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與鏡：親歷中國》最後一章

《烟與鏡：親歷中國》最後一章

譯/杜然

這是一年年多前翻譯的印度駐京記者帕拉維•艾亞爾（Pallavi Aiyar）女士的書《烟與鏡：親歷中國》的最後一章。遺憾的是，因爲文字敏感最終未能發表。可惜了這樣一篇好文章，還是貼在博客裏吧。

帕拉維•艾亞爾女士是印度Hindu報業集團駐北京記者。她先後就讀于新德里的聖史蒂芬學院、牛津大學和倫敦經濟學院，主修哲學、歷史和傳媒社會學。 2008年，她根據自己在中國的五年經歷，出版了《烟與鏡：親歷中國》（Smoke and Mirrors, An Experience of China）一書。

回到北新橋頭條胡同，那群麻將搭子仍在小賣部門口，悶熱的夏夜裏他們會一直玩到夜永時分。其中少不了方老太的兒子，他把汗衫卷起，露出圓鼓鼓的肚子。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時候，無論時間多晚，都能看到這群人在外面打麻將。在我經過的時候，他們會停下片刻，然後總有人會輕輕地揚起下巴打聲招呼。

他會說"回來了"，我的街坊們用這種一成不變的問候來表明他們知道我回家了。胡同裏的問候語帶有一種令人安心的可預見性。它們表明鄰里平安無事，一切正常。

夏天過後，就是北京短促的秋天，要不了多久，空氣中就會有燒煤發出的那種不祥氣息——那是冬季胡同裏的標志性味道。寒冷季節即將到來的其他迹象也初現端倪：一大早，上公厠的人穿的是長袖絨衣，而不再是棉質睡衣。

我想起剛搬到這兒時，胡同裏的居民對睡衣的喜愛讓我不時皺起眉頭。對于睡衣來說，胡同是真正的解放者。不用再局限于臥室，全天都有居民穿著它們上街，而且沒人覺得這有什麽好奇怪的。

經過最初的困惑，考慮到每次要去附近的小商店買個火柴或者什麽零碎時穿著睡衣出門可以省去很多麻煩，我開始變得非常欣賞這種對睡衣的友好態度。有時候，我會帶上"焦糖"或者"豆腐"兩隻猫中的一隻一起出去。街坊們都非常喜歡猫，我帶它們出門的時候，總會有一群人圍過來逗它們玩。

一個秋日的早晨，在我從小賣部回家的路上，一群胡同游的外國游客正好騎車經過。他們左顧右盼，充滿好奇，臉上挂著親切地微笑，直到看到了我。其中許多人在那一刻看來都大吃一驚，有一位還差一點從車上摔下來。

剛搬到這裏時，我也曾在一些中國人當中引起了同樣的反應，住在這兒的人吃驚地發現有一個外人就在他們中間。但我還從來沒有在外國人當中引發這種反應。

隨後，我以他們的視角打量著自己：穿著一套睡衣睡褲，嘴角叼著烟，左胳膊下夾著猫，走路的時候拖鞋在脚下劈啪作響。胡同已經把我同化了。
2006年很快過去了，我們迎接著在中國的又一年，那將是我呆在這兒的第五年；房東吳先生打來電話安排吃晚飯的事情。我們有一段時間沒一起出去了，四合院的下水道在最近一段日子裏也沒出過什麽毛病。

我立刻答應下來，但我這麽做還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前每次我、胡裏奧和房東出去吃飯，毫無例外都是吳先生埋單。這與其說證明了他的好客，不如說表明了我們在中國人吃飯時流行的"搶著埋單"比賽中技不如人。

這是一場令敗方大丟其臉的决鬥，與吳先生和吳太太相比，我們的敗績令我和胡裏奧的臉沒地兒擱。現在，補救的機會終于來了。

因此，幾天之後，我們和吳先生一家三口坐在了一家正宗的川菜館子裏；對著點的菜，我眉頭緊鎖。"那是什麽？是肺嗎？"我問道，如鯁在喉。"哦，今晚專門給你們點的，"吳太太露出食尸鬼般的笑容，一邊用鋥亮的長勺子在熱氣騰騰的大菜盆中攪拌著。"不光有肺，還有腰子和肝，跟高湯和血燉在一起，加上花椒。"

有那麽一刻，她露出了關切的表情。"你能吃花椒，對吧？"她熱心地問道。我愁得說不出話來，只能搖了搖頭。說實話，我幷非不能吃辣。"那就沒問題了，"她松了一口氣，接著舀起一大勺灰色的抖動著的肉，扣在我勉强伸出的碗裏。

晚飯繼續進行。雜碎之後是未經脫骨的牛蛙，所以蛙肉得啃下來，然後吐出小塊的軟骨。吳先生告訴我們說"很多人不知道，蛙肉其實是最鮮的"，一副很在行的樣子。

讓房東挑餐館、點菜是我們的策略之一。我們讓他以爲那天晚上是自己做東，等我們吃飽後，胡裏奧會推托說去洗手間，其實是溜到收銀台把賬給結了。待吳先生要結賬的時候，我們會得意洋洋地表示錢已經付了，而且在他因爲未能結賬而垮下臉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能露出得意的表情。

一切都在按照計劃進行，吃到一半的時候，一小塊牛蛙進到吳先生的氣管，他發出嚇人的咳嗽聲，緊緊抓住喉嚨，這種兩栖動物的一片軟骨令他喘不過氣來。我克制住這是房東讓我吃那些東西而遭受報應的想法，不停地拍打著他的背。但沒什麽效果。吳先生突然起身沖出包間。我們要跟上去，但吳太太攔下我們，堅持說不用擔心。"老吳身體好得很，"她說。"他會沒事的。"

幾分鐘之後，吳先生回來了，臉還有點紅，但顯然已經沒事了。他沒理會我們關切地詢問，而是大口吃起盤子中的猪肺。半個小時後，我們吃不下了，胡裏奧按照計劃溜出去"上厠所"，然後暗地裏跑到收款台，小聲索要賬單。"埋單？"收銀的女士不知道是怎麽回事。"跟你一起吃飯的那個老人家在半個小時前已經付過了。"

老謀深算的吳先生再次把我們打敗了，除了品味留在這個國家的敗績，我們無能爲力了。不知不覺又過了幾個月，對于未來，我們還沒有什麽明確的規劃。我來到中國五周年的日子即將到來，牛津大學給了我一個從2007年秋季開始、爲期六個月的進修機會。我决定接受。胡裏奧在中國生活了近六年之後，開始有了離開的衝動。儘管仍在中國，但我們和這裏在心靈上已經拉開了距離，我們想要嘗試新的冒險。

自從2002年8月來到北京， 身邊已經物是人非。我的許多朋友——那些記者和外交官結束了爲期三年或者四年的任期後，已經離去。我在北京廣播學院的那些學生也已都畢業，有幾個正在國外學習。

奧運會即將舉辦，我剛到北京時四處可見的"拆"字幾乎踪迹全無，因爲那些房子早在幾個月前就已經拆了。前門旁化爲灰燼的胡同中——那是我曾經和那位90歲的老太太聊天的地方，一座漂亮的購物中心初具規模。

自從我來到這座城市，出租車已經漲過兩次價。清除中式英語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館，他們已經把我特喜歡吃的一種魚的翻譯從"大便" （crap）改成了雖不是那麽具有娛樂效果，却更爲精確的"鯉魚"（carp）。而最受外國人青睞的城市地標——東大肛腸醫院巨大的霓虹燈招牌上醒目的英文"Dongda 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現已改成了文雅的"Dongda Hospital of Proctology"（"Dongda Hospital for Anus and Intestine Disease"這個英文翻譯曾作爲爆笑點，出現在許多外國媒體上——譯注）。

瑜伽老師莫漢和時髦的投資人尹岩已經當上了父母，他們中印混血的寶寶象徵著跨國婚姻的新潮流。菊兒胡同的"厠所俱樂部"早已解散，不過偶爾還是能碰見修自行車的老楊。

對未來的渴望之强烈，令我無法自已，我想像著自己在未來的某一刻會泪眼婆娑地回首現在這段往事。

在一個國家呆五年不算長也不算短，而且我沒有虛度這段時光——四處旅行，不停提問。但當我在中國的生活即將拉上帷幕時，越來越多的人却會向我問一些問題。

當我離開中國去歐洲或者美國旅行的時候，人們會問："中國將何去何從？"共産黨會垮臺還是說中國將成爲未來數十年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勢力？不進行民主革命，中國是否會陷入動蕩？不進行基本制度的變革，中國的經濟增長能否持續？

在印度，大家關注的問題則有所不同。無論是遇到的報紙編輯還是家裏的僕人，他們最常問到的是一個貌似簡單的問題：印度能從中國那裏學到什麽？或者說，印度應該做哪些些中國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國把美國視爲評估自己的國力和成就時的終極標杆；但在印度，中國已經成爲了其評價自身進步時常用的參照系。

回到中國，我時常被問及的問題又不大相同，幷且也是問得最直接，或許還是所有提問中最難回答的問題。北京的出租車司機總是毫無例外地問我："哪個更好？中國還是印度？"我在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經常問我："你是更喜歡中國還是印度？"胡同裏的街坊們只要逮住機會就會問："你喜歡住在北京嗎？還是更喜歡住在德裏？"

最後一個問題以各種形式出現，對于這個問題我考慮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盡相同。與婁亞（音譯，根據作者在前面章節的描述，她是北京鼓樓附近一間公厠的保潔員——譯注）和我家附近公厠的保潔員聊過之後，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憐的女傭；我對于中國最底層的人仍享有相對的尊嚴感到驚訝。

在我住的那條胡同裏，垃圾工每天來收垃圾的時候都戴著手套。這樣一個簡單物件——起到保護作用的覆蓋物、細菌和皮膚之間的阻礙物——至少讓他們得到了一點點自尊。他們的子女基本都在學校接受教育。他們自己或許沒有念過什麽書，但一般說來，他們的讀寫能力足以避免最惡劣的盤剝情况發生。

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收益，而且在中國幷不是每個人都能享有這種不算大的進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數百萬保潔員、清掃工、門衛或者掏糞工中的一員，我恐怕更願意通過命運的輪回投胎成爲中國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裏，我又會有不同的感受。當我爲了報道寫作中所涉及的某個問題，而花費數小時的時間在這個國家的智庫、大學以及研究機構中尋找中文出處的時候，就屬于這樣的日子。這永遠是一項讓人垂頭喪氣的艱苦工作。

中國是一個實用主義的社會，那些年裏，我遇到的所有人都擁有异乎尋常的狡黠、市儈和聰明。正如浙江的企業家所證明的，普通中國人在鑽空子、找退路、行賄賂、避開僵硬的規章制度方面，堪稱大師。如果需要，他們可以把隱形眼鏡賣給盲人婦女，把鶏爪子賣給素食主義者。

一方面這個國家可能擁有大量成功的推銷員以及有闖勁的企業家，但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仍然存在著根深蒂固地反理性傾向。這幷非本性，它更多是反對批評、鼓勵集體思維的政治和教育制度所帶來的産物，我個人認爲這是中國最令人反感的一個方面。

缺乏對思想的熱愛，缺乏爭辯本身所帶來的快樂，缺乏雖刺耳却不無理性的异議，這些都是最令我想家的原因。當外交部的翻譯小嚴（音譯）在西藏的時候說中國不同于其他國家因爲所有的中國人必須思想統一時，這只是針對同行的荷蘭記者杰斯所發議論的誇張反駁而已。不過，她的話也幷非完全不是事實。

在中國，那些不認同主流的、官方認可觀點的人，位于主流的、官方認可的爭辯所設定的範圍之外，他們往往被打上了异議者的烙印，而因此受到懷疑、驅逐和威脅。

所以，一個在記者面前說錯話的教授可能會突然遭到降級處分，一個太過熱衷于從事腐敗調查的編輯有可能會遭到解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只是想盡其所能幫助委托人的律師，如果接了不該接的案子，有可能會把自己送進監獄。

在大學裏，比如北京廣播學院，答案只有正確和錯誤之分已經烙在學生的腦子裏。儘管實踐中你也會察覺到或者會利用那種模棱兩可、不置可否的答案，但在純粹的理性層面上却幷沒有給它們留下多大的空間。

身爲一個好辯的印度人（那是一個視异見爲常態的國家），中國人這種被强加的、整齊劃一的思想和態度，是違背我本性的。因此，儘管印度存在著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在某些時候我會堅稱自己寧願做一個印度人，也不願意忍受中國精神生活的壓抑、單調。

然而，當我回到德裏想呆上幾天，立刻又開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裏，女人可以駕駛公共汽車，而且哪怕是女人駕駛公共汽車，也不會有一群性饑渴的年輕人不停地盯著看、小聲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馬路上，這種場面幾乎隨時可以碰到。

但在同一天，稍後我可能會打開電視，看見印度國會正在舉行的一次會議，儘管內容未必是最吸引人的，但在一雙習慣了中國的眼睛看來，却比平日好看。

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裏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或許是史無前例的，但印度在政治上的成就同樣如此。印度的民主政治在後殖民國家中之所以近乎獨一無二，不僅僅是因爲這種制度的存在，在一個因一種理念而非地理、語言或者民族結合在一起的國家裏，這種制度得知不易。這種理念主張甚至贊美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在印度，你不僅可以，而且歡迎同時擁有多種或者一種身份。

因此，我是一個德裏人，也是一個說英語的人，一半婆羅門人血統一半泰米爾人血統，受到的是印度教的熏陶，一個後天選擇的無神論者，一個天生的穆斯林。但把這些多樣性串在一起的，是最强有力又最難以歸類的一個身份：我是一個印度人。

所以說，印度政治成就的了不起之處就在于：它發展出調節機制，可以處理大範圍的多樣性以及頻繁、活躍的爭執必然導致的結果。構成這種機制之基礎的指導性共識，或許也是唯一的共識，就是在一個民主社會，你幷不需要一定得贊成——除了表達不贊成態度的程序以外。

對于"如果我能選擇的話，我是願意生來就當印度人還是中國人"這個問題，所有這些事實仍然無法幫助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與中國的學生所受到的教育使他們相信只有正確和錯誤兩種答案不同，我總是得到鼓勵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或許這是我比較麻煩的原因之一。當年我在德裏念哲學專業本科的時候，穿著印度土布做的無領長袖襯衫、爲人真誠的桑卡蘭教授總在課堂上大聲强調："永遠不要盲從。"

如果我必須給出一個簡略的回答，那我會這麽說：如果能保證出生在哪怕是一個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會選擇印度而不是中國。

在印度，儘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錢，就能生活得很滋潤。因此，大多數德裏家庭，只要負擔得起，都會購買家用發電機以及在花園裏配備自用管井，以備停電、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許多家庭都請了私人保安。

通過必要的私人渠道彌補了公共産品的匱乏之後，在印度你就可以隨意享受討論"印度理想"的本質所帶來的思想上的快樂，或者享受贏得一場精彩的辯論所帶來的腎上腺素上升所帶來的興奮。

印度存在著真正的樂趣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享有這些樂趣和自由的幷不僅僅是精英。論辯傳統構成了印度世俗和民主政體的基礎，涵蓋社會所有階層。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貧寒，我就願意在集權主義的中國碰碰運氣，那裏雖然沒有民主選舉，但與印度相比我更有可能吃飽穿暖有房子住。最關鍵的是，中國給我向上跨越社會經濟階層的機會相對要大。所以說，如果出身貧困，我悲慘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國要大得多。

這幷不是在否認民主選舉對于印度窮人的重要性，毫無疑問，這使他們獲得了作爲一個整體進行交涉的能力。比如爲了大型基礎設施項目而迫使大量民衆搬遷的做法，在任何一個印度政府那裏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務。所以說，在一座像北京這樣的歷史城市，爲了舉辦一場運動會而進行大片拆遷的做法，在印度是不可能出現的。

但另一方面，中國不僅是窮人沒有投票權，中共也非常善于使那些心懷不滿的人無法組織起來，從而剝奪了他們整體上的影響力；于是大衆有可能借助其他方式對政府政策施壓。

其實在印度，投票權幷非必然或者總是可以産生更好的政府，這也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害怕失去票倉，地方上的政客對遷徙人口非法侵占城市土地視而不見。由此出現的貧民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基礎設施，例如下水道或供水系統。

在印度，公民以可以預料的周期攆走政府。在這個國家占據多數的大量貧困民衆通常能讓五分之四的現任官員下課，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選舉中，所謂的不信任票因素恐怕都是起到决定作用的。

這種狀態往往被視作印度民主制度健全的一個著名標志，其實它所反映出的是政府的爲政記錄，但這份記錄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區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貧困减少了，民衆還是認爲這與政府無關。

所以從根本上看，雖然印度有窮人的政治代表而中國的窮人缺乏政治參與，但中國在基本公共設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電力、排水和供水系統，以及真正有老師的學校，是贏過了印度。

這種异于直覺的狀况與這樣一個現實有關：在中國，中共通過經濟的增長來獲得其統治的合法性；但在印度，一個政黨統治的合法不過是因爲它是民選的。因此，實現許諾不如贏得選舉來得重要。

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許多方面都使得印度歷届政府無需一定要履行其許諾。但中共不可能負擔得起這種奢侈。

因此，中國政府對于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問題會比正常反應更爲敏感，這就引出了另一個我經常被問到的問題：中國在新世紀的前途在哪里？

這個問題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連串的分析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而且大多數人都同意（至少是在西方），中國那種極權政治和自由經濟令人不安的混合，似乎不具有可持續性。

依據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對中國未來的看法分爲"平穩假定"——這種觀點認爲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國經濟改革的自然結果——以及"巨變假定"——這種觀點認爲中國現有政體的悖論將不可避免導致崩潰的臨近。

不可否認的是，目前中國充滿各種矛盾。其執政黨信奉共産主義、平均主義的意識形態，但其掌管的社會正在成爲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社會和經濟自由與延續性的政治掌控之間存在著摩擦。城市中産階層充滿矛盾的需求和抱負，與農民和民工的存在著碰撞。從建築到宗教，古老的傳統、强加的現代性以及復興的傳統之間令人不安的共存現象四處易見。從瑜伽老師到酒店門童，對于一群群來此淘金的外國人來說，中國正在迅速成爲機遇之地；但同時中國又有數億的貧困人口隨時準備冒著生命危險尋找機會離開故鄉。

新中國充滿了對立，混亂和控制、變革和延續、財富和貧窮、善良與邪惡以一種有可能引發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與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中共（大多數中國人都是如此）依經驗行事，調和各種矛盾的技巧之嫻熟，令人吃驚。中國政府或許一直在走鋼絲，但中國人的雜技技巧可是聲名在外的。

因此在我看來，崩潰或者民主化都幷非不可避免，未來數年內，中國很有可能繼續成功地延續其目前的經濟增長和改革策略，同時伴以小幅度的政治變革。

在過去的三十年時間裏，中國的權力機構已經多次證明了他們有能力對那些因腐敗、收入不平等和環境惡化所引發的關鍵問題采取相應措施。

近來，有許多批評人士認爲，由于受到腐敗問題已經積習難改的困擾或者經濟和政治政策之間的矛盾，中國的党國體制已經失效或者無法有效運作。

其實我生活在中國的那段時間裏，時常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幷非中國政府的行動遲緩或者僵化，而是它對實用主義的信奉，以及願意嘗試新想法的願望。與印度的那些共産主義政黨對于任何實質上的創新之舉（從經濟特區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現出的陳腐態度和意識形態上的對抗相比，中國的做法尤其令人引人注目。

比方說中國的經濟特區策略，幷非源自對于其理論上的好與壞所做出的先驗性假設。經濟特區最初是作爲實驗室，它提供了一個可以大膽進行各項改革的可控制的環境。實驗一旦視爲成功，經濟特區就會廣爲推廣，所以在我搬到中國的時候，這個國家的每個縣每個地區都設有某種形式的投資區。

正因爲如此，從農村的合作醫療計劃到提議廢除戶口制度，中共喜歡通過實驗的方式來充分檢驗各種改革措施。實驗的重點通常是任何新政策在大範圍采用之前，都要經過實踐檢驗以確定哪些是行之有效的。

當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由一定的界限加以限定，最關鍵的是這些政策將鞏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維持中共的統治。爲了達成這個目標，北京運用了一系列的統治工具。其中包括殘忍的鎮壓，但還有一些更爲複雜的手段，比如通過控制媒體來籠絡那些關鍵的支持者以及孤立异議人士。

隨著中國日益融入全球貿易，幷且伴隨著互聯網和移動電話等新技術的傳播，北京意識到通過强力和審查制度，可以主動確保共産黨政權的延續。

他們發現，保持中共對權力控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實現經濟的增長。

共産黨的支持者從這種增長中直接受益最多，但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經驗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恰好也是這些人——城市的中産階層。通過把這個群體的繁榮與共産黨繼續掌握政策的制定權捆綁在一起，中共已經有效地從政治上解决了有可能成爲其最大敵人的一群人。

19eight nine年在TAM Square上游行示威的那群學生，已經被辛迪、格雷斯——這些我在北京廣播學院的學生那樣的年輕人所取代。這群人不關心政治，極度民族主義。他們所嚮往的自由都是可以隨意取用的，比如掙錢、戀愛、雙眼皮手術。

2004年5月，爲了做一個Tam抗議和屠殺十五周年的電視報道，我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采訪了隨機挑選出來的10個學生。

這些采訪對象中許多都是高才生，他們對于19eight nine的來龍去脉知之甚少。而且絕大多數人都强調這起"事件"不可能再度發生。

"你看，"一位自稱思想有點另類的年輕人利奧解釋說，"今天的學生比過去更爲理性。"我問爲什麽。他回答說："他們知道解决問題的正確方法。不一定得訴之暴力。漸進的改革總是上策。"

他們都認爲在19eight nine年的時候，學生被少數壞人所誤導，那些人給"動亂"煽風點火、向政府施壓都是出于私利而非社會福祉。我再一次碰到了這種情况——我最聰明的學生把官方宣傳拿出來作爲自己深思熟慮的結論。

對于我的這些學生所屬的階層，中共的拉攏已近完成。他們總是樂于指出生活越來越美好。在2001年的時候，私營企業家正式允許加入共産黨。在2007年，儘管受到許多民衆的反對，政府還是通過了一個保護私有財産的法律，該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護城市中産階層的權利。

其實，哪怕是明天就舉行民主選舉，這個國家的7億農民十有八九會投票贊成那些不偏袒城市上班族和商人利益的優先政策，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優先政策。

所以，中國的中産階級對于把他們與來自農村那些教育程度較低、毛病多的同胞放在同一政治基礎上的做法，有著本能的抵觸。中共成功地使他們相信一黨制的維持不僅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而且這是他們自願得出的結論。

但中國也非常清楚，對于城市精英的支持，不足以維持他們在一個農民依舊占據人口大多數的國家裏維持統治。60年前，正是由于農民的支持，才使得中共大權在握；但正如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所一再證明的，當權者對農民的忽視只會威脅自己的統治。

在新世紀已經傳來了幾聲警鐘，來自農村的失望情緒有可能給中共在未來的統治帶來嚴重的困擾。

根據政府自己的統計數字，截至2005年，發生在中國各地的"大規模群體事件"（警方用這個語焉不詳的術語來表示游行示威及暴亂）的數量達到了87000 起。與之前十年相比，這一數字增長了600%。這些"大規模群體事件"大多數都發生在農村，非法侵占土地、工廠的非法污染、官員的嚴重腐敗以及社會保障的缺乏導致農民的不滿情緒時有爆發，而且往往是訴諸暴力形式。

仿佛是巧合，自2005年以來，先前執迷于GDP的中共領導人急轉向左，提出把"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爲政府在未來的首要目標。

其要旨是，中國需要把注意力從盲目的經濟增長轉向資源的再分配以及收入的平衡上。隨後幾年，可以看到政府增加了對基礎教育以及醫療的投入，加大對農民的補貼，廢除農業稅，把大量資金注入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

在2006年，警方報告之前一年大規模的游行示威事件减少了20%。

更令人驚訝的是中國的基尼係數（這是一個判定分配平等程度的常用指標，0代表收入的絕對平均，100代表絕對不平均）達到了44.7%，遠甚于印度的32.5%。

對于中共來說，收入的不平等如此嚴重，令人尷尬。它有可能威脅到中共的統治。因此，迫切需要縮小收入上的差距。

但與毛的策略不同，新的領導層瞄準的不是收入的平等，而是機會的平等。受關注程度一直居于修建馬路及其他基礎設施之後的教育，再次在政策綱領中居于重要地位。

在貧窮的內陸省份推行的九年制義務教育，計劃用十年的時間推廣至全國。大學則進行大規模的擴招。自從我搬到中國的五年時間裏，中國的大學畢業生人數增長四倍。

與此類似，其他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收入差异、腐敗和環境問題，也引起了重視。

事實證明北京對于各種挑戰所作出的回應，就像是在頭痛醫頭脚痛醫脚。中共忙著撲滅的大火許多都是它自己導致的，是基本管理結構的缺陷所造成的。

但你也可以說，哪怕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領導層的確在嘗試進行醫治，不過要注意的是，他們找的是中醫而不是西醫。

傳統中醫不能用縝密的西方科學手段進行解釋。儘管如此，中國人在許多個世紀裏一直堅持用中醫治病，不大理會西方的懷疑。中國人中的絕大多數都認爲中醫是有效的。

我在北京廣播學院教書的時候，一個名叫弗洛拉的學生要請幾天假。她說，媽媽病得很嚴重。我早就聽說她媽媽住在加拿大，所以問她是不是要飛過去看媽媽。"哦，不是，" 弗洛拉回答說。"在加拿大治不好。她準備飛回北京看中醫。"

回到政治改革的問題，中國的領導層不僅認爲這種改革是可行的，而且已在進行中。不過這場改革的節奏和條件依據的是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而非依葫蘆畫瓢模仿西方的自由多黨模式。

簡而言之，北京認爲中國人的病還是得用中醫治。

西方仍懷疑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這種模式所存在的種種矛盾之處，但中國曾經一再地令西方大跌眼鏡。這個國家已經發展出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還將打造出類似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党"民主制"，或者類似叫法的東西。

中共進行政治改革的基礎是法制建設。它不是搞多党民主制，而是在一黨制的國家內部建立一個制衡機制，這麽做主要是爲了確保國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據專橫的、官僚的指令。

所以，人民獲得的不是投票權，而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合法"權益"。這些權益包括就某些問題起訴政府機關的權力，私有財産的保護，以及宗教自由等等。

儘管法律仍然被視爲一個控制工具，但它同時也被視爲對政府權力的監督，幷且個人權力的保障也得到了加强。

隨之而來的是法律意識得到了顯著的增强。中國人所說的維權運動勢頭漸猛，尤其是2003年孫志剛死亡事件之後。這位年輕的美術設計師被打死後，公衆的大聲疾呼促使政府廢除了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正是這項法規使得警察僅僅因爲孫志剛沒有携帶身份證件而將其拘捕。

維權運動的參與者包括學者、律師以及社會活動家，他們通過互聯網保持聯繫，團結起來努力縮小法律和執行之間的落差。

幾年來，維權運動取得了幾次成功，迫使政府撤銷了一些不得人心的舉措，喚起了公衆的關注，否則那些民怨無法公布于世，依舊不爲人所知。

那些維權人士的工作重心不在政權的更替上。他們的目標不是推翻中共，而是督促中共實現自己的承諾 。他們打抱不平，反對地方官員濫用職權，這使得中央政府往往站在他們一邊。引發維權運動的常見原因包括地方上非法侵占土地所引發的衝突、城市發展以及環境污染等。

互聯網和手機這些新技術對于維權運動的影響力大小發揮了核心作用。類似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在2003年下半年的時候，在東北城市哈爾濱，一個大老闆的老婆開著一輛寶馬，撞死了一位開著農用拖拉機的貧困農民。在法院宣判緩期執行後，這起"寶馬撞人案"引發了公衆的憤怒，網絡上衆口一詞地呼籲司法正義，最後迫使當地政府下令重新審理。

在我住在中國的第五年，每周幾乎都有報道說網絡影響了政府的决定。因爲數千市民擔心污染而通過手機短信約定一起走上街頭表達反對後，厦門修建化工廠的計劃遭到凍結。販賣奴隸到磚窑的網絡之所以覆滅，部分原因是民衆在網絡上大聲疾呼，迫使當局采取行動。

從曝光官員在煤礦事故中的過失到救下差點被送上餐桌的猫，互聯網提供了公民社會興起的聚焦點——儘管政府想盡各種辦法對此進行控制。

維權運動有著明確的限制。如果過界，會引起當局的强烈反彈。地方官員追逼活動分子，騷擾他們，甚至威脅他們的生命。律師如果接下了棘手的訴訟，最後可能會把自己送進監獄。

如果事情過于敏感，互聯網上的論壇管理員會接到命令删除相關討論。那些在網上堅持發表那些領導階層認爲屬于"反動"或者"反黨"材料的人，有可能面臨逮捕和迫害。互聯網受到一系列技術的監控，比如關鍵字過濾、屏蔽"引起爭議的"網站等。

不過，不同于過去一味的打壓，中共在策略和目標方面，已經能够更好地處理新技術進入政府和公民互動關係後所帶來的複雜性。在政府看來，互聯網既是威脅又是機遇。一方面，網絡可以避開進而打破共産黨對信息的壟斷；另一方面，公衆在互聯網上表達輿論也是共産黨的一個重要反饋機制，一個測試國民的看法和情緒的手段。

領導層最喜歡的一個策略就是有選擇性的鎮壓，只挑出公然挑釁党國權威的那些人，而不打擾一般民衆。

毫無疑問， 中國政府對于政治改革的認知回避了一些問題。建立缺乏司法獨立的法治就像是修建空中樓閣；一方面把互聯網作爲公衆參與的工具，同時又耗費大量的精力控制其潜在的威脅，同樣也是如此。

中共進行政改的雙軌方式就是把更大規模的參與和持續性的壓制混合在一起，這是一個高風險、存在潜在危險的策略。它不僅無法取得實質性的進展，而且有可能引火上身。

如果激起了公衆對于改革的期望，但中共又無法或者不能滿足這些期待，爆發嚴重的摩擦是相當有可能的事情。由于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大修尚未提上議事日程，所以社會賴以構建的體系難以穩定。因此，中共被迫進入一個半永久性的危機-反應模式。

不過，北京的成功之處在于它始終把壓力保持在文火燉而非翻滾沸騰的狀態。儘管透過水晶球占卜是一件冒險的事情，但我還是願意肯定地表示：在一段時間裏，中共很有可能繼續保持這種文火狀態，避免爆炸的發生。

共産黨已决意爲了保住權力可以做任何事情。如果因爲選擇（或者至少是部分選擇）制衡原則而需要放弃一些權力，我相信這是中共願意這麽做。

法治基礎上實行一黨制恐怕是一項永遠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共産黨最善于折中。

其實，印度的民主制度也遠非完美。儘管已經實現了選舉，但構成民主制度的透明度和問責制度仍然缺乏。不過，儘管存在著種種顯而易見的缺陷，但印度的民主制度不中斷地實行了60年。

雖然中國在建造經濟自由主義和一党制的大厦過程中（許多評論家一直認爲這是不可能長久固守的）出現了各種矛盾，但中國的現有政體仍會繼續存在下去。

不可否認的是，繼續推進共産黨的一黨獨裁應該受到譴責。但我也相信，中國的政治制度不會立即崩潰，至少還會存在十年的時間，甚至有可能更長。它將繼續以清晰的形式存在，只會在現有的政治和經濟框架內進行變革。

在我拋出對中國未來的預測時，你可能會問我許多人已經問過的問題：就我看來，中國大陸近些年的歷史以及可以預見的未來，對于印度有什麽借鑒意義？

過去幾年中，印度可以從中國"學到什麽經驗"以及中國能從印度學到什麽，成了國際會議上的時髦話題。那些興奮的記者、德高望重的管理大師、躍躍欲試的商人以及圓滑的政客，一談起中國都是金句不斷，但說的都是些顯而易見的事情，沒什麽意義。

其中的一條"深刻見解"是，印度擅長做軟件，中國擅長搞硬件。另一條是，印度應該仿效中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而中國應該借鑒印度的金融和司法制度。總之，結論看來就是印度應該修路，中國應該建立民主制度。

這些觀點具有一種精緻的對稱性，它們發現中國和印度其實像鏡子一般映照出彼此的成與敗。但兩國的評論家中哪怕是洞察力欠佳的人，也能輕易看出，如果中國有了民主，或許就沒有這麽多馬路。

事實上，民主在印度經常被用作替糟糕政府進行辯護的藉口，正如中國把印度的民主制度作爲必須堅持一黨專政才能獲得（相對）高效的藉口一樣。在中國，印度總是作爲民主缺陷的樣本；同時在印度，那些羡慕中國經濟成就的人也會哀嘆，如果以民主爲代價，印度也能取得中國的成就。

但這正是讓我覺得爭論出了偏差的原因。民主强調建立共識，或許它在印度延緩了决策過程，但同時，它所維護的制度基礎應該使得一個國家的治理更爲容易，而不是更困難。

媒體自由意味著新德里比北京擁有更有效的反饋機制。最高法院、選舉委員會等獨立機構之間的權力制衡，意味著印度可能比中國有著更大的抗突發性事件的能力。

正如隱瞞SARS疫情以及接下來民衆中所發生的恐慌所證明的，中國處理與健康或者環境灾難有關的突發危機方面的能力，是值得懷疑的。事實證明中共是一個極高明的雜耍演員，但他們把太多的球拋到空中，使整個體系過于緊張，而印度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儘管遠非完善，但印度在建立一個可持續性和實用性的民主制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敬畏的。民主不應該遭到濫用，成爲政府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無能表現的藉口，而是應該用來證明印度面臨著比修建購物中心和公路更爲艱巨的挑戰。

一個非民選的、搞獨裁主義的、受到質疑的政黨都能成功提高民衆的物質生活，對于印度來說這既是耻辱也是希望。之所以說耻辱，是因爲印度在大多數方面都輸給了一個獨裁政權；之所以說希望，是因爲如果一個同樣幅員遼闊的貧窮國家，在缺乏民主政府的那種合法性和制度穩定性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脫貧，印度當然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後改革時代的中共與發展中世界迅速涌現的絕大多數獨裁政權相比，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在乎其統治的合法性，而且把經濟增長作爲這種合法性的基石。

印度的政黨能够從北京的技術官僚身上學到的，就是不要只盯著選舉結果，而要把經濟增長和提供公共設施作爲最終目標，至少作爲第二個目標。

指望印度的政客們能够大公無私、以國家利益爲重，這種想法太天真，但這恰是從中共那裏所能提煉出的最珍貴的經驗。中國共産黨幷非沒有私欲或者是一個慈善機構，但它似乎意識到如果賴在權位上又無所作爲的話，最終只會自取滅亡。如果最終目標就是保住權力，僅僅靠强力和短視的趁機漁利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一個政權的長期存在需要務實主義、適應能力，尤其是公衆會認爲政府政策與自身未來息息相關，至少能讓下一代人擁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印度的政客不能或者不願意從中國同行身上"學到"這一點的話，那麽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就有可能敗在一個一黨獨裁的政權面前。

應該是印度向世界證明公路和民主可以幷存的時候了——哪怕是在發展中國家。進入新世紀後，印度的經濟發展已經證明了評論家認爲在低收入國家民主會不可避免地阻礙經濟發展的說法是錯誤的。

但遺憾的是，印度的這種新增長相當程度上幷非因爲政府。引發全球關注印度經濟的，是那些私營部門。類似IT這樣的行業把印度放在了國際版圖上，這些行業一開始幷未受到政府的重視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够提升在完善基礎公共設施方面的表現，比如教育、公共衛生、飲用水以及電力等方面，他們就不僅能創造出一個真正促進經濟騰飛的平臺，而且這種發展將是可持續性的、有著堅實基礎的。

中國相對于印度的主要優勢在于，其經濟改革的社會基礎在文化水平、平均壽命、婦女權利以及對待勞動的態度方面，都優于印度。

30年後，儘管中國在後改革時代社會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緩，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在這些方面印度與中國相比仍然有著很大差距。

印度要"趕上"中國，僅僅修建基礎設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够的。只要有半數的印度女性不能寫出自己的名字，吹噓印度即將 "趕上"中國（正如印度一些人慣于這麽做的）不過是在說胡話而已。

當我坐在四合院裏寫下這些話時，心中浮現出一種奇怪的感覺，時間好像在同時加速和放慢。我看看外面，"豆腐"正在悄悄地靠近停在竹叢上的一隻蜻蜓。與竹叢成對角綫的位置有一棵石榴樹，樹上光禿禿的沒有一粒果實。年初的時候樹上長蟲，所有的石榴都沒有了，但它活了下來，希望來年成熟的果實能再次挂滿枝頭。

我聽見李阿姨正在厨房大聲地打著電話，不知道在教誰做三角包。我感到驚訝，一位來自安徽農村的婦女，在北京掌握了印度料理的秘密。"多放辣椒，"她大聲喊到。"喂？聽得見嗎？好了！多放辣椒，印度人喜歡吃辣的，"她繼續說道。

她的做菜指示被同樣大聲的"晚報，晚報"聲所打斷，一個賣報紙的小販騎著車從門外經過，加入到胡同生活的大合唱中。我感到一陣憂傷，因爲這一刻不會永遠持續下去，但我又感到高興，因爲我經歷過那一刻。

我再一次把目光落在明亮的電腦屏幕上，突然意識到引發我寫下這一大堆文字的那三個問題，其實也可以用在無需宏大叙事的事情上——也就是那些貌似平淡，但對我個人來說却有著重要意義的事情。

中國和印度可以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而且世界也能從這兩個國家身上學到很多。但我從過去五年所發生的點點滴滴中又學到了什麽呢？

腦海中涌入了許多瑣碎的事情。但我所學到的，往往很難用語言進行歸納。確切地說它們融入在那些姿勢、表情或者味道中：吳女士微笑時眼裏流露出的一絲悲傷；老太太把裹過的小脚從身上放下來時的樣子；麥當勞番茄醬甜絲絲的味道混雜著臭豆腐的味道……

總之，過去五年的經歷教會了我對立的東西也可以共存。這這話與共産黨無關，也不是說矛盾必須得解决，我更多是在說吳先生。我們曾經把這位房東一點辦法都沒有——一從一大早跑來打掃院子的衛生，到不久前用青蛙內臟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麽東西的一些玩意兒"毒害"我們。

然而，吳先生是個好人。他熱情地修好了堵住的厠所，更換了燒壞的燈泡，修好了厨房漏水的地方。他甚至勉强認同我挑選的芒果黃塗在院子裏"也不是那麽難看"。最後他還慢慢同意了早上九點之前不會不請自到。

簡而言之，當我想到要離開北京時，腦海中出現的是這樣一幅畫面——一位六十歲的退休鐵路官員，騎著一輛嘎嘎吱吱的自行車——這幅畫面總能讓我哽咽。

我還學到哪怕是來到最陌生的地方，你也會愛上它。回頭看剛來北京的那幾個月，當時一想到別人要用像狗吠般的語言跟我說話，就害怕；從那時到現在似乎過了不止五年的時間。

想到我曾經那樣看中國人，讓我覺得自己有些過分。他們的食物和深不可測的表情曾經讓我害怕。從什麽時候開始，他們看來變得溫和？是在鄰居閑聊時的普通話聽起來不僅不再刺耳，而且成爲了我後來所珍惜的一種生活令人寬心的背景聲時嗎？

後來我知道了，不去瞭解就盲目厭惡的做法是極其荒謬的。哪怕是一些表面上看來陌生、讓人害怕的東西，親近感的獲得也會比你想得容易。轉個彎你就能找到它。

最後一點，我重新學到了大學時代哲學教授們說過的話：匆忙得出的結論以及人云亦云的東西都是不可信的；真相總是難以觸及，而且真相很少只有一個。

這些年裏，許多時候我會不由自主地對我所經歷的事情進行妖魔化或者頌揚美化。但隨後，我又會突然不敢確定之前所得結論的道德基礎。

我意識到恰如桑卡蘭教授說過的，我很擅長"質疑"，却不擅長得出肯定性的結論。或許這是一件好事，不過從另一方面說，它或許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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