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的困境（許知遠）

對話的困境

許知遠

阿齊茲抑制不住要講話。他說他是巴基斯坦人，他說你是中國人吧，他說"九•一一"是布什製造出來的陰謀，他還覺得毛澤東很了不起，他還說六年前去過廣州，真是讓他大開眼界——午夜時分，街上還是人擠人，坐在露天的攤位上吃喝、交談，沒人害怕炸彈和搶劫，他覺得這在巴基斯坦和歐洲都不可想像。如果專制能帶來繁榮和安全，他寧可選擇專制。"未來是你們的"，他大聲說，"你們會超過美國的。"

他三十五歲，九年前從伊斯蘭堡來到法蘭克福，留著兩瞥鬍子，頭髮不長，茂盛而蓬亂，他握著方向盤，每說一句，就從後視鏡看我的反應。這幾天，出租車的生意尤其好，他總是載中國人。他問我馬路旁的廣告牌上的漢字是什麽意思，廣告牌上擠滿了方塊字：紙、書展、中國、活力、印刷、出版、新穎、主賓國……它們大小不一、密密麻麻地組合在一起。

隨著阿齊茲熱情而含混的英語，法蘭克福逐漸展開。一座寒冷、生硬的城市。在盟軍飛機的慘烈轟炸後，中世紀的古城痕迹盡被摧毀。德國人進行了一場現代主義實驗，到處都是直綫條的鋼筋、玻璃墻大厦，倒是符合這深秋的陣陣寒意。萊茵河流經市區，它曾給法蘭克福帶來貿易，人們在這裏交易土豆、海魚、小麥、咖啡、信息……電子屏幕取代了河灘旁的討價還價，但貿易精神從未消退。它是德國的金融中心，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還是全球的書籍交易的中心。

法蘭克福書展已進行到第六十年，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書展，儘管書籍正在失去商業與文化中心的位置，它仍是全球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出版人、作家與記者在每年十月的第二個星期蜂擁至此。自一九八八年以來，主辦方開始每年邀請一個國家作爲主賓國。它不僅是當年書展最重要的展出國，而持續一年的文化活動，對于那些要傳播本國文化的國家來說，也是再好不過的機會。

中國是這一年的主賓國。這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時刻。中國不僅要向世界展現自己的富裕、强大，還要證明自己文化上的吸引力。一年前她舉辦了奧運會，令人嘆爲觀止的開幕式，世界第一的金牌數量，表明經濟增長可以轉化爲身體素質和國家榮耀。近一個月前，她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了規模盛大的閱兵，物質實力也能轉變爲軍事實力。而在法蘭克福，她要談論的是"軟實力"，中國不僅通過生産、投資、坦克來影響別人，它還有書籍、電影、戲劇、思想……

"軟實力"，一位美國學者創造的名詞，但它仍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社會不正陷入對"力"的迷戀中嗎？知識力、執行力、思想力、文化力、藝術力、影響力……你在書店裏，人們的談話中，報紙的文章標題上，不斷看到聽到各式各樣的"力"，一些"力"勉强通順，而另一些則毫無語法邏輯，僅僅是和某個名詞强硬地結合在一起，荒誕却强硬。新造出的詞彙，給人這樣一種强烈印象——任何知識、思想、藝術都不具有獨立的價值，除非它們能够轉化成某種具體、可操作的力量，它也不具有自身邏輯，它可以被規劃、設計與引導。

在二零零七年的中共十七大上，中國第一次明確將"文化軟實力"寫入報告。這像是一次一直被推遲的競賽的最後發令槍。二OOO年，政府第一次明確提出 "走出去"戰略。最初它只局限在經濟領域，中國經濟不能僅僅依賴國內市場和資源，它必須展開跨國經營。它也是中國新一輪經濟起飛和捲入全球化的前奏，此後中國與世界的交往迅速增强，世界工廠和饑渴的資源消耗者的身份，日益突出。但正是在這迅速密切的交往中，中國意識開始逐漸覺醒。經濟生活無法獨自展開，它同樣受到政治與文化的影響。人們也發現，似乎他們引以爲傲的經濟成就，沒給他們帶來相應的尊重。

談論"文化軟實力"和"內在價值觀"逐漸變成了時尚。它暗含著這樣的意識，中國的物質能力和政治能力已經獲得證明，如今它需要另一些東西。很多人已經意識到一個無窮盡的消費外來文化的國家，是難以獲得真正尊敬的。它像是對多年前撒切爾夫人評價的某種回應，這位鐵夫人十年前就對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不以爲然，因爲"他們輸出的是電視機、微波爐和鞋子，而不是價值觀'。"

對于文化軟實力的追求，變成了政府與社會的共同目標。它既能爲每個人賦予新的驕傲，又能爲政府帶來新的權威。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動蕩和革命中，中國人一直追求的不正是"尊嚴"嗎？我們尋求富强，是因爲富强意味著被尊重。倘若革命能帶來尊嚴，我們就革命，倘若强權能帶來尊嚴，我們就篤信强權，倘若原子彈能帶來尊嚴，我們製造原子彈，倘若金錢能帶來尊嚴，我們就拼命生産與消費，倘若尊嚴要依賴文化和價值觀，那就讓我們開始一場文化建設和輸出吧……

儘管目標是模糊，軟實力與價值觀又難以定義，但解决方案却是清晰的。

與一九七八年開始的經濟改革不同，那時的國家太虛弱了，變化要從民間開始，從每個農民隨意播種自己的土地開始。而此刻，國家富有、强大也自信，它已全然將經濟變革的成功歸于自己賬下，它準備向輸出玩具、服裝、微波爐一樣輸出文化，完成一次文化上的大躍進。

二OO四年十二月，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漢城正式揭牌，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初步計劃要在全球開辦一百所，它將像歌德學院之于德國、塞萬提斯學院之于西班牙的、文化協會之于英國一樣，成爲中國文化的展示平臺。歷史充滿了嘲諷。那些世界各地孔子學院任職的老師們中，很多人對三十多年前的"批林批孔"仍記憶猶新。如今，他們要向這些陌生面孔，大談中國傳統文化。大規模出版集團的組建也轟然開始，就像多年前的大學合幷將幾所大學生硬組合在一樣，不同的出版社被塞進一個名字裏。對規模的迷戀，對産業化的篤信，是這些舉措的背後邏輯，數字是檢驗它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它培養多少博士、發表了多少篇論文、每年出版多少本書籍，産值又是多少。于是"做大做强"成爲這種邏輯最粗鄙、却有效的表達。對于文化軟實力的理解，美國的軟實力被簡化成好萊塢産業，而它的言論自由、它鼓勵獨立思想的大學教育、它的多元文化生態，都被忽略不計。

貫穿著二OO八年春天到夏天的奧運會火炬傳遞風波，加劇了整個國家對軟實力的渴望。"西方對我們充滿偏見"，"我們對外展現不够"，"我們的公關不好"，這樣的論調彌漫在整個社會，人們既憤怒又焦急，把深層的困境簡化成技術問題。而這一年夏天奧運會取得的空前成功，加深了普通人和政府對技術能力的自信。他們可以把表演的規模、藝術家的創意、對社會資源的充沛調動、高科技的視聽手段，組合爲一幅震驚世界的畫面。世界第一的金牌數量，則讓被病詬多年的 "舉國體制"重獲信心，似乎它帶來的巨大的榮耀，足以遮住其可怕的代價。

北京八月的輝煌，加固了政府對軟實力運用方式的信心。它要把這種方式，複製到世界上更廣泛的地方。超過四百五十億人民幣被投入到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以及其它國有媒體機構。一個雄心勃勃的擴張計劃已經開始，中國要有自己的《紐約時報》和CNN，它要在國際輿論空間爭奪話語權。爲就業而焦慮的大學生突然發現新華社、外文局開始到校園裏召開宣講會了，他們要投身于一場重塑中國形象的活動中。這也像是一場新的長征的開始。七十年前，住在延安窑洞中的毛澤東比他同代的任何人都更敏感地意識到，獲取輿論支持的重要性。他獲得了美國媒體的同情，贏取中國社會領袖的廣泛響應，也讓很多人在他論述民主、自由與民族獨立的文章，看到了無盡的憧憬。他甚至可以讓西方世界在中國最黑暗和混亂時刻，仍迷戀著紅色中國。而現在，他在延安創造的策略，要通過全球電視網、互聯網、巡迴演出、展覽獲得更大的迴響……

"每一個細節都必須完美。"一位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高級官員在十月視察法蘭克福書展的中國展臺時說。他的機構掌管著中國的將近六百家出版社，還有很多私人出版機構以及相關事務。權力是至高點，而金錢是潤滑劑。私人企業更富有、更高效，但它們僅僅是寄生的，它必須向國有出版社購買出版權。這將近六百家出版社中的一些已在過去幾年中被重新劃入八十餘家傳媒集團中，人們喜歡用"航空母艦"來形容這些巨型公司，除去不斷的兼幷，它們要積極上市。它們給人最突出的印象是，不僅要保留住國營出版業的官僚機制，還要獲取最大份額的市場利潤。二OO八年，這些出版社一共出版了將近二十八萬種書籍。這幷不意味著出版署能控制所有的書籍的內容，但是所有出版者都知道游戲規則，哪些題目是敏感、不能觸及的。這是多年的經驗、教訓所賜。

這位高級官員的警告，是再普遍不過的官僚文化的流露。官員們從不發出具體而明確的指令，語氣籠統、强硬。所有人都不清楚，哪些細節才算出錯，只能用更偏執的謹慎來執行。在絕大多數情况下，它導致的結果是，壓倒一切的穩定與平庸。既然每個細節都是平庸的，它只有依靠規模來引人注意。半軍事化是最經常采用的手段。因爲在軍事行動中，最不需要考慮成本。

軍事化的方式獲取了體育上的成功，現在則準備將體育上的方式引入文化。"出版界奧運會"，中國媒體這樣描述法蘭克福的書展。中國政府組建了一個超過兩千人的代表團，既有名聲響亮的作家、學者，也有出版界人士，經挑細選了三十二家出版社作爲重點推薦。修建起六百平米的展館，批量翻譯中文作品，總投資超過一千五百萬美元。再沒有一個主賓國像中國這樣闊綽，他們的領導人或許會到場演講，但是他們的政府沒有這樣富有。更重要的，文化活動更多是私人機構的行爲，出版機構和文化機構有他們自己的議程，政府只能提供某種支持，却難以主導它們。北京出版界的官員們一定對二零零五年北京書展的冷場記憶猶新，中國購買了六百本德文書版權，德方却只購買了一本中文版權。而現在，它要平等和西方對話，如果可能，就嗓門再大些。

不過，幷非每個細節都很完美。事實上，正式書展前一個月的中德研討會，中國政府被推向了一個極爲尷尬的地位。研討會的組織者，既邀請了中國官方的作家代表團，還邀請了一些獨立中國作家、學者，其中兩位是著名的异議作家戴晴與貝嶺，他們因爲二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而受牽連。由于北京的壓力，德國組織者又退回了對兩位的邀請，德國媒體隨即一片聲討——書展組織者迫于政治壓力，而壓制言論自由。這是一個敏感年份，柏林墻倒塌二十年，天安門悲劇二十年，它們都很容易爲其賦予象徵意義。就像書展的一位組織者慌亂中所說的，他們要被釘在歷史的耻辱柱上了。

組織者再次改變態度，兩位异議作家最終出場。但在研討會上，因爲不滿德國媒體對兩位异議作家的過度熱衷，官方代表團的作家們又集體退場，在德方組織者的反復道歉之下，他們又回到會場。

現場的細節已難還原，但邀請、撤消邀請、出場、退場，幾個回合最終讓這場書展前最重要的研討會變成了一場鬧劇。它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中國不僅要輸出玩具、冰箱、服裝、文化，還要輸出審查制度。這也幷非第一次，在二OO四年的巴黎書展上，作爲主賓國的中國，也試圖說服法國人不要邀請高行健，儘管後者是第一位用中文寫作而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而且加入了法國國籍。中國官員們似乎既不認爲他給中國帶來了榮譽，又多少覺得他仍屬于中國的管轄。

在一個局外人看來，這場鬧劇意味著中國政府仍固守一個極權體制思維，一些德國評論者把中國與二十多年前的東德相提評論。它更像是低效與僵化的反應機制。它有極權的外衣與腔調，却不復昔日極端的冷酷與强硬。戴晴還是順利出境，幷發表演講，歷史學家秦輝的會場見聞則在網絡上廣爲流傳。自始至終，我們沒有看到中國政府的明確表態，他們不希望什麽人參加，也沒人說的清中國政府到底是誰，它是新聞出版署、作家協會、宣傳部還是某個更龐大、曖昧不清的力量。它像是一台無人駕駛的機器，因爲沒有來自中樞的明確指令，所以每個部門都在發出指令，或僅僅下意識地傳遞另一個部門的指令，這些指令總是遵循著既有思維，這個政黨和政權在它最强大和富有朝氣的時候，創造了一套組織文化，它的影響綿延至今。當有人發現指令錯誤或前後矛盾時，又沒有任何力量準備糾正。

最初爭端的製造者，不是具體的國家部門，而是一張報紙。《環球時報》由《人民日報》于1993年創辦。如今想來，這像是個充滿反諷的隱喻，《環球時報》缺乏"全球"意識，它是狹隘的民族情緒的管道。而它們也象徵了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發生的戲劇性的轉變。共産主義信念經由1989年的風波而徹底破産，用什麽來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一種扭曲的民族主義隨之興起，《環球時報》既是這股情緒重要的締造者之一，也是它最重要的受益者，它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或許在外觀與內容上，這兩份報紙都相去甚遠，但在精神內涵上却保持著某種驚人的一致。它們都是某種意識形態的産物。《人民日報》有正確的導向，而對于《環球時報》來說，它不斷傳達這樣一種態度，中國是受困與受挫的，中國的崛起不斷遭遇到西方世界的阻撓。在9月11日中德研討會召開的當天，《環球時報》的一篇文章顯露出它的標準方式：《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德媒借書展惡毒攻擊中國》。"不速"、"嚴詞拒絕"、"惡毒"，這些詞彙生硬、乾澀，滿含强烈的暴力意味。倘若你翻閱二十年前《人民日報》，其中也布滿了類似的詞彙。它們都隱藏著這樣的意味——世界是由尖銳的矛盾構成，不存在相互理解與和解的可能，只有一種力量戰勝一種力量。倘若你從文革的大字報前跳躍到這個標題前，你感受得到歷史的連續性，一種幽靈從未死亡，它借尸還魂。這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對世界一無所知的中國，而是一個迅速捲入全球化進程的中國。但在一些方面，它却固守昔日的偏執，幷準備將這種偏執擴大到更廣泛的世界。文章中的引述加劇了這種印象，中國社科院學者趙俊杰說："這次事件是中歐圍繞價值觀的一次爭論和較量。我認爲，對于公理和正義之舉就要堅持，絲毫不能妥協，愛國主義不能打折扣。"聽起來，它像是又一次的"東風壓倒西風"。

這篇報道被視作中國官方的强硬聲明。但是，沒人能說《環球時報》或者趙俊杰代表了政府的立場。報紙似乎只是在遵循一貫的角度，它是狹隘民族主義的煽動者。這種煽動已經受到了官方與市場的雙重肯定。這種氣氛影響到每一位記者與編輯，這是他們在遭遇到類似事件時的本能反應。它們和所謂的官方立場，達成了某種默契。主辦者《人民日報》給予它們某種受保護的身份，但他們實際操作又迎合了公衆的情緒。這雙重的勝利，經常讓他們對自己的編輯原則堅信不移。他們認爲自己是公衆的聲音，他們幫助中國公衆更多的瞭解了世界，包括西方對中國的不滿和陰謀。

不過，這一切最終過去了。十月十三日下午，書展正式開幕。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發表演說。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曾是同一種體制的受害者。默克爾成長的民主德國，毫無民主可言，人人生活在監視之下。而習近平則目睹的父親被打倒，自己下放鄉村。

但是在來到1989年的歷史分水嶺，同樣的體制在不同的國家的命運却截然不同。民主德國消失了，默克爾曾經生活的體制被揭露、被詛咒。而中國的體制却頑强地生存下來，二十年之後似乎變得更强大了。曾經被流放的共和國締造者們的後代，又成爲了新的掌權人。這個體制昔日的痛處被掩蓋和遺忘了，在獲得權力之後，人們轉而去鞏固這個體制。

伴隨著習近平到來的，除去龐大的代表團，還有幾項指標。中國是第三大經濟體、幷很可能在年底成爲第二，它也是德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它的書籍出版量是全球第一，但是在新聞自由的排名上，則是一百六十七名（一周後，在新的排名上，它下滑到一百六十八位）。當談論國際舞臺的影響力時，中國與美國、歐盟相提幷論，但是在涉及新聞自由時，却只能與老撾、古巴、緬甸、伊朗共同出現。這個極端的對比，塑造了中國此刻的精神空間，也注定了中國文化影響力的特性。

但是，排名又不說明全部問題。倘若你生活在中國，你會發現中國人享有的實際自由，要比這排名多得多。表達的空間，不僅不是僵化的，甚至是不斷生長和擴張的。它和被西方媒體所嚴格限定缺乏言論與出版自由很不相同。在中國，一種新的精神世界已經形成，它嘈雜、生命力十足，但很可惜，它注定是自我娛樂式的。在這種新的精神空間背後，是一股更大的價值危機，這場危機擴展到作家、出版人，彌漫到每一個領域。你無法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政治上的壓迫，它是一次人人參與的合謀，但很顯然，知識分子與藝術家是其首要的責任人……

"審查？什麽審查？藝術家在中國享有極大的自由"，作家鐵凝在九月底的北京對《明境周刊》記者說，"我們期待在法蘭克福的自由交流。" 鐵凝是中國作家協會的主席，這個協會大約有七千名成員，他們仍可以每月領取到津貼，儘管錢的數目僅僅是象徵性的，但象徵性却不意味著不重要，它表明了是誰依附誰。

鐵凝的話像是對黃平的響應。這位中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雜志《讀書》的前任主編在法蘭克福說，他主持雜志十四年來，從來沒有遇到來自權力部門的干涉。

這僅僅是拙劣的謊言，還是蘊涵著更多的東西？你可以爲鐵凝、黃平辯護——這只是被迫之舉，他們當然不至于"天真"或"愚蠢"到不瞭解中國現况，甚至私下也會對戴晴、貝嶺這些异議作家心生理解，臺面上發生的一切這僅僅是一種"表演"，他們在面對西方人的目光，他們要 "表演"自己對國家的支持。他們都是體制中人，在特定時刻，只能暫時放弃自我。這是中國的現有國情。

這是一套再熟悉不過的說詞。此刻的中國，人人都能用"屁股决定腦袋"來爲某種行爲辯護。這個短語用得太熟練了，我懷疑終有一日，人們會覺得腦袋只是又一個屁股，我們的思維水準只能徒勞維持在腰部以下。

沒人懷疑鐵凝與黃平在某一方面的合理性，尤其當你把此刻與毛澤東時代相比，很多人似乎尤其喜歡這種比較。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們不僅僅是党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力的工具，不用讓自己局限于"社會現實主義"的教條中。在這個系統中，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在最幸運的時刻，是"靈魂的工程師"，在平庸的時刻只是一個齒輪或螺絲釘，無條件爲這台巨大革命機器服務。他們的工作是純粹功能性的，他們的作品自身沒有價值，它的唯一價值在于喚醒大衆，讓大衆選擇特定的立場，參與特定的革命組織。這種使命曾經如此地富有誘惑力。自從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陷入了暈眩和絕望的轉型之中。曾經，他們是這個古老國家的特權階層，有一套世代相傳的知識系統，生活在一種確定無疑的價值觀中。突然之間，這套系統失效了。他們陷入了雙重焦慮，一方面他們看到中國從天朝墜入了現代世界的重重危機，他們自認是國家權力和價值的雙重代言人，却面對新的屈辱無能爲力；另一方面，他們也目睹傳統中國社會的瓦解，他們曾經的道德與知識的領導地位也隨之搖搖欲墜。接連的挫敗把他們弄得既心急如焚又心灰意冷。

馬克思與列寧主義學說出現了，充滿了搖蕩心旌的魅力。它批評西方世界的自身弱點，减緩了中國知識分子面對西方的焦慮；它還承諾一個迅速到來的光明社會，同時消除中國的外在屈辱和內在矛盾。很多知識分子滿腔熱情投入它的懷抱，當意識到他們的思考、寫作、繪畫，是爲廣闊的大衆服務時，他們脆弱而矛盾的內心，突然依附到一個更强大的群體和力量之上，他們擺脫了孤單和挫敗感，他們覺得自己被需要，感覺到歸屬和力量。

甜蜜的感覺沒持續太久。他們很快發現，爲了達到這一要求，他們不僅要放弃自我，還要侮辱自我、清洗自我，甚至殺死自我。即使努力做到這一切時，他們發現根本沒有爲所謂的人民服務。整個社會只是一項工程，人民只是工程的材料，作爲靈魂工程師，他們的首要工作是讓自己和別人都失去靈魂，或是讓所有人都只有一種靈魂。這種批量的靈魂，易于堆砌成宏大的工程。它可以是村村都有煉鋼爐、一萬斤的水稻畝産、一場"破四舊"的運動、百萬紅衛兵的廣場呼喊……一個稱職的"靈魂工程師"要在一個歷史最黑暗的時刻，寫作出"金光大道"；要在大饑荒的前夜，用"科學方法"論證畝産萬斤水稻。他能成功地讓自己對現實視而不見，或只看到一種"現實"。而做不到這一切的知識分子與藝術家，成了國家的邊緣人，他們被下放、改造、從"士農工商"中的最高層變成了臭老九。一些最爲勇敢的則成爲國家的敵人，他們要保持自己的頭腦與舌頭的獨立性，結果永遠地失去了頭腦與舌頭。

這個時代在一九七零年代末結束了。一個新時代又開始了，還是嚴寒後的短暫春天？相對于前三十年，一九八零年代有某種溫暖和開放，充滿了嘗試精神。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似乎又開始重新他們的自我身份。

一些人尋找自己，他們寫朦朧詩、在畫布上嚎叫，表達內心的壓抑；一些人則要充當社會的良心，他們要暴露不公和黑暗，爲受害者張目；還有一些則試圖加入權力系統，他們要從頂端發令改變中國。儘管仍是一輪又一輪的壓制，從"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作家們仍會感慨"我愛這個國家，但這個國家愛我嗎？"但國家却與知識分子、藝術家們達成了一個短暫的甜蜜聯盟。國家貧窮、脆弱、喪失了公衆的信任，需要他們讓分裂的社會重新團結，讓公衆僵死的內心重新活躍投入到新的活動中，科學技術則是第一生産力，它能爲政權提供新的合法性。但這個國家的政權的本質却從未改變，他們所做的一切，不管是態度上的溫和、政策上的讓步、控制上的和緩，都是爲了鞏固權力。倘若權力遭遇挑戰，所有的態度都將爲之一變。很少有人猜測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後果，人們都覺得鄧小平與毛澤東不同，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不會重演，鄧小平本人也深受其害。

但歷史還是重演了，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再次成爲國家的敵人。那些最著名的、最有風骨的被迫或主動離開了這個國家，還有一些關進了監獄；另一些則將自己的聲音隱藏起來；甚至那些有可能成爲知識分子的少年，都提前被懲罰，大學開始軍事訓練，在自由作風最顯著的北京大學，軍訓的時間則長達一年，在你進入燕園熏染知識與教養之前，你要先在石家莊接受一年的軍事化生活和意識形態的洗禮。在大學校園、研究機構、作家與藝術家群體中，恐懼與失落的氣氛四處蔓延。

三年後，一場或許更爲深刻的變化來臨了。經濟生活成爲了整個國家的中心，人人都準備轉變成小商小販。之前的政治危機帶來的精神危機，在這場新的社會運動之前，更暴露無遺。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們，面臨著新的考驗。他們或許曾經被迫害、被污辱、被譴責，但他們在公共生活中從來都占據著某種特殊位置。但現在，他們發現他們變得不重要了。這既是政治壓力所致，也由于政權和公衆都有了新的熱情——政權要在經濟增長中獲得合法性，公衆要在物質世界獲得滿足，這種滿足既安全又具體。一九九三年"人文精神"討論，像是知識分子所做出最後的一次抗爭。但這抗爭却暴露出他們內在價值危機。那些世俗精神的擁護者們，以爲世俗是解構意識形態的有力手段，却沒意識到這是個無解的路徑；而那些大談人文精神的人，却往往是迷亂的集體理想主義者，他們以理想主義與人文主義爲名，却充滿了對個人自由和權力的蔑視，他們的人文精神背後是一種對權力的依戀。一些最清醒的人意識到，重建個人的內在價值與信念，才是真正的出路，個人的內在獨立是變化的前提。多少世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很少具有這種內在的信念。但這些清醒者的聲音太微弱了。

九十年代中國進入了一個迅速變化的時代。八十年代雖彼此批評、却仍有廣泛一致的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聯盟，分崩離析了。追求個人自由、推動社會進步、啓蒙大衆的共識瓦解了。新崛起的經濟學家成爲商業社會的響應者，藝術家與電影導演把注意力投向國際市場，而八十年代最爲中心的人文知識分子失去了重心。他們一部分流亡海外，似乎失去了脚下的土壤，他們原先對中國的豐富理解也隨即被簡化成政治姿態；一部分鑽進了書齋，學術的呼聲迅速提高，思想則被理解成淺薄與熱情泛濫，但人們是在學術中重建自我、還是逃避現實，誰都不願意講清楚；小說家與詩人們則集體失語，一個大衆媒體的時代迅速到來，語言泡沫蓬勃興旺，水準却不斷稀釋、衰退，他們的很多工作開始被敏感的新聞記者所替代。

這也是個充滿希望的時代。國家正從各領域逐漸退出，它把國有企業賣給私人，進一放鬆了對私人生活的干涉。儘管這其中充滿了不公，但它仍讓人呼吸到更多的自由。你可以選擇居住在北京、深圳或青島，你可以從會計師變成小說家，你可以毫不猶豫向一個姑娘表達自己的愛意，倘若你家境富有，即使學習成績不佳，還可以去英國、澳大利亞讀書，倘若你富有到相當程度，你更可以放縱自己的種種欲望，此刻的中國有你能想像到的一切便利。你說我們沒有自由，却可以在聚會上盡情抨擊政府，沒人會因爲這些話把我們扔進監獄了。當然，所有人都知道底綫在哪里。政治生活仍是嚴格壟斷的，倘若你稍加挑戰，所有享有的自由都可能被剝奪。人們似乎也沒興趣挑戰，眼花繚亂的新生活在等著被享受。

知識分子、藝術家們與現實社會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社會的良心"已成爲遙遠的追憶，他們甚至放弃了自我身份的特殊性。在這個新到來的年代，他們是另一種商人，別人賣出礦石、勞力、電視機，他們則出賣文字、思想與畫筆，他們自認是另一種娛樂提供者。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很少有人注意國家在其中充當的角色。人們覺得已經進入了一個商業年代，一切都可以用來交易的，却很少意識到，這幷非是真正的自由交易，它是一個被控制社會的另一種逃避的渠道。傳統的精英文化，那些優美的、崇高的、正直的、富有個人責任的書籍與藝術，被有形或無形擠壓；而得到鼓勵的則是愚蠢、縱樂、逃避、嬉笑。

而國家則悄悄地重新進入公共與私人生活。這一次，它沒有强大的意識形態依靠，也不再赤裸裸使用暴力，它要創造一種新的合作精神。老掉牙的意識形態要通過時髦的廣告體現，政權再度披上了民族主義的外衣。富有的國家重新變得誘人，不是因爲它的內在價值，而是它的訂單、它的購買力。它資助大學、研究機構、它給你提供一種和强大者聯盟的快感，它給你在一個過度競爭社會裏欠缺的歸屬感。

一場重新國有化的運動已經開始。國有企業吞幷私營企業，青年人拼命考取公務員，娛樂明星爭先恐後唱贊歌。而藝術家與知識分子既不再是空洞的"靈魂工程師"、又不是"臭老九"，他們是軟實力的一部分。他們要書寫這個年代的"金光大道"。中國不正處于新的"金光大道"上嗎？它的崛起正激起世界廣泛的好奇與談論。

國家可以委任你來代表，給你提供大筆金錢去周游世界；它也可以向你展開市場，讓你頻繁出現在媒體和公衆面前，收穫藝術家渴望的認可，享受到種種便利和自由；國家比昔日更慷慨了，但是它也有某種原則，其實也談不上原則，它只是某種模糊的地帶，如果你觸碰了這些地帶，它不一定立刻用某種殘暴的方式懲罰你，他甚至仍然允許你繼續寫作、繪畫、拍電影，甚至允許你把它們在國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能被本國的觀衆看到。它讓你成爲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時候，你生活在這裏，描述這裏的一切，你周圍的人却對此一無所知，國家已經製造了足够多的噪音，讓你的聲音輕易地淹沒其中。

很少有人能逃避這樣的誘惑。如此廣闊的聽衆，如此豐厚的報酬，如此不可思議的自我展現機會。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不再需要孤軍奮戰，不需要顧影自憐，它可以站在權力中心。而且他們也無需過分自責，他們不是在爲一個特定的政權服務，他們是在爲整個中華民族服務，十三億人需要表現自己的自尊與自信。"這是中國人民的大事情"，張藝謀喜歡這樣說，他導演了奧運會開幕式。

甚至面對西方的焦慮感也减弱了。藝術家與知識分子，曾經覺得一切理論、視角、技術，都是借自別人，我們只是模仿者。但現在，中國的規模和富有，給他們安慰。或許，我們從來與衆不同，我們不需要追隨別人，我們可以創造自己的方式。一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再沒有哪個藝術家有這樣的表現機會。儘管有一位又一位的領導提出的建議，但他們也給你調動資源的無限能力，審查、規模還有新技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美學。

如果你是被國家與市場都選擇的藝術家或是知識分子，你會比二十年前得到得更多，國家的贊助，國內市場、還有國際的贊揚，都是從前不能想像的。但獲得越多，也更怕失去。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官方作家與學者的表現，表明一些根本的東西的確失去了。

但這不意味著他們真是國家主義的擁護者——人人願意爲了國家的整體利益，而放弃個人立場與利益。"我假裝工作，你假裝付錢給我"，這是東歐國家在七十年代的流行說法。而現在的中國呢，很多人遵循著"我假裝愛國，你要給我真正的好處"。人人都是交易者，立場、信念、思考、贊嘆，都是可以用來交易的。一個富有、强大的國家，是一台充沛的提款機。有人大談國家的長治久安，却一心掘取利益；教授們把學生變成了流水綫上的産品，像爭取商業項目一樣對待研究課題；那些上街高喊愛國口號的年輕人，則很高興他們有機會在公共場合公然表達的自己的情緒……除去短暫和具體的利益，人們其實什麽也不相信。也正因此，人們有時拼命尋找一些更爲輝煌和遼闊的東西，好在那一刻超越卑微的生活。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們只是這一連串的交易者中的一環。一個交易者應充滿了風險與成本意識，他不能直接而暢快地表達自己所想一切，不能不顧後果去嘗試、去想像、去刺穿，他們仰慕幷畏懼强者，對弱者缺乏同情，他們過分靈活，什麽都相信。這種精神構成了當代中國的精神內核，這是我們想讓世界瞭解的嗎？連我們自己都不願意面對這現實。

在此刻的中國，你可以讀到任何東西，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存在，我們有了互聯網，但它沒有帶來太多的改變。

戴晴這樣說。二十年前，她在中國無人不知，一個勇敢、富有才華的新聞記者，不懈的社會活動家。她對尋求真相抱有异乎尋常的熱忱，她追尋王實味、儲安平的命運。他們都因拒絕在意識形態面前放弃個人的正直和獨立的思想，而被淹沒在扭曲的歷史烟塵中。她編輯出版了第一本關于三峽工程的重要文集，提醒人們注意它可能導致灾難性後果。她也體驗過牢獄之灾。

在過去二十年中，她仍勤奮寫作，投身環保活動，但年輕一代已經很少知曉她了。她最近出版的關于張東蓀的傳記，只能在香港與臺灣發行。她當年傾力反對的三峽工程，則一步一步、不可阻擋地成爲現實。在此刻中國的公共空間，她的聲音消失了。它不是來自于直接的壓力與限制，而是讓你淹沒在更多、更雜亂的信息中，它讓你的言論無法轉化成有效的行動，而使言論僅僅淪爲一種姿態，聽衆們則變得厭倦、以至于反感。

三峽工程再恰當不過反應出這種新的現實。一九九零年代初，富有正義的學者們仍極力表明自己的反對，即使一向被視作像皮圖章的全國人大都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表明自己的否定立場。但引人爭議的工程最終還是在政治權力的主導下通過了，不同意見的專家被剔除出顧問名單。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巨大的移民工程、環境的隱患，吸引了新聞記者的注意，他們見證、描述了大工程下的個人悲劇。他們甚至也揭露出，工程所需的投入比當初計劃得要多得多，帶來的經濟前景則不似當初描繪的美好。但工程已經開始，它有了自身的邏輯，很多組織和個人，都依賴它獲取現實利益。而且它是因政治原因而起，終止它則意味著某種政治决策的失誤。新一代的政治人物既不願意冒險去否定上一代的遺産，也不願意承擔未來的歷史責任。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當三峽大壩最後一方混凝土澆築完畢時，沒有一位高級別的官員出現在現場。

似乎沒有什麽力量，能够停頓大壩繼續生長。它變得越高大，質疑的聲音就愈顯微弱。而當抗議只能停留在表層現實，不能進入深入的分析，或通過已有的組織轉爲行動時，抗議就變得雷同，讓人厭倦，公衆轉而尋找更新鮮有趣的東西。抗議者也身陷無力，而只能更加强調自己的姿態。賈樟柯二零零七年的電影《三峽好人》像是無力情緒的隱喻——錯誤難以被糾正，一切都已發生，我們最後能做的僅僅是將抗議轉化成審美經驗。

三峽工程不也正是過去二十年中國社會的隱喻嗎？所有的异議聲音，都將被某種方式吞噬和擠壓掉。這個過程不是一九五七年百花齊放之後的萬馬齊喑，也不是一九八九年之後的肅殺冷漠，而是讓你緩慢地自我放弃，不可救藥地被邊緣化。

如果說戴晴仍因昔日名聲和活躍，仍因居住在中國，而被視作一個標志性的人物，那麽這次在法蘭克福書展中與她同時倍受爭議的貝嶺，則更少爲人知。多年前，我第一次讀到他編輯的《傾向》。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坐在北京大學東門外一條小巷中的一間咖啡館裏發呆。臨桌一個瘦弱的男子正從書包裏拿出那幾本書，這不是公開發行的出版物，他正在說服咖啡店的老闆能够代賣，這多少有一點點風險。我記得當時隨手翻閱過，却沒有購買。我和朋友們在興致盎然的談論去做一個網站。對我們來說，矽谷是這個時代的中心，即使你熱愛寫作，也該去思考數字年代的商業規則，或是創辦一本像《連綫》這樣的雜志。《傾向》仍在談論思想、文學、甚至是流亡作家，它顯得太陳舊了，似乎和這個充滿希望、機會蜂擁而來的中國社會脫了節。我們都還年輕，希望自己迅速富有、著名、被人喜愛，從矽谷到中關村，一些青年人已經展現了他們直綫式的成功奇迹。誰想成爲一個愁眉苦臉的流亡作家？

這六十年的中國真是個奇妙歷程。前三十年，人們經歷了奧威爾的噩夢。他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書的人，信息被掩蓋，真理被隱瞞，文化受控制。如今奧威爾的噩夢尚未完全醒來，赫胥黎的夢魘又叠加了上來，不需要努力的禁書，沒有人願意讀書，汪洋如海的信息吞噬了人們的思考，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文化成爲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

我忘記是怎樣逐漸知道貝嶺的，或許是因爲我實在沒有能力讓自己在新經濟浪潮中變得成功和富有。我買到了能買到的所有《傾向》，還找到了他編輯的哈維爾的文集。我喜歡他語言的緊張感，儘管這大有模仿蘇珊•桑塔格之嫌。我也得知他創辦的中國流亡作家的筆會，我的幾個大學時代的朋友也是其中的會員。但對于他們，我似乎總保持著某種距離。似乎是在潜意識裏擔心自己也會被驅趕到一個邊緣地帶。他們用中文寫作，聲音却無法被中國公衆聽到。與畫家或是電影導演不同，他們的語言是地域性的，只有很少人的作品有機會被翻譯成別的語言。讀一首北島的英文詩，和看一部有英文字幕的張藝謀的電影，完全是兩回事。他們唯一抵達中國公衆的方式是網絡，但這經常變成了一個滑稽劇場。對中國現狀的批評，經常滑向了習慣性的嘲諷。因爲中國的問題太多了，所有的問題似乎都遵循同樣簡單的邏輯，而它們很難因爲批評而改變，所以這些嘲諷和批評就不得不一次次重複，直到有一天變成了煩躁的謾駡。

對于一個异議作家，這真是個讓人沮喪的游戲。最初你持有對現實的批評態度，是個自由派，但在某一刻你或有意或無意觸碰了某個敏感邊界，然後你被貼上了"异議"的名稱。然後你的名字在公開出版物上消失了。它不僅是政治壓力的結果，也因爲出版社與媒體的自我審查。他們只能尋求在海外華人的出版物或是網絡上表達意見。它感覺自己的表達空間被迅速壓縮和抽象，然後不由自主焦躁和壓抑，還有一個作家被讀者遺忘的恐懼。只有很少的人能在這新的現實中，重新尋找自我，探索寫作的意義。大部分人則在海外中文出版物和網絡空間上，加倍表現自己的憤怒，他們開始淪爲自己姿態的俘虜，他們原本的豐富性和延展性被抽幹了，他們"异議"的身份逐漸强烈，而"作家"與"知識分子"的身份减弱。但他們中的很多都是自省之人，他們知道自己陷入了心理危機，于是很多人轉而尋求更强大的精神慰籍。在過去的十年中，异議知識分子大規模投身基督教，多少像是這種心理危機的反應。這真是黑色的幽默，在中國經濟成長最迅速的十年裏，中國最成功的私營企業家最熱衷的活動是登山，而且是集體性的，倘若一場雪崩到來，很多企業可能一下子陷入困境。而在中國問題變得日益複雜的十年裏，自由知識分子則大談基督教。八十年，朱利安•本達把那些投身于激烈的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之中的潮流，稱作"知識分子的背叛"，而如今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突然性、不加分析地擁抱，是另一種背叛嗎？

用背叛似乎太殘酷了。在中國成爲一個异議者從來充滿風險。"在我們的文明中只有兩種异議者：天真的英雄和標新立异藝術家"，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茲蒂曾寫道，"他們都注定變得無關緊要。"在米克洛斯寫下這些文字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匈牙利模式正大獲全勝。匈牙利政府在一九六零年代中期引入了市場經濟，幷放鬆了社會管制，它和普通人達成了這樣一種默契——我給你更好的物質生活，你放弃對政權的挑戰。這裏有可口可樂、牛仔褲，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羡慕這裏甚至還有搖滾樂演出。

專制政體、意識形態控制幷未改變，但比起仍舊嚴酷的其他共産主義陣營國家，匈牙利像是個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們說它是"牛肉湯共産主義"。但只有敏銳如米克洛斯才會大聲指出，這是天鵝絨監獄。監獄的鐵欄杆雖然套上柔軟的天鵝絨，但它仍是監獄。

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也獲得了某種新的空間，但一種新的危險也隨之到來。他們主動放弃了自己的獨立性，他們和現有政治權力不僅達成妥協，甚至相互依賴。在這種情况下，异議者遭遇的挑戰，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壓迫，也來自他的同行、他的讀者與觀衆。他們擔心他的挑戰，會破壞掉既有穩定的局面，危急他們的個人生活，擔心他們已享用到的穩定和富足再度失去。這種焦慮，會轉變成怨恨和疏離，他們遠離這些异議者，拒絕給他們支持甚至注意力。"絕望的無政府主義是他們保持個人獨立的唯一方式。"米克洛斯評論說。

權力對比的失衡、溝通渠道的堵塞，是催生無政府主義者的溫床。除去姿態，他們無可依靠，然後他們又被姿態吞噬。戴晴與貝嶺成爲世界媒體關注的中心時，不是因爲他們的作品，而是因爲他們的姿態。比戴晴和貝嶺更不幸的是四川作家廖亦武。自從他二十年前寫了一首觸犯政治忌諱的長詩以來，他坐過監牢，四處流亡，堅持他獨特個人風格的寫作——關于中國底層人物命運的訪談。他的作品出現在紐約的《巴黎評論》這樣的精英讀物上，翻譯成英語和德語，他也是這次法蘭克福書展被邀請的作家，但却像之前的幾次嘗試一樣，他根本出不了國門。

"似乎只有通過這樣的事，我們才能被外界所知。"他不無絕望地說。他的名字從來沒有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出版物上，除去朋友的小圈子和一個更小的國際市場，沒人知道他的努力。即使人們談起他說，"异議"的標簽也會掩蓋對他作品的理解。很多中國人，包括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幷不喜歡他們表現出的對抗感。當他們變得著名時，往往使這個政權陷入窘態。人們覺得似乎自己剛剛開始分享一個國家的强大給個人帶來的榮耀，這些异議者就要在這些榮耀上抹黑。一種奇特的心理已經形成，人們可以對給人民帶來的灾難保持驚人的容忍和耐心，却對質疑者毫無耐心，擔心他們說出的任何話，都會影響整體的榮耀。

但是一個喪失了异議者，或僅僅把异議者推入絕望的國家與社會，最終會陷入可怕的遲鈍與僵化，失去自我糾正的機制與動力。此刻的中國不正陷入一種內在的僵化嗎？整個社會看似活躍异常，但仔細探究下去，所有的活動、所有的個體都遵循著同樣的單調邏輯。整個中國擔心焦慮于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希望除去向海外輸出工業産品，還能傳播自己的文化。但文化本是自由生長出來的，是不同觀念碰撞而出的，是人們誠實的感知世界的結果。無法如建造大壩、工廠一樣，去塑造教授、培養作家。

對异議者的排斥，像是給我們的思想套入了牢籠，不可觸碰的禁忌四處標明。思想和想像力，隨之扭曲變形。它也窒息了自我對話的空間。當我們焦慮于不能與世界對話，總是被西方被誤解時，是因爲我們自己的內部從未進行真正的對話，我們不尊重自己的藝術家和思想者，以及自己社會的創造力。人們利用藝術與思想，却從不尊重它，更沒興趣給它創造自由生長的空間。當我們越進行這種自我毀滅時，越對自己缺乏信任，却渴望外界、尤其是更强大國家的認可，越虛張聲勢地希望向它們輸出些什麽。

但這就是我們的現實。這個國家有如此悠久的歷史，有如此驚心動魄的近代革命，有那麽多活生生的、包含人間悲喜劇的個人經驗，有那麽多彼此交織的矛盾，倘若能够自由呈現與探索這些歷程、這些矛盾，這些壓抑、自由和荒誕，它將是人類多麽重要的精神財富。但我們却漠視這一切，禁止一些勇敢和富有想像力的人去探索。而在一次次禁止之後，一場更大的內在危機到來了，最有才華的人主動放弃了這些探索，因爲它知道這些探索注定困難重重，充滿了莫名的危險。他開始只在規定的路徑上、以被認可的方式來前進。于是，一種致命的平庸最終裹挾了整個社會，其中最杰出的頭腦，也不過是爲西方的價值系統提供了某種中國經驗和案例，他們展現不了獨特的方法、思想以及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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