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在路上的美好年代
熊培雲
擁擠的車站，混亂的碼頭，歲尾年關千里奔襲、穿越風雪的摩托車隊……說到中國農民候鳥一般從鄉村到城市，從异鄉到故鄉，你難免會想起這些奔忙于路上的種種場景。和"出埃及"一樣，"在路上"更是人類永恒的主題。沒有"在路上"，也就不會有希伯萊人的"出埃及記"以及我正在叙述的"出鄉村記"。沒有"在路上"，凱魯亞克的著名公路小說也不會流傳爲經典，更別說在其後催生出與"在路上"相關的一系列文化。
1980年代，伴隨著大批青年回城，越來越多的農民及其子弟也開始試圖進入他們夢寐以求的寬闊城市。
這是一個讓人謳歌的年代。在經過了一個漫長的冬天之後，萬物開始解凍復蘇，理性與心靈的花朵在朦朧的愛意裏競相綻放。
先說理性。
毫無疑問，此前中國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告別"兩個凡是"的教條主義與領袖崇拜便已經代表著某種政治理性的回歸。至于社會理性在什麽時候開始回歸，似乎沒有什麽可量度的標準與標志性事件。不過，找到一些與之相關的社會現象幷不難——當然，這同樣得益于政治上的解禁。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政治禁書"、"被流放的知識"重新出現在人們的生活視野之中。儘管禁忌仍在，但不再知識越多越反動，書籍也不再和當代中國人的獨立精神一樣罕見與稀有。
至于那個書籍極度匱乏的反智年代裏的悲傷故事，王小波在《思維的樂趣》一文中略有記載：
"二十五年前，我到農村去插隊時，帶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奧維德的《變形記》，我們隊裏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帶的樣子。後來別隊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後我又在幾個不同的地方見到了它，它的樣子越來越糟。我相信這本書最後是被人看沒了的。現在我還忘不了那本書的慘狀。插隊的生活是艱苦的，吃不飽，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看，倘若可看的書很多的話，《變形記》也不會這樣悲慘地消失了。除此之外，還得不到思想的樂趣。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歷：傍晚時分，你坐在屋檐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裏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餘生也晚。和王小波比，雖然我也曾經在鄉下生活了不少歲月，但我似乎要幸運得多。因爲正當我青春萌發，開始極度渴望知識與書籍的時候，正好趕上了流行于八十年代的讀書熱與文化熱。
1980年代的十年，文化熱是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尤其從1984年開始，有關哲學、政治與社會的討論大量增加，文化活動四處開花。一些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陸續在鄭州、上海、深圳、武漢等地舉行，許多名牌大學也都建立了關于文化、文化傳統、儒家以及中西文化對比的研究中心，各地紛紛組織面向公衆的傳統文化講習班，無數關于文化的文章充斥各類刊物，各種文化類書籍同樣擺滿了書店。那個年代還沒有哈裏•波特，但正如陳彥先生在《中國之覺醒——文革後中國思想演變歷程》一書中所描繪，1984到1988年間的中國，南南北北像是中了"文化"一詞的魔法，"文化這個詞與主題成了當時中國真正的時髦。"而1984-1986三年鑄就的黃金時代，"由于意識形態環境較爲寬鬆，文化熱可謂如日中天。"
和今天堆滿大小書店的各類考試學、成功學與鶏湯學書籍相比，八十年代人們的讀書生活顯得更有品質。此時，哲學、美學、小說、詩歌、科學等各類書籍紛紛涌現，歐美的各種經典書籍也被大量譯介到中國。諸如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尼采的《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弗洛依德的《夢的解析》等等都成了無數才子佳人的枕邊書。1984年3月，首套"走向未來叢書"12種出版。第一批書僅用了4個小時便在成都售罄。3月底，出版社重印了三萬册，又在幾個月內全部賣光。其後的"五角叢書"，幾年間最高銷到了幾千萬册。
儘管仍然實行著嚴格的城鄉分治、一國兩策——九十年代初我離鄉上大學時甚至還必須從家裏寄上一袋大米給學校，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十年代中國鄉村與城市的差距遠不如九十年代以後那麽明顯。那時候，即使是一個像我這樣生活在窮鄉僻壤裏的小學生，也經常有機會被母親帶到縣城的新華書店裏買課外書。母親識字不多，每次都會請教書店裏的讀書人我挑的書是否真的有助于學習。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有時還會讓隔天進城的村民將我要買而未買的書給捎回來。
當然，這個中間環節可能會出問題。比如，有一次我發現有本作文書前面少了幾頁，却又不好意思責備給我捎書的村民買了一本殘書，只好將就了。直到幾年後，我才在無意間知道這位村民因爲半路內急，撕了前面幾頁擦了屁股。這個細節在我看伊朗兒童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時總會想起來——成人總是在不經意間毀壞兒童的世界。
拜賜于當年的讀書熱，我在中學的圖書室裏也沒少找到流行于那個年代的經典作品。讓我備感吃驚的是，2008年我重回母校時，發現由于近年來農民拖兒帶女大量外出，當地生源急劇减少，學校因此變得無比蕭條。而當年那間讓我垂涎欲滴的圖書室如今空無一書，像是遭了洗劫一樣，只剩下滿地的灰塵與幾塊斷裂的架板。據留守的教師們說，許多老師都去沿海"打工"去了。當年那位曾經住在圖書室邊上的有志青年，早已弃教下海，遠走他城，終于在2000年後做起了細節管理的生意，寫一本《細節决定成敗》的書，幾年間重印了幾十版。
時光悄然流逝。我已經記不清在這所學校讀過什麽書——歌德、舒婷、北島、彭斯、聶魯達、普呂多姆、藍波、雨果？值得慶幸的是，雖然身處鄉下，借著當時席捲全國的"文化熱"與"讀書熱"，我還是有機會讀到過幾本即將影響我一生的書籍，有機會親歷《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裏文化相遇之奇境——只不過，那位最初影響我的外國才俊不是戴思杰筆下的巴爾扎克，而是英倫島上的雪萊。在我的書房裏，至今仍然保留著我在14歲那年買到的楊熙齡選譯的《雪萊抒情詩選》（1981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正如傅雷的譯者獻辭——"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爲羅曼•羅蘭的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錦上添花，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有緣閱讀它的人，楊熙齡寫在雪萊詩選後面的《譯者附言》同樣讓我一生受益：
"在'冰冷的爐邊'度過童年，却有著一顆熱烈地泛愛大衆的大心；在平庸的人們中間生長，却從大自然汲取了百靈光怪的幻想；受盡自私的人們的折磨，而厭惡自私，把自私弃絕，保持著靈魂泉源的澄澈；懷著溫柔的同情，又時時忿激的抗爭；思索著人間種種相，馳騁在自然科學、哲學、政治學的領域上，探索人類的前途，以普羅米修斯式的堅貞，忠于人類，以幽婉的小曲安慰自己在人世遭到失敗，以嘹亮的號角聲宣告人類新春的將到……"
我相信，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每個人在其年少時都可能有著某種兼濟天下的理想。我至今未忘當年讀到這段話時的激動，心想楊熙齡筆下的這位泰西詩神——帕西•比西•雪萊，不正是我的人生嚮導麽？回想起來，八十年代更像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詩歌加論文"的年代——在此之前，寫《未央歌》的鹿橋曾經用"詩歌加論文"來形容他在西南聯大時"有理性，亦有心靈"的美好生活。
愛詩歌，愛生活。因爲詩歌，許多人在清貧而跳躍的生活之中一厢情願地做起了精神貴族。若非如此，你就很難解釋爲什麽這樣一本薄薄的《雪萊抒情詩選》能够暢銷十年，足足賣出50萬册。此前，由于時代的原因，這本詩選從1964年排出清樣到1981年終于出版，足足走了17年時間。
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充滿詩意與想像的年代裏，才有了海子"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與"姐姐，今晚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你"這樣溫暖人心的詩句，才有了《讓世界充滿愛》、《明天會更好》這樣共寫心靈史詩的流行音樂，才有了雄心勃勃、壯志滿懷的《年輕的朋友來相會》。
九十年代末的一個寂靜的夜晚，當我偶爾聽到電視裏播放《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這首老歌，想到當年高唱凱歌的年輕一代如今紛紛下崗，心中竟涌起一種莫名却又難以抗拒的傷感。然而即便如此前途茫茫，誰又能否認八十年代他們剛走出時代"黑屋子"時的意氣風發以及嚮往美好生活的無比赤誠。
在我梳理八十年代的記憶時，找到一些相關的影像志。它們從另一個側面見證了那個時候的人們雖然處在一種普遍的貧困中，但是整個社會已經或者正在發生悄悄的變化却是顯而易見的：
1980年8月30號，五届人大三次會議開幕，在外電報導中，這次會議不再像以前那樣，僅僅是壯觀的政治儀式，而是一次做出重大决策，解决實際問題的人民代表會議。這次會議第一次邀請外國記者參加，幷事先舉行了新聞發布會。駐京外國記者感嘆道，上一次召開人代會的時候，外國記者都被送到天津去旅行，人代會就像一次地下會議，甚至不許代表們告訴自己的家屬，只是告訴代表們要帶些錢和糧票。在這種氣氛之下，有人擔心自己怕是要遇到什麽麻煩了。這次會議也是充滿直率的、生動的言論的會議，第一次出現了人民代表毫不客氣的咨詢部長的場面。國外報道的結論是，中國正在謹慎的、逐步的成爲較爲開放的社會。（《電視往事》解說詞）
當然，我說八十年代是一個美好年代，幷非要武斷地贊美那個時代完美無缺，或者斷定它比現在這個時代好。畢竟，那個年代同時也是一個流行"清除精神污染"的年代，一個"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的年代，一個權力仍然不斷强調"我們中國人需要管"（成龍語）的年代，一個由對抗走向激烈的年代。詩人藍波說："生活在他處。"八十年代人們生活之"他處"，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保衛處"。
我只想在此强調，那個心靈與理性幷蒂綻放的年代，在其匆匆落幕、戛然而止之前，人們已經重拾生活的美好理想，緊隨自己命運的召喚，開始追求心中的世界與外面的世界，追求一個甘于平凡的理想的世界。無論是城裏人，還是鄉下人，剛剛從社會混亂與政治高壓中走出來的他們，已經看到了隧道外的一絲絲光亮，初嘗了長在新時代路邊的一枚枚禁果，像是懷著一種初戀的心情，試著一步步走向開放與自由。而這一切，也正是被圈定在城市之外的農民得以"盲流"進城的大前提。
再說心靈。
談到八十年代的心靈，上文提到的"詩歌熱"無疑可以算作其中一種表現。不過，在寫作本文時，我更願意回顧那些回蕩在八十年代的老歌。許多老氣橫秋、自詡高雅的人常常批評流行音樂之"低俗"，是"靡靡之音"，然而，對于生長在鄉村的孩子們來說，流行音樂首先代表的是公正，其次才是藝術。它首先是生活的音樂、平民的音樂，它像太陽的光輝一樣，眷顧大地上的每個孩子，不僅照耀都市，也照耀鄉村。與此同時，它又不像革命年代的歌曲一樣强行灌輸于人。畢竟，每個人因爲無力抗拒而獲得某種東西，那不是平等。
八十年代是中國重新上路的年代。就在這時，許多城裏人厭倦了在"單位樹"上屈膝俯仰、爬來爬去，索性跳下大樹，直立行走，開始接社會的地氣，漸漸由"單位人"變身爲"社會人"；而鄉下人也不再認命做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帝國稻草人"，他們想方設法，竭盡所能，將自己的孩子送出鄉村，爲的是洗去沾在祖祖輩輩脚上的泥巴——仿佛那是幾代人下等身份的標記。有闖勁的父母，甚至親自洗脚上岸，揭竿而起，搭房屋，辦工廠，搞推銷……但得造化，有的在後來甚至成了能够引領中國經濟的風雲人物。
對于剛剛從極端年代裏走出來的中國人而言，八十年代的"讀書熱"與"流行音樂熱"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它們或多或少都與"外面的世界"有關。即使是《鄉間小路》與《壟上行》這樣看似本土的鄉村歌謠，也是從臺灣吹來的新風。
"白天聽鄧小平，晚上聽鄧麗君"，有人將中國的八十年代簡化爲"雙鄧時代"。1980年代初的中國，鄧麗君與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齊名"，一個是"老鄧"，一個是"小鄧"。前者主導政治，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後者引領生活，是中國人生活與審美回歸常態的標竿；前者讓中國走向開放，後者讓社會回歸多元。告別《紅燈記》裏"打不盡豺狼决不下戰場"的嗜血鬥志，中國迎來了鄧麗君式的溫婉甜美。"甜蜜蜜，你笑得甜甜蜜，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裏……"鄧麗君借著她的"甜蜜蜜"征服了新一代中國人的心。當人性重新舒展開來，任何橫加指責都已經無濟于事，都已經阻擋不住一個開放而多情的時代卷地而來。
曾經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說出一些當時流行的歌名與歌詞。不需要太細心，你都能發現，在那個年代許多老歌都帶著某種"在路上"的情調。同在藍天與星空之下，從故鄉與异鄉，從鄉村到城市，無論是歡欣還是愁苦，道路的另一端，總是延伸著那個剛剛開放的年代所特有的希望、自由與牽腸挂肚。
如齊秦的《大約在冬季》："輕輕的，我將離開你，請將眼角的泪拭去……"；《外面的世界》："在很久很久以前，你離開我，去遠空翱翔……"；李娜的《人在旅途》："從來不怨，命運之錯，不怕旅途多坎坷，向著那夢中的地方去，錯了我也不悔過……"；黃家駒的《海闊天空》："今天我寒夜裏看雪飄過，懷著冷却了的心窩飄遠方……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薑育恒的《驛動的心》："曾經以爲我的家，是一張張的票根，撕開後展開旅程，投入另外一個陌生……"；費玉清的《夢駝鈴》："攀登高峰望故鄉，黃沙萬里長。何處傳來駝鈴聲，聲聲敲心坎。盼望踏上思念路，飛縱千里山……"。最動人者當屬文章的《三百六十五裏路》："睡意朦朧的星辰，阻擋不了我行程，多年漂泊日夜餐風露宿，爲了理想我寧願忍受寂寞，飲盡那份孤獨……三百六十五裏路喲，從故鄉到异鄉。三百六十五裏路喲，從少年到白頭……"。
與遠行與相思有關的還有徐小鳳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汪明荃《萬水千山總是情》，薑育恒的《再回首》，費翔的《故鄉的雲》、《海角天涯》以及那首讓所有年輕人眼熱心跳却又無比釋然的《溜溜的她》……除此之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潘安邦翻唱的蘇芮那首見證時代波折的《跟著感覺走》。時至今日，我仍能想起上中學時邊聽這首歌邊趕路時的情景。
"跟著感覺走，讓它帶著我，希望就在不遠處等著我。跟著感覺走，讓它帶著我，夢想的事哪里都會有……"
遺憾的是，正是這首曾經給年少的我帶來無盡輕盈、快樂與青春活力的歌曲，在一個特定的年代裏被認爲有罪與不合時宜。
"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爲什麽流浪，流浪遠方……"同樣，三毛寫的這首《橄欖樹》曾經讓無數年輕人動容。遠方是希望所在，只是由于經濟與政治等原因影響，那時中國人裏能出國旅行者非常少，而來自臺灣的三毛，以一種"萬水千山走遍"的隨性與堅毅，爲那些喜歡聽她講述流浪故事的人打開人生的視界。
1980年代的流行歌曲，許多都是情歌。面對"外面的世界"的忐忑不安，同樣在這些歌曲中表露無遺。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莫過于鄧麗君的那首《路邊的野花你不要采》：
"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待，雖然已經是百花開，路邊的野花你不要采。"
若干年後，當我離開家庭，辭去第一份工作赴法留學時，平時最常聽的是一首法語歌——《Là-bas》。這個詞可譯爲"遠方"、"彼岸"或者"他處"。它是法國著名藝人Jean-Jacques Goldman在1987年翻唱的一首對唱歌曲，很有點中國版《走西口》的味道。其大意是：一位鄉下男子要外出打工，他的未婚妻拉著他的胳膊，勸他說你這個"實習死鬼"不要走啊，不要走，外面有太多風雨雷霆、艱難險阻，你不如留下來，我要你這"實習死鬼"轉正做我的"死鬼"，做"孩子他爹"，而且"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我們還有好多愛要做呢"）。
儘管送行的場景頗爲相似，不過這首歌比"汪汪的泪水肚裏流"的《走西口》却要深刻得多。而最讓我感同身受的正是表現在Goldman蒼茫男音背後的那種自由自我：
"遠方一切都是新的，自由的大陸，尚待開發，沒有栅欄。而這裏，我們的夢偏狹無比，所以我要遠行……這裏一切已提前安排，我無力改變，這裏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出生，而我生于貧寒……遠走他鄉需要雄心壯志，但在我這個年紀，改變一切還有可能。但有信念和力量，夢想就不會遙遠……在遠方我可能會失去你，但留在這裏我將失去我自己。"
這是一首贊美自由與開放的情歌。寫作本文時我更願視之爲對同樣生活在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出鄉村"的遙遠回聲。毫無疑問，從人類文明的進程來看，"出鄉村"在世界各國是最普遍不過的事實。區別只在于，在一個功能正常的國家，一個男人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妻子或者情人可能會阻攔他，因爲"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但是政府不會阻攔他。誰能想像，政府會像小情人一樣拉著外出謀生的男人的胳膊，說"不許走，你要對我負責！"？
當然，事實上這種事情幷沒少發生。如前文所述，在極端的年代，在國家壓倒社會、政權壓倒人權的國家，既無市場經濟，又無市場政治，人們用脚投票與用手投票的權利都被剝奪，不得不做"工用螺絲釘"和"農用稻草人"，隨便挪動自己的位置不被理解爲"背叛"，至少也是破壞生産工具了。
我念書的中學坐落在千米高山脚下。那時候外出，還沒有女生拉著我的胳膊淺吟低唱"路邊的野花不要采"，更不會有"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那時我的生活裏沒有花，所有野花也都是別人的。記得是在一個夏日的清晨，我帶著從學校食堂買的幾個饅頭和一本自己裝訂的詩集，坐車到一百公里以外的《九江日報》編輯部投稿。孤身一人，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大概正午時分，車子終于停靠在市中心的甘棠湖邊。就在下車的時候，猛然聽見從波光粼粼的湖的對岸傳來了齊秦的《外面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擁有我，我擁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離開我，到遠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我時常動情于生活中的一些細節，即使是這偶然的境遇也足以令人感恩。回想起來，這是一次多麽完美的旅程！遠處的歌聲，時代的心跳，仿佛要將八十年代第一次遠游的你置身于一場記錄現實的大型MTV之中。這些年，我輾轉于不同的异鄉，雖然漸漸忘記了故鄉的一些人和事，甚至連中學時有的同學與老師的名字也已淡忘。然而，十六歲那年第一次出遠門時的情景却歷歷在目，宛如昨時。生命的激情，夢想的催促，標刻時代的情歌，久違的怦然心動，都在那一刻交錯、纏繞。而你，這來自窮鄉僻壤的翩翩少年，于恍惚之間竟不知所以，願意將自己的一生交付給文字，以爲自己與這個世界的戀愛真的開始了。
每個人都在尋找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若干年後，我之所以沒有寫詩，同樣是因爲詩歌不足以表達我自己。如荷爾德林說，人類充滿勞績，應該詩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人類不能沒有詩意，不過詩意未必要通過詩歌來表達。更何况，我常常想的是，這個世界包括我的人生幷不缺少詩意的描述，而是缺少通向詩意的道路與方法。
沒有人能够復原1980年代。在這個新時代，政治漸漸讓位于生活，每個人都在爲自己的生活打拼，如張雨生所唱的那樣：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陽下低頭，流著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的未來不是夢》）
時至今日，每當我聽到這首老歌的時候，總免不了想起當年初聽它時的情境與心境。恍惚之間，我甚至認爲張雨生的這首歌就是唱給我和我們——那些在炎炎烈日下陪著父母忙"雙搶"的鄉村少年聽的。他們雖是被"一國兩策"流放或者隔離的一群，但一樣有著自己與生俱來的理想與抱負，更受著大地山川、日月星辰的眷顧，讓他們雖然失去城中的蜜餞，却獲得鄉野的靈性。
發表文章
0 意見: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