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
老大哥突然變成修正主義，"我們一直在與歐亞國打仗"。與此同時，這些曾打著同樣旗幟的朋友們，又如何看待我們？顧彬的一面之詞"他們最怕1979年以後的中國"就講述了類似的趣事。狗不僅咬人，還會互咬。
《人民日報》適時的評論，又是多么美妙的和音。
當然，即便是腐朽的資本主義人民偶爾也有崇高理想。當東德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奔向自由的同時，也會有一些特立獨行的西德人一意向東，《反方向"叛逃"：奔向東柏林》為你講述東游記。
注：有所刪減。
混亂的一年
3月2日：匈牙利拆除了匈牙利與奧地利邊界的鐵絲電網。俄國未作反應。
6月3日：成爲社會運動組織的波蘭工會聯盟"團結工會"，幾乎贏得了它參與爭奪的每個席位。
8月23日：波羅的海各國的抗議者形成一條長400英里的隊伍，要求脫離俄羅斯，實施自治。
9月：在夏末，幾千東德人逃離，許多用旅游簽證進入東部各國，然後在西德使館夜宿。9月10日，匈牙利宣布，東德人可自由通過匈牙利去西德。
10月6-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慶祝成立四十周年。蘇聯總統米凱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試圖勸說民主德國領導人埃裏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接受改革。那時東德有大量人抗議。二周內，昂納克被迫下臺。
11月3日：捷克斯洛伐克當局允許東德人去西德。
11月9日：民主德國當局屈于壓力，開放了去西柏林和西德的邊界，柏林墻倒塌了。
11月10日：蘇聯的堅定盟友、保加利亞的托多爾•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 of Bulgaria）被他的政治局流放。民衆的抗議越來越强烈，最終保加利亞于1990年舉行了自由選舉。
11月17日：防暴警察鎮壓了布拉格的和平示威，從而激發了一系列大型民族示威，罷工運動席捲全國。
11月24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完全"政治局下臺。
12月17日：羅馬尼亞獨裁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下令對蒂米什瓦拉（Timisoara）的抗議者進行血腥鎮壓。邊界關閉。四天后，齊奧塞斯庫向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民衆講話時，群衆的噓聲使他大爲震驚。
12月22日：羅馬尼亞軍隊倒戈。
12月25日：齊奧塞斯庫和他的妻子愛蓮娜被行刑隊處死。
http://www.infzm.com/content/37171
南方周末，《顧彬："他們最怕1979年以後的中國"》
在1985年以前，民主德國不允許他們的人民關心中國，看有關中國的消息。"在東德基本不能學漢語，他們只允許幾個人學現代漢語。"顧彬說。他生活在聯邦德國，1966年他的學術志向由神學轉爲漢學……
南方周末：據說當年柏林墻有70萬枚地雷，6萬支自動掃射機關槍，還有1100只訓練有素的狼狗，東德領導人也有"越墻者射殺"的命令？
顧彬：這個數目我不太熟悉，但是報道肯定都是有道理的。1985年我住在柏林，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柏林墻，柏林墻前後都是空地，東柏林到處都會有炸彈。有時候我去東柏林，他們的檢查非常嚴格，因爲我是漢學家。那時他們最怕中國，最怕1979年以後的中國會影響到東德。
在原來的西柏林中國非常紅，每天都有報道。有一次，可能是1980年代初，我去東柏林的時候，身上帶著電臺的海報，海報上是預告明天要報道"中國'文革'"專題。海關發現了海報，問我爲什麽把這個海報帶到民主德國去，他把海報收走了，他們怕東德人會聽這個報道。
南方周末：民主德國爲什麽會害怕跟他們一樣走社會主義路綫的中國？
顧彬：中國從1979年開始不是走向改革的路嗎？他們怕東德人發現他們的社會主義有問題，然後從中國來看他們走的社會主義。無論是"文革"的中國，還是1979年以後的中國，他們都怕。
南方周末：德國的統一被看成是冷戰的結束，整個東歐變革的象徵。
顧彬：是。但這麽多年以後，我認爲東歐的變革沒有中國成功。因爲他們沒有經濟基礎，也缺少民主精神，搞得好的還是原來的民主德國，現在雖然還落後一些，但是跟1989年比起來，發展也不錯了。原來他們城市完全被破壞了，民主德國沒錢修，現在好多原來難看的城市都非常漂亮。但是現在德國東部的人還是覺得非常不公平。因爲西柏林無論經濟還是城市面貌都比東部好，覺得發展得慢。
我覺得變化慢一些很好，中國的變化就是太快了，中國人自己也跟不上這個發展速度，原來特別好的代表城市面貌的東西也都拆掉了。
南方周末：柏林墻倒塌的時候，你看到的德國民衆是什麽樣的反應？
顧彬：都高興死了。我們很想德國作爲一個國家統一起來。另外他們的社會主義和政治體系也是有問題的。舉個例子，我1970年代末、 1980年代初想在柏林開一個現代漢語大會，因爲當時的民主德國出了一些非常好的中國現代漢語課本，尤其是1950年代的。我想請他們來開會，他們怎麽回答呢？你們是帝國主義，我們不來。他們總是批評當時西德的人，是美帝國的走狗，不管是老百姓還是政治家們，都這樣批評。其實那時候西德知識分子中有很多左派，他們也對美國的經濟模式持批判態度，也反對美國，也反對越戰。
南方周末：柏林墻倒塌的時候，你在做什麽？
顧彬：我在波恩大學教書，我們都在關心中國，1989年的中國。
從1980年代初東德就已經投降了，因爲東德沒有選擇中國之類的路——如果東德跟中國一樣，從1979年走上改革之路的話，可能它現在還在。東德的消失有兩個原因：第一，沒有進行經濟改革；第二，它還在控制著人民，控制太厲害。
1980年代中國人可以到國外去，雖然很麻煩。但東德根本不允許國民到西方國家旅游。還有就是他們沒有什麽物質基礎。從1980年代初開始，當時西德政府給東德很多很多的錢，因爲他們差不多破産了。當時西德政府怕東德會發生什麽動亂，怕蘇聯的軍隊跟進布拉格或匈牙利一樣來東德，鎮壓那裏會發生的什麽起義之類的活動，所以當時西德每年給東德很多很多的錢，但是沒有人公開說這些。1989年之後，埃利希•昂納克下臺後，接替他工作的那個人很清楚，沒有辦法獨立下去了。這也是爲什麽他們那時候沒有派什麽軍隊阻止人們逃亡柏林，沒有阻止當時的東柏林的人把柏林墻拆除，政治家自己覺得"我們完蛋了"。
南方周末：1989年前的東歐，整個社會形態都處于被禁錮的狀態，知識分子的思想有沒有自由？
顧彬：對，但這些作家可以在西方發表他們的作品，所以當時無論是哪個東歐國家都有好的文學作品，即使是在被禁錮的時候。
南方周末：在封閉和禁錮的時代，東德的知識分子的狀况如何？
顧彬：東德作家分三類：一批跟當時的政府合作過，做顧問，這是德國的一個固定名詞——"顧問"，就是你老要給他們寫報告，某個人在想什麽、做什麽，不少作家跟警察機構合作過；另一批不一定這樣做過，但他們自己覺得民主德國是不錯的；第三部分作家，對民主德國持批評的態度，但是他們不否定社會主義，只是覺得他們的社會主義有一定的問題，應該改，所以通過作品表達社會主義改革的希望，這些書他們沒法在東德發表，就在西德發表。發表以後，他們就要面臨一個選擇，離開東德去西德。很多人要求留下來。
有個非常有名的歌手、詩人，叫畢爾曼（Wolf Biermann），他希望民主德國改革，所以經常用中國因素來表示他的期望。比方用長城之類的象徵。一次他去西德朗誦詩歌，民主德國也派特務去，讓他們報告他的情况，最後决定不允許他回來。大部分當時民主德國的作家，也包括藝術家，相信社會主義，但是他們相信的那個社會主義跟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可能不一樣。
南方周末：西德的作家狀况呢？
顧彬：西德的作家有不少主張中國式社會主義，大部分作家、藝術家都是蘇聯式的左派，受"文革"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從今天來看，他們當時對中國的瞭解很有限，所以到了1980年代開始，慢慢瞭解"文革"。不少受到"文革"影響的作家們，後來公開地說："我們犯了一個錯誤。"
原來西德的政府跟西德的作家關係非常不好，互相駡，到了1989年以後情况好一些。雖然作家經常和政府對立，但他們還是能够發表作品，能在任何公開場合發表自己的看法。
南方周末：德國統一也一直有反對的聲音，君特•格拉斯曾批評德國統一是違憲行爲。
顧彬：格拉斯敢說，但我覺得他的立場有一點問題，他也說過我們西德占領了原來的東德，我覺得這是胡說八道。但是他有代表性，有不少人覺得民主德國應該是獨立的，他們應該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理想。柏林墻倒塌，爲什麽？人不能騙自己。包括知識分子在內，都要面對具體的問題，1989年之後我們應該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對人的解放。柏林墻的倒塌，在我看是對人的一種解放。
南方周末：德國經歷了意識形態的變革，這樣的變革對國家的影響大嗎？
顧彬：非常重要，意識形態會幫助一個國家發展，所以中國需要思想勇敢的人。不要怕什麽，如果有什麽錯的看法，可以改。
南方周末：意識形態的禁錮與封閉只會導致社會的倒退，甚至崩潰。
顧彬：是，肯定是。有人說是全球化時代，我說是合作時代。
比如，不少人認爲德國才實現了所謂的社會主義理想，因爲我們是福利國家，人們沒有錢也能過比較好的日子，也有人說，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對社會主義如何定義，還是一個問題。社會主義的一些思想在德國還是影響很大，他們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比較具體的，就是"我們應該用什麽樣的方法給老百姓帶來好處？"所以無論是基督民主黨，還是自由黨，他們都考慮人們怎麽能够更好地過日子，所以社會主義的思想對德國每個政黨都有影響。但是，最重要的是，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際上，用什麽樣的方法來提高人民的生活。
南方周末：對于中國的作家，你有什麽建議可以分享？
顧彬：有些當代作家，他們把文學看成是玩具，但是文學是非常嚴肅的東西。另外作家應該勇敢，應該敢于公開提出社會的問題。德國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人的精神危機越來越嚴重，現在人們不是去找什麽牧師、什麽神父解决精神上的問題，他們是去找哲學家，找作家。中國的作家不像西方作家對社會、對公共事務那麽關心，那麽深地介入，西方作家經常會直接出來發表自己的思想觀點。最近作家余華在德國發表演講，談到了中國社會的一些問題，這樣做非常勇敢。我覺得現在的中國作家要向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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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上的民主德國
1989年10月4日
民德四十年來取得巨大成就 城鄉人民喜迎國慶40周年
第3版(國際新聞)
本報柏林10月4日電 記者許宏治報道：在民主德國成立40周年前夕，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舉行招待會，400多名反法西斯老戰士、革命老戰士和早期積極分子應邀來到黨中央大厦，與党和國家領導人歡聚一堂，共慶佳節。總書記昂納克同志在祝酒詞中說，民德40年來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取得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成就。
昂納克說，那些敵視社會主義的人不能容忍在德國土地上成立民主德國。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爲可以通過全面進攻消滅民主德國。這完全是痴心妄想。
昂納克駁斥了"1937年邊界的德意志帝國繼續存在"、"改變歐洲現狀"、"對所有德國人行使保護責任"等論調。他强調，民主德國反對一切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戰後發展結果的企圖。
新華社柏林10月4日電（記者那福才）10月7日是民主德國成立40周年。節日前夕的首都柏林秋高氣爽，景色宜人。綠色的草坪上鋪蓋著一層金黃色的落葉，家家戶戶的陽臺上擺滿了一盆盆鮮花，街心花園裏更是花團錦簇、色彩繽紛。市場供應充足，蔬菜、肉類、瓜果和各類食品擺滿了貨架，百貨商場的商品琳琅滿目、應有盡有。人們沉浸在迎接節日的喜慶氣氛之中。
40年來，首都柏林和民主德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整個柏林市幾乎成了一片廢墟，60％的建築物被炸成瓦礫。
德國統一社會黨1971年提出了"建設發達社會主義社會"的奮鬥目標，幷確定了"經濟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相統一"的社會主義建設總方針，找到了一條符合本國具體情况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從1971年起，民主德國的經濟以每年平均遞增4％左右的速度穩定發展。目前，它已經發展成爲擁有門類齊全的現代化工業和農業的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標志著國家經濟實力的生産性國民收入，由建國初期的290億馬克增加到1987年的2600多億馬克，人均工業産值已躋入世界十大工業强國之列。
1989年10月7日
民主德國光輝的四十年
第7版(國際專頁)
魏斯
今天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誕生40周年的日子。40年來，社會主義已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深深地扎根幷茁壯成長。
在廢墟上重建家園
法西斯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瘋狂地侵略了許多歐洲國家，給億萬人民帶來深重灾難，德國人民也深受其害。民主德國所在地區40％的工業設備（其中重工業設備70％多）、60％的交通運輸設備、30％的農業機械和40％的住房遭到嚴重破壞。
戰後，民主德國人民首先在農村進行了土地改革，同時實行基本生産資料國有化，沒收戰犯和壟斷資本家的廠礦企業，建立起國營企業。此外，銀行、交通運輸和郵政電信也實行了國有化。工農國家掌握和控制了發展國民經濟的命脉。然而，民主德國沒有走消滅一切私有經濟的道路，在國民經濟中至今仍然保留一定數量的私人個體經濟。他們認爲，在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占統治地位的條件下，少量的私人個體經濟存在，能够對社會主義經濟起補充作用。
全國人民同心同德，頂住各種壓力，歷盡千辛萬苦，在廢墟上重建了家園，1950年工農業生産就基本上達到了戰前水平。
1951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集中全國人力、物力和財力，優先發展重工業，儘管遇到許多困難，但經過全國人民艱苦努力，在不到兩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就建成了能够適應經濟發展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持續和穩定地發展經濟
民主德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是比較快的，1950——1970年生産性國民收入翻了兩番，每年平均增長7.2％。1971年民主德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一年至1986年，生産性國民收入又翻了一番，每年平均增長4.6％，1987年和1988年又分別增長4％和3％。
民主德國國民收入的增長主要是靠提高勞動生産率取得的。多年來，提高勞動生産率一直是民主德國經濟政策的核心。由于勞動生産率的不斷提高，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勞動生産率水平的差距正在縮小，1950年民主德國僅相當于聯邦德國勞動生産率水平的45％，1988年已達70％左右，跟英國的勞動生産率水平大致相等，在蘇聯東歐國家中是最高的。1988年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國民收入爲16166馬克（約合8000美元）。民主德國已居于世界發達工業國家之列。
重視教育和科學技術
民主德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是與大力發展教育、科學技術分不開的。多年來，民主德國重視智力開發和人才培養，教育投資約占國民收入的6％—7％，其增長速度一般都比國民收入和國民經濟投資的增長速度爲快。近年來全國已普遍實行十年制義務教育，職業培訓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很好的發展，1987年全國居民中每萬人有174.9名大專院校學生。職工的科學文化水平較高，其中大專院校畢業生占21.6％，技術工人占60.7％。
黨和政府把技術研究工作視爲發展生産力的重要手段，認爲國民經濟的發展及其生産水平提高越來越取决于科學技術進步的成果。國家用于科學技術與開發的經費不斷增加，60年代每年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70年代以來增加爲4％多，接近世界先進國家水平。發展科學技術已成爲民主德國提高勞動生産率和增加新産品的最重要手段，勞動生産率增加的90％以上是通過運用科學技術成果取得的，工業産品更新率已高達30％左右。
大力發展農業
民主德國非常重視農業生産。他們認爲，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他們下大力氣抓農業生産。畜牧業上得較快，在農業總産值中約占2／3。多年來，肉、蛋、奶、黃油已自給有餘。種植業較發達，1982年以來，穀物産量每年都超過1000萬噸。1988年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穀物産量約600公斤。
民主德國農業生産已實現現代化，農業機械化、化學化水平很高。隨著農業生産的發展，農村面貌發生巨大變化。70年代以來，農業生産合作社跟國營農場 一樣，也實行工資制，農民的收入跟職工的收入相差無幾，兩者享受大體相同的福利。城鄉差別已經很小。
居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民主德國職工月平均收入不斷提高，1950年爲311馬克，1970年爲755馬克，1987年爲1233馬克，1989年上半年又有增長。多年來，國家實行基本消費品價格穩定政策，主要食品和日用消費品價格以及服務收費指數基本上未變動。市場供應是比較充裕的。居民住房寬敞，目前人均達27平方米，房租較低，約占職工家庭收入的3％左右。
居民的食品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肉、奶、蛋和黃油等畜産品在食品中所占比重約爲40％，在國際上是高水平的。1987年每人平均消費肉和肉製品99.4公斤，魚和魚製品7.9公斤，蛋和蛋製品303個，黃油15.5公斤，人造黃油10.3公斤，牛奶 108.3公升。家用高檔消費品占的比例較高，1987年每百戶家庭中，有小汽車52.6輛，冰箱152.1台，洗衣機104.6台，電視機121.6 台，其中彩電47.1台。1967年起實行5日工作周。1976年起工人每周工作42小時，輪班工人爲40小時。1979年起職工每年休假日期爲21天。
民主德國人民正在党的領導下加强團結，進一步推進經濟、文化建設，爲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成果，爲保衛世界和平而奮鬥。
（附圖片）
圖爲民主德國一個普通家庭。全家幸福、其樂陶陶。
很遺憾沒找到這張所謂"其樂融融"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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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10日
民主德國宣布開放邊界
民德一著名女作家呼籲公民留在家鄉參與改革
西德內政部長指出民德公民慎重考慮移居問題
第4版(國際新聞)
本報柏林、波恩11月10日電 記者許宏治、江建國報道：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
http://www.infzm.com/content/37172
反方向"叛逃"：奔向東柏林
作者: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平客 發自德國柏林、漢堡 2009-11-11 17:11:17 來源:南方周末
德國時間11月9日晚，柏林勃蘭登堡門前的廣場上，一道長達1.5公里的多米諾墻體被推倒，有十余萬人在微雨中參加了這一活動。人群中有兩位"特殊"人物，一位是前東德共産黨地方女幹部露茜，另一位是前丹麥共産黨員亨利克。
他們倆都是德國作家佳杰思（Adrian Geiges）的老朋友。
佳杰思曾擔任德國貝塔斯曼圖書出版公司中國公司的CEO，也曾爲德國《明星》雜志擔任駐亞洲首席記者，幷成功報道2008年北京奧運會，還娶了一位中國太太。
30年前，生長在西德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佳杰思就對社會主義東德充滿嚮往。1979年，他秘密前往東德，以"耗子"之名參加了由東德共産黨主辦的"幹部學校"，由此他與同樣參加培訓的露茜和亨利克結識。爲期一年的"幹部學校"培訓結束後，回到西德的佳杰思與大部分同學始終保持著聯繫，只有露茜30年來一直不見踪影。
就在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日前一周，佳杰思接到了露茜發來的電子郵件，他這才知道，30年前，離開"幹部學校"後，露茜與丹麥人亨利克在校期間的戀情被發現，她因"裏通外國"罪被下放到東德偏遠地區勞改，而亨利克則被前東德國家安全部（Stasi）發展爲秘密特工。
10月31日，萬聖節，在漢堡火車站站臺上，佳杰思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幾天後，他就要和亨利克一起去探望失散30年的露茜了。"我想能征得他們的同意，把這個曲折的故事寫成書。"佳杰思說。這位德國作家、記者已經出版6本著作，其中《我的憤青歲月》被翻譯成中文幷出版發行。
時尚的信仰
1960年出生于西德西南部的佳杰思正在上中學，他從父親的書架上發現一本紅色的小册子——德文版《毛澤東語錄》。
這是他與共産主義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他被毛澤東的話深深吸引了，從那時起，他就把這本紅色封皮的小册子塞到牛仔褲的屁股兜裏隨身携帶。
佳杰思的父親1933年前曾經是德國共青團成員，後來逐漸遠離政治。正是如此，父親對佳杰思的"异常"政治傾向持較爲開明的態度——1970年代初期，佳杰思對共産主義的信仰在同學中顯得有些异類，同學們看到他在操場上苦讀"紅寶書"，就取笑他，把他叫作"赤猪佬"或"紅耗子"。
因越戰引發的全球反美浪潮是佳杰思少年時代的大背景。1967年，德國發生警察殺死一名學生的事件，引起社會抗議及反思。在佳杰思心中，當時西德私人企業和資本家盲目追求利潤，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環境污染等問題，且日益嚴重，這成爲他逐漸對共産主義理論産生興趣幷成爲信仰者的重要因素。
1970年代，在佳杰思就讀的中學附近，有一個西德共産黨人開辦的書店，裏面大都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佳杰思很快成了那裏的常客。由此，他和黨組織建立了聯繫，不時參加書店組織的各種研討活動。1978年，佳杰思向書店裏的一位西德共産黨員提交了入黨申請書，很快，他成了一名共産黨員。
"西德人加入西德共産黨相對比較容易些，不像東德人加入東德共産黨要經過很多審查和考驗。"佳杰思說他入黨的過程十分順利。當時的西德共産黨以反對黨出現在政治舞臺上，隊伍不算壯大，他們主張以和平方式參與改造社會的鬥爭。那時候，他已經從各種渠道知道了有關斯大林的歷史問題，但他接受了共産黨對此所下的結論，相信那只是斯大林犯下的個人錯誤，與制度無關。同時，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樹立的功績在他心中是不可動搖的。"那個時候，我們的父輩們很少談及納粹犯下的罪行。"在佳杰思處于成長期的歲月裏，他始終認爲，西德的成年人只知道賺錢。
佳杰思坦陳在自己的少年時代，共産主義信仰在資本主義制度的西德有一定時尚性，它不僅能凸顯一個生長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年輕人特立獨行的一面，也可以爲年輕人的叛逆性格找到出口。儘管從小性格內向，不善言談，但佳杰思依然用共産主義信仰表達著對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憤怒，多年後，他把那本記錄自己信仰歷程的自傳體著作的中文版命名爲《我的憤青歲月》。
父親對佳杰思的共産黨員身份持默許態度，母親却强烈反對。在當時的西德，加入共産黨是合法行爲，但共産黨員不被允許進入西德政府機構工作，也不能擔任教師、郵政等職位，母親認爲加入共産黨會使得自己的兒子將來不好找工作。
"我是被接應的"
1979年夏天，19歲的佳杰思接到秘密指令，黨組織要派他前往東德進行爲期一年的秘密集訓，參加由東德共産黨主辦的"幹部學校"。他被告知這次行動屬于高度機密，不得對家人透露行程。佳杰思非常興奮，"不自由，毋寧死"的念頭涌上心頭，甚至興奮得結巴起來。不過，佳杰思最終還是向父母說了要去東德的事，只是沒有告訴他們去哪以及去幹什麽。
共産黨安排佳杰思和他的同志們從西德西南部出發，經過東德邊境進入西柏林。抵達東德邊境的時間是1979年9月3日淩晨，這一天恰好是佳杰思的生日，東德的一位軍官看了看他手中的護照，笑著對他說："我注意到了，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樂！"
他們在西柏林吃了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後一頓早餐——肝泥腸加小麵包，隨後來到弗裏德裏希大街上的查理檢查站，這裏是出入東西柏林的重要關口，檢查站旁聳立著高高的柏林墻。
排隊等候時，佳杰思看到他前面的一個美國人遭到東德邊防軍的粗暴指責，還用德語駡駡咧咧，他心裏有些害怕。
一起前往東德的同志告訴佳杰思不必擔心，東德邊防檢查站已經接到了上級指示，他們很快就要順利進入東柏林了。終于輪到自己了，他掏出那張沒有簽證的護照，結結巴巴說了一句："我是被接應的。"邊防警察掃了一眼名字，立即露出熱情的笑臉："同志，熱烈歡迎你來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隨後拿出一張單頁特別簽證，這是爲了不在他的護照上留下任何痕迹，可以讓他們在一年後回"敵國"西德時，不被發現曾在東德待過一年。
順利穿過柏林墻之後，佳杰思和同志們終于踏上了東德的領土，撲面而來的是滿街的消毒水味道，他們乘上了東德國家鐵道部的專用火車，駛往"幹部學校"所在地。一路上，火車停停走走、慢慢騰騰，沒有西方世界的光怪陸離與五光十色，但這一切都與佳杰思對消費社會的鄙視不謀而合。
每天都有大新聞
"1917年十月革命提出了'不要富人'的口號，到了1980年代，蘇聯人發覺富人是沒有了，因爲大家都變成了窮人。"佳杰思說。
十年後的1989年，柏林墻倒塌時，佳杰思已經不再是西德共産黨的共産黨員了。他那時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革新思維充滿了濃厚的興趣。這十年間，佳杰思去了朝鮮、越南、古巴，也來到了中國，親眼目睹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他開始反思不同國家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産生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源，1989年初，佳杰思離開了西德共産黨，幷計劃去蘇聯，于是，在1989年11月初，他開始了爲期三個月的俄語學習。
1989年11月9日，晚上八點，正在西德杜塞爾多夫附近的波鴻大學學習俄語的佳杰思從電視上看到了柏林墻即將被推倒的消息。
"當時的心情太複雜了，沒那麽興奮。"柏林墻倒塌20年後，在漢堡火車站附近的一家老式德國餐廳裏，佳杰思對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了他得知這一消息時的第一反應。1989年，佳杰思的內心世界已經經歷了十年間的多次思想革新，他對斯大林的歷史問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有了新的認識，他開始試圖逐步從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尋找原因。佳杰思心底那座曾經堅挺無比的柏林墻開始鬆動了，對于現實世界的柏林墻，他的看法也因此有了轉變，他已經清楚知道這座墻的悲劇性。但是，柏林墻倒塌了，德國將向何處去，也成爲他和許多德國人的心中隱憂。
"那時候每天都有大新聞。"柏林墻倒塌後，佳杰思每天都要買五六份報紙，看各種不同觀點，"大家都是這樣，時刻都盯著新聞，看又有什麽大事發生了，也很想知道不同人如何看待這件事。"
佳杰思清楚記得當時的德國著名時事周刊《明星》雜志刊發文章歡呼"東、西德從此走向和平與友好"。"他們哪里想得到，文章發出來沒幾天，就已經沒有東、西德之分了——德國統一了。"佳杰思笑著說。
佳杰思向俄語老師請了一周的假，拿著一張十年前東德共産黨"幹部學校"同學的通訊錄，登上了前往東柏林的火車。他再次穿過柏林墻，與十年前一樣依然是由西向東，但這一次却完全不同——佳杰思一家家敲開了這些東德老朋友的家門，和他們徹夜長談。墻塌之後，老友們大都"雄赳赳、氣昂昂，跨過柏林墻"，到墻那邊看了看，然後，回到自己在東柏林的家，等待著進一步的消息。
在佳杰思看來，柏林墻的倒塌有著歷史的必然性。1979年到1980年間爲期一年的東德之行，讓他身處西德時對東德的一些幻想落了空。他發現他和西德的同志們對西德批評最多的環境污染問題，在東德更爲嚴重；在東德黨組織內，哪怕在"幹部學校"的課堂上，不同意見、不同聲音很難得到接納，迎來的往往是棍棒式的呵斥、口號式的謾駡；東德的暫時落後曾被他善意理解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必經之路，可他發現這個曾經令他心嚮往之的國度，許多人竟然吃不飽飯，這與他想像的"暫時落後"有天壤之別；所謂"公平"在這塊土地上，也只是一個泡影；東德媒體更是充斥著對領導人的贊頌與謳歌，滿紙都是形勢一派大好的宣傳，根本看不到半點社會問題的報道與探討……
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和東德"幹部學校"裏的同學們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回到西德後，他依然和許多同學保持著來往，其中就包括後來失散了30年之久的東德地方女幹部露茜和丹麥共産黨員亨利克。
歐洲版"潜伏"
露茜"神秘失踪"是在"幹部學校"學習結束之後。
當時，露茜與亨利克在"幹部學校"的學習過程中相愛，1980年夏天，學習結束，同學們各奔前程，佳杰思回到了西德，亨利克回了丹麥，露茜則回到東德地方黨組織繼續她的工作。露茜以書信、打電話等方式與亨利克保持著聯繫，不久，得到了亨利克希望分手的消息。此後的一天，東德國家安全部的特務走進了她的辦公室，向她宣布因爲她與外國人聯繫密切，不再適合黨組織工作，在露茜强調亨利克的共産黨員的身份時，Stasi的特務告訴她："那也不行。"她被下放到一家工廠當了工人，直到1989年。
下放期間，露茜與當地人結了婚，對方是個酒鬼，幾年後，她的丈夫在一次酩酊大醉後去世。
但是，露茜對亨利克的特務身份却一直不知情。事實上，在"幹部學校"期間，亨利克就已經被Stasi發展爲秘密特工，回到丹麥後，Stasi爲他配備了發報機、微型照相機等設備。不久之後，亨利克加入世界銀行，到紐約、華盛頓等地工作，開始爲東德提供情報。
亨利克是在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退出Stasi的，他不想再過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Stasi不允許他退出，給他寫了一封密信，信中以"阿姨"的口吻威脅他——"你走了，阿姨會生氣的，後果很嚴重。"亨利克心中充滿恐懼，他還曾發現自己家附近有人偷偷拍照。那時候，他已經成家幷有了孩子，但他還是沒有理睬Stasi的威脅。所幸的是，很快，柏林墻倒塌了，先後擁有27萬余名特工人員的Stasi也瞬間成了歷史。
1996年，柏林墻倒塌後的第7年，亨利克與露茜恢復了聯繫，從那時起，他們成爲了親密的普通朋友。露茜開始逐步適應在統一後的德國的新生活。起初，日子很不好過，與許多前東德人所面臨的困境一樣，露茜經歷了下崗的無助日子。如今，她已經逐漸擺脫困境，成了當地一家保險公司的主管，生活日趨穩定。
11月7日，佳杰思、亨利克、露茜來到勃蘭登堡門。那天，廣場上，已經竪起了許多塊墻體，上面有德國青年色彩斑斕的塗鴉。這些墻體呈半圓形排開，像是多米諾骨牌。兩天后，也就是11月9日，這個多米諾骨牌組成的柏林墻再次被推倒。"我不後悔！我對共産主義曾有的信仰，讓我去了世界上的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看了也想了許多，這些經歷構成了我的人生財富。"在回憶自己過去幾十年的紅色歷程時，佳杰思這樣說到道。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94347/67501
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扭轉世界歷史的柏林自由時刻
Painted dominos in central Berlin
……如果我說"柏林墻倒塌"，那麽你的腦海中會浮現出什麽圖像？歡欣鼓舞的人群在表面覆蓋著色彩繽紛的街頭塗鴉的墻頭上跳舞？但在墻上跳舞的人幾乎都是西柏林人，他們從墻的西邊爬上墻頭，墻西面才是表面覆蓋著塗鴉的那一面。
但這個夜晚，從根本上來說，與他們無關……直到1989年2月，還有一個東德男子在試圖逃到西德時被槍殺。他的名字叫克裏斯•格弗羅伊（Chris Gueffroy）。殺害他的邊防警察們得到了一枚勛章和150東德馬克的獎金。）
……
首個邊界穿越是在Bornholmerstrasse一座越過地上城市鐵路S-Bahn的橋上。我的朋友Werner Krätschell是東德聖士會教堂的牧師，是最早一批越境者之一，他的教堂爲保護東德反對黨做了不少貢獻。馬上要過晚上11點了，邊防人員在他身份證的照片上蓋了個章，他向他們保證他會回來。
不，他們答道，這個章表明你永久移居。他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在家，所以他試圖扭轉車頭回家。但就在他試圖在橋前邊界的十字路口轉向時，一名邊防守衛跑步向前，向自己的同事大喊："同志，新命令！他們可以返回。"因此Werner又將車開往西部。幾十分鐘後，約11：30時，守衛打開屏障，讓每個人都通過了。
又有一天，Werner在地下室翻找到了他的舊身份證，顯示給我看上面的圖章顯示：9.11.O>23——這就是說，在23點以後。如果你必須指出柏林墻真正倒塌的地點和時間，那將會是晚上11點後不久在 Bornholmerstrasse 。當Werner轉動他的方向盤時，世界歷史改變了。……
……
這是一群精心挑選的出演者，象徵著三方勢力：來自上層領導階層的綠燈和改革的範例（戈爾巴喬夫）；來自下層民衆的壓力（瓦文薩和東德反對黨活動分子）；以及西德媒體 ——他們在柏林墻真正開放前就大肆傳播這一消息，這反過來又推波助瀾，使之成爲事實。缺乏三者中的任一方，這一切就不會發生。
默克爾最偉大的前任之一、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前總理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曾說過，對于他來說，11月9日比10月3日——即德國在一年不到後正式統一的日子——更意義重大，自由之日比統一之日更能深深打動他……
……
那個晚上不僅打開了面向德國統一的大門，也敞開了通往歐洲統一的大門。在那個晚上的幾個月前，美國總統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極爲罕見地提出了他所不屑的"願景這東西"——描述了一個"完整和自由的歐洲"。今天，2009年11月9日，我們比歐洲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接近這個目標。任何時刻。
然而11月9日的關鍵詞依舊是自由。從一開始起，就其本質而言，這一天都與囚禁于柏林墻後"28年91天"的男人，女人，孩子的個人自由密切相關。
11月9日是一個象徵，它首先將作爲和平解放的形象而長存。
住在北京的某人最近發電子郵件給我，郵件中含有指向"Twitter柏林墻"的鏈接。網站上中文評論數量之多，引人注目，他告訴我，許多評論都是呼籲中國領導階層取消互聯網防火墻（也被稱爲長城防火墻或GFW）。其中一條評論提供了英文翻譯，對不懂中文的人很有用。這條評論是這樣的："胡先生，請打破GFW，把言論自由還給人民。"
最後的嬰兒——舊政體的最後的哭聲
1990年10月2日午夜前兩分鐘，莎拉•克萊爾（Sarah Klier）萊比錫（Leipzig，東德城市）出生，她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誕生的最後一個嬰兒，而第二天東西德再度統一，民主德國也不復存在了。
1990年10月2日，我來到了這個人世，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最後的哭聲"而聞名。那時一位攝影師正在醫院等候拍攝第一個"統一寶寶"。那有可能是我，但顯然，我來早了。我的助産士對攝影師說："給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最後一個寶寶拍張照代替吧——這一定也很重要。"
我出生時，她大叫："這又是個東德人！（Ossi是當地對東德人的俗稱）。照片[上面正在哭叫的嬰兒右拳緊握，]傳遍全世界，我家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祝賀信，有法國的，還有非洲的。我們把這些信都貼在一本剪貼本上。甚至到了現在，我還能收到陌生人寄的生日卡。"
我的出生登記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出色登記册上，登記之後，這本册子就永遠合上了。人們問我作爲民主德國最後一個嬰兒過著怎樣的生活，就我所知，這和我無關——因爲我出生在德國。
最美妙的是我生日的第二天永遠是假日，因爲它是國慶日。當然，我在歷史課上學習有關這一天的知識，我知道我的母親和親戚告訴我的事，但我無法真正想像這一切。對我來說，我所看到的關于柏林墻倒塌的動人影片說明了一切。
我知道我們必須更靈活，我對整個世界持開放態度。我最大的愛好就是旅行，而且我明白如果我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長大的話，我就不能到處旅行。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14392/67153
戈爾巴喬夫：相信自己眼睛的男人
《經濟學人》
Nov 5th 2009 | MOSCOW
對俄國人來說，柏林墻的倒下幷不是什麽大新聞。甚至也不值得驚奇。自從1985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後，一切事情都是水到渠成。
到1989年爲止，他的俄式改革，或者說重建和開放政策，正在有聲有色的進行。俄國最著名的异見者兼核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已經被他從高爾基的流放地釋放回來，幷被選入第一届蘇維埃議會。曾被禁止的電影和書籍流入了知識分子中間。物理空間也已經開放，當時俄國人已經開始去西方旅行。
當時，派遣坦克去阻止東歐的天鵝絨革命是不可想像的。早在1985年，戈爾巴喬夫先生就告訴東歐各國的共産黨領袖們，莫斯科將不會干預他們的國內事務。這些領導人幷不相信他，或者相信但不願與他們的人民分享這個消息——因爲一旦蘇軍士兵和蘇聯津貼撤走的話，他們自己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數了。
1987年，戈爾巴喬夫先生曾造訪布拉格，那時捷克人民要求他留下來。在湯姆•斯托帕德最近的戲劇《Rock 'n' Roll》中，捷克主人公"簡"在劇中對一位英國記者表示："當時戈爾巴喬夫、美麗的俄羅斯式微笑和歌舞都讓捷克人民如痴如狂......當我們是改革者時，蘇聯是入侵者。現在蘇聯是改革者，他們如今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管理自己的權利有著深深的敬意"。
戈爾巴喬夫也認識一位"簡"先生。對方是他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的摯友，一位年輕的捷克共産黨員，名叫澤丹內克•米利納爾，此人後來成爲"布拉格之春"的領袖之一（此後他被開除出共産黨，幷被逐出了自己的祖國）。當戈爾巴喬夫成爲共産黨總書記時，米利納爾是少數幾個看好他的外國人之一，他表示： "與書本上的教條相比，我們現在談論的這個人更重視他自己的經歷、生活和感受"。
二戰爆發前，戈爾巴喬夫先生的童年時代是在俄羅斯南部村莊普利沃利諾耶度過的，幷在那裏形成最初的性格。他的兩位祖父都曾在斯大林鎮壓期間被捕。其中一位因爲拒絕集體主義，在1934年時被發配到西伯利亞砍樹；另一位雖然接受了新的農業政策，但在1937年被當作"人民公敵"被逮捕。雖然本人逃過一劫，但遭受訊問的記憶（明亮刺眼的燈光，手腕被摔在門上的痛楚）以及集體化在這俄國最肥沃地區造成的饑荒往事，這些都給戈爾巴喬夫先生的一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痕迹。
祖父的房子裏，列寧、斯大林的著作與畫像跟東正教聖象放在一起。在戈爾巴喬夫先生看來，列寧的著作與鄉下人的生活幷無衝突之處。在那位暴君死去之前，他從未懷疑過斯大林的角色。不過，他也對斯大林時代的一部經典喜劇——《庫班河的哥薩克》感到尷尬不已，因爲它描繪的是一副富裕的俄國鄉村景象。他曾告訴米利納爾，那是個謊言。
1956年，尼基塔•赫魯曉夫上臺後對斯大林的個人主義崇拜表示了譴責，幷試圖在這個國家裏抹去斯大林主義的色彩，這時戈爾巴喬夫先生的政治生涯開始起步。1967年，米利納爾曾來到俄國幷私下拜訪這位老校友。他們分享了受"布拉格之春"和俄國"暖化"啓發而來的思想和感受。不過，當 1968年8月，蘇聯坦克開進捷克斯洛伐克時，他們對于俄國改革的希望也隨之被碾碎。與其他改革者一道，米利納爾被送到莫斯科，幷强迫他們簽署了一個政治屈服的協議。他們將這個稱爲"正常化"，但實際上它恰恰不是。
戈爾巴喬夫先生沒有抗議。但在一年後訪問布拉格時，他再次相信了自己的眼睛和感受。他沒有看到米利納爾，對方當時已經被貶到博物館工作；那意味著政治生命已經完蛋了。不過，他看到了反蘇口號以及充滿敵意的工人，那些人拒絕與俄國訪問者對話。那是一次不愉快的旅行。"我發自肺腑的感到蘇聯的行動遭到了排除，幷被人民宣判有罪"。
在許多方面，戈爾巴喬夫先生的俄式改革都是對布拉格之春一次遲來的踐行。他的成就幷不是什麽偉大的思想創舉，而只是把多年來人們在莫斯科厨房裏的所思所想公諸于衆而已：蘇聯人民的生活水準與西方人相去甚遠；蘇聯的經濟畸形發展，以及"我們再也不能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了"。這些都已是常識。然而，把他們公開說出來就是一種突破。
戈爾巴喬夫先生不是异見者，也不是革命者。他是個徹頭徹尾的體制中人。"在蘇聯，不是這種人就無法取得權力。誰都不行。戈爾巴喬夫也不行"，他的親密盟友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寫道。在某些方面這是他的一種束縛，但另一方面這也是他有可能達成改革的前提條件。
在戈爾巴喬夫先生心中，拆分蘇聯是他要做的最後一件事。他相信社會主義與民主是互補的，而且他改革的目的原本在于保護和修補這個國家。正是他的社會主義信仰、他的人類天性和體制內的合法性促使他解放了東歐。
對他來說，這是個價值觀的問題，而不是像如今俄國統治者所認爲的，是個地緣政治問題。與後者不同，他沒有四面受敵的心態，也不需要蜷縮在柏林墻背後。以後者的觀點來看，正如他們現在在學校裏教授的那樣，戈爾巴喬夫先生曾經天真的放弃了俄國的"安全圍欄"，得到的却是無關緊要的回報。而他們不會犯同樣的錯誤。
【專題】柏林墻20年
博主按：今天是柏林墻被推倒20周年。這堵始于1961年8月13日，從鐵絲網開始并最終進化為長165公里，高4米左右混凝土的大墻，"配之以瞭望塔、地堡、警犬樁、電網、防汽車壕和自動射擊裝置，它成爲了分隔兩個世界的獨特地標。"截至1989年，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于守軍槍擊或其他事故，260人受傷。
各大媒體幾乎都進行了海量的報道，評論者眾。不過，國內媒體似乎對一個重要因素不約而同的或忽略、或未給以足夠重視：偶然性。在并不自由的空氣下呼吸，人們渴求陽光的欲望也格外強烈，公共知識分子力圖以理性推動點滴進步，并堅信美好的明天必然到來……討論偶然性是沉重的，這意味著美好的未來并不會僅憑努力就必然來臨，還需要那么一點點運氣。
1989年11月9日，東德二號人物，政治局委員兼柏林市委書記Guenter Schabowski也許僅僅是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一塊可能再過數十年也無人去推的骨牌。
事實上，Schabowski也許"僅僅是無意識的犯了一個錯誤"，一些歷史學家相信這是與高層"溝通不暢的結果"。本來僅僅是發布一個旅游條例，卻在記者的追問下"口誤"并被解讀為立即開放柏林墻。時值東德民主運動風起云涌之時，新聞發出，民聲鼎沸，大勢幾不可擋。
東土也"民生鼎沸，幾不可擋"過。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經濟狀況最好的東德，領導人沒有學過東土2000年宮廷權謀之術，在關鍵時刻竟然與部隊失去聯系，也只有腦子一根筋的德國人會犯如此低級錯誤……
必然性的討論誠然重要，譬如德國既沒有英國的法律傳統，也沒有經歷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一直是歐洲國家中自由傳統相對薄弱的國家，"還是人類有史以來對自由造成最大威脅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發源地，是一切共産主義者和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精神故鄉。"某種程度上有如日本，是在戰敗后被迫開始憲政民主。
即便如此，東德依然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最自由的國度，也是承載了更多西歐精神文明的國度。曾參加前蘇聯宇航訓練營的呂布克訓練第二天就在營房墻上涂鴉："要做愛，不要戰爭"，而他僅僅是被趕出訓練營，甚至未被扔進監獄。性的開放往往是社會意識開放的排頭兵，在《每日電訊報》的一篇報道中，那個沒有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的東德，卻在處理身體——裸露的自由上更甚西德。即便充斥秘密警察，毛時代的群眾運動也只是個中國特色產物，并未腐蝕歐洲。
80年代曾經擔任天津經濟開發區主任，現在劍橋大學執教的張煒說："中共政權不同于前蘇聯在東歐的衛星國，他們對民衆抗議的鎮壓更殘酷無情，對媒體和輿論的控制更嚴格……已經進入退休狀態的鄧小平經過兩年的思考，最後開始所謂的南巡，最終使左的意識形態讓位于創造財富，促使共産黨成功蛻變，從而加强了生存能力。柏林墻倒塌開始的蘇東劇變，以及後來發生的顔色革命也使中國國家加强了對政治异己，特別是對親西方的民主運動的戒備。中國官方利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對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宣傳的政治價值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宣傳，而且取得相當的公衆認同。"
當孔夫子遭遇馬克思，最糟的體制交配而得的怪胎，實非東歐經驗可為模板。
順帶說一句，東德人曾揶揄道："一百年後，美國可能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看看今日西北歐與中國，仿佛是個預言。
以下節選南方報系、新周刊、BBC等媒體相關報道、評論。
劉瑜，《新周刊》
1961年8月15號，19歲的下士舒曼在一團鐵絲網邊站崗，他的西邊，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駡他；他的東邊，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駡他。後來他回憶說："我只是在盡責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駡我……作爲一個年輕人，我難過極了。"可能是他眼神裏的驚恐被察覺了，西邊的人轉而對他大喊：過來！過來！舒曼猶豫了一 陣，突然把手裏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縱身一跳，越過鐵絲網……
這是東西柏林被正式封閉的第三天。
……但從49年民主德國建立開始，走著去西柏林幷且一去不返的人實在太多了：1953年，40萬東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萬；1955-1959年，每年25萬；1960年20萬……12年裏，東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東德的社會主義天堂不久就會空空如也了。爲了將人民挽留在天堂，東德總書記烏爾布裏奇在蘇聯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墻。對他來說，這堵墻是對西方鬥爭的偉大勝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諷道，這堵墻是他對失敗的公開承認。
今天回頭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認它是一個左翼年代。我看過一個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組織"紅色軍系"的電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審判該組織時，法庭上廣大聽衆簡直可以說是在爲其熱烈喝彩。掌聲雖然熱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沒有誰穿過下水道爬到東德去。理想主義青年們也許會高舉烏托邦標語喊口號，但是他們的雙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資本主義。
好在這世上有"用脚投票"這事，讓我們能够撥開口號的迷霧去判斷制度的優劣。世界頭號公共知識分子喬姆斯基痛批西方的書盡可以永遠占據排行榜第一，G20 或者WTO開會時示威者盡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資本主義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亞洲人往歐美移民的脚步却不會因此停止。人類的頭腦充滿智慧，但是我們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張。它不善于表達，但愛自由，而且嗅覺無比靈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們高舉標語的手、能言善辯的嘴、荷爾蒙涌動的頭腦更誠實，因爲它有足够的謙卑去屈從于常識。
……從53年東德政府朝示威工人開槍，到56年蘇聯坦克開進布達佩斯，從波蘭的抗議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東歐政府可以說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將其政權"糊"在一起——甚至連强力都是從蘇聯借來的。我們知道，世界有一種富人"窮得只剩下錢"，套用這個句式，世界上有一種强權，"虛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東歐領導人知道另一國的領袖可以在幾千萬人被餓死之後還享受民衆如痴如醉的萬歲萬歲萬萬歲，肯定會大驚失色進而妒火中燒。
……在一個橫跨東西柏林的建築裏，一個東德人試圖從二樓窗口跳到樓下的西柏林。樓上，東德警察從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樓下，西德人則從下麵拽住他的脚踝。"一場拔河比賽就此展開，不過在這種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邊，這個逃跑者取得了勝利。"
劉軍寧，BBC
……1987年6月12日，美國總統里根在西柏林的勃蘭登堡門演說中曾直言： "戈爾巴喬夫先生，拆除這堵墻吧。"里根的許多幕僚曾反對把這句話寫入演講稿，認爲那樣太刺激蘇聯了，具有挑釁的意味，會傷害蘇東人民的感情，加劇美蘇的緊張關係。如果他們能預知柏林墻會在兩年後倒塌，他們絕不會反對里根總統這樣說。當里根稱蘇聯爲邪惡帝國時，他也曾被許多人嘲笑。
里根的話應驗了。赫魯曉夫在五十年代也曾對西方世界說："我們將埋葬你們！"他的話也以相反的方式應驗了。
柏林墻的倒塌，不是因爲蘇聯和東德的軍事失敗。相反，當時蘇聯領導的華沙條約集團在軍事實力上正在超過美國領導的北約集團。更不是因爲蘇聯與東德經濟崩潰。當時的東德是整個蘇聯東歐集團經濟狀况最好的國家。
……當磚石之墻建起來的時候，信念之墻已經倒塌。圍墻越多越高，越堅固，守衛的越嚴，說明自信越少，潜在的危機越大。
……任何有形的人爲障礙，都不能阻擋人類追求自由的意志。
柏林墻表面上要禁錮的是人的身體，實際上它更要禁錮的是人的靈魂，人的追求自由的心靈。那些篤信物質决定意識的統治者，以爲禁錮了人的身體就等于禁錮了人的心靈。然而，人不是物質的動物，人更是精神的動物。如果物質决定不了意識，如果人的心靈不會因身體而被禁錮，那麽這樣的禁錮就是無效的，而不論墻有多高，多堅固。
柏林墻從建到塌的歷史表明，把人去人性化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終究不能長久。
柏林墻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象徵。這一意識形態把個人看做是國家的財産。既然人是國家的財産，統治者就有權决定被統治者應該在哪里生活工作，他們應該消費什麽樣的物品，玩什麽樣的游戲，該讀什麽樣的書，說什麽樣的話，瀏覽什麽樣的網站。誰叫他們是國家的財産呢？這一意識形態的最嚴重的後果在于，它企圖通過摧毀人心中內在的道德律來把人去人化，使之成爲動物，然後再用對待動物的方式加以統治。這個意識形態企圖謀殺一切對超驗道德與普世價值的信仰。波蘭哲學家克拉科夫斯基發現，蘇聯東歐集團的意識形態沒有道德脊柱。
約翰·辛普森，BBC
如今，在萊比錫到處可以感到人們對前東德的一種懷舊情緒。人們願意花錢買可以回憶起以前東德舊時光的東西：革命歌曲的CD,印著共産主義口號的茶杯，T恤衫，甚至是前東德時代人們不得不忍受的劣質咖啡。
前萊比錫秘密警察總部，現今的博物館裏有不少這類懷舊的展品。當然博物館也展示著前東德令人恐怖的另一面。秘密警察用來跟踪，監視的工具，以及東德直到1968年還用來處决所謂"叛徒"的斷頭臺和後來拿著槍的行刑者的照片。
當年在東德，有無數人成爲秘密警察的犧牲者。不過20年後，有不少當年的秘密警察和他們的綫人慢慢進入到統一後的新德國政權中。他們中數以千計的人成爲政府公務員。有些人在電視臺工作，其他人利用他們手中的關係躋身商界，政界高層，甚至在警察部隊中服務。
在萊比錫最貧窮的林德瑙地區，我們碰到了前東德共産黨員庫洛。他正在爲一個新的左翼政黨奔走呼籲。東德時期，庫洛是東德一所大學的歷史教師，不過同時他也監視學生的行動，利用學生對師長的信任瞭解情况，向秘密警察告密。他說，他不會爲自己當年的行爲辯護，而且願意向所有受害的人道歉。
……林德瑙失業率極高。在這裏，庫洛的極左翼政黨和極右翼的國家民主黨都很有市場。在象林德瑙這樣的地區，德國軍隊招兵的人數也最高。在阿富汗戰場上死亡的德國士兵中，大部分都來自前東德地區。
所以，在這裏，德國似乎依舊是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那些享受89後帶來的新的機會，新生活的人。另一邊通常是那些仍陷在貧困中的人。他們懷念舊時的東德。感嘆那時的日子幷不那麽糟糕。
……從萊比錫回到柏林，我見到了如今成功的德國女政治家維拉•倫斯菲爾德。
上一次同維拉見面是在1990年聖誕節前幾天。她剛剛從媒體的披露中知道了一個讓她震驚不已的消息。媒體從東德秘密警察的檔案中發現，維拉的丈夫多年來一直在向秘密警察密報妻子的情况……
如今維拉和丈夫早就離婚了。我問她對于一些當年的秘密警察20年後在社會上不僅吃得開，甚至飛黃騰達是不是感到很憤怒，她回答說：
" 我們永遠不應當用當年東德執政者們使用的手法對待這些人。我們對他們要公平，公正。不搞清洗。我們要給他們第二次機會，讓他們體驗一個民主的，比從前更好的社會。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如今已經非常富有，但財富幷沒有改變他們的頭腦。他們一些人在用手中的財富挑戰民主社會。他們著書演講，把過去的東德描繪成天堂。而我們應該做的是把過去東德的真相展示給今天的德國人"。
……雖然東德共産黨時代的藝術還在，許多最優秀的東德人則已經去了西方。他們搬到了能够賺錢，有工作的地方。管理學院的院長，一位西德人普林科說，1989年柏林墻倒塌時，他曾經認爲，10年內東德一切都會變好。然而20年後，東德的失業率仍遠遠高于西德。變革需要比人們想像的長的多的時間。
不過， 當你想到20年前的那些日子，想到柏林墻倒塌帶來的巨變以及20年來那些實現了的夢想和尚未實現的希望。 所有這些變革都是由于人民的力量。是成千上萬當年參加示威游行的人的力量， 當然還有我們講到的指揮家，攝影師，教堂牧師這些人個人的勇氣。
今天徜徉在柏林街頭，已經很難想像當年柏林墻的樣子。也看不到共産政權時代人們遭受苦難的痕迹：理想的幻滅，被毀的人生，被政治破壞的婚姻。
今天的德國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這裏發生的事，有些讓人充滿希望，有些讓人感到失望。但即使那些當年的秘密警察仍在，而且生活得很好，從長遠來說，他們和他們所代表的制度幷沒有嬴。也許這就是最好的結局。
史哲，《倒下的是墻，站起來的是人》
"柏林墻倒塌了，歷史的一頁已徹底翻過。你還不得不承認，這一頁翻得相當漂亮。不管統一的最初，西德人是否有心理的優越感，是否有一種居高臨下的驕傲，東 德人是否曾因爲競爭的失敗而受傷，但一個又一個來自德國東部的人能够毫無障礙地融入西部，自由的生活、呼吸，幷獲得機會與成功，這本身就已說明一切。今天 有數十萬來自東部的德國人在西部生活，來自東部的足球運動員薩默爾成爲德國足協的體育主管，來自東部的默克爾成爲德國總理，東德人赫塔•米勒更成爲本年度 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會有東德人懷念過去時代的所謂國家榮耀，過去時代的所謂平均。儘管，東德經濟多數時間都落後于西德；儘管，柏林墻竪起的近30年間，平均每年就有8人以 "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儘管，東德算上綫民平均每66人中就有一個常年爲秘密警察工作（這個比例遠超蓋世太保和克格勃），但畢竟，這都不妨礙他們 借懷念過去公開表達對現實弊病的不滿。
沒有柏林墻的時代，如果他們羡慕繁榮，或者他們只想發泄不滿，至少他們不會有失去自由乃至生命之憂，打開門，過去就是了。
梅兆榮，《南方周末》
中國駐西德最後一任、德國統一後第一任大使梅兆榮：我當時寫了一份電報，就是說東德地區，在蘇聯的支持下，采取防衛的措施，主要目的是爲了防止大量的逃亡。
東德培養的大量成熟技術人員紛紛外逃到西德，他們不是一般的老百姓，都是東德的精英，這無异于大動脉出血。
從民主德國來說，當時它把這堵墻叫做"反法西斯防衛墻"，西德方面把它稱作監獄墻，說東德像一座監獄，這墻是爲了防止老百姓逃亡。
西德的宣傳比較成功。東德自己的電視臺，老百姓看的都不是很多，看的都是西德電視臺，因爲80%東德地區都可以收看西德的電視，安一個天綫就可以。東德老百姓沒有機會出去，迫切想瞭解外界。
開始的時候，東德曾經采取干擾措施，但後來管不了了，也不管了。
首先是經濟利益，那邊生活水平高，還可以自由旅行。也有政治上的因素，西德的言論自由當然比東德强得多。東德采取了很多限制人民的措施，當然它處在冷戰前沿，很多做法也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安全。
柏林墻倒塌事件，實際上也不是這個墻倒下來了，而是拉開了口子。不只是在1989年11月9號，實際上更早一點已經拉開口子了，比如奧匈邊界開放，大量東德人從那裏涌入西方。這對從東德內部民心浮動産生了重大影響。
11月9日，大柏林市委書記已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可以開放東西柏林邊界。老百姓聽廣播直播後，都往邊界上沖，連警察都不知道，他們沒收到通知，一聽廣播是這麽說的，警察也傻了，只好放，結果一下子成千上萬人往西柏林沖，就這麽把口子拉開了。
當然緊接著之後，還是有過渡階段，需要辦手續有序地去西柏林，不能直接沖過去。但是口子拉開以後，很多細節是非常微妙的。可以肯定的是，東德的黨和政府的領導看來是內部已經動搖了，不能公開放邊界，否則民意爆炸了。當時很多地方有示威游行，內部控制不住，它需要一個出氣孔。
不過柏林市委書記、東德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委員沙博夫斯基爲何會突然宣布柏林墻要開，至今仍是個謎。
到柏林墻倒塌時，應該說已經可以預見到民主德國可能要滅亡。
柏林墻打開口子，就這麽幾個月的時間，就像决堤一樣。1990年自由選舉後，其實東德內部已經發生變化，等于是一場顔色革命。
我們曾非常羡慕它，覺得東德比我們發達。但後來我發現，東德與我國很大不同。比如搞計劃經濟，東德做零部件都是規定數量的，我們還是從大方面計劃，沒有像他們那樣機械，那樣僵化。東德完全是蘇聯模式，而中國和蘇聯有很大不同，比如在發展經濟方面優先順序就不同，中國第一位是農業，其次是輕工業、重工業，軍事工業是最後一個，蘇聯是優先發展高級軍事軍工，然後重、輕工業，最後是農業。
德國剛剛統一時，有人認爲東德是社會主義國家，有點複雜的心理，有點可惜，但是我當時覺得，這是一個外國的事情，沒有什麽可惜的。當然從德國人來說，是件了不起的成就。西德政府抓住了歷史性的機遇，以其經濟實力，實際上兼幷了東德。蘇聯戈爾巴喬夫把東德視爲包袱，拱手讓給西德，企圖以此換取西德的財政支持，幫助蘇聯發展經濟，美國的老布什在得到德國保證的前提下，爲了削弱蘇聯的戰略空間，而支持德國統一，所以，儘管英法有反對，但統一趨勢還是不可逆轉。
比如建立貨幣聯盟，以西馬克代替東馬克，等于在東德的經濟動脉中給它換血。當時一個西德馬克可以換8到10個東德馬克，但官價是1∶4，聯盟建立後，東德人可以以1∶1的比例換取規定數量的西馬克，等于他們多發了一筆財，買很多東西，把西德舊車市場都買光了，一輛奔馳舊車才兩三千個馬克。這麽一來，西德的財政支付很大，而東德的企業則一下子全垮了。
這個措施，對加速統一作用很大，從政治上可取，經濟上不可取。
西德人特別是政界的一些人，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的。這讓東德老百姓怎麽感覺？東德的官員幾乎都被清洗，主要領導人都是西德的。據我所知，目前德國外交部，原東德外交部的人員不到10個。
由于東部地區經濟沒有相應地發展，失業率比西部地區幾乎高一倍，東德很多年輕人都往西邊跑，剩下老人很多。社會上很多年輕人沒有精神支柱，所以光頭黨等等這種社會現象也出現了。
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也不習慣，一下子接受不了。特別是老年人，他們感到自己是失敗者，一輩子全部被否定了，心理不平衡。
消除這種隔閡不是一兩年的事情，可能是一兩代人的事情。
Simon Sturdee，《每日電訊報》
在普雷羅，這個曾被共産主義統治的前東德小城美麗宜人的海灘上，今年六十四歲，全身上下一絲不挂的尤杜•舒馬赫堅持認爲，"這件事情與性無關"。
"裸體走進水中暢游，用不著穿著潮濕的內褲，如果經歷過這一切，你就會知道那種感覺有多麽舒適和健康。而且，如果你能忘掉自己光著屁股這個事實的話那就更棒了"，今年八月份，他曾對法新社表示。
"Freikoerperkultur"（德語：釋放身體文化），簡稱FKK，這種運動曾經在對公民生活的其他方面有諸多限制的民主德國非常流行，相形之下西德就遜色不少。
即便二十年前的十一月九日柏林墻倒下之後，這一習俗依舊强大，甚至還吸引了來自大批來自西德的忠實追隨者趕來東部的海灘。
在民主德國時期，由于生活中其他的方面都受到嚴密的管制——沒有言論自由，很少有旅行自由，斯塔西秘密警察對公民的監視——FKK是一項人民罕見可以充分利用的自由。
"這是很少的幾項自由之一"，來自西部多特蒙德市的舒馬赫表示。"我可以感受得到，當時的人民會對當局這麽說：'別把我們的這個自由也拿走'"。
……當地五十三歲的博物館館長多麗絲•佩格爾回憶說，在民主德國時期，這裏有兩千五百名邊防軍士兵，七十座瞭望塔，還有許多探照燈、鐵絲網、巡邏艇以及雷達，所有這一切都讓人確信沒有誰能經由海路逃往西德或丹麥。
划船甚至衝浪都被絕對被禁止。但有一件事情是被允許的，人們可以在普勒羅當地瞭望塔的眼皮底下，以及這個共産主義國家的所有海灘和湖邊大膽的去做，那就是盡情享受FKK。
不僅被允許，而且還縱容他們這麽做，因爲每到夏季會有許多人聚集到海邊嘗試FKK。比如普雷羅，它是民主德國最早的裸體主義營地之一，這裏的海灘上需要大量帳篷。
然而，當民主德國建立之初時，政治局曾將其視作納粹餘毒，認爲它是一種危險的小資産階級墮落作風，柏林的布裏斯托爾大學現代史講師喬西•麥柯萊倫對法新社表示，他曾對這一現象有過研究。
普雷羅發生的事件無助于打消這種疑慮，當時裸體主義者們會在晚間聚集在那裏的海灘和沙丘中，戴著非洲式的頭飾，用牙膏塗抹身體部位，舉行放蕩的"喀麥隆聚會"。
1950年代，內務部把裸體主義稱作"我們勞動人民天性和健康感受"的一種威脅，當局試圖消滅FKK。
不過，在裸體主義者當中有許多人是黨員、警察甚至法官，他們抗議說，"玩FKK"跟做一個好共産主義者幷不矛盾，而且裸體主義是不分性別的。
"在這裏，婦女不再是被追逐的對象，她是你的同志，這兒沒有挑逗你的比基尼"，麥柯萊倫引用了1966年當局對裸體主義者一次調查中的話。
人們的普遍抵觸很快讓當局的態度得以軟化，到1960和1970年代，FKK幾乎已經成爲一種國民消遣，它甚至得到了當局的鼓勵。
除了前南斯拉夫的克羅地亞海灘之外，它在東德所收到的歡迎遠多于西歐和東歐集團的其他國家。
這是因爲，雖然這個國家可以容忍裸體主義，但却禁止任何形式的裸體主義組織。這種邏輯讓FKK更加受人喜愛，因爲人們可以僅僅是嘗試一下，而不必事先加入一個俱樂部。
甚至還有這麽個笑話："兩個以上的民主德國公民在一起叫什麽呢？是非法集會還是裸泳？"
1989年，當柏林墻倒下時，多利絲•佩格爾還在西德，她回憶起當時自己給普雷羅的家中打去電話，人們告訴她說，從這裏到民主德國的所有地方，人們都跑出來慶祝。
"人們告訴我，''他們正在普雷羅的海灘上衝浪"，佩格爾說。
1990年兩德統一之後，許多事物潮水般涌入東部，但某些"西方人"游客對裸體主義過分拘謹的態度在這裏不太受歡迎。
結果就是努力移風易俗，幷把海灘和湖泊劃分爲FKK區域和禁止FKK的區域。
不過，如今環顧普雷羅，雖然民主德國已經死去很久，但FKK的傳統精神却保留下來。
"大家都混在一起，因爲對人們來說這不是什麽問題。區域確實已經劃分出來了，但沒人真的介意它"，在普雷洛海灘上，六十六歲的裸體者英格如是說。
另外一位裸體者，六十六歲的律師維爾納•泰倫微笑著表示，自己曾到離家八百二十五公里之外的慕尼黑旅行，"目的是想去看看波羅的海，而不是去裸奔"。
石扉客，《南都周刊》
對話艾波曼
南都周刊：……公民在參與政治反對運動的時候，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麽？勇氣、信仰、還是非暴力或者其他什麽？
艾波曼：非暴力對于我們來說更像是一個首要的戰略，在1953年的時候，東德的反抗運動曾經遭到過蘇軍坦克的鎮壓，根據當時的經驗，我們得出一個教訓，那就是面對暴力我們只能用非暴力的辦法，而且我們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采取的是非暴力的原則。
在東德最後的時候，之所以東德當局沒有能够鎮壓，其原因是電視畫面上，反對派的人的手裏面都是舉著蠟燭，面對著他們的則是荷槍實彈的士兵。那時候全世界都在看著。如果在那種情况下，政府還要鎮壓的話，再用坦克來對付蠟燭的話，他們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援助了，因爲他們自己也知道東德當時的經濟狀况是非常糟糕的，非常依賴于西德。
在東德當時有一個情况，特別是經過了1953年6月17日的鎮壓之後，一直到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這段時間當中，我們看到東德這個政權已經是一個沒有自我改革能力的政權，也就是說它幾乎是沒有任何希望進行自我變革了。和經濟情况一樣，當時的自然環境也不容樂觀，很多河流污染得非常嚴重，水上都泛著化工廢料的泡沫。
但我們很多人都是有家有孩子的，所以我們就在想，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後代至少能够活得比我們這一代人要好一點，那麽這個社會必須要進行一些改變，這個社會必須要更開放、更人性、更自由，更多姿多彩一些才可以。
馬丁•路德在十六世紀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話——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毀滅，我今天還要去種一棵蘋果樹。那麽如果我們還想讓我們的後代過上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日子，我們就必須要做點什麽，必須由我們來種這棵蘋果樹。所以我們的動力其實就是責任感和希望。
當然，有一個讓人感到非常壓抑的事實是——要種這棵蘋果樹的代價是很大的，我們很有可能會因此死掉，我們更可能自己看不到成果——最樂觀的打算是可能是我們的兒子輩，或者是孫子輩才有可能看到這棵樹開花結果，而我們自己是經歷不了的。
但是如果我們不做，那麽整個這件事情就要再推一代，我們的下一代才開始去種蘋果樹。也許他們也會覺得沒有希望，他們也可以用和我們同樣的理由不去做，那就徹底沒有希望了。總得有人去做，所以我們就做了。
經過這20年，我可以非常高興地來講，不光是說我的兒子他們吃到了蘋果，我也吃到了蘋果。
用哈維爾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來講——希望不是說看到一個事件會成功才去做，而是說這件事情是必須要做的事情，那麽我們就要對它抱有希望的去做。
南都周刊：……背後，是面對政權和國家機器的巨大恐懼感。在柏林墻倒塌前的二十多年中，您在從事密集的政治反對活動生涯時，如何去克服這種恐懼？
艾波曼：說到恐懼，我當然知道，我畢竟是個小小的人，我不能長時間站在大雨裏面，早晚我要被澆濕，我可能就完蛋了。所以我就開始去找有沒有同道，有沒有支持我的人。我還要去找雨傘，看有沒有人能給我撑一把保護傘。
我首先在教會裏找到一些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他們支持我的觀點，而且在很多時候也幫助我。另外，我去找國外的政治家，和他們取得聯繫，他們到東德的時候，他們的每一次對我的拜訪，對我來說都是需要的時候的一把傘。
另外，我還和西方的很多記者建立了聯繫。因爲當時東德有個特別特殊的情况。90%的東德民衆都是通過西德的媒體來瞭解情况，他們獲取信息是通過西德媒體，不是東德媒體。所以我們當時不管是搞藍調彌撒，還是搞紀念彌撒，我們都很清楚，最晚到當天晚上，全東德的1200萬人就能够通過西德電視知道我們做了什麽，
另外一個特別情况，我是在教會工作的，也就是說我的工資是教會給的。當時在東德的教會裏面大概有幾千名我這樣的人，相對于1700 萬的東德民衆來說，這算是個不小的數字。我當時考慮過，如果他們要是把我抓了會有什麽樣的情况。我想，如果把我抓了，教會還是會付我的工資，我的太太孩子生活還有保障。相對于那些在教會之外工作的人，比如一個工程師或者老師，他如果被抓了，那麽他所在的單位很快就會停發他的工資，整個家庭的生計就會受到影響。也因爲這一點，很多在國家企業工作的人如果想表達意見，我們就成了這些人的代言人。
在東德已經倒臺五年之後，我在斯塔西看到了他們的秘密檔案。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斯塔西好幾次策劃，想要暗殺我，可是我當時幷不知道，我當時只是以爲他們頂多是把我關起來，或者不讓我在我父親過生日的時候去探望他，或者是給我在學校的孩子製造些問題，我從來不知道他們真正試圖要除掉我。
我想恐懼是人之常情，我今天想要說的是，如果我當時就知道這事情事關生死的話，我可能會更害怕，我現在也不好說是不是還願意做出當時那些事情來，想起來後怕。
南都周刊：在一次接受訪問時，你提到過第三帝國時期慕尼黑的反納粹"白色玫瑰"運動，我注意到近幾年德國一直有電影在記錄這個運動。在反納粹和反極權統治的兩個歷史階段，政治反對者在社會組織方式上有什麽區別嗎？
艾波曼：我覺得首先的區別在于納粹時候的反抗組織成員很廣泛，有很多是學生，還有軍人，也有工人；但在東德這個時代就不是了，其實全東德有1700萬人，根據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的記錄，當時參加反對運動的在全東德大概也就幾千人，真正的核心是700到1000人。其中有教會的人，但沒有學生，我想不起來有學生，工人也很少，更沒有軍人。因爲對于他們來講，如果參與進來就相當于學業和事業的終結。除了教會的人以外，大概還有一些社會上不同的人。很多人都是我們邀請到教會來參加活動的，人幷不是很多，但最後也成就了這個事情。
南都周刊：走上街頭的人數絕對比例是如此之低，那麽這種勇氣和抗爭是如何傳導給大衆幷形成蝴蝶效應的？您剛才也提到東德人民從西德的媒體那裏獲得了很大幫助，這是否意味著20年前導致柏林墻的倒塌的諸多原因中，信息的自由流通成爲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艾波曼：的確如此，85%——90%的東德民衆都是看西德電視的，所以他們非常知道西德的人做什麽、穿什麽、怎麽工作的。這一點很重要，因爲每天晚上看西德的電視節目，就引起了東德民衆長期的思考。他們都在問自己，西德的人過得比我們好，難道是比我們聰明？比我們能幹？還是比我們更辛勞努力？答案當然是 ——不是，我們是一樣的人。
那麽如果追究原因的話就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他們生活的條件不同，他們的整個社會框架和我們不同，那個社會更開放、更自由。所以呢，人心思變。當時像我們這些積極推動變革的人和這些廣大的思變的老百姓一起結合一起來走上街頭的時候，小規模的運動就成了有上百萬人參加的運動了。
有一次一個南韓的人問我，南北韓的問題怎麽解决。我當時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說如果你們能讓北韓人每家都有一部電腦，都有電視，能够看到南韓的生活，人們自動就會想，爲什麽他們的生活要比我們這邊好得多，人心就會思變，後邊的事情就好解决了。
如果只是抽象地去談集權和民主社會，很多人可能對這個一點都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非常具體的東西。如果人們能告訴他們，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能够讓人生活的質量發生什麽樣的變化，你有多少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幷且把它非常具體化的時候，人一定就會在變。
幾年前，我曾經去俄國，距離莫斯科越遠，越偏僻的地方，這些人就會越閉塞，我本來是希望和他們講民主自由社會的好處，但沒想到那些人甚至和我說，勃列日涅夫時代我們過得比現在還好。看來在信息閉塞的情况下，沒有對比的情况下，要和他們說清楚這些就很難。所以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何等重要，我想這也是20年前柏林墻終于被拆除，東德政權終于倒臺的重要原因。
南都周刊：我注意到您多次强調政治是講道德的，而傳統的理解認爲政治總是和利益相勾連的，那麽在漫長的從事反抗運動的時期裏，您和您的同事是否渴望或考慮到具有道德勇氣和歷史責任感的當權者的支持，比如相對克倫茨可能要開明一些的沙博羅夫斯基。有過這種人的明示或暗示的支持嗎？
艾波曼：我曾經渴望過。在東德的社會當中也有過一些開明的人支持我們的行動，但不是在最高層的政治人物，而是社會上比較受尊重的一些人士、作家、藝術家等等，比如說約爾根•福克斯（Juergen Fuch）。
在中央委員會裏面，大概只有一個人——維爾納•蘭博爾茨（werner lamberz）。這個人是比較開明的，希望政治上能有一些變革，曾經一度被看做當時的東德共産黨總書記昂納克的接班人。但是後來他在一次去利比亞訪問的時候，直升飛機出事故，莫名其妙地死了。大概在7、8年前，我還給利比亞政府寫過信，想要調查這件事情，看這件事情是不是昂納克或當時斯塔西的頭目幹的。很遺憾到現在爲止，這件事情一直沒有查清楚。
從東歐其他國家來看，只有蘇聯出現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這種上層改革派，但是當時他們有上千人走上街頭去支持葉利欽，保護戈爾巴喬夫，才出現了這個變革。
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是出現了政變，其他的東歐國家是老百姓走上街頭最終把政府推翻了。走上街頭的人，實際上不過是老百姓中的10%，就已經具有這樣的力量。所以只能是說，我希望是有體制內的開明力量的，也一直希望能够找到這樣的人，但在整個東歐這些國家當中，除了俄國之外，這種希望都沒有真正結出果實來。
南都周刊：在柏林墻倒塌以及東德政權垮臺之前，您和您的同事們是否有過預判，曙光會這麽快的到來？
艾波曼：我沒有想到這麽快。當時我們一方面抱著很强的希望，因爲我們看到自己堅持不懈的努力的確帶來了成果，越來越多的人走到同一個行列當中去了。比如說，揭露東德選舉中的舞弊，和西方駐東德的很多記者的公開接觸等，在短短的幾年中，我們的確做出了很多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可是從另外一個方面看，我們也看到一些不祥的例子，比如遠東的鎮壓等，當時東德政府也非常强硬，他們對外傳達的態度就是我們是决不會改變的。儘管說波蘭在那一年前，就已經有比較自由一點的選舉了，可是東德當時非常强硬——我們絕對不會。我們已經看到，在共産黨的陣營當中，在歐洲比如阿爾巴尼亞、東德是堅决不肯改的。這些又給我們帶來了一種無望的心態。
這種希望和無望的心態互相糾結在一起，我記得哈維爾當時也跟我說過，如果東德政府再存在10年的話，這10年中你要有多少年關在監獄裏啊。當然，事情後來整個發生了變化。這個我們當時的確沒有想到。
南都周刊：在20年前東德政治演變的過程中，我想軍隊的態度應該是無法回避的重要環節。東德的軍隊以前是忠于黨的，現在要轉爲效忠國家和憲法了。我知道您曾經做過6個月的國防部長，而您以前是個從事政治反對活動的牧師，您一天之間要從政治反對者變成政權的分享者了。您當時是怎麽處理這兩種轉化的？
艾波曼：你知道我年輕時服兵役的時候，因爲拒絕宣誓被關了幾個月，因爲東德是要求士兵要絕對地服從命令，如果覺得有些事情是違反人權了或怎樣，可以事後提起質疑。而在西德的部隊中不是這樣的。西德的軍隊也有服從命令的這條規定，但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如果一個士兵得到上級的一個命令，如果他認爲這個命令是反人權的，是踐踏人的尊嚴的，他必須要拒絕這個命令，而且他要去告他的上司。
這兩者之間就出現了很大的差异。我當時爲什麽要拒絕宣誓呢？就是說作爲一個德國人，一個經歷過納粹，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這段歷史的一個德國人，我絕對不能宣誓說，不管你是誰，只要你給我命令我就接受。
在1990年的3月東德進行了唯一的一次民主選舉，當時德.梅齊艾（Lothar de Maizière）是總理，他來問我，我當時是民主啓蒙党的主席，他問我要不要當國防部長，我說，如果要我當，我就當負責裁軍的國防部長，因爲我對軍隊的內部生活不瞭解，對怎麽打仗更不清楚，但我知道怎麽裁軍。
從1982年2月開始我和東德的羅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一起寫了一封呼籲信，討論裁軍和如何維護社會和平的問題。你知道當時全世界正在進行軍備競賽，而且不斷地在向核武器的方向發展，所以一直到東德解體，這7、8年當中，我一直都在關注這個問題，而且建立了很多致力于研究裁軍和和平問題的NGO組織。現在看來，這也算是一種巧合的組織準備吧。
另外，我做了18年的牧師，我想我能够大概知道別人的心裏面有一些怎樣的結，怎麽樣解開這些結，這些我想我能做到。
作爲一個牧師，我想我非常理解當時東德部隊裏的這些軍官的想法，對于他們來說，他們所歸屬的那個黨，他們大概99%的人都是東德共産黨的黨員，這個党現在已經是徹底沒有勢力了。他們曾經設想的仕途已經終結了。他們從前想的是早晚有一天，到了一定歲數會載譽還鄉，現在這些都成了黃粱夢。
我想我非常理解他們這樣的心情，我也盡我的努力去幫助他們。一是幫助他們在一個重新開動的德國社會裏面，重新站起來去接受一些轉行的培訓，國家提供一些資金，讓他們轉行。另外一些人可以進入西德的部隊。我也和西德的政府談，看西德的部隊能不能接收這些士兵，最後有11000名東德士兵被納入統一後的聯邦德國國防軍。
這個問題最後必須强調的一點是，在2005年的時候我從一個朋友那裏得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我這個朋友原來是東德共青團的頭，在東德的時候我們幷不認識，後來東德結束之後才認識的，現在已經成爲朋友。我從他那裏得知，東德在最後一届中央委員會還存在的時候，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都不是軍人，但每個人櫃子裏都有一套軍服。這說明他們曾經考慮過，如果到了政權的最後關頭，他們沒有辦法了的話，就搞軍事集權。
這個想法讓我覺得十分可怕。所以我後來一直都在推行一個主張——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國防部長（這個稱謂也不同，甚至有的國家還叫戰爭部長），一定要文職，不能穿軍裝，而且一定要是和平主義者。我想即使這樣，可能到一定程度，他可能還是會下令去打仗。不光是集權國家，在民主社會裏也有，政治家如果太早地覺得自己走投無路了，可能會選擇使用武力，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
南都周刊：我知道您多次强調德國經驗，强調需要成立調查委員會清算歷史罪行，公布檔案，讓民衆知道真相。我想很多國家在完成現代政治演變後，未來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當然，很多人反對這個做法。有聲音認爲，不要縱容但是也要寬容；還有聲音認爲，徹底的清查會導致局勢陷入混亂，歷史宜粗不宜細，應該團結一致向前看。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
艾波曼：德國的做法是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他們這個委員會的特殊性是它是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
柏林墻倒塌3年後的1992年，德國議會第一次宣布建立這樣一個委員會。它的區別在于有三分之二的成員是議員，三分之一的是科學家和研究人員，他們是由各個黨派來推選的，比如最大的黨——社民黨還有基民盟等，每個黨派可以推薦兩個，其他的小黨各推薦一個。由所有的人組成這樣一個委員會，所有的成員都有同樣的投票權。這是爲了防止政治家在投票的時候，特別是評價調查結果的時候，從本黨的利益出發進行評價，有時就會有失客觀。
1992年——1994年是一次調查，1994年到1998年又延長了一次調查。這兩次我都擔任主席，我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整個記錄全部都收集在檔案當中。第一期的時候已經出了18本文集，第二期出了14本文集。這些文集現在都已經被德國的很多大學收藏。所以現在研究這段歷史的人，他要是做真正的學術性的研究，都會去查這些資料的。
在當時成立這個委員會的時候，只有一個黨反對，就是東德共産黨，他們的論調和你剛才說的很像，認爲調查真相會導致混亂。在民間也有人反對，比如他們認爲有很多酷刑的報告太可怕了，還是不要讓人看到爲好。
但是當時聯邦議會做出了一個决定，就是說我們要能够面對歷史，而且要理解受難者的苦難，所以還是要把它公布，但公布的範圍主要是涉及到斯塔西等秘密警察的檔案，這樣可以讓任何一個德國公民都能够查詢自己的歷史。
這樣的公布檔案會不會引起社會上的混亂？我舉一個例子，在東德有一個城市叫哈勒（Halle），當時曾經有一份小報沒有打招呼，忽然有一天就公布了100個東德斯塔西以前的綫人名單，有他們的代號、真名實姓和家庭住址。當時這份報紙出來以後像炸彈一樣在喀勒這個城市就炸開了。但是，值得慶幸的是，這100人中沒有一個人被打，或者車被砸，家被燒，或者是受到侵犯。也就是說，人們的很多擔心實際上不必要的。
反過來講，對社會很重要的一點是讓受害者能够說出他們的苦難。
我在這些年中，見過很多以前的受害者，比如1953年6月17日東德反抗運動中被關押的犯人。他們在被釋放的時候，無一例外都被警告，如果你要敢把在這裏發生的事情說出去，那麽你就會被再抓回來。所以這麽多年他們都沒有說，也不敢說。這些事情經過40年之後，他們才開始傾訴那時候的事情。對于這些人的心靈健康來說，無疑是一劑非常好的良藥，也有助于他們卸下重負，對于整個社會來講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我想說的是，如果東德共産黨能够真正面對自己的歷史，能够檢討一下自己在歷史上到底有什麽錯誤，這實際上對于他來說也會帶來福分。
德國如果沒有真正面對自己納粹的那段歷史，比如1933年到1945年的這段歷史，他不可能修復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如果我們沒有能够檢討我們的父輩、祖輩，我們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的話，現在的德國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也就得不到承認站不住脚。
我也想過，很多國家也有類似的事情，談近期的事情當然對當權者會比較困難。但如果能從稍遠期的歷史開始反省和清算起，肯定有些人會因此丟掉他的職位，但整個社會的仇恨會得到極大的緩解。如果大家開始一個一個地反省這些歷史問題的話，可是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會是一種心靈的釋放，這個世界會安寧得多。當然，在每一個歷史事件中，都有一些直接參與的一些人，他們是要付出責任的，可能會丟掉工作，但這也是他們自己的選擇造成的。這個問題事涉真相和責任，無關寬容與縱容。
南都周刊：我昨天去采訪了洪堡大學教授、《朗讀者》的作者施林格，他的觀點和您基本上一致，就是絕不寬容，一定要有真相。但我理解您說的真相調查委員會，使命和目的是調查和揭示真相，是對歷史負責，而不是懲罰意義的清算，更不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偵察和起訴歷史罪行的組織。德國經驗對歷史的反省僅止于此嗎？
艾波曼：當然不是。揭示真相的調查委員會僅僅是第一個層次。你說的這個法律意義上的偵查和起訴的機構也有，這是第二個層次。比如柏林有一個大的檢察官，他帶領了一個檢察官調查小組他們負責處理調查過程當中民衆提出的起訴。這些檢察官都是從各個聯邦州調上來的，這也是議會通過的。
在這段時間裏大概有上千個起訴，真正進入調查程序的大概有幾百個，到最後，上庭的可能不到一百，而且其中80——85%都是緩期了，真正判刑關押的非常非常少。
當然一些受害者也不滿，覺得這些人沒有得到懲罰。可是法庭審判的時候有一個原則，就是說這些人的確是他們做了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下當時東德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違反了，只有這樣的話才判。
如果只是從法律上進行清算，老百姓肯定會覺得非常不滿。因爲受到懲罰的人數太少了，所以德國對這段歷史和政治上還有一個清算，這是第三個層次的清算。
具體做法是，在兩德合幷的時候，當時是西德的科爾政府和東德的德.梅齊艾政府有一個合約。其中規定，斯塔西（國家安全部）的人不能當公務員，這裏面包括教師、警察等等。但真正執行比較嚴格的就是聯邦國防軍，因爲這是屬于聯邦機構，其他不管警察還是海關或是老師，都是屬于各州的，在執行聯邦法的時候有自己的空間，有的地方嚴格，有的地方不嚴格，因此出現有的人還是當老師了。
現在的情况是，當時簽合約的時候，留下了一個漏洞，只考慮到在東德爲國家安全部工作的人，沒有考慮過被東德國安收買的西德綫人。比如說他們經常滲透西德的國會以及警察，這些幹下了肮髒的勾當的西德綫人以後怎麽辦？難道他們不應該受到懲罰嗎？但要整個對過去60年的西德公務員做一次調查又是不可能的。對這部分人我們當時沒有考慮到，他們成了漏網之魚，非常遺憾。
但總的來說，如果和1945年之後德國清算納粹政權相比的話，我認爲這次清算更深入，範圍更廣，一直持續到現在。
必須强調的是，德國的這個經驗在整個東歐和中歐來講都是唯一的。因爲只有德國有兩個德國，而且在當時斯塔西還沒來得及銷毀他們的檔案，很快就被接管了，這個和其他的國家都不一樣。其他所有國家只是把共産黨最高層給換了，第二層就沒有動，到底下就更沒有動了。很多人30年都還一直掌權，當然不會把自己交出去了，這也是造成清算非常不完善的一個原因。
原東德邊防軍上校君特·雷奧的抱怨
……20年前，雷奧的任務，就是看著這堵墻以及其他東德邊境。他轄下的士兵，每60到80個人負責看守10公里長的邊境，每次值班時間是8個小時，全年無休三班倒。
雷奧回憶，大致每10公里長的邊境每年能抓獲60個偷越國境者，其中他的部隊大概能抓獲20個人，剩下的40人由警察和憲兵部隊等來完成。他已經無法準確回憶起他的邊防部隊抓獲的偷越國境的總人數。只知道除了被當場擊斃的外，被抓獲的偷越國境囚犯，一般會送到監獄囚禁。
更離奇的是，相當一部分囚犯，最後會被西德用錢贖走。原因是那時的東德已經越來越依賴西德的經濟援助，而西德政府和民衆也自認對這些翻越柏林墻的受難者負有道義上的義務。
在雷奧上校的記憶裏，就這樣從監獄裏被買到西德的囚犯，前後有好幾千人。"我們辛辛苦苦抓進來，他們高高興興賣出去"，他至今無法理解這種做法，覺得如果僅僅是出于經濟考量的話純粹是荒唐的邏輯。
……這年的11月4日，東德出現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示威活動，將近一百萬東德市民走上街頭……
三天以後的11月7日，東德政府部長會議全體成員辭職。再過了一天，11月8日，東德共産黨政治局全體成員辭職。同天選出新的政治局，克倫茨取代統治了東德近20年的昂納克當選新的總書記。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幷未因此而中止。
11月9日，政府幾乎處于癱瘓狀態，在頻繁抗議的亢奮中突然失去目標的東德，不知該如何度過這一天。
實際上，從這天開始，剛剛改組的東德政府中央委員會即開始萌生想法，希望有計劃的放鬆對東德人民出入邊境的旅游限制，以舒緩壓力。因爲在此之前的半年中，萊比錫等地聲勢浩大、此起彼伏的抗議活動中，呼聲最高的也是推倒柏林墻。
就在11月9日的晚上，局勢開始陷入混亂。造成混亂的原因，是當天晚上六點多的一次例行記者招待會。東德共産黨中央當時實際上的第二號人物，政治局委員兼柏林市委書記沙伯夫斯基，在宣讀完一份東德政府簡化公民出境辦法後，一位意大利記者舉手，問這個辦法什麽時候開始執行。沙伯夫斯基想了一下說：據我所知，會很快，不會拖延。記者們立即將這句話理解爲柏林墻馬上開放，迅速將這條消息播發了出去。
到現在也無法弄清楚沙伯夫斯基是故意而爲，還是口誤所致。唯一能肯定的是，就在此刻，歷史借助沙伯夫斯基的手，輕輕撥了一下東德行進的羅盤。
當晚7點，看到新聞的東德民衆在狂喜中相繼涌到柏林墻邊，但此時雷奧和他的部隊幷沒有接到任何關于開放邊境的命令。于是勃蘭登堡門前的挑釁行爲越來越激烈，民衆在試圖推倒柏林墻。他的士兵和下級不斷向他報告，而他也只能不斷向他的上級報告。但是上級聯繫不上，沒有人接聽電話，甚至沒有人知道沙伯夫斯基剛剛做出了一個什麽樣的决定。上校後來才知道，大領導們那時都在開政治局會議。
上面的聲音消失了，人群却如潮水般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柏林墻邊。在這種完全失控的局勢下，雷奧承認當時非常猶豫，但他最終决定放弃使用武力，命令他的士兵不要開槍，打開了部分邊境哨所，除了勃蘭登堡門——沒有斷然開槍，這也是他後來一直引以爲豪的地方。
……1990年10月3日，東德正式宣布加入西德。就在兩德統一的4天前，雷奧也接到了解職的命令，剛滿50歲的雷奧上校從此脫下了穿了31年的軍服，驟然失業。
與解職相伴的是，上校收到了一個價值280馬克的便携式收音機作爲禮物。"對我來說，31年國家服務之後，只拿到了280馬克！"雷奧提起此事便非常惱火。
按照當時東德延續下來的政策，滿50歲的人可以領取退休津貼。這個陷入失業的前邊防軍上校要在5個月後才滿50歲，然後才能從統一後的德國政府那裏領到1200西德馬克。
于是他選擇先去一家超市工作，打了18個月工，他拿到了1300馬克。而之前他作爲邊防軍上校的工資是月薪2000馬克。
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不僅如此，在這幾年裏，雷奧還常常被要求作爲證人上法庭作證。作證的對象是他的部下，當年開槍打死翻越柏林墻東德民衆的邊防軍士兵。
……1962年8月17日，18歲的東德人彼得•費查試圖攀越柏林墻，被東德邊防軍士兵開槍射殺。柏林墻東西兩邊的人民都看到了他中槍，在場的西方記者記錄了這個事件，費查成爲第一個因試圖翻越柏林墻而被射殺的人。現在柏林所有紀念柏林墻的博物館裏，都可以找到這個年輕人的大幅照片。
……但雷奧上校還是同情他的被推上法庭的士兵，他覺得他們只是在忠實地執行命令。他沒有想到幾年後，自己也被推上了法庭，送進了監獄。這個前邊防軍上校覺得不公，因爲他也僅僅是執行命令。
……十年後在這間越南餐館裏再次面對記者時，雷奧的强硬態度有了一些改變，他終于開始承認對這些死者感到內疚，但又認爲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是邊防軍軍官，也是黨員，東德政府頒布的法令，得到了我內心的認可。我服從這些法令，幷以此來培訓我的士兵，我們一起來執行法令，我們有什麽錯呢？"
……對那個解散了東德軍隊的裁軍國防部長艾波曼，這個老軍人不屑評論，他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略帶輕蔑的說，"你想想，一個牧師怎麽可能有資格做國防部長呢？"
……2000年2月到9月，雷奧和沙伯夫斯基在同一個監獄裏一起呆了7個月。他也試圖去問過這位昔日大權在握的二把手，在那個要命的關口宣布立即開放邊境，究竟是一時的口誤，還是故意而爲。
"他反問我，你覺得這是我一個人所能做出的决定嗎？"
……他幷不忌諱接受媒體的采訪，因爲"只有越公開談論，越能瞭解和理解這段歷史"。但他抱怨媒體幷不願意多報道他的觀點，"曾經有三個拍攝柏林墻的紀錄片攝製組來采訪過我，最後片子出來却只用了我兩句話，不到5秒鐘。"
這種裁剪和遮蔽，使得他對媒體的態度慢慢變得心灰意冷。他承認如果不是考慮到"你是來自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記者"，他也不會再接受媒體采訪。即便如此，他也會在采訪開始前警惕地詢問記者對東德的看法，甚至也關心其他普通中國人對東德的態度。
儘管從來沒有去過中國，雷奧還是固執地認爲希望在社會主義中國，因爲"只有中國才可能對抗美國，成爲世界的另一極"。他表示完全同意老領導克倫茨的看法。這個昂納克之後的東德統一社會黨中央總書記，後來也被審判，在監獄裏接受過中國記者采訪時表示"希望中國繼續把紅旗打下去"。
20年後的現在，雷奧終于開始承認，柏林墻倒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堅持認爲時間上不成熟，因爲"現在看來，東德和西德人的腦子裏還是有一堵墻。"
"從原則上，我還是習慣認可東德，即便控制傳媒和言論自由這種有點過分的做法，目的也是爲了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權，爲大衆謀利益。那時的法律和黨章裏也都是這麽規定的。"這個總是不忘强調自己黨員身份的老人，在用兩柄叉子笨拙的挑起越南牛肉粉塞進嘴裏後，用簡短而堅定的語調說道："別忘了我是一個黨員，党總是正確的！"
和現在相比，雷奧還是更願意懷念20年前的時光。"那時國家給了我一切，包括教育、滿意的工作和舒適的社區。"10年前，面對《焦點》記者，他這麽回答。10年後，他還是這麽回答。
秘密監獄里的政治犯解說員
在早先東柏林的地圖上，霍恩施豪森監獄所在地是一片空白。即便是現在，從柏林市中心出發，坐地鐵S環綫再換電車，然後再步行一段，也要花上近40分鐘才能到達這個地方。在20年前，這個地圖上都不標識的地方，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所在，因爲這裏是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最重要的秘密監獄之一。
自1951年斯塔西從原蘇聯軍隊手裏接過這個監獄以來，它通過18萬秘密警察織成的嚴密羅網，將被抓獲的政治反對者、偷越國境者等各類政治犯源源不斷地送到這個地方來。近50年來，這裏關押過近2萬名各類政治犯，包括東德异議人士Rudolf Bahro、作家Jurgen Fuchs、畫家Bärbel Bohley等著名政治犯。
這個監獄一共有103個囚室，120個審訊室。審訊室比囚室還要多，正是這個秘密監獄的一大特點。犯人送到這裏來，經過嚴刑拷打、審訊定罪和仔細甄別後，再分別轉送到遠離柏林的其他監獄。
柏林墻倒塌後，通過1989年11月底和12月的兩次大赦，政治犯們全部得到釋放。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那天，霍恩施豪森監獄正式宣布永久關閉。4年以後，這裏被辟爲專門的紀念館，用來紀念那些在東德極權體制下的受難者，每天有數以千計的游人來這裏參觀。
1966年出生在東柏林的尤裏查，因偷越國境被捕的時候是1984年，正好18歲。難以置信的是，尤裏查說，他14歲的時候就開始計劃著要離開東德，因爲自懂事以來，他和同伴以及家裏人看到的西德媒體，一天到晚都在說越境的事情。
尤裏查說，想逃離東德，是因爲他沒法想像他的一生會在一個封閉的國度裏度過。那個時候，沒有人會想到柏林墻會在幾年後被推倒。
尤裏查知道直接翻越柏林墻危險極大。所以最開始，他和同伴設想通過其他邊境離開東德。在塗林根附近的一個地方，他們找到了一處防守不太嚴密的圍墻。尤裏查開始想爬過去，馬上發現不太可能，墻太高了，而且釘滿了倒鈎。他的同伴又嘗試著想挖地道，隨即發現高墻下面是深不可測的混凝土，計劃也半途而廢。
于是他和同伴就砍倒一棵樹，希望把樹搭在高墻上面。但剛剛爬上這座"樹橋"，警報就響了。尤裏查在恐慌中逃躲到附近的一個村子裏。聞訊而來的東德邊防軍沒有找到他，却抓到了他的同伴。
在村子裏躲藏了幾天後，尤裏查改變了計劃，他認爲避開東德，先去匈牙利，再到奧地利可能會簡單一些。于是買了一張火車票到布達佩斯，目的地是匈牙利和奧地利接壤的一個邊境城市。到布達佩斯以後，尤裏查又買了張到那個邊境城市的火車票。
這時他犯下了一個錯誤，買了一張單程票。在開往這個邊境小城的火車上，查票的鐵路警察發現了這一點，瞪大了狐疑的眼睛盤問他，是不是想越境？
尤裏查當時的身份是技校畢業生。如果他堅决不承認，未必會被帶走。但他知道，這次至少是决不可能有成功越境的機會了。萬念俱灰的他突然靈光一閃，改口對警察說：是，我想越境，想離開這個該死的國家……尤裏查想起了他的表哥，一年前，他的表哥想通過北部邊境越境，失敗後投進監獄，後來就被西德政府從監獄裏直接買走了。尤裏查想賭一把能否有他表哥的運氣。
在這個小城被審訊了兩個星期後，尤裏查被帶回柏林，關進監獄。開始是單人囚室，然後換到另外一間約16平方米的囚室，和另外5個囚犯關在一起。
尤裏查說，其實這是他第三次試圖越境。
……在最終被西德政府買走獲得自由之前，尤裏查熬過了近一年的牢獄生活。
尤裏查幷不願意去過多回憶審訊的情况。對每個試圖詢問這個問題的參觀者，他總是習慣性的躲開目光，低下頭說記不清楚了。實際上他幷沒有受到任何刑訊逼供，開始的審訊也幷不是無法抗拒的痛苦，但他還是很害怕——牢獄生涯裏的恐懼，主要源自于精神上的折磨，"感覺這個政權可以對你爲所欲爲。"
審訊結束後就進行法庭審判，尤裏查被判一年有期徒刑，馬上被送到哈勒的監獄服刑。10個月以後的某一天，獄警突然打開牢門告訴他：收拾東西，你已經被驅逐出境——實際上他被西德政府買走了，他日日夜夜祈禱的好運氣終于來了。慶幸的是，那兩個和尤裏查一起因偷越國境被捕的難友，也碰到了和他一樣好的運氣。
作爲一個曾經的"行貨"，尤裏查至今都不清楚這場交易裏面的細節，他只是希望被買走。斯塔西决定誰可以被買走，但這場交易幷不是政府之間直接交涉。當時東德和西德各有一個類似律師事務所一樣的機構，由他們來出面操作，談判、選擇、出價等。
尤裏查只知道自己被賣了96000西德馬克。他聽說這是80年代的平均價格，70年代的時候會便宜一些。
尤裏查在西德讀完了大學。柏林墻倒塌、兩德統一後的1991年春天，他回到原來的故鄉。去年3月，他來到這裏故地重游，幷自告奮勇留下來做了導游和解說員。
霍恩施豪森監獄紀念館的管理員安德雷•考基弛說，紀念館現在一共有44個講解員，其中有35個是像尤裏查一樣有過坐牢經歷的，另外還有8、9個歷史學家。這些時代的見證者，和這所紀念館一樣，本身也是一種不能忘却的歷史。
……紀念館開放以後，每年前來的參觀者都在遞增。考基弛說，去年的數字是25萬，其中有一半是學生。
今年5月5日上午，德國總理默克爾首次參觀了這裏。尤裏查和其他幾位當年在這兒被囚禁過的前政治犯，看到這位女總理在監獄廣場內著名的受難者紀念碑前敬獻了花圈，心情複雜。
考基弛說，曾經在這裏工作過的秘密警察雖然不能再在公務部門工作，但幷沒有受審判。而他們中的很多人就長期住在紀念館附近。
這些人在尤裏查他們講解的時候有時會來爭辯，還會成立協會和組織，通過出書等形式，搞各種各樣的活動，說歷史真相幷不是這樣的。他們最主要的觀點是這些政治犯是應該被關押的，因爲當時他們是反對東德的。這位憂心忡忡的管理員說，現在這種情况是越來越嚴重。
直至今日，一些東德人仍舊認爲，像尤裏查這樣的政治犯理應受到處罰。尤裏查曾經提到一次在柏林街頭和一個老人的對話，當他講述自己在監獄中處處受限的苦楚時，對方憤怒地打斷他說："可惜他們忘記了殺掉你！"
9月21日出版的《時代周刊》，將這位前政治犯講解員的苦悶寫進了德國大選背景下的德國社會複雜心態。
"這其實幷不是一個博物館。"在引領游客參觀這所從前的監獄時，尤裏查堅持著自己的這一看法，"當你訪問某個巴洛克宮殿時，你會沉思那些已經結束了的時代。而柏林墻這樣的時代却幷沒有結束。——它會讓我們警惕，那個時代幷沒有真正終結……"
紀念全國消防日
1、柏林墻拆得太徹底了
……柏林旅游局局長布爾哈德•基克相信也是後悔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游說當局采取更多措施，重新發掘柏林墻的歷史價值。他說："在柏林，每塊石頭都代表了一段歷史。而我們犯下了最致命的錯誤：那就是以德國人的行事方式，把柏林墻拆得太徹底了。"
旅游局長的呼聲，會讓人不由自主的想起20年前推倒柏林墻時，西德路德教會牧師曼弗雷德•菲什爾呼籲保留部分柏林墻的聲音，他說："我們一些人意識到，即使一切都已經成爲過去，我們也不應該將所有證據毀掉，人們需要一些東西將他們與過去聯繫起來。"
2、人心中的無形高墻與現實中的東西差距
據新華社報道，柏林自由大學2008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12%的前東德居民和11%的前西德居民都表示，如果柏林墻沒有被推倒，柏林的形象會更好些。柏林墻拆除20年後，許多前東德居民認爲，前西德接管了他們的文化和政治。而前西德民衆說，他們已經厭煩前東德人對前共産主義時代的纏綿懷念。
如果這項調查可信，那麽說明20年後的今天，懷舊情緒依然濃郁。誠如本刊訪問過的原東德邊防軍上校剛特·雷奧說言，柏林墻早就倒了，但許多柏林人心裏依然有一道"心墻"無法跨越。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甚至認爲，在柏林墻倒塌20年後，原東德時期的意識形態似乎在改頭換面重新確立起來了。
……連在統一時宣稱"沒有一個人會比以前過得糟糕"的德國總理科爾，現在也承認對困難估計不足。
任正德描述，代表團訪問的德國人彼時就有幾分悲觀的表示，要消除東西兩地之間的思想感情上的隔閡，恐怕還需要二三十年。同樣是《明鏡》周刊的編輯們，在18年前的彼時就發出更直率的預言：柏林墻一天之間拆除了，但要拆除思想上的柏林墻，恐怕還需一兩代人的時間。
到了2000年，另外一位國內媒體記者諸友瓊在訪問德國時，發現"統一"正在使德國人陷入困惑，只不過這種困惑比9年前任正德訪問時要更具體而微觀了：東德人抱怨實行私有化,失業率大大增長了，西德人心疼掏腰包交納"統一稅"太多;；東德人不習慣完全陌生的資本主義"規則"，不適應完全不同的思想體系和生活方式，認爲東德被西德"殖民化"了，使東德人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淪爲"二等公民"；西德人則埋怨東德人太不知足,，認爲他們應當對西德人"感恩戴德"才對。兩邊的德國人都說"統一的代價太大了"。
最極致的例子出現在到柏林歷史博物館參觀者的留言中，有一些人寫下了"重建柏林墻,而且要建得更高一些"的主張。
必須得承認，這道人心深處的墻，有其現實和物質的基礎。
按照德國之音今年10月4日的報道：1990年在東德（不包括東柏林）居住有大約1450萬人，現在還剩不到1300萬人。雖然每年還有1萬西德人遷往東部，但是很明顯更多人嚮往西部。僅在2008年，從德國東部就遷出了5萬人。從東部遷往西部的主要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留下的是老年人和社會弱勢群體。
3、兩種社會性短視
事情就是這麽吊詭，如果沒有强大的西德，德國沒有可能那麽快統一，柏林墻推倒後也不可能這麽快平穩過渡。與此同時，可依賴的朋友，同時也是可抱怨的對象。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駡娘。經歷了80年代改革歷程的中國人，對這種心態是多麽熟悉。
柏林墻推倒20周年之際，洛杉磯國立藝術博物館舉辦了名爲"兩個德國的藝術——冷戰文化"的展覽，展出了1945至1989年間120個東德和西德藝術家創作的超過300件雕塑、繪畫、攝影、影像作品，展覽盡力模糊藝術家在兩地區域上的差別，將東德和西德的藝術家融合在一起，這種幷置也展現了一種獨特的融洽。
最近一期德國《時代周報》盛贊了這種做法，同時也報道了位于哈勒的莫裏茲堡博物館在收藏東德藝術家作品上的偷工减料的做法，而該館的東德藝術品收藏在全德國數一數二。該報發表評論擔心重新統一後的德國人對歷史的判斷和修訂太過草率，似乎大家一致認爲東德藝術應該與整個時代一起被忘記。
時代周報稱這種習慣于簡化歷史的現象爲"社會性短視"。
需要指出的是，對我們而言，更需要警惕另一種習慣于簡化當下的社會性短視，即將德國民族性格中短于自我表彰而長于指出問題的審慎悲觀，理解爲某種價值觀的回歸與顛覆。德國人的民族性格習慣謹慎行事，將困難估計得十足，却很少有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豪言壯語。不理解這一點，就會誤把德國社會和媒體20年來一直喋喋不休的提醒和警惕，解讀爲東德人民真的希望回到20年前的柏林墻時代。
除了20年前的既得利益者，很少有人真正希望這麽做。事實上，這種抱怨和懷舊，這種抑鬱而緩慢的行進，才是正常社會裏的真實面目。
曾作爲前東德反對派長期活躍于政壇的東德神學研究者弗裏德裏希∙紹勒莫曾說過一段非常精闢的話："20年前歡欣鼓舞的時期過去後，現在就像酩酊大醉後醒來的抑鬱，或是蝸牛爬行一樣緩慢地走向磨合的正常狀態。"
歷史因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經驗的種種差异所投射的陰影，决不會在一天之內就烟消雲散，依舊會很長時間內盤根錯節的盤踞在我們的內心深處。這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是我們可以體察人性的資源之一。
4、拆墻20年
……2009年新年剛過，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當周發布的播客節目中表示，圍墻倒塌20年後的此刻，重整和清算德國共産黨的獨裁體制顯得特別重要，除了歷史不能遺忘外，應該讓年輕人認清獨裁的危險。
……10月，她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女作家米勒祝賀，表示"在柏林墻倒塌20周年後，一個柏林女作家獲獎，這是個極其美妙的信號。"
米勒在接受采訪時則表示永遠需要警惕那個扼殺自由和人性的時代重來。
……在這個世界上，拆除各種阻隔和限制交流的高墻的努力，在熱愛自由的人們心裏，會永不停止。無論它是在20年前的東西柏林之間，還是在20年後的海峽兩岸與停火綫兩邊；無論它是鋼筋水泥的混凝土高墻，還是互聯網上的萬丈藩籬、人心深處的無形壁障。
張哲，《南方周末》
……那年9月，匈牙利通往奧地利的邊境突然開放。此前，儘管東德人可以前往其他東歐國家旅行，但直到奧匈邊界打開後，那些心向西方的東德人，才終于在冒死翻越柏林墻之外擁有了其他選項。
兩個月裏，超過11萬東德人繞道捷克斯洛伐克進入匈牙利，從匈牙利前往奧地利，再由奧地利進入西德。惡作劇的年輕人偷偷地把東德國旗中間的代表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的麥穗、錘子和圓規改畫成一個行李箱。
東德警察不斷在通往匈牙利的列車上逮捕他們看來有"潜逃"傾向的人，但監獄很快就裝滿了，有的人只進去幾天就被放出來……
在柏林墻修建以前，由于柏林允許居民在各區自由通行，已有超過250萬東德公民逃往西柏林或通過西柏林前往西德（聯邦德國）其他地區，其中不乏大量技術工人和高級專業人才。
……此前（倒塌前）不久，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還信誓旦旦地說過，柏林墻"將存在50年、100年"。
Hingst與50萬東德人一起涌進資本主義的西柏林，她說"東柏林幾乎空了"。
……東德人可以在任意一家銀行排隊，憑身份證就可以領取100西德馬克的"歡迎費"，緊接著上街慷慨采購。
Hingst先買了一個隨身聽，又從舊貨市場買到了一條美國的牛仔褲，還看了一場電影。很多商店擺出免費食物和飲料，歡迎"東部同胞"。藝術家們則在柏林墻脚爲剛進入西柏林的同胞們演奏音樂。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連玉如教授，那時正在柏林自由大學進修。11月10日上午，她一路來到東柏林，發現東德邊防軍的小夥子們大多面色凝重。
連玉如問他們，支持德國統一嗎？他們說，同意邊境開放，希望東德政府改革政治現狀，但幷不希望兩個德國立即統一。
事實上，兩德統一後，17萬東德軍人中僅有5萬士兵被留下"試用"，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也很快被迫離開，留任的軍官更是不足5%。一些職業軍人由于缺乏其他職業技能而紛紛失業，甚至被迫去其他國家做外籍雇傭軍。
……費杭則騎上一輛摩托車，跟朋友一起來到西德旅行。後座上的朋友沒戴頭盔，違反交規，可當交警瞭解到他們來自東部時，把手一揮說，"走吧！"
……1990年3月18日，東德舉行了首次大選，希望通過"自由選舉"决定國家未來。對于大多數東德人來說，第一次直接參與"民主政治"的美好，有些讓人眩暈，他們帶著敬畏和感激之情填寫著自己的選票。
最終，在貸款和貨幣聯盟的許諾下，科爾支持的德國聯盟党大獲全勝，前執政黨統一社會黨最終沒能逃脫淪爲在野黨的命運。
在與東德政府協商幷簽署"國家條約"時，科爾的外交斡旋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戈爾巴喬夫最終鬆口，默許統一後的德國退出華約組織，德國統一的最大外部障礙掃除了。一場暴風驟雨般的統一過程急遽前行，在東德的萊比錫游行的人群已經把"我們是人民"的口號改爲"我們是一個民族"。
1990年10月2日，東德議會宣布，東德政府停止運轉。23點55分，在《歡樂頌》的音樂中，伴著"在你溫柔翅膀之下，一切人類成兄弟"的歌唱，民主德國國旗從東德一切建築物和聯合國的旗杆上緩緩落下。
10月3日零時，德國和平統一。
……
兩德統一之前，東德人均收入只有西德的1/3左右。東德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嚴重滯後，電網、交通和電話通訊都需要大筆投資。
于是，德國政府從1990年開始向原西德各州公民徵收"團結稅"——個人所得的5.5%，用于原東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國有企業改制和社會綜合援助等。團結稅的計劃徵收截止期限爲2019年，長達29年。但"團結稅"帶來的還有西部人的抱怨，爲什麽一切都要我來埋單？
而東德人對突如其來的資本主義也産生了"排异反應"。當時只有17歲的萊比錫中學生胡朵拉（Cordula Hunold）拿著100西德馬克"歡迎費"與媽媽一起去西德的商場，但琳琅滿目的商品、汹涌的人潮令她走出商場就嘔吐起來。
胡朵拉的父親Hunold本來是當地一所中學的校長，但德國統一後，所有前東德的校長因爲與國家意識形態靠近等原因，統統被要求下崗。Hunold先生在五十多歲失業，只好去斯圖加特一所大學學習，以重新取得教師資格。
實際上，在教育系統內，民主德國政治學院、柏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院等高等院校被直接解散，甚至國家科學院的科學家都不能幸免——Hingst的爸爸是原東德國家科學院的一名化學家，但他也在50歲的年紀失業。
東德的議會和政府自動取消，其工作人員經過嚴格篩選後，大多被開除。在外交系統中，原東德三千余名外交官被全部開除。"以前一些很優秀的東德使館的漢學家，都已經不再從事相關工作了。"德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楊佩（Petra Mann）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有的賣保險，有的在旅行社工作……這真的沒有辦法。"
2008年，社會學家威廉•海特邁爾的一項調查顯示：有半數西德人認爲東德人很少願意瞭解西德，而64%的東德人感覺自己是二等公民。
德國交通部長，負責東德事務的沃爾夫岡•提分西在今年6月提交的兩德統一年度報告中寫道："如果到2019年，東部能接近西部産業結構相對較弱的地區的發展水平，那將是一個巨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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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墻倒塌後，資本主義立即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東柏林攻城拔地——德意志銀行迅速收購了四千多家東德銀行辦事處，將金融業務立即鋪向東德的每一個城鄉角落；可口可樂、西門子、雀巢等昔日"階級敵人"的標志擠占了每一處新開的超市和商場；馬路上大衆和奔馳的汽車也讓昔日東德自産的"衛星牌"汽車相形見絀……
社會主義的痕迹幷沒有完全消失。東柏林博物館島的藝術市場上，大量販賣的正是前東德和蘇共時期的書籍、徽章和紀念品，但價格十分不菲；而通往亞歷山大廣場的卡爾•馬克思大道還保留著舊時風貌——90米寬的馬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當年這裏游行閱兵的盛况。
……西柏林的自由開放與東柏林的理想光輝形成了這裏獨特的兼容幷蓄的風格。朋克青年、跳蚤市場、前衛藝術家和同性戀社群早已打破了舊有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界限，留有早年印記的公社組織、藍領社區和蘇式建築風格反倒閃耀著獨特的後現代主義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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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學院北京分院副院長柯理回憶自己最初印象深刻的東德——魏瑪附近的小城耶拿時，他使勁吸了吸鼻子。"空氣裏都是煤的味道。"柯理笑著說，"他們冬天還在用煤炭取暖，而西德早已經使用燃氣了。"
對于柏林自由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柯瑾藝（Olivia Kraef），她對東德的最初記憶也是一種味道。"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麽，有點像消毒水……非常東德的味道。"她小時候每次去東柏林看望親戚，都會聞到這種氣息。
那時的柯瑾藝總覺得東德是另一個世界。西柏林的咖啡和香蕉總是讓東柏林的親戚們很開心，而她總覺得表妹兩條大辮子的髮型很過時。但柯瑾藝幷沒有笑，因爲她媽媽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不管什麽人，雖然可能現在窮，但是他也很偉大"。
柏林墻倒塌20年，說一樣東西好，西柏林人會說"tol"，而東柏林人喜歡說"schau"。
或許由于對現實的不滿，懷舊的情緒近來正在東部蔓延。一些消失的品牌，比如"瑪卡費斯"咖啡，或是"施普雷"腌黃瓜，被人們懷念而重現市場。
東德人費杭覺得，人們懷念的幷不是現實中的那個過去。1998年，他收到了德國政府的一封信，稱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Stasi)的檔案公開了，其中有他的記錄。
看到檔案時，費杭驚呆了。1989年只有19歲的他，居然在Stasi有60頁的檔案記錄。而且，他傷心的是，寫報告的人裏還有兩個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有點兒失望，但他們一定也有自己的原因。"費杭說，"他們一定比我更難過。"
秘密警察也曾找過費杭，要求他爲Stasi工作，報告身邊朋友的動向。但費杭拒絕了。"不是我很勇敢。"費杭說，"如果他們第二次第三次問我，或者威脅我父母的安全，我不知道會怎麽樣。"
幸運的是，秘密警察還沒有來得及再找他，柏林墻就倒塌了。"所以，雖然我們有些抱怨，但跟自由比起來，那些都不算什麽……沒有人真的會想回去。"費杭說。
據德國政府公布，原1600萬東德公民中，國家安全部對600萬人備有秘密檔案。
美國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在回憶錄中記述了自己在1990年12月訪問柏林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見到現實中的柏林墻。"那是一個霧濛濛的天氣……當我透過柏林墻的小洞，看到東柏林那單調的建築時，我意識到民主德國人已經將一切牢牢抓在了自己的手中。這是他們的意志力决定的。"
各大媒體幾乎都進行了海量的報道，評論者眾。不過，國內媒體似乎對一個重要因素不約而同的或忽略、或未給以足夠重視：偶然性。在并不自由的空氣下呼吸，人們渴求陽光的欲望也格外強烈，公共知識分子力圖以理性推動點滴進步，并堅信美好的明天必然到來……討論偶然性是沉重的，這意味著美好的未來并不會僅憑努力就必然來臨，還需要那么一點點運氣。
1989年11月9日，東德二號人物，政治局委員兼柏林市委書記Guenter Schabowski也許僅僅是推倒了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一塊可能再過數十年也無人去推的骨牌。
事實上，Schabowski也許"僅僅是無意識的犯了一個錯誤"，一些歷史學家相信這是與高層"溝通不暢的結果"。本來僅僅是發布一個旅游條例，卻在記者的追問下"口誤"并被解讀為立即開放柏林墻。時值東德民主運動風起云涌之時，新聞發出，民聲鼎沸，大勢幾不可擋。
東土也"民生鼎沸，幾不可擋"過。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經濟狀況最好的東德，領導人沒有學過東土2000年宮廷權謀之術，在關鍵時刻竟然與部隊失去聯系，也只有腦子一根筋的德國人會犯如此低級錯誤……
必然性的討論誠然重要，譬如德國既沒有英國的法律傳統，也沒有經歷法國大革命的腥風血雨，一直是歐洲國家中自由傳統相對薄弱的國家，"還是人類有史以來對自由造成最大威脅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發源地，是一切共産主義者和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精神故鄉。"某種程度上有如日本，是在戰敗后被迫開始憲政民主。
即便如此，東德依然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最自由的國度，也是承載了更多西歐精神文明的國度。曾參加前蘇聯宇航訓練營的呂布克訓練第二天就在營房墻上涂鴉："要做愛，不要戰爭"，而他僅僅是被趕出訓練營，甚至未被扔進監獄。性的開放往往是社會意識開放的排頭兵，在《每日電訊報》的一篇報道中，那個沒有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的東德，卻在處理身體——裸露的自由上更甚西德。即便充斥秘密警察，毛時代的群眾運動也只是個中國特色產物，并未腐蝕歐洲。
80年代曾經擔任天津經濟開發區主任，現在劍橋大學執教的張煒說："中共政權不同于前蘇聯在東歐的衛星國，他們對民衆抗議的鎮壓更殘酷無情，對媒體和輿論的控制更嚴格……已經進入退休狀態的鄧小平經過兩年的思考，最後開始所謂的南巡，最終使左的意識形態讓位于創造財富，促使共産黨成功蛻變，從而加强了生存能力。柏林墻倒塌開始的蘇東劇變，以及後來發生的顔色革命也使中國國家加强了對政治异己，特別是對親西方的民主運動的戒備。中國官方利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對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宣傳的政治價值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宣傳，而且取得相當的公衆認同。"
當孔夫子遭遇馬克思，最糟的體制交配而得的怪胎，實非東歐經驗可為模板。
順帶說一句，東德人曾揶揄道："一百年後，美國可能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看看今日西北歐與中國，仿佛是個預言。
以下節選南方報系、新周刊、BBC等媒體相關報道、評論。
劉瑜，《新周刊》
1961年8月15號，19歲的下士舒曼在一團鐵絲網邊站崗，他的西邊，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駡他；他的東邊，也有一大堆示威者在咒駡他。後來他回憶說："我只是在盡責而已，但所有人都在咒駡我……作爲一個年輕人，我難過極了。"可能是他眼神裏的驚恐被察覺了，西邊的人轉而對他大喊：過來！過來！舒曼猶豫了一 陣，突然把手裏的香烟一扔，向西跑去，縱身一跳，越過鐵絲網……
這是東西柏林被正式封閉的第三天。
……但從49年民主德國建立開始，走著去西柏林幷且一去不返的人實在太多了：1953年，40萬東德人涌向西德；1954年，20萬；1955-1959年，每年25萬；1960年20萬……12年裏，東德失去了1/6人口。照此下去，東德的社會主義天堂不久就會空空如也了。爲了將人民挽留在天堂，東德總書記烏爾布裏奇在蘇聯的批准下建造了柏林墻。對他來說，這堵墻是對西方鬥爭的偉大勝利，但是肯尼迪却嘲諷道，這堵墻是他對失敗的公開承認。
今天回頭看西方的60年代，不得不承認它是一個左翼年代。我看過一個反映西德左翼恐怖組織"紅色軍系"的電影《Badder Meinhof Complex》，審判該組織時，法庭上廣大聽衆簡直可以說是在爲其熱烈喝彩。掌聲雖然熱烈，但是鼓掌的人似乎也沒有誰穿過下水道爬到東德去。理想主義青年們也許會高舉烏托邦標語喊口號，但是他們的雙脚却精明地留在了腐朽的資本主義。
好在這世上有"用脚投票"這事，讓我們能够撥開口號的迷霧去判斷制度的優劣。世界頭號公共知識分子喬姆斯基痛批西方的書盡可以永遠占據排行榜第一，G20 或者WTO開會時示威者盡可以一次一次宣布資本主義死刑，但是非洲人、拉美人、亞洲人往歐美移民的脚步却不會因此停止。人類的頭腦充滿智慧，但是我們的脚却自有它的主張。它不善于表達，但愛自由，而且嗅覺無比靈敏。更重要的是，它往往比我們高舉標語的手、能言善辯的嘴、荷爾蒙涌動的頭腦更誠實，因爲它有足够的謙卑去屈從于常識。
……從53年東德政府朝示威工人開槍，到56年蘇聯坦克開進布達佩斯，從波蘭的抗議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東歐政府可以說基本只是靠强力勉强將其政權"糊"在一起——甚至連强力都是從蘇聯借來的。我們知道，世界有一種富人"窮得只剩下錢"，套用這個句式，世界上有一種强權，"虛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東歐領導人知道另一國的領袖可以在幾千萬人被餓死之後還享受民衆如痴如醉的萬歲萬歲萬萬歲，肯定會大驚失色進而妒火中燒。
……在一個橫跨東西柏林的建築裏，一個東德人試圖從二樓窗口跳到樓下的西柏林。樓上，東德警察從窗口拽住他的胳膊，樓下，西德人則從下麵拽住他的脚踝。"一場拔河比賽就此展開，不過在這種情况下，由于重力在西德人一邊，這個逃跑者取得了勝利。"
劉軍寧，BBC
……1987年6月12日，美國總統里根在西柏林的勃蘭登堡門演說中曾直言： "戈爾巴喬夫先生，拆除這堵墻吧。"里根的許多幕僚曾反對把這句話寫入演講稿，認爲那樣太刺激蘇聯了，具有挑釁的意味，會傷害蘇東人民的感情，加劇美蘇的緊張關係。如果他們能預知柏林墻會在兩年後倒塌，他們絕不會反對里根總統這樣說。當里根稱蘇聯爲邪惡帝國時，他也曾被許多人嘲笑。
里根的話應驗了。赫魯曉夫在五十年代也曾對西方世界說："我們將埋葬你們！"他的話也以相反的方式應驗了。
柏林墻的倒塌，不是因爲蘇聯和東德的軍事失敗。相反，當時蘇聯領導的華沙條約集團在軍事實力上正在超過美國領導的北約集團。更不是因爲蘇聯與東德經濟崩潰。當時的東德是整個蘇聯東歐集團經濟狀况最好的國家。
……當磚石之墻建起來的時候，信念之墻已經倒塌。圍墻越多越高，越堅固，守衛的越嚴，說明自信越少，潜在的危機越大。
……任何有形的人爲障礙，都不能阻擋人類追求自由的意志。
柏林墻表面上要禁錮的是人的身體，實際上它更要禁錮的是人的靈魂，人的追求自由的心靈。那些篤信物質决定意識的統治者，以爲禁錮了人的身體就等于禁錮了人的心靈。然而，人不是物質的動物，人更是精神的動物。如果物質决定不了意識，如果人的心靈不會因身體而被禁錮，那麽這樣的禁錮就是無效的，而不論墻有多高，多堅固。
柏林墻從建到塌的歷史表明，把人去人性化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終究不能長久。
柏林墻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象徵。這一意識形態把個人看做是國家的財産。既然人是國家的財産，統治者就有權决定被統治者應該在哪里生活工作，他們應該消費什麽樣的物品，玩什麽樣的游戲，該讀什麽樣的書，說什麽樣的話，瀏覽什麽樣的網站。誰叫他們是國家的財産呢？這一意識形態的最嚴重的後果在于，它企圖通過摧毀人心中內在的道德律來把人去人化，使之成爲動物，然後再用對待動物的方式加以統治。這個意識形態企圖謀殺一切對超驗道德與普世價值的信仰。波蘭哲學家克拉科夫斯基發現，蘇聯東歐集團的意識形態沒有道德脊柱。
約翰·辛普森，BBC
如今，在萊比錫到處可以感到人們對前東德的一種懷舊情緒。人們願意花錢買可以回憶起以前東德舊時光的東西：革命歌曲的CD,印著共産主義口號的茶杯，T恤衫，甚至是前東德時代人們不得不忍受的劣質咖啡。
前萊比錫秘密警察總部，現今的博物館裏有不少這類懷舊的展品。當然博物館也展示著前東德令人恐怖的另一面。秘密警察用來跟踪，監視的工具，以及東德直到1968年還用來處决所謂"叛徒"的斷頭臺和後來拿著槍的行刑者的照片。
當年在東德，有無數人成爲秘密警察的犧牲者。不過20年後，有不少當年的秘密警察和他們的綫人慢慢進入到統一後的新德國政權中。他們中數以千計的人成爲政府公務員。有些人在電視臺工作，其他人利用他們手中的關係躋身商界，政界高層，甚至在警察部隊中服務。
在萊比錫最貧窮的林德瑙地區，我們碰到了前東德共産黨員庫洛。他正在爲一個新的左翼政黨奔走呼籲。東德時期，庫洛是東德一所大學的歷史教師，不過同時他也監視學生的行動，利用學生對師長的信任瞭解情况，向秘密警察告密。他說，他不會爲自己當年的行爲辯護，而且願意向所有受害的人道歉。
……林德瑙失業率極高。在這裏，庫洛的極左翼政黨和極右翼的國家民主黨都很有市場。在象林德瑙這樣的地區，德國軍隊招兵的人數也最高。在阿富汗戰場上死亡的德國士兵中，大部分都來自前東德地區。
所以，在這裏，德國似乎依舊是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那些享受89後帶來的新的機會，新生活的人。另一邊通常是那些仍陷在貧困中的人。他們懷念舊時的東德。感嘆那時的日子幷不那麽糟糕。
……從萊比錫回到柏林，我見到了如今成功的德國女政治家維拉•倫斯菲爾德。
上一次同維拉見面是在1990年聖誕節前幾天。她剛剛從媒體的披露中知道了一個讓她震驚不已的消息。媒體從東德秘密警察的檔案中發現，維拉的丈夫多年來一直在向秘密警察密報妻子的情况……
如今維拉和丈夫早就離婚了。我問她對于一些當年的秘密警察20年後在社會上不僅吃得開，甚至飛黃騰達是不是感到很憤怒，她回答說：
" 我們永遠不應當用當年東德執政者們使用的手法對待這些人。我們對他們要公平，公正。不搞清洗。我們要給他們第二次機會，讓他們體驗一個民主的，比從前更好的社會。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如今已經非常富有，但財富幷沒有改變他們的頭腦。他們一些人在用手中的財富挑戰民主社會。他們著書演講，把過去的東德描繪成天堂。而我們應該做的是把過去東德的真相展示給今天的德國人"。
……雖然東德共産黨時代的藝術還在，許多最優秀的東德人則已經去了西方。他們搬到了能够賺錢，有工作的地方。管理學院的院長，一位西德人普林科說，1989年柏林墻倒塌時，他曾經認爲，10年內東德一切都會變好。然而20年後，東德的失業率仍遠遠高于西德。變革需要比人們想像的長的多的時間。
不過， 當你想到20年前的那些日子，想到柏林墻倒塌帶來的巨變以及20年來那些實現了的夢想和尚未實現的希望。 所有這些變革都是由于人民的力量。是成千上萬當年參加示威游行的人的力量， 當然還有我們講到的指揮家，攝影師，教堂牧師這些人個人的勇氣。
今天徜徉在柏林街頭，已經很難想像當年柏林墻的樣子。也看不到共産政權時代人們遭受苦難的痕迹：理想的幻滅，被毀的人生，被政治破壞的婚姻。
今天的德國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這裏發生的事，有些讓人充滿希望，有些讓人感到失望。但即使那些當年的秘密警察仍在，而且生活得很好，從長遠來說，他們和他們所代表的制度幷沒有嬴。也許這就是最好的結局。
史哲，《倒下的是墻，站起來的是人》
"柏林墻倒塌了，歷史的一頁已徹底翻過。你還不得不承認，這一頁翻得相當漂亮。不管統一的最初，西德人是否有心理的優越感，是否有一種居高臨下的驕傲，東 德人是否曾因爲競爭的失敗而受傷，但一個又一個來自德國東部的人能够毫無障礙地融入西部，自由的生活、呼吸，幷獲得機會與成功，這本身就已說明一切。今天 有數十萬來自東部的德國人在西部生活，來自東部的足球運動員薩默爾成爲德國足協的體育主管，來自東部的默克爾成爲德國總理，東德人赫塔•米勒更成爲本年度 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會有東德人懷念過去時代的所謂國家榮耀，過去時代的所謂平均。儘管，東德經濟多數時間都落後于西德；儘管，柏林墻竪起的近30年間，平均每年就有8人以 "破壞國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儘管，東德算上綫民平均每66人中就有一個常年爲秘密警察工作（這個比例遠超蓋世太保和克格勃），但畢竟，這都不妨礙他們 借懷念過去公開表達對現實弊病的不滿。
沒有柏林墻的時代，如果他們羡慕繁榮，或者他們只想發泄不滿，至少他們不會有失去自由乃至生命之憂，打開門，過去就是了。
梅兆榮，《南方周末》
中國駐西德最後一任、德國統一後第一任大使梅兆榮：我當時寫了一份電報，就是說東德地區，在蘇聯的支持下，采取防衛的措施，主要目的是爲了防止大量的逃亡。
東德培養的大量成熟技術人員紛紛外逃到西德，他們不是一般的老百姓，都是東德的精英，這無异于大動脉出血。
從民主德國來說，當時它把這堵墻叫做"反法西斯防衛墻"，西德方面把它稱作監獄墻，說東德像一座監獄，這墻是爲了防止老百姓逃亡。
西德的宣傳比較成功。東德自己的電視臺，老百姓看的都不是很多，看的都是西德電視臺，因爲80%東德地區都可以收看西德的電視，安一個天綫就可以。東德老百姓沒有機會出去，迫切想瞭解外界。
開始的時候，東德曾經采取干擾措施，但後來管不了了，也不管了。
首先是經濟利益，那邊生活水平高，還可以自由旅行。也有政治上的因素，西德的言論自由當然比東德强得多。東德采取了很多限制人民的措施，當然它處在冷戰前沿，很多做法也是爲了保護自己的安全。
柏林墻倒塌事件，實際上也不是這個墻倒下來了，而是拉開了口子。不只是在1989年11月9號，實際上更早一點已經拉開口子了，比如奧匈邊界開放，大量東德人從那裏涌入西方。這對從東德內部民心浮動産生了重大影響。
11月9日，大柏林市委書記已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可以開放東西柏林邊界。老百姓聽廣播直播後，都往邊界上沖，連警察都不知道，他們沒收到通知，一聽廣播是這麽說的，警察也傻了，只好放，結果一下子成千上萬人往西柏林沖，就這麽把口子拉開了。
當然緊接著之後，還是有過渡階段，需要辦手續有序地去西柏林，不能直接沖過去。但是口子拉開以後，很多細節是非常微妙的。可以肯定的是，東德的黨和政府的領導看來是內部已經動搖了，不能公開放邊界，否則民意爆炸了。當時很多地方有示威游行，內部控制不住，它需要一個出氣孔。
不過柏林市委書記、東德統一社會黨政治局委員沙博夫斯基爲何會突然宣布柏林墻要開，至今仍是個謎。
到柏林墻倒塌時，應該說已經可以預見到民主德國可能要滅亡。
柏林墻打開口子，就這麽幾個月的時間，就像决堤一樣。1990年自由選舉後，其實東德內部已經發生變化，等于是一場顔色革命。
我們曾非常羡慕它，覺得東德比我們發達。但後來我發現，東德與我國很大不同。比如搞計劃經濟，東德做零部件都是規定數量的，我們還是從大方面計劃，沒有像他們那樣機械，那樣僵化。東德完全是蘇聯模式，而中國和蘇聯有很大不同，比如在發展經濟方面優先順序就不同，中國第一位是農業，其次是輕工業、重工業，軍事工業是最後一個，蘇聯是優先發展高級軍事軍工，然後重、輕工業，最後是農業。
德國剛剛統一時，有人認爲東德是社會主義國家，有點複雜的心理，有點可惜，但是我當時覺得，這是一個外國的事情，沒有什麽可惜的。當然從德國人來說，是件了不起的成就。西德政府抓住了歷史性的機遇，以其經濟實力，實際上兼幷了東德。蘇聯戈爾巴喬夫把東德視爲包袱，拱手讓給西德，企圖以此換取西德的財政支持，幫助蘇聯發展經濟，美國的老布什在得到德國保證的前提下，爲了削弱蘇聯的戰略空間，而支持德國統一，所以，儘管英法有反對，但統一趨勢還是不可逆轉。
比如建立貨幣聯盟，以西馬克代替東馬克，等于在東德的經濟動脉中給它換血。當時一個西德馬克可以換8到10個東德馬克，但官價是1∶4，聯盟建立後，東德人可以以1∶1的比例換取規定數量的西馬克，等于他們多發了一筆財，買很多東西，把西德舊車市場都買光了，一輛奔馳舊車才兩三千個馬克。這麽一來，西德的財政支付很大，而東德的企業則一下子全垮了。
這個措施，對加速統一作用很大，從政治上可取，經濟上不可取。
西德人特別是政界的一些人，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的。這讓東德老百姓怎麽感覺？東德的官員幾乎都被清洗，主要領導人都是西德的。據我所知，目前德國外交部，原東德外交部的人員不到10個。
由于東部地區經濟沒有相應地發展，失業率比西部地區幾乎高一倍，東德很多年輕人都往西邊跑，剩下老人很多。社會上很多年輕人沒有精神支柱，所以光頭黨等等這種社會現象也出現了。
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也不習慣，一下子接受不了。特別是老年人，他們感到自己是失敗者，一輩子全部被否定了，心理不平衡。
消除這種隔閡不是一兩年的事情，可能是一兩代人的事情。
Simon Sturdee，《每日電訊報》
在普雷羅，這個曾被共産主義統治的前東德小城美麗宜人的海灘上，今年六十四歲，全身上下一絲不挂的尤杜•舒馬赫堅持認爲，"這件事情與性無關"。
"裸體走進水中暢游，用不著穿著潮濕的內褲，如果經歷過這一切，你就會知道那種感覺有多麽舒適和健康。而且，如果你能忘掉自己光著屁股這個事實的話那就更棒了"，今年八月份，他曾對法新社表示。
"Freikoerperkultur"（德語：釋放身體文化），簡稱FKK，這種運動曾經在對公民生活的其他方面有諸多限制的民主德國非常流行，相形之下西德就遜色不少。
即便二十年前的十一月九日柏林墻倒下之後，這一習俗依舊强大，甚至還吸引了來自大批來自西德的忠實追隨者趕來東部的海灘。
在民主德國時期，由于生活中其他的方面都受到嚴密的管制——沒有言論自由，很少有旅行自由，斯塔西秘密警察對公民的監視——FKK是一項人民罕見可以充分利用的自由。
"這是很少的幾項自由之一"，來自西部多特蒙德市的舒馬赫表示。"我可以感受得到，當時的人民會對當局這麽說：'別把我們的這個自由也拿走'"。
……當地五十三歲的博物館館長多麗絲•佩格爾回憶說，在民主德國時期，這裏有兩千五百名邊防軍士兵，七十座瞭望塔，還有許多探照燈、鐵絲網、巡邏艇以及雷達，所有這一切都讓人確信沒有誰能經由海路逃往西德或丹麥。
划船甚至衝浪都被絕對被禁止。但有一件事情是被允許的，人們可以在普勒羅當地瞭望塔的眼皮底下，以及這個共産主義國家的所有海灘和湖邊大膽的去做，那就是盡情享受FKK。
不僅被允許，而且還縱容他們這麽做，因爲每到夏季會有許多人聚集到海邊嘗試FKK。比如普雷羅，它是民主德國最早的裸體主義營地之一，這裏的海灘上需要大量帳篷。
然而，當民主德國建立之初時，政治局曾將其視作納粹餘毒，認爲它是一種危險的小資産階級墮落作風，柏林的布裏斯托爾大學現代史講師喬西•麥柯萊倫對法新社表示，他曾對這一現象有過研究。
普雷羅發生的事件無助于打消這種疑慮，當時裸體主義者們會在晚間聚集在那裏的海灘和沙丘中，戴著非洲式的頭飾，用牙膏塗抹身體部位，舉行放蕩的"喀麥隆聚會"。
1950年代，內務部把裸體主義稱作"我們勞動人民天性和健康感受"的一種威脅，當局試圖消滅FKK。
不過，在裸體主義者當中有許多人是黨員、警察甚至法官，他們抗議說，"玩FKK"跟做一個好共産主義者幷不矛盾，而且裸體主義是不分性別的。
"在這裏，婦女不再是被追逐的對象，她是你的同志，這兒沒有挑逗你的比基尼"，麥柯萊倫引用了1966年當局對裸體主義者一次調查中的話。
人們的普遍抵觸很快讓當局的態度得以軟化，到1960和1970年代，FKK幾乎已經成爲一種國民消遣，它甚至得到了當局的鼓勵。
除了前南斯拉夫的克羅地亞海灘之外，它在東德所收到的歡迎遠多于西歐和東歐集團的其他國家。
這是因爲，雖然這個國家可以容忍裸體主義，但却禁止任何形式的裸體主義組織。這種邏輯讓FKK更加受人喜愛，因爲人們可以僅僅是嘗試一下，而不必事先加入一個俱樂部。
甚至還有這麽個笑話："兩個以上的民主德國公民在一起叫什麽呢？是非法集會還是裸泳？"
1989年，當柏林墻倒下時，多利絲•佩格爾還在西德，她回憶起當時自己給普雷羅的家中打去電話，人們告訴她說，從這裏到民主德國的所有地方，人們都跑出來慶祝。
"人們告訴我，''他們正在普雷羅的海灘上衝浪"，佩格爾說。
1990年兩德統一之後，許多事物潮水般涌入東部，但某些"西方人"游客對裸體主義過分拘謹的態度在這裏不太受歡迎。
結果就是努力移風易俗，幷把海灘和湖泊劃分爲FKK區域和禁止FKK的區域。
不過，如今環顧普雷羅，雖然民主德國已經死去很久，但FKK的傳統精神却保留下來。
"大家都混在一起，因爲對人們來說這不是什麽問題。區域確實已經劃分出來了，但沒人真的介意它"，在普雷洛海灘上，六十六歲的裸體者英格如是說。
另外一位裸體者，六十六歲的律師維爾納•泰倫微笑著表示，自己曾到離家八百二十五公里之外的慕尼黑旅行，"目的是想去看看波羅的海，而不是去裸奔"。
石扉客，《南都周刊》
對話艾波曼
南都周刊：……公民在參與政治反對運動的時候，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麽？勇氣、信仰、還是非暴力或者其他什麽？
艾波曼：非暴力對于我們來說更像是一個首要的戰略，在1953年的時候，東德的反抗運動曾經遭到過蘇軍坦克的鎮壓，根據當時的經驗，我們得出一個教訓，那就是面對暴力我們只能用非暴力的辦法，而且我們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采取的是非暴力的原則。
在東德最後的時候，之所以東德當局沒有能够鎮壓，其原因是電視畫面上，反對派的人的手裏面都是舉著蠟燭，面對著他們的則是荷槍實彈的士兵。那時候全世界都在看著。如果在那種情况下，政府還要鎮壓的話，再用坦克來對付蠟燭的話，他們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援助了，因爲他們自己也知道東德當時的經濟狀况是非常糟糕的，非常依賴于西德。
在東德當時有一個情况，特別是經過了1953年6月17日的鎮壓之後，一直到1989年柏林墻倒塌前這段時間當中，我們看到東德這個政權已經是一個沒有自我改革能力的政權，也就是說它幾乎是沒有任何希望進行自我變革了。和經濟情况一樣，當時的自然環境也不容樂觀，很多河流污染得非常嚴重，水上都泛著化工廢料的泡沫。
但我們很多人都是有家有孩子的，所以我們就在想，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的後代至少能够活得比我們這一代人要好一點，那麽這個社會必須要進行一些改變，這個社會必須要更開放、更人性、更自由，更多姿多彩一些才可以。
馬丁•路德在十六世紀的時候曾經說過一句話——如果地球明天就要毀滅，我今天還要去種一棵蘋果樹。那麽如果我們還想讓我們的後代過上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日子，我們就必須要做點什麽，必須由我們來種這棵蘋果樹。所以我們的動力其實就是責任感和希望。
當然，有一個讓人感到非常壓抑的事實是——要種這棵蘋果樹的代價是很大的，我們很有可能會因此死掉，我們更可能自己看不到成果——最樂觀的打算是可能是我們的兒子輩，或者是孫子輩才有可能看到這棵樹開花結果，而我們自己是經歷不了的。
但是如果我們不做，那麽整個這件事情就要再推一代，我們的下一代才開始去種蘋果樹。也許他們也會覺得沒有希望，他們也可以用和我們同樣的理由不去做，那就徹底沒有希望了。總得有人去做，所以我們就做了。
經過這20年，我可以非常高興地來講，不光是說我的兒子他們吃到了蘋果，我也吃到了蘋果。
用哈維爾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來講——希望不是說看到一個事件會成功才去做，而是說這件事情是必須要做的事情，那麽我們就要對它抱有希望的去做。
南都周刊：……背後，是面對政權和國家機器的巨大恐懼感。在柏林墻倒塌前的二十多年中，您在從事密集的政治反對活動生涯時，如何去克服這種恐懼？
艾波曼：說到恐懼，我當然知道，我畢竟是個小小的人，我不能長時間站在大雨裏面，早晚我要被澆濕，我可能就完蛋了。所以我就開始去找有沒有同道，有沒有支持我的人。我還要去找雨傘，看有沒有人能給我撑一把保護傘。
我首先在教會裏找到一些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他們支持我的觀點，而且在很多時候也幫助我。另外，我去找國外的政治家，和他們取得聯繫，他們到東德的時候，他們的每一次對我的拜訪，對我來說都是需要的時候的一把傘。
另外，我還和西方的很多記者建立了聯繫。因爲當時東德有個特別特殊的情况。90%的東德民衆都是通過西德的媒體來瞭解情况，他們獲取信息是通過西德媒體，不是東德媒體。所以我們當時不管是搞藍調彌撒，還是搞紀念彌撒，我們都很清楚，最晚到當天晚上，全東德的1200萬人就能够通過西德電視知道我們做了什麽，
另外一個特別情况，我是在教會工作的，也就是說我的工資是教會給的。當時在東德的教會裏面大概有幾千名我這樣的人，相對于1700 萬的東德民衆來說，這算是個不小的數字。我當時考慮過，如果他們要是把我抓了會有什麽樣的情况。我想，如果把我抓了，教會還是會付我的工資，我的太太孩子生活還有保障。相對于那些在教會之外工作的人，比如一個工程師或者老師，他如果被抓了，那麽他所在的單位很快就會停發他的工資，整個家庭的生計就會受到影響。也因爲這一點，很多在國家企業工作的人如果想表達意見，我們就成了這些人的代言人。
在東德已經倒臺五年之後，我在斯塔西看到了他們的秘密檔案。這個時候我才知道，斯塔西好幾次策劃，想要暗殺我，可是我當時幷不知道，我當時只是以爲他們頂多是把我關起來，或者不讓我在我父親過生日的時候去探望他，或者是給我在學校的孩子製造些問題，我從來不知道他們真正試圖要除掉我。
我想恐懼是人之常情，我今天想要說的是，如果我當時就知道這事情事關生死的話，我可能會更害怕，我現在也不好說是不是還願意做出當時那些事情來，想起來後怕。
南都周刊：在一次接受訪問時，你提到過第三帝國時期慕尼黑的反納粹"白色玫瑰"運動，我注意到近幾年德國一直有電影在記錄這個運動。在反納粹和反極權統治的兩個歷史階段，政治反對者在社會組織方式上有什麽區別嗎？
艾波曼：我覺得首先的區別在于納粹時候的反抗組織成員很廣泛，有很多是學生，還有軍人，也有工人；但在東德這個時代就不是了，其實全東德有1700萬人，根據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的記錄，當時參加反對運動的在全東德大概也就幾千人，真正的核心是700到1000人。其中有教會的人，但沒有學生，我想不起來有學生，工人也很少，更沒有軍人。因爲對于他們來講，如果參與進來就相當于學業和事業的終結。除了教會的人以外，大概還有一些社會上不同的人。很多人都是我們邀請到教會來參加活動的，人幷不是很多，但最後也成就了這個事情。
南都周刊：走上街頭的人數絕對比例是如此之低，那麽這種勇氣和抗爭是如何傳導給大衆幷形成蝴蝶效應的？您剛才也提到東德人民從西德的媒體那裏獲得了很大幫助，這是否意味著20年前導致柏林墻的倒塌的諸多原因中，信息的自由流通成爲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艾波曼：的確如此，85%——90%的東德民衆都是看西德電視的，所以他們非常知道西德的人做什麽、穿什麽、怎麽工作的。這一點很重要，因爲每天晚上看西德的電視節目，就引起了東德民衆長期的思考。他們都在問自己，西德的人過得比我們好，難道是比我們聰明？比我們能幹？還是比我們更辛勞努力？答案當然是 ——不是，我們是一樣的人。
那麽如果追究原因的話就只有一個答案，那就是，他們生活的條件不同，他們的整個社會框架和我們不同，那個社會更開放、更自由。所以呢，人心思變。當時像我們這些積極推動變革的人和這些廣大的思變的老百姓一起結合一起來走上街頭的時候，小規模的運動就成了有上百萬人參加的運動了。
有一次一個南韓的人問我，南北韓的問題怎麽解决。我當時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說如果你們能讓北韓人每家都有一部電腦，都有電視，能够看到南韓的生活，人們自動就會想，爲什麽他們的生活要比我們這邊好得多，人心就會思變，後邊的事情就好解决了。
如果只是抽象地去談集權和民主社會，很多人可能對這個一點都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非常具體的東西。如果人們能告訴他們，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能够讓人生活的質量發生什麽樣的變化，你有多少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幷且把它非常具體化的時候，人一定就會在變。
幾年前，我曾經去俄國，距離莫斯科越遠，越偏僻的地方，這些人就會越閉塞，我本來是希望和他們講民主自由社會的好處，但沒想到那些人甚至和我說，勃列日涅夫時代我們過得比現在還好。看來在信息閉塞的情况下，沒有對比的情况下，要和他們說清楚這些就很難。所以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何等重要，我想這也是20年前柏林墻終于被拆除，東德政權終于倒臺的重要原因。
南都周刊：我注意到您多次强調政治是講道德的，而傳統的理解認爲政治總是和利益相勾連的，那麽在漫長的從事反抗運動的時期裏，您和您的同事是否渴望或考慮到具有道德勇氣和歷史責任感的當權者的支持，比如相對克倫茨可能要開明一些的沙博羅夫斯基。有過這種人的明示或暗示的支持嗎？
艾波曼：我曾經渴望過。在東德的社會當中也有過一些開明的人支持我們的行動，但不是在最高層的政治人物，而是社會上比較受尊重的一些人士、作家、藝術家等等，比如說約爾根•福克斯（Juergen Fuch）。
在中央委員會裏面，大概只有一個人——維爾納•蘭博爾茨（werner lamberz）。這個人是比較開明的，希望政治上能有一些變革，曾經一度被看做當時的東德共産黨總書記昂納克的接班人。但是後來他在一次去利比亞訪問的時候，直升飛機出事故，莫名其妙地死了。大概在7、8年前，我還給利比亞政府寫過信，想要調查這件事情，看這件事情是不是昂納克或當時斯塔西的頭目幹的。很遺憾到現在爲止，這件事情一直沒有查清楚。
從東歐其他國家來看，只有蘇聯出現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這種上層改革派，但是當時他們有上千人走上街頭去支持葉利欽，保護戈爾巴喬夫，才出現了這個變革。
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是出現了政變，其他的東歐國家是老百姓走上街頭最終把政府推翻了。走上街頭的人，實際上不過是老百姓中的10%，就已經具有這樣的力量。所以只能是說，我希望是有體制內的開明力量的，也一直希望能够找到這樣的人，但在整個東歐這些國家當中，除了俄國之外，這種希望都沒有真正結出果實來。
南都周刊：在柏林墻倒塌以及東德政權垮臺之前，您和您的同事們是否有過預判，曙光會這麽快的到來？
艾波曼：我沒有想到這麽快。當時我們一方面抱著很强的希望，因爲我們看到自己堅持不懈的努力的確帶來了成果，越來越多的人走到同一個行列當中去了。比如說，揭露東德選舉中的舞弊，和西方駐東德的很多記者的公開接觸等，在短短的幾年中，我們的確做出了很多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可是從另外一個方面看，我們也看到一些不祥的例子，比如遠東的鎮壓等，當時東德政府也非常强硬，他們對外傳達的態度就是我們是决不會改變的。儘管說波蘭在那一年前，就已經有比較自由一點的選舉了，可是東德當時非常强硬——我們絕對不會。我們已經看到，在共産黨的陣營當中，在歐洲比如阿爾巴尼亞、東德是堅决不肯改的。這些又給我們帶來了一種無望的心態。
這種希望和無望的心態互相糾結在一起，我記得哈維爾當時也跟我說過，如果東德政府再存在10年的話，這10年中你要有多少年關在監獄裏啊。當然，事情後來整個發生了變化。這個我們當時的確沒有想到。
南都周刊：在20年前東德政治演變的過程中，我想軍隊的態度應該是無法回避的重要環節。東德的軍隊以前是忠于黨的，現在要轉爲效忠國家和憲法了。我知道您曾經做過6個月的國防部長，而您以前是個從事政治反對活動的牧師，您一天之間要從政治反對者變成政權的分享者了。您當時是怎麽處理這兩種轉化的？
艾波曼：你知道我年輕時服兵役的時候，因爲拒絕宣誓被關了幾個月，因爲東德是要求士兵要絕對地服從命令，如果覺得有些事情是違反人權了或怎樣，可以事後提起質疑。而在西德的部隊中不是這樣的。西德的軍隊也有服從命令的這條規定，但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如果一個士兵得到上級的一個命令，如果他認爲這個命令是反人權的，是踐踏人的尊嚴的，他必須要拒絕這個命令，而且他要去告他的上司。
這兩者之間就出現了很大的差异。我當時爲什麽要拒絕宣誓呢？就是說作爲一個德國人，一個經歷過納粹，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這段歷史的一個德國人，我絕對不能宣誓說，不管你是誰，只要你給我命令我就接受。
在1990年的3月東德進行了唯一的一次民主選舉，當時德.梅齊艾（Lothar de Maizière）是總理，他來問我，我當時是民主啓蒙党的主席，他問我要不要當國防部長，我說，如果要我當，我就當負責裁軍的國防部長，因爲我對軍隊的內部生活不瞭解，對怎麽打仗更不清楚，但我知道怎麽裁軍。
從1982年2月開始我和東德的羅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mann）一起寫了一封呼籲信，討論裁軍和如何維護社會和平的問題。你知道當時全世界正在進行軍備競賽，而且不斷地在向核武器的方向發展，所以一直到東德解體，這7、8年當中，我一直都在關注這個問題，而且建立了很多致力于研究裁軍和和平問題的NGO組織。現在看來，這也算是一種巧合的組織準備吧。
另外，我做了18年的牧師，我想我能够大概知道別人的心裏面有一些怎樣的結，怎麽樣解開這些結，這些我想我能做到。
作爲一個牧師，我想我非常理解當時東德部隊裏的這些軍官的想法，對于他們來說，他們所歸屬的那個黨，他們大概99%的人都是東德共産黨的黨員，這個党現在已經是徹底沒有勢力了。他們曾經設想的仕途已經終結了。他們從前想的是早晚有一天，到了一定歲數會載譽還鄉，現在這些都成了黃粱夢。
我想我非常理解他們這樣的心情，我也盡我的努力去幫助他們。一是幫助他們在一個重新開動的德國社會裏面，重新站起來去接受一些轉行的培訓，國家提供一些資金，讓他們轉行。另外一些人可以進入西德的部隊。我也和西德的政府談，看西德的部隊能不能接收這些士兵，最後有11000名東德士兵被納入統一後的聯邦德國國防軍。
這個問題最後必須强調的一點是，在2005年的時候我從一個朋友那裏得到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我這個朋友原來是東德共青團的頭，在東德的時候我們幷不認識，後來東德結束之後才認識的，現在已經成爲朋友。我從他那裏得知，東德在最後一届中央委員會還存在的時候，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都不是軍人，但每個人櫃子裏都有一套軍服。這說明他們曾經考慮過，如果到了政權的最後關頭，他們沒有辦法了的話，就搞軍事集權。
這個想法讓我覺得十分可怕。所以我後來一直都在推行一個主張——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國防部長（這個稱謂也不同，甚至有的國家還叫戰爭部長），一定要文職，不能穿軍裝，而且一定要是和平主義者。我想即使這樣，可能到一定程度，他可能還是會下令去打仗。不光是集權國家，在民主社會裏也有，政治家如果太早地覺得自己走投無路了，可能會選擇使用武力，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
南都周刊：我知道您多次强調德國經驗，强調需要成立調查委員會清算歷史罪行，公布檔案，讓民衆知道真相。我想很多國家在完成現代政治演變後，未來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當然，很多人反對這個做法。有聲音認爲，不要縱容但是也要寬容；還有聲音認爲，徹底的清查會導致局勢陷入混亂，歷史宜粗不宜細，應該團結一致向前看。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
艾波曼：德國的做法是成立了調查委員會，他們這個委員會的特殊性是它是一個真相調查委員會。
柏林墻倒塌3年後的1992年，德國議會第一次宣布建立這樣一個委員會。它的區別在于有三分之二的成員是議員，三分之一的是科學家和研究人員，他們是由各個黨派來推選的，比如最大的黨——社民黨還有基民盟等，每個黨派可以推薦兩個，其他的小黨各推薦一個。由所有的人組成這樣一個委員會，所有的成員都有同樣的投票權。這是爲了防止政治家在投票的時候，特別是評價調查結果的時候，從本黨的利益出發進行評價，有時就會有失客觀。
1992年——1994年是一次調查，1994年到1998年又延長了一次調查。這兩次我都擔任主席，我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整個記錄全部都收集在檔案當中。第一期的時候已經出了18本文集，第二期出了14本文集。這些文集現在都已經被德國的很多大學收藏。所以現在研究這段歷史的人，他要是做真正的學術性的研究，都會去查這些資料的。
在當時成立這個委員會的時候，只有一個黨反對，就是東德共産黨，他們的論調和你剛才說的很像，認爲調查真相會導致混亂。在民間也有人反對，比如他們認爲有很多酷刑的報告太可怕了，還是不要讓人看到爲好。
但是當時聯邦議會做出了一個决定，就是說我們要能够面對歷史，而且要理解受難者的苦難，所以還是要把它公布，但公布的範圍主要是涉及到斯塔西等秘密警察的檔案，這樣可以讓任何一個德國公民都能够查詢自己的歷史。
這樣的公布檔案會不會引起社會上的混亂？我舉一個例子，在東德有一個城市叫哈勒（Halle），當時曾經有一份小報沒有打招呼，忽然有一天就公布了100個東德斯塔西以前的綫人名單，有他們的代號、真名實姓和家庭住址。當時這份報紙出來以後像炸彈一樣在喀勒這個城市就炸開了。但是，值得慶幸的是，這100人中沒有一個人被打，或者車被砸，家被燒，或者是受到侵犯。也就是說，人們的很多擔心實際上不必要的。
反過來講，對社會很重要的一點是讓受害者能够說出他們的苦難。
我在這些年中，見過很多以前的受害者，比如1953年6月17日東德反抗運動中被關押的犯人。他們在被釋放的時候，無一例外都被警告，如果你要敢把在這裏發生的事情說出去，那麽你就會被再抓回來。所以這麽多年他們都沒有說，也不敢說。這些事情經過40年之後，他們才開始傾訴那時候的事情。對于這些人的心靈健康來說，無疑是一劑非常好的良藥，也有助于他們卸下重負，對于整個社會來講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我想說的是，如果東德共産黨能够真正面對自己的歷史，能够檢討一下自己在歷史上到底有什麽錯誤，這實際上對于他來說也會帶來福分。
德國如果沒有真正面對自己納粹的那段歷史，比如1933年到1945年的這段歷史，他不可能修復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如果我們沒有能够檢討我們的父輩、祖輩，我們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的話，現在的德國在今天的國際社會中也就得不到承認站不住脚。
我也想過，很多國家也有類似的事情，談近期的事情當然對當權者會比較困難。但如果能從稍遠期的歷史開始反省和清算起，肯定有些人會因此丟掉他的職位，但整個社會的仇恨會得到極大的緩解。如果大家開始一個一個地反省這些歷史問題的話，可是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會是一種心靈的釋放，這個世界會安寧得多。當然，在每一個歷史事件中，都有一些直接參與的一些人，他們是要付出責任的，可能會丟掉工作，但這也是他們自己的選擇造成的。這個問題事涉真相和責任，無關寬容與縱容。
南都周刊：我昨天去采訪了洪堡大學教授、《朗讀者》的作者施林格，他的觀點和您基本上一致，就是絕不寬容，一定要有真相。但我理解您說的真相調查委員會，使命和目的是調查和揭示真相，是對歷史負責，而不是懲罰意義的清算，更不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偵察和起訴歷史罪行的組織。德國經驗對歷史的反省僅止于此嗎？
艾波曼：當然不是。揭示真相的調查委員會僅僅是第一個層次。你說的這個法律意義上的偵查和起訴的機構也有，這是第二個層次。比如柏林有一個大的檢察官，他帶領了一個檢察官調查小組他們負責處理調查過程當中民衆提出的起訴。這些檢察官都是從各個聯邦州調上來的，這也是議會通過的。
在這段時間裏大概有上千個起訴，真正進入調查程序的大概有幾百個，到最後，上庭的可能不到一百，而且其中80——85%都是緩期了，真正判刑關押的非常非常少。
當然一些受害者也不滿，覺得這些人沒有得到懲罰。可是法庭審判的時候有一個原則，就是說這些人的確是他們做了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下當時東德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違反了，只有這樣的話才判。
如果只是從法律上進行清算，老百姓肯定會覺得非常不滿。因爲受到懲罰的人數太少了，所以德國對這段歷史和政治上還有一個清算，這是第三個層次的清算。
具體做法是，在兩德合幷的時候，當時是西德的科爾政府和東德的德.梅齊艾政府有一個合約。其中規定，斯塔西（國家安全部）的人不能當公務員，這裏面包括教師、警察等等。但真正執行比較嚴格的就是聯邦國防軍，因爲這是屬于聯邦機構，其他不管警察還是海關或是老師，都是屬于各州的，在執行聯邦法的時候有自己的空間，有的地方嚴格，有的地方不嚴格，因此出現有的人還是當老師了。
現在的情况是，當時簽合約的時候，留下了一個漏洞，只考慮到在東德爲國家安全部工作的人，沒有考慮過被東德國安收買的西德綫人。比如說他們經常滲透西德的國會以及警察，這些幹下了肮髒的勾當的西德綫人以後怎麽辦？難道他們不應該受到懲罰嗎？但要整個對過去60年的西德公務員做一次調查又是不可能的。對這部分人我們當時沒有考慮到，他們成了漏網之魚，非常遺憾。
但總的來說，如果和1945年之後德國清算納粹政權相比的話，我認爲這次清算更深入，範圍更廣，一直持續到現在。
必須强調的是，德國的這個經驗在整個東歐和中歐來講都是唯一的。因爲只有德國有兩個德國，而且在當時斯塔西還沒來得及銷毀他們的檔案，很快就被接管了，這個和其他的國家都不一樣。其他所有國家只是把共産黨最高層給換了，第二層就沒有動，到底下就更沒有動了。很多人30年都還一直掌權，當然不會把自己交出去了，這也是造成清算非常不完善的一個原因。
原東德邊防軍上校君特·雷奧的抱怨
……20年前，雷奧的任務，就是看著這堵墻以及其他東德邊境。他轄下的士兵，每60到80個人負責看守10公里長的邊境，每次值班時間是8個小時，全年無休三班倒。
雷奧回憶，大致每10公里長的邊境每年能抓獲60個偷越國境者，其中他的部隊大概能抓獲20個人，剩下的40人由警察和憲兵部隊等來完成。他已經無法準確回憶起他的邊防部隊抓獲的偷越國境的總人數。只知道除了被當場擊斃的外，被抓獲的偷越國境囚犯，一般會送到監獄囚禁。
更離奇的是，相當一部分囚犯，最後會被西德用錢贖走。原因是那時的東德已經越來越依賴西德的經濟援助，而西德政府和民衆也自認對這些翻越柏林墻的受難者負有道義上的義務。
在雷奧上校的記憶裏，就這樣從監獄裏被買到西德的囚犯，前後有好幾千人。"我們辛辛苦苦抓進來，他們高高興興賣出去"，他至今無法理解這種做法，覺得如果僅僅是出于經濟考量的話純粹是荒唐的邏輯。
……這年的11月4日，東德出現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示威活動，將近一百萬東德市民走上街頭……
三天以後的11月7日，東德政府部長會議全體成員辭職。再過了一天，11月8日，東德共産黨政治局全體成員辭職。同天選出新的政治局，克倫茨取代統治了東德近20年的昂納克當選新的總書記。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幷未因此而中止。
11月9日，政府幾乎處于癱瘓狀態，在頻繁抗議的亢奮中突然失去目標的東德，不知該如何度過這一天。
實際上，從這天開始，剛剛改組的東德政府中央委員會即開始萌生想法，希望有計劃的放鬆對東德人民出入邊境的旅游限制，以舒緩壓力。因爲在此之前的半年中，萊比錫等地聲勢浩大、此起彼伏的抗議活動中，呼聲最高的也是推倒柏林墻。
就在11月9日的晚上，局勢開始陷入混亂。造成混亂的原因，是當天晚上六點多的一次例行記者招待會。東德共産黨中央當時實際上的第二號人物，政治局委員兼柏林市委書記沙伯夫斯基，在宣讀完一份東德政府簡化公民出境辦法後，一位意大利記者舉手，問這個辦法什麽時候開始執行。沙伯夫斯基想了一下說：據我所知，會很快，不會拖延。記者們立即將這句話理解爲柏林墻馬上開放，迅速將這條消息播發了出去。
到現在也無法弄清楚沙伯夫斯基是故意而爲，還是口誤所致。唯一能肯定的是，就在此刻，歷史借助沙伯夫斯基的手，輕輕撥了一下東德行進的羅盤。
當晚7點，看到新聞的東德民衆在狂喜中相繼涌到柏林墻邊，但此時雷奧和他的部隊幷沒有接到任何關于開放邊境的命令。于是勃蘭登堡門前的挑釁行爲越來越激烈，民衆在試圖推倒柏林墻。他的士兵和下級不斷向他報告，而他也只能不斷向他的上級報告。但是上級聯繫不上，沒有人接聽電話，甚至沒有人知道沙伯夫斯基剛剛做出了一個什麽樣的决定。上校後來才知道，大領導們那時都在開政治局會議。
上面的聲音消失了，人群却如潮水般越來越多的聚集在柏林墻邊。在這種完全失控的局勢下，雷奧承認當時非常猶豫，但他最終决定放弃使用武力，命令他的士兵不要開槍，打開了部分邊境哨所，除了勃蘭登堡門——沒有斷然開槍，這也是他後來一直引以爲豪的地方。
……1990年10月3日，東德正式宣布加入西德。就在兩德統一的4天前，雷奧也接到了解職的命令，剛滿50歲的雷奧上校從此脫下了穿了31年的軍服，驟然失業。
與解職相伴的是，上校收到了一個價值280馬克的便携式收音機作爲禮物。"對我來說，31年國家服務之後，只拿到了280馬克！"雷奧提起此事便非常惱火。
按照當時東德延續下來的政策，滿50歲的人可以領取退休津貼。這個陷入失業的前邊防軍上校要在5個月後才滿50歲，然後才能從統一後的德國政府那裏領到1200西德馬克。
于是他選擇先去一家超市工作，打了18個月工，他拿到了1300馬克。而之前他作爲邊防軍上校的工資是月薪2000馬克。
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不僅如此，在這幾年裏，雷奧還常常被要求作爲證人上法庭作證。作證的對象是他的部下，當年開槍打死翻越柏林墻東德民衆的邊防軍士兵。
……1962年8月17日，18歲的東德人彼得•費查試圖攀越柏林墻，被東德邊防軍士兵開槍射殺。柏林墻東西兩邊的人民都看到了他中槍，在場的西方記者記錄了這個事件，費查成爲第一個因試圖翻越柏林墻而被射殺的人。現在柏林所有紀念柏林墻的博物館裏，都可以找到這個年輕人的大幅照片。
……但雷奧上校還是同情他的被推上法庭的士兵，他覺得他們只是在忠實地執行命令。他沒有想到幾年後，自己也被推上了法庭，送進了監獄。這個前邊防軍上校覺得不公，因爲他也僅僅是執行命令。
……十年後在這間越南餐館裏再次面對記者時，雷奧的强硬態度有了一些改變，他終于開始承認對這些死者感到內疚，但又認爲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是邊防軍軍官，也是黨員，東德政府頒布的法令，得到了我內心的認可。我服從這些法令，幷以此來培訓我的士兵，我們一起來執行法令，我們有什麽錯呢？"
……對那個解散了東德軍隊的裁軍國防部長艾波曼，這個老軍人不屑評論，他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略帶輕蔑的說，"你想想，一個牧師怎麽可能有資格做國防部長呢？"
……2000年2月到9月，雷奧和沙伯夫斯基在同一個監獄裏一起呆了7個月。他也試圖去問過這位昔日大權在握的二把手，在那個要命的關口宣布立即開放邊境，究竟是一時的口誤，還是故意而爲。
"他反問我，你覺得這是我一個人所能做出的决定嗎？"
……他幷不忌諱接受媒體的采訪，因爲"只有越公開談論，越能瞭解和理解這段歷史"。但他抱怨媒體幷不願意多報道他的觀點，"曾經有三個拍攝柏林墻的紀錄片攝製組來采訪過我，最後片子出來却只用了我兩句話，不到5秒鐘。"
這種裁剪和遮蔽，使得他對媒體的態度慢慢變得心灰意冷。他承認如果不是考慮到"你是來自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記者"，他也不會再接受媒體采訪。即便如此，他也會在采訪開始前警惕地詢問記者對東德的看法，甚至也關心其他普通中國人對東德的態度。
儘管從來沒有去過中國，雷奧還是固執地認爲希望在社會主義中國，因爲"只有中國才可能對抗美國，成爲世界的另一極"。他表示完全同意老領導克倫茨的看法。這個昂納克之後的東德統一社會黨中央總書記，後來也被審判，在監獄裏接受過中國記者采訪時表示"希望中國繼續把紅旗打下去"。
20年後的現在，雷奧終于開始承認，柏林墻倒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他堅持認爲時間上不成熟，因爲"現在看來，東德和西德人的腦子裏還是有一堵墻。"
"從原則上，我還是習慣認可東德，即便控制傳媒和言論自由這種有點過分的做法，目的也是爲了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權，爲大衆謀利益。那時的法律和黨章裏也都是這麽規定的。"這個總是不忘强調自己黨員身份的老人，在用兩柄叉子笨拙的挑起越南牛肉粉塞進嘴裏後，用簡短而堅定的語調說道："別忘了我是一個黨員，党總是正確的！"
和現在相比，雷奧還是更願意懷念20年前的時光。"那時國家給了我一切，包括教育、滿意的工作和舒適的社區。"10年前，面對《焦點》記者，他這麽回答。10年後，他還是這麽回答。
秘密監獄里的政治犯解說員
在早先東柏林的地圖上，霍恩施豪森監獄所在地是一片空白。即便是現在，從柏林市中心出發，坐地鐵S環綫再換電車，然後再步行一段，也要花上近40分鐘才能到達這個地方。在20年前，這個地圖上都不標識的地方，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所在，因爲這裏是東德國家安全部（斯塔西）最重要的秘密監獄之一。
自1951年斯塔西從原蘇聯軍隊手裏接過這個監獄以來，它通過18萬秘密警察織成的嚴密羅網，將被抓獲的政治反對者、偷越國境者等各類政治犯源源不斷地送到這個地方來。近50年來，這裏關押過近2萬名各類政治犯，包括東德异議人士Rudolf Bahro、作家Jurgen Fuchs、畫家Bärbel Bohley等著名政治犯。
這個監獄一共有103個囚室，120個審訊室。審訊室比囚室還要多，正是這個秘密監獄的一大特點。犯人送到這裏來，經過嚴刑拷打、審訊定罪和仔細甄別後，再分別轉送到遠離柏林的其他監獄。
柏林墻倒塌後，通過1989年11月底和12月的兩次大赦，政治犯們全部得到釋放。1990年10月3日德國統一那天，霍恩施豪森監獄正式宣布永久關閉。4年以後，這裏被辟爲專門的紀念館，用來紀念那些在東德極權體制下的受難者，每天有數以千計的游人來這裏參觀。
1966年出生在東柏林的尤裏查，因偷越國境被捕的時候是1984年，正好18歲。難以置信的是，尤裏查說，他14歲的時候就開始計劃著要離開東德，因爲自懂事以來，他和同伴以及家裏人看到的西德媒體，一天到晚都在說越境的事情。
尤裏查說，想逃離東德，是因爲他沒法想像他的一生會在一個封閉的國度裏度過。那個時候，沒有人會想到柏林墻會在幾年後被推倒。
尤裏查知道直接翻越柏林墻危險極大。所以最開始，他和同伴設想通過其他邊境離開東德。在塗林根附近的一個地方，他們找到了一處防守不太嚴密的圍墻。尤裏查開始想爬過去，馬上發現不太可能，墻太高了，而且釘滿了倒鈎。他的同伴又嘗試著想挖地道，隨即發現高墻下面是深不可測的混凝土，計劃也半途而廢。
于是他和同伴就砍倒一棵樹，希望把樹搭在高墻上面。但剛剛爬上這座"樹橋"，警報就響了。尤裏查在恐慌中逃躲到附近的一個村子裏。聞訊而來的東德邊防軍沒有找到他，却抓到了他的同伴。
在村子裏躲藏了幾天後，尤裏查改變了計劃，他認爲避開東德，先去匈牙利，再到奧地利可能會簡單一些。于是買了一張火車票到布達佩斯，目的地是匈牙利和奧地利接壤的一個邊境城市。到布達佩斯以後，尤裏查又買了張到那個邊境城市的火車票。
這時他犯下了一個錯誤，買了一張單程票。在開往這個邊境小城的火車上，查票的鐵路警察發現了這一點，瞪大了狐疑的眼睛盤問他，是不是想越境？
尤裏查當時的身份是技校畢業生。如果他堅决不承認，未必會被帶走。但他知道，這次至少是决不可能有成功越境的機會了。萬念俱灰的他突然靈光一閃，改口對警察說：是，我想越境，想離開這個該死的國家……尤裏查想起了他的表哥，一年前，他的表哥想通過北部邊境越境，失敗後投進監獄，後來就被西德政府從監獄裏直接買走了。尤裏查想賭一把能否有他表哥的運氣。
在這個小城被審訊了兩個星期後，尤裏查被帶回柏林，關進監獄。開始是單人囚室，然後換到另外一間約16平方米的囚室，和另外5個囚犯關在一起。
尤裏查說，其實這是他第三次試圖越境。
……在最終被西德政府買走獲得自由之前，尤裏查熬過了近一年的牢獄生活。
尤裏查幷不願意去過多回憶審訊的情况。對每個試圖詢問這個問題的參觀者，他總是習慣性的躲開目光，低下頭說記不清楚了。實際上他幷沒有受到任何刑訊逼供，開始的審訊也幷不是無法抗拒的痛苦，但他還是很害怕——牢獄生涯裏的恐懼，主要源自于精神上的折磨，"感覺這個政權可以對你爲所欲爲。"
審訊結束後就進行法庭審判，尤裏查被判一年有期徒刑，馬上被送到哈勒的監獄服刑。10個月以後的某一天，獄警突然打開牢門告訴他：收拾東西，你已經被驅逐出境——實際上他被西德政府買走了，他日日夜夜祈禱的好運氣終于來了。慶幸的是，那兩個和尤裏查一起因偷越國境被捕的難友，也碰到了和他一樣好的運氣。
作爲一個曾經的"行貨"，尤裏查至今都不清楚這場交易裏面的細節，他只是希望被買走。斯塔西决定誰可以被買走，但這場交易幷不是政府之間直接交涉。當時東德和西德各有一個類似律師事務所一樣的機構，由他們來出面操作，談判、選擇、出價等。
尤裏查只知道自己被賣了96000西德馬克。他聽說這是80年代的平均價格，70年代的時候會便宜一些。
尤裏查在西德讀完了大學。柏林墻倒塌、兩德統一後的1991年春天，他回到原來的故鄉。去年3月，他來到這裏故地重游，幷自告奮勇留下來做了導游和解說員。
霍恩施豪森監獄紀念館的管理員安德雷•考基弛說，紀念館現在一共有44個講解員，其中有35個是像尤裏查一樣有過坐牢經歷的，另外還有8、9個歷史學家。這些時代的見證者，和這所紀念館一樣，本身也是一種不能忘却的歷史。
……紀念館開放以後，每年前來的參觀者都在遞增。考基弛說，去年的數字是25萬，其中有一半是學生。
今年5月5日上午，德國總理默克爾首次參觀了這裏。尤裏查和其他幾位當年在這兒被囚禁過的前政治犯，看到這位女總理在監獄廣場內著名的受難者紀念碑前敬獻了花圈，心情複雜。
考基弛說，曾經在這裏工作過的秘密警察雖然不能再在公務部門工作，但幷沒有受審判。而他們中的很多人就長期住在紀念館附近。
這些人在尤裏查他們講解的時候有時會來爭辯，還會成立協會和組織，通過出書等形式，搞各種各樣的活動，說歷史真相幷不是這樣的。他們最主要的觀點是這些政治犯是應該被關押的，因爲當時他們是反對東德的。這位憂心忡忡的管理員說，現在這種情况是越來越嚴重。
直至今日，一些東德人仍舊認爲，像尤裏查這樣的政治犯理應受到處罰。尤裏查曾經提到一次在柏林街頭和一個老人的對話，當他講述自己在監獄中處處受限的苦楚時，對方憤怒地打斷他說："可惜他們忘記了殺掉你！"
9月21日出版的《時代周刊》，將這位前政治犯講解員的苦悶寫進了德國大選背景下的德國社會複雜心態。
"這其實幷不是一個博物館。"在引領游客參觀這所從前的監獄時，尤裏查堅持著自己的這一看法，"當你訪問某個巴洛克宮殿時，你會沉思那些已經結束了的時代。而柏林墻這樣的時代却幷沒有結束。——它會讓我們警惕，那個時代幷沒有真正終結……"
紀念全國消防日
1、柏林墻拆得太徹底了
……柏林旅游局局長布爾哈德•基克相信也是後悔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游說當局采取更多措施，重新發掘柏林墻的歷史價值。他說："在柏林，每塊石頭都代表了一段歷史。而我們犯下了最致命的錯誤：那就是以德國人的行事方式，把柏林墻拆得太徹底了。"
旅游局長的呼聲，會讓人不由自主的想起20年前推倒柏林墻時，西德路德教會牧師曼弗雷德•菲什爾呼籲保留部分柏林墻的聲音，他說："我們一些人意識到，即使一切都已經成爲過去，我們也不應該將所有證據毀掉，人們需要一些東西將他們與過去聯繫起來。"
2、人心中的無形高墻與現實中的東西差距
據新華社報道，柏林自由大學2008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12%的前東德居民和11%的前西德居民都表示，如果柏林墻沒有被推倒，柏林的形象會更好些。柏林墻拆除20年後，許多前東德居民認爲，前西德接管了他們的文化和政治。而前西德民衆說，他們已經厭煩前東德人對前共産主義時代的纏綿懷念。
如果這項調查可信，那麽說明20年後的今天，懷舊情緒依然濃郁。誠如本刊訪問過的原東德邊防軍上校剛特·雷奧說言，柏林墻早就倒了，但許多柏林人心裏依然有一道"心墻"無法跨越。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甚至認爲，在柏林墻倒塌20年後，原東德時期的意識形態似乎在改頭換面重新確立起來了。
……連在統一時宣稱"沒有一個人會比以前過得糟糕"的德國總理科爾，現在也承認對困難估計不足。
任正德描述，代表團訪問的德國人彼時就有幾分悲觀的表示，要消除東西兩地之間的思想感情上的隔閡，恐怕還需要二三十年。同樣是《明鏡》周刊的編輯們，在18年前的彼時就發出更直率的預言：柏林墻一天之間拆除了，但要拆除思想上的柏林墻，恐怕還需一兩代人的時間。
到了2000年，另外一位國內媒體記者諸友瓊在訪問德國時，發現"統一"正在使德國人陷入困惑，只不過這種困惑比9年前任正德訪問時要更具體而微觀了：東德人抱怨實行私有化,失業率大大增長了，西德人心疼掏腰包交納"統一稅"太多;；東德人不習慣完全陌生的資本主義"規則"，不適應完全不同的思想體系和生活方式，認爲東德被西德"殖民化"了，使東德人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淪爲"二等公民"；西德人則埋怨東德人太不知足,，認爲他們應當對西德人"感恩戴德"才對。兩邊的德國人都說"統一的代價太大了"。
最極致的例子出現在到柏林歷史博物館參觀者的留言中，有一些人寫下了"重建柏林墻,而且要建得更高一些"的主張。
必須得承認，這道人心深處的墻，有其現實和物質的基礎。
按照德國之音今年10月4日的報道：1990年在東德（不包括東柏林）居住有大約1450萬人，現在還剩不到1300萬人。雖然每年還有1萬西德人遷往東部，但是很明顯更多人嚮往西部。僅在2008年，從德國東部就遷出了5萬人。從東部遷往西部的主要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留下的是老年人和社會弱勢群體。
3、兩種社會性短視
事情就是這麽吊詭，如果沒有强大的西德，德國沒有可能那麽快統一，柏林墻推倒後也不可能這麽快平穩過渡。與此同時，可依賴的朋友，同時也是可抱怨的對象。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駡娘。經歷了80年代改革歷程的中國人，對這種心態是多麽熟悉。
柏林墻推倒20周年之際，洛杉磯國立藝術博物館舉辦了名爲"兩個德國的藝術——冷戰文化"的展覽，展出了1945至1989年間120個東德和西德藝術家創作的超過300件雕塑、繪畫、攝影、影像作品，展覽盡力模糊藝術家在兩地區域上的差別，將東德和西德的藝術家融合在一起，這種幷置也展現了一種獨特的融洽。
最近一期德國《時代周報》盛贊了這種做法，同時也報道了位于哈勒的莫裏茲堡博物館在收藏東德藝術家作品上的偷工减料的做法，而該館的東德藝術品收藏在全德國數一數二。該報發表評論擔心重新統一後的德國人對歷史的判斷和修訂太過草率，似乎大家一致認爲東德藝術應該與整個時代一起被忘記。
時代周報稱這種習慣于簡化歷史的現象爲"社會性短視"。
需要指出的是，對我們而言，更需要警惕另一種習慣于簡化當下的社會性短視，即將德國民族性格中短于自我表彰而長于指出問題的審慎悲觀，理解爲某種價值觀的回歸與顛覆。德國人的民族性格習慣謹慎行事，將困難估計得十足，却很少有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豪言壯語。不理解這一點，就會誤把德國社會和媒體20年來一直喋喋不休的提醒和警惕，解讀爲東德人民真的希望回到20年前的柏林墻時代。
除了20年前的既得利益者，很少有人真正希望這麽做。事實上，這種抱怨和懷舊，這種抑鬱而緩慢的行進，才是正常社會裏的真實面目。
曾作爲前東德反對派長期活躍于政壇的東德神學研究者弗裏德裏希∙紹勒莫曾說過一段非常精闢的話："20年前歡欣鼓舞的時期過去後，現在就像酩酊大醉後醒來的抑鬱，或是蝸牛爬行一樣緩慢地走向磨合的正常狀態。"
歷史因意識形態和社會生活經驗的種種差异所投射的陰影，决不會在一天之內就烟消雲散，依舊會很長時間內盤根錯節的盤踞在我們的內心深處。這是我們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是我們可以體察人性的資源之一。
4、拆墻20年
……2009年新年剛過，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當周發布的播客節目中表示，圍墻倒塌20年後的此刻，重整和清算德國共産黨的獨裁體制顯得特別重要，除了歷史不能遺忘外，應該讓年輕人認清獨裁的危險。
……10月，她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女作家米勒祝賀，表示"在柏林墻倒塌20周年後，一個柏林女作家獲獎，這是個極其美妙的信號。"
米勒在接受采訪時則表示永遠需要警惕那個扼殺自由和人性的時代重來。
……在這個世界上，拆除各種阻隔和限制交流的高墻的努力，在熱愛自由的人們心裏，會永不停止。無論它是在20年前的東西柏林之間，還是在20年後的海峽兩岸與停火綫兩邊；無論它是鋼筋水泥的混凝土高墻，還是互聯網上的萬丈藩籬、人心深處的無形壁障。
張哲，《南方周末》
……那年9月，匈牙利通往奧地利的邊境突然開放。此前，儘管東德人可以前往其他東歐國家旅行，但直到奧匈邊界打開後，那些心向西方的東德人，才終于在冒死翻越柏林墻之外擁有了其他選項。
兩個月裏，超過11萬東德人繞道捷克斯洛伐克進入匈牙利，從匈牙利前往奧地利，再由奧地利進入西德。惡作劇的年輕人偷偷地把東德國旗中間的代表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的麥穗、錘子和圓規改畫成一個行李箱。
東德警察不斷在通往匈牙利的列車上逮捕他們看來有"潜逃"傾向的人，但監獄很快就裝滿了，有的人只進去幾天就被放出來……
在柏林墻修建以前，由于柏林允許居民在各區自由通行，已有超過250萬東德公民逃往西柏林或通過西柏林前往西德（聯邦德國）其他地區，其中不乏大量技術工人和高級專業人才。
……此前（倒塌前）不久，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還信誓旦旦地說過，柏林墻"將存在50年、100年"。
Hingst與50萬東德人一起涌進資本主義的西柏林，她說"東柏林幾乎空了"。
……東德人可以在任意一家銀行排隊，憑身份證就可以領取100西德馬克的"歡迎費"，緊接著上街慷慨采購。
Hingst先買了一個隨身聽，又從舊貨市場買到了一條美國的牛仔褲，還看了一場電影。很多商店擺出免費食物和飲料，歡迎"東部同胞"。藝術家們則在柏林墻脚爲剛進入西柏林的同胞們演奏音樂。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連玉如教授，那時正在柏林自由大學進修。11月10日上午，她一路來到東柏林，發現東德邊防軍的小夥子們大多面色凝重。
連玉如問他們，支持德國統一嗎？他們說，同意邊境開放，希望東德政府改革政治現狀，但幷不希望兩個德國立即統一。
事實上，兩德統一後，17萬東德軍人中僅有5萬士兵被留下"試用"，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也很快被迫離開，留任的軍官更是不足5%。一些職業軍人由于缺乏其他職業技能而紛紛失業，甚至被迫去其他國家做外籍雇傭軍。
……費杭則騎上一輛摩托車，跟朋友一起來到西德旅行。後座上的朋友沒戴頭盔，違反交規，可當交警瞭解到他們來自東部時，把手一揮說，"走吧！"
……1990年3月18日，東德舉行了首次大選，希望通過"自由選舉"决定國家未來。對于大多數東德人來說，第一次直接參與"民主政治"的美好，有些讓人眩暈，他們帶著敬畏和感激之情填寫著自己的選票。
最終，在貸款和貨幣聯盟的許諾下，科爾支持的德國聯盟党大獲全勝，前執政黨統一社會黨最終沒能逃脫淪爲在野黨的命運。
在與東德政府協商幷簽署"國家條約"時，科爾的外交斡旋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戈爾巴喬夫最終鬆口，默許統一後的德國退出華約組織，德國統一的最大外部障礙掃除了。一場暴風驟雨般的統一過程急遽前行，在東德的萊比錫游行的人群已經把"我們是人民"的口號改爲"我們是一個民族"。
1990年10月2日，東德議會宣布，東德政府停止運轉。23點55分，在《歡樂頌》的音樂中，伴著"在你溫柔翅膀之下，一切人類成兄弟"的歌唱，民主德國國旗從東德一切建築物和聯合國的旗杆上緩緩落下。
10月3日零時，德國和平統一。
……
兩德統一之前，東德人均收入只有西德的1/3左右。東德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嚴重滯後，電網、交通和電話通訊都需要大筆投資。
于是，德國政府從1990年開始向原西德各州公民徵收"團結稅"——個人所得的5.5%，用于原東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國有企業改制和社會綜合援助等。團結稅的計劃徵收截止期限爲2019年，長達29年。但"團結稅"帶來的還有西部人的抱怨，爲什麽一切都要我來埋單？
而東德人對突如其來的資本主義也産生了"排异反應"。當時只有17歲的萊比錫中學生胡朵拉（Cordula Hunold）拿著100西德馬克"歡迎費"與媽媽一起去西德的商場，但琳琅滿目的商品、汹涌的人潮令她走出商場就嘔吐起來。
胡朵拉的父親Hunold本來是當地一所中學的校長，但德國統一後，所有前東德的校長因爲與國家意識形態靠近等原因，統統被要求下崗。Hunold先生在五十多歲失業，只好去斯圖加特一所大學學習，以重新取得教師資格。
實際上，在教育系統內，民主德國政治學院、柏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院等高等院校被直接解散，甚至國家科學院的科學家都不能幸免——Hingst的爸爸是原東德國家科學院的一名化學家，但他也在50歲的年紀失業。
東德的議會和政府自動取消，其工作人員經過嚴格篩選後，大多被開除。在外交系統中，原東德三千余名外交官被全部開除。"以前一些很優秀的東德使館的漢學家，都已經不再從事相關工作了。"德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楊佩（Petra Mann）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有的賣保險，有的在旅行社工作……這真的沒有辦法。"
2008年，社會學家威廉•海特邁爾的一項調查顯示：有半數西德人認爲東德人很少願意瞭解西德，而64%的東德人感覺自己是二等公民。
德國交通部長，負責東德事務的沃爾夫岡•提分西在今年6月提交的兩德統一年度報告中寫道："如果到2019年，東部能接近西部産業結構相對較弱的地區的發展水平，那將是一個巨大的勝利。"
……
柏林墻倒塌後，資本主義立即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東柏林攻城拔地——德意志銀行迅速收購了四千多家東德銀行辦事處，將金融業務立即鋪向東德的每一個城鄉角落；可口可樂、西門子、雀巢等昔日"階級敵人"的標志擠占了每一處新開的超市和商場；馬路上大衆和奔馳的汽車也讓昔日東德自産的"衛星牌"汽車相形見絀……
社會主義的痕迹幷沒有完全消失。東柏林博物館島的藝術市場上，大量販賣的正是前東德和蘇共時期的書籍、徽章和紀念品，但價格十分不菲；而通往亞歷山大廣場的卡爾•馬克思大道還保留著舊時風貌——90米寬的馬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當年這裏游行閱兵的盛况。
……西柏林的自由開放與東柏林的理想光輝形成了這裏獨特的兼容幷蓄的風格。朋克青年、跳蚤市場、前衛藝術家和同性戀社群早已打破了舊有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界限，留有早年印記的公社組織、藍領社區和蘇式建築風格反倒閃耀著獨特的後現代主義光芒。
……
歌德學院北京分院副院長柯理回憶自己最初印象深刻的東德——魏瑪附近的小城耶拿時，他使勁吸了吸鼻子。"空氣裏都是煤的味道。"柯理笑著說，"他們冬天還在用煤炭取暖，而西德早已經使用燃氣了。"
對于柏林自由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柯瑾藝（Olivia Kraef），她對東德的最初記憶也是一種味道。"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麽，有點像消毒水……非常東德的味道。"她小時候每次去東柏林看望親戚，都會聞到這種氣息。
那時的柯瑾藝總覺得東德是另一個世界。西柏林的咖啡和香蕉總是讓東柏林的親戚們很開心，而她總覺得表妹兩條大辮子的髮型很過時。但柯瑾藝幷沒有笑，因爲她媽媽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不管什麽人，雖然可能現在窮，但是他也很偉大"。
柏林墻倒塌20年，說一樣東西好，西柏林人會說"tol"，而東柏林人喜歡說"schau"。
或許由于對現實的不滿，懷舊的情緒近來正在東部蔓延。一些消失的品牌，比如"瑪卡費斯"咖啡，或是"施普雷"腌黃瓜，被人們懷念而重現市場。
東德人費杭覺得，人們懷念的幷不是現實中的那個過去。1998年，他收到了德國政府的一封信，稱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Stasi)的檔案公開了，其中有他的記錄。
看到檔案時，費杭驚呆了。1989年只有19歲的他，居然在Stasi有60頁的檔案記錄。而且，他傷心的是，寫報告的人裏還有兩個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有點兒失望，但他們一定也有自己的原因。"費杭說，"他們一定比我更難過。"
秘密警察也曾找過費杭，要求他爲Stasi工作，報告身邊朋友的動向。但費杭拒絕了。"不是我很勇敢。"費杭說，"如果他們第二次第三次問我，或者威脅我父母的安全，我不知道會怎麽樣。"
幸運的是，秘密警察還沒有來得及再找他，柏林墻就倒塌了。"所以，雖然我們有些抱怨，但跟自由比起來，那些都不算什麽……沒有人真的會想回去。"費杭說。
據德國政府公布，原1600萬東德公民中，國家安全部對600萬人備有秘密檔案。
美國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在回憶錄中記述了自己在1990年12月訪問柏林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見到現實中的柏林墻。"那是一個霧濛濛的天氣……當我透過柏林墻的小洞，看到東柏林那單調的建築時，我意識到民主德國人已經將一切牢牢抓在了自己的手中。這是他們的意志力决定的。"
【專題】黑金的故事三篇
博主按：工业化离不开能源，煤正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角色。从一切国有到私矿泛滥，从贫困大户到亿万富翁，这其中的变迁与血泪不仅仅是每年死去的数千名矿工、与企业激烈冲突的村民，也不仅仅是换任如走马灯的山西官府，煤矿带来的负效应早在改革开放之前便已存在，东部沿海在现代化中腾飞的同时，产煤区却纠结于污染、矿难与腐败。眼见民怨沸腾，突然收紧矿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博弈？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1595
煤的代價
巫楠 2008年1月2日
郝華林把他生長的地方稱作"會說話的墳墓。"從他記事兒起，在郝家寨村，由于房屋下的土地錯移和扭曲，造成屋頂塌落、墻壁倒坍、房屋滑動。郝華林的老村子裏殘留的，只是成堆的灰磚和碎玻璃。
"每當我經過這些房子，都能感到廢墟裏回蕩著'救命'的尖叫聲，"郝華林說，"就像從墓地傳出的聲音。"
24 歲的郝華林不忍目睹村莊不知不覺地變成廢墟，在 2003 年，他開始向當地政府提出有關房屋安全問題的建議。他的顧問是年滿 60 歲的郝桂勤，已退休的前村黨支部書記。郝桂勤畢生都在爲爭取郝家寨搬遷而與煤礦礦主談判。40 多年來，由于煤礦亂開采，郝家寨正在遭到毀滅。
郝家寨村位于中國山西省省會太原市以南約100公里。作爲中國主要的煤炭産區，山西也以其土地下沉問題而知名。郝家寨是一個典型例子，那裏人爲造成的土地下陷移動十分嚴重，導致廢弃礦井周圍的村落居民定居地隨之下沉。
多年來，郝家寨村民遭受著房屋土地下沉導致的苦難，不過直到1973年，當屋頂塌落奪走了一個8歲男孩兒的生命，他們才最終被迫采取行動。
郝桂勤說，這個年輕生命的悲慘結局激怒了村民們。他們要求他出面與國營水峪礦的上級單位——汾西礦務局進行談判，要求賠償幷解决房屋倒塌問題。
最後村民獲勝，1974年汾西礦務局做出决定，郝家寨村140多戶村民，共1000人進行搬遷。後來，郝家寨村其餘村民們不得不于1990年再次搬遷。
郝華林說："現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人們可以聽到在采礦過程中，瓦片墜落和土地下沉時發出的如炸彈爆炸般的聲音。"他的家人住在"上新鎮"，那裏有一半的住戶是1974年搬來的，他們認爲此處應該是安全的。但煤礦公司還是把隧道挖到了那裏。
華林說，他們的居住條件日益變壞。最初是華林家的房屋外乾燥的土地上裂開大縫，然後他又發現他的房間的墻上有手指寬的縫隙。這個縫隙越來越大，直到足够一個成人的拳頭穿過。現在屋頂也開始出現裂縫。
"屋外下大雨，屋裏下小雨。"華林說，"颳風的時候，屋裏特別冷，實在受不了了。"
1990年，由于害怕上新鎮所出現的土地下沉，郝家寨村其餘的住戶搬到了山下的"下新鎮"。但是最終，倒塌還是發生了。水峪礦聲稱，沒有足够證據證明新的下沉與其煤礦有關。然而，在2001年，中國煤炭學會煤礦開采損害技術鑒定委員會委員鐘惟林教授和何萬龍教授證實，郝家寨的采煤活動導致了房屋受損。他們報告說，下沉的地面與下面開挖的地下煤礦是平行的。
"井下每天挖出4000噸煤，"桂勤說，"對地面下陷我幷不覺得驚訝。"
目前水峪礦的年總産量是1960年時的12倍。據中國煤炭學會稱，自2003年以來，隨著對煤炭的投資超過2000億元（250億美元），中國的稅收劇增。與此同時，中國在煤礦安全方面的財政支持僅占 GDP 的 約1%，而在一些發達國家，此比例是3.3%。
2005年，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員李連濟在一篇題爲《我國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灾害及防治對策研究》的論文中指出，與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也聽任煤礦嚴重毀壞土地。的確，中國有 70 億平方米的土地發生塌陷，國家爲此花費了500億元（68億美元）。中央政府下達了一條法令，規定在中國發生的采礦損害，"誰破壞，誰付費。"因此，賠償費用應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煤礦相應進行分擔。
對于郝家寨的村民們，賠償問題比較複雜。村子的損失已不再僅僅是中央政府的責任，因爲在2000年，上新鎮地下的煤礦出租給了村長，他作爲經營人負責賠償。結果是，桂勤和華林不得不同時與煤礦和村長談判以獲得賠償。
2003年3月，當他們的賠償要求被忽視，華林和桂勤組織了90個村民到當地的孝義市政府請願。在他們聚衆請願後不久，他們遭到了警告——兩家的窗玻璃晚上被人砸碎了。此時經受著疾病折磨的桂勤决定退却。但華林仍然獨自堅持下去。2005年，華林到山西省政府上訪。但是，正如他事後回憶道，那才"真正給我家帶來了灾難。"
2005年10月21日，華林父親到村辦煤礦上夜班，只有華林和母親在家。他家的房子只有一間起居室和一間臥室，兩個房間是相通的。大約在半夜，華林在起居室睡覺，他母親在臥室睡覺，他們聽到窗玻璃破碎的聲音。華林和母親醒過來，聽到有人在院子裏小聲說話。華林急忙打電話報警，警察回復說他們會趕到現場。
"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都碎了，我就挂斷了電話，"他回憶說。
"接著，突然有三個人拿著高爾夫球棒和手電筒闖進我們的房間。"
這些人用手電晃著華林的眼睛，讓他看不到他們的面孔。
"你們什麽時候搬家？"他們大聲喊道。
"往哪兒搬？"他問他們。
"這我們不管，但是如果你們不搬，我們就收拾你們。" 他們說。
然後，他們就開始不斷地用高爾夫球棒毆打華林。當他的左脚被重重一擊時，他大叫起來。
"我母親聽到我叫喚，就沖過來保護我，"他回憶說，"于是有個人也開始打她。"
毆打持續了半個小時，直到他們打不動了才罷手。最後，這些暴徒一言不發揚長而去。
華林爬到電話旁再次給警察打電話，但是警察說他們不能立即趕來，因爲所有警察都外出執勤了。
"我們一直等到早上6點我父親回來，"華林說，眼泪流到了下顎上，"然後他送我們上醫院。"
他們被打得遍體鱗傷。當時有拍下的照片作證，但隨後警察却以缺少綫索爲由停辦了這個案子。
"想起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我特別難過，"華林哭泣著。
華林的母親已經45歲了，身高不足5英尺（1.52米）。她非常瘦弱。自那次挨打以後，她的腿就永久變形了。她的背駝了，看上去更矮小了。
"自那以後我媽哭了很多次，現在她總是害怕那些暴徒再回來，"華林說，"她不想讓我再提煤礦的事了。"
康復之後，華林找到村長，但他拒絕爲此負責。
"他只是說他不怕打架或者上訪，"華林說。
後來，華林父親被叫到礦主跟前，他爲華林安排了一份月工資1500元（200美元）的工作。這份工作只是每天在礦上坐著，無其他事可做。
"我拒絕了，"華林說，"金錢換不來公道。"
華林不覺得他做錯了什麽。他在日記中寫道"官逼民反"，這是一句古代名言，意思是"當官的動蠻時，老百姓就會造反。""這個諺語已經過幾千年中國歷史的驗證。"華林說。
據新華社報道，2003至2004年間，中國中央政府撥款70億元（8.75億美元）用于重新安置發生塌陷的礦區中的居民。2005年，山西省政府計劃用兩年的時間分發70億元，用于當地居民搬遷——此計劃仍在進行中。但問題是，如何能讓所有人都得到安置？僅在山西省，就有超過1900個村落和100萬以上的居民住在由于采礦而塌陷的土地上。
華林仍然在努力爭取去北京，向中央政府有關人員報告發生在他村子裏的一切。
"當地政府官員與礦主們私下交易，他們的利益息息相關，"華林說，他認爲在山西他不可能討回公道。"這是權錢交易。我們必須要求行使法定權利，因爲我們的生活遭到了破壞。"
現在，華林一家依靠他父親在村辦煤礦做警衛每月所得1000元（125美元）的收入維持著。有時候，華林的弟弟和妹妹也會從城市打工的收入中擠出來一點錢寄回家。一家人平日極其儉樸，每天吃手擀面，甚至要省下麵湯來喂鶏。有時候，他們用自製的西紅柿辣椒醬做一盤炒土豆。
現在，華林和父母擠在家裏損壞情况稍好的房間裏。其他兩間臥室開裂得十分嚴重，在裏面住已經不安全了。郝家寨村有100多戶人家住在類似的房子裏，在村莊緩慢坍塌的日子中煎熬。
"我知道，如果我能繼續上訪幷大膽說出真相，我是有些希望的，"華林說。"但我仍然不知道我們什麽時候能搬家。"
巫楠，2003 至 2006 年擔任《北京經濟觀察報》的國際新聞記者，以及《波士頓環球報》北京辦事處的新聞助理。她目前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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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再無煤老闆？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肖華 特約撰稿 李廷禎 發自山西 2009-09-16
"煤老闆——這個全中國最能體現暴富奇迹的群體——正在經歷"天堂"到"地獄"一樣的轉變。山西省所有登記在册的中小煤礦都將被兼幷。由于其在全國煤老闆中占據絕對比例，因此外界普遍認爲，作爲一個群體，煤老闆將退出歷史舞臺。在這個存亡交替的一瞬，本報記者先後三進山西，目睹了三晋大地上演的一系列隱秘糾結的博弈，目睹了煤老闆最後時刻的悲歡沉浮、各施手段。而煤老闆幷不會全軍覆沒，它極少數的幸存者，極有可能從千萬、億萬富翁變成財富以數十上百億計的煤炭大亨，超級富豪將越來越多地從幸存者中誕生。"
過頰即空。
不惑之年的煤老闆遲章如此感慨。
9月12日，淩晨兩點，汾河之濱。他取出一小片沉香木，掰一絲碎屑嵌入中華烟裏，一種據說能鎮定安神的暗香隨烟霧浮動在酒店房間。
平素很不喜歡出門的遲章已經3個月不曾回家，終日奔走在山西、北京等地。手機不時會響起，有陌生人問價："幫你搞定，出多少？"
遲章和其他煤老闆一樣，正處于命運的十字路口。今年4月，山西出臺"10號文"，爲了消除此起彼伏的礦難，保護資源，一輪歷史上最大力度的煤礦兼幷重組改革正式推進，三晋大地上所有登記在册的兩千多家中小煤礦，將逃不過被國有化的命運。
這幾年不斷撩撥人們神經的"煤老闆"，會不會隨著整合的進行而成爲正在消失的歷史？
這是一個空前但難以絕後的群體，他們中有不會寫自己名字的農民，有貨真價實的經濟學博士，有遠道而來的冒險者，有轉身下海的教師與機關幹部，有各種背景各種身份的淘金者。
命運讓他們中的一些從石頭中淘出了金子，命運又把一些金子變成了石頭。
但是他們幷不會因此而完全消失。記者在山西采訪近兩周，無聲的博弈正在當地低調却激烈地上演。而經由一次次"火焰山"之後，他們中的一小部分正在從以千萬或億計算身家的煤老闆，搖身變成以十億百億計算的煤大亨。
最後時刻
這是决定每個煤老闆命運的最後時刻。
9月初的山西，雖然秋雨乍寒，却從白天到夜晚都四處升騰著一種隱秘的熱氣。
按省政府的計劃，以7家山西省國企爲主的大傢伙們將在這個月接管煤礦。而眼下，意向性的框架協議才基本簽訂完，真正談成價格的，100個礦中攤不到1個。
與煤有關的政府官員們幾乎天天下鄉。在一些基層，著急的官員們將兼幷主體和還沒簽訂框架協議的煤老闆們拉到一起，不簽不讓走。還有的地方，誰不簽，稅務局就馬上出動去查賬。
國有煤炭企業的人每天早上7點就忙著給雇用的律師們打電話，催問頭一天的談判進度。猛然吞下太多煤礦，以至一時之間找不到人管理的國企開始登報招聘礦長。
一場大規模的煤焦反腐也在同時進行，一批官員受到處理，據聞還要一個一個項目地查，官員們從此再無人敢出頭替煤老闆們說話，無論是利益攸關，還是出于同情，或是爲了反映現實以推進工作。
而煤老闆們，從浙江、福建、海南、雲南等四面八方飛回山西，沒日沒夜地投入這場决定他們命運的談判。
他們每天穿梭在各個豪華酒店，挨個與各色人士會面，隨時打算奉上禮金——擔心有時太厚不便携帶，有些車的後備箱裏會備著面值是人民幣十倍的歐元。他們的電話時不時會響起，不斷會有自稱誰家親戚的神秘人士詢問是否需要幫助。
一輪輪談判，正在烟霧繚繞的辦公室、會議廳、酒桌或KTV中進行：有和評估公司談的，希望能被評估得盡可能地高一點；有和外資談的，希望借著外資的身份獲得某種庇護；有人和國有企業談，希望能早點見著現金；有人和兼幷主體談，乞求被對方整合；有的在和村裏談，搗鼓著村民上去跟國有礦鬧騰；有的在和其他煤老闆談，希望能將産能迅速提高到90萬噸，再去整合別人（10號文規定只有産能達到90萬噸／年的礦井，才能去整合別人，整合兼幷完成後單井産能也必須達到90萬噸／年）；有的在和周邊的小煤礦談，希望能借機抄底收購一些小礦，再打包賣個更好的價錢……
此時的山西，一位煤老闆如此形容："從桌上談到桌下，從這張桌子談到那張桌子，從這個屋子談到那個屋子……"
有人喜氣洋洋告訴記者"這下好了"，也有人連聲長嘆甚至想自殺。能想像或者難以想像的各種花樣，都在這裏找到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
關閉的大門也在被一點點地擠開。有人跟兼幷主體簽訂了陰陽協議，可以在大企業正式進駐改建礦井前繼續開采，所獲利潤算作對此前低價的某種補償；在有的地方，達不到90萬噸／年的礦井地方政府也允許保留。
不過更多的人還是在死命扛著，儘管不賣就不能複産，不能複産每天至少要花費一兩萬——"停100天也就是百來萬，但合同一簽幾千萬可就沒了！"
一些煤老闆不光要爲談判花心思，還得爲此刻的每一個晚上動腦筋，"開工的開關一拉，就是白花花的幾十萬。"
山西絕大多數煤礦停産已久，以致連當地企業都不得不去外省買煤，煤老闆們早就已心急難耐。在煤礦就要轉手的前夜，開工成了心照不宣的隱秘號角。"白天不行就夜裏，前半夜不行就後半夜。"一位煤老闆告訴記者，如果每天能出3000噸煤，每噸賺100塊，就是30萬，"只要能讓我開工，什麽條件都好說。"
經歷了一次又一次風雲跌宕之後，他已如驚弓之鳥，只敢相信眼前的東西，只想拼命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一切。
未出生，便死亡
沒有誰能比遲章更能體味人生的無常和詭异。他以爲每年至少能賺幾千萬，却在轉眼間就從暴富的美夢直接跌進破産的現實。
一切從2005年進行的礦權改革開始。
那一場"資源有償，明晰産權"的改革，規定只要交一筆買資源的費用，礦井的儲量和生産達到一定要求，個人就可合法擁有。這是許多煤老闆夢想開始的時刻，他們聞風而來，絲毫沒有想到四年後的另一個結果。
在此之前，采煤只需向國家繳納每噸幾毛錢的費用，沉睡地下的煤田相當于不要錢的寶藏。
突然要交數百萬千萬甚至上億的采礦權價款，讓那一場改革攪起翻天波瀾，也給了遲章們一個順利進入的接盤機會。那年春天，遲章花了近5000萬，買下晋北幾個連在一片的小煤礦，他以爲從此擁有了一大片寶藏。
自稱"既識時勢又懂政策"的遲章，深知要跟上資源安全有效開采的大勢，要跟著政策走。他打算封住幾個小礦，重新改建成一個30萬噸／年的礦——當時，如此規模的煤礦在山西幷不多見，在遲章所在的縣，"我這個礦可是牛皮烘烘的"。
交完兩千多萬價款，拿到了煤礦指標，他正式開始"跑手續"——也就是煤礦生産或建設所需要的證件，前者是六證，遲章申請的基建礦則需要四證。"手續"一跑就是三年，遲章已記不清花了多少費用，"光是規劃圖就花了幾百萬"。一批批人來礦上檢查，通常要給領頭的準備2000元紅包，其他的1000元或 500元。如果檢查完了去吃飯，有的不參加飯局的人就會問："不去吃的多給300吧？"
2008年初夏，復工卡終于批了下來，規定了工期爲14個月，也就是說，2009年夏天這個煤礦將可以從基建礦轉爲生産礦，正式産煤。
整個家族抵押上房子東拼西凑，不算利息，遲章又花了七千多萬，按照30萬噸礦井的建設要求，上了機械化設備，蓋了百人會議室、食堂、澡堂、礦工活動室等。
至此，投資已超過1.5億元。
眼盼著生産的日子就快到了，不料"橫生劇變"：今年4月，縣裏傳達了省裏的新一輪煤礦兼幷重組改革的消息，今後單井産能必須達到90萬噸／年，遲章的30萬噸的礦要麽被整合，要麽被關閉——一天都未曾生産，這兩種選擇都意味著血本無歸。
遲章幷不是惟一的不幸者，同樣命運的煤礦，光在當地就有二三十個。他們中的許多，都是貼著政策要求的底綫，從9萬噸到15萬噸、21萬噸、30萬噸。
"小孩還沒生出來就被槍斃了，你知道那種感覺麽？"9月12日，遲章回憶。那個星期，他瘦了十多斤，"我想過死，可是死不能解决問題，整個家族面臨破産，我必須絕處逢生。"
少收了一兩億
離心神憔悴的遲章百里之外，臨汾煤老闆黃永順正在爲簽不簽眼下的合同而發愁——這份合同會讓他損失一個多億。
他所在的臨汾，既是上一輪礦權改革最先試點之處，也是這一次兼幷重組的發源之所。煤炭這種黑色燃料曾經施展魔法讓他點石成金，然而命運的風雲變幻有時候也能讓金子變成石頭。
2008年4月15日，在能容納1400多人的臨汾劇院，黃老闆和全市煤老闆，加上各政府部門官員擠在一起。臨汾宣布，要通過"收購、控股、租賃、托管"等手段，讓國有大煤炭企業在3年內整合全市年産30萬噸以下中小煤礦。
這時候距上一輪礦權改革不到4年，方向却發生了180度大逆轉。因爲原來帶有私有化色彩的改革被認爲沒能救得了臨汾，2007年12月5日，洪洞一個煤礦爆炸，105名礦工死亡，市長丟了烏紗帽。
繼任的官員如履薄冰，苦苦思索後提出了這條國有化新路。
消息一出，黃永順不知是悲是喜，悲的是煤礦不保，喜的是坐地起價。
那時候煤炭價格漲出"天價"，河北、山東、東北、安徽、廣東，大大小小的煤炭電力企業聞風而來，爭相圈地。臨汾這座千年堯都古城車水馬龍，各大賓館紛紛爆滿。
幾乎每個煤老闆都同時談著好幾家，有一"女"許了好幾家者怕被同住一家賓館的企業們發現，只好掩著面進出；也有年産十幾萬噸的小煤礦老闆，强悍地向年産幾千萬噸的國有大礦扔出通牒：20天簽完合同交出錢，不行就免談。"那時候可是別人求我賣。"談起那時，黃老闆言語之間依然難掩得意。他的礦當時已跟一家省外國有煤炭企業談好，價格是2.8億元。
但是，合同卡在了省裏，因爲這家省外企業不在省裏預算的兼幷主體之中。
臨汾的新思路，雖然在大方向上得到了省裏的認可，但不僅具體手段——比如托管、租賃——未得到批准，而且在兼幷主體上發生了大分歧。
與誰來整合都歡迎的臨汾截然不同，山西省希望將整合的權力主要控制在省屬國企手中。
2008年9月2日，山西發出"23號文"，"煤礦兼幷重組"改革正式在全省提上日程，專門對以省屬煤礦企業爲主的兼幷主體作了詳細規定。
同時，爲了改變現有小煤礦四散開花的狀况，讓成片資源得到統一規劃和開發，文件提出要按照礦區進行規劃，"一個礦區盡可能由一個主體進行開發"。
六天后，臨汾襄汾"9•8"潰壩，265人死亡，時任省長孟學農去職，大同礦務局出身的王君從安監總局局長任上調任山西新省長。襄汾事故尚未處理完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煤價急轉直下，而今年2月山西最爲先進的焦煤集團屯蘭礦又瓦斯爆炸，死亡七十餘人。
小煤礦于是集體停産，煤礦兼幷重組一度悄無聲息，黃老闆過了一個平靜的安穩年。
波瀾再度掀起，是在今年4月16日，省政府下發"10號文"。
這一次，山西成立了以省長爲組長的煤礦企業兼幷重組整合工作組。工作組規格之高甚爲罕見，足見山西之决心。
這份文件要求，哪一片哪幾個礦由誰整合，統統劃分清楚。
這份文件一出，黃老闆們再也沒了當初左挑右選的神氣。兩個月前，他被規定由一個省裏的大集團進行整合。
這時候已是時移世易。價格評估幾乎沒有了多少談判餘地，因爲國土廳早先已發文規定好了采礦權價款的統一補償標準，需要評估的只是有形資産，比如房子和設備。
"一夜之間，我必須賣企業，又一夜，我從賣企業變成了賣設備。"他說。上次作價2.8億元的煤礦，在經過無數次討價還價之後，這次的評估價是1億元出頭。
他慶幸的是自己進入的時間很早。雖然一些金子變成了石頭，但此前石頭變給他的金子更多，從2001年買下煤礦開采到2004年，已經賺得"差不多了"。
受傷的"南方人"
真正巨大的影響，降臨在後來者身上。
他們中有許多是從福建、浙江遠道而來的冒險者，年紀大的五六十歲，年紀小的還是"80後"——在山西，當地人管他們叫"南方人"。
一部分南方人曾經試圖對此次改革施加影響。
今年4月，在南方人聚集的新興采煤區忻州朔州一帶，剛剛回鄉過完清明的二十多位煤老闆們匆匆返晋，第一次聚在一起，討論莫測的未來。
最早的一批南方人，是上世紀80年代初溫州市蒼南和平陽兩縣井巷工程公司的職工，當時山西的礦井大多都由他們來施工。後來，煤炭不景氣，付不出工程款，一些煤礦就抵債給了井巷工人們。
好不容易熬到市場回暖，包工頭們苦盡甘來，引來親朋好友"一起發財"，1990年代末，平陽、蒼南人成批"走西口"。
到2005年，由浙江與溫州官方機構出臺的一份報告披露，當時溫州人在山西有300多個煤礦，比如，原平市長梁溝礦區62個礦中就有59個被他們承包。
這一數字在隨後的礦權改革中被成倍地刷新。
礦權改革提供的成批的接盤機會，擺脫不明不白的承包身份真正擁有産權的誘惑，再加上山西當時高調招商引資的姿態，讓嗅覺靈敏的南方人蜂擁而至，不能來的也入股踴躍。
參與聚會的二十多位煤老闆多數都是在那時來到山西的，他們在當地的投資超過30億元，幾乎每個礦後面都有數十個南方家庭，和百萬千萬計的銀行貸款——據說僅平陽縣水頭鎮，90％以上的房子都抵押在銀行，換作真金白銀砸在煤礦上。
當時煤老闆給人們留下的多是狂買名車豪宅的形象，這些南方人提起來便憤怒而委屈。他們小心翼翼地保持著低調，許多人都將陸虎寶馬奔馳們開回老家，只留下帕薩特們呆在山西。
不幸的是，從礦權改革時開始，山西就礦難不斷。而每出一次事故，煤礦就連片停産，加上一些重大節日時自動停産，有煤老闆統計了生産記錄：三年來，即使六證齊全的煤礦，正常生産的時間也不足4個月，而那些基建礦則更是一天都未正式生産過。
在屯蘭礦難後長達兩月的停産整頓之後，省內的長治等地已漸漸開始批復復工，他們所在的地區不僅毫無動靜，而且前所未有的嚴格：就在聚會的前一天，縣裏統一行動，除國有煤礦外，各個煤礦井口傳送設備的皮帶機頭或絞車都被强制拆除，拉回政府貼上封條。
平素幷沒有多少往來的煤老闆們，紛紛趕來，第一次開始開會。
會議從他們飛回來的當天晚上開始，持續了一整天。儘管試圖聯絡更多的當地煤老闆，但最後來的依然全都是南方老鄉們，閩南話于是成爲會議的官方語言。
一些人情緒激動，中午就跑出去買回來幾卷紅布，一枝毛筆，當場外套一脫袖子一擼就開始寫起標語"礦工要吃飯"，"我們要工作"。
更多的人，則始終很沉默，只是聽著，看著，沒有太多表情。
煤老闆試圖讓礦工們拿著標語去反映情况，但最後沒能成行。
第二天，煤老闆們一起來到縣長辦公室"要個解决辦法"。記者發現，在進門那刻，即使在門外群情激昂的煤老闆，也都馬上低下頭，陪上了笑臉。直到聽說縣長不在，才重新活躍起來。
惟一的一次集體行動，就這樣三三兩兩地散了開去。
在接下來的兼幷重組中，南方人鮮有能成爲兼幷主體的，却幾乎沒有人只停留在發牢騷上，每個人都在各顯神通，都在這場隱秘的談判中比著將聰明、靈活與膽色發揮到極致。
煤老闆的死與生
兩個世紀前，在英格蘭斯塔福德郡，一個債臺高築的工程師通過燃燒煤炭來帶動活塞，抽出了深井裏的水。那是人類第一次自由地駕馭能源，也是煤炭頭一次向工業世界展示它的魔力，點燃工業革命。
兩個世紀後，這種對中國來說最爲重要的黑色燃料，却在財富世界裏施展魔法，讓衆生顛倒。
一些南方人心碎神傷、黯然離去。背靠龐大而靈活的民間資本，他們幷不缺少不斷投入建造現代化大礦的資本，但在他們頭頂劃了一道紅綫，幾乎沒有給他們留下多少機會。離去的時候，有人發誓，"再也不踏進山西"。
而莫名其妙發了大財的金玉一家，心滿意足地賣了煤礦。
1990年代，煤炭低迷，呂梁山溝裏，鎮上將一個煤礦抵債給了金玉家。沒想到他們却一脚踏進了富貴門。
煤炭後來吹著氣樣的漲價，金玉家的資産也吹了氣一樣猛地膨脹到近億。她的丈夫從沒上過學，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搞不清銀行是個什麽玩意兒，他只相信現金，但從不會寫收條，即使收人家上百萬。
他們從不知道這逼人富貴怎麽突然就從天而降。2005年盛夏，金玉曾經問記者，"爲什麽前幾年我們家門外總是堵著要債的人，這兩年每天早上醒來窗戶外頭就有人排著隊拎著錢買煤？"
當時，四十多歲的金玉燙著發，化了妝，大花短褲盤著腿，問著話就將嗡嗡的蒼蠅一隻只拍死在家裏嶄新的真皮沙發上。
像金玉一家這樣撞中大運賺得盆滿鉢滿的人，大多都選擇賣掉煤礦，過富貴生活。現在，她將兩個孩子送到國外，全家搬進了城，據說丈夫最近新迷上澳門，已經輸掉了幾百萬。
黃永順也厭倦了有煤礦的日子，要整日陪著笑臉，要整夜擔驚受怕地對電話鈴聲過敏，一忙起來整個月都顧不上換衣服。
儘管少了一兩億，他心裏已經打算接受那個國有大礦開出的價錢。辦了健身卡，雷打不動天天鍛煉。
說起未來，他一臉神往。他打算物色幾十畝地，種些菜和果樹，"過不用看人臉色，不用擔驚受怕的太平日子"。
而沁和能源集團董事長呂中樓，却打算在他10年前發現的財富巷道裏繼續掘進。
1998年春節，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在國家科委工作的山西沁水人呂中樓回鄉過年，縣裏的官員們找上門，希望他能想想辦法幫助解决企業改制問題——那時候剛開過"十五大"，國企改制吹響號角，沁水縣却怎麽也賣不動。
呂中樓挑了一個煤礦企業，他的判斷依據有兩個，一是國外取得資源都需有償，但中國當時全都是無償，升值空間廣闊；二是他查了統計數據做了個模型，"煤價連續10年低迷，接近穀底"。
黑金的光澤漸漸閃耀，呂中樓看見機會在閃閃發光，他辭了國家公職，專心做起了煤老闆。第一年，連年虧損的這個煤礦就實現盈利，因爲過去國營時每噸煤的成本要七八十塊，呂接管後馬上降到了30元。
待售的煤礦馬上接踵而來，呂中樓開始使用財務杠杆加快買煤礦的速度，到現在，公司一共擁有10個煤礦。
股東中除了呂中樓之外，還有像老虎基金這樣聲名赫赫的外資機構。在新的整合中，他是極少數幸存者，同時擁有兼幷主體的資格，按當地政府的規劃可整合周邊的4個礦井。
現在，他正忙著穿梭在北京、香港等地，跟不同背景的外資進行談判，以吸收更雄厚的資本，來沿著煤炭延伸，進入煤化工領域。
這樣極少數的幸存者，極有可能從以千萬或億計算身家的煤老闆，變成以數十上百億計算的煤炭大亨——兼幷主體整合後每年的産能至少要達到300萬噸，即使只賣煤炭，即使按每噸煤賺100元粗略計算，一年的利潤就是3個億。
煤老闆數量在此次改革中會大幅度减少，但可以預見的是，超級富豪將越來越多地在幸存者中誕生。
煤炭大亨，正是遲章的夢想。儘管在山西已經難以實現，但他相信其他地方，黑金的大門正在向他敞開。
其實沒有人真正清楚遲章付出了怎樣的三個月，儘管親友股東們都不斷給他打電話。所有人都只知道，最後的結果是，他終于跟一家國有礦談妥被其整合，價格也令人滿意，基本收回投資。"帶著這一個多億，我就能東山再起，再打一仗。"他雄心萬丈地告訴股東們。煤礦依然是他不變的目標，黑色燃料仿佛在他的血液裏開始燃燒，他認定，這些東西可以讓人破産，就一定能讓人暴富。"只要地下還有煤，只要地上還有人買煤，煤老闆就不會消失。"
一處理完山西的"後事"，遲章就馬不停蹄地向著更廣袤的西北奔馳，他要搶在時間前面，搶在下一次風雲變幻前到達那裏。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遲章、黃永順爲化名）
http://www.infzm.com/content/36878
煤老闆絕地反擊 質疑山西煤改違法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曹海東 特約撰稿 李廷禎 發自山西大同 浙江杭州 2009-11-04
"山西煤炭資源整合遠未結束，煤老闆們已開始反擊。他們一方面團結起來，通過官方渠道向山西省施加壓力；另一方面聯合律師、學者高舉物權法和憲法，準備訴諸法律維護自身利益。"
絕地反擊
閃光燈的哢嚓聲中，43歲的煤老闆老林習慣地將頭閃在一邊，緊張地吩咐記者千萬別用文字描述自己的模樣。這些曾經風光一時的煤老闆此時非常謹慎——他們正聚集在一起商討如何討回"公道"。
這是2009年10月31日，杭州之江賓館。二十多位在山西投資的浙江煤老闆代表趕到杭州開會。再過一天，進入11月，就是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的最後大限——按照山西省要求，整合後的煤炭企業要全部通過驗收。
自從去年9月，山西省推行"煤礦兼幷重組"以來，兩千多座煤礦被挂上了"國字號"的牌子。這場被譽爲"國進民退"的改革，成爲近三十年來，山西煤炭領域最大的一場變革。
這意味著，這些煤老闆如果不接受被兼幷，手中的煤礦將會被强制關閉。如同十年前陝北收購民營油礦事件一樣，這些曾經擁有采礦權的煤老闆將一無所有。
動輒幾千萬元，甚至數億元的投資還沒有見成效就打了水漂，這讓這些放弃家鄉産業，遠道來三晋大地投資的浙江煤老闆怎麽也想不通。
曾經提著幾百萬元，基于同鄉信任，將集資款投向山西煤礦的小老闆們也在此時擁向了之江賓館。"別看我們平時風光無限，你知道我們背後有多少集資人？"酒氣撲面的煤老闆老林躺在酒店寬大的沙發上，拿起一支烟，狠狠地抽了幾口。
煤老闆們的憤怒不斷積聚，而對象只有一個——正在强力推行的煤炭資源整合。這項本意加强山西煤炭生産集中度，控制安全事故發生的煤炭改革遭遇到了信任危機。
敏感的律師首先嗅到了空氣中不安分的味道。
10月22日，北京北三環的一間咖啡屋內，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的兩位律師從皮包中拿著厚厚的幾叠山西煤礦産權糾紛資料。在他們看來，山西的煤炭資源整合將是"一場無硝烟的戰爭，處處充斥著血腥，甚至早已血肉模糊"。
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玉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在去年下半年就開始關注山西煤炭資源整合，起初想看看是否存在相關業務，後來研究現此輪山西煤炭改革竟存在多方面漏洞。爲此，他們甚至成立了"山西煤礦兼幷重組專家律師團"。
"此次山西煤礦重組整合表面上是政府主導下在煤礦資源領域開展的宏觀經濟調控和産業結構調整的行爲，說到底是對煤礦礦業權的處置和權利、利益再分配。"張玉成說。
10月31日，在杭州之江賓館，"陝北70億收油"這些詞彙從煤老闆們的口中不時蹦出，在他們看來，自己的命運遭遇與之如出一轍。會場上，一位物權法領域的權威教授將各種法律書籍堆在會議桌上，引經據典反駁山西的煤炭資源整合。
這些在山西投資500億元，年産煤炭5000萬噸的浙江煤老闆們聯合律師、學者，開始高舉法律武器，大聲疾呼自己的煤礦不可侵犯。不僅如此，他們還已請求浙江省政府支持，維護他們在山西的投資利益。
煤炭政策大躍進
所有矛頭指向去年9月的山西省的一紙紅頭文件——《關于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幷重組的實施意見》（又稱"23號文"）。這份文件揭開了山西煤炭資源整合的大幕。然而，此輪煤炭資源整合真正啓動却是半年之後。
"9•8"襄汾潰壩事故，煤炭資源整合因省長的孟學農去職而停滯。當時山西政界一時摸不准新任省長王君的"政策偏好"。一個可以佐證的例子是，當時山西本地媒體預備刊發關于資源整合的文章，一直等到局勢穩定之後才試探性刊發。
此時山西煤老闆處于一種觀望的態度。這種狀况一直持續到今年4月。4月初，山西省政府對外公布"10號文"，要求兼幷重組後的煤炭企業，規模原則上不低于年産300萬噸，單井規模原則上不低于90萬噸。
這一硬性的規定，讓很多煤老闆措手不及——這意味著將清除所有煤老闆。
一位大同南郊區的煤老闆告訴記者，自己一座9萬噸的礦此前一直按照政府的要求在整合，投入上億元，才好不容易整合到30萬噸，却又要被關閉。按照2006年的煤炭産權制度改革，當時單井規模9萬噸以下的煤礦都在關閉之列。
一般來說，一個煤礦改擴建的周期在三年左右，而且提高單井産量還與煤層厚度、開采條件、資源量等因素有關。這意味著，如果這座煤礦三年內一直改擴建也達不到山西省政府的要求。
"好比建房子，圖紙是你紅頭文件出的，現在房子快建好了，却要全部拆除，這怎麽可能呢？"上述煤老闆一臉茫然。
更讓煤老闆們想不通的是，既然在去年的"23號"文件中，山西省的生産礦井爲2840座，到2010年年底要求壓縮至1414座。半年後，在"10號文"中，煤礦壓縮指標却改爲1000座。
煤礦壓縮指標究竟如何制定，現在不得而知。不過，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完成這些指標却有著一整套的考核。這些具體將指標分解到11個縣市，進而層層分解。而且如果整合不完成，承擔的將是"安全生産不合格"的責任。
"采取下指標、列時間表、責任制的方式，完全違背了兼幷重組的自願性。" 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資源與環境部首席律師吳族春說。
不對等的談判
按照山西省政府的規定，這些被兼幷重組的煤礦能够選擇的合作方只能在"5+2"格局和中煤平朔公司之中尋找。
所謂"5+2"格局是指：大同煤礦集團、山西焦煤集團、陽泉煤業集團、潞安礦業集團、晋城無烟煤集團、山西煤炭運銷集團公司、山西煤炭進出口集團公司。
事實上，煤老闆們通過2006年煤炭産權制度改革，繳納資源價款之後，煤礦就可以在二級市場上自由流轉。
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玉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按照法律規定，礦業權人有權决定是否進行兼幷重組等礦業權轉讓的民事交易行爲，幷且有權决定兼幷重組的交易主體，幷與之平等自願協商交易方式、交易價款以及其他交易內容。
不過，這些煤老闆發現，自己受損最大的部分竟然來自采礦權價格。此次國有大企業的兼幷重組中，政府在其中充當了"定價者"的角色。
按照去年9月28日，山西省下發《關于煤礦企業兼幷重組資源價款處置辦法》，規定兼幷重組的主體企業應向被兼幷者退還資源價款，幷按原價款標準的50％給予經濟補償。
按照煤老闆們的估算，這個標準遠遠低于市場的評估價格，甚至還不及于市場評估價格的一半。
長期研究礦産資源的吳族春說，礦山的核心資産是采礦權，如果在兼幷重組中只對礦山的附屬設施進行評估，對采礦權却不評估，那麽和煤老闆們的實際付出相差非常之遠。即使有經濟補償也根本無法彌補煤老闆在三年之內的技術改造投入。"即便我們認可這種補償，評估之時大集團還會吹毛求疵，將實物資産刨除在外。"在大同投資的一位煤老闆說。
種種爭議未平息之下，山西省的煤炭重組簽約率却在急劇上升。10月下旬，山西省公布的數據顯示，重組整合煤礦企業協議簽訂率已達97.9％。
在煤老闆謝常有的記憶中，自己是在政府"突擊"之下"被簽署協議"的。今年9月，當時縣裏聽說省領導要來檢查，馬上連夜讓他們簽協議。幷且說只要簽同意兼幷重組協議即可，其他付款方式等可以留作以後再談。
而對于那些"刺頭"，政府通過查處偷稅漏稅、是否向官員行賄等方式讓其乖乖就範。此前一位剛剛以公開身份接受完媒體采訪的煤老闆在電話中低沉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被政府瞄上了，正在出差，也算躲幾天"。
在這8家兼幷主體中，以煤炭運銷爲主的山西煤運和山西煤炭進出口公司顯得最爲積極。"他們在從煤炭銷售轉型到煤炭生産企業的過程中，最缺乏的就是資源儲備。"
山西煤炭運銷公司的相關人士證實，他們的兼幷重組事宜主要是在今年7月才開始進入正軌。9月、10月則被譽爲煤礦整合的關口。大同左雲縣的煤礦兼幷重組中，煤炭運銷公司短短兩天內攻下11家企業。
不過，據記者瞭解，這只是雙方初步對評估報告認可，接下來的還有具體價格、付款方式、如何保障各級政府利益等諸多內容的談判。
更加難以讓煤老闆難以理解的是，有的補償款要被扣除40％作爲押金，未來兩年之內返還，其中"若有井下實物資産和評估不符之時"，再從押金中扣除。"評估機構都是兼幷主體和政府找的，評估錯了難道還要扣我們的錢？"
資源整合後遺症
膠著在煤炭資源整合之中的不僅僅有煤老闆，那些大型國有煤炭企業也在此時加大煤炭資源爭奪的力度。今年年初，山西煤運的董事長劉建中就要求忻州煤運分公司"搶抓最後一輪資源整合機遇，搶占優質資源"。
在一個時刻處于變動的政策環境中，山西的煤老闆留給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
他們開始通過各種途徑要求政府能够復工，希望能够通過生産挽回損失。事實上，政府似乎也預備迎合這種趨勢，力圖减少整合帶來的後遺症。今年前三季度，山西省的GDP只有0.5％的增長。
記者在大同市左雲縣采訪期間，縣政府官員一再表示，未來兩年將是縣域經濟發展最爲困難的兩年。按照兼幷重組要求，這些大礦最少也要到2011年才能投産，這意味在未來兩年內，政府幾乎失去最大的稅收來源。
正如一位山西煤炭分析人士指出，近兩年內，山西煤炭資源整合的後遺症將在一定程度上以"刑事案件"的方式爆發出來。譬如，村礦的血腥矛盾、失去經濟來源的老百姓偷盜礦上機械設備等。
今年6月，飽受停産整頓折磨的山西煤老闆們獲悉，在兼幷重組中，六證齊全的煤礦可在確保安全的情况下複産。
這一消息讓等待已久的煤老闆們喜出望外。自從去年煤炭資源整合以來，山西的小煤礦幾乎全部停産。千萬噸産煤大縣的左雲縣，近一年內全縣只有一座煤礦在生産。
10月27日，山西本地一家媒體出現了一則意味深長的廣告。廣告中言明，新疆煤礦尋求合作，且特意指出當地"政府支持力度大"。看了這則廣告後的一位煤老闆百感交集，長籲了一口氣。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1595
煤的代價
巫楠 2008年1月2日
郝華林把他生長的地方稱作"會說話的墳墓。"從他記事兒起，在郝家寨村，由于房屋下的土地錯移和扭曲，造成屋頂塌落、墻壁倒坍、房屋滑動。郝華林的老村子裏殘留的，只是成堆的灰磚和碎玻璃。
"每當我經過這些房子，都能感到廢墟裏回蕩著'救命'的尖叫聲，"郝華林說，"就像從墓地傳出的聲音。"
24 歲的郝華林不忍目睹村莊不知不覺地變成廢墟，在 2003 年，他開始向當地政府提出有關房屋安全問題的建議。他的顧問是年滿 60 歲的郝桂勤，已退休的前村黨支部書記。郝桂勤畢生都在爲爭取郝家寨搬遷而與煤礦礦主談判。40 多年來，由于煤礦亂開采，郝家寨正在遭到毀滅。
郝家寨村位于中國山西省省會太原市以南約100公里。作爲中國主要的煤炭産區，山西也以其土地下沉問題而知名。郝家寨是一個典型例子，那裏人爲造成的土地下陷移動十分嚴重，導致廢弃礦井周圍的村落居民定居地隨之下沉。
多年來，郝家寨村民遭受著房屋土地下沉導致的苦難，不過直到1973年，當屋頂塌落奪走了一個8歲男孩兒的生命，他們才最終被迫采取行動。
郝桂勤說，這個年輕生命的悲慘結局激怒了村民們。他們要求他出面與國營水峪礦的上級單位——汾西礦務局進行談判，要求賠償幷解决房屋倒塌問題。
最後村民獲勝，1974年汾西礦務局做出决定，郝家寨村140多戶村民，共1000人進行搬遷。後來，郝家寨村其餘村民們不得不于1990年再次搬遷。
郝華林說："現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人們可以聽到在采礦過程中，瓦片墜落和土地下沉時發出的如炸彈爆炸般的聲音。"他的家人住在"上新鎮"，那裏有一半的住戶是1974年搬來的，他們認爲此處應該是安全的。但煤礦公司還是把隧道挖到了那裏。
華林說，他們的居住條件日益變壞。最初是華林家的房屋外乾燥的土地上裂開大縫，然後他又發現他的房間的墻上有手指寬的縫隙。這個縫隙越來越大，直到足够一個成人的拳頭穿過。現在屋頂也開始出現裂縫。
"屋外下大雨，屋裏下小雨。"華林說，"颳風的時候，屋裏特別冷，實在受不了了。"
1990年，由于害怕上新鎮所出現的土地下沉，郝家寨村其餘的住戶搬到了山下的"下新鎮"。但是最終，倒塌還是發生了。水峪礦聲稱，沒有足够證據證明新的下沉與其煤礦有關。然而，在2001年，中國煤炭學會煤礦開采損害技術鑒定委員會委員鐘惟林教授和何萬龍教授證實，郝家寨的采煤活動導致了房屋受損。他們報告說，下沉的地面與下面開挖的地下煤礦是平行的。
"井下每天挖出4000噸煤，"桂勤說，"對地面下陷我幷不覺得驚訝。"
目前水峪礦的年總産量是1960年時的12倍。據中國煤炭學會稱，自2003年以來，隨著對煤炭的投資超過2000億元（250億美元），中國的稅收劇增。與此同時，中國在煤礦安全方面的財政支持僅占 GDP 的 約1%，而在一些發達國家，此比例是3.3%。
2005年，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員李連濟在一篇題爲《我國煤炭城市采空塌陷灾害及防治對策研究》的論文中指出，與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也聽任煤礦嚴重毀壞土地。的確，中國有 70 億平方米的土地發生塌陷，國家爲此花費了500億元（68億美元）。中央政府下達了一條法令，規定在中國發生的采礦損害，"誰破壞，誰付費。"因此，賠償費用應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煤礦相應進行分擔。
對于郝家寨的村民們，賠償問題比較複雜。村子的損失已不再僅僅是中央政府的責任，因爲在2000年，上新鎮地下的煤礦出租給了村長，他作爲經營人負責賠償。結果是，桂勤和華林不得不同時與煤礦和村長談判以獲得賠償。
2003年3月，當他們的賠償要求被忽視，華林和桂勤組織了90個村民到當地的孝義市政府請願。在他們聚衆請願後不久，他們遭到了警告——兩家的窗玻璃晚上被人砸碎了。此時經受著疾病折磨的桂勤决定退却。但華林仍然獨自堅持下去。2005年，華林到山西省政府上訪。但是，正如他事後回憶道，那才"真正給我家帶來了灾難。"
2005年10月21日，華林父親到村辦煤礦上夜班，只有華林和母親在家。他家的房子只有一間起居室和一間臥室，兩個房間是相通的。大約在半夜，華林在起居室睡覺，他母親在臥室睡覺，他們聽到窗玻璃破碎的聲音。華林和母親醒過來，聽到有人在院子裏小聲說話。華林急忙打電話報警，警察回復說他們會趕到現場。
"我家起居室的窗玻璃都碎了，我就挂斷了電話，"他回憶說。
"接著，突然有三個人拿著高爾夫球棒和手電筒闖進我們的房間。"
這些人用手電晃著華林的眼睛，讓他看不到他們的面孔。
"你們什麽時候搬家？"他們大聲喊道。
"往哪兒搬？"他問他們。
"這我們不管，但是如果你們不搬，我們就收拾你們。" 他們說。
然後，他們就開始不斷地用高爾夫球棒毆打華林。當他的左脚被重重一擊時，他大叫起來。
"我母親聽到我叫喚，就沖過來保護我，"他回憶說，"于是有個人也開始打她。"
毆打持續了半個小時，直到他們打不動了才罷手。最後，這些暴徒一言不發揚長而去。
華林爬到電話旁再次給警察打電話，但是警察說他們不能立即趕來，因爲所有警察都外出執勤了。
"我們一直等到早上6點我父親回來，"華林說，眼泪流到了下顎上，"然後他送我們上醫院。"
他們被打得遍體鱗傷。當時有拍下的照片作證，但隨後警察却以缺少綫索爲由停辦了這個案子。
"想起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我特別難過，"華林哭泣著。
華林的母親已經45歲了，身高不足5英尺（1.52米）。她非常瘦弱。自那次挨打以後，她的腿就永久變形了。她的背駝了，看上去更矮小了。
"自那以後我媽哭了很多次，現在她總是害怕那些暴徒再回來，"華林說，"她不想讓我再提煤礦的事了。"
康復之後，華林找到村長，但他拒絕爲此負責。
"他只是說他不怕打架或者上訪，"華林說。
後來，華林父親被叫到礦主跟前，他爲華林安排了一份月工資1500元（200美元）的工作。這份工作只是每天在礦上坐著，無其他事可做。
"我拒絕了，"華林說，"金錢換不來公道。"
華林不覺得他做錯了什麽。他在日記中寫道"官逼民反"，這是一句古代名言，意思是"當官的動蠻時，老百姓就會造反。""這個諺語已經過幾千年中國歷史的驗證。"華林說。
據新華社報道，2003至2004年間，中國中央政府撥款70億元（8.75億美元）用于重新安置發生塌陷的礦區中的居民。2005年，山西省政府計劃用兩年的時間分發70億元，用于當地居民搬遷——此計劃仍在進行中。但問題是，如何能讓所有人都得到安置？僅在山西省，就有超過1900個村落和100萬以上的居民住在由于采礦而塌陷的土地上。
華林仍然在努力爭取去北京，向中央政府有關人員報告發生在他村子裏的一切。
"當地政府官員與礦主們私下交易，他們的利益息息相關，"華林說，他認爲在山西他不可能討回公道。"這是權錢交易。我們必須要求行使法定權利，因爲我們的生活遭到了破壞。"
現在，華林一家依靠他父親在村辦煤礦做警衛每月所得1000元（125美元）的收入維持著。有時候，華林的弟弟和妹妹也會從城市打工的收入中擠出來一點錢寄回家。一家人平日極其儉樸，每天吃手擀面，甚至要省下麵湯來喂鶏。有時候，他們用自製的西紅柿辣椒醬做一盤炒土豆。
現在，華林和父母擠在家裏損壞情况稍好的房間裏。其他兩間臥室開裂得十分嚴重，在裏面住已經不安全了。郝家寨村有100多戶人家住在類似的房子裏，在村莊緩慢坍塌的日子中煎熬。
"我知道，如果我能繼續上訪幷大膽說出真相，我是有些希望的，"華林說。"但我仍然不知道我們什麽時候能搬家。"
巫楠，2003 至 2006 年擔任《北京經濟觀察報》的國際新聞記者，以及《波士頓環球報》北京辦事處的新聞助理。她目前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
http://www.infzm.com/content/34791
世間再無煤老闆？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肖華 特約撰稿 李廷禎 發自山西 2009-09-16
"煤老闆——這個全中國最能體現暴富奇迹的群體——正在經歷"天堂"到"地獄"一樣的轉變。山西省所有登記在册的中小煤礦都將被兼幷。由于其在全國煤老闆中占據絕對比例，因此外界普遍認爲，作爲一個群體，煤老闆將退出歷史舞臺。在這個存亡交替的一瞬，本報記者先後三進山西，目睹了三晋大地上演的一系列隱秘糾結的博弈，目睹了煤老闆最後時刻的悲歡沉浮、各施手段。而煤老闆幷不會全軍覆沒，它極少數的幸存者，極有可能從千萬、億萬富翁變成財富以數十上百億計的煤炭大亨，超級富豪將越來越多地從幸存者中誕生。"
過頰即空。
不惑之年的煤老闆遲章如此感慨。
9月12日，淩晨兩點，汾河之濱。他取出一小片沉香木，掰一絲碎屑嵌入中華烟裏，一種據說能鎮定安神的暗香隨烟霧浮動在酒店房間。
平素很不喜歡出門的遲章已經3個月不曾回家，終日奔走在山西、北京等地。手機不時會響起，有陌生人問價："幫你搞定，出多少？"
遲章和其他煤老闆一樣，正處于命運的十字路口。今年4月，山西出臺"10號文"，爲了消除此起彼伏的礦難，保護資源，一輪歷史上最大力度的煤礦兼幷重組改革正式推進，三晋大地上所有登記在册的兩千多家中小煤礦，將逃不過被國有化的命運。
這幾年不斷撩撥人們神經的"煤老闆"，會不會隨著整合的進行而成爲正在消失的歷史？
這是一個空前但難以絕後的群體，他們中有不會寫自己名字的農民，有貨真價實的經濟學博士，有遠道而來的冒險者，有轉身下海的教師與機關幹部，有各種背景各種身份的淘金者。
命運讓他們中的一些從石頭中淘出了金子，命運又把一些金子變成了石頭。
但是他們幷不會因此而完全消失。記者在山西采訪近兩周，無聲的博弈正在當地低調却激烈地上演。而經由一次次"火焰山"之後，他們中的一小部分正在從以千萬或億計算身家的煤老闆，搖身變成以十億百億計算的煤大亨。
最後時刻
這是决定每個煤老闆命運的最後時刻。
9月初的山西，雖然秋雨乍寒，却從白天到夜晚都四處升騰著一種隱秘的熱氣。
按省政府的計劃，以7家山西省國企爲主的大傢伙們將在這個月接管煤礦。而眼下，意向性的框架協議才基本簽訂完，真正談成價格的，100個礦中攤不到1個。
與煤有關的政府官員們幾乎天天下鄉。在一些基層，著急的官員們將兼幷主體和還沒簽訂框架協議的煤老闆們拉到一起，不簽不讓走。還有的地方，誰不簽，稅務局就馬上出動去查賬。
國有煤炭企業的人每天早上7點就忙著給雇用的律師們打電話，催問頭一天的談判進度。猛然吞下太多煤礦，以至一時之間找不到人管理的國企開始登報招聘礦長。
一場大規模的煤焦反腐也在同時進行，一批官員受到處理，據聞還要一個一個項目地查，官員們從此再無人敢出頭替煤老闆們說話，無論是利益攸關，還是出于同情，或是爲了反映現實以推進工作。
而煤老闆們，從浙江、福建、海南、雲南等四面八方飛回山西，沒日沒夜地投入這場决定他們命運的談判。
他們每天穿梭在各個豪華酒店，挨個與各色人士會面，隨時打算奉上禮金——擔心有時太厚不便携帶，有些車的後備箱裏會備著面值是人民幣十倍的歐元。他們的電話時不時會響起，不斷會有自稱誰家親戚的神秘人士詢問是否需要幫助。
一輪輪談判，正在烟霧繚繞的辦公室、會議廳、酒桌或KTV中進行：有和評估公司談的，希望能被評估得盡可能地高一點；有和外資談的，希望借著外資的身份獲得某種庇護；有人和國有企業談，希望能早點見著現金；有人和兼幷主體談，乞求被對方整合；有的在和村裏談，搗鼓著村民上去跟國有礦鬧騰；有的在和其他煤老闆談，希望能將産能迅速提高到90萬噸，再去整合別人（10號文規定只有産能達到90萬噸／年的礦井，才能去整合別人，整合兼幷完成後單井産能也必須達到90萬噸／年）；有的在和周邊的小煤礦談，希望能借機抄底收購一些小礦，再打包賣個更好的價錢……
此時的山西，一位煤老闆如此形容："從桌上談到桌下，從這張桌子談到那張桌子，從這個屋子談到那個屋子……"
有人喜氣洋洋告訴記者"這下好了"，也有人連聲長嘆甚至想自殺。能想像或者難以想像的各種花樣，都在這裏找到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
關閉的大門也在被一點點地擠開。有人跟兼幷主體簽訂了陰陽協議，可以在大企業正式進駐改建礦井前繼續開采，所獲利潤算作對此前低價的某種補償；在有的地方，達不到90萬噸／年的礦井地方政府也允許保留。
不過更多的人還是在死命扛著，儘管不賣就不能複産，不能複産每天至少要花費一兩萬——"停100天也就是百來萬，但合同一簽幾千萬可就沒了！"
一些煤老闆不光要爲談判花心思，還得爲此刻的每一個晚上動腦筋，"開工的開關一拉，就是白花花的幾十萬。"
山西絕大多數煤礦停産已久，以致連當地企業都不得不去外省買煤，煤老闆們早就已心急難耐。在煤礦就要轉手的前夜，開工成了心照不宣的隱秘號角。"白天不行就夜裏，前半夜不行就後半夜。"一位煤老闆告訴記者，如果每天能出3000噸煤，每噸賺100塊，就是30萬，"只要能讓我開工，什麽條件都好說。"
經歷了一次又一次風雲跌宕之後，他已如驚弓之鳥，只敢相信眼前的東西，只想拼命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一切。
未出生，便死亡
沒有誰能比遲章更能體味人生的無常和詭异。他以爲每年至少能賺幾千萬，却在轉眼間就從暴富的美夢直接跌進破産的現實。
一切從2005年進行的礦權改革開始。
那一場"資源有償，明晰産權"的改革，規定只要交一筆買資源的費用，礦井的儲量和生産達到一定要求，個人就可合法擁有。這是許多煤老闆夢想開始的時刻，他們聞風而來，絲毫沒有想到四年後的另一個結果。
在此之前，采煤只需向國家繳納每噸幾毛錢的費用，沉睡地下的煤田相當于不要錢的寶藏。
突然要交數百萬千萬甚至上億的采礦權價款，讓那一場改革攪起翻天波瀾，也給了遲章們一個順利進入的接盤機會。那年春天，遲章花了近5000萬，買下晋北幾個連在一片的小煤礦，他以爲從此擁有了一大片寶藏。
自稱"既識時勢又懂政策"的遲章，深知要跟上資源安全有效開采的大勢，要跟著政策走。他打算封住幾個小礦，重新改建成一個30萬噸／年的礦——當時，如此規模的煤礦在山西幷不多見，在遲章所在的縣，"我這個礦可是牛皮烘烘的"。
交完兩千多萬價款，拿到了煤礦指標，他正式開始"跑手續"——也就是煤礦生産或建設所需要的證件，前者是六證，遲章申請的基建礦則需要四證。"手續"一跑就是三年，遲章已記不清花了多少費用，"光是規劃圖就花了幾百萬"。一批批人來礦上檢查，通常要給領頭的準備2000元紅包，其他的1000元或 500元。如果檢查完了去吃飯，有的不參加飯局的人就會問："不去吃的多給300吧？"
2008年初夏，復工卡終于批了下來，規定了工期爲14個月，也就是說，2009年夏天這個煤礦將可以從基建礦轉爲生産礦，正式産煤。
整個家族抵押上房子東拼西凑，不算利息，遲章又花了七千多萬，按照30萬噸礦井的建設要求，上了機械化設備，蓋了百人會議室、食堂、澡堂、礦工活動室等。
至此，投資已超過1.5億元。
眼盼著生産的日子就快到了，不料"橫生劇變"：今年4月，縣裏傳達了省裏的新一輪煤礦兼幷重組改革的消息，今後單井産能必須達到90萬噸／年，遲章的30萬噸的礦要麽被整合，要麽被關閉——一天都未曾生産，這兩種選擇都意味著血本無歸。
遲章幷不是惟一的不幸者，同樣命運的煤礦，光在當地就有二三十個。他們中的許多，都是貼著政策要求的底綫，從9萬噸到15萬噸、21萬噸、30萬噸。
"小孩還沒生出來就被槍斃了，你知道那種感覺麽？"9月12日，遲章回憶。那個星期，他瘦了十多斤，"我想過死，可是死不能解决問題，整個家族面臨破産，我必須絕處逢生。"
少收了一兩億
離心神憔悴的遲章百里之外，臨汾煤老闆黃永順正在爲簽不簽眼下的合同而發愁——這份合同會讓他損失一個多億。
他所在的臨汾，既是上一輪礦權改革最先試點之處，也是這一次兼幷重組的發源之所。煤炭這種黑色燃料曾經施展魔法讓他點石成金，然而命運的風雲變幻有時候也能讓金子變成石頭。
2008年4月15日，在能容納1400多人的臨汾劇院，黃老闆和全市煤老闆，加上各政府部門官員擠在一起。臨汾宣布，要通過"收購、控股、租賃、托管"等手段，讓國有大煤炭企業在3年內整合全市年産30萬噸以下中小煤礦。
這時候距上一輪礦權改革不到4年，方向却發生了180度大逆轉。因爲原來帶有私有化色彩的改革被認爲沒能救得了臨汾，2007年12月5日，洪洞一個煤礦爆炸，105名礦工死亡，市長丟了烏紗帽。
繼任的官員如履薄冰，苦苦思索後提出了這條國有化新路。
消息一出，黃永順不知是悲是喜，悲的是煤礦不保，喜的是坐地起價。
那時候煤炭價格漲出"天價"，河北、山東、東北、安徽、廣東，大大小小的煤炭電力企業聞風而來，爭相圈地。臨汾這座千年堯都古城車水馬龍，各大賓館紛紛爆滿。
幾乎每個煤老闆都同時談著好幾家，有一"女"許了好幾家者怕被同住一家賓館的企業們發現，只好掩著面進出；也有年産十幾萬噸的小煤礦老闆，强悍地向年産幾千萬噸的國有大礦扔出通牒：20天簽完合同交出錢，不行就免談。"那時候可是別人求我賣。"談起那時，黃老闆言語之間依然難掩得意。他的礦當時已跟一家省外國有煤炭企業談好，價格是2.8億元。
但是，合同卡在了省裏，因爲這家省外企業不在省裏預算的兼幷主體之中。
臨汾的新思路，雖然在大方向上得到了省裏的認可，但不僅具體手段——比如托管、租賃——未得到批准，而且在兼幷主體上發生了大分歧。
與誰來整合都歡迎的臨汾截然不同，山西省希望將整合的權力主要控制在省屬國企手中。
2008年9月2日，山西發出"23號文"，"煤礦兼幷重組"改革正式在全省提上日程，專門對以省屬煤礦企業爲主的兼幷主體作了詳細規定。
同時，爲了改變現有小煤礦四散開花的狀况，讓成片資源得到統一規劃和開發，文件提出要按照礦區進行規劃，"一個礦區盡可能由一個主體進行開發"。
六天后，臨汾襄汾"9•8"潰壩，265人死亡，時任省長孟學農去職，大同礦務局出身的王君從安監總局局長任上調任山西新省長。襄汾事故尚未處理完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煤價急轉直下，而今年2月山西最爲先進的焦煤集團屯蘭礦又瓦斯爆炸，死亡七十餘人。
小煤礦于是集體停産，煤礦兼幷重組一度悄無聲息，黃老闆過了一個平靜的安穩年。
波瀾再度掀起，是在今年4月16日，省政府下發"10號文"。
這一次，山西成立了以省長爲組長的煤礦企業兼幷重組整合工作組。工作組規格之高甚爲罕見，足見山西之决心。
這份文件要求，哪一片哪幾個礦由誰整合，統統劃分清楚。
這份文件一出，黃老闆們再也沒了當初左挑右選的神氣。兩個月前，他被規定由一個省裏的大集團進行整合。
這時候已是時移世易。價格評估幾乎沒有了多少談判餘地，因爲國土廳早先已發文規定好了采礦權價款的統一補償標準，需要評估的只是有形資産，比如房子和設備。
"一夜之間，我必須賣企業，又一夜，我從賣企業變成了賣設備。"他說。上次作價2.8億元的煤礦，在經過無數次討價還價之後，這次的評估價是1億元出頭。
他慶幸的是自己進入的時間很早。雖然一些金子變成了石頭，但此前石頭變給他的金子更多，從2001年買下煤礦開采到2004年，已經賺得"差不多了"。
受傷的"南方人"
真正巨大的影響，降臨在後來者身上。
他們中有許多是從福建、浙江遠道而來的冒險者，年紀大的五六十歲，年紀小的還是"80後"——在山西，當地人管他們叫"南方人"。
一部分南方人曾經試圖對此次改革施加影響。
今年4月，在南方人聚集的新興采煤區忻州朔州一帶，剛剛回鄉過完清明的二十多位煤老闆們匆匆返晋，第一次聚在一起，討論莫測的未來。
最早的一批南方人，是上世紀80年代初溫州市蒼南和平陽兩縣井巷工程公司的職工，當時山西的礦井大多都由他們來施工。後來，煤炭不景氣，付不出工程款，一些煤礦就抵債給了井巷工人們。
好不容易熬到市場回暖，包工頭們苦盡甘來，引來親朋好友"一起發財"，1990年代末，平陽、蒼南人成批"走西口"。
到2005年，由浙江與溫州官方機構出臺的一份報告披露，當時溫州人在山西有300多個煤礦，比如，原平市長梁溝礦區62個礦中就有59個被他們承包。
這一數字在隨後的礦權改革中被成倍地刷新。
礦權改革提供的成批的接盤機會，擺脫不明不白的承包身份真正擁有産權的誘惑，再加上山西當時高調招商引資的姿態，讓嗅覺靈敏的南方人蜂擁而至，不能來的也入股踴躍。
參與聚會的二十多位煤老闆多數都是在那時來到山西的，他們在當地的投資超過30億元，幾乎每個礦後面都有數十個南方家庭，和百萬千萬計的銀行貸款——據說僅平陽縣水頭鎮，90％以上的房子都抵押在銀行，換作真金白銀砸在煤礦上。
當時煤老闆給人們留下的多是狂買名車豪宅的形象，這些南方人提起來便憤怒而委屈。他們小心翼翼地保持著低調，許多人都將陸虎寶馬奔馳們開回老家，只留下帕薩特們呆在山西。
不幸的是，從礦權改革時開始，山西就礦難不斷。而每出一次事故，煤礦就連片停産，加上一些重大節日時自動停産，有煤老闆統計了生産記錄：三年來，即使六證齊全的煤礦，正常生産的時間也不足4個月，而那些基建礦則更是一天都未正式生産過。
在屯蘭礦難後長達兩月的停産整頓之後，省內的長治等地已漸漸開始批復復工，他們所在的地區不僅毫無動靜，而且前所未有的嚴格：就在聚會的前一天，縣裏統一行動，除國有煤礦外，各個煤礦井口傳送設備的皮帶機頭或絞車都被强制拆除，拉回政府貼上封條。
平素幷沒有多少往來的煤老闆們，紛紛趕來，第一次開始開會。
會議從他們飛回來的當天晚上開始，持續了一整天。儘管試圖聯絡更多的當地煤老闆，但最後來的依然全都是南方老鄉們，閩南話于是成爲會議的官方語言。
一些人情緒激動，中午就跑出去買回來幾卷紅布，一枝毛筆，當場外套一脫袖子一擼就開始寫起標語"礦工要吃飯"，"我們要工作"。
更多的人，則始終很沉默，只是聽著，看著，沒有太多表情。
煤老闆試圖讓礦工們拿著標語去反映情况，但最後沒能成行。
第二天，煤老闆們一起來到縣長辦公室"要個解决辦法"。記者發現，在進門那刻，即使在門外群情激昂的煤老闆，也都馬上低下頭，陪上了笑臉。直到聽說縣長不在，才重新活躍起來。
惟一的一次集體行動，就這樣三三兩兩地散了開去。
在接下來的兼幷重組中，南方人鮮有能成爲兼幷主體的，却幾乎沒有人只停留在發牢騷上，每個人都在各顯神通，都在這場隱秘的談判中比著將聰明、靈活與膽色發揮到極致。
煤老闆的死與生
兩個世紀前，在英格蘭斯塔福德郡，一個債臺高築的工程師通過燃燒煤炭來帶動活塞，抽出了深井裏的水。那是人類第一次自由地駕馭能源，也是煤炭頭一次向工業世界展示它的魔力，點燃工業革命。
兩個世紀後，這種對中國來說最爲重要的黑色燃料，却在財富世界裏施展魔法，讓衆生顛倒。
一些南方人心碎神傷、黯然離去。背靠龐大而靈活的民間資本，他們幷不缺少不斷投入建造現代化大礦的資本，但在他們頭頂劃了一道紅綫，幾乎沒有給他們留下多少機會。離去的時候，有人發誓，"再也不踏進山西"。
而莫名其妙發了大財的金玉一家，心滿意足地賣了煤礦。
1990年代，煤炭低迷，呂梁山溝裏，鎮上將一個煤礦抵債給了金玉家。沒想到他們却一脚踏進了富貴門。
煤炭後來吹著氣樣的漲價，金玉家的資産也吹了氣一樣猛地膨脹到近億。她的丈夫從沒上過學，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搞不清銀行是個什麽玩意兒，他只相信現金，但從不會寫收條，即使收人家上百萬。
他們從不知道這逼人富貴怎麽突然就從天而降。2005年盛夏，金玉曾經問記者，"爲什麽前幾年我們家門外總是堵著要債的人，這兩年每天早上醒來窗戶外頭就有人排著隊拎著錢買煤？"
當時，四十多歲的金玉燙著發，化了妝，大花短褲盤著腿，問著話就將嗡嗡的蒼蠅一隻只拍死在家裏嶄新的真皮沙發上。
像金玉一家這樣撞中大運賺得盆滿鉢滿的人，大多都選擇賣掉煤礦，過富貴生活。現在，她將兩個孩子送到國外，全家搬進了城，據說丈夫最近新迷上澳門，已經輸掉了幾百萬。
黃永順也厭倦了有煤礦的日子，要整日陪著笑臉，要整夜擔驚受怕地對電話鈴聲過敏，一忙起來整個月都顧不上換衣服。
儘管少了一兩億，他心裏已經打算接受那個國有大礦開出的價錢。辦了健身卡，雷打不動天天鍛煉。
說起未來，他一臉神往。他打算物色幾十畝地，種些菜和果樹，"過不用看人臉色，不用擔驚受怕的太平日子"。
而沁和能源集團董事長呂中樓，却打算在他10年前發現的財富巷道裏繼續掘進。
1998年春節，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在國家科委工作的山西沁水人呂中樓回鄉過年，縣裏的官員們找上門，希望他能想想辦法幫助解决企業改制問題——那時候剛開過"十五大"，國企改制吹響號角，沁水縣却怎麽也賣不動。
呂中樓挑了一個煤礦企業，他的判斷依據有兩個，一是國外取得資源都需有償，但中國當時全都是無償，升值空間廣闊；二是他查了統計數據做了個模型，"煤價連續10年低迷，接近穀底"。
黑金的光澤漸漸閃耀，呂中樓看見機會在閃閃發光，他辭了國家公職，專心做起了煤老闆。第一年，連年虧損的這個煤礦就實現盈利，因爲過去國營時每噸煤的成本要七八十塊，呂接管後馬上降到了30元。
待售的煤礦馬上接踵而來，呂中樓開始使用財務杠杆加快買煤礦的速度，到現在，公司一共擁有10個煤礦。
股東中除了呂中樓之外，還有像老虎基金這樣聲名赫赫的外資機構。在新的整合中，他是極少數幸存者，同時擁有兼幷主體的資格，按當地政府的規劃可整合周邊的4個礦井。
現在，他正忙著穿梭在北京、香港等地，跟不同背景的外資進行談判，以吸收更雄厚的資本，來沿著煤炭延伸，進入煤化工領域。
這樣極少數的幸存者，極有可能從以千萬或億計算身家的煤老闆，變成以數十上百億計算的煤炭大亨——兼幷主體整合後每年的産能至少要達到300萬噸，即使只賣煤炭，即使按每噸煤賺100元粗略計算，一年的利潤就是3個億。
煤老闆數量在此次改革中會大幅度减少，但可以預見的是，超級富豪將越來越多地在幸存者中誕生。
煤炭大亨，正是遲章的夢想。儘管在山西已經難以實現，但他相信其他地方，黑金的大門正在向他敞開。
其實沒有人真正清楚遲章付出了怎樣的三個月，儘管親友股東們都不斷給他打電話。所有人都只知道，最後的結果是，他終于跟一家國有礦談妥被其整合，價格也令人滿意，基本收回投資。"帶著這一個多億，我就能東山再起，再打一仗。"他雄心萬丈地告訴股東們。煤礦依然是他不變的目標，黑色燃料仿佛在他的血液裏開始燃燒，他認定，這些東西可以讓人破産，就一定能讓人暴富。"只要地下還有煤，只要地上還有人買煤，煤老闆就不會消失。"
一處理完山西的"後事"，遲章就馬不停蹄地向著更廣袤的西北奔馳，他要搶在時間前面，搶在下一次風雲變幻前到達那裏。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遲章、黃永順爲化名）
http://www.infzm.com/content/36878
煤老闆絕地反擊 質疑山西煤改違法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曹海東 特約撰稿 李廷禎 發自山西大同 浙江杭州 2009-11-04
"山西煤炭資源整合遠未結束，煤老闆們已開始反擊。他們一方面團結起來，通過官方渠道向山西省施加壓力；另一方面聯合律師、學者高舉物權法和憲法，準備訴諸法律維護自身利益。"
絕地反擊
閃光燈的哢嚓聲中，43歲的煤老闆老林習慣地將頭閃在一邊，緊張地吩咐記者千萬別用文字描述自己的模樣。這些曾經風光一時的煤老闆此時非常謹慎——他們正聚集在一起商討如何討回"公道"。
這是2009年10月31日，杭州之江賓館。二十多位在山西投資的浙江煤老闆代表趕到杭州開會。再過一天，進入11月，就是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的最後大限——按照山西省要求，整合後的煤炭企業要全部通過驗收。
自從去年9月，山西省推行"煤礦兼幷重組"以來，兩千多座煤礦被挂上了"國字號"的牌子。這場被譽爲"國進民退"的改革，成爲近三十年來，山西煤炭領域最大的一場變革。
這意味著，這些煤老闆如果不接受被兼幷，手中的煤礦將會被强制關閉。如同十年前陝北收購民營油礦事件一樣，這些曾經擁有采礦權的煤老闆將一無所有。
動輒幾千萬元，甚至數億元的投資還沒有見成效就打了水漂，這讓這些放弃家鄉産業，遠道來三晋大地投資的浙江煤老闆怎麽也想不通。
曾經提著幾百萬元，基于同鄉信任，將集資款投向山西煤礦的小老闆們也在此時擁向了之江賓館。"別看我們平時風光無限，你知道我們背後有多少集資人？"酒氣撲面的煤老闆老林躺在酒店寬大的沙發上，拿起一支烟，狠狠地抽了幾口。
煤老闆們的憤怒不斷積聚，而對象只有一個——正在强力推行的煤炭資源整合。這項本意加强山西煤炭生産集中度，控制安全事故發生的煤炭改革遭遇到了信任危機。
敏感的律師首先嗅到了空氣中不安分的味道。
10月22日，北京北三環的一間咖啡屋內，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的兩位律師從皮包中拿著厚厚的幾叠山西煤礦産權糾紛資料。在他們看來，山西的煤炭資源整合將是"一場無硝烟的戰爭，處處充斥著血腥，甚至早已血肉模糊"。
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玉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在去年下半年就開始關注山西煤炭資源整合，起初想看看是否存在相關業務，後來研究現此輪山西煤炭改革竟存在多方面漏洞。爲此，他們甚至成立了"山西煤礦兼幷重組專家律師團"。
"此次山西煤礦重組整合表面上是政府主導下在煤礦資源領域開展的宏觀經濟調控和産業結構調整的行爲，說到底是對煤礦礦業權的處置和權利、利益再分配。"張玉成說。
10月31日，在杭州之江賓館，"陝北70億收油"這些詞彙從煤老闆們的口中不時蹦出，在他們看來，自己的命運遭遇與之如出一轍。會場上，一位物權法領域的權威教授將各種法律書籍堆在會議桌上，引經據典反駁山西的煤炭資源整合。
這些在山西投資500億元，年産煤炭5000萬噸的浙江煤老闆們聯合律師、學者，開始高舉法律武器，大聲疾呼自己的煤礦不可侵犯。不僅如此，他們還已請求浙江省政府支持，維護他們在山西的投資利益。
煤炭政策大躍進
所有矛頭指向去年9月的山西省的一紙紅頭文件——《關于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幷重組的實施意見》（又稱"23號文"）。這份文件揭開了山西煤炭資源整合的大幕。然而，此輪煤炭資源整合真正啓動却是半年之後。
"9•8"襄汾潰壩事故，煤炭資源整合因省長的孟學農去職而停滯。當時山西政界一時摸不准新任省長王君的"政策偏好"。一個可以佐證的例子是，當時山西本地媒體預備刊發關于資源整合的文章，一直等到局勢穩定之後才試探性刊發。
此時山西煤老闆處于一種觀望的態度。這種狀况一直持續到今年4月。4月初，山西省政府對外公布"10號文"，要求兼幷重組後的煤炭企業，規模原則上不低于年産300萬噸，單井規模原則上不低于90萬噸。
這一硬性的規定，讓很多煤老闆措手不及——這意味著將清除所有煤老闆。
一位大同南郊區的煤老闆告訴記者，自己一座9萬噸的礦此前一直按照政府的要求在整合，投入上億元，才好不容易整合到30萬噸，却又要被關閉。按照2006年的煤炭産權制度改革，當時單井規模9萬噸以下的煤礦都在關閉之列。
一般來說，一個煤礦改擴建的周期在三年左右，而且提高單井産量還與煤層厚度、開采條件、資源量等因素有關。這意味著，如果這座煤礦三年內一直改擴建也達不到山西省政府的要求。
"好比建房子，圖紙是你紅頭文件出的，現在房子快建好了，却要全部拆除，這怎麽可能呢？"上述煤老闆一臉茫然。
更讓煤老闆們想不通的是，既然在去年的"23號"文件中，山西省的生産礦井爲2840座，到2010年年底要求壓縮至1414座。半年後，在"10號文"中，煤礦壓縮指標却改爲1000座。
煤礦壓縮指標究竟如何制定，現在不得而知。不過，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完成這些指標却有著一整套的考核。這些具體將指標分解到11個縣市，進而層層分解。而且如果整合不完成，承擔的將是"安全生産不合格"的責任。
"采取下指標、列時間表、責任制的方式，完全違背了兼幷重組的自願性。" 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資源與環境部首席律師吳族春說。
不對等的談判
按照山西省政府的規定，這些被兼幷重組的煤礦能够選擇的合作方只能在"5+2"格局和中煤平朔公司之中尋找。
所謂"5+2"格局是指：大同煤礦集團、山西焦煤集團、陽泉煤業集團、潞安礦業集團、晋城無烟煤集團、山西煤炭運銷集團公司、山西煤炭進出口集團公司。
事實上，煤老闆們通過2006年煤炭産權制度改革，繳納資源價款之後，煤礦就可以在二級市場上自由流轉。
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玉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按照法律規定，礦業權人有權决定是否進行兼幷重組等礦業權轉讓的民事交易行爲，幷且有權决定兼幷重組的交易主體，幷與之平等自願協商交易方式、交易價款以及其他交易內容。
不過，這些煤老闆發現，自己受損最大的部分竟然來自采礦權價格。此次國有大企業的兼幷重組中，政府在其中充當了"定價者"的角色。
按照去年9月28日，山西省下發《關于煤礦企業兼幷重組資源價款處置辦法》，規定兼幷重組的主體企業應向被兼幷者退還資源價款，幷按原價款標準的50％給予經濟補償。
按照煤老闆們的估算，這個標準遠遠低于市場的評估價格，甚至還不及于市場評估價格的一半。
長期研究礦産資源的吳族春說，礦山的核心資産是采礦權，如果在兼幷重組中只對礦山的附屬設施進行評估，對采礦權却不評估，那麽和煤老闆們的實際付出相差非常之遠。即使有經濟補償也根本無法彌補煤老闆在三年之內的技術改造投入。"即便我們認可這種補償，評估之時大集團還會吹毛求疵，將實物資産刨除在外。"在大同投資的一位煤老闆說。
種種爭議未平息之下，山西省的煤炭重組簽約率却在急劇上升。10月下旬，山西省公布的數據顯示，重組整合煤礦企業協議簽訂率已達97.9％。
在煤老闆謝常有的記憶中，自己是在政府"突擊"之下"被簽署協議"的。今年9月，當時縣裏聽說省領導要來檢查，馬上連夜讓他們簽協議。幷且說只要簽同意兼幷重組協議即可，其他付款方式等可以留作以後再談。
而對于那些"刺頭"，政府通過查處偷稅漏稅、是否向官員行賄等方式讓其乖乖就範。此前一位剛剛以公開身份接受完媒體采訪的煤老闆在電話中低沉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被政府瞄上了，正在出差，也算躲幾天"。
在這8家兼幷主體中，以煤炭運銷爲主的山西煤運和山西煤炭進出口公司顯得最爲積極。"他們在從煤炭銷售轉型到煤炭生産企業的過程中，最缺乏的就是資源儲備。"
山西煤炭運銷公司的相關人士證實，他們的兼幷重組事宜主要是在今年7月才開始進入正軌。9月、10月則被譽爲煤礦整合的關口。大同左雲縣的煤礦兼幷重組中，煤炭運銷公司短短兩天內攻下11家企業。
不過，據記者瞭解，這只是雙方初步對評估報告認可，接下來的還有具體價格、付款方式、如何保障各級政府利益等諸多內容的談判。
更加難以讓煤老闆難以理解的是，有的補償款要被扣除40％作爲押金，未來兩年之內返還，其中"若有井下實物資産和評估不符之時"，再從押金中扣除。"評估機構都是兼幷主體和政府找的，評估錯了難道還要扣我們的錢？"
資源整合後遺症
膠著在煤炭資源整合之中的不僅僅有煤老闆，那些大型國有煤炭企業也在此時加大煤炭資源爭奪的力度。今年年初，山西煤運的董事長劉建中就要求忻州煤運分公司"搶抓最後一輪資源整合機遇，搶占優質資源"。
在一個時刻處于變動的政策環境中，山西的煤老闆留給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
他們開始通過各種途徑要求政府能够復工，希望能够通過生産挽回損失。事實上，政府似乎也預備迎合這種趨勢，力圖减少整合帶來的後遺症。今年前三季度，山西省的GDP只有0.5％的增長。
記者在大同市左雲縣采訪期間，縣政府官員一再表示，未來兩年將是縣域經濟發展最爲困難的兩年。按照兼幷重組要求，這些大礦最少也要到2011年才能投産，這意味在未來兩年內，政府幾乎失去最大的稅收來源。
正如一位山西煤炭分析人士指出，近兩年內，山西煤炭資源整合的後遺症將在一定程度上以"刑事案件"的方式爆發出來。譬如，村礦的血腥矛盾、失去經濟來源的老百姓偷盜礦上機械設備等。
今年6月，飽受停産整頓折磨的山西煤老闆們獲悉，在兼幷重組中，六證齊全的煤礦可在確保安全的情况下複産。
這一消息讓等待已久的煤老闆們喜出望外。自從去年煤炭資源整合以來，山西的小煤礦幾乎全部停産。千萬噸産煤大縣的左雲縣，近一年內全縣只有一座煤礦在生産。
10月27日，山西本地一家媒體出現了一則意味深長的廣告。廣告中言明，新疆煤礦尋求合作，且特意指出當地"政府支持力度大"。看了這則廣告後的一位煤老闆百感交集，長籲了一口氣。
法蘭克福研討會風波（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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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福研討會風波
秦輝
會前風雲
法蘭克福書展是國際上最有影響的圖書盛會之一，今年中國是書展的"主賓國"，作爲書展的"前奏"活動，9月12-13日主辦方在法蘭克福的塞萬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舉行了"中國與世界——感受與現實"國際研討會。我是德國主辦方邀請的發言嘉賓之一。幾個月前他們就與我聯繫此事，幷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說是要給我用快遞寄發正式邀請書。然而我却一直沒有收到。直到約半個月前，才從我任教的清華大學國際處轉來了這份邀請書，學校說是國家新聞出版署轉來的，我在校國際處看到新聞出版署發來的這個大信封中有好幾份邀請，但只有人文學院李强院長的一份附有保險、酒店訂單等簽證資料，其餘幾份都沒有，覺得很奇怪。打電話問新聞出版署，回答說本次嘉賓是中德兩方各自邀請的，李强院長屬中方邀請，由新聞出版署組團前往，一應手續也由公家辦理；我們則是德方邀請，費用由德方出，手續需自辦。但既然是德方邀請，爲什麽邀請書却不直接寄給我，而要由新聞出版署代轉？我當時想，大概是德方爲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見，所以把他們發的邀請書都請中國官方"把關"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東南亞參加預期半個月的湄公河流域開發調研項目，回來後估計是趕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沒向德國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從老撾回來才知道居然還來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漢莎航班飛往德國。此前我由于一直在東南亞，幷不知道這期間發生了什麽糾紛。但登機前却得知德方邀請的其他幾位大多沒有來，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飛機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兒十多年前曾經是我的研究生，我們自然早就認識），這才知道原來爲這研討會已經發生了一場大衝突。戴晴女士說：德方將她的邀請書寄到中國新聞出版署後，新聞出版署表示抗議幷退回了邀請，德國書展主辦者順從中國官方意願，取消了對她的邀請。但德國輿論聞訊大嘩，認爲在德國搞書展請什麽人還要看中國官方的臉色，這還了得？輿情沸騰中，書展參辦方德國筆會堅持再次向戴晴發出邀請。戴晴表示本來這種活動她未必感興趣，但官方既然這麽阻撓，爲了捍衛言論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權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趕到機場時却被告知：原訂的機票已被取消了——顯然是書展主辦者在某種壓力下cancel了這張機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買了張機票，終于成行。
到了法蘭克福機場，我因爲坐在前艙又無托運行李，就先出了機場，見到前來接機的書展主辦者彼得. 裏布肯先生，他手裏的接機牌上寫著我和徐星的名字，沒有戴晴，表明他來前還不知道戴晴已經成行，但此時他當然已經知道，因爲大批記者已經在此守候。這時有人塞給我一張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這份當天（11日）的報紙已經報道了此事，標題便是《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德媒借書展惡毒攻擊中國》，內稱："德方未經中方同意，邀請异見人士參加研討會。中國方面已經表明立場，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請，中方將不出席此次研討會。"該文還引述德國《明鏡》周刊采訪裏布肯時後者的話：中國方面"十分堅决地要求，'如果這兩人出席，我們就離開'。"該文又引述"中國社科院學者趙俊杰"的話說："這次事件是中歐圍繞價值觀的一次爭論和較量。我認爲，對于公理和正義之舉就要堅持，絲毫不能妥協，愛國主義不能打折扣。"看來，趙先生所謂的"愛國主義"居然是針對戴晴等中國公民的，儼然是有她無我，有我無她，在封殺這些中國人的問題上"不能妥協"，否則趙先生的"愛國主義"就打了"折扣"？！
從這張《環球時報》上我還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還涉及旅居美國的 "异見"詩人貝嶺。貝嶺人在美國，他的邀請書應該不是寄到新聞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辦者也就收回了邀請。後來德國筆會堅邀戴晴，似乎沒有提到貝嶺，但貝嶺大概幷不知道邀請被取消，仍然來到了法蘭克福。而此時德國已是輿論汹汹，似乎如果拒絕了兩人，書展就要變成"醜聞"了。
從《環球時報》看，它的火氣主要是沖著德國媒體來的，按這篇報道的描述，書展主辦者對中國官方可說是百依百順，只有媒體在興風作浪。而《環球時報》還很同情主辦者，多次很欣賞地引述了主辦者對"媒體搗亂"的不滿。但是我後來看到，德國媒體對這件事的報道也很有意思，他們的火氣主要幷非沖著中國官方——中國官方要封殺异見人士在他們看來幷不奇怪，他們惱火的是德國的書展主辦者和有關當局居然也爲某種利益"出賣了言論自由"，輿情汹汹都集中在後者身上。後來裏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對我說，那些天裏裏布肯幾乎精神崩潰，不停地給他打電話，語無倫次地念叨著："壞了壞了"，"我完了"，"我要給釘在耻辱柱上了"……。顯然，他說的是德國輿論（而非中國官方）要把他釘上"耻辱柱"。這位朋友說，其實裏布肯當年曾是1968年左派學生運動的活躍者，後來也是所謂"文化左派 "，即那些不一定主張社會革命，但强調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變西方，但也反對西方要改變別人，因而對"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態度的人。他對中國確無惡意，但"破壞言論自由"這個黑鍋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兩國報道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國輿論和中國公民戴晴等人爲一方，中國有關部門和德國主辦者暨有關當局爲一方，爲此事展開了博弈，這樣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衝突嗎？能够與"愛國主義"挂得上嗎？
會上所聞
約20分鐘後戴晴出了機場，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記者一擁而上，"長槍短炮"閃光不停，喀嚓不斷，戴晴面對記者用英語侃侃而談。而裏布肯先生則躲在一邊有點尷尬，直到一些記者發現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歡迎。這時貝嶺也趕到了，裏布肯先生却對他說："我們沒有安排您來"（他顯然是指德國筆會再次邀請的只有戴晴），隨即帶著我、徐星和戴晴匆匆離開。在場者又是一片嘩然，有德國朋友立即表示願意接待貝嶺去住，在媒體批評的壓力下，主辦者終于在次日把貝嶺作爲受邀請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討會開始，由于這場會前風波已經沸沸揚揚，會場自然人氣頗旺，氣氛很不尋常。在這裏我見到了"中方邀請"的諸位同仁，除了我們清華的李强教授，我認得的還有社科院的黃平、陸建德等先生。他們神色嚴肅，顯然都已經處于準備應付衝突的狀態。但是我向他們詢問此事時，得到的回答却與《環球時報》所說的大相徑庭。據我們這些同仁說，本來德方愛邀請誰就邀請誰，"中方"幷不想管他們的閑事，但主辦者却把他們自己發出的邀請書都寄到了新聞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轉交，就等于"中方"也參與了邀請，" 我們不能上這個套"，于是"中方""客氣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請書，請他們自便"。但德國媒體却"造謠"說我們阻止德方邀請他們兩位，借此"煽動"對中國的攻擊。云云。中國使館的一位先生還在會上鄭重宣布：中國方面"自始至終"從未干涉過德方的邀請行爲，德國媒體如此造謠，實在太過分了。
聽了這話我不禁糊塗了。《環球時報》大標題上不就赫然寫的是"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嗎？不是明確講"德方不放弃邀請"中方就將抵制研討會嗎？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稱口氣，幷沒有說是引述別人的話，這難道也是德國媒體造謠？
我幷未在會上提出這個問題，但私下向"中方"諸位同仁提出這個疑問，幷問那個聲稱對此事"絲毫不能妥協"的趙俊杰先生是誰，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環球時報》的這篇報道，也不知道趙俊杰是誰。
而且，如果"中方"的憤怒幷不是因爲"德方"邀請了誰，而是因爲"德方"讓"中方"轉發邀請等于是迫使"中方"爲這些邀請作背書，那麽對于戴晴這可以理解，對于貝嶺却又是怎麽回事？因爲貝嶺在美國（我記得，他好像已經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請書是直接寄去的，幷未經"中方"代轉嘛。
再有，據《環球時報》，關于中國阻止邀請兩位"异見人士"的說法都是書展主辦者說的，主辦者以此向媒體解釋他們不得不撤銷邀請的苦衷。由于《環球時報》也表示要堅决阻止邀請，因此它的報道幷未批評主辦者，而只是批評向主辦者施壓的德國媒體。但是"中方"代表則不同，既然他們表示無意阻止邀請，只是抗議污蔑他們要阻止邀請的"謠言"，那麽顯然，放出這種"謠言"的就是主辦者，而不是德國媒體，爲什麽他們也和《環球時報》一樣，幷不指責"造謠"的主辦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責"信謠"的德國媒體呢？
會外思索
我後來終于悟出了點什麽。
我想，當初"中方"（未必是高層，應該是處理此事的某個部門，比如新聞出版署）應當的確是極力阻止主辦者邀請這兩位的——主辦者實在沒有任何動機在這種事情上"造謠"，使自己陷入媒體的圍攻。
但當這事在德國犯了衆怒，釀成軒然大波後，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執意要去幷且德國輿論普遍支持之後，更高層幷不欣賞有關部門的這種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書展這個宣傳中國"軟實力"的好機會。否則，在美國的貝嶺"中方"也許沒有辦法，在中國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誰都知道中國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單"的，有關方面只要把戴晴列進去，她自己買了機票也會被攔住。據戴晴自己說她過去也確實有過這樣的遭遇。
因此戴晴這次能够成行，應該是中國方面最終開了閘的。"中方"代表在會上關于無意干涉德方邀請的說法，大概就是出于這樣一種比較開明的態度。然而風波已經釀成，總不好向德國輿論示弱吧？所以"德方"讓"中方"轉交邀請書這個程序問題就成了"中方"下臺階的一個理由，據此可以責怪德國主辦者多事，批評媒體亂炒作，而中國可以得到一個開明的形象。
但壞事的是：《環球時報》立功心切，竟把有關部門原來暗中施壓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擺出一副封殺戴晴等人 "絲毫不能妥協"的架勢，却又沒有與"中方"即時溝通，統一口徑。《環球時報》不知道國內已經"妥協"，而"中方"也不知道《環球時報》如此報道，以至于出現如此尷尬局面。當然，儘管無論是我們自己，還是德國的許多媒體人（在機場給我報紙的就是一個德國記者）都已知道這件事，但在會上誰也沒有提，我想這是因爲我們國家變得更開明終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讓我們的同仁難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議的倒是《環球時報》，到會議結束後的14日它又發表了一篇會議報道，作者還是那幾個人，其中却說：德國媒體"散布中國施壓、异見人士被拒絕的假消息"以"破壞氣氛"！讀後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氣：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說過的話全忘了嗎？"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是誰散布的"假消息"？
風波起伏
由于會前的汹汹輿情已經弄得主辦者灰頭土臉，連法蘭克福市當局也受到很大壓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國大選，當局所屬的黨派自然明白事情的嚴重，不想因此丟掉選票。因此12日的會一開場就變得十分高調，先是法蘭克福市長對此事明確表態，她說自己歷來堅持言論自由，不怕任何壓力。過去書展就邀請過東歐的异見作家，今後也不會改變這一傳統，還標榜自己曾接待過達賴喇嘛。然後書展的主辦者和主要資助者也相繼表態，高調歡迎戴晴和貝嶺，對自己前段的"軟弱"向公衆道歉，幷把戴晴、貝嶺請上臺發表感言。在整個這"歡迎、檢討、表態"過程中多次響起一片掌聲，氣氛十分熱烈。
這時坐在第一排的中國官方同仁坐不住了。他們原先其實已經接受了現實，在戴晴、貝嶺與他們同坐一排時他們幷沒有像《環球時報》散布的"假消息"那樣：" 這兩人出席，我們就離開"。但是會上如此高調地歡迎戴晴、貝嶺而把他們撇在一邊，的確讓他們非常難堪。而且會議事先發下的議程中也確實沒有這一"歡迎、檢討、表態"的環節。于是他們紛紛起身，全體退場，表示抗議。設身處地爲他們想想，作爲官方代表，也確實不得不這樣。不過如果反過來爲主辦者想想，在前一段幾乎被"釘在耻辱柱上"的尷尬中，在臨近大選的關頭，他們不這樣"彌補過失"又怎麽辦？
但是好在我們的官方同仁幷未走遠，書展主要資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後，他們很快又回到了會場，會議遂回到原定議程繼續開始。我真是服了這書展的主辦者，他們先向媒體道歉不該"屈從"中國，後向"中方"道歉不該"屈從"媒體，真是老鼠進風箱兩頭受氣，猪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然而也虧了他們這麽兩頭作揖，這個氣氛如此對立的研討會居然還又開下去了。
而且如果沒有先前這沸沸揚揚的風波，書展中的這類活動本來幷不會那麽引起關注，這場風波倒是一個成功的廣告行爲了。平心而論，戴晴、貝嶺兩位本來在德國也沒有那麽大知名度，如果不是有先前的節外生枝，他們甚至都不一定會應邀前來，來了也不會形成那麽大的輿論轟動。從這一點上講，兩位倒是應當感謝那 "絲毫不能妥協"地必欲封殺他們的趙俊杰等輩了。
我的發言
會議雖然回到原先議程，但畢竟有了先前的一場，後來的發言者，尤其是"中方"發言者幾乎都要離開原議題就這場風波說上幾句，主要是駁斥"中國壓制言論自由"之類的說法。記得好像是張蘊嶺先生說：他們兩位當然有權利在此發表自己的言論，但你們不該冷落我們而去專門捧他們。我當時就想："他們兩位有權發表自己的言論"？這話要是在國內說該多好啊！黃平先生還現身說法，他說他主編《讀書》雜志14年，從來沒有遇到來自權力部門的干涉。我聽了好感動，我們國家真是進步了。但是，與黃平先生一起主編《讀書》的汪輝先生不是曾抱怨，他們兩位的主編之位被撤掉就是權勢者做的手脚嗎？兩位主編的說法，我該信誰的？
在第一階段的發言者中，似乎只有我沒有涉及剛才的風波。我是"德方"邀請的，但"中方"也代轉了這份邀請，我對雙方都心存謝意，但也沒有義務加入爭論去爲哪一方辯護。這一階段原定的議題是"中國的世界地位：中國對自己的認識和世界對中國的認識"，我也就直接進入了這個主題。
我從剛剛調研所知的中資企業在東南亞的水電、礦業等開發活動談起，講到中資在勞工權益、對利益相對方（如被占地的當地農民）和當地公民社會的態度、以及環保意識等方面確實不如同在當地搞開發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撾這麽個政治背景與我國相似的國家也有這種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擊中資在搞"殖民主義"，我是很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因爲事實是：一方面中資在那裏對利益相關各方做得不如一些發達國家的外資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資做得確實已經比他們在國內對勞工、對被征地農民、對挑刺的NGO的做法要好多了，與在國內的做法相比，他們實在已經很進步了。而什麽叫"殖民主義"？那就是像當年的西方一樣，對自己的國民權利很尊重，對殖民地人民却很不好。然而，中資的情况恰恰相反，他們對海外投資地民衆的"遷就"儘管不如西資，却幾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們在國內的做法。這一點其實從中資受到的批評就可以證明。
很多人批評中資使用從中國弄來的農民工而不肯雇傭本地人，這當然有違于增加本地就業的原則，受到批評可以理解。但是我對他們說：西方公司當然不會從他們國內弄一批白人到你們這裏做重累髒險的苦力，爲什麽？只是因爲要保證你們的就業機會？當然不是！這首先是因爲白人不願幹這種活。西方人不願幹的活，西方公司讓你們老撾人幹，這是"殖民積習"；而你們不願幹的活，中資公司讓中國的"農民工"去幹，這又是什麽積習呢？這當然不是殖民積習，但可以說是"低人權"積習。殖民積習是宗主國尊重本國公民的人權但不尊重他國人，而我們中國的强勢者却相反，他們尊重你們的權利也許還不够，但絕對比尊重國內利益相關的弱勢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贊成擴大中資在海外的活動，這主要還不在于他們能爲中國賺到多少錢，或者爲當地作出什麽貢獻，而在于希望他們能够在海外學會尊重人權，從而反饋國內，能對中國人更好一些。如中鋁公司在澳大利亞開發奧盧昆鋁土礦，雖然得到了聯邦政府和昆士蘭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費一年半時間與當地很少的土著人談判土地租用問題。而在國內他們哪有這份耐心？中鋁的"平等待人"在當地獲得好評，可是在國內這個"好榜樣"却不能宣傳：國外的"工會陷阱"已經够讓 "中資"頭疼了，如果"奧盧昆經驗"傳入國內，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農民也學會了像澳洲那個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樣大模大樣地與政府支持的"大鰐"漫天要價，那還了得？！
"偏見"我見
總的來講，我還是從這次會議上感受到了中國的進步。雖然有波折，畢竟還是對戴晴他們開閘放行了。雖然"14年自主辦刊未受干預"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如此，但至少我們的官方同仁認爲應該如此。我們的官方同仁說中國已有言論自由，但願他們說的能逐漸變成現實。我們的同仁大都也承認中國"縱向有進步，橫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進一步前進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爲什麽我們的官方同仁對此間的政府、公司（主辦者）都還能友善，唯獨與此間的民間媒體如此對立？
是因爲如意識形態所說：西方媒體被金錢控制，只是資本家老闆們的喉舌？如果是這樣，"老闆喉舌"的可惡不就來自"老闆"的可惡嗎？爲什麽我們對"老闆們"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爲這些媒體散布了"假消息"或"謠言"？但就以這場風波爲例，平心而論，我們自己的《環球時報》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對"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難道還少嗎？
是因爲這些媒體對中國有"偏見"？的確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說，西方媒體的一些"偏見"確實與"殖民主義積習"有關。因爲"殖民積習"如前所述，就是對自己同胞要比對外人更好，或者說對外人比對自己同胞更壞。西方人過去的確有這個毛病，現在也還沒完全改掉。他們以這種眼光看我們，看到我們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協"地封殺戴晴的先生）對同胞如此殺氣騰騰，就不禁會想到："他們對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壞，如果這種人强大起來，他們對我們這些外人又會壞到什麽程度呢？"老實說，所謂的"中國威脅論"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這樣的一種心理"偏見"。
當然我們可以說服他們：我們和你們相反，我們這種"文化"對外人比對同胞更好，或者說對同胞比對外人更壞，我們不准戴晴講話，但不會不准你們講話，你們不能帶著你們的偏見看我們。但我想，我們這種博大精深的"文化"，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們爲此就大動肝火，那就更把這些夷狄嚇壞了，他們的"偏見"不也就更深了嗎？
更何况說透了：我們對這些媒體大動肝火又有什麽用呢？說的極端些，對他們的政府動肝火，我們可以斷交甚至宣戰，對他們的老闆動肝火，我們可以進行貿易制裁，但他們的媒體何求于我，我們能拿他們奈何？如果說我們是新聞全球開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經希望的那樣，他們想到我們這裏來發行，來擴大市場份額，或許還會順著我們說話。現在我們根本是不許他們進來的，他們完全以我們以外的人爲受衆，怎麽會在乎我們的肝火？我們對自己的媒體發威，可以審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頓、責令關張，對他們的媒體我們能怎麽樣？我們能對他們搞新聞審查？能讓他們停刊整頓？他們連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麽會在乎我們動肝火呢？說損一點，我們的肝火，不恰恰是給他們做的免費廣告嗎？
所以我們動肝火是沒用的。可取的做法是我們以行動來逐漸打消他們的偏見。不僅對外人要好（這我們似乎不難做到），更要對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權。我們不要以爲這只是自己的"內政"，"內政"只能對政府而言，無法對媒體和輿論。正如我們不能跑到美國去代替美國政府廢除資本主義、但我們的媒體却完全可以抨擊"資本主義的罪惡"一樣，他們的政府管不了我們的 "內政"，但他們的媒體對我們的事"說三道四"，無論是我們還是他們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說，儘管新聞的真實性與公正性是媒體的生命，我們完全應該有這樣的要求，但是事實上人們的價值偏好客觀存在，"偏見"這個東西就很難完全避免。而且它與新聞自由與否無關。被管制的媒體有偏見，自由的媒體同樣有偏見。新聞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見一元化"，即防止那種只能朝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現，防止某種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動員的"偏見"誘發全社會的歇斯底里。"偏見"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聽則明"，使受衆在各種"偏見"的平衡中找到真實。"偏見"一旦競爭化，那些"偏見"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體就有可能勝出，而那些不講公信、一味"偏見"的媒體會被淘汰。
所以我們對某個具體的不實新聞當然要出來糾正，以免以訛傳訛，但對"偏見"存在的一般現實應當持有平常心。只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對我們的"偏見"必然逐漸减少，或者會多元化地出現"親華偏見"對"反華偏見"的平衡。如果我們又有足够的自信來實行新聞自由和媒體市場的開放，那些媒體更可能爲了順應我們受衆的胃口而克制令我們受衆反感的偏見了。因此我很高興地看到這次研討會上我們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貝嶺同室討論問題，能否定那種 "毫不妥協"地封殺"异見"的趙俊杰式主張。如果在國內也能如此，那麽我們的進步將是任何"偏見"也遮蔽不了的。
法蘭克福研討會風波
秦輝
會前風雲
法蘭克福書展是國際上最有影響的圖書盛會之一，今年中國是書展的"主賓國"，作爲書展的"前奏"活動，9月12-13日主辦方在法蘭克福的塞萬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舉行了"中國與世界——感受與現實"國際研討會。我是德國主辦方邀請的發言嘉賓之一。幾個月前他們就與我聯繫此事，幷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說是要給我用快遞寄發正式邀請書。然而我却一直沒有收到。直到約半個月前，才從我任教的清華大學國際處轉來了這份邀請書，學校說是國家新聞出版署轉來的，我在校國際處看到新聞出版署發來的這個大信封中有好幾份邀請，但只有人文學院李强院長的一份附有保險、酒店訂單等簽證資料，其餘幾份都沒有，覺得很奇怪。打電話問新聞出版署，回答說本次嘉賓是中德兩方各自邀請的，李强院長屬中方邀請，由新聞出版署組團前往，一應手續也由公家辦理；我們則是德方邀請，費用由德方出，手續需自辦。但既然是德方邀請，爲什麽邀請書却不直接寄給我，而要由新聞出版署代轉？我當時想，大概是德方爲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見，所以把他們發的邀請書都請中國官方"把關"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東南亞參加預期半個月的湄公河流域開發調研項目，回來後估計是趕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沒向德國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從老撾回來才知道居然還來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漢莎航班飛往德國。此前我由于一直在東南亞，幷不知道這期間發生了什麽糾紛。但登機前却得知德方邀請的其他幾位大多沒有來，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飛機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兒十多年前曾經是我的研究生，我們自然早就認識），這才知道原來爲這研討會已經發生了一場大衝突。戴晴女士說：德方將她的邀請書寄到中國新聞出版署後，新聞出版署表示抗議幷退回了邀請，德國書展主辦者順從中國官方意願，取消了對她的邀請。但德國輿論聞訊大嘩，認爲在德國搞書展請什麽人還要看中國官方的臉色，這還了得？輿情沸騰中，書展參辦方德國筆會堅持再次向戴晴發出邀請。戴晴表示本來這種活動她未必感興趣，但官方既然這麽阻撓，爲了捍衛言論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權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趕到機場時却被告知：原訂的機票已被取消了——顯然是書展主辦者在某種壓力下cancel了這張機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買了張機票，終于成行。
到了法蘭克福機場，我因爲坐在前艙又無托運行李，就先出了機場，見到前來接機的書展主辦者彼得. 裏布肯先生，他手裏的接機牌上寫著我和徐星的名字，沒有戴晴，表明他來前還不知道戴晴已經成行，但此時他當然已經知道，因爲大批記者已經在此守候。這時有人塞給我一張中國官方媒體《環球時報》，這份當天（11日）的報紙已經報道了此事，標題便是《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德媒借書展惡毒攻擊中國》，內稱："德方未經中方同意，邀請异見人士參加研討會。中國方面已經表明立場，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請，中方將不出席此次研討會。"該文還引述德國《明鏡》周刊采訪裏布肯時後者的話：中國方面"十分堅决地要求，'如果這兩人出席，我們就離開'。"該文又引述"中國社科院學者趙俊杰"的話說："這次事件是中歐圍繞價值觀的一次爭論和較量。我認爲，對于公理和正義之舉就要堅持，絲毫不能妥協，愛國主義不能打折扣。"看來，趙先生所謂的"愛國主義"居然是針對戴晴等中國公民的，儼然是有她無我，有我無她，在封殺這些中國人的問題上"不能妥協"，否則趙先生的"愛國主義"就打了"折扣"？！
從這張《環球時報》上我還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還涉及旅居美國的 "异見"詩人貝嶺。貝嶺人在美國，他的邀請書應該不是寄到新聞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辦者也就收回了邀請。後來德國筆會堅邀戴晴，似乎沒有提到貝嶺，但貝嶺大概幷不知道邀請被取消，仍然來到了法蘭克福。而此時德國已是輿論汹汹，似乎如果拒絕了兩人，書展就要變成"醜聞"了。
從《環球時報》看，它的火氣主要是沖著德國媒體來的，按這篇報道的描述，書展主辦者對中國官方可說是百依百順，只有媒體在興風作浪。而《環球時報》還很同情主辦者，多次很欣賞地引述了主辦者對"媒體搗亂"的不滿。但是我後來看到，德國媒體對這件事的報道也很有意思，他們的火氣主要幷非沖著中國官方——中國官方要封殺异見人士在他們看來幷不奇怪，他們惱火的是德國的書展主辦者和有關當局居然也爲某種利益"出賣了言論自由"，輿情汹汹都集中在後者身上。後來裏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對我說，那些天裏裏布肯幾乎精神崩潰，不停地給他打電話，語無倫次地念叨著："壞了壞了"，"我完了"，"我要給釘在耻辱柱上了"……。顯然，他說的是德國輿論（而非中國官方）要把他釘上"耻辱柱"。這位朋友說，其實裏布肯當年曾是1968年左派學生運動的活躍者，後來也是所謂"文化左派 "，即那些不一定主張社會革命，但强調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變西方，但也反對西方要改變別人，因而對"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態度的人。他對中國確無惡意，但"破壞言論自由"這個黑鍋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兩國報道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國輿論和中國公民戴晴等人爲一方，中國有關部門和德國主辦者暨有關當局爲一方，爲此事展開了博弈，這樣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衝突嗎？能够與"愛國主義"挂得上嗎？
會上所聞
約20分鐘後戴晴出了機場，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記者一擁而上，"長槍短炮"閃光不停，喀嚓不斷，戴晴面對記者用英語侃侃而談。而裏布肯先生則躲在一邊有點尷尬，直到一些記者發現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歡迎。這時貝嶺也趕到了，裏布肯先生却對他說："我們沒有安排您來"（他顯然是指德國筆會再次邀請的只有戴晴），隨即帶著我、徐星和戴晴匆匆離開。在場者又是一片嘩然，有德國朋友立即表示願意接待貝嶺去住，在媒體批評的壓力下，主辦者終于在次日把貝嶺作爲受邀請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討會開始，由于這場會前風波已經沸沸揚揚，會場自然人氣頗旺，氣氛很不尋常。在這裏我見到了"中方邀請"的諸位同仁，除了我們清華的李强教授，我認得的還有社科院的黃平、陸建德等先生。他們神色嚴肅，顯然都已經處于準備應付衝突的狀態。但是我向他們詢問此事時，得到的回答却與《環球時報》所說的大相徑庭。據我們這些同仁說，本來德方愛邀請誰就邀請誰，"中方"幷不想管他們的閑事，但主辦者却把他們自己發出的邀請書都寄到了新聞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轉交，就等于"中方"也參與了邀請，" 我們不能上這個套"，于是"中方""客氣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請書，請他們自便"。但德國媒體却"造謠"說我們阻止德方邀請他們兩位，借此"煽動"對中國的攻擊。云云。中國使館的一位先生還在會上鄭重宣布：中國方面"自始至終"從未干涉過德方的邀請行爲，德國媒體如此造謠，實在太過分了。
聽了這話我不禁糊塗了。《環球時報》大標題上不就赫然寫的是"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嗎？不是明確講"德方不放弃邀請"中方就將抵制研討會嗎？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稱口氣，幷沒有說是引述別人的話，這難道也是德國媒體造謠？
我幷未在會上提出這個問題，但私下向"中方"諸位同仁提出這個疑問，幷問那個聲稱對此事"絲毫不能妥協"的趙俊杰先生是誰，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環球時報》的這篇報道，也不知道趙俊杰是誰。
而且，如果"中方"的憤怒幷不是因爲"德方"邀請了誰，而是因爲"德方"讓"中方"轉發邀請等于是迫使"中方"爲這些邀請作背書，那麽對于戴晴這可以理解，對于貝嶺却又是怎麽回事？因爲貝嶺在美國（我記得，他好像已經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請書是直接寄去的，幷未經"中方"代轉嘛。
再有，據《環球時報》，關于中國阻止邀請兩位"异見人士"的說法都是書展主辦者說的，主辦者以此向媒體解釋他們不得不撤銷邀請的苦衷。由于《環球時報》也表示要堅决阻止邀請，因此它的報道幷未批評主辦者，而只是批評向主辦者施壓的德國媒體。但是"中方"代表則不同，既然他們表示無意阻止邀請，只是抗議污蔑他們要阻止邀請的"謠言"，那麽顯然，放出這種"謠言"的就是主辦者，而不是德國媒體，爲什麽他們也和《環球時報》一樣，幷不指責"造謠"的主辦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責"信謠"的德國媒體呢？
會外思索
我後來終于悟出了點什麽。
我想，當初"中方"（未必是高層，應該是處理此事的某個部門，比如新聞出版署）應當的確是極力阻止主辦者邀請這兩位的——主辦者實在沒有任何動機在這種事情上"造謠"，使自己陷入媒體的圍攻。
但當這事在德國犯了衆怒，釀成軒然大波後，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執意要去幷且德國輿論普遍支持之後，更高層幷不欣賞有關部門的這種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書展這個宣傳中國"軟實力"的好機會。否則，在美國的貝嶺"中方"也許沒有辦法，在中國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誰都知道中國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單"的，有關方面只要把戴晴列進去，她自己買了機票也會被攔住。據戴晴自己說她過去也確實有過這樣的遭遇。
因此戴晴這次能够成行，應該是中國方面最終開了閘的。"中方"代表在會上關于無意干涉德方邀請的說法，大概就是出于這樣一種比較開明的態度。然而風波已經釀成，總不好向德國輿論示弱吧？所以"德方"讓"中方"轉交邀請書這個程序問題就成了"中方"下臺階的一個理由，據此可以責怪德國主辦者多事，批評媒體亂炒作，而中國可以得到一個開明的形象。
但壞事的是：《環球時報》立功心切，竟把有關部門原來暗中施壓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擺出一副封殺戴晴等人 "絲毫不能妥協"的架勢，却又沒有與"中方"即時溝通，統一口徑。《環球時報》不知道國內已經"妥協"，而"中方"也不知道《環球時報》如此報道，以至于出現如此尷尬局面。當然，儘管無論是我們自己，還是德國的許多媒體人（在機場給我報紙的就是一個德國記者）都已知道這件事，但在會上誰也沒有提，我想這是因爲我們國家變得更開明終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讓我們的同仁難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議的倒是《環球時報》，到會議結束後的14日它又發表了一篇會議報道，作者還是那幾個人，其中却說：德國媒體"散布中國施壓、异見人士被拒絕的假消息"以"破壞氣氛"！讀後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氣：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說過的話全忘了嗎？"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是誰散布的"假消息"？
風波起伏
由于會前的汹汹輿情已經弄得主辦者灰頭土臉，連法蘭克福市當局也受到很大壓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國大選，當局所屬的黨派自然明白事情的嚴重，不想因此丟掉選票。因此12日的會一開場就變得十分高調，先是法蘭克福市長對此事明確表態，她說自己歷來堅持言論自由，不怕任何壓力。過去書展就邀請過東歐的异見作家，今後也不會改變這一傳統，還標榜自己曾接待過達賴喇嘛。然後書展的主辦者和主要資助者也相繼表態，高調歡迎戴晴和貝嶺，對自己前段的"軟弱"向公衆道歉，幷把戴晴、貝嶺請上臺發表感言。在整個這"歡迎、檢討、表態"過程中多次響起一片掌聲，氣氛十分熱烈。
這時坐在第一排的中國官方同仁坐不住了。他們原先其實已經接受了現實，在戴晴、貝嶺與他們同坐一排時他們幷沒有像《環球時報》散布的"假消息"那樣：" 這兩人出席，我們就離開"。但是會上如此高調地歡迎戴晴、貝嶺而把他們撇在一邊，的確讓他們非常難堪。而且會議事先發下的議程中也確實沒有這一"歡迎、檢討、表態"的環節。于是他們紛紛起身，全體退場，表示抗議。設身處地爲他們想想，作爲官方代表，也確實不得不這樣。不過如果反過來爲主辦者想想，在前一段幾乎被"釘在耻辱柱上"的尷尬中，在臨近大選的關頭，他們不這樣"彌補過失"又怎麽辦？
但是好在我們的官方同仁幷未走遠，書展主要資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後，他們很快又回到了會場，會議遂回到原定議程繼續開始。我真是服了這書展的主辦者，他們先向媒體道歉不該"屈從"中國，後向"中方"道歉不該"屈從"媒體，真是老鼠進風箱兩頭受氣，猪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然而也虧了他們這麽兩頭作揖，這個氣氛如此對立的研討會居然還又開下去了。
而且如果沒有先前這沸沸揚揚的風波，書展中的這類活動本來幷不會那麽引起關注，這場風波倒是一個成功的廣告行爲了。平心而論，戴晴、貝嶺兩位本來在德國也沒有那麽大知名度，如果不是有先前的節外生枝，他們甚至都不一定會應邀前來，來了也不會形成那麽大的輿論轟動。從這一點上講，兩位倒是應當感謝那 "絲毫不能妥協"地必欲封殺他們的趙俊杰等輩了。
我的發言
會議雖然回到原先議程，但畢竟有了先前的一場，後來的發言者，尤其是"中方"發言者幾乎都要離開原議題就這場風波說上幾句，主要是駁斥"中國壓制言論自由"之類的說法。記得好像是張蘊嶺先生說：他們兩位當然有權利在此發表自己的言論，但你們不該冷落我們而去專門捧他們。我當時就想："他們兩位有權發表自己的言論"？這話要是在國內說該多好啊！黃平先生還現身說法，他說他主編《讀書》雜志14年，從來沒有遇到來自權力部門的干涉。我聽了好感動，我們國家真是進步了。但是，與黃平先生一起主編《讀書》的汪輝先生不是曾抱怨，他們兩位的主編之位被撤掉就是權勢者做的手脚嗎？兩位主編的說法，我該信誰的？
在第一階段的發言者中，似乎只有我沒有涉及剛才的風波。我是"德方"邀請的，但"中方"也代轉了這份邀請，我對雙方都心存謝意，但也沒有義務加入爭論去爲哪一方辯護。這一階段原定的議題是"中國的世界地位：中國對自己的認識和世界對中國的認識"，我也就直接進入了這個主題。
我從剛剛調研所知的中資企業在東南亞的水電、礦業等開發活動談起，講到中資在勞工權益、對利益相對方（如被占地的當地農民）和當地公民社會的態度、以及環保意識等方面確實不如同在當地搞開發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撾這麽個政治背景與我國相似的國家也有這種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擊中資在搞"殖民主義"，我是很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因爲事實是：一方面中資在那裏對利益相關各方做得不如一些發達國家的外資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資做得確實已經比他們在國內對勞工、對被征地農民、對挑刺的NGO的做法要好多了，與在國內的做法相比，他們實在已經很進步了。而什麽叫"殖民主義"？那就是像當年的西方一樣，對自己的國民權利很尊重，對殖民地人民却很不好。然而，中資的情况恰恰相反，他們對海外投資地民衆的"遷就"儘管不如西資，却幾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們在國內的做法。這一點其實從中資受到的批評就可以證明。
很多人批評中資使用從中國弄來的農民工而不肯雇傭本地人，這當然有違于增加本地就業的原則，受到批評可以理解。但是我對他們說：西方公司當然不會從他們國內弄一批白人到你們這裏做重累髒險的苦力，爲什麽？只是因爲要保證你們的就業機會？當然不是！這首先是因爲白人不願幹這種活。西方人不願幹的活，西方公司讓你們老撾人幹，這是"殖民積習"；而你們不願幹的活，中資公司讓中國的"農民工"去幹，這又是什麽積習呢？這當然不是殖民積習，但可以說是"低人權"積習。殖民積習是宗主國尊重本國公民的人權但不尊重他國人，而我們中國的强勢者却相反，他們尊重你們的權利也許還不够，但絕對比尊重國內利益相關的弱勢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贊成擴大中資在海外的活動，這主要還不在于他們能爲中國賺到多少錢，或者爲當地作出什麽貢獻，而在于希望他們能够在海外學會尊重人權，從而反饋國內，能對中國人更好一些。如中鋁公司在澳大利亞開發奧盧昆鋁土礦，雖然得到了聯邦政府和昆士蘭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費一年半時間與當地很少的土著人談判土地租用問題。而在國內他們哪有這份耐心？中鋁的"平等待人"在當地獲得好評，可是在國內這個"好榜樣"却不能宣傳：國外的"工會陷阱"已經够讓 "中資"頭疼了，如果"奧盧昆經驗"傳入國內，擁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農民也學會了像澳洲那個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樣大模大樣地與政府支持的"大鰐"漫天要價，那還了得？！
"偏見"我見
總的來講，我還是從這次會議上感受到了中國的進步。雖然有波折，畢竟還是對戴晴他們開閘放行了。雖然"14年自主辦刊未受干預"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如此，但至少我們的官方同仁認爲應該如此。我們的官方同仁說中國已有言論自由，但願他們說的能逐漸變成現實。我們的同仁大都也承認中國"縱向有進步，橫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進一步前進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爲什麽我們的官方同仁對此間的政府、公司（主辦者）都還能友善，唯獨與此間的民間媒體如此對立？
是因爲如意識形態所說：西方媒體被金錢控制，只是資本家老闆們的喉舌？如果是這樣，"老闆喉舌"的可惡不就來自"老闆"的可惡嗎？爲什麽我們對"老闆們"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爲這些媒體散布了"假消息"或"謠言"？但就以這場風波爲例，平心而論，我們自己的《環球時報》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對"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難道還少嗎？
是因爲這些媒體對中國有"偏見"？的確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說，西方媒體的一些"偏見"確實與"殖民主義積習"有關。因爲"殖民積習"如前所述，就是對自己同胞要比對外人更好，或者說對外人比對自己同胞更壞。西方人過去的確有這個毛病，現在也還沒完全改掉。他們以這種眼光看我們，看到我們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協"地封殺戴晴的先生）對同胞如此殺氣騰騰，就不禁會想到："他們對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壞，如果這種人强大起來，他們對我們這些外人又會壞到什麽程度呢？"老實說，所謂的"中國威脅論"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這樣的一種心理"偏見"。
當然我們可以說服他們：我們和你們相反，我們這種"文化"對外人比對同胞更好，或者說對同胞比對外人更壞，我們不准戴晴講話，但不會不准你們講話，你們不能帶著你們的偏見看我們。但我想，我們這種博大精深的"文化"，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們爲此就大動肝火，那就更把這些夷狄嚇壞了，他們的"偏見"不也就更深了嗎？
更何况說透了：我們對這些媒體大動肝火又有什麽用呢？說的極端些，對他們的政府動肝火，我們可以斷交甚至宣戰，對他們的老闆動肝火，我們可以進行貿易制裁，但他們的媒體何求于我，我們能拿他們奈何？如果說我們是新聞全球開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經希望的那樣，他們想到我們這裏來發行，來擴大市場份額，或許還會順著我們說話。現在我們根本是不許他們進來的，他們完全以我們以外的人爲受衆，怎麽會在乎我們的肝火？我們對自己的媒體發威，可以審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頓、責令關張，對他們的媒體我們能怎麽樣？我們能對他們搞新聞審查？能讓他們停刊整頓？他們連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麽會在乎我們動肝火呢？說損一點，我們的肝火，不恰恰是給他們做的免費廣告嗎？
所以我們動肝火是沒用的。可取的做法是我們以行動來逐漸打消他們的偏見。不僅對外人要好（這我們似乎不難做到），更要對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權。我們不要以爲這只是自己的"內政"，"內政"只能對政府而言，無法對媒體和輿論。正如我們不能跑到美國去代替美國政府廢除資本主義、但我們的媒體却完全可以抨擊"資本主義的罪惡"一樣，他們的政府管不了我們的 "內政"，但他們的媒體對我們的事"說三道四"，無論是我們還是他們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說，儘管新聞的真實性與公正性是媒體的生命，我們完全應該有這樣的要求，但是事實上人們的價值偏好客觀存在，"偏見"這個東西就很難完全避免。而且它與新聞自由與否無關。被管制的媒體有偏見，自由的媒體同樣有偏見。新聞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見一元化"，即防止那種只能朝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現，防止某種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動員的"偏見"誘發全社會的歇斯底里。"偏見"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聽則明"，使受衆在各種"偏見"的平衡中找到真實。"偏見"一旦競爭化，那些"偏見"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體就有可能勝出，而那些不講公信、一味"偏見"的媒體會被淘汰。
所以我們對某個具體的不實新聞當然要出來糾正，以免以訛傳訛，但對"偏見"存在的一般現實應當持有平常心。只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對我們的"偏見"必然逐漸减少，或者會多元化地出現"親華偏見"對"反華偏見"的平衡。如果我們又有足够的自信來實行新聞自由和媒體市場的開放，那些媒體更可能爲了順應我們受衆的胃口而克制令我們受衆反感的偏見了。因此我很高興地看到這次研討會上我們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貝嶺同室討論問題，能否定那種 "毫不妥協"地封殺"异見"的趙俊杰式主張。如果在國內也能如此，那麽我們的進步將是任何"偏見"也遮蔽不了的。
可耻的政治正確（野夫）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tjyf/22123.html
可耻的政治正確
野夫
——也談法蘭克福書展風波
一
年年都舉辦的法蘭克福書展，今年因爲天朝成爲主賓國，而頓顯妖媚逼人。
六十年來，以倡導"言論出版自由，任何圖書皆可參展"爲主旨的偉大書展傳統，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無禮挑戰和非難——因爲他們面對著一個眼前似乎確實不差錢却缺德的主賓國。
現在，書展終于落幕，儲君帶隊的千人豪華代表團業已班師還朝。原本希望藉此宣揚中華文化的高價出獵，最後贏得的却是東道國朝野的一片喧聲。我朝再次讓全世界領略了天威，領略了久貧乍富的措大嘴臉。這一足令社科院、出版總署乃至作協的愛國者們得意的文化西征夢，却讓我輩炎黃子民再次蒙羞。
看看天朝代表團在熱身研討會上的集體退席，你怎能想像這就是所謂的大國崛起。這些文化外交官員和主流精英作家那一刻義正詞嚴崛起的屁股，丟的却是大中華的臉——因爲他們抗議的不是別人，抗議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文人——戴晴和貝嶺。
二
十幾年前，我曾經組到過戴晴的一篇文章《我的幾位父親》，也是從那時才知道，她的生父繼父和養父的奇特身世。這個標準的紅色貴族之後，從太子党的搖籃——延安保育院出來的孩子，最終却走上了"弑父"般的叛逆之路。也因此在二十年前走向廣場，乃至最後爲其父輩的宗人府所圈禁。
即便如此，她至少還是黨報的退休人員，還是合法活躍在帝京的作家。羅網森嚴的真理部治下，依舊還未剝奪其寫作和出行的權利。這些可笑的官方代表團，在自己的地盤上都沒敢抗議她的言論自由，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在其臉上刺金刻上"敵對勢力"的標簽，又何須跑到人家的地面上去裝瘋迷竅耍橫撒野。
再說貝嶺，原本北京的文青，在我看來從來都不算是一個有政治野心的人，甚至和海外任何持不同政見的組織都沒有干係。只是因爲酷愛文學以及文學活動，在美國好不容易化緣主編了一個模仿《今天》的純文學雜志《傾向》。該刊從來都不是一個敵視獨裁的政論陣地，頂多有一點自由和右傾風格而已。
九年前，這位爺還是可以自由出入祖國的游子。因爲海外印刷價格高昂，突發奇想要把該刊拿到大陸來印製。也因此找我幫他介紹個印廠，幸好我介紹的那個廠沒敢接，我得以躲過一劫。另外一家剛剛印出，警方立刻拘捕了他們哥倆。好在他多年交游的幾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聯名致函江大帥，才把他保釋幷驅逐出境，且從此不許還鄉。就這樣，好端端的一個文學青年，被祖國活生生地逼成了一個"异議分子"。而且牽連其弟弟很久不許出京，最後其弟只好對警方說——再不許我出京謀生，我就去廣場上焚燒克林頓的畫像，以表示我堅决反對美國——這樣的表决祖國當然也不願發生，于是禁令才撤銷。
《傾向》因爲沒錢早已停刊，貝嶺自己也流落到臺灣寄人籬下，過著十分窘迫的生活。就在這個世界幾乎將要徹底遺忘他的時候，我們天朝代表團再次爲他吹響了進軍的號角。他的名字終于頻頻出現在世界各大媒體，而樂善好施的德國大學，也終于向他發出了聘書。我們偉光正的黨，似乎生怕他放逐的子民難以成名一樣，非要將這樣一個很文藝的潦倒書生，打造成一個挑戰極權的戰士。似乎不這樣愚蠢，他們每年的國保項目經費，便缺少名義申請似的。
三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還不是新聞出版總署和外交官領隊的退席反應。因爲這些閹竪一般的閣臣，自打天朝知道辦外交以來，習慣了要按祖宗成法和老佛爺的臉色辦差——凡是西洋民主之邦，皆在內心視爲敵國；但凡敵國所喜者，必爲祖國所要誅者。也因此但凡臨場邂逅不是本朝的拉拉隊，則必須避席以抗議。因爲天心難測，他們擔心還朝後，見責于主子而從此丟了他們的花翎頂戴。
我吃驚的倒是那一隊精英學者和作家，也多算是名滿天下的人物，他們怎麽就能學得那麽乖巧懂事，竟然能整體像幼兒園大班的孩子一樣，看見阿姨起身就尾隨——似乎離開了大人就斷了奶水一樣。雖然公款出國是個便宜事，外事紀律的培訓要求大家要見風使舵，該哭該笑都要配合大人的表情。但是作爲成年人的基本良知和是非判斷，總該稍微顯示一點知識分子的人格和個性吧。就算對風險後果做一個評估，你沒有跟著官爺退席，而是勇敢地面對了那兩個同胞，甚至和他們談笑風生，那又能如何呢？難道害怕領隊撕了你的回國機票？頂多不過是下次不帶你出來玩兒了，在這個時代，我還深信朝廷不會因此而將之判刑流配。
可悲的是，一國之主流作家御用學者，在全世界面前顯擺的却是如此之低眉順眼，真是妾身堪憐啊。以諸君之才華名望，縱使體制從此不圈養，天地之間難道還放不下一張獨立的書桌。老大不小也都算腹笥不空的人，何必這麽嗷嗷待哺似的委屈自己的天良。在墻與鶏蛋之間，這些名流再一次卑怯地站在了高墻一邊。我不知道夜半捫心之時，他們是否還會略覺汗顔。
書展上還去了一個不屬于官方代表團的不速之客——作家徐星。這個早在80年代即以《無主題變奏》成名的文人，原本也可以寄生體制吹拉彈唱。可是他却多年選擇了自由生存，幷以自主攝製地下紀錄片爲使命。今年六月那個特殊日子，他獨自走上廣場靜坐默哀，最後被一群穿便衣的群衆暴打一頓。當他也出現在法蘭克福時，那些曾經的文友竟然不敢和他說話——多麽可笑且可悲的世態炎凉啊。
就在我們那些文官們在法蘭克福大言不慚地說——我們不存在新聞檢查制度，我們創作自由——之時，作家廖亦武却不允許應邀參加這個自由的書展。他的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而他本人則只能在大陸寫作——即便拿到護照和簽證，國門却依舊緊鎖。
同樣的作家，不同的際遇，深諳政治正確那些文人，分享著天朝的最後福祿。一個民族的精華文人都退化矮化如此之時，這個世界又怎能尊重這個民族的所謂文學。
可耻的政治正確
野夫
——也談法蘭克福書展風波
一
年年都舉辦的法蘭克福書展，今年因爲天朝成爲主賓國，而頓顯妖媚逼人。
六十年來，以倡導"言論出版自由，任何圖書皆可參展"爲主旨的偉大書展傳統，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無禮挑戰和非難——因爲他們面對著一個眼前似乎確實不差錢却缺德的主賓國。
現在，書展終于落幕，儲君帶隊的千人豪華代表團業已班師還朝。原本希望藉此宣揚中華文化的高價出獵，最後贏得的却是東道國朝野的一片喧聲。我朝再次讓全世界領略了天威，領略了久貧乍富的措大嘴臉。這一足令社科院、出版總署乃至作協的愛國者們得意的文化西征夢，却讓我輩炎黃子民再次蒙羞。
看看天朝代表團在熱身研討會上的集體退席，你怎能想像這就是所謂的大國崛起。這些文化外交官員和主流精英作家那一刻義正詞嚴崛起的屁股，丟的却是大中華的臉——因爲他們抗議的不是別人，抗議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文人——戴晴和貝嶺。
二
十幾年前，我曾經組到過戴晴的一篇文章《我的幾位父親》，也是從那時才知道，她的生父繼父和養父的奇特身世。這個標準的紅色貴族之後，從太子党的搖籃——延安保育院出來的孩子，最終却走上了"弑父"般的叛逆之路。也因此在二十年前走向廣場，乃至最後爲其父輩的宗人府所圈禁。
即便如此，她至少還是黨報的退休人員，還是合法活躍在帝京的作家。羅網森嚴的真理部治下，依舊還未剝奪其寫作和出行的權利。這些可笑的官方代表團，在自己的地盤上都沒敢抗議她的言論自由，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在其臉上刺金刻上"敵對勢力"的標簽，又何須跑到人家的地面上去裝瘋迷竅耍橫撒野。
再說貝嶺，原本北京的文青，在我看來從來都不算是一個有政治野心的人，甚至和海外任何持不同政見的組織都沒有干係。只是因爲酷愛文學以及文學活動，在美國好不容易化緣主編了一個模仿《今天》的純文學雜志《傾向》。該刊從來都不是一個敵視獨裁的政論陣地，頂多有一點自由和右傾風格而已。
九年前，這位爺還是可以自由出入祖國的游子。因爲海外印刷價格高昂，突發奇想要把該刊拿到大陸來印製。也因此找我幫他介紹個印廠，幸好我介紹的那個廠沒敢接，我得以躲過一劫。另外一家剛剛印出，警方立刻拘捕了他們哥倆。好在他多年交游的幾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聯名致函江大帥，才把他保釋幷驅逐出境，且從此不許還鄉。就這樣，好端端的一個文學青年，被祖國活生生地逼成了一個"异議分子"。而且牽連其弟弟很久不許出京，最後其弟只好對警方說——再不許我出京謀生，我就去廣場上焚燒克林頓的畫像，以表示我堅决反對美國——這樣的表决祖國當然也不願發生，于是禁令才撤銷。
《傾向》因爲沒錢早已停刊，貝嶺自己也流落到臺灣寄人籬下，過著十分窘迫的生活。就在這個世界幾乎將要徹底遺忘他的時候，我們天朝代表團再次爲他吹響了進軍的號角。他的名字終于頻頻出現在世界各大媒體，而樂善好施的德國大學，也終于向他發出了聘書。我們偉光正的黨，似乎生怕他放逐的子民難以成名一樣，非要將這樣一個很文藝的潦倒書生，打造成一個挑戰極權的戰士。似乎不這樣愚蠢，他們每年的國保項目經費，便缺少名義申請似的。
三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還不是新聞出版總署和外交官領隊的退席反應。因爲這些閹竪一般的閣臣，自打天朝知道辦外交以來，習慣了要按祖宗成法和老佛爺的臉色辦差——凡是西洋民主之邦，皆在內心視爲敵國；但凡敵國所喜者，必爲祖國所要誅者。也因此但凡臨場邂逅不是本朝的拉拉隊，則必須避席以抗議。因爲天心難測，他們擔心還朝後，見責于主子而從此丟了他們的花翎頂戴。
我吃驚的倒是那一隊精英學者和作家，也多算是名滿天下的人物，他們怎麽就能學得那麽乖巧懂事，竟然能整體像幼兒園大班的孩子一樣，看見阿姨起身就尾隨——似乎離開了大人就斷了奶水一樣。雖然公款出國是個便宜事，外事紀律的培訓要求大家要見風使舵，該哭該笑都要配合大人的表情。但是作爲成年人的基本良知和是非判斷，總該稍微顯示一點知識分子的人格和個性吧。就算對風險後果做一個評估，你沒有跟著官爺退席，而是勇敢地面對了那兩個同胞，甚至和他們談笑風生，那又能如何呢？難道害怕領隊撕了你的回國機票？頂多不過是下次不帶你出來玩兒了，在這個時代，我還深信朝廷不會因此而將之判刑流配。
可悲的是，一國之主流作家御用學者，在全世界面前顯擺的却是如此之低眉順眼，真是妾身堪憐啊。以諸君之才華名望，縱使體制從此不圈養，天地之間難道還放不下一張獨立的書桌。老大不小也都算腹笥不空的人，何必這麽嗷嗷待哺似的委屈自己的天良。在墻與鶏蛋之間，這些名流再一次卑怯地站在了高墻一邊。我不知道夜半捫心之時，他們是否還會略覺汗顔。
書展上還去了一個不屬于官方代表團的不速之客——作家徐星。這個早在80年代即以《無主題變奏》成名的文人，原本也可以寄生體制吹拉彈唱。可是他却多年選擇了自由生存，幷以自主攝製地下紀錄片爲使命。今年六月那個特殊日子，他獨自走上廣場靜坐默哀，最後被一群穿便衣的群衆暴打一頓。當他也出現在法蘭克福時，那些曾經的文友竟然不敢和他說話——多麽可笑且可悲的世態炎凉啊。
就在我們那些文官們在法蘭克福大言不慚地說——我們不存在新聞檢查制度，我們創作自由——之時，作家廖亦武却不允許應邀參加這個自由的書展。他的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而他本人則只能在大陸寫作——即便拿到護照和簽證，國門却依舊緊鎖。
同樣的作家，不同的際遇，深諳政治正確那些文人，分享著天朝的最後福祿。一個民族的精華文人都退化矮化如此之時，這個世界又怎能尊重這個民族的所謂文學。
毛的陰魂豈止籠罩廬山（傅國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e46d90100blp1.html
毛的陰魂豈止籠罩廬山
傅國涌
美國的史景遷有本《追尋現代中國》的大書，前幾年在大陸出版的中譯本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從1600年到1911年就噶然而止，其實這本書書一直寫到20世紀末爲止，時間跨度是400年，在論及安放毛澤東遺體的紀念堂時有這樣一段話：
"這座紀念堂正位處昔日紫禁城向外輻射的軸心點上，是舉目向南方遙望的心臟地帶，是中華帝國中心力量向城外之天下黎民百姓伸展的象徵。現在，毛澤東那塗滿藥水的尸體所散發出的耀眼光芒，却成爲一道藩籬，永遠遮蔽了這一權力中樞的形象。"
天安門廣場上的紀念堂和懸挂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巨幅畫像遙遙相對，成爲中國走向現代的巨大障礙之一。毛澤東的陰魂不僅籠罩著象徵中國權力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前幾天，我在廬山旅游，短短不足兩天的行程，就充分見識了毛的陰魂不散。
首先是旅行社安排的游覽綫路，幾乎就是沿著毛澤東的足迹設置的，我們在山上只停留了一個晚上，到山上已近中午，第一個景點就是毛澤東的"蘆林一號"別墅，第二個是廬山會議舊址，然後是仙人洞、錦綉穀、美廬，第二天是含鄱口、黃龍潭、烏龍潭等，所到之處，即使是純自然的景觀，也因爲毛曾到此一游，幷且留過影，而染上了他的色彩，仿佛有了神氣。
其次是幾乎所有的景點最佳的位置都擺著一張毛澤東喜歡的藤椅。導游戲稱，毛和蔣介石在廬山上選中"美廬"別墅，而且住同一房間，這是他們唯一的共識，二樓的陽臺上擺放著藤椅，那是毛澤東曾經拍照的位置，坐下來就有人要來收費。從仙人洞、含鄱口、黃龍潭、烏龍潭一路行來，這些自然景觀最佳的取景位置，處處都擺放著一張藤椅，幷且立有一塊牌子："毛主席留影處"。游人拍照，一是要向蹲點拍照者交費，二是常常坐在藤椅上擺出毛式POSE，到處都張挂著毛的示範照片，和男女游人的模仿照，如果你不想學樣，幾乎只能放弃。
好在中國有著深厚的帝王崇拜土壤，在歷史的真相沒有完全揭開，毛澤東的尸體還停在天安門廣場，依然被當作政權合法性來源的時代，許多國人心中崇拜毛的情結是不會解開的，願意在藤椅上留影的人絕對不缺，何况也沒有更好的選擇，那張藤椅是壟斷的，是不能移動的，不可挑戰的，權力與商業結盟，具有難以抵擋的力量。在中國，不光是廬山，許多旅游景點常常都和帝王聯繫在一起，以帝王作爲吸引游人的招牌，利用人心中沒有根除的帝王崇拜、强權迷信心理來賺取錢財不是什麽新鮮事，從秦始皇到康熙、乾隆一直到毛澤東，都成了旅游業的生財之道，即使以"勞動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結晶"去解釋兵馬俑、故宮、長城，也只是輕飄飄的一句，骨子裏還是對帝王權力的屈膝、奴顔和嚮往。這背後固然有現政權有意無意的默許、縱容和倡導，也是因爲這重東西在中國人中廣有市場，如果無人理會、門庭冷落，惟利是圖的旅游業一定也會改變運作方式。
廬山上，面對毛澤東的無處不在，陰魂不散，我感到這塊土地的悲哀和無奈，一個沒有經歷過啓蒙運動的民族，仍被愚昧和迷信困鎖著。"蘆林一號"別墅是專門爲毛澤東上廬山中途休息而修的，建築面積有2700平方米，庭院面積上萬平方米，據導游說，別墅門前的人蘆林湖是個人工湖，毛澤東上廬山，喜歡在這裏游泳。 "蘆林一號"于1960年動工，到1961年竣工。要知道那正是中國人大面積餓死的年頭。我和同行的朋友說，將來有一天，可以還原歷史真相了，也不必要廢除這個別墅的旅游功能，只要改變解說詞，換上一些陳列的圖片，比如餓死人的那些資料，讓國人明白在1960年、1961年餓死數千萬生靈之時，宣稱不吃紅燒肉的毛又在幹些什麽？在天下名山、避暑聖地到處修別墅、挖游泳池只不過其中之一。
旅游是最直接有效的大衆教育，也最能體現國民的文明水準、認知層次，尤其是對歷史、對現實，所以，旅游景點呈現出來的林林總總，正是現實的投影。在廬山走馬觀花，一天下來就能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導游一路走來，除了偶爾有幾次提及朱元璋和蔣介石，幾乎都在講毛澤東如何如何，調子當然完全是肯定的。朱元璋和蔣介石之所以沒有被完全忽略，無非他們也做過統治者，掌握過至高無上的權力。
廬山上也在賣李銳老先生被查禁的大作《廬山會議實錄》，可惜是盜版本，印製粗劣，還有一本粗製濫造的《廬山風雲》，也假托他的大名，幷大做廣告。不過，買那本《廬山風雲》的人更多些。廬山號稱政治山，蔣介石喜歡到這裏避暑，毛澤東更喜歡在這裏避暑，上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兩次著名的廬山會議，都在歷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會址是一幢高大結實的石頭房子，如要進去參觀需要在進山門票180元之外另買一張20元的門票，我們放弃了，只在外面轉了一圈。歷史的悲劇曾在這裏上演，波詭雲譎的權力陰謀曾混合在廬山的雲霧中，認識廬山的真面目，就是認識中國真實歷史的一個側面，可惜導游的解說詞與真相相去甚遠。與我同行的友人許錫良兄感慨地寫道："廬山的千年歷史正在消亡，風景也正在演變成爲一部偉人政治生活史。一個美麗的山河，就這樣被一道政治神符所籠罩了。使你再也看不見大自然的風光，而只有一道被美化的政治神符。對于這個人，你不要數他破壞了什麽，只能數他還沒有破壞什麽。沒有破壞的，恐怕伸出十個手指也就可以數完了。"然而，在熙熙攘攘的上山人流中，在意歷史的真相，願意探求廬山真面目的人又有多少？我由此感到，中國要真正走向現代注定還有很長的路。自助者天助，一個超大型的國家要想擺脫噩夢般的宿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能依靠中國人的自我覺醒，沒有任何外來的力量幫得了我們。
只要毛澤東的陰魂不散，在各個領域，各個角落，大大小小的毛澤東就會陸續登場，我們所追尋的現代中國就不可能到來，我們只能生活在帝王中國的現代變種之下，可以說，毛的陰影有多麽巨大，一個現代中國出現的困難就有多大，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中國人都要負責任，當我們對那張藤椅趨之若鶩，迫不及待也要留一張影時，我們是沒有指望走出這個陰影的。當我們開始拒絕那張藤椅，反感那張藤椅，打心眼裏鄙視那張藤椅時，我們就邁出了走出這個陰影的第一步。現代中國在每個人的心中，也在每個人的脚下，學會拒絕，拒絕對成王敗寇的價值認同，拒絕對絕對權力的仰視、羡慕和膜拜，拒絕在帝王陰影中自我麻醉，拒絕一切與現代文明背離的權力神話，珍愛自然山水和人文古迹，尋找歷史真相，表達內心真實聲音，當這一切成爲我們生活中的常態，這個時候，一個現代中國就悄悄在孕育之中了。雖然從廬山看中國，烟雲繚繞之中，絕對權力的陰魂仍糾纏著老大民族，但除了擺脫它，我們已別無選擇。
2008年10月18日
毛的陰魂豈止籠罩廬山
傅國涌
美國的史景遷有本《追尋現代中國》的大書，前幾年在大陸出版的中譯本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從1600年到1911年就噶然而止，其實這本書書一直寫到20世紀末爲止，時間跨度是400年，在論及安放毛澤東遺體的紀念堂時有這樣一段話：
"這座紀念堂正位處昔日紫禁城向外輻射的軸心點上，是舉目向南方遙望的心臟地帶，是中華帝國中心力量向城外之天下黎民百姓伸展的象徵。現在，毛澤東那塗滿藥水的尸體所散發出的耀眼光芒，却成爲一道藩籬，永遠遮蔽了這一權力中樞的形象。"
天安門廣場上的紀念堂和懸挂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巨幅畫像遙遙相對，成爲中國走向現代的巨大障礙之一。毛澤東的陰魂不僅籠罩著象徵中國權力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前幾天，我在廬山旅游，短短不足兩天的行程，就充分見識了毛的陰魂不散。
首先是旅行社安排的游覽綫路，幾乎就是沿著毛澤東的足迹設置的，我們在山上只停留了一個晚上，到山上已近中午，第一個景點就是毛澤東的"蘆林一號"別墅，第二個是廬山會議舊址，然後是仙人洞、錦綉穀、美廬，第二天是含鄱口、黃龍潭、烏龍潭等，所到之處，即使是純自然的景觀，也因爲毛曾到此一游，幷且留過影，而染上了他的色彩，仿佛有了神氣。
其次是幾乎所有的景點最佳的位置都擺著一張毛澤東喜歡的藤椅。導游戲稱，毛和蔣介石在廬山上選中"美廬"別墅，而且住同一房間，這是他們唯一的共識，二樓的陽臺上擺放著藤椅，那是毛澤東曾經拍照的位置，坐下來就有人要來收費。從仙人洞、含鄱口、黃龍潭、烏龍潭一路行來，這些自然景觀最佳的取景位置，處處都擺放著一張藤椅，幷且立有一塊牌子："毛主席留影處"。游人拍照，一是要向蹲點拍照者交費，二是常常坐在藤椅上擺出毛式POSE，到處都張挂著毛的示範照片，和男女游人的模仿照，如果你不想學樣，幾乎只能放弃。
好在中國有著深厚的帝王崇拜土壤，在歷史的真相沒有完全揭開，毛澤東的尸體還停在天安門廣場，依然被當作政權合法性來源的時代，許多國人心中崇拜毛的情結是不會解開的，願意在藤椅上留影的人絕對不缺，何况也沒有更好的選擇，那張藤椅是壟斷的，是不能移動的，不可挑戰的，權力與商業結盟，具有難以抵擋的力量。在中國，不光是廬山，許多旅游景點常常都和帝王聯繫在一起，以帝王作爲吸引游人的招牌，利用人心中沒有根除的帝王崇拜、强權迷信心理來賺取錢財不是什麽新鮮事，從秦始皇到康熙、乾隆一直到毛澤東，都成了旅游業的生財之道，即使以"勞動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結晶"去解釋兵馬俑、故宮、長城，也只是輕飄飄的一句，骨子裏還是對帝王權力的屈膝、奴顔和嚮往。這背後固然有現政權有意無意的默許、縱容和倡導，也是因爲這重東西在中國人中廣有市場，如果無人理會、門庭冷落，惟利是圖的旅游業一定也會改變運作方式。
廬山上，面對毛澤東的無處不在，陰魂不散，我感到這塊土地的悲哀和無奈，一個沒有經歷過啓蒙運動的民族，仍被愚昧和迷信困鎖著。"蘆林一號"別墅是專門爲毛澤東上廬山中途休息而修的，建築面積有2700平方米，庭院面積上萬平方米，據導游說，別墅門前的人蘆林湖是個人工湖，毛澤東上廬山，喜歡在這裏游泳。 "蘆林一號"于1960年動工，到1961年竣工。要知道那正是中國人大面積餓死的年頭。我和同行的朋友說，將來有一天，可以還原歷史真相了，也不必要廢除這個別墅的旅游功能，只要改變解說詞，換上一些陳列的圖片，比如餓死人的那些資料，讓國人明白在1960年、1961年餓死數千萬生靈之時，宣稱不吃紅燒肉的毛又在幹些什麽？在天下名山、避暑聖地到處修別墅、挖游泳池只不過其中之一。
旅游是最直接有效的大衆教育，也最能體現國民的文明水準、認知層次，尤其是對歷史、對現實，所以，旅游景點呈現出來的林林總總，正是現實的投影。在廬山走馬觀花，一天下來就能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導游一路走來，除了偶爾有幾次提及朱元璋和蔣介石，幾乎都在講毛澤東如何如何，調子當然完全是肯定的。朱元璋和蔣介石之所以沒有被完全忽略，無非他們也做過統治者，掌握過至高無上的權力。
廬山上也在賣李銳老先生被查禁的大作《廬山會議實錄》，可惜是盜版本，印製粗劣，還有一本粗製濫造的《廬山風雲》，也假托他的大名，幷大做廣告。不過，買那本《廬山風雲》的人更多些。廬山號稱政治山，蔣介石喜歡到這裏避暑，毛澤東更喜歡在這裏避暑，上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兩次著名的廬山會議，都在歷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會址是一幢高大結實的石頭房子，如要進去參觀需要在進山門票180元之外另買一張20元的門票，我們放弃了，只在外面轉了一圈。歷史的悲劇曾在這裏上演，波詭雲譎的權力陰謀曾混合在廬山的雲霧中，認識廬山的真面目，就是認識中國真實歷史的一個側面，可惜導游的解說詞與真相相去甚遠。與我同行的友人許錫良兄感慨地寫道："廬山的千年歷史正在消亡，風景也正在演變成爲一部偉人政治生活史。一個美麗的山河，就這樣被一道政治神符所籠罩了。使你再也看不見大自然的風光，而只有一道被美化的政治神符。對于這個人，你不要數他破壞了什麽，只能數他還沒有破壞什麽。沒有破壞的，恐怕伸出十個手指也就可以數完了。"然而，在熙熙攘攘的上山人流中，在意歷史的真相，願意探求廬山真面目的人又有多少？我由此感到，中國要真正走向現代注定還有很長的路。自助者天助，一個超大型的國家要想擺脫噩夢般的宿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只能依靠中國人的自我覺醒，沒有任何外來的力量幫得了我們。
只要毛澤東的陰魂不散，在各個領域，各個角落，大大小小的毛澤東就會陸續登場，我們所追尋的現代中國就不可能到來，我們只能生活在帝王中國的現代變種之下，可以說，毛的陰影有多麽巨大，一個現代中國出現的困難就有多大，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中國人都要負責任，當我們對那張藤椅趨之若鶩，迫不及待也要留一張影時，我們是沒有指望走出這個陰影的。當我們開始拒絕那張藤椅，反感那張藤椅，打心眼裏鄙視那張藤椅時，我們就邁出了走出這個陰影的第一步。現代中國在每個人的心中，也在每個人的脚下，學會拒絕，拒絕對成王敗寇的價值認同，拒絕對絕對權力的仰視、羡慕和膜拜，拒絕在帝王陰影中自我麻醉，拒絕一切與現代文明背離的權力神話，珍愛自然山水和人文古迹，尋找歷史真相，表達內心真實聲音，當這一切成爲我們生活中的常態，這個時候，一個現代中國就悄悄在孕育之中了。雖然從廬山看中國，烟雲繚繞之中，絕對權力的陰魂仍糾纏著老大民族，但除了擺脫它，我們已別無選擇。
2008年10月18日
官員僞造圖紙騙民拆遷（南方報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35908
官員僞造圖紙騙民拆遷
——被人大代表踢爆的內幕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沈穎 發自北京 2009-10-14 21:29:42 來源:南方周末專稿
"爲了支持奧運環境整治，北京海澱區的一位人大代表帶頭接受了拆遷。"
"但令這位人大代表苦惱的是，政府遲遲沒有兌現承諾給拆遷戶提供的安置房。後來她發現，有關部門的官員僞造了給居民的拆遷圖紙，真實的圖紙上，有11戶被拆遷房産根本沒被納入拆遷紅綫。"
" 爲什麽要用假圖紙來騙民拆遷，到底有著怎樣的隱情？"
"海澱區有關官員用一張假規劃圖，騙拆了我住了20年的祖房！騙拆範圍涉及11戶，25300平米。"溫慧玲說。她是北京市海澱區人大代表，北京體育大學西南側西窪村居民，"人大代表"這回不得不"代表自己"站出來捍衛私權。
3個月前，溫慧玲和她的女兒及鄰居鄭清龍3戶一紙訴狀將海澱區市政管委告上法庭，要求認定拆遷合同無效，幷將騙拆的祖屋恢復原狀，此案至今未作判决。
"相信政府"
"人大代表溫慧玲帶頭接受拆遷。她還勸其他拆遷戶，"這又不是開發商開發，政府不會騙我們"。"
西窪村位于京城北五環北側，北五環是2008奧運公路自行車比賽路綫。
2006年4月，海澱區市政管委啓動"北京體育大學西南側西窪村城中村環境整治"工程，以淨化奧運場館周邊環境爲名，發出致居民信，稱將"依法拆遷"，幷附一張規劃圖。
這張圖上，溫慧玲家和另10戶居民的房子也被劃入拆遷紅綫內，其用途爲市政綠地。
這張薄薄的圖紙幾年內未引起懷疑。當年，市政管委承諾"（2006年）7月5日前簽協議"視爲獎勵期，按5000元/平米拆遷補償，主辦單位負責辦理經濟適用房手續。
54歲的溫慧玲性格直率而認真，做過多年社區工作，彼時對政府的承諾深信不疑。爲了響應奧運整治號召，她帶頭先搬，還積極動員不願意拆遷的居民配合政府，爲奧運著想，"老百姓咨詢我，我說這又不是開發商開發，政府不會騙我們"。
溫慧玲現在很爲當時的"高覺悟"後悔。有二三十戶相信了溫慧玲，簽了協議先期搬遷。一簽完字，房屋隨即被拆。
但拆後幾個月，政府承諾的經濟適用房仍不見踪影，總說"再等等"。
拖至2006年底，80戶已拆完，但安遷房尚無踪影。沒房子住，拿著補償款四處高價租房的老百姓陷入深度焦慮。溫慧玲的母親發燒住院，老百姓追到醫院跟她鬧，"是你說的要相信政府"。溫慧玲心生愧疚。
2007年3月份，溫慧玲奇怪地發現，北京市國土資源網站顯示被拆遷的土地使用性質從拆遷時說的"綠地"、"道路"搖身一變成了"居住"。溫慧玲每天上去核查，居然發現從"綠地"到"居住"10天內變了7次。她去北京市國土局詢問，答復是信息登載失誤，表示道歉。
之後，溫慧玲以人大代表身份緊緊追著海澱區市政管委幾十次，要求履行承諾，落實近200戶居民的共141套房源，但無果。2008年7月，她無奈到國務院信訪局信訪。
2008年12月底，溫慧玲深感房子無望，在區人大會上，給海澱區400多位人大代表發了求助信，要求質詢政府，得到了多數支持。她又直接找區長反映問題："不能一拖再拖，架著雙拐的小兒麻痹患者給我跪下，您說您是什麽心情?"141套房源這才最終落實。
當其他拆遷戶抓緊辦入住新房手續時，戲劇性的一幕又向溫慧玲徐徐打開。
露出馬脚
"人大代表沈夢培雖已73歲高齡，但不近視不老花。他仔細比對後驚覺，"真圖紙沒有將11戶劃在拆遷範圍內！""
2007年底，溫慧玲路過西窪村，發現老房原址建起了圍擋。"市政綠地怎麽還建圍擋？"溫慧玲産生了疑問。
與此同時，一座樓房的鋼架結構也已搭建，施工單位是清河農工商公司。"土地用途改變了？"她去找區市政管委的領導詢問，對方先說"修繕花棚子，不搞其它建設"，後又說"建停車場"。她追問：給誰停車？哪個部門批准建停車場？對方說："我們管不了。"
溫慧玲感覺調查難度大，就向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國土資源局監督員沈夢培求助，查實這塊土地的真實用途。
沈夢培當了17年北京市人大代表，在海澱區原區長周良洛貪腐案中，沈夢培曾多次與周良洛面對面質詢，鬥貪官義正詞嚴。
沈夢培就此事寫信給北京市國土局要求調查。
2009年2月1日，北京市國土資源局經現場核查發現西窪村地塊進行違法建設，告知清河農工商公司立即停止施工。
沈夢培去現場考察"違章建築"後，又向北京市規劃委發了建議案。
這一下把拆遷方惹急了。爲了挽救在西窪村的施工，清河農工商公司派東升鄉有關負責人拿著圖紙，特地趕來拜訪沈代表，要求"幫助清河農民"，據其說要蓋羽毛球館。
他們本想借助沈夢培的影響力把手續補齊合法化，沒想到算盤落了空，因爲這一次他們不小心拿上了真圖紙，反露出了馬脚。
沈夢培雖已73歲高齡，但不近視不老花。他仔細比對後發現，這份真規劃圖紙與溫慧玲給他看的明顯不同，"真圖紙沒有將11戶劃在拆遷範圍內！"
這份由北京市規劃委頒發的真圖紙，在拆遷過程中一直被隱匿不見"廬山真面目"，現在居然由拆遷方自己提供"亮相"了。溫慧玲清楚地意識到，此前，拆遷戶人手一份的圖紙是被人僞造的。"我們受騙了。"溫慧玲用手拍打著假圖紙，氣憤不已。
在接受北京一媒體采訪時，海澱區政府官員仍拒不承認，對記者表示可能是拆遷公司"僞造圖紙"。
而溫慧玲曾拿著兩張圖紙去找區市政管委的一位負責人，問究竟哪張是真，哪張是假，對方傻眼了。"他最後示意我不要聲張出去，我的損失想辦法給補，每平米補償款再多給11000元。11戶都知道了真相就麻煩了。"溫回憶。
6月，溫慧玲和鄭溫妮、鄭清龍等3位戶主决定起訴海澱區市政管委。其他幾戶居民從報紙上看到了此案消息，另有兩戶旋即也向法院起訴。
9月2日開庭時，溫慧玲的律師彭劍當庭指出海澱區市政管委涉嫌僞造國家機關公文，非法擴大拆遷範圍，欺騙居民簽拆遷協議，涉嫌刑事犯罪。
在質證環節，當溫慧玲方拿出假圖紙時，市政管委方代理人稱此圖不是他們發的，他們不知道此圖的存在，"誰知道你從哪弄來的假圖紙！""不承認也沒用。拆遷行爲就是按照假規劃圖做的，多拆的行爲出自你手，逃不了。"溫慧玲說。
當原告律師彭劍出示沈夢培獲得的北京市規劃委出具的真圖紙時，市政管委方代理人又說此爲複印件，不承認其真實性，要溫慧玲方出示原件。
彭劍律師當庭反問："拆遷原件在哪里？在你們那。""我們回去找找。"海澱區市政管委代理人遂反應過來其爲拆遷主導方。
利益交換
""瞎折騰是指打著政府征地旗號使用海澱區政府資金，把不該拆的拆了。""
假規劃圖究竟出自誰手？
9月14日，北京市規劃委給沈夢培的0286號補充建議答復中明確，"在實際進行'城中村'項目拆遷過程中，經北京市規劃委員會海澱分局核對，確有一份總平面圖與海澱規劃分局核發的規劃圖確定的拆遷範圍不一致；負責具體拆遷的部門將'城中村'環境整治範圍外的部分進行了拆遷，統計涉及有11戶住戶被拆遷。"一紙回復令真相大白。
爲何有關部門要僞造假圖紙騙拆11戶？
2009年3月，沈夢培向北京市十三届人大第二次會議提交了0286號建議：名爲《吳亞梅、周友建"瞎折騰"》。"瞎折騰是指打著政府征地旗號使用海澱區政府資金把不該拆的拆了。"
與此同時，溫慧玲從有關渠道獲取了一份重要文件，這是2005年7月26日印發的東升鄉政府會議紀要。該紀要顯示11戶拆遷系村、鄉、區三級協商决定。該會議紀要决定，不拆除清河村集體經濟所屬的上地綠都祥和花卉市場中心，這樣可减少460萬元"村集體經濟"損失。同時，政府給的補償不够高，所以村委會要求多拆出西側的25300平方米土地，給村委會用作改建項目建設用地，作爲"村集體經濟"的損失補償，海澱區政府表示同意。其後的發展表明，村委會與清河農工商公司對該地塊進行合作開發。
"25300平方米就是11戶原址。"溫慧玲說，"該拆的地方沒拆，不該拆的地方給拆了。"
2006年爲什麽不將25300平方米列入市規委計劃？彭劍律師說，如果通過報批後成爲綠化用地收歸國有，再變回村集體所有不太可能，清河農工商公司無法再搞建設盈利，"現在相當于用國家的錢完成一次低于行價的商業拆遷"。
溫慧玲說，他們本來自以爲打了個如意算盤，"聽說海澱區市管委一領導開會時當著6個部門說，萬萬沒想到這兒還住著一個人大代表，還偏偏住在那個不該拆的地"。
沈夢培再次提出補充建議，建議清河農工商公司按商業開發模式，補償多拆的11戶；幷要按照北京市規劃條例上報建設規劃，得到批准後才能依法施工。
北京市規劃委9月14日回復："非常贊同建議，全力督促相關部門對此事處理"。 回復還稱，"目前11戶原址所建工程幷未取得城市規劃部門批准文件。"
北京市規劃委的兩個回復一出，海澱區某重要負責人坐不住了，直接找到沈夢培，要求談談。沈夢培說，我這個人民代表不過是"實話實說"，"政府負責人坐等法院判，太被動了。關鍵問題要拿出解决辦法，拖下去只會影響更壞。"
對有關方面來說，這多拆了的25300平米就是個燙手山芋。
10月9日，有關人士與溫慧玲約談，大致意思是"恢復原狀不太可能，各方都損失太大，最好賠償解决"。
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市國土局早在8月6日下發停工令，但此後工程仍繼續，直至9月7日區城管大隊到現場下發停工通知和限期拆除通知才停了十天。
10月9日，南方周末記者觀察到，溫慧玲和她10戶鄰居的老宅位置上，一座將被用作羽毛球館的青灰色建築物框架已具雛形。"外面的大動作停了，裏面還在悄悄的走下水道。"溫慧玲苦笑著說。
官員僞造圖紙騙民拆遷
——被人大代表踢爆的內幕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沈穎 發自北京 2009-10-14 21:29:42 來源:南方周末專稿
"爲了支持奧運環境整治，北京海澱區的一位人大代表帶頭接受了拆遷。"
"但令這位人大代表苦惱的是，政府遲遲沒有兌現承諾給拆遷戶提供的安置房。後來她發現，有關部門的官員僞造了給居民的拆遷圖紙，真實的圖紙上，有11戶被拆遷房産根本沒被納入拆遷紅綫。"
" 爲什麽要用假圖紙來騙民拆遷，到底有著怎樣的隱情？"
"海澱區有關官員用一張假規劃圖，騙拆了我住了20年的祖房！騙拆範圍涉及11戶，25300平米。"溫慧玲說。她是北京市海澱區人大代表，北京體育大學西南側西窪村居民，"人大代表"這回不得不"代表自己"站出來捍衛私權。
3個月前，溫慧玲和她的女兒及鄰居鄭清龍3戶一紙訴狀將海澱區市政管委告上法庭，要求認定拆遷合同無效，幷將騙拆的祖屋恢復原狀，此案至今未作判决。
"相信政府"
"人大代表溫慧玲帶頭接受拆遷。她還勸其他拆遷戶，"這又不是開發商開發，政府不會騙我們"。"
西窪村位于京城北五環北側，北五環是2008奧運公路自行車比賽路綫。
2006年4月，海澱區市政管委啓動"北京體育大學西南側西窪村城中村環境整治"工程，以淨化奧運場館周邊環境爲名，發出致居民信，稱將"依法拆遷"，幷附一張規劃圖。
這張圖上，溫慧玲家和另10戶居民的房子也被劃入拆遷紅綫內，其用途爲市政綠地。
這張薄薄的圖紙幾年內未引起懷疑。當年，市政管委承諾"（2006年）7月5日前簽協議"視爲獎勵期，按5000元/平米拆遷補償，主辦單位負責辦理經濟適用房手續。
54歲的溫慧玲性格直率而認真，做過多年社區工作，彼時對政府的承諾深信不疑。爲了響應奧運整治號召，她帶頭先搬，還積極動員不願意拆遷的居民配合政府，爲奧運著想，"老百姓咨詢我，我說這又不是開發商開發，政府不會騙我們"。
溫慧玲現在很爲當時的"高覺悟"後悔。有二三十戶相信了溫慧玲，簽了協議先期搬遷。一簽完字，房屋隨即被拆。
但拆後幾個月，政府承諾的經濟適用房仍不見踪影，總說"再等等"。
拖至2006年底，80戶已拆完，但安遷房尚無踪影。沒房子住，拿著補償款四處高價租房的老百姓陷入深度焦慮。溫慧玲的母親發燒住院，老百姓追到醫院跟她鬧，"是你說的要相信政府"。溫慧玲心生愧疚。
2007年3月份，溫慧玲奇怪地發現，北京市國土資源網站顯示被拆遷的土地使用性質從拆遷時說的"綠地"、"道路"搖身一變成了"居住"。溫慧玲每天上去核查，居然發現從"綠地"到"居住"10天內變了7次。她去北京市國土局詢問，答復是信息登載失誤，表示道歉。
之後，溫慧玲以人大代表身份緊緊追著海澱區市政管委幾十次，要求履行承諾，落實近200戶居民的共141套房源，但無果。2008年7月，她無奈到國務院信訪局信訪。
2008年12月底，溫慧玲深感房子無望，在區人大會上，給海澱區400多位人大代表發了求助信，要求質詢政府，得到了多數支持。她又直接找區長反映問題："不能一拖再拖，架著雙拐的小兒麻痹患者給我跪下，您說您是什麽心情?"141套房源這才最終落實。
當其他拆遷戶抓緊辦入住新房手續時，戲劇性的一幕又向溫慧玲徐徐打開。
露出馬脚
"人大代表沈夢培雖已73歲高齡，但不近視不老花。他仔細比對後驚覺，"真圖紙沒有將11戶劃在拆遷範圍內！""
2007年底，溫慧玲路過西窪村，發現老房原址建起了圍擋。"市政綠地怎麽還建圍擋？"溫慧玲産生了疑問。
與此同時，一座樓房的鋼架結構也已搭建，施工單位是清河農工商公司。"土地用途改變了？"她去找區市政管委的領導詢問，對方先說"修繕花棚子，不搞其它建設"，後又說"建停車場"。她追問：給誰停車？哪個部門批准建停車場？對方說："我們管不了。"
溫慧玲感覺調查難度大，就向國務院參事、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國土資源局監督員沈夢培求助，查實這塊土地的真實用途。
沈夢培當了17年北京市人大代表，在海澱區原區長周良洛貪腐案中，沈夢培曾多次與周良洛面對面質詢，鬥貪官義正詞嚴。
沈夢培就此事寫信給北京市國土局要求調查。
2009年2月1日，北京市國土資源局經現場核查發現西窪村地塊進行違法建設，告知清河農工商公司立即停止施工。
沈夢培去現場考察"違章建築"後，又向北京市規劃委發了建議案。
這一下把拆遷方惹急了。爲了挽救在西窪村的施工，清河農工商公司派東升鄉有關負責人拿著圖紙，特地趕來拜訪沈代表，要求"幫助清河農民"，據其說要蓋羽毛球館。
他們本想借助沈夢培的影響力把手續補齊合法化，沒想到算盤落了空，因爲這一次他們不小心拿上了真圖紙，反露出了馬脚。
沈夢培雖已73歲高齡，但不近視不老花。他仔細比對後發現，這份真規劃圖紙與溫慧玲給他看的明顯不同，"真圖紙沒有將11戶劃在拆遷範圍內！"
這份由北京市規劃委頒發的真圖紙，在拆遷過程中一直被隱匿不見"廬山真面目"，現在居然由拆遷方自己提供"亮相"了。溫慧玲清楚地意識到，此前，拆遷戶人手一份的圖紙是被人僞造的。"我們受騙了。"溫慧玲用手拍打著假圖紙，氣憤不已。
在接受北京一媒體采訪時，海澱區政府官員仍拒不承認，對記者表示可能是拆遷公司"僞造圖紙"。
而溫慧玲曾拿著兩張圖紙去找區市政管委的一位負責人，問究竟哪張是真，哪張是假，對方傻眼了。"他最後示意我不要聲張出去，我的損失想辦法給補，每平米補償款再多給11000元。11戶都知道了真相就麻煩了。"溫回憶。
6月，溫慧玲和鄭溫妮、鄭清龍等3位戶主决定起訴海澱區市政管委。其他幾戶居民從報紙上看到了此案消息，另有兩戶旋即也向法院起訴。
9月2日開庭時，溫慧玲的律師彭劍當庭指出海澱區市政管委涉嫌僞造國家機關公文，非法擴大拆遷範圍，欺騙居民簽拆遷協議，涉嫌刑事犯罪。
在質證環節，當溫慧玲方拿出假圖紙時，市政管委方代理人稱此圖不是他們發的，他們不知道此圖的存在，"誰知道你從哪弄來的假圖紙！""不承認也沒用。拆遷行爲就是按照假規劃圖做的，多拆的行爲出自你手，逃不了。"溫慧玲說。
當原告律師彭劍出示沈夢培獲得的北京市規劃委出具的真圖紙時，市政管委方代理人又說此爲複印件，不承認其真實性，要溫慧玲方出示原件。
彭劍律師當庭反問："拆遷原件在哪里？在你們那。""我們回去找找。"海澱區市政管委代理人遂反應過來其爲拆遷主導方。
利益交換
""瞎折騰是指打著政府征地旗號使用海澱區政府資金，把不該拆的拆了。""
假規劃圖究竟出自誰手？
9月14日，北京市規劃委給沈夢培的0286號補充建議答復中明確，"在實際進行'城中村'項目拆遷過程中，經北京市規劃委員會海澱分局核對，確有一份總平面圖與海澱規劃分局核發的規劃圖確定的拆遷範圍不一致；負責具體拆遷的部門將'城中村'環境整治範圍外的部分進行了拆遷，統計涉及有11戶住戶被拆遷。"一紙回復令真相大白。
爲何有關部門要僞造假圖紙騙拆11戶？
2009年3月，沈夢培向北京市十三届人大第二次會議提交了0286號建議：名爲《吳亞梅、周友建"瞎折騰"》。"瞎折騰是指打著政府征地旗號使用海澱區政府資金把不該拆的拆了。"
與此同時，溫慧玲從有關渠道獲取了一份重要文件，這是2005年7月26日印發的東升鄉政府會議紀要。該紀要顯示11戶拆遷系村、鄉、區三級協商决定。該會議紀要决定，不拆除清河村集體經濟所屬的上地綠都祥和花卉市場中心，這樣可减少460萬元"村集體經濟"損失。同時，政府給的補償不够高，所以村委會要求多拆出西側的25300平方米土地，給村委會用作改建項目建設用地，作爲"村集體經濟"的損失補償，海澱區政府表示同意。其後的發展表明，村委會與清河農工商公司對該地塊進行合作開發。
"25300平方米就是11戶原址。"溫慧玲說，"該拆的地方沒拆，不該拆的地方給拆了。"
2006年爲什麽不將25300平方米列入市規委計劃？彭劍律師說，如果通過報批後成爲綠化用地收歸國有，再變回村集體所有不太可能，清河農工商公司無法再搞建設盈利，"現在相當于用國家的錢完成一次低于行價的商業拆遷"。
溫慧玲說，他們本來自以爲打了個如意算盤，"聽說海澱區市管委一領導開會時當著6個部門說，萬萬沒想到這兒還住著一個人大代表，還偏偏住在那個不該拆的地"。
沈夢培再次提出補充建議，建議清河農工商公司按商業開發模式，補償多拆的11戶；幷要按照北京市規劃條例上報建設規劃，得到批准後才能依法施工。
北京市規劃委9月14日回復："非常贊同建議，全力督促相關部門對此事處理"。 回復還稱，"目前11戶原址所建工程幷未取得城市規劃部門批准文件。"
北京市規劃委的兩個回復一出，海澱區某重要負責人坐不住了，直接找到沈夢培，要求談談。沈夢培說，我這個人民代表不過是"實話實說"，"政府負責人坐等法院判，太被動了。關鍵問題要拿出解决辦法，拖下去只會影響更壞。"
對有關方面來說，這多拆了的25300平米就是個燙手山芋。
10月9日，有關人士與溫慧玲約談，大致意思是"恢復原狀不太可能，各方都損失太大，最好賠償解决"。
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市國土局早在8月6日下發停工令，但此後工程仍繼續，直至9月7日區城管大隊到現場下發停工通知和限期拆除通知才停了十天。
10月9日，南方周末記者觀察到，溫慧玲和她10戶鄰居的老宅位置上，一座將被用作羽毛球館的青灰色建築物框架已具雛形。"外面的大動作停了，裏面還在悄悄的走下水道。"溫慧玲苦笑著說。
解讀李慎之晚年思想（傅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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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凉之霧，遍被華林"
——從李慎之與許良英的43封通信解讀李慎之晚年思想
傅國涌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紅樓夢》，雖短短數語，却至今未見有人超越：
"頽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覿面，……悲凉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231頁）
"悲凉之霧，遍被華林"，在曾經自認爲是共産黨"孤臣孽子"的李慎之身上，特別在他生命的黃昏就一直籠罩著這樣的悲凉之霧，身曆反右、大躍進、"文革"等一系列灾難，雖然偌大的中國 "呼吸而領會之者"幷非李慎之一人，但他無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如果說1999年秋天那個孤獨的夜晚，他在一盞孤燈下寫下的傳世之作《風雨蒼黃五十年》中，我們還能讀出他對這個少年時就嚮往不已的革命黨抱有一綫幻想的話，那麽在他內心深處，其實已經完全清醒，徹底失望、進而絕望，他一而再地說"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一再向知己之交的同代人許良英透露心曲，悲觀之情畢露無遺，悲凉之霧逐漸將他的身體乃至生命淹沒，但他的思想在霧中升騰，以"精衛填海"、"夸父逐日"般的神話精神，重新開啓了一扇通向未來的門。
2003年4月22日，80歲的李慎之先生帶著無數未盡的心願撒手而去，中國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達了對這位老人的懷念與敬意。遠在德國的仲維光和遠在美國的曹長青則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曹長青在《李慎之的三大貢獻與三個局限》文中特別指出李慎之的"三個局限"："他對自己至死都是共産黨員的歷史缺乏反省和懺悔"；"他至死在潜意識中還是個'諫士'"；"從嚴格一點的意義上說，他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由此引發了一場小小的筆墨風波，事隔一年半，風波早已過去，問題仍懸在空中。在仔細閱讀了李慎之與許良英最後五年的私人通信後，我感到對李慎之先生應該有一些新的認識，他晚年的思想在這些信中有更真實、更坦誠的流露，或許有助于我們全面公正地評價李慎之的思想。
兩位老人的交往始于1998年2月，李慎之托人給許良英送了一篇他在《中國經濟時報》發表的文章《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技術而無科學》，2月27日，許給李寫了第一封信。3月4日，李回信，從此開始了他們五年的書信往來，各給對方寫了43封信，其中既有科學、民主的嚴謹討論，也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對自己投身的革命道路的反省，以及對民族命運的憂慮與展望，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討論之真誠更足以讓後輩汗顔。直到生命終止前不久，李先生還寫下10頁紙的長信，提出重寫中國近代史的志願。由于是私人通信，無話不談，袒露心迹，比公開發表的文章更能反映一個知識分子內心的真實想法。
透過這些書信我們能看到李先生在他生命最後五年中燃燒自己、熱切追求理想、"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情懷，看到他挺身而出"冒叫一聲"的道德勇氣，同時也能看到他心中的悲凉和他的局限性。
一
李慎之晚年力倡民主，回到"五四"，重新舉起了啓蒙的火炬；他弘揚顧准，以自由主義爲北大傳統和顧准思想定調。他深感"五四"以後的八十年，民主根本沒有在中國扎根，"21世紀幾乎要重新來過。要中國人懂民主，實在是艱難已極，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然而第一不是不可能，第二也只有追尊五四，因爲中國只有這麽一個說得上的源頭。"（2001年5月8日）他對全球化和全球價值更是情有獨鐘，2002年1月12日，他在信中說："近來一直想寫一篇文章：《全球化與全球價值》。我的意思是，以我生八十年的經歷再推廣到人類近五百年的歷史，民主已是一種全球價值，而且必然要更推廣、更深化，中國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價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價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權。"
雖然他常常感嘆自己生前或許看不到民主的實現了——
我反正知道我們年輕時相信的烏托邦不但不可能實現，而且是一種謬誤。民主的價值將爲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們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看到的可能再過二三十年在中國還實現不了。（現在有許多人擔心中國實現民主以後，會出現"拉美化"，我也有這種擔心。）不過公民權利有起碼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頂多我們不能及身而見，我們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2002年12月7日）
但他依然堅定地主張"和平演變"，幷以此作爲自己的"最高綱領"。爲了實現這一目標，他認爲中國需要一批"戰鬥的民主主義者"——
我過去幾年的"工作"進度是很慢的，自己覺得雖然效率不高，但是還能"趕趟"。不過最近以來，我突然直覺地感到中國應當有一批"戰鬥的民主主義者"，然而全社會好象都沒有這樣的準備。我有三個小圈子，一個都是八十歲以上的人，一個是大約六十到七十歲的人，另一個是大約五十上下的人，每一兩個月聚會一次。我近來一再呼籲他們研究民主的理論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輕的一批外，反應都很冷淡，我也以你的努力與我的疲塌爲例進行說服，結果也不理想，這些人差不多都想通了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憲政民主，我就勸他們研究一下憲法，萬一形勢急轉直下，這些自認爲的民主主義者連部憲法都拿不出來，怎麽行呢？（2002年10月30 日）
2003年1月2日，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三個月零二十天，他還在信裏說：
今生已無從根本上研究"民主"的發展與歷史、理論與實踐的願望與勇氣，只是還想寫幾篇萬言長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來的專制主義和馬列毛以來的極權主義；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規範。
今年手頭還有四五個題目，希望老天爺能讓我做完這個工作。
社會主義作爲一種政治制度已經徹底失敗了，中共實際上已放弃了它，保留它作爲口號，無非是保持特權而已。當然社會主義還可以作爲一種政策目標，甚至執政黨的施政綱領，但是也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而且，如果得不到多數選民的認可，就該下臺。馬列斯毛說的"國體是無産階級專政，政體是民主集中制"，已經試過，應當作廢了（雖然它仍是中共掌權的理論基礎）。
中國要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這不但是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進入新世紀後，我常說兩句話：1、對中國之實現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見，比較悲觀。2、對中國能在21世紀上半期實現民主，我基本樂觀。不過，我之所謂民主，只能指廢除一党專政，建立民主框架而言，幷非指充分民主。實現充分民主，最樂觀也需要到21世紀末。
也是在這封信裏，他請長期研究民主問題的許良英以500個字回答他，什麽才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
對科學精神，李慎之同樣不能釋懷，直他晚年他還想寫一篇《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僞問題》，雖然文章最終沒有寫成，但他從未放弃過這個念頭。1998年3月4日他在寫給許良英的一封信中說：
科學中有技術，技術中也有科學，要硬分越來越不可能又無必要，中外一樣都把研究的人叫做"科學家"=Scientist，但是我還是要冒叫一句，想的是叫中國人多想一想，（這也是"知識分子自大狂"，實際上在一個十二億人的國家，幾乎是不會引起"任何"反響的。
我所以要冒叫一聲，是爲了要讓人注意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別，西方（以希臘爲代表）從源頭上就重視求真，中國從源頭上就重視求善，這個差別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差別實在太大了。這些話其實是老生常談，不過中國現在已經成了市儈社會，已沒有多少"老生"了。
同年10月10日，他說："李約瑟熱愛中國，以半生精力發掘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書，這當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國人搞得神魂顛倒，則實在不是什麽好事。現在的愛國主義者，都大談中國如何領先世界二千年，東方文明如何偉大等等，我實在不敢苟同。但是我對于自然科學實在無知，對科學史更是無知。只是出于一種責任心，覺得不能讓中國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所以才發此願心，希望你能給我指導和幫助。"
在11月11日的信裏他還說到，"李約瑟以其'巨著'已經'推翻'了你和竺可楨、馮友蘭的結論而成爲中國狹隘民族主義的一面旗幟。我學力不足，寫作艱難，但是只要不死，總是要把文章寫出來的。" （1941年春夏，許良英在浙江大學讀三年級時曾在學生中發起一個科學團體，討論中國爲什麽科學不發達，爲什麽産生不出現代科學，他們從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1944年，心理學家陳立發表《我國科學不發達原因之心理分析》；1945年，氣象學家、地理學家竺可楨發表《爲什麽中國古代沒有産生自然科學？》也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當時，李慎之正在給崔衛平翻譯的《哈維爾文集》寫序，他感慨"哈維爾對極權主義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居然在考慮如何取代它的時候提出也可能轉向東方思想，雖然只有一句，但東方思想（實際上指儒家倫理與老莊思想）流毒（請恕我用這兩個字）之廣，可以想見。在國內則更是與統治者交相煽惑，對人們起了很大的麻醉作用"。
1999年8月22日，他在信中說："我要駁斥李約瑟難題，今年大概是動不了筆了。只是我有一難題要請你幫助解决：SCIENCE一字在西方到底起源于何時。"
直到2001年4月21日，他還在探討這個問題：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假命題》這篇文章我還是要寫的，但是愈想愈覺得其難，因爲我的科學知識實在太差了，而且現在的謬論日見其多（從席澤宗到董光璧），要一一排擊之，尚須搜集材料與論點。今年是决不會動手了。也許明年可以擺上日程。
西方古代有科學，而中國沒有，不是源于人性有什麽不同，却正是因爲文明的起源與走向有差异。
真善美是西方哲學的最高價值標準，中國古典只講善美，是不怎麽講真的。美、善天生就帶有價值上的好惡，真就不一定。我把真說成是價值中立的，在內心講正是把它作爲最高的價值。美、善不講真就失去了基礎。你引哈佛大學的校訓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我以爲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訓。
他說：
我心中的真理的價值中立的。"真理"兩個字本非中國固有，而來自佛經，因此已帶上了價值色彩。共産主義就其原始的意義講（如《共産黨宣言》所說）已是一種應用真理，真理一旦應用，就有了很大的出錯的可能，這一點在我們青年狂熱時期是不瞭解的，到後來才懂得。"真理"一詞因爲漢語雙音化的大潮流，已無法改譯爲"真"一個字，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不過社會科學中本來就沒有自然科學中的那種真理。"自由主義"是"真理性"最差的一個"主義"。（1998年3月 11日）
這些觀點本身誠然還可以商榷，但他的思考却不是沒有意義的。對這個世俗化、功利化深入骨髓的民族而言，倡導真理的價值中立，實際上就是希望能超越功利，超越赤裸裸的、狹隘的現實算計。他認爲在重新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啓蒙"的口號時，絕大部分人只注意民主，而忽略科學，"他們好象認爲科學是'不言自明'的東西，在中國已經生根了，官方也從來沒有'批判過科學'，有些不正常的干預，也都是因爲沒有民主造成的。但是我認爲'科學'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生根，有些科學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學精神，我也很懷疑。"所以他希望許良英能寫一篇闡明"科學精神"的文章。
他之所以推許陳寅恪，乃是因爲陳對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追求，"還有陳寅恪，他是我的老師，渾身可稱浸透封建士大夫的氣味，因此連胡適也稱之爲'文化遺民'。但是'氣味只是氣味'，細究他的生平志業，幾次大聲疾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連五四時代的陳獨秀也沒有喊出這樣簡潔明瞭，可以作爲口號的話。……陳本人即一生不向北洋政府與國民黨低頭，尤其是不跟共産黨合作。我以爲在文革結束前，他是中國最乾淨的一個人，比俞平伯、沈從文都更乾淨，更不要說巴金以下的人了。"（1999年8月22日）
他對"利祿之徒"彌漫，僞學術、僞思想盛行的學界現狀憂心忡忡，從季羨林（乃至王元化）到汪輝等，2001年4月21日，讀了許良英轉給他的99歲的心理學家陳立的文章，他感慨："我竟不知道中國還有這樣一位99歲的大老……官方和所謂的學術界最近都在大炒今年九十歲的季羨林先生。季也許在梵文方面有專長，但在學術思想上無非是一個庸俗的民族主義者（今稱愛國主義者），現在則給他戴上許多高帽子，甚至稱之爲'學術大師'。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無大害，只是學術界這樣捧一個對國學與世界史近乎無知的老人，實在是中國的耻辱。"2002年1月12日，在談到"新左"代表之一汪輝時，他說本來以爲汪文字能力太差，不料恰恰是他這種艱澀不通的文字居然能俘虜大批的青年人，以爲是有學問、有見解、有思想，是以爲大家取法，結果造成一大批僞學者與僞思想，真是可嘆。但是迄今還很少看到有力的批判。就是我收到的這篇批判文章，固然論點很不錯，但是文字竟也有"汪"味。對此他深感憂慮。
二
晚年李慎之的內心深處之所以有著揮之不去的"悲凉"，我以爲至少有以下三個因素：一是對現實政治制度的絕望、清醒，對民族前途的深切憂慮，他們那一代人（即"一二九"一代）和上一代（"五四"一代）身上的憂患意識是後世的人往往難以想像的。二是他對文化傳統即根深蒂固的專制主義的深刻認識。三是他對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的反省，其中不無懺悔。
2002年5月18日，在讀了我們的《脊梁——中國三代自由知識分子評傳》後，他曾寫信給許良英："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我不配。第二個感覺是有些悲凉，偌大一個中國，能數得上的就這麽些人，而且還有像我這樣對民主、自由主義瞭解甚少之人。"這裏面固然有他自謙的成分，但這種悲凉是一貫的，他多次說及全國上下懂民主的也不過一、二百人。"
所以，他才會說："我其實是很悲觀的，我已不敢說什麽'啓全國人民之蒙'的話，只敢想能刺激一下'一小撮知識分子'，于願足矣。"（2001年4月21日）
2001年9月28日，他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采訪後寫信給許良英：
中國共産黨可稱根本無學者無思想家，此外，中國又有幾個人？中國的人才實在太少了，因此我現在總傾向于"在矮子裏面拔長子"。
應法廣采訪，對我雖非第一次，但確極稀少，我現在是想爭取多一些發言機會，但是我總想多少能起一些作用。
……我所以這樣叫一叫，當然不是考慮爲當局鳴鑼喝道，而是希望能給國人一個概念，我要向你表白，我的最高綱領，仍然是"和平演變"。不過由于當局一動不動，我覺得如果能先實行私有化，也可爲未來的政治改革打下一點社會基礎。至于政治上當局正在不斷收緊，我的文章大概已無在大陸發表的可能，我當然是清楚的。不過，我們已經老了，物質地講，我們是最少可怕的人，現在老人都越來越衰退，我膽量有限、作用更有限，能叫一聲就是一聲而已。
我越來越相信"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這句話，一個國家怎麽能完全靠謊言維持呢？
在這封信後面他又加了幾句話，表示"1、啓蒙之必要，2、啓蒙之艱難，3、啓蒙還是有希望的"，幷慚愧自己"沒有做什麽工作"。
他是悲觀的，但他的悲觀不是悲觀主義，而是展現了遠古神話中的那種悲壯的情懷，悲觀沒有使他沉默、犬儒，更沒有使他放弃，"我還是相信馬克思的話，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無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頂多只能寫三四篇文章，頂多三萬字而已。然而"寫罷低眉無處發"……不過一息尚存，我總是要想，也總是要寫的。"（1999年8月22日）"我一向自以爲不學無術，……今後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儘量多寫一點東西，以期有益于中國。"（2001年11月 12日） "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民主呼聲，雖然現在還不成氣候，但是在極權高壓下，仍是有人在默默研究，竭力撑大言論空間。看到這點，還是令人高興。" （2002年10月14日）這是對知己的直言，也是內心的獨白，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夸父逐日般的現象。在生命的最後五年中，他反復申明自己所做的一切不過是 "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完全是真誠的，對他參與建構的這個體制、他深愛的這個民族、對歷史和現實，他都有著冷靜、客觀的認識：
"但是中國的傳統，尤其加上近五十年的傳統，使我感到提倡民主實在是夜長夢多。這就是我所以慨嘆于中國人的'公民意識'的原因，反正也只有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了。"（1998年3月11日）
"今天的大陸作爲全社會來說的民主覺悟，比不上戊戌，比不上辛亥，比不上五四，比不上八一三，也比不上1948—49（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甚至比 1976—77低，那時候，老人還沒有死光。全民對民主的常識幾乎可以說是清末以來最低落的時期，幾乎沒有精英人物。這種人物我自己知道或認識的不過二十個。我極力幻想，以爲全國也許有一二百個。這樣的現實要希望中國能很快地實現民主化，至少我無此信心。
我知道你在研究民主問題，民主實際上要[依]有相互對立與相互制衡的利益集團，有敢于爲自己的利益鬥爭，又能够達成妥協的個人，這個過程大概是在孕育之中，然而什麽時候能够破殼而出，我實在無法想像。
現在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大概都像胡適所說'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我當然也有些樂觀的想法，我所指望的全球化。但這只是一個籠統模糊的願望，幷沒有什麽具體化的、現實的根據。
我自以爲我們這一代人幾乎是極少數在解放前、在"國民黨的萬惡統治下"多少還受到過一些啓蒙思想，歷經劫難而又幸存下來的人。我把你也包括在這極少數之內。比我們年紀小的人，……對民主的理論就知道的更少了。再下來，到文革期間的中學生，絕大部分是紅衛兵，只有極少數可以說靠自學，靠自己反思成爲啓蒙思想家的人，現在中國就是靠他們在學術界撑起一片天。然而這片天實在太小，這樣的人也太少了。
我現在確實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但是我'爲'的能力是很小的，一年也不過寫三四篇文章，分量也不大，如此而已。"（2000年 7月4日）
我同意中國今天的社會條件比起國民黨時代、五四時代以及晚清時代大概是大大地進步了，所謂進步指的是可以實行民主的社會因素大大增加了。但是，我總覺得有覺悟的人太少了。撇開我心目中的"官學"和"極左派"不說，九十年代也出來了一批'民族主義分子'和'新左派'，他們的嗓門很大，聽衆甚多，……而民族主義是有'五千年文化傳統'與一百多年來的民族屈辱作背景的，極容易贏得群衆。事實上從各種民意調查中看，這批人在青年學生中的人數一直在增加。再想想我們自己小時候，就主要從愛國主義出發，才走向親共、親蘇的社會主義道路，結果上了一個大當的。其實世界在20世紀已發生了大變化。自由主義已肯定地成爲全球的主流價值，而中國却仍然置身于這一主流價值之外（就政府行爲講還很顯得有些'中流砥柱'的味道）。......
說人類社會發展有什麽鐵的規律的話，我是不相信了。但是，由先進民族由于種種偶然因素凑合而形成的好經驗，成爲大家的榜樣之後，大家必須要學習，而形成一條共同的道路（也就是毛澤東說的"走人類必由之路"）的話，我還是相信的，然而夜長夢多，我只能'知其不可爲而爲之'。" （2000年7月22日）
三
1999年8月22日，李慎之從美國歸來後寫給許良英的第一封信說："在美三個月讀五四之書，最後悟出中國雖無宗教，却有意識形態，其强烈不下于宗教，而又沒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優點，這個意識形態就是專制主義、就是內儒外法，二千年來只有五四衝擊了一下，但談不上徹底，因此又以文革的名義捲土重來，變本加厲。中國至今仍在其統治下，這就是我在介紹哈維爾文章中說的'後期極權主義社會'。"
9月6日在動筆寫《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前，他在信中說："我最近的認識是，中國或許如大家認爲的那樣不是一個宗教的國家，但中國絕對是一個有極强的意識形態的國家，自秦始皇至于今日全國上下無人不受這個意識形態的支配，即專制主義的支配，不論是儒是法，或表或裏，都無非是專制主義，而且愈演愈烈，在 20世紀後五十年達于極致，這二十年是好了一些，然而也不過是我評HAVEL著作中所說的後期極權主義而已。當然我也明白它再不能維持二三十年了，但是過了這一關（當然可以說是决定性的一關）以後，也當然同臺灣一樣，有自由而無法治。中國人要走上自由又有法治的"像樣的民主"（我只能說"過得去的民主"，自從少年時期的烏托邦破滅以後，我再也不會說什麽"真正的"、"理想的"那類話了，那樣的民主大概也只能在無限遠才能接近）。以中國人素質之低，如果能在 21世紀末，或者22世紀初達到，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我要在剝出中國文化的精髓是意識形態，是政治—倫理哲學之後，在說明中國傳統文化非拔掉這個毒根後，還可能要評價一下實際上五四以來一批好心人竭力想把傳統文化與現代相結合的努力。"
所以，他才會對美國華人史學家唐德剛的"二百年峽谷說"産生濃厚的興趣——"他[唐德剛]的理論是，中國自1840年後即進入三峽峽谷，亦即他心目中由專制向民主的轉型期，他認爲三峽需二百年，也就是從今天算起，還有四十年。我們沒有討論過對這段歷史的看法。但是我以爲實際上看法差不多。中國要轉向真正現代化的民主國家，四十年不算太長。"（2000年6月16日）
也是在這封信裏，他說："我現在想中國其實幷沒有經歷過什麽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更沒有經過什麽無産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整個20世紀其實是在舊王朝崩潰—— 農民革命——新王朝建立的傳統惡性循環中'團團轉'，當然社會還是有進步的，那不能不說是外來的資金、技術、榜樣與思想影響的結果，中國人自己的覺悟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只除了五四那一次的爆發。"
2000年7月4日，他又一次提及"二百年峽谷說"："我思考了一下中國的專制主義，得出了與我五十多年前完全相反的結論，認爲毛的專制比蔣的專制更嚴重十倍，而如果沒有毛的專制，蔣的專制還要比他後來的實際好一點，也許大陸到世紀末已經可能達到臺灣今天的水平。（大陸比臺灣大幾十倍，要比臺灣更好，在我看來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如果那樣說，再過四十年，即可走出三峽峽谷倒是有可能的。"
對唐德剛的歷史預言，許良英就有不同看法："我覺得，歷史的變化，常常是難以逆料的。……對那些言之鑿鑿的預言，我只能姑妄聽之"。（2000年6月23日回信）
2001年8月22日，在讀了歷史學家袁偉時論孫中山的長文之後，李慎之不無感慨地告訴老友："孫猶如此，他人可想，這實在是因爲中國專制主義傳統太根深蒂固的緣故，再想想我們自己，再看看現實，實在不勝任重道遠之感。"
最晚在1993年，他就公開發表文章，對于把秦始皇以來的中國社會稱爲"封建社會"提出質疑，認爲濫用"封建"這個詞就是"政治勢力壓倒'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結果"。他在2000年他以"專制主義"爲兩千年的中國傳統蓋棺定論幷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時至今日"封建"一詞仍流行如故。
2003年1月23日離他生命的終點不到三個月，他寫了一封10頁紙的長信給許先生，表示自己早幾年就改寫中國近代史的想法，幷第一次把初步的意見寫下來："首先，我認爲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其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决定。與馬克思的經濟决定論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國，其政治制度就是專制主義，從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養成了中國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壓制了中國生産力的發展。" "總之以三大革命運動（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革命爲主綫的中國近代史必須推翻，必須改寫。中國的現代化是後發外生的。但是即使這樣，它也要走下去，而且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內因。"他認爲1949年以後的30年，"總之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之三十年的統治。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變成了極權主義。""十三届三中全會確實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折點，從此開始了中國脫出極權主義的艱難過程。但是由于中國歷史已走到了極端，由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影響，這個過程儘管艱難曲折，但已不可能逆轉。目前中國的極權主義已進入晚期極權主義，再過二三十年應能完成初步的民主改革。"
這封信內容非常豐富，可以看作是他對整個百年中國的最後認識。
四
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還母，剔骨還父"，在行動上毅然選擇"不在刺刀下做官"，對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他不斷地進行反省，其中甚至不無懺悔，但正如他 2001年 4月21日信中所說："我在反思我們這一代人是怎麽迷信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我自己說過，我青年時只能當共産黨，57年只能當右派，晚年只能當自由主義者，好象是命中注定。只希望晚年覺悟是真正的覺悟。"同年 6月29日，他回顧了自己加入共産黨的思想動力，認爲主要來自少小時就有的民族主義情結和强烈而朦朧的平等思想。他入黨雖晚，却歷來自以爲是黨的"孤臣孽子"。從小景仰羡慕隔壁的共産黨人、陸定一的丈人嚴朴。與民族主義和平等思想相比，民主實在是自己思想中最薄弱的環節，雖然搞學生運動時才跟著叫的，甚至叫得比別人起勁，"我也主要不是爲了追求民主而參加黨的"。當然，他畢竟是手上沒有沾過血的共産黨人，他之所以踏上這條路，有著深刻的時代原因，不能簡單論定。
1998年3月11日，他在信中第一次講到自己的"徹底覺悟"：
從"大民主"與"小民主"一文中，你可以看出了，我本來是一個"紅幹部"，但是還是劃了右派。頭兩年，我在思想深處竭力要說服自己，只有黨對，不容我對，但是到59年底、60年初，我算是徹底覺悟了。我用了《封神榜》裏哪咤的一句話對自己說："削骨還父，削肉還娘"。我看到有許多人當右派真是冤枉。但右派是思想罪（甚至不是言論罪），就思想而論，我是真右派，根本與毛澤東思想背道而弛，不可能調和。這樣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思想也就如你所說的不再扭曲了。
3月25日，他再講到此事：
我到1959年以後即明白自己確是右派分子，與毛主席的思想是針鋒相對，因此也就心安理得。下放幹校時我沒有把馬恩列斯全集都帶走，而是儘量搜羅單行本帶走，供"天天讀"之用，但精神上是爲了"脫魅"。
"我對毛的崇拜前後也有二十年。後來自以爲覺悟算早的，但是，現在想起來，實在太幼稚。毛其實本質上與他晚年（批林時）自許的'哥兒們'——陳勝、吳廣、洪秀全、楊秀清幷無二致，不過是靠了所謂馬列主義騙過了我們這批青年人而已，而我們又是根本沒有經歷過個性解放的體驗的人，也不可能識破他那一套（從本質上說毛和我們都還是傳統中人），結果個人和國家都吃了極大的苦頭，走了極大的彎路，因此，下一篇我想從毛的草頭天子的本質來寫中國的專制主義是怎麽借尸還魂，變本加厲的，只是，那樣寫出來，更無處發表了。"（2000年6月16日）
他說，正因爲自己在1960年就已"徹底覺悟"，所以整個80年代他幾乎不著一字，原因就是當時他熟悉的知識分子朋友都在忙于討論"社會主義民主"，討論改良計劃經濟，"而我則自從60年代覺悟後，實在不願寫違心的文章（當然，我深知他們都是真心誠意的，不是違心的），90年代以後越來越寬鬆，才開始打些擦邊球，我去年估計今年還會寬鬆些，不料大錯特錯，反而出了義和團來，真叫人哭笑不得。"（1999年8月22日）
不過，他在其他地方也說過，80年代不著一字的另有一個主要原因乃是"膽小"。1999年他寫爲《燕京大學人物志》（北大出版社2002年版）所寫的《李慎之自述》中說得很坦誠："我還是一個膽小鬼。80年代，我雖然也在若干全國性的學會當領導，出席各種學術會議，高談闊論，但是幷不敢寫什麽文章，原因只是因爲心有餘悸，怕讓人抓住把柄。90年代開始，有時也敢寫點文章了，然而瞻前顧後，不敢盡辭，而且一年頂多也不過一兩篇到五六篇。"（《李慎之文集》自印本，下册，584頁）
這一點他在2002年1月寫的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有進一步的自剖，80年代，當王若水因人道主義與异化問題遭到整肅時，他直言自己心中也不是沒有傾向，不是沒有分辯是非的能力，"但是被連續幾十年的運動嚇破了膽，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了腦袋，因此還是噤若寒蟬"。最後發表時删去了"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了腦袋 "這一句。（同上，575頁）
他的思想真正起了變化應該是1999年，這是他的整個人生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與他自述心迹時所說的1960年的"徹底覺悟"不可同日而語。正是這一年，他從一個肯定傳統文化的"半個新儒家"轉而作出了中國文化傳統就是專制主義的重要論斷。正是這一年，他從一個"噤若寒蟬"的"膽小鬼"變成了登高一呼的鬥士，最終超越了恐懼和自我恐懼，寫出了感動千萬讀者、也贏得了極大聲譽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及其他文章。正是這一年起，他從80年代不太關心意識形態之爭轉向普遍關注國內外的思想動向。比如他在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以爲"8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中心議題就是周揚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義與异化"，認爲那不僅僅是一場理論鬥爭，"它牽動到文學、藝術、電影、電視，牽動到整個社會以至中國的政局"。（575頁）許良英在2002年2月16日給他的回信中直率地指出這幷不符合事實，整個80年代影響較大的還有民主與專制思想（後期演變爲"新權威主義"）、思想自由與"反資産階級自由化"、反對意識形態對自然科學的干預等等。也正是這一年開始，這個不斷自稱"極度孤獨"、"無邊孤獨"的老人實際上已知音遍天下。
李慎之晚年認爲自己的反省"可以大致代表今天70—90歲的知識分子黨員啓蒙—起信—革命的歷程"。（2001年6月2日）"青年時期都熱心致力于鼓吹救亡民主的學生運動，後來又都全心全意擁護共産黨，崇拜毛主席，以後由幻滅而開始新的覺悟與追求。"（《李慎之文集》573頁）顧准無疑是他那一代共産黨人中最早、也是最深刻地反思過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幷完成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思想轉型的人，所以他才會如此推崇顧准：
我對顧准估計是很高的……顧准是在毛澤東的絞肉機裏幾乎走完全過程的，因此他的覺悟特別可貴，對今日中國的意義也特別大。你也知道共産黨的組織紀律觀念有多强，但是他的結論居然是"痛苦地"從理想主義回到經驗主義。這二十多年來我也接觸過黨內不少"思想解放"的老同志，但是沒有一個達到顧准的標準的，從胡耀邦到孫冶方到王若水。（也許你是例外，我下面再說。）事實上顧准已經成爲民主派或者自由主義者的一面旗幟。我是相信傳統的力量的。就是所謂"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民主思想正式引入中國不足百年，根子還沒有扎下就被滅絕五十年，現在也還說不上再生。所以即使以後一定會出現以民主爲目標的思想家，也必須要高揚顧准承前啓後，存亡續絕的作用。
不嫌狂妄地說，我的第二次覺悟（一次覺悟是馬列主義覺悟）大體上與顧准是同步的（我是1960年看穿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而重新確立新民主思想的，也可能比顧准晚了兩三年）。但是我的鬥爭意識遠遠比不上顧准，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蔔此生休"的地步，書倒是不斷地看，像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幾乎在"內部"一出來，我就能看到。但是我一來從青年時就沒有做過學問的訓練，二來是根本沒有覺得自己還能有著書立說的可能，當時對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個明白鬼算了。到"改正"以後也有好幾年還是這個心情，只是做官做事大體倒還能做到按自己的原則行事。近幾年才想到還有可能發揮些餘熱，但是又覺得桑楡晚景幹不了多少事了，就一年寫幾篇文章，最長不過萬字，自認爲想通一個問題就寫一個問題。其間還有一段時期，因爲對毛澤東批儒的反感，覺得中國傳統文化遠沒有毛的極權主義那麽壞，還一度迷醉于新儒家的學說，這就是我曾經對你自稱也可以算"半個新儒家"的原因。（2002年10 月30日）
他的這番話是悲愴而真誠的，其中同樣彌漫著悲凉的氣氛。相比之下許良英"十分敬佩"顧准獨立思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同時，也指出了顧准思想的局限性。
才華洋溢的李慎之對他同時代的許良英也多次表示推崇與敬意，2002年10月30日，他在信裏說："我自認爲思想的'大方向'還是正確的，但用作論據的許多事實和材料都不準確，……倘能經常向你請教，（在這方面，事實上當今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爲我之師，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覺得有疑問時，打個電話，請代查一下。一般只能靠自己的常識，而常識又是很不可靠的。）"
他對許良英孜孜不倦、二十年如一日研究民主尤其充滿敬意，一而再地表達了自己的敬意（2002年我在杭州見到他，他也曾當面跟我說起）。2002年1月21日他給許的信中說："我十分欽佩你研究民主的學術著作，十年二十年後必然成爲'國民必讀'。"5月18日："應該說我現在覺得你真是可欽可佩，年近八十還下决心研究民主的歷史，以你現在的身體精神看，這個任務是絕對可以完成的。我在幾年前說過要編一套中學公民教科書的話，說實在的，我幷無自己著手來幹的計劃，只是空叫一句，而寄希望于別人。總覺得年紀老了，此生無望。現在看看後生也沒有人認真努力，到不如像你那樣，在幾年前就幹起來，也許有生之年還能幹出些成績來。但是話雖如此說，我到現在還是下不了决心，心中總覺得還有幾篇文章可寫，寫完了，也就可以交卷了，蹉跎歲月，自感疲沓空疏。"也就在這一時期，我在杭州見到李先生，他曾當面主動提及此事。
同年10月30日的信中他說，"在我朋友中，我認爲只有你一個人雖然似乎覺悟稍晚而見機甚早，幷且全身心投入對民主思想與制度的研究，雖然現在還沒有完成，但是不久以後一定可以完成。這點是我對你極其欽佩（好象我有次在信中曾向你表白過）而迄今沒有志氣與信心向你學習的。"
五
李慎之晚年對這個時代固然已有了清醒的認識，但他對鄧小平、周恩來、胡喬木等的私人感情都難以泯滅，這是他的局限，也許正是他真性情的一面，他畢竟是生在這個時代的人，他的身上帶有許多這個特定時代給他的烙印。
哪怕是在名動海內外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中，他雖然指出鄧調動部隊的"無可饒恕的罪過"，但他同時也說："世人稱贊的鄧小平的'漸進主義'我是贊成的。甚至在他進行......，我在明確表示反對因而獲罪之後，也還常常在心裏爲他辯解。他畢竟是老經驗，也許有他的理由，'以中國人口之衆，素質之低，問題之多……萬一亂起來，怎麽辦呢？"（《李慎之文集》上册，7頁），他的筆端對鄧還是含有溫情，其中無疑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他的文章當中乃至標題（如《毛主席是什麽時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提到毛澤東時，基本上都是稱"毛主席"，經許良英指出，他的解釋是他之稱毛爲"毛主席"是一種習慣，"我的意思是人們稱嬴政爲秦始皇一樣"（1998年11月11日）
對周恩來，他更是敬重有加，筆下總是稱"總理"或"周總理"。對于批評周恩來的聲音，他是很不滿意的，在他謝世前不久，我曾聽他說過，如果有時間他要寫萬言長文反駁，幷問過我人家是怎麽批評周恩來的。
稱呼有時候確是頗能反映心迹的，特別是在回憶文章中。1997年他寫過一篇《胡喬木請錢鐘書改詩種種》，提到胡喬木時至少有17處稱"喬木同志"、4處稱 "喬木"、4處稱"喬公"，可見他們的關係非同一般，他看到更多的是胡喬木好的一面。這一點在幾年之後悼念王若水的文章《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中有所改變，幾次提及胡喬木後是直呼其名，而且直言"胡喬木反復無常的性格"。（《李慎之文集》下册，574頁）可見他的認識還在變化中。
這與他的工作經歷有很大的關係，50年代他曾是出席中國亞非會議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的秘書，1979年他曾是鄧小平訪美時的顧問，80年代正是胡喬木提拔他做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乃至副院長。熟悉他的朋友在悼念文章中回憶，他談起80年代鄧小平要他定期去講國際形勢，言語之間顯得十分得意。80年代曾多次隨同李慎之出國訪問的一位科學家清楚地記得，那時他說話的口氣都是代表官方的，給人的印象幷不怎麽好。
雖然他自述早在1960年就"徹底覺悟"，但在整個80年代鄧小平、胡喬木等發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他都是旁觀者，始終保持了沉默，甚至就不怎麽關心。其中原因固然與他自稱是"噤若寒蟬"的"膽小鬼"有關，是不是與他對當時地位、處境的得意有關呢？
他晚年之所以對鄧、對胡都有著"同情之理解"，首先當然是因爲他們對他的重用、提拔，對這種知遇之恩他難于忘懷，正是這樣的心理使他難以跳出私人感情的羈絆。其中就有中國古老文化傳統中"爲尊者諱"、知恩圖報這些觀念在起作用，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畢竟是難以磨滅的，雖然他最後否定了文化傳統，但作爲"半個新儒家"要從根本上超越這些觀念又談何容易。對此，我想我們也只能對他抱持"同情之理解"。
他才高一籌，有著幾乎是與生俱來的那種自負，正如他在2002年1月30日信中向許表示"當今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爲我之師"後說："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覺得有疑問時，打個電話，請代查一下。" 他曾多次慨嘆愛國志士稀少，他在世紀末的呼喊回音空蕩。無邊的孤獨感籠罩著他，2002年1月12日，他在信中對比他年長三歲的許良英說："我有時很爲我們的年老與孤獨感到有些沮喪，因此找你說說。"
從1999年以來，他不斷地在給許良英的信中表達這種"極度的孤獨"感，這其中固然也有他才華、經歷所導致的自負，以及由此帶來的"高處不勝寒"的孤獨感。但僅此還不足以解讀他的內心世界，實際上自從《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既出、洛陽紙貴之後，舉世仰慕、以結識他爲榮的大有人在。爲什麽他還有著著的孤獨感？
他在1999年8月22日的信中說，"最理想的辦法是和平進化"，但他自己常常有一種銘心刻骨的無力感，覺得"可能性幾乎沒有"，因爲——"國內外現在都沒有'愛國志士'，有的只是利祿之徒。你說我關于哈維爾的文章'對當前的中國會産生衝擊力'，但是我却看不到會有什麽影響。從中國到外國，再從外國到中國，感到的只是極度的孤獨。我寫過一篇要搞公民教育的文章，只有兩個人響應，其中一位是與我同年的76歲的老先生，正是教人難受，然而也還是只能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幹下去。"
不過據蘇紹智回憶，李慎之在1999年回國前，特地去看望了他，兩人暢談了一整天，他們有著二十年的友誼，蘇顯然不是李所說的"利祿之徒"，否則他也不會專程去找他，幷住在他家。李慎之去世之後，至少有一百三十多人在很短的時間就寫下了悼念文章，其中四分之一是與他有深交的。那麽他爲什麽還會感到孤獨？
1999年9月6日，在談到自己美國之行的感受時，他在信中說："我年輕時最推重魯迅，而有點看不上胡適，這點我現在承認是錯了。然而，十年來，我幾次去美國，住的時間將近十[月]，跑了幾十個城市，十幾所大學，竟沒有看到一個可與胡適相比的留學生，雖然博士倒不少。我自己說自己孤獨，其實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這是他自己的一個答案。當然，還有一個因素或許是他本人沒有察覺，他自小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中國古代文人的多愁善感、喜歡誇張的表達方式等都對他的內心所産生的細微影響。
"悲凉之霧，遍被華林"，但在世紀之交他們持續五年多的通信中，我們處處都能體會到兩位中國知識分子的"智慧力量、誠摯、坦蕩、勇氣以及對真理無私的愛 "，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們找到了共識，他們都肯定了啓蒙的重要性，啓蒙首先是啓知識分子的蒙。2003年1月2日，李慎之即將走完人生的全程，他仍孜孜地思考著中國民主化的問題，"不過只要有了民主的大框架，志士仁人就有了宣傳教育的空間，可以努力'改造國民性'了。 "毫無疑問，他以"志士仁人"自居幷不是自大，而是一種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自負，這一切使他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孤獨感，一種置身于白茫茫大地的悲愴感，也使他晚年籠罩在一層只有遠古神話中才有的那種無比豪邁又無比樸實的"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氛圍之中。他做一個"公民教員"的志願雖然沒有完成，但他留下的精神遺産將長存于這個世上。
2004年11月21日改定
"悲凉之霧，遍被華林"
——從李慎之與許良英的43封通信解讀李慎之晚年思想
傅國涌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紅樓夢》，雖短短數語，却至今未見有人超越：
"頽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覿面，……悲凉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231頁）
"悲凉之霧，遍被華林"，在曾經自認爲是共産黨"孤臣孽子"的李慎之身上，特別在他生命的黃昏就一直籠罩著這樣的悲凉之霧，身曆反右、大躍進、"文革"等一系列灾難，雖然偌大的中國 "呼吸而領會之者"幷非李慎之一人，但他無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如果說1999年秋天那個孤獨的夜晚，他在一盞孤燈下寫下的傳世之作《風雨蒼黃五十年》中，我們還能讀出他對這個少年時就嚮往不已的革命黨抱有一綫幻想的話，那麽在他內心深處，其實已經完全清醒，徹底失望、進而絕望，他一而再地說"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一再向知己之交的同代人許良英透露心曲，悲觀之情畢露無遺，悲凉之霧逐漸將他的身體乃至生命淹沒，但他的思想在霧中升騰，以"精衛填海"、"夸父逐日"般的神話精神，重新開啓了一扇通向未來的門。
2003年4月22日，80歲的李慎之先生帶著無數未盡的心願撒手而去，中國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達了對這位老人的懷念與敬意。遠在德國的仲維光和遠在美國的曹長青則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曹長青在《李慎之的三大貢獻與三個局限》文中特別指出李慎之的"三個局限"："他對自己至死都是共産黨員的歷史缺乏反省和懺悔"；"他至死在潜意識中還是個'諫士'"；"從嚴格一點的意義上說，他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由此引發了一場小小的筆墨風波，事隔一年半，風波早已過去，問題仍懸在空中。在仔細閱讀了李慎之與許良英最後五年的私人通信後，我感到對李慎之先生應該有一些新的認識，他晚年的思想在這些信中有更真實、更坦誠的流露，或許有助于我們全面公正地評價李慎之的思想。
兩位老人的交往始于1998年2月，李慎之托人給許良英送了一篇他在《中國經濟時報》發表的文章《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技術而無科學》，2月27日，許給李寫了第一封信。3月4日，李回信，從此開始了他們五年的書信往來，各給對方寫了43封信，其中既有科學、民主的嚴謹討論，也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對自己投身的革命道路的反省，以及對民族命運的憂慮與展望，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討論之真誠更足以讓後輩汗顔。直到生命終止前不久，李先生還寫下10頁紙的長信，提出重寫中國近代史的志願。由于是私人通信，無話不談，袒露心迹，比公開發表的文章更能反映一個知識分子內心的真實想法。
透過這些書信我們能看到李先生在他生命最後五年中燃燒自己、熱切追求理想、"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情懷，看到他挺身而出"冒叫一聲"的道德勇氣，同時也能看到他心中的悲凉和他的局限性。
一
李慎之晚年力倡民主，回到"五四"，重新舉起了啓蒙的火炬；他弘揚顧准，以自由主義爲北大傳統和顧准思想定調。他深感"五四"以後的八十年，民主根本沒有在中國扎根，"21世紀幾乎要重新來過。要中國人懂民主，實在是艱難已極，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然而第一不是不可能，第二也只有追尊五四，因爲中國只有這麽一個說得上的源頭。"（2001年5月8日）他對全球化和全球價值更是情有獨鐘，2002年1月12日，他在信中說："近來一直想寫一篇文章：《全球化與全球價值》。我的意思是，以我生八十年的經歷再推廣到人類近五百年的歷史，民主已是一種全球價值，而且必然要更推廣、更深化，中國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價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價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權。"
雖然他常常感嘆自己生前或許看不到民主的實現了——
我反正知道我們年輕時相信的烏托邦不但不可能實現，而且是一種謬誤。民主的價值將爲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們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看到的可能再過二三十年在中國還實現不了。（現在有許多人擔心中國實現民主以後，會出現"拉美化"，我也有這種擔心。）不過公民權利有起碼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頂多我們不能及身而見，我們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2002年12月7日）
但他依然堅定地主張"和平演變"，幷以此作爲自己的"最高綱領"。爲了實現這一目標，他認爲中國需要一批"戰鬥的民主主義者"——
我過去幾年的"工作"進度是很慢的，自己覺得雖然效率不高，但是還能"趕趟"。不過最近以來，我突然直覺地感到中國應當有一批"戰鬥的民主主義者"，然而全社會好象都沒有這樣的準備。我有三個小圈子，一個都是八十歲以上的人，一個是大約六十到七十歲的人，另一個是大約五十上下的人，每一兩個月聚會一次。我近來一再呼籲他們研究民主的理論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輕的一批外，反應都很冷淡，我也以你的努力與我的疲塌爲例進行說服，結果也不理想，這些人差不多都想通了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憲政民主，我就勸他們研究一下憲法，萬一形勢急轉直下，這些自認爲的民主主義者連部憲法都拿不出來，怎麽行呢？（2002年10月30 日）
2003年1月2日，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三個月零二十天，他還在信裏說：
今生已無從根本上研究"民主"的發展與歷史、理論與實踐的願望與勇氣，只是還想寫幾篇萬言長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來的專制主義和馬列毛以來的極權主義；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規範。
今年手頭還有四五個題目，希望老天爺能讓我做完這個工作。
社會主義作爲一種政治制度已經徹底失敗了，中共實際上已放弃了它，保留它作爲口號，無非是保持特權而已。當然社會主義還可以作爲一種政策目標，甚至執政黨的施政綱領，但是也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而且，如果得不到多數選民的認可，就該下臺。馬列斯毛說的"國體是無産階級專政，政體是民主集中制"，已經試過，應當作廢了（雖然它仍是中共掌權的理論基礎）。
中國要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這不但是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進入新世紀後，我常說兩句話：1、對中國之實現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見，比較悲觀。2、對中國能在21世紀上半期實現民主，我基本樂觀。不過，我之所謂民主，只能指廢除一党專政，建立民主框架而言，幷非指充分民主。實現充分民主，最樂觀也需要到21世紀末。
也是在這封信裏，他請長期研究民主問題的許良英以500個字回答他，什麽才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
對科學精神，李慎之同樣不能釋懷，直他晚年他還想寫一篇《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僞問題》，雖然文章最終沒有寫成，但他從未放弃過這個念頭。1998年3月4日他在寫給許良英的一封信中說：
科學中有技術，技術中也有科學，要硬分越來越不可能又無必要，中外一樣都把研究的人叫做"科學家"=Scientist，但是我還是要冒叫一句，想的是叫中國人多想一想，（這也是"知識分子自大狂"，實際上在一個十二億人的國家，幾乎是不會引起"任何"反響的。
我所以要冒叫一聲，是爲了要讓人注意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別，西方（以希臘爲代表）從源頭上就重視求真，中國從源頭上就重視求善，這個差別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差別實在太大了。這些話其實是老生常談，不過中國現在已經成了市儈社會，已沒有多少"老生"了。
同年10月10日，他說："李約瑟熱愛中國，以半生精力發掘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書，這當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國人搞得神魂顛倒，則實在不是什麽好事。現在的愛國主義者，都大談中國如何領先世界二千年，東方文明如何偉大等等，我實在不敢苟同。但是我對于自然科學實在無知，對科學史更是無知。只是出于一種責任心，覺得不能讓中國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所以才發此願心，希望你能給我指導和幫助。"
在11月11日的信裏他還說到，"李約瑟以其'巨著'已經'推翻'了你和竺可楨、馮友蘭的結論而成爲中國狹隘民族主義的一面旗幟。我學力不足，寫作艱難，但是只要不死，總是要把文章寫出來的。" （1941年春夏，許良英在浙江大學讀三年級時曾在學生中發起一個科學團體，討論中國爲什麽科學不發達，爲什麽産生不出現代科學，他們從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1944年，心理學家陳立發表《我國科學不發達原因之心理分析》；1945年，氣象學家、地理學家竺可楨發表《爲什麽中國古代沒有産生自然科學？》也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當時，李慎之正在給崔衛平翻譯的《哈維爾文集》寫序，他感慨"哈維爾對極權主義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居然在考慮如何取代它的時候提出也可能轉向東方思想，雖然只有一句，但東方思想（實際上指儒家倫理與老莊思想）流毒（請恕我用這兩個字）之廣，可以想見。在國內則更是與統治者交相煽惑，對人們起了很大的麻醉作用"。
1999年8月22日，他在信中說："我要駁斥李約瑟難題，今年大概是動不了筆了。只是我有一難題要請你幫助解决：SCIENCE一字在西方到底起源于何時。"
直到2001年4月21日，他還在探討這個問題：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假命題》這篇文章我還是要寫的，但是愈想愈覺得其難，因爲我的科學知識實在太差了，而且現在的謬論日見其多（從席澤宗到董光璧），要一一排擊之，尚須搜集材料與論點。今年是决不會動手了。也許明年可以擺上日程。
西方古代有科學，而中國沒有，不是源于人性有什麽不同，却正是因爲文明的起源與走向有差异。
真善美是西方哲學的最高價值標準，中國古典只講善美，是不怎麽講真的。美、善天生就帶有價值上的好惡，真就不一定。我把真說成是價值中立的，在內心講正是把它作爲最高的價值。美、善不講真就失去了基礎。你引哈佛大學的校訓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我以爲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訓。
他說：
我心中的真理的價值中立的。"真理"兩個字本非中國固有，而來自佛經，因此已帶上了價值色彩。共産主義就其原始的意義講（如《共産黨宣言》所說）已是一種應用真理，真理一旦應用，就有了很大的出錯的可能，這一點在我們青年狂熱時期是不瞭解的，到後來才懂得。"真理"一詞因爲漢語雙音化的大潮流，已無法改譯爲"真"一個字，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不過社會科學中本來就沒有自然科學中的那種真理。"自由主義"是"真理性"最差的一個"主義"。（1998年3月 11日）
這些觀點本身誠然還可以商榷，但他的思考却不是沒有意義的。對這個世俗化、功利化深入骨髓的民族而言，倡導真理的價值中立，實際上就是希望能超越功利，超越赤裸裸的、狹隘的現實算計。他認爲在重新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啓蒙"的口號時，絕大部分人只注意民主，而忽略科學，"他們好象認爲科學是'不言自明'的東西，在中國已經生根了，官方也從來沒有'批判過科學'，有些不正常的干預，也都是因爲沒有民主造成的。但是我認爲'科學'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生根，有些科學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學精神，我也很懷疑。"所以他希望許良英能寫一篇闡明"科學精神"的文章。
他之所以推許陳寅恪，乃是因爲陳對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追求，"還有陳寅恪，他是我的老師，渾身可稱浸透封建士大夫的氣味，因此連胡適也稱之爲'文化遺民'。但是'氣味只是氣味'，細究他的生平志業，幾次大聲疾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連五四時代的陳獨秀也沒有喊出這樣簡潔明瞭，可以作爲口號的話。……陳本人即一生不向北洋政府與國民黨低頭，尤其是不跟共産黨合作。我以爲在文革結束前，他是中國最乾淨的一個人，比俞平伯、沈從文都更乾淨，更不要說巴金以下的人了。"（1999年8月22日）
他對"利祿之徒"彌漫，僞學術、僞思想盛行的學界現狀憂心忡忡，從季羨林（乃至王元化）到汪輝等，2001年4月21日，讀了許良英轉給他的99歲的心理學家陳立的文章，他感慨："我竟不知道中國還有這樣一位99歲的大老……官方和所謂的學術界最近都在大炒今年九十歲的季羨林先生。季也許在梵文方面有專長，但在學術思想上無非是一個庸俗的民族主義者（今稱愛國主義者），現在則給他戴上許多高帽子，甚至稱之爲'學術大師'。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無大害，只是學術界這樣捧一個對國學與世界史近乎無知的老人，實在是中國的耻辱。"2002年1月12日，在談到"新左"代表之一汪輝時，他說本來以爲汪文字能力太差，不料恰恰是他這種艱澀不通的文字居然能俘虜大批的青年人，以爲是有學問、有見解、有思想，是以爲大家取法，結果造成一大批僞學者與僞思想，真是可嘆。但是迄今還很少看到有力的批判。就是我收到的這篇批判文章，固然論點很不錯，但是文字竟也有"汪"味。對此他深感憂慮。
二
晚年李慎之的內心深處之所以有著揮之不去的"悲凉"，我以爲至少有以下三個因素：一是對現實政治制度的絕望、清醒，對民族前途的深切憂慮，他們那一代人（即"一二九"一代）和上一代（"五四"一代）身上的憂患意識是後世的人往往難以想像的。二是他對文化傳統即根深蒂固的專制主義的深刻認識。三是他對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的反省，其中不無懺悔。
2002年5月18日，在讀了我們的《脊梁——中國三代自由知識分子評傳》後，他曾寫信給許良英："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我不配。第二個感覺是有些悲凉，偌大一個中國，能數得上的就這麽些人，而且還有像我這樣對民主、自由主義瞭解甚少之人。"這裏面固然有他自謙的成分，但這種悲凉是一貫的，他多次說及全國上下懂民主的也不過一、二百人。"
所以，他才會說："我其實是很悲觀的，我已不敢說什麽'啓全國人民之蒙'的話，只敢想能刺激一下'一小撮知識分子'，于願足矣。"（2001年4月21日）
2001年9月28日，他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采訪後寫信給許良英：
中國共産黨可稱根本無學者無思想家，此外，中國又有幾個人？中國的人才實在太少了，因此我現在總傾向于"在矮子裏面拔長子"。
應法廣采訪，對我雖非第一次，但確極稀少，我現在是想爭取多一些發言機會，但是我總想多少能起一些作用。
……我所以這樣叫一叫，當然不是考慮爲當局鳴鑼喝道，而是希望能給國人一個概念，我要向你表白，我的最高綱領，仍然是"和平演變"。不過由于當局一動不動，我覺得如果能先實行私有化，也可爲未來的政治改革打下一點社會基礎。至于政治上當局正在不斷收緊，我的文章大概已無在大陸發表的可能，我當然是清楚的。不過，我們已經老了，物質地講，我們是最少可怕的人，現在老人都越來越衰退，我膽量有限、作用更有限，能叫一聲就是一聲而已。
我越來越相信"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這句話，一個國家怎麽能完全靠謊言維持呢？
在這封信後面他又加了幾句話，表示"1、啓蒙之必要，2、啓蒙之艱難，3、啓蒙還是有希望的"，幷慚愧自己"沒有做什麽工作"。
他是悲觀的，但他的悲觀不是悲觀主義，而是展現了遠古神話中的那種悲壯的情懷，悲觀沒有使他沉默、犬儒，更沒有使他放弃，"我還是相信馬克思的話，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無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頂多只能寫三四篇文章，頂多三萬字而已。然而"寫罷低眉無處發"……不過一息尚存，我總是要想，也總是要寫的。"（1999年8月22日）"我一向自以爲不學無術，……今後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儘量多寫一點東西，以期有益于中國。"（2001年11月 12日） "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民主呼聲，雖然現在還不成氣候，但是在極權高壓下，仍是有人在默默研究，竭力撑大言論空間。看到這點，還是令人高興。" （2002年10月14日）這是對知己的直言，也是內心的獨白，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夸父逐日般的現象。在生命的最後五年中，他反復申明自己所做的一切不過是 "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完全是真誠的，對他參與建構的這個體制、他深愛的這個民族、對歷史和現實，他都有著冷靜、客觀的認識：
"但是中國的傳統，尤其加上近五十年的傳統，使我感到提倡民主實在是夜長夢多。這就是我所以慨嘆于中國人的'公民意識'的原因，反正也只有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了。"（1998年3月11日）
"今天的大陸作爲全社會來說的民主覺悟，比不上戊戌，比不上辛亥，比不上五四，比不上八一三，也比不上1948—49（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甚至比 1976—77低，那時候，老人還沒有死光。全民對民主的常識幾乎可以說是清末以來最低落的時期，幾乎沒有精英人物。這種人物我自己知道或認識的不過二十個。我極力幻想，以爲全國也許有一二百個。這樣的現實要希望中國能很快地實現民主化，至少我無此信心。
我知道你在研究民主問題，民主實際上要[依]有相互對立與相互制衡的利益集團，有敢于爲自己的利益鬥爭，又能够達成妥協的個人，這個過程大概是在孕育之中，然而什麽時候能够破殼而出，我實在無法想像。
現在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大概都像胡適所說'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我當然也有些樂觀的想法，我所指望的全球化。但這只是一個籠統模糊的願望，幷沒有什麽具體化的、現實的根據。
我自以爲我們這一代人幾乎是極少數在解放前、在"國民黨的萬惡統治下"多少還受到過一些啓蒙思想，歷經劫難而又幸存下來的人。我把你也包括在這極少數之內。比我們年紀小的人，……對民主的理論就知道的更少了。再下來，到文革期間的中學生，絕大部分是紅衛兵，只有極少數可以說靠自學，靠自己反思成爲啓蒙思想家的人，現在中國就是靠他們在學術界撑起一片天。然而這片天實在太小，這樣的人也太少了。
我現在確實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但是我'爲'的能力是很小的，一年也不過寫三四篇文章，分量也不大，如此而已。"（2000年 7月4日）
我同意中國今天的社會條件比起國民黨時代、五四時代以及晚清時代大概是大大地進步了，所謂進步指的是可以實行民主的社會因素大大增加了。但是，我總覺得有覺悟的人太少了。撇開我心目中的"官學"和"極左派"不說，九十年代也出來了一批'民族主義分子'和'新左派'，他們的嗓門很大，聽衆甚多，……而民族主義是有'五千年文化傳統'與一百多年來的民族屈辱作背景的，極容易贏得群衆。事實上從各種民意調查中看，這批人在青年學生中的人數一直在增加。再想想我們自己小時候，就主要從愛國主義出發，才走向親共、親蘇的社會主義道路，結果上了一個大當的。其實世界在20世紀已發生了大變化。自由主義已肯定地成爲全球的主流價值，而中國却仍然置身于這一主流價值之外（就政府行爲講還很顯得有些'中流砥柱'的味道）。......
說人類社會發展有什麽鐵的規律的話，我是不相信了。但是，由先進民族由于種種偶然因素凑合而形成的好經驗，成爲大家的榜樣之後，大家必須要學習，而形成一條共同的道路（也就是毛澤東說的"走人類必由之路"）的話，我還是相信的，然而夜長夢多，我只能'知其不可爲而爲之'。" （2000年7月22日）
三
1999年8月22日，李慎之從美國歸來後寫給許良英的第一封信說："在美三個月讀五四之書，最後悟出中國雖無宗教，却有意識形態，其强烈不下于宗教，而又沒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優點，這個意識形態就是專制主義、就是內儒外法，二千年來只有五四衝擊了一下，但談不上徹底，因此又以文革的名義捲土重來，變本加厲。中國至今仍在其統治下，這就是我在介紹哈維爾文章中說的'後期極權主義社會'。"
9月6日在動筆寫《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前，他在信中說："我最近的認識是，中國或許如大家認爲的那樣不是一個宗教的國家，但中國絕對是一個有極强的意識形態的國家，自秦始皇至于今日全國上下無人不受這個意識形態的支配，即專制主義的支配，不論是儒是法，或表或裏，都無非是專制主義，而且愈演愈烈，在 20世紀後五十年達于極致，這二十年是好了一些，然而也不過是我評HAVEL著作中所說的後期極權主義而已。當然我也明白它再不能維持二三十年了，但是過了這一關（當然可以說是决定性的一關）以後，也當然同臺灣一樣，有自由而無法治。中國人要走上自由又有法治的"像樣的民主"（我只能說"過得去的民主"，自從少年時期的烏托邦破滅以後，我再也不會說什麽"真正的"、"理想的"那類話了，那樣的民主大概也只能在無限遠才能接近）。以中國人素質之低，如果能在 21世紀末，或者22世紀初達到，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我要在剝出中國文化的精髓是意識形態，是政治—倫理哲學之後，在說明中國傳統文化非拔掉這個毒根後，還可能要評價一下實際上五四以來一批好心人竭力想把傳統文化與現代相結合的努力。"
所以，他才會對美國華人史學家唐德剛的"二百年峽谷說"産生濃厚的興趣——"他[唐德剛]的理論是，中國自1840年後即進入三峽峽谷，亦即他心目中由專制向民主的轉型期，他認爲三峽需二百年，也就是從今天算起，還有四十年。我們沒有討論過對這段歷史的看法。但是我以爲實際上看法差不多。中國要轉向真正現代化的民主國家，四十年不算太長。"（2000年6月16日）
也是在這封信裏，他說："我現在想中國其實幷沒有經歷過什麽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更沒有經過什麽無産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整個20世紀其實是在舊王朝崩潰—— 農民革命——新王朝建立的傳統惡性循環中'團團轉'，當然社會還是有進步的，那不能不說是外來的資金、技術、榜樣與思想影響的結果，中國人自己的覺悟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只除了五四那一次的爆發。"
2000年7月4日，他又一次提及"二百年峽谷說"："我思考了一下中國的專制主義，得出了與我五十多年前完全相反的結論，認爲毛的專制比蔣的專制更嚴重十倍，而如果沒有毛的專制，蔣的專制還要比他後來的實際好一點，也許大陸到世紀末已經可能達到臺灣今天的水平。（大陸比臺灣大幾十倍，要比臺灣更好，在我看來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如果那樣說，再過四十年，即可走出三峽峽谷倒是有可能的。"
對唐德剛的歷史預言，許良英就有不同看法："我覺得，歷史的變化，常常是難以逆料的。……對那些言之鑿鑿的預言，我只能姑妄聽之"。（2000年6月23日回信）
2001年8月22日，在讀了歷史學家袁偉時論孫中山的長文之後，李慎之不無感慨地告訴老友："孫猶如此，他人可想，這實在是因爲中國專制主義傳統太根深蒂固的緣故，再想想我們自己，再看看現實，實在不勝任重道遠之感。"
最晚在1993年，他就公開發表文章，對于把秦始皇以來的中國社會稱爲"封建社會"提出質疑，認爲濫用"封建"這個詞就是"政治勢力壓倒'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結果"。他在2000年他以"專制主義"爲兩千年的中國傳統蓋棺定論幷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時至今日"封建"一詞仍流行如故。
2003年1月23日離他生命的終點不到三個月，他寫了一封10頁紙的長信給許先生，表示自己早幾年就改寫中國近代史的想法，幷第一次把初步的意見寫下來："首先，我認爲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其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决定。與馬克思的經濟决定論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國，其政治制度就是專制主義，從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養成了中國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壓制了中國生産力的發展。" "總之以三大革命運動（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革命爲主綫的中國近代史必須推翻，必須改寫。中國的現代化是後發外生的。但是即使這樣，它也要走下去，而且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內因。"他認爲1949年以後的30年，"總之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之三十年的統治。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變成了極權主義。""十三届三中全會確實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折點，從此開始了中國脫出極權主義的艱難過程。但是由于中國歷史已走到了極端，由于全球化的不可抗拒的影響，這個過程儘管艱難曲折，但已不可能逆轉。目前中國的極權主義已進入晚期極權主義，再過二三十年應能完成初步的民主改革。"
這封信內容非常豐富，可以看作是他對整個百年中國的最後認識。
四
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還母，剔骨還父"，在行動上毅然選擇"不在刺刀下做官"，對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他不斷地進行反省，其中甚至不無懺悔，但正如他 2001年 4月21日信中所說："我在反思我們這一代人是怎麽迷信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我自己說過，我青年時只能當共産黨，57年只能當右派，晚年只能當自由主義者，好象是命中注定。只希望晚年覺悟是真正的覺悟。"同年 6月29日，他回顧了自己加入共産黨的思想動力，認爲主要來自少小時就有的民族主義情結和强烈而朦朧的平等思想。他入黨雖晚，却歷來自以爲是黨的"孤臣孽子"。從小景仰羡慕隔壁的共産黨人、陸定一的丈人嚴朴。與民族主義和平等思想相比，民主實在是自己思想中最薄弱的環節，雖然搞學生運動時才跟著叫的，甚至叫得比別人起勁，"我也主要不是爲了追求民主而參加黨的"。當然，他畢竟是手上沒有沾過血的共産黨人，他之所以踏上這條路，有著深刻的時代原因，不能簡單論定。
1998年3月11日，他在信中第一次講到自己的"徹底覺悟"：
從"大民主"與"小民主"一文中，你可以看出了，我本來是一個"紅幹部"，但是還是劃了右派。頭兩年，我在思想深處竭力要說服自己，只有黨對，不容我對，但是到59年底、60年初，我算是徹底覺悟了。我用了《封神榜》裏哪咤的一句話對自己說："削骨還父，削肉還娘"。我看到有許多人當右派真是冤枉。但右派是思想罪（甚至不是言論罪），就思想而論，我是真右派，根本與毛澤東思想背道而弛，不可能調和。這樣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思想也就如你所說的不再扭曲了。
3月25日，他再講到此事：
我到1959年以後即明白自己確是右派分子，與毛主席的思想是針鋒相對，因此也就心安理得。下放幹校時我沒有把馬恩列斯全集都帶走，而是儘量搜羅單行本帶走，供"天天讀"之用，但精神上是爲了"脫魅"。
"我對毛的崇拜前後也有二十年。後來自以爲覺悟算早的，但是，現在想起來，實在太幼稚。毛其實本質上與他晚年（批林時）自許的'哥兒們'——陳勝、吳廣、洪秀全、楊秀清幷無二致，不過是靠了所謂馬列主義騙過了我們這批青年人而已，而我們又是根本沒有經歷過個性解放的體驗的人，也不可能識破他那一套（從本質上說毛和我們都還是傳統中人），結果個人和國家都吃了極大的苦頭，走了極大的彎路，因此，下一篇我想從毛的草頭天子的本質來寫中國的專制主義是怎麽借尸還魂，變本加厲的，只是，那樣寫出來，更無處發表了。"（2000年6月16日）
他說，正因爲自己在1960年就已"徹底覺悟"，所以整個80年代他幾乎不著一字，原因就是當時他熟悉的知識分子朋友都在忙于討論"社會主義民主"，討論改良計劃經濟，"而我則自從60年代覺悟後，實在不願寫違心的文章（當然，我深知他們都是真心誠意的，不是違心的），90年代以後越來越寬鬆，才開始打些擦邊球，我去年估計今年還會寬鬆些，不料大錯特錯，反而出了義和團來，真叫人哭笑不得。"（1999年8月22日）
不過，他在其他地方也說過，80年代不著一字的另有一個主要原因乃是"膽小"。1999年他寫爲《燕京大學人物志》（北大出版社2002年版）所寫的《李慎之自述》中說得很坦誠："我還是一個膽小鬼。80年代，我雖然也在若干全國性的學會當領導，出席各種學術會議，高談闊論，但是幷不敢寫什麽文章，原因只是因爲心有餘悸，怕讓人抓住把柄。90年代開始，有時也敢寫點文章了，然而瞻前顧後，不敢盡辭，而且一年頂多也不過一兩篇到五六篇。"（《李慎之文集》自印本，下册，584頁）
這一點他在2002年1月寫的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有進一步的自剖，80年代，當王若水因人道主義與异化問題遭到整肅時，他直言自己心中也不是沒有傾向，不是沒有分辯是非的能力，"但是被連續幾十年的運動嚇破了膽，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了腦袋，因此還是噤若寒蟬"。最後發表時删去了"樹葉掉下來都怕打破了腦袋 "這一句。（同上，575頁）
他的思想真正起了變化應該是1999年，這是他的整個人生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與他自述心迹時所說的1960年的"徹底覺悟"不可同日而語。正是這一年，他從一個肯定傳統文化的"半個新儒家"轉而作出了中國文化傳統就是專制主義的重要論斷。正是這一年，他從一個"噤若寒蟬"的"膽小鬼"變成了登高一呼的鬥士，最終超越了恐懼和自我恐懼，寫出了感動千萬讀者、也贏得了極大聲譽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及其他文章。正是這一年起，他從80年代不太關心意識形態之爭轉向普遍關注國內外的思想動向。比如他在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以爲"8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中心議題就是周揚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義與异化"，認爲那不僅僅是一場理論鬥爭，"它牽動到文學、藝術、電影、電視，牽動到整個社會以至中國的政局"。（575頁）許良英在2002年2月16日給他的回信中直率地指出這幷不符合事實，整個80年代影響較大的還有民主與專制思想（後期演變爲"新權威主義"）、思想自由與"反資産階級自由化"、反對意識形態對自然科學的干預等等。也正是這一年開始，這個不斷自稱"極度孤獨"、"無邊孤獨"的老人實際上已知音遍天下。
李慎之晚年認爲自己的反省"可以大致代表今天70—90歲的知識分子黨員啓蒙—起信—革命的歷程"。（2001年6月2日）"青年時期都熱心致力于鼓吹救亡民主的學生運動，後來又都全心全意擁護共産黨，崇拜毛主席，以後由幻滅而開始新的覺悟與追求。"（《李慎之文集》573頁）顧准無疑是他那一代共産黨人中最早、也是最深刻地反思過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幷完成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思想轉型的人，所以他才會如此推崇顧准：
我對顧准估計是很高的……顧准是在毛澤東的絞肉機裏幾乎走完全過程的，因此他的覺悟特別可貴，對今日中國的意義也特別大。你也知道共産黨的組織紀律觀念有多强，但是他的結論居然是"痛苦地"從理想主義回到經驗主義。這二十多年來我也接觸過黨內不少"思想解放"的老同志，但是沒有一個達到顧准的標準的，從胡耀邦到孫冶方到王若水。（也許你是例外，我下面再說。）事實上顧准已經成爲民主派或者自由主義者的一面旗幟。我是相信傳統的力量的。就是所謂"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民主思想正式引入中國不足百年，根子還沒有扎下就被滅絕五十年，現在也還說不上再生。所以即使以後一定會出現以民主爲目標的思想家，也必須要高揚顧准承前啓後，存亡續絕的作用。
不嫌狂妄地說，我的第二次覺悟（一次覺悟是馬列主義覺悟）大體上與顧准是同步的（我是1960年看穿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而重新確立新民主思想的，也可能比顧准晚了兩三年）。但是我的鬥爭意識遠遠比不上顧准，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蔔此生休"的地步，書倒是不斷地看，像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幾乎在"內部"一出來，我就能看到。但是我一來從青年時就沒有做過學問的訓練，二來是根本沒有覺得自己還能有著書立說的可能，當時對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個明白鬼算了。到"改正"以後也有好幾年還是這個心情，只是做官做事大體倒還能做到按自己的原則行事。近幾年才想到還有可能發揮些餘熱，但是又覺得桑楡晚景幹不了多少事了，就一年寫幾篇文章，最長不過萬字，自認爲想通一個問題就寫一個問題。其間還有一段時期，因爲對毛澤東批儒的反感，覺得中國傳統文化遠沒有毛的極權主義那麽壞，還一度迷醉于新儒家的學說，這就是我曾經對你自稱也可以算"半個新儒家"的原因。（2002年10 月30日）
他的這番話是悲愴而真誠的，其中同樣彌漫著悲凉的氣氛。相比之下許良英"十分敬佩"顧准獨立思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同時，也指出了顧准思想的局限性。
才華洋溢的李慎之對他同時代的許良英也多次表示推崇與敬意，2002年10月30日，他在信裏說："我自認爲思想的'大方向'還是正確的，但用作論據的許多事實和材料都不準確，……倘能經常向你請教，（在這方面，事實上當今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爲我之師，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覺得有疑問時，打個電話，請代查一下。一般只能靠自己的常識，而常識又是很不可靠的。）"
他對許良英孜孜不倦、二十年如一日研究民主尤其充滿敬意，一而再地表達了自己的敬意（2002年我在杭州見到他，他也曾當面跟我說起）。2002年1月21日他給許的信中說："我十分欽佩你研究民主的學術著作，十年二十年後必然成爲'國民必讀'。"5月18日："應該說我現在覺得你真是可欽可佩，年近八十還下决心研究民主的歷史，以你現在的身體精神看，這個任務是絕對可以完成的。我在幾年前說過要編一套中學公民教科書的話，說實在的，我幷無自己著手來幹的計劃，只是空叫一句，而寄希望于別人。總覺得年紀老了，此生無望。現在看看後生也沒有人認真努力，到不如像你那樣，在幾年前就幹起來，也許有生之年還能幹出些成績來。但是話雖如此說，我到現在還是下不了决心，心中總覺得還有幾篇文章可寫，寫完了，也就可以交卷了，蹉跎歲月，自感疲沓空疏。"也就在這一時期，我在杭州見到李先生，他曾當面主動提及此事。
同年10月30日的信中他說，"在我朋友中，我認爲只有你一個人雖然似乎覺悟稍晚而見機甚早，幷且全身心投入對民主思想與制度的研究，雖然現在還沒有完成，但是不久以後一定可以完成。這點是我對你極其欽佩（好象我有次在信中曾向你表白過）而迄今沒有志氣與信心向你學習的。"
五
李慎之晚年對這個時代固然已有了清醒的認識，但他對鄧小平、周恩來、胡喬木等的私人感情都難以泯滅，這是他的局限，也許正是他真性情的一面，他畢竟是生在這個時代的人，他的身上帶有許多這個特定時代給他的烙印。
哪怕是在名動海內外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中，他雖然指出鄧調動部隊的"無可饒恕的罪過"，但他同時也說："世人稱贊的鄧小平的'漸進主義'我是贊成的。甚至在他進行......，我在明確表示反對因而獲罪之後，也還常常在心裏爲他辯解。他畢竟是老經驗，也許有他的理由，'以中國人口之衆，素質之低，問題之多……萬一亂起來，怎麽辦呢？"（《李慎之文集》上册，7頁），他的筆端對鄧還是含有溫情，其中無疑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他的文章當中乃至標題（如《毛主席是什麽時候决定引蛇出洞的？》）提到毛澤東時，基本上都是稱"毛主席"，經許良英指出，他的解釋是他之稱毛爲"毛主席"是一種習慣，"我的意思是人們稱嬴政爲秦始皇一樣"（1998年11月11日）
對周恩來，他更是敬重有加，筆下總是稱"總理"或"周總理"。對于批評周恩來的聲音，他是很不滿意的，在他謝世前不久，我曾聽他說過，如果有時間他要寫萬言長文反駁，幷問過我人家是怎麽批評周恩來的。
稱呼有時候確是頗能反映心迹的，特別是在回憶文章中。1997年他寫過一篇《胡喬木請錢鐘書改詩種種》，提到胡喬木時至少有17處稱"喬木同志"、4處稱 "喬木"、4處稱"喬公"，可見他們的關係非同一般，他看到更多的是胡喬木好的一面。這一點在幾年之後悼念王若水的文章《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中有所改變，幾次提及胡喬木後是直呼其名，而且直言"胡喬木反復無常的性格"。（《李慎之文集》下册，574頁）可見他的認識還在變化中。
這與他的工作經歷有很大的關係，50年代他曾是出席中國亞非會議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的秘書，1979年他曾是鄧小平訪美時的顧問，80年代正是胡喬木提拔他做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乃至副院長。熟悉他的朋友在悼念文章中回憶，他談起80年代鄧小平要他定期去講國際形勢，言語之間顯得十分得意。80年代曾多次隨同李慎之出國訪問的一位科學家清楚地記得，那時他說話的口氣都是代表官方的，給人的印象幷不怎麽好。
雖然他自述早在1960年就"徹底覺悟"，但在整個80年代鄧小平、胡喬木等發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他都是旁觀者，始終保持了沉默，甚至就不怎麽關心。其中原因固然與他自稱是"噤若寒蟬"的"膽小鬼"有關，是不是與他對當時地位、處境的得意有關呢？
他晚年之所以對鄧、對胡都有著"同情之理解"，首先當然是因爲他們對他的重用、提拔，對這種知遇之恩他難于忘懷，正是這樣的心理使他難以跳出私人感情的羈絆。其中就有中國古老文化傳統中"爲尊者諱"、知恩圖報這些觀念在起作用，傳統文化對他的影響畢竟是難以磨滅的，雖然他最後否定了文化傳統，但作爲"半個新儒家"要從根本上超越這些觀念又談何容易。對此，我想我們也只能對他抱持"同情之理解"。
他才高一籌，有著幾乎是與生俱來的那種自負，正如他在2002年1月30日信中向許表示"當今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爲我之師"後說："其他人大抵只有我自己覺得有疑問時，打個電話，請代查一下。" 他曾多次慨嘆愛國志士稀少，他在世紀末的呼喊回音空蕩。無邊的孤獨感籠罩著他，2002年1月12日，他在信中對比他年長三歲的許良英說："我有時很爲我們的年老與孤獨感到有些沮喪，因此找你說說。"
從1999年以來，他不斷地在給許良英的信中表達這種"極度的孤獨"感，這其中固然也有他才華、經歷所導致的自負，以及由此帶來的"高處不勝寒"的孤獨感。但僅此還不足以解讀他的內心世界，實際上自從《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既出、洛陽紙貴之後，舉世仰慕、以結識他爲榮的大有人在。爲什麽他還有著著的孤獨感？
他在1999年8月22日的信中說，"最理想的辦法是和平進化"，但他自己常常有一種銘心刻骨的無力感，覺得"可能性幾乎沒有"，因爲——"國內外現在都沒有'愛國志士'，有的只是利祿之徒。你說我關于哈維爾的文章'對當前的中國會産生衝擊力'，但是我却看不到會有什麽影響。從中國到外國，再從外國到中國，感到的只是極度的孤獨。我寫過一篇要搞公民教育的文章，只有兩個人響應，其中一位是與我同年的76歲的老先生，正是教人難受，然而也還是只能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幹下去。"
不過據蘇紹智回憶，李慎之在1999年回國前，特地去看望了他，兩人暢談了一整天，他們有著二十年的友誼，蘇顯然不是李所說的"利祿之徒"，否則他也不會專程去找他，幷住在他家。李慎之去世之後，至少有一百三十多人在很短的時間就寫下了悼念文章，其中四分之一是與他有深交的。那麽他爲什麽還會感到孤獨？
1999年9月6日，在談到自己美國之行的感受時，他在信中說："我年輕時最推重魯迅，而有點看不上胡適，這點我現在承認是錯了。然而，十年來，我幾次去美國，住的時間將近十[月]，跑了幾十個城市，十幾所大學，竟沒有看到一個可與胡適相比的留學生，雖然博士倒不少。我自己說自己孤獨，其實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這是他自己的一個答案。當然，還有一個因素或許是他本人沒有察覺，他自小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中國古代文人的多愁善感、喜歡誇張的表達方式等都對他的內心所産生的細微影響。
"悲凉之霧，遍被華林"，但在世紀之交他們持續五年多的通信中，我們處處都能體會到兩位中國知識分子的"智慧力量、誠摯、坦蕩、勇氣以及對真理無私的愛 "，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們找到了共識，他們都肯定了啓蒙的重要性，啓蒙首先是啓知識分子的蒙。2003年1月2日，李慎之即將走完人生的全程，他仍孜孜地思考著中國民主化的問題，"不過只要有了民主的大框架，志士仁人就有了宣傳教育的空間，可以努力'改造國民性'了。 "毫無疑問，他以"志士仁人"自居幷不是自大，而是一種道德上和精神上的自負，這一切使他有一種"高處不勝寒"的孤獨感，一種置身于白茫茫大地的悲愴感，也使他晚年籠罩在一層只有遠古神話中才有的那種無比豪邁又無比樸實的"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氛圍之中。他做一個"公民教員"的志願雖然沒有完成，但他留下的精神遺産將長存于這個世上。
2004年11月21日改定
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對話龍應台（南方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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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對話龍應台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黃廣明 實習記者 翁倩 發自香港 2009-09-26 15:51:12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我在叢林裏走著，有了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感受。很多人寫"一將功成"，這很重要，但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
爲什麽要向失敗者致敬
人物周刊：這本書的主題在一開始就指明了，是向失敗者致敬。這個失敗者是從什麽角度來說的？又爲什麽要致敬？
龍應台：一開始，我只是帶著一個模糊的、想要認識1949的概念開始入手，幷不知道要找什麽、能找到什麽、找到以後會從哪里出來、出不出得來。一直寫到最後，寫到95%、98%，才有了這個核心的概念。這是我一直在摸索，到最後出現的東西。
人物周刊：創作之初你完全沒想到會鋪得這麽開？
龍應台：這次寫作算是一個探險之旅吧。
人物周刊：你所說的"失敗者"，就是"所有被時代踐踏、侮辱、傷害的人"？
龍應台：原來出發的時候，我想像書的內容主要是以我父母爲主的外省人的故事，他們那一代失敗的國軍。
一開始寫，我馬上就發現，我想要瞭解那200萬人到臺灣後受到的撞擊，不可能只瞭解他們那一邊，因爲在地有600萬人。
這600萬人，之前50年的時間，所受的全部教育、所處的全部環境都是以爲天皇戰死爲榮的，他們這樣經歷了幾代，突然進來了200萬人，也許這些人對600萬本地人的撞擊和改變更大。
哪怕是現在，有難民來到自己的地方，反對的聲音、燒殺擄掠到處都在發生。可是從1945到1949，我所瞭解的主流歷史叙述中，這樣的事只有一件，就是1947年的"二•二八"。爲了瞭解那年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我就决定往前走，往前走才能真正瞭解1949。這就决定了這本書後來的走向。
寫到最後，我想，涵蓋了這200萬人和600萬人共同命運的，到底是什麽呢？向流離者致敬或向戰敗者致敬，都只涵蓋了一部分。到最後，才發展出扉頁上所寫的主題——"向所有被時代踐踏、侮辱、傷害的人致敬"，也就是向"失敗者"致敬。
那200萬到臺灣的人是被內戰這個機器絞出來的失敗者；臺灣的20萬子弟被送到南洋，是爲日本那個國家機器打仗、體無完膚的失敗者；臺灣本地的600萬人過了50年沒有選擇的殖民生活，當然也是失敗者。
爲什麽說致敬？以我的家族史來說，我們這一代人，除了老大在大陸以外，在臺灣生長的這4個兄弟姐妹中（其中一個是在海南島逃難時所生，在臺灣長大），有3個博士和一個大學生，現在一個是土木工程師、一個是醫生、一個是我，還有一個是醫院院長。以我們的父母親60年前的狀况來說，母親在高雄滿是難民的碼頭上岸，找不到丈夫，帶著個嬰兒，以在菜市場擺個攤子爲起點，到60年後子女都有所成就，你想想看，她做了些什麽事情、是怎麽做到的？你不能不致敬！我致敬是以像我這樣的家庭爲出發點。
你再看臺灣整個社會的發展，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在60年前，他們被戰爭機器碾壓、失敗了的話，他們也許不會有機會去思考價值問題，可能還在走原來那個國家大、集體大、勝利大的老路。正是因爲在那一套價值裏他們整個被打垮了，在後來的60年裏，才會追求另外一套價值、另外一個方向，朝一個更柔軟、更個人、更文明的方向走。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當初失敗了我反而更高興。這是我寫到最後才慢慢浮現出主題的過程。
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
人物周刊：你把焦點放在普通人身上，是如何起意的呢？
龍應台：完全是探險探出來的。2008年7月15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公開蔣介石日記1949年前後的片段。8月1日，我飛到胡佛研究院，像小學生一樣跟著一群歷史學者每天去圖書館讀那些日記。看了兩個禮拜之後，我决定，我的主角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有了那樣模糊的想法之後，慢慢地走，最後越來越清楚。我寫的台籍日本兵都是沒名沒姓的，我在叢林裏走著，有了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感受。很多人寫"一將功成"，這很重要，但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寫完這本書後我特別平靜，我感覺這是我用文學上的一炷香，爲那些60年前被時代踐踏、曝尸于荒野的人上的一炷香。
人物周刊：1949年對你們的家庭影響最大的是什麽？
龍應台：槐生和美君兩個人一夜之間脫離了原來的社會網絡，連根拔起被丟到一個空的地方，這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們小時候就知道，你跟身邊所有的人都不一樣，上學時我就是那1比59，那59個孩子都有很大的家族，逢年過節會去祭祖啦逛廟會啦，清明節有墓可掃。我們是難民的孩子，從小就知道自己跟人家不一樣。這200萬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全部投資都給了孩子的教育，對這200萬人，教育就是垂到深井、能讓你爬出來的惟一一根繩子。
人物周刊：你的書主要寫了兩種人的痛。一種是大陸去臺灣的人，經歷了顛沛流離骨肉分離的痛，比較好理解，另一種是臺灣本省人的痛，可否具體談談後一種痛?
龍應台：現在臺灣網絡上已經有了一種說法，自以爲是藍營的人說，"我以前對于深綠的痛苦不瞭解。"這就是這本書的療傷和解作用。探險的時候，去訪問屏東鄉下的老人時，我才發現他們的痛。十七八歲的時候，萬分榮耀地穿上軍服效忠天皇了。像書裏提到的兩個人蔡新宗和柯景星，學習怎麽打耳光、監護俘虜營、虐待戰俘。很多人爲日本死在戰場上。日本戰敗，這些人中活著的成了戰犯。26個死刑，100多個10年、20年徒刑。
臺灣歸還中國，那臺灣到底是戰敗還是戰勝？他們懵了，不知道了。這是我在做這本書時的最大震撼。剛才說到的那兩個人，被當作戰犯關了10年，回到臺灣時，已經改朝換代了。他們不會說國語不會寫漢字，整個社會以你爲耻，你還不知道怎麽回事。從此之後連對你的兒女述說都不可以。這一輩臺灣人的痛苦超過我的父輩，是雙重的。吊詭的是他回到了故鄉，可他是流亡的。所以他們絕對地沉默了。
一個幫我做校對的朋友，25歲，校對完眼泪汪汪地對我說，讀這本書讓她想起了祖父，她祖父常常喝酒，和一幫白頭發的老人喝了酒就大唱日本軍歌，她說我當時都覺得很羞耻，看完這本書後她很震撼。所以我覺得，這一段歷史大陸不能不瞭解，否則兩岸怎麽可能和平？
人物周刊：你把外省來的國民黨士兵和本省爲日本打仗的臺灣兵相提幷論，不怕有的讀者，特別是大陸讀者情感上接受不了？
龍應台：在臺灣本地我也擔心會有一些反彈，所謂深藍的人會受不了我對深綠的同情，深綠的人受不了我對新四軍的同情。但現在書已經出來半個月了，這樣的情况幷未出現。這本書反而讓原本敵對的雙方加深了瞭解，進而和解。
由于我缺乏在大陸生活的經驗，以前我的書都是在大陸出版之後，我才知道，原來大陸讀者也這麽喜歡。而這本書，從頭到尾，大陸讀者都在我的心裏。我寫東西時心裏有個自覺，就是有什麽東西我希望大陸讀者知道，雖然臺灣讀者一直是我的第一讀者。
其實這本《大江大海》在大陸出版可以有一個副題，就叫《你可能不知道的臺灣》。在寫的時候，我知道，我在爲你寫你不知道的臺灣。同時我也知道，國共內戰的那個部分，會刺傷大陸讀者，因爲以前他們從未有過這樣的認知，我所呈現出來的一部分他們不習慣。
但這層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民族的界限——中國和日本的界限，就觸及到他們的底綫。但我不能不去碰，我也希望大陸的讀者接受我的底綫，看看自己有沒有更寬闊的視野來重新認識這些事情。在這個過程中，我免不了會挨駡，甚至"萬箭穿心"。
知道敵人痛在哪里，你就拿不起槍來
人物周刊：你以一種普遍的人道關懷，對抗日的國民黨士兵、打內戰的國民黨士兵，乃至實施侵略戰爭的日本士兵、爲日本打仗的臺灣兵都一視同仁，這麽有挑戰性的寫作，你的信心來自于什麽地方？
龍應台：現在想要把我五馬分尸的人，是因爲看得不够多，如果他看得够多，我相信他慈悲的心不見得比我少。我更相信，如果你有機會看到敵人的傷處，就不會有戰爭。如果你知道你的敵人痛在哪里，你就拿不起槍來。這本書就是讓國軍和解放軍都能看到對方的痛，本省人和外省人也能看到對方的痛。
這本書還沒出版的時候，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來采訪我，我先把和日本有關的部分給他看了，日本記者的反應是，這本書一定要有日文版。因爲我寫的這個部分正好是日本人的"黑盒子"。
第一，日本人是不願面對1945的，正如國軍不願面對1949。所以1945的前前後後，都是美國學者在寫、中國學者在寫。
第二，我描述的臺灣日本兵的遭遇，都是殖民者帶給他們的，但他們幷未得到和日本兵同樣的國家賠償，或者得到的賠償是日本兵的兩百分之一。所以到現在爲止，臺灣兵還在上訴。日本政府的回應是，《國際法》規定戰敗之後你就是中國人了，我對你沒任何義務。他們受到的還不止雙重傷害，而是三重傷害。所以我也希望日本人能認識到臺灣人的傷、大陸人的傷。
有人問我，如果這本書不叫《一九四九》，還可以叫什麽？我說，那就叫《戰爭與和平》吧。
人物周刊：所以你是站在人類普遍情感中來說這些事情。
龍應台：對，如果你是大陸人，你滿18歲的時候正好是1937年抗戰爆發，你就會投筆從戎變成後來的李維恂。如果你是臺灣少年，你18歲的時候剛好是1942年，你就變成日本兵。如果你18歲的時候剛好是1945年，你在臺灣，你就變成國軍。你說他們的命運有差別嗎？完全沒有。
人物周刊：他們當年的可悲在于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面對强大的國家機器時沒得選擇，而今天的年輕人是可以有所選擇的。
龍應台：對，但我也不是說他們完全沒有選擇。我書裏講到1991年海灣戰爭的德國士兵，就是不願意德國參戰而離開了軍營。一個國家的整體，往哪個方向走，跟裏邊的螺絲釘怎麽思考是有關係的。我一點不願意說教，但我希望讀者能够領會，這跟你太有關係了。你要做選擇，你要思考。
人物周刊：歷史不可假設，但我們還是不妨一問，60多年前那場兄弟鬩墻的戰爭必須打嗎？沒有辦法避免嗎？
龍應台：這恰恰不是我該回答的問題，這是歷史學家回答的問題。
人物周刊：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你通過這本書，想對大陸政府說些什麽？
龍應台：我反而覺得最重要的是對大陸的人民——我的讀者說。我希望大家來讀這本書，因爲只有當你瞭解了對方的痛苦，才能對一些行爲、一些思維有新的認識。你再作的價值判斷，才能够更接近真實。另外，我覺得要寫出大陸人的痛苦，需要一萬本這樣的書。當我說大陸人不知道臺灣人痛處的時候，臺灣人同樣不知道大陸人的痛處。只有兩岸人民對對方有了真正的瞭解，才會有真正的和平。如果兩岸人民充滿誤解和不理解，即使兩岸領導人作出什麽和平舉動也不能持久。
另外，我很想說的是：過了60年，我們——包括大陸，要跳出軍事史的單一眼光，必須用文明史的眼光來看這60年。
文明最核心的意義，就是人的價值。如果用文明史的眼光來看的話，從各條路綫逃亡到臺灣來的200萬人，加上本地的經過50年殖民歷史的這600萬人，這兩股在戰爭中失敗的人在一起，變成今天這個以文明的價值、和平的價值爲核心思維的一個團體、一個島嶼。經過這60年的轉型，戰爭史上的失敗者，在文明史上是成功者。這種轉換，你名之爲神奇都不爲過。
我非常非常以我的失敗者上一代爲榮。
（龍應台女士爲臺灣居民，文中的一些稱謂保留了她的習慣說法，不代表本刊立場）
你所不知道的一九四九——對話龍應台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黃廣明 實習記者 翁倩 發自香港 2009-09-26 15:51:12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我在叢林裏走著，有了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感受。很多人寫"一將功成"，這很重要，但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
爲什麽要向失敗者致敬
人物周刊：這本書的主題在一開始就指明了，是向失敗者致敬。這個失敗者是從什麽角度來說的？又爲什麽要致敬？
龍應台：一開始，我只是帶著一個模糊的、想要認識1949的概念開始入手，幷不知道要找什麽、能找到什麽、找到以後會從哪里出來、出不出得來。一直寫到最後，寫到95%、98%，才有了這個核心的概念。這是我一直在摸索，到最後出現的東西。
人物周刊：創作之初你完全沒想到會鋪得這麽開？
龍應台：這次寫作算是一個探險之旅吧。
人物周刊：你所說的"失敗者"，就是"所有被時代踐踏、侮辱、傷害的人"？
龍應台：原來出發的時候，我想像書的內容主要是以我父母爲主的外省人的故事，他們那一代失敗的國軍。
一開始寫，我馬上就發現，我想要瞭解那200萬人到臺灣後受到的撞擊，不可能只瞭解他們那一邊，因爲在地有600萬人。
這600萬人，之前50年的時間，所受的全部教育、所處的全部環境都是以爲天皇戰死爲榮的，他們這樣經歷了幾代，突然進來了200萬人，也許這些人對600萬本地人的撞擊和改變更大。
哪怕是現在，有難民來到自己的地方，反對的聲音、燒殺擄掠到處都在發生。可是從1945到1949，我所瞭解的主流歷史叙述中，這樣的事只有一件，就是1947年的"二•二八"。爲了瞭解那年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我就决定往前走，往前走才能真正瞭解1949。這就决定了這本書後來的走向。
寫到最後，我想，涵蓋了這200萬人和600萬人共同命運的，到底是什麽呢？向流離者致敬或向戰敗者致敬，都只涵蓋了一部分。到最後，才發展出扉頁上所寫的主題——"向所有被時代踐踏、侮辱、傷害的人致敬"，也就是向"失敗者"致敬。
那200萬到臺灣的人是被內戰這個機器絞出來的失敗者；臺灣的20萬子弟被送到南洋，是爲日本那個國家機器打仗、體無完膚的失敗者；臺灣本地的600萬人過了50年沒有選擇的殖民生活，當然也是失敗者。
爲什麽說致敬？以我的家族史來說，我們這一代人，除了老大在大陸以外，在臺灣生長的這4個兄弟姐妹中（其中一個是在海南島逃難時所生，在臺灣長大），有3個博士和一個大學生，現在一個是土木工程師、一個是醫生、一個是我，還有一個是醫院院長。以我們的父母親60年前的狀况來說，母親在高雄滿是難民的碼頭上岸，找不到丈夫，帶著個嬰兒，以在菜市場擺個攤子爲起點，到60年後子女都有所成就，你想想看，她做了些什麽事情、是怎麽做到的？你不能不致敬！我致敬是以像我這樣的家庭爲出發點。
你再看臺灣整個社會的發展，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在60年前，他們被戰爭機器碾壓、失敗了的話，他們也許不會有機會去思考價值問題，可能還在走原來那個國家大、集體大、勝利大的老路。正是因爲在那一套價值裏他們整個被打垮了，在後來的60年裏，才會追求另外一套價值、另外一個方向，朝一個更柔軟、更個人、更文明的方向走。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當初失敗了我反而更高興。這是我寫到最後才慢慢浮現出主題的過程。
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
人物周刊：你把焦點放在普通人身上，是如何起意的呢？
龍應台：完全是探險探出來的。2008年7月15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公開蔣介石日記1949年前後的片段。8月1日，我飛到胡佛研究院，像小學生一樣跟著一群歷史學者每天去圖書館讀那些日記。看了兩個禮拜之後，我决定，我的主角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有了那樣模糊的想法之後，慢慢地走，最後越來越清楚。我寫的台籍日本兵都是沒名沒姓的，我在叢林裏走著，有了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感受。很多人寫"一將功成"，這很重要，但這本書，寫的是"萬骨枯"。寫完這本書後我特別平靜，我感覺這是我用文學上的一炷香，爲那些60年前被時代踐踏、曝尸于荒野的人上的一炷香。
人物周刊：1949年對你們的家庭影響最大的是什麽？
龍應台：槐生和美君兩個人一夜之間脫離了原來的社會網絡，連根拔起被丟到一個空的地方，這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們小時候就知道，你跟身邊所有的人都不一樣，上學時我就是那1比59，那59個孩子都有很大的家族，逢年過節會去祭祖啦逛廟會啦，清明節有墓可掃。我們是難民的孩子，從小就知道自己跟人家不一樣。這200萬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全部投資都給了孩子的教育，對這200萬人，教育就是垂到深井、能讓你爬出來的惟一一根繩子。
人物周刊：你的書主要寫了兩種人的痛。一種是大陸去臺灣的人，經歷了顛沛流離骨肉分離的痛，比較好理解，另一種是臺灣本省人的痛，可否具體談談後一種痛?
龍應台：現在臺灣網絡上已經有了一種說法，自以爲是藍營的人說，"我以前對于深綠的痛苦不瞭解。"這就是這本書的療傷和解作用。探險的時候，去訪問屏東鄉下的老人時，我才發現他們的痛。十七八歲的時候，萬分榮耀地穿上軍服效忠天皇了。像書裏提到的兩個人蔡新宗和柯景星，學習怎麽打耳光、監護俘虜營、虐待戰俘。很多人爲日本死在戰場上。日本戰敗，這些人中活著的成了戰犯。26個死刑，100多個10年、20年徒刑。
臺灣歸還中國，那臺灣到底是戰敗還是戰勝？他們懵了，不知道了。這是我在做這本書時的最大震撼。剛才說到的那兩個人，被當作戰犯關了10年，回到臺灣時，已經改朝換代了。他們不會說國語不會寫漢字，整個社會以你爲耻，你還不知道怎麽回事。從此之後連對你的兒女述說都不可以。這一輩臺灣人的痛苦超過我的父輩，是雙重的。吊詭的是他回到了故鄉，可他是流亡的。所以他們絕對地沉默了。
一個幫我做校對的朋友，25歲，校對完眼泪汪汪地對我說，讀這本書讓她想起了祖父，她祖父常常喝酒，和一幫白頭發的老人喝了酒就大唱日本軍歌，她說我當時都覺得很羞耻，看完這本書後她很震撼。所以我覺得，這一段歷史大陸不能不瞭解，否則兩岸怎麽可能和平？
人物周刊：你把外省來的國民黨士兵和本省爲日本打仗的臺灣兵相提幷論，不怕有的讀者，特別是大陸讀者情感上接受不了？
龍應台：在臺灣本地我也擔心會有一些反彈，所謂深藍的人會受不了我對深綠的同情，深綠的人受不了我對新四軍的同情。但現在書已經出來半個月了，這樣的情况幷未出現。這本書反而讓原本敵對的雙方加深了瞭解，進而和解。
由于我缺乏在大陸生活的經驗，以前我的書都是在大陸出版之後，我才知道，原來大陸讀者也這麽喜歡。而這本書，從頭到尾，大陸讀者都在我的心裏。我寫東西時心裏有個自覺，就是有什麽東西我希望大陸讀者知道，雖然臺灣讀者一直是我的第一讀者。
其實這本《大江大海》在大陸出版可以有一個副題，就叫《你可能不知道的臺灣》。在寫的時候，我知道，我在爲你寫你不知道的臺灣。同時我也知道，國共內戰的那個部分，會刺傷大陸讀者，因爲以前他們從未有過這樣的認知，我所呈現出來的一部分他們不習慣。
但這層還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民族的界限——中國和日本的界限，就觸及到他們的底綫。但我不能不去碰，我也希望大陸的讀者接受我的底綫，看看自己有沒有更寬闊的視野來重新認識這些事情。在這個過程中，我免不了會挨駡，甚至"萬箭穿心"。
知道敵人痛在哪里，你就拿不起槍來
人物周刊：你以一種普遍的人道關懷，對抗日的國民黨士兵、打內戰的國民黨士兵，乃至實施侵略戰爭的日本士兵、爲日本打仗的臺灣兵都一視同仁，這麽有挑戰性的寫作，你的信心來自于什麽地方？
龍應台：現在想要把我五馬分尸的人，是因爲看得不够多，如果他看得够多，我相信他慈悲的心不見得比我少。我更相信，如果你有機會看到敵人的傷處，就不會有戰爭。如果你知道你的敵人痛在哪里，你就拿不起槍來。這本書就是讓國軍和解放軍都能看到對方的痛，本省人和外省人也能看到對方的痛。
這本書還沒出版的時候，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來采訪我，我先把和日本有關的部分給他看了，日本記者的反應是，這本書一定要有日文版。因爲我寫的這個部分正好是日本人的"黑盒子"。
第一，日本人是不願面對1945的，正如國軍不願面對1949。所以1945的前前後後，都是美國學者在寫、中國學者在寫。
第二，我描述的臺灣日本兵的遭遇，都是殖民者帶給他們的，但他們幷未得到和日本兵同樣的國家賠償，或者得到的賠償是日本兵的兩百分之一。所以到現在爲止，臺灣兵還在上訴。日本政府的回應是，《國際法》規定戰敗之後你就是中國人了，我對你沒任何義務。他們受到的還不止雙重傷害，而是三重傷害。所以我也希望日本人能認識到臺灣人的傷、大陸人的傷。
有人問我，如果這本書不叫《一九四九》，還可以叫什麽？我說，那就叫《戰爭與和平》吧。
人物周刊：所以你是站在人類普遍情感中來說這些事情。
龍應台：對，如果你是大陸人，你滿18歲的時候正好是1937年抗戰爆發，你就會投筆從戎變成後來的李維恂。如果你是臺灣少年，你18歲的時候剛好是1942年，你就變成日本兵。如果你18歲的時候剛好是1945年，你在臺灣，你就變成國軍。你說他們的命運有差別嗎？完全沒有。
人物周刊：他們當年的可悲在于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面對强大的國家機器時沒得選擇，而今天的年輕人是可以有所選擇的。
龍應台：對，但我也不是說他們完全沒有選擇。我書裏講到1991年海灣戰爭的德國士兵，就是不願意德國參戰而離開了軍營。一個國家的整體，往哪個方向走，跟裏邊的螺絲釘怎麽思考是有關係的。我一點不願意說教，但我希望讀者能够領會，這跟你太有關係了。你要做選擇，你要思考。
人物周刊：歷史不可假設，但我們還是不妨一問，60多年前那場兄弟鬩墻的戰爭必須打嗎？沒有辦法避免嗎？
龍應台：這恰恰不是我該回答的問題，這是歷史學家回答的問題。
人物周刊：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你通過這本書，想對大陸政府說些什麽？
龍應台：我反而覺得最重要的是對大陸的人民——我的讀者說。我希望大家來讀這本書，因爲只有當你瞭解了對方的痛苦，才能對一些行爲、一些思維有新的認識。你再作的價值判斷，才能够更接近真實。另外，我覺得要寫出大陸人的痛苦，需要一萬本這樣的書。當我說大陸人不知道臺灣人痛處的時候，臺灣人同樣不知道大陸人的痛處。只有兩岸人民對對方有了真正的瞭解，才會有真正的和平。如果兩岸人民充滿誤解和不理解，即使兩岸領導人作出什麽和平舉動也不能持久。
另外，我很想說的是：過了60年，我們——包括大陸，要跳出軍事史的單一眼光，必須用文明史的眼光來看這60年。
文明最核心的意義，就是人的價值。如果用文明史的眼光來看的話，從各條路綫逃亡到臺灣來的200萬人，加上本地的經過50年殖民歷史的這600萬人，這兩股在戰爭中失敗的人在一起，變成今天這個以文明的價值、和平的價值爲核心思維的一個團體、一個島嶼。經過這60年的轉型，戰爭史上的失敗者，在文明史上是成功者。這種轉換，你名之爲神奇都不爲過。
我非常非常以我的失敗者上一代爲榮。
（龍應台女士爲臺灣居民，文中的一些稱謂保留了她的習慣說法，不代表本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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