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澤厚
汪東興交待爲毛澤東建新居
在廣州，大概無人不知北郊有個因南湖而得名的游樂場和豪華賓館群。但是，在1971年之前，從政府官員到一般市民，却誰也不知道廣州有個南湖。準確地說，從1971年5月之後，南湖二字才開始出現在高度機密的大比例尺內部地圖上。難道這是新開鑿的人工湖嗎？不是。其實它是白雲山北麓早已有之的一個天然湖泊，本名磨刀坑水庫。它之所以改名，是因爲1971年在這裏爲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幾位重要領導人修建住所而引起的。
交待
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毛澤東常來廣州。初時他的住處只有珠江北岸的中共廣東省委小島招待所1號樓。以後又在白雲山的鶏頸坑爲他修了一組房子。從1962年後，連續多年毛澤東未來廣州。這期間，除白雲山的房子曾接待過西哈努克親王外，省委小島的房子一直空著。兩處房子都沒有進行大的維修。
1971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當面告訴在京開會的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和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劉興元：毛澤東有意于年底去廣州過冬，毛在廣州原住的兩處房子長期空置，比較陳舊，怕是不適用了，希望軍區和省委在廣州近郊按照靠山、近水、幽靜、保密的原則，另行選址爲毛澤東新修一處住所。回到廣州，丁盛和劉興元立即按汪東興的要求親赴白雲山區勘察，兩人同乘一輛汽車圍著白雲山主峰轉了半天，但未發現理想的建房地址。
就在廣州軍區領導人積極籌劃爲毛澤東修建新住所之時，突然發生了江青大鬧小島事件。這年3月末，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空軍司令員吳法憲陪同下，由海南島榆林飛來廣州，安排她住小島1號樓。以前江青常住這裏，那時她對這裏環境比較滿意，因而軍區和省委領導人都沒想到會有什麽問題。豈知，經過 “文化大革命”，江青已經今非昔比，她已不僅是毛澤東夫人 ，而且是名副其實的中央首長，要求自然也就不同以往。她一進入1號樓，見這裏基本上還是10年前的舊貌，便面有慍色。而更使她惱怒的是，經過10年發展變化，小島南面的珠江水面，早已失去了早年的寧靜。入夜，不時從江對岸的工廠傳來機器轟鳴聲和汽笛聲，還有江上不斷駛過的機帆船的“突、突”聲，聲聲入耳。
江青來了個歇斯底里大發作。“這是成心不想讓我休息！”她扯著嗓子命令隨員，“走！通知機組，馬上準備起飛，回北京！”吳法憲和軍區領導人全都慌了手脚，不管怎樣解釋、檢討，江青就是不依不饒。萬般無奈，只好向周恩來告急。周恩來在電話裏勸了好一陣子，江青總算給了一點面子，答應天亮之後再走。軍區和省委領導不敢再有絲毫馬虎，通知對岸工廠立即停工，又責成軍區副司令員、廣州市革委會主任黃榮海迅速組織人力，到小島東西兩側江面，攔截各種船隻，一律不得通過小島江面。
第二天，江青餘怒未消，悻悻而去。
江青這一鬧，讓劉興元、丁盛等人深切感受到爲毛澤東以及江青修建新住所的緊迫性。這一鬧，也把原來在北京遙控指揮的汪東興推上了第一綫。4月11 日，汪東興乘專機到廣州，稍作停留，即邀廣州軍區政治委員任思忠與他同赴海南島，在陵水軍用機場降落後，即轉乘汽車去崖縣（今三亞市）榆林要塞區大院，察看了不久前江青住過的“元帥府”，就“元帥府”的維修、改建等問題作了指示，隨即與任思忠飛返廣州。
“元帥府”要維修、改建，也因江青引起。3月間江青住在這裏時，嫌房子門太多，風大；嫌電影放映機沒有機房，放電影時機器好像在她頭上響，讓她頭痛；嫌隨員住的房子離她太遠，她呼叫不便；還嫌“元帥府”沒有好車，她的車是用專機從北京運來的。聽說江青對“元帥府”的接待工作有這樣多意見，廣州軍區領導哪敢怠慢，趕緊叫軍區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長張小軍帶上一名建築工程師，趕赴榆林，同海南軍區有關部門共同研究“元帥府”的維修、改建問題；又把省革委會最好的一台銀灰色“奔馳280”轎車也調給“元帥府”使用。
4月13日下午，汪東興在軍區大院留園7號同軍區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研究爲毛澤東建房方案。汪東興在提出修建的基本要求之後，特別提到：毛澤東對他在北京之外的幾處住所，比較喜歡的一是武昌東湖，二是杭州西湖。武昌的房子設計、建築好，杭州的房子四周環境好。軍區可以派人到這兩地看看，將來在選點、施工時，爭取把這兩處的優點結合起來。
14日上午，汪東興由劉興元、丁盛陪同，先看了在白雲山東麓老虎洞爲林彪修建的房子，然後到軍區初步選定的計劃爲毛澤東建房的磨刀坑作現場勘察。
磨刀坑是白雲山東北的一塊小盆地，南距沙河約五六公里，東距廣（州）從（化）公路約1.5公里。這裏原是廣州軍區工程兵倉庫，周圍山上是茂密的松林，遠離村落，環境清幽，便于保密，進城却又比較方便。惟一的缺點是沒有大的水面，而毛澤東又特別愛水。汪東興也感到這個地塊不够理想，希望軍區能儘快找到更好的地方，但是時間緊迫，要作兩手打算，可以先在磨刀坑作施工準備。
汪東興把工程的完工期限定在當年國慶節。他說得極爲形象、具體：“10月1日晚上，毛主席要在天安門城樓觀賞焰火。等他老人家從城樓下來，就上火車，南下廣州。你們就準備迎接，讓毛主席住上新房子。”
南湖松園別墅一角 圖/遲澤厚取經
施工時間滿打滿算只有5個多月。兵貴神速，根據汪東興的指示，軍區便派副參謀長劉如帶領司令部作戰部副部長王慶林、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長張小軍、後勤部營房部副部長鄒合典和一位建築工程師，乘軍區值班專機飛武昌“取經”。武漢方面已經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對此十分重視，把劉如等安排住在東湖，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兼湖北省委書記劉豐、武漢軍區副司令員李化民接見，然後派專人帶領劉如等人參觀，詳細介紹情况和經驗，解答問題。
4月17日，劉如一行飛往杭州，同樣受到浙江省黨政軍領導的熱情接待。劉如等人不僅參觀了毛澤東的住所，還看了正在爲林彪修建的房子——過去杭州沒有林彪專用住所。
4月18日，劉如一行返回廣州。此時劉興元和丁盛去北京參加中央軍委座談會和中共中央“批陳整風”彙報會，臨時主持軍區日常工作的副司令員江燮元于 19日聽取劉如等人彙報。通過對武昌、杭州兩地的參觀比較，劉如等人深切感到，毛澤東原在廣州的幾處住所，明顯陳舊落後，修建新房刻不容緩。武昌和杭州的房舍、庭院優點可以借鑒，不難做到，但是磨刀坑的周圍環境與武昌、杭州相去甚遠，且無法改變。看來還需另覓更理想的新址。他們還認爲，武昌與杭州的接待班子實行軍隊與地方合一、接待服務與安全保衛合一的做法，操作靈活，效率高，值得借鑒。
江燮元贊同劉如等人的建議，指示一面抓緊進行磨刀坑的施工準備工作，一面繼續勘察，爭取找到更好的地方；同時責成司令部管理局和軍務動員部共同研究，參照武漢的模式，擬制組建接待機構的方案。
爲了加强施工領導，統一調度施工力量和物資，成立了由江燮元挂帥，有軍區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主要領導和廣東省、廣州市各一位負責人參加的施工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由劉如兼主任，王慶林、張小軍、鄒合典和軍區工程兵、軍區政治部保衛部、軍區後勤部各一名領導爲辦公室成員。
選址
4月26日，受命專司組織指揮磨刀坑建房工程的王慶林和鄒合典，携帶工程設計初步方案和有關資料飛往北京，先到京西賓館向劉興元、丁盛作了彙報，經同意後報送中共中央辦公廳。汪東興指定警衛局副局長毛維忠聽取彙報。28日，毛維忠來到王慶林和鄒合典住處軍委三座門招待所，傳達汪東興對方案的審查意見。汪東興原則同意軍區報送的方案。但是，令王慶林和鄒合典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汪東興指示軍區的任務還要加碼：在毛澤東住所附近，還要再爲周恩來、康生、江青各修一組房子及相應的附屬建築，而且都要在年內完工！
王慶林、鄒合典又到京西賓館向劉興元、丁盛彙報了汪東興新下達的任務，劉興元和丁盛也吃驚不小，感到壓力巨大：據粗略計算，計劃爲毛澤東修的房子約1萬平方米，5個月內完成，已經够吃力了，如今又增修3組，即使到年底也只有8個來月，談何容易！更何况，磨刀坑那裏地幅不够廣闊，安排毛澤東的一組房子已屬勉强，現在要修4組房子，如何擺布得下？
劉興元、丁盛决定：一定要另覓新址。
經過劉如、王慶林、張小軍等人圍繞白雲山反復勘察比較，最終他們建議把新址定在磨刀坑水庫南岸一片地方。
磨刀坑水庫比磨刀坑只多兩字，但兩者環境、條件大不相同。磨刀坑水庫水面約1平方公里，狀似一條頭朝西南尾向東北的鰐魚，有六七條較大的分汊。它與磨刀坑相距不過1.5公里，但中間隔了座山，因而各自形成獨立小環境。較之磨刀坑，磨刀坑水庫的最大優點是有一塊不小的水面。這裏雖不能與武昌的東湖和杭州的西湖相比，但在廣州市郊，却十分難得；更何况水庫四周有青翠的山巒林木，這方面的條件就不讓東湖和西湖了。
據初步測算，磨刀坑水庫南岸可供建房的地段近2公里，更兼這裏地勢起伏，樹木掩映，建房容量很大，確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場所。經劉興元、丁盛看過之後，終于决定把計劃給毛澤東修的房子定在磨刀坑水庫，江青的房子也安排在這裏，周恩來和康生的房子則放在磨刀坑。
5月12日，王慶林、鄒合典奉命二次進京。他們帶去了磨刀坑水庫一帶的地形圖和其他有關資料。像上次一樣，還是先由毛維忠聽取彙報。
13日晚，毛維忠再次向王、鄒傳達汪東興的指示。汪對磨刀坑水庫環境很滿意，他大體贊成軍區對建房布局的意見，但是，汪東興特別交代：毛澤東和江青的房子不要靠得太近，要把江青的房子“甩遠一些”。王慶林、鄒合典聽後納悶兒不已。
汪東興要求軍區儘快呈報設計圖紙，他要親自審查毛澤東住房的圖紙；周恩來住房的圖紙則交由鄧穎超和總理辦公室審查。
王慶林、鄒合典回廣州向軍區領導彙報了汪東興的指示，軍區領導和機關又是一輪緊張的運作。在具體研究4組房子的定位問題時，軍區領導又有了新的想法：既然磨刀坑水庫南岸可供建房的面積很大，再考慮到將來的管理問題，何不把4組房子都集中到磨刀坑水庫來？
5月26日，王慶林、鄒合典奉命第三次進京。他倆不僅帶去了4組房子的分布圖、設計圖，還帶去了低空拍攝的航空照片，磨刀坑水庫及其附近的地形、地貌一覽無遺。
這次是毛維忠和汪東興一位姓孫的秘書一起聽王慶林、鄒合典的彙報。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次毛維忠在聽彙報後當場講了許多看法，那位秘書也講了不少意見。可以看出，這位秘書對毛澤東和江青的生活習慣極爲熟悉，對園林建築也頗爲在行。
毛維忠在臨走時說：“這是最後一次審查了。你們回去就要馬上組織開工。不過，剛才我講的不一定算數。我還要向汪主任彙報，看看他還有什麽指示。你們先不要走，說不定汪主任還會直接聽你們的彙報。”
果然，5月31日，王慶林和鄒合典接到孫秘書的電話：汪東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
孫秘書親自開車把王慶林、鄒合典接到人民大會堂。
由于汪東興已經仔細看過了廣州軍區上報的書面材料，因而不需王、鄒二人再作全面彙報，他們只根據汪東興的提問作了一些補充說明。接見主要是聽汪東興的指示。
汪東興首先對廣州軍區1個月來的工作大加誇獎，認爲軍區主要領導領會意圖好，决心大，行動快，所以才有現在的成績。他贊同軍區把4組房子都放在磨刀坑水庫南岸的意見。接著談到技術問題。汪東興談得十分具體，對計劃修建的4組共40棟房子從布局、結構、環境布置到內部裝修、陳設，都一一提出要求。特別是對毛澤東和江青的房子，講得尤其細緻入微，一絲不苟，連地毯邊角的圖飾、色調，哪一盞燈的位置和燈管、燈泡的瓦數，這些極不起眼的問題，都有明確要求。王慶林、鄒合典竪起耳朵聽，飛快地記錄，惟恐有點滴遺漏。
講到最後，汪東興忽然又給王慶林、鄒合典來了個意想不到：“磨刀坑水庫這4組房子大體就這樣了。那麽，原來你們選的磨刀坑那裏怎麽辦呢？你們回去向軍區首長講一下：那裏還是利用起來，仿照磨刀坑水庫第一組房子的模式，在那裏給主席再修一組。那個地方也有優點：隱蔽、清靜、朝向好。這樣，一共修建5組房子。還有，省委小島1號和鶏頸坑的房子，你們也要改建好。將來主席休息主要在磨刀坑水庫或磨刀坑，辦公可以到小島或鶏頸坑，讓主席活動一下。”汪東興還給這種活動方式起了個名字：“坐車被動運動”。接著，汪東興又講了一句讓王慶林和鄒合典頭大的話：“建築材料你們自己解决，不要找我們，我們管不了！”
汪東興也不是什麽都不管，王慶林和鄒合典上次來彙報時，他答應給軍區解决30輛轎車，國産“紅旗”和蘇聯“吉姆”各半；還給解决兩台大電影放映機，毛澤東和江青的住處各放一台。
改名
接見將要結束時，汪東興又講了新房建成後的管理機構問題。他說：“機構的名稱，就按你們的意見，叫南湖招待所吧。磨刀坑水庫以後就改稱南湖，磨刀坑改稱松園。招待所把這兩個地方統管起來。”
爲磨刀坑水庫和磨刀坑改名，最早出自劉如和王慶林的建議。一次在現場研究施工計劃，不知是誰先提出，把毛澤東的住地冠以“磨刀”二字，總覺不雅，而且不利于保密。二人你一言我一語，凑了一個意見：武昌有東湖，杭州有西湖，廣州在南，何不把磨刀坑水庫叫做南湖？磨刀坑有茂密的松林，莫如改稱松園。他們把意見報給丁盛，丁盛覺得有理，同意將意見上報。現在汪東興一錘定音。
接見結束時，汪東興對王慶林和鄒合典重申了4月間他在廣州講過的話：“請你們回去告訴丁司令員、劉政委，給主席蓋的房子一定要在國慶節前完工。主席國慶節一過就去廣州。從現在到9月底還有4個月，你們務必抓緊！”稍停，他又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七一’過後，我就讓毛局長到廣州去看看。”
真是急如星火。
在積極籌劃建房工程的同時，廣州軍區還根據汪東興的指示和武昌、杭州的經驗，緊鑼密鼓地研究組建一個統管廣州市軍隊和地方內部接待機構的問題。受命負責這項工作的副參謀長劉如，經過與軍區三大部和各有關業務部門多次研討，建議將新機構定名爲“廣州軍區廣東省革委會招待處”，下轄南湖、省委小島、從化溫泉等接待單位；還計劃組建5個警衛連，編制總人數1300人。軍區領導同意劉如提出的方案，迅即上報，中央軍委辦事組也很快批復同意。
招待處于5月末正式宣布成立，廣州軍區司令部管理局原副局長張小軍被任命爲招待處長，軍區司令部直屬政治部原副主任丁峰任招待處政委。
施工
工程計劃一經批准，就馬上大幹起來。如此龐大的工程，要解决的問題一大堆。首先是施工隊伍從哪里來？由于經費無保證，又要求保密，更何况工期緊迫，工程複雜，要求高，因而除經嚴格審查先雇請1800名技術工人外，不得不動用部隊和部隊的運輸車輛以及大量工程機械。
爲便于保密，整個工程稱爲“705工程”。這一代號來源于1970年5月中央軍委批准廣州軍區指揮機關因戰備由東山遷往郊外山區，需要修建部分營房；與此同時，軍區又要爲林彪在白雲山下修建一處房子，于是將這兩項工程統稱爲“705工程”。這兩項工程于1971年初基本結束。如今，南湖、松園、小島、鶏頸坑等處工程沿用這一代號。
爲了搶時間，在施工程序上不得不打破常規，實行邊設計邊施工。
缺少經費和建材，廣州軍區首長和機關不得不四處“化緣”。被求到的單位負責人，一聽說是給毛澤東修房子，一般都慷慨解囊，盡力支援。軍區最先求到的是總後勤部。由副部長陳龐經手，一次就批了1000萬元——事後聽說黃永勝已經向總後打了招呼。廣東省革委會自然也是捐助大戶。缺少木料，向東北求援，瀋陽軍區幫助解决了5000立方優質木材，分文不收。
軍隊修建高級賓館畢竟經驗不足，需請地方專家能人指導。王慶林、張小軍等人想起了廣州市原副市長林西。林西過去分管市政建設頗有建樹，在廣東是公認的一位懂建築工程的領導幹部。“文革”一來，他那一套一下子成了“西方資産階級情調”和“反革命修正主義”，本人也進了“牛棚”。此時他正在從化“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施工辦公室給丁盛、劉興元寫報告，建議請林西爲顧問，丁、劉照準，批示軍區副司令員、廣州市革委會主任黃榮海辦理。施工辦公室的幾位領導急不可待，立即派人派車趕赴從化，把林西接來。這位經過“文革”洗禮的領導幹部，全然沒有一點市長的派頭，同王慶林、鄒合典等人一起，長期吃住在工地。在共事的軍隊幹部的鼓勵下，他逐漸打消了“穿新鞋走老路”的顧慮，又拿出了他的絕活兒。同樣的東西，現在服務對象變了，自然也就不再是“資産階級”和 “修正主義”的了。他的意見受到施工負責人的重視。特別是在環境利用和庭院布局設置方面，他力主盡可能保持自然美，儘量减少人工痕迹，這些意見都被采納。在修建江青住的主房時，房後有株大松樹，妨礙施工，很多人主張砍掉，王慶林反對。林西支持王慶林的意見，他說，修棟房子不過一年半載，這棵松樹沒有百八十年長不起來，砍掉多可惜！要把它利用起來。他叫人在樹的四周挖了個淺池，池中鋪上小石塊，放進半池清水，樹下立了塊大石頭，刻上“勁松”二字，衆人無不喝彩，成爲園中一景。林西又叫人把施工挖出的土方在院子裏堆了幾個數十厘米高的平緩土包，園內空地遍置草皮，很自然地把四周的天然景色與園林之美結合起來。 1972年後，江青曾多次來這裏居住。這位刁鑽古怪最難伺候的女皇，居然對她住處的環境表示比較滿意。曾同林西共事的軍隊幹部對他無不嘆服。
參加施工的部隊官兵，把施工當作光榮的政治任務，冒著高溫酷暑，晝夜苦幹，在民工的配合下，工程進展神速。到9月中旬，小島1號和鶏頸坑1號改建工程都已完成，爲毛澤東修建的南湖第一組房也已基本建成。眼看國慶節即將到來，廣州軍區首長逐日瞭解收尾工程的進展情况，積極落實迎接毛澤東來廣州的各項準備工作，惟恐發生一點紕漏。
突變
南湖工程正在緊鑼密鼓地施工當中，却不料，霹靂一聲，出了個“九一三事件”！
9月13日淩晨，丁盛突然接到周恩來親自打來的電話。周恩來的聲音略顯急促：“丁盛同志嗎？我告訴你：在廬山會議上第一個發言的那個人，帶著他的老婆、兒子，坐飛機向北面跑了！你們要注意掌握部隊。毛主席命令：廣州戰區的陸海空軍統由你指揮！”
丁盛的腦子裏一片空白，周恩來講的那個人是誰？他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在周恩來連問了幾個“你聽明白了沒有”之後，他猛然想起半個月前毛澤東在長沙同他和劉興元等人談話的情景，現在又是周恩來親自打電話來，他一下子明白了問題的嚴重性。他馬上毫不含糊地表態：“請毛主席放心，不管是誰，只要他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堅决和他劃清界限，堅决打倒他！”
放下電話，丁盛馬上去找劉興元。兩人决定立即召開軍區黨委常委會，傳達周恩來的指示。接著，軍區機關、部隊進入緊急戰備狀態，軍區主要領導進入戰時指揮位置。
中央出了大事，國慶節後毛澤東還能來廣州嗎？廣州軍區主要領導私下裏有此議論。但是他們的準備工作絲毫也沒放鬆，總是要有備無患嘛！
1971年的國慶節北京沒有舉行群衆聚會，也沒放焰火，汪東興多次講的毛澤東看完焰火就南下廣州的計劃也落了空。
5月間經軍委辦事組批准組建的招待處，搭起了架子，兵員却遲遲沒有著落。到了年底，軍區幾個主要領導和參謀長孫幹卿議論：北京出了這麽大的事情，中央首長哪還能到廣州過冬！以後也不會有多少接待任務，要個大招待處有啥用？招待處幾個連隊的補兵計劃至今也沒有批，我們何必硬撑著，乾脆把招待處撤銷算了！意見報到總參謀部，很快批復同意。12月27日，成立僅僅半年多的招待處宣布撤銷，同時成立團級的南湖招待所，由司令部管理局領導。
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他始終沒來廣州。廣州軍區許多人都說，當初若不是考慮接待毛澤東，哪能興師動衆在南湖修那麽多房子？結果白費了力氣！
豈止是白費了力氣！參與這項工程的人很快就明白，他們滿懷一片赤誠，辛勤播種耕耘，到頭來收穫的竟是一個燙手却又甩不掉的山藥蛋，是一隻咽不下也吐不出的苦果子——圍繞“705工程”，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風波，凡參與組織實施這項工程的，絕大多數人受到長達數年的清查批鬥，遭到不公正的處理，有的甚至徹底斷送了自己的事業和政治生命！
“九一三事件”之後，不斷從北京傳來對廣州軍區不利的消息。有的權威人士作了這樣的論斷：廣州軍區的前身是第四野戰軍，林彪是第四野戰軍司令員，黃永勝是林彪的老部下，又是首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林彪現在反黨叛國，曾計劃“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廣州軍區與林彪關係很深，因此，應該作重點清查。
“批林整風”運動一開始，北京便有人提出：龐大的“705工程”究竟是爲誰修的？是不是爲迎接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用的？有的人從“705”的數字得到靈感：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弄了個反革命政變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廣州則有“705工程”，這兩者是什麽關係？
補救
廣州軍區負責人對外界議論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隨著這股風越吹越大，他們開始有些不安。冷靜地想一想，這中間確有紕漏。最大的問題是：這樣一項耗資數千萬元、調動千軍萬馬的浩大工程，竟然沒有中央的書面指示、批件，沒有列入國家建設計劃！過去全憑上面某人的口頭指示甚至暗示，全憑對領袖的“深厚階級感情”，就不顧一切地大幹起來。現在如果較真兒，上面再不認賬，那可是空口無憑，有理說不清呀！
要趕快采取補救措施！
1971年11月底的一天，丁盛把王慶林叫到他家裏。丁盛披著件棉大衣，面帶倦容，坐在沙發上。一向快人快語的丁盛，此時有些心緒不寧地對王慶林說：“最近北京對‘705工程’有些反映，說是給林彪修的。我們過去也疏忽了，工程沒有在國家正式立項，沒有‘戶口’。我和汪（東興）主任商量過了，這事兒需要向國家計委、國家建委補報一下。你對情况熟悉，你儘快準備一下材料，去一趟北京，向計委、建委作個彙報。汪主任已經給他們打過招呼。再看看汪主任還有什麽指示。”
12月3日，王慶林携帶“705工程”設計圖紙、已建成和正在修建的房屋照片以及文字材料飛抵北京，同行的還有一位通信科長。到北京後，王慶林首先感到异常的是，這次他沒有被安排住軍委招待所，却被安排到了北京飯店；那裏的工作人員又特熱情，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隨。王慶林感到很不自在。
當晚，國家建委副主任謝北一和國家計委一位叫張彥文的處長來到北京飯店聽王慶林彙報。
謝北一和計委的那位處長對王慶林很客氣，在聽過彙報幷看了王慶林帶去的一些資料、主要是照片之後，謝北一說：“軍區修房子，東興同志到現地看過了，整個工程情况他清楚，我們按東興同志的意見辦就是了。我們不是對這項工程進行審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這項工程，我們想瞭解一下情况。再就是你們申請解决420套陶瓷潔具，數量大了，要這麽多幹什麽？主席最近有個指示：國內節儉些，多外援一些。你們要的潔具都是高級産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員的住房可以不用嘛。”
臨別時，謝北一看了一下張處長對王慶林說：“很快要開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了，你們還缺什麽材料，到時可以在會上提出來。”
兩天后的晚間，毛維忠也來北京飯店聽王慶林彙報，幷傳達汪東興的指示。彙報近3個小時，毛維忠不時提問，而且問得很細。最後他傳達汪東興的指示：修這項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後，有人寫檢舉信，說房子是給林彪修的。這個工程確實大了些，又沒向中央正式報告。工程經費，你們軍區首長原來表示自己解决，後來又到處要錢，總後就是1000萬，還向軍委工程兵和廣東省要，動用兵力也很大，難怪有反映。現在你們趕快寫個材料，向中央補報一下。
王慶林表示回廣州後立即向軍區領導彙報，然後以軍區名義向中央寫個報告。
“不行，”毛維忠斬釘截鐵地說，“汪主任讓你們馬上寫。”
王慶林不敢作主，打電話請示丁盛，丁盛說就按汪主任的要求辦。王慶林只好寫，簽了自己的名字。
毛維忠拿上王慶林寫的報告和各種資料走了，說是馬上送汪東興審查。
不到1個小時，毛維忠又回來了，傳達汪東興看過王慶林的材料後的指示。汪東興對工程總的感到滿意，認爲軍區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慶林回到廣州後要提醒軍區領導：現在“政治氣候不對，要避一避風”。南湖的4組房子，第一組已經完工，第二、三、四組即將完工，要繼續完善配套。原計劃在松園給主席再修一組房子，就不要修了。
汪東興對南湖工程代號爲什麽叫“705工程”也表示不解，幷問“705工程”的經費開支是否僅限于南湖工程。
汪東興還對南湖4組房子的編號問題作了指示，認爲現在的編法不妥。他說：一個辦法是不編號，以地名命名；也可以把1、2、3、4的順序顛倒過來，或者把現在的編號打亂重編。將來房子都修好了，不要說哪套房子是爲哪位首長修的，首長願意住哪兒就住哪兒。
檢查
王慶林于12月7日向丁盛、劉興元、江燮元和軍區參謀長孫幹卿等人彙報了赴京彙報情况。汪東興和國家建委領導都肯定了“705工程”是爲中央修建的工程，只是手續有些不够完備，這讓軍區領導吃了一顆“定心丸”。對汪東興所作的指示，他們認真研究了落實措施。但是對汪東興關于停建松園工程的指示，他們却覺得問題很大。當時工程的地基已經打好，各種建築材料也已大部備齊幷進場，而且這些材料大多是爲松園工程定制的，無法改作他用，如果停工，將會造成很大浪費。會後丁盛、江燮元和孫幹卿又去現場察看，覺得工程還是不宜半途下馬，三人又向劉興元講了他們的意見，最後一致决定，還是要一鼓作氣，把這組房子修完。劉興元說：“修起來沒人住，就是當倉庫，也比半拉子工程丟掉强。”
汪東興很關心他的指示的落實情况。12月29日，毛維忠奉汪東興之命專程來廣州檢查“705工程”施工質量。他到廣州時已近黃昏，乘車徑赴南湖，顧不上休息，由王慶林、張小軍陪同，先後檢查了爲毛澤東和江青修的兩組房子。當晚他住在毛澤東的房子裏，親身體驗房子是否適用合格。
第二天，毛維忠又仔細查看了毛澤東在省委小島和鶏頸坑住過的房子以及軍區在老虎洞爲林彪修的房子，幷在鶏頸坑也住了一夜。鶏頸坑的房子雖然比南湖的任何一組房子都小得多，裝修更不能相比，但它自成格局，而且早已完成裝修，更適于居住。汪東興和毛維忠决定這裏繼續作爲接待毛澤東和江青的一個備用點。果然，1972年8月，江青在廣州與美國女作家維特克連日進行長談，這裏便成了她的落脚點之一。這是後話。
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和參謀長孫幹卿在老虎洞會見了毛維忠。毛維忠重述了“九一三事件”後北京一些人對“705工程”的議論和疑問，他承認，工程規模確實大了點，花錢也多了點。他說：“這我也有責任，應該作自我批評。”但是，這項工程在政治上是沒有問題的。他說，汪東興已經在王慶林受軍區首長委托在北京寫的那份材料上附了意見，說明工程是爲中央首長修的，“與林賊無關”，報中央備案。毛維忠又給廣州軍區領導吃了一顆定心丸：“汪主任說，你們只管放心就是了。”
最後，毛維忠對他看過的幾處房子逐一品評，提出改進要求，共有數十條之多，其觀察之細緻和要求標準之嚴格，給在座者留下很深印象。
檢查完了廣州，毛維忠又去海南島榆林檢查“元帥府”。直到1972年元月2日，毛維忠返回廣州，仍住南湖爲毛澤東修的房子。丁盛和軍區政治委員任思忠去看望他，再次同他交換了意見。
竣工
經過1萬多名部隊官兵和幾千名工人不分晝夜的苦幹，包括南湖和松園新建的5組房子以及省委小島1號樓、鶏頸坑改建工程在內的“705工程”，終于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
且看南湖和松園新建工程的一些主要數據：
南湖1組：1971年5月2日開工，9月27日竣工。共建房15棟、9043平方米，其中主房2644平方米，副房6399平方米。
南湖2組：1971年6月19日開工，12月末竣工。共建房13棟、6280平方米，其中主房2573平方米，副房3707平方米。
南湖3組：進度同2組。共建房5棟、5698平方米，其中主房2864平方米，副房2834平方米。
南湖4組：1971年8月2日開工，1972年1月末竣工。共建房7棟、6902平方米，其中主房4067平方米，副房2835平方米。
松園（亦稱南湖5組）：1971年9月開工，1972年6月末竣工。共建房15棟、1.3萬平方米，其中主房7000平方米，副房6000平方米。
以上共計建房55棟、40923平方米，其中主房19148平方米，副房21775平方米。
此外，還爲南湖招待所工作人員（包括警衛分隊、通信站等）修建辦公室、宿舍、營房7000平方米。
除住房外，另建成350米的防護坑道1條，大型隱蔽部3個，半地下電站1個，各種電纜196公里，道路25公里，以及相應的配套設施。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鋼材8450噸，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萬噸，石料8.97萬立方米，沙子5.42萬立方米，紅磚2500萬塊。動用步兵、工程兵、汽車兵共28個營、1.2萬人，運輸汽車458台，各種施工機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還雇請民工3000人。
整個工程經費開支約4000萬元。如果考慮到很多物資、材料都按內部價格結算，還有許多物資設備是無償調撥以及主要是由部隊施工等因素，這幾千萬元只不過是實際開支一個零頭兒。
工程堪稱高速優質。如此龐大的工程，僅用1年稍多一點時間；一組1萬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僅用半年左右時間建成，過去連想都不敢想。南湖與松園工程建成，讓廣州原有的內部高級招待所無不黯然失色。這裏環境開闊，湖光山色，風景幽美，空氣清新；布局合理，設計精妙，工藝嚴格，陳設考究。此外還有兩個最大特點：建築高大、堅固。主房最大房間面積400多平方米，室內最高處8米，其餘房間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進入房內都有一種渺小的感覺。房子的堅固程度主要著眼于應付突發意外情况：外墻可以抗住1發85反坦克炮彈的直瞄射擊，屋頂能防口徑最大的160迫擊炮彈；坑道、隱蔽部能抗住1枚3000磅炸彈直接命中。有人戲言：萬一發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轉180度，也保證不會散架。
指示
在廣州郊區爲毛澤東修房子，作爲總策劃的汪東興是何時、如何向毛澤東報告的，局外人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幫”後，汪氏在他發表的一些回憶往事的文章中，對此一字未提。但廣州軍區領導人，則是在建房過程中，便向毛澤東作了報告的。
1971年8月，毛澤東離京乘火車南下，向一些“諸侯”“吹風”，挖林彪的“墻脚”。8月底，在長沙接見廣州軍區和粵、桂、湘三省區主要領導人丁盛、劉興元、韋國清、華國鋒、蔔占亞等人。接見過程中，丁盛曾鄭重其事地向毛澤東報告：“主席，給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廣州過冬。”
毛澤東只是簡單地說：“好嘛。”幷未感到詫异，更沒再往下問。這表明毛澤東是知道此事的。
毛澤東接見丁盛、劉興元等人時，汪東興一直在座。
1972年10月2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决湖南問題——主要是所謂廣州軍區副政委兼湖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卜占亞上了林彪“賊船”的問題。周恩來順便講到了南湖房子問題。他說：“主席讓我給大家打個招呼。主席說：廣州的房子，是我叫東興負責修的。過去，我在廣州白雲山有一棟房子（按：即鶏頸坑），但是，以後住了外賓，才叫東興另外選址再修一棟。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設計施工的。”
周恩來接著說：“主席講到這裏，我還插了一句：那裏的房子，我去看過了。我住的房子，也是按我的意見修的。”
周恩來最後點明了他談這個問題的目的：“主席指示：以後誰也不要再在廣州房子的問題上鑽空子、做文章了！”
毛澤東的指示果然頂用。儘管廣州軍區領導人和部隊同林彪有很深的歷史淵源，“九一三事件”後不斷有人試圖把廣州軍區的一些重大活動，包括南湖建房問題同林彪挂鈎，但在毛澤東講話之後，在“批林整風”運動高潮中，竟無人再提南湖房子的問題。相反，那時還不斷從北京傳來毛澤東表揚廣州軍區主要領導的話，說他們聽了毛的“吹風”之後，態度鮮明，轉變快，“聽我（毛澤東）的話”；“九一三事件”後，又認識錯誤好，檢討深刻。1972年8月23日下午，江青在廣州友誼劇院向黨政軍機關局、師級以上幹部作報告，宣講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寫給她的那一封信。臨近結束時，她話題一轉，講起了“九一三事件”。她說：“九一三”淩晨，周恩來向各大軍區負責人通報林彪出逃情况，她當時就在現場。廣州軍區接電話的是丁盛。聽了周恩來的情况通報後，丁盛當即毫不含糊地表示：“廣州軍區全體指戰員堅决聽從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指揮，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堅决打倒他！”撂下電話，周恩來滿意地連說了兩聲：“哎，丁盛好，丁盛好！”江青似乎還怕大家不信，又說：“這我不是恭維丁盛同志，當時情况就是這樣的。”
江青的這番話博得熱烈掌聲。江青的表態非同小可，這是“無産階級司令部”的聲音。到會的軍隊幹部尤其高興，因爲這證明廣州軍區領導班子是中央信得過的，具有光榮歷史的廣州軍區是有高度政治覺悟的軍隊。
可是，誰想江青贊揚丁盛的講話最終却害了丁盛。4年之後“四人幫”倒臺，在劫難逃的丁盛，又被從林彪的“賊船”趕上“四人幫”的“賊船”，說他“在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積極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團”，其罪證之一，就是江青的這次講話。這是後話。
有了毛澤東1972年10月的指示（“不要再在廣州房子問題上鑽空子、做文章了！”），那些把南湖工程同林彪聯繫起來的議論沒人再提了，可以說是有驚無險。但是，到了1974年春，風雲突變！
升溫
其實，在這之前，已經出現了一些微妙變化。先是1972年3月劉興元調往四川。對此，擁護劉興元者說這是中央對劉興元的重用，引證周恩來對劉興元的談話說：四川是有1億人口的大省，“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在“文化大革命”中遺留問題多，只有像劉興元這樣有方伯之才的人克當此任；劉到四川是“四個第一”：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而反對劉興元的人則說，劉去四川是調虎離山，是中央决心揭廣州軍區“蓋子”的一著妙棋，不信走著瞧！1973年12月下旬，毛澤東親自主持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丁盛調任南京軍區司令員。3個月後，已經不年輕的軍區政委任思忠，又被調往北京由王洪文主持的中央“青年幹部讀書班”“讀書”去了。這樣，軍區原有的主要領導人，就只剩下一個在地方“支左”，任廣東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的軍區第二政委孔石泉了。
1974年新年伊始，江青在最高領導的支持下到處點火，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批儒評法、批林批孔運動，矛頭直指他們心目中的大儒——周恩來。
1974年1月28日，江青以祝賀南海前綫軍民取得西沙群島自衛反擊作戰勝利爲名，親筆給到職未及一月的廣州軍區新任司令員許世友和排名在孔石泉、陳郁、王首道之後的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趙紫陽寫信，派了一名作家、一名詩人、一名記者爲特使，乘飛機將信送來廣州，同時還帶來《林彪與孔孟之道》、《批林批孔文章彙編》等批林批孔“學習材料”各500份。江青說她“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正在“進行一場持久的鬥爭——批林批孔運動”，“我們是心連心的”，要求許世友和趙紫陽與她一起投入這場鬥爭。
雖然這3名特使中的詩人和記者原是廣州軍區的一般幹部，那位地方的作家也資歷不深，但此番身份不同，許世友特別指定軍區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主要領導去機場迎接，他與趙紫陽則在特使們下榻的軍區第二招待所（東山賓館）迎候。接過江青的信，叫人讀了一遍，又與趙紫陽作了研究之後，許世友立即指示軍區司令部辦公室連夜將信用大字排印，部隊發到團，地方發到縣（海南島駐軍發到連隊，地方發到公社），幷要求接信後立即認真組織學習。許世友盛宴款待了3位特使，席間說了不少感謝江青關懷之類的話。幾天之後，許世友又與3位特使在海南相會，幷再次宴請了他們。
1月29日，在軍區禮堂召開駐廣州陸海空軍幹部大會，宣讀江青來信，軍區領導表示要“不辜負敬愛的江青同志的親切關懷和指示”，把“批林批孔”運動進行到底。會議結束，黨委秘書立即遵照許世友的指示起草電報，感謝江青對廣州的親切關懷和具體指導，幷報告對她指示的傳達貫徹情况。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因爲“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但不少人却認爲其中大有玄機，特別是廣州軍區司令員與南京軍區司令員對調，有人認爲這是精心安排。不知是什麽原因，許世友從來到廣州軍區之後，對軍區的很多事情都看不順眼。1974年3月，他竟毫不掩飾地對陪他下部隊視察的作戰部部長王玉振說：“到了廣州，我有一種到了敵占區的感覺。”事後王玉振對一位熟人說：“當時我真想問一句：許司令，你覺得廣州是像抗戰時期日本鬼子占領下的敵占區呢，還是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下的敵占區呢？”
江青的來信使廣州軍區的“批林批孔”運動迅速起動、升溫。江青在北京“批林批孔”是要抓出當代“大儒”，其重點是“批孔”，即從批“孔老二”入手，聯繫當前路綫鬥爭，打倒她的（或曰無産階級司令部的）政治對立面，毛澤東也說過“批孔比批林更困難”之類的話；但在廣州，許世友則提出：“批林批孔”主要是批林彪，林彪就是“孔老二”，聯繫鬥爭實際，重點是把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問題查個水落石出。許世友說：“爲什麽林禿子要來廣州另立中央？就因爲當時黨、政、軍都掌握在他們手裏，司令是他們的，政委是他們的，書記是他們的，（革委會）主任是他們的。廣州陸海空軍都被他們控制了，三軍都有他們的人！”這次運動就是要把這些“他們的人”一個個都揪出來！
運動開始後的一段時間，無論軍區黨委常委內部還是軍區機關，對運動的表現却讓許世友很不滿意。爲改變這種狀况，許世友使出了他的撒手鐧：
其一，他拉上4月初才被任命爲廣州軍區兼職政委的趙紫陽，讓趙以軍區主要領導人的身份，同他一起在越秀賓館接見廣州原兩派群衆組織的33名頭頭，向他們通報軍區運動的進展情况，宣布劉興元、丁盛、任思忠都是林彪死黨，要求與造反派“共同奮鬥，你們在地方上揭，我們在軍隊揭”。本來就不甘寂寞的兩派頭頭們，聽了這番話大爲振奮，當天便把炮轟軍區原主要領導人的大標語貼到軍區機關四周。此時孔石泉剛從省委回到軍區機關，他是尚留在廣州的原軍區領導班子中職務最高者，偏偏他又姓孔，送給他的大標語是：“孔石泉就是孔老三!”
其二，把過去黃永勝、劉興元當政時期因各種原因受過處分被調離軍區機關或轉業地方的人員，請回軍區機關參加運動。這一招很靈。這些人對黃、劉等人滿腔怒火，無所畏懼，敢想敢說，很快成爲帶動運動的骨幹力量，造成了一個轟轟烈烈的局面。
進入5月份，運動的溫度已經很高，對軍區原領導成員“參與林彪武裝政變陰謀活動”的材料越揭越多，越揭越玄，很多“爆炸新聞”讓人目瞪口呆。許世友信心十足，他頻繁召開大小會議，鼓勵大家再加一把勁，“捅破這層窗戶紙”，“打破沙鍋紋（問）到底”，徹底揭開廣州軍區被捂了多年的“階級鬥爭蓋子”，特別是把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的謎底揭開。
定性
修建南湖工程和成立招待處很快成爲許世友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而且迅速定性。他在大會上宣布：“林彪要到廣州另立中央，他住在哪里？就在南湖！南湖的房子是爲林彪修的。那個招待處，就是迎接林彪南逃廣州的接待處！”
此話一出，軍區原主要領導人劉興元、丁盛等人是林彪死黨自然更是鐵定無疑的了，但他們都已調離廣州，于是曾參與主持其事的副司令員江燮元、參謀長孫幹卿便成了清查的主要對象；幾個負責組織施工者，本來就已定爲運動中的“重點人”，現在又進一步“升級”，劉如、王慶林、張小軍三人的日子尤其難過。三人在小會、大會說明情况，材料寫了一份又一份，不想却是越說越說不清，主持運動的領導說他們的根本問題是“中毒太深”，沒有“轉變立場”，必須“擊一猛掌”。而更讓三人沒有料到的是，正當他們焦頭爛額之時，却又後院起了大火。一位曾任招待處政工科科長的幹部以“知情人”的身份出來揭發：軍區原主要領導早已向招待處領導“交底”，招待處就是用于接待林彪的；爲迎接林彪南逃廣州，“九一三”前招待處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林彪葬身溫都爾汗，軍區原主要領導如喪考妣，指示招待處領導在南湖修了兩大一小共三個墳包，爲林彪招魂，兩個大墳包是給林彪、葉群修的，小墳包則是林小賊（立果）的；因爲不敢公開在墳包前立碑，便在一棵古松之下立石刻了“勁松”兩個大字，表示對林彪反革命罪行的贊頌和對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刻骨仇恨。
這位科長在衆人心目中是一個很有發展前途的優秀幹部，是成立招待處時，處長張小軍和政委丁峰費了不小力氣從軍區司令部直屬政治部爭取來的幹部。他在會上揭發時，表情嚴肅，講到軍區原領導人爲策應林彪南下幹的種種陰謀活動，更是義憤填膺。這自然增加了他揭發的可信度。聽了他的發言，會場一片嘩然，很多人深感震驚：原來軍區某些領導人竟是這樣死心塌地地跟著林彪跑呀！這位科長的揭發，讓劉如、王慶林、張小軍等人更是雪上加霜：你們下級都知道的事，你們爲什麽却不揭發？你們這樣死保軍區原領導，還有沒有一點路綫覺悟？難道就不考慮一下後果嗎？但是，不管如何批鬥，這幾個人却始終也沒揭出有轟動效應、讓運動的領導者滿意的材料來。那位科長的揭發成了孤證。
在參加運動的機關幹部中，不乏腦瓜兒靈活的好事者。他們感到那位科長的揭發有些離奇，便悄悄地向一些知情人作了調查，得知所謂的墳包和“勁松”刻石，都是“高參”林西的創意之作；堆成的“墳包”不止兩大一小；而更重要的是，這些“創意”都完成于“九一三”之前。調查結果只在一些信得過的同觀點的人中悄悄傳播，沒人敢在公開場合議論，更沒哪個敢在會議上對那位科長質疑。大概運動的領導者們不久也知道了事情的真象，因而對這個問題追問了幾天之後便不再提起，但是南湖的房子是政變工程的結論不變，劉如、王慶林、張小軍等人要繼續檢查交代。至于那位科長，非但未因胡編亂造而受懲處或批評，反而成了運動積極分子，不久又得到提拔。
被批鬥得苦不堪言度日如年的劉如、王慶林、張小軍等人，他們有一個共同信念：南湖的房子明明白白是爲中央修的，中央早晚會爲他們說話的。他們苦苦地盼著這一天，特別寄希望于汪東興，只要汪主任出來說一句話，誰還敢拿這個問題做文章！但是他們的希望却最終變成失望。軍區的運動進展情况不斷有電報上報，同時上報的還有《大字報選編》，上面瞭解軍區運動情况的渠道是很多的。劉如、王慶林和張小軍等人認爲，南湖在運動中由中央工程變成政變工程，這不只是無中生有、顛倒黑白，而且，弄得大家都知道了，也不利于保密，爲什麽像汪東興這樣的中央領導人，竟會一言不發，任由一些人在那裏翻雲覆雨，讓無辜者蒙冤背黑鍋？這豈不是提倡投機取巧耍滑頭嗎？以後誰還老老實實執行上級指示！
刹車
大約上面也感到許世友的一些做法太出格了，不利于運動的發展，過猶不及嘛。1974年7月29日，終于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軍區黨委常委發來一份緊急電報指示，批評在前一段運動中“隨意宣布劉興元、丁盛等同志爲死黨、反革命，對其他同志也點名過多，勢必造成人人自危”，要求立即糾正；幷决定派韋國清來廣州主持軍區的運動。這份電報屬絕對機密，只在軍區黨委常委中傳閱。韋國清雖然是廣州軍區第一政委，但他二十年來一直是廣西區黨委的主要領導，不過問軍區日常工作，現在中共中央决定他緊急趕赴廣州，主持軍區的政治運動，可見事情非同小可。這是對許世友在政治上的一個重大打擊。軍區的運動來了個“急刹車”，原來揭發出來的那些引起轟動的材料，揭發者紛紛打了退堂鼓，承認自己撒了謊或者是“聽別人說的”，却又記不得是誰說的了。
就這樣，對南湖工程的清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移交
當廣州軍區機關對南湖工程的清查鬧得熱火朝天之時，其實此時的南湖已經不屬軍區，而改屬中共廣東省委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東興堪稱毛澤東最具權威的代言人之一。1971年，廣州軍區領導僅憑他的幾次口頭交代，便殫精竭慮、不遺餘力地修建了南湖（包括松園）工程，幷按照汪東興的意圖組建了龐大的黨政軍統一的內部接待機構。不曾料想，僅僅過了兩年時間，還是同一個汪東興，却又對廣東的內部接待工作來了個大改變，他通知廣州軍區和中共廣東省委：今後對中央領導人的接待工作，仍由省委負責，南湖招待所移交廣東省委。于是，整個南湖工程包括土地園林、全部建築、各種傢具陳設、幾十台高級轎車，一概移交給廣東省委；招待所的軍隊幹部集體轉業。
南湖招待所交出去了，但是，招待所的黑鍋還得由廣州軍區背著。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期間，南湖工程成了廣州軍區和廣東省委共同的清查、批判對象，所不同的是，由于省委機關對這項工程的來歷所知更少，因而他們所謂的揭發批判就更多些捕風捉影的東西，更加不著邊際。
1975年10月，韋國清調任廣東省委書記。他在一次大會上宣布：南湖工程，中央是知道的，以後大家不要再提了。省委最高領導有了明確態度，果然以後便沒人再拿南湖問題做文章了。
上世紀80年代，廣東省委又把原來江青住的那一組房子撥付新組建的南湖游樂園，用于對外營業，揭開了南湖神秘面紗的一角。
1976年10月，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幫”倒臺。一年後，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清算“四人幫”罪行的“揭批查”運動。“四人幫”一貫敵視軍隊，把軍隊視爲他們奪權的最大障礙；廣州軍區更因爲在“文化大革命”中對中央文革小組和“四人幫”多有抵制，尤爲“四人幫”所忌恨，因而軍區機關廣大幹部對揭批“四人幫”熱情很高，大家特別想弄清“四人幫”的核心人物江青插手軍隊內部事務和幾次來廣州時作威作福以及進行陰謀活動的情况。當大家聽說中央和軍委主要領導也來到廣州，同軍區領導談揭批“四人幫”問題時，更對這場運動寄予很高期望，希望徹底查清江青等人在廣州的罪行，希望3年前因江青插手而弄得是非顛倒的軍區 “批林批孔”中的問題得到澄清。然而結果却令衆人大失所望。上面認爲“廣州軍區 ……問題比其他單位多”，是“重灾區”。其所以如此，是因爲“廣州軍區出了黃永勝、溫玉成、梁興初、丁盛”，“還有劉興元”，“路綫鬥爭是兩次，實際上 ‘四人幫’、林彪是一夥的。”軍區機關幹部多數人的印象和看法是：對黃永勝的問題不好說，他到北京之後的事情不清楚；丁盛在廣州工作的時間不長，他離開廣州後同“四人幫”有什麽來往也不瞭解；至于溫玉成，他離開軍區已經10年，他在廣州的問題大家比較清楚，和“四人幫”搭不上界，如果他到北京後有重大問題，爲什麽還要算到廣州軍區賬上？而劉興元和梁興初，大家都知道他倆與“四人幫”沒有任何瓜葛和私誼，他倆的思想、作風同“四人幫”格格不入，爲什麽非要把他們往“四人幫”那邊推呢？
有了上面的定調，許世友在動員大會上宣布：軍區的“揭批查”運動，基本任務還是要清查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問題；揭批林彪一夥，就是揭批“四人幫”。他還說，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眼看就要揭開軍區階級鬥爭和路綫鬥爭的蓋子了，但由于“四人幫”的干預，運動半途而廢。聽了許世友的動員，許多幹部私下議論：1974年7月29日的糾偏電報，明明是根據毛澤東的意思以中共中央名義發的，怎麽能加到“四人幫”的頭上呢？還有，1974年1月江青給許世友和趙紫陽寫信，這是件大事，爲什麽就不查一查，向大家作個交代呢？
因爲存在許多疑問，又有了“批林批孔”的經驗教訓，多數機關幹部在運動中頭腦比較清醒。雖然這次運動有上面的全力支持；運動中又不斷鼓勁加溫；還采取了一些重大組織措施：1977年9月21日，軍區政委孔石泉調往成都軍區，12月23日，一天之中又下令將軍區副司令員吳純仁、丘國光和參謀長孫幹卿、政治部主任于厚德調離廣州軍區，而同時又從總部和外區調進多名領導幹部，廣州軍區的領導班子實際上已經徹底改組；1978年5月13日，又在中山紀念堂召開有數千人參加的廣州駐軍幹部大會，宣布“英明領袖華主席”對軍區機關幾名“拒不交代所犯嚴重錯誤”的軍、師級幹部停職審查的决定。這些措施，確實對一些所謂“重點人”“知情人”造成不小壓力，但是，他們越是按“黨性要求”打消顧慮、老實交代，却越交代不出上面需要的材料。雖然不乏緊跟領導的積極分子，却曲高和寡，很多人的所謂揭發批判發言，都是官話套話或者雷聲大雨點小，純屬應付差事。運動沒有再出現1974年“批林批孔”那種狂熱氣氛。運動的領導者自然很不滿意，却也無可奈何。
在劫難逃
既然要繼續清查林彪“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問題，就要再深入追查南湖工程的性質和用途問題。許世友又提出兩點疑問：
第一，1971年5月，軍區成立了師級招待處，爲什麽林彪一死，當年12月底招待處就匆忙解散了？說明劉興元、丁盛等人心中有鬼，因此，招待處就是接待林彪的！
第二，爲什麽要將廣州至從化的公路改綫，而且在新選的綫路上開了一條可供隱藏飛機的隧道，還計劃修建一段可以迫降飛機的路面？
關于招待處的成立與撤銷，前面已有交代。關于廣州至從化公路改綫工程，最早的倡議者是劉如。廣州至從化公路約60公里。把修建南湖工程時新辟的一段通往從化的公路稱爲廣從公路改綫工程，其實幷不確切，劉如建議修建的不過是從廣州沙河至太和一段長約10公里的迂回路。據劉如說，他在受領組織修建南湖工程任務之後，感到這裏緊靠廣（州）從（化）公路，車流量很大，既不利于保密，噪音也大。因而他建議，在原有公路以東，利用已有的土路，修築一條避開南湖通往從化的迂回路。軍區領導采納了他的建議。在計劃新修的路段上距南湖約1公里處，有一座小山。劉如考慮，如果修盤山路，彎多坡陡，行車不暢，而且從山頂可以眺望南湖。他建議：乾脆打隧道，雖然工程量和難度大些，也要多花點錢，但從長遠看，好處很多。劉如是主管作戰的副參謀長，每進行一項基本建設，他都要考慮對未來戰爭的影響。他覺得這段新修公路可以把戰時需要考慮進去，做到平戰結合。他看到，這條路大部分地段地形比較開闊，于是建議選擇一段路面拓寬加固，可作爲戰時飛機迫降的簡易跑道；再將隧道加高加寬，迫降的飛機可進入隧道隱蔽，也可作爲汽車的防空洞。他這兩條意見也被軍區領導采納。劉如隨即根據劉興元的指示，請廣州市革委會負責施工，軍區工程兵給予技術支援。由于修隧道和飛機迫降路段工程涉及空軍，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根據軍區指示到現地作了勘察。而 “九一三事件”後，顧同舟被定爲林彪死黨，這便使事情複雜化了。
劉如還講了一個很重要的情節：當“九一三事件”發生時，這條隧道工程只完成了切口，整條隧道是1973年才打通的，說這項工程是爲林彪武裝政變準備的，在時間上就無法解釋。劉如還有沒說出來的意思：南湖工程剛開工時，林彪還是寫在黨章上的接班人，那時候誰能想到他和毛澤東會變成不共戴天的仇敵？再說，稍有點軍事常識的人都明白，即使林彪真的跑到廣州發動武裝政變，一條短短的隧道在戰略上有啥作用？
劉如的一切陳述都被斥爲狡辯。至于王慶林、張小軍等人對南湖幾組房子修建來歷情况的說明，非但全然無用，而且被認定是“爲林賊開脫罪責”。惟一的出路只能是老實“認罪”，起碼要承認自己階級鬥爭觀念不强，路綫覺悟不高，上當受騙，幫壞人幹了壞事，接受“群衆”批判，聽候組織處理。
在經歷近半年的批鬥之後，1978年5月13日，在中山紀念堂召開的幹部大會上，劉如被宣布“經英明領袖華主席批准”罷官接受審查，向“專案組”交代問題。專案組的兩名負責人都是他原來的部下。這一審查又是一年零兩個月，這期間不得自由行動。結果什麽罪行也沒查實，最後以“說錯話辦錯事”不了了之。劉如是13歲參加新四軍的小知識分子，一表人才，膽大心細，又肯學習，很快便脫穎而出。抗日戰爭末期，他曾多次化裝潜入敵占區甚至敵人陣地，測繪地形地貌，標注敵人的陣地編成、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對戰鬥勝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向華南進軍途中，時任39軍116師作戰科長的劉如調任第四野戰軍作戰處參謀，以後任副科長、科長，副處（部）長、部長，直至副參謀長。是幾十年從事作戰工作的不可多得的人才。1983年，劉如向新任軍區政委王猛上書，陳述自己的冤情幷要求工作。王猛看後情緒激動，親自打電話安慰劉如，幷表示他一定負責儘快爲劉安排工作。王猛把事情看簡單了。他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他的意見非但無用，反而給他自己惹來不小麻煩。王猛因對劉如愛莫能助而深感遺憾。以後劉如被安排了一個閑職。一個優秀的軍事指揮員，就這樣雕謝了。
在司令部受審查者中，王慶林、張小軍的遭遇和結局與劉如相似。王慶林在靠邊晾了多年之後，正式宣布免去作戰部副部長職務，當了一名不知道要研究什麽的研究員。如果說廣州軍區是“重灾區”，王慶林所在的作戰部就是重灾區的“重灾戶”。這個部的部長和幾名副部長都被定爲“重點人”，遭批鬥後作了組織處理。其中最冤枉、最離奇的當屬副部長葛新。
1972年8月，江青在廣州接見美國女作家維特克，纏著這個外國人爲她作傳，想在國際上出風頭，擴大她的影響。爲了炫耀她的光輝歷史，她向外賓大講解放戰爭史和她如何協助毛澤東指揮作戰。爲此，她要求汪東興通知總參謀部爲她提供若干幅重大戰役經過要圖。總參謀部一位副總長指示測繪局長張清化到廣州受領任務。張清化一人來到廣州，在江青處接受任務後，他通過軍區領導要求軍區機關按江青要求繪製這批要圖。任務落到司令部作戰部。作戰部副部長葛新是測繪專家，又與張清化相熟，任務是軍區首長交代的，題目是張清化根據江青要求定的，資料也大部分是張清化提供的，他沒有絲毫懷疑，更不敢有絲毫懈怠，組織幾名測繪員，晝夜加班，按時完成了任務。却不料，打倒“四人幫”後，江青接見維特克定性爲“賣國求榮”，葛新竟因而成了江青賣國的幫凶！奇怪的是，派張清化到廣州來的領導人幷沒事兒，張清化在說明情况之後也不作爲問題，惟獨把葛新奉命行事這個本來十分清楚的問題，弄得神秘兮兮，列爲廣州軍區“揭批查”的大案之一，窮追猛打，最後將葛新從作戰部掃地出門！
在清查南湖工程期間，幾位參與其事受批鬥者，除了想方設法搜集材料、找證據以證明自己的無辜外，仍然期盼北京瞭解南湖工程來歷的負責人出來說明情况，這種急迫心情真如大旱之望雲霓。他們尤盼此時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出來爲他們說話。但不知爲什麽，這位汪副主席依然一言不發。
未了的尾聲
廣州軍區的“揭批查”運動從1977年11月正式開始，于1978年底結束。如果不是廣西邊境發生戰事，幾十萬大軍出動，也許運動還要持續下去。在軍區司令部，運動的主要成果是把十幾名師以上幹部作了組織處理，其中就包括南湖工程的幾個主要經辦人，他們的罪名是爲修建林彪發動武裝政變的僞中央工程效力。所有被處理者都不得參加對越作戰。這是對軍人的最大羞辱。受處理者個個滿腔憤懣。南湖工程的幾個主要經辦者始終弄不明白：這項工程從籌劃到完工，過程清清楚楚，而且軍區領導在“九一三”前就向毛澤東作過報告；房子修好了，江青、周恩來和打倒“四人幫”之後的幾位中央主要領導人都去住過，都對房子的周圍環境和房子的設計、施工大加贊賞，這些房子的來歷和用途一清二楚，爲什麽竟沒有一人出來爲它正名，說句公道話，不惜讓一些人長期蒙冤受屈？
王慶林是個受不得委屈的人。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他幾乎每年都向軍區黨委常委、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軍委紀委、解放軍總政治部還有汪東興寫一封申訴信，而且，語氣、措辭一次比一次尖刻。但是，每次都是石沉大海。2005年，王慶林又給汪東興寫了一封長信，希望他主持公道，向有關方面反映一下與南湖工程有關的問題。此信托一位元帥之女直送汪家。據說汪東興看了信後不勝驚訝，他說：“我對王（慶林）部長印象很深，這人很能幹。南湖的房子當然是給毛主席和中央首長修的嘛，怎麽會弄到林彪頭上了呢？”話講得很好，可惜晚了30年。
1973年底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由廣州調任南京軍區司令員的丁盛，與“四人幫”既無歷史源淵，對他們又無好感，但在“四人幫”倒臺後却被莫名其妙地定爲“四人幫分子”。丁盛晚年被安置在廣州軍區司令部幹休所，他對軍區機關一大批中高級幹部受他株連而遭處理，心中十分難過。他尤其對司令部的作戰指揮系統橫遭摧殘，對劉如、王玉振、王慶林等人被趕出作戰系統而痛惜不已。他征戰半生，深知組織一個精幹的作戰指揮班子是何等不易！1998年，一位有心人對他進行錄音采訪。這時他已沒有多少顧忌，侃侃而談，直抒胸臆。談到南湖工程，他氣不打一處來，對汪東興在“九一三”前後的表現，他連講了三個“我很憤慨”！他說：“你自己叫人家幹的，到了這個時候，你不出來作證，明明是給毛主席他們幾個人修的，那些人說是給林彪修的，你汪東興出來說話呀！”“咱們到北京去，當面和汪東興對質，是不是你講的？你怎麽不認賬？你還是個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來一段，汪東興還是中央副主席呀！”
不就是承認南湖工程是爲毛澤東和中央幾個領導人修的，承認對幾個經辦人整錯了，了不起再對挨整者做點補救工作嗎？而且是由組織出面，不需（也不可能）追究哪個人的責任，爲什麽這樣一件幷不太困難的事情竟如此艱難呢？
王慶林在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擔任作戰部副部長，挨整後賦閑多年。這期間，當年不少靠胡編亂造整過他的運動積分子超越了他，有的當上了將軍。而王慶林則在安排了一個閑職後，弄了個不倫不類的“相當于部長待遇”，他自然心裏很不平衡。第十五届中共中央軍委一位副主席上世紀60年代後期曾與王慶林共事多年，這位副主席當時任廣州軍區作戰部作戰科長，王慶林任副科長，兩人關係不錯。這位副主席對王慶林的問題了然于心。一次，兩人在北京相見，很自然地談到王慶林在運動中的遺留問題。這位副主席誠懇地對王慶林說：“慶林同志，對你的問題，現在我們也只能解决到這種程度了。”王慶林見他似有難言之隱，也就把話打住，不願難爲這位老上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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