榮譽的接受者就會低聲恭敬地做出明瞭的回答。沒有爭論，沒有提問：只有毫無表情的臉和冰冷的端莊舉止。"（173—174頁）
7月7日，美國政府命令史迪威授予蔣"榮譽軍團總司令勛章"，他在日記中說："'花生米'遲到了一個半小時。在儀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邊的每個人又都成了石頭。何像雕像般坐在那裏，根本沒有張嘴。"（189頁）
那些部下在蔣面前"沒人敢說一句話或發表一個觀點"，"都成了石頭"，這只是表面的一套，他們背後幷不執行蔣的主張，也沒有人對他講真話，陽奉陰違成了他們奉行的不二哲學。實際上蔣介石治下的中國——"到處都在扯皮、瞎忙。……我面對的只是拖延、虛僞、懶散遲鈍和麻木不仁。此外還有陰謀、對抗、欺騙和阻礙。"（10月24日，208—209頁）
3月4日，史迪威和一個有名望的中國人交談後，在日記中寫道："他證實了我全部的最悲觀的觀點。'花生米'其實算不上獨裁者。他發布命令。每個人都鞠躬言'是'。但誰也不幹什麽。他瞭解盜竊和腐敗的全部情况，但他沒有治愈這一問題的力量。……他也瞭解全部惡劣條件，但他做不了什麽。……挽救中國的不是軍隊進行的戰爭，而是國家的遼闊面積和交通的不便。"（176頁）
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記中記錄了一位中國內閣官員的談話，其中這樣評論蔣介石——"他想成爲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領袖，一位哲人。但他沒受過教育！如果他受過4年大學教育，他也許就能理解現代世界的情况，但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對此一無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話，情况是會好一些的，因爲他想幹好。沒人對他講真話……沒人。他不愛聽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講他愛聽的。不可能和他講理……跟孫中山可以……但這個人！如果誰頂撞了他，他會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繞著圈子避開危險和難題。他不瞭解事情的進展情况。他大量發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個人都唯唯諾諾，他從不知道實際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們議論。于是他竭力阻止他們講話。這很愚蠢。這就像是不打死響尾蛇却又不想讓它出響動。他沒有理由怕什麽。讓他們說好了。他也不必怕共産黨。他本可以利用他們。"
"如果倒退50年，'花生米'也許是個可以接受的領袖。但他缺乏教育這一條妨礙了他在現代情况下的作爲。甚至找不到一個更强些的。"
史迪威接著寫道："戰爭之後中國將會遇到極大的麻煩。'花生米'只明白他身邊發生的事，而這個國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頑固、愚蠢、無知、不容他人、專橫、不講道理、無法說通、忘恩負義而又貪婪無比。"（191頁）
史迪威日記中不斷地指責蔣的忘恩負義和貪婪。早在1月30日，他在和蔣見面後就這樣寫，"他酸得像醋。對美國沒有一句感激之言。只是想從我們手裏得到東西。"（174—175頁）類似的話他曾幾次在日記中提及。7月12日，在蔣終于書面同意了他提出的對緬作戰計劃（"索茜計劃"）後，史迪威日記中說："這樣一個污水池……如此頑固、無知和極度忘恩負義。"（189頁）
蔣以爲通過讓史迪威擔任他的聯合參謀長就會讓史接受他的命令，對此，史在9月4日的日記中嘲笑蔣——"他也太愚蠢了。他不理解我還有別的身份，如顧問團美國代表、美軍司令、租借物資分配人。"史既不根據蔣的旨意分配租借物資，也不容許蔣隨意動用美國部隊，蔣"氣得發瘋"，"發脾氣"，却無可奈何。而圍繞著蔣身邊的多是"只會言是的人、寄生蟲、盲目崇拜者和馬屁精"，他們在蔣的面前誠惶誠恐，"咬著指甲、渾身發抖"。在1943年的重慶，史迪威幾乎成爲"唯一一個讓他得知全部真相的人"，那些真相常常使蔣"發瘋"，蔣也懷疑其真實性，"而且肯定有許多人對他說我在撒謊。這對他們來說是必需的，因爲我攻擊了那些假報告、怯懦行爲、玩忽職守、走私、偷盜以及諸如此類的不正當行爲。我有足够的證據使他相信，至少在這些案子上情况是真實的。"（196頁）
6月18日，他記下了寫給史迪威夫人的一封信："在回國愉快了一陣之後又一次踏上了糞堆。……回來後發現蔣仍同以前一樣——一條貪婪、偏執、忘恩負義的小響尾蛇。此處在宜昌事件中一片驚慌。他極爲緊張，甚至將茶壺和花瓶摔到來訪者身上。"
宜昌事件指的是史迪威離開中國期間，日本人向宜昌發起過一次强攻，奪走了上萬中國人的生命。這一行動曾嚇壞了蔣介石，他以爲日本人試圖從長江三峽溯江而上，打開通向重慶的門戶。
另有一件小事也暴露了蔣性格中易怒、瑣碎的一面。開羅會議歸來不久，12月的某一天，蔣出席陸軍大學畢業典禮：
"在'花生米'登上講壇時樂隊指揮數著1—2—3，不幸的是樂隊在數到2時就奏起了音樂。'花生米'怒氣衝衝地讓樂隊停止演奏，對樂隊指揮一陣大駡：'要麽開始就奏樂，要麽從3開始。別從2開始！'後來，一個發言人從褲兜裏掏出了講稿。這又惹火了'花生米'。他對他一陣大駡，對他說，在外國你可以往褲兜裏放手帕但不能放講稿。講稿應放在外衣的下兜，如果是秘密的就放在外衣的上兜裏。再後來，有個人在儀式的過程中絆了一下，'花生米'大怒，大叫道他應該槍斃……槍斃，用他最高的調門重複地喊著。"（229—230頁）
6月25日，史迪威在與軍政部長何應欽開會時，驚訝地發現蔣竟然沒有與何討論過重要的"索茜計劃"，"顯然，如果何不知道，軍政部裏是沒人知道了，那麽，'花生米'同誰協商呢？同厨師，也許，或是他的夥伴，上帝。這高于一切。這個自大的小東西將决定幾個國家的命運。"（186頁）作爲一個美國人，史迪威想不明白的是，蔣處理軍政大事居然可以繞開正常體制，策劃于密室之中。他嘲弄、感嘆——"這個偉大的獨裁者，他讓他的部隊忍饑挨餓，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187頁）9月13日，史記下了一位中國官員的話："他[蔣]以爲他是主的化身。實際上他是個頑固的小蠢驢。"（199頁）蔣的特務無所不在，戴笠甚至在史迪威的房子裏安插間諜，蔣只相信身邊的人、秘密警察、嫡系軍隊，以爲憑他們就可以高枕無憂，永葆權力。還有一些事可以證實這個體制的荒唐，當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陷于僵局之時，出面周旋的是兩位受美國教育的女人，一位是被史迪威叫做"白雪公主"或"梅"的宋美齡，一位是被他叫做"埃拉"或"姐姐" 的宋藹齡，她們的權勢炙手可熱，戰爭和政治仿佛只是她們的"家庭事務"。從宋藹齡當面指責"花生米"，就可以看出這一點（10月17日）。 "'花生米'越來越不像是個獨裁者，倒更像是個政治上的騎墻派。他除了樹立了他的聲譽之外沒有什麽權力，他的家人瞭解這一點。……再者，'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復無常和怪誕。梅[蔣介石夫人]總是說，他很難把握，……他得出結論時不太考慮證據"。（ 9月25日，201—202頁）12月16日，兩個女人當面告訴史迪威，"她們已近乎精神崩潰。不能入睡。梅說昨天夜裏她祈求了他[蔣]。對我說她做了 '一切努力，就差殺了他'。埃拉說，他在煩的時候就裝出一副高貴的姿態。"（230—231頁）她們的努力是有效的，1943年將要告終之際，蔣介石終于授予史迪威指揮使用中國駐印部隊的全權，他在12月19日的日記中說："一個多月以前我差點被趕走，現在他却給了我一張空白支票。"（233頁）
好景不長，1944年10月，史與蔣的衝突已不可調和，史最終被解職離開中國。9月26日的史迪威日記不無凄凉："兩年零八個月的奮鬥，得到的是一個嘴巴。日本人廣播說我陰謀廢黜蔣介石，自己在中國當王。聰明極了。僅此就可使蔣介石産生疑團。（或是重慶製造的，以使他的行爲顯得有理？）"（292 頁）當然，這已是後話。
2003年4月28日
論“漢奸”兩則（趙無眠、林思雲）
http://www.xici.net/b129663/d26604287.htm
查塔呼奇河畔談漢奸
趙無眠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架專機從重慶珊瑚機場起飛，下午一點抵達昆明。雲南軍政首腦龍雲率領僚屬到機場迎接，彩旗樂隊，把冬天的春城烘托得熱烈、歡快。艙門打開了，由空軍司令周至柔陪同，一位梳理穿戴得整整齊齊、相貌英俊的中年人出現在人們的視綫中。看到歡迎的場面，他有些意外，又有些感動、不安和苦澀。他儘量顯得從容，招手致意，拾級而下，與幾張熟悉的面孔略事寒暄，便登車直驅龍雲官邸。
當晚，他與主人談至深夜。
出逃的第二號領袖
第二天下午，他又帶著十幾位隨行人員，乘坐由龍雲向歐亞航空公司包租來的飛機，直飛法屬印度支那的首都河內。傍晚時分，這一行人住進了市區高朗街二十七號，一棟西洋式公館內。他們脫下從中國穿出來的一身厚重衣服，換上輕簡的夏裝。但他們心中幷沒有隨之鬆快，反而感覺這片原爲中國屬土、現在的法國殖民地空氣過分悶熱和凝重。窗外薄暮垂臨，城市輪廓漸漸模糊不清，似乎也預示著他們前途的莫測。
沒幾天，一條重大新聞令中國和世界爲之側目：
「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從重慶出逃」。
汪精衛，一個神話的名字，忽然成了驚險小說中的人物。接下來的情節，有夜半刺客，日船北光丸號秘密接應，上海密謀，赴敵國日本首都東京媾和，還都南京成立第二個國民政府......
就這樣，地位僅次于蔣介石的第二號領袖，孫中山的忠實臂膀及其事業的首位繼承人，膾炙人口的《總理遺囑》起草者，當年謀刺清攝政王事敗被囚、視死如歸的少年英雄，拖著他那支令世人瞠目的人生敗筆，一步一步走向耻辱的紀念碑，成爲二十世紀最大的漢奸。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最著名的漢奸。
一九四○年，由各黨派代表組成的國民參政會第一届五次會議在重慶發出通電，回顧中華五千年歷史，雖也偶有叛國通敵之事，然尚未出過「視降敵爲救國，稱亡國爲和平，助敵進攻而有理論，代敵招降而講主義，顛倒黑白，喪盡廉耻，如汪逆兆銘其人者。」
在朝野一致的憤怒聲討中，汪精衛度過了他一生最後的幾年，終于日本戰敗投降前幾個月槍瘡復發，赴日治療。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場美機空襲的第二天，受防空洞的陰濕迸發肺炎，客死于名古屋。
汪精衛的賣國罪，早已蓋棺論定。甚至在他出走河內，公開發表呼應日本近衛首相第三次對華聲明的《艶電》時，就注定要被中國人唾弃、痛恨，罪責難逃了。用一句俗話說，叫做「永遠被釘在了歷史耻辱柱上」。浙江蕭山縣海門鎮，當地人把汪精衛夫婦雕刻成兩個真人大小的裸體跪像，圍以石欄，唾迹斑斑，任人羞辱。這是仿造杭州岳飛墓前，鐵鑄秦檜夫婦跪像的故事。日本投降，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築于梅花山中山陵旁的汪墓給炸開，焚尸揚灰。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的土地上幾經滄桑，許多陳年往事從人們的記憶中漸漸淡去。當年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日本，搖身一變爲最大的投資商，又到中國開發經濟來了。雖然總還有人，對幾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殺、對淪爲慰安婦的凄慘經歷、對細菌部隊殘忍的人體實驗、對釣魚臺島的糾紛、對日本政要一次次推卸戰爭罪責、對供奉在靖國神社戰犯亡靈前的香火，耿耿于懷，時起抗議和爭執，但畢竟掀不起太大的波瀾，無法阻止中日關係越來越親密，越來越朝著「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方向發展。民族仇恨可以如此輕易地淡忘，惡鄰可以迅速地變爲睦友，一切都可以轉換、變化，唯有民族的叛徒絕不能原諒。汪精衛仍然無形地跪在那裏，接受世人的無情嘲駡。
恨叛徒甚于恨敵人
中國人從來都是這樣，仇恨自己營壘裏的叛徒，遠遠超過仇恨敵人。也許幷不只是中國人，也許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如此。這要具體比較，不能一概而論。但中國人的這一特點，我們是有深切體會的。三十年代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曾下令處决叛徒顧順章一家八口，老幼皆不放過。如果我們據此認爲，周恩來嗜殺成性，那就錯了。他只是對叛徒執行党的紀律，雖然叛徒的家屬幷沒有義務要服從紀律，也幷沒有違反紀律。
文革中的劉少奇，是被當做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打倒的，但中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罪名不是走資派，而是「叛徒、內奸、工賊」。這就給他定了死性，罪無可赦了。走資派頂多是黨內矛盾，可以改正，可以悔改，可以東山再起，甚至三落三起。即使是死不悔改，如鄧小平，也仍然可以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叛徒則不然，只有死路一條。內奸、工賊也差不多。中共黨內的整人專家康生，深知這一招的厲害，他不像其他中央文革小組的書生那樣，只會傻傻地以「跟毛」還是「跟劉」來劃綫，他是發動「抓叛徒」，一抓一個准。康生的老謀深算也不是天生的，是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中逐步成熟的，延安整風時他只是「抓特務」爲主，那就差遠了。文革後期，江青也學會了此招，要整周恩來，挑來挑去挑了一頂「投降派」的帽子。爲什麽單挑這一頂？因爲投降派一「投」過去，結果就是叛徒。經歷過無數風浪，以善于在任何情况下沉著應對著稱的周恩來終于沉不住氣了，推進手術室前拼力大叫：「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康生一生以抓叛徒爲業，自己也有一塊「叛徒」的心病，據說一九三○年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旋即放了出來。直到去世前夕，他已經當上党的副主席，寵幸未衰，在昏迷中猶喃喃有詞：「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三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四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五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六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七年，我絕沒有......」驚恐之狀，不亞于周恩來。及至「四人幫」倒臺，他們最大的罪名也是叛徒：江青、張春橋曾在上海被捕入獄變節，姚文元是叛徒姚篷子之子，只有年紀最輕的王洪文才實在與叛徒扯不到一起去。當然，還有那位文革小組長，在林彪事件中首當其衝被拋出來的陳伯達，以及被陳伯達整倒的最後一位高層人物陶鑄，也都被證明當過叛徒。只不過陳伯達整人的時候不是叛徒，挨整的時候就發現是叛徒了；而陶鑄挨整之時發現是叛徒，平反之時又不是叛徒了。
投降派=叛徒=最壞的敵人，已是人們約定俗成的一條公式。
「正常的」敵人固然可恨，倒還情有可原，因其立場、觀點、利益與自己相左。叛徒則不然，叛徒照道理應該是咱們這一邊的，或原本就是咱們這一邊的，却經不起威逼利誘，熬打不過，竟然屈從敵人的意志，倒戈相向，教「自己人」防不勝防，起到了敵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叛徒幹的就是從內部攻破的事。這裏至少有兩點，說明叛徒比敵人更爲可惡。第一，叛徒沒有氣節，人格上可鄙。如果敵人是狼，叛徒則是「斷了脊梁骨的癩皮狗」。第二，叛徒知悉內情，危害性更大。敵人是明擺著的狼，叛徒則是「披著羊皮的狼」。
敵友定理與叛徒定理
政治學有一條重要的定理：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這條定理，只概括了「敵」和「友」對于「我」的關係，可稱爲敵友定理。朋友和敵人，都不是「我」，即不是「自己人」。對于「自己人」而言，政治學應該有另外一條定理：如果不是永遠的自己人，那就是永遠的敵人。這條定理，可稱之爲叛徒定理。
敵友定理從感情上不大好接受，道理上則無法反駁。叛徒定理恰恰相反，感情上是沒有什麽問題的，邏輯上却不大說得過去。敵友定理符合現代寬容精神，與靈活、妥協、理解、縱橫捭闔的政治藝術一致。叛徒定理則毫無寬容可言，僵硬、刻板、偏執、狹隘。可以這樣認爲，敵友定理是理性定理，叛徒定理是情緒定理。魯迅說：「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于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不光是政治，在一般人際關係中，這兩條定理也是成立的。說到底，人際關係也是一種政治。有一種說法，女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就是指女人在人際關係的應對上，常表現得比男人技高一籌。)
問題是，「友」與「我」怎麽區別？
國共合作，國與共是「友」，共産黨內部或國民黨內部是「我」。但許多人一開始就擁有國共雙重身份，怎麽分得清楚呢？是不好分，所以要清黨，你到底是國民黨還是共産黨，趕緊拿主意吧。拿定了主意，我才好下手，殺誰和不殺誰。從此以後，國是國共是共，分得清清楚楚了，再投過來或投過去，哪怕對方又成了朋友，也要拿你當叛徒。張國燾就是國共第二次合作期間，從延安溜出來跑到國民黨那邊去的，照道理當時應該是投友而非投敵，但張國燾却被當做叛徒。王明也是一個叛徒，他投了蘇聯「老大哥」。老大哥本來一點都不是敵人，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友；但根據敵友定理，它總有一天會變成敵。你從「我」變成「友」，說明你遲早會變成「敵」，進而說明你最終是永遠的敵人。也就是說，投友幾乎等于投敵。總而言之，都叫做投降派。
彭德懷上《萬言書》，討論的只是經濟問題，後來一吵一吵，就當成野心家了。野心家其實也沒什麽，不想當領袖的元帥絕不是好元帥；但另一頂帽子就可怕了：裏通外國。這頂帽子一扣，很多年以後，就連一些西方學者也覺得他活該被打倒。如撰寫周恩來傳記的韓素音教授，仍然認爲打倒一個裏通外國的彭德懷，比打倒一個不懂經濟的毛澤東要好得多。裏通外國本來是捕風捉影，就算是通，也是通向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但這就有張國燾、王明之嫌。彭德懷的罪狀雖多，致命的却是這條罪嫌。因爲誰都不會反對：裏通外國的領袖是最壞的領袖。
另一位元帥林彪，不僅「想當領袖」，而且還真當成了副領袖。他的結局是「叛國投敵」，投蘇聯。其時蘇聯已按照敵友定理，從朋友變成了敵人，從最好的朋友變成了最壞的敵人。爲什麽最好和最壞？因爲根據共産主義的原則，共産黨是天下一家的。蘇共與中共的關係，不僅是友党，更是兄弟黨。也就是說，是「亦友亦我」的關係。所以蘇聯修正主義被稱爲叛徒，一舉取代頭號敵人美國帝國主義，成爲最壞。林彪深知此一去，自己一世英名不僅毀于一旦，死後也永無翻身之日。被妻兒葉群、林立果慫恿挾持出逃之時，內心是極不情願的，寧可坐等毛來收拾，或者逃到廣州去另立中央。他眼噙泪花說：「我至少還是個民族主義者。」
「民族主義者」，是林彪企圖守住的最後底綫。他知道無論幹過什麽，沒幹過什麽，只要守住這條底綫，就還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否則便墮入萬劫不覆的深淵。蔣介石被共産黨封爲「人民公敵」，到頭來其民族氣節仍爲毛澤東所贊嘆。中共與蘇共親如兄弟，爲了堅持民族氣節，毛澤東不惜與赫魯曉夫公開翻臉，不吃肉也要硬頂下去。一位西方記者問周恩來：你身上共産主義和民族主義，哪個比重大？他想了想回答：我首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最壞的叛徒：漢奸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來了，所有的叛徒中，最糟糕的是民族的叛徒。道理很簡單，沒有比「我族」或「我國」更大的「我」了。如果你背叛的是「我黨」，至少敵黨還可能拿你當回事；你背叛的是某階級，比方當了工賊，至少敵對階級會喜歡你；而你要是竟敢以本民族爲敵，這世界上恐怕沒人能原諒你了。你可以改變自己的黨派、信仰、階級，却無法改變自己的民族種屬。
中國對于本民族的叛徒有一個專用名詞：漢奸。漢奸，英文譯作「traitor(toChina)」，即「(中國的)賣國賊」。這樣翻譯有些彆扭和累贅，不如原中文詞那樣簡潔。英文本來只有「賣國賊」一詞，至于賣的是哪一國，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要到時候再說。「賣國賊」的定義很清楚，那就是必須犯了叛國罪。「漢奸」一詞，看起來簡潔，但是究竟如何定義，却不那麽清楚。如《語言大典》這麽解釋：「投靠侵略者，充當其走狗，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敗類」。這樣的解釋是經不起嚴格推敲的，有點只可會意，不可言傳的意思。「投靠」、「走狗」、「敗類」，都是含義模糊幷且帶感情色彩的詞。比方怎樣才算「投靠」？投降算不算？爲人家工作呢？在那邊定居呢？娶了人家的公主呢？再反過來，如果沒有發生戰爭，對方也不是侵略者，你向它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就不叫漢奸了嗎？
漢奸一詞在中國十分流行，因其詞義的模糊，常常造成濫用之勢。結果到處是漢奸，一不小心就可能當了漢奸——
乒乓球運動員何智麗自嫁到日本，隨俗改爲日本姓氏再與中國球員交手，因其仍奮力拼搏毫不手軟，被中國觀衆大駡爲漢奸；
同樣是從國家隊退下來的乒乓球運動員陳靜，代表臺灣在百年奧運會力戰前隊友，差點奪走中國隊計劃穩拿的女單金牌，也被駡爲漢奸；
外國公司駐中國的代理，以前上海灘稱做「買辦」，只要他們在與中方洽談生意時一心維護本公司的利益，就被指爲漢奸；
外資或合資企業內部發生涉外糾紛，中方高級主管批評、懲罰中國職員，也叫漢奸；
偷越國境，尤其偷越到與中國關係緊張的國家；
在海外發表言論，批評中國，揭露中國的黑暗面，有損國家的「整體形象」；
因各種原因要求得到外國的政治庇護；
被敵國軍隊生俘；
不喜歡中國，或者喜歡外國超過喜歡中國......
還可以列舉許多。有人會說，他們被駡爲漢奸，可能帶有戲謔的成分，當不得真。那麽好，在這些可能的戲謔後面，隱藏著一種怎樣脆弱的情感和心理？而戲謔過後，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看出了其中包含的荒誕？
關于「漢奸發生學」
一九九五年七月號的《讀書》雜志，發表了陳建功、王蒙、李輝的一篇三人談《時代變化與感覺調整》，提到「漢奸」一詞，王蒙認爲：「在洋場上我們的一些同胞也有丟人現眼的，一味地迎合人家，或做出一些很不得體的事情，失格失態。......我們的一些朋友就大駡『漢奸』，我相信這種情緒和態度是非常正義的，但『漢奸』這個詞還是有特定含義的，如果不是處在被侵略占領的情况下，即使我們說這個人有點兒奴顔婢膝，有點兒丟份兒，有點兒失格，但與『漢奸』的罪名距離還是很大的。」李輝認爲：「對那些到中國來工作生活的外國朋友我們抱有好感，他們對中國越親近，我們越感到他們可愛；遺憾的是我們不能以同樣的思路對待那些出國謀職謀生或求學的同胞，以致輕率地斥之爲『漢奸』，要按這種邏輯，那些來華的外國人不就變成『美奸』，『英奸』了嗎？」
《讀書》是中國文化界享有聲譽的雜志，以敢于發表有膽有識的文字著稱，這三位作家也都以思想和文筆活躍見長。然而直到接近世紀末的時候，才由他們出面在這樣的刊物上，代表中國的思想界爲長期以來蒙受「漢奸」罪的數十萬「出國謀職謀生或求學同胞」平反。這個玩笑實在開得也太大了。
同樣是這家雜志，同年的十月號又發表了一篇李零的《漢奸發生學》，專門討論「漢奸機制」，即漢奸是怎樣被逼無奈而産生的。他舉了歷史上幾個著名漢奸的例子：伍子胥引吳兵滅楚，申包胥請秦軍複楚，越王勾踐嘗吳王夫差之糞，李陵兵敗而降匈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這幾個人除了吳三桂，都是歷史上的「正面形象」。伍子胥滅楚，是因爲楚王無道，聽信讒言，奪媳殺子，株連忠臣伍子胥的父兄，逼得他出逃吳國，引兵滅楚，掘墓鞭尸。他連夜過昭關的故事，早已改編爲名滿京城的京劇劇目。申包胥是伍子胥的好友，爲了實現「子能覆楚，我必興楚」的諾言，竟如秦乞師。人家不答應，便倚廷而哭，七天不吃不喝，終于哭來了救兵，完成了複國的大業。幸好秦軍功成即退，沒問他要土地要勞務費。越王勾踐的故事更是膾炙人口，他屈膝求生、恭謙事敵、喪權辱國，乃至嘗仇人的大便以取媚，如此「臥薪嘗膽」其實是噁心喪膽，都成了「笑得最後」的必要代價與鋪墊。伍子胥、申包胥、勾踐都是漢以前的人物，嚴格地講不能算「漢奸」，那時還沒「漢」呢。拿他們舉例，是爲了說明「漢奸」發生的原理，即動機的正義性：討伐暴君、光復祖國、忍辱復仇。
第一個真正的漢奸是李陵，他身爲漢朝將軍，被俘，投降，娶匈奴公主爲妻，終身不歸漢。這一系列的過程中，幷沒有一個崇高的、正義的動機，作爲人們往後爲他翻案的藉口。他走上這條不歸路，是被逼出來的：武帝任人唯親重用無能、發給的兵馬太少而不得不以步卒五千對抗匈奴主力八萬、友軍拒不救援坐視其全軍覆沒、公孫敖謊言其叛致使李陵全家被誅......所謂「漢奸機制」，李陵一案最爲典型。雖然沒人說他不是漢奸，但總覺得情有可原。加之李陵是抗擊匈奴的名將李廣的嫡孫，又有太史公司馬遷爲他講公道話而慘遭腐刑，而且他只老老實實做人家的駙馬，幷沒領兵前來攻漢，因而還能獲得相當大的同情。如作家張承志在散文《杭蓋懷李陵》中評說：「當他無家可歸，祖國執行不義的時候，叛變也許是悲壯的正道。」
(據《漢書．匈奴傳》，公元前九六年，即漢武帝太始元年，亦即李陵全家被誅不過兩年，匈奴使大將與李陵領兵三萬餘騎追擊漢軍，在浚稽山轉戰九日。此役以「傷奴甚衆」，匈奴退兵告終。)
最後一個吳三桂，是導致清朝入主中原的關鍵人物。歷史學家對他大都是貶，也就是「反面形象」。同樣是當漢奸，動機一點都不崇高：「沖冠一怒爲紅顔」；腦袋也不清楚：說好了只是聯清平闖，打到後來却變成了投清滅明；操守則更談不上了：投了一次就算了，好好地當你的漢奸，還能做成個洪承疇、範文程一類人物，也不失爲一種功名，偏又要再反，叛了再叛。近年有李治亭著《吳三桂大傳》，將這個人們印象中「貪生怕死、寡廉鮮耻的末流漢奸」作全面、公正的分析，發現以前的很多誤解。他引清兵入關，本想當申包胥，不料却當了個伍子胥。不論是什麽胥，總之他這漢奸當得也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甚至還有些悲壯和負責任，不能簡單歸爲「反面人物」一類。何况今日之中國，早已是胡漢一家，當年的「漢奸」，其實是站在「歷史的正確選擇」一邊，爲優秀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取代昏庸無道、腐敗無能的漢族統治者貢獻力量。拿吳三桂來說，如果不是他引狼入室，充當侵略軍的馬前卒，領著中國人打中國人，一個有史以來最好的朝代怎麽可能那樣迅速地建立在中國的土地上？這到底是他的功還是他的過？硬要以「功過」來評定，那他最大的過應該是最後對侵略者的背叛，即反叛清朝，破壞新秩序下的安定團結，而絕非當漢奸這檔子事。
《漢奸發生學》當然沒說到這些，只是舉了這些「好漢奸」的例。這些漢奸既好，當漢奸又實出無奈，所以我們不能過多地指責他們，要指責也只好去指責迫使他們當漢奸的「機制」。此文一出，引起反響。上頭怪罪下來，追查《讀書》「替漢奸開脫」的責任。發生在三年前的「漢奸發生學」，遂無法再發生下去。
李陵有沒有投降的權利？
中國的歷史上，值得討論的漢奸當然不止這幾位，作者單挑了那些好說的說，不好說的都避開了。讓人覺得，漢奸的發生大致有兩種，一是出于正義，一是迫于無奈。這都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從長遠的歷史觀照，甚至是應該肯定的。至于其他的機制呢，可惜沒能說下去。
我們再來討論李陵，不妨就從發生機制著手。假設他不是教匈奴聞風喪膽的名將李廣之後，假設司馬遷沒有因他受施腐刑，假設漢武帝不搞任人唯親，假設撥給他的兵馬充足强壯，假設沒有小人讒言致使他全家被誅，假設沒有這一切「機制」，他只是兵敗被俘，可不可以向匈奴投降？依漢律當然是絕不可以，就是所有的假設都是反的也不可以。我們討論的不是漢律而是道義。不允許自己士兵、將軍失敗後向敵人投降，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說，未免太殘忍了。投降無疑是一種耻辱，但如果你盡了最大的力量和勇氣，陷入重圍和絕境無法解脫，那就雖辱猶榮。李陵正是這樣的情况。
戰爭也是一種「游戲」，有一定的游戲規則。中國古代就有「兩國交戰不斬來使」的慣例。現代戰爭更有禁止使用化學武器、禁止殺害和虐待俘虜、禁止攻擊紅十字救護人員、禁止攻擊平民等等國際條約。固然現實中常有違約的暴行發生，如南京大屠殺之類，但它作爲國際間公認的準則是不可動搖的。軍人的職責是戰鬥，而不是白白送死。在無法取勝和解圍的情况下，他有放下武器的權利，他有投降後保持尊嚴的權利，他有不被自己的同胞歧視和迫害的權利。美軍飛行員遭敵方擊落生俘，被迫在電視上供認自己的罪行、指責自己的政府，一旦釋放歸鄉，他仍然會受到英雄凱旋式的歡迎。五十年代，在朝鮮戰爭中被俘虜的數十萬中國人民志願軍官兵，經過反覆鬥爭、談判交涉回到中國，却受到二十多年的歧視、審查、迫害。爲什麽會有這樣巨大的差异？這差异到底是制度使然，還是文化觀念的不同造成的？在長期的戰爭年代，中共一直享有「優待俘虜」的美譽，包括優待「雙手沾滿共産黨鮮血」的國軍將領，優待頑固凶惡的日本士兵，即使在敵己雙方力量極爲懸殊的江西蘇區時代也是如此。能優待俘虜，却不能原諒當過俘虜的自己人。這大概不能說成是一種嚴以待己、寬以待人的美德吧？
一般學者認爲，中國的漢民族，基本形成于漢代。秦統一諸夏，融合四方各族，即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兩漢約四百年而有漢族。後來又不斷融進北方各族的血緣，才有今日的「大漢族」。漢族的第一個心腹大敵—— 匈奴，大部分終于融入漢族。以至于西晋末年，匈奴人劉淵據平陽建漢稱帝，竟以漢朝皇室劉氏子孫自居，口口聲聲「昔我太祖高皇帝」、「我世祖光武皇帝」，要爲漢家的列祖列宗光復丟掉了數十年的江山社稷。既然遲早是漢一家，指責當年的李陵爲「漢奸」，又有何意義呢？
石敬瑭．張邦昌．劉豫
五代時的石敬瑭，是另一類漢奸。他向契丹乞兵滅後唐，建後晋稱帝。爲了達到目的，許諾事成之後割燕雲十六州予契丹，幷以父禮事契丹主耶律德光，也就是當「兒皇帝」。其部將劉知遠勸諫：「稱臣足矣，何必稱父；贈以金帛可矣，何必割地。」石敬瑭求兵心切，竟不聽從，接受耶律德光册封的中國皇帝，國號晋。史稱後晋。十六州既失，中國北方的門戶大開；每年還要向契丹輸絹三十萬匹，造成國力衰弱。石敬瑭在位僅六年而死，侄石重貴即位，兩國關係終于破裂，耶律德光大舉進兵，滅後晋。
割地是喪權，稱「兒皇帝」是辱國，石敬瑭的漢奸罪主要是這兩條，再加上納貢這條較輕的罪。身爲一國之主，竟認他國元首爲父，固然有失體統，但實際上幷不如納貢這一條直接影響國計民生來得嚴重。也就是說，辱國是虛的，交錢(貨)是實的。中國一貫重面子不重裏子，所以討論歷史往往避實就虛，顛倒輕重，以此爲第一奇耻大辱。其實石敬瑭以前，大唐曾與吐蕃訂立過「甥舅之盟」，即唐天子爲舅，吐蕃贊普爲甥。「舅甥」比「父子」好聽一些，却也有輩分之差。人家吐蕃就不覺得有什麽耻辱。既然後來同爲中國人，爲什麽只能聽少數民族稱漢族爲「舅」、爲「伯」，就那樣饒不得漢人尊別的民族一聲「父」？何况石敬瑭也不是漢人，是沙陀人。沙陀人本爲西突厥的一個部落，先投吐蕃，後歸附唐朝，逐漸漢化。所以稱他爲「漢奸」，也有些牽强。
耶律德光滅晋後，在中國建立大遼，因水土不服，只呆了三個月便北返，行至灤城突發病死。其侄兀欲被將士擁立于鎮州，稱天授皇帝，是爲遼世宗。他這個帝位來之不易，首先就遭到其祖母述律太后的堅决反對。當年述律太后寵立次子耶律德光，迫使長子東丹國王突欲憤投世敵南唐，爲唐明宗賜姓李幷更名曰慕華。「慕華」者，仰慕中華也，徹頭徹尾地當了「契丹奸」。這種人的兒子，怎能承繼契丹之大統？他居然深得人心，一仗而打敗其祖母。遼朝雖爲外族政權，後來却努力漢化，二百多年後爲金所滅時，遼人幾乎已全部成爲漢人。遼史也與宋史、金史幷列，爲中國的正史。如果不考慮動機，只從歷史發展的結果來看，當初石敬瑭割讓中國大片土地予契丹(面積、人口皆超過契丹本土)，使之日益强大的同時，加速幷徹底被漢化，最終成爲中國的一部分，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金朝滅遼，有宋朝的參與。從宋的角度，要恢復「中國」的版圖；從金的角度，則要趁機擴展勢力範圍，而不滿足于只做一個關外藩邦。于是金宋開戰，靖康二年四月，金人攻陷汴京，擄徽欽二帝、後妃、宗室、大臣共三千餘人北返，北宋乃亡。金軍走之前，特地立了一個中國皇帝，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又一個著名漢奸張邦昌。
石敬瑭雖是「兒皇帝」，畢竟還建了一個像模像樣的朝代，爲殘唐五代之一。張邦昌接受册封稱帝的「楚國」，却只存在了頂多個把月。金人前脚走，康王趙構即在應天府登基，是爲南宋朝廷的「開國之君」宋高宗。張邦昌甩下「楚帝」不當，親到應天府謁見高宗，伏地慟哭請死。他本是宋朝的廷臣，幷不想當皇帝，接受金人的册封實在是不得已。高宗趙構問中書侍郎黃潜善如何處置？黃答：「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唯陛下諒而處之。」于是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
但張邦昌終于沒有被原諒。不久，高宗起用因阻撓和議貶至江寧的主戰派朝臣李綱，他認爲張邦昌身爲國家大臣不能臨危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更號，宜正典刑。遂將張邦昌流放至潭州，旋誅死。至于接受金人官職、儼然以「楚國佐命大臣」自居的一班朝臣，如王時雍、吳開、莫儔等人，也都遭流放。歷史學家稱張邦昌爲「僞帝」，金人所封官職爲「僞官」，所謂「楚國」亦被稱爲「僞政權」。「僞」字與「漢奸」一詞聯繫到一起，就是從這裏開始。張邦昌的「僞帝」與石敬瑭的「兒皇帝」最大的不同，不是存在時間的長短，而在于他是外國侵略軍册封的，與自己邀請來幫忙的外國「友軍」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張邦昌「僞」，而石敬瑭不僞。「僞」者，假也。也就是不爲咱們自己承認。
張邦昌的節操當然不值得稱道，不過倒不是一個爲虎作倀、有意出賣國家利益之徒。僅這一點他就比石敬瑭要好。他如果不出面當「皇帝」，侵略軍肯定會另選一人來當，如後來金兵大舉南侵，册立前濟南知府劉豫爲「齊帝」。這是金人「以華制華」的政策。當然不是說，「我不當反正別人也會當，那還不如我當」。重要的是看他怎麽當。張邦昌至少做了兩件好事。第一，促使金人退兵；第二，將政權主動交還給中國的合法政府。他手下出任「僞官」的呂好問故意同金人說：「天生南北風習不同，北兵在南不習水土，且少留兵無濟于用，多留兵反而不便。」本來準備留兵實行長期占領、監衛的金軍乃全部撤離。而後，張邦昌又依從呂好問等人的主張，迎接因廢居私第幸免于難的元佑皇后入居延福宮，幷遣使往謁康王勸進，最後自己跑到應天府請罪。照我看，黃潜善的處理意見是對的，有利于人心的歸附。李綱「正典刑」的主張則失之苛嚴，斷絕了所有因迫于情勢而暫時委曲求全的人員歸路。及至金兵再次南下，建立第二個僞政權，也就再沒有張邦昌的故事發生，而是一心一意奉金朝爲正朔，與南宋爲敵了。僞帝劉豫有心報效金人，又打不贏南宋，最後金人嫌他無能，派兵捉住，廢爲蜀王。這個死心塌地的漢奸，比迫不得已的漢奸下場還是要好得多。
議和與「拼死一戰」
遼是宋的世敵，如果宋能不計前嫌，聯遼抗金而不是聯金滅遼，北宋也就不會輕易覆亡。遼再壞，畢竟只是屢犯邊關，遠不及金之陷京擄帝來得惡劣。金是南宋的世仇，如果南宋能不計前嫌，聯金抗蒙古而不是聯蒙古滅金，南宋也不會輕易覆亡。金再壞，畢竟還允許議和，留給你偏安的遼闊空間與長久時間，遠不及蒙古人趕盡殺絕來得凶殘。兩宋在國家生死存亡關鍵時刻的重大失策，在于不懂得政治學的敵友定理，以狹隘的民族復仇情緒代替理性判斷與抉擇，因而一錯再錯，一亡而再亡。
有人會說，與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戰。所謂「寧爲玉碎，不做瓦全」。聽起來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人準則，但套用在國家、民族上，却是毫無道理。國家既亡，整個民族都淪爲亡國奴，豈不是在更爲屈辱的環境中偷生？難道你要整個民族都像日本武士道那樣「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殺，致使種族滅絕？只要不是這樣，那麽國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贏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徹底淪亡要好。秦檜與金人簽訂的「紹興和議」，雖是不平等條約，却爲南宋爭取了二十年的和平，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平心而論，秦檜是一個不錯的經濟人材，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復了戰爭的創傷，再現北宋時的繁榮景象，奠定了一百五十年的國運基礎。
漢奸的大批産生，自然是在外國入侵，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第一個高潮是宋代，第二個高潮是明末，第三個高潮則是日本入侵。中國自從出了個秦檜，以後所有的漢奸都相形遜色——不是他們的罪行，而是他們作爲漢奸的知名度。秦檜簡直就成了「漢奸」的代名詞，直到再出了個汪精衛。
汪精衛遭到各方的一致痛恨，不是沒有道理的。從國民黨方面，蔣介石領導抗戰勝利，如果不跟汪劃清界限，有損党和領袖的形象。汪精衛是蔣介石在黨內的最大的競爭對手，雙方曾爲奪取孫中山繼承人的位置明爭暗鬥；抗戰八年，蔣介石對日秘密和談一直斷斷續續。徹底否定汪精衛，即確定了蔣的合法性及歷史上的地位。從共産黨方面，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汪精衛是國民黨著名左派，共産黨的有力支持者，蔣介石發動「清共」，汪的武漢國民政府一度站在共産黨一邊，表示要討伐蔣介石，後來居然寧漢合流，一致反共。這種感情上的傷害，已足够符合叛徒定理的條件，而不僅僅是敵友定理了。及至國共第二次合作，全國抗日，汪的南京政府打出的旗號却是「和平、反共、救國」。舊恨新仇，集于汪氏一身，何况國民黨已給他定性在前，正是一條可以任意鞭笞的死狗，絕無再爲他講話之理。從一般民意方面，「漢奸說」本是中國特産，無論文化傳統、歷史鏡鑒、道德觀念、民族情緒，都不會認爲汪是一個好東西。從國際輿論方面，汪屬于戰敗的日本侵略者陣營，從未得到過英美爲首的西方國家承認，到日本對美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已呈敗相、日首相近衛向汪表示進一步交還中國(淪陷區)主權的時候，汪居然主動提出向英美宣戰，近衛勸都勸不住。因而在即使民族觀念較爲豁然大度的西方民主國家眼裏，他也不值得稍予同情。
汪精衛當漢奸的動機
史學家們對汪精衛的漢奸罪認識較爲一致，唯在當漢奸的動機上看法各有不同。一是對權力的追求，即所謂「領袖欲」；二是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軟骨症；三是與蔣介石達成默契，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中國無論是勝是敗都不至于亡國；四是確信中國打不贏日本，遲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動；五是一貫親日，死心塌地投靠日本；六是與蔣介石內鬥失利，負氣出走鑄成大錯，只好一錯到底。
這六種動機，最爲惡劣的是第五，最不可能的是第二。想當年汪精衛參加革命，謀刺清攝政王事敗被捕入獄，嘗作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其大義凜然，可與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氣歌》幷美于世。說他是貪生怕死之徒，實在毫無根據，也不令人信服。在淪陷區，民間曾流傳過這樣的故事：汪赴日和談前夕，交衛士一把手槍，「如看到我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即拔槍把我打死！」這個故事不論是真是假，都說明「怕死」是站不住脚的。他要是坐在大後方跟著大夥兒高喊抗戰，則中國是贏是輸，總也輪不到他汪精衛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選擇的那條路，處處埋伏著殺機、險情，非軟骨者敢走。第五條也難以成立。汪精衛固然親日，但畢竟是中國人。他的日本情結，與孫中山一樣，源自在日本鼓吹革命、組建同盟會的經歷。這種親日情結，不但汪氏有，蔣介石也有，其他國民黨元老也幾乎都有。汪氏的親日，爲他對日議和提供了堅實的背景，却未見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場上，死心塌地與中國爲敵。否則，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國」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賣中國的利益、主權，而不至于跟日本討價還價，力爭中國的領土完整、要日本無條件撤兵。從最基本的人性角度來說，仇恨自己民族的人實在反常和罕見。也許汪精衛正好是這種人，但沒有充分有力的證據。
至于「負氣出走鑄成大錯」，從他秘密出走河內，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個過程來看，其周密和審慎，絕非起于一時的意氣用事。他到河內發出主和的「艶電」，仍不是沒有退路，蔣介石派人送來護照和經費，希望他到歐洲游歷，或乾脆回重慶再任要職，可以說是仁至義盡，實在勸不回頭才讓特務暗殺。就算是出于負氣，如果沒有深思熟慮作底，亦即沒有其他更深刻的動機，斷不至如此。而「領袖欲」，他已貴爲國民黨副總裁，其言行舉止足以影響中國的政局。他一生幾經浮沉，深知政治的無常，尤其戰亂中的領袖難爲和難當。就在他離開重慶前不久，和蔣介石最後一起用餐時，他還提出要對南京、上海的失守負責，國民政府應總辭以謝罪天下。蔣忿極，認爲這才是最不負責任的行爲，起身拂袖而去。汪氏與其說是「領袖欲」，還不如說是「表現欲」，即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顧一切救民于水火。這與他當年謀刺清攝政王的行爲動機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種動機，兩相比較，「默契說」太牽强，不合整個事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最能說得過去的是第四種動機，即固信中國抗戰難以取勝，不如早和，以爭取主動，免遭更大的損失。當時的情况是，東北早已爲關東軍所據，成立「滿洲國」；蒙古建立了獨立的親日政權；華北經過「特殊化」自治階段，亦被日軍占領；華東、華中和華南，除長沙以外的幾乎所有大城市皆淪爲敵手；中國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鎖；國軍精銳部隊在抗戰初始就已經將老本拼光，中國軍隊無論從裝備、素質、供養等方面皆遠不及日軍，中國正規士兵對日本兵的戰鬥力是三敵一；國共兩黨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著將來决一死戰的危局；蘇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對中日戰爭持觀望態度，英美各國即使參戰，似乎也難以抵擋窮凶極惡的日軍攻勢，中國是孤立無援地對付日本；中國社會結構渙散，國庫空虛，前清及軍閥混戰時欠下的大量賠款、債務無力償還，經濟隨時可能崩潰......總而言之，「它很像是一個重量級拳師與一個羽量級拳師比賽。......這次的戰爭，中國不能打，也不應該打。但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別無選擇。」(黎東方《細說抗戰》)
「不能打，也不應該打」，這是歷史學家在抗戰結束五十年後的客觀評論，如果放在當時，則屬于徹頭徹尾的「漢奸言論」。汪精衛出走前，雖在公開場合「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一再表示要抗戰到底，私下却對抗戰前景極爲悲觀，也就是「不能打，也不應該打」。
汪精衛是一個愛國者
國民黨高層有一個被胡適戲稱爲「低調俱樂部」的沙龍，汪精衛當然是這個「俱樂部」的靈魂。但「不能打」還不是動機，只是一種認識和判斷。畢竟這個「低調俱樂部」的人幷非個個走上了汪的道路(如胡適)，畢竟「不能打」後面還有一個「却不能不打」。我認爲，汪精衛對日議和的動機是很複雜的，不可能簡單地歸結爲哪一類。根據其人的經歷、性格、地位、信仰，及後來的所作所爲來看，毋寧取其所言，動機中包含有救國救民之心。有意思的是，在國民黨內，真正的主和派原是蔣介石，而汪精衛是對日主戰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和日本人打。倒是蔣介石，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出賣華北的塘沽協定，摧殘察綏抗日武裝，一九三五年華北特殊化的何梅協定，都是其一手導演的杰作。不料後來倒轉過來，蔣介石成了抗戰到底的英雄，汪精衛却走上主和的道路。陳公博回憶，汪始有主和傾向，實爲長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幷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爲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看不見敵人，只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及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汪更加認爲，中日應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否則一旦開戰，只是便宜了蘇聯。
我相信，汪精衛是一個愛國者。至于賣不賣國，怎樣賣，那是第二個問題。
有人會說，都到那樣一個地步了，還侈談什麽愛國？說得好，對敵妥協不言愛國，敗軍之將不言勇。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數百上千年以來，我們都是這樣認爲的。說到底，動機幷不是最重要的，也永遠爭論不清。再崇高的動機，如結果一團糟，也不能拿「好心辦壞事」開脫其咎。反之亦然。何况所有的推斷，都只是推斷而已。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關鍵要看其所爲，究竟給這個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具體到汪精衛，主要應該討論第二個問題，即賣不賣國，而不是愛不愛國的問題。
汪精衛發動「和平運動」，其負面效應顯而易見，幾乎所有涉及這一議題的文論都做過分析，這也正是定其漢奸罪的根據。大致有：簽訂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成立傀儡政府及僞國民黨中央，分裂抗戰陣營，打擊了民族士氣；爲逃兵尤其是降將提供了「合理」藉口；粉飾了日本侵略軍的亡華陰謀；積極反共，而共産黨當時是抗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協助和維護日軍對淪陷區的統治，鎮壓地下抵抗運動；提供日軍侵華的物資資源；讓日本騰出手來，發動太平洋戰爭，等等。
這些指控都沒錯。所有這些負面效應，都是汪氏「和平運動」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爲他是作爲「戰敗一方」與敵議和。抗戰的最後勝利，推翻了汪氏付出這些代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最大的代價如承認「滿洲國」之類都是可以收回的；萬一抗戰不能取勝，那麽中國至少可以守住已經簽約的這條底綫。事實上，誰也無法斷言中國將取得最後的勝利。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對當年那場戰爭的慘勝感到僥幸，如釋重負。在國家生死存亡的危險時刻，以戰爲主，以和爲輔，和戰幷用，這是一種明智的抉擇。既要有「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的義勇，也要有以暫時的妥協保全實力留有退路的靈活。即連領導抗戰到底的蔣介石本人，也從來沒有放弃過對日和談的可能，這不是他的動搖和軟弱。延安的共産黨與日軍暗中交涉，也不能說是通敵和叛賣。正如歷史選擇了蔣介石作爲抗戰的領袖，能够擔當議和重任的人選，遍觀當時之中國，也非汪氏莫屬了。
「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
汪精衛在對日議和中，其個人表現的勇氣和一定的原則性，連日方都爲之敬重。據胡蘭成回憶，當時任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秘書的清水重三，曾參加多次汪精衛與日方的重要會見，私下嘆道：「我在旁看著，這邊是戰勝國，坐著我們的大臣，大將與司令官，對方是戰敗國，坐著汪先生，但是比起來，只見汪先生是大人，我們的大臣大將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衛公與汪先生坐在一起還相配。汪先生的風度氣概，如山河不驚，當時我嘴裏不說，心裏實在佩服。」(《今生今世》)
日汪和約，當然是不平等條約。中國人對于簽訂不平等條約者，一概斥之爲漢奸，如秦檜，如李鴻章。汪精衛就更不用說了。蘇俄逼使中國允許外蒙獨立，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宋子文藉故推脫，乃至辭去外長，爲的就是不擔漢奸罪名。南京失陷時，日本通過德國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政府提出一份「和約」，汪精衛勸行政院長孔祥熙簽字，孔不敢簽：「汪先生，我沒有你的膽子，我背部受不了兩顆子彈。」
汪精衛雖有「膽子」，也不敢貿然簽字，他知道這一筆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引刀成一快」，却害怕當賣國賊，留下千古的駡名。一份「和約」，往往復複逐條討價還價好幾個月才出臺，按說是毫無意義的。日本最後投降，這份條約成了廢紙，而汪氏亦未能逃脫賣國的駡名。但他的幾番堅持達成協議，還是盡可能地爭得了國家的尊嚴和利益，甚至贏得了對方的敬重，及一部分日本官員的同情。而這份和約，至少在淪陷區，在日本投降前的數年時間內起了作用。
汪精衛一方爭的是哪幾條呢？一，中華民國國號、首都南京、青天白日國旗、三民主義國策不變；二，日軍必須從中國撤退；三，日軍占領區的中國法人以及個人所有的鐵路、工廠、礦山、商店、一般住宅，應迅速歸還；四，不承認滿洲國。如果這幾條完全得以實現，平心而論，那就不是不平等條約，而是平等條約了。日本政府方面自然不會同意，提出：一，由于三民主義是排日抗戰的根源，應當修正這一理論；二，青天白日國旗仍爲抗戰的重慶政府使用，幷成爲日軍進攻的目標，爲避免混淆，圖案應予修改；三，日軍占領的住宅、工廠、商店可以歸還，但鐵路在戰爭期間由日方管理，待全面和平後立即歸還。這三條，第三條可以理解；唯第一、二條，連日本專門派做對汪工作的「梅機關」主要成員犬養健也認爲過分，「因爲自古以來，無論什麽樣的戰勝國，還沒有連對方國家的建國原理及國旗圖案都加以干涉的先例。况且，這又是超越勝敗的兩國間的和平運動。」(犬養健《揚子江今天仍在奔流》)
這兩條雖然過分，却都是虛的，也與前幾次日方提出的「和平條件」不一樣。這是因爲日方內部對中國問題一直有較大分歧，日本政府迭次換届，其政策波動、搖擺，有時不免生疏和荒唐，或節外生枝。總之，汪精衛遇到的對手是十分難纏和蠻不講理的，遠遠超過了他預先的估計。但他走到了這一步，已無可回頭。經過大半年的苦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衛在上海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主要內容爲：
承認滿洲國；確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傳、文化以及軍事等各方面的權利和合作關係；承認日本在內蒙、華北、長江中下游、厦門、海南島及其附近島嶼的政治、經濟以及對地下資源的開發利用權利；承認在以上地區的防共和治安的駐兵權；中國對于日軍駐扎地域及其與此有關地域的鐵路、航空、通訊、港口、水陸等應適應日本軍事上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級機構中聘請日本軍事、財政、經濟、技術顧問，確保《綱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條款的執行。
此《綱要》簡直就是一份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占領宣言，令許多主導此次「和平運動」的日方和汪方人員大感意外。最早秘密潜往東京，與日本取得和談聯繫的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立刻退出汪集團，離開上海回到了重慶，幷在香港《大公報》披露《綱要》的全部內容。與他同時返回重慶的還有陶希聖。汪精衛本人也既憂且懼，草案簽字後流著泪說：「這個文件說不上什麽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爲什麽「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因爲上述地區爲日軍所占領已成事實，你簽不簽約，反正是拿不回來的。用汪氏集團第三號人物周佛海的話來說，「淪陷區是蔣先生把它丟掉了的，不是我們把它丟了的，我們今與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問題，沒有喪失多少的問題。」(爲《中華日報》撰寫的社論)這話有漏洞，因爲蔣先生雖然把它丟了，但始終沒有同意給人家，還要堅持打回來。但汪氏「和平運動」與蔣介石的政見分歧就在這裏：我認爲打不贏，所以才同意把你丟掉的給人家；如果你打得贏，那我同意給人家的也丟不掉。即如臺灣，是清朝把它丟掉了的，抗戰勝利，不是仍然要回來了嗎？
當然，汪精衛的觀點與周佛海還不一樣，他認爲「凡中華民國的事，即無論是蔣先生作的或誰淪陷的，我們皆應負責。」他甚至表示：「我們做和平運動是爲使抗戰有終之美，不是爲與抗戰敵對。」(胡蘭成《今生今世》)
事實上，東北不是打不打得贏，而是根本就沒讓打給丟掉的。滿洲國的成立，中國也沒向日本宣戰，差不多是默認了。西方各國，直到今天出版的二次大戰世界地圖集，仍將滿洲國劃爲獨立于中國之外的一個國家。汪精衛只是無可奈何承認既成事實。就在此密約簽署前四個月，汪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統計出缺席代表人數名單上，赫然印著「東三省代表」的字樣。汪政府成立後，汪曾到「滿洲國」訪問，在盛大的歡迎會上，他滿含熱泪地說：「我們以前是同胞，現在是同胞，將來還是同胞！」一言既出，令在座的日軍司令官爲之瞠目。
承認滿洲國，同意以日占區的物資資敵，是汪政權的底綫。也就是說，他的賣國，他的壞，基本上到此爲止。
密約的披露，産生了間接效應。原持觀望態度的美、英、法等西方國家，開始支援中國抗戰，包括貸款、向遠東地區增兵，中國孤立無援的局面終于打破。因爲它們看到了，坐視日本侵略中國的可怕後果：西方國家在華利益亦將受到威脅。
汪政權對中國有無好處？
付出了如此代價的汪精衛政權，究竟對中國有沒有好處呢？我以爲，這是評說其功罪的關鍵所在。
汪政權的建立，使中國的淪陷區有了一個「合法的」中國政府。這個「合法」，是對日本而言，幷爲日本所承認的。至于它爲不爲全中國人民所承認，爲不爲國際間所承認，那倒沒關係，不承認反而更好。事實上，除了日本、僞滿洲國，先後承認汪政權幷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及政府還有德國、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丹麥、西班牙、克羅地亞、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及法國維希政府。由汪精衛的「僞政權」取代梁鴻志的「維新政府」，及名義上統括華北的僞政府，代表中國的淪陷區向日方進行交涉，可以最大限度地贏得對方的尊重，及中方的權益。有人會說，充當人家的走狗，人家還有什麽尊重可言？話不能這麽講，就算是走狗也有其尊嚴和權利。至少，你得尊重它的生存權，尊重與它的合作關係，尊重它對你的態度，尊重你自己對它的承諾，一定程度地尊重國際間公認的外交準則。就淪陷區的人民而言，也必須接受日本占領的事實。敵人來了，你可以跟他打，打不動的可以去逃難。而絕大多數的人是逃不走的，沒法逃也不知往哪里逃。他們注定要留下來，在侵略者的統治下生活，他們注定要當「良民」。有幸生活在大後方的人，有幸逃出來的人，也許可以理直氣壯，可以同仇敵愾，誓死與祖國山河共存亡；今天的人們，也可以高喊「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但如果你不幸生活在當年，又不幸身陷敵人的鐵蹄之下，淪爲亡國奴，你是不會輕易去死的。即使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親人，你的好友，你會希望他們以血肉之軀去拼死反抗，作無謂的犧牲嗎？如果是我，我希望他們都千萬別死，好好活著，至少也得「賴活著」，活到抗戰勝利的那一天。
既然如此，淪陷區最好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而非直接由日本人來統治。你可以說，有時候中國人比日本人還壞，也就是走狗有時比主子還壞。但這情况畢竟不多，如果這是一種通常現象，那咱們還要抗日幹什麽呢？讓日本人占領整個中國豈不是更好？中國人對中國人，有時比日本人對中國人還壞；但日本人對中國人，永遠不能像中國人對中國人那樣好。這道理我想應該很好懂。
日本侵占香港三年又八個月，沒有建立一個由英國人或是中國人組成的傀儡政府，而是以日中將磯谷廉介爲香港總督，直接進行統治。香港居民的日子，就比汪政權領轄的淪陷地區及「滿洲國」更爲艱難。一年之內五十萬居民被遣送內地，發行軍票以完全取代港幣，實行搜刮和大批徵用民工，導致經濟崩潰、長期饑餓，民生苦不堪言。直至七十年代，香港人對日本人的憎恨，仍能使偶爾被認出來的日本游客自况爲過街老鼠，隨時準備拔腿而逃。
汪政府成立後再無大屠殺
比較之下，被日本侵占時間超過香港兩倍的上海，情况却反要好得多。除了軍事占領、政治控制、异族統治的屈辱感之外，基本上維持了社會和經濟秩序，生産活動如常，市場活躍，「戲院依然高堂滿座，酒樓門庭若市，笙歌處處，雖似商女晚唱，畢竟無門前凍骨，這便是張愛玲小說的社會背景，雖無愛國主義洋溢其間，但樓臺春夢，也是另一種真實，真實到在一定期間遭到排斥，但在更長時間內却深深感染人心，受到喜愛。」(徐宗懋《日本情結——從蔣介石到李登輝》)
在完全由日本人統治的香港，是絕無産生像張愛玲這樣出色作家的環境的。如果說張愛玲曾嫁給漢奸胡蘭成，自己也有漢奸之嫌，因此其小說可能「粉飾太平」的話(我以爲現在持這種偏頗觀念的人已不多了)，那麽與漢奸全不搭界的作家錢鍾書筆下的《圍城》，描寫淪陷後上海市民的生活畫面，大抵也都是「正常」的。更先淪陷的東北，在另一些作家的筆下，也有不少「承平時代」的景象。臺灣輔仁大學教授梅濟民回憶學生生活的小說《哈爾濱之霧》，主人公成天沉迷在學校之間的游泳、划船、和球賽中，還有與日本高校女生情感游戲。我接觸的許多在「滿洲國」生活過的人，至今私下還說：「日本人不壞，他們到村子裏來，還給小孩吃糖。」日本人還不壞，誰壞呢？「蘇聯人壞！蘇聯紅軍來了，燒殺搶奸無惡不作！」
蘇聯紅軍絕不可能比日本鬼子還壞。它是「解放者」，而日本人是侵略者。但我相信在一定的情况下，二者的壞和「不壞」會發生逆轉。「解放者」和侵略者都是外國人，都對中國領土懷有野心。歷史證明，它們都不是好東西。日本人「不壞」，是因爲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在起著作用；蘇聯紅軍壞，是因爲沒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管著，哪怕它是一個傀儡政府。在戰爭後期，大部分中國淪陷區人民的生活，甚至超過日本本土許多。日本由于窮兵黷武，缺乏資源，生産能力及民衆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加之遭到盟軍的海上封鎖和空中攻擊，其危機感日盛一日。反而是淪陷區的生活值得他們羡慕。當然，滿、蒙、華北及華東、華南各地的情况，不盡相同也不能一概而論。但由中國人出面組織「僞政府」，比沒有這樣的政府更符合中國人的最大利益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就汪精衛而言，他的政府成立後，日軍再沒有發生過類似南京大屠殺的公然暴行。這個歷史事實，誰也無可否認。
「民爲貴，而社稷次之」
汪氏政權對日妥協，付出「密約」中規定的沉重的政治代價；而日方也要受該「密約」的制約，履行其承諾。善待中國俘虜，即爲一條。所有中國軍隊，在戰場上投降，都可以接受改編爲汪精衛的部隊，亦即我們慣稱的「僞軍」。「僞軍」的方式，保存了中國的軍事實力。隨著時間的推進，龐大的僞軍數量(至少有數十萬之衆)在日占區的「合法」存在，對于日軍不可避免地産生一種威懾力與牽制力。僞軍是投汪，而非投日，這總比漢將李陵直接投降匈奴要好。除了反共，即與八路軍、新四軍極爲有限的作戰，如「清鄉」等等，汪精衛的僞軍沒有與重慶的國軍發生過正面戰鬥。即便是打共産黨，其總和也遠遠比不上一次「皖南事變」的規模及後果。
「一日下午我見汪先生，是暑天，說過正事之後，兩人兩杯啤酒，一碟海苔，稍稍閑談。我看見汪先生臉色尚有餘怒，問可是爲軍隊的事情，汪先生沖口而出：『剛才板垣參謀長來要想我們與日本軍隊幷肩對重慶作戰，我當即答他，如此我們的軍隊必反轉槍口打日本軍！板垣就不好意思再提了。』此刻他的聲音還是這樣激烈。」(胡蘭成《今生今世》)
胡蘭成曾追隨汪敬衛的「和平運動」，曾任汪氏中央宣傳部次長、《中華日報》總主筆。他的自述固然有爲汪精衛開脫之嫌，却也沒有事實足以證其僞。他最後由于對形勢的看法迥异于汪而失去信任，解掉了官職，甚至被汪親自下令投入獄中，經其日本友人營救方才脫險。
一九四四年夏，日軍進攻長沙、衡陽。七月，華中日軍司令部請胡蘭成前往漢口，與作戰參謀會見，告胡這次「日軍紀律甚好」。其言帶有「你看我們遵守了承諾」的誠意。華中、華北和華南所有的大城市，幾乎都在汪精衛出走前淪入敵手，只有一個長沙守住了。日軍爲了奪取長沙、衡陽重鎮，打通京廣(京漢、武廣)鐵路綫，分別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發動了三次長沙會戰，日方共傷亡一十一萬一千餘人。到此次長衡會戰，日方再傷亡六萬六千八百餘人。守衛衡陽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在日軍强大攻勢下苦守五十二天，擊傷一個師團長，擊斃各級日軍軍官千餘人，城既破，又率軍堅持巷戰數十小時。長衡守軍如此頑强的抵抗，以及日軍的慘重損失，幷沒有激起大規模的報復行動，而是值得自誇的「紀律甚好」。方先覺被俘，日軍將他關押在一個天主教堂內，不但沒有施以虐待，反而戒備鬆懈，致使其得以逃脫，回重慶覆命。對抵抗將領尚且如此，對一般平民百姓可想而知。
有歷史學家認爲，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至少拯救了數十萬、乃至上百萬中國人的生命。(劉學銚《淡水河邊談國史——你，是中國人嗎？》)這個數字我想不會是誇大之詞。日軍對淪陷區的直接掠奪，也由于汪政權的存在得到了控制。這之前，日軍所到之處，耕牛全部殺光，農民根本無法進行耕作，只有等死。活躍在江南廣大鄉村的新四軍、游擊隊也沒有辦法，總不至于牽著一群牛跟日本鬼子兜圈子打仗。這個時候農民就希望汪政權出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其實連共産黨的新四軍也希望汪政權做到這一點，你不是說「曲綫救國」嗎？先救救農民的耕牛吧！《沙家濱》裏的郭建光，大概也不希望在沙奶奶、阿慶嫂全都餓死的地方打游擊的。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如果我們承認孟子的民本主義的合理性，就無法否認汪精衛以既失的國家利益換取民生的合理性，就不能置淪陷區人民的生命財産于不顧，一味地指責其爲賣國賊。
汪與蔣誰更有資格稱賣國？
承認「滿洲國」一事還可以再討論。事實證明，東北也就是所謂「滿洲」，確實不是汪精衛賣得了的。而外蒙，的的確確是被蔣介石給賣掉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接替宋子文擔任外交部長的王世杰，根據蔣介石的訓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外蒙獨立。兩相比較就可以看出，僅就出賣國家領土而論，蔣介石比汪精衛更有資格稱爲漢奸：汪氏承認滿洲國，是在中國戰敗(精銳部隊被擊潰，首都淪陷，所有的港口、絕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鐵路爲日軍占領)的情况下；而蔣氏承認外蒙，是在中國取得戰勝國地位的前一天。汪氏是向咄咄逼人的侵略者妥協，出于迫不得已；蔣氏則是向「友邦」讓步，絕無此種必要。承認滿洲國，換來了在淪陷區建立中國人政權的重大政治利益；承認外蒙非但未取得任何利益，反而引狼入室，使得東北人民受到第二次侵略的嚴重傷害。滿洲國最後仍收回來了；外蒙却永遠地獨立于中國之外。外蒙面積爲一百五十六萬六千五百平方公里，加上外蒙西北處爲蘇聯强占的數萬平方公里土地，超過「滿洲國」的面積一倍有餘。說句不好聽的話，如果只丟了「滿洲國」，中國領土尚可穩居世界第二；而今丟了外蒙，中國只好屈居世界第三了。
中國爲抗戰付出了極爲沉重的代價，勝利後蔣介石「以德報怨」，一筆勾銷對日索賠，優待侵華日軍，將絕大多數日本戰犯免予懲罰，其中包括罪大惡極的侵華元凶岡村寧次。這也就罷了。作爲(即將)戰勝國元首，蔣介石拒絕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兩次提出的將中南半島歸還中國的建議，就實在令人費解了。羅斯福曾駁斥戴高樂希望戰後重返印度支那的企圖：憑什麽邏輯，什麽習慣，什麽歷史法則，越南要屬于法國？越南有一千多年屬于中國的歷史，明代複歸附于中國，後爲法國殖民者控制。二次大戰中法國勢力被趕出，法國本土亦遭淪陷，戰後勉强成爲戰勝國而躋身「五强」，這是正是收回領土的最佳時機，不料蔣介石斷然放弃。在抗戰結束前不到一年，即一九四四年雙十節，他接見戴高樂政府駐華大使貝志高說：「如果我們能够幫助貴國在該殖民地建立法國政權，我們是樂意的。」如果蔣介石不出賣外蒙，又順理成章地接收中南半島，請想想，今日之中國將是怎樣一個局面？就連世界歷史也要大筆改寫——那就不會有曠久酷烈的越南戰爭，不會有柬埔寨紅色恐怖大屠殺，不會有西沙、南沙群島的領土紛爭，中國的影響力及發展潜力將不可估量。
二戰期間和結束之後，中國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被廢除，這要算是抗戰獲得的報酬。但汪精衛的政府步子更快——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汪宣布驅逐英美、取消領事裁判權，比蔣早兩天，翌年八月一日，汪正式從日本人手裏收回租界；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與日簽訂協定，日將北平使館區一切行政權及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交還中方，日本人所享受治外法權予以取消；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意大利政府亦發表同樣聲明；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國維希政府宣布放弃治外法權，五月與汪政府簽訂協定，將平、津、滬、漢口、廣州等地租界交還；蔣介石因而(于八月一日)與維希政府斷交，轉而承認戴高樂的流亡政府，然而戴高樂不承認蔣單方面宣布取消法國在華不平等權利，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才簽約廢除。
難怪有人感嘆：「漢奸的愛國戲，演得比蔣介石又早又快。」(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
日本選擇投降以避免民族浩劫
汪精衛的悲劇是歷史的悲劇。他選擇的道路，把自己的命運與日本帝國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到了一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日本最終是失敗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汪精衛病逝九個月後，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
作爲受日本殘害最深的中國人，一方面對終于獲得抗戰的勝利歡欣鼓舞，一方面又覺得日本的投降太突然，乃至「太早了」。如果它像德國那樣頑抗到底，它受到的戰爭報復絕不止是兩顆原子彈。一個給那麽多民族帶來過那麽多灾難的國家，無論從道義還是從情感上說，付出怎樣的代價都不會過高。但居然被它躲過了。日本天皇在他的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作出了他一生第一個，或許是唯一的一個堪稱英明的决定：無條件投降。按照中國的漢奸理論，他當了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賣國賊、日奸，或稱「和奸」。正是這個「日奸」，使日本逃過了本應嚴酷得多的戰爭懲罰，逃過了民族的浩劫，使犯下過滔天罪行的數百萬日本侵略軍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國度，使日本這個幾乎毫無自然資源可言的國家獲得了在戰後迅速復蘇、崛起的一綫生機。
中國的漢奸標準，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當年清軍入關南下，著名抗清英雄史可法曾向清攝政王多爾袞致書議和，提出與大清帝國劃疆而治，重演南北朝的故事。這要是放在抗日戰爭時期，豈不也是一個汪精衛？當然，多爾袞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女真完顔氏建立的金國，他要的是整個中國，而非已然到手的華北。于是絕不允和，發揚「繼續革命」的精神，宜將剩勇追窮寇，命豫親王多鐸揮師南下，攻克揚州，屠城十日。史可法作爲英雄殉國，誰也不再提他有過的「賣國」行爲。
日本是一個以模仿力而非創造力享有世界聲譽的國家。它發動侵華戰爭，就是想模仿當年的大清帝國征服中國。日本跟中國的歷史淵源、文化淵源，舉世皆知。它有一種濃厚的「大中華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國的文化典章制度，認爲今日的中國民族(主要是漢民族)不足以與如此華美、悠久的中國文明相匹配，惟有大和民族才有資格和能力承繼中華文化之大統。日軍每攻克一座中國城池，其將領必賦漢詩，悲古今，大有一統江山之壯志，而無一絲戰爭罪犯之羞慚。日本的最終失敗，當然由諸多原因造成，其戰綫鋪得太開，過早地暴露稱霸全球的野心，尤其發動太平洋戰爭導致美國的參戰，是其致命因素。它如果集中全力來打中國，然後再花相當時日鞏固對中國的統治，或可成爲大清帝國第二。因此單從日方侵華戰略的技術層面來說，它允許汪精衛的議和，騰出手來發動太平洋攻勢，是一絕大錯誤。更早一些，追溯到中日甲午海戰，那是它實現征服中國的最佳時機，中華(大清)帝國的不堪一擊，如大厦之將傾，但它居然接受了清廷的求和，與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以得一臺灣，暫抑其吞幷中國的欲火。結果中國贏得了喘息之機。推翻清朝後，軍閥混戰，日本及西方列强固然趁機撈取了許多利益，中國軍隊也在自相伐鬥中進行了「現代化」的冶煉，才有抗日戰爭時「三敵一」的戰鬥力，而不是這之前的「十敵一」，甚至「十不敵一」。日本的本來目的是做第二個大清帝國，不料却做了第二個金國小朝廷。
周作人與郁達夫
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著名作家周作人當過漢奸，因爲他曾出任華北僞教育總署督辦一職。但是還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郁達夫，曾任駐蘇門答臘日軍憲兵隊翻譯官，却沒人把他當做漢奸，反而有不少文章回憶他爲日軍服務時的「英勇事迹」。周作人出任的是僞職，郁達夫當的是日軍軍官；周作人是被迫的，郁達夫雖說不是完全自願的，但日本人要他當他也就當了；周作人當的是文官，郁達夫任的是軍職。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郁達夫的「漢奸罪」都應該超過周作人。從大量反映抗日戰爭的電影、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日軍翻譯官是怎樣一副二鬼子的嘴臉，往往就是那種「比日本人還壞的中國人」形象。無論是不是事實，至少表明在一般民衆的心裏，這是一個什麽樣職位。爲什麽人們不僅原諒了郁達夫，還把他當成一個類似英雄的人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沒在中國，而是在印尼當的這個翻譯官。如果他犯了罪，充當了侵略者的幫凶，爲虎作倀，助紂爲虐，那也是在外國，與咱們中國沒關係。雖然駐蘇門答臘日本憲兵隊，對付和迫害過大量的華僑，鎮壓過華人抵抗組織。
郁達夫在日本宣布投降後不久，被憲兵隊秘密綁架殺了。因爲他們早已知道他的作家身份，怕將來以筆墨暴露日本人的罪行。
我絲毫沒有要把郁達夫打成漢奸的意思。舉這個例子只是想說明，「漢奸」幷不是以正義尺度來作爲劃分標準的。當人們指斥這個爲漢奸、那個爲民族的敗類和叛徒時，往往憑藉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乃至一種僞正義的道德優越感，而不是一種歷史的公正的態度。
周作人出任僞職，固然不光彩，但絕不是一種罪行。他在侵略軍的威逼之下就範(包括槍擊未死)，任期除了履行其職，沒幹過對不起民族的壞事。據曾在北平從事秘密抗日活動的人回憶，周作人的這個職務還是中共地下組織替他爭來的。原僞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死後，該職出缺，一個叫繆斌的漢奸想爭這個位置。繆斌當過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部長，是積極的反共分子，于是地下黨便搜集他平時的反日言論，寫成材料送到日本人那裏，免了他的官。地下党認爲，教育總署督辦的職務由周作人出任，比繆斌來當要好得多，于是想盡辦法抵制了繆斌。地下党是成功了，但是却把一位優秀的作家推進了「漢奸」的火坑。周作人平素在言談之中，常流露出對日寇侵略中國、以致民不聊生、生靈遭受塗炭的不滿情緒，還贊許和同情抗日分子，幫助地下組織在日占區安插人員(回憶文集《日僞統治下的北平》)。周作人所作的這一切「比繆斌好得多」的事，後來都被一筆勾銷，只剩下永生難贖的罪名。即使是被號稱「最抗日」的共産黨指責、孤立和打擊的「最反動」的漢奸繆斌，也不是只知一味替侵略者效力，而是「平時」有很多的「反日言論」，足以「寫成材料」讓日本人罷了他的官。
呼喚歷史與公正的態度
二次大戰期間，許多國家都有被德、意、日侵略占領的經歷。有占領就會有合作者。各個國家對于這些合作者，態度是不盡相同的。大部分在戰後沒有受到追究，有不少繼續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甚至出任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被尊爲「獨立之父」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在日本侵占時期，先後擔任日本組織的「人民力量中心」主席、「中央參議員議長」、「爪哇奉公會」主席。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也在日占時期參加「衛國軍」，到日本軍校受訓畢業後擔任中隊長。擔任過三届印尼內閣總理的哈達，曾任日本軍政府顧問。新加坡第四任總統黃金輝，于一九四二年日本侵占後，在日本軍事機關任職。歷任緬甸國務委員會主席、總統的吳奈溫，一九四一年被選派到日本學習軍事，曾在海南島及臺灣受日軍訓練，一九四二年充當日本侵略軍先頭部隊第二師師長，攻占緬甸。而出任過日占時緬甸政府外交部長的吳努，二戰後三度擔任總理。老撾國王西薩旺．馮，曾宣布他的國家加入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一九四一年同日本訂立共同作戰條約，向英美宣戰的泰國總理鑾披汶，日本投降後作爲戰犯遭逮捕，但後來又做了九年多的總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爾德三世，一九四○年德軍入侵時，拒絕隨政府流亡國外幷率軍隊投降，十年後參衆兩院表决允其復位，只是由于人民的反對才在第二年退位，由其兒子繼任。
法國對賣國賊的懲罰較爲嚴厲，維希政府的主要首領在戰後接受了審判。貝當以通敵罪判處死刑，後改爲終生禁閉；賴伐爾以叛國罪被處决；德阿特失踪，被缺席判處死刑。恕我孤陋寡聞，除了中國的「漢奸」，我只聽說過法國也有「法奸」，而且是套用「漢奸」一詞譯過來的。一九四四年八月，盟軍解放巴黎，市民歡慶光復的同時，也對法奸實行報復。有一張著名的照片，一個被剃了光頭的法國婦女抱著她與德國軍人生的嬰兒，在市民的簇擁下游街示衆。還有一張游街示衆的照片，主角也是幾個法國婦女，光頭上畫著納粹的「」記號，因爲她們做過德國侵略者的情人。這兩張照片給我的震撼，超過另兩張著名的「二戰」攝影作品，一是幾個美國士兵將一面國旗插在剛剛被攻占的堡壘上，一是一個美國水兵在大街上聽到勝利的消息當即摟過身邊過路的女郎親吻起來。我不知道她們除了跟侵略軍睡覺，還犯過什麽出賣祖國利益的罪行。她們也許是爲了真愛，也許是爲了解决溫飽，也許是被迫，至多是「商女不知亡國恨」，何以要在民族解放的喜慶日子裏首先將她們揪出來作爲報仇雪恨的對象，這是一種崇高的精神，還是一種卑瑣的心理？
法國人對「法奸」的痛恨，仍遠遠不及中國人痛恨漢奸那樣强烈和持久。根據「泛漢奸」的說法，連淪陷區的百姓都有「僞民」之嫌。不抗日就是附敵，這期間絕無第三條路讓你可走。圍棋大師吳清源，年幼赴日本學習圍棋，正當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屠戮中國人民之際，他加入了日本國籍。吳清源後來所取得地位，以及橫掃日本棋壇十五年無敵手的輝煌戰績，人們已不在意他當年這一舉動，甚至還有些「爲國爭光」的驕傲。但若放在當時來評論，這顯然是「叛國投敵」的行爲無疑。音樂家馬思驄當然也是「叛國投敵」的，他偷越國境尋求政治庇護，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幫助。現在他們有聲望、有地位和有成就，已不再有人去說他們了，普通人則不會有這樣幸運。一位作家抱怨，「抗日戰爭怎麽打了八年？就因爲漢奸太多了。」
真正的問題也許是，抗日戰爭結束了五十幾年，爲什麽漢奸還那樣多？
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
林思雲
近讀趙無眠先生的大作《查塔呼奇河畔談漢奸》，很受啓發。特別是關于汪精衛政府的一節，趙先生提出汪精衛是愛國者的嶄新論點，讓人耳目一新。讀完趙先生的文章感想很多，因此也想談一下自己對汪精衛政府的看法。
一、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認爲日本偷襲珍珠港，向人口、資源、工業生産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國發動戰爭，是一種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爲。但這種觀點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後諸葛亮"。要知道戰爭的勝利不僅僅取决于"物"的方面，還取决于更重要的"人"的方面。如果戰爭總是"物"的方面占優勢的，人多、槍多、錢多的一方取勝的話，人類的歷史就變得非常簡單了。古今中外的戰爭歷史中，以少勝多、以弱勝强的戰例比比皆是。這些戰例的成功都是依靠發揮"人"的優勢來彌補"物"不足。
赤壁之戰時，孫權以5萬兵力向曹操71萬大軍挑戰，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爲？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向清國、俄國宣戰時，日本的國力都遠遠遜于中國和俄國，日本是依靠"人"的優勢取得了以弱勝强的勝利。二戰時日本的國力固然遠遠遜于美國，但絕不是說日本就沒有戰勝美國的可能，只能說美國戰勝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日本發動對美偷襲，其實就是現在中國所謂的"超限戰"思想，弱者要想戰勝强者，就不能遵守强者們制定的所謂"戰爭規範"。
二戰前世界上有兩大陣營："英法美"和"德意日"。從人口、資源、工業生産能力等"物"的方面來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國占絕對優勢。但戰爭就是一種賭博，在"物"方面的劣勢者就象口袋裏沒有多少錢的賭徒，他們要想賭贏腰纏萬貫的闊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擲"的賭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輸。"德意日"孤注一擲向"英法美"挑戰，也就抱著這種大嬴大輸的心裏。當然"德意日"的確有戰勝"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將領們少犯一些錯誤，如果"英法美"的將領們多犯一些錯誤，二次大戰的勝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勝利其實不過是一種"險勝"。
在中日戰爭爆發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陣營正處于緊張的對峙中，當時人們根本無法預測哪個陣營會取勝。蔣介石賭"英法美"取勝，堅持抗日戰爭；汪精衛賭"德意日"取勝，主張對日講和。如果我們不以"勝者王侯敗者賊"的歷史觀來評判汪精衛的話，當時汪精衛對日講和的行動幷不是什麽賣國行爲。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取勝的話，中國如果站在"英法美"陣營一邊，就不可避免要作爲戰敗國受到割地賠款的慘烈制裁，那時中國可能真要被幷入日本的一個省，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就要劃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與日本講和，中國就可以避免成爲戰敗國的割地賠款苛刻制裁，還可以讓中華文化苟延殘喘下去。這就是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轉變
汪精衛是1905年發起成立同盟會的元老，是最早跟隨孫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孫中山逝世後接任國民黨主席。雖然被掌握軍權的後起之秀蔣介石奪取了實權，但汪精衛在黨內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蔣介石之上。汪精衛幷不是一開始就主張對日講和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與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衛是主張抵抗的主戰派。當時的愛國學生把汪精衛當作愛國領袖，1931年12月5日全國愛國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請當時正下野的汪精衛還政，他們打出的標語是："歡迎護党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即日收復東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
12月6日汪精衛在接見全國高校學生代表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爲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衛進一步闡述他的對日方針說："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調，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汪精衛在高呼抗戰的民意之下，再次還政擔任行政院長。
汪精衛上臺後公開發表講話，主張懲罰不抵抗而退却的張學良，蔣介石等人却不同意懲罰張學良。汪精衛一怒之下提出辭職，但國民黨中委會不同意汪的辭職。由于汪精衛不掌握軍隊，無法插手軍事方面的"抵抗"，此後汪只好專門負責"交涉"的方面。汪精衛批評張學良的不抵抗退却時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須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後再不抵抗必影響外交。今日以後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當時汪精衛本指望中國軍隊的積極抵抗，會引起英美法等列强的出面干涉，譴責日本違反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條約"，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爲。然而英美法只是口頭上譴責了一下日本，幷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這也變相地鼓勵了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使日本更加無所顧忌地侵略中國。此後汪精衛開始對英美法等民主國家失望，同時中國軍隊在"九一八"後的怯戰表現，也讓汪精衛深深失望，使汪精衛的對日方針從"主戰"一百八十度轉變爲"主和"。
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被刺受傷後，暫時離開政壇出國療養。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汪精衛應國民黨中央之邀緊急歸國。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全面入侵中國。英美法等國不但沒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爲，甚至還拒絕向中國提供武器。由于中國是窮國，沒有現錢買武器，只能通過借款的方式買武器。當時只有德、意和蘇聯肯向中國提供借款，賣給中國武器。
1938年汪精衛在對某軍事院校的師生演講時說："外交的問題，看起來很複雜，說起來又很簡單。有人懷疑我們和德、意的關係，對于這種懷疑，值得去解釋，也不值得去解釋。我的說明只有一點：就是我們只有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已足够我們對付了，我們不必再惹第二個。如果墨索里尼願意幫助我們建立空軍，希特勒肯賣軍火給我們，我們爲什麽不能和德、意做朋友？"。"各位同志都是自己人，我不妨把秘密向大家公開一下，各位不要以爲有錢就可以向民主國家買到軍火。上次國聯開會之後，我們拍電報派郭泰祺、顧維鈞、王正廷三人向歐美各國接洽，結果幷沒有得到收穫。有人告訴我們的外交官，說他們現在沒有軍火出售，等到三年以後，他們自己準備齊全了，再讓一些給我們。這不是很好笑的回答嗎？羅斯福更是滑稽，他說他可以賣軍火給我們，但是要現錢。我們的大使說：中國是個窮國呀，哪有金子呢？羅斯福說：沒有金子，拿白銀來好了。咳！白銀不是錢嗎？"
抗戰爆發後英美法對中國的冷漠態度，以及中國軍隊的屢戰屢敗，使汪精衛産生了只有對日妥協才能救中國的思想。在1938年，中國的抗戰根本看不到勝利的影子。當時誰能預料到1940年美國會經濟制裁日本？誰能預料1941年美國會向日本宣戰？誰能預料1945年日本會戰敗投降？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聲明：今後不再把國民政府作爲交涉對手，蔣介石則宣布抗戰到底。此後汪精衛屢屢試圖說服蔣介石與日本講和，連續給蔣介石寫了十幾封信，力主對日講和。其實蔣介石也幷非絕對不願意和日本講和，只是客觀形勢不允許他唱講和的低調。蔣介石在舉國上下高唱抗戰到底的愛國風雲中，不得不附和民意，而且還要把愛國的調子比別人唱得更高。汪精衛認爲蔣介石高唱抗日和他以往的所爲格格不入，是被逼迫走上了他所不願走的道路。
周佛海後來說："共産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戰是倒蔣的唯一手段。他們因爲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尖。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在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爲低調俱樂部。"
1938年6月武漢廣州陷落後，國民政府退守重慶。汪精衛開始公開批評抗日派，他說抗日派是"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汪精衛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地承認吃虧，幷且求于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地承認打敗仗，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于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當愛國華僑陳嘉庚提出："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的提案時，汪精衛爭辯說："總理（孫中山）常說和平救國。如果談和就是漢奸國賊，那麽總理也是漢奸國賊了"。汪精衛說："抗戰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産黨游擊隊。抗戰只有一條路：亡國。此外還有一條"和"的道路，我們應該拿出抗戰的决心和勇氣來講和。"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國民政府作爲交涉對手的方針，提出在蔣介石下臺，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本即與國民政府談判停戰。汪精衛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對華聲明後，要求蔣介石辭職，以爭取和日本實現停戰。汪說："我們應迅速連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在說服不了蔣介石的情况下，汪精衛决定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單獨搞"和平救國"。汪精衛乘蔣介石去陝西參加軍事會議不在重慶的時機，12月18日以外出演講爲由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昆明，然後飛往當時作爲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
汪精衛離開時給蔣介石留下了長文的訣別信，表示他和蔣介石雖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爲了救國。汪精衛最後寫道："君爲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愛國氣氛下，走高唱抗戰的道路當然比較容易，而走與日本講和的道路就比較艱難。所以汪精衛對蔣介石說：你去領導容易的抗戰吧，我來承擔艱難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爲汪精衛投靠日本人是因爲貪生怕死，但實際情况正好相反。汪精衛本來已和蔣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後方重慶。如果汪精衛和蔣介石一起高唱抗戰的話，絕不會有任何生命危險。相反汪精衛要逃出重慶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的危險。汪精衛逃到河內後，被蔣介石派來的特務打死了他的秘書。如果不是汪精衛的秘書主動要求和汪對調房間的話，汪精衛早就喪命河內了。所以汪精衛的"和平工作"，是冒著生命危險的賭博，絕非一般貪生怕死之徒敢爲的。
三、汪精衛政府的客觀作用
汪精衛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維新政府，使中國在國際處于非常絕妙的位置。一半中國人參加英美法陣營，另一半中國人參加德意日陣營。如果英美法取勝，蔣介石代表中國作爲戰勝國，接受汪精衛政權；如果德意日取勝，汪精衛代表中國作爲戰勝國，接受蔣介石政權。中國是二戰中唯一的無論如何都不會戰敗的"雙保險"國家，這使中國避免了萬一戰敗而陷于割地賠款、甚至被分割亡國的絕境。大概也只有中國人才能想出這種絕頂聰明的生存之道，讓洋人們嘆服。
汪精衛的維新政府除了使中國成爲不會戰敗的"雙保險"國家外，還從側面拯救了蔣介石和共産黨。因爲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了和平條約，滿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戰條件，才使日本沒有繼續向蔣介石發動進攻。如果沒有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日軍不可能找到一個有面子的停戰理由，必須繼續進攻直到消滅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後再沒有對退居重慶的蔣介石政府發動大規模進攻，就是因爲汪精衛已經代表中國與日本講和。
有人說1939年後日本沒有發動大規模對華軍事行動，是因爲日本的戰綫太長，兵力不足。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後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幾百萬兵力全綫出擊，大舉進攻東南亞。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華戰爭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過七、八十萬。只要日本再投入200萬軍隊，打下重慶延安根本不是什麽問題。正因爲汪精衛代表中國與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關係，日本才沒有繼續進攻重慶。蔣介石和共産黨能在8年抗戰中生存下來，靠的幷不是國共兩黨軍隊的頑强抵抗，而是靠汪精衛的"賣國"解圍。
另外汪精衛政府除了"雙保險救國"方面的意義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爲。戰後國民政府號召敵占區老百姓"憶苦思甜"，揭發汪精衛政府爲虎作倀，迫害人民的罪行，但實在沒有找到什麽值得搬上桌面的東西。相反敵占區人民在汪精衛政權下的生活還過的去，基本生活物質供應穩定，市場物價平穩，沒有聽說老百姓吃不上飯，大量餓死人的事件發生。而蔣介石"還都"以後，倒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衛時代還下降了一塊。後來共産黨在文革時搞"憶苦思甜"的訴苦大會，也很少聽說有人控訴日僞時代的生活最苦。
汪精衛統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證，沒有出現發行糧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沒有"知青"市民下放農村的拆散家庭，比共産黨政府的政績還要好一些。沒有汪精衛政府和日本人爭物資，保證敵占區人民的吃飯穿衣，敵占區人民怎麽可能捱過八年的漫長歲月？假如當時沒有汪精衛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敵占區的物資全部搶光燒光，敵占區老百姓即使逃過日本兵的子彈，也逃不過餓死凍死的命運。汪精衛政府與日本人爭物資，至少拯救了上千萬中國老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與獨立的，從來沒有人主動要求當別人的奴隸，也沒有人會主動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爲奴隸，成爲傀儡和走狗，都是出于迫不得已。如果認爲汪精衛是自願主動地、心甘情願地當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將是對普遍人性的錯誤理解。
客觀地講，汪精衛成爲漢奸是他把賭注壓錯了地方。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勝利的話，汪精衛就會把蔣介石作爲美國走狗漢奸推上審判台，我們今天也要認真學習《汪主席文選》了。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客觀地評判歷史人物，一定要本著一個最基本原則："不以成敗論英雄"。
2000年5月2日寫于日本
查塔呼奇河畔談漢奸
趙無眠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架專機從重慶珊瑚機場起飛，下午一點抵達昆明。雲南軍政首腦龍雲率領僚屬到機場迎接，彩旗樂隊，把冬天的春城烘托得熱烈、歡快。艙門打開了，由空軍司令周至柔陪同，一位梳理穿戴得整整齊齊、相貌英俊的中年人出現在人們的視綫中。看到歡迎的場面，他有些意外，又有些感動、不安和苦澀。他儘量顯得從容，招手致意，拾級而下，與幾張熟悉的面孔略事寒暄，便登車直驅龍雲官邸。
當晚，他與主人談至深夜。
出逃的第二號領袖
第二天下午，他又帶著十幾位隨行人員，乘坐由龍雲向歐亞航空公司包租來的飛機，直飛法屬印度支那的首都河內。傍晚時分，這一行人住進了市區高朗街二十七號，一棟西洋式公館內。他們脫下從中國穿出來的一身厚重衣服，換上輕簡的夏裝。但他們心中幷沒有隨之鬆快，反而感覺這片原爲中國屬土、現在的法國殖民地空氣過分悶熱和凝重。窗外薄暮垂臨，城市輪廓漸漸模糊不清，似乎也預示著他們前途的莫測。
沒幾天，一條重大新聞令中國和世界爲之側目：
「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從重慶出逃」。
汪精衛，一個神話的名字，忽然成了驚險小說中的人物。接下來的情節，有夜半刺客，日船北光丸號秘密接應，上海密謀，赴敵國日本首都東京媾和，還都南京成立第二個國民政府......
就這樣，地位僅次于蔣介石的第二號領袖，孫中山的忠實臂膀及其事業的首位繼承人，膾炙人口的《總理遺囑》起草者，當年謀刺清攝政王事敗被囚、視死如歸的少年英雄，拖著他那支令世人瞠目的人生敗筆，一步一步走向耻辱的紀念碑，成爲二十世紀最大的漢奸。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最著名的漢奸。
一九四○年，由各黨派代表組成的國民參政會第一届五次會議在重慶發出通電，回顧中華五千年歷史，雖也偶有叛國通敵之事，然尚未出過「視降敵爲救國，稱亡國爲和平，助敵進攻而有理論，代敵招降而講主義，顛倒黑白，喪盡廉耻，如汪逆兆銘其人者。」
在朝野一致的憤怒聲討中，汪精衛度過了他一生最後的幾年，終于日本戰敗投降前幾個月槍瘡復發，赴日治療。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一場美機空襲的第二天，受防空洞的陰濕迸發肺炎，客死于名古屋。
汪精衛的賣國罪，早已蓋棺論定。甚至在他出走河內，公開發表呼應日本近衛首相第三次對華聲明的《艶電》時，就注定要被中國人唾弃、痛恨，罪責難逃了。用一句俗話說，叫做「永遠被釘在了歷史耻辱柱上」。浙江蕭山縣海門鎮，當地人把汪精衛夫婦雕刻成兩個真人大小的裸體跪像，圍以石欄，唾迹斑斑，任人羞辱。這是仿造杭州岳飛墓前，鐵鑄秦檜夫婦跪像的故事。日本投降，國民政府還都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築于梅花山中山陵旁的汪墓給炸開，焚尸揚灰。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中國的土地上幾經滄桑，許多陳年往事從人們的記憶中漸漸淡去。當年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日本，搖身一變爲最大的投資商，又到中國開發經濟來了。雖然總還有人，對幾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殺、對淪爲慰安婦的凄慘經歷、對細菌部隊殘忍的人體實驗、對釣魚臺島的糾紛、對日本政要一次次推卸戰爭罪責、對供奉在靖國神社戰犯亡靈前的香火，耿耿于懷，時起抗議和爭執，但畢竟掀不起太大的波瀾，無法阻止中日關係越來越親密，越來越朝著「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方向發展。民族仇恨可以如此輕易地淡忘，惡鄰可以迅速地變爲睦友，一切都可以轉換、變化，唯有民族的叛徒絕不能原諒。汪精衛仍然無形地跪在那裏，接受世人的無情嘲駡。
恨叛徒甚于恨敵人
中國人從來都是這樣，仇恨自己營壘裏的叛徒，遠遠超過仇恨敵人。也許幷不只是中國人，也許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民族都是如此。這要具體比較，不能一概而論。但中國人的這一特點，我們是有深切體會的。三十年代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曾下令處决叛徒顧順章一家八口，老幼皆不放過。如果我們據此認爲，周恩來嗜殺成性，那就錯了。他只是對叛徒執行党的紀律，雖然叛徒的家屬幷沒有義務要服從紀律，也幷沒有違反紀律。
文革中的劉少奇，是被當做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打倒的，但中共中央文件中，正式罪名不是走資派，而是「叛徒、內奸、工賊」。這就給他定了死性，罪無可赦了。走資派頂多是黨內矛盾，可以改正，可以悔改，可以東山再起，甚至三落三起。即使是死不悔改，如鄧小平，也仍然可以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叛徒則不然，只有死路一條。內奸、工賊也差不多。中共黨內的整人專家康生，深知這一招的厲害，他不像其他中央文革小組的書生那樣，只會傻傻地以「跟毛」還是「跟劉」來劃綫，他是發動「抓叛徒」，一抓一個准。康生的老謀深算也不是天生的，是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實踐中逐步成熟的，延安整風時他只是「抓特務」爲主，那就差遠了。文革後期，江青也學會了此招，要整周恩來，挑來挑去挑了一頂「投降派」的帽子。爲什麽單挑這一頂？因爲投降派一「投」過去，結果就是叛徒。經歷過無數風浪，以善于在任何情况下沉著應對著稱的周恩來終于沉不住氣了，推進手術室前拼力大叫：「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康生一生以抓叛徒爲業，自己也有一塊「叛徒」的心病，據說一九三○年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旋即放了出來。直到去世前夕，他已經當上党的副主席，寵幸未衰，在昏迷中猶喃喃有詞：「一九二○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三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四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五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六年，我絕沒有叛變；一九二七年，我絕沒有......」驚恐之狀，不亞于周恩來。及至「四人幫」倒臺，他們最大的罪名也是叛徒：江青、張春橋曾在上海被捕入獄變節，姚文元是叛徒姚篷子之子，只有年紀最輕的王洪文才實在與叛徒扯不到一起去。當然，還有那位文革小組長，在林彪事件中首當其衝被拋出來的陳伯達，以及被陳伯達整倒的最後一位高層人物陶鑄，也都被證明當過叛徒。只不過陳伯達整人的時候不是叛徒，挨整的時候就發現是叛徒了；而陶鑄挨整之時發現是叛徒，平反之時又不是叛徒了。
投降派=叛徒=最壞的敵人，已是人們約定俗成的一條公式。
「正常的」敵人固然可恨，倒還情有可原，因其立場、觀點、利益與自己相左。叛徒則不然，叛徒照道理應該是咱們這一邊的，或原本就是咱們這一邊的，却經不起威逼利誘，熬打不過，竟然屈從敵人的意志，倒戈相向，教「自己人」防不勝防，起到了敵人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叛徒幹的就是從內部攻破的事。這裏至少有兩點，說明叛徒比敵人更爲可惡。第一，叛徒沒有氣節，人格上可鄙。如果敵人是狼，叛徒則是「斷了脊梁骨的癩皮狗」。第二，叛徒知悉內情，危害性更大。敵人是明擺著的狼，叛徒則是「披著羊皮的狼」。
敵友定理與叛徒定理
政治學有一條重要的定理：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這條定理，只概括了「敵」和「友」對于「我」的關係，可稱爲敵友定理。朋友和敵人，都不是「我」，即不是「自己人」。對于「自己人」而言，政治學應該有另外一條定理：如果不是永遠的自己人，那就是永遠的敵人。這條定理，可稱之爲叛徒定理。
敵友定理從感情上不大好接受，道理上則無法反駁。叛徒定理恰恰相反，感情上是沒有什麽問題的，邏輯上却不大說得過去。敵友定理符合現代寬容精神，與靈活、妥協、理解、縱橫捭闔的政治藝術一致。叛徒定理則毫無寬容可言，僵硬、刻板、偏執、狹隘。可以這樣認爲，敵友定理是理性定理，叛徒定理是情緒定理。魯迅說：「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于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不光是政治，在一般人際關係中，這兩條定理也是成立的。說到底，人際關係也是一種政治。有一種說法，女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就是指女人在人際關係的應對上，常表現得比男人技高一籌。)
問題是，「友」與「我」怎麽區別？
國共合作，國與共是「友」，共産黨內部或國民黨內部是「我」。但許多人一開始就擁有國共雙重身份，怎麽分得清楚呢？是不好分，所以要清黨，你到底是國民黨還是共産黨，趕緊拿主意吧。拿定了主意，我才好下手，殺誰和不殺誰。從此以後，國是國共是共，分得清清楚楚了，再投過來或投過去，哪怕對方又成了朋友，也要拿你當叛徒。張國燾就是國共第二次合作期間，從延安溜出來跑到國民黨那邊去的，照道理當時應該是投友而非投敵，但張國燾却被當做叛徒。王明也是一個叛徒，他投了蘇聯「老大哥」。老大哥本來一點都不是敵人，是好得不能再好的友；但根據敵友定理，它總有一天會變成敵。你從「我」變成「友」，說明你遲早會變成「敵」，進而說明你最終是永遠的敵人。也就是說，投友幾乎等于投敵。總而言之，都叫做投降派。
彭德懷上《萬言書》，討論的只是經濟問題，後來一吵一吵，就當成野心家了。野心家其實也沒什麽，不想當領袖的元帥絕不是好元帥；但另一頂帽子就可怕了：裏通外國。這頂帽子一扣，很多年以後，就連一些西方學者也覺得他活該被打倒。如撰寫周恩來傳記的韓素音教授，仍然認爲打倒一個裏通外國的彭德懷，比打倒一個不懂經濟的毛澤東要好得多。裏通外國本來是捕風捉影，就算是通，也是通向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但這就有張國燾、王明之嫌。彭德懷的罪狀雖多，致命的却是這條罪嫌。因爲誰都不會反對：裏通外國的領袖是最壞的領袖。
另一位元帥林彪，不僅「想當領袖」，而且還真當成了副領袖。他的結局是「叛國投敵」，投蘇聯。其時蘇聯已按照敵友定理，從朋友變成了敵人，從最好的朋友變成了最壞的敵人。爲什麽最好和最壞？因爲根據共産主義的原則，共産黨是天下一家的。蘇共與中共的關係，不僅是友党，更是兄弟黨。也就是說，是「亦友亦我」的關係。所以蘇聯修正主義被稱爲叛徒，一舉取代頭號敵人美國帝國主義，成爲最壞。林彪深知此一去，自己一世英名不僅毀于一旦，死後也永無翻身之日。被妻兒葉群、林立果慫恿挾持出逃之時，內心是極不情願的，寧可坐等毛來收拾，或者逃到廣州去另立中央。他眼噙泪花說：「我至少還是個民族主義者。」
「民族主義者」，是林彪企圖守住的最後底綫。他知道無論幹過什麽，沒幹過什麽，只要守住這條底綫，就還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否則便墮入萬劫不覆的深淵。蔣介石被共産黨封爲「人民公敵」，到頭來其民族氣節仍爲毛澤東所贊嘆。中共與蘇共親如兄弟，爲了堅持民族氣節，毛澤東不惜與赫魯曉夫公開翻臉，不吃肉也要硬頂下去。一位西方記者問周恩來：你身上共産主義和民族主義，哪個比重大？他想了想回答：我首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最壞的叛徒：漢奸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來了，所有的叛徒中，最糟糕的是民族的叛徒。道理很簡單，沒有比「我族」或「我國」更大的「我」了。如果你背叛的是「我黨」，至少敵黨還可能拿你當回事；你背叛的是某階級，比方當了工賊，至少敵對階級會喜歡你；而你要是竟敢以本民族爲敵，這世界上恐怕沒人能原諒你了。你可以改變自己的黨派、信仰、階級，却無法改變自己的民族種屬。
中國對于本民族的叛徒有一個專用名詞：漢奸。漢奸，英文譯作「traitor(toChina)」，即「(中國的)賣國賊」。這樣翻譯有些彆扭和累贅，不如原中文詞那樣簡潔。英文本來只有「賣國賊」一詞，至于賣的是哪一國，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要到時候再說。「賣國賊」的定義很清楚，那就是必須犯了叛國罪。「漢奸」一詞，看起來簡潔，但是究竟如何定義，却不那麽清楚。如《語言大典》這麽解釋：「投靠侵略者，充當其走狗，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敗類」。這樣的解釋是經不起嚴格推敲的，有點只可會意，不可言傳的意思。「投靠」、「走狗」、「敗類」，都是含義模糊幷且帶感情色彩的詞。比方怎樣才算「投靠」？投降算不算？爲人家工作呢？在那邊定居呢？娶了人家的公主呢？再反過來，如果沒有發生戰爭，對方也不是侵略者，你向它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就不叫漢奸了嗎？
漢奸一詞在中國十分流行，因其詞義的模糊，常常造成濫用之勢。結果到處是漢奸，一不小心就可能當了漢奸——
乒乓球運動員何智麗自嫁到日本，隨俗改爲日本姓氏再與中國球員交手，因其仍奮力拼搏毫不手軟，被中國觀衆大駡爲漢奸；
同樣是從國家隊退下來的乒乓球運動員陳靜，代表臺灣在百年奧運會力戰前隊友，差點奪走中國隊計劃穩拿的女單金牌，也被駡爲漢奸；
外國公司駐中國的代理，以前上海灘稱做「買辦」，只要他們在與中方洽談生意時一心維護本公司的利益，就被指爲漢奸；
外資或合資企業內部發生涉外糾紛，中方高級主管批評、懲罰中國職員，也叫漢奸；
偷越國境，尤其偷越到與中國關係緊張的國家；
在海外發表言論，批評中國，揭露中國的黑暗面，有損國家的「整體形象」；
因各種原因要求得到外國的政治庇護；
被敵國軍隊生俘；
不喜歡中國，或者喜歡外國超過喜歡中國......
還可以列舉許多。有人會說，他們被駡爲漢奸，可能帶有戲謔的成分，當不得真。那麽好，在這些可能的戲謔後面，隱藏著一種怎樣脆弱的情感和心理？而戲謔過後，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看出了其中包含的荒誕？
關于「漢奸發生學」
一九九五年七月號的《讀書》雜志，發表了陳建功、王蒙、李輝的一篇三人談《時代變化與感覺調整》，提到「漢奸」一詞，王蒙認爲：「在洋場上我們的一些同胞也有丟人現眼的，一味地迎合人家，或做出一些很不得體的事情，失格失態。......我們的一些朋友就大駡『漢奸』，我相信這種情緒和態度是非常正義的，但『漢奸』這個詞還是有特定含義的，如果不是處在被侵略占領的情况下，即使我們說這個人有點兒奴顔婢膝，有點兒丟份兒，有點兒失格，但與『漢奸』的罪名距離還是很大的。」李輝認爲：「對那些到中國來工作生活的外國朋友我們抱有好感，他們對中國越親近，我們越感到他們可愛；遺憾的是我們不能以同樣的思路對待那些出國謀職謀生或求學的同胞，以致輕率地斥之爲『漢奸』，要按這種邏輯，那些來華的外國人不就變成『美奸』，『英奸』了嗎？」
《讀書》是中國文化界享有聲譽的雜志，以敢于發表有膽有識的文字著稱，這三位作家也都以思想和文筆活躍見長。然而直到接近世紀末的時候，才由他們出面在這樣的刊物上，代表中國的思想界爲長期以來蒙受「漢奸」罪的數十萬「出國謀職謀生或求學同胞」平反。這個玩笑實在開得也太大了。
同樣是這家雜志，同年的十月號又發表了一篇李零的《漢奸發生學》，專門討論「漢奸機制」，即漢奸是怎樣被逼無奈而産生的。他舉了歷史上幾個著名漢奸的例子：伍子胥引吳兵滅楚，申包胥請秦軍複楚，越王勾踐嘗吳王夫差之糞，李陵兵敗而降匈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這幾個人除了吳三桂，都是歷史上的「正面形象」。伍子胥滅楚，是因爲楚王無道，聽信讒言，奪媳殺子，株連忠臣伍子胥的父兄，逼得他出逃吳國，引兵滅楚，掘墓鞭尸。他連夜過昭關的故事，早已改編爲名滿京城的京劇劇目。申包胥是伍子胥的好友，爲了實現「子能覆楚，我必興楚」的諾言，竟如秦乞師。人家不答應，便倚廷而哭，七天不吃不喝，終于哭來了救兵，完成了複國的大業。幸好秦軍功成即退，沒問他要土地要勞務費。越王勾踐的故事更是膾炙人口，他屈膝求生、恭謙事敵、喪權辱國，乃至嘗仇人的大便以取媚，如此「臥薪嘗膽」其實是噁心喪膽，都成了「笑得最後」的必要代價與鋪墊。伍子胥、申包胥、勾踐都是漢以前的人物，嚴格地講不能算「漢奸」，那時還沒「漢」呢。拿他們舉例，是爲了說明「漢奸」發生的原理，即動機的正義性：討伐暴君、光復祖國、忍辱復仇。
第一個真正的漢奸是李陵，他身爲漢朝將軍，被俘，投降，娶匈奴公主爲妻，終身不歸漢。這一系列的過程中，幷沒有一個崇高的、正義的動機，作爲人們往後爲他翻案的藉口。他走上這條不歸路，是被逼出來的：武帝任人唯親重用無能、發給的兵馬太少而不得不以步卒五千對抗匈奴主力八萬、友軍拒不救援坐視其全軍覆沒、公孫敖謊言其叛致使李陵全家被誅......所謂「漢奸機制」，李陵一案最爲典型。雖然沒人說他不是漢奸，但總覺得情有可原。加之李陵是抗擊匈奴的名將李廣的嫡孫，又有太史公司馬遷爲他講公道話而慘遭腐刑，而且他只老老實實做人家的駙馬，幷沒領兵前來攻漢，因而還能獲得相當大的同情。如作家張承志在散文《杭蓋懷李陵》中評說：「當他無家可歸，祖國執行不義的時候，叛變也許是悲壯的正道。」
(據《漢書．匈奴傳》，公元前九六年，即漢武帝太始元年，亦即李陵全家被誅不過兩年，匈奴使大將與李陵領兵三萬餘騎追擊漢軍，在浚稽山轉戰九日。此役以「傷奴甚衆」，匈奴退兵告終。)
最後一個吳三桂，是導致清朝入主中原的關鍵人物。歷史學家對他大都是貶，也就是「反面形象」。同樣是當漢奸，動機一點都不崇高：「沖冠一怒爲紅顔」；腦袋也不清楚：說好了只是聯清平闖，打到後來却變成了投清滅明；操守則更談不上了：投了一次就算了，好好地當你的漢奸，還能做成個洪承疇、範文程一類人物，也不失爲一種功名，偏又要再反，叛了再叛。近年有李治亭著《吳三桂大傳》，將這個人們印象中「貪生怕死、寡廉鮮耻的末流漢奸」作全面、公正的分析，發現以前的很多誤解。他引清兵入關，本想當申包胥，不料却當了個伍子胥。不論是什麽胥，總之他這漢奸當得也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甚至還有些悲壯和負責任，不能簡單歸爲「反面人物」一類。何况今日之中國，早已是胡漢一家，當年的「漢奸」，其實是站在「歷史的正確選擇」一邊，爲優秀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取代昏庸無道、腐敗無能的漢族統治者貢獻力量。拿吳三桂來說，如果不是他引狼入室，充當侵略軍的馬前卒，領著中國人打中國人，一個有史以來最好的朝代怎麽可能那樣迅速地建立在中國的土地上？這到底是他的功還是他的過？硬要以「功過」來評定，那他最大的過應該是最後對侵略者的背叛，即反叛清朝，破壞新秩序下的安定團結，而絕非當漢奸這檔子事。
《漢奸發生學》當然沒說到這些，只是舉了這些「好漢奸」的例。這些漢奸既好，當漢奸又實出無奈，所以我們不能過多地指責他們，要指責也只好去指責迫使他們當漢奸的「機制」。此文一出，引起反響。上頭怪罪下來，追查《讀書》「替漢奸開脫」的責任。發生在三年前的「漢奸發生學」，遂無法再發生下去。
李陵有沒有投降的權利？
中國的歷史上，值得討論的漢奸當然不止這幾位，作者單挑了那些好說的說，不好說的都避開了。讓人覺得，漢奸的發生大致有兩種，一是出于正義，一是迫于無奈。這都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從長遠的歷史觀照，甚至是應該肯定的。至于其他的機制呢，可惜沒能說下去。
我們再來討論李陵，不妨就從發生機制著手。假設他不是教匈奴聞風喪膽的名將李廣之後，假設司馬遷沒有因他受施腐刑，假設漢武帝不搞任人唯親，假設撥給他的兵馬充足强壯，假設沒有小人讒言致使他全家被誅，假設沒有這一切「機制」，他只是兵敗被俘，可不可以向匈奴投降？依漢律當然是絕不可以，就是所有的假設都是反的也不可以。我們討論的不是漢律而是道義。不允許自己士兵、將軍失敗後向敵人投降，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說，未免太殘忍了。投降無疑是一種耻辱，但如果你盡了最大的力量和勇氣，陷入重圍和絕境無法解脫，那就雖辱猶榮。李陵正是這樣的情况。
戰爭也是一種「游戲」，有一定的游戲規則。中國古代就有「兩國交戰不斬來使」的慣例。現代戰爭更有禁止使用化學武器、禁止殺害和虐待俘虜、禁止攻擊紅十字救護人員、禁止攻擊平民等等國際條約。固然現實中常有違約的暴行發生，如南京大屠殺之類，但它作爲國際間公認的準則是不可動搖的。軍人的職責是戰鬥，而不是白白送死。在無法取勝和解圍的情况下，他有放下武器的權利，他有投降後保持尊嚴的權利，他有不被自己的同胞歧視和迫害的權利。美軍飛行員遭敵方擊落生俘，被迫在電視上供認自己的罪行、指責自己的政府，一旦釋放歸鄉，他仍然會受到英雄凱旋式的歡迎。五十年代，在朝鮮戰爭中被俘虜的數十萬中國人民志願軍官兵，經過反覆鬥爭、談判交涉回到中國，却受到二十多年的歧視、審查、迫害。爲什麽會有這樣巨大的差异？這差异到底是制度使然，還是文化觀念的不同造成的？在長期的戰爭年代，中共一直享有「優待俘虜」的美譽，包括優待「雙手沾滿共産黨鮮血」的國軍將領，優待頑固凶惡的日本士兵，即使在敵己雙方力量極爲懸殊的江西蘇區時代也是如此。能優待俘虜，却不能原諒當過俘虜的自己人。這大概不能說成是一種嚴以待己、寬以待人的美德吧？
一般學者認爲，中國的漢民族，基本形成于漢代。秦統一諸夏，融合四方各族，即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兩漢約四百年而有漢族。後來又不斷融進北方各族的血緣，才有今日的「大漢族」。漢族的第一個心腹大敵—— 匈奴，大部分終于融入漢族。以至于西晋末年，匈奴人劉淵據平陽建漢稱帝，竟以漢朝皇室劉氏子孫自居，口口聲聲「昔我太祖高皇帝」、「我世祖光武皇帝」，要爲漢家的列祖列宗光復丟掉了數十年的江山社稷。既然遲早是漢一家，指責當年的李陵爲「漢奸」，又有何意義呢？
石敬瑭．張邦昌．劉豫
五代時的石敬瑭，是另一類漢奸。他向契丹乞兵滅後唐，建後晋稱帝。爲了達到目的，許諾事成之後割燕雲十六州予契丹，幷以父禮事契丹主耶律德光，也就是當「兒皇帝」。其部將劉知遠勸諫：「稱臣足矣，何必稱父；贈以金帛可矣，何必割地。」石敬瑭求兵心切，竟不聽從，接受耶律德光册封的中國皇帝，國號晋。史稱後晋。十六州既失，中國北方的門戶大開；每年還要向契丹輸絹三十萬匹，造成國力衰弱。石敬瑭在位僅六年而死，侄石重貴即位，兩國關係終于破裂，耶律德光大舉進兵，滅後晋。
割地是喪權，稱「兒皇帝」是辱國，石敬瑭的漢奸罪主要是這兩條，再加上納貢這條較輕的罪。身爲一國之主，竟認他國元首爲父，固然有失體統，但實際上幷不如納貢這一條直接影響國計民生來得嚴重。也就是說，辱國是虛的，交錢(貨)是實的。中國一貫重面子不重裏子，所以討論歷史往往避實就虛，顛倒輕重，以此爲第一奇耻大辱。其實石敬瑭以前，大唐曾與吐蕃訂立過「甥舅之盟」，即唐天子爲舅，吐蕃贊普爲甥。「舅甥」比「父子」好聽一些，却也有輩分之差。人家吐蕃就不覺得有什麽耻辱。既然後來同爲中國人，爲什麽只能聽少數民族稱漢族爲「舅」、爲「伯」，就那樣饒不得漢人尊別的民族一聲「父」？何况石敬瑭也不是漢人，是沙陀人。沙陀人本爲西突厥的一個部落，先投吐蕃，後歸附唐朝，逐漸漢化。所以稱他爲「漢奸」，也有些牽强。
耶律德光滅晋後，在中國建立大遼，因水土不服，只呆了三個月便北返，行至灤城突發病死。其侄兀欲被將士擁立于鎮州，稱天授皇帝，是爲遼世宗。他這個帝位來之不易，首先就遭到其祖母述律太后的堅决反對。當年述律太后寵立次子耶律德光，迫使長子東丹國王突欲憤投世敵南唐，爲唐明宗賜姓李幷更名曰慕華。「慕華」者，仰慕中華也，徹頭徹尾地當了「契丹奸」。這種人的兒子，怎能承繼契丹之大統？他居然深得人心，一仗而打敗其祖母。遼朝雖爲外族政權，後來却努力漢化，二百多年後爲金所滅時，遼人幾乎已全部成爲漢人。遼史也與宋史、金史幷列，爲中國的正史。如果不考慮動機，只從歷史發展的結果來看，當初石敬瑭割讓中國大片土地予契丹(面積、人口皆超過契丹本土)，使之日益强大的同時，加速幷徹底被漢化，最終成爲中國的一部分，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金朝滅遼，有宋朝的參與。從宋的角度，要恢復「中國」的版圖；從金的角度，則要趁機擴展勢力範圍，而不滿足于只做一個關外藩邦。于是金宋開戰，靖康二年四月，金人攻陷汴京，擄徽欽二帝、後妃、宗室、大臣共三千餘人北返，北宋乃亡。金軍走之前，特地立了一個中國皇帝，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又一個著名漢奸張邦昌。
石敬瑭雖是「兒皇帝」，畢竟還建了一個像模像樣的朝代，爲殘唐五代之一。張邦昌接受册封稱帝的「楚國」，却只存在了頂多個把月。金人前脚走，康王趙構即在應天府登基，是爲南宋朝廷的「開國之君」宋高宗。張邦昌甩下「楚帝」不當，親到應天府謁見高宗，伏地慟哭請死。他本是宋朝的廷臣，幷不想當皇帝，接受金人的册封實在是不得已。高宗趙構問中書侍郎黃潜善如何處置？黃答：「邦昌罪在不貸，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唯陛下諒而處之。」于是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
但張邦昌終于沒有被原諒。不久，高宗起用因阻撓和議貶至江寧的主戰派朝臣李綱，他認爲張邦昌身爲國家大臣不能臨危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更號，宜正典刑。遂將張邦昌流放至潭州，旋誅死。至于接受金人官職、儼然以「楚國佐命大臣」自居的一班朝臣，如王時雍、吳開、莫儔等人，也都遭流放。歷史學家稱張邦昌爲「僞帝」，金人所封官職爲「僞官」，所謂「楚國」亦被稱爲「僞政權」。「僞」字與「漢奸」一詞聯繫到一起，就是從這裏開始。張邦昌的「僞帝」與石敬瑭的「兒皇帝」最大的不同，不是存在時間的長短，而在于他是外國侵略軍册封的，與自己邀請來幫忙的外國「友軍」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張邦昌「僞」，而石敬瑭不僞。「僞」者，假也。也就是不爲咱們自己承認。
張邦昌的節操當然不值得稱道，不過倒不是一個爲虎作倀、有意出賣國家利益之徒。僅這一點他就比石敬瑭要好。他如果不出面當「皇帝」，侵略軍肯定會另選一人來當，如後來金兵大舉南侵，册立前濟南知府劉豫爲「齊帝」。這是金人「以華制華」的政策。當然不是說，「我不當反正別人也會當，那還不如我當」。重要的是看他怎麽當。張邦昌至少做了兩件好事。第一，促使金人退兵；第二，將政權主動交還給中國的合法政府。他手下出任「僞官」的呂好問故意同金人說：「天生南北風習不同，北兵在南不習水土，且少留兵無濟于用，多留兵反而不便。」本來準備留兵實行長期占領、監衛的金軍乃全部撤離。而後，張邦昌又依從呂好問等人的主張，迎接因廢居私第幸免于難的元佑皇后入居延福宮，幷遣使往謁康王勸進，最後自己跑到應天府請罪。照我看，黃潜善的處理意見是對的，有利于人心的歸附。李綱「正典刑」的主張則失之苛嚴，斷絕了所有因迫于情勢而暫時委曲求全的人員歸路。及至金兵再次南下，建立第二個僞政權，也就再沒有張邦昌的故事發生，而是一心一意奉金朝爲正朔，與南宋爲敵了。僞帝劉豫有心報效金人，又打不贏南宋，最後金人嫌他無能，派兵捉住，廢爲蜀王。這個死心塌地的漢奸，比迫不得已的漢奸下場還是要好得多。
議和與「拼死一戰」
遼是宋的世敵，如果宋能不計前嫌，聯遼抗金而不是聯金滅遼，北宋也就不會輕易覆亡。遼再壞，畢竟只是屢犯邊關，遠不及金之陷京擄帝來得惡劣。金是南宋的世仇，如果南宋能不計前嫌，聯金抗蒙古而不是聯蒙古滅金，南宋也不會輕易覆亡。金再壞，畢竟還允許議和，留給你偏安的遼闊空間與長久時間，遠不及蒙古人趕盡殺絕來得凶殘。兩宋在國家生死存亡關鍵時刻的重大失策，在于不懂得政治學的敵友定理，以狹隘的民族復仇情緒代替理性判斷與抉擇，因而一錯再錯，一亡而再亡。
有人會說，與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戰。所謂「寧爲玉碎，不做瓦全」。聽起來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人準則，但套用在國家、民族上，却是毫無道理。國家既亡，整個民族都淪爲亡國奴，豈不是在更爲屈辱的環境中偷生？難道你要整個民族都像日本武士道那樣「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殺，致使種族滅絕？只要不是這樣，那麽國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贏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徹底淪亡要好。秦檜與金人簽訂的「紹興和議」，雖是不平等條約，却爲南宋爭取了二十年的和平，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平心而論，秦檜是一個不錯的經濟人材，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復了戰爭的創傷，再現北宋時的繁榮景象，奠定了一百五十年的國運基礎。
漢奸的大批産生，自然是在外國入侵，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第一個高潮是宋代，第二個高潮是明末，第三個高潮則是日本入侵。中國自從出了個秦檜，以後所有的漢奸都相形遜色——不是他們的罪行，而是他們作爲漢奸的知名度。秦檜簡直就成了「漢奸」的代名詞，直到再出了個汪精衛。
汪精衛遭到各方的一致痛恨，不是沒有道理的。從國民黨方面，蔣介石領導抗戰勝利，如果不跟汪劃清界限，有損党和領袖的形象。汪精衛是蔣介石在黨內的最大的競爭對手，雙方曾爲奪取孫中山繼承人的位置明爭暗鬥；抗戰八年，蔣介石對日秘密和談一直斷斷續續。徹底否定汪精衛，即確定了蔣的合法性及歷史上的地位。從共産黨方面，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汪精衛是國民黨著名左派，共産黨的有力支持者，蔣介石發動「清共」，汪的武漢國民政府一度站在共産黨一邊，表示要討伐蔣介石，後來居然寧漢合流，一致反共。這種感情上的傷害，已足够符合叛徒定理的條件，而不僅僅是敵友定理了。及至國共第二次合作，全國抗日，汪的南京政府打出的旗號却是「和平、反共、救國」。舊恨新仇，集于汪氏一身，何况國民黨已給他定性在前，正是一條可以任意鞭笞的死狗，絕無再爲他講話之理。從一般民意方面，「漢奸說」本是中國特産，無論文化傳統、歷史鏡鑒、道德觀念、民族情緒，都不會認爲汪是一個好東西。從國際輿論方面，汪屬于戰敗的日本侵略者陣營，從未得到過英美爲首的西方國家承認，到日本對美發動的太平洋戰爭已呈敗相、日首相近衛向汪表示進一步交還中國(淪陷區)主權的時候，汪居然主動提出向英美宣戰，近衛勸都勸不住。因而在即使民族觀念較爲豁然大度的西方民主國家眼裏，他也不值得稍予同情。
汪精衛當漢奸的動機
史學家們對汪精衛的漢奸罪認識較爲一致，唯在當漢奸的動機上看法各有不同。一是對權力的追求，即所謂「領袖欲」；二是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軟骨症；三是與蔣介石達成默契，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中國無論是勝是敗都不至于亡國；四是確信中國打不贏日本，遲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動；五是一貫親日，死心塌地投靠日本；六是與蔣介石內鬥失利，負氣出走鑄成大錯，只好一錯到底。
這六種動機，最爲惡劣的是第五，最不可能的是第二。想當年汪精衛參加革命，謀刺清攝政王事敗被捕入獄，嘗作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其大義凜然，可與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氣歌》幷美于世。說他是貪生怕死之徒，實在毫無根據，也不令人信服。在淪陷區，民間曾流傳過這樣的故事：汪赴日和談前夕，交衛士一把手槍，「如看到我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即拔槍把我打死！」這個故事不論是真是假，都說明「怕死」是站不住脚的。他要是坐在大後方跟著大夥兒高喊抗戰，則中國是贏是輸，總也輪不到他汪精衛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選擇的那條路，處處埋伏著殺機、險情，非軟骨者敢走。第五條也難以成立。汪精衛固然親日，但畢竟是中國人。他的日本情結，與孫中山一樣，源自在日本鼓吹革命、組建同盟會的經歷。這種親日情結，不但汪氏有，蔣介石也有，其他國民黨元老也幾乎都有。汪氏的親日，爲他對日議和提供了堅實的背景，却未見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場上，死心塌地與中國爲敵。否則，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國」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賣中國的利益、主權，而不至于跟日本討價還價，力爭中國的領土完整、要日本無條件撤兵。從最基本的人性角度來說，仇恨自己民族的人實在反常和罕見。也許汪精衛正好是這種人，但沒有充分有力的證據。
至于「負氣出走鑄成大錯」，從他秘密出走河內，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個過程來看，其周密和審慎，絕非起于一時的意氣用事。他到河內發出主和的「艶電」，仍不是沒有退路，蔣介石派人送來護照和經費，希望他到歐洲游歷，或乾脆回重慶再任要職，可以說是仁至義盡，實在勸不回頭才讓特務暗殺。就算是出于負氣，如果沒有深思熟慮作底，亦即沒有其他更深刻的動機，斷不至如此。而「領袖欲」，他已貴爲國民黨副總裁，其言行舉止足以影響中國的政局。他一生幾經浮沉，深知政治的無常，尤其戰亂中的領袖難爲和難當。就在他離開重慶前不久，和蔣介石最後一起用餐時，他還提出要對南京、上海的失守負責，國民政府應總辭以謝罪天下。蔣忿極，認爲這才是最不負責任的行爲，起身拂袖而去。汪氏與其說是「領袖欲」，還不如說是「表現欲」，即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顧一切救民于水火。這與他當年謀刺清攝政王的行爲動機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種動機，兩相比較，「默契說」太牽强，不合整個事件發生和發展的邏輯。最能說得過去的是第四種動機，即固信中國抗戰難以取勝，不如早和，以爭取主動，免遭更大的損失。當時的情况是，東北早已爲關東軍所據，成立「滿洲國」；蒙古建立了獨立的親日政權；華北經過「特殊化」自治階段，亦被日軍占領；華東、華中和華南，除長沙以外的幾乎所有大城市皆淪爲敵手；中國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鎖；國軍精銳部隊在抗戰初始就已經將老本拼光，中國軍隊無論從裝備、素質、供養等方面皆遠不及日軍，中國正規士兵對日本兵的戰鬥力是三敵一；國共兩黨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著將來决一死戰的危局；蘇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對中日戰爭持觀望態度，英美各國即使參戰，似乎也難以抵擋窮凶極惡的日軍攻勢，中國是孤立無援地對付日本；中國社會結構渙散，國庫空虛，前清及軍閥混戰時欠下的大量賠款、債務無力償還，經濟隨時可能崩潰......總而言之，「它很像是一個重量級拳師與一個羽量級拳師比賽。......這次的戰爭，中國不能打，也不應該打。但是，却不能不打，由于被日本逼迫得別無選擇。」(黎東方《細說抗戰》)
「不能打，也不應該打」，這是歷史學家在抗戰結束五十年後的客觀評論，如果放在當時，則屬于徹頭徹尾的「漢奸言論」。汪精衛出走前，雖在公開場合「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一再表示要抗戰到底，私下却對抗戰前景極爲悲觀，也就是「不能打，也不應該打」。
汪精衛是一個愛國者
國民黨高層有一個被胡適戲稱爲「低調俱樂部」的沙龍，汪精衛當然是這個「俱樂部」的靈魂。但「不能打」還不是動機，只是一種認識和判斷。畢竟這個「低調俱樂部」的人幷非個個走上了汪的道路(如胡適)，畢竟「不能打」後面還有一個「却不能不打」。我認爲，汪精衛對日議和的動機是很複雜的，不可能簡單地歸結爲哪一類。根據其人的經歷、性格、地位、信仰，及後來的所作所爲來看，毋寧取其所言，動機中包含有救國救民之心。有意思的是，在國民黨內，真正的主和派原是蔣介石，而汪精衛是對日主戰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張和日本人打。倒是蔣介石，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出賣華北的塘沽協定，摧殘察綏抗日武裝，一九三五年華北特殊化的何梅協定，都是其一手導演的杰作。不料後來倒轉過來，蔣介石成了抗戰到底的英雄，汪精衛却走上主和的道路。陳公博回憶，汪始有主和傾向，實爲長城古北口之役，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幷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爲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看不見敵人，只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及至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汪更加認爲，中日應尋出一條和平之路，否則一旦開戰，只是便宜了蘇聯。
我相信，汪精衛是一個愛國者。至于賣不賣國，怎樣賣，那是第二個問題。
有人會說，都到那樣一個地步了，還侈談什麽愛國？說得好，對敵妥協不言愛國，敗軍之將不言勇。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數百上千年以來，我們都是這樣認爲的。說到底，動機幷不是最重要的，也永遠爭論不清。再崇高的動機，如結果一團糟，也不能拿「好心辦壞事」開脫其咎。反之亦然。何况所有的推斷，都只是推斷而已。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關鍵要看其所爲，究竟給這個國家和民族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具體到汪精衛，主要應該討論第二個問題，即賣不賣國，而不是愛不愛國的問題。
汪精衛發動「和平運動」，其負面效應顯而易見，幾乎所有涉及這一議題的文論都做過分析，這也正是定其漢奸罪的根據。大致有：簽訂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成立傀儡政府及僞國民黨中央，分裂抗戰陣營，打擊了民族士氣；爲逃兵尤其是降將提供了「合理」藉口；粉飾了日本侵略軍的亡華陰謀；積極反共，而共産黨當時是抗日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協助和維護日軍對淪陷區的統治，鎮壓地下抵抗運動；提供日軍侵華的物資資源；讓日本騰出手來，發動太平洋戰爭，等等。
這些指控都沒錯。所有這些負面效應，都是汪氏「和平運動」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爲他是作爲「戰敗一方」與敵議和。抗戰的最後勝利，推翻了汪氏付出這些代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其最大的代價如承認「滿洲國」之類都是可以收回的；萬一抗戰不能取勝，那麽中國至少可以守住已經簽約的這條底綫。事實上，誰也無法斷言中國將取得最後的勝利。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對當年那場戰爭的慘勝感到僥幸，如釋重負。在國家生死存亡的危險時刻，以戰爲主，以和爲輔，和戰幷用，這是一種明智的抉擇。既要有「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的義勇，也要有以暫時的妥協保全實力留有退路的靈活。即連領導抗戰到底的蔣介石本人，也從來沒有放弃過對日和談的可能，這不是他的動搖和軟弱。延安的共産黨與日軍暗中交涉，也不能說是通敵和叛賣。正如歷史選擇了蔣介石作爲抗戰的領袖，能够擔當議和重任的人選，遍觀當時之中國，也非汪氏莫屬了。
「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
汪精衛在對日議和中，其個人表現的勇氣和一定的原則性，連日方都爲之敬重。據胡蘭成回憶，當時任日本駐南京大使館一等秘書的清水重三，曾參加多次汪精衛與日方的重要會見，私下嘆道：「我在旁看著，這邊是戰勝國，坐著我們的大臣，大將與司令官，對方是戰敗國，坐著汪先生，但是比起來，只見汪先生是大人，我們的大臣大將司令官都藐小了，惟有近衛公與汪先生坐在一起還相配。汪先生的風度氣概，如山河不驚，當時我嘴裏不說，心裏實在佩服。」(《今生今世》)
日汪和約，當然是不平等條約。中國人對于簽訂不平等條約者，一概斥之爲漢奸，如秦檜，如李鴻章。汪精衛就更不用說了。蘇俄逼使中國允許外蒙獨立，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宋子文藉故推脫，乃至辭去外長，爲的就是不擔漢奸罪名。南京失陷時，日本通過德國大使陶德曼向中國政府提出一份「和約」，汪精衛勸行政院長孔祥熙簽字，孔不敢簽：「汪先生，我沒有你的膽子，我背部受不了兩顆子彈。」
汪精衛雖有「膽子」，也不敢貿然簽字，他知道這一筆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引刀成一快」，却害怕當賣國賊，留下千古的駡名。一份「和約」，往往復複逐條討價還價好幾個月才出臺，按說是毫無意義的。日本最後投降，這份條約成了廢紙，而汪氏亦未能逃脫賣國的駡名。但他的幾番堅持達成協議，還是盡可能地爭得了國家的尊嚴和利益，甚至贏得了對方的敬重，及一部分日本官員的同情。而這份和約，至少在淪陷區，在日本投降前的數年時間內起了作用。
汪精衛一方爭的是哪幾條呢？一，中華民國國號、首都南京、青天白日國旗、三民主義國策不變；二，日軍必須從中國撤退；三，日軍占領區的中國法人以及個人所有的鐵路、工廠、礦山、商店、一般住宅，應迅速歸還；四，不承認滿洲國。如果這幾條完全得以實現，平心而論，那就不是不平等條約，而是平等條約了。日本政府方面自然不會同意，提出：一，由于三民主義是排日抗戰的根源，應當修正這一理論；二，青天白日國旗仍爲抗戰的重慶政府使用，幷成爲日軍進攻的目標，爲避免混淆，圖案應予修改；三，日軍占領的住宅、工廠、商店可以歸還，但鐵路在戰爭期間由日方管理，待全面和平後立即歸還。這三條，第三條可以理解；唯第一、二條，連日本專門派做對汪工作的「梅機關」主要成員犬養健也認爲過分，「因爲自古以來，無論什麽樣的戰勝國，還沒有連對方國家的建國原理及國旗圖案都加以干涉的先例。况且，這又是超越勝敗的兩國間的和平運動。」(犬養健《揚子江今天仍在奔流》)
這兩條雖然過分，却都是虛的，也與前幾次日方提出的「和平條件」不一樣。這是因爲日方內部對中國問題一直有較大分歧，日本政府迭次換届，其政策波動、搖擺，有時不免生疏和荒唐，或節外生枝。總之，汪精衛遇到的對手是十分難纏和蠻不講理的，遠遠超過了他預先的估計。但他走到了這一步，已無可回頭。經過大半年的苦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汪精衛在上海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主要內容爲：
承認滿洲國；確保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傳、文化以及軍事等各方面的權利和合作關係；承認日本在內蒙、華北、長江中下游、厦門、海南島及其附近島嶼的政治、經濟以及對地下資源的開發利用權利；承認在以上地區的防共和治安的駐兵權；中國對于日軍駐扎地域及其與此有關地域的鐵路、航空、通訊、港口、水陸等應適應日本軍事上的需要；在中央政府及各級機構中聘請日本軍事、財政、經濟、技術顧問，確保《綱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條款的執行。
此《綱要》簡直就是一份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占領宣言，令許多主導此次「和平運動」的日方和汪方人員大感意外。最早秘密潜往東京，與日本取得和談聯繫的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立刻退出汪集團，離開上海回到了重慶，幷在香港《大公報》披露《綱要》的全部內容。與他同時返回重慶的還有陶希聖。汪精衛本人也既憂且懼，草案簽字後流著泪說：「這個文件說不上什麽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了。」
爲什麽「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因爲上述地區爲日軍所占領已成事實，你簽不簽約，反正是拿不回來的。用汪氏集團第三號人物周佛海的話來說，「淪陷區是蔣先生把它丟掉了的，不是我們把它丟了的，我們今與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問題，沒有喪失多少的問題。」(爲《中華日報》撰寫的社論)這話有漏洞，因爲蔣先生雖然把它丟了，但始終沒有同意給人家，還要堅持打回來。但汪氏「和平運動」與蔣介石的政見分歧就在這裏：我認爲打不贏，所以才同意把你丟掉的給人家；如果你打得贏，那我同意給人家的也丟不掉。即如臺灣，是清朝把它丟掉了的，抗戰勝利，不是仍然要回來了嗎？
當然，汪精衛的觀點與周佛海還不一樣，他認爲「凡中華民國的事，即無論是蔣先生作的或誰淪陷的，我們皆應負責。」他甚至表示：「我們做和平運動是爲使抗戰有終之美，不是爲與抗戰敵對。」(胡蘭成《今生今世》)
事實上，東北不是打不打得贏，而是根本就沒讓打給丟掉的。滿洲國的成立，中國也沒向日本宣戰，差不多是默認了。西方各國，直到今天出版的二次大戰世界地圖集，仍將滿洲國劃爲獨立于中國之外的一個國家。汪精衛只是無可奈何承認既成事實。就在此密約簽署前四個月，汪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統計出缺席代表人數名單上，赫然印著「東三省代表」的字樣。汪政府成立後，汪曾到「滿洲國」訪問，在盛大的歡迎會上，他滿含熱泪地說：「我們以前是同胞，現在是同胞，將來還是同胞！」一言既出，令在座的日軍司令官爲之瞠目。
承認滿洲國，同意以日占區的物資資敵，是汪政權的底綫。也就是說，他的賣國，他的壞，基本上到此爲止。
密約的披露，産生了間接效應。原持觀望態度的美、英、法等西方國家，開始支援中國抗戰，包括貸款、向遠東地區增兵，中國孤立無援的局面終于打破。因爲它們看到了，坐視日本侵略中國的可怕後果：西方國家在華利益亦將受到威脅。
汪政權對中國有無好處？
付出了如此代價的汪精衛政權，究竟對中國有沒有好處呢？我以爲，這是評說其功罪的關鍵所在。
汪政權的建立，使中國的淪陷區有了一個「合法的」中國政府。這個「合法」，是對日本而言，幷爲日本所承認的。至于它爲不爲全中國人民所承認，爲不爲國際間所承認，那倒沒關係，不承認反而更好。事實上，除了日本、僞滿洲國，先後承認汪政權幷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及政府還有德國、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丹麥、西班牙、克羅地亞、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及法國維希政府。由汪精衛的「僞政權」取代梁鴻志的「維新政府」，及名義上統括華北的僞政府，代表中國的淪陷區向日方進行交涉，可以最大限度地贏得對方的尊重，及中方的權益。有人會說，充當人家的走狗，人家還有什麽尊重可言？話不能這麽講，就算是走狗也有其尊嚴和權利。至少，你得尊重它的生存權，尊重與它的合作關係，尊重它對你的態度，尊重你自己對它的承諾，一定程度地尊重國際間公認的外交準則。就淪陷區的人民而言，也必須接受日本占領的事實。敵人來了，你可以跟他打，打不動的可以去逃難。而絕大多數的人是逃不走的，沒法逃也不知往哪里逃。他們注定要留下來，在侵略者的統治下生活，他們注定要當「良民」。有幸生活在大後方的人，有幸逃出來的人，也許可以理直氣壯，可以同仇敵愾，誓死與祖國山河共存亡；今天的人們，也可以高喊「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但如果你不幸生活在當年，又不幸身陷敵人的鐵蹄之下，淪爲亡國奴，你是不會輕易去死的。即使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親人，你的好友，你會希望他們以血肉之軀去拼死反抗，作無謂的犧牲嗎？如果是我，我希望他們都千萬別死，好好活著，至少也得「賴活著」，活到抗戰勝利的那一天。
既然如此，淪陷區最好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而非直接由日本人來統治。你可以說，有時候中國人比日本人還壞，也就是走狗有時比主子還壞。但這情况畢竟不多，如果這是一種通常現象，那咱們還要抗日幹什麽呢？讓日本人占領整個中國豈不是更好？中國人對中國人，有時比日本人對中國人還壞；但日本人對中國人，永遠不能像中國人對中國人那樣好。這道理我想應該很好懂。
日本侵占香港三年又八個月，沒有建立一個由英國人或是中國人組成的傀儡政府，而是以日中將磯谷廉介爲香港總督，直接進行統治。香港居民的日子，就比汪政權領轄的淪陷地區及「滿洲國」更爲艱難。一年之內五十萬居民被遣送內地，發行軍票以完全取代港幣，實行搜刮和大批徵用民工，導致經濟崩潰、長期饑餓，民生苦不堪言。直至七十年代，香港人對日本人的憎恨，仍能使偶爾被認出來的日本游客自况爲過街老鼠，隨時準備拔腿而逃。
汪政府成立後再無大屠殺
比較之下，被日本侵占時間超過香港兩倍的上海，情况却反要好得多。除了軍事占領、政治控制、异族統治的屈辱感之外，基本上維持了社會和經濟秩序，生産活動如常，市場活躍，「戲院依然高堂滿座，酒樓門庭若市，笙歌處處，雖似商女晚唱，畢竟無門前凍骨，這便是張愛玲小說的社會背景，雖無愛國主義洋溢其間，但樓臺春夢，也是另一種真實，真實到在一定期間遭到排斥，但在更長時間內却深深感染人心，受到喜愛。」(徐宗懋《日本情結——從蔣介石到李登輝》)
在完全由日本人統治的香港，是絕無産生像張愛玲這樣出色作家的環境的。如果說張愛玲曾嫁給漢奸胡蘭成，自己也有漢奸之嫌，因此其小說可能「粉飾太平」的話(我以爲現在持這種偏頗觀念的人已不多了)，那麽與漢奸全不搭界的作家錢鍾書筆下的《圍城》，描寫淪陷後上海市民的生活畫面，大抵也都是「正常」的。更先淪陷的東北，在另一些作家的筆下，也有不少「承平時代」的景象。臺灣輔仁大學教授梅濟民回憶學生生活的小說《哈爾濱之霧》，主人公成天沉迷在學校之間的游泳、划船、和球賽中，還有與日本高校女生情感游戲。我接觸的許多在「滿洲國」生活過的人，至今私下還說：「日本人不壞，他們到村子裏來，還給小孩吃糖。」日本人還不壞，誰壞呢？「蘇聯人壞！蘇聯紅軍來了，燒殺搶奸無惡不作！」
蘇聯紅軍絕不可能比日本鬼子還壞。它是「解放者」，而日本人是侵略者。但我相信在一定的情况下，二者的壞和「不壞」會發生逆轉。「解放者」和侵略者都是外國人，都對中國領土懷有野心。歷史證明，它們都不是好東西。日本人「不壞」，是因爲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在起著作用；蘇聯紅軍壞，是因爲沒有一個中國人的政府管著，哪怕它是一個傀儡政府。在戰爭後期，大部分中國淪陷區人民的生活，甚至超過日本本土許多。日本由于窮兵黷武，缺乏資源，生産能力及民衆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加之遭到盟軍的海上封鎖和空中攻擊，其危機感日盛一日。反而是淪陷區的生活值得他們羡慕。當然，滿、蒙、華北及華東、華南各地的情况，不盡相同也不能一概而論。但由中國人出面組織「僞政府」，比沒有這樣的政府更符合中國人的最大利益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就汪精衛而言，他的政府成立後，日軍再沒有發生過類似南京大屠殺的公然暴行。這個歷史事實，誰也無可否認。
「民爲貴，而社稷次之」
汪氏政權對日妥協，付出「密約」中規定的沉重的政治代價；而日方也要受該「密約」的制約，履行其承諾。善待中國俘虜，即爲一條。所有中國軍隊，在戰場上投降，都可以接受改編爲汪精衛的部隊，亦即我們慣稱的「僞軍」。「僞軍」的方式，保存了中國的軍事實力。隨著時間的推進，龐大的僞軍數量(至少有數十萬之衆)在日占區的「合法」存在，對于日軍不可避免地産生一種威懾力與牽制力。僞軍是投汪，而非投日，這總比漢將李陵直接投降匈奴要好。除了反共，即與八路軍、新四軍極爲有限的作戰，如「清鄉」等等，汪精衛的僞軍沒有與重慶的國軍發生過正面戰鬥。即便是打共産黨，其總和也遠遠比不上一次「皖南事變」的規模及後果。
「一日下午我見汪先生，是暑天，說過正事之後，兩人兩杯啤酒，一碟海苔，稍稍閑談。我看見汪先生臉色尚有餘怒，問可是爲軍隊的事情，汪先生沖口而出：『剛才板垣參謀長來要想我們與日本軍隊幷肩對重慶作戰，我當即答他，如此我們的軍隊必反轉槍口打日本軍！板垣就不好意思再提了。』此刻他的聲音還是這樣激烈。」(胡蘭成《今生今世》)
胡蘭成曾追隨汪敬衛的「和平運動」，曾任汪氏中央宣傳部次長、《中華日報》總主筆。他的自述固然有爲汪精衛開脫之嫌，却也沒有事實足以證其僞。他最後由于對形勢的看法迥异于汪而失去信任，解掉了官職，甚至被汪親自下令投入獄中，經其日本友人營救方才脫險。
一九四四年夏，日軍進攻長沙、衡陽。七月，華中日軍司令部請胡蘭成前往漢口，與作戰參謀會見，告胡這次「日軍紀律甚好」。其言帶有「你看我們遵守了承諾」的誠意。華中、華北和華南所有的大城市，幾乎都在汪精衛出走前淪入敵手，只有一個長沙守住了。日軍爲了奪取長沙、衡陽重鎮，打通京廣(京漢、武廣)鐵路綫，分別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發動了三次長沙會戰，日方共傷亡一十一萬一千餘人。到此次長衡會戰，日方再傷亡六萬六千八百餘人。守衛衡陽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在日軍强大攻勢下苦守五十二天，擊傷一個師團長，擊斃各級日軍軍官千餘人，城既破，又率軍堅持巷戰數十小時。長衡守軍如此頑强的抵抗，以及日軍的慘重損失，幷沒有激起大規模的報復行動，而是值得自誇的「紀律甚好」。方先覺被俘，日軍將他關押在一個天主教堂內，不但沒有施以虐待，反而戒備鬆懈，致使其得以逃脫，回重慶覆命。對抵抗將領尚且如此，對一般平民百姓可想而知。
有歷史學家認爲，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至少拯救了數十萬、乃至上百萬中國人的生命。(劉學銚《淡水河邊談國史——你，是中國人嗎？》)這個數字我想不會是誇大之詞。日軍對淪陷區的直接掠奪，也由于汪政權的存在得到了控制。這之前，日軍所到之處，耕牛全部殺光，農民根本無法進行耕作，只有等死。活躍在江南廣大鄉村的新四軍、游擊隊也沒有辦法，總不至于牽著一群牛跟日本鬼子兜圈子打仗。這個時候農民就希望汪政權出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其實連共産黨的新四軍也希望汪政權做到這一點，你不是說「曲綫救國」嗎？先救救農民的耕牛吧！《沙家濱》裏的郭建光，大概也不希望在沙奶奶、阿慶嫂全都餓死的地方打游擊的。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如果我們承認孟子的民本主義的合理性，就無法否認汪精衛以既失的國家利益換取民生的合理性，就不能置淪陷區人民的生命財産于不顧，一味地指責其爲賣國賊。
汪與蔣誰更有資格稱賣國？
承認「滿洲國」一事還可以再討論。事實證明，東北也就是所謂「滿洲」，確實不是汪精衛賣得了的。而外蒙，的的確確是被蔣介石給賣掉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接替宋子文擔任外交部長的王世杰，根據蔣介石的訓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外蒙獨立。兩相比較就可以看出，僅就出賣國家領土而論，蔣介石比汪精衛更有資格稱爲漢奸：汪氏承認滿洲國，是在中國戰敗(精銳部隊被擊潰，首都淪陷，所有的港口、絕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鐵路爲日軍占領)的情况下；而蔣氏承認外蒙，是在中國取得戰勝國地位的前一天。汪氏是向咄咄逼人的侵略者妥協，出于迫不得已；蔣氏則是向「友邦」讓步，絕無此種必要。承認滿洲國，換來了在淪陷區建立中國人政權的重大政治利益；承認外蒙非但未取得任何利益，反而引狼入室，使得東北人民受到第二次侵略的嚴重傷害。滿洲國最後仍收回來了；外蒙却永遠地獨立于中國之外。外蒙面積爲一百五十六萬六千五百平方公里，加上外蒙西北處爲蘇聯强占的數萬平方公里土地，超過「滿洲國」的面積一倍有餘。說句不好聽的話，如果只丟了「滿洲國」，中國領土尚可穩居世界第二；而今丟了外蒙，中國只好屈居世界第三了。
中國爲抗戰付出了極爲沉重的代價，勝利後蔣介石「以德報怨」，一筆勾銷對日索賠，優待侵華日軍，將絕大多數日本戰犯免予懲罰，其中包括罪大惡極的侵華元凶岡村寧次。這也就罷了。作爲(即將)戰勝國元首，蔣介石拒絕了美國總統羅斯福兩次提出的將中南半島歸還中國的建議，就實在令人費解了。羅斯福曾駁斥戴高樂希望戰後重返印度支那的企圖：憑什麽邏輯，什麽習慣，什麽歷史法則，越南要屬于法國？越南有一千多年屬于中國的歷史，明代複歸附于中國，後爲法國殖民者控制。二次大戰中法國勢力被趕出，法國本土亦遭淪陷，戰後勉强成爲戰勝國而躋身「五强」，這是正是收回領土的最佳時機，不料蔣介石斷然放弃。在抗戰結束前不到一年，即一九四四年雙十節，他接見戴高樂政府駐華大使貝志高說：「如果我們能够幫助貴國在該殖民地建立法國政權，我們是樂意的。」如果蔣介石不出賣外蒙，又順理成章地接收中南半島，請想想，今日之中國將是怎樣一個局面？就連世界歷史也要大筆改寫——那就不會有曠久酷烈的越南戰爭，不會有柬埔寨紅色恐怖大屠殺，不會有西沙、南沙群島的領土紛爭，中國的影響力及發展潜力將不可估量。
二戰期間和結束之後，中國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被廢除，這要算是抗戰獲得的報酬。但汪精衛的政府步子更快——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汪宣布驅逐英美、取消領事裁判權，比蔣早兩天，翌年八月一日，汪正式從日本人手裏收回租界；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與日簽訂協定，日將北平使館區一切行政權及所有公共及日本租界交還中方，日本人所享受治外法權予以取消；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意大利政府亦發表同樣聲明；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國維希政府宣布放弃治外法權，五月與汪政府簽訂協定，將平、津、滬、漢口、廣州等地租界交還；蔣介石因而(于八月一日)與維希政府斷交，轉而承認戴高樂的流亡政府，然而戴高樂不承認蔣單方面宣布取消法國在華不平等權利，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才簽約廢除。
難怪有人感嘆：「漢奸的愛國戲，演得比蔣介石又早又快。」(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
日本選擇投降以避免民族浩劫
汪精衛的悲劇是歷史的悲劇。他選擇的道路，把自己的命運與日本帝國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到了一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而日本最終是失敗了。一九四五年八月，汪精衛病逝九個月後，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
作爲受日本殘害最深的中國人，一方面對終于獲得抗戰的勝利歡欣鼓舞，一方面又覺得日本的投降太突然，乃至「太早了」。如果它像德國那樣頑抗到底，它受到的戰爭報復絕不止是兩顆原子彈。一個給那麽多民族帶來過那麽多灾難的國家，無論從道義還是從情感上說，付出怎樣的代價都不會過高。但居然被它躲過了。日本天皇在他的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作出了他一生第一個，或許是唯一的一個堪稱英明的决定：無條件投降。按照中國的漢奸理論，他當了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賣國賊、日奸，或稱「和奸」。正是這個「日奸」，使日本逃過了本應嚴酷得多的戰爭懲罰，逃過了民族的浩劫，使犯下過滔天罪行的數百萬日本侵略軍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國度，使日本這個幾乎毫無自然資源可言的國家獲得了在戰後迅速復蘇、崛起的一綫生機。
中國的漢奸標準，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當年清軍入關南下，著名抗清英雄史可法曾向清攝政王多爾袞致書議和，提出與大清帝國劃疆而治，重演南北朝的故事。這要是放在抗日戰爭時期，豈不也是一個汪精衛？當然，多爾袞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女真完顔氏建立的金國，他要的是整個中國，而非已然到手的華北。于是絕不允和，發揚「繼續革命」的精神，宜將剩勇追窮寇，命豫親王多鐸揮師南下，攻克揚州，屠城十日。史可法作爲英雄殉國，誰也不再提他有過的「賣國」行爲。
日本是一個以模仿力而非創造力享有世界聲譽的國家。它發動侵華戰爭，就是想模仿當年的大清帝國征服中國。日本跟中國的歷史淵源、文化淵源，舉世皆知。它有一種濃厚的「大中華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國的文化典章制度，認爲今日的中國民族(主要是漢民族)不足以與如此華美、悠久的中國文明相匹配，惟有大和民族才有資格和能力承繼中華文化之大統。日軍每攻克一座中國城池，其將領必賦漢詩，悲古今，大有一統江山之壯志，而無一絲戰爭罪犯之羞慚。日本的最終失敗，當然由諸多原因造成，其戰綫鋪得太開，過早地暴露稱霸全球的野心，尤其發動太平洋戰爭導致美國的參戰，是其致命因素。它如果集中全力來打中國，然後再花相當時日鞏固對中國的統治，或可成爲大清帝國第二。因此單從日方侵華戰略的技術層面來說，它允許汪精衛的議和，騰出手來發動太平洋攻勢，是一絕大錯誤。更早一些，追溯到中日甲午海戰，那是它實現征服中國的最佳時機，中華(大清)帝國的不堪一擊，如大厦之將傾，但它居然接受了清廷的求和，與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以得一臺灣，暫抑其吞幷中國的欲火。結果中國贏得了喘息之機。推翻清朝後，軍閥混戰，日本及西方列强固然趁機撈取了許多利益，中國軍隊也在自相伐鬥中進行了「現代化」的冶煉，才有抗日戰爭時「三敵一」的戰鬥力，而不是這之前的「十敵一」，甚至「十不敵一」。日本的本來目的是做第二個大清帝國，不料却做了第二個金國小朝廷。
周作人與郁達夫
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著名作家周作人當過漢奸，因爲他曾出任華北僞教育總署督辦一職。但是還有另外一位著名作家郁達夫，曾任駐蘇門答臘日軍憲兵隊翻譯官，却沒人把他當做漢奸，反而有不少文章回憶他爲日軍服務時的「英勇事迹」。周作人出任的是僞職，郁達夫當的是日軍軍官；周作人是被迫的，郁達夫雖說不是完全自願的，但日本人要他當他也就當了；周作人當的是文官，郁達夫任的是軍職。不管從哪方面來說，郁達夫的「漢奸罪」都應該超過周作人。從大量反映抗日戰爭的電影、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日軍翻譯官是怎樣一副二鬼子的嘴臉，往往就是那種「比日本人還壞的中國人」形象。無論是不是事實，至少表明在一般民衆的心裏，這是一個什麽樣職位。爲什麽人們不僅原諒了郁達夫，還把他當成一個類似英雄的人物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沒在中國，而是在印尼當的這個翻譯官。如果他犯了罪，充當了侵略者的幫凶，爲虎作倀，助紂爲虐，那也是在外國，與咱們中國沒關係。雖然駐蘇門答臘日本憲兵隊，對付和迫害過大量的華僑，鎮壓過華人抵抗組織。
郁達夫在日本宣布投降後不久，被憲兵隊秘密綁架殺了。因爲他們早已知道他的作家身份，怕將來以筆墨暴露日本人的罪行。
我絲毫沒有要把郁達夫打成漢奸的意思。舉這個例子只是想說明，「漢奸」幷不是以正義尺度來作爲劃分標準的。當人們指斥這個爲漢奸、那個爲民族的敗類和叛徒時，往往憑藉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乃至一種僞正義的道德優越感，而不是一種歷史的公正的態度。
周作人出任僞職，固然不光彩，但絕不是一種罪行。他在侵略軍的威逼之下就範(包括槍擊未死)，任期除了履行其職，沒幹過對不起民族的壞事。據曾在北平從事秘密抗日活動的人回憶，周作人的這個職務還是中共地下組織替他爭來的。原僞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死後，該職出缺，一個叫繆斌的漢奸想爭這個位置。繆斌當過新民會中央指導部部長，是積極的反共分子，于是地下黨便搜集他平時的反日言論，寫成材料送到日本人那裏，免了他的官。地下党認爲，教育總署督辦的職務由周作人出任，比繆斌來當要好得多，于是想盡辦法抵制了繆斌。地下党是成功了，但是却把一位優秀的作家推進了「漢奸」的火坑。周作人平素在言談之中，常流露出對日寇侵略中國、以致民不聊生、生靈遭受塗炭的不滿情緒，還贊許和同情抗日分子，幫助地下組織在日占區安插人員(回憶文集《日僞統治下的北平》)。周作人所作的這一切「比繆斌好得多」的事，後來都被一筆勾銷，只剩下永生難贖的罪名。即使是被號稱「最抗日」的共産黨指責、孤立和打擊的「最反動」的漢奸繆斌，也不是只知一味替侵略者效力，而是「平時」有很多的「反日言論」，足以「寫成材料」讓日本人罷了他的官。
呼喚歷史與公正的態度
二次大戰期間，許多國家都有被德、意、日侵略占領的經歷。有占領就會有合作者。各個國家對于這些合作者，態度是不盡相同的。大部分在戰後沒有受到追究，有不少繼續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甚至出任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被尊爲「獨立之父」的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在日本侵占時期，先後擔任日本組織的「人民力量中心」主席、「中央參議員議長」、「爪哇奉公會」主席。印尼第二任總統蘇哈托，也在日占時期參加「衛國軍」，到日本軍校受訓畢業後擔任中隊長。擔任過三届印尼內閣總理的哈達，曾任日本軍政府顧問。新加坡第四任總統黃金輝，于一九四二年日本侵占後，在日本軍事機關任職。歷任緬甸國務委員會主席、總統的吳奈溫，一九四一年被選派到日本學習軍事，曾在海南島及臺灣受日軍訓練，一九四二年充當日本侵略軍先頭部隊第二師師長，攻占緬甸。而出任過日占時緬甸政府外交部長的吳努，二戰後三度擔任總理。老撾國王西薩旺．馮，曾宣布他的國家加入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一九四一年同日本訂立共同作戰條約，向英美宣戰的泰國總理鑾披汶，日本投降後作爲戰犯遭逮捕，但後來又做了九年多的總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爾德三世，一九四○年德軍入侵時，拒絕隨政府流亡國外幷率軍隊投降，十年後參衆兩院表决允其復位，只是由于人民的反對才在第二年退位，由其兒子繼任。
法國對賣國賊的懲罰較爲嚴厲，維希政府的主要首領在戰後接受了審判。貝當以通敵罪判處死刑，後改爲終生禁閉；賴伐爾以叛國罪被處决；德阿特失踪，被缺席判處死刑。恕我孤陋寡聞，除了中國的「漢奸」，我只聽說過法國也有「法奸」，而且是套用「漢奸」一詞譯過來的。一九四四年八月，盟軍解放巴黎，市民歡慶光復的同時，也對法奸實行報復。有一張著名的照片，一個被剃了光頭的法國婦女抱著她與德國軍人生的嬰兒，在市民的簇擁下游街示衆。還有一張游街示衆的照片，主角也是幾個法國婦女，光頭上畫著納粹的「」記號，因爲她們做過德國侵略者的情人。這兩張照片給我的震撼，超過另兩張著名的「二戰」攝影作品，一是幾個美國士兵將一面國旗插在剛剛被攻占的堡壘上，一是一個美國水兵在大街上聽到勝利的消息當即摟過身邊過路的女郎親吻起來。我不知道她們除了跟侵略軍睡覺，還犯過什麽出賣祖國利益的罪行。她們也許是爲了真愛，也許是爲了解决溫飽，也許是被迫，至多是「商女不知亡國恨」，何以要在民族解放的喜慶日子裏首先將她們揪出來作爲報仇雪恨的對象，這是一種崇高的精神，還是一種卑瑣的心理？
法國人對「法奸」的痛恨，仍遠遠不及中國人痛恨漢奸那樣强烈和持久。根據「泛漢奸」的說法，連淪陷區的百姓都有「僞民」之嫌。不抗日就是附敵，這期間絕無第三條路讓你可走。圍棋大師吳清源，年幼赴日本學習圍棋，正當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屠戮中國人民之際，他加入了日本國籍。吳清源後來所取得地位，以及橫掃日本棋壇十五年無敵手的輝煌戰績，人們已不在意他當年這一舉動，甚至還有些「爲國爭光」的驕傲。但若放在當時來評論，這顯然是「叛國投敵」的行爲無疑。音樂家馬思驄當然也是「叛國投敵」的，他偷越國境尋求政治庇護，得到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幫助。現在他們有聲望、有地位和有成就，已不再有人去說他們了，普通人則不會有這樣幸運。一位作家抱怨，「抗日戰爭怎麽打了八年？就因爲漢奸太多了。」
真正的問題也許是，抗日戰爭結束了五十幾年，爲什麽漢奸還那樣多？
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
林思雲
近讀趙無眠先生的大作《查塔呼奇河畔談漢奸》，很受啓發。特別是關于汪精衛政府的一節，趙先生提出汪精衛是愛國者的嶄新論點，讓人耳目一新。讀完趙先生的文章感想很多，因此也想談一下自己對汪精衛政府的看法。
一、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有人認爲日本偷襲珍珠港，向人口、資源、工業生産能力比自己大很多倍的美國發動戰爭，是一種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爲。但這種觀點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事後諸葛亮"。要知道戰爭的勝利不僅僅取决于"物"的方面，還取决于更重要的"人"的方面。如果戰爭總是"物"的方面占優勢的，人多、槍多、錢多的一方取勝的話，人類的歷史就變得非常簡單了。古今中外的戰爭歷史中，以少勝多、以弱勝强的戰例比比皆是。這些戰例的成功都是依靠發揮"人"的優勢來彌補"物"不足。
赤壁之戰時，孫權以5萬兵力向曹操71萬大軍挑戰，是不是失去理智的瘋狂行爲？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向清國、俄國宣戰時，日本的國力都遠遠遜于中國和俄國，日本是依靠"人"的優勢取得了以弱勝强的勝利。二戰時日本的國力固然遠遠遜于美國，但絕不是說日本就沒有戰勝美國的可能，只能說美國戰勝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日本發動對美偷襲，其實就是現在中國所謂的"超限戰"思想，弱者要想戰勝强者，就不能遵守强者們制定的所謂"戰爭規範"。
二戰前世界上有兩大陣營："英法美"和"德意日"。從人口、資源、工業生産能力等"物"的方面來看，自然是"英法美"的同盟國占絕對優勢。但戰爭就是一種賭博，在"物"方面的劣勢者就象口袋裏沒有多少錢的賭徒，他們要想賭贏腰纏萬貫的闊佬，只能采用"孤注一擲"的賭法：要不大嬴，要不大輸。"德意日"孤注一擲向"英法美"挑戰，也就抱著這種大嬴大輸的心裏。當然"德意日"的確有戰勝"英法美"的可能，如果"德意日"的將領們少犯一些錯誤，如果"英法美"的將領們多犯一些錯誤，二次大戰的勝者就是"德意日"一方，"英法美"的勝利其實不過是一種"險勝"。
在中日戰爭爆發的1937年，"英法美"和"德意日"陣營正處于緊張的對峙中，當時人們根本無法預測哪個陣營會取勝。蔣介石賭"英法美"取勝，堅持抗日戰爭；汪精衛賭"德意日"取勝，主張對日講和。如果我們不以"勝者王侯敗者賊"的歷史觀來評判汪精衛的話，當時汪精衛對日講和的行動幷不是什麽賣國行爲。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取勝的話，中國如果站在"英法美"陣營一邊，就不可避免要作爲戰敗國受到割地賠款的慘烈制裁，那時中國可能真要被幷入日本的一個省，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就要劃上休止符了。如果趁早與日本講和，中國就可以避免成爲戰敗國的割地賠款苛刻制裁，還可以讓中華文化苟延殘喘下去。這就是汪精衛一派對日講和的想法和目的。
二、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轉變
汪精衛是1905年發起成立同盟會的元老，是最早跟隨孫中山的信徒之一。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威信一直很高，孫中山逝世後接任國民黨主席。雖然被掌握軍權的後起之秀蔣介石奪取了實權，但汪精衛在黨內的政治地位一直在蔣介石之上。汪精衛幷不是一開始就主張對日講和的。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與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相比，汪精衛是主張抵抗的主戰派。當時的愛國學生把汪精衛當作愛國領袖，1931年12月5日全國愛國學生到南京請願時，請當時正下野的汪精衛還政，他們打出的標語是："歡迎護党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即日收復東北失地的汪先生"等等。
12月6日汪精衛在接見全國高校學生代表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兄弟認爲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衛進一步闡述他的對日方針說："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調，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汪精衛在高呼抗戰的民意之下，再次還政擔任行政院長。
汪精衛上臺後公開發表講話，主張懲罰不抵抗而退却的張學良，蔣介石等人却不同意懲罰張學良。汪精衛一怒之下提出辭職，但國民黨中委會不同意汪的辭職。由于汪精衛不掌握軍隊，無法插手軍事方面的"抵抗"，此後汪只好專門負責"交涉"的方面。汪精衛批評張學良的不抵抗退却時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須先有抵抗然後有交涉，今後再不抵抗必影響外交。今日以後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
當時汪精衛本指望中國軍隊的積極抵抗，會引起英美法等列强的出面干涉，譴責日本違反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條約"，制止日本的露骨侵略行爲。然而英美法只是口頭上譴責了一下日本，幷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這也變相地鼓勵了日本對中國的軍事侵略，使日本更加無所顧忌地侵略中國。此後汪精衛開始對英美法等民主國家失望，同時中國軍隊在"九一八"後的怯戰表現，也讓汪精衛深深失望，使汪精衛的對日方針從"主戰"一百八十度轉變爲"主和"。
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被刺受傷後，暫時離開政壇出國療養。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汪精衛應國民黨中央之邀緊急歸國。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全面入侵中國。英美法等國不但沒有干涉日本的侵略行爲，甚至還拒絕向中國提供武器。由于中國是窮國，沒有現錢買武器，只能通過借款的方式買武器。當時只有德、意和蘇聯肯向中國提供借款，賣給中國武器。
1938年汪精衛在對某軍事院校的師生演講時說："外交的問題，看起來很複雜，說起來又很簡單。有人懷疑我們和德、意的關係，對于這種懷疑，值得去解釋，也不值得去解釋。我的說明只有一點：就是我們只有一個敵人，這個敵人已足够我們對付了，我們不必再惹第二個。如果墨索里尼願意幫助我們建立空軍，希特勒肯賣軍火給我們，我們爲什麽不能和德、意做朋友？"。"各位同志都是自己人，我不妨把秘密向大家公開一下，各位不要以爲有錢就可以向民主國家買到軍火。上次國聯開會之後，我們拍電報派郭泰祺、顧維鈞、王正廷三人向歐美各國接洽，結果幷沒有得到收穫。有人告訴我們的外交官，說他們現在沒有軍火出售，等到三年以後，他們自己準備齊全了，再讓一些給我們。這不是很好笑的回答嗎？羅斯福更是滑稽，他說他可以賣軍火給我們，但是要現錢。我們的大使說：中國是個窮國呀，哪有金子呢？羅斯福說：沒有金子，拿白銀來好了。咳！白銀不是錢嗎？"
抗戰爆發後英美法對中國的冷漠態度，以及中國軍隊的屢戰屢敗，使汪精衛産生了只有對日妥協才能救中國的思想。在1938年，中國的抗戰根本看不到勝利的影子。當時誰能預料到1940年美國會經濟制裁日本？誰能預料1941年美國會向日本宣戰？誰能預料1945年日本會戰敗投降？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聲明：今後不再把國民政府作爲交涉對手，蔣介石則宣布抗戰到底。此後汪精衛屢屢試圖說服蔣介石與日本講和，連續給蔣介石寫了十幾封信，力主對日講和。其實蔣介石也幷非絕對不願意和日本講和，只是客觀形勢不允許他唱講和的低調。蔣介石在舉國上下高唱抗戰到底的愛國風雲中，不得不附和民意，而且還要把愛國的調子比別人唱得更高。汪精衛認爲蔣介石高唱抗日和他以往的所爲格格不入，是被逼迫走上了他所不願走的道路。
周佛海後來說："共産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戰是倒蔣的唯一手段。他們因爲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尖。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在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爲低調俱樂部。"
1938年6月武漢廣州陷落後，國民政府退守重慶。汪精衛開始公開批評抗日派，他說抗日派是"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汪精衛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地承認吃虧，幷且求于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地承認打敗仗，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于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當愛國華僑陳嘉庚提出："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的提案時，汪精衛爭辯說："總理（孫中山）常說和平救國。如果談和就是漢奸國賊，那麽總理也是漢奸國賊了"。汪精衛說："抗戰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産黨游擊隊。抗戰只有一條路：亡國。此外還有一條"和"的道路，我們應該拿出抗戰的决心和勇氣來講和。"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國民政府作爲交涉對手的方針，提出在蔣介石下臺，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本即與國民政府談判停戰。汪精衛在日本政府的第二次對華聲明後，要求蔣介石辭職，以爭取和日本實現停戰。汪說："我們應迅速連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在說服不了蔣介石的情况下，汪精衛决定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單獨搞"和平救國"。汪精衛乘蔣介石去陝西參加軍事會議不在重慶的時機，12月18日以外出演講爲由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昆明，然後飛往當時作爲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河內。
汪精衛離開時給蔣介石留下了長文的訣別信，表示他和蔣介石雖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爲了救國。汪精衛最後寫道："君爲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愛國氣氛下，走高唱抗戰的道路當然比較容易，而走與日本講和的道路就比較艱難。所以汪精衛對蔣介石說：你去領導容易的抗戰吧，我來承擔艱難的和平工作。
不少人以爲汪精衛投靠日本人是因爲貪生怕死，但實際情况正好相反。汪精衛本來已和蔣介石一起撤退到安全的大後方重慶。如果汪精衛和蔣介石一起高唱抗戰的話，絕不會有任何生命危險。相反汪精衛要逃出重慶和日本人合作，倒是要冒生命的危險。汪精衛逃到河內後，被蔣介石派來的特務打死了他的秘書。如果不是汪精衛的秘書主動要求和汪對調房間的話，汪精衛早就喪命河內了。所以汪精衛的"和平工作"，是冒著生命危險的賭博，絕非一般貪生怕死之徒敢爲的。
三、汪精衛政府的客觀作用
汪精衛在日本人支持下成立了維新政府，使中國在國際處于非常絕妙的位置。一半中國人參加英美法陣營，另一半中國人參加德意日陣營。如果英美法取勝，蔣介石代表中國作爲戰勝國，接受汪精衛政權；如果德意日取勝，汪精衛代表中國作爲戰勝國，接受蔣介石政權。中國是二戰中唯一的無論如何都不會戰敗的"雙保險"國家，這使中國避免了萬一戰敗而陷于割地賠款、甚至被分割亡國的絕境。大概也只有中國人才能想出這種絕頂聰明的生存之道，讓洋人們嘆服。
汪精衛的維新政府除了使中國成爲不會戰敗的"雙保險"國家外，還從側面拯救了蔣介石和共産黨。因爲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了和平條約，滿足了日本人所要求的停戰條件，才使日本沒有繼續向蔣介石發動進攻。如果沒有汪精衛代表中國和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日軍不可能找到一個有面子的停戰理由，必須繼續進攻直到消滅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日本在1939年後再沒有對退居重慶的蔣介石政府發動大規模進攻，就是因爲汪精衛已經代表中國與日本講和。
有人說1939年後日本沒有發動大規模對華軍事行動，是因爲日本的戰綫太長，兵力不足。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後來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時，幾百萬兵力全綫出擊，大舉進攻東南亞。而日本在1937年到1938年的侵華戰爭中，投入的最多兵力不過七、八十萬。只要日本再投入200萬軍隊，打下重慶延安根本不是什麽問題。正因爲汪精衛代表中國與日本建立了"和平友好"關係，日本才沒有繼續進攻重慶。蔣介石和共産黨能在8年抗戰中生存下來，靠的幷不是國共兩黨軍隊的頑强抵抗，而是靠汪精衛的"賣國"解圍。
另外汪精衛政府除了"雙保險救國"方面的意義外，在"救民"方面也有不少作爲。戰後國民政府號召敵占區老百姓"憶苦思甜"，揭發汪精衛政府爲虎作倀，迫害人民的罪行，但實在沒有找到什麽值得搬上桌面的東西。相反敵占區人民在汪精衛政權下的生活還過的去，基本生活物質供應穩定，市場物價平穩，沒有聽說老百姓吃不上飯，大量餓死人的事件發生。而蔣介石"還都"以後，倒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老百姓的生活比汪精衛時代還下降了一塊。後來共産黨在文革時搞"憶苦思甜"的訴苦大會，也很少聽說有人控訴日僞時代的生活最苦。
汪精衛統治下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老百姓的生活均得到保證，沒有出現發行糧票布票的限吃限穿，也沒有"知青"市民下放農村的拆散家庭，比共産黨政府的政績還要好一些。沒有汪精衛政府和日本人爭物資，保證敵占區人民的吃飯穿衣，敵占區人民怎麽可能捱過八年的漫長歲月？假如當時沒有汪精衛等人和日本人合作，日本兵把敵占區的物資全部搶光燒光，敵占區老百姓即使逃過日本兵的子彈，也逃不過餓死凍死的命運。汪精衛政府與日本人爭物資，至少拯救了上千萬中國老百姓的性命。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由與獨立的，從來沒有人主動要求當別人的奴隸，也沒有人會主動要求做他民族的傀儡和走狗。任何人成爲奴隸，成爲傀儡和走狗，都是出于迫不得已。如果認爲汪精衛是自願主動地、心甘情願地當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將是對普遍人性的錯誤理解。
客觀地講，汪精衛成爲漢奸是他把賭注壓錯了地方。如果二戰是德意日陣營勝利的話，汪精衛就會把蔣介石作爲美國走狗漢奸推上審判台，我們今天也要認真學習《汪主席文選》了。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客觀地評判歷史人物，一定要本著一個最基本原則："不以成敗論英雄"。
2000年5月2日寫于日本
法治何以可能（劉瑜）
法治何以可能
劉瑜
2009年12月19日
十年前中國一位政治學者提出一個概念"咨詢型法治"，核心思想大致是中國需要法治，但不需要民主。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國家威權主義者們的這個流行觀念與經濟放任主義者們不謀而合——雖然他們在經濟觀念上大相徑庭，但在政治上却殊途同歸，都信奉"要法治但不要民主"。
法治當然是誘人的，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在民主不够深入的情况下，法治是否可能？最近幾個拆遷案例似乎都對此打上了問號。一個例子是上海的"釘子戶"潘蓉，雖然有《物權法》高高在上，却仍難逃住房被强拆甚至丈夫被關押的不幸；一個是也來自上海的孔東輝，雖然有已經頒布一年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却在要求政府公開相關拆遷信息時處處碰壁，甚至在起訴失職部門時被告知"沒有原告資格"；更不用說另一個相關報道：河北農民王秀珍爲暴力拆遷之事上訪時，被鎮領導呵斥："有事別找我，跳樓去五樓"。在這些案例中，都不能說這些被拆遷戶在申訴時"無法可依"，但是"有法可依"幷不意味著"有法必依"，這又是爲什麽呢？
一個國家威權主義者和經濟放任主義者都經常忽略的事實是：權利的前提本質上是權力，在權力失衡的情况下，法治往往成爲泡影。這其實不難理解，一個手無寸鐵的人和一個拎著手槍的人談"權利"，那個持槍者爲什麽要理會那個手無寸鐵的人呢？如果那個手無寸鐵的人是個會下金蛋的母鶏，也許持槍者還可以考慮和他"交易"，如果對方既無寸鐵又無寸金，作爲理性人，實在看不出持槍者爲什麽要放下武器交出權利。英國——這個被視爲法治典範的國家——其法治傳統的形成幷非因爲國王的良心發現，或某知識分子上書要求"咨詢型法治"，而是因爲國王和議會的權力制衡，而這種制衡之所以可能，又是因爲議會裏的貴族們一不做、二不休，關鍵時刻拿起了武器。最近網上流行的一句話也許可以用來理解權利和權力的關係：社會跟政府講道理，政府就跟社會耍流氓；社會跟政府耍流氓，政府就跟社會講道理。
在現代社會，權力制衡的實現顯然不必要如此兵戎相見——選舉就是一個很好的權力平衡裝置：不能用槍把獨斷專行者打下來，至少有可能把他給選下來。當女性有了選票，女權才變得有意義；當農民有了投票權，他才可能對公然歧視性政策說不……對民主也許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它是，而且僅僅是，一種權力平衡裝置。這種平衡性也許不能保證法治，但至少使它變得更可能。當然，"平衡"指的不僅僅是用民衆權力來平衡政府權力，民衆權力本身也需要司法獨立、專家知識、市場自由等力量來平衡。但在目前民衆權力和政府權力對比懸殊的情况下，談論民主的危害顯然是餓著肚子在發愁吃得太飽怎麽辦。
固然，民主不能包治百病，甚至可能帶來諸多問題，比如傳說中的"多數暴政"。但是在現實的代議民主制中，民主很少作爲一種"光禿禿"的權力機制運行，它往往是浸潤在各種錯綜複雜的權力機制當中，比如階級（有些階層由于經濟實力具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比如組織（有些人群組織程度高），比如教育，比如"文化霸權"，比如三權分立……正是不同權力機制的相互作用，導致"多數"的人數優勢往往在代議民主中被沖淡甚至抵消。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現代民主僅僅是個人數游戲，就無法解釋僅占美國人口1.7%的猶太人爲何在美國如此有權有勢。
那麽新加坡呢？"要法治不要民主"派最喜愛的例子似乎就是新加坡。且不說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在本黨利益受到威脅時，向來不憚于無視法治，比如屢屢動用誹謗罪來打壓反對派，也不說新加坡現在已非嚴格意義上的專制國家，被很多人認爲是"混合政體"而不是"專制政體"，關鍵是新加坡這個獨特島國的經驗缺乏普遍性：它在獨立之前有100多年的英國殖民史（而在這個殖民史之前新加坡幾乎就是塊荒地），不但其文化被英國的法治傳統浸染，而且殖民者的强大導致了一個"弱國家弱社會"傳統，由此形成另一種意義上的權力制衡；它作爲一個小國不存在中央地方關係，因而自上而下的制度監督成本很低；它高得驚人的公務員工資被很多新加坡人批評爲"公開透明的腐敗"；與農業經濟形成的集權體制相比，它的貿易經濟導致了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結構……把新加坡經驗普遍化，無异于刻舟求劍。對于一個人口衆多、社會結構複雜、專制傳統深厚的國家來說，潘蓉孔東輝王秀珍們追求法治的機會，現在恐怕還是來自民主的深入。
俄羅斯的徘徊（劉瑜）
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p=458
俄羅斯的徘徊
劉瑜
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日那天，多國政要彙聚柏林。其中有一個可能最坐立不安，那就是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對于西方國家來說，柏林墻的倒塌意味著中東歐各國的回歸，對于俄羅斯來說，却是衆叛親離的開始。20年來中東歐各國紛紛投奔歐盟、北約，當年的蘇聯"老大哥"今天幾乎成了一個歐洲孤兒。
更令他不安的，恐怕還不是歐洲勢力範圍的重新劃分，而是價值觀念上的被孤立。在柏林接受采訪時，有記者問："今天歐洲首先是一個價值共同體，俄羅斯將來在歐洲扮演的角色，取决于貴國如何看待民主自由和人權，對此你怎麽看？"梅德韋杰夫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們的價值觀和你們是一樣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上，我們沒有根本分歧……"
梅德韋杰夫說到這裏，肯定有幾個人在墳墓裏打噴嚏。比如06年在自家門口被暗殺的記者安娜•波裏科夫斯克亞，今年1月被暗殺的人權律師馬科洛夫，7月剛被暗殺的記者埃斯特米洛娃。巧合的是，這幾個人都直接或間接爲一個叫Novaya Gazeta的媒體工作。同樣巧的是，這份報紙據說是俄羅斯境內僅剩的全國性獨立報紙。事實上，有國際記者組織將俄羅斯評爲對記者來說最危險的三個國家之一。在俄羅斯過去幾年被暗殺的17個記者中，只有一個破案，其它都不了了之。
這份"榮譽"可以說是普京時代的成果。葉利欽當政時，雖然俄羅斯的民主化也可圈可點，普京時代却是一個顯然的政治倒退時代。就媒體管制而言，克里姆林宮通過國有化或者懲治异見者的方式，馴服了所有全國性電視臺、除了Novaya Gazata之外的所有全國性報紙；就集會自由而言，騷擾、逮捕抗議示威者甚至乾脆拒絕他們的游行申請已司空見慣；就政黨而言，獨立傾向的政黨及其領袖大多要麽被騷擾，要麽無法登記參選；就NGO而言，很多國際NGO被驅逐，國內NGO則被騷擾；就中央地方關係而言，05年開始州長從選舉改成中央任命，確保地方首腦對克里姆林宮的忠誠；由于一邊倒的媒體、地方政府的忠誠甚至公然的選舉舞弊，造成普京的統一俄羅斯党在杜馬一黨獨大，行政和立法權無以制衡，司法部門往往也屈從于政府的指揮棒；甚至經濟上國家控制成分也越來越大……2008年，Freedom House將俄羅斯劃入了"不自由"國家。從俄羅斯政治的倒退情况來看，也許可以說，有形的柏林墻早已倒塌，而無形的柏林墻只是從柏林位移到了俄羅斯而已。
不還有經濟增長嗎？也許有人會說，葉利欽時代政治也許更開明，但經濟一團糟，相比之下普京時代雖然政治鐵腕，但經濟增長率年均6-7%左右，不恰好說明政治鐵腕是經濟增長的必要代價？這個邏輯顯然忽視了根深蒂固的計劃經濟轉型爲市場經濟帶來的階段性困難（事實上普京上臺之前的99、00年經濟已經開始復蘇），也忽視了一個經濟共同體瓦解之後帶來的經濟失序，更忽視了普京的最大運氣——他上臺以來油價的持續走高（從00年每桶20美元左右到08年100美元左右），而石油出口是俄羅斯的經濟命脉。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鐵腕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那就無法解釋蘇東那些更成功民主化的國家——比如捷克、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等——爲什麽在90年代末期以後也實現了經濟穩步增長，其中有些增長速度還快于俄羅斯。
美國記者Fareed Zakaria曾發明一個詞，叫"不自由的民主"，意指一種僞劣民主政體：這些國家也許有定期選舉，但是言論、結社、集會、出版自由却形同虛設。今天的俄羅斯，大約就是"不自由民主"的典型。問題是，在沒有政治自由時，真正的民主是否可能？民主是對民意的傾聽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發自主形成的，而是被灌輸甚至操控出來的，去代表它又有何意義？不錯，調查顯示現在普京在俄羅斯的支持率很高，但如果報紙、電視、街頭、網絡長期只允許對他的鮮花與掌聲，支持率高說明的只是壟斷的有效性而已。如果人們只有愛吃西紅柿的自由，那麽無論人們多愛吃西紅柿，似乎都不能證明西紅柿的美好性。
當然，"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柏林墻也不可能一日倒塌。09年Freedom House的報告顯示，在前蘇東地區的28個國家裏，只有13個可被稱爲自由國家，其它都是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也許對于歷史的演進，我們仍需保持耐心。人類花了28年等待有形柏林墻的倒塌，無形柏林墻的消除，也許要更漫長地等待。梅德韋杰夫在采訪中說他年輕時也聽Scorpions的"變化之風"，那首歌裏有一句是這樣的："變化之風吹拂在時間的臉上，就象暴風吹響自由的鐘聲"，不知道現在的他，是否還願意重聽。
俄羅斯的徘徊
劉瑜
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日那天，多國政要彙聚柏林。其中有一個可能最坐立不安，那就是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對于西方國家來說，柏林墻的倒塌意味著中東歐各國的回歸，對于俄羅斯來說，却是衆叛親離的開始。20年來中東歐各國紛紛投奔歐盟、北約，當年的蘇聯"老大哥"今天幾乎成了一個歐洲孤兒。
更令他不安的，恐怕還不是歐洲勢力範圍的重新劃分，而是價值觀念上的被孤立。在柏林接受采訪時，有記者問："今天歐洲首先是一個價值共同體，俄羅斯將來在歐洲扮演的角色，取决于貴國如何看待民主自由和人權，對此你怎麽看？"梅德韋杰夫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們的價值觀和你們是一樣的，在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上，我們沒有根本分歧……"
梅德韋杰夫說到這裏，肯定有幾個人在墳墓裏打噴嚏。比如06年在自家門口被暗殺的記者安娜•波裏科夫斯克亞，今年1月被暗殺的人權律師馬科洛夫，7月剛被暗殺的記者埃斯特米洛娃。巧合的是，這幾個人都直接或間接爲一個叫Novaya Gazeta的媒體工作。同樣巧的是，這份報紙據說是俄羅斯境內僅剩的全國性獨立報紙。事實上，有國際記者組織將俄羅斯評爲對記者來說最危險的三個國家之一。在俄羅斯過去幾年被暗殺的17個記者中，只有一個破案，其它都不了了之。
這份"榮譽"可以說是普京時代的成果。葉利欽當政時，雖然俄羅斯的民主化也可圈可點，普京時代却是一個顯然的政治倒退時代。就媒體管制而言，克里姆林宮通過國有化或者懲治异見者的方式，馴服了所有全國性電視臺、除了Novaya Gazata之外的所有全國性報紙；就集會自由而言，騷擾、逮捕抗議示威者甚至乾脆拒絕他們的游行申請已司空見慣；就政黨而言，獨立傾向的政黨及其領袖大多要麽被騷擾，要麽無法登記參選；就NGO而言，很多國際NGO被驅逐，國內NGO則被騷擾；就中央地方關係而言，05年開始州長從選舉改成中央任命，確保地方首腦對克里姆林宮的忠誠；由于一邊倒的媒體、地方政府的忠誠甚至公然的選舉舞弊，造成普京的統一俄羅斯党在杜馬一黨獨大，行政和立法權無以制衡，司法部門往往也屈從于政府的指揮棒；甚至經濟上國家控制成分也越來越大……2008年，Freedom House將俄羅斯劃入了"不自由"國家。從俄羅斯政治的倒退情况來看，也許可以說，有形的柏林墻早已倒塌，而無形的柏林墻只是從柏林位移到了俄羅斯而已。
不還有經濟增長嗎？也許有人會說，葉利欽時代政治也許更開明，但經濟一團糟，相比之下普京時代雖然政治鐵腕，但經濟增長率年均6-7%左右，不恰好說明政治鐵腕是經濟增長的必要代價？這個邏輯顯然忽視了根深蒂固的計劃經濟轉型爲市場經濟帶來的階段性困難（事實上普京上臺之前的99、00年經濟已經開始復蘇），也忽視了一個經濟共同體瓦解之後帶來的經濟失序，更忽視了普京的最大運氣——他上臺以來油價的持續走高（從00年每桶20美元左右到08年100美元左右），而石油出口是俄羅斯的經濟命脉。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鐵腕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那就無法解釋蘇東那些更成功民主化的國家——比如捷克、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等——爲什麽在90年代末期以後也實現了經濟穩步增長，其中有些增長速度還快于俄羅斯。
美國記者Fareed Zakaria曾發明一個詞，叫"不自由的民主"，意指一種僞劣民主政體：這些國家也許有定期選舉，但是言論、結社、集會、出版自由却形同虛設。今天的俄羅斯，大約就是"不自由民主"的典型。問題是，在沒有政治自由時，真正的民主是否可能？民主是對民意的傾聽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發自主形成的，而是被灌輸甚至操控出來的，去代表它又有何意義？不錯，調查顯示現在普京在俄羅斯的支持率很高，但如果報紙、電視、街頭、網絡長期只允許對他的鮮花與掌聲，支持率高說明的只是壟斷的有效性而已。如果人們只有愛吃西紅柿的自由，那麽無論人們多愛吃西紅柿，似乎都不能證明西紅柿的美好性。
當然，"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柏林墻也不可能一日倒塌。09年Freedom House的報告顯示，在前蘇東地區的28個國家裏，只有13個可被稱爲自由國家，其它都是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也許對于歷史的演進，我們仍需保持耐心。人類花了28年等待有形柏林墻的倒塌，無形柏林墻的消除，也許要更漫長地等待。梅德韋杰夫在采訪中說他年輕時也聽Scorpions的"變化之風"，那首歌裏有一句是這樣的："變化之風吹拂在時間的臉上，就象暴風吹響自由的鐘聲"，不知道現在的他，是否還願意重聽。
怎樣讓中國人高興（梁文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782760100fvz7.html
怎樣讓中國人高興
梁文道
我常常看見一些企業老總在訪談裏誇誇其談，聲稱要做出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模式"、"中國式的企業文化 "、"中國人的商品"云云。然而這種帶有"中國"二字的句式還可以無限創造下去，應用在一切商品之上，例如，"中國人喝的牛奶"、"中國人穿的服裝"、" 中國人開的汽車"……文化藝術也不能免俗，於是有"中國式的搖滾"、"中國風的電影"……當然，學術也必須有"中國"模式，比方說"中國式的心理學"。然而，站在琳琅滿目的"中國"面前，我卻越看越模糊，越發搞不懂"中國"到底是什麼了。為什麼我們這麼愛國，把"中國"變成一種能夠形容所有東西的形容詞？這個形容詞又能夠達到什麼效果呢？
當然，這裏頭還是有點道理的。例如學術研究，尤其社會科學，特別要注意理論和模式的適用性問題。依據新教國家經驗發展出來的社會理論，不一定能夠拿來套在當下中國的現實之上。所以學者雖然盡可以參考國外各種研究成果，但切忌生搬硬套，他們必須仔細探討本土的歷史條件、社會脈絡以及傳統中的諸種元素，然後考察異地理論和假說的局限及解釋力，進而推導出更合理更有效的論述。
不過，從"外地理論不具普通效用"這個事實，不必然能夠推出"中國就該有自己一套"這個結論甚至訓令。因為在邏輯上講，這是兩個層次的東西。前者談的是事實狀態，後者卻是推導行動的應然問題。我們可以在充分的實證調查和經驗體會之後，發現在中國辦企業就是和美國不一樣，真得有一套別于北美商管理論的模式。但是我們怎麼能夠不問情由地單從"我們在中國營商"這一點就得出"我們要辦中國式企業"的結論呢？再簡單點說，"我們是中國人"這個事實不一定能夠達致"所以我們就要吃中國米"的原則。除非你能具體說明中國人對果汁的口味不同一般，否則你很難說服我"是中國人的，就得喝中國果汁"。
由於是中國，所以就應該很中國。這種常見的推理與其說是建立在對事實的尊重，倒不如說是為了一種心願的實現。那種心願，或者可以"天命"形容：中國有它必須完成的使命。故此我們更常見到的情況是，很多人是在提出"要走中國的道路"這種要求之後，才回頭趕去尋找那條道路到底是什麼道路。往往要到了這個地步，我們才突然發現內容龐繁複雜的"中國"竟然成了一堆非常簡化非常壓縮的概念。你可以任意在裏頭挑出《三字經》，說這就是中國企業模式的指導，也可以在裏頭找出胡雪岩，說他是中國商人的典範。幾乎不需要具體的理由，更不必顧及時空的變幻，與當初為了科學原因而拒斥(同樣過度簡化的)"西方那一套"的態度相去甚遠。
請不要誤會，我非常尊重許多力圖尋找"中國營商模式"的商人，他們也許是有心人；我非常喜愛那些探索"中國式搖滾"的藝術家，他們正在做一場很有趣的實驗；我更加認同"法學中國化"等多種學術主張，因為那是實在的真理追求。我只是不以為"中國風"等是一種先于事實的道德訓令，一種每一個中國人都該全力擁護(或者購買)的品牌。而"中國"，在很多情況下，確實是個品牌，說的人高興，買的人爽快。
怎樣讓中國人高興
梁文道
我常常看見一些企業老總在訪談裏誇誇其談，聲稱要做出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模式"、"中國式的企業文化 "、"中國人的商品"云云。然而這種帶有"中國"二字的句式還可以無限創造下去，應用在一切商品之上，例如，"中國人喝的牛奶"、"中國人穿的服裝"、" 中國人開的汽車"……文化藝術也不能免俗，於是有"中國式的搖滾"、"中國風的電影"……當然，學術也必須有"中國"模式，比方說"中國式的心理學"。然而，站在琳琅滿目的"中國"面前，我卻越看越模糊，越發搞不懂"中國"到底是什麼了。為什麼我們這麼愛國，把"中國"變成一種能夠形容所有東西的形容詞？這個形容詞又能夠達到什麼效果呢？
當然，這裏頭還是有點道理的。例如學術研究，尤其社會科學，特別要注意理論和模式的適用性問題。依據新教國家經驗發展出來的社會理論，不一定能夠拿來套在當下中國的現實之上。所以學者雖然盡可以參考國外各種研究成果，但切忌生搬硬套，他們必須仔細探討本土的歷史條件、社會脈絡以及傳統中的諸種元素，然後考察異地理論和假說的局限及解釋力，進而推導出更合理更有效的論述。
不過，從"外地理論不具普通效用"這個事實，不必然能夠推出"中國就該有自己一套"這個結論甚至訓令。因為在邏輯上講，這是兩個層次的東西。前者談的是事實狀態，後者卻是推導行動的應然問題。我們可以在充分的實證調查和經驗體會之後，發現在中國辦企業就是和美國不一樣，真得有一套別于北美商管理論的模式。但是我們怎麼能夠不問情由地單從"我們在中國營商"這一點就得出"我們要辦中國式企業"的結論呢？再簡單點說，"我們是中國人"這個事實不一定能夠達致"所以我們就要吃中國米"的原則。除非你能具體說明中國人對果汁的口味不同一般，否則你很難說服我"是中國人的，就得喝中國果汁"。
由於是中國，所以就應該很中國。這種常見的推理與其說是建立在對事實的尊重，倒不如說是為了一種心願的實現。那種心願，或者可以"天命"形容：中國有它必須完成的使命。故此我們更常見到的情況是，很多人是在提出"要走中國的道路"這種要求之後，才回頭趕去尋找那條道路到底是什麼道路。往往要到了這個地步，我們才突然發現內容龐繁複雜的"中國"竟然成了一堆非常簡化非常壓縮的概念。你可以任意在裏頭挑出《三字經》，說這就是中國企業模式的指導，也可以在裏頭找出胡雪岩，說他是中國商人的典範。幾乎不需要具體的理由，更不必顧及時空的變幻，與當初為了科學原因而拒斥(同樣過度簡化的)"西方那一套"的態度相去甚遠。
請不要誤會，我非常尊重許多力圖尋找"中國營商模式"的商人，他們也許是有心人；我非常喜愛那些探索"中國式搖滾"的藝術家，他們正在做一場很有趣的實驗；我更加認同"法學中國化"等多種學術主張，因為那是實在的真理追求。我只是不以為"中國風"等是一種先于事實的道德訓令，一種每一個中國人都該全力擁護(或者購買)的品牌。而"中國"，在很多情況下，確實是個品牌，說的人高興，買的人爽快。
地主之殤（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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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之殤
——土改與毀家紀事
野夫 2006-2-8
一
無論出于何種原因——耻辱、羞愧、畏懼或者種種不堪，我都難以理解，父親何以如此持久地回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歲月裏，也始終保持著拒絕回憶的習慣而不像大多數老人那樣愛嘮叨過去的痕迹。他像一個純粹憑直覺而熟稔行路的盲人，總能巧妙地避開坑窪一樣躲閃著那段凹陷的歲月。以致于讓人誤會他幾乎像隕石一樣來到這個星球，他的身後是一片巨大的虛空；他來時的路飄渺無迹，只是僅供凝思而永遠難以洞徹的沉沉星雲。
這似乎意味著我的血液之河只上溯到父輩就枯涸了，我像一條沒有源頭的細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洇幹。但這是不合邏輯的，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樣如同傳說一樣難以親近，我相信父親和我都永遠根據在那個龐大家族的廢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隱秘夢影裏，在浩渺難問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們兩代人在苦難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我真正得以窺見父親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後。那是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趕回恩施奔喪。父親在一面血紅的黨旗下似乎安詳了，帶著他隱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著最後的火焰——他幾乎已决意要將一切胸中塊壘都化爲灰燼----他唯一的遺囑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讓流水帶他回到老家。
老家？老家？我們從未去過的地方，我們還有老家麽？但從老家趕來了許多衣衫藍縷的親戚，他們叫我叔叔舅舅爺爺舅公，與我同輩的則都是老人了----這突然冒出的大批遠親幾乎讓我瞠目結舌。我一直以爲父親是沒有親戚也沒有故鄉的，他官居正七品却從未還鄉也從不提起，這使我們姐弟皆諱莫如深。這些從深山遠來的陌生族戚與我同哭，他們在真切的哀痛泣訴中開始向我揭露出我們家族那慘絕塵世的往事……
二
巴東這一地名也許是鄂西最古老的標注。《水經注》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泪沾裳。由此看來，那就是中國最悠久的傷心之地。我的故鄉就在那裏，在三峽的背後，在大巴山的腹地——那是一個至今還偏遠窮荒的地方。
顧名思義，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個在遙遠年代就已失去國名的僻野。在清代，它歸屬容美土司管轄，在所謂共和國，它準確的地名叫湖北省巴東縣楊柳池區駟井公社石板小隊，現在則劃歸金果坪鄉----也就是中共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個書記殺害的地方。
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裏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兩裏之內仍無人烟。翻過老屋背後的山崖，就可以看見清江在500米下的絕壁間渙渙流淌如永不乾涸的泪腺。那個村子沒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種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們唯一的主糧。可以想像，50年前，那裏該怎樣的蠻荒。那時，村民去縣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們不知有漢，更無論魏晋。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老天不爲難就多打三五鬥，繳皇糧，然後自給自足，安身養命。他們不知道主義，不相信黨派，甚至也不關心改土歸流。他們已經遺忘了來自何處，不瞭解巴楚之別，只知道他們所處的國家永遠是亂世，他們只想勤扒苦做，做一個太平世界的良民。
今天一個縣的公務員大抵上萬，軍警憲特齊備，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個縣官加幾個胥吏，又是如何來實施政務而確報平安的呢？——朝廷對于民間社會的控制，實際依賴的是士紳階層和家族長老的自覺維持。傳統的禮法家訓和鄉規民約在代代鄉紳的傳承下，形成中國人的底綫倫理和生活秩序。無論政統和血統在遙遠的帝都如何改變，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舊堅守著自己的道統。他們默默耕耘，派丁納糧，安貧樂道，息訟少爭。不到民不聊生之時，一般是不會揭竿而起的。
士紳階層是如何誕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襲嫡傳，也算不上基層民主直選，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爲當地社會所默認的一個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誠信、發家致富、知書識禮的人所組成。這一群體沒有國家俸祿和職稱，只是憑藉個人素質而形成的潜在勢力，掌握著鄉村的"話份"（話語權）。他們不妨一領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撫平息著鄉村的裂紋和創傷。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動蕩，皇朝是如何興衰更替，是他們在小心翼翼地呵護著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在很多意義上說，都是他們在代行政府職責，在充當太平盛世的守護神。
歷朝歷代的入登大寶者，多很在意對士紳階層的培育和保護；即使滿人入關，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縉紳門第。因爲統治者知道，這個廣袤的國家和衆多的草民，不能僅憑槍杆子去管理；在他們鞭長莫及的艽野，需要無數德高望重的人去維護禮法。對他們的迫害，就是對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統的丟弃。而一個喪失道統的民族，就會像一個沒有靈魂的行尸，甚或墮落而爲衆多的殺人機器。
中國古代的流民遷徙是歷史永久的懸案----在今天看來都很蠻荒的地方，幾百年前我們的祖先又是如何發現幷開拓的，這實在不可思議。石板村位于巴東、鶴峰和建始三縣交界的高山峽穀之上，海拔1000米左右，從地名也可想見其土壤之貧瘠。在那裏的山頂可以俯視清江，但百丈絕壁使得他們長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的首次還鄉時，發現我堂兄依舊靠屋後石坑中積攢的雨水在生活。
我一直相信我們是巴人始祖五姓之一鄭國公的苗裔，史稱"板盾蠻"的那部分愛唱竹枝詞楊柳枝的人，有可能是我們的先祖。白雲蒼狗數百年，我已無法穿越那些塵封的歲月了。所以曾高祖一輩究竟是如何要避居于此窮山惡水人迹罕至之地，我已無從想像。
祖父鄭公諱振略，大約誕于光緒初年，派稱麽房。至少在民國之初，祖父這一支還很貧寒，而他的堂侄----其長兄之子鄭永階，則已崛起而爲野三關楊柳池一帶十三鄉的聯保之長了。永階堂伯大約在當時當地是曾經風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圍子和民團武裝，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還有其碉堡的殘迹，而關于賀龍攻打鄭家寨的故事，仍依舊在民間流傳。事實上，永階伯一支正是在被賀部打破砍殺之後從此式微的。
祖父卜居于村外8裏的山上，單家獨戶像一個隱士。他育有四子兩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他農民多一點主意，知道刀耕火種的難以養家活口，便選擇了販鹽來貼補家用。山村相去巴東縣城大約三百多裏，一路的高崖深谷沒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馱。傳說中如果不碰見紅軍和剪紼的，他可以三天走過來回。可想而知，對一個山民來說，要想增加點家業，需要付出多少艱難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沒有勤勞和節儉，祖父肯定是難以致富的。他終于在中年之後薄有田宅----用歲歲年年的奔波慢慢買下了60餘畝山地，修了一棟木屋，占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這樣半農半商的人，在鄉下就算是跑碼頭見過點世面的，自然比別人多一些謀生之道。地裏只産玉米，吃不完的就拿來烤酒----他在家裏開起了作坊 ----祖父的包穀醇釀開始裝點著山民的偷生之樂。
一個鄉紳的誕生幷非僅憑財富的積累，他需要對鄉村建設有所捐奉，比如修橋補路，憫老恤幼；他還要參與鄉村社會的公共生活。只有這樣，他才開始體面而尊榮，才會讓周邊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將他推上了族長的位置----這一純粹民間的虛銜，在宗法時代是穩定社會的磐石，因而也擁有一種形而上的象徵性權力。他不僅可以在族內排憂解紛，連外姓人家興訟起爭，也往往來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惡，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閭裏之爭無非家務，許多清官難斷的錙銖相較，由他劃斷獎罰，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禍根，這幾乎也是天下仗義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價。
自古以來，政府都鼓勵鄉村自治；只要完丁納糧，其他服務性事務則多讓渡給基層社會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財力權力皆難企及的領域，基本由鄉村賢長在掌控和維持。實在解决不了疑難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這樣官民之間减少了摩擦，社會各階層也多了張力，正是古人無爲而治的理想狀態。
在那個現在還不通客車的山寨，鄭氏祖宅如輝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溫暖裏。在那一年，20歲的父親在祖母的叮嚀中，步步回頭地永別了他的故鄉----對山外世界充滿幻想的他，其時肯定沒有想到這就是不歸之路，他已再無機會盡人子之孝。
那個早上，陽光滲透著初春的芳香。整個家族除開祖父之外，都簇擁著這個唯一能去州府的學生離開家門。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樹下，露水滴嗒自葉間滑落。父親一步跨過了鄉界，他的靈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祖父有意回避了爲兒子送別的傷感場面，他獨自登上後山；那裏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著鄭氏祖塋。這些從土地上隆起的墳墓，錯落有致如一個私家花園。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靜默地開放，三葉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無數羸弱的手牽連著這些飄散的靈魂，似乎在山風中具有了一種環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异的碑石神情莊嚴如同一張面孔，發灰泛白，苔痕班駁，書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經卷。一個家族的歷史，全部的苦難和榮耀，都盡在這些泥土下埋沒著，閱覽著歲歲芳草的無情慘綠。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輩輩一寸一分積攢下的這點土地，迷朦朝霧中，他像一個失算的弈者面對一盤亘古未解的殘局。烟嵐彌漫在他六十多歲的老眼裏，他看見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譜，記載著他日漸淡忘的艱險歲月。一些墓階上還存放著積年的清供----粗糙的包穀、敞氣的酒以及風乾的蘋果。他此刻怎麽也不會相信他竟會死無葬身之地，他的兒女已無能爲他燭酒拜祭。
七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個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繼嫁到了鄰縣的官店。每個家庭都仍然是農耕爲生，過著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個長工，是族房的一個孤兒，帶有收養性質，那孩子也只十幾歲。土地則分給了三個兒子，我父親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著----一個地主的全部家當就是這些了，但這，在當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麽兒外出的當年，終于油盡燈枯。她的早逝使她備享尊榮，那場喪禮辦得風光體面，成爲那些山中後人至今還能銘心的最後一抹殘紅之憶。古人說：壽則多辱。祖母幸好沒有熬到1951年，否則她將如何面對那在劫難逃的滅門之禍。
父親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學。次年，據說因爲打群架而被開除。就在他晃蕩在江邊卵石灘上無所適從時，林彪的四野開進了州城。那時的共產黨所到之處，馬上成立革命幹部大學，用延安和東北那套成熟的洗腦方法，趕緊爲地方培養管理幹部。走投無路的父親需要一份口糧，馬上成爲了首批學員。很快就學會了鬥地主分浮財和殺人玩槍的技術，于是便分往利川開始偉大的"清匪反霸"運動。那時的老家肯定不通郵路，他對革命也肯定還抱有許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許還僥幸地認爲他的家庭剛剛脫貧，應該不在鎮壓之列。于是他充滿激情的投身到偉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戰鬥中雙槍橫行，殺人越貨屢建功勞。很快入黨，很快成爲最年輕的區委書記。關于父親，我將另文專述。
49年和50年，父親與祖父是否有過聯繫，是否彼此知道對方的消息，這是父親一生的秘密，我現在已經永遠無從得知了。父親用沉默維護著他的尊嚴，也一定用隱忍埋藏著他的耻辱。我相信我這一代人的父輩，多是少言寡語之人。他們用一生的壓抑來努力遺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潰。
八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是中國人最早對土地所有權的認識。在沒有王的時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開拓到哪里，你就擁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産生，從來就非民選，誰將暴力發揮到極致，誰就是王，誰就擁有天下的土地。
在封建社會，君主雖然認爲天下即朕，但在實際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認私田的。也就是說，除開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隊開發的屯田，分封賞賜的職分田，其它自耕田、永業田和莊園均屬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畝納稅即可，民間的私相買賣和授受皆不幹預，政府只作登記收稅。明朝鼓勵人民開荒造田，給地15 畝，免征三年，有餘力者不限頃畝。洪武二十七年詔曰：額外懇荒，永不起科。這意味著你自己篳路藍縷開拓出來的田地，政府連稅賦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則只有百分之四點五。
民國時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規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國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規定----國家依法徵收之地屬全體國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須收買；礦藏道路江河湖泊風景古迹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的土地仍屬私有。
個體的人依托于一個國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須向國家納稅，這種繳皇糧的觀念對中國人來說早已無須多說。無論是一條鞭法還是攤丁入畝法，都有優劣長短。而人的天分壽夭能力强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樣的種子却幷不能保證獲得同樣的收成。天灾人禍皆能逐漸拉大人與人之間的貧富距離，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賣田，自然便有人收購。一切皆由市場經濟在操縱，往宿命上說，人生的禍福還自有許多看不見的因緣。就這樣，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雇農。
九
土地問題是一個農耕民族致命的焦點。歷代的皇權更替也多與此相關----均貧富，耕者有其田，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號，但從來沒看見哪個起義的領袖真正與民同苦。皇朝換了血統,，法統却依然襲舊，受苦的還是底層百姓。
這個黨鬧紅軍時代，本質上還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搶地主無可厚非。到了陝北，有了自己的占領區，才有了相關的政策—— 既要搞統一戰綫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鬥地主；又要吸引窮人支持，就不能不給老百姓甜頭。于是，當時出臺的方法是强迫地主减租减息，再由農民向黨納糧。軍隊自己也去開荒經商包含種大烟來換取費用。那時，毛是承認所謂開明紳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抗戰一勝利，共軍迅速坐大，兩黨要搶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糧餉，光靠减租减息是不敷日用的，于是緊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實施辦法。具體來說就是每到一處，先劃分階級成分，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消滅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産牲畜農具和糧食全部瓜分了，還給農民新的土地證。這樣一來的巨大好處是，黨有了糧餉，兵源。老百姓怕政府軍來又奪走所謂的勝利果實，便只好和黨綁在一起跟當時的政府作對。這一招實在是高，所謂的中央軍要維護社會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亂來，于是所到之處只有挨打了。
按說地主的田産分就分唄，大變革時代，個人承擔一定的損失也無話可說。大家都是國民，總應給條活路，不應拿了別人的東西，還要羞辱幷奪人性命。當時老蘇區很多幹部也都這麽想，在抗戰時,，許多地主都和八路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許多共党高幹都是地主子女。但不這麽做，貧雇農就有顧慮,，畢竟拿人錢財內心不安。毛發現這個問題後，作了嚴重批評，幷允許基層過火，說以後再糾偏都行。于是大規模的土改開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幹部靠邊，無業游民發動起來，人性中的惡全部調動出來，各種人間慘劇紛紛登場，（後文再舉例）以上內容讀者可參看毛選第四卷及近年黨史研究，可知筆者不誣。
十
改朝換代是中國士民皆愛關注的話題，因爲絕大多數情况下，它意味著戰爭和屠殺，是看客的談資和民間話本的底料。在歷史的宏大叙事中，殺人就像是一串逗樂的插科打諢；用迅翁的話說，屠伯的殘忍很容易化爲大家輕鬆的一笑。老百姓津津樂道的是殲敵八百萬或手起鋼刀下的喀嚓一聲，有誰肯去分享那些具體梟首者的疼痛。
遠古的禪讓是中國書生的政治神話，後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樣先穿黃袍再客氣地勸退前朝老闆的故事，史書上也難得多講。槍杆子裏出政權——這真是愛讀《資治通鑒》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歷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後仍要誅殺前朝的普通吏員者，實不多見。滿人入主北京後，還知道徵召起用晚明的遺老，對那些拒不奉詔的不合作主義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滅而不趕盡殺絕。一個國家的血腥氣太重，終非好事——這當是所謂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還是驅除韃虜的民族主義口號；但民國真正取代清室時，采用的却是善待優撫之法，而非如蘇俄十月革命後對沙皇一家婦孺俱屠。這才叫共和精神，沒有這種寬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國的南北戰爭，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統一國家的大旗。兩軍相對，血流漂杵，一旦南軍言敗，不僅不誅降將，不罪附逆，連資助叛軍的奴隸主也不予追究責罰。這種民族精神和氣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十一
恩施的易幟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時國軍潰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軍一路向南沿途丟幾個幹部就可以輕鬆解决鄉村的"解放"問題。1950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種無政府主義狀態。雖然敏感的人察覺到山雨欲來，但普通平民依舊盼望著亂世的結束。多數人總不免認爲，反正從前的政府幷非善物，也許新政會帶來好運罷。
祖父在此新舊交替的一年裏，或者有過一絲忐忑；當保長的大伯則肯定惴惴不安 ，他已不知向誰可以辭職，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畝。他們本身幷無罪惡感，因爲向未爲惡。甚至還幻想自家還有子弟正在服務新政，應該不會賈禍吧。
1951年恩施各縣終于開始全面土改，臨時組織的許多工作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這樣的窮鄉僻野只派去了一個人，這位姓宋的幹部來自北方的老蘇區，熟稔一整套鬥地主的訣竅。那時全村不過幾十戶，貧富强弱幾乎可以一眼觀盡。首先找出最窮的幾個光棍漢，成立農民代表會。曉之以理，許之以利，這樣方可使這些人不怕得罪鄉親。然後組織村民開會，評選各家成分。這地兒實在太窮了，幾乎都是自耕農，連雇農都沒有，只好把我祖父收養的那個族房孤兒劃爲雇農——這樣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這會兒就是僞保長了——算國民黨殘渣餘孽。
祖父也算是見過一點世面的人，他已經活過了一個花甲又幾。雖然身歷數朝，看慣朝花夕逝和人世的榮辱壽夭，但他多少還是相信無論怎樣虎去狼來，一般不會傷及他這樣一個與世無爭的老農。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孫。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滅地主——這就不僅是財産和階級了，當然還包含生命。因爲這麽大一批被奪走財産的士紳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隱患。
十二
從歷史來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漁獵爲主的民族；長期被平原來的楚軍攻擊，才留下"過趕年"的奇怪民俗。因爲生活在蠻荒之地，與獸同處，家家戶戶都備有幾件火器。這種習俗被許多人誤解爲這兒的人尚武鬥狠，其實不過是在危險世界中的自衛。
土改工作組對民間的火銃還是心存畏懼的，這種古老的散彈槍雖難致命，但毀容是足够的。對少數民族的脾氣尚不摸底，因此先繳槍是必須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選對象，僅有的火槍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幹部依舊沒有安全感。他已經聽說過賀龍攻打鄭永階的故事，他堅信永階伯的槍支還私藏了許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養的那個孤兒逼供，一個十幾歲的鄉下孩子，很快屈招說見過家裏有幾十支快槍。于是，祖父被綁到了農會所在的一家吊打。對于這完全虛構的武器，祖父實在無從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斷升級。
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還籠罩在陰冷裏，用詩人的話說----嚴寒封鎖著中國。幾十戶人家的石板村，連續幾天傾聽著一個六十多歲老人的慘叫，打破了與世隔絕的古老山村的寧靜。但凡瞭解一點中國酷刑歷史的人都可以去想像，其中蘊涵著怎樣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設在鄭姓的一個族裔家裏，這一天夜裏，打累了的幹部民兵歇去了，將祖父捆綁在床上。他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他在深夜無力地哀求那個族裔給他一點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來給他炒了一碗包穀面，端來一瓢冷水，然後鬆綁讓他進食，幷說等天快亮時再來幫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經等不到天亮了——那樣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長夜。他只需要一點糧食來給他自殺的力量，他最後的飽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後用捆綁他的麻繩拋上屋梁，挽一個結像打條領帶，將自己蒼老的頭顱套了進去。等到他的踢蹬聲驚來房東時，他已經從他的故鄉含冤遠去了。
自殺這一古老的維護尊嚴的死法，在"新中國"向來被視爲一種更大的罪過，喚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體被拖到他捐建的義學的場壩裏示衆，而且還脫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這種羞辱死亡和尸體的作法，是在恐嚇每一個族親和鄉人。祖父的暴尸儀式維持了幾天，宋幹部自己也覺得無聊時，决定命令永階伯的兒媳，將我祖父扔到村邊的天坑中去。
十三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種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個深坑，仿佛被隕石砸出的一口莫測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時，對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著開始。灾難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樣，似乎永難填滿。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構成----僞保長。二伯則基本就是個普通平民，他的罪惡僅僅是從他的父親手上，分得有二十畝山地。而這些地，還有不少是他們自己開荒開出來的生地。新政權的基本國策是要消滅有産階級，諭旨是允許過火行爲，而當時的權力已經下放到執行者之手，也就是說，一個工作組長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時，還沒有國法，當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兩個伯父同時被抓。他們還年輕，他們沒聽說過這種世道，因此還想講理，對理的最有效回答當然只能是暴力。他們被押解到巴東縣城，然後，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進了長江，尸骨無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農場，29年後終于釋放回家時，他已經老得記不清他究竟是什麽罪名了。
故事還沒有結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這一連茬打擊後，她們失去了繼續生活的勇氣。在沒有了男人的農家裏，她們深知接踵而來的將是怎樣的侮辱和加害。那時她們各有四個兒女，最大的也才15歲，絕望已經使得她們無力面對這一群弱雛。妯娌倆就在兩個伯父押走的那個深夜，選擇了最悲愴的死，她們用同一根繩索，在同一個房梁上，投繯自盡----也許她們還想用這樣的慘烈，來讓那些迫害者發現天良，以求放過她們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兒那時15 歲，帶著七個弟妹。一夜之間，家裏失去了所有的長輩，我已無法想像她們是如何度過那段艱難歲月的。當我今年回去找到她問詢時，她只是哭泣，無邊無際的哭啊，老泪縱橫……對我家所謂武器的追查仍然沒有結束。他們又把我這稍微年長的堂姐抓去，讓她帶著民兵去建始縣官店我們的小姑媽家繼續查抄。
今年80多歲的小姑媽是如今唯一活著的我們的長輩了。我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訴我，幸好那時她嫁的是一個農民。當她見到衣衫襤褸的侄女被幾個持槍的男人帶到她家時，她才從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慘禍。她憤怒地斥責那些人，幷找來她們村的工作組證明她家沒有藏槍，她說誰揭發我家有槍，那就是他把那些槍私藏了。她沒有能力救這些侄兒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讓孩子背了一袋包穀回去。
在以後的苦難歲月中，我的這八位堂兄堂姐，餓死了兩個，存活了六個。其中四個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養媳一樣賴以活命。兩個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歷次的運動中繼續承擔無盡的懲罰和歧視。沒有人敢嫁給他們，小姑媽只好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我大堂兄，由于老表開親，他們沒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後，娶了一個節育後的寡婦，無後。
十四
偉大的土改運動終于在腥風血雨中結束了，據史學家考證，大約有三百多萬所謂的地主爲此喪命。他們中多數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樣勤扒苦做的世代農民，當新政需要動員全社會來奪取權利時，必須要借他們的頭顱來祭旗。毛何嘗不知他那地主父親的甘苦，他豈會真的相信那些可憐的民間財富來自剝削。一切只是緣于政爭之謀，所以他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貧雇農尤其是無業游民在拿到土地證和別人家的浮財時，他們幾乎相信他們從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賭局被一雙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勞而獲的快樂對誰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們一起載歌載舞地走進了新社會。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擔心農民的騎墻搖擺時，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錦囊妙計打包上市了。在跑步進入共産主義的狂飈進軍中，三千多萬農民被活活餓死在路上。迄今爲止，我們還在爲三農問題疾呼，還在爲爭取農民的基本國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後遺症還遠遠不止這些。從這時開始的劃分階級成分幷由此提升的階級鬥爭學說，是20世紀下半頁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虛構。在一個號召平等自由的社會裏，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當局故意蠱惑的仇恨和陣綫，迫使所有的人與鄰爲壑，互相撕咬。傳統的仁義禮信等美德蕩然無存，底綫倫理從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惡醜，以窮爲美，整個社會充滿了打家劫舍的氣氛。
維護了幾千年禮法秩序的士紳階層被徹底妖魔化，各種生編硬造的髒水籠罩在他們頭上。即使僥幸逃脫一死的，也和他們的子女一起，要在幾十年的光陰中承受各種歧視。這種對民間社會的徹底摧毀，最終使我們今天要承擔惡果。許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種惡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個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內傷。
十五
在橫禍突降之時，我年輕氣盛的父親在哪里呢？他有無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這是我在若干年裏的疑問。畢竟中國文化傳統是講究孝悌和恩仇的，親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選擇趨向的——他怎麽可以面對滅門慘禍而若無其事呢？
同一時間，利川縣文鬥沙溪長順三鄉的土改終于激起民變——史稱"文沙長暴動"。主要發起人名叫費文學，他是沙溪的一個小地主之子。當時他在武漢上大學，他聽說他的父親也被無辜鎮壓後，從省城趕回了同樣偏僻的老家。這個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選擇了復仇之路。他聯絡另外兩鄉的地主家族及許多農民，突然舉事，將文鬥區土改工作組的十幾個人一起處死，只有一個躲進紅苕窖僥幸逃脫。
以暴易暴當然只會換來更大的暴力。我的父親就是這時被任命爲文鬥區委書記的，他帶領的正規軍奉命前來執行剿匪，實際則是一場更大的屠殺。按我父親一位至今健在的戰友的說法——只有缺丁的，沒有缺戶的——也就是說幾乎每家的青壯年都受到刑訊，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無端牽連出無數所謂的通匪者被一一處死。
費文學則帶著親信逃進了原始森林，我父親的小分隊與之進行了漫長的周旋。兩個地主的兒子在深山中展開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數次險遭敵手。（這是另一篇故事）最後我父親經縣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後，費文學帶著他的部伍終于繳械。按協議規定----既往不咎，以開明鄉紳對待。我父親似乎堅信黨的政策，與之時相過從，化敵爲友宛若兄弟。幾個月後，縣裏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費氏進城。父親無顔面對，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爲組織是不需要這些的。費文學很快就被秘密處决了，他那些忠義相隨的兄弟也接著在以後的肅反等運動中在劫難逃。一個人的反抗就這樣平息了，血流進土地，化爲污泥，連故事也將在歲月的罡風中荒蕪。
身經這些殘酷，就算父親當時知道了五百裏外的家鄉正在發生的悲劇，他又敢如何作爲呢？什麽叫組織，在組織中是沒有個體生命的呻吟的。從人性的立場出發，我們不能要求個體生命對强權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親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選擇，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薦的另一篇文章之後。下文再述。
十六
網上有篇文章是談牛蔭冠這個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興縣人，清華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員，姚依林的學長。他在12.9後被黨派回山西擔任犧盟會常委，幷任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親叫牛友蘭，是當地著名工商地主，開明紳士。毛選中把他和李鼎銘、劉少白幷列。他不僅支持他的許多後人參加中共，自己還捐助給八路軍一個團的裝備。他創辦了興縣農業銀行和軍工廠爲中共提供後援，他的家就是八路軍司令部的曾經所在。
他們父子在當地還做過太多善事，那裏一直是所謂的解放區。但到了1947年，毛蔣爭天下，毛意識到必須發動農民才能陷蔣于不利，于是在中共所占之處開始土改。那裏由李井泉（文革時四川省委書記）分管，李多次找牛蔭冠談話，要他與其父劃清界限。然後鬥牛大會開始，父親跪在台下，兒子在臺上。以鄉村二流子爲主所組建的農會，當場用鐵絲穿進其父的鼻子，幷命令他來牽牛游街。他沒有辦法，只好去牽。其父憤怒地搖擺，鼻骨被拉斷。農民不忍，群起圍攻工作組，幷爲其父解開脚鐐。一個爲中共和當地貢獻多多的鄉紳，中共邊區的參議會議員，回家後開始絕食，三天后氣絕身亡。
牛蔭冠即使如此隱忍，依舊被免職送進黨校學習。整個解放區的百姓都在傳說這個悲慘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認爲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後雖然官至副省長和正部級，雖然領導瀋陽飛機廠爲中共生産了第一代戰機，仍然爲許多同事所不齒和提防。因爲人們很難相信一個可以參與迫害父親的人，他不得不終身背負著這個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親一樣，永遠不談他的父親。沒有人能理解他內心的慘痛，更無法想像他別無選擇的選擇。直到姚依林在身後出版的《百夕談》裏，我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歷史記事本末》中，我們還知道了其年在興縣八區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殺863人，被驅逐凍餓而死的63人。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許多幷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農民。
在讀過這些文字後，我真正原諒了我的父親。一個民族的人倫天良，是如何在高壓下破壞殆盡的，我們現在終于可以理解爲什麽在日後的歷次運動中，有那麽多的家人內部的揭發和互相殘害。要恢復這些基本的人性底綫，我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啊。
十七
從社會學的角度說，人生之初，即無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時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點起步的。其後則每個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別站在不同之起點。所以社會達爾文主義默許一個準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但這是殘酷的，因這種起點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兩極分化，窮者恒窮，富者永遠占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如果沒有一個好政府來宏觀調控的話，這種社會發展到極致，就比然誕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將多數人推回同一個起點，再開始新的競賽。
中國是農民起義的滋生地，縱觀幾千年歷史，我們似乎永遠處在這樣一條地震帶上。所有的起義者最初都幾乎打著均貧富分田地的旗子以號召戰士，一旦奪取江山，享受勝宴的則永遠只是少數。革命領袖實質上奪取的只是皇冠龍袍，幷沒有推出新的先進制度來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動，這是偉大領袖最高明的定義。暴動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將對整個社會帶來劇烈的破壞，而中華文明也必將在這種怪圈中周而復始停滯不前。
但沒有革命，整個社會就意味著在永遠默許甚至縱容不公和暴政。雖然早在孟子時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輕的口號，但三千年之後，我們却依然沒有抵達真正的"民國"。于是，孫悟空宣稱的"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遠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議選。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畝制度》，仿佛要給人民平等的機會；但你真正瞭解天國的真相之後，你就知道對一個國家來說，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獸。
孫中山以民族革命爲號召，以武昌起義爲籌碼，終于實現南北議和，清帝退位。這場革命的本質不是農民暴動土地革命，因此進入民國後，民間社會沿襲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孫先生幷非不知道在滿人洗牌三百年後，民間又已形成怎樣的貧富懸殊。他雖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在西方文明浸淫過的他，畢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義出面搶奪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蔣的時代，政府曾經試圖用贖買的方式來均衡土地，終因財力不濟而無法實施。
很顯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確實是一個問題。當底層多數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貧困時，它就是一個十分危險的問題。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問題。
十八
共産主義原本不過是一種經濟學說，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種烏托邦政治的愚妄藍圖；經由列寧而演化成爲一種國家革命的極權政體，再由所謂的"第三國際"向其他窮國傳播，衍生出20世紀嚴重影響人類歷史的一場悲劇運動，以致億萬生命要爲之填溝轉壑，這真是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實，恩格斯在論述到土地問題時，他所主張的仍是由政府贖買再來分配給窮人。這正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經吸引許多悲憫的知識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歷史的妖霧和神話，我們今天來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們多數皆是正派的讀書人，是一群有正義感和追求的憤青。這也是當後來這種學術結社异化爲暴力幫會時，他們多數人選擇了退出的原因。當時的國民黨也是在野黨，爲了北伐，孫先生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于是兩黨合作，共黨則乘機在基層迅速繁衍。當國民黨定尊武漢時，南方幾省的農村在共黨的帶領下，開始了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地主士紳階層慘遭洗劫；那時，毛正是政府農工部的負責人。重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即可從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張裏，找到後來土改的起點和母本。
這場暴風驟雨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在當時就引起了全社會的震蕩和非議。畢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殺人，幷不符合三民主義的理想。社會要改良，貧富要均衡，這是政府必須通過組織手段來逐步實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幷不能真正抵達正義和公平，而且這種赤潮還會帶來大面積的社會動亂，即使今天的所謂人民民主專政，也不會允許這種行爲。于是，當蔣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亂。無數盲目而又充滿理想主義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壇。一夜之間，兩黨翻臉，史稱"馬日事變"。隨之毛周發動武裝起義，從占山爲王到偏安割據，從黨爭到政爭再到天下之爭，國家進入漫長的黑暗血腥期。我們現在稱呼這一段歷史，喚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戰爭。土地啊土地，必將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長出花朵和糧食。
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實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農沒有地主，個體農民僅占百分之五。所謂的布爾什維克是城市黨，向來對農民是有些歧視甚至敵意的。十月革命後，爲了征糧，蘇維埃政府必須花大量力氣和農民打仗。斯大林爲了徹底解决這個問題，從1921年開始强制推行農村集體化，結果不得不派出正規軍下鄉和武裝農民開戰。在無端殺戮了太多生命後，到1937年才勉强完成。其後果是農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個農業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當共黨在1946年提出土改時，一向肆意妄爲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萬要謹慎。
但毛必須要借助土改才能爭到天下，他當初在湖南的經驗已經足以讓他决定，只有全面顛覆社會秩序才可能戰勝政府軍。蔣軍敗到臺灣之後，終于明白此理——不解决農村問題，就永遠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國民黨在50年代，同樣在臺灣也開始土改——但他們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贖買政策——由政府出資給地主，讓地主到城市去發展工商業，把土地留給農民。至于兩方的結果，我已無須多說。
十九
地主富農的劫運，幷未因爲土改的完成而結束。甚至可以說，那只是漫長迫害的開始。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遠要被綁上耻辱柱，忍受無盡的摧殘。而到了文革時，這種歧視和迫害則達到匪夷所思的頂峰。
我常常覺得，我的童年在四歲就已結束。那個夏日午後，我突然看見小鎮街上，涌來大批背刀抗槍的男女，我的父親則戴著一頂紙糊高帽，滿面風塵地走在隊伍前頭。我覺得父親的扮相實在太過滑稽有趣，飛奔回家報告喜訊，却發現外婆和母親正在拭泪，我立馬意識到家裏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牽我去鄉小入學報名，一路叮囑我如何回答老師的提問，其中關鍵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時，我已經約略知道，這不是一個光榮的稱號。在以後的八年裏，每學期的報名，我和其他地富成分的孩子，都會選擇沒有同學的時候去——因爲我們害怕被人知曉而耻笑。
我們這代還是孩子時，大都見慣了生活中的許多恐怖。我一同學的母親，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雙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徹骨肉，幾個街坊老人被驅趕下河撈槍，因爲他們曾經是地主。我今天知道，這個國家那時還有許多比此更甚的邪惡。在湖南道縣北京大興，曾經短暫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處死的悲劇。這種人間的仇恨，是如何被培養到喪盡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爲了發動農民，御用文人虛構了黃世仁；五十年代又虛構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時，爲了在現實中找到接近真實的惡霸，四川又推出了劉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確實感染了許多人。各地也發掘出無數類似的"罪大惡極"的地主，于是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現在，我的朋友終于經過調查，寫出了《劉文彩真相》——原來一切皆是虛構和誇張。這本書的出版大約捅到了痛處，很快就被禁止發行。
我生長的邊城利川，也有個著名的地主叫李蓋武。他在兩省交界的深山裏，留下了一座幾近輝煌的莊園——大水井，現在有趣的成了國保文物單位。而他却在土改時，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經是怎樣的山中望族啊，現在當地却幾無遺孑。我曾在農民的家中，片段地讀到過李氏家訓——多麽道德善良的訓條啊——這些世代傳承維持了鄉村秩序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我們終于徹底地弄丟了，再也難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長的歲月裏，我的父親從來不給我們講述他的一切歷史。他作爲一個老黨員，一個基層幹部，因爲出身的緣故，始終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還要爲他的父親向這個社會償還債務。他不敢與老家聯繫，至死也不還鄉，小心翼翼地回護著他心中的傷口。
1978年，二伯釋放來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見一個酷似我父親的老人竟有些驚异。三十年後，他們兄弟相見，一點也無劫後重逢的驚喜---他們的心已裝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無言。兩個老人的談話依然回避著我們，我至今也無法知曉那臥室裏的密談曾經有過怎樣的酸辛，我父親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濕他的衣襟。
二伯獨自回到了他的故鄉，他幸存的兒女還在那深山的貧困綫下掙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沒有了蝸居，他只好寄身于一個岩洞，放羊維持著他的風燭殘年。然後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親臨去之前，曾說要等我出去後帶我回老家。父親走後，爲他送終的我的一個堂外侄告訴我----我父親希望我日後有出息時，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拋尸的那個天坑給填上，要我去爲祖父修墳立碑。我終于從父親的遺囑裏，窺見了他一生的悲苦內心。他對他父親的歉疚，他所在的組織是不會允許他去表達的，他只能遺恨終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幷找到了那個黑暗的深坑。我們姐弟終于完成父親的遺願，將那天坑蓋上，幷于其上勒石志墓。銘曰：
施南鄭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隱是鄉殊不可考。顯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興義學而衡民訟。亦鄉紳賢長也。己醜鼎革闔家蒙禍。振公義不負辱。于辛卯四月投繯。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懸。吾父游學得免。族鄰即藏尸于天穴。斯後合族亂離。經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猶蔭。宗祧複茂。族戚更興。遂于茲移山勒石。以紀祖恩幷償父願。禱雲：巴山拱衛。夷水環滋。貴氣代繼。永葆孝思。
地主之殤
——土改與毀家紀事
野夫 2006-2-8
一
無論出于何種原因——耻辱、羞愧、畏懼或者種種不堪，我都難以理解，父親何以如此持久地回避提及他的父母兄姊。即使在他暮年的平淡歲月裏，也始終保持著拒絕回憶的習慣而不像大多數老人那樣愛嘮叨過去的痕迹。他像一個純粹憑直覺而熟稔行路的盲人，總能巧妙地避開坑窪一樣躲閃著那段凹陷的歲月。以致于讓人誤會他幾乎像隕石一樣來到這個星球，他的身後是一片巨大的虛空；他來時的路飄渺無迹，只是僅供凝思而永遠難以洞徹的沉沉星雲。
這似乎意味著我的血液之河只上溯到父輩就枯涸了，我像一條沒有源頭的細流般在大地上慢慢洇幹。但這是不合邏輯的，不管祖父母的存在怎樣如同傳說一樣難以親近，我相信父親和我都永遠根據在那個龐大家族的廢墟上。它在若干年的隱秘夢影裏，在浩渺難問的冥冥之中，默默地提供了我們兩代人在苦難泥土上存活的力量。
我真正得以窺見父親的家史是在他不治而逝之後。那是1994年的冬天，我在警察的陪同下趕回恩施奔喪。父親在一面血紅的黨旗下似乎安詳了，帶著他隱忍一生的巨大秘密等待著最後的火焰——他幾乎已决意要將一切胸中塊壘都化爲灰燼----他唯一的遺囑是把骨灰撒向清江，讓流水帶他回到老家。
老家？老家？我們從未去過的地方，我們還有老家麽？但從老家趕來了許多衣衫藍縷的親戚，他們叫我叔叔舅舅爺爺舅公，與我同輩的則都是老人了----這突然冒出的大批遠親幾乎讓我瞠目結舌。我一直以爲父親是沒有親戚也沒有故鄉的，他官居正七品却從未還鄉也從不提起，這使我們姐弟皆諱莫如深。這些從深山遠來的陌生族戚與我同哭，他們在真切的哀痛泣訴中開始向我揭露出我們家族那慘絕塵世的往事……
二
巴東這一地名也許是鄂西最古老的標注。《水經注》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泪沾裳。由此看來，那就是中國最悠久的傷心之地。我的故鄉就在那裏，在三峽的背後，在大巴山的腹地——那是一個至今還偏遠窮荒的地方。
顧名思義，那是巴人的土地，是一個在遙遠年代就已失去國名的僻野。在清代，它歸屬容美土司管轄，在所謂共和國，它準確的地名叫湖北省巴東縣楊柳池區駟井公社石板小隊，現在則劃歸金果坪鄉----也就是中共第一烈士段德昌被另外一個書記殺害的地方。
我祖父的家就在石板村相去八裏左右的半山上，即使今天，兩裏之內仍無人烟。翻過老屋背後的山崖，就可以看見清江在500米下的絕壁間渙渙流淌如永不乾涸的泪腺。那個村子沒有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種植玉米和土豆，那是山胞們唯一的主糧。可以想像，50年前，那裏該怎樣的蠻荒。那時，村民去縣城和州府都要走三天路。他們不知有漢，更無論魏晋。唯一的活法就是望天收——老天不爲難就多打三五鬥，繳皇糧，然後自給自足，安身養命。他們不知道主義，不相信黨派，甚至也不關心改土歸流。他們已經遺忘了來自何處，不瞭解巴楚之別，只知道他們所處的國家永遠是亂世，他們只想勤扒苦做，做一個太平世界的良民。
三
中國自秦統一以來，即可謂泱泱大國；雖然早已實行郡縣制來管理，但實際上中央政府編長莫及，多數領域仍屬化外之地。即使朝廷能够委派一個縣令的地方，規矩也是一個人獨自去上崗，秘書（師爺）還得自己出錢雇請。至于少數民族地區[蠻夷之地]，則從當地的世家望族中擇封一個土司，由其世襲自治。
今天一個縣的公務員大抵上萬，軍警憲特齊備，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個縣官加幾個胥吏，又是如何來實施政務而確報平安的呢？——朝廷對于民間社會的控制，實際依賴的是士紳階層和家族長老的自覺維持。傳統的禮法家訓和鄉規民約在代代鄉紳的傳承下，形成中國人的底綫倫理和生活秩序。無論政統和血統在遙遠的帝都如何改變，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舊堅守著自己的道統。他們默默耕耘，派丁納糧，安貧樂道，息訟少爭。不到民不聊生之時，一般是不會揭竿而起的。
士紳階層是如何誕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襲嫡傳，也算不上基層民主直選，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爲當地社會所默認的一個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誠信、發家致富、知書識禮的人所組成。這一群體沒有國家俸祿和職稱，只是憑藉個人素質而形成的潜在勢力，掌握著鄉村的"話份"（話語權）。他們不妨一領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撫平息著鄉村的裂紋和創傷。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動蕩，皇朝是如何興衰更替，是他們在小心翼翼地呵護著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在很多意義上說，都是他們在代行政府職責，在充當太平盛世的守護神。
但士紳階層又幷不專屬于某姓某族，它是在不斷更新變替的。在歐洲，貴族社會實行的是長子繼承制，他們代代積累的財富集中管理，因此較能保持身份。而中國民間的傳統則是"樹大分杈，人大分家"，這種分家析産制很容易導致一脉各支興衰不一。于是富不過三代，沒有永遠的士族簪纓之家。社會始終鼓勵那些個人奮鬥的人，你可以出生寒門，起于壟畝，只要不匪不盜，白手興家或者讀書應試，你就可以躋身士紳階層，成爲閭裏鄉親尊敬的人。參看林耀華先生的社會學名著《金翼》，即可明白此理。
歷朝歷代的入登大寶者，多很在意對士紳階層的培育和保護；即使滿人入關，也不敢完全消除江南的縉紳門第。因爲統治者知道，這個廣袤的國家和衆多的草民，不能僅憑槍杆子去管理；在他們鞭長莫及的艽野，需要無數德高望重的人去維護禮法。對他們的迫害，就是對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道統的丟弃。而一個喪失道統的民族，就會像一個沒有靈魂的行尸，甚或墮落而爲衆多的殺人機器。
四
中國古代的流民遷徙是歷史永久的懸案----在今天看來都很蠻荒的地方，幾百年前我們的祖先又是如何發現幷開拓的，這實在不可思議。石板村位于巴東、鶴峰和建始三縣交界的高山峽穀之上，海拔1000米左右，從地名也可想見其土壤之貧瘠。在那裏的山頂可以俯視清江，但百丈絕壁使得他們長期缺水----我在今年秋天的首次還鄉時，發現我堂兄依舊靠屋後石坑中積攢的雨水在生活。
我一直相信我們是巴人始祖五姓之一鄭國公的苗裔，史稱"板盾蠻"的那部分愛唱竹枝詞楊柳枝的人，有可能是我們的先祖。白雲蒼狗數百年，我已無法穿越那些塵封的歲月了。所以曾高祖一輩究竟是如何要避居于此窮山惡水人迹罕至之地，我已無從想像。
祖父鄭公諱振略，大約誕于光緒初年，派稱麽房。至少在民國之初，祖父這一支還很貧寒，而他的堂侄----其長兄之子鄭永階，則已崛起而爲野三關楊柳池一帶十三鄉的聯保之長了。永階堂伯大約在當時當地是曾經風光得意的——有自己的土圍子和民團武裝，至今在石板村的山上還有其碉堡的殘迹，而關于賀龍攻打鄭家寨的故事，仍依舊在民間流傳。事實上，永階伯一支正是在被賀部打破砍殺之後從此式微的。
祖父卜居于村外8裏的山上，單家獨戶像一個隱士。他育有四子兩女，家父乃其幼子。他似乎比其他農民多一點主意，知道刀耕火種的難以養家活口，便選擇了販鹽來貼補家用。山村相去巴東縣城大約三百多裏，一路的高崖深谷沒有半丈坦途。一般而言往返六天，完全要靠背馱。傳說中如果不碰見紅軍和剪紼的，他可以三天走過來回。可想而知，對一個山民來說，要想增加點家業，需要付出多少艱難和血汗----即使今天，大抵仍然如此。
沒有勤勞和節儉，祖父肯定是難以致富的。他終于在中年之後薄有田宅----用歲歲年年的奔波慢慢買下了60餘畝山地，修了一棟木屋，占地也就200平米左右。像他這樣半農半商的人，在鄉下就算是跑碼頭見過點世面的，自然比別人多一些謀生之道。地裏只産玉米，吃不完的就拿來烤酒----他在家裏開起了作坊 ----祖父的包穀醇釀開始裝點著山民的偷生之樂。
五
1940年代大約是祖父從貧民到富農再到小地主的身份轉移完成之時。他像大多數家道中興的布衣紳士一樣，省吃儉用，事必躬親，小心翼翼地珍惜著他那亂世荒年中的一點可憐的幸福。在這一時段，大伯二伯大姑小姑相繼成家，三伯未婚早夭----那在鄉下即是尋常小灾，不足爲悲。爲了解决少爺（家父）的讀書問題，他第一次在村裏創辦了義學，延聘了新式教育的老師；幷在1946年將我18歲的父親送到縣城就讀簡師，他希望他的幼子能够完成學業以徹底改變世代農耕的命運。
一個鄉紳的誕生幷非僅憑財富的積累，他需要對鄉村建設有所捐奉，比如修橋補路，憫老恤幼；他還要參與鄉村社會的公共生活。只有這樣，他才開始體面而尊榮，才會讓周邊人群信服。祖父的一切善行和成就，將他推上了族長的位置----這一純粹民間的虛銜，在宗法時代是穩定社會的磐石，因而也擁有一種形而上的象徵性權力。他不僅可以在族內排憂解紛，連外姓人家興訟起爭，也往往來找他做中平息。人有善惡，事有是非，理有正偏，何况閭裏之爭無非家務，許多清官難斷的錙銖相較，由他劃斷獎罰，必也有恩有怨。由此埋下他日的禍根，這幾乎也是天下仗義直言者都要付出的代價。
自古以來，政府都鼓勵鄉村自治；只要完丁納糧，其他服務性事務則多讓渡給基層社會去自立自理。在政府財力權力皆難企及的領域，基本由鄉村賢長在掌控和維持。實在解决不了疑難重症，才交由政府裁决。這樣官民之間减少了摩擦，社會各階層也多了張力，正是古人無爲而治的理想狀態。
由于祖父的聲望，大伯被民國縣府推上了保長之席----約等于今天的村委會主任----這幾乎是幾年之後這個國家最普遍的斷頭臺。保甲制度是典型的中國特色，其推行初衷在于家家聯保，互爲人質，用以平寇和防止通賊。在維護鄉村治安和代行國家職責方面，他們確曾發揮作用。在石板村那樣人烟稀少的偏遠山寨，一個保長究竟有何功過，我在今天已實在難以評說了。估計太過無趣無益，大伯才會想要把這鳥位傳給他畢業回來的小弟。萬幸的是我父親可能讀書長了見識，他堅决不幹幷要求祖父繼續供他到州府恩施去深造。祖父也許在隱隱的傳聞中開始預感到亂世浩劫的臨近，他再次資助他最鍾愛的麽兒踏上了异鄉求學之路----正是這一步，讓我父親逃向生天——這，難道就是命運。
六
在那個現在還不通客車的山寨，鄭氏祖宅如輝煌的落日，停留在1948年前的溫暖裏。在那一年，20歲的父親在祖母的叮嚀中，步步回頭地永別了他的故鄉----對山外世界充滿幻想的他，其時肯定沒有想到這就是不歸之路，他已再無機會盡人子之孝。
那個早上，陽光滲透著初春的芳香。整個家族除開祖父之外，都簇擁著這個唯一能去州府的學生離開家門。在寨口的古老皂角樹下，露水滴嗒自葉間滑落。父親一步跨過了鄉界，他的靈感也使他就此跨越了宿命。
祖父有意回避了爲兒子送別的傷感場面，他獨自登上後山；那裏的一片松竹掩映中，默踞著鄭氏祖塋。這些從土地上隆起的墳墓，錯落有致如一個私家花園。一些石竹、玉簪和旅人蕉靜默地開放，三葉藤和打碗花的枝蔓像無數羸弱的手牽連著這些飄散的靈魂，似乎在山風中具有了一種環抱而立的力量。大小各异的碑石神情莊嚴如同一張面孔，發灰泛白，苔痕班駁，書法的刻迹漫漶一如沁水的經卷。一個家族的歷史，全部的苦難和榮耀，都盡在這些泥土下埋沒著，閱覽著歲歲芳草的無情慘綠。
祖父似乎在丈量他祖祖輩輩一寸一分積攢下的這點土地，迷朦朝霧中，他像一個失算的弈者面對一盤亘古未解的殘局。烟嵐彌漫在他六十多歲的老眼裏，他看見了大群死亡的浮雕像一部露天的族譜，記載著他日漸淡忘的艱險歲月。一些墓階上還存放著積年的清供----粗糙的包穀、敞氣的酒以及風乾的蘋果。他此刻怎麽也不會相信他竟會死無葬身之地，他的兒女已無能爲他燭酒拜祭。
七
在那之前，大伯和二伯都已各有四個子女，大姑和小姑都相繼嫁到了鄰縣的官店。每個家庭都仍然是農耕爲生，過著基本自足的日子。祖父只雇了一個長工，是族房的一個孤兒，帶有收養性質，那孩子也只十幾歲。土地則分給了三個兒子，我父親的那份，就由祖父母代耕著----一個地主的全部家當就是這些了，但這，在當年的石板村，就算是唯一的首富。
祖母在她的麽兒外出的當年，終于油盡燈枯。她的早逝使她備享尊榮，那場喪禮辦得風光體面，成爲那些山中後人至今還能銘心的最後一抹殘紅之憶。古人說：壽則多辱。祖母幸好沒有熬到1951年，否則她將如何面對那在劫難逃的滅門之禍。
父親考上了恩施五峰山上的清江中學。次年，據說因爲打群架而被開除。就在他晃蕩在江邊卵石灘上無所適從時，林彪的四野開進了州城。那時的共產黨所到之處，馬上成立革命幹部大學，用延安和東北那套成熟的洗腦方法，趕緊爲地方培養管理幹部。走投無路的父親需要一份口糧，馬上成爲了首批學員。很快就學會了鬥地主分浮財和殺人玩槍的技術，于是便分往利川開始偉大的"清匪反霸"運動。那時的老家肯定不通郵路，他對革命也肯定還抱有許多幼稚的想法，他也許還僥幸地認爲他的家庭剛剛脫貧，應該不在鎮壓之列。于是他充滿激情的投身到偉大的洪流中去，在剿匪的戰鬥中雙槍橫行，殺人越貨屢建功勞。很快入黨，很快成爲最年輕的區委書記。關于父親，我將另文專述。
49年和50年，父親與祖父是否有過聯繫，是否彼此知道對方的消息，這是父親一生的秘密，我現在已經永遠無從得知了。父親用沉默維護著他的尊嚴，也一定用隱忍埋藏著他的耻辱。我相信我這一代人的父輩，多是少言寡語之人。他們用一生的壓抑來努力遺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以至暮年往往精神崩潰。
八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是中國人最早對土地所有權的認識。在沒有王的時代，土地是公共的，你所在的氏族或部落開拓到哪里，你就擁有那一方大地。而王的産生，從來就非民選，誰將暴力發揮到極致，誰就是王，誰就擁有天下的土地。
在封建社會，君主雖然認爲天下即朕，但在實際的非疆域概念的耕地制度上，是承認私田的。也就是說，除開朝廷征占的公田，部隊開發的屯田，分封賞賜的職分田，其它自耕田、永業田和莊園均屬私有。你只要向政府按畝納稅即可，民間的私相買賣和授受皆不幹預，政府只作登記收稅。明朝鼓勵人民開荒造田，給地15 畝，免征三年，有餘力者不限頃畝。洪武二十七年詔曰：額外懇荒，永不起科。這意味著你自己篳路藍縷開拓出來的田地，政府連稅賦都放弃。所以在明朝，官田僅占百分之十一，清朝則只有百分之四點五。
民國時代的1930年，政府搞了大規模的土地和人口普查，推出了中國第一部《土地法》。本法規定----國家依法徵收之地屬全體國民所有；政府占用私地須收買；礦藏道路江河湖泊風景古迹不得私有；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的土地仍屬私有。
個體的人依托于一個國家而生存，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秩序、法律等基本保障，因而必須向國家納稅，這種繳皇糧的觀念對中國人來說早已無須多說。無論是一條鞭法還是攤丁入畝法，都有優劣長短。而人的天分壽夭能力强弱自然也各有不同。土地在各家之手，投放同樣的種子却幷不能保證獲得同樣的收成。天灾人禍皆能逐漸拉大人與人之間的貧富距離，于是，有的要典地，有的要賣田，自然便有人收購。一切皆由市場經濟在操縱，往宿命上說，人生的禍福還自有許多看不見的因緣。就這樣，同一片大地上便有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雇農。
九
土地問題是一個農耕民族致命的焦點。歷代的皇權更替也多與此相關----均貧富，耕者有其田，這是多少人造反的口號，但從來沒看見哪個起義的領袖真正與民同苦。皇朝換了血統,，法統却依然襲舊，受苦的還是底層百姓。
這個黨鬧紅軍時代，本質上還是流寇----打到哪吃到哪，只有地主家有吃的，所以搶地主無可厚非。到了陝北，有了自己的占領區，才有了相關的政策—— 既要搞統一戰綫抗日，就不能完全抗拒政府而私下鬥地主；又要吸引窮人支持，就不能不給老百姓甜頭。于是，當時出臺的方法是强迫地主减租减息，再由農民向黨納糧。軍隊自己也去開荒經商包含種大烟來換取費用。那時，毛是承認所謂開明紳士的，也和大地主交朋友。
抗戰一勝利，共軍迅速坐大，兩黨要搶天下，在野的一方缺糧餉，光靠减租减息是不敷日用的，于是緊急推出土地改革政策及一整套實施辦法。具體來說就是每到一處，先劃分階級成分，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消滅地主。把地富的土地房産牲畜農具和糧食全部瓜分了，還給農民新的土地證。這樣一來的巨大好處是，黨有了糧餉，兵源。老百姓怕政府軍來又奪走所謂的勝利果實，便只好和黨綁在一起跟當時的政府作對。這一招實在是高，所謂的中央軍要維護社會秩序，自然不能也如此亂來，于是所到之處只有挨打了。
按說地主的田産分就分唄，大變革時代，個人承擔一定的損失也無話可說。大家都是國民，總應給條活路，不應拿了別人的東西，還要羞辱幷奪人性命。當時老蘇區很多幹部也都這麽想，在抗戰時,，許多地主都和八路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許多共党高幹都是地主子女。但不這麽做，貧雇農就有顧慮,，畢竟拿人錢財內心不安。毛發現這個問題後，作了嚴重批評，幷允許基層過火，說以後再糾偏都行。于是大規模的土改開始了，家庭出身地主的幹部靠邊，無業游民發動起來，人性中的惡全部調動出來，各種人間慘劇紛紛登場，（後文再舉例）以上內容讀者可參看毛選第四卷及近年黨史研究，可知筆者不誣。
十
改朝換代是中國士民皆愛關注的話題，因爲絕大多數情况下，它意味著戰爭和屠殺，是看客的談資和民間話本的底料。在歷史的宏大叙事中，殺人就像是一串逗樂的插科打諢；用迅翁的話說，屠伯的殘忍很容易化爲大家輕鬆的一笑。老百姓津津樂道的是殲敵八百萬或手起鋼刀下的喀嚓一聲，有誰肯去分享那些具體梟首者的疼痛。
遠古的禪讓是中國書生的政治神話，後世基本不敢去想。宋太祖那樣先穿黃袍再客氣地勸退前朝老闆的故事，史書上也難得多講。槍杆子裏出政權——這真是愛讀《資治通鑒》的人悟透了的硬道理。但歷代的鼎革，天下底定後仍要誅殺前朝的普通吏員者，實不多見。滿人入主北京後，還知道徵召起用晚明的遺老，對那些拒不奉詔的不合作主義者，也基本容其自生自滅而不趕盡殺絕。一個國家的血腥氣太重，終非好事——這當是所謂人主皆知的事。
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先靠的還是驅除韃虜的民族主義口號；但民國真正取代清室時，采用的却是善待優撫之法，而非如蘇俄十月革命後對沙皇一家婦孺俱屠。這才叫共和精神，沒有這種寬容，就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共和。美國的南北戰爭，北方打的也是解放黑奴統一國家的大旗。兩軍相對，血流漂杵，一旦南軍言敗，不僅不誅降將，不罪附逆，連資助叛軍的奴隸主也不予追究責罰。這種民族精神和氣度，才能奠定真正的民主制度。
十一
恩施的易幟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那時國軍潰退留下的多是空城，共軍一路向南沿途丟幾個幹部就可以輕鬆解决鄉村的"解放"問題。1950年的鄂西百姓，基本生活在一種無政府主義狀態。雖然敏感的人察覺到山雨欲來，但普通平民依舊盼望著亂世的結束。多數人總不免認爲，反正從前的政府幷非善物，也許新政會帶來好運罷。
祖父在此新舊交替的一年裏，或者有過一絲忐忑；當保長的大伯則肯定惴惴不安 ，他已不知向誰可以辭職，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畝。他們本身幷無罪惡感，因爲向未爲惡。甚至還幻想自家還有子弟正在服務新政，應該不會賈禍吧。
1951年恩施各縣終于開始全面土改，臨時組織的許多工作組分派四方。像石板村這樣的窮鄉僻野只派去了一個人，這位姓宋的幹部來自北方的老蘇區，熟稔一整套鬥地主的訣竅。那時全村不過幾十戶，貧富强弱幾乎可以一眼觀盡。首先找出最窮的幾個光棍漢，成立農民代表會。曉之以理，許之以利，這樣方可使這些人不怕得罪鄉親。然後組織村民開會，評選各家成分。這地兒實在太窮了，幾乎都是自耕農，連雇農都沒有，只好把我祖父收養的那個族房孤兒劃爲雇農——這樣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這會兒就是僞保長了——算國民黨殘渣餘孽。
祖父也算是見過一點世面的人，他已經活過了一個花甲又幾。雖然身歷數朝，看慣朝花夕逝和人世的榮辱壽夭，但他多少還是相信無論怎樣虎去狼來，一般不會傷及他這樣一個與世無爭的老農。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孫。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滅地主——這就不僅是財産和階級了，當然還包含生命。因爲這麽大一批被奪走財産的士紳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隱患。
十二
從歷史來看，土家的先民原是漁獵爲主的民族；長期被平原來的楚軍攻擊，才留下"過趕年"的奇怪民俗。因爲生活在蠻荒之地，與獸同處，家家戶戶都備有幾件火器。這種習俗被許多人誤解爲這兒的人尚武鬥狠，其實不過是在危險世界中的自衛。
土改工作組對民間的火銃還是心存畏懼的，這種古老的散彈槍雖難致命，但毀容是足够的。對少數民族的脾氣尚不摸底，因此先繳槍是必須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選對象，僅有的火槍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幹部依舊沒有安全感。他已經聽說過賀龍攻打鄭永階的故事，他堅信永階伯的槍支還私藏了許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養的那個孤兒逼供，一個十幾歲的鄉下孩子，很快屈招說見過家裏有幾十支快槍。于是，祖父被綁到了農會所在的一家吊打。對于這完全虛構的武器，祖父實在無從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斷升級。
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還籠罩在陰冷裏，用詩人的話說----嚴寒封鎖著中國。幾十戶人家的石板村，連續幾天傾聽著一個六十多歲老人的慘叫，打破了與世隔絕的古老山村的寧靜。但凡瞭解一點中國酷刑歷史的人都可以去想像，其中蘊涵著怎樣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設在鄭姓的一個族裔家裏，這一天夜裏，打累了的幹部民兵歇去了，將祖父捆綁在床上。他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他在深夜無力地哀求那個族裔給他一點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來給他炒了一碗包穀面，端來一瓢冷水，然後鬆綁讓他進食，幷說等天快亮時再來幫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經等不到天亮了——那樣的白天就是他的漫漫長夜。他只需要一點糧食來給他自殺的力量，他最後的飽餐在黑暗中退席。然後用捆綁他的麻繩拋上屋梁，挽一個結像打條領帶，將自己蒼老的頭顱套了進去。等到他的踢蹬聲驚來房東時，他已經從他的故鄉含冤遠去了。
自殺這一古老的維護尊嚴的死法，在"新中國"向來被視爲一種更大的罪過，喚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體被拖到他捐建的義學的場壩裏示衆，而且還脫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這種羞辱死亡和尸體的作法，是在恐嚇每一個族親和鄉人。祖父的暴尸儀式維持了幾天，宋幹部自己也覺得無聊時，决定命令永階伯的兒媳，將我祖父扔到村邊的天坑中去。
十三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種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個深坑，仿佛被隕石砸出的一口莫測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時，對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著開始。灾難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樣，似乎永難填滿。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構成----僞保長。二伯則基本就是個普通平民，他的罪惡僅僅是從他的父親手上，分得有二十畝山地。而這些地，還有不少是他們自己開荒開出來的生地。新政權的基本國策是要消滅有産階級，諭旨是允許過火行爲，而當時的權力已經下放到執行者之手，也就是說，一個工作組長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時，還沒有國法，當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兩個伯父同時被抓。他們還年輕，他們沒聽說過這種世道，因此還想講理，對理的最有效回答當然只能是暴力。他們被押解到巴東縣城，然後，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進了長江，尸骨無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農場，29年後終于釋放回家時，他已經老得記不清他究竟是什麽罪名了。
故事還沒有結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這一連茬打擊後，她們失去了繼續生活的勇氣。在沒有了男人的農家裏，她們深知接踵而來的將是怎樣的侮辱和加害。那時她們各有四個兒女，最大的也才15歲，絕望已經使得她們無力面對這一群弱雛。妯娌倆就在兩個伯父押走的那個深夜，選擇了最悲愴的死，她們用同一根繩索，在同一個房梁上，投繯自盡----也許她們還想用這樣的慘烈，來讓那些迫害者發現天良，以求放過她們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兒那時15 歲，帶著七個弟妹。一夜之間，家裏失去了所有的長輩，我已無法想像她們是如何度過那段艱難歲月的。當我今年回去找到她問詢時，她只是哭泣，無邊無際的哭啊，老泪縱橫……對我家所謂武器的追查仍然沒有結束。他們又把我這稍微年長的堂姐抓去，讓她帶著民兵去建始縣官店我們的小姑媽家繼續查抄。
今年80多歲的小姑媽是如今唯一活著的我們的長輩了。我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訴我，幸好那時她嫁的是一個農民。當她見到衣衫襤褸的侄女被幾個持槍的男人帶到她家時，她才從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慘禍。她憤怒地斥責那些人，幷找來她們村的工作組證明她家沒有藏槍，她說誰揭發我家有槍，那就是他把那些槍私藏了。她沒有能力救這些侄兒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讓孩子背了一袋包穀回去。
在以後的苦難歲月中，我的這八位堂兄堂姐，餓死了兩個，存活了六個。其中四個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養媳一樣賴以活命。兩個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歷次的運動中繼續承擔無盡的懲罰和歧視。沒有人敢嫁給他們，小姑媽只好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我大堂兄，由于老表開親，他們沒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後，娶了一個節育後的寡婦，無後。
十四
偉大的土改運動終于在腥風血雨中結束了，據史學家考證，大約有三百多萬所謂的地主爲此喪命。他們中多數人只是像我祖父一樣勤扒苦做的世代農民，當新政需要動員全社會來奪取權利時，必須要借他們的頭顱來祭旗。毛何嘗不知他那地主父親的甘苦，他豈會真的相信那些可憐的民間財富來自剝削。一切只是緣于政爭之謀，所以他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貧雇農尤其是無業游民在拿到土地證和別人家的浮財時，他們幾乎相信他們從此真的翻身做了主人。人世的賭局被一雙新神的手重新洗牌，不勞而獲的快樂對誰都似乎是意外之喜，他們一起載歌載舞地走進了新社會。但是，乾坤甫定，不再擔心農民的騎墻搖擺時，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一整套錦囊妙計打包上市了。在跑步進入共産主義的狂飈進軍中，三千多萬農民被活活餓死在路上。迄今爲止，我們還在爲三農問題疾呼，還在爲爭取農民的基本國民待遇而哀求乞告。
土改的後遺症還遠遠不止這些。從這時開始的劃分階級成分幷由此提升的階級鬥爭學說，是20世紀下半頁最可笑也最悲哀的虛構。在一個號召平等自由的社會裏，人却被分成三六九等，最高當局故意蠱惑的仇恨和陣綫，迫使所有的人與鄰爲壑，互相撕咬。傳統的仁義禮信等美德蕩然無存，底綫倫理從此不再。大家一起崇尚假惡醜，以窮爲美，整個社會充滿了打家劫舍的氣氛。
維護了幾千年禮法秩序的士紳階層被徹底妖魔化，各種生編硬造的髒水籠罩在他們頭上。即使僥幸逃脫一死的，也和他們的子女一起，要在幾十年的光陰中承受各種歧視。這種對民間社會的徹底摧毀，最終使我們今天要承擔惡果。許多人失去了敬畏，各種惡行正在瘟疫般蔓延，一個古老民族真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內傷。
十五
在橫禍突降之時，我年輕氣盛的父親在哪里呢？他有無可能挽救他的家族？或者能否采取一些努力？這是我在若干年裏的疑問。畢竟中國文化傳統是講究孝悌和恩仇的，親情是能够决定人的選擇趨向的——他怎麽可以面對滅門慘禍而若無其事呢？
同一時間，利川縣文鬥沙溪長順三鄉的土改終于激起民變——史稱"文沙長暴動"。主要發起人名叫費文學，他是沙溪的一個小地主之子。當時他在武漢上大學，他聽說他的父親也被無辜鎮壓後，從省城趕回了同樣偏僻的老家。這個高智商的青年竟然選擇了復仇之路。他聯絡另外兩鄉的地主家族及許多農民，突然舉事，將文鬥區土改工作組的十幾個人一起處死，只有一個躲進紅苕窖僥幸逃脫。
以暴易暴當然只會換來更大的暴力。我的父親就是這時被任命爲文鬥區委書記的，他帶領的正規軍奉命前來執行剿匪，實際則是一場更大的屠殺。按我父親一位至今健在的戰友的說法——只有缺丁的，沒有缺戶的——也就是說幾乎每家的青壯年都受到刑訊，三木之下，何供不有；于是無端牽連出無數所謂的通匪者被一一處死。
費文學則帶著親信逃進了原始森林，我父親的小分隊與之進行了漫長的周旋。兩個地主的兒子在深山中展開了生死相博，彼此都曾數次險遭敵手。（這是另一篇故事）最後我父親經縣委批准采取招降，一番曲折後，費文學帶著他的部伍終于繳械。按協議規定----既往不咎，以開明鄉紳對待。我父親似乎堅信黨的政策，與之時相過從，化敵爲友宛若兄弟。幾個月後，縣裏一道密令——秘密押解費氏進城。父親無顔面對，他知道他只能失信于人，因爲組織是不需要這些的。費文學很快就被秘密處决了，他那些忠義相隨的兄弟也接著在以後的肅反等運動中在劫難逃。一個人的反抗就這樣平息了，血流進土地，化爲污泥，連故事也將在歲月的罡風中荒蕪。
身經這些殘酷，就算父親當時知道了五百裏外的家鄉正在發生的悲劇，他又敢如何作爲呢？什麽叫組織，在組織中是沒有個體生命的呻吟的。從人性的立場出發，我們不能要求個體生命對强權的勇敢。但真正理解父親的怯懦和明哲保身的選擇，是在我今年看到了朋友推薦的另一篇文章之後。下文再述。
十六
網上有篇文章是談牛蔭冠這個人的，大家可以搜索查看。牛是山西興縣人，清華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員，姚依林的學長。他在12.9後被黨派回山西擔任犧盟會常委，幷任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他的父親叫牛友蘭，是當地著名工商地主，開明紳士。毛選中把他和李鼎銘、劉少白幷列。他不僅支持他的許多後人參加中共，自己還捐助給八路軍一個團的裝備。他創辦了興縣農業銀行和軍工廠爲中共提供後援，他的家就是八路軍司令部的曾經所在。
他們父子在當地還做過太多善事，那裏一直是所謂的解放區。但到了1947年，毛蔣爭天下，毛意識到必須發動農民才能陷蔣于不利，于是在中共所占之處開始土改。那裏由李井泉（文革時四川省委書記）分管，李多次找牛蔭冠談話，要他與其父劃清界限。然後鬥牛大會開始，父親跪在台下，兒子在臺上。以鄉村二流子爲主所組建的農會，當場用鐵絲穿進其父的鼻子，幷命令他來牽牛游街。他沒有辦法，只好去牽。其父憤怒地搖擺，鼻骨被拉斷。農民不忍，群起圍攻工作組，幷爲其父解開脚鐐。一個爲中共和當地貢獻多多的鄉紳，中共邊區的參議會議員，回家後開始絕食，三天后氣絕身亡。
牛蔭冠即使如此隱忍，依舊被免職送進黨校學習。整個解放區的百姓都在傳說這個悲慘的故事，不明真相的人都認爲此人太忤逆不道。他以後雖然官至副省長和正部級，雖然領導瀋陽飛機廠爲中共生産了第一代戰機，仍然爲許多同事所不齒和提防。因爲人們很難相信一個可以參與迫害父親的人，他不得不終身背負著這個沉重的十字架。
他像我的父親一樣，永遠不談他的父親。沒有人能理解他內心的慘痛，更無法想像他別無選擇的選擇。直到姚依林在身後出版的《百夕談》裏，我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山西歷史記事本末》中，我們還知道了其年在興縣八區的土改中，一共打死1050人，自殺863人，被驅逐凍餓而死的63人。這些今天佚名的死者，有許多幷不是地主，而是同情地主的農民。
在讀過這些文字後，我真正原諒了我的父親。一個民族的人倫天良，是如何在高壓下破壞殆盡的，我們現在終于可以理解爲什麽在日後的歷次運動中，有那麽多的家人內部的揭發和互相殘害。要恢復這些基本的人性底綫，我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啊。
十七
從社會學的角度說，人生之初，即無公平可言。只有在初民時代，大家有可能都是零點起步的。其後則每個人都因家世之不同，而分別站在不同之起點。所以社會達爾文主義默許一個準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但這是殘酷的，因這種起點各异所造成的不公，必然引起兩極分化，窮者恒窮，富者永遠占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如果沒有一個好政府來宏觀調控的話，這種社會發展到極致，就比然誕生革命。革命就是以最血腥的方式重新洗牌，將多數人推回同一個起點，再開始新的競賽。
中國是農民起義的滋生地，縱觀幾千年歷史，我們似乎永遠處在這樣一條地震帶上。所有的起義者最初都幾乎打著均貧富分田地的旗子以號召戰士，一旦奪取江山，享受勝宴的則永遠只是少數。革命領袖實質上奪取的只是皇冠龍袍，幷沒有推出新的先進制度來真正取代前朝的弊病。革命是暴動，這是偉大領袖最高明的定義。暴動必然是非理性的，必將對整個社會帶來劇烈的破壞，而中華文明也必將在這種怪圈中周而復始停滯不前。
但沒有革命，整個社會就意味著在永遠默許甚至縱容不公和暴政。雖然早在孟子時代就提出了民重君輕的口號，但三千年之後，我們却依然沒有抵達真正的"民國"。于是，孫悟空宣稱的"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就永遠包含的只是"打江山"的概念，而非和平議選。洪秀全打了半壁江山，且推出了《天朝田畝制度》，仿佛要給人民平等的機會；但你真正瞭解天國的真相之後，你就知道對一個國家來說，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獸。
孫中山以民族革命爲號召，以武昌起義爲籌碼，終于實現南北議和，清帝退位。這場革命的本質不是農民暴動土地革命，因此進入民國後，民間社會沿襲的仍是清朝的土地制度。孫先生幷非不知道在滿人洗牌三百年後，民間又已形成怎樣的貧富懸殊。他雖然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但在西方文明浸淫過的他，畢竟知道即使以政府的名義出面搶奪也不是公正的措施。在蔣的時代，政府曾經試圖用贖買的方式來均衡土地，終因財力不濟而無法實施。
很顯然，到了四十年代，土地確實是一個問題。當底層多數人因缺地少地而陷入貧困時，它就是一個十分危險的問題。是革命家野心家皆可利用的大問題。
十八
共産主義原本不過是一種經濟學說，充其量也只能算某種烏托邦政治的愚妄藍圖；經由列寧而演化成爲一種國家革命的極權政體，再由所謂的"第三國際"向其他窮國傳播，衍生出20世紀嚴重影響人類歷史的一場悲劇運動，以致億萬生命要爲之填溝轉壑，這真是馬恩二老所始料未及的。其實，恩格斯在論述到土地問題時，他所主張的仍是由政府贖買再來分配給窮人。這正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魅惑所在，也是它起初曾經吸引許多悲憫的知識分子的原因。
如果廓清歷史的妖霧和神話，我們今天來看中共的一大代表，他們多數皆是正派的讀書人，是一群有正義感和追求的憤青。這也是當後來這種學術結社异化爲暴力幫會時，他們多數人選擇了退出的原因。當時的國民黨也是在野黨，爲了北伐，孫先生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于是兩黨合作，共黨則乘機在基層迅速繁衍。當國民黨定尊武漢時，南方幾省的農村在共黨的帶領下，開始了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地主士紳階層慘遭洗劫；那時，毛正是政府農工部的負責人。重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即可從其中暗含的暴烈主張裏，找到後來土改的起點和母本。
這場暴風驟雨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在當時就引起了全社會的震蕩和非議。畢竟打家劫舍和私刑殺人，幷不符合三民主義的理想。社會要改良，貧富要均衡，這是政府必須通過組織手段來逐步實施的；任由暴民肆意劫掠幷不能真正抵達正義和公平，而且這種赤潮還會帶來大面積的社會動亂，即使今天的所謂人民民主專政，也不會允許這種行爲。于是，當蔣介石打到上海，决定剿共平亂。無數盲目而又充滿理想主義的青年，又被送上祭壇。一夜之間，兩黨翻臉，史稱"馬日事變"。隨之毛周發動武裝起義，從占山爲王到偏安割據，從黨爭到政爭再到天下之爭，國家進入漫長的黑暗血腥期。我們現在稱呼這一段歷史，喚作第一次土地革命戰爭。土地啊土地，必將埋葬生命似乎才能長出花朵和糧食。
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實行的是村社制度，土地定期重分，只有富農沒有地主，個體農民僅占百分之五。所謂的布爾什維克是城市黨，向來對農民是有些歧視甚至敵意的。十月革命後，爲了征糧，蘇維埃政府必須花大量力氣和農民打仗。斯大林爲了徹底解决這個問題，從1921年開始强制推行農村集體化，結果不得不派出正規軍下鄉和武裝農民開戰。在無端殺戮了太多生命後，到1937年才勉强完成。其後果是農民吃掉了大半牲畜，整個農業退步到食不果腹的境地。所以當共黨在1946年提出土改時，一向肆意妄爲的斯大林也不得不提醒毛千萬要謹慎。
但毛必須要借助土改才能爭到天下，他當初在湖南的經驗已經足以讓他决定，只有全面顛覆社會秩序才可能戰勝政府軍。蔣軍敗到臺灣之後，終于明白此理——不解决農村問題，就永遠坐在火山口上。于是，國民黨在50年代，同樣在臺灣也開始土改——但他們采取的却是恩格斯的贖買政策——由政府出資給地主，讓地主到城市去發展工商業，把土地留給農民。至于兩方的結果，我已無須多說。
十九
地主富農的劫運，幷未因爲土改的完成而結束。甚至可以說，那只是漫長迫害的開始。在以後的歷次運動中，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都永遠要被綁上耻辱柱，忍受無盡的摧殘。而到了文革時，這種歧視和迫害則達到匪夷所思的頂峰。
我常常覺得，我的童年在四歲就已結束。那個夏日午後，我突然看見小鎮街上，涌來大批背刀抗槍的男女，我的父親則戴著一頂紙糊高帽，滿面風塵地走在隊伍前頭。我覺得父親的扮相實在太過滑稽有趣，飛奔回家報告喜訊，却發現外婆和母親正在拭泪，我立馬意識到家裏似乎出了大事。1968年，大姐牽我去鄉小入學報名，一路叮囑我如何回答老師的提問，其中關鍵的一句是"家庭成分——地主"。那時，我已經約略知道，這不是一個光榮的稱號。在以後的八年裏，每學期的報名，我和其他地富成分的孩子，都會選擇沒有同學的時候去——因爲我們害怕被人知曉而耻笑。
我們這代還是孩子時，大都見慣了生活中的許多恐怖。我一同學的母親，因是地主婆而被反剪雙手吊打；冬天的河水寒徹骨肉，幾個街坊老人被驅趕下河撈槍，因爲他們曾經是地主。我今天知道，這個國家那時還有許多比此更甚的邪惡。在湖南道縣北京大興，曾經短暫流行把地富全家老幼皆處死的悲劇。這種人間的仇恨，是如何被培養到喪盡天良程度的呢？
四十年代，爲了發動農民，御用文人虛構了黃世仁；五十年代又虛構了南霸天周扒皮。文革時，爲了在現實中找到接近真實的惡霸，四川又推出了劉文彩——水牢，收租院的故事確實感染了許多人。各地也發掘出無數類似的"罪大惡極"的地主，于是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現在，我的朋友終于經過調查，寫出了《劉文彩真相》——原來一切皆是虛構和誇張。這本書的出版大約捅到了痛處，很快就被禁止發行。
我生長的邊城利川，也有個著名的地主叫李蓋武。他在兩省交界的深山裏，留下了一座幾近輝煌的莊園——大水井，現在有趣的成了國保文物單位。而他却在土改時，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經是怎樣的山中望族啊，現在當地却幾無遺孑。我曾在農民的家中，片段地讀到過李氏家訓——多麽道德善良的訓條啊——這些世代傳承維持了鄉村秩序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我們終于徹底地弄丟了，再也難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長的歲月裏，我的父親從來不給我們講述他的一切歷史。他作爲一個老黨員，一個基層幹部，因爲出身的緣故，始終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還要爲他的父親向這個社會償還債務。他不敢與老家聯繫，至死也不還鄉，小心翼翼地回護著他心中的傷口。
1978年，二伯釋放來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見一個酷似我父親的老人竟有些驚异。三十年後，他們兄弟相見，一點也無劫後重逢的驚喜---他們的心已裝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無言。兩個老人的談話依然回避著我們，我至今也無法知曉那臥室裏的密談曾經有過怎樣的酸辛，我父親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濕他的衣襟。
二伯獨自回到了他的故鄉，他幸存的兒女還在那深山的貧困綫下掙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沒有了蝸居，他只好寄身于一個岩洞，放羊維持著他的風燭殘年。然後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親臨去之前，曾說要等我出去後帶我回老家。父親走後，爲他送終的我的一個堂外侄告訴我----我父親希望我日後有出息時，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拋尸的那個天坑給填上，要我去爲祖父修墳立碑。我終于從父親的遺囑裏，窺見了他一生的悲苦內心。他對他父親的歉疚，他所在的組織是不會允許他去表達的，他只能遺恨終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幷找到了那個黑暗的深坑。我們姐弟終于完成父親的遺願，將那天坑蓋上，幷于其上勒石志墓。銘曰：
施南鄭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隱是鄉殊不可考。顯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興義學而衡民訟。亦鄉紳賢長也。己醜鼎革闔家蒙禍。振公義不負辱。于辛卯四月投繯。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懸。吾父游學得免。族鄰即藏尸于天穴。斯後合族亂離。經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猶蔭。宗祧複茂。族戚更興。遂于茲移山勒石。以紀祖恩幷償父願。禱雲：巴山拱衛。夷水環滋。貴氣代繼。永葆孝思。
巴黎公社墻的恨與愛（朱大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47e9e0100gs0i.html
巴黎公社墻的恨與愛
朱大可
越過漫長的歲月，仇恨的火焰持續燃燒在"巴黎公社社員墻"上，散發出陰鬱而熾熱的混合氣息。這堵著名的灰色磚墻，位于拉雪茲神甫墓地東北角76號墓區，中文譯名爲"巴黎公社社員墻"（"Mur des Fédérés"），其上鑲有一塊灰白色大理石板，幷刻以三行簡潔的燙金法文："紀念公社死難者 1871年5月21日—28日"，此外沒有任何藝文修飾，但却足以讓渴望革命的游客熱血沸騰。
我們被嚴肅地告知，這就是當年147名巴黎公社成員被凡爾賽軍隊槍殺的現場。1871年5月28日，守衛在拉雪茲公墓的147名公社戰士，與5000多名敵軍發生激戰，幷因寡不敵衆而被全部殺害。他們的陣亡宣告了革命的終結。但只要檢索一下歷史資料就會發現，這是一場題旨混亂的革命，它經歷了一場從愛國—平等—復仇的邏輯演變，幷最終證明了"第一國際"的理論失敗。
1870 年9月，拿破侖三世在普法戰爭中戰敗投降。被失敗激怒的資産階級發動政變，在9月4日推翻第二帝國，成立了以阿道夫•梯也爾爲首的第三共和國。但新政府未能扭轉戰局，只能向普魯士賠款和割讓土地，此舉再度激怒了民衆。1871年3月15日，國民自衛軍代表選出中央委員會，向梯也爾政府發出政治挑戰。梯也爾派出軍隊襲擊自衛軍營地，企圖逮捕其首領，反而觸發武裝暴動。國民自衛軍迅速占領巴黎所有政府部門，梯也爾被迫撤離凡爾賽。
3月26日，巴黎進行選舉，幷于28日成立了著名的巴黎公社，它所頒發的法令，從愛國主義大步轉向，流露出追求社會公平秩序的改革意向，但這一短命政府統治巴黎只有60天之久。凡爾賽政府調集13萬兵力反攻巴黎，而公社的出戰兵力不足2萬人，這個相差懸殊的對比，足以導致公社的軍事失敗。此外，政府軍還運用了高超的巷戰技巧，他們把房屋的墻壁鑿穿，輕易地完成了對公社街壘的側翼包抄。
基于暴力之神的打造，這場天真的愛國/平等革命，最終演化成以復仇爲主題的殊死對抗。而雙方都爲此付出沉重的代價。政府軍實施對國民自衛軍的血腥大屠殺，所有戰俘或被懷疑爲公社支持者的民衆，一概遭到集體槍决。普魯士人發明的毛瑟步槍，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叫喊。
以革命自居的巴黎公社，對此展開了酷烈的報復。它頒布"人質法令"，宣布任何凡爾賽軍的幫凶都將成爲"巴黎人民的人質"，任何公社戰俘的被殺，都將面對處决三倍人質的報復。巴黎公社還多次嘗試以巴黎大主教喬治•達爾博伊爲人質，交換革命領袖奧古斯特•布朗基，但都遭到梯也爾的嚴辭拒絕。到了暴動的最後關頭，公社領袖頒布包括主教在內的6名人質的處决命令，後者在火箭監獄被槍殺。《天主教百科全書》宣稱，共有72名無辜人質慘遭殺害，其中有些由公社領導人直接下令殺死，另一些則死于造反者的復仇之手。
5月23日，政府軍攻陷蒙馬特爾高地，殺死了更多的公社士兵，面臨失敗的公社政權，則在絕望中進行復仇式縱火，整個巴黎陷入一片火海。被燒毀的建築，包括王宮杜伊勒裏宮、盧浮宮的部分建築、參議院、內政部、司法部、財政部、巴黎市政廳和聖馬丁門歌劇院等等，大批精美的歷史建築一夜間灰飛烟滅。
狂怒的國防政府，對縱火的公社成員展開新一輪的血腥報復。未經審判的屠殺長達一個多月，約有2萬人慘遭槍殺，加上在戰鬥中的死者，公社方的死難者多達3萬人，而被囚者有5萬多人，有7000人被流放到法屬殖民地——新喀裏多尼亞群島。
但這還遠遠不是循環式復仇的盡頭。公社委員費烈在被槍殺前曾滿含仇恨地發誓："我相信未來會懷念我，爲我復仇！"公社詩人馬羅陀被流放到新喀裏多尼亞，病故前讓人給母親傳話說："我堅信自由的事業必勝，而我的繆斯，我那老邁而頭髮灰白的詩神，會永遠存活，爲死難者伸張正義，呼喚復仇。"這是一種异口同聲的宣言，它們都痛切地號召後人復仇。仇恨成了公社留下的最犀利刺眼的遺産。
爲紀念拉雪茲公墓墻下殉難的起義者，幷在未來實現復仇的信念，1893年，被政府大赦召回的公社戰士集資買下地皮，令這個矽酸鹽符號得以在公墓裏長存。 1908年5月21日，該墻上被鑲嵌了一塊大理石板，巴黎公社死難者至此有了明確的祭所。這是以死亡記憶爲主題的墻垣，它集結了所有造反者亡靈的仇恨。這跟長城有某種相似點。自從漢代以來，它就是中國民間仇恨的結晶物，它吸納了嬴政反抗嬴政的傳說，而其矛頭却指向歷史上所有的黑暗暴政。
而在著名的"恨墻" 之外，還出現了三件"符號贋品"。這是世界墻垣史上的罕見事件，由此引出熱烈的考辨與爭議浪潮。據說，有人在蒙巴納斯墓地第27區2分區安放了一座墓碑，其上刻有"獻給1871年巴黎公社的烈士"，在碑身的基底部，刻有朝陽從地平綫升起的符號，以呼應卡爾•馬克思的名言："英勇的3月18日運動，是把人類從階級社會中永遠解放出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曙光。"但這座以馬克思詩意打造的"恨墻"聖碑，在法國都無人知曉，它甚至連捲入爭議的資格都沒有。
第二件"符號贋品" 位于凡爾賽城邊的薩托利高地。這是當年的軍營，第三共和國政府在此處决了大批被俘的公社社員，其中包括著名的公社領袖費烈。該刑場至今還殘留了一段斷墻，其上釘有大理石牌，幷銘刻以震撼人心的字符："紀念1871-1872年在此死去的公社社員，他們曾經爲一個更公正的社會鬥爭過，幷且拒絕向敵人投降。" 由于這座"恨墻"距離巴黎有一個多小時車程，難以被納入旅游者的視野。
第三件"符號贋品"是保爾•莫羅•沃蒂耶紀念碑像（"Le Monument de Paul Moreau Vauthier"），由巴黎公社成員之子、雕塑家沃蒂耶于1909年完成，坐落在拉雪茲公墓附近的嘎姆貝塔街上，整個浮雕約6×2米大小，其主體是一名挺胸後仰的婦女，雙臂奮然張開，仿佛在捨身庇護著身後的人群，令人依稀想起聖母瑪利亞的影像。四周墻壁彈孔累累，儼然就是大屠殺的現場。聖女脚下有一行被苔草掩蓋的銘文，那是浪漫派作家雨果的名句："我們所企求于未來的是公正，而非復仇。"由于歲月的剝蝕，人物的造型已經模糊不清，却依舊散發出令人感傷的魅力。
巴黎公社的幸存者和擁戴者，斷然拒絕承認這座唯一以"愛"爲主題的墻垣，認爲它是可耻的冒牌貨，因爲這位母親所庇護的，不僅是公社自身，而且還包括它的敵人。法國出版的畫册《二十世紀雕塑杰作》證實了藝術家的這一超越性立場。該畫册有沃蒂耶站在剛揭幕的"愛墻"前的照片，下方印有這樣的題銘："獻給紀念歷次革命的受害人"。這題寫是一種重要的自我語義揭發：它要緬懷所有因"革命暴力"而死的人們，包括革命者及其革命的對象，藉此傳遞出政治和解的信號。聖女是戰爭的調停者，她以博愛的胸脯抵擋了仇恨的子彈，幷且喊出寬恕的大音。
然而，就在公社失敗18年後的1889年，也即沃蒂耶製作"愛墻"的20年前，第三共和國政府利用"大革命100周年"慶典，已經完成了對公社社員的政治大赦。當局還組織各種慶典，紀念歷次革命的受害者，幷建造埃菲爾鐵塔和舉辦巴黎世界博覽會，由此重構與共和根基相關的歷史記憶，捍衛新生的憲政民主。革命者和鎮壓者都已付出沉重的代價，而反思與和解的偉大時刻終于降臨，修正了法蘭西未來的政治道路。經過長達一百年的痛苦浴血，法國左派終于放弃"第一國際"的暴力革命模式，走進了"第二國際"的民主議會大廳。
在拉雪茲神甫公墓的左派聚居區，埋葬著空想共産主義者聖西門、激進革命家丹東、法共領導人加香、多列士和杜克洛，以及巴黎公社委員、《國際歌》作者歐仁•鮑狄埃等等。而富于戲劇性的是，巴黎公社的死敵梯也爾總統也葬在此地。他的墓冢是一幢形制高大的羅馬式殿堂，門前還有鐵質圍欄，但對于亡靈來說，這囂張的空間已經變得毫無意義。無論"恨墻"還是"愛墻"，都只是革命迷宮留下的精神符號而已。死亡超越了全部的人際對抗。革命的雙方都已化爲塵土，而這就是神所喻示的最高公正。在亡靈簇擁的世界，無需任何聚集仇恨的墻垣。
巴黎公社墻的恨與愛
朱大可
越過漫長的歲月，仇恨的火焰持續燃燒在"巴黎公社社員墻"上，散發出陰鬱而熾熱的混合氣息。這堵著名的灰色磚墻，位于拉雪茲神甫墓地東北角76號墓區，中文譯名爲"巴黎公社社員墻"（"Mur des Fédérés"），其上鑲有一塊灰白色大理石板，幷刻以三行簡潔的燙金法文："紀念公社死難者 1871年5月21日—28日"，此外沒有任何藝文修飾，但却足以讓渴望革命的游客熱血沸騰。
我們被嚴肅地告知，這就是當年147名巴黎公社成員被凡爾賽軍隊槍殺的現場。1871年5月28日，守衛在拉雪茲公墓的147名公社戰士，與5000多名敵軍發生激戰，幷因寡不敵衆而被全部殺害。他們的陣亡宣告了革命的終結。但只要檢索一下歷史資料就會發現，這是一場題旨混亂的革命，它經歷了一場從愛國—平等—復仇的邏輯演變，幷最終證明了"第一國際"的理論失敗。
1870 年9月，拿破侖三世在普法戰爭中戰敗投降。被失敗激怒的資産階級發動政變，在9月4日推翻第二帝國，成立了以阿道夫•梯也爾爲首的第三共和國。但新政府未能扭轉戰局，只能向普魯士賠款和割讓土地，此舉再度激怒了民衆。1871年3月15日，國民自衛軍代表選出中央委員會，向梯也爾政府發出政治挑戰。梯也爾派出軍隊襲擊自衛軍營地，企圖逮捕其首領，反而觸發武裝暴動。國民自衛軍迅速占領巴黎所有政府部門，梯也爾被迫撤離凡爾賽。
3月26日，巴黎進行選舉，幷于28日成立了著名的巴黎公社，它所頒發的法令，從愛國主義大步轉向，流露出追求社會公平秩序的改革意向，但這一短命政府統治巴黎只有60天之久。凡爾賽政府調集13萬兵力反攻巴黎，而公社的出戰兵力不足2萬人，這個相差懸殊的對比，足以導致公社的軍事失敗。此外，政府軍還運用了高超的巷戰技巧，他們把房屋的墻壁鑿穿，輕易地完成了對公社街壘的側翼包抄。
基于暴力之神的打造，這場天真的愛國/平等革命，最終演化成以復仇爲主題的殊死對抗。而雙方都爲此付出沉重的代價。政府軍實施對國民自衛軍的血腥大屠殺，所有戰俘或被懷疑爲公社支持者的民衆，一概遭到集體槍决。普魯士人發明的毛瑟步槍，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叫喊。
以革命自居的巴黎公社，對此展開了酷烈的報復。它頒布"人質法令"，宣布任何凡爾賽軍的幫凶都將成爲"巴黎人民的人質"，任何公社戰俘的被殺，都將面對處决三倍人質的報復。巴黎公社還多次嘗試以巴黎大主教喬治•達爾博伊爲人質，交換革命領袖奧古斯特•布朗基，但都遭到梯也爾的嚴辭拒絕。到了暴動的最後關頭，公社領袖頒布包括主教在內的6名人質的處决命令，後者在火箭監獄被槍殺。《天主教百科全書》宣稱，共有72名無辜人質慘遭殺害，其中有些由公社領導人直接下令殺死，另一些則死于造反者的復仇之手。
5月23日，政府軍攻陷蒙馬特爾高地，殺死了更多的公社士兵，面臨失敗的公社政權，則在絕望中進行復仇式縱火，整個巴黎陷入一片火海。被燒毀的建築，包括王宮杜伊勒裏宮、盧浮宮的部分建築、參議院、內政部、司法部、財政部、巴黎市政廳和聖馬丁門歌劇院等等，大批精美的歷史建築一夜間灰飛烟滅。
狂怒的國防政府，對縱火的公社成員展開新一輪的血腥報復。未經審判的屠殺長達一個多月，約有2萬人慘遭槍殺，加上在戰鬥中的死者，公社方的死難者多達3萬人，而被囚者有5萬多人，有7000人被流放到法屬殖民地——新喀裏多尼亞群島。
但這還遠遠不是循環式復仇的盡頭。公社委員費烈在被槍殺前曾滿含仇恨地發誓："我相信未來會懷念我，爲我復仇！"公社詩人馬羅陀被流放到新喀裏多尼亞，病故前讓人給母親傳話說："我堅信自由的事業必勝，而我的繆斯，我那老邁而頭髮灰白的詩神，會永遠存活，爲死難者伸張正義，呼喚復仇。"這是一種异口同聲的宣言，它們都痛切地號召後人復仇。仇恨成了公社留下的最犀利刺眼的遺産。
爲紀念拉雪茲公墓墻下殉難的起義者，幷在未來實現復仇的信念，1893年，被政府大赦召回的公社戰士集資買下地皮，令這個矽酸鹽符號得以在公墓裏長存。 1908年5月21日，該墻上被鑲嵌了一塊大理石板，巴黎公社死難者至此有了明確的祭所。這是以死亡記憶爲主題的墻垣，它集結了所有造反者亡靈的仇恨。這跟長城有某種相似點。自從漢代以來，它就是中國民間仇恨的結晶物，它吸納了嬴政反抗嬴政的傳說，而其矛頭却指向歷史上所有的黑暗暴政。
而在著名的"恨墻" 之外，還出現了三件"符號贋品"。這是世界墻垣史上的罕見事件，由此引出熱烈的考辨與爭議浪潮。據說，有人在蒙巴納斯墓地第27區2分區安放了一座墓碑，其上刻有"獻給1871年巴黎公社的烈士"，在碑身的基底部，刻有朝陽從地平綫升起的符號，以呼應卡爾•馬克思的名言："英勇的3月18日運動，是把人類從階級社會中永遠解放出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曙光。"但這座以馬克思詩意打造的"恨墻"聖碑，在法國都無人知曉，它甚至連捲入爭議的資格都沒有。
第二件"符號贋品" 位于凡爾賽城邊的薩托利高地。這是當年的軍營，第三共和國政府在此處决了大批被俘的公社社員，其中包括著名的公社領袖費烈。該刑場至今還殘留了一段斷墻，其上釘有大理石牌，幷銘刻以震撼人心的字符："紀念1871-1872年在此死去的公社社員，他們曾經爲一個更公正的社會鬥爭過，幷且拒絕向敵人投降。" 由于這座"恨墻"距離巴黎有一個多小時車程，難以被納入旅游者的視野。
第三件"符號贋品"是保爾•莫羅•沃蒂耶紀念碑像（"Le Monument de Paul Moreau Vauthier"），由巴黎公社成員之子、雕塑家沃蒂耶于1909年完成，坐落在拉雪茲公墓附近的嘎姆貝塔街上，整個浮雕約6×2米大小，其主體是一名挺胸後仰的婦女，雙臂奮然張開，仿佛在捨身庇護著身後的人群，令人依稀想起聖母瑪利亞的影像。四周墻壁彈孔累累，儼然就是大屠殺的現場。聖女脚下有一行被苔草掩蓋的銘文，那是浪漫派作家雨果的名句："我們所企求于未來的是公正，而非復仇。"由于歲月的剝蝕，人物的造型已經模糊不清，却依舊散發出令人感傷的魅力。
巴黎公社的幸存者和擁戴者，斷然拒絕承認這座唯一以"愛"爲主題的墻垣，認爲它是可耻的冒牌貨，因爲這位母親所庇護的，不僅是公社自身，而且還包括它的敵人。法國出版的畫册《二十世紀雕塑杰作》證實了藝術家的這一超越性立場。該畫册有沃蒂耶站在剛揭幕的"愛墻"前的照片，下方印有這樣的題銘："獻給紀念歷次革命的受害人"。這題寫是一種重要的自我語義揭發：它要緬懷所有因"革命暴力"而死的人們，包括革命者及其革命的對象，藉此傳遞出政治和解的信號。聖女是戰爭的調停者，她以博愛的胸脯抵擋了仇恨的子彈，幷且喊出寬恕的大音。
然而，就在公社失敗18年後的1889年，也即沃蒂耶製作"愛墻"的20年前，第三共和國政府利用"大革命100周年"慶典，已經完成了對公社社員的政治大赦。當局還組織各種慶典，紀念歷次革命的受害者，幷建造埃菲爾鐵塔和舉辦巴黎世界博覽會，由此重構與共和根基相關的歷史記憶，捍衛新生的憲政民主。革命者和鎮壓者都已付出沉重的代價，而反思與和解的偉大時刻終于降臨，修正了法蘭西未來的政治道路。經過長達一百年的痛苦浴血，法國左派終于放弃"第一國際"的暴力革命模式，走進了"第二國際"的民主議會大廳。
在拉雪茲神甫公墓的左派聚居區，埋葬著空想共産主義者聖西門、激進革命家丹東、法共領導人加香、多列士和杜克洛，以及巴黎公社委員、《國際歌》作者歐仁•鮑狄埃等等。而富于戲劇性的是，巴黎公社的死敵梯也爾總統也葬在此地。他的墓冢是一幢形制高大的羅馬式殿堂，門前還有鐵質圍欄，但對于亡靈來說，這囂張的空間已經變得毫無意義。無論"恨墻"還是"愛墻"，都只是革命迷宮留下的精神符號而已。死亡超越了全部的人際對抗。革命的雙方都已化爲塵土，而這就是神所喻示的最高公正。在亡靈簇擁的世界，無需任何聚集仇恨的墻垣。
【專題】媒体：中国之机，美国之危
http://www.infzm.com/content/37595
雲南：當政治與新聞"不期而遇"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何忠洲 發自昆明 2009-11-18 22:38:47
"仇和與伍皓是兩個風格迥异的官員；而相同的是，他們都選擇掀起一場媒體風暴，幷影響當地傳媒與政界"
以前給官員電話，所得到的答復往往是"不得閑""你不要煩我"。而現在，"哪怕不願意接受采訪，但還是客氣多了。有的還主動提供別的可采訪對象的電話。"
伍皓一度"暫時選擇沉默"。南方周末記者獲知的消息說， 在一次省委會議上，有的常委對伍皓的做法提出异議，後來省委書記白恩培表態是一次嘗試後，伍得以過關"
地處邊陲的雲南正在經歷一場政治與媒體相互作用的風暴，而兩個製造風暴的當地官員，一個是早就聞名全國的個性官員仇和，另一個則是正在聞名新聞界的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
力推輿論監督的昆明市委書記仇和，現在獲得了地方立法的支持。10月30日，昆明市人大通過的《昆明市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草案)》中明確："干擾、阻礙新聞媒體依法開展輿論監督的，對負有領導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問責直至追究刑事責任。"
而從新華社雲南分社常務副總編輯任上轉爲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伍皓，在因"躲猫猫案"發生後不顧副部長的身份，組織網友調查而遭遇上級"誡勉談話"之後，如今也順利通過試用期一年的考驗，幷被進一步"壓擔子"：就在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11月中旬，雲南省委宣傳部分工調整，伍皓在原來分管的新聞工作之外，又被加上了網絡、外宣等領域。
仇和到昆明後一如既往的嚴謹。冬天穿西服，他也一定將襯衣穿在毛衣的外面，細節一絲不苟。對于刊登在報紙上的個人照片，仇和要求親自審定後才能發表。而且，不接受任何采訪。
而作爲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伍皓QQ差不多24小時都挂在網上，他和人聊天仰靠時不自覺的就把眼鏡推到了額頭上，而且有記者前來他即接受見面。
顯然，這是兩個風格迥异的官員；而相同的是，他們都選擇掀起一場媒體風暴，雖然一個是主動爲之，一個是分內職責所在。
這是一種不期而遇，而他們背後的雲南，一場新聞與政治的不期而遇，也正在蓬勃登臺，幷影響當地傳媒與政界。
政治想到了新聞
"明星"官員仇和的表現幷沒有多少懸念。這個秉持"不看廣告看療效"的前宿遷市委書記，在2007年底調任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後一如既往的"强勢"——當時的輿論認爲，仇的"强勢"是要力圖改變當時經濟增長率已列全國省會城市倒數第一的昆明。
一場官場整肅如宿遷般展開，只是這一次，對官員的監督，仇和找到了一個和宿遷比更爲有效的方式：媒體。
這位剛剛上任的市委書記讓各個新聞單位提供近期報道，特別提出"要負面的報道"。他說，"新聞媒體就是我們的'保健醫生'。"
2008年2月16日，經過連夜擴版，《昆明日報》用四個整版刊登了全市所有副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的分工情况和電話號碼，隨後遭遇"瘋搶"。昆明日報社趕緊再版這份"官員專刊"，再次銷售一空。當年，昆明上班時間不接聽電話的168家單位，在全市範圍內被通報批評，5名官員被問責。
但仇和顯然不滿足于此。2008年9月，昆明市委、市政府公布了《關于建立重大黨務政務信息公開主動接受新聞輿論監督制度的意見》，聘請中央駐滇、香港駐昆和省屬新聞媒體以單位作爲昆明市新聞輿論監督員。
在聘請了"外人"之後，昆明市的新聞媒體不久也接到通知，要求每周上報輿論監督情况。而且，對新聞媒體曝光的監督事項，相關單位應在10日內反饋辦理情况，否則面臨的又將是問責。
單10月份，昆明市西山區就有16名幹部因"創衛不力"被問責。起因便是10月15日到25日之間昆明媒體的曝光。一位做社會新聞的當地記者告訴南方周末，他們曾一度擔負起在市里到處尋找垃圾幷拍下來的使命。
與嚴厲而强勢的仇和個性相比，身爲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伍皓的出場則顯示的是一個記者加新聞管理者的個性。
這個和一系列轟動全國的案子緊密相連的宣傳官員，在"躲猫猫"案中組織"網民尋求真相調查團"；在"小學生賣淫案"中上網發帖"想網絡應該給予我答辯和說明事實的權利"。
這個自稱不對所轄媒體進行審稿、不追求一致聲音的官員，首先遭遇到的是針對自己的質疑，11月15日對伍皓推行媒體監督員的質問就直接發在伍皓所管的《雲南日報》上："媒體義務監督員"到底該監督什麽？
新聞影響下的政治生態
兩個風格迥异官員的不約而同，最終作用在雲南的媒體與政治生態上。
仇和借重于媒體等輿論監督整頓吏治，産生了相當威懾作用。在嚴厲的問責制度下，很多官員"手機備兩塊電池保證24小時開通"。
昆明當地的好幾個時政記者都向本報記者坦言：以前給官員電話，所得到的答復往往是"不得閑""你不要煩我"。而現在，"哪怕不願意接受采訪，但還是客氣多了。有的還主動提供別的可采訪對象的電話。"
變客氣了的官員，對媒體也有了更大的寬容。
10月28日，當地《雲南信息報》率先報道昆明美女副市長李茜的消息，這引起了質疑，因爲第二天市人大才會通過。不過，聞知此事的官員哈哈一笑：只要整體沒有問題，不用過多的追究細節。
曾有媒體報道本市兒童血鉛超標的問題，但是經過調查發現結果幷不是報道中所說的那麽嚴重，對相關媒體也未有任何指責。
對媒體而言，輿論監督幷不意味著曝光。"所謂負面的東西，往往通過輿情報告上去，本意還是爲了解决問題。"一個媒體的部門主任說。
不過借監督之名，一些媒體從業人員對輿論監督權力的"隱形利用"，也使得一些官員極爲惱怒。一位官員在回答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有些記者是不應該在這個行業做的。另有官員對本報記者說：雖然從財政上政府幷不能控制媒體，但是總編社長還是組織任命的，管住人就管住了一切。
而在省委宣傳部的伍皓因爲職權所限，所做的更多不是"問責"而是"推動"。
曾有中央媒體報道萬棵大樹進城背後的"綠色泡沫"，省委宣傳部馬上給林業廳發紅頭文件，立項督查。在有報道稱昆明東川區出現兒童血鉛事件後，宣傳部向環保局立項督查。
他也向本報記者坦承，面對一些"不合理現象"，省委宣傳部曾主動做媒體的"綫人"。有進城賣豌豆的農民，結果沿途所徵稅費還要超過豌豆本身，聽到消息的省委宣傳部爲此"透露"給了當地媒體。
但與仇和相比，伍皓的舉動顯然要面臨更多的壓力。
"躲猫猫"事件中伍皓受到"工作觀念過于超前，會把雲南引入輿論灾難"的批評，而在"小學生賣淫案"後，落款"省紀委、省監察廳聯合調查組"的紅頭文件，建議對伍皓"談話提醒"，因爲他"在把握宣傳方向、輿論導向方面負有一定領導責任"。
伍皓一度"暫時選擇沉默"。南方周末記者獲知的消息說，在一次省委會議上，有的常委對伍皓的做法提出异議，後來省委書記白恩培表態是一次嘗試後，伍得以過關。
伍皓的種種努力，最終有了正面的評價。
10月26日，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發布2009年第3季度地方輿情應對能力排行榜。雲南"陸良事件及慎用不明真相標簽"列于"重慶打黑風暴"之後，位列第二。
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官員們以往"維護雲南形象"的想法。伍皓的對本報記者說：最大的改變是觀念的改變，我的那些做法現在基本上都得到雲南官員們的認同了。
尋找平衡
媒體與政治的互動，使得昆明及至整個雲南呈現出一種微妙的局面，在被稱爲"媒體新政"的背後，媒體與官員之間，也正在尋求某種平衡。
這種微妙，也體現在仇和身上。2008年的昆明市宣傳工作會議上，仇和說，要通過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改進自身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但他同時也表示，各級宣傳部門要做到在重大問題上不缺位、關鍵時刻不失語，搶占輿論制高點，最大限度地擠壓負面信息和傳播空間。
在接受本報記者如何看待所謂的負面報道時，當地一位官員的回復是：我認爲昆明市政府的各項創新就已經足够我們媒體報了，老百姓也會關心。
媒體本身的自律亦成爲主管官員們要考慮的問題。
6月23日，就在雲南省招生考試院發布雲南普通高考最低控制綫截止日期的前一天，一條內容爲"雲南2009普通高考最低分數控制綫"的新聞在國內各大網站間流傳。"山寨高考分數綫"一度影響了許多考生志願的填寫。
在此之後，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提出：雲南將建立假新聞追踪制度，要建設"負責任媒體"。雲南省委宣傳部和省新聞工作者協會聯合向社會徵召除了能看到報紙沒有一分錢報酬的"媒體義務監督員"。
消息發出後，二百多人報名，裏面有不少是地方州市官員和記者。伍皓趕緊建議把這些利益相關方給剔除。但問題仍然在，一個媒體義務監督員，以前到新聞單位上訪過很多次，但幷沒被報道。當上媒體義務監督員之後他拿著證就去媒體鬧了，認爲對他的事"失語"也在監督之列，必須要報道他的事。
爲此，新聞工作者協會趕緊制定了《媒體義務監督員暫行管理辦法》，要求媒體義務監督員不能直接到新聞單位，只能通過記協，也不能糾纏涉及自己的私事，否則收回監督員證幷向社會公示。
伍皓因爲這個舉動受到許多批評，"他們誤解我是要通過媒體義務監督員來控制打壓媒體。"伍皓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
而雲南省新聞工作者協會專職常務副秘書長汪林正則告訴本報記者，其中實際上還有另外一層深意：有媒體義務監督員，有重大事件媒體噤聲的時候，媒體義務監督員可以提議，媒體則可以借著民意行使監督權。
在伍皓看來，新聞改革，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改革的最佳鏈接點。"新聞執政的理念，美國早就樹立了"，伍皓說。他熱情地向記者介紹《新聞 ——政治的幻象》一書。那本書的點睛之筆是前白宮傳播顧問大衛•杰根的話："要成功執政，政府必須確定議程，而不能讓媒體來爲它確定議程。"
不過，相較于昆明"一把手"的仇和，身爲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伍皓所要做的努力顯然更多。"關鍵是能走多遠"，在伍皓被"壓擔子"後，仍有不止一位官員對記者說。
http://www.infzm.com/content/37554
全民總動員拯救美國報業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石岩 發自香港 2009-11-18 19:56:11
""誰都希望自己的家鄉被及時準確地呈現在報紙上。新聞不爲編輯記者的職業榮譽感而存在，維繫社會的良好運轉和情感凝聚力才是報紙的價值所在。""
" ——吉姆•艾莫斯是《皮卡尤恩時報》主編，他負責報道新奧爾良的一切：卡特裏娜飓風、市政府年度支出預算、公寓碎尸案、居民結婚周年紀念、高中足球賽…… 他曾和同事一起，四次爲《皮卡尤恩時報》贏得普利策新聞獎，他堅信即使每個街角都有一個麥當勞的城市也有自己的性格。 "
""'碎片化' 的網絡每天像白蟻一樣蠶食著幾代美國新聞人爲之添磚加瓦的新聞大厦。轉載不付錢不說，還帶來整個社會信息結構和知識結構的碎片化——這對政府、大財團、公司老闆這些强權勢力來說是好事，他們會更加方便地利用人們的無知蓄意掩埋真相。""
" ——漢克斯•克利班戈奧夫（《費城問訊報》駐芝加哥記者）對博客、推特、facebook不屑一顧。"
2005年8月30日，凱特琳娜飓風席捲新奧爾良，紙質的《皮卡尤恩時報》沒有上攤，但報人堅持在網上出版了PDF版。灾後一年，該報攝影記者約翰•邁克哥斯特因在飓風中被毀壞的家沒有得到應有的賠償，不得以在高速公路上與警察飈車，逗引警察向他開槍以得到賠償。
在香港浸會大學，被請來做第三届工作坊的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們被問到的第一個問題，來自學生刊物《青年記者》的封面。封面上印著一位妖嬈而面目模糊的長髮女子，一長串黑色的粗體字叠印在她的臉孔前：變化中的新聞面孔：報道？賦權？還是娛樂大衆？
這個問題被擴展成一連串問號：在網絡環境下，嚴肅新聞的需求量是否正在下降？數碼相機會不會讓攝影記者絕種？如何看待美國報紙銷量的持續下跌？" '娛樂'這個字眼無禮而討厭。"簡•普雷茲以不疾不徐的女中音回應。普雷茲在贏得2009年普利策新聞獎國際報道獎前，去過很多危險的地方。饑饉和戰亂中的索馬里、火力密集的巴以衝突帶……
"我們的工作非常嚴肅。《紐約時報》的44個駐外記者站以向公衆提供盡可能多的信息爲己任。從《紐約時報》建立的那天起，這個使命從來沒有改變過。"普雷茲說。
普雷茲的前輩、1987年普利策新聞獎國際報道單元的獲獎者麥克•帕克臉色紅潤，大腹便便。這位《洛杉磯時報》的前總編、南加州大學安納堡傳播學院前院長，自信地把來勢汹汹的問題撥到一邊：
"不錯，美國報紙的銷量確實下降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在全球範圍內擁有越來越多的讀者。"麥克•帕克在《洛杉磯時報》工作的時候，該報的發行量是117萬份。現在，它的銷量已經下降了一半。但網絡讀者却增加了兩到三倍。
"我們在美國經歷的是報紙營銷模式的崩盤，不是新聞行業的崩盤。在座的各位，誰不在網上瀏覽新聞？說句公道話，跟數字時代到來之前比，我們每個人都是胃口更大的信息消費者。"帕克一字一頓地反擊："你們過得怎麽樣？我聽說香港有四十多家報紙，都掙錢嗎？"
失業的普利策新聞獎得主
保羅•基柏林從1985年開始做記者，今年是他職業生涯的最高峰。4月普利策新聞獎揭曉，作爲合作作者之一，基柏林贏得普利策新聞獎本地報道獎。
不過，基柏林已經無法在四溢的香檳泡沫中跟同事分享得獎的快樂。得獎之前三個月，他已經在裁員的寒潮中被東家《東部峽谷先驅報》辭退——在美國報紙此一輪的行業危機中，地方報紙受到的衝擊最大。地方報紙以本地新聞爲主。國際新聞、國內新聞可以轉載別家報紙，成本相對低，本地新聞却只能由記者采寫得來。在裁員和减版的衝擊之下，本地新聞縮水最厲害。
基柏林只是數以千計的失業記者中的一個。全美報業從業人員已經從1990年代黃金時期的6萬人跌至2009年的4萬人。這個規模跟1970年代初相當——那是美國報紙擺脫政黨和財團控制，真正開始職業化、獨立化報道的開始。
從1960年代開始做記者，見證了美國報業曾經的黃金時代、正在經歷其黑鐵時代的麥克•帕克認爲，報業裁員不僅是行業的悲哀，也是整個社會的倒退。 "記者是提問題的人。他們丟掉飯碗，向國會、市政廳、大財團，向一切把持公共資源的機構提問題的人和他們所提的問題將越來越少。"
受行業不景氣的影響，今年提交給普利策新聞獎的參評作品數量比往年下降13%。在以往的參評作品中，揭示社會問題的調查性報道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報紙把這種耗時長，耗財耗力多的"高成本新聞"看作奢侈品，甚至看作負擔。
裁員、縮减版面……成本降低的速度却遠遠跟不上發行量萎縮的速度。繼2008年報業寒冬之後，2009年4至9月，400份美國報紙的發行量平均下降一成。普雷茲效力的《紐約時報》發行量下降7%，帕克曾效力的《洛杉磯時報》發行量下降11%。
種種迹象表明，美國嚴肅大報在過去三十年間享受的壟斷性的優勢將不復存在。流金歲月裏，報紙年利潤百分之二三十稀鬆平常。
作爲美國報業旗幟的《紐約時報》，甚至成爲了哥倫比亞商學院"品牌與科技創新"工作坊裏的一道"腦筋急轉彎"題目：如何拯救《紐約時報》。
題目要求考試者在15分鐘之內，分析《紐約時報》的現狀，幷將其概括爲命題A，把命題A取反，得到人人意料之外的命題B，看命題B的答案是不是醫治《紐約時報》之痛的好藥方。
參加工作坊的商界精英們給出五花八門的答案：
命題：閱讀産生廣告收益；反命題：報紙沒有讀者；辦法：把報紙的記者和專欄作家租給別的公司。
空氣？水？還是博物館？
上個月，美國新聞教育重鎮、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學術刊物《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刊出的長達36頁的調查報告《重塑美國新聞業》。報告堅守美國新聞業的精英主義路綫，認爲在危機四伏中，新聞業轉型的原則是"以各種可能的媒介，呈現獨立、原創、可信的報道，不管這樣的報道受不受歡迎，能不能賺錢"。
該報告由雷納德•托尼和麥克•舒德森共同完成。托尼有44年的新聞采編經驗，在《華盛頓郵報》總編位子上幹了18年。舒德森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這份建立在大面積采訪和調研基礎上，幷集納若干同題研究成果的報告，最能體現美國人對于新聞的複雜心態。
一方面，新聞被看成乾淨空氣、安全街道、優質教育、公共衛生——對社會福祉至關重要；另一方面，這種本該屬于進行時態或將來時態的文體，却被頻頻比作博物館。
部分研究者認爲，新聞應該像博物館一樣，從市場退出，由慈善家和基金會接管。
一些努力在生死綫上掙扎的新聞網站放弃過去擴大用戶群、提高瀏覽量的策略，轉而培養一小部分用戶的忠誠度。
以"聖地亞哥之聲"爲例，它的生存之道是："就像歌劇、博物館、管弦樂依然有觀衆一樣，新聞也該尋找自己的忠誠讀者——這些人堅信新聞應該像歌劇、博物館一樣存在下去。"
儘管只有區區每月10萬人次瀏覽量，"聖地亞哥之聲"却是當地的知名媒體。
跟常見的地方性網站不同，它不登菜譜、影評，沒有體育新聞，專做産經報道和調查性報道。對公司商業欺詐、問題四伏的養老基金、警察局錯誤統計犯罪率等熱辣題目的扎實報道爲"聖地亞哥之聲"贏得美國國家級新聞獎"調查報道采編獎"。
向政府搖尾乞憐？
雷納德•托尼和麥克•舒德森爲危機中的美國新聞業開出"全民動員"的藥方：政府、大學、基金會、慈善家、博客、網站、電臺、電視臺、報紙、社區居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藥方受到譏諷：向政府和基金會乞憐與其說是爲新聞業籌劃未來，不如說是給新聞寫墓志銘。
其實，藥方幷不是他們兩人的發明，而是衆多實際操作經驗的總結。
從2005年到2009年，以騎士、卡內基、福特、麥克阿瑟、洛克菲勒等大牌基金會爲領頭羊的全美大大小小的基金會，已經向非營利的新聞媒體注資一億兩千八百萬美金。
把報紙轉變成非營利機構的議案，已經由馬裏蘭州參議員本•卡丁提交給國會。不過目前沒有任何進展，因爲卡丁議員回答不了這樣的問題：那些負債累累的報紙一旦變成非營利機構怎麽活。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NPR）正利用其龐大的駐外機構和美國國內280家成員電臺組成的傳播網絡，展開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接管報紙的失地。儘管在經濟危機中，NPR也經歷了近25年來的第一次裁員，但同時也聘用了有史以來第一位調查新聞的編輯。
年投資幾十萬到一百萬美金，以基金會、廣告收入、用戶繳費等多種資金來源爲後盾的網絡新聞媒體像雨後春笋一樣在全美各地冒出來：
在目前全美最大的非營利新聞機構Propublica，36位調查記者和衆多公民記者幷肩作戰。公民記者的任務是從6000個獲得聯邦政府資助的項目中選取510個樣本，檢測其進展情况。Propublica要求這些公民記者懂合同法，"可不是誰都行"，Propublica負責"社會分配"調查的編輯阿曼達•米歇爾在接受托尼和舒德森采訪的時候說——這是Propublica一貫的做法：根據報道領域的不同，選擇有不同專業背景的公民記者。
2008年，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伊朗籍畢業生Kely Golnoush Niknejad建立了"德黑蘭辦事處"。這是一個由大約二十名伊朗人、伊朗難民和職業記者以文字、圖片、視頻等形式爲其供稿的博客。他之所以建立"德黑蘭辦事處"是因爲在一次校園講座中聽說，伊朗的新聞之所以透明度很差，是因爲沒有任何一家新聞媒體能在德黑蘭設置駐外機構。
雲南：當政治與新聞"不期而遇"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何忠洲 發自昆明 2009-11-18 22:38:47
"仇和與伍皓是兩個風格迥异的官員；而相同的是，他們都選擇掀起一場媒體風暴，幷影響當地傳媒與政界"
以前給官員電話，所得到的答復往往是"不得閑""你不要煩我"。而現在，"哪怕不願意接受采訪，但還是客氣多了。有的還主動提供別的可采訪對象的電話。"
伍皓一度"暫時選擇沉默"。南方周末記者獲知的消息說， 在一次省委會議上，有的常委對伍皓的做法提出异議，後來省委書記白恩培表態是一次嘗試後，伍得以過關"
地處邊陲的雲南正在經歷一場政治與媒體相互作用的風暴，而兩個製造風暴的當地官員，一個是早就聞名全國的個性官員仇和，另一個則是正在聞名新聞界的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
力推輿論監督的昆明市委書記仇和，現在獲得了地方立法的支持。10月30日，昆明市人大通過的《昆明市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草案)》中明確："干擾、阻礙新聞媒體依法開展輿論監督的，對負有領導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予以問責直至追究刑事責任。"
而從新華社雲南分社常務副總編輯任上轉爲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伍皓，在因"躲猫猫案"發生後不顧副部長的身份，組織網友調查而遭遇上級"誡勉談話"之後，如今也順利通過試用期一年的考驗，幷被進一步"壓擔子"：就在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11月中旬，雲南省委宣傳部分工調整，伍皓在原來分管的新聞工作之外，又被加上了網絡、外宣等領域。
仇和到昆明後一如既往的嚴謹。冬天穿西服，他也一定將襯衣穿在毛衣的外面，細節一絲不苟。對于刊登在報紙上的個人照片，仇和要求親自審定後才能發表。而且，不接受任何采訪。
而作爲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伍皓QQ差不多24小時都挂在網上，他和人聊天仰靠時不自覺的就把眼鏡推到了額頭上，而且有記者前來他即接受見面。
顯然，這是兩個風格迥异的官員；而相同的是，他們都選擇掀起一場媒體風暴，雖然一個是主動爲之，一個是分內職責所在。
這是一種不期而遇，而他們背後的雲南，一場新聞與政治的不期而遇，也正在蓬勃登臺，幷影響當地傳媒與政界。
政治想到了新聞
"明星"官員仇和的表現幷沒有多少懸念。這個秉持"不看廣告看療效"的前宿遷市委書記，在2007年底調任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後一如既往的"强勢"——當時的輿論認爲，仇的"强勢"是要力圖改變當時經濟增長率已列全國省會城市倒數第一的昆明。
一場官場整肅如宿遷般展開，只是這一次，對官員的監督，仇和找到了一個和宿遷比更爲有效的方式：媒體。
這位剛剛上任的市委書記讓各個新聞單位提供近期報道，特別提出"要負面的報道"。他說，"新聞媒體就是我們的'保健醫生'。"
2008年2月16日，經過連夜擴版，《昆明日報》用四個整版刊登了全市所有副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的分工情况和電話號碼，隨後遭遇"瘋搶"。昆明日報社趕緊再版這份"官員專刊"，再次銷售一空。當年，昆明上班時間不接聽電話的168家單位，在全市範圍內被通報批評，5名官員被問責。
但仇和顯然不滿足于此。2008年9月，昆明市委、市政府公布了《關于建立重大黨務政務信息公開主動接受新聞輿論監督制度的意見》，聘請中央駐滇、香港駐昆和省屬新聞媒體以單位作爲昆明市新聞輿論監督員。
在聘請了"外人"之後，昆明市的新聞媒體不久也接到通知，要求每周上報輿論監督情况。而且，對新聞媒體曝光的監督事項，相關單位應在10日內反饋辦理情况，否則面臨的又將是問責。
單10月份，昆明市西山區就有16名幹部因"創衛不力"被問責。起因便是10月15日到25日之間昆明媒體的曝光。一位做社會新聞的當地記者告訴南方周末，他們曾一度擔負起在市里到處尋找垃圾幷拍下來的使命。
與嚴厲而强勢的仇和個性相比，身爲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伍皓的出場則顯示的是一個記者加新聞管理者的個性。
這個和一系列轟動全國的案子緊密相連的宣傳官員，在"躲猫猫"案中組織"網民尋求真相調查團"；在"小學生賣淫案"中上網發帖"想網絡應該給予我答辯和說明事實的權利"。
這個自稱不對所轄媒體進行審稿、不追求一致聲音的官員，首先遭遇到的是針對自己的質疑，11月15日對伍皓推行媒體監督員的質問就直接發在伍皓所管的《雲南日報》上："媒體義務監督員"到底該監督什麽？
新聞影響下的政治生態
兩個風格迥异官員的不約而同，最終作用在雲南的媒體與政治生態上。
仇和借重于媒體等輿論監督整頓吏治，産生了相當威懾作用。在嚴厲的問責制度下，很多官員"手機備兩塊電池保證24小時開通"。
昆明當地的好幾個時政記者都向本報記者坦言：以前給官員電話，所得到的答復往往是"不得閑""你不要煩我"。而現在，"哪怕不願意接受采訪，但還是客氣多了。有的還主動提供別的可采訪對象的電話。"
變客氣了的官員，對媒體也有了更大的寬容。
10月28日，當地《雲南信息報》率先報道昆明美女副市長李茜的消息，這引起了質疑，因爲第二天市人大才會通過。不過，聞知此事的官員哈哈一笑：只要整體沒有問題，不用過多的追究細節。
曾有媒體報道本市兒童血鉛超標的問題，但是經過調查發現結果幷不是報道中所說的那麽嚴重，對相關媒體也未有任何指責。
對媒體而言，輿論監督幷不意味著曝光。"所謂負面的東西，往往通過輿情報告上去，本意還是爲了解决問題。"一個媒體的部門主任說。
不過借監督之名，一些媒體從業人員對輿論監督權力的"隱形利用"，也使得一些官員極爲惱怒。一位官員在回答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有些記者是不應該在這個行業做的。另有官員對本報記者說：雖然從財政上政府幷不能控制媒體，但是總編社長還是組織任命的，管住人就管住了一切。
而在省委宣傳部的伍皓因爲職權所限，所做的更多不是"問責"而是"推動"。
曾有中央媒體報道萬棵大樹進城背後的"綠色泡沫"，省委宣傳部馬上給林業廳發紅頭文件，立項督查。在有報道稱昆明東川區出現兒童血鉛事件後，宣傳部向環保局立項督查。
他也向本報記者坦承，面對一些"不合理現象"，省委宣傳部曾主動做媒體的"綫人"。有進城賣豌豆的農民，結果沿途所徵稅費還要超過豌豆本身，聽到消息的省委宣傳部爲此"透露"給了當地媒體。
但與仇和相比，伍皓的舉動顯然要面臨更多的壓力。
"躲猫猫"事件中伍皓受到"工作觀念過于超前，會把雲南引入輿論灾難"的批評，而在"小學生賣淫案"後，落款"省紀委、省監察廳聯合調查組"的紅頭文件，建議對伍皓"談話提醒"，因爲他"在把握宣傳方向、輿論導向方面負有一定領導責任"。
伍皓一度"暫時選擇沉默"。南方周末記者獲知的消息說，在一次省委會議上，有的常委對伍皓的做法提出异議，後來省委書記白恩培表態是一次嘗試後，伍得以過關。
伍皓的種種努力，最終有了正面的評價。
10月26日，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發布2009年第3季度地方輿情應對能力排行榜。雲南"陸良事件及慎用不明真相標簽"列于"重慶打黑風暴"之後，位列第二。
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官員們以往"維護雲南形象"的想法。伍皓的對本報記者說：最大的改變是觀念的改變，我的那些做法現在基本上都得到雲南官員們的認同了。
尋找平衡
媒體與政治的互動，使得昆明及至整個雲南呈現出一種微妙的局面，在被稱爲"媒體新政"的背後，媒體與官員之間，也正在尋求某種平衡。
這種微妙，也體現在仇和身上。2008年的昆明市宣傳工作會議上，仇和說，要通過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改進自身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但他同時也表示，各級宣傳部門要做到在重大問題上不缺位、關鍵時刻不失語，搶占輿論制高點，最大限度地擠壓負面信息和傳播空間。
在接受本報記者如何看待所謂的負面報道時，當地一位官員的回復是：我認爲昆明市政府的各項創新就已經足够我們媒體報了，老百姓也會關心。
媒體本身的自律亦成爲主管官員們要考慮的問題。
6月23日，就在雲南省招生考試院發布雲南普通高考最低控制綫截止日期的前一天，一條內容爲"雲南2009普通高考最低分數控制綫"的新聞在國內各大網站間流傳。"山寨高考分數綫"一度影響了許多考生志願的填寫。
在此之後，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提出：雲南將建立假新聞追踪制度，要建設"負責任媒體"。雲南省委宣傳部和省新聞工作者協會聯合向社會徵召除了能看到報紙沒有一分錢報酬的"媒體義務監督員"。
消息發出後，二百多人報名，裏面有不少是地方州市官員和記者。伍皓趕緊建議把這些利益相關方給剔除。但問題仍然在，一個媒體義務監督員，以前到新聞單位上訪過很多次，但幷沒被報道。當上媒體義務監督員之後他拿著證就去媒體鬧了，認爲對他的事"失語"也在監督之列，必須要報道他的事。
爲此，新聞工作者協會趕緊制定了《媒體義務監督員暫行管理辦法》，要求媒體義務監督員不能直接到新聞單位，只能通過記協，也不能糾纏涉及自己的私事，否則收回監督員證幷向社會公示。
伍皓因爲這個舉動受到許多批評，"他們誤解我是要通過媒體義務監督員來控制打壓媒體。"伍皓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
而雲南省新聞工作者協會專職常務副秘書長汪林正則告訴本報記者，其中實際上還有另外一層深意：有媒體義務監督員，有重大事件媒體噤聲的時候，媒體義務監督員可以提議，媒體則可以借著民意行使監督權。
在伍皓看來，新聞改革，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改革的最佳鏈接點。"新聞執政的理念，美國早就樹立了"，伍皓說。他熱情地向記者介紹《新聞 ——政治的幻象》一書。那本書的點睛之筆是前白宮傳播顧問大衛•杰根的話："要成功執政，政府必須確定議程，而不能讓媒體來爲它確定議程。"
不過，相較于昆明"一把手"的仇和，身爲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伍皓所要做的努力顯然更多。"關鍵是能走多遠"，在伍皓被"壓擔子"後，仍有不止一位官員對記者說。
http://www.infzm.com/content/37554
全民總動員拯救美國報業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石岩 發自香港 2009-11-18 19:56:11
""誰都希望自己的家鄉被及時準確地呈現在報紙上。新聞不爲編輯記者的職業榮譽感而存在，維繫社會的良好運轉和情感凝聚力才是報紙的價值所在。""
" ——吉姆•艾莫斯是《皮卡尤恩時報》主編，他負責報道新奧爾良的一切：卡特裏娜飓風、市政府年度支出預算、公寓碎尸案、居民結婚周年紀念、高中足球賽…… 他曾和同事一起，四次爲《皮卡尤恩時報》贏得普利策新聞獎，他堅信即使每個街角都有一個麥當勞的城市也有自己的性格。 "
""'碎片化' 的網絡每天像白蟻一樣蠶食著幾代美國新聞人爲之添磚加瓦的新聞大厦。轉載不付錢不說，還帶來整個社會信息結構和知識結構的碎片化——這對政府、大財團、公司老闆這些强權勢力來說是好事，他們會更加方便地利用人們的無知蓄意掩埋真相。""
" ——漢克斯•克利班戈奧夫（《費城問訊報》駐芝加哥記者）對博客、推特、facebook不屑一顧。"
2005年8月30日，凱特琳娜飓風席捲新奧爾良，紙質的《皮卡尤恩時報》沒有上攤，但報人堅持在網上出版了PDF版。灾後一年，該報攝影記者約翰•邁克哥斯特因在飓風中被毀壞的家沒有得到應有的賠償，不得以在高速公路上與警察飈車，逗引警察向他開槍以得到賠償。
在香港浸會大學，被請來做第三届工作坊的普利策新聞獎得主們被問到的第一個問題，來自學生刊物《青年記者》的封面。封面上印著一位妖嬈而面目模糊的長髮女子，一長串黑色的粗體字叠印在她的臉孔前：變化中的新聞面孔：報道？賦權？還是娛樂大衆？
這個問題被擴展成一連串問號：在網絡環境下，嚴肅新聞的需求量是否正在下降？數碼相機會不會讓攝影記者絕種？如何看待美國報紙銷量的持續下跌？" '娛樂'這個字眼無禮而討厭。"簡•普雷茲以不疾不徐的女中音回應。普雷茲在贏得2009年普利策新聞獎國際報道獎前，去過很多危險的地方。饑饉和戰亂中的索馬里、火力密集的巴以衝突帶……
"我們的工作非常嚴肅。《紐約時報》的44個駐外記者站以向公衆提供盡可能多的信息爲己任。從《紐約時報》建立的那天起，這個使命從來沒有改變過。"普雷茲說。
普雷茲的前輩、1987年普利策新聞獎國際報道單元的獲獎者麥克•帕克臉色紅潤，大腹便便。這位《洛杉磯時報》的前總編、南加州大學安納堡傳播學院前院長，自信地把來勢汹汹的問題撥到一邊：
"不錯，美國報紙的銷量確實下降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在全球範圍內擁有越來越多的讀者。"麥克•帕克在《洛杉磯時報》工作的時候，該報的發行量是117萬份。現在，它的銷量已經下降了一半。但網絡讀者却增加了兩到三倍。
"我們在美國經歷的是報紙營銷模式的崩盤，不是新聞行業的崩盤。在座的各位，誰不在網上瀏覽新聞？說句公道話，跟數字時代到來之前比，我們每個人都是胃口更大的信息消費者。"帕克一字一頓地反擊："你們過得怎麽樣？我聽說香港有四十多家報紙，都掙錢嗎？"
失業的普利策新聞獎得主
保羅•基柏林從1985年開始做記者，今年是他職業生涯的最高峰。4月普利策新聞獎揭曉，作爲合作作者之一，基柏林贏得普利策新聞獎本地報道獎。
不過，基柏林已經無法在四溢的香檳泡沫中跟同事分享得獎的快樂。得獎之前三個月，他已經在裁員的寒潮中被東家《東部峽谷先驅報》辭退——在美國報紙此一輪的行業危機中，地方報紙受到的衝擊最大。地方報紙以本地新聞爲主。國際新聞、國內新聞可以轉載別家報紙，成本相對低，本地新聞却只能由記者采寫得來。在裁員和减版的衝擊之下，本地新聞縮水最厲害。
基柏林只是數以千計的失業記者中的一個。全美報業從業人員已經從1990年代黃金時期的6萬人跌至2009年的4萬人。這個規模跟1970年代初相當——那是美國報紙擺脫政黨和財團控制，真正開始職業化、獨立化報道的開始。
從1960年代開始做記者，見證了美國報業曾經的黃金時代、正在經歷其黑鐵時代的麥克•帕克認爲，報業裁員不僅是行業的悲哀，也是整個社會的倒退。 "記者是提問題的人。他們丟掉飯碗，向國會、市政廳、大財團，向一切把持公共資源的機構提問題的人和他們所提的問題將越來越少。"
受行業不景氣的影響，今年提交給普利策新聞獎的參評作品數量比往年下降13%。在以往的參評作品中，揭示社會問題的調查性報道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報紙把這種耗時長，耗財耗力多的"高成本新聞"看作奢侈品，甚至看作負擔。
裁員、縮减版面……成本降低的速度却遠遠跟不上發行量萎縮的速度。繼2008年報業寒冬之後，2009年4至9月，400份美國報紙的發行量平均下降一成。普雷茲效力的《紐約時報》發行量下降7%，帕克曾效力的《洛杉磯時報》發行量下降11%。
種種迹象表明，美國嚴肅大報在過去三十年間享受的壟斷性的優勢將不復存在。流金歲月裏，報紙年利潤百分之二三十稀鬆平常。
作爲美國報業旗幟的《紐約時報》，甚至成爲了哥倫比亞商學院"品牌與科技創新"工作坊裏的一道"腦筋急轉彎"題目：如何拯救《紐約時報》。
題目要求考試者在15分鐘之內，分析《紐約時報》的現狀，幷將其概括爲命題A，把命題A取反，得到人人意料之外的命題B，看命題B的答案是不是醫治《紐約時報》之痛的好藥方。
參加工作坊的商界精英們給出五花八門的答案：
命題：閱讀産生廣告收益；反命題：報紙沒有讀者；辦法：把報紙的記者和專欄作家租給別的公司。
空氣？水？還是博物館？
上個月，美國新聞教育重鎮、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學術刊物《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刊出的長達36頁的調查報告《重塑美國新聞業》。報告堅守美國新聞業的精英主義路綫，認爲在危機四伏中，新聞業轉型的原則是"以各種可能的媒介，呈現獨立、原創、可信的報道，不管這樣的報道受不受歡迎，能不能賺錢"。
該報告由雷納德•托尼和麥克•舒德森共同完成。托尼有44年的新聞采編經驗，在《華盛頓郵報》總編位子上幹了18年。舒德森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這份建立在大面積采訪和調研基礎上，幷集納若干同題研究成果的報告，最能體現美國人對于新聞的複雜心態。
一方面，新聞被看成乾淨空氣、安全街道、優質教育、公共衛生——對社會福祉至關重要；另一方面，這種本該屬于進行時態或將來時態的文體，却被頻頻比作博物館。
部分研究者認爲，新聞應該像博物館一樣，從市場退出，由慈善家和基金會接管。
一些努力在生死綫上掙扎的新聞網站放弃過去擴大用戶群、提高瀏覽量的策略，轉而培養一小部分用戶的忠誠度。
以"聖地亞哥之聲"爲例，它的生存之道是："就像歌劇、博物館、管弦樂依然有觀衆一樣，新聞也該尋找自己的忠誠讀者——這些人堅信新聞應該像歌劇、博物館一樣存在下去。"
儘管只有區區每月10萬人次瀏覽量，"聖地亞哥之聲"却是當地的知名媒體。
跟常見的地方性網站不同，它不登菜譜、影評，沒有體育新聞，專做産經報道和調查性報道。對公司商業欺詐、問題四伏的養老基金、警察局錯誤統計犯罪率等熱辣題目的扎實報道爲"聖地亞哥之聲"贏得美國國家級新聞獎"調查報道采編獎"。
向政府搖尾乞憐？
雷納德•托尼和麥克•舒德森爲危機中的美國新聞業開出"全民動員"的藥方：政府、大學、基金會、慈善家、博客、網站、電臺、電視臺、報紙、社區居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藥方受到譏諷：向政府和基金會乞憐與其說是爲新聞業籌劃未來，不如說是給新聞寫墓志銘。
其實，藥方幷不是他們兩人的發明，而是衆多實際操作經驗的總結。
從2005年到2009年，以騎士、卡內基、福特、麥克阿瑟、洛克菲勒等大牌基金會爲領頭羊的全美大大小小的基金會，已經向非營利的新聞媒體注資一億兩千八百萬美金。
把報紙轉變成非營利機構的議案，已經由馬裏蘭州參議員本•卡丁提交給國會。不過目前沒有任何進展，因爲卡丁議員回答不了這樣的問題：那些負債累累的報紙一旦變成非營利機構怎麽活。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NPR）正利用其龐大的駐外機構和美國國內280家成員電臺組成的傳播網絡，展開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接管報紙的失地。儘管在經濟危機中，NPR也經歷了近25年來的第一次裁員，但同時也聘用了有史以來第一位調查新聞的編輯。
年投資幾十萬到一百萬美金，以基金會、廣告收入、用戶繳費等多種資金來源爲後盾的網絡新聞媒體像雨後春笋一樣在全美各地冒出來：
在目前全美最大的非營利新聞機構Propublica，36位調查記者和衆多公民記者幷肩作戰。公民記者的任務是從6000個獲得聯邦政府資助的項目中選取510個樣本，檢測其進展情况。Propublica要求這些公民記者懂合同法，"可不是誰都行"，Propublica負責"社會分配"調查的編輯阿曼達•米歇爾在接受托尼和舒德森采訪的時候說——這是Propublica一貫的做法：根據報道領域的不同，選擇有不同專業背景的公民記者。
2008年，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伊朗籍畢業生Kely Golnoush Niknejad建立了"德黑蘭辦事處"。這是一個由大約二十名伊朗人、伊朗難民和職業記者以文字、圖片、視頻等形式爲其供稿的博客。他之所以建立"德黑蘭辦事處"是因爲在一次校園講座中聽說，伊朗的新聞之所以透明度很差，是因爲沒有任何一家新聞媒體能在德黑蘭設置駐外機構。
中國試圖輸出媒體審查制度（BBC）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indepth/2009/11/091104_cw_china_censorship_bristow.shtml
世界看中國：中國試圖輸出媒體審查制度
BBC記者 白麥克
在今年墨爾本國際電影節開幕之前的幾天，該活動的組織者收到來自中國領事館官員的電話，敦促電影節的主辦者不要放映流亡美國的維吾爾族領袖熱比婭的影片。
與此同時，在上個月德國法蘭克福的書展上，中國再次故伎重演，要求書展的組織者禁止兩名中國异議作家參加書展。
一些人士認爲，中國的這種做法試圖在國外推行它在本國實行的媒體審查措施。
中國一直聲稱它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但是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國際電影節以及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的舉動似乎幷非如此。
墨爾本電影節的組織者摩爾說，當他接到中國領事館的電話時感到非常吃驚。
他說，中國領事館的領事要求他重新調整電影節內容的安排，這簡直是過于自信而且非常傲慢。
電影節的主辦者决定不理會中國領事館的警告，在電影節上繼續播放熱比婭的影片《愛的十個條件》。
威脅和騷擾
此後，電影節主辦機構受到了一系列的威脅、干擾等等，目前不知道誰是這些騷擾活動的幕後指揮者。
例如，電影節的電郵信箱不斷收到侮辱性的郵件，另外還有大量的匿名電話， 傳真機也被打爆。
其中還有一些信息是對摩爾家人發出威脅。
同時，網上的黑客還成功的侵入到電影節網站上定票網頁，幷使網頁顯示所有的票都已售光。
不僅如此， 黑客還設法在該電影節網站的主頁上插了一面中國國旗。
此外，中國電影代表團决定退出電影展。
但是最後，熱比婭的影片轉移到更大場地放映，其中部分原因是圍繞該影片的爭議反而使人們對影片的興趣大增。
而熱比婭本人也被邀請在電影節發表講話。
摩爾承認電影節的主辦者要認真思考在將來的電影節上如何放映類似有爭議的電影。
法蘭克福書展
中國要求德國法蘭克福書展禁止作家戴晴參加書展。
一年一度的法蘭克福書展被譽爲思想交流"集市"。
中國對此非常重視，除了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作爲貴賓參加書展外，也贊助了一系列的活動，希望借此機會展示中國的文學和文化。
憤然離去
但當中國的兩位异見作家之一戴晴在研討會上發言時，與會的一些中國官員却憤然離開會場 ，以示抗議。
戴晴說，當她看到這種情景時，她感到非常遺憾。
該書展的負責人博斯說，中國此前也要求他們禁止這兩位作家（戴晴和貝嶺）在書展上發言。
最初，書展的舉辦方同意了這個請求，但後來他們又同意讓他們倆人在研討會上發言。
一位前中國大使對書展的主辦者表示，他們不是到這裏來聽別人宣傳民主的。
然而，中國却經常要求外國政府和組織不要干涉它的內政，但它最近就熱比婭訪日向日本政府表示不滿。
北京辯護說，這不幷違反它的不干涉內政的政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在被問及這一問題時也作出同樣的回答。
但戴晴認爲，中國在經濟上的强大使北京領導人表現財大氣粗。
她說，中國正在利用其經濟影響力對其貿易夥伴進行威脅，以達到打壓言論自由的目的。
而香港科技大學中國跨國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崔大偉認爲，中國這樣做幷不是由于它的力量强大。
他說："有時我們無法肯定中國這樣做是出于擔心還是自信。"
他說，中國試圖阻止熱比婭公開演講，可能是因爲擔心與新疆少數民族的緊張關係。
崔大偉還補充說，中國政府這樣做可能還另有原因，因爲中國政府以及中國人對批評意見往往很快就表示不滿。
他說，普通的百姓有時比官員對這些批評意見更敏感，因此迫使中國政府在國際上采取更爲强硬的立場。
他認爲，這可能是中國目前封鎖海外批評意見的原因。
世界看中國：中國試圖輸出媒體審查制度
BBC記者 白麥克
在今年墨爾本國際電影節開幕之前的幾天，該活動的組織者收到來自中國領事館官員的電話，敦促電影節的主辦者不要放映流亡美國的維吾爾族領袖熱比婭的影片。
與此同時，在上個月德國法蘭克福的書展上，中國再次故伎重演，要求書展的組織者禁止兩名中國异議作家參加書展。
一些人士認爲，中國的這種做法試圖在國外推行它在本國實行的媒體審查措施。
中國一直聲稱它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但是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國際電影節以及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的舉動似乎幷非如此。
墨爾本電影節的組織者摩爾說，當他接到中國領事館的電話時感到非常吃驚。
他說，中國領事館的領事要求他重新調整電影節內容的安排，這簡直是過于自信而且非常傲慢。
電影節的主辦者决定不理會中國領事館的警告，在電影節上繼續播放熱比婭的影片《愛的十個條件》。
威脅和騷擾
此後，電影節主辦機構受到了一系列的威脅、干擾等等，目前不知道誰是這些騷擾活動的幕後指揮者。
例如，電影節的電郵信箱不斷收到侮辱性的郵件，另外還有大量的匿名電話， 傳真機也被打爆。
其中還有一些信息是對摩爾家人發出威脅。
同時，網上的黑客還成功的侵入到電影節網站上定票網頁，幷使網頁顯示所有的票都已售光。
不僅如此， 黑客還設法在該電影節網站的主頁上插了一面中國國旗。
此外，中國電影代表團决定退出電影展。
但是最後，熱比婭的影片轉移到更大場地放映，其中部分原因是圍繞該影片的爭議反而使人們對影片的興趣大增。
而熱比婭本人也被邀請在電影節發表講話。
摩爾承認電影節的主辦者要認真思考在將來的電影節上如何放映類似有爭議的電影。
法蘭克福書展
中國要求德國法蘭克福書展禁止作家戴晴參加書展。
一年一度的法蘭克福書展被譽爲思想交流"集市"。
中國對此非常重視，除了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作爲貴賓參加書展外，也贊助了一系列的活動，希望借此機會展示中國的文學和文化。
憤然離去
但當中國的兩位异見作家之一戴晴在研討會上發言時，與會的一些中國官員却憤然離開會場 ，以示抗議。
戴晴說，當她看到這種情景時，她感到非常遺憾。
該書展的負責人博斯說，中國此前也要求他們禁止這兩位作家（戴晴和貝嶺）在書展上發言。
最初，書展的舉辦方同意了這個請求，但後來他們又同意讓他們倆人在研討會上發言。
一位前中國大使對書展的主辦者表示，他們不是到這裏來聽別人宣傳民主的。
然而，中國却經常要求外國政府和組織不要干涉它的內政，但它最近就熱比婭訪日向日本政府表示不滿。
北京辯護說，這不幷違反它的不干涉內政的政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在被問及這一問題時也作出同樣的回答。
但戴晴認爲，中國在經濟上的强大使北京領導人表現財大氣粗。
她說，中國正在利用其經濟影響力對其貿易夥伴進行威脅，以達到打壓言論自由的目的。
而香港科技大學中國跨國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崔大偉認爲，中國這樣做幷不是由于它的力量强大。
他說："有時我們無法肯定中國這樣做是出于擔心還是自信。"
他說，中國試圖阻止熱比婭公開演講，可能是因爲擔心與新疆少數民族的緊張關係。
崔大偉還補充說，中國政府這樣做可能還另有原因，因爲中國政府以及中國人對批評意見往往很快就表示不滿。
他說，普通的百姓有時比官員對這些批評意見更敏感，因此迫使中國政府在國際上采取更爲强硬的立場。
他認爲，這可能是中國目前封鎖海外批評意見的原因。
江上的母親（野夫）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tjyf/6366.html#
江上的母親
——母親失踪十年祭
野夫 2006-2-8
一
這是一篇縈懷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動筆的文章。是心中綳得太緊以至于怕輕輕一撫就砉然斷裂的弦絲。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無數個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須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塵世這一點點虛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飛霜的時節了，秋水生凉，寒氣漸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國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親，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從母親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絕個性裏，我相信她成爲"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這樣說幷非基于純粹的宿命觀，而是指她誕生之初，血質裏就被刻上了她父親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圖剪斷她與那個"國軍"將領的血緣聯繫，却終歸徒勞無獲。
我外祖母是江漢平原的大家閨秀，其父在民初留學扶桑八年，歸國赴任甘肅省高法院長前，决定與天門望族劉家結爲姻親——那時的劉家三少爺[我外祖父]正成爲黃埔八期的士官生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在可能存在過的短暫幸福之後，作爲戰禍頻仍年代的軍人之妻，外祖母便帶著我的母親步入了她的孤獨一生。
抗戰爆發，外祖父侍衛蔣公撤退西南。劉家太爺故世，大宅日見雕敝。該地區又是日寇國軍和共軍拉鋸爭奪之地，無論哪一部短暫占領，徒具虛名的劉宅便成了搜刮糧餉的目標。外祖母帶著我少年的母親東躲西藏，飽受亂離之苦。最後因怕女兒受辱，外婆只好托鄉里客商將我母親帶到湘西伯父家避禍。母親在那識盡炎凉，像一個女僕般做工求學。
三
日本投降當年，母親獨自踏上還鄉尋母的艱難路程，當她找到撿棉花紡綫度日的外婆時，劫後重逢的泪水濕透了她們的襤褸衣裳。次年，鄉人傳言外祖父衣錦還鄉，授銜少將駐節武漢。母親來到省城尋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靂——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還能僥幸存活，已經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隱瞞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認。
悲憤的母親闖進了他父親的一場盛大酒會，一時輿論大嘩，外祖父回鄉逼迫外婆離婚，從此父女反目，我母親堅决改名換姓以示恩斷義絕。
天道往還，1948年，節節敗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師恩施，赴任途中被伏擊，流彈洞穿了他壯年的胸脯——而最後爲他扶柩理喪的竟是我終身寡居的外婆。
武漢次年易幟，"革大"招生，母親投考，結業後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親送命的路程。在這條充滿險惡的山路上，她與我父親邂逅相逢。一個平原遺弃的將門孤女，一個山中破落的土司遺孑，在那個偉大動蕩的時代，偶然而又必然的結合了幷從此扎根深山。
四
外婆早已原諒了她的丈夫，母親却永遠在仇恨她的父親。她無法在現實中去懲罰他，便極力在精神上去滿足一種虛構的報復——改名換姓，不承認有此父親，甚至不允許外婆去原諒。
然而這種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憤的地步，因爲這個政黨一向在意個人的血統以研究其階級屬性。在她報考革命大學那天起，她就要面對無數張表格。她總是試圖說明她是她父親那個階級的弃嬰，她和她母親屬于苦難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聲辯，同時還作爲一張早有預謀的標簽貼上了她的面龐。
上個世紀流行一個充滿殺機的詞叫"歷史不清"，母親被這個語詞壓迫得痛不欲生。當任何一個批判她的人詰問——你是不是軍閥女兒，她就仿佛陷入一個悖論。她比別人還恨她的父親，却又偏被他們視爲同一個敵人。她覺得這個父親不僅在生前遺弃了她，還在死後長久地陷害著她，她完全無力跳出這一血緣的魔沼。
1957年的母親正當而立之年，這個來自遙遠省城的女人，試圖把她的教養植入那個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剛烈却往往好心換來敵意，她對黨的意見和她的出身被聯繫一起時，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監督改造。20年後終于徹底平反時，母親已老去，所有曾經蒙受的屈辱和傷害不知向誰討還。劃處和平反都是一張紙，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後者却輕于鴻毛。
五
文革開始時，父親作爲礦長很快被打倒，母親微薄的工資要維持全家的生活，那時她是小鎮供銷社可以雙手打算盤的會計。外婆陪著失學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隊務農，二姐當了礦工，父親病危在武漢住院，十歲的我也肺結核穿孔而命若懸絲，我們家一分四處進入了生命中最艱危的歲月。攻擊母親的大字報依舊貼滿門窗，頻繁的抄家連縫紉機頭也被拎走，母親帶著我忍辱負重地在小鎮訪醫求藥，她不能垮，她要拉扯著這個破碎的家一個不少地走進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帶我到縣城看病，回來時求熟人找了個便車，司機走出城後竟威逼我們從車厢下來，一生不低頭的母親爲了我哀婉乞求，她看著揚塵而去的汽車悲憤難耐，又不願讓兒子看到一個母親的窘迫和尷尬，只好將泪水默默吞下。她永遠不理解人世間的惡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個時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學畢業後，學校又以我有傳染病爲由不錄我上初中，我開始了短暫的少年樵夫歲月。當我在夕陽下挑著柴火蹣跚而歸時，多能遠遠看見下班後又來接我的母親，那時她已見憔悴了，亂髮在風中飄飛，有誰曾知她的高貴？兩個姐姐都已失學，她再不能讓我沉淪泥塗，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長，終于使我得以入學。
六
母親終于帶著全家迎來了1978年。父親升遷，她獲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學，外婆又回到我們身邊。這時的母親總算有了笑顔，她相信善良總有好報。即使那些迫害過他們的人也來我家走動，她依舊不假辭色。
1983年外婆辭世，85年父母離休，87年父親患癌，89年我辭去警職，隨後入獄，母親又開始了她的憂患餘生。
父親總想等到兒子重見天日，因此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動一至二次手術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點點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頑强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親，她不斷拖著她的衰朽殘年，陪父親去省城求醫。父親在病床上輾轉，六十多歲的母親却在病床下鋪一張席子陪護著艱難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動，母親就要扶著父親來探監，三人每每在鐵門話別的悲慘畫面，連獄警往往也感動含泪。每一次揮手仿佛就是永訣，兩個爲共和國效命一生的佝僂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後的日子裏，因我而去不斷面對高墻電網的屈辱。
我們在不能見面的歲月裏保持著頻繁通信，母親總是還要在父親的厚厚箋紙外另外再寫幾頁。我在那時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見，又想要動員父親放弃生命。他的掙扎太苦了，連帶我的母親而入萬劫深淵。
七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時，只有母親還在空空的房裏收拾著斷綫碎布。那時父親剛剛離去半年，他在樓頂奇迹般地種植的一棵花椒樹，正盛開著無數隻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懸望。
母親依然如往昔我的飄流歸來一樣，爲我炒好酸菜鶏雜。拿出一大壇藥酒說你喝吧，這是你爸爲你泡的勞傷藥。她怎知兒子的傷原在心深處，却冀望一副古老的藥方來療慰。
爲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臨行之際，母親异樣地拉著我的手說，你在武漢安頓好後，就接我過去吧，家裏太空了，一個人竟覺得害怕。我突然發現母親已經衰老了，她一生的堅强無畏似乎蕩然無存，竟至一下虛弱得像一個害怕孤獨的孩子。
八
我用朋友借的一點錢租了一所肮髒的房子，幾件歪斜的傢具也算撑起了一個家。母親帶著一個單開門的冰箱來了，我見上面許多修補的漆痕，心中無限酸楚——這就是兩老一生節儉唯一值錢點的遺産了，無常的灾難耗盡了他們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報答。
母親在陰暗的房裏一點一點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彎曲的毛綫，然後又一針一針爲我編織出一條毛褲。她說這過去的純羊毛，現在不好買了，你穿著會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裝訂好的信紙給我，說這是她這些年來寫的她的家族的回憶，我看見密密麻麻的幾十萬字，幾乎頁頁漫漶著泪痕。她的手顫顫巍巍，哽咽著說這就算是留給你們三姊弟的紀念了。
向來給我作飯的母親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著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說這房子白天好陰冷，她感到恐懼。我帶母親到居委會去打麻將，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說她和那些老人沒有話說。我知道清高的母親一生不苟時俗，向來也不會娛樂。
我那時和幾個朋友凑了點錢編書想賣，每天回去母親就要問有錢賺嗎，我說生意沒有這麽快，她就又感嘆物價漲了，城裏生活太貴，然後說她要病了就是我們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親去。我每天在這個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給她免費的藥，她心臟開始不適，我說媽，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九
陪我住了十幾天後，母親要求到大姐那裏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個區，在長江的邊上有一套狹窄的居室。大姐有一個可愛的女兒，我想也許能給母親多一些歡樂和安慰，就讓大姐來接走了她。
我依舊在人海掙扎，在沒有電話的時代也疏于問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親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時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後事，在與我們姐弟委婉話別。
1995年的深秋午後，大姐打電話給我朋友找到我說，母親早上出門現在未回，他們四處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語氣有些驚恐。我還說，不會有事的，你們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電話那端痛哭——她找到母親的遺書了。
我帶著幾個弟兄趕去，大姐交給我從被褥裏翻出的母親的兩封信和一串鑰匙，匙鏈上還挂著父親當年給她的一個韭葉金戒指，我的心頓時如沉冰海。
母親平靜地寫道——我知道我病了，我夢見我的母親在叫我，我把你們的父親送走了，又把平兒等回來了，我的使命終于完成了，我要找你們父親去了。。。。。。請你們原諒我，我到長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們也找不到的。你們三姊妹要互相幫助，父母沒能力給你們留下什麽，我再不走還要拖累你們。。。。。。
十
我們連夜沿江尋找，多麽希望母親還徘徊在生死邊上，給我們最後一綫機會。
我們去公安局報案，他們說人失踪一月後再去備個案即可。我們去民政局求助，他們說沒有尋人的職責。我們去電視臺，他們說上級不允許播尋人啓示，走失的太多了。我們自己複印招貼滿街去貼，城管的跟著就撕，逮著還要罰款。整個國家沒有一個救助機構可爲我們分憂，我的母親就這樣走失在她的祖國。
碼頭工人見多識廣，他們說武漢下游的陽邏鎮是長江的回水處，水上死者都會在那裏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找到你的母親。
我隻身來到那個碼頭賃居，先找當地派出所求助。他們客氣地說，你看這墻上挂著多少尋人啓示，我們根本顧不過來，這裏每天都有浮尸。以前我們還每具100元請農民撈起來埋上，我們登記個特徵。現在經費包乾，我們也沒閑錢管了，你自己租條小舟去找吧。
我只好請了個膽大的漁民每天劃著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灣逡巡。江面上果然每天都有浮尸，我都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親。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灘上，在陽光下發脹腐爛，堆滿了蒼蠅，遠遠就散發出惡臭。我生怕錯過我的母親，總要一一去翻看。許多天了，漁民也厭了，碼頭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勸我別找了，根據他們的經驗，武漢下水的這時早該在此出現了，要沒見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錨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帶出了江灣，那就永遠找不到了。我最後還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漢，母親終于仍是一去無迹。而兩個姐姐則同時找遍了所有的親友寺廟，我們終于徹底絕望。
十一
整整十年過去了，秋水長天，物換星移，我們姐弟的隱痛和歉疚却從未平復。我們在一起相聚時，基本也儘量回避這個話題，誰都知道心上的創口還在暗夜滲血。
兩個平民姐姐多少還有些迷信，早幾年聽說哪個神人，總要去花錢請教母親的下落，幷按所謂的高人指點去再做徒勞的追尋。又或者聽某位故舊傳言，在某處曾見疑似母親的老人，便又要去打聽，然後牽出萬千餘痛。只有我相信母親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剛烈决絕，一生對我們的摯愛，在那個艱難勉强的時刻，她絕對會選擇尊嚴而從容的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來喚起我重新上路，來給我一個無牽無挂的未來。
一個68歲的老人，在經歷了她坎坷備盡的生涯後，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長江。那時水冷如刀，朝陽似血，真難以想像我柔腸寸斷的老母，是怎樣一步幾回頭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後的回眸可曾老泪縱橫，可曾還在爲她窮愁潦倒的兒女憂心如焚。她把她的神聖母愛撒滿那生生不息的浩蕩之水，然後再將自己的蒼老骨肉委爲魚食，這需要怎樣一種勇毅和慈悲啊。她艱難的一躍轟然劃破默默秋江，那慘烈的漣漪却至今蕩漾在我的心頭。
1995年的冬天，我爲母親砌了一個小小的衣冠冢，邊上同時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親的灰燼，然後我隻身踏上了漫游的不歸路。
1996年我責編了第一本書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紀念他母親的長詩《祈禱》，他不斷回旋的一個主題就是他母親最後的遺書——
鑰匙在窗臺上，
鑰匙在窗前的陽光裏。
孩子，結婚吧，不要吸毒。
鑰匙就在那陽光裏……。
讀到此時，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聲，仿佛沉積了一個世紀的泪水陡然奔瀉，我似乎也看見了我母親在陽光下爲我留下的那把鑰匙……
江上的母親
——母親失踪十年祭
野夫 2006-2-8
一
這是一篇縈懷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動筆的文章。是心中綳得太緊以至于怕輕輕一撫就砉然斷裂的弦絲。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無數個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須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塵世這一點點虛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飛霜的時節了，秋水生凉，寒氣漸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國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親，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從母親到晚年仍保持的决絕個性裏，我相信她成爲"右派"是一件必然的事。這樣說幷非基于純粹的宿命觀，而是指她誕生之初，血質裏就被刻上了她父親的烙印。她一生都在努力企圖剪斷她與那個"國軍"將領的血緣聯繫，却終歸徒勞無獲。
我外祖母是江漢平原的大家閨秀，其父在民初留學扶桑八年，歸國赴任甘肅省高法院長前，决定與天門望族劉家結爲姻親——那時的劉家三少爺[我外祖父]正成爲黃埔八期的士官生開始了他的戎馬生涯。在可能存在過的短暫幸福之後，作爲戰禍頻仍年代的軍人之妻，外祖母便帶著我的母親步入了她的孤獨一生。
抗戰爆發，外祖父侍衛蔣公撤退西南。劉家太爺故世，大宅日見雕敝。該地區又是日寇國軍和共軍拉鋸爭奪之地，無論哪一部短暫占領，徒具虛名的劉宅便成了搜刮糧餉的目標。外祖母帶著我少年的母親東躲西藏，飽受亂離之苦。最後因怕女兒受辱，外婆只好托鄉里客商將我母親帶到湘西伯父家避禍。母親在那識盡炎凉，像一個女僕般做工求學。
三
日本投降當年，母親獨自踏上還鄉尋母的艱難路程，當她找到撿棉花紡綫度日的外婆時，劫後重逢的泪水濕透了她們的襤褸衣裳。次年，鄉人傳言外祖父衣錦還鄉，授銜少將駐節武漢。母親來到省城尋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靂——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還能僥幸存活，已經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隱瞞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認。
悲憤的母親闖進了他父親的一場盛大酒會，一時輿論大嘩，外祖父回鄉逼迫外婆離婚，從此父女反目，我母親堅决改名換姓以示恩斷義絕。
天道往還，1948年，節節敗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師恩施，赴任途中被伏擊，流彈洞穿了他壯年的胸脯——而最後爲他扶柩理喪的竟是我終身寡居的外婆。
武漢次年易幟，"革大"招生，母親投考，結業後竟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親送命的路程。在這條充滿險惡的山路上，她與我父親邂逅相逢。一個平原遺弃的將門孤女，一個山中破落的土司遺孑，在那個偉大動蕩的時代，偶然而又必然的結合了幷從此扎根深山。
四
外婆早已原諒了她的丈夫，母親却永遠在仇恨她的父親。她無法在現實中去懲罰他，便極力在精神上去滿足一種虛構的報復——改名換姓，不承認有此父親，甚至不允許外婆去原諒。
然而這種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憤的地步，因爲這個政黨一向在意個人的血統以研究其階級屬性。在她報考革命大學那天起，她就要面對無數張表格。她總是試圖說明她是她父親那個階級的弃嬰，她和她母親屬于苦難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聲辯，同時還作爲一張早有預謀的標簽貼上了她的面龐。
上個世紀流行一個充滿殺機的詞叫"歷史不清"，母親被這個語詞壓迫得痛不欲生。當任何一個批判她的人詰問——你是不是軍閥女兒，她就仿佛陷入一個悖論。她比別人還恨她的父親，却又偏被他們視爲同一個敵人。她覺得這個父親不僅在生前遺弃了她，還在死後長久地陷害著她，她完全無力跳出這一血緣的魔沼。
1957年的母親正當而立之年，這個來自遙遠省城的女人，試圖把她的教養植入那個土家山寨。其直率和剛烈却往往好心換來敵意，她對黨的意見和她的出身被聯繫一起時，只能戴上右派的高帽接受工人的監督改造。20年後終于徹底平反時，母親已老去，所有曾經蒙受的屈辱和傷害不知向誰討還。劃處和平反都是一張紙，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後者却輕于鴻毛。
五
文革開始時，父親作爲礦長很快被打倒，母親微薄的工資要維持全家的生活，那時她是小鎮供銷社可以雙手打算盤的會計。外婆陪著失學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隊務農，二姐當了礦工，父親病危在武漢住院，十歲的我也肺結核穿孔而命若懸絲，我們家一分四處進入了生命中最艱危的歲月。攻擊母親的大字報依舊貼滿門窗，頻繁的抄家連縫紉機頭也被拎走，母親帶著我忍辱負重地在小鎮訪醫求藥，她不能垮，她要拉扯著這個破碎的家一個不少地走進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帶我到縣城看病，回來時求熟人找了個便車，司機走出城後竟威逼我們從車厢下來，一生不低頭的母親爲了我哀婉乞求，她看著揚塵而去的汽車悲憤難耐，又不願讓兒子看到一個母親的窘迫和尷尬，只好將泪水默默吞下。她永遠不理解人世間的惡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個時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學畢業後，學校又以我有傳染病爲由不錄我上初中，我開始了短暫的少年樵夫歲月。當我在夕陽下挑著柴火蹣跚而歸時，多能遠遠看見下班後又來接我的母親，那時她已見憔悴了，亂髮在風中飄飛，有誰曾知她的高貴？兩個姐姐都已失學，她再不能讓我沉淪泥塗，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長，終于使我得以入學。
六
母親終于帶著全家迎來了1978年。父親升遷，她獲平反，大姐招工，我考上大學，外婆又回到我們身邊。這時的母親總算有了笑顔，她相信善良總有好報。即使那些迫害過他們的人也來我家走動，她依舊不假辭色。
1983年外婆辭世，85年父母離休，87年父親患癌，89年我辭去警職，隨後入獄，母親又開始了她的憂患餘生。
父親總想等到兒子重見天日，因此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動一至二次手術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點點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在頑强茁生。真正苦的更是母親，她不斷拖著她的衰朽殘年，陪父親去省城求醫。父親在病床上輾轉，六十多歲的母親却在病床下鋪一張席子陪護著艱難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動，母親就要扶著父親來探監，三人每每在鐵門話別的悲慘畫面，連獄警往往也感動含泪。每一次揮手仿佛就是永訣，兩個爲共和國效命一生的佝僂老人，却不得不在最後的日子裏，因我而去不斷面對高墻電網的屈辱。
我們在不能見面的歲月裏保持著頻繁通信，母親總是還要在父親的厚厚箋紙外另外再寫幾頁。我在那時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既希望父子今生相見，又想要動員父親放弃生命。他的掙扎太苦了，連帶我的母親而入萬劫深淵。
七
1995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時，只有母親還在空空的房裏收拾著斷綫碎布。那時父親剛剛離去半年，他在樓頂奇迹般地種植的一棵花椒樹，正盛開著無數隻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懸望。
母親依然如往昔我的飄流歸來一樣，爲我炒好酸菜鶏雜。拿出一大壇藥酒說你喝吧，這是你爸爲你泡的勞傷藥。她怎知兒子的傷原在心深處，却冀望一副古老的藥方來療慰。
爲了求生，我不得不匆匆又出山。臨行之際，母親异樣地拉著我的手說，你在武漢安頓好後，就接我過去吧，家裏太空了，一個人竟覺得害怕。我突然發現母親已經衰老了，她一生的堅强無畏似乎蕩然無存，竟至一下虛弱得像一個害怕孤獨的孩子。
八
我用朋友借的一點錢租了一所肮髒的房子，幾件歪斜的傢具也算撑起了一個家。母親帶著一個單開門的冰箱來了，我見上面許多修補的漆痕，心中無限酸楚——這就是兩老一生節儉唯一值錢點的遺産了，無常的灾難耗盡了他們的一切，我又怎生才能報答。
母親在陰暗的房裏一點一點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彎曲的毛綫，然後又一針一針爲我編織出一條毛褲。她說這過去的純羊毛，現在不好買了，你穿著會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裝訂好的信紙給我，說這是她這些年來寫的她的家族的回憶，我看見密密麻麻的幾十萬字，幾乎頁頁漫漶著泪痕。她的手顫顫巍巍，哽咽著說這就算是留給你們三姊弟的紀念了。
向來給我作飯的母親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著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說這房子白天好陰冷，她感到恐懼。我帶母親到居委會去打麻將，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說她和那些老人沒有話說。我知道清高的母親一生不苟時俗，向來也不會娛樂。
我那時和幾個朋友凑了點錢編書想賣，每天回去母親就要問有錢賺嗎，我說生意沒有這麽快，她就又感嘆物價漲了，城裏生活太貴，然後說她要病了就是我們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親去。我每天在這個冷漠的世界疲于奔命，我求朋友的妻子給她免費的藥，她心臟開始不適，我說媽，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九
陪我住了十幾天後，母親要求到大姐那裏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個區，在長江的邊上有一套狹窄的居室。大姐有一個可愛的女兒，我想也許能給母親多一些歡樂和安慰，就讓大姐來接走了她。
我依舊在人海掙扎，在沒有電話的時代也疏于問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親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時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後事，在與我們姐弟委婉話別。
1995年的深秋午後，大姐打電話給我朋友找到我說，母親早上出門現在未回，他們四處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語氣有些驚恐。我還說，不會有事的，你們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電話那端痛哭——她找到母親的遺書了。
我帶著幾個弟兄趕去，大姐交給我從被褥裏翻出的母親的兩封信和一串鑰匙，匙鏈上還挂著父親當年給她的一個韭葉金戒指，我的心頓時如沉冰海。
母親平靜地寫道——我知道我病了，我夢見我的母親在叫我，我把你們的父親送走了，又把平兒等回來了，我的使命終于完成了，我要找你們父親去了。。。。。。請你們原諒我，我到長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們也找不到的。你們三姊妹要互相幫助，父母沒能力給你們留下什麽，我再不走還要拖累你們。。。。。。
十
我們連夜沿江尋找，多麽希望母親還徘徊在生死邊上，給我們最後一綫機會。
我們去公安局報案，他們說人失踪一月後再去備個案即可。我們去民政局求助，他們說沒有尋人的職責。我們去電視臺，他們說上級不允許播尋人啓示，走失的太多了。我們自己複印招貼滿街去貼，城管的跟著就撕，逮著還要罰款。整個國家沒有一個救助機構可爲我們分憂，我的母親就這樣走失在她的祖國。
碼頭工人見多識廣，他們說武漢下游的陽邏鎮是長江的回水處，水上死者都會在那裏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找到你的母親。
我隻身來到那個碼頭賃居，先找當地派出所求助。他們客氣地說，你看這墻上挂著多少尋人啓示，我們根本顧不過來，這裏每天都有浮尸。以前我們還每具100元請農民撈起來埋上，我們登記個特徵。現在經費包乾，我們也沒閑錢管了，你自己租條小舟去找吧。
我只好請了個膽大的漁民每天劃著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灣逡巡。江面上果然每天都有浮尸，我都得靠近查看是否我的母親。有的被浪花卷到了沙灘上，在陽光下發脹腐爛，堆滿了蒼蠅，遠遠就散發出惡臭。我生怕錯過我的母親，總要一一去翻看。許多天了，漁民也厭了，碼頭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勸我別找了，根據他們的經驗，武漢下水的這時早該在此出現了，要沒見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錨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帶出了江灣，那就永遠找不到了。我最後還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漢，母親終于仍是一去無迹。而兩個姐姐則同時找遍了所有的親友寺廟，我們終于徹底絕望。
十一
整整十年過去了，秋水長天，物換星移，我們姐弟的隱痛和歉疚却從未平復。我們在一起相聚時，基本也儘量回避這個話題，誰都知道心上的創口還在暗夜滲血。
兩個平民姐姐多少還有些迷信，早幾年聽說哪個神人，總要去花錢請教母親的下落，幷按所謂的高人指點去再做徒勞的追尋。又或者聽某位故舊傳言，在某處曾見疑似母親的老人，便又要去打聽，然後牽出萬千餘痛。只有我相信母親真的去了，她一生的剛烈决絕，一生對我們的摯愛，在那個艱難勉强的時刻，她絕對會選擇尊嚴而從容的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來喚起我重新上路，來給我一個無牽無挂的未來。
一個68歲的老人，在經歷了她坎坷備盡的生涯後，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長江。那時水冷如刀，朝陽似血，真難以想像我柔腸寸斷的老母，是怎樣一步幾回頭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後的回眸可曾老泪縱橫，可曾還在爲她窮愁潦倒的兒女憂心如焚。她把她的神聖母愛撒滿那生生不息的浩蕩之水，然後再將自己的蒼老骨肉委爲魚食，這需要怎樣一種勇毅和慈悲啊。她艱難的一躍轟然劃破默默秋江，那慘烈的漣漪却至今蕩漾在我的心頭。
1995年的冬天，我爲母親砌了一個小小的衣冠冢，邊上同時安埋下外婆的骨殖和父親的灰燼，然後我隻身踏上了漫游的不歸路。
1996年我責編了第一本書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紀念他母親的長詩《祈禱》，他不斷回旋的一個主題就是他母親最後的遺書——
鑰匙在窗臺上，
鑰匙在窗前的陽光裏。
孩子，結婚吧，不要吸毒。
鑰匙就在那陽光裏……。
讀到此時，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聲，仿佛沉積了一個世紀的泪水陡然奔瀉，我似乎也看見了我母親在陽光下爲我留下的那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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