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政策與社會動亂（汪丁丁）

愚民政策與社會動亂

汪丁丁

許多網友的言論，顯得愚蠢而不自知，無非是在國內整日整年整個人生疲于應付市場生活幷且爲了緩解生活壓力而千百萬次地主動要求被意識形態扭曲了的大衆媒體洗腦的結果。我再一次引用那位了不起的新聞記者在獲獎時的發言："真正困難的，不是說出真相，而是說出全部真相。"如果你還是堅持愚蠢而不自知，那麽，你知道蘇格拉底爲什麽死嗎？請你仔細尋找一個凉快地方想一想去吧，別再到我的日記裏來煩我。

當代社會學的一位泰斗，斯坦福大學教授格蘭諾維特早年發表過一篇論文（Mark Granovetter，1978，"threshold models of collective behavio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83，no. 6，pp. 1420-1443），可是被政治家們遺忘了，今天讀來格外有意義。論文標題可直譯做"集體行爲的閾值"，這一理論的適用情形，作者列出了八類：創新擴散過程，謠言與疾病傳播，罷工與騷亂，政治選舉，教育投資，社交，移民，社會心理。

格蘭諾維特這一理論試圖解釋的上列八類現象，其微觀機制是社會心理學家熟知的"個體從衆傾向"。貝克爾和墨菲在新作《社會經濟學》中試圖解釋的也是這類現象，只不過他們引入的核心概念是"社會資本"而不是"閾值"。根據貝克爾的定義，凡影響個體行爲幷且不顯著受個體行爲影響的集體行爲因素，都可歸入"社會資本"概念。由此，貝克爾推演出一項基本原理：群體行爲可以非常敏感地依賴于個體行爲，以致在該群體內沒有哪一個體感受到自己的行爲發生顯著改變時却可以感受到群體行爲發生了顯著改變。這一原理十分類似于格蘭諾維特在這篇論文裏論證的集體行爲基本原理，該原理被通俗地稱爲"多米諾效應"——即社會騷亂往往只需要第一個人參與，然後，由于集體行爲可能非常敏感地依賴于個體行爲，"集體意識"被這第一個人的行動激活，迅速捲入騷亂，後者于是升級爲"社會動亂"。

讓我們試著運用格蘭諾維特的模型來解釋某一類動亂。假設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對當前社會狀况不滿意，但每一個人只在看到"足够多的人"參與騷亂時才參與騷亂。假設不同的個人對什麽是"足够多的人"有不同的標準，從人口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百，均勻分布在某一實數區間上。假設社會由100位成員組成，第1位成員的心理閾值將使他在參與騷亂的人數達到人口的99％時參與騷亂，第2位成員的心理閾值將使他在騷亂人數達到98％時參與騷亂，……依此類推，第99位成員將在騷亂人數達到1％時參與騷亂。現在，假設第100位成員將是第一個行動者，他的行動可以僅僅是打碎一塊橱窗，只要這一打碎橱窗的行爲被第99位成員看作是"騷亂"就够了，就足以觸發"多米諾效應"，最終使全社會陷入動蕩之中。

可見，假如我們承認格蘭諾維特的模型符合我們對歷次社會動亂的基本觀察，那麽，我們就應當認真對待這一模型幷且認真研究那些觸發了第一位社會成員的騷亂行動的因素。同理，對每一篇文章的作者而言，或許最好的選擇是回避討論這類敏感議題。可是對群體而言，每一個人的這種回避態度最終會導致灾難性的結局。

爲緩解潜在騷亂的多米諾效應，我們應當研究上述那些首先發動騷亂的社會成員的心理閾值——是哪些因素决定了這一顯然太低的閾值？通過何種途徑可以提高這一閾值？在什麽樣的制度安排下可以把騷亂的心理閾值提高到永遠不發生騷亂？與這些問題對應，我們有下列基于普遍觀察而提出的問題：最初的騷亂總是收入最低的人群發動的嗎？教育程度與參與騷亂的心理閾值之間具有負的相關關係？具有正的相關關係？還是具有更複雜的非綫性關係？爲什麽"中産階級"往往是社會動亂的受害者？民主社會的許多日常騷亂確實可以避免顛覆性的社會動亂嗎？爲什麽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可以有效避免社會動亂？

由于篇幅限制，我只討論上列最後一個問題。我假設這一問題所根據的觀察是普遍獲得認可的，即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確實已經有效地避免了社會動亂。爲什麽會是這樣？基于哪些心理機制和社會運作的原理？難道不可能發生因價值多元化而起的社會動亂？

首先，任何一位社會成員，爲了要在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已經多元化了的社會裏正常生活，就必須適應多元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所謂"見怪不怪"。換句話說，他必須學會"寬容"——對异端的寬容。對主流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反叛行爲，每一社會成員都持有一種寬容的態度。這是一個健康社會的最本質的特點，洛克在他的名篇"論宗教寬容"裏有所論證，但更雄辯的論證來自社會實踐的歷史。寬容的態度導致了政治溫和的中産階級立場，後者構成了社會頂層和底層之間尖銳衝突的緩解區域，有效地防止了社會動亂。

在一切能够降低騷亂的心理閾值的愚蠢政策當中最愚蠢的，是所謂"愚民政策"。這一政策的直接後果就是造成全體社會成員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趨同，幷由這一趨同而形成防止價值多元化的社會資本。這樣一種政策將把最大多數社會成員改造爲"憤怒青年"，讓他們具有最低的騷亂閾值，他們將以微不足道的藉口參與騷亂，因爲他們的頭腦不能想像任何更溫和的批判手段。

所以，我們的政策不僅必須防止嚴重不公的收入分配，而且必須防止愚民式的宣傳。明智的政策是儘量開啓民智，讓寬容態度成爲時尚，鼓勵市民公開批評政府，讓官僚主義者們不敢堅持愚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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