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的誘惑（許知遠）

極權的誘惑

許知遠

"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雷蒙•阿隆在一九五五年感慨道。

在法國知識分子關于未來的論戰中，大多人選擇了左派，蘇聯則是他們的烏托邦。他們對于資本主義的一切充滿指責，生産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義的歇斯底里，但是他們却對仰慕的蘇聯保持了沉默，即使當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與大饑荒被披露後，沉默和忽略仍持續著。他們擔心打破頭腦種革命與進步的幻象，似乎這要比赤裸裸的現實殘酷得多。

阿隆不是第一個發出這樣的感慨的人。十九年前，紀德前往蘇聯訪問。"大家想要到這個處于分娩狀態的遼闊土地去逗留逗留，我們似乎正目睹著這塊遼闊的土地在孕育著未來。"他在《訪蘇聯歸來》中寫道。像很多歐洲與美國的知識分子一樣，他是蘇聯的熱切的支持者，他們深深受困于歐洲的危機、美國大蕭條，資本主義正在陷入政治、經濟與人道危機，而蘇聯則意味著一場嶄新的可能性——集體制、人人平等，就像他自己所寫的："我愛蘇聯。那裏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嘗試，使我們心中充滿了希望。"

真實的蘇聯與紀德想像的不同。在工地，在工廠，在俱樂部，在文化館，他看到了表面進步後不幸的個人。在倍受贊揚的集體農莊中，他發現"每一處住宅裏都是千篇一律的難看的傢具，同一張斯大林像……沒有一點點個人的東西……連集體農莊的莊員也是一模一樣，可以調換……"。而所謂的新制度帶來的個人幸福，他則體會到"衆人的幸福是以每個人的非個性化取得的……是以犧牲個人而得到的"。

紀德的批評，讓蘇聯與世界都陷入短暫的不安。蘇聯人給每一位訪問者驚心設計了路綫，讓他們去同樣的景點和同樣人的聊天、目睹同樣的成就。蘇維埃的模範農莊是沙皇時代的波將金村中延續，他們只展現應該展現的東西。很多訪問者心甘情願被此迷惑。"我已經到過未來，而它看起來挺不錯。"美國記者林肯•斯蒂芬斯寫道。而英國費邊主義的創始人西德尼•韋伯夫婦則在一場旅行後用一本九百頁的書宣稱《蘇維埃共産主義：一種新文明》。

紀德知道自己的描述將引起的不安，即使他對于更恐怖的古拉格群島一無所知。另一位作家羅曼•羅蘭早他五個月來到蘇聯，也看到了類似的景象，但他執意要把日記塵封起來，以待五十年發表。

紀德沒能扭轉世界對蘇聯的看法，他的尖銳聲消失在嘈雜的贊揚聲中了。幾年後，與德國對抗中繼續提升了蘇聯的誘惑——它的制度與軍隊擊敗了强大的納粹德國，或許也拯救了世界。

倘若紀德的聲音可以被忽略，蘇聯的流亡分子發現，他們更直接、也更殘酷個人經歷則無人理解。蘇聯的叛逃者Boris Souvarine很難爲自己的殘酷經驗找到一個西方出版商，對方總是說，沒必要去傷害與莫斯科的關係。法國作家馬爾羅則在私下的談話裏說："Souvarine，我相信你和你朋友是對的。但在這個階段，別把我算進支持你的人。只有在你占上風時，我才會站在你一邊。"這是誠實、還是另一種玩世不恭。這種情緒主宰了三、四十年代的西方世界，從知識分子到公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讓人們陷入恐慌與錯亂，既然市場充滿了動蕩、資本家們貪婪無度，爲什麽不能創造一種計劃體制，去統一、平等的分配社會財富。新制度也將建立一種新的民主制度，人們再不受充滿偏見的媒體左右，也不再受政客們操縱，人民成爲國家的主人。當西方的重要知識分子紛紛展開蘇聯之旅時，一些普通人也準備投奔幸福之地。一九三一年的前八個月，蘇聯駐紐約的貿易處收到了超過十萬份的移民申請，因經濟危機而絕望的美國人，想前往蘇聯工作與生活，這還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向外移民。他們或多或少讀過這本《新俄國的首演——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故事》，它暢銷一時。他們都其中描繪的蘇聯生活迷住了，這裏不僅沒有失業，也沒有剝削。最終，幾千名美國人被蘇聯接納了，他們大多在古拉格群島的勞改地離開生命。而當丘吉爾在揮舞著《通往奴役之路》來警告英國選民時，他被當作了另一個笑話——人們都覺得計劃經濟更穩定，而不是奴役之路。

對蘇聯的態度，成爲判斷知識分子立場的主要坐標。在一九五二年的論戰，加繆的判斷正確、却失敗了，幷帶著失敗的屈辱而離開人世。薩特獲勝了，儘管他知道蘇聯的種種惡行，但是他認定自己的首要任務是批判法國社會、資本主義，蘇聯仍是個美好的參照。

爲什麽薩特與他的同道們，能對蘇聯的一切罪惡保持沉默？在精彩絕倫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中，雷蒙•阿隆試圖給出答案。他追溯了左派神話的形成，馬克思主義宗教式語言的誘惑力，還有法國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矛盾心理。蘇聯的實驗給予他們這樣一種心理安慰——他們站在了法國大革命的光榮傳統中，蘇聯正是這進步、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體現。對他們來說，蘇聯人的生活到底如何幷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股代表前進的歷史動力。而現實的法國太令人不安，大革命以來的一個多世紀它再沒有輝煌的時刻，而十年前，還令人羞辱了臣服于納粹德國之下。融入新的歷史動力中，有助于緩解他們內在的焦慮。

赫魯曉夫的秘密演說，緊接而來的匈牙利革命，蘇聯的本質暴露出來。它的道德上的優越性開始褪色，它不再代表那個美好社會，但沒人懷疑它的制度上的競爭性。人造衛星的上天，令美國陷入一片驚慌，他們正在太空競賽中落敗。關于共産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的書籍與論文，充斥在美國的學術與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國學者相信蘇聯有一種不同的模式。經濟學家加爾文•B•胡佛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當時的流行情緒。他相信，蘇聯的統計數字幷不全然值得信賴，但或許"集體式、專制的政權"能比自由市場的民主整體，取得更快的經濟增長，蘇聯有可能在七十年代超越美國。而與此同時，共産主義的魅力傳遞到更貧窮的地區，給予那些要爭取獨立、獲得繁榮的落後國家以誘人的許諾，

它在亞洲、非洲、甚至臨近美國的古巴都獲得了迴響，中國的毛澤東相信"東方壓倒西風"。是肯尼迪高呼，讓美國重新運轉起來，以迎接來自東方的挑戰。而赫魯曉夫不僅在聯合國總部的桌子上敲打自己的皮鞋，而且宣稱要埋葬西方。

斯大林主義帶來的普遍幻滅感慢慢被遺忘。在蘇聯國內，人們會把錯誤推卸給具體的領導人，從未懷疑過共産主義制度本身是否有問題。而西方的左派們，從沒放弃他們的憧憬。而每當西方遭遇危機時，他們對蘇聯的感情就開始復蘇。

"在這個無知與健忘的土地，教訓從未被吸取"。讓-弗朗索瓦•勒維爾寫道。這是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的法國，知識分子再度對蘇聯充滿幻想。這一次，西方再度陷入困境，因爲越南戰爭，美國成爲帝國主義的化身，石油危機與經濟蕭條似乎再一次讓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暴露無遺。而蘇聯呢？他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軍事實力與美國不相上下，它的能源儲量讓它的石油危機中更顯得有力量，它比所有國家都生産了更多的鋼鐵、石油、水泥、甚至拖拉機。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蘭相信，蘇聯人會把軍事技術轉化到工業生産中，蘇聯可能最終超越資本主義。而在第三世界，從智利到埃塞俄比亞，一群共産主義者們獲去了政權。蘇聯的全球影響力也在提高。

而在法國，關于資本主義與共産主義的爭論再起。而作爲蘇聯的嚴厲批評者的讓-弗朗索瓦•勒維爾發現，法國爭論的雙方再次重複了二十年前的薩特與加繆之爭。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已經在西方出版，薩哈羅夫的用個人經驗證明了帝國的黑暗。但左派們沒興趣接受這一切。我們詛咒資本主義的衰退、社會不公、媒體的商品化、消費主義、軍國主義，而莫斯科甚至地鐵票的價格都不上漲……

在蘇聯崇拜的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澤東的中國扮演著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僅來自于二十世紀的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態，更來自于它的古老歷史。

一

人們再一次驚呼資本主義的末日，但社會主義幷沒有他們想像得那樣美好。西方受困于石油危機、經濟停滯，蘇聯則食物短缺，它大量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小麥。即使有著如此廣袤的農田，蘇聯的農業仍難以生産出足够的糧食。那些贊嘆莫斯科的地鐵票從不漲價的巴黎人，不知道蘇聯的土豆價格一直在上漲。他們在人造衛星、核彈頭、戰鬥機、鋼鐵製造上表現出的不可阻擋的力量，却不能給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蘇聯其實是一個"低度發展的超級大國"。

對共産主義蘇聯的幻想，都是荒誕不經的。它宣稱人人平等，却創造了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它說無産階級擁有了國家資産，但官僚系統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的解放人，結果是對人的全面禁錮；它聲稱帶來了物質與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但只創造了一片荒原……

即使蘇聯"國家富强"，也沒有表面看起來那樣强大。"我們落後于領先國家五十至一白年，我們必須在十年中趕上它們"，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說，"[它需要]一個堅實的黨把所有的努力都統一到一個方向。"它成功了，斯大林實現了沙皇時代無法實現的政治與軍事勝利，蘇聯變成了世界第二强大的國家。成功却是建立在驚人的代價上的。蘇聯農業的普遍蕭條和大饑荒，爲重工業提供了資金；數百萬的流放者成爲現代奴隸。成功也注定不可持續。"共産主義國家的增長率顯著，却沒什麽特殊的魔力"，保羅•克魯格曼後來寫道，"産出的迅速增長緣于投入的迅速增加：勞動力的擴充，教育水準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件設施上的大量投資。"蘇聯的經濟增長，建立于它的政治動員能力、對種種成本的壓低，它將隨著投入的减少而放緩。它的長遠的代價同樣驚人：環境受到驚人破壞、幾代人的頭腦陷入停滯、整個社會分崩離析、自私、冷漠與虛僞四處蔓延。歷史上只有很少的時期，人的尊嚴受到如此的踐踏。人們最初期望一個强大的國家，能保護他們，給予他們尊嚴，却發現製造了一個吞噬自己的怪獸。

局外人不知道，或許也無法真的相信這一切。蘇聯是一個信息的黑洞。西方報紙上充斥著危機的字眼，自我批評、自我揭露是多元社會的持久的現象之一。但在蘇聯的公開信息上，讀不到危機，反而充斥著成就與歡慶。代價可以被輕易地原諒，最深層的困境，也只是另一個暫時的障礙，它將迅速被克服，未來總是一片光明。斯大林的暴行只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小錯誤，在通往共産主義的道路上，你不能不打掉鶏蛋就做成蛋餅。而到了六十年代後期，很多人甚至準備重新恢復斯大林的名譽。人們只能猜測這信息黑洞中到底發生了什麽？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前，很少有人真的意識到，這種體制已經難以運轉。

對于西方的左派來說，現實是一回事（即使他們知道），信念却是另一回事，人們沒興趣用現實來修正既成的看法。隨著真相的日益顯露，最初真摯的情感與信念，不可避免地衰竭，最後變成了某種身份確認。七十年代的法國左派們，他們與其是真心贊揚蘇聯，不如說是在掩飾歷史傷口。這也是反美情緒的一種延伸，他們對于美國的影響力，心懷深深的不安（它在盜走拿破侖的昔日榮耀嗎？），他們也不願意相信蘇聯的背叛者的叙述，覺得那是冷戰陰謀的一部分，很多人覺得索爾仁尼琴描述的古拉格群島不過是另一種誇大其詞。

蘇聯的神話不如昔日耀眼，一些新的替代者却正在出現。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曾讓整個中東興奮難安，更讓反殖民主義的西方知識分子們稱贊。卡斯特羅的古巴革命曾讓不少人歡呼雀躍，而越南共産黨也激起過很多人的普遍同情。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便是這些同情者中最重要的一位。

倘若蘇聯是歷史視綫中的新恒星，它所發出的耀眼和持久的光芒，昭示著另一種可能性。那麽，上述國家則像是行星，它有著與恒星相似的內在結構，但光芒更微弱，而激起的是同情。它們都是反殖民浪潮的先驅者、是帝國主義的挑戰者、是尋求公正的弱小者、受害者。它們內部的殺戮、恐懼與壓迫，都掩蓋在這個角色下了。

在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澤東的中國扮演著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僅來自于二十世紀的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態，更來自于它的古老歷史。不僅是知識分子，政治家與普通公衆，也都亢奮不已。

二

"速成的中國學（Instant Sinology）"，比利時人西蒙•雷斯創造了這個詞彙，譏諷那些毫無常識與原則的中國問題專家們。

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充滿了這樣的人物。他們是記者、學者、作家，有的在中國居住多年，更多的僅僅是短暫的旅行。他們寫出或長或短的作品，他們對于一個"革命的中國"贊嘆不已。

比起一個被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大公司的科層制度腐蝕的西方，中國是另一個烏托邦。毛澤東追求平等，推行教育、醫療的平民化。"中國工人的購買力絕對比法國工人少，他們的工作條件也差，工作的時間更長，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沒有帶薪假期，他們的住房條件也比我們差很多……但問題不在于絕對的比較，而是相對比較。比起社會的其他成員，中國工人的地位要比法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工人們高得多。就工資而言，一個熟練的技術工人掙得比一個醫生、教師或是政府官員更多。"一位法國經濟學家寫道。他沒興趣繼續追問一句，爲什麽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醫生要比一個工人掙得少？

"文化大革命"更充滿了浪漫，古老的中國到處是燦爛的文化、到處是光輝的革命。甚至費正清都這樣寫道："毛主義者的革命，就整體而言，是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經歷過的最好的事。"他們很少會相信，這是一場上層的權力鬥爭與下層的無政府的混亂結合的灾難，不僅沒有一點點"文化"，還是反文化的。

中國不僅是伯克利、巴黎、柏林、東京的反叛青年們的靈感之源，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模仿的榜樣，從游擊戰術到醫療、教育體系、再到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給一些剛剛獨立的國家以鼓舞。中國也竭力推廣自己的模式，既證明自己取代了莫斯科成爲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期待這些第三世界的階級兄弟能支持她重返聯合國。

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會面，令中國變得更爲時髦了。尼克松與基辛格迷戀毛澤東無上的權力，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能像他這樣率性而爲，半人半神似地統治著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公衆只是他手中的道具。中國也是他們重塑世界秩序的個人野心的見證者和合作者。左派們繼續執著于中國的革命理想。即使對于那些從不支持"紅色中國"的人來說，中國也散發出新的魅力，中國與美國是共同對抗蘇聯的盟友。在這種新眼光下，一切都合情合理。

"[中國]的政治體制……在我們看來，被絕大部分中國人所支持……昔日的政權失敗了，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功地用經濟安全取代了貧困，用秩序替代了無序，用大衆的正義取代了對大衆的壓迫，用力量取代了物力，用民族驕傲取代了屈辱。"一個美國代表團的成員在訪問中國後寫道。著名記者詹姆斯•萊斯頓則相信 "他們正在很有意識地生活著，重建著自己的國家，也重建著自己"，甚至單調的裝束都別具風采，"女子絕對沒有化妝，雖然她們養育著世界所有民族中最龐大的人口，但多少隱藏著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時裝相比，她們的服飾很純潔，很一致而又古老，但這裏包含著一種巨大的美和風采"。

政治的混亂、經濟的崩潰、社會的壓抑、個人的絕望，他們對這個真實的中國毫無感知，沉浸在被中國官方體貼安排的旅行中。哈裏斯•索斯伯裏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認定，文革的混亂已經結束了，一種新精神已經到來。比起他在蘇聯所見——年輕人盲目崇拜西方、追隨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國人則表現出自尊，"他們站起來了。他們有自尊和尊嚴"。

你可以說，他們不是真正的中國專家，從未認真學習過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即使他們親身來到中國，也只是浮光掠影地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走同樣的旅行路綫，會見同樣的人，沒人會對他們敞開心扉，就像一位美國人所說，"中國的每一個人——從走出厨房來接受我們稱贊的厨師一直到總理——說話時用的詞彙完全一樣"。這個精心營造的中國，像是三十年代前蘇聯的另一個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國專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韓素音與羅斯•特裏爾。韓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兒，從中日戰爭到文化大革命，她見證了現代中國的命運，從宋美齡到周恩來，她都與他們相熟。她用英文寫作中國題材，是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作家。在爲世界描繪的中國中，她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類的大躍進"，幷且促進經濟發展，紅衛兵則行爲良好，富有民主觀念，江青則盡其可能减少暴力的發生……

羅斯•特裏爾則是一位公認的漢學家。他的一系列對中國的描述不僅在英語世界暢銷一時，他的《毛澤東傳》的中文版至今仍是最受中國人歡迎的傳記，銷量超過一百萬册。羅斯•特裏爾沒有寫出韓素音式的謊言，但西蒙•雷斯發現，羅斯•特裏爾也從未揭示出中國的任何真相。羅斯•特裏爾是個詼諧、敏銳的觀察者，中國被他描繪成陌生和奇特之地，即使他目睹到種種殘酷、虛假和不公，他也不想描述，更不做道德判斷。"有娛樂性，但不要富于爭議；回避一切可能帶來困擾、激起不安或帶來不愉快的話題；取悅每一個人，"西蒙•雷斯這樣評價特裏爾的風格，在他的看來，特裏爾的《毛澤東傳》的獻詞再好不過地展現了這種風格："獻給今日一些國家渴望的領袖天才，也同樣獻給那些想擺脫領袖神秘感的普通人"。所有傷痛都在這獻詞中被一筆帶過，領袖與人民都是對的，沒人要爲歷史承擔責任。倘若社會主義要求它的藝術家們删除作品灰色、負面的情緒，只表現鬥志昂揚，羅斯•特裏爾進行了類似的自我審查。他的語調和結論總傾向于樂觀，以至于忘記追問邏輯關係。在評價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時，他說新政權"養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業産值每年百分之十"，它取得了"三十年的社會進步"。即使我們不去追問大饑荒的真相（在三年內饑餓而死亡的人口甚至比八年中日戰爭還要多），一個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邏輯是——這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自己養活了自己，也養活了這個政權，而不是倒過來。農民們在參加"憶苦思甜"的活動時，自然地回憶起"三年自然灾害"——他們的記憶裏沒有比這更苦的時光了。它也不緣于"自然灾害"，而是狂熱政策的後果。

三

在解釋西方知識分子憎惡法西斯、却原諒共産主義的原因時，讓-弗朗索瓦•勒維爾用了這樣的比喻： "在他們眼中，法西斯政府是家族裏的黑羊，它選擇了錯誤的道路，背叛了文明，讓文明蒙羞，而斯大林政權被視作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奇特生命：如果這些人願意相互殘殺，這是他們的事。"

黑羊的比喻倍顯冷酷，却很可能是事實。俄國來自東方，人們認定它有著被殘暴所左右的傳統。而比起高加索人，中國才是真正的東方。它更遙遠、神秘，更象另一個星球。尼克松曾感慨說，二十年來前往中國的美國人比前往月球的人還要少。所以，中國的殘酷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西蒙•雷斯發現，儘管包若望的回憶錄《毛的囚徒》、陳若曦的小說《尹縣長》是對毛澤東時代真實的揭露，但它們沒引起西方的重視，中國人正在遭遇的痛苦被淹沒在中國的另一個形象中了。他們對中國的樂觀判斷基于這樣的邏輯：中國真的不同，我們對它采用另一個衡量標準；中國有它的問題，我們也有自己的問題，我們無權指責他們。

西蒙•雷斯是那個年代的异類，他是中國文化熱烈的追隨者，翻譯過《論語》，沉醉于中國的山水畫，他在一九五五年來到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爲其激動不已。但在接下來的歲月裏，他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地轉變。一九六七年，他居住在香港，看到了順珠江漂流而來、又被海水沖到岸邊的尸體——他們是廣東武鬥的喪命者。他與逃到香港的中國人交談，閱讀中文報紙，逐漸瞭解到中國的真相。一九七二年，他作爲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半年，這段經驗再次驗證了他對中國的這個判斷——這是世界上最富壓迫性的政權。在其他的外來者紛紛感慨中國的"中新精神"與"新的中國人"時，他說，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是一項使地球上最聰明的人民淪爲白痴的龐大工程"。幾年後出版的《中國的陰影》一書像是中國文人畫的疏離與喬治•奧威爾的犀利的混合體，西蒙•雷斯在這本書中壓抑不住自己對這個政權的憤怒。他的觀點却被西方左派廣泛地質疑。

"很顯然，它是反共的知識分子時尚，尤其是針對第三世界時"，一位美國學者投書《紐約書評》，"……這種歐洲知識分子的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黑格爾，他用東方專制主義形容中國"。難道中國不是正處于東方專制主義嗎？與其說西蒙•雷斯是黑格爾的傳人，不如說更接近孟德斯鳩的懷疑精神……

又一股"速成漢學家"的潮流到來了。他們不需要憧憬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而是要談論商業和進出口貿易額，還要引用《論語》與《孫子兵法》的隻言片語——它們模棱兩可又意味深長。他們還有一種莫名的確信——中國將再次成爲世界超級大國。

舊神話剛剛破滅，新神話就迅速到來。"中國的革命"仍在繼續，它從意識形態轉移到商業，從文革標語轉移到GDP數字。再沒有人比美國人李敦白（Sydney Rittenberg）更能展現這種變化。

在一九八零年離開中國時，李敦白滿是苦澀與幻滅。他在中國已經居住了三十五年，是世界唯一的中國共産黨外籍黨員。他在延安的窑洞裏與毛澤東談論美國，也與周恩來相熟。他被中國革命深深地吸引，這裏不僅有爲"人類的平等與正義奮鬥"的理想，他也在這裏找到了他一直渴望的歸屬感。

李敦白出生在美國南加州的猶太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出色的律師。猶太人的身份令他對社會不公格外敏感。大學期間，他加入了美國共産黨，它給予他"糾正他周圍充滿的不公現象的希望"。接著他加入美軍，學習中文，然後被派往中國，是解决戰後中國問題的美軍代表團中的一位年輕軍官。國民黨統治區的醜陋、不公與腐敗，令他心生厭惡，共産黨的宣傳品激起了他的嚮往之心。

在周恩來的幫助下，他來到延安，認定這是個美麗的新世界——這裏人人平等，爲共同的理想而奮鬥。他也發現自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中心感，毛澤東對他倍感興趣，所有人對他特殊禮遇。

他找到了發揮才幹的機會，他把外電翻譯成中文，向外界宣傳中國共産黨的政策與主張。他進入了斯諾、白求恩的行列，它是國際主義者們對中國革命的援助，也是中國西北一角的脆弱政權對于外部世界的渴望。

美軍的任務結束了，他留在了中國，西德尼•瑞騰柏格變成了李敦白。但他的灾難也隨著共産黨在中國取得內戰勝利而到來，一九四九年一月，作爲帝國主義的間諜，他被投入監牢。

牢獄生活沒有摧毀他的信念，反而讓他狂熱。他相信這是党對于他忠誠的考驗。六年後他獲釋，對他的指控被證明是個荒誕不經的錯誤。

接下來的十三年，他投入了新中國的建設。他模糊地感受到這個國家正在遭遇的灾難：反右運動、大躍進、大饑荒，但他從未把這些灾難視爲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况且，他的個人事業和生活正在節節上升：他是北京的外國人社區的中心人物，是唯一可以進入中國官僚系統的外國人，他能閱讀到普通人難以接觸的紅頭文件。

他對党的政治忠誠也輕易壓倒了個人情感。當他的妻子與右派朋友交往時，他緊張不安，想阻止她。即使他對現狀有少許不滿，這種不滿也在一九六六年時徹底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爆發，他感到中國再度進入一個新時代，新中國的所有弊病都將在新的革命中一掃而空。他擁到毛澤東周圍索要簽名，在集會上揮舞著紅寶書，高呼毛主席語錄。南加州的美國人穿著藍色毛式中山裝，是中國革命魅力的絕佳展現。

文革之火燃燒了中國，燃燒了他的內心，最終也燃燒到他的身體。他再度成爲帝國主義間諜，被投入監獄。這真是煉獄的時光，他熬了過來。一九七七年，他回到家中時，他的確變成了"社會主義新人"，讓他憂心忡忡的的不是妻子與孩子，而是"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失敗了？

複出的鄧小平再度給人希望。但到了一九八零年，李敦白的希望似乎再次破滅了。當他試圖爲因西單民主墻而入獄的魏京生說情時，一位高級官員對他說，任何一個人想否定魏京生審判的公正性，都將是中國人民的敵人。這個政權看起來一點也沒有變。他决定離開。

李敦白要返回美國的消息傳出，一場挽留工作展開了。中國有關方面向他許諾：他可以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可以有免費的醫療保障，可以隨時出國……"名聲、奉承、尊敬、各處的特殊待遇，如果我接受，就會永遠放弃了個人獨立"，他後來寫道，"我不想生活在一個我不再尊敬的體制的束縛中。"

李敦白的回憶錄出版于一九九三年，這又是兩個中國之間的轉變時刻。不吝于用子彈與坦克對待自己人民的中國仍在。四年前夏天的一個夜晚，李敦白住在北京長安街旁的兩個女兒，不得不整夜趴在地板上，密集的子彈穿過窗戶，射到了墻壁與天花板上。但另一個中國也再度誕生——它是全球最誘人的市場。這一年，入主白宮的美國新任總統比爾•克林頓試圖用"建設性接觸"來融化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用貿易來消解政治。

李敦白的新生活也正依賴于此。在西雅圖，他開設了自己的咨詢公司，是日漸密切的中美貿易的連接點。他在中國的政治關係網絡上，如今流淌著信息、金錢與産品。中國人與美國人都需要他的經驗與智慧。他駕駛著最新款的寶馬，傾聽他對中國的分析的客戶名單中，包含著這樣一串名字：微軟、英特爾、戴爾、寶麗來……

商業中國的形象迅速地覆蓋掉政治中國。李敦白的新角色也日益顯著。他經歷的殘酷革命，正成爲另一種浪漫，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觸，則是餐桌上興致盎然的閑話。"從毛主義到微軟的長征"，人們這樣描述他的一生。

而在中國，對他的記憶則已另一種方式到來。二零零六年，他的回憶錄在中國出版。題目從《A man stay behind》變成了更煽情的《紅幕後的洋人》，像是另一種宮廷回憶嗎？他關于魏京生、關于天安門事件的記憶，他對中國的質疑，不管多麽輕微，都被删除了。中國正在建立一個"和諧社會"，它們都是"不和諧"的聲音。

二零零九年十月，他坐在中央電視臺的演播廳裏，充滿自信地講述自己的歲月和對毛澤東的看法，像是對自己青年歲月的另一次懷舊。他是最後的歷史見證人，誰能質疑他的感受與觀點？他在北京的外國記者俱樂部發表講話，年輕一代的西方記者們洗耳恭聽，像是探知到了中國的秘密。

李敦白不是"速成的漢學家"，但倘若你以爲他那過分豐富的人生經歷，能賦予他一種特別的洞察力，則是另一種一厢情願。

李敦白批評此刻的中國人丟掉了靈魂，批評中國共産黨喪失了使之成功的法寶；他談論西藏時感慨："爲什麽一個國家可以有這麽好的外交政策、對台政策，却有這麽糟的民族政策"；他仍然相信中國可以建立一套更好的民主制度——"因爲美國民主是完全被金錢控制的"。

他似乎一點沒變。那個狂熱的共産主義信徒和這個滿口嘲諷的商業顧問，從未意識到中國內在的邏輯是什麽。一九四五年時，他意識不到在延安表面的平等與樸素之下，有著多少暴力與不公。一個信徒只選擇看到自己相信的東西，對于現實視而不見，在"拯救人民"的名義下，他對于人民從來毫無興趣，一個關心"社會主義實驗"有甚于妻子和朋友的人，又怎麽真會關心具體的人？五十年後，他意識到昔日狂熱的可笑，他變得足够狡猾，再不願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他仍舊對中國人的真實境地，毫無興趣。他只迷戀自己的個人經驗。三十年前，他對魏京生入獄感到憤怒，但他現在對劉曉波入獄却再也沒有精力和心情感到憤怒了。也有可能，他一生的命運都與中國緊密相聯，中國變成了他身份的一部分，他的痛苦與榮耀都來自中國，他因此無法否認自己一生的意義，他再度變成了另一種腐化的俘虜。

但誰能逃脫這種腐化的力量？李敦白回到美國之後的十年裏，西方知識分子普遍盛贊中國，相信這個政權已經改變。只有西蒙•雷斯仍在强調"這個政權從未改變"。天安門事件爆發了，它果然從未改變。在不久後的一篇文章中，西蒙•雷斯預言說，西方人將再次淡忘血案，政客與商人們將迅速到來，以促進改革的名義，重新恢復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而中國的這個政權也將繼續生存下去。

不論是李敦白，還是約舒亞•拉默、約翰•奈斯比特、托馬斯•弗裏德曼、馬丁•雅克，中國只是他們的幻想之物：中國是對美國霸權的挑戰，是十三億消費者的黃金市場，是一場黃禍，是致命的權力誘惑，是對西方的制衡……

人們總是生活在對別人的想像中，但倘若這想像喪失了基本的價值判斷，則往往會變成歷史的污點。人們不僅贊揚過蘇聯，也大聲爲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喝過采——他們能讓德國與意大利運轉起來，至于猶太人的命運，誰又在乎呢？道德意識被遺忘、被遮蔽、被交換。

在此刻對中國的想像中，道德意識也陷入了沉睡，中國被贊嘆，但中國人的真實困境却消失了。也像從前一樣，這些贊嘆者在自己國家裏所習慣的自由、民主、人權，在他們描寫中國時被自然地屏蔽了。中國人要麽是革命的材料，要麽是生産者與消費者，他們從來都不是豐富的個體，從來面目不清。魯迅的憤怒與嘲諷值得重新一提："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爲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我們終不能制止別人的想像。在我列舉了那麽多外來者對中國愚蠢與不誠實的例證後，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自己又何曾誠實過？正是因爲我們不斷地自我欺騙，我們才如此熱衷于別人的愚蠢謊言……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xuzhiyuan/archives/354608.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