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局在做什麽？

地震局在做什麽？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譚翊飛 2010-05-12 21:48:01

在法定職責爲地震預報的同時，堅稱地震無法預報

一份保密的內部反思材料已經由中國地震局送交中央，這是汶川大地震後地震系統對自身工作的全面總結，僅僅關于地震預報的部分就有上千頁厚。

一年前，這份報告開始在地震局系統內部徵求意見，此後該報告提交中央，至今沒有明確的回復。地震局稱，這份反思報告還未到解密之時。

今年4月14日，青海玉樹地震發生。和汶川地震一樣，地震局未對玉樹地震做出預報。

此前，國家地震局剛剛公布2010年預算報表，在年度預算中，用于預報支出僅爲270萬元，相當于地震局住房改革支出的1／60。

地震局再一次處于風口浪尖，質疑從地震預報到地震闢謠，從資金使用到職能分工，甚至有激烈的意見建議撤銷地震局。

中國地震局處于一個尷尬而矛盾的境地，公衆對于預報地震寄予厚望，甚至認爲地震局的存在就是爲了預報地震。而地震局自身却反復向公衆解釋地震無法預報。

一個承擔了預報地震法定職責的機構，爲何反復否定自身職責？這一尷尬和困境究竟由何而生，如同公衆的發問，如果地震無法預報，那麽地震局存在的必要性何在？

地震局如何花錢？

在預算報告中，對公務員工資、辦公經費等費用通俗地稱爲"人頭費"。

比如，今年財政部的部門預算不僅僅列出"一般公共服務"項目，而且細化到"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基本支出則略等于"人頭費"。另外一些部委則沒有這一類支出，"人頭費"計算在其他科目之下。

中國地震局屬于後一種，即沒有"一般公共服務"項目，第一項支出爲"外交"。從整個預算支出表中，可以找到與"人頭費"相關的是"行政運行"和"機構運行"費用，分別高達1.8億和2億。這兩項花費分別隱藏在"科技研究"和"地震事務"兩類之中，占全部預算支出近1／6。

這還不包括占總額近1／3强的7.2億元的"地震事業機構"支出，有專家認爲這個科目即爲下撥給中國地震局下屬16家事業單位的"人頭費"，但這幷沒有得到中國地震局的官方證實。

當然，引起最大爭議的幷不在以上幾項費用，而在保障性住房支出，這項支出高達1.6億，全部用于住房改革，即公務員自身的住房保障。

與其他34個部委的對比可以看出，中國地震局在住房保障花費上排第10位，僅次于國家統計局，是排位第一的農業部13.5億元支出的1／8，是排末位的中國工程院0.02億元支出的82倍。

根據1998年國辦發136號文件的規定，中國地震局機關事業編制爲130名。如果不包括下屬事業單位職工的住房保障費用，以此數字計算，地震局用于住房保障的人均費用高達125萬元。

除這些在編人員外，中國地震局還承擔巨額的離退休人員負擔，離退休人員花費超過1000萬，其中退休人員管理機構的費用就高達118萬。

由于中國地震局沒有公布預算報告的編制說明及明細賬目，外界無法清楚知曉其"人頭費"的準確數字，但不可否認的是，"人頭費"及住房保障等費用占中國地震局整個開支相當大的比重。

預報已不是主業

在可憐的預報支出數字的背後，則是預報部門在地震系統中的被邊緣化。

中國地震局的成立與周恩來總理當年的直接指示有關，從成立之初到1980年代，地震預報差不多是地震局的全部工作，"地震預報室"專門負責預報地震，是地震局內最重要的業務機構。"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的職責就是預報地震，爲國家和人民减少損失。"

變化從唐山大地震預報失敗開始，1980年，地震局實行機構改革，地震預報室變爲地震分析預報中心，這個分析預報中心由原國家地震局人員和北京市地震隊聯合組成。雖然從人員配置上看，幷沒有削弱預報部門，但是實際上地震預報機構已經從政府部門變爲了事業單位。

1988年，地礦部副部長方樟順調任國家地震局任局長，上任後召開的第一届全國防震减灾工作會議上就提了地震局工作的"四個環節"的說法，即監測預報、灾害預報、地震應急和震後重建。

方的到來普遍被認爲是地震局自成立以來最大的變化，地震局前首席預報員孫士軦回憶說，"過去成立地震局，整合許多部門，是爲了搞地震預報。這次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减灾事業，預報功能實際上已被弱化。"

1998年，地震局再次進行機構改革。地震分析預報中心一分爲二：國家地震台網中心預報部和地震預測研究所，前者負責日常的監測預報工作，後者負責科研。

細心的觀察者可以發現，地震預測研究所的英文名已故意隱去了"預測"二字，將之翻譯成爲"institute　of　earthquake　science（地震科學研究所）"。

本來研究和預報相結合的一兩百人的隊伍，改革後只剩下了31個人，屬于台網中心下屬的分析預報部。這31個人，幾乎就承擔起了全中國的地震預報工作。

根據官方介紹，在地震局目前的三大功能體系中，過去的"預報"功能之前加了"監測"二字。即用數字化地震台網監測地震，在地震發生後，確定地震發生的位置和震級等信息。

在地震局內部，監測工作被稱爲預報工作的基礎。預報部主任劉杰的主要工作就是將監測數據和前兆台的數據（分別由兩個部門提供）按一定程序進行處理，然後根據這些處理結果預報地震。

正常情况下，他們每周會商一次，幷提供書面的周預測意見，每月再進行月度會商，每年進行年中和年終的會商。每周的會議，一般是周四下午2點半開始，最長的時候會開到6點結束。

劉杰稱，自己的工作是"櫃檯式、流程式"地進行數據分析。預測人員萎縮得厲害，分析預報部包括他自己總共31個人，僅僅維持日常工作都很緊張。

相比于地震局內部的其他業務，地震預報是個"清水衙門"，預報不准還要承擔責任。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地震預報專家說，"最窮的就是搞預報的，各個研究所接課題，搞工程或觀測的，一個課題幾十萬，而預測的好一點的也就一萬多。"因此，誰也不願意在地震預報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地震局在做什麽？

上世紀90年代初，地震局經費極其緊張，地震局內部對預報的信心也越來越弱。在經費和行政級別的雙重窘迫下，地震局人才流失極其嚴重，大部分最優秀 的科技人才都去美國轉行做IT。地震局內部一次會議上，地球物理領域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直接對局長說：現在人才斷層，局長你看怎麽辦。局長只能坐著一言不發。

上世紀90年代末，地震局負責起草防震减灾法，起初叫"地震法"。至今仍生效的這部法律改變了地震局職責的設定，地震局的全部工作從單一的預報變化爲三大塊：監測預報、震灾預防、緊急救援。

過去主要屬于建設部門管理的工程抗震，這次改革後正式歸屬國家地震局管理；由民政部門和軍隊主導的救援工作，地震局也開始參與。國家地震局更名爲中國地震局，機構職能得到極大擴展。

中國地震局研究員鄭大林回憶認爲，這一變化主要是因爲"領導想出政績"，"預報不容易出成果，就要搞'多種經營'。""年輕人一說到蓋房子就很興 奮，因爲這樣他們的收入就能增加。"老地震專家汪成民說。蓋結實的房子首先要確定房屋的抗震烈度，這由地震局决定。"我們叫求籤，排著隊，等待地震部門蓋章收錢，有些地方也要進行一些現場勘測。"烈度數字是按照建築物的造價的比例收錢，這其中有巨大的利益驅動。如果地震局出示的烈度降低一級，工程建設的成本可能節約30％，但不同級別節約的費用比例不一樣。地震局不願透露姓名的老專家說，有些地方，"一個烈度隊養一個地震局。"

每隔一個時期，地震局就會重新繪製全國的烈度圖，這同樣是一項"既正當，又有利益驅動"的業務，"地震局會找一些地方，說烈度不合適，要調整，這樣就向國家要錢，重新劃定某些地區的烈度指標。"

除震灾預防外，宋瑞祥任中國地震局局長時，將地震局內部的國際司和科技司合幷，新成立應急救援司，至此，中國地震局的三大體系的職能分工最終確立。

汶川大地震發生後，中國地震局副局長陰朝民在新聞發布會上稱，省級救援隊建設已經取得很大成績，地市級救援隊"可以考慮結合當地的特色去建設"。由此救援工作成爲繼"震灾預防"之後地震局工作的又一拓展。

地震局的悖論

"撤地震局"的呼聲實際上由來已久，早在唐山大地震漏報之後，1980年，顧功叙等5名科學家就聯名向中央寫信，建議撤銷地震局。專家們的理由是：地震預測還處于科學研究階段，遠遠沒有到可以實用的程度。時任局長胡克實也贊成這一建議。

到1990年代，國際地震學界的主流觀點開始影響國內，尤其以蓋勒1997年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文章《地震不可預測》爲標志。

論文傳到國內後，地震局內部曾開會討論。令人奇怪的是，與它對外宣傳的地震不可預報不同，這次內部會議上大多數專家認爲地震還是可以預報的。"會上的發言不一定就是他們的內心想法，更多的是一種政治表態。"參加了這次會議的前首席預報員孫士軦說。

2006年，中國地震局局長陳建民發表文章稱，地震預測"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長期堅持不懈地努力"。

國家地震局台網中心預報部前首席預報員孫士軦對此的解釋是，"地震預報是世界性難題，這個說法從上世紀60年代起一直沒有變，但不同的是，當時認爲通過一定努力能實現，時間不會太長，而現在的看法是要幾代人，甚至是幾十代人的努力才行，目前實現不了。"

地震局實際走的是一條模糊的中間路綫：一方面，堅稱地震預報要繼續搞下去；另一方面却反復宣稱，地震預報是世界性難題，地震漏報是正常的。有分析者認爲，地震局這種選擇是一種對自己最有利的位置，既可以通過預報向國家要錢，同時却不用對漏報地震承擔任何的行政責任，雖然這是它的法定責任。

一位不願具名的專家進一步分析認爲，中央和民衆長期以來對地震局職能的理解即是"預報地震"，因此在申請經費和索要政策兩方面，地震局都只能以"預報"爲最大的籌碼，這正是地震局"既堅稱地震不可預報又堅持搞地震預報"的原因之一。而一旦出現汶川和玉樹這樣的大事，輿論上的被動就是這種中間路綫的必然反映。

與中國地震局的尷尬處境相對應的是，美國地質調查局在1990年代大規模試驗確定"地震不可預報"之後，即將地震相關工作重心轉移到减灾規劃等方面，而把預報工作剝離成爲"探索性科研"，由單獨的科學家或科研機構承擔。

仿效西方同行，對職能定位進行全面的梳理和改革，將行政的歸于行政，把科學的歸于科學，或是地震局走出目前尷尬處境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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