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糞者

发现另一个中国（李慎之）

2011-02-05T19:58:00.000+08:00

發現另一個中國
——《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序

李慎之

中國社會是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中國文化是什麽樣的文化？中國人的思想、心理是什麽樣的思想、心理？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然而對開放、改革以來又熱了二十年的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學者來說，可能還不會離開所謂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框架太遠，認爲中國大體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爲體，以禮爲用"的禮儀之邦，是"亞洲價值"的搖籃與基地。……這些當然都不是錯的，但是如果看了王學泰先生的這本書，可能會有一番新的思考。原來中國還有一個歷來被文人學士忽視的游民社會，他們的意識形態不但與官方的、正統的意識形態對立，而且還支配著半個中國，半部歷史，還時時冒出頭來一統天下。要如實地瞭解中國與中國社會，瞭解中國人的心理與思想，不看到這一些，不能認爲是完整的。

學泰把這樣的中國社會稱作隱性社會，以與大家熟悉的顯性社會相區別。我以爲能把這樣一個隱性社會發掘出來，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們的注意和研究，努力使它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消解，是有重大意義的事情，而且也是我們無可回避的責任。這項工作無异乎"發現另一個中國"。

雖然學泰用力甚勤，搜羅極廣，但正如任何一門學科開始建立時一樣，還只是開了一個頭，對中國游民社會的起源歷史，特徵與作用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發掘與發揮。當然，正是由于游民的性質，它所傳世的文獻，與歷朝的官書不一樣，是極其稀少的，所以研究的困難也是極大的。正如學泰所考證的那樣，雖然游民的歷史很悠久，活動很廣泛，但是主要只有《三國》、《水滸》、《說唐》這幾部書才能成爲箭垛子式的作品，各朝各代進行各種活動的游民都把自己的經歷、志趣、情懷往這幾部書上堆。其他如關于瓦崗寨、薛仁貴、劉知遠、趙匡胤……等的著作雖然也屬于類似的套路，價值却低得多。要瞭解游民，要研究他們，就非得像考古學家、人類學家那樣一磚一石、一點一滴去搜羅，去組織材料不可。這是一項艱難的工作，然而是大有意義的工作，因爲它蘊藏著中國兩三千年歷史所謂一治一亂的謎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還指向中國未來歷史走向的謎底。

近幾十年來，出土文物之多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代，與游民問題有關的，如1973年在南通的一個墓穴中發現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間刊印的《花關索出身傳四種》的唱本。其在文化上的價值（正統的文史學家或許會稱之爲"負面價值"）實在幷不亞于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花關索出身傳》講的是，漢末劉關張聚義之初，關羽、張飛各自到對方家裏殺光了全家老小幾十口人，以杜絕自己的"回心"，只是張飛還是手軟放走了關羽的已經懷孕的妻子胡金定，後來生下了小英雄關索。關索長大後到荊州找到關羽要認父歸宗，但是關羽不認，關索大怒便翻了臉威脅父親，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來捉拿關羽等五虎上將。這個故事大概很刺激了學泰，因爲這是完全違背中國人古往今來一體禀遵的"孝"的道德觀念的。過去歷來認爲孝道是上下各色人等一無例外都不敢公開聲言違背的，而游民意識之强烈竟能達到與正統意識完全對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驚。但是後來與一些老同志說到此事才知道，就在剛剛過去的我們這場革命舉事之初，也曾有過許多完全可以與之相比的"大義滅親"的事例，目的也就是爲的"絕了回心"。讓小資産者變成無産者，然後强迫他們革命。這些使我懂得了與所謂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與行爲，實際上就存在于我們身邊，我們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太可憐了。

不能排除今後還會在什麽地方發現《花關索出身傳》這樣的材料的可能性。它肯定可以大大增進我們對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認識。然而，守株待兔總不是積極的辦法，我看今後要深入廣泛地開展對中國游民文化的研究，除了注重文獻以外，恐怕還要注重活材料的采訪。我知道學泰最重視的是"游民意識"，我相信這樣的意識還肯定地存在于我們的民族心理中。過去的學者沒有足够重視，因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現在學泰已經有了一部著作，有了一個相當完整的參考系，也就已經有了一個耳聰目明的優勢，再進行發掘與研究，應該可以容易許多了。

學泰起了一個新名詞叫做"游民知識分子"，有無數無名作家都可以歸進這一類。只不知到現代才克享大名，而身世至今查不清的羅貫中、施耐庵、關漢卿這些人與之關涉到什麽程度。總之其中的品類是很不齊的，有的更多傾向于正統文人，也有充滿游民心態，恨不得像李逵劫法場那樣，掄起板斧排頭向圍觀的老百姓頭上砍去的。不知爲什麽，這個名詞使我想起現在已名滿天下的敝同鄉瞎子阿炳。從現在的電影上看，他已經是被套進了"革命加戀愛"的框框的進步人士了。但是六十多年前我做中學生的時候還能在無錫的崇安寺（相當于開封的相國寺和北京的隆福寺這樣的地方）經常見到他，穿著極其破爛的衣服（無錫人叫做"拖爿挂塊"），由一個爛眼邊的老婆陪同，拉著二胡說唱故事。我倒沒有聽他講過什麽"樸刀杆棒"，聽到的全是通奸亂倫之類的新聞，形容入微，辭旨淫穢。因此，家裏大人是不讓聽的，怕孩子壞了心術。但是他則因爲聽衆多，當時物價又便宜，半天作場下來，不難得一醉飽。看了學泰的書，我幾乎認爲他就是一個游民知識分子。我總覺得這樣的人現在還有，倘能細心訪求，也許對研究古代的和現在的游民文化會大有裨益。

學泰把中國游民文化形成的上限定在宋代，因爲他認爲只有到了宋代，游民才大量産生。他當然要根據材料說話（即胡適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而且他對唐文化與宋文化的差异，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認爲唐文化是貴族文化，而宋文化是平民文化。但是我總覺得，既然《禮記》首著"游民"之稱，《管子》又有"游食"之說，商鞅都慨嘆"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中國游民的出現，其來源是否還能追溯得更遠一些？陳勝吳廣、黃巾赤眉到底只是純粹的農民起義，還是也夾雜得有廣泛的游民成分？即以宋代以前的五代十國而論，其開國之君幾乎都是游民（簡直不妨稱之爲流氓或痞子）的渠魁，他們造就了一個被歐陽修稱之爲"天地閉，賢人隱"的時代。再往前一點的黃巢，殺人如麻，也是一個游民之雄。雖然這些人就個人而論，都是"其興也暴，其亡也忽"，然而他們的社會基礎與心理背景依我猜想，都應該是"其來有自"。也許通過持續的研究，我們竟能開發出一部源遠流長的中國游民譜系來，那對認識和理解中國社會、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的意義就更大了。

我爲什麽對游民問題這麽感興趣？大約十年以前，"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時候，有一股海外來的思潮，說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爲代表的激進主義（我們稱做"極左思潮"）即導源于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運動"。但是我總覺得不會是如此。中國的老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幾個主流社會出身的知識分子能出頭造反，領導革命已經很不容易了，難道還有能量把這種激進主義思潮推進到遠遠佚出一般社會常態之外，推進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後嗎？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更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僅僅根據常識推論，中國革命的主體本來是農民戰爭，但是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最後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識分子爲其領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會黨"的力量，這是人所共知的，而會黨不過是有組織的游民而已。當代的中國農民革命在其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鬥爭過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柢固的游民意識的侵蝕與影響呢？

尤其刺激我的是：1971年林彪在溫都爾罕墜機殞命以後，毛主席親自出來批判。毛主席過去一再講自己超過秦始皇百倍，這已經是人盡皆知的了。這一次他老人家却講到："林彪說像我這樣的人，世界幾百年才出一個，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怎麽能這樣說呢？不是有陳勝、吳廣嗎？不是有洪秀全、楊秀清嗎？……"毛主席在中國歷史上，只肯定陳、吳、洪、楊，許爲同志，給我的印象極深，而且因此認爲極左思潮的來源只能到中國社會的深處去找根子，單把眼光盯住幾個知識分子，或者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的思想影響上都是遠遠不够的。

要研究游民問題，實際上不能不研究整個中國社會與全盤中國歷史，學泰在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他辨明農民、流民與游民的區別。然而因爲游民實際上來自農民，而農民歷來在中國要占到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他就不能不接觸到在完成現代化以前中國社會變化一個不能逃避的問題，即人口增加與耕地不足的矛盾。這是中國歷史所以脫不了二三百年一治一亂的大循環的根本原因。雖然學泰力圖分清游民不是作爲人口的主體的農民，而是完全被社會拋弃的"脫序"農民，然而游民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也許竟不在聖人賢人以下，因爲按照五十年來流行的"農民戰爭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觀點看，作爲農民運動的先鋒與渠帥的恰恰正好是游民中的勇敢分子與領導人。他們當上了太祖高皇帝以後不是一樣要上"聖文神武"的尊號嗎？

學泰對所謂農民革命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爲"革命的精義在于進步，因此只有經濟是否發展和社會是否進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幷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檢驗革命的試金石"。因此他認爲中國歷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幷不是如李自成、張獻忠那樣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帶勤勞致富和追求發展的農民。這樣他就不但解釋了杜亞泉所說的"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所在。這些都是極其精闢的論點。

學泰還研究了中國農業社會中的城市與市民同西方農業社會中城市與市民的差別，認爲中國中古城市的存在與發展主要是由于存在著能够維持高消費的政治統治者，是以剝削和犧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爲代價的，因此，中國的"城裏人"與歐洲的自由城市的"靠工商業維持生存，享有特別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不能相提幷論。"這種城市的發展必將迅速地拖垮整個的社會，幷帶來經濟的崩潰"。因此，决不能"像某些歷史學家那樣一厢情願地認爲：它將使中國'緩慢地走進資本主義社會'"。

這些都是學泰的重要結論，有助于澄清近年來流行的"中國在明末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糊塗觀念。當然，這個問題還可以進行更廣泛深入的比較研究，從游民問題入手將可以大大地拓寬研究的視野。

學泰在本書中做了許多極有意思，也極有趣味的研究。游民是在主流社會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們所托命的空間稱做江湖。不過這個"江湖"與文人學士"處江湖則憂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裏風波險惡，一飽難求。他們朝不保夕，因此輕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發迹變泰"。"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是他們的美好願望；"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們的最高理想。他們沒有原則，"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則。他們與法制完全是對立的，更不用說法治了。他們一方面顯得很英雄豪邁，一方面也魚肉良善，全不覺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們醉心的是無法無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組織起來，忠義堂上交椅却不容有絲毫差池。其紀律不但嚴格而且殘酷，所謂"欺師滅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發重誓："五雷轟頂"、"萬刀砍殺"。他們的最高規則，也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是"義氣"，有時也叫"忠義"或"仁義"。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麽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够義氣了。代表義氣的尊神就是"義氣千秋"的關羽。這個本是游民出身的普通武將因爲被歷代游民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斷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來越高，雖然也曾遭同是游民出身的趙匡胤與朱元璋兩度貶黜，還是最後在順治九年被皇上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後歷代加封，名號越來越顯赫，簡直可以淩駕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而上之。這在正統士大夫看來完全是荒唐無稽而不可理解的事情，學泰都一一令人信服地予地分析論證。

十來年前，我初聞大傳統與小傳統之說于臺灣李亦園院士。我同他說，中國大傳統的代表是孔夫子，小傳統的代表是關王爺，他也很贊同。但是讀了學泰的書，我自己却有些疑惑了。我們這個大傳統底有多大，小傳統又到底有多小呢？中國人今天得聞孔孟之教的真是鳳毛麟角，但是崇拜關公的却不知凡幾。倘到海外看，只要有華人處就不能沒有關公。我到過澳大利亞的悉尼。華工開采過的金礦早已廢弃無人了，唯一中國文化遺迹只有一座關帝廟。開放改革二十年來，中國人移居海外的越來越多，他們帶向世界的，我懷疑也是關公多于孔子。研究中國，瞭解中國人的社會與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這個還活著的傳統，能瞭解真正的中國嗎？

學泰分析《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認爲這兩部書是游民的經典，從社會理想、人際關係、組織形式，以及一部分禮俗而言，兩者都是他們模仿的對象。魯迅曾經說過"中國也還流行著《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是這是因爲社會還有三國氣、水滸氣的緣故"。六十多年過去了，我們這個社會的三國氣和水滸氣是多了呢，還是少了呢？

風雨蒼黃五十年（李慎之）

2011-02-05T19:55:00.000+08:00

風雨蒼黃五十年

李慎之

一樣是雄壯威武的閱兵，一樣是歡呼萬歲的群衆，一樣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團員，一樣是聲震大地的禮炮，一樣是五彩繽紛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似，唯一的差別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觀禮臺上親眼目睹，而五十年後我已只能從電視機的屏幕上感受盛况。我已經是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廢疾，雖說還能站能走，但是要走那么長的路，站那么長的時間去觀禮，已經是無能爲力了。

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腦子裏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了。

一九四九年我是二十六歲，臨時受命去迎接據說是斯大林親自派來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的、以法捷耶夫爲首的蘇聯文化代表團（那是當時唯一的外國來的賀客）。在天津迎到了貴賓，住了一夜，十月一日上午才乘專車到北京，在前門車站迎接的居然有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這樣一些中國最高級的領導人。到貴賓下榻的北京飯店三加完歡迎的宴會以後，我本來應該回機關了，不料已經戒嚴，只得隨代表團到天安門觀禮。代表團的團長好象是上城樓了。其餘的人就由我們陪著在臨時搭的西觀禮台就坐。這樣就從三點鐘一直呆到十點鐘。雖然幾乎長達一整天，却是幷無絲毫倦意，整整七個小時都是在極端興奮中度過的。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閱兵式，也沒有見過這樣的禮花，這樣幾十萬熱情的人群。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聲音，甚至他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名單中若干委員的名字的聲音。我不斷回憶從延安走到北京一路的經歷，回憶自小從啓蒙到覺悟到三加革命的一切。我竭力想把當年的種種感受用詩的語言表達出來。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協會議通過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銘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來……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熱泪盈眶。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協開幕辭裏講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驚嘆他說話總是那么簡潔，那么有力，那么響亮。但是，想來想去竟是"萬感填胸艱一字"，只能自己腦子裏不斷重複"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達的"這樣一句話。這種感情，到九點多鐘廣場上從匈牙利三加國際青年聯歡節回來的中國青年代表團帶領著北京各大學學生涌向金水橋，向天安門城樓上高呼"毛主席萬歲"的時候達到頂點。

我曾經長期感到不能理解"毛主席萬歲"這樣的口號，但是這個時候我似乎理解了，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著喊了。

我自以爲决然無法用文字表達的感情結果還是有人表達出來了，他就是胡風。"十一"以後大約一個多月，《人民日報》就連續幾期整版的篇幅發表了他歌頌人民共和國的長詩，雖然我已完全記不得它的內容，但是却清楚地記得它的題目：《時間開始了》，甚至記得這五個字的毛筆字的模樣。

時間開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這樣的文字來呢？時間開始了！我完全瞭解胡風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風和我兩個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門廣場的每一個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從此徹底告別過去，告別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舊社會，告別落後、貧窮愚昧……而走上了一條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路，新民主主義的路，而後面還有更神聖的事業呢，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以後還要建設毛主席說的"無比美妙的共産主義"。世界上只有蘇聯現在走在這條道路上，我們有蘇聯作樣板，我們有毛主席的領導，我們一定可以不久就趕上蘇聯，與它幷駕齊驅，然後再把全世界，——甚么美國、歐洲、印度、非洲……都帶上由社會主義而共産主義的光明大道上去。

時間開始了！我歷來是不怎么贊賞胡風的才氣的，但是這一句話是神來之筆，怎么偏偏是他能想得出這樣的絕妙好詞來！

我絕對想像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風也絕對想像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後，他竟被毛主席御筆欽點爲"國民黨反革命小集團"的頭子，從此鋃鐺入獄，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紀。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也就是胡風去世三年之後，這個案子才得到最後的昭雪平反。

我當時絕對想像不到的還有，八年以後，從來沒有成份問題，也與歷史問題無緣，而且一貫被評爲"模範"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定爲"資産階級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說法，"實際上就是反革命"，稱右派分子不過稍示客氣而已。

"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這條殘酷的真理居然應驗到了我身上！然而這還僅僅是開始。除了一九四九年的開國大典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國慶。十年大慶，二十年大慶，我都在勞改中。三十年大慶，我記得沒有舉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慶，那時距"六四"不過四個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嚴令還沒有解除。北京的外國人幾乎走光了。旅館的空房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國慶那天白天是不敢有甚么活動了，晚上則我以犯嚴重錯誤之身還有幸應邀三加在天安門舉行的聯歡晚會。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機關集中，然後再坐小巴去會場，一路上要穿過許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門，那天晚上才發現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燈火黯然，而且行人絕迹。每隔幾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個人坐著打撲克。人家告訴我，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進入勞動人民文化宮轉到天安門廣場，才可能看到耀眼的燈光和盛裝的男男女女。在觀禮臺上倒是見到了許多老同志、老戰友，大家也沒有多少話可說，只是默默地觀賞烟火，廣場上的歌舞實際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來，真是風狂雨暴、蒼黃反復，不知有幾個人曾經預見到。

現在是又十年過去了。國家似乎又繁榮了。就爲準備這次國慶，據說就花掉了起碼是上千億的錢，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華。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這種壯觀的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但是它國小民窮，因此這兩天報上登的外國反應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國慶盛典、世界第一"。

觀看慶典的群衆肯定是高興的，這樣的大場面，人生那得幾回逢？就是練隊練了幾個月，到正日子還要從淩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學生也一定是高興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貴的就是永遠不敗的興頭，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單調，只要一踏上天安門，就是一輩子的幸福了。

慶典的標語和彩車所展示的，電視上與報紙上所宣揚的，這五十年是從勝利走向勝利，整個歷史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

許多最重要的情都被掩蓋了，埋藏了。五十年前，爲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國建立後的大政方針。毛澤東寫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最初讀到的時候，心頭不免一震。但是馬上就想，這不過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氣魄表達馬列主義的一條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我才看到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党專政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後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時候，聽到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勝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掃龍庭坐天下"；又再過若干年，聽到毛主席說"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個貫通的東西，有一個規律，那就是阿克頓勛爵所說的"權力導致腐敗，而絕對的權力絕對地導致腐敗"。而那是我在開國的時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像不到的。

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明確宣告不能"施仁政"以後，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幾乎沒有間歇過。這些，按馬列主義理論來講，還算是針對階級敵人的，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漢年案和五月的胡風案（還未提至今沒見人說得清楚的同年二月的高饒案）就已經反到自己的營壘裏來了。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發生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發斯大林的事件，隨之發生了柏林事件、波茲南事件，沖激波擴大，在下半年又發生了波蘭、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澤東覺得大勢不好，又運籌帷幄，定計設局，"引蛇出洞"，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公開宣布"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今後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下半年就發動反右派運動，無端端地打從人民內部"挖"出了五十五萬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後，乘反右勝利的東風又在一九五八年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與提前進入共産主義的人民公社運動，三年之內餓死了幾千萬人，爲大煉鋼鐵而剃光了不知多少個山頭，中間又爲給大躍進鼓勁而在一九五九年發動了"反右傾運動"，反到了開國元勛、建軍元帥張聞天、彭德懷這樣的人頭上。以後又因爲傷害的人實在太多，經濟實在太困難，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不得不出來爲毛打圓場，彌補一下錯誤，搞了一個三年調整時期，元氣才稍有恢復。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擊，從一九六六年開始了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時間長達十年，當時八億人囗中受牽累而遭殃者竟上了億。鬥爭的矛頭越來越轉向內部，從劉少奇直到林彪，最後，刀鋒甚至直逼現在已被某些人譏爲"愚忠"的周恩來的頭上，只是因爲周毛先後謝世，鬥爭才沒有來得及展開。

因此到一九七六年爲止，共和國幾近三十年的歷史都可以說是腥風血雨的歷史。毛主席一生的轉折點就是勝利、建國，而是作爲新中國的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從一九四零年開始就宣傳了十年的"新民主主義"從來就沒有實行過，毛主席後來說社會主義從建國就開始了。當然物質建設總是有進步的，幾千年前埃及的法老還造了金字塔，秦始皇還築了萬里長城呢，何况人類的技術發展已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也已經搞了一百多年。

由一九七九年開始的鄧小平時代靠著前三十年在毛澤東的高壓統治下積聚起來的反彈力總算把這種高壓衝開了一個缺囗，冤假錯案平反了，經濟活躍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論也確實自由了許多……。但是每一個有公民權利覺悟的人，只能認爲體制實質上幷沒有變化，意識形態幷沒有變化，還是毛的體制，還是毛的意識形態。中國人在被"解放"幾十年以後不但歷史上傳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愈，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

鄧小平衝破毛獨裁而確立開放改革的路綫確實立下了歷史性的功績，然而他在十年前調動部隊鎮壓學生却是無可饒恕的罪行，我還清楚地記得"六四"剛過，四十年來一直是中國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發來電報說："鎮壓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稱爲人民政府的；開槍射殺赤手空拳的學生的軍隊是不能稱爲人民軍隊的。"

遍及世界的譴責者還不能理解中國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殺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時還壓殺了剛剛開始破土而出的中國人民覺悟的嫩芽。歷來有"以天下爲己任"的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從此幾乎銷聲匿迹了。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表示過要改革政治體制的意圖，也提出過一些很好的意見。但是"六四"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就完全停擺了。當局雖然有時也還說幾句政治改革的話，如要實行"法治"之類，但是既然領導一切的党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獨立，這樣的話也就無非是空話而已。這就是爲甚么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後，經濟改革雖然大大紅火了一陣又歸于蹭蹬不進的原因，更是民氣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極權專制，本來是中國脫胎換骨，弃舊圖新的最重要的契機，也是權力者重建自己的統治的合法性（或曰正當性）的唯一基礎，可是在"六四"以後，竟然中斷了這一歷史進程。十年來當然也出版了不少有關反右、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書，然而大多成了遺聞秩事，缺乏理解的深度，談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談不上全民的啓蒙。

難道是中國無人嗎？不見得。這主要是領導上禁止人們知道，禁止人們思考造成的。當局一不開放檔案，二不許進行研究。它的代價是全民失去記憶，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們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曉，視爲天方夜譚。掩蓋歷史，僞造歷史，隨著這次五十周年的大慶的到來而登峰造極。五十年間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難統統不見了。這些大耻辱、大灾難的罪魁禍首明明是毛澤東，但是一切罪過却都輕輕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幫頭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認不諱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幾十年間月月講，天天讀的都是毛主席的書、毛主席的指示，現在要把他一床錦被遮過，遮得了嗎？別忘了："莫爲無人輕一物，他時須慮石能言。"

積重難返，二十年前要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有何等困難？然而在這方面出過大力，立過大功，而且按照中國憲法曾擔任過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耀邦、趙紫陽，連名字都在五十年的歷史上不見了，甚至也當過兩年"英明領導"的華國鋒也不見了。歷史剩下的只有謊言，然而，據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從的原則是"實事求是"。

我們的導師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登上科學的高峰……是一天也不能離開理論的研究的。"而我們居然生活在謊言中。沒有理論的指導，我們又怎么能進行改革呢？

日本對中國發動了那么殘酷的戰爭，犯了那么大的罪，然而拒不忤悔，還要賴帳，裝得沒事人一樣，它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中國人的譴責。照說中國人對自己折騰自己的錯誤應該更加自知懺悔了，却幷不。難道東亞民族都沒有懺悔的傳統和品格嗎？

這次國慶還有一個極度誇飾之處，就是各種宣傳機器都開足馬力誇張中國的國力，甚至誇張中國的國際影響。《尚書》上說："滿招損，謙受益。"在中國成爲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以後，中國的民族主義本來已經得到滿足，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極端民族主義而放任它發展，實實在在是十分危險的。

今年不但是"十一"五十周年，也是"六四"十周年。爲當局計，其實大可乘這個日子大赦天下，幷且撫恤受難者，這樣不但可以收拾全國人心，給中國的進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礎，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使中國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條件。然而他們竟視若無睹，輕輕放過。另外，就在今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法輪功聚衆與打砸美國使館兩件事已足以證明黨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中國傳統的說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們的領導人却置國計民生于不顧，是事與願違。

今年還是"五四"的八十周年，然而？坐郊|"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的囗號，還有"個性解放"的目標幷沒有達到。今年上半年發生的"法輪功事件"既說明了科學精神在中國還遠未養成，也說明了民主也沒有在中國出現。處理法輪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義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輪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堅决反對對法輪功的鎮壓。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樣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種各樣的輿論工具中都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僅這一點，就可以說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國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論現實多么令人沮喪，我還是抱著十年前由千家駒老人提出的"和平演變（或曰和平進化）"的願望。理由十分簡單，不是和平演變，那就只有暴力演變或者暴力革命了。我這樣的人已經三加過一次革命而且嘗到勝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經歷使我不得不認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齊的話："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類的歷史都證明了人類的進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戰爭或革命很少能帶來真正的進步。

因此，世人稱贊的鄧小平的"漸進主義"，我是贊成的。甚至在他進行"六四"鎮壓，我在明確表示反對因而獲罪之後，也還常常在心裏爲他辯解。他畢竟是老經驗，也許有他的理由，"以中國人囗之衆，素質之低，問題之多……萬一亂起來，怎么辦呢？"

但是，漸進的要義是要進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轉轉是可怕的。

鄧小平的遺訓是"穩定壓倒一切"。中國確確實實需要穩定，但是，套毛澤東的一句話：以堅持改革求穩定，則穩定存；以停滯倒退求穩定，則穩定亡。

從"六四"到現在已經十年過去了。江澤民入承大寶，正位核心也已經整整十年了。雖然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幷無尺寸之功，但是僅僅因爲"人會老"這條自然規律，他的龍庭已經坐穩了，中國已經沒有可以向他挑戰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個"明白人"，現在是他可以以大手筆爲中國，爲歷史，也爲他自己建功立業的時候了。

既然鄧小平能以三七開的評價對毛澤東明揚實批，給中國人大大出了一囗冤氣，理順了相當一部分政治經濟關係，爲中國的改革事業開了一個好頭。爲甚么你不能學他的榜樣，在鄧小平因爲歷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

既然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違反他自定的四項基本原則而說"資本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而使中國經濟打開了一個新局面；爲甚么你不能說"資本主義可以搞議會民主，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議會民主"，給中國的政治改革打開一個新局面呢？

"六四"已經過去十年，鄧小平也已死了兩年。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條件不但已經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不實行民主，人民深惡痛絕的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江澤民現在也喜歡引用孫中山的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問題在于要看清甚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場經濟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權是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鄧小平已經走出了决定性的兩步，再走一兩步，改革的大業應該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後的路當然還長，但是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務了，是全新的任務了。

不要害怕會失掉甚么。人民從來不會固守僵死的教條而只珍視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膽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鄧小平、毛澤東和共産黨。

有一個中國人自己立下的榜樣，蔣經國就是在國民黨□斷政權六十年之後開放報禁與黨禁的。十年過去了，國民黨垮了嗎？沒有。當然，國民黨要千秋萬代是不可能的，變化是辯證法的鐵則，對于一個革命政黨來說，能完成和平交班，向憲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結局了。毛澤東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已經預告了共産黨的滅亡。在全世界現代化的浪潮沖激下，中國要開放報禁、黨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時機，順乎大勢，與時推移，就是中國傳統中所說的"聖之時者也"。

毛澤東的名言是"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紀了，在這世紀末的時候，在這月黑風高已有凉意的秋夜裏，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後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年前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後歸于空幻的夢想呢？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5889

對話的困境（許知遠）

2010-10-27T13:32:00.001+08:00

對話的困境

許知遠

阿齊茲抑制不住要講話。他說他是巴基斯坦人，他說你是中國人吧，他說"九•一一"是布什製造出來的陰謀，他還覺得毛澤東很了不起，他還說六年前去過廣州，真是讓他大開眼界——午夜時分，街上還是人擠人，坐在露天的攤位上吃喝、交談，沒人害怕炸彈和搶劫，他覺得這在巴基斯坦和歐洲都不可想像。如果專制能帶來繁榮和安全，他寧可選擇專制。"未來是你們的"，他大聲說，"你們會超過美國的。"

他三十五歲，九年前從伊斯蘭堡來到法蘭克福，留著兩瞥鬍子，頭髮不長，茂盛而蓬亂，他握著方向盤，每說一句，就從後視鏡看我的反應。這幾天，出租車的生意尤其好，他總是載中國人。他問我馬路旁的廣告牌上的漢字是什麽意思，廣告牌上擠滿了方塊字：紙、書展、中國、活力、印刷、出版、新穎、主賓國……它們大小不一、密密麻麻地組合在一起。

隨著阿齊茲熱情而含混的英語，法蘭克福逐漸展開。一座寒冷、生硬的城市。在盟軍飛機的慘烈轟炸後，中世紀的古城痕迹盡被摧毀。德國人進行了一場現代主義實驗，到處都是直綫條的鋼筋、玻璃墻大厦，倒是符合這深秋的陣陣寒意。萊茵河流經市區，它曾給法蘭克福帶來貿易，人們在這裏交易土豆、海魚、小麥、咖啡、信息……電子屏幕取代了河灘旁的討價還價，但貿易精神從未消退。它是德國的金融中心，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還是全球的書籍交易的中心。

法蘭克福書展已進行到第六十年，它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書展，儘管書籍正在失去商業與文化中心的位置，它仍是全球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出版人、作家與記者在每年十月的第二個星期蜂擁至此。自一九八八年以來，主辦方開始每年邀請一個國家作爲主賓國。它不僅是當年書展最重要的展出國，而持續一年的文化活動，對于那些要傳播本國文化的國家來說，也是再好不過的機會。

中國是這一年的主賓國。這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時刻。中國不僅要向世界展現自己的富裕、强大，還要證明自己文化上的吸引力。一年前她舉辦了奧運會，令人嘆爲觀止的開幕式，世界第一的金牌數量，表明經濟增長可以轉化爲身體素質和國家榮耀。近一個月前，她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了規模盛大的閱兵，物質實力也能轉變爲軍事實力。而在法蘭克福，她要談論的是"軟實力"，中國不僅通過生産、投資、坦克來影響別人，它還有書籍、電影、戲劇、思想……

"軟實力"，一位美國學者創造的名詞，但它仍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社會不正陷入對"力"的迷戀中嗎？知識力、執行力、思想力、文化力、藝術力、影響力……你在書店裏，人們的談話中，報紙的文章標題上，不斷看到聽到各式各樣的"力"，一些"力"勉强通順，而另一些則毫無語法邏輯，僅僅是和某個名詞强硬地結合在一起，荒誕却强硬。新造出的詞彙，給人這樣一種强烈印象——任何知識、思想、藝術都不具有獨立的價值，除非它們能够轉化成某種具體、可操作的力量，它也不具有自身邏輯，它可以被規劃、設計與引導。

在二零零七年的中共十七大上，中國第一次明確將"文化軟實力"寫入報告。這像是一次一直被推遲的競賽的最後發令槍。二OOO年，政府第一次明確提出 "走出去"戰略。最初它只局限在經濟領域，中國經濟不能僅僅依賴國內市場和資源，它必須展開跨國經營。它也是中國新一輪經濟起飛和捲入全球化的前奏，此後中國與世界的交往迅速增强，世界工廠和饑渴的資源消耗者的身份，日益突出。但正是在這迅速密切的交往中，中國意識開始逐漸覺醒。經濟生活無法獨自展開，它同樣受到政治與文化的影響。人們也發現，似乎他們引以爲傲的經濟成就，沒給他們帶來相應的尊重。

談論"文化軟實力"和"內在價值觀"逐漸變成了時尚。它暗含著這樣的意識，中國的物質能力和政治能力已經獲得證明，如今它需要另一些東西。很多人已經意識到一個無窮盡的消費外來文化的國家，是難以獲得真正尊敬的。它像是對多年前撒切爾夫人評價的某種回應，這位鐵夫人十年前就對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不以爲然，因爲"他們輸出的是電視機、微波爐和鞋子，而不是價值觀'。"

對于文化軟實力的追求，變成了政府與社會的共同目標。它既能爲每個人賦予新的驕傲，又能爲政府帶來新的權威。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動蕩和革命中，中國人一直追求的不正是"尊嚴"嗎？我們尋求富强，是因爲富强意味著被尊重。倘若革命能帶來尊嚴，我們就革命，倘若强權能帶來尊嚴，我們就篤信强權，倘若原子彈能帶來尊嚴，我們製造原子彈，倘若金錢能帶來尊嚴，我們就拼命生産與消費，倘若尊嚴要依賴文化和價值觀，那就讓我們開始一場文化建設和輸出吧……

儘管目標是模糊，軟實力與價值觀又難以定義，但解决方案却是清晰的。

與一九七八年開始的經濟改革不同，那時的國家太虛弱了，變化要從民間開始，從每個農民隨意播種自己的土地開始。而此刻，國家富有、强大也自信，它已全然將經濟變革的成功歸于自己賬下，它準備向輸出玩具、服裝、微波爐一樣輸出文化，完成一次文化上的大躍進。

二OO四年十二月，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韓國漢城正式揭牌，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初步計劃要在全球開辦一百所，它將像歌德學院之于德國、塞萬提斯學院之于西班牙的、文化協會之于英國一樣，成爲中國文化的展示平臺。歷史充滿了嘲諷。那些世界各地孔子學院任職的老師們中，很多人對三十多年前的"批林批孔"仍記憶猶新。如今，他們要向這些陌生面孔，大談中國傳統文化。大規模出版集團的組建也轟然開始，就像多年前的大學合幷將幾所大學生硬組合在一樣，不同的出版社被塞進一個名字裏。對規模的迷戀，對産業化的篤信，是這些舉措的背後邏輯，數字是檢驗它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它培養多少博士、發表了多少篇論文、每年出版多少本書籍，産值又是多少。于是"做大做强"成爲這種邏輯最粗鄙、却有效的表達。對于文化軟實力的理解，美國的軟實力被簡化成好萊塢産業，而它的言論自由、它鼓勵獨立思想的大學教育、它的多元文化生態，都被忽略不計。

貫穿著二OO八年春天到夏天的奧運會火炬傳遞風波，加劇了整個國家對軟實力的渴望。"西方對我們充滿偏見"，"我們對外展現不够"，"我們的公關不好"，這樣的論調彌漫在整個社會，人們既憤怒又焦急，把深層的困境簡化成技術問題。而這一年夏天奧運會取得的空前成功，加深了普通人和政府對技術能力的自信。他們可以把表演的規模、藝術家的創意、對社會資源的充沛調動、高科技的視聽手段，組合爲一幅震驚世界的畫面。世界第一的金牌數量，則讓被病詬多年的 "舉國體制"重獲信心，似乎它帶來的巨大的榮耀，足以遮住其可怕的代價。

北京八月的輝煌，加固了政府對軟實力運用方式的信心。它要把這種方式，複製到世界上更廣泛的地方。超過四百五十億人民幣被投入到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以及其它國有媒體機構。一個雄心勃勃的擴張計劃已經開始，中國要有自己的《紐約時報》和CNN，它要在國際輿論空間爭奪話語權。爲就業而焦慮的大學生突然發現新華社、外文局開始到校園裏召開宣講會了，他們要投身于一場重塑中國形象的活動中。這也像是一場新的長征的開始。七十年前，住在延安窑洞中的毛澤東比他同代的任何人都更敏感地意識到，獲取輿論支持的重要性。他獲得了美國媒體的同情，贏取中國社會領袖的廣泛響應，也讓很多人在他論述民主、自由與民族獨立的文章，看到了無盡的憧憬。他甚至可以讓西方世界在中國最黑暗和混亂時刻，仍迷戀著紅色中國。而現在，他在延安創造的策略，要通過全球電視網、互聯網、巡迴演出、展覽獲得更大的迴響……

"每一個細節都必須完美。"一位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的高級官員在十月視察法蘭克福書展的中國展臺時說。他的機構掌管著中國的將近六百家出版社，還有很多私人出版機構以及相關事務。權力是至高點，而金錢是潤滑劑。私人企業更富有、更高效，但它們僅僅是寄生的，它必須向國有出版社購買出版權。這將近六百家出版社中的一些已在過去幾年中被重新劃入八十餘家傳媒集團中，人們喜歡用"航空母艦"來形容這些巨型公司，除去不斷的兼幷，它們要積極上市。它們給人最突出的印象是，不僅要保留住國營出版業的官僚機制，還要獲取最大份額的市場利潤。二OO八年，這些出版社一共出版了將近二十八萬種書籍。這幷不意味著出版署能控制所有的書籍的內容，但是所有出版者都知道游戲規則，哪些題目是敏感、不能觸及的。這是多年的經驗、教訓所賜。

這位高級官員的警告，是再普遍不過的官僚文化的流露。官員們從不發出具體而明確的指令，語氣籠統、强硬。所有人都不清楚，哪些細節才算出錯，只能用更偏執的謹慎來執行。在絕大多數情况下，它導致的結果是，壓倒一切的穩定與平庸。既然每個細節都是平庸的，它只有依靠規模來引人注意。半軍事化是最經常采用的手段。因爲在軍事行動中，最不需要考慮成本。

軍事化的方式獲取了體育上的成功，現在則準備將體育上的方式引入文化。"出版界奧運會"，中國媒體這樣描述法蘭克福的書展。中國政府組建了一個超過兩千人的代表團，既有名聲響亮的作家、學者，也有出版界人士，經挑細選了三十二家出版社作爲重點推薦。修建起六百平米的展館，批量翻譯中文作品，總投資超過一千五百萬美元。再沒有一個主賓國像中國這樣闊綽，他們的領導人或許會到場演講，但是他們的政府沒有這樣富有。更重要的，文化活動更多是私人機構的行爲，出版機構和文化機構有他們自己的議程，政府只能提供某種支持，却難以主導它們。北京出版界的官員們一定對二零零五年北京書展的冷場記憶猶新，中國購買了六百本德文書版權，德方却只購買了一本中文版權。而現在，它要平等和西方對話，如果可能，就嗓門再大些。

不過，幷非每個細節都很完美。事實上，正式書展前一個月的中德研討會，中國政府被推向了一個極爲尷尬的地位。研討會的組織者，既邀請了中國官方的作家代表團，還邀請了一些獨立中國作家、學者，其中兩位是著名的异議作家戴晴與貝嶺，他們因爲二十年前的天安門事件而受牽連。由于北京的壓力，德國組織者又退回了對兩位的邀請，德國媒體隨即一片聲討——書展組織者迫于政治壓力，而壓制言論自由。這是一個敏感年份，柏林墻倒塌二十年，天安門悲劇二十年，它們都很容易爲其賦予象徵意義。就像書展的一位組織者慌亂中所說的，他們要被釘在歷史的耻辱柱上了。

組織者再次改變態度，兩位异議作家最終出場。但在研討會上，因爲不滿德國媒體對兩位异議作家的過度熱衷，官方代表團的作家們又集體退場，在德方組織者的反復道歉之下，他們又回到會場。

現場的細節已難還原，但邀請、撤消邀請、出場、退場，幾個回合最終讓這場書展前最重要的研討會變成了一場鬧劇。它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中國不僅要輸出玩具、冰箱、服裝、文化，還要輸出審查制度。這也幷非第一次，在二OO四年的巴黎書展上，作爲主賓國的中國，也試圖說服法國人不要邀請高行健，儘管後者是第一位用中文寫作而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家，而且加入了法國國籍。中國官員們似乎既不認爲他給中國帶來了榮譽，又多少覺得他仍屬于中國的管轄。

在一個局外人看來，這場鬧劇意味著中國政府仍固守一個極權體制思維，一些德國評論者把中國與二十多年前的東德相提評論。它更像是低效與僵化的反應機制。它有極權的外衣與腔調，却不復昔日極端的冷酷與强硬。戴晴還是順利出境，幷發表演講，歷史學家秦輝的會場見聞則在網絡上廣爲流傳。自始至終，我們沒有看到中國政府的明確表態，他們不希望什麽人參加，也沒人說的清中國政府到底是誰，它是新聞出版署、作家協會、宣傳部還是某個更龐大、曖昧不清的力量。它像是一台無人駕駛的機器，因爲沒有來自中樞的明確指令，所以每個部門都在發出指令，或僅僅下意識地傳遞另一個部門的指令，這些指令總是遵循著既有思維，這個政黨和政權在它最强大和富有朝氣的時候，創造了一套組織文化，它的影響綿延至今。當有人發現指令錯誤或前後矛盾時，又沒有任何力量準備糾正。

最初爭端的製造者，不是具體的國家部門，而是一張報紙。《環球時報》由《人民日報》于1993年創辦。如今想來，這像是個充滿反諷的隱喻，《環球時報》缺乏"全球"意識，它是狹隘的民族情緒的管道。而它們也象徵了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發生的戲劇性的轉變。共産主義信念經由1989年的風波而徹底破産，用什麽來填補意識形態的真空？一種扭曲的民族主義隨之興起，《環球時報》既是這股情緒重要的締造者之一，也是它最重要的受益者，它是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或許在外觀與內容上，這兩份報紙都相去甚遠，但在精神內涵上却保持著某種驚人的一致。它們都是某種意識形態的産物。《人民日報》有正確的導向，而對于《環球時報》來說，它不斷傳達這樣一種態度，中國是受困與受挫的，中國的崛起不斷遭遇到西方世界的阻撓。在9月11日中德研討會召開的當天，《環球時報》的一篇文章顯露出它的標準方式：《研討會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組織者嚴詞拒絕，德媒借書展惡毒攻擊中國》。"不速"、"嚴詞拒絕"、"惡毒"，這些詞彙生硬、乾澀，滿含强烈的暴力意味。倘若你翻閱二十年前《人民日報》，其中也布滿了類似的詞彙。它們都隱藏著這樣的意味——世界是由尖銳的矛盾構成，不存在相互理解與和解的可能，只有一種力量戰勝一種力量。倘若你從文革的大字報前跳躍到這個標題前，你感受得到歷史的連續性，一種幽靈從未死亡，它借尸還魂。這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對世界一無所知的中國，而是一個迅速捲入全球化進程的中國。但在一些方面，它却固守昔日的偏執，幷準備將這種偏執擴大到更廣泛的世界。文章中的引述加劇了這種印象，中國社科院學者趙俊杰說："這次事件是中歐圍繞價值觀的一次爭論和較量。我認爲，對于公理和正義之舉就要堅持，絲毫不能妥協，愛國主義不能打折扣。"聽起來，它像是又一次的"東風壓倒西風"。

這篇報道被視作中國官方的强硬聲明。但是，沒人能說《環球時報》或者趙俊杰代表了政府的立場。報紙似乎只是在遵循一貫的角度，它是狹隘民族主義的煽動者。這種煽動已經受到了官方與市場的雙重肯定。這種氣氛影響到每一位記者與編輯，這是他們在遭遇到類似事件時的本能反應。它們和所謂的官方立場，達成了某種默契。主辦者《人民日報》給予它們某種受保護的身份，但他們實際操作又迎合了公衆的情緒。這雙重的勝利，經常讓他們對自己的編輯原則堅信不移。他們認爲自己是公衆的聲音，他們幫助中國公衆更多的瞭解了世界，包括西方對中國的不滿和陰謀。

不過，這一切最終過去了。十月十三日下午，書展正式開幕。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發表演說。在某種意義上，他們都曾是同一種體制的受害者。默克爾成長的民主德國，毫無民主可言，人人生活在監視之下。而習近平則目睹的父親被打倒，自己下放鄉村。

但是在來到1989年的歷史分水嶺，同樣的體制在不同的國家的命運却截然不同。民主德國消失了，默克爾曾經生活的體制被揭露、被詛咒。而中國的體制却頑强地生存下來，二十年之後似乎變得更强大了。曾經被流放的共和國締造者們的後代，又成爲了新的掌權人。這個體制昔日的痛處被掩蓋和遺忘了，在獲得權力之後，人們轉而去鞏固這個體制。

伴隨著習近平到來的，除去龐大的代表團，還有幾項指標。中國是第三大經濟體、幷很可能在年底成爲第二，它也是德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它的書籍出版量是全球第一，但是在新聞自由的排名上，則是一百六十七名（一周後，在新的排名上，它下滑到一百六十八位）。當談論國際舞臺的影響力時，中國與美國、歐盟相提幷論，但是在涉及新聞自由時，却只能與老撾、古巴、緬甸、伊朗共同出現。這個極端的對比，塑造了中國此刻的精神空間，也注定了中國文化影響力的特性。

但是，排名又不說明全部問題。倘若你生活在中國，你會發現中國人享有的實際自由，要比這排名多得多。表達的空間，不僅不是僵化的，甚至是不斷生長和擴張的。它和被西方媒體所嚴格限定缺乏言論與出版自由很不相同。在中國，一種新的精神世界已經形成，它嘈雜、生命力十足，但很可惜，它注定是自我娛樂式的。在這種新的精神空間背後，是一股更大的價值危機，這場危機擴展到作家、出版人，彌漫到每一個領域。你無法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政治上的壓迫，它是一次人人參與的合謀，但很顯然，知識分子與藝術家是其首要的責任人……

"審查？什麽審查？藝術家在中國享有極大的自由"，作家鐵凝在九月底的北京對《明境周刊》記者說，"我們期待在法蘭克福的自由交流。" 鐵凝是中國作家協會的主席，這個協會大約有七千名成員，他們仍可以每月領取到津貼，儘管錢的數目僅僅是象徵性的，但象徵性却不意味著不重要，它表明了是誰依附誰。

鐵凝的話像是對黃平的響應。這位中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雜志《讀書》的前任主編在法蘭克福說，他主持雜志十四年來，從來沒有遇到來自權力部門的干涉。

這僅僅是拙劣的謊言，還是蘊涵著更多的東西？你可以爲鐵凝、黃平辯護——這只是被迫之舉，他們當然不至于"天真"或"愚蠢"到不瞭解中國現况，甚至私下也會對戴晴、貝嶺這些异議作家心生理解，臺面上發生的一切這僅僅是一種"表演"，他們在面對西方人的目光，他們要 "表演"自己對國家的支持。他們都是體制中人，在特定時刻，只能暫時放弃自我。這是中國的現有國情。

這是一套再熟悉不過的說詞。此刻的中國，人人都能用"屁股决定腦袋"來爲某種行爲辯護。這個短語用得太熟練了，我懷疑終有一日，人們會覺得腦袋只是又一個屁股，我們的思維水準只能徒勞維持在腰部以下。

沒人懷疑鐵凝與黃平在某一方面的合理性，尤其當你把此刻與毛澤東時代相比，很多人似乎尤其喜歡這種比較。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們不僅僅是党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力的工具，不用讓自己局限于"社會現實主義"的教條中。在這個系統中，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在最幸運的時刻，是"靈魂的工程師"，在平庸的時刻只是一個齒輪或螺絲釘，無條件爲這台巨大革命機器服務。他們的工作是純粹功能性的，他們的作品自身沒有價值，它的唯一價值在于喚醒大衆，讓大衆選擇特定的立場，參與特定的革命組織。這種使命曾經如此地富有誘惑力。自從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陷入了暈眩和絕望的轉型之中。曾經，他們是這個古老國家的特權階層，有一套世代相傳的知識系統，生活在一種確定無疑的價值觀中。突然之間，這套系統失效了。他們陷入了雙重焦慮，一方面他們看到中國從天朝墜入了現代世界的重重危機，他們自認是國家權力和價值的雙重代言人，却面對新的屈辱無能爲力；另一方面，他們也目睹傳統中國社會的瓦解，他們曾經的道德與知識的領導地位也隨之搖搖欲墜。接連的挫敗把他們弄得既心急如焚又心灰意冷。

馬克思與列寧主義學說出現了，充滿了搖蕩心旌的魅力。它批評西方世界的自身弱點，减緩了中國知識分子面對西方的焦慮；它還承諾一個迅速到來的光明社會，同時消除中國的外在屈辱和內在矛盾。很多知識分子滿腔熱情投入它的懷抱，當意識到他們的思考、寫作、繪畫，是爲廣闊的大衆服務時，他們脆弱而矛盾的內心，突然依附到一個更强大的群體和力量之上，他們擺脫了孤單和挫敗感，他們覺得自己被需要，感覺到歸屬和力量。

甜蜜的感覺沒持續太久。他們很快發現，爲了達到這一要求，他們不僅要放弃自我，還要侮辱自我、清洗自我，甚至殺死自我。即使努力做到這一切時，他們發現根本沒有爲所謂的人民服務。整個社會只是一項工程，人民只是工程的材料，作爲靈魂工程師，他們的首要工作是讓自己和別人都失去靈魂，或是讓所有人都只有一種靈魂。這種批量的靈魂，易于堆砌成宏大的工程。它可以是村村都有煉鋼爐、一萬斤的水稻畝産、一場"破四舊"的運動、百萬紅衛兵的廣場呼喊……一個稱職的"靈魂工程師"要在一個歷史最黑暗的時刻，寫作出"金光大道"；要在大饑荒的前夜，用"科學方法"論證畝産萬斤水稻。他能成功地讓自己對現實視而不見，或只看到一種"現實"。而做不到這一切的知識分子與藝術家，成了國家的邊緣人，他們被下放、改造、從"士農工商"中的最高層變成了臭老九。一些最爲勇敢的則成爲國家的敵人，他們要保持自己的頭腦與舌頭的獨立性，結果永遠地失去了頭腦與舌頭。

這個時代在一九七零年代末結束了。一個新時代又開始了，還是嚴寒後的短暫春天？相對于前三十年，一九八零年代有某種溫暖和開放，充滿了嘗試精神。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似乎又開始重新他們的自我身份。

一些人尋找自己，他們寫朦朧詩、在畫布上嚎叫，表達內心的壓抑；一些人則要充當社會的良心，他們要暴露不公和黑暗，爲受害者張目；還有一些則試圖加入權力系統，他們要從頂端發令改變中國。儘管仍是一輪又一輪的壓制，從"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作家們仍會感慨"我愛這個國家，但這個國家愛我嗎？"但國家却與知識分子、藝術家們達成了一個短暫的甜蜜聯盟。國家貧窮、脆弱、喪失了公衆的信任，需要他們讓分裂的社會重新團結，讓公衆僵死的內心重新活躍投入到新的活動中，科學技術則是第一生産力，它能爲政權提供新的合法性。但這個國家的政權的本質却從未改變，他們所做的一切，不管是態度上的溫和、政策上的讓步、控制上的和緩，都是爲了鞏固權力。倘若權力遭遇挑戰，所有的態度都將爲之一變。很少有人猜測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後果，人們都覺得鄧小平與毛澤東不同，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不會重演，鄧小平本人也深受其害。

但歷史還是重演了，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再次成爲國家的敵人。那些最著名的、最有風骨的被迫或主動離開了這個國家，還有一些關進了監獄；另一些則將自己的聲音隱藏起來；甚至那些有可能成爲知識分子的少年，都提前被懲罰，大學開始軍事訓練，在自由作風最顯著的北京大學，軍訓的時間則長達一年，在你進入燕園熏染知識與教養之前，你要先在石家莊接受一年的軍事化生活和意識形態的洗禮。在大學校園、研究機構、作家與藝術家群體中，恐懼與失落的氣氛四處蔓延。

三年後，一場或許更爲深刻的變化來臨了。經濟生活成爲了整個國家的中心，人人都準備轉變成小商小販。之前的政治危機帶來的精神危機，在這場新的社會運動之前，更暴露無遺。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們，面臨著新的考驗。他們或許曾經被迫害、被污辱、被譴責，但他們在公共生活中從來都占據著某種特殊位置。但現在，他們發現他們變得不重要了。這既是政治壓力所致，也由于政權和公衆都有了新的熱情——政權要在經濟增長中獲得合法性，公衆要在物質世界獲得滿足，這種滿足既安全又具體。一九九三年"人文精神"討論，像是知識分子所做出最後的一次抗爭。但這抗爭却暴露出他們內在價值危機。那些世俗精神的擁護者們，以爲世俗是解構意識形態的有力手段，却沒意識到這是個無解的路徑；而那些大談人文精神的人，却往往是迷亂的集體理想主義者，他們以理想主義與人文主義爲名，却充滿了對個人自由和權力的蔑視，他們的人文精神背後是一種對權力的依戀。一些最清醒的人意識到，重建個人的內在價值與信念，才是真正的出路，個人的內在獨立是變化的前提。多少世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很少具有這種內在的信念。但這些清醒者的聲音太微弱了。

九十年代中國進入了一個迅速變化的時代。八十年代雖彼此批評、却仍有廣泛一致的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聯盟，分崩離析了。追求個人自由、推動社會進步、啓蒙大衆的共識瓦解了。新崛起的經濟學家成爲商業社會的響應者，藝術家與電影導演把注意力投向國際市場，而八十年代最爲中心的人文知識分子失去了重心。他們一部分流亡海外，似乎失去了脚下的土壤，他們原先對中國的豐富理解也隨即被簡化成政治姿態；一部分鑽進了書齋，學術的呼聲迅速提高，思想則被理解成淺薄與熱情泛濫，但人們是在學術中重建自我、還是逃避現實，誰都不願意講清楚；小說家與詩人們則集體失語，一個大衆媒體的時代迅速到來，語言泡沫蓬勃興旺，水準却不斷稀釋、衰退，他們的很多工作開始被敏感的新聞記者所替代。

這也是個充滿希望的時代。國家正從各領域逐漸退出，它把國有企業賣給私人，進一放鬆了對私人生活的干涉。儘管這其中充滿了不公，但它仍讓人呼吸到更多的自由。你可以選擇居住在北京、深圳或青島，你可以從會計師變成小說家，你可以毫不猶豫向一個姑娘表達自己的愛意，倘若你家境富有，即使學習成績不佳，還可以去英國、澳大利亞讀書，倘若你富有到相當程度，你更可以放縱自己的種種欲望，此刻的中國有你能想像到的一切便利。你說我們沒有自由，却可以在聚會上盡情抨擊政府，沒人會因爲這些話把我們扔進監獄了。當然，所有人都知道底綫在哪里。政治生活仍是嚴格壟斷的，倘若你稍加挑戰，所有享有的自由都可能被剝奪。人們似乎也沒興趣挑戰，眼花繚亂的新生活在等著被享受。

知識分子、藝術家們與現實社會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社會的良心"已成爲遙遠的追憶，他們甚至放弃了自我身份的特殊性。在這個新到來的年代，他們是另一種商人，別人賣出礦石、勞力、電視機，他們則出賣文字、思想與畫筆，他們自認是另一種娛樂提供者。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很少有人注意國家在其中充當的角色。人們覺得已經進入了一個商業年代，一切都可以用來交易的，却很少意識到，這幷非是真正的自由交易，它是一個被控制社會的另一種逃避的渠道。傳統的精英文化，那些優美的、崇高的、正直的、富有個人責任的書籍與藝術，被有形或無形擠壓；而得到鼓勵的則是愚蠢、縱樂、逃避、嬉笑。

而國家則悄悄地重新進入公共與私人生活。這一次，它沒有强大的意識形態依靠，也不再赤裸裸使用暴力，它要創造一種新的合作精神。老掉牙的意識形態要通過時髦的廣告體現，政權再度披上了民族主義的外衣。富有的國家重新變得誘人，不是因爲它的內在價值，而是它的訂單、它的購買力。它資助大學、研究機構、它給你提供一種和强大者聯盟的快感，它給你在一個過度競爭社會裏欠缺的歸屬感。

一場重新國有化的運動已經開始。國有企業吞幷私營企業，青年人拼命考取公務員，娛樂明星爭先恐後唱贊歌。而藝術家與知識分子既不再是空洞的"靈魂工程師"、又不是"臭老九"，他們是軟實力的一部分。他們要書寫這個年代的"金光大道"。中國不正處于新的"金光大道"上嗎？它的崛起正激起世界廣泛的好奇與談論。

國家可以委任你來代表，給你提供大筆金錢去周游世界；它也可以向你展開市場，讓你頻繁出現在媒體和公衆面前，收穫藝術家渴望的認可，享受到種種便利和自由；國家比昔日更慷慨了，但是它也有某種原則，其實也談不上原則，它只是某種模糊的地帶，如果你觸碰了這些地帶，它不一定立刻用某種殘暴的方式懲罰你，他甚至仍然允許你繼續寫作、繪畫、拍電影，甚至允許你把它們在國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能被本國的觀衆看到。它讓你成爲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時候，你生活在這裏，描述這裏的一切，你周圍的人却對此一無所知，國家已經製造了足够多的噪音，讓你的聲音輕易地淹沒其中。

很少有人能逃避這樣的誘惑。如此廣闊的聽衆，如此豐厚的報酬，如此不可思議的自我展現機會。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不再需要孤軍奮戰，不需要顧影自憐，它可以站在權力中心。而且他們也無需過分自責，他們不是在爲一個特定的政權服務，他們是在爲整個中華民族服務，十三億人需要表現自己的自尊與自信。"這是中國人民的大事情"，張藝謀喜歡這樣說，他導演了奧運會開幕式。

甚至面對西方的焦慮感也减弱了。藝術家與知識分子，曾經覺得一切理論、視角、技術，都是借自別人，我們只是模仿者。但現在，中國的規模和富有，給他們安慰。或許，我們從來與衆不同，我們不需要追隨別人，我們可以創造自己的方式。一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再沒有哪個藝術家有這樣的表現機會。儘管有一位又一位的領導提出的建議，但他們也給你調動資源的無限能力，審查、規模還有新技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美學。

如果你是被國家與市場都選擇的藝術家或是知識分子，你會比二十年前得到得更多，國家的贊助，國內市場、還有國際的贊揚，都是從前不能想像的。但獲得越多，也更怕失去。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官方作家與學者的表現，表明一些根本的東西的確失去了。

但這不意味著他們真是國家主義的擁護者——人人願意爲了國家的整體利益，而放弃個人立場與利益。"我假裝工作，你假裝付錢給我"，這是東歐國家在七十年代的流行說法。而現在的中國呢，很多人遵循著"我假裝愛國，你要給我真正的好處"。人人都是交易者，立場、信念、思考、贊嘆，都是可以用來交易的。一個富有、强大的國家，是一台充沛的提款機。有人大談國家的長治久安，却一心掘取利益；教授們把學生變成了流水綫上的産品，像爭取商業項目一樣對待研究課題；那些上街高喊愛國口號的年輕人，則很高興他們有機會在公共場合公然表達的自己的情緒……除去短暫和具體的利益，人們其實什麽也不相信。也正因此，人們有時拼命尋找一些更爲輝煌和遼闊的東西，好在那一刻超越卑微的生活。藝術家與知識分子們只是這一連串的交易者中的一環。一個交易者應充滿了風險與成本意識，他不能直接而暢快地表達自己所想一切，不能不顧後果去嘗試、去想像、去刺穿，他們仰慕幷畏懼强者，對弱者缺乏同情，他們過分靈活，什麽都相信。這種精神構成了當代中國的精神內核，這是我們想讓世界瞭解的嗎？連我們自己都不願意面對這現實。

在此刻的中國，你可以讀到任何東西，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存在，我們有了互聯網，但它沒有帶來太多的改變。

戴晴這樣說。二十年前，她在中國無人不知，一個勇敢、富有才華的新聞記者，不懈的社會活動家。她對尋求真相抱有异乎尋常的熱忱，她追尋王實味、儲安平的命運。他們都因拒絕在意識形態面前放弃個人的正直和獨立的思想，而被淹沒在扭曲的歷史烟塵中。她編輯出版了第一本關于三峽工程的重要文集，提醒人們注意它可能導致灾難性後果。她也體驗過牢獄之灾。

在過去二十年中，她仍勤奮寫作，投身環保活動，但年輕一代已經很少知曉她了。她最近出版的關于張東蓀的傳記，只能在香港與臺灣發行。她當年傾力反對的三峽工程，則一步一步、不可阻擋地成爲現實。在此刻中國的公共空間，她的聲音消失了。它不是來自于直接的壓力與限制，而是讓你淹沒在更多、更雜亂的信息中，它讓你的言論無法轉化成有效的行動，而使言論僅僅淪爲一種姿態，聽衆們則變得厭倦、以至于反感。

三峽工程再恰當不過反應出這種新的現實。一九九零年代初，富有正義的學者們仍極力表明自己的反對，即使一向被視作像皮圖章的全國人大都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表明自己的否定立場。但引人爭議的工程最終還是在政治權力的主導下通過了，不同意見的專家被剔除出顧問名單。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巨大的移民工程、環境的隱患，吸引了新聞記者的注意，他們見證、描述了大工程下的個人悲劇。他們甚至也揭露出，工程所需的投入比當初計劃得要多得多，帶來的經濟前景則不似當初描繪的美好。但工程已經開始，它有了自身的邏輯，很多組織和個人，都依賴它獲取現實利益。而且它是因政治原因而起，終止它則意味著某種政治决策的失誤。新一代的政治人物既不願意冒險去否定上一代的遺産，也不願意承擔未來的歷史責任。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當三峽大壩最後一方混凝土澆築完畢時，沒有一位高級別的官員出現在現場。

似乎沒有什麽力量，能够停頓大壩繼續生長。它變得越高大，質疑的聲音就愈顯微弱。而當抗議只能停留在表層現實，不能進入深入的分析，或通過已有的組織轉爲行動時，抗議就變得雷同，讓人厭倦，公衆轉而尋找更新鮮有趣的東西。抗議者也身陷無力，而只能更加强調自己的姿態。賈樟柯二零零七年的電影《三峽好人》像是無力情緒的隱喻——錯誤難以被糾正，一切都已發生，我們最後能做的僅僅是將抗議轉化成審美經驗。

三峽工程不也正是過去二十年中國社會的隱喻嗎？所有的异議聲音，都將被某種方式吞噬和擠壓掉。這個過程不是一九五七年百花齊放之後的萬馬齊喑，也不是一九八九年之後的肅殺冷漠，而是讓你緩慢地自我放弃，不可救藥地被邊緣化。

如果說戴晴仍因昔日名聲和活躍，仍因居住在中國，而被視作一個標志性的人物，那麽這次在法蘭克福書展中與她同時倍受爭議的貝嶺，則更少爲人知。多年前，我第一次讀到他編輯的《傾向》。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坐在北京大學東門外一條小巷中的一間咖啡館裏發呆。臨桌一個瘦弱的男子正從書包裏拿出那幾本書，這不是公開發行的出版物，他正在說服咖啡店的老闆能够代賣，這多少有一點點風險。我記得當時隨手翻閱過，却沒有購買。我和朋友們在興致盎然的談論去做一個網站。對我們來說，矽谷是這個時代的中心，即使你熱愛寫作，也該去思考數字年代的商業規則，或是創辦一本像《連綫》這樣的雜志。《傾向》仍在談論思想、文學、甚至是流亡作家，它顯得太陳舊了，似乎和這個充滿希望、機會蜂擁而來的中國社會脫了節。我們都還年輕，希望自己迅速富有、著名、被人喜愛，從矽谷到中關村，一些青年人已經展現了他們直綫式的成功奇迹。誰想成爲一個愁眉苦臉的流亡作家？

這六十年的中國真是個奇妙歷程。前三十年，人們經歷了奧威爾的噩夢。他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書的人，信息被掩蓋，真理被隱瞞，文化受控制。如今奧威爾的噩夢尚未完全醒來，赫胥黎的夢魘又叠加了上來，不需要努力的禁書，沒有人願意讀書，汪洋如海的信息吞噬了人們的思考，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文化成爲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

我忘記是怎樣逐漸知道貝嶺的，或許是因爲我實在沒有能力讓自己在新經濟浪潮中變得成功和富有。我買到了能買到的所有《傾向》，還找到了他編輯的哈維爾的文集。我喜歡他語言的緊張感，儘管這大有模仿蘇珊•桑塔格之嫌。我也得知他創辦的中國流亡作家的筆會，我的幾個大學時代的朋友也是其中的會員。但對于他們，我似乎總保持著某種距離。似乎是在潜意識裏擔心自己也會被驅趕到一個邊緣地帶。他們用中文寫作，聲音却無法被中國公衆聽到。與畫家或是電影導演不同，他們的語言是地域性的，只有很少人的作品有機會被翻譯成別的語言。讀一首北島的英文詩，和看一部有英文字幕的張藝謀的電影，完全是兩回事。他們唯一抵達中國公衆的方式是網絡，但這經常變成了一個滑稽劇場。對中國現狀的批評，經常滑向了習慣性的嘲諷。因爲中國的問題太多了，所有的問題似乎都遵循同樣簡單的邏輯，而它們很難因爲批評而改變，所以這些嘲諷和批評就不得不一次次重複，直到有一天變成了煩躁的謾駡。

對于一個异議作家，這真是個讓人沮喪的游戲。最初你持有對現實的批評態度，是個自由派，但在某一刻你或有意或無意觸碰了某個敏感邊界，然後你被貼上了"异議"的名稱。然後你的名字在公開出版物上消失了。它不僅是政治壓力的結果，也因爲出版社與媒體的自我審查。他們只能尋求在海外華人的出版物或是網絡上表達意見。它感覺自己的表達空間被迅速壓縮和抽象，然後不由自主焦躁和壓抑，還有一個作家被讀者遺忘的恐懼。只有很少的人能在這新的現實中，重新尋找自我，探索寫作的意義。大部分人則在海外中文出版物和網絡空間上，加倍表現自己的憤怒，他們開始淪爲自己姿態的俘虜，他們原本的豐富性和延展性被抽幹了，他們"异議"的身份逐漸强烈，而"作家"與"知識分子"的身份减弱。但他們中的很多都是自省之人，他們知道自己陷入了心理危機，于是很多人轉而尋求更强大的精神慰籍。在過去的十年中，异議知識分子大規模投身基督教，多少像是這種心理危機的反應。這真是黑色的幽默，在中國經濟成長最迅速的十年裏，中國最成功的私營企業家最熱衷的活動是登山，而且是集體性的，倘若一場雪崩到來，很多企業可能一下子陷入困境。而在中國問題變得日益複雜的十年裏，自由知識分子則大談基督教。八十年，朱利安•本達把那些投身于激烈的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之中的潮流，稱作"知識分子的背叛"，而如今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突然性、不加分析地擁抱，是另一種背叛嗎？

用背叛似乎太殘酷了。在中國成爲一個异議者從來充滿風險。"在我們的文明中只有兩種异議者：天真的英雄和標新立异藝術家"，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茲蒂曾寫道，"他們都注定變得無關緊要。"在米克洛斯寫下這些文字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匈牙利模式正大獲全勝。匈牙利政府在一九六零年代中期引入了市場經濟，幷放鬆了社會管制，它和普通人達成了這樣一種默契——我給你更好的物質生活，你放弃對政權的挑戰。這裏有可口可樂、牛仔褲，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羡慕這裏甚至還有搖滾樂演出。

專制政體、意識形態控制幷未改變，但比起仍舊嚴酷的其他共産主義陣營國家，匈牙利像是個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們說它是"牛肉湯共産主義"。但只有敏銳如米克洛斯才會大聲指出，這是天鵝絨監獄。監獄的鐵欄杆雖然套上柔軟的天鵝絨，但它仍是監獄。

藝術家與知識分子也獲得了某種新的空間，但一種新的危險也隨之到來。他們主動放弃了自己的獨立性，他們和現有政治權力不僅達成妥協，甚至相互依賴。在這種情况下，异議者遭遇的挑戰，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壓迫，也來自他的同行、他的讀者與觀衆。他們擔心他的挑戰，會破壞掉既有穩定的局面，危急他們的個人生活，擔心他們已享用到的穩定和富足再度失去。這種焦慮，會轉變成怨恨和疏離，他們遠離這些异議者，拒絕給他們支持甚至注意力。"絕望的無政府主義是他們保持個人獨立的唯一方式。"米克洛斯評論說。

權力對比的失衡、溝通渠道的堵塞，是催生無政府主義者的溫床。除去姿態，他們無可依靠，然後他們又被姿態吞噬。戴晴與貝嶺成爲世界媒體關注的中心時，不是因爲他們的作品，而是因爲他們的姿態。比戴晴和貝嶺更不幸的是四川作家廖亦武。自從他二十年前寫了一首觸犯政治忌諱的長詩以來，他坐過監牢，四處流亡，堅持他獨特個人風格的寫作——關于中國底層人物命運的訪談。他的作品出現在紐約的《巴黎評論》這樣的精英讀物上，翻譯成英語和德語，他也是這次法蘭克福書展被邀請的作家，但却像之前的幾次嘗試一樣，他根本出不了國門。

"似乎只有通過這樣的事，我們才能被外界所知。"他不無絕望地說。他的名字從來沒有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出版物上，除去朋友的小圈子和一個更小的國際市場，沒人知道他的努力。即使人們談起他說，"异議"的標簽也會掩蓋對他作品的理解。很多中國人，包括生活在海外的華人，幷不喜歡他們表現出的對抗感。當他們變得著名時，往往使這個政權陷入窘態。人們覺得似乎自己剛剛開始分享一個國家的强大給個人帶來的榮耀，這些异議者就要在這些榮耀上抹黑。一種奇特的心理已經形成，人們可以對給人民帶來的灾難保持驚人的容忍和耐心，却對質疑者毫無耐心，擔心他們說出的任何話，都會影響整體的榮耀。

但是一個喪失了异議者，或僅僅把异議者推入絕望的國家與社會，最終會陷入可怕的遲鈍與僵化，失去自我糾正的機制與動力。此刻的中國不正陷入一種內在的僵化嗎？整個社會看似活躍异常，但仔細探究下去，所有的活動、所有的個體都遵循著同樣的單調邏輯。整個中國擔心焦慮于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希望除去向海外輸出工業産品，還能傳播自己的文化。但文化本是自由生長出來的，是不同觀念碰撞而出的，是人們誠實的感知世界的結果。無法如建造大壩、工廠一樣，去塑造教授、培養作家。

對异議者的排斥，像是給我們的思想套入了牢籠，不可觸碰的禁忌四處標明。思想和想像力，隨之扭曲變形。它也窒息了自我對話的空間。當我們焦慮于不能與世界對話，總是被西方被誤解時，是因爲我們自己的內部從未進行真正的對話，我們不尊重自己的藝術家和思想者，以及自己社會的創造力。人們利用藝術與思想，却從不尊重它，更沒興趣給它創造自由生長的空間。當我們越進行這種自我毀滅時，越對自己缺乏信任，却渴望外界、尤其是更强大國家的認可，越虛張聲勢地希望向它們輸出些什麽。

但這就是我們的現實。這個國家有如此悠久的歷史，有如此驚心動魄的近代革命，有那麽多活生生的、包含人間悲喜劇的個人經驗，有那麽多彼此交織的矛盾，倘若能够自由呈現與探索這些歷程、這些矛盾，這些壓抑、自由和荒誕，它將是人類多麽重要的精神財富。但我們却漠視這一切，禁止一些勇敢和富有想像力的人去探索。而在一次次禁止之後，一場更大的內在危機到來了，最有才華的人主動放弃了這些探索，因爲它知道這些探索注定困難重重，充滿了莫名的危險。他開始只在規定的路徑上、以被認可的方式來前進。于是，一種致命的平庸最終裹挾了整個社會，其中最杰出的頭腦，也不過是爲西方的價值系統提供了某種中國經驗和案例，他們展現不了獨特的方法、思想以及事實。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xuzhiyuan/archives/346272.aspx

極權的誘惑（許知遠）

2010-10-27T11:49:00.001+08:00

極權的誘惑

許知遠

"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對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論的名義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雷蒙•阿隆在一九五五年感慨道。

在法國知識分子關于未來的論戰中，大多人選擇了左派，蘇聯則是他們的烏托邦。他們對于資本主義的一切充滿指責，生産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義的歇斯底里，但是他們却對仰慕的蘇聯保持了沉默，即使當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與大饑荒被披露後，沉默和忽略仍持續著。他們擔心打破頭腦種革命與進步的幻象，似乎這要比赤裸裸的現實殘酷得多。

阿隆不是第一個發出這樣的感慨的人。十九年前，紀德前往蘇聯訪問。"大家想要到這個處于分娩狀態的遼闊土地去逗留逗留，我們似乎正目睹著這塊遼闊的土地在孕育著未來。"他在《訪蘇聯歸來》中寫道。像很多歐洲與美國的知識分子一樣，他是蘇聯的熱切的支持者，他們深深受困于歐洲的危機、美國大蕭條，資本主義正在陷入政治、經濟與人道危機，而蘇聯則意味著一場嶄新的可能性——集體制、人人平等，就像他自己所寫的："我愛蘇聯。那裏正在進行史無前例的嘗試，使我們心中充滿了希望。"

真實的蘇聯與紀德想像的不同。在工地，在工廠，在俱樂部，在文化館，他看到了表面進步後不幸的個人。在倍受贊揚的集體農莊中，他發現"每一處住宅裏都是千篇一律的難看的傢具，同一張斯大林像……沒有一點點個人的東西……連集體農莊的莊員也是一模一樣，可以調換……"。而所謂的新制度帶來的個人幸福，他則體會到"衆人的幸福是以每個人的非個性化取得的……是以犧牲個人而得到的"。

紀德的批評，讓蘇聯與世界都陷入短暫的不安。蘇聯人給每一位訪問者驚心設計了路綫，讓他們去同樣的景點和同樣人的聊天、目睹同樣的成就。蘇維埃的模範農莊是沙皇時代的波將金村中延續，他們只展現應該展現的東西。很多訪問者心甘情願被此迷惑。"我已經到過未來，而它看起來挺不錯。"美國記者林肯•斯蒂芬斯寫道。而英國費邊主義的創始人西德尼•韋伯夫婦則在一場旅行後用一本九百頁的書宣稱《蘇維埃共産主義：一種新文明》。

紀德知道自己的描述將引起的不安，即使他對于更恐怖的古拉格群島一無所知。另一位作家羅曼•羅蘭早他五個月來到蘇聯，也看到了類似的景象，但他執意要把日記塵封起來，以待五十年發表。

紀德沒能扭轉世界對蘇聯的看法，他的尖銳聲消失在嘈雜的贊揚聲中了。幾年後，與德國對抗中繼續提升了蘇聯的誘惑——它的制度與軍隊擊敗了强大的納粹德國，或許也拯救了世界。

倘若紀德的聲音可以被忽略，蘇聯的流亡分子發現，他們更直接、也更殘酷個人經歷則無人理解。蘇聯的叛逃者Boris Souvarine很難爲自己的殘酷經驗找到一個西方出版商，對方總是說，沒必要去傷害與莫斯科的關係。法國作家馬爾羅則在私下的談話裏說："Souvarine，我相信你和你朋友是對的。但在這個階段，別把我算進支持你的人。只有在你占上風時，我才會站在你一邊。"這是誠實、還是另一種玩世不恭。這種情緒主宰了三、四十年代的西方世界，從知識分子到公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讓人們陷入恐慌與錯亂，既然市場充滿了動蕩、資本家們貪婪無度，爲什麽不能創造一種計劃體制，去統一、平等的分配社會財富。新制度也將建立一種新的民主制度，人們再不受充滿偏見的媒體左右，也不再受政客們操縱，人民成爲國家的主人。當西方的重要知識分子紛紛展開蘇聯之旅時，一些普通人也準備投奔幸福之地。一九三一年的前八個月，蘇聯駐紐約的貿易處收到了超過十萬份的移民申請，因經濟危機而絕望的美國人，想前往蘇聯工作與生活，這還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向外移民。他們或多或少讀過這本《新俄國的首演——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故事》，它暢銷一時。他們都其中描繪的蘇聯生活迷住了，這裏不僅沒有失業，也沒有剝削。最終，幾千名美國人被蘇聯接納了，他們大多在古拉格群島的勞改地離開生命。而當丘吉爾在揮舞著《通往奴役之路》來警告英國選民時，他被當作了另一個笑話——人們都覺得計劃經濟更穩定，而不是奴役之路。

對蘇聯的態度，成爲判斷知識分子立場的主要坐標。在一九五二年的論戰，加繆的判斷正確、却失敗了，幷帶著失敗的屈辱而離開人世。薩特獲勝了，儘管他知道蘇聯的種種惡行，但是他認定自己的首要任務是批判法國社會、資本主義，蘇聯仍是個美好的參照。

爲什麽薩特與他的同道們，能對蘇聯的一切罪惡保持沉默？在精彩絕倫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中，雷蒙•阿隆試圖給出答案。他追溯了左派神話的形成，馬克思主義宗教式語言的誘惑力，還有法國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矛盾心理。蘇聯的實驗給予他們這樣一種心理安慰——他們站在了法國大革命的光榮傳統中，蘇聯正是這進步、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體現。對他們來說，蘇聯人的生活到底如何幷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股代表前進的歷史動力。而現實的法國太令人不安，大革命以來的一個多世紀它再沒有輝煌的時刻，而十年前，還令人羞辱了臣服于納粹德國之下。融入新的歷史動力中，有助于緩解他們內在的焦慮。

赫魯曉夫的秘密演說，緊接而來的匈牙利革命，蘇聯的本質暴露出來。它的道德上的優越性開始褪色，它不再代表那個美好社會，但沒人懷疑它的制度上的競爭性。人造衛星的上天，令美國陷入一片驚慌，他們正在太空競賽中落敗。關于共産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的書籍與論文，充斥在美國的學術與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國學者相信蘇聯有一種不同的模式。經濟學家加爾文•B•胡佛在一九五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當時的流行情緒。他相信，蘇聯的統計數字幷不全然值得信賴，但或許"集體式、專制的政權"能比自由市場的民主整體，取得更快的經濟增長，蘇聯有可能在七十年代超越美國。而與此同時，共産主義的魅力傳遞到更貧窮的地區，給予那些要爭取獨立、獲得繁榮的落後國家以誘人的許諾，

它在亞洲、非洲、甚至臨近美國的古巴都獲得了迴響，中國的毛澤東相信"東方壓倒西風"。是肯尼迪高呼，讓美國重新運轉起來，以迎接來自東方的挑戰。而赫魯曉夫不僅在聯合國總部的桌子上敲打自己的皮鞋，而且宣稱要埋葬西方。

斯大林主義帶來的普遍幻滅感慢慢被遺忘。在蘇聯國內，人們會把錯誤推卸給具體的領導人，從未懷疑過共産主義制度本身是否有問題。而西方的左派們，從沒放弃他們的憧憬。而每當西方遭遇危機時，他們對蘇聯的感情就開始復蘇。

"在這個無知與健忘的土地，教訓從未被吸取"。讓-弗朗索瓦•勒維爾寫道。這是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的法國，知識分子再度對蘇聯充滿幻想。這一次，西方再度陷入困境，因爲越南戰爭，美國成爲帝國主義的化身，石油危機與經濟蕭條似乎再一次讓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暴露無遺。而蘇聯呢？他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軍事實力與美國不相上下，它的能源儲量讓它的石油危機中更顯得有力量，它比所有國家都生産了更多的鋼鐵、石油、水泥、甚至拖拉機。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蘭相信，蘇聯人會把軍事技術轉化到工業生産中，蘇聯可能最終超越資本主義。而在第三世界，從智利到埃塞俄比亞，一群共産主義者們獲去了政權。蘇聯的全球影響力也在提高。

而在法國，關于資本主義與共産主義的爭論再起。而作爲蘇聯的嚴厲批評者的讓-弗朗索瓦•勒維爾發現，法國爭論的雙方再次重複了二十年前的薩特與加繆之爭。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已經在西方出版，薩哈羅夫的用個人經驗證明了帝國的黑暗。但左派們沒興趣接受這一切。我們詛咒資本主義的衰退、社會不公、媒體的商品化、消費主義、軍國主義，而莫斯科甚至地鐵票的價格都不上漲……

在蘇聯崇拜的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澤東的中國扮演著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僅來自于二十世紀的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態，更來自于它的古老歷史。

一

人們再一次驚呼資本主義的末日，但社會主義幷沒有他們想像得那樣美好。西方受困于石油危機、經濟停滯，蘇聯則食物短缺，它大量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小麥。即使有著如此廣袤的農田，蘇聯的農業仍難以生産出足够的糧食。那些贊嘆莫斯科的地鐵票從不漲價的巴黎人，不知道蘇聯的土豆價格一直在上漲。他們在人造衛星、核彈頭、戰鬥機、鋼鐵製造上表現出的不可阻擋的力量，却不能給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蘇聯其實是一個"低度發展的超級大國"。

對共産主義蘇聯的幻想，都是荒誕不經的。它宣稱人人平等，却創造了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它說無産階級擁有了國家資産，但官僚系統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的解放人，結果是對人的全面禁錮；它聲稱帶來了物質與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但只創造了一片荒原……

即使蘇聯"國家富强"，也沒有表面看起來那樣强大。"我們落後于領先國家五十至一白年，我們必須在十年中趕上它們"，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說，"[它需要]一個堅實的黨把所有的努力都統一到一個方向。"它成功了，斯大林實現了沙皇時代無法實現的政治與軍事勝利，蘇聯變成了世界第二强大的國家。成功却是建立在驚人的代價上的。蘇聯農業的普遍蕭條和大饑荒，爲重工業提供了資金；數百萬的流放者成爲現代奴隸。成功也注定不可持續。"共産主義國家的增長率顯著，却沒什麽特殊的魔力"，保羅•克魯格曼後來寫道，"産出的迅速增長緣于投入的迅速增加：勞動力的擴充，教育水準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件設施上的大量投資。"蘇聯的經濟增長，建立于它的政治動員能力、對種種成本的壓低，它將隨著投入的减少而放緩。它的長遠的代價同樣驚人：環境受到驚人破壞、幾代人的頭腦陷入停滯、整個社會分崩離析、自私、冷漠與虛僞四處蔓延。歷史上只有很少的時期，人的尊嚴受到如此的踐踏。人們最初期望一個强大的國家，能保護他們，給予他們尊嚴，却發現製造了一個吞噬自己的怪獸。

局外人不知道，或許也無法真的相信這一切。蘇聯是一個信息的黑洞。西方報紙上充斥著危機的字眼，自我批評、自我揭露是多元社會的持久的現象之一。但在蘇聯的公開信息上，讀不到危機，反而充斥著成就與歡慶。代價可以被輕易地原諒，最深層的困境，也只是另一個暫時的障礙，它將迅速被克服，未來總是一片光明。斯大林的暴行只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小錯誤，在通往共産主義的道路上，你不能不打掉鶏蛋就做成蛋餅。而到了六十年代後期，很多人甚至準備重新恢復斯大林的名譽。人們只能猜測這信息黑洞中到底發生了什麽？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前，很少有人真的意識到，這種體制已經難以運轉。

對于西方的左派來說，現實是一回事（即使他們知道），信念却是另一回事，人們沒興趣用現實來修正既成的看法。隨著真相的日益顯露，最初真摯的情感與信念，不可避免地衰竭，最後變成了某種身份確認。七十年代的法國左派們，他們與其是真心贊揚蘇聯，不如說是在掩飾歷史傷口。這也是反美情緒的一種延伸，他們對于美國的影響力，心懷深深的不安（它在盜走拿破侖的昔日榮耀嗎？），他們也不願意相信蘇聯的背叛者的叙述，覺得那是冷戰陰謀的一部分，很多人覺得索爾仁尼琴描述的古拉格群島不過是另一種誇大其詞。

蘇聯的神話不如昔日耀眼，一些新的替代者却正在出現。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曾讓整個中東興奮難安，更讓反殖民主義的西方知識分子們稱贊。卡斯特羅的古巴革命曾讓不少人歡呼雀躍，而越南共産黨也激起過很多人的普遍同情。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便是這些同情者中最重要的一位。

倘若蘇聯是歷史視綫中的新恒星，它所發出的耀眼和持久的光芒，昭示著另一種可能性。那麽，上述國家則像是行星，它有著與恒星相似的內在結構，但光芒更微弱，而激起的是同情。它們都是反殖民浪潮的先驅者、是帝國主義的挑戰者、是尋求公正的弱小者、受害者。它們內部的殺戮、恐懼與壓迫，都掩蓋在這個角色下了。

在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澤東的中國扮演著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僅來自于二十世紀的共産主義的意識形態，更來自于它的古老歷史。不僅是知識分子，政治家與普通公衆，也都亢奮不已。

二

"速成的中國學（Instant Sinology）"，比利時人西蒙•雷斯創造了這個詞彙，譏諷那些毫無常識與原則的中國問題專家們。

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充滿了這樣的人物。他們是記者、學者、作家，有的在中國居住多年，更多的僅僅是短暫的旅行。他們寫出或長或短的作品，他們對于一個"革命的中國"贊嘆不已。

比起一個被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大公司的科層制度腐蝕的西方，中國是另一個烏托邦。毛澤東追求平等，推行教育、醫療的平民化。"中國工人的購買力絕對比法國工人少，他們的工作條件也差，工作的時間更長，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沒有帶薪假期，他們的住房條件也比我們差很多……但問題不在于絕對的比較，而是相對比較。比起社會的其他成員，中國工人的地位要比法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工人們高得多。就工資而言，一個熟練的技術工人掙得比一個醫生、教師或是政府官員更多。"一位法國經濟學家寫道。他沒興趣繼續追問一句，爲什麽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醫生要比一個工人掙得少？

"文化大革命"更充滿了浪漫，古老的中國到處是燦爛的文化、到處是光輝的革命。甚至費正清都這樣寫道："毛主義者的革命，就整體而言，是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經歷過的最好的事。"他們很少會相信，這是一場上層的權力鬥爭與下層的無政府的混亂結合的灾難，不僅沒有一點點"文化"，還是反文化的。

中國不僅是伯克利、巴黎、柏林、東京的反叛青年們的靈感之源，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模仿的榜樣，從游擊戰術到醫療、教育體系、再到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給一些剛剛獨立的國家以鼓舞。中國也竭力推廣自己的模式，既證明自己取代了莫斯科成爲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期待這些第三世界的階級兄弟能支持她重返聯合國。

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會面，令中國變得更爲時髦了。尼克松與基辛格迷戀毛澤東無上的權力，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能像他這樣率性而爲，半人半神似地統治著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公衆只是他手中的道具。中國也是他們重塑世界秩序的個人野心的見證者和合作者。左派們繼續執著于中國的革命理想。即使對于那些從不支持"紅色中國"的人來說，中國也散發出新的魅力，中國與美國是共同對抗蘇聯的盟友。在這種新眼光下，一切都合情合理。

"[中國]的政治體制……在我們看來，被絕大部分中國人所支持……昔日的政權失敗了，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功地用經濟安全取代了貧困，用秩序替代了無序，用大衆的正義取代了對大衆的壓迫，用力量取代了物力，用民族驕傲取代了屈辱。"一個美國代表團的成員在訪問中國後寫道。著名記者詹姆斯•萊斯頓則相信 "他們正在很有意識地生活著，重建著自己的國家，也重建著自己"，甚至單調的裝束都別具風采，"女子絕對沒有化妝，雖然她們養育著世界所有民族中最龐大的人口，但多少隱藏著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時裝相比，她們的服飾很純潔，很一致而又古老，但這裏包含著一種巨大的美和風采"。

政治的混亂、經濟的崩潰、社會的壓抑、個人的絕望，他們對這個真實的中國毫無感知，沉浸在被中國官方體貼安排的旅行中。哈裏斯•索斯伯裏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認定，文革的混亂已經結束了，一種新精神已經到來。比起他在蘇聯所見——年輕人盲目崇拜西方、追隨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國人則表現出自尊，"他們站起來了。他們有自尊和尊嚴"。

你可以說，他們不是真正的中國專家，從未認真學習過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即使他們親身來到中國，也只是浮光掠影地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走同樣的旅行路綫，會見同樣的人，沒人會對他們敞開心扉，就像一位美國人所說，"中國的每一個人——從走出厨房來接受我們稱贊的厨師一直到總理——說話時用的詞彙完全一樣"。這個精心營造的中國，像是三十年代前蘇聯的另一個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國專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韓素音與羅斯•特裏爾。韓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兒，從中日戰爭到文化大革命，她見證了現代中國的命運，從宋美齡到周恩來，她都與他們相熟。她用英文寫作中國題材，是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作家。在爲世界描繪的中國中，她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類的大躍進"，幷且促進經濟發展，紅衛兵則行爲良好，富有民主觀念，江青則盡其可能减少暴力的發生……

羅斯•特裏爾則是一位公認的漢學家。他的一系列對中國的描述不僅在英語世界暢銷一時，他的《毛澤東傳》的中文版至今仍是最受中國人歡迎的傳記，銷量超過一百萬册。羅斯•特裏爾沒有寫出韓素音式的謊言，但西蒙•雷斯發現，羅斯•特裏爾也從未揭示出中國的任何真相。羅斯•特裏爾是個詼諧、敏銳的觀察者，中國被他描繪成陌生和奇特之地，即使他目睹到種種殘酷、虛假和不公，他也不想描述，更不做道德判斷。"有娛樂性，但不要富于爭議；回避一切可能帶來困擾、激起不安或帶來不愉快的話題；取悅每一個人，"西蒙•雷斯這樣評價特裏爾的風格，在他的看來，特裏爾的《毛澤東傳》的獻詞再好不過地展現了這種風格："獻給今日一些國家渴望的領袖天才，也同樣獻給那些想擺脫領袖神秘感的普通人"。所有傷痛都在這獻詞中被一筆帶過，領袖與人民都是對的，沒人要爲歷史承擔責任。倘若社會主義要求它的藝術家們删除作品灰色、負面的情緒，只表現鬥志昂揚，羅斯•特裏爾進行了類似的自我審查。他的語調和結論總傾向于樂觀，以至于忘記追問邏輯關係。在評價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時，他說新政權"養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業産值每年百分之十"，它取得了"三十年的社會進步"。即使我們不去追問大饑荒的真相（在三年內饑餓而死亡的人口甚至比八年中日戰爭還要多），一個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邏輯是——這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自己養活了自己，也養活了這個政權，而不是倒過來。農民們在參加"憶苦思甜"的活動時，自然地回憶起"三年自然灾害"——他們的記憶裏沒有比這更苦的時光了。它也不緣于"自然灾害"，而是狂熱政策的後果。

三

在解釋西方知識分子憎惡法西斯、却原諒共産主義的原因時，讓-弗朗索瓦•勒維爾用了這樣的比喻： "在他們眼中，法西斯政府是家族裏的黑羊，它選擇了錯誤的道路，背叛了文明，讓文明蒙羞，而斯大林政權被視作來自另一個星球的奇特生命：如果這些人願意相互殘殺，這是他們的事。"

黑羊的比喻倍顯冷酷，却很可能是事實。俄國來自東方，人們認定它有著被殘暴所左右的傳統。而比起高加索人，中國才是真正的東方。它更遙遠、神秘，更象另一個星球。尼克松曾感慨說，二十年來前往中國的美國人比前往月球的人還要少。所以，中國的殘酷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西蒙•雷斯發現，儘管包若望的回憶錄《毛的囚徒》、陳若曦的小說《尹縣長》是對毛澤東時代真實的揭露，但它們沒引起西方的重視，中國人正在遭遇的痛苦被淹沒在中國的另一個形象中了。他們對中國的樂觀判斷基于這樣的邏輯：中國真的不同，我們對它采用另一個衡量標準；中國有它的問題，我們也有自己的問題，我們無權指責他們。

西蒙•雷斯是那個年代的异類，他是中國文化熱烈的追隨者，翻譯過《論語》，沉醉于中國的山水畫，他在一九五五年來到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爲其激動不已。但在接下來的歲月裏，他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地轉變。一九六七年，他居住在香港，看到了順珠江漂流而來、又被海水沖到岸邊的尸體——他們是廣東武鬥的喪命者。他與逃到香港的中國人交談，閱讀中文報紙，逐漸瞭解到中國的真相。一九七二年，他作爲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半年，這段經驗再次驗證了他對中國的這個判斷——這是世界上最富壓迫性的政權。在其他的外來者紛紛感慨中國的"中新精神"與"新的中國人"時，他說，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是一項使地球上最聰明的人民淪爲白痴的龐大工程"。幾年後出版的《中國的陰影》一書像是中國文人畫的疏離與喬治•奧威爾的犀利的混合體，西蒙•雷斯在這本書中壓抑不住自己對這個政權的憤怒。他的觀點却被西方左派廣泛地質疑。

"很顯然，它是反共的知識分子時尚，尤其是針對第三世界時"，一位美國學者投書《紐約書評》，"……這種歐洲知識分子的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黑格爾，他用東方專制主義形容中國"。難道中國不是正處于東方專制主義嗎？與其說西蒙•雷斯是黑格爾的傳人，不如說更接近孟德斯鳩的懷疑精神……

又一股"速成漢學家"的潮流到來了。他們不需要憧憬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而是要談論商業和進出口貿易額，還要引用《論語》與《孫子兵法》的隻言片語——它們模棱兩可又意味深長。他們還有一種莫名的確信——中國將再次成爲世界超級大國。

舊神話剛剛破滅，新神話就迅速到來。"中國的革命"仍在繼續，它從意識形態轉移到商業，從文革標語轉移到GDP數字。再沒有人比美國人李敦白（Sydney Rittenberg）更能展現這種變化。

在一九八零年離開中國時，李敦白滿是苦澀與幻滅。他在中國已經居住了三十五年，是世界唯一的中國共産黨外籍黨員。他在延安的窑洞裏與毛澤東談論美國，也與周恩來相熟。他被中國革命深深地吸引，這裏不僅有爲"人類的平等與正義奮鬥"的理想，他也在這裏找到了他一直渴望的歸屬感。

李敦白出生在美國南加州的猶太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出色的律師。猶太人的身份令他對社會不公格外敏感。大學期間，他加入了美國共産黨，它給予他"糾正他周圍充滿的不公現象的希望"。接著他加入美軍，學習中文，然後被派往中國，是解决戰後中國問題的美軍代表團中的一位年輕軍官。國民黨統治區的醜陋、不公與腐敗，令他心生厭惡，共産黨的宣傳品激起了他的嚮往之心。

在周恩來的幫助下，他來到延安，認定這是個美麗的新世界——這裏人人平等，爲共同的理想而奮鬥。他也發現自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中心感，毛澤東對他倍感興趣，所有人對他特殊禮遇。

他找到了發揮才幹的機會，他把外電翻譯成中文，向外界宣傳中國共産黨的政策與主張。他進入了斯諾、白求恩的行列，它是國際主義者們對中國革命的援助，也是中國西北一角的脆弱政權對于外部世界的渴望。

美軍的任務結束了，他留在了中國，西德尼•瑞騰柏格變成了李敦白。但他的灾難也隨著共産黨在中國取得內戰勝利而到來，一九四九年一月，作爲帝國主義的間諜，他被投入監牢。

牢獄生活沒有摧毀他的信念，反而讓他狂熱。他相信這是党對于他忠誠的考驗。六年後他獲釋，對他的指控被證明是個荒誕不經的錯誤。

接下來的十三年，他投入了新中國的建設。他模糊地感受到這個國家正在遭遇的灾難：反右運動、大躍進、大饑荒，但他從未把這些灾難視爲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况且，他的個人事業和生活正在節節上升：他是北京的外國人社區的中心人物，是唯一可以進入中國官僚系統的外國人，他能閱讀到普通人難以接觸的紅頭文件。

他對党的政治忠誠也輕易壓倒了個人情感。當他的妻子與右派朋友交往時，他緊張不安，想阻止她。即使他對現狀有少許不滿，這種不滿也在一九六六年時徹底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爆發，他感到中國再度進入一個新時代，新中國的所有弊病都將在新的革命中一掃而空。他擁到毛澤東周圍索要簽名，在集會上揮舞著紅寶書，高呼毛主席語錄。南加州的美國人穿著藍色毛式中山裝，是中國革命魅力的絕佳展現。

文革之火燃燒了中國，燃燒了他的內心，最終也燃燒到他的身體。他再度成爲帝國主義間諜，被投入監獄。這真是煉獄的時光，他熬了過來。一九七七年，他回到家中時，他的確變成了"社會主義新人"，讓他憂心忡忡的的不是妻子與孩子，而是"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失敗了？

複出的鄧小平再度給人希望。但到了一九八零年，李敦白的希望似乎再次破滅了。當他試圖爲因西單民主墻而入獄的魏京生說情時，一位高級官員對他說，任何一個人想否定魏京生審判的公正性，都將是中國人民的敵人。這個政權看起來一點也沒有變。他决定離開。

李敦白要返回美國的消息傳出，一場挽留工作展開了。中國有關方面向他許諾：他可以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可以有免費的醫療保障，可以隨時出國……"名聲、奉承、尊敬、各處的特殊待遇，如果我接受，就會永遠放弃了個人獨立"，他後來寫道，"我不想生活在一個我不再尊敬的體制的束縛中。"

李敦白的回憶錄出版于一九九三年，這又是兩個中國之間的轉變時刻。不吝于用子彈與坦克對待自己人民的中國仍在。四年前夏天的一個夜晚，李敦白住在北京長安街旁的兩個女兒，不得不整夜趴在地板上，密集的子彈穿過窗戶，射到了墻壁與天花板上。但另一個中國也再度誕生——它是全球最誘人的市場。這一年，入主白宮的美國新任總統比爾•克林頓試圖用"建設性接觸"來融化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用貿易來消解政治。

李敦白的新生活也正依賴于此。在西雅圖，他開設了自己的咨詢公司，是日漸密切的中美貿易的連接點。他在中國的政治關係網絡上，如今流淌著信息、金錢與産品。中國人與美國人都需要他的經驗與智慧。他駕駛著最新款的寶馬，傾聽他對中國的分析的客戶名單中，包含著這樣一串名字：微軟、英特爾、戴爾、寶麗來……

商業中國的形象迅速地覆蓋掉政治中國。李敦白的新角色也日益顯著。他經歷的殘酷革命，正成爲另一種浪漫，他與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觸，則是餐桌上興致盎然的閑話。"從毛主義到微軟的長征"，人們這樣描述他的一生。

而在中國，對他的記憶則已另一種方式到來。二零零六年，他的回憶錄在中國出版。題目從《A man stay behind》變成了更煽情的《紅幕後的洋人》，像是另一種宮廷回憶嗎？他關于魏京生、關于天安門事件的記憶，他對中國的質疑，不管多麽輕微，都被删除了。中國正在建立一個"和諧社會"，它們都是"不和諧"的聲音。

二零零九年十月，他坐在中央電視臺的演播廳裏，充滿自信地講述自己的歲月和對毛澤東的看法，像是對自己青年歲月的另一次懷舊。他是最後的歷史見證人，誰能質疑他的感受與觀點？他在北京的外國記者俱樂部發表講話，年輕一代的西方記者們洗耳恭聽，像是探知到了中國的秘密。

李敦白不是"速成的漢學家"，但倘若你以爲他那過分豐富的人生經歷，能賦予他一種特別的洞察力，則是另一種一厢情願。

李敦白批評此刻的中國人丟掉了靈魂，批評中國共産黨喪失了使之成功的法寶；他談論西藏時感慨："爲什麽一個國家可以有這麽好的外交政策、對台政策，却有這麽糟的民族政策"；他仍然相信中國可以建立一套更好的民主制度——"因爲美國民主是完全被金錢控制的"。

他似乎一點沒變。那個狂熱的共産主義信徒和這個滿口嘲諷的商業顧問，從未意識到中國內在的邏輯是什麽。一九四五年時，他意識不到在延安表面的平等與樸素之下，有著多少暴力與不公。一個信徒只選擇看到自己相信的東西，對于現實視而不見，在"拯救人民"的名義下，他對于人民從來毫無興趣，一個關心"社會主義實驗"有甚于妻子和朋友的人，又怎麽真會關心具體的人？五十年後，他意識到昔日狂熱的可笑，他變得足够狡猾，再不願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他仍舊對中國人的真實境地，毫無興趣。他只迷戀自己的個人經驗。三十年前，他對魏京生入獄感到憤怒，但他現在對劉曉波入獄却再也沒有精力和心情感到憤怒了。也有可能，他一生的命運都與中國緊密相聯，中國變成了他身份的一部分，他的痛苦與榮耀都來自中國，他因此無法否認自己一生的意義，他再度變成了另一種腐化的俘虜。

但誰能逃脫這種腐化的力量？李敦白回到美國之後的十年裏，西方知識分子普遍盛贊中國，相信這個政權已經改變。只有西蒙•雷斯仍在强調"這個政權從未改變"。天安門事件爆發了，它果然從未改變。在不久後的一篇文章中，西蒙•雷斯預言說，西方人將再次淡忘血案，政客與商人們將迅速到來，以促進改革的名義，重新恢復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而中國的這個政權也將繼續生存下去。

不論是李敦白，還是約舒亞•拉默、約翰•奈斯比特、托馬斯•弗裏德曼、馬丁•雅克，中國只是他們的幻想之物：中國是對美國霸權的挑戰，是十三億消費者的黃金市場，是一場黃禍，是致命的權力誘惑，是對西方的制衡……

人們總是生活在對別人的想像中，但倘若這想像喪失了基本的價值判斷，則往往會變成歷史的污點。人們不僅贊揚過蘇聯，也大聲爲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喝過采——他們能讓德國與意大利運轉起來，至于猶太人的命運，誰又在乎呢？道德意識被遺忘、被遮蔽、被交換。

在此刻對中國的想像中，道德意識也陷入了沉睡，中國被贊嘆，但中國人的真實困境却消失了。也像從前一樣，這些贊嘆者在自己國家裏所習慣的自由、民主、人權，在他們描寫中國時被自然地屏蔽了。中國人要麽是革命的材料，要麽是生産者與消費者，他們從來都不是豐富的個體，從來面目不清。魯迅的憤怒與嘲諷值得重新一提："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爲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我們終不能制止別人的想像。在我列舉了那麽多外來者對中國愚蠢與不誠實的例證後，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自己又何曾誠實過？正是因爲我們不斷地自我欺騙，我們才如此熱衷于別人的愚蠢謊言……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xuzhiyuan/archives/354608.aspx

土的酷

2010-09-22T17:18:00.000+08:00

土的酷

這個社會的多數大腦，都以爲世界是單一的，由電視和電視觀衆構成的，他們甚至以爲超女、老鼠愛大米和刀郎是多元化的體現

文/顔峻

　　在北京談論音樂潮流，結果多半是只剩潮流而不見音樂。因爲這個超大城市的文藝青年太殘酷，他們不需要音樂也不需要跳舞，不需要藝術也不需要電影，不需要酒精也不需要性，他們的好奇心和多巴胺過量，善于製造和拋弃，渴望3P，習慣跳槽，隨身携帶著社交舞臺。正如麻辣龍蝦注定要終結魚頭火鍋，而鴨脖子帶來了百花齊放的端倪一樣，音樂場景也正在從一窩蜂向多元化過渡。10年前grunge幹掉重金屬，成爲最後的搖滾理想，很快憤怒被終結，清醒和Suede裏應外合的英式流行樂直接把一代人給國際化了，最時髦的人也開始聽house，成爲佯裝銳舞的紅男綠女；到2000年，地下娛樂爲techno賦予了革命和青春的形象，開心樂園的地下搖滾盛極一時；2003年SARS拿走了跳舞俱樂部的人氣；到了2005年，發燒的和潑凉水的都去忙該忙的事情了，搖滾樂終于健康發展，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聲音藝術和實驗音樂居然成了地下時尚的新焦點，水陸觀音仿佛88號重現，立方藝術中心同樣在轟鳴的音流中聚攏了社交的笑臉。

　　如果說，在音樂工業和音樂生活發達的國家，潮流不但快速猛烈，而且也分不同領域和文化，那麽中國的音樂潮流就一直是單一的。因爲這個社會的多數大腦，都以爲世界是單一的，由電視和電視觀衆構成的，他們甚至以爲超女、老鼠愛大米和刀郎是多元化的體現。對這樣的人群來說，生活就是看著一個潮流過去，另一個潮流出來，此外一概歸爲另類，拿箱子一裝，扔到陽臺上就算是瞭解了。

　　在潮流前沿，沒有人敢去追逐或製造潮流。只有商人和土鱉以及土鱉商人，才熱中于宣布潮流，而媒體總是在用最弱智的表情，對最廉價的複製運動加以鼓吹。舉例來說，英式流行樂還有群衆基礎，新一代有著良好家庭背景的城市少年，的確和那樣的美感、氣質、情緒接了軌，他們常常顯得幼稚，但至少還在生活。2000年以後，英式潮流中又出現了trip-hop小分隊，坦率地說那只是證明了一些人的品位，而不是能力。毫無精神殺傷力的嘆息、電子嘆息和聰明伶俐的嘆息，滿足了一種經典的小資式空虛感——我很鬱悶，我不知道爲什麽鬱悶，我的鬱悶很乾淨很迷幻，我的鬱悶是與衆不同的——然後把音樂搞成簡化的精緻和廉價的拼凑。

　　在中國cheap hop無疾而終之後，我們完全可以說，對時尚的瘋狂渴求，只能是源于發展中國家窮苦孩子剛剛小康起來的心靈，那些處心積慮的憂傷，那些用力的慵懶，還有那些用英語寫出來的廢話，在簡化得只剩下架勢的音樂中發著芽，轉眼間就沒了——潮流的製造者，是直接在半空中蓋樓的，小場地演出太土，太髒，不去，資本可以把他們帶到體育館和音像批發市場，然後讓消費者打呵欠，但家養的企宣依然會連夜炮製革命性的宣言、報道和評論，這就是潮流的真相。

　　說唱金屬也是潮流，窮一點的孩子的潮流。對少數人來說那是表達社會態度的方式，對更少的人來說那是有關力量、歡樂和直覺的游戲，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它就是解决壓抑、獲得尊嚴的渠道。還有hip-hop，隱藏樂隊已經快把自己弄成相聲了；各種有公司罩著的樂手，每天得花一半時間拗造型，把自己打扮得像80年代借人家西裝拍照留念的；那個許久沒有露面的黑棒，在把街頭文化出賣給資本之後，想必是終于找到了真實的自我……可有的潮流是自發的，即使粗鄙，也携帶著青春的苦悶、投射著另一種生活另一個自我的願望，有的，就只是利潤催出來的泡影——前兩年陳琳出了張雜技團一樣的專輯，製作人拼了命給她塞了些清新啊飄逸啊電子啊吉他啊的玩意，除了襯出她的老和土，就只剩下嚇唬老百姓，讓他們掏錢。

　　老土沒有錯啊，但潮流的炮製者，那些穿著緊身褲的髮廊大工，以及他們的升級版——唱片公司經理，剛剛找到糖果和Baby Face的門，就决心要賣給大衆一些新概念，比如說摩登天空的chill out系列和西客站地下商場的時尚箱包。喜歡就做，萬事開頭難，在這個基本沒有音樂教育的國家，年輕人把自己想像成海報上的人，很正常，難聽也是可愛的。但是千萬別著急賣。說唱金屬的陳詞濫調不比別的領域少，但你得尊重孩子們的態度，而一旦孩子們背後站著黑手，那産品就只能當催吐劑了。有一個不錯的歌手，一個杰出的電子樂手，組成了龍寬九段打算掙點錢，然後在頒獎禮上說了幾句很酷的話，被老闆炒了魷魚，這件事從頭到尾都可以說明中國流行樂的土鱉本質——但凡還有一點乾貨的人，都不能見容于農業時代的思維和審美。而他們還在不斷往三裏屯立牌子，上面寫著："我是時尚的，快把錢包掏出來！"

　　潮流之所以讓資本家牽腸挂肚，是因爲消費者的錢包太小，裝不下腦子，而他們的腦殼裏剛塞了新電視。潮流就是不花錢的廣告，就是看不見的牧羊鞭子。根據利潤法則，他們沒有也不需要聽說過迷幻搖滾的復蘇、IDM的轉型、美國新怪的來龍去脉，萬一這些東西被更多人需要，自然會通過大量的贋品來通知他們上陣。而這些生長在土裏的音樂，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傳播交流，有整個生態的自足和生老病死，偶然碰上天時地利人和，陡然間就大了；更多的却不爲大衆所知，也不打算"好音樂就要讓好人聽到啊"，因爲缺乏資本的裝修，他們會顯得真實、有缺陷、不够精美也不容易理解，但人家不見得就該爲此哭泣。

　　土是自然的，潮流是人造的，用坎普的學問來看，潮流是高度城市化的結果，對人造的迷戀會導致新的風格和作品。但這種迷戀仍然是自發的，The Beatles當年的服裝是設計過的，但那也是窮孩子追求秩序感儀式感的結果，David Bowie的風格矯揉造作，因爲他就是那樣的人，幷且有能力把它發揮到極致……他們是聚光燈下的偶然。Jandek這樣的隱士，和他們沒有太大區別，只是碰巧沒有喜歡正常的旋律罷了，隨著人們對雕琢和人造物的懷疑加重，他居然開始走紅，只是在很小的獨立音樂圈罷了。這個土得像德州勞工階層受氣包一樣的人，和Miles Davis一樣，僅僅是因爲不喜歡隨大流，就創造了新品種的酷。而這個時候，百事可樂在歐洲推出了不含糖的新汽水，以爲搭上了環保健康的快車，沒想到，免費派放車的附近，沒喝完的瓶子，扔了一地。

　　那麽，爲什麽兩大可樂的中國版，都印滿了歌星球星和虛擬偶像？難道那些廉價的裝扮、蹩脚的冷眼是一種潮流？姑且這麽說吧，至少，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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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孝與柏拉圖的愛（薛涌）

2010-09-22T17:12:00.001+08:00

孔子的孝與柏拉圖的愛

薛涌

　　本篇的題目，叫"孔子的孝與柏拉圖的愛"。首先要作的，就是"破題"，講清楚我爲什麽要寫這個題目，以及寫這個題目有什麽意義。

　　中西文明的比較，自"五四"以來就是"顯學"。中西之間，從政治、經濟，到文學、藝術，乃至道德、倫理，幾乎無所不比。這種東西的分野固然過于簡單化，却很有效地塑造了現代中國人面對世界時的自我意識。可惜，雖然比得很熱鬧，但中西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給兩邊的人們各自留下了什麽心理和感情的印迹？對此似乎很少有人談起。這也是我要講的題目。

　　簡單地說來，中國自古是個"縱式社會"，人分上下，位有高低。政治、社會層面是如此，心理、感情層面也不例外。人與人之間，一般都是縱式的關係。橫向、平等的人際關係不能說沒有，但這種關係，不論是從政治上、社會上、還是文化上，都不受鼓勵。西方的社會幾乎從一開始就是個"橫式社會"，人與人是平等的。因此人生在世，必須學會和人平等相處。這當然不是說西方沒有等級。相反，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西方社會的等級似乎還更森嚴，如歐洲的中世紀等等。但是，你仔細分析就會察覺，人家那裏的許多縱式的等級結構，還是以橫式的文化價值爲根基的。舉個簡單的例子，締造了羅馬帝國的奧古斯都大帝，他不是自稱皇帝，而是princeps，意思是第一公民或公民的頭領。這個詞後來演化爲prince，也就是王或王子的意思。

　　有人甚至認爲這個字和現在的president即總統還有語源上的關係。可見，人家稱王、當皇帝，最初也是從作公民開始的。奧古斯都幷不僅要這個名字，行爲上也以公民作爲包裝。他征服世界後，用從外面（特別是奇富的埃及）掠奪的財富大興土木，自己吹噓把羅馬從一個磚砌成的城市變成了大理石的城市。但是，當他建設奧古斯都公共廣場時，因爲不能說服個別土地所有人賣出所需的地來，竟寧願把廣場的一角修成不對稱形。這比起我們現在的拆遷還是文明多了。其實後來等級森嚴的歐洲封建時代，也有所謂圓桌騎士，即大家不分高低，平時議事，圍著圓桌而作，以示平等。

　　有人也許會說，這樣比不公道。中國傳統的社會才更平等。比如科舉，誰都可以考，誰考過了就有當官的資格，不看身份。其實，這不過是國家把確立身份的權力從社會那裏搶到自己手中而已。在科舉中，通過什麽考試就有什麽身份。這從納稅到當官的資格上都能體現出來。只是這個等級不能由社會來規定，而是要由國家來規定。

　　不像歐洲，社會對人的身份的規定特別大，國家的權威反而小。也正是因爲如此，一些看似比中國等級森嚴的社會，在許多方面比中國更爲平等。

　　且以日本爲例。都說日本是個等級社會。但看看日本的草根社會，許多平等的因素在中國傳統中是很難找到的。比如從中世開始的所謂"一揆"，就是地方的武士或農民爲了同一目標的結盟。"一揆"的意思大致是"同心"、"一致"。在這樣的組織中，成員非常平等，盟約簽署時有嚴格的格式：中間畫一個大圓圈，大家圍繞圓圈簽字。看這樣的文書，你根本不知道誰是首領。後來江戶的幕府政權建立了嚴格的等級秩序。但"一揆"在農村還是根深蒂固，最後成爲老百姓"鬧事"的主要形式。比如一個村子冒死越級投訴，即"越訴"；這相當于現在的"上訪"，在當時屬于違法的，更不用說這種"越訴"常常伴有暴力行爲。村民知道官府要懲罰，就在訴狀上按"一揆"的文書樣式，大家圍著大圓圈簽字。官府于是找不出頭領，也只有法不制衆了。農村的這種平等精神和組織結構，在明治時期是自由民權運動的基礎，至今仍然被視爲是日本民主的草根資源。二戰後日本占了個便宜，因爲美軍占領，白揀了個民主。但是，看看現在的世界，被美軍占過的地方有幾個能發展出成熟的民主制度？看來，日本還是有"一揆"這樣的本土資源。

　　相比之下，中國這兩千多年，皇權不斷擴張，官僚機構的手越伸越長，民間的草根組織無從發展。我研究中日歷史時就深有感觸：研究中國史，比如清朝，中央檔案汗牛充棟，說明上面的官僚機構複雜，必須靠文件才能運轉。但到了縣以下，幾乎什麽檔案文書都沒有，說明那裏沒有什麽像樣的組織結構，根本不用文獻。再看江戶的日本，幕府的"中央"文獻也許趕不上我們第一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東西氣派；但村文書异常豐富，甚至農民的小本經營也有詳細的帳本。這說明人家一個小小的村子，機構複雜，非得有文件不能運轉。要知道，政治架構是必須有等級才能運轉的，連最民主的社會也是如此。但社會關係可以以平等的概念來規定。我們這裏的資源，都被吸進政治架構，從村子裏跑到中央的衙門中，最後導致草根社會敗落，社會被政治化。或者說，政治的等級，塑造了整個社會和人的生活。我們的心理現實和感情生活也就被等級化了。

　　孝和愛最大的不同也就在這裏。孝是描述和强調一種縱式人間的關係。愛是描述和强調一種橫式的人間關係。中國人重孝，西方人重愛，這從孔子和柏拉圖就開始了。這多少是適應兩種社會、政治制度的需要。一個被孝所規定的縱式社會，幷非沒有橫向的愛欲。只是這種愛欲被壓抑了，乃至有許多心理畸形。但是，一旦縱式社會的基本秩序動搖、失範，愛欲就會奔涌而出。形成愛的文化。

　　我們不妨談談2005年10月去世的百歲老人巴金。巴金的力量，當然和他晚年"講真話"的人格有關。但是，他一生事業的基礎，還是年輕時候寫的"家"、"春"、"秋"這幾本小說奠定的。這幾本小說，翻成英文會平淡無奇，看不出好在哪里，却塑造了幾代中國人的心靈。爲什麽？因爲這些小說寫的是愛與孝的衝突，以及愛如何被孝所壓抑、如何對孝進行一場無望的反抗。再往深說，這幷不僅僅是言情而已，而體現了中國人對建立一個以橫向的人際關係爲基礎的社會的渴望。這正是五四的精神。

　　這也不奇怪，五四時代的"家"、"春"、"秋"，在文革後期對年輕人格外有感召力。上個世紀70年代上初中時，聽一個比我大幾歲的女孩子說，她晚上偷著看巴金，通宵不睡，枕頭都被她哭得濕個透。文革結束後解禁，我還記得全家人到王府井新華書店排隊，買的就是"家"、"春"、"秋"這樣的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有個"反動"的"手抄本"，叫《第二次握手》。等後來公開出版之後一看，覺得實在荒唐：這麽一本幼稚的言情小說，怎麽會有政治意味？其實，說其 "反動"幷不是冤枉，言情鼓勵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橫向關係，以及對這種關係的忠誠。在那個夫妻都要互相揭發的時代，這種橫向的忠誠豈能讓政治權威容忍？這也難怪，從 50年代初的"紅豆"，到80年代初的"愛情是不能忘記的"等等，言情小說一直都被一些人所側目，覺得其中表達的東西不太安分。

　　如今的中國，在社會和文化層面好像已經開放得不得了了。人們似乎不需要巴金了。那些更幼稚的言情小說，也沒有幾個人能看得下去了。當你想怎麽愛就怎麽愛的時候，表現愛被縱式權威壓制的書當然也就無法引起人們的共鳴了。然而，在一個還沒有建立橫向的人際秩序的社會，在感情世界被縱式權威宰割了幾千年的文化中，人們真會一夜之間學會享受橫向的感情生活嗎？

　　應該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愛欲迸發的時代。我們的感情世界，有著30年前想也不敢想的自由空間。許多人正在利用這樣的自由，建立橫向的人際感情紐帶。但是，更有許多人，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自由，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去愛。還有許多人，根本不想去愛。所以，看看媒體上鋪天蓋地的美人，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的小蜜、小姐、三陪，我們會感到這是一個有欲有性而沒有愛的時代。欲或性，變成了消費，通過買賣、權力，參與雙方馬上進入了不平等的、也就是縱式的關係。即使現在的所謂"一夜情"，看上去是建立在橫式關係的基礎上，但實質上，這種"一夜情"强調的也是如何解脫對這樣的關係的責任，而不是對之始終不渝的忠誠。一句話，我們似乎已經喪失了我們時代的"家"、"春"、"秋"。我們守著這樣的自由空間，却發展不出我們的"伴侶文化"。

　　許多人現在還認爲，這些現象，是西方的影響所致。不錯，西方有"花花公子"，有發達的色情文化。但是，人家的伴侶文化更强，在社會上是絕對的主宰。從父母和孩子，到丈夫和妻子，或者情人之間，人際最主要的紐帶還是愛。比如美國，即使最自由的新英格蘭地區，比起現在的中國來還要"老派"得多，你很難看到那麽多性消費。人家的愛欲，是在橫向的社會關係中表達的。大家對用權力和金錢建立縱式的感情和欲望的關係非常鄙弃。所以相對而言，這樣的關係在人家的社會裏還是非常邊緣，很難像在目前的中國這樣喧賓奪主。

　　我講"孔子的孝與柏拉圖的愛"，多少有些文化反省的意味。中國趕上了一個大時代，正在創造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迹。但是，我們能否創造文化奇迹？能否把經濟增長轉化成有質量的幸福？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們能否建立一個以橫向、平等的人際關係爲基礎的心理秩序和感情生活。而這種心理秩序與感情生活，也最終會成爲我們理想的政治、社會制度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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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北島）

2010-09-17T23:50:00.000+08:00

父親

你召喚我成爲兒子，我追隨你成爲父親——《給父親》

文/北島

　　一

　　九歲那年春天，父親帶我去北海公園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帶解凍的寒意。沿湖邊徐行，離公園後門兩三百米處，父親放慢脚步，環顧游人，突然對我說；"這裏所有的人，一百年後都不在了，包括我們。"我楞住，抬頭看父親，他鏡片閃光，隱隱露出一絲嘲笑。我雖自幼起常思考死亡，還是無比震驚，很久都沒緩過勁兒來。

　　對父親最早的記憶來自一張老照片：背景是天壇祈年殿，父親開懷笑著，雙臂交迭，探身伏在漢白玉欄杆上。照片沿漢白玉欄杆剪裁，由于欄杆不感光，乍一看，還以爲衣袖從照片內框滑出來。這張照片攝于我出生以前。我喜歡這張照片，是因爲從未見父親這樣笑過，充滿青春的自信。我願意相信這是關于他的記憶的起點。

　　"1949年10月，我們給兒子取了小名'慶慶'。有了第一個兒子，我們倆都很忙。美利給兒子做小衣服，經常給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還喂幾次奶糕。我經常抱他在屋裏走來走去，拍他入睡，還變換各種角度給他照相。小家庭有了這個小寶貝，一切都有了生氣。"（摘自父親的筆記）

　　出生後不久，我們家從多福巷搬到府前街，離天安門城樓很近。每逢國慶，父親抱著我，和鄰居們擠在小院門口，觀看閱兵式和游行隊伍。最壯觀的還是放禮花。次日晨，在小院裏撿起未燃的禮花籽，排成長串兒，像點燃導火索，火花五顔六色，轉瞬即逝。

　　有軌電車叮叮噹當駛過長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親喜歡帶我坐電車，到了西單終點站再返回來。非高峰時間，車很空，扶手吊環在空中搖蕩。我喜歡站在司機身後，看他如何擺弄鍍鎳操縱杆。我和父親管它叫"叮噹車"。

　　過了長安街就是中山公園。父親在草地鋪上床單，讓我曬太陽。那兒幾乎每周末都放露天電影。讓我困惑的是：一放電影，宮墻綠瓦就消失了（被銀幕遮蔽），在我看來，電影和宮殿都是真實的。印象最深的是蘇聯動畫片《一朵小紅花》，具體情節都忘了，只記得女主角是個小姑娘，爲尋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紅花與怪獸（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結尾處，她一路呼喊"凱哥哥——"异常凄厲，一直深入我夢中。某周日晚，中山公園重放《一朵小紅花》。那天中午，我過度興奮，怎麽也不肯午睡，被父親關到門外。我光著脚哭喊，用力拍門，待母親抱我進去，我已睡著了。醒來時夜色朦朧，我們錯過了那電影。

　　二

　　"慶慶很不願意上托兒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總是特別高興，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難了。有個星期一早上，怎麽勸說也沒用，我們急著上班，只好騙他說去動物園。快到時他看出是受騙，便大聲哭叫，我緊緊抱住他，怕他跳車。到了托兒所門口，他在地上打滾，我只好硬把他抱進托兒所。他看見阿姨才安靜下來，含著眼泪說了聲'爸爸，再見！'"（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兒所流行的傳染病無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來昏天黑地，徹夜不眠，父母輪流抱我。一位醫生說，只有氯黴素才有效。這藥是進口的，非常貴，父親用積攢的最後一兩黃金買下十幾顆。遵醫囑，每顆去掉膠囊，分成兩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藥面特別苦，一喝就吐。父親對我說，這藥特別貴，你要再吐，父母就沒錢再買了，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點點頭，咬牙流泪把藥咽下去。

　　我長大後，父母反復講這故事，好像那是什麽英雄業績。其實這類傳說是每個家庭傳統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後還有祖先們的意志——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立功立德立言。

　　"慶慶出麻疹，住在托兒所隔離室。我們去只能隔著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興，比劃著手勢跟我們交談。後來聽托兒所阿姨說，那天我們走後，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摘自父親的筆記）

　　弟弟剛好相反，他無比熱愛托兒所。每星期六父親接他，他扭頭不屑地說："我不去你們家。"

　　我年幼時父親很有耐心，總陪我玩，給我講故事。他在一個小本子的每頁紙上畫個小人，每個動作略有變化，連續翻小本子，那小人就會動起來，好像動畫片。弟弟妹妹逐漸取代了我，我有點兒失落有點兒吃醋，同時也有點兒驕傲——我長大了。

　　從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獨門獨戶。平時父母早出晚歸，在錢阿姨監督下，我們按時睡覺起床做功課，只有星期天例外。媽媽起得早，幫錢阿姨準備早飯，我們仨賴在父母床上，跟父親玩耍。有一陣，我們迷上語言游戲，比如按各自顔色偏好，管父親叫"紅爸爸""藍爸爸"和"綠爸爸"，再隨意互換，笑成一團。

　　三

　　父親確有不同的顔色。

　　與父親最早的衝突在我七歲左右，那時我們住保險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單元，每家各兩間，共用厨房厠所。夏天，俞叔叔被劃成右派，跳樓自殺。他的遺孀獨自帶兩個男孩，凄凄慘慘戚戚，也給我們的生活蒙上陰影。

　　在我記憶中，父母從那時開始吵架，幾乎與俞彪文事件同步，儘管二者幷無必然聯繫。而我堅定地站在母親一邊——她是弱者。父親發起脾氣喪心病狂，形同暴君。說來都是鶏毛蒜皮小事兒，也幷非都是父親的錯。比如他喜歡買書，有一次買來一部城磚般的《俄漢大詞典》，要說他正學俄文，本無可厚非，但我還是站在母親一邊，立場選擇往往是非理性的。

　　母親也會被激怒。有一次，父親把著臥室門叫喊，母親抄起花瓶扔過去，他閃身躲過，花瓶粉碎。作爲惟一的目擊者，我嚇得渾身發抖，但還是沖到父母中間，瞪著父親，充滿了敵意。這是他萬萬沒料到的，揚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親生病似乎總是和吵架連在一起。每當她臥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餅店買一塊奶油蛋捲，好像仙丹妙藥。走在半路，我打開紙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從未動過一指頭。

　　一天晚上，父親認定我偷吃了五屜櫃裏的點心。我雖以前偷吃過，但那回純屬冤枉。我死不認賬，被罰跪幷挨了幾巴掌。最讓我傷心的是，母親居然站在父親一邊，儘管她暗中護著我，攔住鶏毛撣子的暴打。

　　紅爸爸藍爸爸綠爸爸，突然變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號，父母吵架越來越頻繁。我像受傷的小動物，神經綳緊，感官敏銳，隨時等待灾難的降臨。而我的預感幾乎每次都應驗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無力，不能保護母親。

　　父親的權力從家裏向外延伸。某日，我上床準備睡覺，發現父親表情陰鬱，抽著烟在屋裏踱步。他忽然沖出去，敲響隔壁鄭方龍叔叔的門，他嗓門越來越高，還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頭，爲他感到羞愧。他半夜回來，跟母親在臥室竊竊私語。我被噩夢魘住。在樓道碰見鄭叔叔，他縮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諦。我從父母的隻言片語拼凑出意義：鄭叔叔犯了嚴重錯誤，父親代表組織找他談話。多年後父親告訴我，若調令早幾個月，他肯定犯錯誤在先，正好與鄭叔叔對換角色。

　　"振開貪玩，學習成績平平，但語文寫作經常得到老師的稱贊。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測驗，我看他的成績册，數學是4.5分。我問振開，他說：'5分是滿分，我差一點，所以給4.5分。'他這麽解釋，似乎有些道理，但我還是不大相信。我去學校問了老師，才知道振開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間加了一個點，便成了4.5分。爲這事，我批評了他，他也認了錯。"（摘自父親的筆記）

　　父親的記憶肯定有誤。我怎麽可能輕易逃過那一劫？

　　四

　　從1960年夏天起，父親從民主促進會借調到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在教務處工作。那是中共統戰的一部分，所有學員都來自各民主黨派上層。

　　社會主義學院位于紫竹院北側，由六層白色建築群組成。每逢周末，我帶弟弟妹妹去玩，乘無軌電車在紫竹院下車，再沿白石橋向北走五六百米。那是一片荒郊野外，蛙噪蟲鳴。

　　父親在他住處旁臨時借了個房間給我們。我們跟著沾統戰的光，那裏伙食好，周末放電影，設備先進，比如有專用乒乓球室。父親是國家三級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級），主裁的都是業餘比賽，却保持一貫的專業精神：他一字一頓報分數"三比二，換發球"，幷交叉雙臂宣布交換場地。

　　父親很忙，往往在餐廳吃飯時才出現。我喜歡獨自閑逛，常常迷失在樓群的迷宮中。跟開電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幫他開電梯。他是轉業軍人，更讓我充滿敬意，總是纏著問他用過什麽槍。後聽說他在"文革"中自殺了。

　　有一天，父親神秘地告訴我，有個學員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損失達十萬元。那可是天文數字。父親又補了一句："沒什麽，他當天坐飛機回上海，又置辦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國有名的'紅色小開'……"他低聲說出那名字，好像是國家機密。

　　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一起唱《我們是共産主義接班人》，唱到結尾處，他倆總是故意走調，把我氣瘋了——這可是立場問題，更何况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向父親告狀，他摸摸我的頭說："他們比你小，你該耐心點兒。"

　　"在那艱難的歲月裏，我們想盡辦法讓孩子吃得好些，怕營養不良影響他們的發育成長。學院在校內撥出一塊空地，分給職工們作自留地。我把給我的三分地種了綠豆和白薯，平時沒時間管，到秋天倒收穫不少。我和振開一起把綠豆、白薯裝進麻袋運回家裏，總算添了些口糧。"（摘自父親的筆記）

　　那是我頭一次幹體力活兒。頂著毒日頭，用鐵鍁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裝進麻袋。父親蹬平板三輪車，我坐在麻袋上，爲勞動的收穫驕傲，更爲與父親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陽臺過冬的白薯變質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爛白薯。父親剛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電唱機。收音機反復播放《春節序曲》，和爛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記憶深處。

　　五

　　1974年夏天，父親買來中華書局剛出的繁體字版《清史稿》，共48卷，書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邊地上。我發現他總在翻看同一卷，原來其中有我們祖上的記載。據家譜記載，趙家可上溯到安徽徽州一帶，後遷至浙江湖州。祖宅坐落在湖州衣裳街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趙炳言官至湖南巡撫、刑部右侍郎。三子趙景賢早年師從俞樾的父親俞鴻漸，鄉試與俞樾同榜考中舉人。按俞樾的說法，"自幼倜儻，雖翩翩公子，而有俠丈夫風，呼盧縱飲，意氣浩然"。後捐巨款買官封爲知府，幷未上任。

　　太平軍興起，趙景賢在湖州組織民團操練，幷用青銅包住西城門。1860年2月，李秀成大軍逼近湖州。趙景賢固守湖州兩年多，最終彈盡糧絕，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據《清史稿》記載："景賢冠帶見賊，曰：'速殺我，勿傷百姓。'賊首譚紹洸曰：'亦不殺汝。'拔刀自刎，爲所奪，執至蘇州，誘脅百端，皆不屈。羈之逾半載，李秀成必欲降之，致書相勸……秀成赴江北，戒紹洸勿殺。景賢計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飲酒。二年三月，紹洸聞太倉敗賊言景賢通官軍，將襲蘇州，召詰之，景賢謾駡，爲槍擊而殞。"

　　湖州城破，趙家死的死逃的逃。長子趙深彥在湖南聞此噩耗，立即飲毒酒自殺，年僅12歲。咸豐皇帝得悉趙景賢死訊，下詔稱其"勁節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規格予以撫恤，在湖州專立祠堂，幷關照國史館立傳。多年後，俞樾成了一代經學大師。一天，他正在蘇州曲園家中沉坐，有人求見，來者正是趙景賢的孫子趙鋐。他拿來祖父遺墨，包括湖州告急時讓人帶出的密信。俞樾展讀趙景賢的幾首五言律詩，長嘆不已，其中有李鴻章在奏摺中引用的名句："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

　　次子趙濱彥，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職而被封官，深得湖廣總督張之洞信任，主管廣東製造局；後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他任上海製造局督辦及兩淮鹽運使和廣東按察使等職。由于國事紛亂與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辭職，在蘇州定居。數月後，武昌起義爆發了，在這場推翻大清帝國的革命的功臣中，有我的外公孫海霞。趙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橫生。俗話說，富不過三代，到我爺爺趙之騮那輩就敗落了，靠典賣字畫古董度日。輪到我父親，快到喝西北風的地步了。他四五歲時母親病故，12歲那年父親辭世，由舅舅收養。他不得不中輟學業，從15歲起靠抄寫文書糊口，還要撫養弟妹。父親寫得一筆好字。據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徐福林先生回憶，當初進保險公司，父親見他字寫得差，讓他反復抄寫元代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的碑帖練字。

　　趕上兵荒馬亂，父親被卷在逃難的人流中，走遍大半個南方。在桂林時，有一天日本飛機俯衝掃射，他背靠樹幹，慌張中撑起雨傘擋子彈。那年頭命不值錢，周圍的人一個個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來。邊打工邊自學，他終于考進重慶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調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與母親在重慶珊瑚壩機場邂逅。

　　北京解放前夕，父親利用職權，協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糧食儲備等情報。一天晚上，國民黨憲兵挨家挨戶搜查，由于頂撞憲兵隊長，他被抓去關了一夜。那時母親已懷上我。後來說起，他在昏暗的牢裏徹夜未眠，默默盼著一個孩子和新中國的誕生。

　　六

　　父親算得上半個文化人，是魯迅、茅盾、張恨水、艾蕪和茹志鵑的"粉絲"，可見讀書之雜；他訂閱各種雜志，從《紅旗》《收穫》《人民文學》到《電影藝術》《俄語學習》《曲藝》和《無綫電》，可見愛好之廣。

　　而他骨子裏却是個技術至上主義者。困難時期，他買來牡丹牌收音機和四種變速電唱機，把《藍色的多瑙河》帶進我們陰鬱的生活。"文革"中他曾捲入派系鬥爭，後急流勇退，熱衷于組裝半導體收音機。

　　他買回一大堆電子零件，借助參考書，把紅紅綠綠的電綫焊在接綫板上。焊前先把電烙鐵戳在松香上，吱吱冒出濃烟。我半夜醒來，燈總是亮著，他歪斜的影子投在墻上。經過反復拆裝組合，噪音終于變成樣板戲的過門，全家都跟著松了口氣。

　　父親用三合板做成木匣，裝上小喇叭，再把鼠肚鶏腸般的綫路塞好，合上後蓋。他把第一個半成品給我。我當時住校，在去學校路上，書包裏的半導體正播放《紅色娘子軍》。由于焊接或天綫角度問題，時斷時續，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到學校沒來得及顯擺，已經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們家買來紅燈牌9吋黑白電視，這是全樓（除民進秘書長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轟動。每天晚飯後，鄰居們自帶小板凳涌進我家，歡聲笑語。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書。關鍵時刻出現信號干擾，父親連忙救場，轉動天綫，待畫面恢復正常，得，敵人已被擊斃。

　　爲照顧後排觀衆，又在電視前加上放大器，畫面難免變形。好在那年頭人不挑剔，有聲有影足矣。一個物質匱乏時代的好處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麽貼身。

　　父親的技術熱情尋找新的方向。從借來的轉盤式錄音機起步，在連夜排隊購得的單聲道答錄機歇脚，繼而向四個喇叭以至分箱式立體聲挺進—音響革命讓我們進入半聾的狀態。與此同時，父親又分出少許精力給彩電和攝像機，而電腦問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兒攝走。他單指敲鍵，却及時地更新換代，一直走在消費者的最前列。他在晚年趕上新時代的末班車，還是有一種遺憾，他甚至對我說，如果再年輕20歲，他一定改行搞電腦。顯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電烙鐵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後，父親先在人民銀行總行工作，1952年參與籌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成了新中國保險業的創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調到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後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那完全是虛職。民進真正的靈魂人物是黨支部書記。他剛上任時的書記叫王蘇生，待人誠懇熱情，書生氣十足，時常來家坐坐，談天說地。50年代末，王蘇生因"右傾"被降級調到哈爾濱，"文革"中自殺了。

　　他的繼任徐世信是個典型的笑面虎。不過得承認，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殺凶猛，無人能抵擋其淩厲的攻勢。他級別不高，但實際上掌控這小小的王國，每個人對他都敬而遠之，謹言慎行。暑假徐世信約我們幾個孩子乒乓球比賽。他把殘兵敗將帶到會議室，說是隨便聊聊，但很快就發現他另有所圖—設法套出父親們在家的言行。我們年紀尚小，却深知其中厲害，裝傻充楞。我對父親不滿，還是抱怨了幾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回家盡看閑書。他馬上問是哪類閑書，我說電影雜志什麽的，讓他失望了。徐世信最後總結說，你們的父輩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爲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改造，需要你們的配合。他再三叮囑，這次會面一定要保密。今後發現有什麽問題，及時跟他聯繫。

　　會後徐世信把我單獨留下，說派出所來人調查，問起一支鋼筆手槍的下落。我這才想起，大約兩三個月前，爲嚇唬弟弟，我聲稱我的鋼筆是無聲手槍，隨手一揮，在弟弟床頭墻上留下彈洞（那兒本來就坑坑疤疤）。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沒想到這惡作劇鬧大了，說到派出所什麽的多半是騙人，但看來徐世信掌握各種信息渠道。他最後摸摸我的頭說，我相信你說的都是實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現很好。我回家後做賊似的，不敢與父親對視。他問起時，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過乒乓球，輸了。

　　八

　　1999年秋天，父母來美國探親，我常開車陪他們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親無意間說起一件事，讓我大吃一驚。當時父母坐在後座，我正開車，試圖從後視鏡看到他的表情。晚飯後，母親先去睡了，我和父親隔著餐桌對坐，我提起路上的話茬，他似乎也在等這一刻，于是和盤托出。

　　謝冰心在民進中央挂名當宣傳部長，凡事不聞不問，父親身爲副部長，定期向她彙報工作。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特殊使命，那就是"監視"謝冰心，設法套出心裏話。父親每隔兩三周登門拜訪，電話先約好，一般都在下午，飲茶清談。回家後給組織寫報告，記錄談話內容。

　　我好奇的是，作爲"臥底"，他能得到什麽重要情報呢？父親搖搖頭說，謝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麽單純，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爲營，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對父親說了大實話："我們這些人，一趕上風吹草動，就像蝸牛那樣先把觸角伸出來。"看來她知道父親的特殊身份，試圖通過他向組織帶話—別費這份兒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後院傳來陣陣蟲鳴，冰箱嗡嗡響。我勸父親把這一切寫出來，對自己也對歷史有個交代—這絕非個案，而是制度性的普遍現象。他點點頭，顯然有所顧慮，說再想想。這事就此擱置，再未提起。

　　70年代初我開始寫詩。父親從湖北幹校回京休假，說起謝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學院宿舍。父親回幹校後，我獨自登門拜訪。一個瘦小的老太太開門，問我找誰，我說我是趙濟年的兒子，特來求教。她先把我讓進客廳，沏上茶。她丈夫吳文藻打個招呼就出門了。謝冰心滿臉褶皺，但眼睛异常明亮。我坐定，取出詩稿，包括處女作《因爲我們還年輕》。此後她還專門寫了首和詩《我們還年輕》，副標題是"給一位年輕朋友"。或許由于詩歌與青春，她對我，一個"密探" 的兒子毫無戒心。也正由于此，與父親相反，多年後我把她捲進一個巨大的漩渦中。環環相扣，誰又能說清這世上的因果鏈條呢？

　　父親，你在天有靈，一定會體諒我這樣做。那天夜裏我們達成了默契，那就是說出真相，不管這真相是否會傷害我們自己。

　　九

　　父親說："人生就是個接送。"

　　1969年無疑是轉變之年。那年開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當工人，接著弟弟去了中蒙邊界的建設兵團，母親去了河南信陽幹校，秋天妹妹由母親的同事帶到幹校，父親留守到最後，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幹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樓空，全家五口分五個地方，寫信都用複寫紙，一式四份。

　　"頭天晚上我們全家五個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點心，算是給他送行。第二天，他離開家，我們都送到大門口。我還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觀上車，便在他走後不久，搭無軌電車趕到那裏，我看見他在等車，沒跟他打招呼，只是在遠處看他上車後才回家，我的眼眶濕潤了。"（摘自父親的筆記）

　　我在河北蔚縣工地開山放炮，在山洞建發電廠。那年夏天收到父親"珊珊病速歸"的電報，我請了假，從老鄉家買來新鮮鶏蛋，搭工地運貨的卡車趕回北京。珊珊連發高燒，診斷爲風濕性關節炎，我一到家燒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來的。北京城空蕩蕩的，北海公園更是游人稀少。我們劃了船，照了相，在漪瀾堂吃午飯。父親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對女服務員說，這是我兒子女兒，你看我多福氣。

　　每年12天法定探親假讓我沉悶的生活有了奔頭。第二年我獨自從河南去湖北，那時父親從幹校下放到農村，住在老鄉家。

　　"我匆忙趕回住處，遠遠看見振開蹲在池塘邊給我洗衣服。第二天，我和振開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獨自把振開帶來的三個肉罐頭全都吃光了。振開看我這樣狼吞虎咽，覺得我可憐，他雖然沒說什麽，但我看得出來。"（摘自父親的筆記）

　　1971年深秋，父親獨自回京。那天晚上，我備了幾道小菜，爺倆邊喝邊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說越激動，父親隨聲附和。我們都醉了，隔著書桌昏睡過去。第二天早上，我醒來，發現父親呆望天花板，很久才開口，再三叮囑我不要出門亂說，免招殺身之禍。由于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結成政治同謀。

　　1972年春節，全家在北京團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詩的初稿拿給父親看。沒想到他責令我馬上燒掉，其中一句"綠色的陽光在縫隙裏流竄"把他嚇壞了。我看見他眼中的恐怖，只好照辦。决心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給他看。

　　十

　　1972年，父母先後從外地回到北京，母親隨父親一起調到沙河的幹校，在醫務室工作，珊珊留在湖北，在襄樊地區某軍工廠當技術員。

　　父親那年五十整，年富力强，每天都幹農活兒。周末父母回家休假，弟弟在北京泡病號，空蕩蕩的家頓時顯得擁擠了。我的朋友三教九流，穿梭如織，讓父親眼花繚亂，尤其像彭剛、薑世偉（芒克）這樣的"先鋒派"，就跟外星人差不多。除了史康成和劉羽等個別人例外，幾乎全吃過閉門羹。一提到父親，他們都條件反射般伸舌頭。

　　彭剛爲我臨了列維坦的油畫《湖》，釘在我床鋪上方。彭剛的列維坦與19世紀俄羅斯畫風無關，基調變成赭灰色，是典型的表現主義作品，跟他眼神一樣處于半瘋癲狀態。

　　家裏地方小，父親像籠中獅子踱步，每次經過那畫都斜掃一眼，甚至能感到他由于恐懼與憤怒所致的內心的顫栗，看來彭剛的列維坦深深傷害了他——現代派風格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一天晚上，父親終于爆發了，他咆哮著命令我把畫摘下，我不肯，他一把從墻上扯下來，撕成兩半。旁邊正好挂著我叔叔趙延年爲父親作的墨綫肖像畫，禮尚往來，我狠狠摔到地上，鏡框碎裂。

　　每次爭吵，往往以同樣的方式告終——他打開大門叫喊："這不是你的家，給我滾出去！"如果泡病號回不了工地，我就到史康成或劉羽家打地鋪，最後由母親出面調停，把我勸回家。

　　1975年夏和父親大吵後，一怒之下我和劉羽上了五臺山。十天后回家，珊珊從湖北回北京出差。我們兄妹倆感情最深，不願讓她爲家庭糾紛煩惱，我儘量瞞著。可在她逗留期間，我和父親再次衝突。待平息下來，夜已深，我和珊珊在厨房，相對無言。她沮喪地靠著墻，我依在水池上，水龍頭滴滴答答淌著水。

　　"人生就是個接送"，總有最後一次。那次爲珊珊送行，由于無軌電車太擠太慢，趕到北京站只剩十分鐘了。我們沖向站臺，好歹把行李塞進貨架，車厢哐當搖晃，緩緩移動。隔車窗招手，幾乎沒顧上說句話。誰想到竟成永別。

　　1976年7月27日晚，我在傳達室接到長途電話，得知珊珊因游泳救人失踪的消息，連夜騎車去電報大樓，打長途電話通知在遠郊的父親和弟弟。第二天淩晨山搖地動，唐山地震。父親和弟弟中午趕回家，人們都聚在院子裏，母親已處于半昏迷狀態。

　　我和父親决定立即動身去襄樊，先上樓取隨身衣物。我緊跟在父親後面，磕磕絆絆，幾乎連滾帶爬上四樓。他老泪縱橫，喃喃自語，我衝動地摟住他一起痛哭，幷保證今後再也不跟他吵架了。

　　去襄樊是地獄之旅，不堪回首。

　　兩年後，母親因長期抑鬱患心因性精神病，由我們輪流照看。"一個做母親的，從痛失女兒到精神瀕臨崩潰，再到戰勝病魔，那得多麽堅强、需要多大毅力啊。濟年總勸我女兒是爲救人而犧牲的，那是以一命救一命。爲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要頑强地活下去。"（摘自母親的口述記錄）

　　十一

　　1979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新開張，父親從民進調回去，主管國內業務部。他整天飛來飛去，開會調研，忙得不亦樂乎。1980年秋，我結婚搬了出去，與父親關係有了明顯改善。平時各忙各的，周末或逢年過節全家聚聚，吃飯打麻將東拉西扯。80年代是"連接兩個夜晚的白色走廊"，雖說陰影重重險象環生，但人們似乎充滿希望，直到進入一個更讓人迷失的夜晚。

　　1989年春我離開中國。兩年多後，父母帶田田去丹麥看我。母親的腿摔壞了，走路不便，我和父親輪流推輪椅。父親1990年退休，明顯見老了，身材抽縮，滿口假牙。大概互相看不慣，我跟父親還會鬧彆扭，但很少爭吵，相當于"冷戰"。有時出門散步，我故意推著母親疾走，把他遠遠甩在後面，回頭看他弱不禁風的身影，又心生憐憫，放慢速度。

　　父親在國外鬧了不少笑話，成爲親友的趣談。巴黎，一個星期天早上，父親獨自出門攝像。一個白人小夥子很熱情，比劃著要爲他拍攝，攝像機一到手撒腿就跑。父親緊追不捨，行人們跟著圍追堵截，那賊慌了神，一頭扎進自己家中。有人報警，警察隨即趕到，人贓俱在。最有意思的是，父親跟著去警察局作證，一個法文詞兒都不會，居然完成筆錄。原來那台攝像機一直沒關上，錄下全部過程，包括晃動的大地和賊的喘息。那年父親73歲。待我搬到加州定居，父母去住過兩次。美國鄉下生活實在太無聊，我又忙，只能偶爾陪他們出門散心。

　　自80年代起，我和父親的地位顛倒過來——他對我幾乎言聽計從，至少口是心非。我們從未真正平等過，有時我多想跟他成爲朋友，說說心裏話什麽的，但發現這不可能。

　　其實，幾乎每個中國男人心中都有個小暴君，且角色複雜：在社會上基本是衙役順民，不越雷池一步，"人闊臉就變"，對手下對百姓心狠手毒，這在歷代造反者身上尤其明顯，關鍵是轉換自如，無須過渡；在家中小暴君必是主宰，無平等可言。

　　直到我成爲父親，才意識到這暴君意識來自血液來自文化深處，根深蒂固，離經叛道者如我也在所難逃。回望父親的人生道路，我辨認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趨，交錯重合——這一發現讓我震驚。

　　1999年年底，盛傳世界末日來臨。我開車從舊金山回家，夜深，月亮又大又圓，金燦燦，果然有末日迹象。父親在後座自言自語："我怎麽活了這麽大歲數，人生總有個頭吧？"

　　十二

　　2001年12月2日晚，我搭乘美國聯航班機從舊金山抵達北京，享受特殊待遇——專人迎候，專車運送。

　　病榻中的父親一見我孩子般大哭，我坐床頭緊握他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才好。急中生智，我取出爲他買的新款數碼相機，終于讓技術至上主義者平靜下來。但他左手已不聽使喚，根本玩不轉。

　　每天訪親會友，晚上回家，我在床頭陪他一會兒，把紅酒倒進玻璃杯，讓他用吸管嘬幾口，享受這人世間的那點兒醉意。他摘掉假牙後兩腮深陷，目光茫然。他告訴我，他問醫生火化疼不疼？他試圖用幽默的方式面對死亡。

　　父親離世前我獲准回去三次，每次一個月。由于强烈的生存意識，他過了一關又一關，最後半年他全面崩潰，只能靠藥物維持。第二次腦血栓廢掉了語言能力，對他這樣話多的人是最大磨難。他表達不出來，就用指頭在我手上寫，幷咿咿呀呀發出怪聲。我每天早上做好小菜，用保溫箱帶到304醫院，一勺勺喂他。我多想跟他說說話，但這會讓他情緒激動，因無法表達而更痛苦。每回看到那無助的眼神和僵硬的舌頭，我心如刀割。

　　2003年1月11日，星期六，我像往常那樣，上午十點左右來到304醫院病房。第二天我就要返回美國了。中午時分，我喂完飯，用電動剃鬚刀幫他把臉刮淨。我們都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他舌頭在口中用力翻卷，居然吐出幾個清晰的字："我愛你。"我衝動地摟住他："爸爸，我也愛你。"記憶所及，這是我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樣說話。

　　第二天早上，我本想在去機場的路上再見他一面，但時間來不及了。坐進機艙，擴音器播放空中小姐軟綿綿的聲音，馬上就要起飛了。我向北京城，向父親所在的方向，默默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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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甫不幸言中（章立凡）

2010-09-16T14:50:00.001+08:00

陳光甫不幸言中

章立凡

　　1949年3月20日，銀行巨子陳光甫自上海飛抵香港。儘管對這片土地有無盡的眷戀，但直至1976年在臺北辭世，他再也沒有回過大陸。

　　陳光甫，江蘇鎮江人，1909年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回國後推動江蘇官錢局改組爲江蘇省銀行，辛亥革命後任該行監督、總經理。1915年脫離體制下海，創辦了一家資本僅七八萬元的微型民營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陳光甫引入現代經營管理方法和制度，吸收小額存款，陸續開辦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儲金、養老儲蓄、禮券儲金等業務，幷拓展到工商業、農業貸款和外匯業務。三十年間，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長爲行業巨艦，在全國擁有八十多個分支機構。陳氏被譽爲"中國的摩根"。此後，他歷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門要職，對"抗戰"時期金融貢獻甚大。

　　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大勢已去，陳光甫出走香港觀望形勢。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及故舊李濟深、資耀華等不斷邀其北上，陳氏于去留之間也再三權衡利弊。他在日記中，對中共當政後的政治、經濟政策做了種種分析推測，預料到"一邊倒"的前景：毛澤東來，恐怕不見得安定。有人說毛欠俄債太深，如東三省一百五十萬人所用軍火，通歸中共使用，則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陳光甫日記》1948年12月6日）

　　陳光甫身爲銀行家，却沒有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成見。他認爲："社會主義在分配，而分配得法乃在生産。"要發展生産，只有兩個辦法："要叫人賺錢；逼迫做工。"他設想未來中國的發展藍圖，提出十二條政策要點：一、鼓勵投資，保護投資。香港繁盛，即是此法也。二、合理工價。三、鼓勵外國來華投資及其技術。四、外匯自由，不加管理。五、外人可在長江內河航行，借此我們向他學習管理法，亦可限制中國軍人跋扈，公務員猖狂，如此真真爲人民服務。六、政治方面，各省自治，自由發展生産，不受中央控制。七、行政多用外國人，减少官樣文章及不負責行爲。八、速辦學校，教育公務員而成文官（Civil Service），切不可交給黨治學校去辦。九、幣制獨立，換而言之，即是不用發行彌補數字。十、裁兵，以省下之錢做救濟難民工作。十一、大學由人民辦，小學中學爲强迫教育。十二、此外一切新花樣、新議論，嚴禁宣傳，嚴禁不負責任之演講，以免人心騷動。只要如此做法，五年內即有成效。（1948年12月 12日）

　　陳氏援引蘇聯"新經濟政策"成例，期待中共建政後仿行：中國要實行規規矩矩的社會主義，須看工業化之政策如何，均要長期試驗，取得民心，隨時改進，且要有民主精神，真乃一件不容易的事，故敢斷言共黨今日之作風，必仿行斯大林新經濟政策。（1948年12月27日）

　　他擔心"中國之命運落在革命家手中"，幷將中國革命家分爲：醉心革命者，一切無可理喻；報仇，如孫中山排滿……又如毛澤東三萬里長征，立志推翻蔣政權；熱心名利之徒，追隨時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歡迎。（1949年4月7日）

　　蘇聯1921年頒行的"新經濟政策"，是對建政初期戰時共産主義政策的調整，內容包括：廢除餘糧收集政策，實施實物稅；停止配給制度，允許商品買賣；放鬆貿易限制，鼓勵外資企業投資，將資金與技術引進俄國；停止以沒收的方式對資本主義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讓的方式，在一定範圍內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的存在。這一政策實行到1928年，被斯大林廢止。

　　陳光甫認爲"新經濟政策"須有政治制度爲保障，且憂慮"全盤蘇化"的前景，可謂不幸言中。1949年《共同綱領》中五種經濟成分幷存的政策，只實行了三年就開始變卦，隨著農業合作化和"對資改造"的開展，私有經濟在1956年被徹底消滅。"不斷革命家"的瞎折騰，兩度將經濟拖到崩潰邊緣。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或可視爲第二輪"新經濟政策"，實現了從"逼迫做工"到"叫人賺錢"的轉變；但斯大林主義體制架構未去，致社會分配嚴重不公。陳氏當年 "規規矩矩的社會主義"發展藍圖，至今仍爲可參照之歷史標杆。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33期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08-13/100170491.html

媚俗（梁文道）

2010-09-16T14:48:00.000+08:00

媚俗

梁文道

　　閱讀一個地方的報刊，我很喜歡留意常用的形容詞與副詞，尤其是那些和情緒相關的字眼。它們就像電郵和手機短信裏的表情符號，是一套數量限定的格式，用來表達這個地方最常見或者最受歡迎的情緒傾向。憑我多年翻閱大陸報刊的經驗，我發現"激動"和"動情"是出現頻率相當高的詞，一般用來形容某些被訪者說話時的語氣，或者被用來形容受訪者的心情。比如說："看到解放軍戰士進灾區的雄姿，我非常激動"；"聽見領導這番話，我很激動"。又或者，"老人動情地表示，社會對他的關心，他永遠難忘"；"大橋落成那天，他動情地說，這輩子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我還發現，凡是"激動"和"動情"派得上用場的地方，必定是些很"正面"很"激動人心"的場合。它也許是天灾過後一位領導不辭勞苦地跑來現場親切地慰問灾民，也許是一位勞動模範堅守崗位矢志不渝地服務人民。總之它不會是負面的，不會是一個考試考壞了的學生很"動情"地表示，自己的一生完蛋了；更不會是一個盜匪被捕時說，"被警員踩在地上的那一刻，我覺得非常激動"；儘管他們在那一刹那還真的十分激動。

　　假如你聽說今天的中國人變得很無情很冷漠很犬儒，不願相信任何崇高的理念與價值，那麽你就真該多看點報紙多讀點新聞了。這些文字裏的中國人，是一群天真純良的好人，幷且十分浪漫，總是會爲一些正面的消息而激動，總是會爲一些好人好事而動情。

　　最近流行"反三俗"，可是我連那"三俗"裏的"庸俗""媚俗""低俗"都分得不大清楚。所以我拿起了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因爲正是這部經典小說，把源自德文Kitsch的"媚俗"變成了文化界的關鍵詞。在解釋什麽叫做"媚俗"的時候，昆德拉舉出了當年捷克共産黨政府慶祝"五一"勞動節的例子：

　　"那個時代，人們表現都還積極或盡可能有積極的表現。……游行隊伍走近主席臺的那一刻，即使是最愁苦的人都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好像要證明那是他們應有的喜悅，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要表達他們應有的贊同。……五一節汲取的是對生命的絕對認同這一深深的源泉，游行隊伍中人們發出的心照不宣的口號，幷不是'共産黨萬歲'，而是'生命萬歲'。……恰恰是這愚蠢的同義反復（'生命萬歲'）驅動了游行隊伍中對共産主義思想仍舊完全無動于衷的人們。"

　　公平地講，昆德拉寫出來的"媚俗"典範幷不只是"冷戰"時代的捷克政府，還包括了一些自以爲是的人權鬥士。在他看來，"媚俗"無非就是一種情緒的專制。這種專制的重點不在于控制人民的行爲，也不在于控制每個人的思想，而在于控制他們的情緒。以正義和正確之名，它要求大家必須在恰當的場合表達出恰當的情緒，哪怕那些表達有點違心或矯揉造作。就像捷克"五一"節的游行和人權鬥士抗議赤東的進軍一樣，一定是和某些光明偉大的價值相關。面對著那麽了不起的東西（例如"生命的偉大"），你不"謳歌"不"動情"不"激動"，難道要冷笑要噁心不成？

　　有意思的是，昆德拉也提到了那種很低賤很下流的庸俗，只不過他把它當成"媚俗"必須拒絕的東西。他認爲西方人很難想像亞當和夏娃會在伊甸園做愛，更難想像他們會拉屎，因爲這都是些下賤的髒東西，很不符合大家關于樂園的審美理想。他說："對生命的絕對認同把糞便被否定、每個人都視糞便爲不存在的世界稱爲美學的理想，這一美學理想被稱之爲Kitsch。就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對糞便的絕對否定：無論是從字面意義還是引申意義講，媚俗是把人類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視野之外。"

　　那麽我們今天"反三俗"，反的究竟是那些和糞便相關，陰陽怪氣而且取媚大衆的"低俗"？還是排拒低俗永遠向上的"媚俗"呢？我不曉得，可是我隱隱覺得，"旗幟鮮明"地反對低俗和"萬衆一心"地被"感動中國"的英雄所感動，很有可能是同一回事；它是同一種的情緒導向。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34期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08-20/100172552.html

《新周刊》訪談：赳赳民國（陳丹青）

2010-09-15T10:36:00.001+08:00

《新周刊》訪談：赳赳民國

陳丹青

在一次交談中，您提示說：民國范兒幷不像現在的影視劇那樣，但可以到民國電影中去找，請進一步說說。

陳：我喜歡看樣子。所謂"民國范兒"，先是一種"樣子"吧，和如今滿眼所見不一樣。今人要"看"民國，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電視劇《潜伏》，有點像的，但民國的真滋味還在民國老電影：《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東流》……那時的導演和演員不知道什麽"民國范兒"，他出來就是啊。

你們新周刊今年發了一幅難得的照片，是胡適在美做大使，幾個紳士婌女圍著他，各人的裝扮，姿態，室內的陳設，全是對的——單是這張照片，可寫一篇民國與共和國文化差异的大論文——可是拍攝那一刻，他們哪在乎民國不民國。現在各駐外使館，你見過嗎？

近年拍的所謂主旋律電影，那份肉麻，我寧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戰》、《鶏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氣：那才是貨真價實的革命電影。"革命范兒"，也早沒啦。你聽聽現在唱的老歌紅歌革命歌，別說裝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調戲、自我作賤啊。

正宗的革命范兒，是民國之前的國民黨，當時俗稱革命黨。革命黨鬧革命，沒功夫弄文藝，所以民國文藝倒是民間生髮的，有感情，有豪氣，但是沒黨氣。聽過１９５３年前後電影《上甘嶺》裏的大合唱《祖國萬歲》嗎？至今還是歌頌共和國的壓軸曲：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邊住，聽慣了船工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這種歌詞的寫法、愛國的愛法，其實是民國的。當時的詞曲作者與合唱演員，是民國人，歌聲裏那種情感，也是民國式的，此後這等樸素真摯的歌詞硬就是寫不出來——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氣，現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氣了。

我們想像中的民國范兒屬于一種誤讀？您曾經說，民國范兒到文革才結束，中共高層都有民國范兒。

陳：別以爲民國范兒屬于"反動派"，弄得裝扮蔣介石毛人鳳的演員們擠眉弄眼瞎琢磨，其實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層站那兒，就是一群民國人。毛澤東1893年生，民國元年十九歲，1949年五十六歲。你把五十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國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對比看，何應欽啊、李宗仁啊……黨氣雖有不同，"范兒"大致一類。國共仇寇兩度合作，原是同學同事關係，平時隔壁鄰居，白天在同一個辦公室上班，追同一個女子，一家兩代就有兩黨：邵力子傅作義陳布雷的兒女，都是中共的人。蔣經國在蘇聯還寫過公開信聲討他爹。毛周臨死惦記對岸的故人，那都是老上級老朋友啊。

兩黨作風徹底改變，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裝的變化。蔣比毛早死一年，同期的照片，蔣宋夫婦穿中山裝和旗袍，大陸這邊，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軍綠軍裝，那是共産黨自己設計的，民國時期，共軍軍裝就是國軍軍裝嘛，只是樸素破舊一點，幾位大帥不戴美式大蓋帽而已。共軍是到搶占東北後才設計自己的軍裝樣式吧，這要考證，我不清楚。然而服裝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民國二十年代的熱血青年嚮往一套北閥軍裝，四十年代的時髦小子穿美式大衣，六十年代末，哪個紅衛兵小子穿一套黃裏泛白的解放軍舊軍裝，姑娘瞧見，就扛不住了。美國普普藝術和法國學生運動都把綠軍裝視爲紅色中國的符號，八十年代崔健單挑綠軍裝上臺喊搖滾，不是沒道理，照符號學觀點，那才是正宗共和國小子，一無所有。

你會說，服裝不能代替氣質，沒錯。國民黨元老不去說了，共産黨起事那撥人，都是有臉有譜的范兒：朱德是忠厚的軍閥氣，周恩來是輔佐的宰相氣，李大釗是典型的儒相，瞿秋白是刻骨的亡命書生氣，陳獨秀根本就是康梁那代大逆子，生得晚了，氣概一點不輸，猶有過之……二流的角色也是有聲有色：康生那張明末東廠臉，許世友簡直是明初的武夫相……擱在古代，這些臉譜可就進了三國水滸，說書唱戲作演義了。

如今的軍政舞臺，你排幾個像樣的臉譜給歷史看看。１９４９年第一届政協會議老照片，我從毛周身後的人縫裏仔細瞧，各省民主黨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勢，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滿以爲從此可以協商下去呢。後來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釗，還給用著，還常活動：早先他是陳獨秀的辯護律師，又暗送經費給毛潤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還試圖協調毛劉關係，文革中期周恩來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國民黨人員接茬……

文革後，民國"范兒"沉渣泛起了：很多民國老人都還活著呢。

依您總結，民國范兒是個什麽范兒？

陳：１９７９年我在北京的什麽演出場合遠遠看見當時的僑聯主席廖承志。遲到了，穿著肥大寬鬆的中山裝褲，一臉疲倦而寬厚的官相，被前呼後擁走過座位當中的通道，和人握手點頭，談笑風生，十足像個老爺。你想啊，雖然他在共和國做了三十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國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國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爺，從小看慣兩黨大老，自是民國的氣度。前年讀到一篇他的下屬的回憶，果然說他一天到晚開玩笑，爲此還做檢討，檢討時仍舊開玩笑，說是臨死前再說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後跳進棺材去。

這就是民國范兒。如今的高官會是這般做人說話嗎？

可是老牌共産黨員有的是這范兒。單是特務系統，李克農喜歡養狗打獵，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夾克，還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畫家華君武也會打扮，叼個烟斗，皮大衣敞著，雪白的羊毛圍巾，他在延安時期的照片穿著破棉襖，可是一臉神色是上海灘前衛藝術家公子哥）。周恩來不必說了，重慶南京時期，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時期，美國人見那范兒，就有認同感。周的父祖輩是被選派迎候南巡聖上的地方豪紳，所以這位"無産階級革命家"其實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見外賓，全套西裝領帶，頭髮專門弄過，還是又土又呐，放不開。前時退休外交官吳建民指說駐外官員說話言語貧乏，其實很難怪的：二十年來，再高層的官員學者也是小科員一路看眼色混上來，談吐氣象，自是不濟。

但民國范兒幷不單指權貴，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勁。民國前後出來舉事的傢伙，敢作敢爲，有豪情，有膽氣。成敗不論，忠奸另說，你譬如汪兆銘，詩詞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彈，搞暗殺（蔡元培也幹過同樣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員念他才俊，給他免了——清朝的范兒也是性情畢露啊——再譬如胡蘭成，浙江鄉村窮孩子，學歷背景全沒有，出來指點江山，有學問有文采。現在嵊縣胡村出來個窮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寫寫手機短信吧……民初張國燾陳公博他們去廣州，年紀輕輕，滿腦子革命見解，廖仲凱，就是廖承志他爹，乾瘦老頭，直接帶著小夥子進國民政府面見孫中山，說是你們講講吧，什麽主張，他們就沖著國父大大咧咧說。民國的有志青年見了大人物，心裏臉上，沒遮攔。五四那天，張國燾爲首的學生隊伍準備前往天安門，校長蔡元培出面勸說，給小張跑上來一把檔開，領著隊伍就出校門了。

抗戰之際，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說政府萬難，結果學生竟然擁上去拖著打。蔡先生是怎樣的資格與人格？經此一事，身心倶傷。

清末民初，中國民間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遺傳，４９年後，遺傳錯位了。林昭，５７年陽謀初起，沒她的事，實在因爲看不過所謂右派同學被圍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聲喝斷，和那些圍攻者激辯，還當場念古詩。你想想，一個蘇州的女子，二十幾歲，渾身是民國的剛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國的烈士，而她後來果真拿命抵了自己這股氣。她在獄中也有柔弱愁慘之時，留有詩文，言辭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國時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紅衛兵，都以爲是在繼承先烈遺志，都有一腦們子被灌輸的革命記憶，誰也不會想到那是民國記憶，他們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國范兒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見余光中夫婦，余夫人說，我們民國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樣，一門之中，兩代人喋血成仁。

現在的七零後八零後總算擺脫這致命的記憶了。掐斷歷史是要動刀的。張志新喉管給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嗎：她在單人囚禁時整天叫駡，獄卒專門製作一個頭套，封住她的嘴臉，吃飯時解開，飯後再給嚴嚴實實套上，睡覺時也戴著。指揮家陸洪恩當庭叫駡，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場路中再給擊落下腭，發不出聲。切喉管是醫學進步，幷不止張志新，１９７９年我看過官方報道，總共四十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後執行死刑的人。

民國若是個時間定義，從1912年開始到1949年就結束了。若是個空間定義，它氣息未絕。您是如何定義民國的？

陳：民國那股氣，不是民國才有。清滅了，但是清朝上朔整個古代的那種士子氣，那股飽滿的民風，其實都在，都順到民國來了。民國是新朝，是古老國家的龐大轉型，民氣格外强旺，不然哪來那麽多前仆後繼的亂党和烈士。關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後弄得只剩魯迅一個文本：在他的小說裏，那個時代暮氣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黨那份囂張、那份咄咄逼人，康、梁，還有徐錫麟、譚嗣同，舍我其誰，敢作敢當，是個腐朽時代的徵象麽？魯迅自己，說話之猛，詛咒之毒，又豈是孱弱的國民所能爲。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無聲的中國"，其實在他的時代，中國吵鬧得很哩。１９１５年胡適回國後，上下古今發議論，才二十六七歲，成名後每周擇一日，家門敞開，各色人等進去和他擺龍門陣。今之網友或許譏爲作秀，可今人哪來那股陽氣。現在二十六七歲的博士生留學生，也就整天纏繞論文格式，排列關鍵詞。

民國作爲國體，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與戰禍持續中斷的襤縷過程，然而唯其短暫，這才可觀。一個現代國家現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間奠定的，豈可小看。單說民國的大學教育，今時休想望其項背，當年浙江的中小學教師是李叔同豐子愷葉聖陶，紹興鎮的中學校長，會是周樹人。近時讀出版業巨子張元濟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舉人吧，49年新政權催其北上共與國事，老先生既疑且懼，幾度上書推却，用的是漢賦的辭令……民國是豐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規模轉換的國家景觀，回首前瞻，與傳統、與世界，兩不隔絕。只可惜民國的整體風範，民國的集體人格，才告確立，才有模樣，就中止了，改道了，無可挽回。

民國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謂白話文，所謂現代傳媒、現代教育、現代習俗、現代價值觀，包括初期工業、交通、郵政、商業等等，都出現了——民國的後果，則延伸到１９４９年之後。氣數斷絕，那要到文革了。毛澤東說：文革是共産黨對國民黨，無産階級對資産階級的繼續鬥爭。我小孩子聽著，嚇得出汗，我們不是戴著紅領巾天天升旗舉手要接班嗎，怎麽還沒鬥完，現在想想，他很清楚，４９年前認識他、瞭解他，與他平視平坐的許許多多老輩，都還活著哪。

我是到了九十年代回國一看，才回過神來：我小時候，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甚至部分八十年代，滿大街是民國人（十三届三中全會主席臺上，以鄧小平爲首的第二代領導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楊尚昆等八老，哪個不是民國人?）很簡單，我輩的家長，民國青年，我輩的中小學老師，還是民國青年。爲什麽大家懷念八十年代恢復高考後的大學教育？原因固然很多，關鍵一條，那時各大學主要教授都是民國的文人。我上美院時，左翼老前輩如魯迅的學生江豐，爲聶耳填詞的許幸之，都還在食堂打飯吃，北京城裏，梁漱冥錢鐘書沈從文楊憲益，都好好活著呢。現在毛主席應該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說空間定義，除了殖民時期建築和古代建築，全國目前可看經看的樓宇殿堂，譬如清華、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師大，南京的中央大學(即今之複名的東南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當然，還有中山陵，全是民國人設計的(部分是洋人設計)。這些年有錢了，中國的大學建築張牙舞爪，不倫不類，哪像是斯文之地。

再者，話語算不算空間？所謂白話文，現在公認最好的白話寫作是在民國，而民國上乘的白話文是清末舊白話，淵源上溯宋明。４９年後，尤其是７９年迄今的白話文，白是白了，然而無文，眼下你舉得出一位文體家麽？這是大題目，還得另說。

聽說您收藏有老照片，有名人如蔡元培的，也有普通的如上海棚屋女人的。能否給我們講講，看圖說話一下。

陳：我有一件原版照片，是蔡元培和眷屬站在那裏，穿著呢大衣，邊上站著魯迅要好的浙江老同鄉許壽裳，一副忠厚相，介于舊時鄉村讀書人和到外面做事後的現代草莽氣。我小時候家裏的浙江親戚就是那模樣，他倆是因爲德國日本留過學，自有一種沉穩豁達，不可言傳。

另一幅照片是美國記者１９４９年拍的上海蘇州河邊棚戶人家的中年婦女——上海沒有比住河邊棚戶更底層的人了，小學裏有錢孩子駡人，就說他家是棚戶區——可你瞧那女子，乾乾淨淨，頭髮用水油蓖過，梳得一絲不苟，很好看的髮髻，雙手正在衣襟扣那斜到腋窩的盤扣，給太陽照得眯眼，面容飽滿好看，甚至有點富泰，一點不賤、不自卑。現在瞧見農民工和城管隊動輒毆打的盲流，我就想起小時候鄰居窮人家規矩，平時出來頭髮梳梳好，衣服整齊，乾淨見人。真的，那位棚戶女子立即叫她扮演宋慶齡，雖不合格，也比《建國大業》裏的國母更對。不是演員不好，是沒見過民國婦人的起坐言談，即便裝扮都到位，還是沒感覺。我記得直到文革前，隨便哪個販夫走卒都是有模有樣，小職員之類，頭髮中間分條頭路，像周立波那樣梳得精光。文革開始人鬥人，全瘋了，那才叫斯文掃地，不顧顔面——從此中國人的模樣，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了。

民國時代的商人、教授、文員、流氓、工農、女性，甚至兒童……各有范兒，山東出版的《老照片》提供了豐富的影像資料，大致是民初到三十年代，民國風最鮮明，四十到六十年代進入模糊期，形神扮相多有重合，文革到八十年代，民國氣完全消失，代之以共和國類型。我聽美國學者說，文化人類學家曾用人物影像作世界範圍各區域調查，以百年爲跨度，研究現代化過程中人的面相、精神和氣質，據說中國人的臉百年變异最巨大，最深刻，前後難以辨認銜接。可惜我無法找到這珍貴的資料。

再說風光，去年我得到一堆珍貴的舊版相册，一是英國人法國人二十年代前後拍攝的北國與江南，看得我心痛。那時的中國雖已內戰頻仍，然而只看景觀，真是富饒寧靜的古國，和今之歐洲沒有兩樣，即便貧瘠落後之地，屋舍儼然，仟陌縱橫，窮歸窮，然而乾淨、自爲，沒有敗壞，處處編織在中國自己的美學圖畫中。

另一組影像是日本戰時出版的系列戰爭攝影，記錄日軍攻占各省市的軍事景觀，我在每幅照片的背景中看見了當年中國各大省區和都市，各地風格迥异，錦綉河山，非常非常好看啊，和今日景觀全然不同。然而這組照片尤其令人沉痛而氣短，不說也罷。

如何看待民國留下的遺産？我想這既是生活方式的，也是文化的。

陳：共産黨就是一份龐大的民國遺産。你能想像我黨會在晚清，或者１９４９年後這才光榮誕生，發展壯大嗎？

人們總感嘆，看那些民國老照片，覺得民國人活得比現在人挺拔、時髦、有教養、有威儀——哪些東西是我們喪失掉的？

陳：民國人什麽罪都受過，戰爭、逃難、饑荒、淪陷、破産、虧……上海老輩說起，頂屈辱是過外白渡橋要給鎮守的日本兵鞠躬，搜身，吃耳刮子。我父母在抗戰逃難中親眼見過被轟炸後狼籍道旁的尸體……可是民國百姓從來不知道什麽城鄉戶口、待遇級別、糧票油票、五類分子……更沒有經歷過上級下級之間，同學同事之間，街坊鄰居之間，甚至家人與愛人之間的檢舉揭發，彼此防範，劃清界限，斷絕關係之類，即便老于世故的民國人，也不知道做人還有檢討、認罪、批鬥、下放等等等等花樣。我父親回憶，說是１９５０年潘漢年給全市職員做報告，長達七個鐘頭，叫做"放下包袱"，意思是你解放前幹過什麽，全部交代，重新做人——同期，周恩來在北京大學也做同樣的報告，也是一講七個鐘頭，要所有民國書生從實招來——這一套，民國人哪里領教過?那時人老實啊，于是全班加入三青團之類，據實寫出，簽了名，交上去，以爲可以效命新中國了，哪曉得從此不得好活，不得好死，牽連親友，禍延子孫……

那報告做了沒幾年，潘漢年同志自己也給銬起來，關進大牢了。

簡單說，民國人沒有大規模被侮辱與彼此侮辱、被監管與彼此監管的集體經驗。你看抗戰時期那些流亡西南的師生教授們，一路千辛萬苦，稍稍安定了，長衫西裝箱子裏取出來，穿穿好，拍出照片，斯斯文文，有尊嚴，有氣象，一點看不出怨恨愁慘。你從史料看，他們之間有派系，有恩怨，有各種難堪，但沒有長期被侮辱被貶損，因此戒懼而扭曲的集體心理。

《老照片》裏許多坦然自若的男子女子，不過是當年鄉鎮打工仔，同樣的角色擱在今天，面目卑賤萎縮。民國雖說還沒消滅階級，士農工商的關係絕對不像教科書說的那樣。有次我去天津參加什麽企業發放助學金給中學生的典禮，臺上領導輪番發言，肉麻誇張，好像都是活菩薩。只有位老教授說話平實，說他抗戰時家裏窮，全靠民間資助才讀完中學，你想，淪陷時期還有資本家設立慈善機構，不事聲張，很樸實：小孩子拿份成績單，說說家裏怎樣窮，不必填表申請，不必感謝黨，每學期自去領錢就是。

民國是離我們最近的一段"大歷史"，大師輩出、精英涌現，如何看待民國的杰出人物？我簡短列一個單子，想聽聽你對他們的言說，如章太炎、蔡元培、陳寅恪、梁漱溟、梅蘭芳、徐志摩、聞一多、魯迅、張愛玲、賽金花、梁啓超、張伯駒等。

陳：我家弄堂裏有位白面書生，蘭布中山裝，相貌清正，玉樹臨風，開口說話清清楚楚，終日和一幫野獸般的小混蛋周旋著，是靜安區一所民辦小學的老師，我上學時天天看見他。數年前他讀到我的哪本書——真是不好意思——寫了幾句評語，別人轉告我，才知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孫子，因爲出身不好，六十年代給塞在弄堂的民辦小學裏，可他一年到頭像個君子，好有教養。八九十年代他被起用了，是上海政協的咨議員吧。前幾年我去拜訪他，得到他寫的書。

我至今記得他斯斯文文站在弄堂口，又正派又禮貌，對一位調皮透頂沖出隊伍的小男孩說："聽見嗎？！回來！你給我回來好不好？"那小子理都不理他。

民國人對人對己，有禮貌，有規矩。文革批鬥老年人，再怎樣挨打挨唾沫，跪下去，拎起來，論到說話了，清清楚楚，凜然有自尊——他們不知道怎樣說假話，說軟話，他們還沒學會共和國的語言。包括被批鬥的延安時期老黨員，摁下去了，一頓暴打，好不容易給扯著頭髮抬起身，也不過是說：唉呀！小同志，你們不懂歷史啊！

于是劈頭蓋腦接著打。

章太炎、梁啓超、魯迅、蔡元培、陳寅恪、梁淑冥……我幷沒有合適的資格和語言評說他們。這類動物絕種了。我們的時代固然還有許多聰明有才之人，但所謂"人物"不是指聰明和才學。單說才學，也無奈。譬如張愛玲，不提小說，她的古文和英文，會把《海上花》全部理過，還用英文寫影評、寫小說《雷峰塔》和《易經》。這不過是她的小動作，及今也沒哪位中國作家弄得來：她上過北大復旦中文系嗎？她交過哪篇論文？

現在昏天黑地鬧什麽英文考試，想得到嗎，方志敏這樣的大烈士，你以爲就會謀反嗎？他在江西小地方上的是教會學校，十九歲前後就用英文寫小說，發表在地方刊物上：當年的地方刊物，居然有中國人書寫的英文小說！中共元老張聞天，還翻譯過尼采。又譬如老左派周楊，整人無數，可他參與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圓潤謹嚴，今天的譯本哪里比得，他也沒上過什麽外語學院，更不是教授博導，年紀輕輕就在上海灘支使黨羽，逼攻魯迅了。現在你拎個學生會小黨棍出來讓他動手翻譯翻譯？！

梅蘭芳也實在沒辦法：如今哪個中國大牌演員出訪美國，出訪俄羅斯，也弄不出他那時的動靜。從影像資料看，他與洋人交接不過是微微笑著，微微欠身，斯文得不得了。他的優越是因民國初起，古中國文藝第一次亮出國門，世界瞧著新奇，而他也果然金貴，藝術與生活，宛然一體。見過他北京四合院老照片嗎，如今哪位身價千萬的角兒有那樣的家。

賽金花，不知如何置評。這類女子在我們的時代根本沒有。自然，改革開放後嫁給洋人的女子多得很，挑頭幾位都有一本經：星星畫展女畫家李爽１９７８年前後和法國人相好，楞給關監獄兩年，驚動法國總統，和鄧小平講了，兼有一幫法國書生舉牌抗議，這邊才放人運到巴黎去——無論事因，古中國與异族間的交際與通婚，源遠流長，李爽這種事告訴賽金花德瓦西，人家根本不知怎麽反應啊。

我們談民國，只能談著名人物，太多平民故事被淹沒了，無從談起。去年讀龍應台先生《大江大海１９４９》，許多動人的小故事。內戰起來，中原數千名中學生由老師帶著，浩浩蕩蕩往南逃，每宿一地，就在檐下廊外就地上課。實在太苦太險，中途不少孩子失踪了，離開了，其中有位湖北女孩臨別送一册《古文觀止》給她相熟的男同學。此後這一册書居然成了逃難學生唯一的中文教科書，一路用到緬甸的法軍集中營，用到臺灣。可驚可敬啊：那位男同學五十年後回到湖北，找到書主，完璧歸趙，倆老頭老太捧著破書，拍了一張照。

他們算民國精英嗎。一本《古文觀止》，也不是爲了研究國學。

幾座有民國氣息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臺北。您作何評價?

陳：都拆了，評價什麽？上海是因爲要留著産業，上交利潤，兼以上海殖民化形制相對透徹完整，所以沒大動——１９９２年以後不客氣了，開始動手，面目全非——１９４９年後給糟蹋給冷落的好城市，就是說，民國年間已經相當規模實現西化現代化的中國城市，是天津、武漢、南京。現在老區老街老建築，留是留著一些，局部可看，談不上民國氣息了。你讀楊憲益那代人的回憶，大約可以想見吧。我有幸認識楊憲益的妹妹，看過老太太家過去的照片，多好的一座城。

臺北也沒有民國氣了，倒不因爲這邊，實在那是一座日據時代的早期現代城市，和英美法德人下過心血的上海天津，原不能比，國民政府過去後老想著反攻大陸，沒怎麽建設。真的弄起來，是九十年代後了，但你進入臺北的人家，可看耐看的空間，可就多了。臺北和民國人記憶中的民國，難比較。白先勇小說中的那些太太們初到臺北，想煞南京與上海。

說到民國的可愛之處，您會怎麽說？

陳：以我們的教育，民國的一切都是"舊社會"，這是大誤解。相對人人梳辮子的大清，民國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國。胡蘭成的說法比較可喜而平實，他說：民國好比是"新做人家"，凡事初定，氣象清新。你看所有民國老照片，雖是黑白的，陳舊的，滄桑歲月，可是細看進去，一本正經的天真淳樸。抗戰時期知識婦女們笑嘻嘻扛著大刀，天真得可笑可憐，不過是拍張照。你看阮玲玉周旋那份嗲，那份柔弱，也屬憨態可掬，哭著哭著，又笑起來。民國男女的婚戀聚散，也是一絕，動不動登報發啓示。跑去延安的不少青年，動因是爲逃婚，你看延安時期黑白記錄片，一幫女青年排隊拉手團團轉，跳舞唱歌，也是質樸未鑿，一派天真，又像發嗲又發狠，那是天津南京女子大學帶過去的西洋集體舞……要不是後來知道延安整風整死人，要不是許多延安男女後來成了右派，發放東北西北，死得不明不白，那延安十三年真是天下最純真的生活、最浪漫的地方，西方左派看了吃不消，感動死了。這種純真浪漫，只在民國，迄今往後，中國再也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了。

對于民國時期的文藝，您的整體判斷是什麽？

陳：民國雖有檢查機關，但沒有中宣部、文化部、廣電部、文聯、畫院、美協、舞協、音協、劇協……他們管制媒體的方式，譬如雇些打手砸你的書店出版社，真是小兒科，也屬天真幼稚型。他來砸，說明你和他是分開的，現在用的著砸嗎？張道藩，徐悲鴻的留法同學，抗戰時期出任國民黨主管文藝工作的大官，略微相當于中宣部長吧，他晚歲追求徐悲鴻前妻蔣碧薇，寫情詩，其中有句："我身上一塊塊肉割下來，每一塊寫著我愛你！"肉麻嗎？是的，所以這等官員怎能是共産黨的對手。

前面說了，民國文藝多是民間生髮的——我母親唱過幾句《總理遺囑》給我聽，那種志氣的表達，好謙虛，像是哪位鄉村教師業餘寫出來——其中左翼的，或者說，偏左的文藝（即相當于今日"體制外"文藝），是最精彩的部分。它與1949以後的文藝有關係，但又沒關係，這是大話題，也得另說。

是否可以說，我們現在的認知系統，除了科技和物質在進步之外，其它方面一直在"退步"?這就涉指到一個重要的命題：我們爲什麽懷念民國？

陳：我不願說是退步。今天大陸做成的種種事，至少，論硬件，是民國一代想做的事情。國民政府不剿共、不抗戰，也得實現"四個現代化"。百年中國的一切折騰，都是爲强國。我們爲什麽懷念民國——雖然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人果然懷念民國——大概因爲中國總算比較地强了，闊氣了，忽然發現人的狀况不妙了，時代的滋味不妙了，回頭看看，居然亂世民國還有那麽多妙事，那麽多奇人，所以懷念吧？我不知道。顧念前朝，是歷代中國的士夫情結，如今的懷念民國，性質又似不同。你們爲什麽要做這一期"民國范兒"專題呢？

政治問題歸政治問題，我願有保留地肯定今天的中國。若說民國的一切都比今天好，那是荒謬的。那時的中國還是前現代國家，像樣的公路沒幾條。民國政治的幼稚和敗筆，不知有多少：國民政府曾經明令廢除中醫；吳佩孚時代，議會居然集體討論拆毀故宮，將紫禁城辟爲政府機關，所幸吳大帥電令制止，違者"格殺勿論"；49年後，拆毀故宮的設想幷未擱置，拖到六十年代不實行，只因國家太窮，又鬧文革，顧不上，不然天安門以北全是辦公樓了。所以我們時代的種種人禍，論前因，部分緣自民國時期泛濫無忌的文化激進主義。

民國離亂的一代，渴望富强。問題是途徑與代價。現在是談論代價的時候嗎？我們還在付代價，還不知要付多大的代價、付什麽代價呢。

現在頗多民國研究，如南京大學有《民國研究》雜志，北師大修訂了《民國史料叢刊》等，民間對民國研究的熱情更高。對于民國研究熱，您的意見是什麽。

陳：我感激民國研究學者。去年讀楊奎松先生寫的書，平實有據，非常好，我讀到歷史的理性。那是政治研究，不算文化研究，看你怎麽讀。在一切民國史料的縫隙裏，我隨處窺見那個時代的氣息和質感。

不慕今人慕古人。如果說真有"民國范兒"這樣一種生活禮儀或生活方式，"范兒"針對"失範"而言，我們現在的"失範"又是什麽？

陳：別說"民國范兒"，連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種種"范兒"，也都遺失乾淨了。不是嗎？如今但凡可觀而存有價值的類型，幾乎都"失範"了：我們真失得起啊。你想想，七八十年後的中國人會不會無限嚮往地說：啊！"改革開放范兒"太迷人了！真有意思啊——你舉得出哪一群當今人物，日後亮得出去，留得長久，居然成爲後人懷想追慕的"范兒"嗎？

從民國裏來，到民國裏去。那些出生于民國的人，也都是民國的遺老遺少了，但却回不到民國裏去。您怎麽看待他們。

陳：木心先生曾經笑說這一層，警句："遺老不够老，遺少不够遺！"如今哪有民國的遺老遺少啊：你去瞧瞧國共兩黨的兒孫輩。

不過我倒不以爲"回到民國"是一種價值。三十年來，中國被有限釋放的活力即便從未以民國爲指歸，但是民間各種自發的個人行爲個人價值，正在各層面破繭而出，呈現奇怪而驚人的姿態，成爲社會潜流，有如方興未艾的網絡。無數青苗：八零後、九零後，雖說還在念政治考試的經，但他（她）們和民國年間的孩子們理應等同，朝向未知的可能性。爲什麽我不願苛責年輕人？清末民初的孩子也曾被世人譏爲"一代不如一代"，然而一代送走一代，今天，中國到底不是清末民初烽火離亂的中國，也不是文革時期的中國了。

我有時瞧見簇新的青年一臉無辜站那裏，即便空白如紙，總算不見黨氣戾氣了。你知道嗎，最近看江蘇台爲男女生牽綫搭橋的電視專欄《非誠勿擾》，我非常感動。不爲男女情，而是看見了坦然率真的新青年，農民工組合尤其可愛。每位男女公開說出自己的好惡，言語得體，態度自然，雖有位黨校女官安插著（燙頭髮、抹口紅，頗有幾分性感），但是節目的氣象實在是真實的，人性的，如胡蘭成所說，有一股對人世的相信——民國的可愛，不就是這真切與相信嗎？

最近的歷史又是最遠的歷史，因爲歷史越近越難看得真切、辨得清楚。說了這麽多民國的話題，可我却疑心它是否真的那麽美好。

陳：有一位早期去延安，後來走掉的中共史家，名叫司馬璐。他的自傳詳細描述出離延安後的四十年代中晚期，期間他去了重慶、南京、上海，又辦報紙，又組黨。他說，他不知道在中國還有比那個階段更自由的感覺。當然，這傢伙是個叛徒，是反動派，雖然文革後的北京黨史專家據說經常越過海外向他請教當年的人物與故實。

自由是什麽？自由是指叫嚷自由、追尋自由的人。民國時期的共産黨人莫不公然宣稱民主和自由。如今我們大概真的自由了，不叫，不想叫，也不許叫——九十年代末李慎之先生冒險破這自由的題，人勸他慎重一點，他大聲說："由我來先說吧，我是黨員！"李先生是勇敢的，問題是，他本來是自由的：四十年代他有投奔异党的自由，也爲了自由而加入共産黨；過了整整五十年，因爲"我是黨員"，他才能重提當初共産黨挂在嘴上的自由：他晚年終于明白，不分資産階級無産階級，自由就是自由。這一層，他不如五十年前的司馬璐，尤不如有言在先的儲安平。儲安平1948年就說：在國民黨那裏，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今後可就是有和無的問題了。

半個多世紀過去。民國的種種善，民國的禮義廉耻信，早被大規模玷污，大規模失傳了，民國的種種惡——貪污腐化、裙帶關係、橫徵暴斂、弱肉强食、喪盡天良——倒是進步神速，以至發揚光大：不是嗎，論惡，論惡的豐富性、離奇感、創造性，我們絕對有資格看不起民國人。

是的。中國是以這艱難的進步警告中國：中國的進步何其艱難，何以艱難——民國是否真的那麽美好？好問題。我非常希望你是對的，也希望我以上的意思全屬錯謬：爲了免于沮喪，人樂意肯定自己存活的年代；爲了免于虛妄，人會質疑傳說中的前朝。遺忘民國吧，它早已被唾弃了。不過，你所說的"美好"，或不美好，是指什麽呢?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寫在北京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5973

包辦婚姻的優越性（劉擎）

2010-09-08T23:16:00.001+08:00

包辦婚姻的優越性

這是一次實驗，看看"理論創新"可以多麽離譜，而又可以顯得多麽振振有詞

劉擎

　　一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時代，會激發層出不窮的理論創新。富有創造力的理論家往往會挑戰你的直覺與常識。比如，你碰巧讀到這樣的新觀點：中國維繫千百年的"中央集權制"實際上是一種先進的、優越的政治制度。你之所以有抵觸情緒，可能恰恰是因爲人云亦云，迷信"民主的烏托邦"，盲目斷定"民主比集權進步"。類似的文章大多旁徵博引，有理論有事實，尤其在"方法論"上特別具有啓發，極大地激勵自己的理論創新。比如，我正準備提出一個反潮流的新論：包辦婚姻比自由戀愛更爲優越。

　　讓我們從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包辦婚姻作爲一種風俗（制度性實踐）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如果它完全是愚昧殘酷的，怎麽可能在一個偉大的文明傳統中維繫那麽久遠？由此，有必要重新審視包辦婚姻與自由戀愛的本質。

　　首先，將"婚姻"等同于"情感"是一種概念錯誤。任何婚姻都不只是兩個孤立男女之間的純粹情感或性愛關係，而是一種"制度安排"，具有經濟、社會（人口再生産）、文化甚至是政治的功能。將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托付給"自由的愛情"，這不只是非理性的，簡直是愚昧和瘋狂。包辦婚姻通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機制來完成，受到家族權威與社群輿論的保護和制約，因而具有高度的穩定性。

　　其次，讓我們來反思所謂"包辦婚姻不幸論"。流行的觀點認爲，包辦婚姻"壓抑人性"，這種穩定關係以犧牲當事人的幸福爲代價。但人類學和社會學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這裏需要收集和引證資料，最好有統計數據），兩者婚後的"幸福感指數"基本相近（在有些地區前者甚至更高）。因此，"包辦婚姻不幸論"沒有可靠的事實根據。作家、文藝家和媒體人大多持有"親自由主義"的立場，他們利用職權，在公共話語的傳播中往往有意無意地"選擇使用證據"——過度誇大包辦婚姻的弊端。按照喬姆斯基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被製造出來的共識"，簡單地說，就是"洗腦"的結果。

　　再次，對包辦婚姻的批判往往依據一個荒謬的前提預設：在婚姻安排中，父母與子女是"敵對的"。但這是一種反人類、反社會、反自然的觀點。雖然有少數父母將子女的婚姻作爲籌碼，來換取自身或家族的利益，但更爲普遍的情况是，父母對子女具有最强烈無私的愛與關懷，爲謀求子女的幸福而奉獻與犧牲。因此，在婚姻安排中，父母與子女的利益與目標完全是一致的，差別在于婚姻的對象是由父母包辦决定，還是由子女自由選擇。當兩者發生分歧的時候，究竟哪一種判斷更爲可靠？一般而言，自由戀愛中的男女往往受情緒左右，容易被衝昏頭腦；而父母有豐富的閱歷和經驗，更可能做出清晰、冷靜、正確的選擇。那些反抗父母意見而一意孤行（甚至私奔）的戀人們，大多以悲劇告終，後悔莫及地感嘆自己當初的任性。

　　最後，自由戀愛對于社會與道德的負面影響尤爲值得關注。自由戀愛發端于西方，是啓蒙時代宣揚個人主義和人性解放的結果。但是，兩百年來的歷史實踐表明，所謂"人性的解放"會走向"欲望的解放"甚至是"獸性的解放"。越來越自由隨意的親密，越來越放縱的（包括婚前與婚外的）性關係，瓦解了持久的忠誠、彼此的責任等美德，引發了普遍的價值混亂、道德墮落和性疾病的蔓延，也直接造成了居高不下的離婚率。中國文化是家族本位的集體主義文化，自由戀愛在個人主義爲本的西方都導致了社會危機，更不適合中國的國情。

　　由此我們得出結論：應當破除對自由戀愛的迷信，返回包辦婚姻的古老傳統，重新獲得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力……

　　當然，這是一篇"戲仿"之作。這是一次實驗，看看"理論創新"可以多麽離譜，而又可以顯得多麽振振有詞。如果你覺得這個創新不够過癮，我們還可以嘗試更極端的題目（比如，論證"自殺比活著更有價值"）。創新的時代也是一個江湖騙子泛濫的時代。要免于被"理論"忽悠，我們不僅需要常識，而且要培養健全的思維品質，獲得清醒的辨識力。這是一種公民的品質。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35期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08-27/100174736.html

評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徐友漁）

2010-09-07T23:42:00.000+08:00

評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
——說崔之元甘陽汪輝

徐友漁

一、評制度創新與國情

二十世紀最後十年中國思想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發生在知識界的大爭論。先是出現了新左派思潮幷引起廣泛批評，然後是自由主義思潮正式露面幷引發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對峙。這場爭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興趣，二000年開年不久，已有好幾本相關資料彙編陸續出版。作爲當事人之一，我感到不少人對這場爭論的起因、過程、實質，以及雙方分歧究竟何在，幷沒有清楚、確切的瞭解。比如有人認爲，自由主義强調個人自由，而新左派强調社會公正；自由主義者爭取言論自由不過是提出了知識分子自身的要求，而新左派提倡經濟民主則是代表了工農大衆的利益。我認爲，這種混亂不確的認識只表明了某種話語策略的成功。我願在此闡明自己的看法，偏頗和成見在所難免，祈望各方指正。

（一）新左派思潮的出現背景

新左派思潮以甚麽機緣産生？爲何它與自由主義的論爭成了九十年代的重要景觀？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把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學術論爭格局及社會生活兩方面的變化作一說明與比較。

首先是爭論場地轉移。在八十年代，黨內高層思想路綫分歧與理論界、社會上的觀點對立是貫通一氣、互相呼應的。而在九十年代，由于有鄧小平"不爭論"的指示，黨內或官方意識形態對立很少張揚（當然也偶有發生，例如老左派的一系列"萬言書"與《交鋒》等作品的論爭），知識界內部的爭論顯得突出。

其次是爭論內容的更替。八十年代主要表現爲革新與保守的對立，黨內理論界表現爲教條的馬列主義與政治新思維之爭，黨外文化界表現爲中西文化大討論。而在九十年代，交鋒的基本陣綫是現代與後現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在九十年代，人們不再滿足于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思考和爭論，更關注制度安排，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過程之類的現實問題。一批人文學者從哲學、歷史、文學、思想史轉入社會學或社會批判。有人說，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一個從哲學-美學到社會學的轉向。

在八十年代，革新派知識分子中的主導傾向是對五四新文化和啓蒙運動的繼承與宏揚，與五四時一樣，反專制、反封建是主要議題，批判自身傳統，瞭解和借鑒西方學理蔚然成風。而在九十年代，風向發生逆轉。八九年的六四風波之後，在批"全盤西化"（甚至具體到對電視系片《河殤》進行大批判）的指導方針之下，對西方學理的學習和借鑒變成了清理與批判，反專制、反封建的主題變成了反西方資本主義。與此同時，在八十年代後期傳入中國的後現代主義急劇滋生，以前人們接觸的是值得仰慕的西方主流文化，而現在開始流行暴露西方弊病，消解西方價值的非主流觀念。

反專制、反封建從中心話題變成了禁忌，有人被迫暫時沉默。而從另一些知識分子的心理層面上看，這已經不是可以繼續做下去的學問，而是直面現實的勇氣和耐性的問題。痛感的尖銳性與求變的迫切性經不住時間與日常生活的消磨，遲早會鬆馳下來。文化人求生和求新的本能驅使人轉換話語。中國的現實幷無根本變化，需要改變的是立場和視角。許多人自覺不自覺地把中國當成另一個中國--與八十年代不同的中國，與一九八九年不同的中國--來對待。這樣，美國的問題會成爲中國的問題，西方知識分子的思維套路會成爲中國知識分子的思考模式，尤其是，當代西方左派對西方和全球問題的診斷會成爲對中國問題的診斷。

在政治問題不得不暫時懸置起來的同時，中國的社會問題凸顯了。權力肆無忌憚地將自己匯換爲金錢，本土資本的運作寸步難行，除非投靠和寄生于權力，貧富差距急劇拉大，金錢（資本）作爲第二種惡，對許多人而言顯得比第一種惡更難于忍受。知識分子開始認真考慮中國的發展方向問題。

中國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出在哪里，不同的知識分子給出了不同的診斷。

對于被稱爲（或自稱爲）自由主義派的人而言，他們始終沒有忘記政治問題。他們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强調法治，以此來制衡權力，規範市場經濟。他們的問題意識可以概括爲：新情况，老問題。

而與之對立的新左派基本上認爲中國的問題已經轉換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危害。中國的出路在于對抗世界經濟的現存格局，走一條任何現存文明形態都沒有走過的創新之路，而這麽做的啓發和激勵因素可以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一類毛澤東晚期的理論和實踐中得到。一九九九年爆發的民族主義狂熱，使敵視西方陣營的新左派思潮在氣勢和輿論上占壓倒優勢。

（二）所謂"制度創新"與國情

新左派的致命缺陷是脫離實際，爲了得到自己預先設定的結論，爲了施展自己剛剛學到的西方最新學理分析，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歪曲、割裂，强行納入自己的理論框架。甘陽和崔之元在九十年代初指責中國知識界主流迷信西方經驗，是"制度拜物教"，認爲他們根據西方最新學理和從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發掘出的制度創新因素如果發揚光大，就可以對西方的現代性作出超越。但把他們的高論和中國的現實相比較，只能使人産生哭笑不得之感。

比如，甘陽認爲，中國鄉鎮企業具有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模式意味著，"華夏民族從農業社會轉入工業社會，或許可能創造不以徹底摧毀鄉土社會爲代價的歷史經驗。果如此，這不僅對華夏民族''生活世界''之歷史延續具有無可估量的意義，而且將是對人類文明史的莫大貢獻。""中國鄉鎮企業所提出的問題，毋寧應該看作：中國現代性對西方現代性的挑戰，幷正在形成對西方現代性的一種alternative。"（見《鄉土中國重建與中國文化前景》載《二十一世紀》1993年4月號第5頁）甘陽以"對鄉土中國的大量經驗研究"爲自我標榜，但中國的現實如何呢？

真正從事過田野調查，把結論建立在實證考察之上的農民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指出，中國鄉鎮企業的"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原則，關鍵是不允許農民改變身份。中國社會半個世紀最基本的事實，最重要的分野就是城鄉二元化，全部人口分成了"有城市戶口者"和"農民"兩個等級，他們在居住、求職、受教育、醫療、福利各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鄉鎮企業的大發展，是中國農村大量剩餘勞動力無法自由流動的結果。"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决非最好的經濟組織形式，更非廣大農民的心願。和城市化相比，鄉鎮企業的形式使城鄉收入差距無法縮小，便勞動力的轉移處于不穩定、低效率狀態。千百萬農民不顧艱難險阻涌入城市，形成震動各方的民工潮，充分說明把農民束縛在鄉土上是多麽不合理和不得己。（參見秦輝《"離土不離鄉"：中國現代化的獨特模式？——也談"鄉土中國重建問題"》載《東方》1994年第1期）

指出鄉鎮企業發展的困難和實質幷不是想否定其成就，與以前那種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比，鄉鎮企業無疑帶給農民一定程度的機會和富裕。我們也知道，立即、徹底取消城市/農村身份差別，是不現實的。但從農民自身的利益和中國農村發展的前途看，取消身份制畢竟是無可回避的必要條件。前不久中央政府在使農村人口取得城市戶口方面鬆動了很小的一步，立即被各方人士歡呼爲中國改革戶籍制度有重大意義的舉措，可見人們對于甚麽是文明和進步，心中是有數的。不顧事實，把數億中國農民的無奈當成取代西方文明的生髮點，在美國校園中暢想自己如何洞見了落實文化中國的歷史機遇，真不知叫人說甚麽好。更有甚者，把與自己對立的一派知識分子說成是津津樂道于"不平等的自由"，是貴族派，標榜自己的"平民"立場，天下還有比這更滑稽的事情嗎？（見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載《讀書》1991年1月號第85頁）。

崔之元也喜歡談鄉鎮企業，他是要說明，大躍進固然不好，失敗了，但其中也包含了相當的"合理因素"，鄉鎮企業就是大躍進的合理因素（見崔之元《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載《二十一世紀》1994年8月號第7頁）。但他對下列事實不作解釋：爲甚麽大躍進、人民公社使鄉鎮企業辦不下去，而只有在徹底否定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做法之後，鄉鎮企業才有突飛猛進？

崔之元急不擇路地爲人民公社評功擺好，把改革開放後農村實行的村民民主自治也歸功于人民公社："1958年後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體制，雖然不如今天的聯産承包責任制靈活，但也爲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礎：首先，土地的集體所有，爲鄉村的民主自治切切實實創造了有利的前提……其次，現在的聯産承包責任制是''雙層經營''，幷非簡單地分田單幹，鄉村公共建設、産前産後服務等''集體層''更趨重要，各家各戶在爲鄉村公共財政交納稅費時，必然同時要求政治參與監督，從而爲鄉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質利益動機（見崔之元《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第15頁）。

崔之元的以上議論只能使對中國現實有所瞭解的人目瞪口呆。在人民公社體制下，村民和村一級的集體連種甚麽莊稼、怎麽種的權力都沒有，村民們失去了自留地、果樹、甚至爐鍋碗瓢盆，他們吃飯去公共食堂，行動軍事化，常常在半夜打著燈籠搞大會戰，上級的命令不論多麽荒唐（比如種薯要挖地三尺，插秧株距3寸，砍光樹木去大煉鋼鐵）都得執行，不然會被捆綁、鬥爭、監禁，這是中國農民最沒有自主權的日子。在這段時間，任何違背農作常識和基本生存的命令他們都無法違抗，其結果是餓死三千萬以上的人。這居然是"爲村民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礎"！

崔之元想說明的是，公有或集體所有，是民主自治的前提。他的例證是"印度地方選舉常被大地主操縱"，多麽奇怪的邏輯！其前提是：民主自治的唯一阻礙是金錢勢力，其推理是：凡沒有金錢作祟的地方，就一定有民主自治。那麽，怎麽理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呢？

崔之元似乎完全不懂得下列道理：只有當人們的生産資料和財産有保障，他們才可能有自由、民主、自治。
中國目前的鄉村民主，說到底是國家"給"的，當然也適應了分田到戶的形勢。崔之元企圖爲中國當前的鄉村民主提供一種物質利益驅動機制的解釋：村民爲公共財政納稅，必然要求政治參與監督。這完全是一種在西方歷史上起作用的機制，比如人們常說的美國公民的"納稅人意識"，又如英國近代中産階級抗爭皇權的口號："無代表，不納稅"。這些當然很好，但可惜中國的現實幷非如此。名目繁多的稅款、集資、攤派，地方政府和基層幹部的强征强收，這一切幷沒有使村民樹立"交了錢，我就是主人"的意識。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嚴禁濫收費亂攤派，而這種命令收效甚微，充分證明崔之元的解釋模式之荒唐可笑。

二、評中國的現代性與批判

（一.）中國已經進入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

我們與汪輝的分歧，同樣涉及到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汪輝與崔之元和甘陽在立場、觀點方面相當一致，但論說的側重點不同。他沒有專門論說中國舊體制中有多少優秀事物，可以與西方最新冒出苗頭的優秀事物媲美，或可以形成超越西方文明的因子。他著力證明，中國進入九十年代之後，社會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是一個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政府的職能變了，知識分子的功能、與政府的關係變了，知識分子的批判對象也應當變。

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社會作用是批判，在汪輝看來，中國知識界的主流在九十年代却表現出批判性的喪失，因爲他們幷不全力以赴地批判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他在發表于《天涯》1997年第5期上的文章"當代中國的思想狀况與現代性問題"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當此文收入另一文集《田野來風》時，其名稱是"市場時代的降臨與思想的潰敗"，把主題表達得更直露了。

我們來看看汪輝是怎麽說的："在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導致市場社會的基本形成和三資企業占據國民生産總值一半以上的時候，我們也已經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社會的問題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在資本活動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歷史語境中，政府和其它國家機器的行爲和權力運作也已經與市場和資本活動密切相關，從而也不能簡單地從政治角度來分析。"（見《當代中國的思想狀况與現代性問題》載婥《天涯》1997年第5期第134-35頁）"在迅速變遷的歷史語境中，曾經是中國最具活力的思想資源的啓蒙主義日益處于一種暖昧不明的狀態，也逐漸喪失批判和診斷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能力……中國的啓蒙主義面對的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化的社會；市場經濟已經日益成爲主要的經濟形態。"（同上，第141-42頁）汪輝認爲，新啓蒙思潮已經遭到了歷史性的衰落，因爲它把批判的視野局限于國家的內部社會政治事務，特別是國家行爲，而在他看來，應該及時地把對國家專制的批判轉向剖析市場條件下國家行爲的變化，因爲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同上，第146頁）。

爭論的焦點和問題的實質十分清楚：第一，中國社會是否已經變成一個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第二，由于中國政府的職能與行爲發生了轉變，因此針對政治專制的批判必須及時地變成對于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分析？
我曾經指出，對于一個社會的性質和形態作出斷言，是不能信口開河的。說中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需要一系列指針和事實來證明的。汪輝在文章中除了"三資企業占據國民生産總值一半以上"這句文理不通的話之外，沒有提供任何論據來支持他的判斷。我引論了中國國家統計局編的《中國統治年鑒》關于 1997年（汪輝文章發表的那一年）的以下資料：關于投資，國有經濟占總投資的52.5%，聯營經濟占0.5%，外商投資占7.8%，港澳臺投資3.8%；關于就業人數，國有經濟占總數的15.9%，聯營經濟占0.1%，外資占0.4%，港澳臺投資占0.4%，農民占從業人數的71%（編者按：此處原文似有誤，未找到正確版本，調整後亦不准確。）。我還指出，時至今日，憲法條文中只說到對社會主義公有財産的保護，私有財産不可侵犯尚未在憲法中得到確認。（見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載《開放時代》1999年5 月第50－51頁）根據以上這些情况，我不知道汪輝有甚麽理由讓人相信中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

其實，汪輝的思想遠不止于下列主張：在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矛頭應及時轉向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他實際上把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八十年代的啓蒙思潮，甚至近一百年來的啓蒙思潮，以及一切反封建、反專制，提倡學習西方，走現代化之路的主張都叫做"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現代化的目的論世界觀"（見《當代中國的思想狀况與現代性問題》第147－48頁）。他自己的觀點實際上可以叫做反現代性立場，雖然他很策略地把自己的看法形容成是不要單純地、教條地肯定現代性，而是把現代性看作一種悖論，一種充滿矛盾的結構。
正是這種反現代性立場，給汪輝提供了一個异乎于啓蒙派知識分子觀察和評判中國現代化歷程的獨特角度，他據此評論中國知識界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思想狀况，乃至馬克思、毛澤東的學說。在他看來，除了崔之元、甘陽的"制度創新"說，其它所有的主張，不論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不論是有影響的還是影響甚微的，都有致命的缺陷，因爲它們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認可現代性的預設。（同上，第135－146頁）

問題在于，汪輝從反現代性立場向近代和當代幾乎每一種社會思想立場發出質疑、挑戰和批判，難道不需要爲這種立場作出辯護，難道不需要說明他那同樣是得自于西方學理的觀點，在闡釋中國問題時具有合法性和適切性？但是，汪輝除了引述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阿明（Sanmir Amin）和華倫斯坦（Immannuel Wallerstein）等人的言論外，幷未證明他們的論述與中國歷史語境的相關性。
有人認爲，中國學者之間的論爭進行到底不可避免地會變成"代理人戰爭"：各方都竭力援引西方學理資源，將其用于解决中國問題，把自己擺在作爲西方某家某派在中國的代言人的位置上，反駁或捍衛西方某個人或某一派的觀點。我不否認"代理人戰爭"有一定的道理和意義，我不知道汪輝是否準備把隱蔽的"代理人戰爭" 變成公開的"代理人戰爭"（如果要那樣做，他就得像崔之元，把自己的學理來源--新進化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法學--交待得一清二楚），我認爲打" 代理人戰爭"對于中國的現代化幷不是很重要，我在下面將通過簡短的歷史考察與對比分析說明中國的反現代化思潮（包括汪輝的最新主張）是不正確的。

（二.）現代性與批判精神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思想傾向是以現代化爲導向。但由于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始于列强侵略，因此對西方的疑慮和對現代性的疑慮是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可以同意汪輝的這種看法："對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本身構成了中國現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徵"，"''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是晚清以降中國思想的主要特徵之一。"（同上，第136頁）這種特徵的主要內容是甚麽呢，是反對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傾向。誠如艾愷（Guy S.Alitto）所指出的："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幾乎永遠是反現代化思想家們思想中的構成部分。這相當自然，因爲不管左派或右派的批評在經濟思想的領域常有重叠的地方，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在中國關于社會主義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20世紀中所有重要的思想家與政治領袖--包括共産黨、國民黨、孫逸仙及其它小黨，以及較次要的人物如閻錫山、馮玉祥、胡漢民等等，都沒有例外地全部提倡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事實上，不管其意識形態的傾向如何，中國的人物幾乎無人提倡任其自爲的資本主義。"（見艾愷《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思潮》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0頁）

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現代性主流話語，即對個人自由、私人財産、市場經濟、憲政體制（法治、權力制衡）的肯定，屬于資本主義，而各種牌號的社會主義是範圍和程度不等地對之持反對態度。而愈是激進、正統的社會主義，反對得愈全面、愈徹底。但事實證明，正是那種斯大林、毛澤東牌號的社會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灾難。經濟的無效率、人民的貧窮、個人迷信、個人專權、法制被踐踏、人身安全的喪失，這一系列慘痛經驗使中國人重新考慮歷來遭到否定的東西的價值，認識到它們的普遍意義。即使是力倡"四個堅持"的鄧小平，也主張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中國當代的思想解放，如果剝去七十年代末倡導它時的意識形態外衣，實質上就是重新認識和認同被搞得臭不可聞的名爲"資本主義"，實爲人類文明中具有普世意義的東西。崔之元在"制度創新"名義下提倡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方向剛好相反。我不知道他的口號在美國是否有新意，在中國，却是閻錫山、胡漢民者流都可以接受的。

汪輝力圖表明，和那些只有簡單的、整體性思維的人不同，他看到了現代性的异質性。但他强調，具有正面價值的是對現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肯定。他說："現代性的衝突結構恰恰是現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種活力的原因，但是，這種內在活力恰恰來自對現代性的批判和衝擊本身。"（見《關于現代性問題答問》載《天涯》 1999年第1期第23頁）對此，有一系列問題應作辯析。

第一，汪輝把發生在現代西方社會中的所有反抗運動都視爲反現代運動，這是一種混淆。事實上，許多重要的社會進步運動是爭取現代性的運動。現代性在西方社會幷未走到盡頭，它還是未竟之事業。讓我們以美國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來作分析。請問，當馬丁•路德•金作講演："我有一個夢"時，他授引的難道不是美國當初的立國理念？他是想真正實現這些理念，還是摧毀這些理念？當總統約翰•肯尼迪、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支持黑人進校，甚至不惜派軍隊保護黑人進校時，當約翰遜總統終于實現平等權利法案的立法時，你能說這幷不是西方現代國家（資本主義政權）在强行推行自己的價值？難道這幫大人先生是社會主義者，要與黑人聯手打倒資本主義？

第二，汪輝承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評是從現代性自身中孕育出來的，但他不願意進一步承認，在已有和現有的各種結構中，只有現代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才是唯一爲批判自身提供條件的結構。馬克思可以在資本主義的心臟爲資本主義掘墓鍛造思想武器，哈維爾（Vaclav Havel）在後極權體制中談論後極極時代政治却要入獄。我們可愛的新左派朋友現在鼓足了勁批判現代性，批判資本主義，却從來不提，正是他們的批判對象爲他們提供了批判的條件（中國新左派的思想資源，也是從西方新左派那裏得來的）。

第三，難道我們不應該因此想一想，在中國應該爭取和創造這樣的條件？當然，我們可以同意，當某一天現代性在中國業己充分確立甚至過份成熟時，它的負面作用會暴露出來，需要我們警惕與批判。當然，新左派們可以自豪地宣稱，他們特別有遠見，正在未雨綢繆，但雨天未到你就打傘，不是太可笑了嗎？你總不能說："人家美國都有好多人在打傘"呀！中國在七十年代文革期間大批"資本主義法權"的鬧劇，難道不值得人們引以爲戒嗎？中國的反現代性和社會主義傳統是如此根深蒂固，令人憂慮的恐怕不是失之太弱，而是過份强大。

現代性，不論作爲觀念還是制度性安排，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受到批判。觀念上、文化上的批判往往是充滿活力、引人入勝、發人深思的，但其基本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如人權、自由、民主、自由經濟、法治等等，却經受住了時代變遷和歷史發展的考驗。正是這些東西，構成了各種思潮（包括反現代化思潮）充分表演的平臺。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如果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爲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如果只想重複從尼采到海德格爾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那是問題不大的。但他們現在的興趣是在制度安排方面，他們對于建造這樣一個平臺的努力發出挑剔與指責，但除了批判與解構，根本拿不出建造另一個更好的平臺的可行方案。也許，有人會辯解說，知識分子的使命只是批判。談到批判，令人想起這麽一則政治笑話。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蘇聯人爭論誰的國家制度好、更民主。美國人說："我們可以喊打倒里根總統，你們能麽？"蘇聯人不假思索地回答："這怎麽不能，我們當然可以喊打倒里根總統。"

新左派宣稱中國思想界在市場經濟來臨時表現出潰敗，指責中國知識界不批判資本主義，我想，在北京大駡美帝國主義，在美國的大學講臺上大講資本主義不民主，這與在莫斯科高喊打倒里根總統有甚麽區別？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

三、評新左派的學風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既令人矚目，又令人失望。許多人認爲，雖然雙方分歧嚴重，但既然討論的問題涉及到中國要不要現代化，要甚麽樣的現代化，以甚麽方式實現現代化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就希望爭論雙方能心平氣和，表現出學者風度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使討論深入。

爭論的水準和氣氛不令人滿意，從根本上說與參與者的整體思想學術素養不高有關，這是有待包括本文筆者在內的人今後努力提高的。另外，也與新左派的學風有關，我在下面將用事實來說明這一點。當然，這决不能說明我本人或與我觀點一致的人就沒有學風問題。我希望所有的問題都被指出來，以利于當事人自省，求得提高學術爭論水平。

爭論中，自由主義者被反復指責爲只關心個人自由、知識分子的自由、富人的自由，而不關心弱者的權利、不要社會公正，甚至替腐敗辯護。例如，甘陽說："今日許多對自由主義的高談闊論主要談的是老闆的自由加知識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見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載《讀書》1991年1 月號第85頁）俗說話，衆口鑠金，現在，一些即使是支持或同情自由主義的人，也覺得自由主義有不關注社會公正的缺陷。但是，我從未發現以上指責有文本根據，甘陽的攻擊既多又猛，但從未指出究竟是誰，有甚麽主張，其它新左派的抨擊也從無具體引證。相反，我却明確列出了自由主義者强烈主張社會公正的文本根據。（見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載《開放時代》1999年5－6 月號第47頁）這很簡單，因爲其中一些文章，就是備受新左派攻擊的朱學勤和我本人寫的。我現在倒想反過來問一下新左派朋友們：你們能引證多少文本或事例，說明在你們在把社會公正問題當棍子打自由主義之前，就研究和闡發過這個問題，爲社會公正大聲疾呼？

在我看來，學風問題是新左派的通病。爲了免蹈對方"只指控，不舉證"的覆轍，讓我對本文前面所說及的三人的學風問題舉例加以說明。

一、先說崔之元

崔之元的學風問題是卞悟在與之論爭時立刻就覺察到的，現只引證卞悟批評其學風問題之一例："崔先生在與美國人用英文合寫的文章中盛稱美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與農民結成'夥伴關係'幷百般'幫忙'，但在以漢語寫的批駁我的文章中却又說美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弃農民于不顧，即使偶有幫助也是非'常態'的'短期結果'，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參見卞悟《"制度創新"還是制度復舊？——再問崔之元先生》載《二十一世紀》1996年8月號第134 頁。崔之元論點矛盾的兩文，分別見《以俄爲鑒看中國》（與Roberto Mangabeira Unqer合寫）載《二十一世紀》1994年8 月號第19頁，《三論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答卞悟》載《二十一世紀》1996年4 月號第133 頁。）用英文寫的，美國人可能讀到的文章，就說美國政府好，而中文文章就說美國政府不好，論者質疑崔之元的寫作動機，那是自然的。退一步講，在同一場論戰中，也不能"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呀。

崔之元論及中國現代化方向這麽重大的問題，缺乏應有的嚴肅認真態度。文章胡征亂引，藉以嚇人，極盡東拉西扯之能事，論據與論點無關甚至矛盾，邏輯混亂，曲解事實之處俯拾皆是。你要與他認真論理麽，你就得像分身乏術的救火隊員，四外奔忙，累得精疲力盡。現僅從引起廣泛爭議的"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舉幾個例子。

崔之元引證新進化論，力圖說明曾經被證明爲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在往後新的歷史條件下也可能復活，因此"自然選擇，適者生存"幷非是最終的。他過硬的證據是，在實驗室裏通過基因重組技術，造出了長牙齒的鶏。他以此說明，中國的大躍進、農業學大寨，也不能簡單否定，其中含有合理因素，應該繼承發揚。

但是，僅這麽一個論證，就犯了一系列的低級錯誤。第一，他把"遺傳信息"等同于"合理因素"，這是荒唐的。希特勒的遺傳信息在今日歐洲新納粹那裏顯現，這决不能證明法西斯主義的合理性；第二，他談的是自然選擇，怎麽能用實驗室的基因合成技術作例證？這只人工鶏既非在自然界長成，更沒有證明它在適應自然競爭條件方面有更强的生命力，這根本就是文不對題的論證；第三，他擔心別人這麽反駁：他說的是自然科學，怎麽能用于社會呢？他的響應是：達爾文的理論（自然科學）都受馬爾薩斯與亞當•斯密（社會科學）的影響，因此，新進化論這種自然科學成果也可應用于人類社會，難道崔之元真的這麽不懂形式邏輯嗎？第四，他引證吳思《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實驗》一書，想證明"'大寨經驗'中的合理因素——抓緊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陳永貴創造的'深刨法'——仍是中國今日發展農業的有力促進因素。"（見崔之元《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載《二十一世紀》1994年8 月號第6－7頁）如果一般地講抓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對農業有好處，那麽中國人用不著學大寨，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對川西平原農業的好處延續了幾千年，問題是大寨那種勞命傷財，不計成本地建設，那種"西水東調"的蠢事，是不是合理因素？文革後，中國人對此已有結論，吳思的書中也有說明（見吳思《陳永貴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國的實驗》，花城出版社1993年，頁305 ，310 ，316 ），崔之元以這本書爲論據，但幷不具體說明引證的頁數，爲我所用地解釋書中的材料，是聰明，還是不誠實？

崔之元爲禍害中國的極左路綫招魂，講得最離譜的話是："今天，我們應把毛澤東所謂'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制度化爲定期的全國性直接普選，這才是'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産階級專政'的本質。"（見崔之元《發揮文革中的合理因素》載《亞洲周刊》1996年5月26日頁47）毛澤東的原話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爲自己的階級本性所决定，非跳出來不可。"根據文革的經驗，這是要每七八年就大亂中國一次，停産關校，使法制蕩然無存，打倒自己的政敵，使知識分子受盡淩辱和摧殘，這有甚麽"合理因素"可言？

崔之元把毛的話壓縮成一句，其中只有兩個內涵，一是內容，即"文革"，一是時間，即"七八年一次"。文革指無法無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至于"七八年一次"，毫無新意，中國、西方的選舉，或四五年，或七八年，用不看聽毛的話才辦。所以，崔之元的所謂合理因素，就只能是大搞階級鬥爭、橫掃牛鬼蛇神了，這當然是"無産階級專政的本質"，要從這裏推衍發展出直接民主，真要有崔之元那樣的"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才行！這麽可怕的主張，這麽莫明奇妙的聯想，難道值得對之進行認真的學術探討？

二、再說甘陽

甘陽一直沒有停止過訓誡、辱駡中國知識分子，他的攻擊既包括立場、觀點，也包括智力水準與道德。請看他是怎麽說的："確切地說，自由主義或'英美自由主義'在今日中國基本已成爲反對民主的一種變相說法，似乎民主越少，自由就越多；大衆參與越低，個人就越有保障；積極自由越小，消極自由就越大。"（見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載《二十一世紀》1997年2月號第5頁）

他認爲，中國版本的自由主義是："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惡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義的第一原則。"（見甘陽《自由主義：貴族的還是平民的？》載《讀書》1991年1 月號第85頁）對于這麽嚴重的指控，以及其它一系列類似指控，甘陽提供了甚麽樣的文本依據呢，沒有，一點也沒有。正是根據以上虛構的罪名，甘陽對整個中國知識界作出了如下宣判："我把這種集體信仰稱爲'中國知識界的集體道德敗壞症'. 因爲這種信仰只能表明中國知識界幾乎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道義感和正義感。這種集體信仰同時還可以稱爲'中國知識界的集體知性低能症'"（同上）。面對這種刻毒的攻擊和侮辱，難道可以通過學術討論來辯解麽？

甘陽似乎對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渲猲不盡的怨毒心理，請聽了他的以下叫駡：

"而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國人裏還有隨著西方媒體的旋律翩翩起舞者，作出種種醜態，唱起一種新的'凡是歌'，歌詞大意無非是：凡是西方說的就要照辦，凡是西方作的就要緊跟。他們以爲所有中國人都應該像他們一樣，努力作一個好奴才！"（見甘陽《自由主義與轟炸》載《明報》1995年5 月17日）。至于到底是甚麽人，說了些甚麽話，活該擔當如此可怕的罪名，甘陽照例是一字不提的。如此惡狠狠的訾駡，人們難于相信這是一個學者之所爲。

甘陽的另一拿手好戲是文過飾非，把功勞歸自己，把錯誤推給別人——不，推給整個中國知識界，把他一個人犯的錯誤說成是中國知識界的錯誤，搖身一變，聲色俱厲地教訓中國知識界。他曾唱過一場批判中國九十年代的極端保守主義的獨角戲，在這方面有充分表演。

大家知道，從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中國知識界開始認真地清理分梳政治哲學中的英國式經驗主義傳統和法國式理性主義傳統，撇開以前的意識形態偏見，重新認識伯克（Edmund Barke）、盧梭、法國大革命和中國的五四運動。這種重新認識在學理上和實際上都有重大意義，它是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深化和成熟的標志。
在這場重新認識、深化認識的過程中，有兩種傾向。一是分寸得宜，矯正以前的意識形態偏見，擺脫"革命至上"、"民主萬能"的束縛，但又不徹底否定革命與民主，與以前反其道而行之。這是主流，朱學勤的著作《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可視作代表。

另一傾向則是走到另一個極端，以爲從伯克和"自由"這個概念中發現了另一種萬應良藥，一味推崇英國模式和伯克，把中國近現代的全部不幸和罪惡都歸諸于法國革命和五四運動。這是支流，其代表幾乎只有甘陽一人。甘陽在幾年之後徹底改變立場，大批九十年代的保守主義（即他所謂的"以自由主義的名義貶斥民主"，大談"所謂'英國模式'與'法國模式'，或'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對立等等"，參見甘陽《反民主的自由主義還是民主的自由主義？》載《二十一世紀》 1997年2 月號第6頁）進而把"反民主的、貴族的自由主義"的駡名以及前面所引的種種罪名傾到中國知識界的頭上，標榜自己所謂"民主的、平民的自由主義"立場。

甘陽有一個躲避不了的任務：解釋、評價自己幾年前的言論。如果他認真清理，坦率地作自我批判，那當然是好事。但他很聰明地使了一個小伎倆，一方面淡淡地提了一句，說自己在"許多方面事實上已開90年代保守主義先聲"，另一方面把以前的觀點和作用總結爲："在中國大陸首先引入柏林關于'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區別等觀念，在知識界曾産生比較廣泛的影響……又在大陸思想界集中提出了自由主義與民主的張力問題，以圖概括蘇格蘭啓蒙運動和法國啓蒙運動的不同，英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分野等等"（同上）。這麽說有甚麽錯呢？但實際上，甘陽說的是，五四個性解放所嚮往的是積極自由而非消極自由，這種"全盤社會改造"和"以天下爲己任的强烈社會感"，導致了"從思想改造的'洗澡'到反右的'戴帽'到文革的'牛棚'以至今日之'倒挂' "（見甘陽《自由的理念：五•四傳統之闕失面》載《讀書》1989年第5 期第12－17頁）。他還說："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通常所謂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幷不是由法國革命奠定，而是以英美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爲主要基礎的……我們不能不深思：如果繼續被法國革命和共産革命的傳統領著走，能否走向自由民主？"（見甘陽《揚弃"民主與科學"，奠定"自由與秩序"》載《二十一世紀》 1991年2月號第8頁）如果要對那一時期的保守傾向進行清理，我不知道還有誰發過如此偏頗的言論。

甘陽的錯誤有三重，第一，不老實，作出自我反思的姿態，隱瞞極端和錯誤的言論；第二，誇大自己的影響，他說了一些錯話，自以爲中國知識界也跟著錯了，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第三，歪曲了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思想狀况，其實，只要甘陽改弦更張，值得痛駡的人就基本沒有了，動輒就說"中國知識界"如何如何，純屬無的放矢。

三、最後說一說汪輝

汪輝發表了"當代中國的思想狀况與現代性問題"一文，引起了注意和評論。就我的閱讀範圍而言，支持和批評的意見都有，我的"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對汪文作了認真討論和正面批評，我一直期待汪輝的響應。但我們等到了甚麽樣的結果呢？

汪輝僅在他的《死火重溫》一書的"序"中掃蕩了所有的不同意見。這篇只有幾千字的小文還概論了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主要爭論，除掉大量的感情渲猲和自矜之詞，他用在嚴肅討論上的筆墨實在是太少了。

汪輝說："文章成爲'事件'，却沒有真正的論敵。因爲他們幷不把它當作文章來對待，而是看作某種象徵。"（見汪輝《死火重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1-15，下同）。

這話頗令人吃驚，我無疑是汪輝的論敵，我認爲汪輝是個學者，寫了一篇值得注意、應該批評的文章，如此而已。"事件"和"象徵"是甚麽意思？政治家或精神領袖的宣言，明星的表演？我不知道誰會這麽認爲。

在我與汪輝商榷的文章中，我提出汪文的缺陷是其立論與中國的國情與現實不符，我舉出了一系列事實和數字來證明我的看法。汪輝對此避而不答，而寫出了下面一段妙文："談論自由的人如此容不得异見，號稱學者的人如此深文周納，這麽多名人碩儒習慣于道聽途說——一切一切也不是甚麽新鮮的事情。倘若要談論'國情" 和'現實'，則這一現象本身就是國情與現實之一。"我現在仍然要說，我用事實和數字反駁你汪輝的下列論點：中國已經變成了市場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你能否作出反批評？

汪輝沒有把一個字花在正面回答批評意見上，却花了大量筆墨描述其成文經過，剖白作文時的心態，和成文後自我感覺到的遭遇。他說，1993年一位外國學者冒著寒風，不怕路途之遙，尋了半天，終于找到他，約他寫稿，他終于感動了，把文章寫出來，登在那個進步知識分子的旗幟的刊物上。後來，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剛從國外歸來，就跑到他家談了一整天，他由此知道文章引起了興趣。再後來，他當了《讀書》的主編，總是感到有人遞過猜忌的目光。他心中不滿，但怕一說出話來就要傷人，于是避到香港。再後來，文章在國內不止一家刊物，在國外以不止一種外文發表。汪輝感慨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反應和明槍暗劍："在許多名人的口耳相傳之間，這篇文章迅速地獲得了各種各樣的頭銜，再配之以若干流言，最後由聞人加以總結，儼然成爲'歷史'。論戰的方式不像是討論，而像是冷戰：南北呼應，內外有別。"

如果說我在立場、觀點、方法上反對這篇文章最力，那我敢于承認，但我不覺得文章會在思想學術界引起這麽大的風波。在九十年代，怎麽會呢？况且我們又不是王朔或餘秋雨。更重要的是，我認爲學術探討和學術爭鳴純然是一種公共事務，具有某種程度的客觀性——我指的是一切以文本爲准，寫作的心理過程與文章觀點對錯無關。你要捍衛自己的正確性麽，就得回答、駁倒批評意見。你不能大談自己寫作時動機的高潔和心情的壯懷激烈來證明文章的高明；不能直接間接地說文章出手前自己端了多大的架子，禁不住編者的懇求和讀著翹首以待才逸强應允發表，來說明文章的價值；更不能營造這樣一種氣氛：自己像魯迅一樣地經受飛短流長，在黑暗中與惡勢力抗爭，來證明文章經得起考驗——學術爭論中不能用哀兵必勝的策略。

總之，重要的是觀點和論證，而不是剖自心迹。成文過程中精神狀態的高尚幷不能證明論敵就是小人。

在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爭論已經開始之後，被視爲新左派的李陀發出了幷不及時的號召："讓爭論浮出海面"。不知是否爲了呼應這個題目，朱學勤在1998年底的文章中說："1998年中國思想學術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觀之一，是自由主義作爲一種學理立場浮出水面。" 汪輝在這篇序中將朱戲稱爲"上海名人"，然後是聲情幷茂的道德檄文："偉大的一九九八！滔滔洪水沒有喚起英雄對于灾難的思考，倒是激發起了爭先恐後浮出水面的激情，這位先生好水性啊！大海不宿死尸，龍門不點破額，豈不信乎？"一個比喻，爲甚麽朋友用得，論敵就用不得？一個比喻，何至于與九八年大洪灾聯在一起，在道義上置論敵于死地？手法高明嗎？我不知道，我只想起"技窮"二字。

我不想再評說論敵了，我只發出正式邀請：響應我在"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和本文第三、四節中的批評，讓我們在學術觀點上交鋒吧，你意下如何，汪輝君？

最後我想說，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所引起的關注，産生的影響，遠遠大于學術上的收穫，對于理解和解决實質問題所取得的進展。中國知識界不能滿足于自己有良好的問題意識，各派都不能把主要心思用在"克敵制勝"方面。更虛心的態度，更勤奮的學習與研究，方能孕育無愧于時代的思想成果。

1958-1962——中國大饑荒（楊繼繩）

2010-09-05T23:15:00.004+08:00

1958-1962——中國大饑荒

楊繼繩

　　主持人：這裏是第78期燕山大講堂。今天燕山大講堂之所以請來楊繼繩老師來講“中國大饑荒”這麽一個主題，是基于看清瞭解歷史，有助于我們更珍惜今天。掌聲歡迎楊老師。

　　楊繼繩：今天這個題目，其實可以不講，我已經有兩本書，一套書有80萬字，但這本書不讓國內未能允許出版看，在國內爲禁書，所以我不得不講。武漢市教育局發通知給中、小學，收繳黃色、反動書刊——《墓碑》。教育局發動學校，中、小學。我沒有想到這本書還能進入中小學，感到很奇怪，而且還是被歸爲黃色書籍。由于因爲是“黃色”書籍不讓看，所以我就得講講。

大饑荒到底死了多少人

　　首先我介紹一下幾年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個問題大家比較關心，也是有爭議的一個問題。

　　官方承認的有三個數字，第一，官方公布的數據，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可以算出是1600多萬，官方公布的數據，計算的結果應該是全面的。第二，80年代，各省公布了人口數據，根據各個省市的官方公布的數據，餓死2000多萬。第三，國家計生委和國家統計局下達的國家級課題，同西安交大的蔣正華計算結果，是1700多萬。國家計生委和統計局計算是很科學的。

　　1600多萬、1700多萬、2000多萬這三個數字是官方承認的。現在有一些網站像烏有之鄉說沒有餓死人，官方都承認有餓死的人，而且主要承認的是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老先生。

　　這些數字是怎麽算出來的？

　　大饑荒年代的人口損失分兩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少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是餓死的，當時沒有戰鬥、沒有地質灾害，都是餓死的。少出生人口是因爲饑餓，導致出生率降低。當時的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很多，所以出生率很低。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計算方法：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當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當年平均人口

　　“當年死亡率”和“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一年年底人口平均。死亡率、人口總數、出生率這些都是公布的。

　　“正常死亡率“是怎麽算的？前三年加起來平均，後三年加起來平均，把兩個平均數再平均一次，就是正常死亡率，沒有饑荒正常年景死亡率應該是10.47‰，但按當時的情况來看，這是非正常死亡人口。

　　少出生人口是怎麽算的？某年少出生人口數=（正常出生率－當年出生率）×當年平均人口

　　“平均人口”是上年年底和下年年底加在一起，除以2。出生率、死亡率都是按平均人口計算的。按照國家公布的數據算，前三年的平均加後三年的平均，再平均一次，爲35.10‰。

　　爲什麽要平均？主要是排除偶然因素。

　　1984年國家統計局公布了數據，在以前沒有公布，這個數據可以看出，1960年公布的死亡率是25.43‰，，爲多年最高，自然增長率是-4.57‰。

　　1960年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萬。1960年人口是66207萬，1959年是67207萬，正好差一千萬。本應該是下一年人口比上一年人增加，可不但沒有增加，人口反而少了一千萬。所以公布了以後，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日本共同社發表新聞說：這是20世紀最重大的人口事件。

　　（圖說：1982年中國人口性別年齡構成）

　　如上圖所示，縱坐標爲年齡（0—90歲），橫坐標爲不同年齡的人數，80年代0歲有多少，一年一年地劃，劃到20歲那一年，是1960年，男女人口圖留下了缺口。按說這個曲綫是平劃的，是延續的，但缺了一個口，1960年缺得最多。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畫了一個圖：21歲—23歲這一帶人口缺了一大塊。

　　1949年是和平年代，沒有戰爭，出生率是逐年提高的，而死亡率應是逐年下降的，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1972年開始計劃生育。如果沒有大躍進，1957年—1964年人口趨勢是連續的，死亡率是一條略微向下的傾斜的曲綫，出生率是略微向上的曲綫。各年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分布在這兩條曲綫上。這是正常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預計。爲了排除偶然因素，我就以1958年的前三年和1962年的後三年來分析做。這是按國家統計局的一個官方數據。

　　這是按國家統計局的一個官方數據。

　　第二是各省公布的人口數據，1986年以後出版了一套書，叫《中國人口》，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此書是由教育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的領導下，組成專門編輯委員會組織編寫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組織有關人員編寫。除了西藏、臺灣以外，其它各省我都抄了下來，一個一個地計算，算出的結果是2098萬。

　　國家統計局算的結果是：1958—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人數1619.92萬人，少出生3150萬人，人口總損失4770多萬人。

　　如果使用各省數據計算的結果是：1958-1962年間非正常死亡2098萬人，少出生3220萬人）。人口總損失了5318萬人。

　　官方數據，包括國家統計局和各省市數據有很多誤差。總人口增加數總人口增加數（當年底人口總數减去上年底人口總數）和自然人口增加數（出生人數减去死亡人數）應當是相等的，但實際不等，差別比較大，說明統計很粗糙，每年由各生産隊統計，會計、隊長一報，這個生産隊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總數多少，就算出來了。

大饑荒死亡數據如何被隱瞞

　　官方數據最大的缺陷就是隱瞞的死亡人口。總人口不會，但糧票、布票各種票證都是按總人口發的，死亡人口一般都會少報，少報有兩個好處，第一個是可以减少當地官員的政治責任，第二是可以“吃空額”，人死了以後不報，糧票還可以發下來，隱瞞死亡人口在那時是一個很强大的秘密機制。

　　我雖然講了很多例子，但統計社是怎麽隱瞞的？比如說河南信陽潢川縣傘陂寺公社黨委得知省委工作組即將到來的通知以後，立即召開大隊電話會議，說公社黨委向縣委報的死亡人數是500多人，然後分到各個隊，各隊去報，不能多，也不能少。當時發了一個緊急通知：各生産隊長、會計：公社分配我們大隊死亡人數 34人，大隊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數字不能多，不能少。一隊4人，二隊5人等這麽通知下來。傘陂公社第一次向上報的死亡人數523人，第二次報的是 3889人（後又改爲2907人），後來省委工作組調查結果是6668人。

　　河南唐邑縣統計死亡數字時上級規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統計時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就是儘量少說，死亡人口大量隱瞞。

　　國家統計局是1600多萬，各省算出的是2000多萬，國家統計局减少了死亡人口。

　　怎麽樣算出它的真相來？人口學家對中國統計局的數字進行分析修正：

　　1.1953年人口普查。他們認爲人口普查效果比較好。

　　2.1964年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礎上增加了三個項目，共九項。

　　3，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除了原有的人口數、性別、年齡等項目外，還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內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4.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大約100萬人口中的約30萬名15至67歲的婦女進行了抽樣調查，即對1940年以來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顧性調查。這一調查是由計劃生育人員挨家挨戶進行訪問，可靠性較高。

　　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J．Bannister）修訂的數據計算結果，非正常死亡2987.1萬人，少出生3119.5萬人，人口减少總數爲6106.6萬人。

　　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Coale）修訂的數據計算的結果：三年非正常死亡2481萬人，少出生 3068.3萬人。人口總損失5549.3萬人。

　　用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卡諾（G．Calot）修訂的數據計算的結果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爲2850.9萬，四年少出生人口33197.85萬人。人口總損失6048.8萬人。

　　這是三個比較有名的人口學家算出的結果，一般三年是3000多萬左右。加上1958年底到1962年可能就更多了一些。

　　彭尼．凱恩：《1959－1961中國的大饑荒》一書中個紹了幾個數據，艾德爾認爲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萬，莫舍估計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100萬至3000萬之間。希爾估計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爲3000萬，同時有3300萬嬰兒沒有出生或延遲出生。

　　中國學者的計算最早是李成瑞老先生，他到歐洲開會，會議階段跟班尼斯特、科爾進行交談，他想，既然外國人能算，爲什麽中國人自己不算？自己算更好一些，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裏，李成瑞老先生回來以後就跟國家計生委主任陳慕華寫了一個報告，要建立一個國家課題，進行招標，招標結果是西安交大的蔣正華中標。蔣正華是學電機的，80年代初期很多人搞軟科學，他也是。但他沒有搞其它的，就是經濟方面的，後來在印度加爾各答學習一年人口統計，回來以後就搞人口所。人口所剛成立不久，蔣正華就中標了。算出結果，他很聰明，按國家統計局以前的1600萬稍微多一點，算1700萬。李成瑞、陳慕華很高興，說咱們中國算出的人口是最科學的，最正確的，而且跟國家統計局的比較接近。後來蔣正華的官位一直順通，一直到國家領導人，當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美國的一個教授叫丁抒，他算的結果最低數字是3500萬人。

　　上海大學金輝認爲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達到3471萬。

　　歷史地理學家曹樹基三年大饑荒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計約3245.8萬。

　　英國一個記者叫貝克爾寫了一本書，稱有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饑荒年代，大約有4300萬人—4600萬人之間。還有一個數字是5000萬—6000萬。

　　這個數字怎麽來，當時有沒有調查，不清楚。1961年有三個人，一個是賈啓允（國家統計局局長），二是周伯萍（糧食部辦公廳主任），三是陳國棟（糧食部長）他們三個人就跟各個省打電話，統計死了多少人。搞了調查，統計以後，是幾千萬。他們寫了一個報告，給周恩來和毛澤東。周恩來看了以後，馬上說：立即銷毀。過了一個星期，周恩來不放心，就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這樣，周恩來才放心。這事後來是周伯萍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講到的。2003年我找到了周伯萍家裏去，問他到底有幾千萬，他不說。當時我說是不是兩千萬，他說就是這個數，他不願意多說。中央領導人參閱的資料是5000—6000萬，估計就是周伯萍這個數。周伯萍他們的統計是電話調查，也可能是正確的人口調查，在這裏說是想做一個參考。

　　另外一個人叫王維志，是人口所的研究員。他認爲三年非正常死亡是3300萬——3500萬人之間。他是莫斯科統計學院畢業的（50年代），在莫斯科學習人口統計，回來以後，就公安部三局搞人口統計工作，1961年、1962年跑到省裏去進行人口核查的調查，他的數字沒有向外國學者搞複雜的數據統計，他用他的經驗辦法，算出結果是3300—3500萬。

　　根據多方面估計，我覺得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600萬人，應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人數大約4000萬人。大饑荒使中國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人。

　　3600萬人是一個什麽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

　　這個數字相當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只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1914－1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萬人。中國1960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歷史記載最高的灾荒死亡數字是1000萬人。

　　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人間慘劇，這個悲劇掩蓋了五十多年。當時，報紙、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極力掩蓋。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發出了零星報道。中國政府一概斥爲“惡毒攻擊”、“造謠誣衊”。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精心安排了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臺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布置豐衣足食的假像。

　　英國記者格林（Felix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Curtainof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却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

　　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外賓之一。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爲“出口轉內銷售”的産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爲統一思想，壓制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具。直到50多年後的今天，還有人說我的《墓碑》是造謠。政府還將它列爲禁書。從香港是不讓帶過來的，帶過來就要沒收，所以我也只有這一本，我帶不進來。

　　這麽一個驚天慘案，被掩埋了50多年，到現在很多年輕人還不知道，不知道什麽叫挨餓。

人吃人的慘劇

　　在極度饑餓的狀態下，人體的各種機能活動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時間內，其本能的饑餓反射極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會不擇手段地去搜尋一切能吃的東西。這時，生存壓倒一切，動物性壓倒了人性。饑到極點的人們，爲了找到吃的，不考慮親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後果。據不完全統計，全國人吃人的記錄超過數千起，其中有吃自己親人的。

　　人吃人的案例：

　　甘肅省臨夏地區10個公社，41個生産隊，588人吃掉337具尸體，其中，僅紅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體125具、活人5名。小溝門生産隊8個作業隊，有6個隊發生吃人的情况。23戶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兒女、姐妹相互殘食。有的吃剛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個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讀qie）藏錦光生産隊，馬希順吃了病人的尸體，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員白一努先後吃了8個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讀qie）藏公社貧農社員馬阿卜都，餓得奄奄一息時，囑咐其女馬哈素非說：“我身上的肉沒有了，我死後可把我的心挖出來吃。”馬死後，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來煮了吃了。他的遺産就是一個心臟，其子女可以拿出來吃。社員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歲的女兒活活吃掉，馬死後又被其妻吃掉。紅台公社小溝門作業隊李尕六吃了自己的兩個死孩子。李尕六死後又被社員胡八吃了，胡八死後，又被肖正志吃了。（李磊（甘肅省婦聯主任）：《悠悠歲月》第149－150 頁）

　　信陽人被吃也有很多，不是個別現象。江蘇宜興是很富饒的地方，這裏也發生了人吃人的情况。省委農村部孫海光在一份報告中就寫到了人吃人的情况。甘肅省通渭縣也有很多人吃人。

　　河南省息縣張陶公社溫圈子大隊社員張文儒于去年11月間到野外剜尸體當牛肉賣，每斤3角，被發現後遭毒打致死。貧農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間到墳地扒尸體，因與中農社員王振宇爭奪尸體，李世平父子將王振宇打死，幷將王的尸體抬回家煮吃，被幹部發現，用刀背對著李的頭部狠打，當即致死。陳登常，38歲，息縣項店公社人，中農成份。去年11月29日，將他病重的6歲親生女兒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將隊裏的兩歲男孩尸體吃掉，被捕後判20年，已死于獄中。（中央、省委聯合調查組）

　　安徽亳縣農業銀行離休幹部、中共黨員王體忠回憶：1960年春，他家鄉五馬公社泥店西南王樓村，有不少農民因饑餓而吃人肉。爲制止這種情况蔓延，大隊下决心抓典型示衆。該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剛把煮熟的人肉撈到盆裏，被幹部查獲，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會場裏，立即召開群衆大會對她進行批鬥。參加大會的人聞到香噴噴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個大膽的人說一聲“我嘗嘗”，伸手拿了一塊人肉大口吞食，接著衆人一哄而上，你搶我奪，亂成一團，轉眼間一盆人肉搶得精光。王體忠的妻子也搶了一塊，當時吃了感覺很香。批鬥大會無法開下去，只好宣布散會，不了了之。

　　我到信陽調查遇到過一個吃過人的人，問他好吃嗎？他說蠻好吃的，口感比較軟點。

　　除了餓死以外，很的農民被打死。打死有兩種情况，一個是小偷小摸。地裏的莊稼還沒有熟，就偷著吃，幹部看見，就打，然後被打死亡；在街上如果是拿一個東西在前面吃，後面馬上有人就搶走了，搶吃的比較多，這樣發生偷搶食品被打死的有很多。

　　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寫的《關于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光山縣和潢川兩縣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

　　在反瞞産過程中，息縣全縣共打死、逼死群衆1065人，其中當場打死226人，打成重傷以後致死的360人，自殺的479人。基層幹部被打死29人，打殘46人。據防胡公社9個大隊統計，29個幹部打死群衆91人。大隊支書王心月親自打過150多人。副支書朱炳堂手拿皮帶見人就打，打過44人，打死人數未查清。大隊團支書王鳳才共打過36人，據群衆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認3人。(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關于息縣情况的調查》1960年 10月9日。)

　　除了拳打、脚踢、凍、餓以外，還采取了冷水澆頭、拔頭髮、割耳朵、竹簽子穿手心、松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爲殘忍的酷刑。

　　過去可以逃荒，但在那個時候不僅不可以逃荒，還不能求救。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個黨支部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3個黨員給河南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農民。這封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幷下令查處。爲了防止饑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非黨員不能開。公社派民兵在村頭設卡，如發現有人外出，就奪走隨身携帶的東西，甚至剝下衣服，進行拷打。外流社員一律稱作“流竄犯”，强行收容關押勞改。信陽市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19萬人，被强制收容後又不給飯吃，饑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光山縣白雀公社楊寨大隊，組織10名基幹民兵攔截逃荒群衆。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節，共毆打來往社員 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剝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縣設立收容所67處，把外逃者抓到裏面後審訊，搜查，毒打，强制勞動，不給飯吃。共收容外逃人員 9330人，在收容所裏毒打致死、致殘2195人。防止外人知道挨餓，群衆餓得走不動，連個拐棍也不讓拄，幹部調查時，要挺著胸膛走路，要裝成沒有挨餓的樣子。

　　百姓大批餓死，幹部却搞特殊化。公共食堂爲幹部們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開方便之門。群衆吃稀的，幹部吃幹的，群衆吃菜，幹部吃肉。

　　墊江縣城西公社春花管理區在公共食堂無米下鍋，幹部們剋扣克扣口糧，大吃大喝。1959年下半年，管理區的幾個幹部把小春剩餘的2000斤種子私分了，一部分拿回家，一部分放在管理區任其揮霍。1959年中秋節前後，他們從副業隊提回幾十隻鴨子，專供幾個幹部吃。

　　長寧縣桃坪公社12名總支委員中，有貪污挪用行爲的有9人。全公社幹部中有貪污挪用、私分行爲的幹部占幹部總數的60％以上。大足縣土橋公社多吃多占的幹部占幹部總數的67．9％。小河大隊支部書記蔣某1961年爲父親祝壽，辦了20桌酒席，請了160人，碾盤大隊53名幹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糧食1661斤。社員在死亡綫上掙扎的時候，幹部經常私下“打平夥”、“加餐運動”，還把糧食、糖拿到家中。群衆說：“社員餓得光骨頭，幹部吃得肥油油”、“社員面黃肌瘦，幹部肥頭大耳”。

　　安徽鳳陽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隊幹部幾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一天吃一兩，餓不死小隊長；一天吃一錢，餓不死管理員。”

　　這些都是從檔案材料館看到的，這些檔案裏大部分都是基層幹部怎麽貪污盜竊，沒有高級幹部的，後來我到四川調查，李井泉住在重慶潘家坪招待所的時候，幾乎每天吃了晚飯後先看電影，再打牌，或者先看戲再跳舞。看電影是專場，看戲是堂會。跳舞、打牌到淩晨再吃夜宵。

　　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到下面考察工作時，同蘭州飯店每天派專車送飯。這送的不是一般的飯。

　　1960年7月信陽地在鶏公山召開會議，開會是爲了掩蓋死人真相，肯定“大好形勢”，縮小信陽事件的影響。鶏公山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地方，鶏公山是著名的避暑勝地，風景很好，在餓殍遍地的夏天，省、地、縣的官員們，一邊避暑，一邊爲自己開脫責任。面色紅潤的領導幹部們是面有菜色的農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鶏鴨魚肉，每天睡够了午覺，吃飽了西瓜再開會。權力極其腐敗，當時幹部的權力那麽不受制衡，所以許多吃的時候，當然會腐敗，這也正常，這是制度造成的，幷不是品質的問題，品質再好，在那種情况下，也很難自製。

　　需要提到的幾個重大事件：

　　信陽事件。中國死了100多萬人。

　　通渭事件。餓死了三分之一。

　　山東省館陶事件，濟寧事件等，這些事件非常慘烈，有人向上告狀，中央處理了。

　　羅定事件。廣東羅定縣，總共死了17000多人。

　　信陽事件。非正常死亡人口100萬，占全地區總人口的八分之一。很多家庭死絕，一些村莊消失。沒有人埋尸。人吃人不是個別現象。信陽附近的糧倉就有糧食，就是不開倉放糧。

　　通渭事件。反瞞産私分。千人現場會，萬人鬥爭會。縣裏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産小隊和農民家裏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櫃，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打死、逼死多人。全縣死亡人口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共9萬人。

　　山東省館陶事件，濟寧事件。食堂停夥，社員四處覓食，不能遠出者就近拾凍地瓜、凍蘿蔔度日；能遠出者到河北邯鄲、曲周、大名等地逃荒要飯。有的賣兒賣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門求嫁。死亡大量發生。

　　山西壽陽事件。壽陽“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全縣283個管理區中，有259個管理區發生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個生産隊中，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49人之多。

　　廣西環江事件。1958年9月9日，廣西環江縣放出了水稻畝産13萬斤的“大衛星”。反瞞産私分，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的逼糧會上，逼死13人。人口大量死亡，1962年，全縣人口比只1954年减少了4萬多，占當時人口的四分這一。

　　遵義事件和金沙事件。貴州省湄潭縣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全縣共餓死12.451萬人。死亡人數占全縣總人口的20%强，占農業人口的22%。殺人而食者16起，吃死人的事件無法統計。

　　羅定事件。從1960年1月到8月20日止，廣東羅定縣占全縣一半左右的公社，約27萬人的地區，發生了極其嚴重的不正常的水腫、瘦弱死亡情况。據全縣1－8月統計，死亡達17000多人，占全縣總人口的2.62％。

　　一旦發生饑荒農民就會起義，揭竿而起，爲什麽大饑荒沒有發生動亂？雖沒有發生過大的暴亂，但小規模的還是有的。部分地區都有，搶糧食，劫火車等。刑事案件增加，當時的刑事案件都是因饑餓造成的。

　　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是因爲中國共産黨對社會控制極其嚴密。還因爲前幾年的肅反、反右，不僅消滅了反對者，也使更多的人恐懼，不敢反抗，導致社會沒有結社自由，一旦出現政治組織，很快就被撲滅。無組織的群衆難以對付有組織的政府和軍隊。而且，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共産黨控制的組織之中，他的一切言行都受到集體控制。

　　過去說“普天之下，莫非黃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帝王的一種理想，很多荒蠻之地他們的權力是達不到的，而現在政府掌握了現代化武器和現代交通、通訊工具，任何嘯聚山林的造反者，都在政府武器的射程之內。對任何邊遠地區的“根據地”，政府軍都可以借助現代交通，迅速到達。所以現在不可能有宋江的梁山泊，也不可能有毛澤東的井岡山。在現代極權制度下，民間造反很少有成功的可能。

　　各省饑荒程度不一樣，從1960年死亡率來看，四川爲53.97‰，河南39.60‰，貴州52.33‰，安徽68.58‰，山東23.60‰，甘肅 41.30‰，青海40.73‰，湖南29.42‰等。有些省一開始灾情就很重，由于揭露得較早，到1961年就開始好轉，如山東、河南等省。有的省的蓋子長期捂住，繼續推行大躍進的政策，餓死的人就多。如四川省，1958年就開始餓死人，一直到1962年還有餓死人的現象發生。這五年四川的死亡率（‰）爲：15.17；46.9；53.97；29.42；14.82。

　　爲什麽各地不一樣呢？哪里“三面紅旗”舉得高，哪里饑荒就重，。高指標、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個紅旗，也就是三個萬歲是不能反對；哪個省留下糧食最少，哪個省饑荒就重；哪個省問題揭露得早，餓死人總數就少；哪個省捂蓋子時間長，哪里死人就多。

　　也就是說，哪個省對毛澤東的向心力最强，哪個省餓死的人就多。像四川餓死1000多萬人，安徽餓死500—600萬人。

大饑荒的真正原因：幷非自然灾害

　　教科書、中央文件上寫的都是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這樣？我去了5次國家氣象局，翻了一些資料，找一些專家進行座談。天灾年年有，三年是正常年景。中國這三年是風調雨順？也不是。因爲中國這麽大，灾害還是很多的。今年就有很多的灾害。“三年是常年”，那什麽是“常年”呢？有幾個曲綫：國家氣象局對350 個站點40年的一個氣象資料進行分析，看這三年是不是偏離，正常年景是不是很大。有五條綫，我就說兩條。

　　第一條是：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就是40年平均的降水量，當年的降水跟40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距離。這三年的降水量跟這條虛綫的差距，差距越大，自然灾害就越重，上面是水灾，下面是旱灾，這些年代，沒發生過餓死人的情况，比1983年厲害得多，但1959－1961這三年却餓死人了，這三年是常年，偏離比較小。

　　還有一個數字，植物生長季降水量距平時間變化曲綫：

　　生長季影響作物增長，但也不是偏最大的，最大的是50年代和80年代。

　　還有其它幾個指標，不屬于天灾。“天灾天年年有，這三年是常年”。

　　是蘇聯逼債嗎？

　　後來又說是蘇聯逼債，蘇聯撕毀合同。我通過查大量的資料，對這個歷史予以否定。

　　蘇聯1959年是撕毀了合同，但撕毀的是跟農業無關的合同，只是原子彈方面的合同。1960年7月16日，蘇聯撕毀了同中國簽訂的600個合同，撤走在華專家1390名，撕毀合同是在1960年下半年，此時大饑荒已經發生了一年有餘。這就說明我們的大饑荒和蘇聯是沒有關係的。

　　說蘇聯逼債，教科書上講對蘇聯債務是怎麽還的。實際上蘇聯沒有逼債，是毛澤東爲了爭一口氣，要提前還債。周恩來在1964年的報告中說：“我們不僅還清了債務，還拿出了比這個時期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既然能够用“比償還外債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小兄弟，說明償還外債幷沒有構成重大負擔，更說明償還外債不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比償還外債花費更多的是支援社會主義小兄弟。

　　據記載，當年曾從加拿大進口一船糧食，已經運到太平洋了，中央一個命令，就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爾巴尼亞。我們就挨餓，阿爾巴尼亞的情况其實比我們還要好。

　　天灾也好，是蘇聯逼債也罷，這都是藉口，真正原因，是落後，制度的落後。

　　糧食在1949年建國以前不緊張，當時上海、天津一些沿海城市可進口糧食。1949年以後，沿海城市就不進口糧食了，所以就較緊張。後來城市人口增加，工業化糧食就非常緊張了，1953年就開始搞統購統銷。到1958年糧食却突然多了起來？爲什麽？當時放了很多“衛星”，蘇聯于1956年發了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中國人跟著高興，跟著慶祝歡呼，跟著自豪，而自己幹了什麽好事，有什麽成就，也叫發“衛星”，糧食單産叫發“衛星”，自己科研搞了一個小成就也叫發“衛星”。

　　6月11日，河北魏縣六座樓公社，畝産2394斤等。當時《人民日報》每天都要大標題放“衛星”。發“衛星”是幾萬斤的産量。偉大的科學家錢學森在 1958年6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用太陽能的轉化理理論，論證糧食高産的科學性。說産幾萬斤糧食是很容易的，是應該的，是科學的。

　　以講實話著稱的副總理陳毅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爲《廣東番禺縣訪問記》的文章，說他親眼看見了廣東省番禺縣畝産100萬斤番薯、60萬斤甘蔗、5萬斤水稻的事實。

　　陳毅可能是被騙了，當時在場地上堆了一些東西，外面是一層水稻，下面都是糠。陳毅副總理看到的可能是這個景象。

　　糧食這麽多怎麽辦？毛澤東很著急。就提出“少種、高産、多收”的種植方針。所以就放開肚皮吃，甩開膀子幹”，1958年秋收後，大吃不到兩個月，不少地方年底就斷了糧。

　　中國科學院組織科學學研究糧食綜合利用。不久，這些科學家肚子也餓得不行，就把課題改爲研究代食品。向中央提出了大搞代食品的建議。說蟲子怎麽吃，青草怎麽吃，蟲子的營養價值比糧食還高得很，中央還發了文件，人民日報還登出來了。

　　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開的北戴河會議認爲，中國的農業和糧食問題已經基本解决，工作重心應當由農業轉到工業上去。所以就全國大煉鋼鐵，9 月，全國參加大煉鋼鐵的人數由8月份的幾百萬人增加到5000萬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爐60多萬座。10月，達6000多萬人，最高達9000萬人。加上其它戰綫直接或間接支援的，全國投入大煉鋼鐵的人數超過了一億。文化部也成立了煉鋼指揮部，著名戲劇家夏衍擔任煉鋼總指揮。外交部也在院裏築起了小土爐，燃起了熊熊烈火。連手無縛鶏之力的孫夫人宋慶齡，在她家的院子裏也搭起了煉鐵爐，秘書、司機、炊事員一齊上陣，孫夫人也親自動手，也在努力爲“1070”作貢獻。中央也搞了一個煉鋼爐，毛澤東的生活秘書當總指揮。煉鋼鐵使全國的經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樹被砍光，生態到現在還有影響，還沒恢復。

　　出現鋼鐵後，各地就建廠，搞工業化，工業落後的西部省——甘肅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廠1000多個；3月到5月，建廠3500個；5月到 6月，全省廠礦數猛增到220000個。其中，省辦的2500多個，縣辦的15000多個，社辦的185000多個。全省出現了10多個萬廠縣，20多個千廠鄉，50多個百廠社。這些廠都是瞎搞，瞎折騰，浪費資源，糧食也不種了。

　　糧食是吹牛吹出來的，說吹牛不納稅，但在當時，吹牛是要納稅的，由農民納稅。糧食産量高，徵購的指標必然會提高。征糧食就是拿公糧，强制性徵收的。 1953年以後就是統購統銷，農民的餘糧得賣給國家，不能賣給食堂，吃飽以後沒有餘糧，剛秋收以後，所有的糧食估計得交給國家。種子、飼料、口糧都賣了。糧食徵購指標是從中央下到各省，各省交到各縣，糧食産量高，徵購就高了，1957年是25.3%，1958年是28.3%，1959年是35.7%，到 1957年就很緊張，就征多了，當時的情况的是超過25%農民就沒飯吃了，這些年很高。這麽高的指標要徵購，農民沒有糧食交怎麽辦呢？就會瞞産私分，本來是産一萬斤，農民就說是産5000斤。所以後來在全國就搞了一個“反瞞産私分”運動。這個運動非常殘酷。

　　案例：

　　1959年秋，四川省榮縣小春徵購任務沒有完成，10月2日，在長山區召開五級幹部反瞞會議，落實徵購任務。縣委第一書記徐某布置鬥爭會時說：“群衆真正起來打人，不要潑冷水。”長山區首先打人，縣委立即表揚，幷批評其他地區右傾。這個會上吊打了30多名社隊幹部，10多人致殘，捕了3個公社幹部。 10月25日，又在鐘鼓樓召開生産小隊長以上的會議，規模爲4000人。這個會有30多個分會場同時打人，會場嚴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會客。樂德公社 14個公社幹部中被吊打4人，撤職8人，受其它處分2人。該公社大小隊幹部被打的有142人，當場打死1人，打殘病死1人。會後，區、公社、生産隊又層層打人。“上級打下級，一級打一級，幹部打群衆。一些“敢打人”的幹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幹部受到批評。區、公社、生産隊普遍設“警察”、“監獄”、 “土勞改隊”，任意對下級幹部和群衆進行毆打、逮捕、勞教、處分，幷且普遍使用肉刑。據對長山、人和、劉家三個公社瞭解，就有7名小隊長以上幹部被打死。復興公社三大隊打死社員3人。1959年12月9日，豐都縣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區召開“反糧食瞞産”現場會，現場會上吊打7人，其中1人當場打死。會後，區、鄉先後召開現場會，當場打死173人，1179名幹部被撤職。

　　遼寧省鐵嶺泛河公社在查糧挖糧時宣布：“誰藏一粒糧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彈”，“誰藏一粒糧食，誰就是反革命”。有的在黨員幹部會上提出“沒有殺人的心，就購溝不出糧食”。公社黨委書記徐廣仁在楊威樓片召開生産隊支部書記會時，把繩子擺在桌子上，問大家：“你們認識這個東西不？有沒有糧食看著辦！”當場鬥爭藥王廟生産隊的支部書記崔鳳伍。在藥王廟召開的生産隊隊幹部會上，第一小隊隊長劉春林生病沒有來，徐廣仁讓人用手推車推到會上“辯論”。徐問劉： “生産隊大躍進了沒有？”劉只好答：“大躍進了。”又問：“人民公社優越不？”劉答：“優越。”緊接著問：“那你爲什麽不拿糧食？”購糧幹部安玉清逼社員李墨林回家拿來了70斤口糧，還要他再回去拿。李說這是逼人命，安就說李“破壞糧食運動”，送縣公安局押了15天。購糧幹部魏長久在藥王廟生産隊逼社員劉玉青拿糧，劉說沒有糧。魏就把劉綁起來讓其跪在地上，用脚踢。這樣的例子很多。

　　各個省打死人情况很多。這樣的情况，這樣的饑餓，中央政府當時采取什麽措施？1958年以後，因爲胡鬧，毛澤東當時看到了一些，1959年秋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都是反“左”的。毛澤東發現過後，就開始反左。1959年春，中共中央發三了個文件向農民讓步（社員可以養猪和家離，擴大自留地），按這個趨勢下去形勢會好轉。但1959年7月開會廬山會議，進一步糾左，進一步恢復正常的情况，在這個會議上，彭德懷寫了一封信，于7月14 日，批評大躍進，講的一些真話，7月23日毛澤東就出來講話，反左馬上變成了反右，使錯誤政策變本加厲，饑餓加劇。3600萬人當中的三分之二是廬山會議以後餓死的。

西方是議會政治，我們是會議政治

　　本來是反左，毛澤東一次的講話，風雲突變，再也沒有人說反左的話了。毛澤東身邊的高官們迅速改變態度，緊跟毛澤東。外國的政治是“議會政治”，中國政治是“會議政治”，“議會政治”是民主制度，而“會議政治”是專政制度。所以“會議政治”就是通過開會來貫徹最高領導的意圖，通過開會來圍攻與最高領導人不一致的看法，“會議政治”比皇權政治還要厲害。，皇權政治只是皇帝一個人講自己的看法，沒有那麽多的幫腔起哄，沒有“多數人專政”，皇帝要懲治一個人，如果錯了，很多人還會說情，。會議制度下，連求情的可能性都沒有了，彭德懷挨批評以後，劉少奇、周恩來以及所有的將軍沒有一個人爲彭德懷說好話，解放前，他們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沒有畏懼，在敵人嚴刑拷打中也沒有屈服，而在極權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後，有的變成了馴服的綿羊，有的變成了凶惡的鷹犬，更多人則是見風使舵，八面討好。極權制度就是這樣把昔日的英雄變成了奴才。

　　反右傾鬥爭使幾千萬人受到打擊。反右傾鬥爭是和保衛“三面紅旗”結合在一起的。將1959年春向農民讓步的三個文件打成右傾。繼續大躍進，堅持高指標。

　　執政者在糧食上沒有采取應急救助措施，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裏剝奪糧食，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整個信陽地區爲追逼糧食，正式由公安機關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獄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同時，繼續擴大食品出口。1959年出口糧食416萬噸，相當于1958 年的1.45倍。

　　一面大量的死人，一面糧食庫存不斷增加，1960年6月，全國糧食庫存爲301．48億斤，這301．48億斤糧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億斤；天津1．15億斤；上海2．53億斤；安徽7．05億斤；四川41．61億斤。當時餓死很多農民，農民在糧庫旁邊看著糧食，一邊喊毛澤東主席救救我們，很多人餓死在糧庫旁邊，有搶糧的，但多數地方都是在等著政府放糧，但政府就是不放糧。皇權社會還開倉放糧，在共産黨執政下，餓死了這麽多人，還不放糧，可見其制度的僵化程度。庫存糧食在增加，而且還在出口糧食，1958年出口288.34萬噸，1959年出口415.75萬噸，還出口花生油、鮮蛋、活猪、凍猪肉，活牛、家禽、凍家禽、水産品，還有各種水果，這些看都看不見的東西，却在出口。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産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裏。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産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扣飯” 是各地公共食堂比較普遍的情况。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裏，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裏。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

　　在農村，所謂無産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進行“專政”。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這有很多例子，比如說四川省叙永縣長江公社六一管理區第6生産隊全隊70戶人家，就有64戶被扣過飯。

　　湖南寧鄉縣花明樓公社韶光大隊韶湖作業組70多歲的肖星階老人，1927年曾是鄉農民協會骨幹，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飯餓肚子，終至臥床不起，臨死時對兒孫說：“以後每到我死的這天，你們盛一碗白米飯放在門檻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來飽吃一頓”。

　　江蘇省六合縣瓜埠公社保江大隊副大隊長謝某自己經常多吃多占，誰對他的行爲流露出不滿的情緒，就對誰報實施複。社員卜金奎曾批評過謝某特殊化，謝某不讓蔔吃飯，還用棍子打卜，蔔氣得把碗和飯票摔在食堂地上，說：“我不活了，不給吃，反正也是死！”謝說：“死就死，死了少一個吃飯的！”蔔回家後就上吊死了。謝還說：“死了活該！”保江大隊勤勞小隊60歲的飼養員員張昌榮，雙眼失明，隊長郭某爲了讓自己的姐夫當飼養員，讓張下田勞動。張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飯。張一到食堂打飯就挨打，一共挨打了10多次。張沒辦法，就偷了隊裏的東西，又挨了一頓毒打。張只好到瓜埠街上討飯。1959年大年三十晚上，張死在滁河岸邊的草溝裏。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喊同樣的口號，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各地的官員們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裏，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况，一旦出現政治灾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脫之地。著名女作家章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時，她父親章伯鈞對她說：“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落草爲寇也要活下去！”章詒和悲哀地說：“哪有草啊！”在同構同體的社會結構裏，饑民連逃荒都沒有。

　　當時中國的社會是同構同體的金字塔的社會結構。在廣東省的一個生産隊和遠在千里之外的黑龍江省的某一個生産隊是一個相似形。廣東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和黑龍江省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員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大差別。在這種社會結構裏，社會成員的個人自由完全消失。錯誤的政策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會通行無阻，不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錯誤效應還會層層放大。

　　這是講具體的制度，人民公社、統購統銷、公共食堂等等。

　　從根本來說，還是制度問題。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講：

　　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里最近的饑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饑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饑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饑饉。在這個規律面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饑饉（而印度却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爲議會裏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制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爲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够持續下去。

　　人類不能沒有信仰。只要你不對人們進行强制，不剝奪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各種信仰都可以存在。但是，如果把共産主義信仰變成了全民信奉的集體信仰，幷且用政權强制所有的人、動用全國資源實踐這個集體信仰，必定會帶來巨大的灾難。

　　諾貝經濟學獎獲得者哈耶克說：“在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理想締造我們的未來時，我們却在實際上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爲之奮鬥的東西截然相反的結果。”

　　共産主義本來就是烏托邦，1516年，英國人托馬斯．莫爾出版了《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有益且有趣的金書》，這就是以後人們簡稱爲《烏托邦》的傳世之作。莫爾的這本小册子名傳千古，在這本小册子裏，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島國，在那裏廢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財産、甚至包括個人消費品都屬于全民所有。爲了杜絕私有觀念的産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籤調換一次。金錢被取消，沒有金錢流通。那麽黃金幹什麽用呢？“糞桶和尿盆，都是金銀鑄成的”，“奴隸身上的鏈銬也是金的或銀的”。“可耻的罪犯都戴著金耳環，金戒指，金項圈，還有一項金冠”，“金銀變成了可耻的標記”。主要生産部門是農業和手工業，人人參加勞動。産品按需分配，設立公共食堂。但保留著奴隸。19世紀初期，歐文、聖西門、傅立葉使社會主義理想進一步發展。恩格斯說，說馬克思把社會主義理想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其實，馬克思全盤接受了從莫爾到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消滅貨幣。連他的關于“用黃金修建厠所”的說法也是來自莫爾的《烏托邦》。他對這些核心內容幷沒有進行多少科學的分析。例如這些設想是否可行，實行以後會有什麽樣的後果等，他都沒有進行科學分析。但是馬克思和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不同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爲“理應如此”，馬克思認爲“必然如此”，是一個規律。馬克思用德國人特有的嚴密的邏輯把這一理想妝扮起來，使社會主義由賞心悅目之花變成了歷史必然之果。

　　世界上幾乎所有相信共産主義的國家都發生過大饑荒：蘇聯發生過兩次大饑荒。蒙古，柬埔寨，越南，朝鮮，都發生過大量餓死人的情况。

天堂之路是奴役之路、死亡之路

　　國家控制了一切資源，全社會變成了一架聽命于中央的大機器。個人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企業不能够通過改善經營得到發展。人的主觀能動性被扼殺，首創精神被壓抑。進取心和奮鬥精神被挫傷。智慧和才能被窒息。這樣，經濟機體就失去了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它只能靠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從外部去激發熱情和施加壓力。

　　既然全社會成了執行最高當局的指令的大機器，就不能有“噪音”和“雜音”，全社會只能有一個聲音，就是最高當局的聲音。輿論必然一律，言論就沒有自由，民主就成了奢侈品。

　　既然每個人的勞動、生活、消費都受最高當局和他的委派者的支配，那麽從上到下，就是一層奴役一層。因此，每一個人都是兩面人：在上級面前是奴才，在下級面前是專制者。這就是專制制度的國民性。

大饑荒帶來的影響

　　中國在20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大事，有這樣一個邏輯鏈條：沒有反右鬥爭，就沒有“三面紅旗”；沒有“三面紅旗”，就不會有大饑荒；沒有大饑荒，就沒有反右傾運動，就沒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極端，就沒有改革開放。共産主義信仰在這個歷史邏輯鏈條的演變中，信衆越來越少，信仰完全崩潰。

　　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却進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機。出現了共産主義信仰危機以後，執政者不敢對這個信仰提出質疑，不敢放下共産主義旗幟，這不僅是“由于這些觀念的影響力依然十分强大，他們也不得不根據自己已經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則進行統治。”如果放下了共産主義的旗幟，共産黨就失去了執政合法性。于是，就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把共産主義推向遙遠的未來而加以擱置。理想被擱置以後，維護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地位就成了最高目標，也就是把維護既得利益者集團的利益作爲最高目標，如果執政者把維護自己地位當成最高目標，沒有理想，這個政權還有希望嗎？

　　雖然以保衛執政者自我利益爲目標的制度沒有希望，但從這裏産生了中國的新希望：現代民主制度將在極權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然而，現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足够的耐心、勇氣和智慧。希望在座的朋友們，用你們睿智的大腦、用承擔千斤道義的鐵肩、用飽含愛國熱情的巨筆，全力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及早地用現代民主制度告慰3800萬餓死的英靈！

　　就講這麽多，謝謝大家。

　　現場網友互動

　　主持人：感謝楊老師，現在是提問環節，每個提問的朋友請清楚簡短的表述你的問題，發表觀點的時間在2分鐘以內。

　　張耀杰：我來說幾句，我應該算是一個見證人，因爲我爺爺和大爺爺都是1959年春天餓死的，而且餓死時是被同村的不幹活的人鬥完不讓吃飯給餓死的，有人說農民多少值得同情，或者說農民多少道德高尚，同情是應該的，但道德高尚不是，最窮的人對最底層的人的道德不會更高尚，往往是鬥起人來底層的農民兄弟更狠一點。他們鬥的都是同村的甚至是親戚、最親的人，鬥自己的人是最狠的。我從小就見我村子裏喊口號鬥人，鬥我的大伯父，喊口號的人就是我大伯家的兒子，這就是我小時候所見到的農村現實生活。謝謝。

　　提問：楊老師您好，今天的講座聽完以後，心情比較沉重。結合今天的主題，是不是應該拿出更多的、更可靠的證據來讓否認這段歷史的人無話可說。

　　楊繼繩：我的書都是原始官方的資料，這些資料都是真實的，我不敢亂寫，依據檔案記錄寫，是可靠的。我也調查了，在信陽、四川都有調查，每一個數字，每一個事實都有根據。反對的人可能沒有看過這個書，所以才駡。

　　提問：所以我想跟楊老師請教一個問題，除了你做檔案調查以外，有關大饑荒死亡的數據還有沒有別的方式進行統計？就像現在的日本人否認南京大屠殺，我們拿不出具體的數據來一樣，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有沒有別的方式？這位兄弟說，他家裏死了幾個人，那可不可以把自己家庭，自己知道的事做一個計劃整理？

　　楊繼繩：這個很難做，死人在3000——4000萬之間，可能更多一點，但真正準確的數據不可能得到。一家一戶調查。政府不可能這樣做。

　　提問：這個確實有難度，但我們自己可以來做這樣的調查，在座的每個人是否問過自己的親人、朋友、家裏人餓死過人，我覺得可以做這樣的事，我問過我家裏的人，我的奶奶被餓死，我的舅舅吃泥給撑死。這就是實實在在的，就從身邊開始。如果每個人做這個事，是不是就是一個歷史的證據？

　　主持人：我非常贊成，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家史弄清楚。向長輩求證一下，作好記錄。大饑荒的歷史幷不遙遠，很多人都健在。

　　之所以有大饑荒的事出來，是因爲80年時有一個人口統計，80年代初期，統計出當時有大饑荒發生，死亡很多人。官方在80年代時，有一個確認的數據是1000萬。因爲沒有糧食，孩子不能生出來，這個情况您的書有談到。少年、青年這個階段死亡的人特別多。

　　楊繼繩：一年少1000萬。

　　提問：我覺得楊老師的書很有意義，我的年紀可能比楊老師小10歲，我經歷過這段歷史，死亡人數在三年灾荒時確實很多。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不是糾纏于死亡人數是1000萬、1700萬，還是3000萬的問題，這樣的事發生，要反思社會制度有什麽問題，這是楊老師最大的貢獻。他能够在官方不允許的情况下，以大無畏的精神的去做這樣的調查，讓人欽佩。

　　從他你的報告來看，他的數據比較細緻、科學，沒有誇大，而是采取了比較中間一點的表達東西。

　　但有幾點我想跟楊老師探討，你在探討社會制度時，您對馬克思主義發出了衝擊，指出他是烏托邦，馬克思主義構成有空想社會主義的來源，但也有其他方面的科學來源，楊老師的講法可能簡單了一點，能不能在這個方面，給其他人講的時候，把馬克思主義邏輯結構上有什麽問題給說出來。我認爲馬克思主義的邏輯性非常强。中國人的思維和外國人了思維很不一樣，特別是是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東西時，把它中國化了，中國化時，是不是要反思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做學問的馬克思主義有沒有差距。這個要分開。

　　産生大饑荒出現人打人等種種醜惡的現象，我覺得您再找一些科學的字眼準確地表達，因爲有些事是領導負責的，有些是下面負責的。

　　提問：我爺爺最近剛剛去世了，他經歷過這段歷史。他給我說的一句話：鄭州會議救了他一命，如果沒有鄭州會議，他可能就餓死了。

　　我覺得現在糾纏于這些數字已經沒有意義了，這些事件不能單獨地拿出來，尤其是大饑荒和文革的關係，您現在研究大饑荒時，這種饑荒的發生已經是不可避免了？爲什麽會走到這一步？

　　網友回應：我也是大饑荒親歷者。一個是我經歷的。剛剛那位先生說，最好拿出自己看見的、經歷的事來說。1960年我小學畢業，我媽帶我到鄉下去，路邊親眼看了一個餓死的人，這個人很胖，但不是胖，而是在太陽下曬得浮腫。我媽就說了一句話：快走。這是一個事。

　　我經歷了很多苦難，我吃過猪食，因爲我餓得不行了，沒有辦法，猪欄裏有花生做的糠，我一開始還我來得及在火上烤著吃，但後來餓得不行了，就在猪圈裏直接吃，很香，而且那時候牙好。現在是“有飯沒牙吃”，以前是“有牙沒飯吃。”

　　春天出來摘油菜杆，直接吃，晚上餓得睡不著，我爸爸是一個老教師，部門給他配了三斤糠，那時候有東西吃是最美的，那時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吃飽飯，沒有太多的奢望。我一直到1980年還是在餓著，沒有很舒服的吃過飯。

　　第二，這位先生說馬克思主義沒有問題，這個社會制度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出了什麽問題，怎麽出的問題。追究死亡的數字，在我們這種體制下永遠是搞不清楚的，當政者就希望你搞不清，搞清了，也不讓你說清，目的不是要搞清，而是要掩蓋其罪惡。那麽這些事是怎麽來的，我在思考這些問題，我希望大家都要思考，爲什麽會産生那樣醜惡、痛苦的歷史，我認爲，中國近百年的灾難，是來自于俄羅斯，來自于列寧，希望東方邊境有一個弱小的而不是强大的鄰居，希望我們的國家永遠處于內亂之中，于是，所謂“一聲炮響”之後，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現場笑）。

　　提問：大饑荒的事發生農村，那城市是什麽樣的？

　　主持人：楊老師的書上有專門的章節寫到這事——“城市的饑荒”，有機會請看一下書。

　　提問：楊老師您好，您做這麽多的研究讓人欽佩，但你有沒有遇到過讓您很難忘的挫折或者說阻力？

　　楊繼繩：這本書出了以後，沒有什麽壓力，沒有人找我“喝茶”，因爲我講的歷史，沒有講現在。這本書被禁了，對我沒有打壓。

　　主持人：因爲時間的關係，互動環節就到此爲止。回看建國六十年，很慶幸我們現在處在一個進步的時代。謝謝各位在雨天來到燕山大講堂。下周見！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90317628.html

英特納雄耐爾（王昭陽）

2010-09-05T22:29:00.000+08:00

英特納雄耐爾

"柏林恢復了穩定嗎？你們這群侏儒！真的不知道？你們的"穩定"建在沙灘上"

文/王昭陽

　　一

　　他的兩個女兒，兩個兒子，以及前妻，都先他而死——被毒殺，處决，流放失踪，或精神失常而病歿。已近六十歲的老先生，與和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妻子，在花草繁盛的墨西哥城柯亞坎區，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幾年。他仍舊思路敏捷，文筆犀利。在孤獨而漫長的深夜，他懷疑自己；一個支撑了他大半生的信念，慢慢開始動搖，他甚至考慮過自我了斷。

　　很多人來看望這位傳奇老人。即便淪落至此，他還是擁有無數崇拜者。當然也有人痛恨他，不遠萬里派來刺客，有一回竟然用機槍掃射臥室。

　　雖然歷史被數度篡改，但誰都不會忘記那張獨特的臉——列昂•托洛茨基，原名列夫•迖維多維奇•布朗斯坦，生于烏克蘭一個猶太商人家庭。被逮捕流放後，他冒用一位警官的姓名，拋下妻兒，從一個偏遠的流放地漏夜逃亡。假名字就一直沿用下來。他是"十月革命"的策劃者、組織者；蘇聯紅軍締造者；列寧的摯友；在最瘋狂、最暴虐的革命初期，乘坐鐵甲列車穿梭于歐亞大平原，一邊讀法文小說，一邊指揮血腥厮殺……

　　柯亞坎區在墨西哥城南端，林蔭葱葱，院墻高深。僻靜的街上，偶爾見到一兩位方頭大耳、穿著大花短褲的美國游客。他們旁若無人的談笑提醒了我：現在不是三十年代，而是一個世紀的末尾。

　　六十多年前，被開除蘇共黨籍和蘇聯國籍的托洛茨基，連續遭到幾個歐洲國家入境拒絕，却意外獲得墨西哥接納。邀請者包括墨西哥總統，還有著名藝術家、弗裏達的丈夫迪耶哥•裏維拉。那時，墨西哥仍停留在今天我們無法辨認的時代。藝術家地位之尊貴，超越老闆大亨甚至國王總統。裏維拉最新的構想，是由全球藝術家組成的共産主義大公社，革命元老托洛茨基住到家裏，正好做公關策劃和形象顧問。那段美妙的合作延續了不到一年。托洛茨基夫婦收拾起不多的家當，搬到距離迪耶哥和弗裏達家四個街區的另一棟小房子裏。據說有過一些無端的政治分歧。更嚴重的問題是，在疲憊傷感的老托洛茨基和年方二十八歲的弗裏達之間，出現了某些不便張揚的微妙感情。

　　這裏是他夫妻倆最後的家。機槍掃射事件之後，四面加固了水泥和鐵板，乍一看去，像一座奇形怪狀的大碉堡。窄小的園子內，一座清素的墓碑，四面擺著鮮花。墓碑上邊，一面紅旗在風中飄動。

　　墓中長眠的老革命者，最後死于一把猝不及防的冰鎬。從照片上看，老人頭上裹著紗布，被一群醫生、警察圍在中間，手執一卷報紙，怒斥由斯大林同志派來的不速之客。彌留三天之後撒手而去。

　　故居的臥室和書房狹長，展品只寥寥幾件。我仔細辨識蓋了郵戳的明信片上優美細膩的鋼筆字迹，認出"親愛的""全世界勞動者"等俄文。還有一排照片，兩位老人，頭髮花白，坐在野外，攥著一束熱帶花草，旁邊蹲著他們心愛的小兔子。

　　二

　　托洛茨基是相當精確的預言家，特別在他永遠喪失家園和祖國之後。

　　他曾經估算出希特勒德國進攻波蘭的大致時間段，誤差只有幾個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他預言希特勒大約將于1941年下半年突襲蘇聯。他亦最早提出歐洲合衆國的構想，主張廢除國界，組建一個聯邦式的整體。惟一沒有兌現的，是爲之奮鬥一生的理想：他所念念不忘的世界勞工階級大革命。

　　托洛茨基恃才傲物，爲人自負狂妄。鐵心支持他的多數是天真加上偏激，文人氣重。短短幾年，以他在蘇共黨內的雄厚資歷，竟弄到四面楚歌，孤家寡人。他和列寧共同用革命暴力塑造了一個新的體制。在那個體制的頂峰，只容得下一個人，其餘的或者匍匐，或者被消滅。這恐怕是托洛茨基未能預見到的。

　　20年代末，斯大林逐走他時，似乎幷非决意致他于死地。以後恨他到偏執妄想、夜不能寐的程度，在相當程度上，應該與兩人的個性有關。托洛茨基見過世面，通曉歐美，文筆優美而且有力，攻人短處時毫不留情。要他從此退隱江湖，不問政治，實在强其所難。斯大林亦是曠世雄才，自尊極强，然而個性綿密內斂。若論口才和文化視野，比起托洛茨基，不是一般的遜色。據內幕人說，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托洛茨基每寫一篇文章，在編輯部墨迹未乾，抄件早經特工管道送上斯大林同志的書桌。然後，工作人員便隔門聽到陣陣咆哮，伴隨椅子掀翻、茶杯摔碎的聲音。

　　1937年，大肅反。罪名多多少少圍繞著"托匪"、"托派間諜"這麽幾個標簽。當初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周圍早已沉默的七八位老同志不算，十萬、上百萬的普通百姓、軍人、藝術家，背著莫名的罪過服刑，受死。沒有遺言，沒有墓碑，了無痕迹。

　　也幷非沒有原則性的分歧。其一是階級專政：既然是無産階級革命，則應該由所有工人，以民主的方式，實行整個階級的專政。如果由斯大林委派來的政委們專政，革命豈非白折騰一場。其二是連續革命：蘇聯人應當誘發最先進的西方國家一道革命，實行國際性的社會主義。關上大門自己鬧軍事共産，終歸沒有前途。

　　聽說托洛茨基要撰寫一部名爲《斯大林》的長篇專著，克里姆林宮裏那位傳主便下達了格殺令。

　　三

　　我到歐洲漂游數年，有一回，我驚异地發現，精心擬定的行程，竟然與革命前托洛茨基某次逃亡的路綫大體重合。比照傳記中發黃的地圖，我逐站核實，唏噓良久。

　　可以核對的事實是，不論在維也納或是柏林、日內瓦，托洛茨基獲得了當地社會民主黨的慷慨資助。第二國際的互助機制，那時尚未瓦解。恩格斯于 1895年去世，老馬、老恩留下這座大廟，在歐洲剩下兩位掌門人。一位名叫伯恩斯坦，早年被德國政府驅趕至瑞士，後來去英國與老病的恩格斯爲伴，樂不思蜀；另一位名叫考茨基，留在老馬的故鄉，做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老大。西歐大陸連續幾十年未發生戰爭，經濟繁榮，各國的工資水準持續上升，包括最底層的工人。德國實行過一段新權威主義，後來俾斯麥退休，選舉逐漸放開。社會民主黨在帝國議會中的席位，由百分之十幾上升到三十幾。在一百年前，社會民主黨在西歐和中歐，經過馬克思之後幾十年的緩慢博弈，正在開始進入社會主流。

　　在維也納的那段日子裏，托洛茨基認識了一位出身背景和觀念理想都與他極其相似的波蘭猶太女子，名叫羅莎•盧森堡。比托洛茨基年長八歲，一樣地心高氣傲，聰敏絕頂—德國社會民主黨裏崛起的咄咄逼人的新星。

　　托洛茨基與羅莎關係奇特，既互不相讓又惺惺相惜。羅莎遇害後，托洛茨基曾給予深情的贊詞。也許正因爲他們是最天才、最具人格力量的革命者，歷史將他們的姓名和思想緊緊拴在一起。最後兩人遇難的方式，也奇特的類似—頭顱骨被敲碎—懲罰那顆不安分的腦袋。

　　四

　　那一連串小國家，各有引人肅然起敬之處，亦各有必須防範之處。搭上火車，三四個小時就能穿越一條新的國界，接近一段截然不同的歷史。我不明白，那些小國家的人民，爲何不愛互訪，特別是老年人。也許是幾十年的積怨，血腥的記憶，或者乾脆就是沒頭沒腦的勢利和輕蔑。過了很久，我才知道，在過去一百年裏，他們各自的邊界，不是堅固的城墻，而是起伏的潮汐，翻滾的泡沫，游弋不定的波浪。在一百年前，作爲獨立國家，其中的大多數幷不存在。

　　慢慢還發現有些不便隨意觸碰的話題。比如，托洛茨基的名字。某些久遠的，隱忍的，深入骨髓的憎恨，開始冒出污黃色的氣泡。不是完全針對倒塌了的蘇聯帝國，或是消散了的紅色意識形態。更多的，主要的，是針對托洛茨基和羅莎共同的種族。

　　不止一個人悄悄地告訴我，歐洲二十世紀的戰爭與革命，千萬人無辜死亡的大灾難，總歸與"他們"有關。不論以金融大亨的面目，或是赤色激進分子，"他們"總是要破壞和瓦解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因爲"他們"最習慣的生存方式，是悄悄寄生于另一個國家的隱形民族。

　　我不太相信這些話。無論如何，托洛茨基、羅莎和考茨基不可能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于一個巨大的國際陰謀。

　　1914年8月，大戰爆發。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投票支持戰爭，法國、英國的左派党或工人党也做了相似的决定。這意味著，各國的工人大衆總體而言支持祖國和政府。這也意味著，歐洲工人階級爲了老闆和將軍們，開始了自相殘殺。馬克思的幻想和希望，在這一天已經破滅和死亡。

　　羅莎生于1871年，與巴黎那個短命的公社同齡；與那一首響徹全球但無疾而終的歌曲同齡。她追隨列寧和托洛茨基，宣布與社會民主黨决裂，成立了另一個黨，取名"英特納雄奈爾"，這個詞的意思是：無産者的國際主義。

　　這是羅莎和托洛茨基共同的精神底綫。法西斯主義者對所謂"猶太國際陰謀"的解釋失之于膚淺。不能否認，作爲個人，他們真誠而無私。在無意識中，他們承負著那個古老流浪民族的神秘心靈和悲劇命運，雖然他們自己不能承認。

　　後來德國戰敗，亦爆發革命，但情况完全沒有朝著托洛茨基所希望的方向發展。羅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她不樂觀，但是，爲了不背弃同志和同伴，她賠上了自己的性命。比托洛茨基先走了二十年。

　　在柏林梯爾公園西南角，羅莎的尸體被士兵拋入運河。在她的紀念雕刻旁，有人用手抄寫了她最後一篇文章的結尾。這個女人的口才和雄辯，不遜于托洛茨基：

　　柏林恢復了穩定嗎？你們這群侏儒！真的不知道？你們的"穩定"建在沙灘上。明天，槍炮聲再度響起；你們將嚇得面無人色。一聲嘹亮的號角，向世界宣告革命的來臨：這是我，過去，現在，將來，直到永遠。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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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兔子（北島）

2010-09-05T21:58:00.001+08:00

養兔子

北島

　　一

　　一天，樓下來了個挑擔的農民，頭戴破草帽，高一聲低一聲吆喝，招來不少孩子圍觀。我隨父親路過，凑近一看，擔子兩頭的多層竹屜裏，竟是一簇簇剛孵出來的小鶏，黃燦燦毛茸茸的，讓人心癢癢。在我糾纏下，父親上樓取來紙箱，買下六七隻。回家，他用剪刀在紙箱上戳些小洞透氣，便成了臨時鶏窩。

　　那纖聲細語讓人牽腸挂肚。我放學回家沖向紙箱，先看後摸，再用雙手捧起其中一隻。小鶏用爪子勾住手指，瑟瑟發抖，陣陣哀鳴。不禁讓我有一絲快感。

　　從50年代末起，糧食日漸緊張，只能把白菜幫剁碎當鶏食。鶏嗉子鼓脹起來，轉瞬化作灰綠色稀屎，召來無數蒼蠅。轉眼成明日黃花—禿頂脫毛，渾身髒兮兮，脚趾尖利。我們身後的成人世界早有打算：母鶏下蛋、公鶏食肉。可離那目標尚遠，它們因一場瘟病相繼死去。

　　相比之下，養蠶要單純得多—總不能指望吐絲紡紗織布吧？首先成本低，一隻空鞋盒，幾片桑葉鋪墊足矣。蠶寶寶小得像米蟲。所謂"蠶食"，肉眼難以察覺，只留下點點黑糞。就身體比例而言，蠶寶寶的成長速度和食量都是驚人的。桑葉緊缺，方圓數裏的桑樹幾乎全禿了，只剩下梢頭幾片孤葉。我暈高。"春蠶到死絲方盡"，可我的春蠶還沒吐絲就死了—也好，我怕蛾子，否則那破繭而出的是我的噩夢。

　　養金魚最容易—耐餓，十天半個月不喂食沒事兒。惟一的麻煩是定時換水，那倒也是樂趣：把魚缸搬到水池中，用笊籬一條條撈出，放進碗裏，看它們大口喘息，懷著孩子天生的惡意。

　　金魚的生活是完全透明的。讓我納悶，是金魚裝飾我們的生活，還是我們裝飾它們的生活？

　　二

　　我正發育的身體被大饑荒喚醒，惶惶不可終日。人們都在談吃，談的是存活之道。連毛主席也發表指示："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吃稀，不忙不閑，半幹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學校减少課時，停掉體育課，老師勸大家節省體能，少動多躺，晚飯後就上床睡覺。親友做客自備糧票，飯後結算。相關的發明應運而生：用各種容器養小球藻；把淘米水積存下來，每月可多得兩三斤沉澱物—與其說是米粉，不如說是沙塵雜質之類。樓下沐家實行黃豆均分制，按顆計算。小京和他哥各分1500顆，哥兒倆用彈球賭黃豆，我們圍觀，這生存之戰實在驚心動魄

　　官園有個露天農貿市場，其實就是黑市。那裏物價貴得嚇人：一棵白菜五塊，一條魚二十，一隻母鶏三十多，却成了周末全家出游的去處。父親偶爾買只减價的瘟鶏，回家磨刀霍霍，被追殺的瘟鶏滿屋狂飛，一地鶏毛。瘟鶏終于進了鍋，燉湯紅燒，最後連鶏肋都被啃得玲瓏剔透。

　　某個冬日下午，父親帶我和弟弟來到官園農貿市場，沿一排排攤位轉悠。只見幾隻小灰兔蜷在一起取暖，嘴唇翕動，紅眼閃亮，讓人愛不釋手。我倆向父親苦苦哀求。他躊躇著，跟握烟袋的小販對著抽烟，討價還價，最後花二十塊買下一公一母。

　　到了家，兩隻兔子從書包放出來，東聞聞西嗅嗅。我們跟著連蹦帶跳，比兔子還歡。

　　父親找來一個舊木箱和幾塊破木板，吱吱嘎嘎拉鋸，丁丁當當敲打，終于把舊木箱改成現代化的兔舍：斜屋頂，木板從中隔成兩層，有木梯勾連，鐵絲網罩住木箱裸面，右下角開一小門，帶挂鈎。兔子在樓下玩耍就餐如厠，樓上安寢。兔舍就安置在陽臺上。

　　兔子胃口極大，好像永遠也吃不够，無論什麽，都一律轉化成黑豆般的糞便。我和弟弟只好背著口袋出門，先在大院裏，繼而向外延伸，從後海沿岸到紫竹院公園。在田野實踐中，我們意外發現除了雜草，多數野菜人類均可食用，有的甚至是美味。看來人和兔子差不多，處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綫上。

　　爲了改變我家兔子和他家母鶏的生存狀况，我和樓下的龐邦殿—比我小一兩歲的男孩兒，决定大幹一場。我們用鐵絲做成勾耙，從一號樓的垃圾箱動手，一直搜遍八號樓的垃圾箱。太陽緊追著我們屁股，越過頭頂，再翻到大樓後面。從八個垃圾箱中，我們總共撿到146個白菜頭，戰果輝煌。所謂白菜頭，是北京人吃大白菜必先切除的根部，我們打算用來喂兔子。

　　在八號樓門口的昏暗燈光下，我們平分著白菜頭，每人共得73個，裝滿兩個水泥袋，無比興奮，面如母鶏般通紅，步如兔子般敏捷。

　　晚上9點我回到家，直奔厨房，把白菜頭浸泡在水池裏，一邊刷洗一邊跟父母講述經過。他們却用异樣的眼神看著我。他們認爲，在地球的食物鏈中還是有高低之分。不由分說，他們接替我的工作，把洗淨的白菜頭放進鍋裏，用清水煮爛，再對半切開，蘸著醬油，啃咬較嫩的中心部分，咂巴咂巴，大贊美味。我早就餓壞了，于是也加入這白菜頭大餐。陽臺上兔籠咚咚作響。

　　三

　　饑餓感正在啃噬我們的生活。浮腫變得越來越普遍。大家見面時的問候語從"吃了沒有"轉爲"浮腫了沒有"，然後撩開褲角，用手指測試各自的浮腫程度。母親的小腿肚可按進一枚硬幣，不掉下來，被評爲三級，那是最嚴重的浮腫。衆人嘖嘖稱奇，有如最高榮譽。

　　母兔懷孕了。生殖對我來說還是個謎。它日漸笨拙，除了進餐，基本都臥在樓上，從身上揪下一撮撮兔毛築窩。

　　一天傍晚，我發現兔籠有异動，用手電筒一照，五隻兔崽正圍著母兔拱動。它們雙眼緊閉，渾身無毛，像無尾小耗子。我和弟弟妹妹打開小門，把兔崽一隻只抱出來，放在手中輕輕撫摸。沒想到這下可闖了禍，再把它們放回兔籠，母兔竟然追咬驅趕它們。後來才知道，母兔是通過氣味辨認孩子的，一旦身有异味，便六親不認。

　　采取應急措施：把小兔崽抱進室內，放在墊好棉花的鞋盒裏，用吸管喂養。除了米湯，還找出少許奶粉，那可是稀有金貴之物。兔崽們閉著眼，貪婪吮吸著米湯和牛奶，讓我們如釋重負。

　　一夜沒睡踏實。第二天早上，打開鞋盒，五隻兔崽全都死了，它們渾身僵硬，四肢蜷起。我們爲自己的過錯而哭。母兔却若無其事，吃喝不誤。誰能懂得兔子的感情生活呢？

　　它們胃口越來越大，而附近草地越來越少。我和弟弟越走越遠，出了城門，深入田野，經常被鄉下孩子驅趕。爲了兔子，我們正耗盡口糧轉化而成的有限能量。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綫上，我們和兔子不是比誰跑得快，而是比誰跑得遠。

　　在此關鍵時刻，表姐來家做客。她是北師大物理系二年級學生，家在廣州，住校。聽完父母抱怨，她建議把兔子寄養在她那兒—在她們宿舍樓前有大片草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樓下有一樓梯間，平時關上，課間休息時正好放牧。

　　那是兔子的天堂。

　　我和弟弟正學游泳，先到北師大游泳池瞎撲騰，然後頭頂半濕的游泳褲去看望兔子。它們歡蹦亂跳，咬咬凉鞋以示親熱。放牧兔子估摸和放牧羊群差不多，由于大自然循環有序，讓人心曠神怡。它們有時潜行如風，溜進繁茂的野草深處；有時警覺而立，收攏前腿，觀望四周的動靜。

　　可好景不長，有人告狀，校方出面干涉，宣稱宿舍養動物影響公共環境。享有三四個月的溫飽與自由之後，兔子又搬回到家裏的兔籠中。

　　四

　　謠傳與饑荒一樣無所不在。同學們圍著教室火爐一邊烤窩頭，一邊大談國際局勢。一個流行說法是，蘇聯老大哥逼著咱中國還債，朝鮮戰爭借的軍火債，什麽都要，除了鶏鴨魚肉，還有糧食水果，據說蘋果是一個個篩選出來的。我開始爲我家兔子擔心，記得電影裏俄國人戴的都是兔皮帽子。我似乎看到一火車兔子穿越西伯利亞的悲壯情景。

　　母兔肚子又大了。我們在兔籠二樓鋪上乾草和舊棉絮，耐心等待著那一時刻。小兔崽終于生下來了，一共六隻，這回自然不敢再碰，我們全力以赴爲母兔找食。可正值春天，青草野菜剛破土而出。趁父母不注意，把最後幾棵冬儲白菜表層發蔫的菜葉掰下來剁碎，再摻上點兒我們自己喝的藕粉。

　　對八口之家來說，這兔籠太小了。我和弟弟找來磚頭，把陽臺的鐵欄杆底部圈起來，讓它們有更大的活動空間。兔崽們蜷縮在母腹周圍吃奶，公兔巡視，幸好北京城裏很少有鷹。

　　翌日晨，我們大驚失色：竟然少了三隻兔崽！這才發現，在"磚墻"上出現一道縫隙。沖下樓去，在龔家小菜園找到尸體。懊喪之餘，我們加固了"磚墻"。可第二天早上又少了一隻，落在龔家窗臺上的花盆裏。我們快瘋了：這盲目的自殺行爲不可理喻，它們還沒睜眼看看這個世界呢。只好把它們全都關進兔籠。

　　春去秋來，幸存的兔崽長大了，要養活這四口之家更難了。摟草喂兔子，跑斷了脚—我和弟弟走遍四九城，走遍城郊野地，一暑假都在爲兔子的生存而鬥爭。這是最後的鬥爭。冬天就要到了，怎麽辦？就是把冬儲白菜全都喂兔子恐怕也不够。再說，逼債的俄國人正等著戴兔皮帽子呢。

　　父親——我家最高行政長官作出决定：殺兔果腹，以解後顧之憂。我估摸從買兔子那一刻他就盤算好了——從野兔到家兔，正是我們祖先狩獵剩餘的保存方式。

　　我和弟弟激烈反對，哭喊著抗議，甚至宣布絕食。但人微言輕，專制正如食物鏈的排列順序，是不可逆轉的。

　　那是個星期天。我和弟弟一早出門，各奔東西，臨走前沒去陽臺與兔子訣別。我順後海河沿，上銀錠橋，穿烟袋斜街，經鐘鼓樓，迷失在縱橫如織的胡同網中。其實兔子眺望時站立的姿勢很像人。我恍惚了，滿街似乎都是站立的兔子。

　　天色暗下來，我和弟弟前後脚回家。一切都靜悄悄的，看來大屠殺早已結束。最高行政長官躺在床上看書。母親悄悄提醒我們說，飯菜在鍋裏，她幷沒提到兔子，這是不言而喻的。儘管饑腸轆轆，我們堅决不進厨房。

　　我爬上床，用被子蒙住頭，哭了。

《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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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革命觀（吳鈎）

2010-09-05T21:31:00.000+08:00

胡適的革命觀

文/吳鈎

　　作爲一名信奉改良主義的知識分子，胡適先生對"革命"的態度其實是很難以一詞"否定"或"反對"來概括的．有些論者認爲"胡適一輩子反對革命"，大概乃是缺乏"同情的理解"所致．如果檢閱一下胡適早年在"漸進與革命"之爭中的意見，不難看出胡對"革命"至少幷無多少惡感。

　　一九二二年，胡適因有感于"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的時局，聯同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等十六名學者，在五月十四日的《努力周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于"漸進與革命"的論爭，《努力周報》稍後刊出一組有關《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的討論意見和胡適的答問，其中有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向胡適討教："還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 '好政府'呢？"胡適這麽回答："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幷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可見胡適儘管青睞漸進、改良，但他也不是一概否定和排斥"革命手段"。想來胡適年輕時的政治思想也有相對激進的一面。

　　當然，胡適這種對待"革命"的模棱兩可的態度，是立場堅定的革命者所不以爲然的。當時，共産黨方面的周恩來和國民黨要員邵力子都曾撰文質疑胡適"溫和"的政治主張。周恩來以"飛飛"署名發表了《評胡適的'努力'》，指出胡適"以爲在世界帝國資本主義和軍閥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實現其政治主張，這不是做夢麽"？即使"胡先生確有迫得不得不上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然而繞了這些道兒，迷惑了民衆多時，這是何等的不經濟！"邵力子也詰問胡適："國民對于現在的北京政府應否革命？"希望胡適諸君"自己起來革命或贊助革命"。

　　胡適不徹底的"革命"立場，大抵與他對"革命"一詞的理解有關。胡1930年在《新月》雜志發表了《我們走那條路》——這篇文章不妨視作是胡適對于"漸進與革命"之爭的表態性文字——在這篇文章中，胡適談到他對"革命"的看法和態度。胡適將"革命"解釋爲歷史演化的一種形式："變化急進了，便叫革命；變化漸進，而歷史上的持續不呈露中斷的現狀，便叫做演進。"若干年後，顧准在反思"革命"的札記上說到"人間世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决。"與胡適當年的看法可謂不謀而合、所見略同。不同的是，顧准早年作爲一名革命理想主義者，不諱言"我贊美革命風暴"，而胡適基于經驗主義的立場，自然不會對革命風暴的歷史圖景産生審美的激情。不過，他對革命也給了肯定的評價："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爲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變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功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鏟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于不自覺的演進。"如果同意胡適對于"革命"涵義的理解，那麽關于胡適"反對革命"的斷語就未免下得有些輕率了。

　　胡適進而認爲："革命的根本方法在于用人功促進一種變化，而所謂'人功'有和平與暴力的不同。"胡適幷非寬泛地否定革命，他所明確反對的乃是"暴力的革命"，因爲胡適相信"武力鬥爭的風氣既開，而人民的能力不够收拾已紛亂的局勢，于是一亂再亂，能發不能收，能破壞不能建設，能擾亂而不能安寧"，"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敗的人只圖準備武力再來革命，打勝的人也只能時時準備武力防止別人用武力來革命"。胡適說的是大白話，不是高深道理，他的認識只是來自對時局的觀察和歷史的經驗。胡適在這裏也有意無意抹去了"武力鬥爭"雙方中"革命"與"反革命"的形而上區別，大有"各打五十大板"之意，顯然是那個風雲年代的主流意識形態所不能認同的。

　　胡適批判革命的暴力因素，同時他對革命思潮的"一攬子解决"傾向也是持保留態度的。"暴力"與他堅持的"和平漸進"理念相悖，"一攬子解决"不合他信奉的 "點滴改良"主張。胡適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麽根本解决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爲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致于大失望。"如果將胡適的見解與魯迅在《林克多〈蘇聯見聞錄〉序》中的觀點相比較——魯迅相信，蘇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産，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裏涌現而出，幾萬萬的群衆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大致可以體味到二十世紀初兩位思想大家發生分歧的關鍵所在，這也不妨視爲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左翼激進知識分子的一處精神分野。正是站在主張和平漸進、點滴改良的自由主義立場上，胡適幾乎與不同時期的革命對象都保持著貌合神離的"合作"關係，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他倡議"南北和談"，參加"善後會議"；國民黨党治時期又自許爲"政府的諍友，國家的諍臣"，難免爲此一時彼一時的革命者所詬病。

　　四十年代末，胡適還寫了一篇討論自由主義的長文，從自由主義學理的角度闡述了自由主義者拒絕"暴力革命"和"徹底革命"的道理："有許多沒有忍耐心的年輕人也許聽了不滿意，他們要'徹底改革'，不要那一點一滴的立法，他們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進。我很誠懇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歷史，很清楚地指示我們，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制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權可以鏟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也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爲根本改革的目的。他們不承認他們的見解會有錯誤，他們也不能承認反對他們的人也會有值得考慮的理由，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异己，也絕對不能容許自由的思想與言論。所以我很坦白地說，自由主義爲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然而，對于一個革命風暴正在風起雲涌的大時代而言，胡適的保守立場，無疑是"逆潮流而動"了，最終不可避免地被革命洪潮吞沒。胡適斷言的關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的"革命悖論"，要留到自由主義烟消雲散的另一個時代，才由飽經滄桑的顧准老人接過來，苦苦思索其破解之道：娜拉出走後，要怎麽辦？當顧准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實際上他已經接過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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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1983-1993：艾未未“那些爛事兒”（南方報系）

2010-09-05T11:05:00.001+08:00

紐約1983-1993：艾未未"那些爛事兒"

南方周末記者萬靜實習生崔迪

"不記得是讓誰幫我拍的。這應該是去大西洋賭城之前。畫像是謀生手段之一，跟藝術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沒被抓過。但經常有藝術家被扔到一輛警車上，他們不能打人，但可以拷人，罪名是非法經營。你沒有執照，收錢是不行的。"

"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 ——艾未未

24歲的艾未未來到紐約，生活隨心所欲，有時一天吃五頓飯，有時只吃一頓。實在很無聊的時候，艾未未會對著鏡子舉著相機自拍，有時裸著，有時穿著，拍完的照片他也"不敢看"。

他給別人拍的照片則是"不想看"。這些照片一放就是20年，直到今年被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從一萬多張照片裏整理出246張，組成艾未未自傳性的攝影展《紐約1983-1993》。

艾未未曾建議采訪他的記者去看他這個攝影展："去看了就會知道我爲什麽會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我覺得到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是獲得它的極大值。對我來說，美國這個社會能獲得的極大值，幷不是所謂的美國夢，即由于你個人某種努力變得更有錢，更有社會地位。"對艾未未來說，極大值就是更能有自己的空間，可以過得更荒誕一些，更無聊一些。

艾未未那些無聊時期近乎"老照片"的攝影展，意外獲得廣東美術館和中山大學共同設立的沙飛攝影獎青睞，與紀實攝影家張新民一起，成爲今年的攝影創作獎得主。

"爲什麽是艾未未？"不少人質疑。評委之一的顧錚反問："爲什麽不是艾未未？""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把所有中國留學生的照片加在一起都沒有我的照片豐富。"艾未未調侃地說。

5月18日，艾未未的這部分照片，將與沙飛攝影獎其他獲獎者及提名者的作品一起，在廣東美術館附近的嶺南匯展覽館展出。

年底艾未未在德國還將有個展，"在希特勒爲自己蓋的第一座樓裏，我想做兩三件新的作品，其中一件作品，我希望對這次地震做一個非常個人化的表達"。

十年以後也沒有畢加索回來

1981年，艾未未放弃了"在北京電影學院珍貴的機會"，跟隨女友去了美國。對大部分人來說，艾未未一個剛從新疆來的小孩，語言不通，更別說英語，又沒有錢，去美國幹什麽？"我回家去了。"艾未未總是這樣回答，"實際幷不是我多麽嚮往美國，而是這裏我實在呆不下去了。"

艾未未在去機場的路上告訴母親："十年以後你們能再見到一個畢加索回來。"

去紐約前，艾未未在"沉悶古老"的費城呆了半年，瘋狂學英語；然後去陽光燦爛的加州晃了一年半。加州依舊讓他感到非常無聊，"好像所有人的大腦都被太陽蒸發了"。

1983年，艾未未去紐約的帕森斯設計學校學習。一年後，他的藝術史課程沒通過，有說是因爲逃課太多。學校停止發放獎學金。艾未未索性拍拍屁股直接走人，也不再去定期注册居留證，成爲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的一員。

艾未未在第七街的破舊公寓，是中國人在紐約屈指可數的幾個著名的落脚點之一。他基本上有求必應，認識的不認識的，總能過來住下一陣。住過他那裏的，有等待成名的藝術青年，還有一些到紐約碰運氣的留學生。還總有人趁艾未未不在家，偷挂個越洋電話回國。

艾未未在紐約跟小偷打成一片，哪個中國人東西被偷，艾未未知道能從哪里找回來。

1986年，弟弟艾丹也投奔過來。那時國內正在"嚴打"。他沒想到哥哥會那麽全能，在紐約幾乎什麽工作都做過：打掃屋子、鋤草、帶小孩，還當過建築工、電工、搬運工。在第七街的公寓，艾未未的壁橱裏除了幻燈機、打字機，還堆過電鑽、電鋸、電焊槍之類的工具。

兩兄弟曾花了整整一天時間，在紐約街頭貼了一千多份自己的小廣告。電話亭裏、商店的玻璃門上、地鐵車站裏、公園的樹幹上，到處都是："我們有專業的技術，熱情周到的服務，高效率低消耗，你只需付人人都出得起的錢，就能將舊房變成新房。"

跟其他落魄畫家一樣，艾未未也在紐約街頭給人畫過像。畫像的以年輕的戀人爲多。往往他們先凑過來斜著腦袋看上一會，然後男的便會開口問女的有沒興趣，女的總是回"你說呢？"在去大西洋賭城"提款"前，這是他謀生手段之一。

跟艾未未一起在街頭畫畫的朋友，有的被警察抓過，拷起來扔到一輛警車裏。罪名是沒有執照，非法經營。"跟中國的城管幹的事情差不多。不過美國的警察不能打人。"

便衣會在畫家收錢的時候沖上來抓現行，甚至還會有便衣坐在那兒讓畫家畫，畫完了再討價還價，然後付錢的同時抓人。如果是免費給人畫，他們就奈何不了你。

艾未未沒被抓過，被抓也沒什麽大不了的。警察24小時內就得放人，給你一個出庭的罰單，讓某個時間去法院出庭。法院也頂多罰款一二十美元。

1987年起，艾未未花了兩年時間，變成了大西洋城的賭博高手："只要我需要錢的時候，只需要在那兒花一天一夜的時間，能够賺3000到5000美元。"

那時候只要艾未未打電話給大西洋城，他們都會派車到紐約來接他。他住在最破的地下室，在第七街上，一輛超長的凱迪拉克緩緩停下，一個黑人帶著白手套把車門給他打開，艾未未從地下室鑽出來跳進去，駛向大西洋城，"街上的人都想這個傢伙一定是販毒的。"艾未未計算了一下，紐約到大西洋城有兩個小時的路程，"兩年當中，我屁股離地在一尺高的地面上，至少滑翔200次。"

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

艾未未漸漸成爲連接中美的重要"留學生"，誰到紐約都必定得找艾未未。

一次艾未未給國內來的一幫學者當導游時，帶著他們去逛紐約紅燈區，弄得學者們"亂低頭亂紅臉"。艾未未還經常篡改翻譯的內容，一邊談的是嚴肅話題，只要另一邊是女人，艾未未就會把話翻譯成調情。

陳凱歌也在艾未未的公寓進出過。他是艾未未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同班同學，已經拍出電影《黃土地》和《孩子王》，那時他正在紐約大學當訪問學者。畫面上陳凱歌留著絡腮胡，溫和地看著鏡頭微笑。

1986年的譚盾看著仍然像個剛出道的小年輕，襯衫最上面幾粒扣子沒扣，一臉緊張地跟後來成爲指揮家的胡咏言一起排練小提琴，接下來他們要去紐約街頭賣藝掙錢。那時被稱爲"四大才子"之一的譚盾已經從中央音樂學院研究生院畢業，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念音樂藝術博士。

譚盾當時住在紐約的中國城，經常跟後來的美籍華人指揮家胡咏言混在一起。胡咏言在艾未未那裏賴住。三人沒事幹就老在一起呆著。譚盾被其他兩人嘲笑爲"小資"。

"那時候一起聊的內容都跟女人有關。"有一次艾未未帶著這兩人去42街看一場色情表演。那地方中間有點像亭子，一兩個裸體女人在裏面擺著姿勢。周圍是一圈小屋，進屋投點錢，小窗戶就打開，可以從裏面往外看那些女人。再給些錢，還可以摸。

三人的生活"像叫花子一樣"。譚盾跟胡咏言在街頭拉小提琴。他們琴盒裏的錢，有一半是艾未未扔進去的。"我一扔，別人看到就不好意思不扔。"艾未未是他們的托兒。"他們也不還給我。完了後大家再一起喝喝啤酒，吃個晚飯。"

鏡頭裏還有顧長衛、馮小剛、姜文、劉小東、何多苓……他們有的只穿內衣，有的睡眼惺忪，有的神情呆滯，完全不是你熟悉的名人。"這裏涉及的人，大多幷不知道有這些照片存在。"艾未未在展覽自序中說。他也沒清醒意識到自己是在拍照，"就像個慣偷，順手抄了幾件東西而已。"

顧錚覺得，艾未未能够很自然地拍下那些朋友，就是因爲他們跟艾未未是同類。艾未未本身也是這同類的一部分。"自己的日常和自己的同類，看到了，拍下來了。"

艾未未幷不願意講紐約的這些"爛事兒"："咱們老說這些爛事兒有意思嗎？這都是那麽遠的那些事兒，咱們現在的事兒一點不提？"上個月，他接受了近50家國外主流媒體的采訪，內容幾乎都關乎他的公民調查。

這讓他自覺那些紐約舊事"和現實脫離得太遠了"，更像是"幻覺"，"顯得故弄玄虛似的"。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

在艾未未拍攝的所有紐約照片裏，只有關于游行、暴亂的部分，是他有意識要去拍的。

受父親艾青牽連，艾未未很小的時候"已經是一個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人"。9歲的艾未未在"文革"期間跟著父親一起，被流放新疆接受"再教育"，艾青每天打掃40個厠所，打掃了5年。這反而讓艾未未從小看待世界就有一種特殊的視角。"所有主流之外的都是我的，儘管不多。"

到紐約一年後，艾未未成爲紐約街頭"非法居住者"。

"沒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別人，這時你就會想，那還需要去做什麽？因爲你正處在青春期，那種想做點什麽的年紀。"艾未未曾這樣對媒體說。

艾未未很能"折騰"，他幾乎參加了紐約所有的民衆抗議性游行：抗議海灣戰爭，抗議警察暴力，支持同性戀，支持當地無家可歸的人，支持流浪者的權利……他跟示威者一起，當街把所有的垃圾堆起來，把美國的國旗燒掉，跟警察對抗。

他參加游行，抗議美國政府，很快又發現這種游行毫無意義。"所謂的正義，實際上對于權力來說，他們幾乎是不屑一顧的。"抗議海灣戰爭那次，參加游行的不過1000人，周邊圍著的警察却有2000，"連路邊看我們游行的人都已經看不到我們了"。

抗議紐約政府將下東區"優化"成高檔社區那次，游行一直持續到晚上，然後就打起來了。有的示威者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這樣的場景被艾未未拍下，連同其他人的照片，一起作爲警察施暴的證據，寄給美國媒體和美國民權協會。之後參與施暴的警察被撤職，局長也被處理。只是最終居住的區域還是被"優化"了。

也不是次次都能抓住警察施暴的證據。警察也一般只會選擇沒什麽人拍照時下手。有一次維權游行，艾未未他們從東村走到格林威治村，那個地方他們幷不熟悉。艾未未就被警察逼到死角，相機被砸，人也被一下摔得很遠。

其他時候，他還被警察拿著攝影機威脅過。鏡頭逼上來，幾乎要抵著他的臉。便衣也會走過來，看著艾未未，笑一笑，推一下，或撞一下。

"被威脅是很上癮的事情。當權力都會鍾情于你，你感覺到你被重視。"艾未未半開玩笑。他甚至覺得這對他而言是個很有益的"訓練"，"讓我在那個時期理解了權力結構、政府和普通個人權利之間的關係。儘管它是標榜著自由、民主的社會，實際上權力處處是一樣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

1994年，父親艾青生病。艾未未回到中國，他已經在紐約呆膩了。今天的艾未未，自覺每日的生活如紐約時一樣單調、無聊和茫然。"每天天亮了，天黑了。很無奈的一種等待。"

其實他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有時甚至從早上8點忙到夜裏1點。上午要接待媒體，下午要做展覽設計，晚上要寫博客以及處理志願者們傳回來的信息。但他還是覺得"非常的無力，無助"。

接受南方周末采訪前，他剛聽說有個女人上訪時被打傷，送到醫院，醫院說她沒錢，要斷掉治療。"你第一個反應是，我是不是應該幫這個人？然後又一想，這樣幫的話，要有多少人要幫？"他輕聲說，"實際上每天都是非常無力的。"

http://www.infzm.com/content/27935

綁赴刑場的青春（野夫）

2010-09-05T10:32:00.001+08:00

綁赴刑場的青春

文/野夫

一

死刑——這兩個字，在鍵盤上敲打的時候，手就突然開始顫抖。十指似乎如溺水者的慌亂，在虛空中掙扎。我在人世間講述時代的故事，却一直不自覺又仿佛在刻意地回避著這兩個透著血腥的字眼；仿佛要到血已冷却的陰間，才適合此類殘酷的講述。

問題是四九鼎革以來，這一詞彙以接近糧食的頻率，緊貼我們的生活。每一次死刑的發生，在民間都類似饑餓年代的一道盛宴——我可以在暗夜聽見那些歡呼和鼓噪。我們的紅色時代也許太缺少白色的鹽分，以至于我們的官民都變得如此嗜血。我們不得不依賴鹹腥的血，來飲鴆止渴般地維繫這早已衰朽的社會。

近來，關于死刑的存廢問題，又突然變成了大衆的熱門話題。我們的人民一般不怎麽關心十八大，以及未來的國家領導，但是却會熱衷于討論殺人。因爲死亡幷不發生在他們身邊，他們無須直面汩汩冒血的彈洞；他們的袖管不曾沾染上血痕，便覺得今生不會發生噩夢。無論主殺主赦，多數人幷無與具體生死者面對探討的經驗。也因此這些形而上的爭論，會顯得無關乎個人的痛癢。

二十年前，與我同床共枕的人，有六個被綁赴刑場。他們的故事我爛熟于胸，每個人臨刑前的掙扎，至今猶歷歷在目。去年我與法學家賀衛方先生出游，我曾經邊開車邊向他討教這一問題——他是主張廢除死刑的學者。他說沒有任何一種調研數據支持——死刑可以恐嚇犯罪，廢除死刑將要增加犯罪率。

他是我敬重的同輩學人，于是我在漫游的路上，開始首次給人講述下面這個故事。

二

武漢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在漢口寶豐路的背街裏面。這是一個令湖北所有的刑事犯聞之色變的地方，只要聽說是送到"一所"，就知道最好的結果可能將是無期徒刑了。江湖行話稱這裏是——死、緩、無的碼頭，不死也要脫一層皮。政治犯也送這裏，只是因爲這裏重要且看守嚴密，所以武漢很多大學生也在這裏受過教育。

看守所的概念很多守法公民一直不懂，簡單地說，就是等待開庭判决的嫌疑犯被羈押的地方，簡稱"號子"。蹲號子的人犯比勞改隊的犯人要苦十倍，因爲除開放風一刻鐘之外，吃喝拉撒以及繁重的手工勞動，都得在狹小的房間裏進行。號子是不能接見親友的，也不能寫信看書和抽烟等。準確地說，就是一個密閉的罐頭，所有人在這裏渴望死亡和早日判刑。人的尊嚴和權利意識，不需要到監獄，先在這裏就把你摧毀掉。全國普遍發生的各種躲猫猫死亡事件，一般也都是發生在號子裏。

我住的六號監舍，正對著值班室，是重中之重的犯人呆的地方，于是我得以近距離接觸不少死囚。我們號子的面積大約是三米寬四米深，一張通鋪占半間房，上面要肉挨肉睡六個人。另外一半面積是勞動洗漱吃飯和排便的地方，沒有任何隔離。厠所是蹲坑，却不是沖水式的，而是在上方半尺高的地方，安裝了一個冷水龍頭。號子裏的全部用水，都得在這個便槽裏解决。因此洗衣洗碗洗臉洗澡和沖厠所，大家都要在蹲坑裏解决——這裏被犯人們每天擦洗得像六星級飯店一樣乾淨。

六個人都是重刑犯的話，誰來掌握號子的話語權呢？誰又來乾洗厠所的苦力呢？江湖當然有一套規矩，這個另文專述。在一般的看守所，死囚多有做牢頭的。但是在一所，因爲死囚太多，大家司空見慣，也就要憑另外的本事了。90年代的初冬，我們號子剛剛送走了一名死刑犯，大家正在盼望來一個新犯人洗厠所；這時，鐵門被哐當打開了。

三

推進門來的是一個英俊的小夥，唇上沒有鬍子，還有一抹茸茸的胎毛。面相很端正，低眉順眼的透著清純和質樸。穿著單薄的衣衫，裏面却又套著一件夢特嬌的毛衣。他無需開口，這些老犯人基本就能看出——他來自農村，年紀不到二十；肯定不是街頭混混，人很老實。那他爲何會來到恐怖的一所呢？小偷小摸坑蒙拐騙都來不了這裏，那他一定是殺人了。

新來者一般都要接受老犯人的訊問，他很知道規矩地蹲在厠所邊，不敢正眼看床上坐著的五個前輩。詢之，他一一囁嚅著回答。他叫羅小毛【姑隱其名】，剛剛十八歲半，老家是郊區黃陂縣某村的；因爲殺人罪被捕。老犯人笑道，你這逼樣還能殺人麽？爲什麽殺人啊，殺死了嗎？殺的誰啊？他吞吞吐吐地說，因爲打架，他打我，肯定殺死了。追問對方是誰，爲什麽要打你，他却忽然哭了起來，哭得十分傷心。大家看他確實太小，就沒爲難他了。

羅小毛確是窮人家的孩子，看起來很懂事。由于轉來一所之前，已經在分局的號子裏呆過幾個月，所以完全不需要指點，就知道自己去做衛生。常常做著做著自己就忘記了自己是殺人犯，獨自用黃陂腔哼起小調來。大家便笑，他頓時臉紅，打住不語。我們的手工活是糊火柴盒，每人每天必須完成3500個，一般要到天黑才能收工。白天幹活大家多是談笑風生，或者互相講述犯罪經歷以及江湖故事——行話叫"混點"，也就是打發時間。到了收工之後睡覺前，才往往是各自陷入自身命運思考的時候。我經常發現這時的羅小毛，會獨自悄悄對著鐵窗流泪。

閑來犯人們喜歡互相分析案情，預言各自的結局；這些多年混迹江湖的人，幾乎勝過法學專家。只要拿著某人的起訴書一看，便能判斷大抵的刑期或死活。由于羅小毛的起訴書沒來，而他自己又始終回避詳述他的案情，所以大家無法猜測他的下場。有時故意逗他，說殺人償命，他肯定是要判死刑的，否則不會送到一所來。他開始還很自信自己罪不至死，說著說著，忽然孩子般哭泣起來，大家看他可憐，便不忍再玩笑了。

看著這個十八歲就要面對生死，而漸趨沉默和成熟的孩子，我禁不住開始自忖——他真的會被處死嗎？我和他一樣在焦渴地等著他的起訴書的到來，因爲在那裏，他的案情才會在我們這裏真相大白。他一定有什麽難言之隱，使得他不肯坦言自己的案情。

四

元旦之前，他被帶出去了。這是法院來人的提審，我們知道他的起訴書到了。有經驗的犯人說，羅小毛肯定完了。我問爲什麽，他們說這個時間發起訴，一般是爲春節"殺年猪"準備的——我國一直有一個很殘忍的制度，那就是在重大節假日之前，要槍斃一批人以示懲戒。【此惡習不知近年是否有所改變】。

果然，羅小毛一送回號子，就撲倒在床板上抽泣起來。大家也不催他起來完成勞動份額，見慣了這些生離死別的場面，也沒有人勸慰。一個老犯從他兜裏抽出起訴書閱讀，看罷臉色陡變，給大家傳閱——原來他殺死的是他的堂兄，且殺了三十幾刀，其中九刀致命，堂兄當場斃命，也就是說其兄斷氣之後，他至少還補了幾刀。

一個如此溫和的小孩，得有多大的仇恨，才能這樣殺紅眼而不知住手啊。他們兄弟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麽呢？要怎樣辯護才能免其一死呢？

大家等他哭累止住了，才喊他起來吃飯。然後講各種黃段子逗他，他終于破涕爲笑。這時有人出主意說——根據你的起訴書，你可能腦袋要飄了。野哥是前警察，你最好詳細講講你的案情，請他幫你分析一下，看怎樣才能保住腦袋。

他求救似的看著我，我問他家裏給請律師了嗎，他搖頭說，他沒有媽媽，父親也沒錢，再說他殺的是堂兄，家裏肯定是不會請的。法院說了，由法院指派一個。

我又問，你願意詳細給我們講講你的案情嗎？因爲細節决定死生，我們雖然救不了你，但是也許可以幫你分析利弊，教你如何在法庭上自己辯護，以便爭取一綫生機。

他低頭沉吟很久，他知道我們是真誠想幫他的，但是他實在太難以啓齒了。猶豫半晌，最後還是囁嚅著叙述起來，眼泪不時地從他稚嫩的臉上淌下……

五

羅小毛幼年喪母，他初中畢業便被送到漢口的堂兄那裏打工。堂兄是武漢長大的"街痞子"，那時正好開了一個做香腸的加工廠，需要大批切肉的夥計。十五歲的羅小毛，就這樣成了一個每天在血淋淋的車間玩刀弄叉的刀客。

說到這裏，羅小毛還頓住叮囑我們——各位大哥要是活著出去，千萬不要吃市場上買的香腸啊，那都是死猪肉做的。我們每天有專人去各個養猪場收購死猪，因爲這樣的猪肉便宜，我們的利潤就大得多。

專門做死猪香腸的堂兄當然發財很快，廠子裏的事務基本不管，長期在外面吃喝嫖賭。堂嫂獨自打理著這一切，每天累得死去活來。羅小毛因爲寄宿在堂兄家，因此常常看見嫂子一個人偷偷抹泪。

他算自己家裏人，包吃包住之外，堂兄只給他一點零花錢。嫂子見他辛苦可憐，總是暗中給他買一點衣服鞋襪，儘量讓他比別的工人好吃好喝一點。就是這一點叔嫂恩情，便讓這個鄉下孤兒感到了一些珍稀的母愛。

有犯人插話問——你嫂子漂亮嗎？因爲其表情有些猥褻，羅小毛這個平時老實巴交的孩子，突然生氣地翻臉不講了。扔下手中的火柴盒，跑到窗邊哭泣起來。我把那犯人臭駡一頓，然後過去哄他半天，這才又重新回來低低地講述。

但是，我已經能猜出他殺人背後的隱情了。問題是細節是怎樣的呢？是叔嫂合謀，還是兄弟决鬥？是蓄謀已久，還是一時起興？因爲這决定他的生死，我不得不鼓勵他繼續這對他而言肯定殘酷的回憶。

六

嫂子確實漂亮，比他也就大十來歲。因爲娘家貧困，于是嫁給了這個屠夫出身的暴發戶男人。堂兄對他談不上好，也談不上多壞，反正就當個長工在用。但是嫂子對他，却是內心生疼的。看見他衣服髒了，就幫他洗；破了就幫他買。逢年過節給他塞一點私房錢，讓他回去看看父親弟妹。平民人家的溫情，也就是這麽一點簡單樸素的愛惜。但是放在他這樣一個童蒙未開的苦孩子身上，那就是天高海深了。

堂兄越來越少回家，那時正是這個國家黃業初盛的時代；有錢的男人有了嫖賭的去處，家裏放著嬌妻也當著敗柳了。夫妻爲此不免口角，而堂兄又是粗魯之人，一言不合即老拳相向。嫂子嬌弱之軀，常常被打得像熊猫一樣滿身青紫。當弟弟的他，連勸架的膽量也沒有。對嫂子的憐憫和尊重，也只能在堂兄走後，去幫忙送一方擦泪的手帕。

漸漸嫂子的萬千柔情，再也不寄放在自家男人身上了。男人回不回家，她也無心過問。轉而對這個未及弱冠的小叔子，多了無限的疼愛。某個酷熱夏夜，嫂子浴後喊他幫忙擦擦後背，懵懂的他第一次看見女人圓潤的身體，驚慌失措而又手忙脚亂。嫂子因擦拭而舒適的呻吟，令他魂飛魄散，身體也開始走樣。但這畢竟是嫂子，未經人事的他何敢有半絲邪念。嫂子見他呆若木鶏，一時情不自禁，便多了幾分少婦的鼓勵。那一夜的死去活來，竟然從此埋下了他們一生的悲劇。

此後的嫂子煥然如新，青春嬌艶複歸于臉上，再也不似從前的苦情滿面了。而他，從最初的犯罪感到暗懷的愧疚心，再到理直氣壯的初戀情懷，完全變了一個人樣。嫂子也從最初的偷情，慢慢走向戀愛感覺。雖然年齡相去十來歲，但十七歲的他和二十幾歲的嫂子，放在紅塵世界，那實在也可謂金童玉女，叫人看不出一點不諧。

他們相愛得如火如荼，甚至白天，他在滿眼死猪血肉模糊的車間，只要聽到嫂子的聲音，就會衝動反應。他像一個戀母的孩子一樣迷上了嫂子的一切，每天下班之後都要搶著幫嫂子家務，貪婪而又痴情地揮霍著他剛剛開始，却又要很快結束的青春時光。

七

堂兄幷未覺察這一切，依舊是偶爾醉歸，時不時打駡一頓老婆再揚長而去。嫂子因爲心有所屬，對丈夫的薄幸已不在意。而他却因爲情懷初開，在爲嫂子撫傷擦藥之際，多了更多憐惜和憤恨。然而堂兄畢竟是哥哥，是把他從鄉下弄到城裏來給一碗飽飯的恩人。他對嫂子縱有萬般迷情，說出來終歸是不倫之戀。而嫂子，雖然身心都迷戀這個健美淳真的小叔，但自知出墻春色，豈能久貪。因此，他們相愛是相愛，却從未探討今生歸宿。更談不上密謀弑夫，性命相搏地換一種活法。

問題是一個少年心中，開始因爲愛而糾結起了仇恨，這種恨又因爲對堂兄的天生畏懼而無處發泄，他漸漸變得更加沉默寡言。但凡堂兄回家，他便儘量回避，他怕他自己的目光泄露出隱秘。

人世間許多事，真正是蘭因絮果，在劫難逃的。一天中午，他的堂兄醉醺醺回來，似乎突然對老婆動了欲望。早已厭惡了的嫂子自然拒絕，這似乎極端惹惱了丈夫，頓時暴打開始。嫂子極力掙脫從房間跑出來，向人多的車間跑來；丈夫一路追打，嫂子的哭聲喊聲響徹工棚。正在切肉的羅小毛忍耐著，不敢看一眼纏打著的他們，刀在他手上發抖，寒光刺傷著他的泪眼。

就在這時，實在經不起拳脚的嫂子，本能而絕望地喊了一聲——小毛救我啊。就是這一聲要命的呼喊，像死亡的衝鋒號一樣吹響了。他壓抑已久的憤恨終于聽到了宿命的召喚，叛逆的鼓角連同青春的狂怒，頓時使他惡向膽邊生。他持刀沖向堂兄的背後高喊一聲——你放手！堂兄看著他乖眉順眼的長大，何曾把已經變成男人的他看在眼裏。回頭駡一句你滾一邊去，繼續對他心愛的嫂子痛下辣手。

面對這個威猛的男人，他顫抖著在背後揚起了利刃。他知道這一刀下去，他和堂兄一世的恩怨都了啦。如果他不能制止住堂兄，那他和嫂子的命也都休矣。那一刻，完全是不由自主，刀鋒沿著命運的軌迹必不可免地在空中飛向了堂兄的頸項，鮮血——他每天都熟悉的紅和腥，刹那間噴薄而出。堂兄回身奪刀，生死恩仇一念間，他像《新龍門客棧》那個耍刀解羊的小夥計一樣，一頓亂揮像一個電鋸。可憐一世凶橫的堂兄轉眼倒地不起，他那一刻完全瘋了，繼續騎在堂兄身上猛砍，直到他嫂子反應過來，拼命抱住了他。

八

嫂子一看丈夫已然沒有呼吸，知道大禍降臨。她一邊喊看傻了的員工叫救護車，打110，一邊拖著羅小毛進屋，趕緊換下他一身血衣，塞給他一把錢要他逃命，這裏由她來擔著。神智還沒完全清醒的他，從未出過遠門，哪里有可逃之路。只好像夢蟲蟲一樣出門搭車，向老家的農村走去。剛到家見到父親，警察就進門了。

之後分局，再市局，簡單的案情沒有任何麻煩，直接就送檢察院起訴了。我看起訴書，其中完全沒有提到他和嫂子的"奸情"，當然也沒有認定他們預謀。顯然老實巴交的他早已坦白的殺人動因，幷沒有得到嫂子的承認。

嫂子在起訴書上被起訴的原因，是包庇罪，因爲資助他逃亡。我分析她之所以堅决不承認和小叔子的私情，是擔心讓小叔子擔上奸情殺人的罪名——這個性質要比一時激憤殺人嚴重。另外，當然還有女人的名譽問題，她如果承認了，就意味著她要承擔害死人家兩弟兄的惡名。就算不判她罪，那她也無法面對羅家的仇恨和今後的生活。

開庭在即，十八歲剛過不久就犯案的羅小毛，在法律上已經不屬于未成年。到底是認定有愛情對他有利，還是不認定奸情對他有利？這個問題對我們這些老犯人，也都成了個大難題。如果因爲愛，一個年輕人出于衝動而殺人，可能放在有陪審員制度的國家，可以獲得一些寬恕。但是在我國，自古奸情殺人都是重罪，更不要說是和嫂子的不倫之戀了。

當年的起訴書有個不成文的規律，凡是行文用了兩個"特別"詞彙的——比如情節特別嚴重，手段特別毒辣——那就是必死無疑的了。羅小毛的起訴書已經赫然兩個特別，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年輕的生命朝夕難保了。

九

問題是他還深愛著他的嫂子。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嫂子也已被捕，且現在更因爲包庇他，而要被送上審判台。他哭著祈求來送起訴書的人，他願意承擔全部罪名，願意爲嫂子去死，希望他們不要判他的嫂子。

在我看來，他的主要罪過在于亂刀殺人，如果僅僅是一刀斃命，他肯定還有生機——因爲不存在殺死的故意，更沒有謀殺的情節。假設放在今天，最高法來終審生死，那他也可能活命。但是在那個八九之後的湖北，近乎中世紀的黑暗年代裏，羅小毛這樣毫無背景的草根青年，多半要命如草芥了。

終于一審開庭了，下午押回的他面如紙色，進門就鑽進被窩哭泣。老犯人都同情他的遭遇，任他不吃不喝地埋進自己的絕望裏——這是誰也無法勸解的絕望啊。

次日起床，大家小心翼翼地詢問昨天開庭的情况——我們都知道這是他唯一可以見到嫂子的機會了。半年的生死茫茫，我們也想知道他嫂子究竟怎樣面對與他的法庭重逢。

他還沒有開口，就低頭抽泣起來，然後像一個委屈的孩子，斷斷續續地哽咽著說——我對不起嫂子啊，她一見我就哭。之後他用了很長時間，才慢慢講清楚他和他嫂子的庭上苦痛。嫂子在號子裏拆了幾件毛衣，給他編織了一條毛褲，托法警給他穿上了。嫂子在法庭上依舊堅持，他們沒有奸情，他只是心痛她而去勸架，出于年幼激憤動手的。動手之後丈夫要奪刀，他完全不是丈夫的對手，爲了自救而亂刀殺人的。

其實，所有的法官我相信他們都會在內心認定，這一對叔嫂之間肯定是有愛情的。羅小毛的律師也試圖從這個角度，站在人性的立場辯護，以便打動法官，儘量給一個死緩。因爲羅小毛此前的供述已經交代了全部細節，這是他這個年齡的孩子，絕對編造不出來的兩性畫面。但是不懂法律的他，完全不理解他嫂子爲什麽要拒絕承認。真正對他打擊的是這個，他被善良嫂子的謊言驚得一時瞠目結舌，他覺得嫂子背叛了他們的愛。

對他而言，死不足畏，但是如果懷疑他的愛，否定他和嫂子的真情，那才是對他最大的懲罰。沒有機會串供的他們，在庭上自說自話；一個說有愛，一個說沒有愛，場面一時極端殘酷，彼此內心的情愛使得他們互相不敢看對方一眼。

不知法官是故意，還是別有深意，最後問了他一個致命的問題——你說你們有愛情，發生過關係，那你有什麽證據呢？事關隱私，事關愛人，在他看來更事關他的生死，十八歲的他柔腸寸斷，艱難選擇，最後還是愚蠢而膽怯地低語——嫂子的那裏有一顆痣。

他一說完，公訴人和法官們露出了下作的笑，而他的嫂子則頓時面色慘淡，泪如雨下，幾乎暈厥在審判臺上。對這些法官來說，判决早已成竹在胸，根本是無需鑒定他的指證的。因爲在從不考量人性的法庭，這個只是他們茶餘飯後的一個猥褻笑話而已。

他們在分別帶走之時，他看見了他嫂子的泪眼，眼中含有一絲幽怨，更有無限的憐惜。他突然後悔他庭上的辯白，他不該說出他和嫂子的隱秘歡樂和悲傷。但是，他已經沒有機會再見他的嫂子了，從此幽冥長阻，他們只能隔著忘川相望夢魂了。

十

我們知道，羅小毛和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已經不多了，春節就在眼前。

根據當時武漢公檢法【各地大同小异】的惡習，他會在春節前被帶出去開二庭宣判——我們稱之爲"捲鋪蓋"。也就是說，獄警再來提他的時候，開門就會說把被子帶著，意思是要換到死囚號子去了。所謂二庭，就是直接宣讀判决死刑。讀完之後，犯人幷非馬上就殺，而是要轉移到更加嚴密的單人囚室羈押。從這時開始，犯人就更加不是人了。死囚會被戴上脚鐐，然後平躺著將四肢鎖在一個硬板床上。每天有專門的輕刑犯來幫你吃喝拉撒，等待你的上訴期結束。

上訴期是十天，如果十天后你不上訴，那就可以擇日執行了。如果你上訴，那就要等省高院的終審判决。只要終審沒有下來，你就得一直被釘在這個床板上。有的人案情複雜，終審時間很長，也有偶爾改判死緩的；那整個這個階段，你就得飽受困臥之苦了。這個刑具在普通人看來不就是終日睡覺嗎？但所有過來人皆知道，三天之內就會讓你生不如死。

沒有誰知道，等待終審判决犯人的這種煎熬。在警方看來，是防止死囚自殺，但其中的不人道，實在殘忍難言。我不知道今天的看守所，還是不是保留著這樣的惡法。因爲在今天終審權收歸最高法之後，回復的時間會更加漫長。假設還這樣虐待，我相信必有冤屈的人，也願意放弃生機而選擇速死。

羅小毛似乎還是不相信他會判死刑，時而高興時而悲傷。而我們都已經看見了他的結局，看見他有時還在幻想服刑之後去向嫂子道歉，我們都感到惻然。那時的號子不許犯人有任何娛樂，無聊的犯人便自己找樂，他們稱之爲"死亡演習"。我也覺得這種殘酷的臨終關懷，未必是一件壞事，因此也參與他們的游戲。

具體方式就是叫可能處死的犯人，模擬已經在刑場一樣跪在床上。大家排隊在後面，聽口令舉槍，然後射擊。犯人倒下裝死，大家再上前用被單覆蓋，然後圍坐在他身邊，給他一本正經地三鞠躬，開追悼會。悼詞會像模像樣地回憶誇張他戰鬥的一生，追溯他爲何奮鬥致死的事迹。總之，一切按央視的規格整，類似遺體告別和鮮花之類。也要口頭朗讀某某領導雖然沒來，但是也獻上了花圈等等。

通常這樣的游戲能够沖淡臨刑者的死亡恐懼，使得即將到來的槍斃，變得不那麽突然。很多犯人躺著躺著，常常被貌似悲傷的悼詞弄得哈哈大笑；我們稱之爲詐尸了，那還得重新槍斃一次。

羅小毛雖然不相信末日在即，但還是樂意配合大家的游戲——黑色的床單終于覆蓋在他稚嫩的胎毛未盡的臉上。這次的悼詞由我主持，我儘量輕鬆但音調沉重地按羅京的路數哀悼——羅小毛同志是党的好兒女，是祖國的優秀花朵。其短暫的一生，始終戰鬥在我國的死猪前綫。其人出身貧困，心地善良，勤勞勇敢，在追求愛情的路上誤入歧途……

我們煞有其事的追悼剛剛開始，被單下的羅小毛已經開始抽泣；他的身體哭得抽搐著，我們忽然都變得嚴肅起來——五個奇形怪狀的各類重犯，在那一刻內心真的莊重和充滿了悲憐。我們掀開被單，看見他好看的大眼一直睜著，像兩個泉眼一樣地汩汩淌水。

他在那一刻，可能才真正看見了死亡的模樣；看見了幕天席地的黑，是怎樣壓迫在他單薄的身上。他似乎那時才意識到，他將再也見不到他的老父和弟妹，再也見不到唯一疼她愛他給他的那個嫂子了。

十一

未幾，鐵門一聲響——羅小毛，卷被子。

正在說笑的他，驟然臉色煞白，一時手足無措。我們幫他卷好被子，他夾著走到門邊，慌慌張張，忽然想起了什麽似的轉身，對我們深深地一鞠躬，然後出門遠去……

一個十八歲半的孩子，就這樣走進了他的長夜。二十年過去了，我依舊常常想起他清純的笑，偶爾的發惱，對著鐵窗的默默偷泣。

國家用以血洗血的法律，想要建立的秩序，最終培養的人民，却越來越走向以暴易暴的品質。我不知道那些冷血的判官們，會不會偶然還能看見，那些懸浮在空中的不瞑的眼睛。

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第三勢力（亞洲週刊）

2010-08-28T19:52:00.000+08:00

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第三勢力

五、六十年代以香港為基地的海外華人第三勢力，不乏具孤臣孽子心態的反共人士，亦有許多崇尚民主自由的理想主義者。但在形勢比人強的環境裏，在急遽變化的時代中，他們只能扮演花果飄零的角色。第三勢力的悲劇結局，象徵了中國民主自由一直飽受風吹雨打的愁苦命運。

文/林博文

從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澤東宣布建國到一九五零年六月朝鮮戰爭（韓戰）爆發，亞太地區發生了空前巨變。在這歷史性變化的時刻，香港不僅成為大批神州避秦之士的避風港，亦變成反共又反蔣的海外華人「第三勢力」與美國中情局特工活躍之地。

八方風雨會香江！早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國軍在內戰中節節敗退之際，即有一批政治人物、國民黨高層人士、報人、資本家、國軍將領和一群「請纓無門、殺敵無力」的知識分子流亡香港。他們在蕞爾小島上眼看「金陵王氣黯然收」；他們在英國殖民地上暫時棲身，旁觀時代浪潮的滔天翻滾。在這批「高級難民」中，不乏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們也許已被時代所淘汰，但他們仍有一些「剩餘價值」，在海內外仍具號召力量；國民黨和共產黨競相爭取他們，連美國也在向他們招手。於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奇特的一次政治運動就在英國皇冠上的「東方之珠」開鑼了。

這次政治運動即是所謂「第三勢力」運動。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俗稱「舊政協」）及其後的國共和談中，青年黨、民社黨、無黨無派的社會賢達和一些小黨派在當時即被稱為第三勢力（其中包括作家章詒和的父親章伯鈞）。民社黨領袖張君勱（張嘉森、詩人徐志摩元配張幼儀之兄）在一九五二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國的第三勢力》（The Third Force in China）中指出：「第三勢力乃是因應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需要和情況而產生……是一種新興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中共席捲大陸後，一批第三勢力人士選擇了共產黨（包括章伯鈞、羅隆基等人），他們認為那是中國的希望。另一批第三勢力則既不願留在大陸充當中共的應聲蟲，亦拒絕追隨蔣介石偏安台灣；他們流落海外，在美國、日本、澳洲和中南美洲一帶都有他們的足跡，香港則是他們的大本營。

美國是幕後主導者

反共亦反蔣的第三勢力人士試圖在國共鬥爭的夾縫中另起爐灶，以延續和壯大中國政治傳統中最脆弱的一環——在野反對力量。香港第三勢力與當年重慶、南京時代不同的是，過去不敢公開反蔣的人，現在都現身亮相了。組成分子也更加複雜。最重要的是，香港第三勢力運動的興起與沒落，美國政府始終是幕後的主導者。換言之，海外第三勢力運動乃係當年美國對華政策的副產品；因此，第三勢力的命運即必須以華府的中國政策為依歸，以國務院和中情局主事者的意志為意志。這種「仰人鼻息」的政治運動，其結局當然也是可以逆料的。

朝鮮戰爭爆發後，海外第三勢力即以各種不同形式、面貌大肆活動，直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煙消雲散，中情局和東京麥帥總部都曾出錢。這些組織包括自由民主大同盟、自由中國運動、自由中國抵抗運動大聯盟、中國民主反共聯盟、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民主中國座談會和自由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等。

曾任大陸政協副主席的程思遠（已故香港影星林黛之父）在回憶錄《政海秘辛》中說：「（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中美關係白皮書》，對國民黨政府採取袖手旁觀政策。一時組織『第三勢力』的呼聲，甚囂塵上。頗負時望的顧孟餘忽於八月十五日應李宗仁之邀，從香港來到廣州，住沙面陳伯莊家，就組織第三勢力問題，與美使館顧問何義均、立法院長童冠賢、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等反覆交換意見，並將可能採取的方案提供李宗仁考慮，結果李宗仁主張：由顧孟餘出面領導，而由他從旁予以支持，並指定我負責居中連繫。這樣，我就往返於港澳、廣州之間，為這個所謂『第三勢力』組織籌措經費、布置人事。」程思遠說他自己並不清楚「什麼是第三勢力」，乃問國府代總統李宗仁，李氏回答說：「事情是這樣的：一次，美使館公使銜代辦路易士．克拉克由何義均陪同來迎賓館問他，談到美國戰後的對外政策，在歐洲原以馬歇爾計劃為核心，在亞洲則以援助蔣介石為支柱。前者是成功的，而後者卻失敗了；因為蔣介石政府貪污無能，究竟扶不起來。說到這裏，克拉克喟然嘆曰：『中國只有共產黨的勢力和蔣介石的勢力，卻沒有一個介乎兩者之間的第三勢力，難道地大人多的中國沒有主張自由民主的中間分子麼？』克拉克的意思是十分明顯的，大有贊助第三勢力的味道。以後經過童冠賢、何義均、顧孟餘一系列的接觸，就為這個運動積極推動了起來了。」

顧孟餘為浙江上虞人，留學過德國，早年曾加入同盟會，一生亦學亦官。歷任北大教務長、廣東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國民黨宣傳部長、鐵道部長、交通部長；一九四八年五月翁文灝組閣時，曾被任命為行政院副院長，但未上任。顧氏在香港第三勢力運動初期，表現得最積極、最活躍，同時也是最具聲望的人。顧孟餘在廣州與李宗仁長談三日，答允出面領導「自由民主同盟」（原為立法院「自由民主社」）；「鐵軍」名將張發奎和廣東省主席薛岳亦頗熱中，並建議把組織易名為「自由民主大同盟」。一九四九年九月初，大同盟於廣州秘密舉行第一次會議，選出顧孟餘為主席，童冠賢、程思遠、邱昌渭、黃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賢等為幹事，並推童冠賢為書記、程思遠為副書記。李宗仁捐了二十萬港幣，另補助顧孟餘三萬港幣（一年後又給顧六千美元），大同盟中的幹事、組長每人五千港幣。程思遠說﹕「這些錢都（是）在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芸於離職時撥給李宗仁的一筆專款項內開支的。」

以桂系為主

以桂系為主的「自由民主大同盟」，一開始即出現問題。大同盟幹事兼組織組長尹述賢帶了五千港幣到香港籌設辦事處，自己卻先在九龍頂了一層樓當寓所而引起公憤，即被大同盟除名。與前北大代校長及前台大校長傅斯年同稱「中國兩大砲」的國民黨立法委員黃宇人（黃埔四期）在回憶錄《我的小故事》中說：「香港辦事處既未成立，顧孟餘在首次會議後，仍回香港，住處不公開，童冠賢時而澳門，時而香港，很少在廣州。同盟沒有固定的辦事處，又無定期的會議，盟員想找負責人，很難一見……於是，這個組織即陷於若有若無之狀。」

黃宇人力主大同盟必須和桂系撇清關係，與桂系分手，否則大同盟將無所作為。黃氏說：「我認為國民黨的失敗，主要由於自私和無知，而尤以無知為甚……現在李先生代理總統，就他個人來說，平易近人，沒有蔣先生那種自以為神聖的態度……但就這幾個月的事實表現，他對當前的危局毫無辦法，不但不能轉敗為勝，即想守住西南半壁亦不可能；桂系的人也多只顧爭權奪利，不顧政府的安危，大局必將每下愈況。我們如果對李先生尚存希望，無異是自掘墳墓。」

黃氏建議利用李宗仁所補助的經費在香港辦一所中學和一份雜誌，「一方面培育下一代的人，一方面潛心研究重建國家的各種基本問題」。然而，大同盟出版的刊物《大道》，出了三期之後即宣告停刊。

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七日，美國國務院巡迴大使翟士普（Phillip Jessup，即《中美關係白皮書》總編纂）自台北飛抵香港，指示美國總領事館設法支持海外華人第三勢力組織。翟士普在港曾與第三勢力人士接觸，大同盟盟員、前清華大學教授張純明（後出任國府駐紐約總領事，曾英譯日文《蔣總統秘錄》）為顧孟餘草擬了一份英文說帖，當作和翟士普會談的參考。《大道》停刊後，黃宇人、程思遠、甘家馨和涂公遂等人籌辦了《獨立論壇》，於一九五零年四月一日發刊，不久又因內部分裂而停刊。第三勢力人士的唯一武器是筆桿，丁文淵、左舜生等人都辦有刊物，左氏的《自由陣線》由謝澄平主持，胡越（司馬長風）、許冠三、陳濯生擔任編輯，刊物停了又出。在謝澄平的提議下，他們邀約張國燾、董時進、程思遠、伍藻池、羅夢冊、黃如今等人在黃宇人寓所定期聚會，大家商議應該成立一個真正的第三勢力組織，幾經討論乃組成「民主中國」。

「民主中國」成立時，第三勢力陣營突傳出顧孟餘和張發奎已經以代表香港民主反共人士的身份，與美國有關方面接洽妥當，將獲大量美援，並在海外設立基地、組織政團、訓練軍隊，甚至成立流亡政府。除顧、張之外，列名的有李璜、童冠賢、張國燾、伍憲子、上官雲相、彭昭賢、宣鐵吾、徐擧明等人。左舜生原亦列名其中，但遭同屬青年黨的李璜反對。李說：「左舜生多話，不能守秘密，青年黨由他一人代表即可。」據黃宇人說，這個第三勢力的最高組織，乃是由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政治部主任授意下成立，由顧孟餘、童冠賢、何魯之、謝澄平與政治部主任接頭。其後，顧等四人與張國燾秘密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定名為Steering Committee，最初譯為指導委員會，後經顧孟餘改為調度委員會，其宗旨在於策動留港中國民主反共人士的聯合運動。

老將領張發奎對組織第三勢力熱心異常，在中國出生的美國傳教士之子、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香雅各（Dr. James McClure Henry）亦曾鼓吹張氏發展第三勢力。張氏原擬加入「自由民主大同盟」，但因童冠賢、黃宇人反對吸收軍人而作罷。程思遠說他曾在張發奎的香港藍塘道寓所參加一項座談會，李璜在會中透露，青年黨的老朋友趙友松（曾任吳佩孚秘書長、汪精衛政府教育部長）已在東京和麥克阿瑟將軍取得聯繫，麥帥希望香港民主反共人士團結起來，在華南舉事，牽制中共，東京盟總可予支持。後來張發奎派程思遠秘密走訪日本，麥帥總部卻賞以閉門羹。但美國方面仍繼續和張氏接觸，由哈德曼其人負責聯絡，並稱第三勢力可在菲律賓的一個小島作基地，島上有營房和基地設備，可容數千人，要張氏先派三百人去進行籌備工作，但沒有下文。後來，第三勢力曾派員到沖繩受訓。

美國人的老觀念認為除了張發奎之外，另一名廣東老將也有號召力，此公即是蔣介石的老長官許崇智。許氏已失勢多年，早已與政治脫節，受到美國人的慫恿即興致勃勃地召開座談會，但在張發奎的杯葛下，許氏到處碰壁，只好怏怏收山。

台灣當局向美方抗議

顧孟餘的「調度委員會」決定出版《中國之聲》雜誌，刊物面世不久，即傳出「調度委員會」高級成員伍憲子秘密潛赴台灣、被國民黨收買情事。第三勢力等人並不知道伍憲子赴台，而是美方人員質問張發奎：「伍憲子去台灣幹什麼？」黃宇人說，美方雖未要求第三勢力反蔣，但他們希望第三勢力獨立行事，勿與台灣有任何關係。伍憲子是康有為、梁啟超時代的老保皇黨，曾組織民憲黨（後與張君勱的國社黨合併為民社黨），二十年代主持過舊金山《世界日報》筆政多年。

張發奎、顧孟餘對伍憲子的「背叛」深惡痛絕，乃在《中國之聲》上撰文痛批蔣介石是個「毒瘤」，應該割去。伍憲子事件發生後，台灣當局曾向美方提出抗議，對華府支持第三勢力表示不滿。張發奎一直想把第三勢力發展成一個正式組織，不斷催促顧孟餘、童冠賢、張國燾、黃宇人、上官雲相、彭昭賢和李微塵等人起草組織法。正在起草之際，香港政府政治部突請顧孟餘去談話，問他是否在香港搞政治活動？是否常去張發奎住宅開會？顧皆否認。政治部的英國官員警告他說：「倘若你再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我們將把你驅逐出境。」從此，顧即與張發奎等人疏遠，張氏對黃宇人說：「顧孟餘早年在汪精衛的改組派中，即有『取消派』之名，因為有很多事由他去辦，都是大事變為小事，小事變為沒有。」

不久，顧孟餘移居日本，另創「自由民主戰鬥同盟」。但這批第三勢力領袖們脫不掉中國人「勇於內鬥」的惡習，顧排斥張發奎和張君勱，張國燾與甘家馨亦被逐出同盟。戰鬥同盟在香港招兵買馬，結果招到了一批台灣特務。顧孟餘首先退出同盟，並離日赴美，卜居北加州柏克萊，擔任國務院中國研究中心及加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顧問。哥倫比亞大學曾請其作口述歷史，但未應允。一九六九年七月，國府派農業專家張研田（曾任台大農學院院長）專程赴美迎接顧氏返台定居。蔣介石聘顧為總統府資政，顧於一九七三年六月病逝，終年八十五歲。中共創黨人之一的張國燾亦獲中情局外圍組織亞洲基金會之助撰寫回憶錄，稿酬六萬美元。張氏後移民加拿大，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凍斃於多倫多老人病院。

遠在美國潛心著述的張君勱一向關切香港第三勢力的發展，不時去函鼓勵他們必須團結一致，有組織才能有所作為，若再一盤散沙下去，殊無前途可言。於是，張發奎、黃宇人、左舜生等人決定出版《聯合評論》，並發行紐約航空版。據黃宇人回憶，《聯合評論》紐約航空版發行後，即成了美國華僑社會的輿論中心；台灣雖不准進口，仍有不少人想盡辦法以求一睹為快；中共亦將其列為內部參考材料；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常翻譯該刊社論。《聯合評論》出版六年（一九五八至一九六四）後停刊。毫不氣餒的黃宇人又鼓起勇氣出版《民主論壇》，僅辦了兩年即於一九六七年關門。張發奎自辦了南亞書局和嘉華印刷廠，並曾一度與黃宇人合作成立興中出版社。美方支持的第三勢力，唯一有具體成果的是陳濯生、司馬長風、許冠三和徐東濱等人組成的友聯研究所和友聯出版社。這兩個機構所蒐集的中共資料以及對中國大陸的研究，在學界與政界頗受重視。

李璜批美亂撒美鈔

一九九一年以九十七歲高齡病逝台北的李璜在《學鈍室回憶錄》（下冊）中說：「美國人為反共而特別重視大陸逃出之文化界人士，（但）不善於扶助，而亂給鈔票；便因美金過量之故，而若干本有朝氣且認真工作之研究及出版社機構，分心鶩外，反而墮落下來，大可太息。」李璜最不齒的是第三勢力中的軍政界人物，他說：「此類人物，或曾任軍師長以至總司令；或曾任黨官多年，縣長、委員以至省主席與中央院長者；或為策士型，習於奔走串連，製造風雲；或為部屬型，以依傍為活，尚思擁戴其舊主復起。諸如此類，一時聚於港九，雖衣食無缺，甚至擁有資財，然而不甘寂寞，聚議紛紛。」李璜痛心地說：「美國人竟派遣兩三浮薄少年前來……亂散美鈔，或三五萬，或十萬八萬，並無整個（套）計劃，而姑以試試看的心情，令一些手中已無寸鐵之過時人物，為之入大陸覓情報，或打游擊；美鈔這樣花法，只有被騙而大鬧笑話。因是傳聞有劉震寰騙得六萬美元，聲言拿去廣東打游擊，而本人坐在九龍新界未動，於是有『在深圳打游擊』的笑話流傳。又有許崇智在石塘嘴開廳大宴群『雄』，酒酣耳熱，一面高談其反共大有辦法，一面命女招待為之撫腿……。此外尚有妄人蔡文治，聞曾任國防部第四廳副廳長（前軍調部第三廳廳長），大概係曾在美國學過軍事，乃得美國人信任，予以大量美金，在沖繩島美軍基地設立黨政軍機構，自稱海陸空軍總司令。」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辭世的前美國駐北京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是中情局駐港老特工，他在回憶錄中證實了李璜的說法。李潔明說：「這些人以『第三勢力』自居，聲稱他們在大陸具有可靠的情報網，正是中情局亟欲物色的堅實情報提供人。但是，誠如我第一次派駐香港工作期間所發現，滯居在大陸之外的這些第三勢力人物，大言皇皇，並沒有具體消息可以提供。我們發現，他們提供的中國狀況情報報告，其實只是在九龍的公寓裏拿內地流出的報章報道，略加編織改造而成。……不過，中情局一九五零年代被第三勢力人士蒙騙，除了花冤枉錢買到假情報之外，還有更糟的際遇。一九五一年，某位美國情報人員在某旅館大廳付錢給第三勢力線民，卻被香港安全部門探員看得一清二楚。中情局一再犯錯之後，香港特別組即禁止中情局在香港活動。」

五、六十年代以香港為基地的海外華人第三勢力，不乏具孤臣孽子心態的反共人士，亦有許多崇尚民主自由的理想主義者。但在「形勢比人強」的環境裏，在急遽變化的時代中，他們只能扮演花果飄零的角色。第三勢力的悲劇結局，象徵了中國民主自由一直飽受風吹雨打的愁苦命運。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4472350941/02ae2.cfm

【專題】翟田田涉恐事件（霧谷飛鴻）

2010-08-28T16:18:00.000+08:00

按：翟田田涉恐事件至今沒有下文，一些媒體借力此案以批判美國言論自由之虛偽。然而鮮有報導詳細調查翟究竟說了什麼，而美國相關法律又有哪些規定。至於是否在獄中遭遇暴力，是否保釋出現阻滯等細節更無追究。只見曾號稱要代表13億中國人民起訴CNN和莎朗·斯通的大律師再次紅火起來。國內聲音紛亂，不如且聽一家之言。次專題收錄美政府官方網站博客霧谷飛鴻的三篇文章，以及牛博網一篇。而必須區分的是，翟被檢控只是涉案，最終結果陪審團說了算。

解讀翟田田案報道疑點（一）：言論自由與因言獲罪

2010年6月3日新華網轉發"三湘都市報"實習編輯陳子思編發的一篇題爲"留美博士因言獲罪湖南律師團赴美討說法"的文章，對翟田田一案作了比較詳盡的報道。在報道中以"因言獲罪不合理"爲小標題引用了兩位人士的說法："翟田田的辯護律師海明認爲，翟田田被控"恐怖威脅"幷不合理"；以及"中國人民大學跨國商事法律研究所所長錢衛清律師也表示，單純因爲口頭言語就定罪，有些不可思議，他認爲這是典型的'以言定罪'"。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權利法案》所規定的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表達等自由權利，人身和財産不受侵犯，保證公正的訴訟程序等權利是美國人民來之不易、因而最爲珍視的財富。但是，其前提是公平和公正，即不得以侵犯他人的利益和權利爲代價。言論自由也是這樣。

美國人所享有的言論自由是相當廣闊的。國家領導人和執政黨不但人們可以議論，還常常是廣播電視節目調侃的最佳對象。對于政界、商界和文娛體育各界知名人士，也稱之爲公衆人物，對他們評頭品足甚至散布不實傳言，不但司空見慣，甚至不構成誹謗。人們可以對上至國家憲法、下至州縣和地方各級政府的法律條款提議修訂或廢止。一般情况下，不會因爲你所使用的語言觸犯了某個權威而被報刊網絡等傳媒封殺。

但是，人們的言論有沒有界限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是社會公認的道德。雖然在非特指情况下使用污言穢語一般不觸犯法律，但是人們通常會鄙視這樣的行爲，習慣使用污言穢語的人很難爲一般老百姓所接受。

其次是在專業領域內，人們的言論不得違反專業的行爲規範。美國媒體近日廣泛報道了一件新聞：白宮記者團首席記者、來自赫斯特報系的海倫۰托馬斯女士5月27日在白宮舉行的猶太傳統日紀念招待會上，當有人問起她對前不久以色列攔截前往加沙的援助物資船隊造成人員傷亡事件的看法時，高齡89歲的海倫脫口而出：以色列猶太人應該"滾出巴勒斯坦"，回到他們在德國、波蘭和美國的家裏去。儘管她在白宮記者圈子裏對以色列持批評態度是有名的，海倫這次的出格言論還是引發了軒然大波，在巨大壓力下她不得不宣布退休，告別了報道過十位總統的白宮西厢記者生涯。

最後，就是不能使用法律明確禁止的言論。在美國，揚言威脅傷害他人、破壞他人或公共財産是違法行爲。很多地方還將使用"挑釁語言" （Fighting Words）列爲犯罪。在我們弗吉尼亞州，汽車牌照上選用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字母數字是不被允許的。白宮每天都會收到兩三萬份給奧巴馬的信件、傳真和電郵，一旦發現有威脅總統的內容，就會轉給特勤局處理。還有十幾個接綫生接聽打給總統的電話，每個接綫生桌上都有一個按鈕，如果是威脅性的來電，一按按鈕馬上就會接通特勤局的反恐專綫。

下面一個案例，說明對恐怖威脅的起訴和定罪，檢方無需以物證證明被告具有能力或有意實際執行所發出的威脅。

2006年11月8日，德克薩斯州史密斯縣泰勒市（Tyler, Texas）的約翰۰泰勒高中9年級學生上舞臺藝術課。由代課老師指導學生自行欣賞音樂。當幾個學生問T.T.（因爲是未成年人，所以在法庭文件上匿名）聽的是什麽時，T.T.說是自己創作的樂曲。幾位同學對此表示懷疑，隨後T.T.與幾位女同學發生了爭執。

T.T.後來的舉動産生了嚴重的後果：他對那些女同學說，他要向她們投射某種物品，把她們打倒，等醒過來她們就會發狂。儘管他沒有說明是什麽，那些年輕女孩都認爲他可能扔的是飛鏢，上面塗了某種化學藥劑。爲了增强威脅的效果，T.T.戴上塑膠手套，在兜裏摸索，同時嘴裏開始從10倒計數。

女孩子們嚇壞了，跑去校長辦公室求助。後來駐守學校的警官進行了簡短的調查，州檢察官提出起訴，指控T.T.犯下了兩項如果是成年人的話將被控以恐怖威脅的輕罪罪行。T.T.否認指控，由陪審團進行了審判，認定指控成立，法庭判處T.T.進德州青少年管教中心。T.T.不服上訴。

T.T. 在上訴時抗辯聲稱一審證據不足：不能證明他的行爲有意將女孩子置于立即遭受嚴重身體傷害的恐懼之中，而且凡是明理的人都不會因他的行爲而感到恐懼。

儘管涉及青少年的上訴案件通常按照民事程序處理，但是設在泰勒市的上訴法庭在本案審理中，對證據采用了更爲嚴格的刑事標準。上訴法庭認爲，有意傷害構成要素可以是行動，也可以是語言；而被告以通常理解的倒計數方式（女孩逃跑時他已經數到了7）已經構成了立即的威脅。最後，法庭維持原判。

綜上所述，認爲在美國不能單純因爲口頭言語定罪，或是認爲對口頭的恐怖威脅起訴不合理，是對美國的法律不够瞭解。一般老百姓有這種看法可能是缺乏法律知識，作爲律師則不應該犯這樣的低級錯誤。

解讀翟田田案報道疑點（二）：美國大陪審團制度

本文繼續解讀中文媒體報道翟田田一案中的疑點。今天的內容涉及的是美國大陪審團制度。

自從5月中下旬媒體開始報道翟田田涉嫌恐怖威脅一案以來，與紐約隔河相望的新澤西州霍普肯市史蒂文斯理工學院就成了一個關注熱點。在媒體報道中，特別是媒體引述海明律師——據說是翟田田的移民律師——的陳述當中，多次提到美國的大陪審團。

例如，新浪網6月3日轉載《華商報》記者徐娟于美國東部時間1日下午題爲《翟田田或錯過自辯機會》的報道，其中引述海明律師的話說，"在1日與翟田田通話時翟田田方才得知有大陪審團聽證會一事，此前沒有接到任何通知"。報道中還說，"按照美國法律，應在聽證會召開前3周通知當事人，當事人有權决定出席陳述證詞或放弃出席。但直至聽證會召開，翟田田都一無所知，海明稱翟在電話中非常氣憤。翟說，根本沒有人告知他大陪審團聽證，他以爲還需等待兩個月才開"。此外，報道中還提到"海明透露，根據美國法律……大陪審團程序只有重罪才會涉及"。

我們知道，在美國有陪審團制度。刑事案件和很多民事案件的被告有權選擇由陪審團審理。這裏所指的是被告已經被正式起訴之後的事情，所說的陪審團又叫 "小陪審團"（Petit Jury）或"庭審陪審團"（Trial Jury）。在這之前，刑事案件還有一道程序，就是由大陪審團（Grand Jury）來决定檢察官提出的指控是否成立，决定是否起訴，如果起訴的話有哪些罪名。

憲法第五修正案明文規定，聯邦法庭審理的死刑或重罪（一般認爲是可能判刑一年以上的）案件必須由大陪審團來决定是否起訴。州法庭審理的刑事案件，因爲聯邦憲法沒有規定，所以是否通過大陪審團來决定起訴，各州的做法不同。有的州還可以經由立法機構或所在地區的法庭决定是否設置大陪審團，或某個案件無須經過大陪審團，直接由檢察官提訴，法官或（小）陪審團審理。新澤西州與聯邦的制度相近，幾乎所有的刑事案件（包括輕罪）是否起訴都由大陪審團來决定。

大陪審團除了閉門聽取檢察官的陳述，檢查有關證據，傳喚檢察官提供的證人之外，還可以在檢察官和法庭的協助下進行相關的案情調查。除了極爲特殊的情况，它不傳召被告或被告提供的證人。即使被告要求出席陳述案情，大陪審團也可以不予接受。這是因爲憲法第五修正案賦予被告不自證其罪的權利，如果被告出席大陪審團作證，有可能帶來嚴重的司法程序問題，甚至可能造成大陪審團做出的决定無效。

大陪審團有可能裁决檢察官提出的證據不足以提起訴訟。因爲這樣，爲了防止不實罪名傳播，保護被告的權益，所以大陪審團的整個審議過程嚴格保密，只有檢察官及其傳召的證人出席。不像進入庭審階段，往往是原告、被告和證人，律師、親屬和朋友，有關和無關看熱鬧的旁聽者濟濟一堂，而大陪審團審議案情的時候，就連證人的律師都不得入內。正因爲如此，好萊塢電影出現的庭審場面都是"小"陪審團，很少有大陪審團出現在熒幕上。

新澤西州全部21個縣都設有大陪審團，每個大陪審團由23名合格的普通公民組成，任期18個星期。在任期內，每個星期至少有一天到庭審議案件，審議庭必須有12名以上的陪審員出席才合法。和小陪審團陪審員一樣，每工作一天有5美元的津貼（聯邦陪審員的日工資是40美元），有交通補貼，提供停車，晚上加班提供餐飲。如果自身工作是政府雇員，則原工資照拿。企業雇員則取决于公司的規定，但是法律保證公司不得因爲員工擔任陪審員而將其解雇、减少福利或加以歧視。

媒體在報道本案時多次提到因爲翟田田錯失大陪審團聽證的機會，因而"凶多吉少"，本文開頭提及的報道采用的標題也是《翟田田或錯過自辯機會》。根據上面的解釋，這種說法不能成立。大陪審團的設立，就是爲了給刑事犯罪嫌疑人增加一層保護。有的法律專家稱大陪審團既是法律之"劍"，又是法治之"盾"，就是這個意思。新澤西的大陪審團可能裁决州檢察官對翟田田的指控成立，也可能裁定不成立。如果是後者，就立馬還翟田田自由之身。即便是前者，翟田田也有權選擇陪審團進行審判，他不但可以傳召己方證人作證，而且有充分的機會在陪審團面前自辯。

讀者如果對美國的陪審團制度、新澤西州的刑事司法程序有興趣，可以擴展閱讀《美國參考》的電子期刊"美國陪審團面面觀"，以及美國聯邦和新澤西州的相關英文網站。

美國聯邦法庭網站：
http://www.uscourts.gov/Viewer.aspx?doc=/uscourts/FederalCourts/Jury/grandhandbook2007.pdf

新澤西州法庭網站：
http://www.judiciary.state.nj.us/index.html

新澤西州法律和公共安全部總檢察長辦公室刑事司法局網站：
http://www.state.nj.us/lps/dcj/sgj.htm

戴頓大學介紹大陪審團的網頁：
http://campus.udayton.edu/~grandjur/index.htm

翟田田自願離境回國；恐怖威脅罪名懸而未决

原新澤西州哈德遜縣霍勃肯市史蒂文斯理工學院中國籍博士研究生翟田田涉嫌恐怖威脅，不久前新澤西州移民法庭批准他自願離境的申請，翟田田于8月10日星期二乘飛機返回中國。

翟田田回國後于8月11日接受了《環球時報》的采訪。根據《人民日報》網站《人民網》英文版8月12日的報道，在接受采訪時他說 "在等待美國檢察官通知他開庭日期" 。他决心對（史蒂文斯理工）學院采取法律行動。他說，"我將不會對指控認罪。我將始終維護我的權利。"

報道說，翟田田拒絕接受美國檢察官提供的機會，將其罪名减輕爲"行爲不檢"以換取他的認罪。報道說，儘管該罪名不屬于刑事犯罪，但是仍然可能判處六個月監禁。由于翟田田拒絕接受該提議，檢察官將恢復以恐怖威脅罪名起訴。

報道又說，日前新澤西州移民法庭對翟田田自願離境的申請做出裁决，允許他8月30日之前在采取預防措施的情况下離開美國。

報道還說，關于本案的說法紛紜，有的說它是種族歧視的一個例子，幷且說明美國司法系統存在的缺陷；也有的說翟田田因爲他的煽動性言詞而罪有應得。

報道最後引用一位中國律師的話說，"許多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不知道他們的某些言行在當地是違法的。"

本案因爲被告爲外國留學生，而且涉及刑事和移民等不同的法庭，檢察當局與法庭在刑責認定和控辯協商上還留有很大空間，特別是檢方幷沒有公布詳細案情，所以對本案過多揣測于事無補，不如讓我們來看看美國法律如何定義恐怖威脅或犯罪威脅，參考發生過的類似案件，以增加對美國法治的瞭解。

在美國，恐怖威脅和犯罪威脅（Terrorist Threats and Criminal Treats）在很多時候難以區分。恐怖威脅幷不一定專指基地組織或其他恐怖團體的煽動言論或政治訛詐，它更多地指那些諸如家庭暴力、仇恨犯罪、爆炸縱火以及校園暴力等。而在911事件之後，法庭文書和報章文字更多地使用恐怖威脅一詞。如果細分的話，威脅要用刀扎人家的汽車輪胎，一般只會說這是犯罪威脅，但是威脅要放火燒人家的房子，說這是恐怖威脅不但準確，而且顯得比較與時俱進。

以暴力威脅恐嚇他人，或者其威脅造成公衆恐慌或不便，就是通常理解的恐怖威脅。下面我們以加州爲例，對恐怖威脅或犯罪威脅的法律定義加以說明。加州刑法第422節將犯罪威脅成立的諸要素定義爲：

被告有意識地威脅要實行可能導致死亡或嚴重傷害的罪行；以及
被告發出的威脅有具體意圖因而被視爲一種威脅；以及
該威脅是如此明確、無條件、立即和具體，表示其目的之嚴重和立即執行之前景；以及
該威脅確實給受害者帶來持續的擔心；以及
這種擔心是合理的。

聯邦法律對恐怖或犯罪威脅的刑罰有罰款（最高25萬美元，新澤西州7萬5千美元，最高的是德克薩斯州450萬美元）、監禁（最多5年，新澤西州3到5年，最長的是紐約州100年）、緩刑和施以電子監控，或向被告下達禁制令。

恐怖威脅和犯罪威脅涉及威脅的言詞或表達，這和美國人特別看重的保護言論和表達自由有關，所以它往往引起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解釋，因而爲這類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也是可能的。

下面是一個案例：當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一個停車場服務員馬利奧∙賽裏托斯（Mario Cerritos）看到在停車場一輛汽車旁，未成年男子西爾維斯特（Sylvester）與一位女士發生爭吵和肢體衝突，塞裏托斯警告西爾維斯特說他將打電話報警，西爾維斯特回答說："如果你報警，我就要給你點顔色看看。" 塞裏托斯讓他的助手打電話，這時西爾維斯特上前說："如果你報警，我就殺了你，我要殺了這兒的所有人，全部，所有員工。"西爾維斯特在駕車離開停車場之前，又下車對另一位服務員雨果∙梅西亞（Hugo Mejia）說："我會回來報復你，我會殺了你。"這時塞裏托斯立即擋在他們之間。警察在不久後到場。

庭審時西爾維斯特拒絕作證。在場的女士則作證說，（在他們爭吵時）西爾維斯特只不過是抓了她的手，而沒有意圖傷害任何人。塞裏托斯作證說他擔心他的生命受到威脅，認爲該少年所說的就是他所要實行的。梅西亞則沒有作證。

少年法庭采信塞裏托斯的證詞，認定西爾維斯特犯了毆打罪和兩項犯罪威脅，但是對沒有與西爾維斯特發生面對面衝突的塞裏托斯助手的犯罪威脅不予采信。法庭判處西爾維斯特按照同樣條款和條件繼續執行（審判）之前發布的監視居住令，加判完成情緒控制和家庭暴力兩項教育課程。

西爾維斯特和法庭委派的律師對第二項針對梅西亞的犯罪威脅提出上訴，認爲梅西亞沒有作證證明（西爾維斯特的）威脅對他帶來持續的擔心，因而該項罪名的第四項要素不成立，要求取消對梅西亞的犯罪威脅罪。

2006年3月9日位于洛杉磯縣的加州第四上訴法庭裁定，因爲沒有梅西亞的證詞，所以將西爾維斯特對梅西亞的犯罪威脅减輕爲企圖犯罪威脅。但是那仍然是一項重罪罪名。

回到翟田田的案子。顯然本案的關鍵是他是否給學生服務中心（Howe Center Desk）打過一通電話。如果打過，他在電話中是否說過他"要燒掉學校的大樓"，還是翟田田本人說的"通過和學校打官司和通過媒體"來（燒）毀掉學校（的名聲）。既然檢方尚未公布證據，我們不宜猜測。而檢方以减輕罪名換取被告認罪的動議，則是美國司法實踐中的的常見做法。

至于一位讀者在留言中問道，如果翟田田的案子開庭，美國是否會允許他回美國應訴。爲此我咨詢了幾位移民律師，他們說儘管美國沒有爲此單列一項簽證類別，但是如果此案開庭，翟田田又要來美應訴的話，有變通的做法讓他取得簽證。但是他們一致認爲，根據經驗，本案十分可能就此"挂起來"（hang up / suspended）。所以本博主對此話題，也就此打住。

北美留學生翟田田案全面解析

翟田田案最近成了一樁小小的國際風波，國內外華文媒體也甚是關注，挺的倒的都不乏其人，加上不少別有用心的人推波助瀾火上澆油，事情越來越有複雜化的迹象。作爲對美國法律略曉一二的我覺得很有必要撥開該案相關報道的迷霧，信我能給各位關注此事的讀者們一個更全面的圖景。

事情最早由美國的華文媒體《僑報》在5月20日報道，可惜報道的時候顯然沒有意料到該事件經過發酵後的效應，所以記者很明顯沒有花多少工夫對受害者本人進行哪怕最基本的研究，甚至連翟田田的現就讀專業都搞錯了。通過Google可以很明顯的找到翟田田的情况，他就讀的博士專業是Enterprise Systems，碩士專業是Systems Engineering，本科專業是Civil Engineering，完全和物理學不相干。

然後就是各門戶網站報道中的"恐怖分子"一說。但稍微有點常識的都應該知道，terrorist不是一個指控，而是定罪或者認罪之後才可以使用的一個詞。在司法程序中的被告充其量也就是一個terrorist suspect。對比最近美國媒體有關抓捕的兩個新澤西恐怖嫌犯的報道就可以看出國內的媒體是完全沒有操守的，爲了製造恐慌吸引眼球引發爭議無所不用其極。而且新州政府指控翟田田的罪名分明是Terroristic Threat，雖然名字很像，但是這個詞有著非常準確的用意，基本上美國50州法典中的定義都差不多：

A terroristic threat is a crime generally involving a threat to commit violence communicated with the intent to terrorize another, to cause evacuation of a building, or to cause serious public inconvenience, in reckless disregard of the risk of causing such terror or inconvenience. It may mean an offense against property or involving danger to another person that may include but is not limited to recklessly endangering another person, harassment, stalking, ethnic intimidation, and criminal mischief.

This misdemeanor charge occurs when an individual communicates any type of threat that causes a person or group to be in fear of bodily harm, disrupts an assembly, public gathering or the use of a public building or indicates an attempt to interrupt or disrupt any type of public service such as telephones, water, sewage or electricity.

Terrorist threat charges can also occur with threats to the government or any school, public officer or emergency service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ose directed as particular private individuals. Stalking, harassment and public misconduct and also result in terrorist threat charges.

懶得翻譯了，法律文書還是太繞口。不過幾個要點說下就明白了：

1. Terroristic的翻譯有恐怖主義的，恐怖行徑的，暴力行爲的，可惜我們只會選擇最危言聳聽的那一個。

2. 威脅內容指的很明確，主要就是針對建築物的，定義中兩次出現類似詞彙：building和property。

3. 學校是倍受保護的對象。今年4月10日德州休斯頓的一個中學生就因爲用手比劃成槍狀對老師喊了幾句"Pew Pew"就被學校停學被政府指控，翟田田這樣算什麽？美國人根本就是對這個極度敏感，虧翟田田在美國呆了這麽多年，跟法盲沒區別。有人沒事就上升到什麽民族什麽國家什麽國際地位什麽言論自由。好吧，這就是美國，一個年齡只有翟田田一半的美國公民的遭遇相信已經凸顯了美國的司法公正。

所以基本上terroristic threat和我們通常理解的恐怖行爲相差甚遠，所以英文媒體或者美國讀者的評論一般用的就是Arson：縱火罪。這跟所謂的威脅"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恐怖主義威脅的犯罪嫌疑人"毫無關係，我不知道這個指控裏面和國家安全有什麽關係？別人不知道就算了，作爲律師的海明分明就是故意煽動民族情緒，歪曲理解詞義達到其將事情擴大的目的。

接下來就是翟田田被捕傳出來的經過實在離奇的讓我不敢相信。

據說這個事情是翟田田花了100美元托一位獄友帶出一份親筆信給學校附近一個中餐館老闆才曝光的，但這裏面有很多疑點：

1. 翟田田關在hudson county jail。這是一個新澤西比較大的移民監獄（當然不光是關移民），因爲工作原因還是對這裏比較瞭解的。從裏面打新澤西當地區號201的電話是免費的，打紐約也不過是89美分一分鐘接通費1.75美元而已。一般爲了限制煲電話粥通話時間每個監獄都會控制，但我接過的移民監獄電話最短的沒有少于15分鐘的。我實在不理解有100美元在身的翟田田爲什麽要勞心費力的花大價錢托獄友傳遞鶏毛信，又要培養獄友感情又要寫信又要費筆墨還貴了無數倍，畢竟打電話是免費的。除非他這封信數百頁，他覺得打了15分鐘之後又排隊打電話划不來，否則我很難理解。

2. 翟田田被捕的時候據說是4月中旬，而5月初那個中餐館老闆娘聯繫過翟家一次被懷疑，而5月中旬才有一個同學打電話來告知確認消息，其中跨度長達一個月。上面打電話的疑問就不說了，翟田田100塊錢可以把全美國他認識的人都打個遍了，如果找了律師估計國內早就聯繫上了，因爲很多移民律師爲了方便辦公室都有國際長途包月。就算是翟田田最熱衷的筆談方式，寄個信哪怕回大陸也不難吧？我還收過德州移民監客戶USPS快件來的身份證戶口本呢。而且換了誰一個月和孩子失去聯繫都會著急，作爲一個能把孩子送去馬耳他讀高中，在美國私立大學最熱門專業（該校的engineering是出過諾貝爾獎得主的領先專業，意味著國際學生要去爭獎學金很激烈）讀了7年的家庭，找個懂英文的人幫忙打個越洋電話幷不難吧？可報道却顯得他們那麽後知後覺，真的讓我不知道說什麽好。而且那個老闆娘就算是把翟田田的親筆信快遞回國，DHL什麽的3~5天就到了。既然信中有翟家電話，我想翟田田不會忘了家裏地址吧？

3. 報道稱翟田田是打對方付費電話讓中領館得知事情曝光的（我真不知道怎麽不一開始就給中領館打，要花100美元找一個平頭百姓），但最讓我起疑的地方就在這裏。這種對方付費電話打過來的時候，你接起電話就會知道這個電話從哪里打來的（hudson county jail），而作爲大名鼎鼎的移民監紐約中領館不可能不知道，所以根本沒有理由去接。因爲中國的偷渡客太多，在不知道電話那頭是誰不知道打電話目的爲何的情况下接這個電話那可就是浪費中國納稅人的錢了，而如果貿然接了一個誰知道以後要接多少？對比《環球時報》最近有關朝鮮越境走私客被擊斃的新聞就可以看出，政府對于跨國犯罪行爲一向是不支持的，在無法區分來電人是偷渡客還是留學生的情况下，我估計不會隨便接電話。而且就我個人去紐約總領館辦事所瞭解的使館人員的服務態度來看，爲人民服務一詞不過是口頭禪而已。

接下來有關牢房生活的報道就更可笑了。

雖然美國的監獄基本是監獄官員說了算，而且大多數時候法院都支持監獄官員的决定，但監獄的伙食怎麽都是要監獄的營養學家同意的，最起碼的要求就是 nutritionally-sound。這意味著雖然口感不佳，但要餓到或者搞的翟田田營養不良還是比較難的，所謂的只吃"麵包清水"是絕對不可能的。全美國監獄伙食的平均水準是每天2.25美元，所有費用每天95元，而且全部是美國納稅人買單，文中所謂海明律師捐助100美元之類的文字簡直就是拿美國政府在爲養活的30萬移民囚徒每年花的10億美元開玩笑。其實這篇報道無非兩個目的，那就是翟家窮海明大義，然後要大家募捐而已。

至于醫療環境，我就舉一個例子就足够了。我曾經一個客人在偷渡前懷孕，在邊境被抓，楞是在監獄享受完備的待遇，最後出獄沒多久安全的生下了孩子。而在移民監，如果有未成年人和父母一起被抓的情况的話，出于人道主義考慮還會將家人安排住在一起。我當然不是說美國監獄怎麽美妙，移民監尤其因爲外包給私人公司而環境惡劣，但即使如此也不會出現報道中那樣拙劣的描述。真是，撒謊好歹也要下功夫的。更搞笑的是，翟田田和領事官員稱未受獄方不公對待的文章出現在 5月30日，而海明律師却在31日說翟田田處境堪憂，估計領事館也是受不了這樣炒作，在6月5日轉述翟田田的話逐條否定了海明有關飲食，拔牙，被毆有關的不實指控。

後面有關大陪審團的報道就完全是被海明這垃圾律師牽著走了。

大陪審團現在基本是一個有美國特色的司法程序了。這個陪審團本身存在的目的就是檢視公訴人提交的材料和證據來判定是否足够和必要起訴被告，避免刑事訴訟程序被公訴人綁架，是一項有利于被告的程序。在海明律師的報道中却成了一個玩幕後交易暗箱操作損人利己的程序，這且不是對一個經受數百年考驗的程序的嘲弄麽？

而且說翟田田不知道大陪審團恐怕也是不靠譜的事情。其實按照聯邦法規定，翟田田在被捕24小時內（也就是4月中旬）就有一個出庭的程序要走。法官將在這次出庭的時候給翟田田一份正式的指控書，告知翟田田他的相關憲法權利，通知預審出庭日期，在無力負擔律師費的情况下指派一位律師（翟田田就是這種情况），决定是取保候審還是羈押待審。難道美國政府會爲了翟田田這麽一個不起眼的人物亂搞司法程序麽？然後就是如果不是被告自願放弃大陪審團的權利，大陪審團就要進行。那麽既然大陪審團舉行了，就意味著翟田田沒有放弃這項權利，也就暗示翟田田知道這項權利（這也是上一庭告知的諸多憲法權利之一），那怎麽會不知道大陪審團開庭的事情呢？海明律師這徹頭徹尾就是利用國人對中國司法體制的認知和信息不對稱的優勢來損害美國司法系統的形象，以求塑造極端惡劣的環境，給自己一個堂吉呵德的幻想和實實在在的經濟收益。

至于什麽翟田田的證人出庭，什麽出庭的都是校方的人，什麽凶多吉少之類的，根本就是謊言。因爲大陪審團開庭的時候，被告本身就是禁止出席的，更不要談他的什麽證人了。大陪審團這個環節本身就是組成大陪審團的12位當地居民和公訴人直接的事情，連法官都不出庭，所以去的當然都是校方的人了，因爲他們是公訴人的證人麽。

在這篇報道裏面還出現了捐款事件的續篇，因爲翟父的反對，海明募捐不成，却拋出"捐款本不需要翟父同意，翟田田已經是成年人，自己得到翟田田委托得到授權"云云的理由，然後以"尊重翟父"的名義找臺階下。我想知道，翟田田授權你們處理刑事案了麽？你們的retain agreement有募捐凑律師費的條款麽？對于一個能負擔孩子美國私立高校讀7年的家庭我認爲對付一個律師費幷不會鬧的傾家蕩産的程度吧？人家本科一年 4,5萬，一個研究生學分1100美元的交了7年來著，家裏好歹也是也是二三十萬美元，這還不算住宿費生活費雜費等。雖然翟田田有在學校做助教，但估計他們家家底就在這裏擺著了，這"募捐"是便宜誰明眼人自然知道了。

我陰謀論的推測一下：這件事情可能翟家完全知情，爲了幫兒子贏案子，在海明安排下打算參照幾年前的賀梅案的套路先把事情隱瞞下來，背著自己的 public defender（也就是政府指派的那個律師，極有可能是老外）在5月中捅給僑報然後在網上鋪開醞釀民族情緒，製造一面倒的負面新聞試圖在大陪審團出庭前給即將出庭作證的校方證人施加壓力，以求扳回劣勢。因爲按照順序，現在完全沒有海明這個移民律師的出場鏡頭，翟田田如果被判刑的話那要做完牢才會將案件轉給移民法庭再開庭受理他的遞解遣返案，海明分明是做了超出自己本分的事情。

光是歪曲報道就先寫到這裏，海明律師這個還會找時間繼續分析。

附：

翟田田的個人情况：http://sse.stevens.edu/people/graduate-assistants/ （按字母排序，在最下方）

Terroristic Threat: http://definitions.uslegal.com/t/terroristic-threat/

http://www.criminaldefenselawyer.com/crime-penalties/federal/Terrorist-Threat.htm

那個不幸的休斯頓女孩：http://www.uslaw.com/library/Legal_Commentary/Terror_Tots_Girl_Suspended_Terroristic_Threat_Pointing_Finger_Teacher_.php?item=773643

有關關押監獄電話費的問題可以看這個報道：http://www.nj.com/hudson/index.ssf/2010/03/hudson_county_jail_detainees_t.html

美國監獄伙食：http://www.ehow.com/about_4567963_prison-food.html

移民監美國政府投入：www.immigrantsolidarity.org/Documents/detq&aflier.pdf

大陪審團的Wiki：http://en.wikipedia.org/wiki/Grand_jury

大陪審團以及其他刑事程序的介紹：http://www.law.cornell.edu/rules/frcrmp/Rule6.htm

http://blogs.america.gov/mgck/2010/06/09/%E5%9B%A0%E8%A8%80%E8%8E%B7%E7%BD%AA/
http://blogs.america.gov/mgck/2010/06/10/%E8%A7%A3%E8%AF%BB%E7%BF%9F%E7%94%B0%E7%94%B0%E6%A1%88%E6%8A%A5%E9%81%93%E7%96%91%E7%82%B9%EF%BC%88%E4%BA%8C%EF%BC%89%EF%BC%9A%E7%BE%8E%E5%9B%BD%E5%A4%A7%E9%99%AA%E5%AE%A1%E5%9B%A2%E5%88%B6%E5%BA%A6/
http://blogs.america.gov/mgck/2010/08/18/%E7%BF%9F%E7%94%B0%E7%94%B0%E8%87%AA%E6%84%BF%E7%A6%BB%E5%A2%83%E5%9B%9E%E5%9B%BD%E4%B9%8B%E6%88%91%E8%A7%81/
http://www.bullock.cn/blogs/victor/archives/113129.aspx